作者：冬雪心境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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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凛冬：银子、辫子和面子试读：
引子
公元1820年10月3日，北京紫禁城，太和殿。
这一天，喜庆的氛围笼罩在皇宫之内，因为大清帝国爱新觉罗家族的第六代皇帝绵宁的登基仪式，正在庄严隆重地进行。
新皇帝登基总会承载着众多人的希冀，他们渴望在绵宁的带领下，大清帝国继续焕发出康乾盛世的荣耀之光，让所有人都认为是天朝上国的大清帝国，能够享有万世久远的顶礼膜拜。
此时三十九岁的绵宁可谓是雄心万丈，不仅将自己名字的第一个字改为具有“上天”之意的“旻”，更在此后不久将年号定为具有“大道光辉”之意的“道光”，可见当个有作为的皇帝，是旻宁的理想。
旻宁登基之时，从后世的角度来看，实在是大清帝国由盛转衰的时代。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两千多年的封建政体即将解体的时代，而西方文明迅速崛起，很快开始向东方文明发起猛烈的冲击，君临天下的道光皇帝能引领大清帝国重新走向强盛吗？
我们的故事便从这里开始。第一章天朝遭受着冲击1.世界体系的弃儿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在16世纪之前，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往来基本上处于一种平等状态。可是进入16世纪后，这种平等渐被打破。虽然当时古老的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这种萌芽在中国古老文明自身的巅峰状态下，犹如一抹淡淡的虹光稍纵即逝。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欧洲却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空前巨大的变革。经过14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之后，西欧的几个先进国家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进而成功建立了由资产阶级掌控的国家政权，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近代文明。
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剖析过资产阶级的本质，也说过它在“新时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为，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就是从这个起点开始，西方开始不自觉地将目光瞄向了东方，甚至踏上了寻找中国、征服中国的历程。
从15世纪末到道光皇帝继位的三百多年中，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以及荷兰人先后踏上过中国的领土，他们企图用强硬野蛮的姿态，迫使中华帝国屈服，进而开始殖民扩张。但那个时候无论是大明帝国还是大清帝国，都还可以搬出自身存下的老底儿，与西方列强相抗衡，直到当时拥有“世界工厂”称号的英国到来后，互成均势的局面才被彻底打破。
应该说，英国人很早就有了踏上中国领土的愿望，早在哥伦布发现中南美洲的同时，英国人也企图寻找一条从西方通往中国的道路，到16世纪末，英国女王已经开始直接参与寻找中国的活动。例如1583年，伊丽莎白女王派遣一个名叫约翰·纽伯莱的商人来到东方寻找印度和中国，并亲自写了一封致中国皇帝的信，在信中伊丽莎白虽然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中国皇帝，但依旧用了“最伟大及不可战胜之君主陛下”这种极尽恭维的称呼，而且在信中表明了希望和中国通商往来之意：
……吾国忠实臣民约翰·纽伯莱，得吾人之允许而前往贵国各地旅行……吾人认为，我西方诸国君王从相互贸易中所获得之利益，陛下及所有臣属陛下之人均可获得。此利益在于输出吾人富有之物及输入吾人所需之物……（望）给予吾人在与贵国居民贸易中所极需之其他特权……
上述这封信可以算作是英国写给中国皇帝的最早的交流信件，遗憾的是，当时纽伯莱只是辗转到达了印度，未能到达中国，因此这封信也没能传到中国皇帝的手中。
13年后，伊丽莎白又派遣本杰明·伍德作为自己的使臣，准备沿着好望角航道来华。据历史记载，这一次女王再次亲笔书写了一封诚恳的信，而且她对中国皇帝似乎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将对中国皇帝的称呼升级为“伟大中华之国最强力主宰者，亚洲各部及附近岛屿最主要之皇帝陛下”，信中再次提出请求中国予以通商的特权：
今求至尊之陛下，凡我国人来贵国某处、某港、某地、某镇或某城贸易时，务赐以自由出入之权……使其得享受自由特典及权利，与其他国人在贵国贸易所享受者，一无差等。
不幸的是，伍德船队途中多难，过程难以三言两语说清，充满着“沉没”“激战”“被俘”等关键词，总之这封信仍旧没能交到大清皇帝手中。
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初，作为西方后起之秀的英国，多次对中国进行苦求探索，却没能找到中国这个传说中的黄金国度。
当然，没能成功到达中国固然可叹，但看英国女王两封书信的表述言辞，应该说在大清帝国建立之前，虽然在公元1636年发生过威德尔舰队擅闯珠海事件，但总体来说英国人对中国还是极尽恭敬之态。
我们常说均衡的态势源于均衡的实力，就在女真与大明帝国打得不亦乐乎的公元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然后经过工业革命，英国的政治形态随之转变。这种转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的诞生。在此后的二百年中，英国在欧洲范围内经过持续的商业战争，先后联合尼德兰打败了西班牙，摧毁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战胜了素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并将其挤出北美和印度；又在18世纪击败了欧洲的最后一个劲敌—法国。最终英国取得了殖民霸主的地位，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成了“世界工厂”。
1640年，对于处在世界东方的古老帝国中国而言，是一个不祥之年，在内部不同种族拼杀夺权之时，事实上它已经成为世界体系的弃儿，只是这种意识在很长时间之后，我们经历了诸多屈辱后才逐渐感觉到。
虽然中国在体制上已经落后于西方，但历史老人从不任性，它总是给各种文明以自纠的机会。清朝取代明朝算是一种换血，本以为它会重新焕发我们民族的生机，但由于满洲部族政权意识的局限性，使得帝国不可能具有世界意识，进而在制定政策时，总是立足于天朝上国的心态去面对一切。
从大清帝国建立伊始，一直到道光皇帝登基之前，总体来说帝国采取的是闭关锁国的政策。虽然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也曾经开放过海禁，但那只是权宜之计，随后便以英国海盗破坏贸易和平为由，重新关闭了通商口岸，这实在是因噎废食的表现。
可是正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旋涡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虽然大清帝国自认为闭关锁国理所当然，但英国人可不这么想。从1755年到道光皇帝即位之前的1816年，英国人没有放弃开发中国这片黄金领土，而且在最初的阶段，是采用东印度公司商人交涉的方式，试图将大清帝国拉回“世界贸易”的家庭中来。到了工业革命起步之后，其海外市场的开拓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于是一改商人之间的交涉往来方式，转变成两国政府间的官方往来。
在那个时代，两国最为著名的官方往来，是1793年马戛尔尼率领英国使团来到中国的那次访问。这次访问，英国政府借着为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派出了七百多人的庞大团队，带着价值约一万五千英镑的“贡品”，其中包括天文仪器、地理仪器、图书、毛毡、军需用品、车辆等，以取悦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这次官方交往，虽然乾隆皇帝分两次接见了马戛尔尼，也算是优礼有加，并颁赐了大批玉器、瓷器、彩缎、茶叶等物，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不欢而散，因为在涉及核心问题上，两个国家的想法简直是南辕北辙。
事实上，双方这次来往，从还没见面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产生了分歧，这一点从当时帝国的大臣们呈上的奏折，以及皇帝陛下颁布的谕旨内容就可以看出来。2.隐藏的分歧
有英吉利国夷人啵啷哑哩免质臣等来广禀称：国王因前年大皇帝八旬万寿，未及叩祝，今遣使臣吗嘎尔呢（马戛尔尼）由海道至天津赴京等语。并译出原禀进呈。阅其呈词，极为恭顺恳挚，因俯允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忱。并以海洋风信靡常，该贡使船只或于闽、浙、江南、山东等处近海口岸收泊，亦未可定。因降旨海疆各督、抚，如遇该国贡船进口，即委员照料护送进京。因思乾隆十八年西洋博尔都噶尔国遣使进贡，系由广东澳门收泊……
今英吉利国王涉历重洋，远道祝嘏，具见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唯是外夷各国，凡遇进贡，俱由例准进口省份，先将副表贡单呈明督、抚，奏奉允准之后，委员伴送使臣，赍带贡物，赴京呈进……
上述一封奏折、一份谕旨的内容，是节选自1792年下半年到1793年上半年时任广东巡抚郭世勋呈上的奏折、乾隆皇帝针对马戛尔尼来访颁布的谕旨。那个时候马戛尔尼虽然已经启程来华，但还没有到达。从奏折和谕旨的内容来看，大清帝国从皇帝到大臣都认为此次英国使团的到来就是为了给皇帝陛下祝寿，所以对于贡品是十分看重的，以至对马戛尔尼已经启程，但贡品并没有被他带在身边的做法颇有微词。
二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禁对当时帝国统治者的幼稚感到悲哀。但当时大清帝国确实没有其他想法，对于贡品的看重，背后隐藏的则是天朝上国的自大心态。可以说从大清帝国方面，心态上就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这与向来崇尚平等自由理念的英国完全背道而驰。所以从起点上，双方在理念上就没有找到契合点，这也为本次官方正式见面蒙上了一丝阴霾。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两个国家的外交来往，少不了公文之间的交流，对于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双方如何沟通，这在当时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鉴于篇幅所限，我们无意探讨在这个问题上翻译人才所发挥的作用，更何况大清帝国当时不可能具有专业的翻译工作者。但从结果来看，双方接触伊始，大清帝国负责翻译工作的人，或许出于一种投机心理，或许是一种“媚上心态”的惯性思维使然，于是对英国人所表达的意图，进行了某种曲意的篡改。
例如，英国人在呈上的国书写带来的东西时，称之为“礼物”，但到了呈献给乾隆皇帝的奏文中，“礼物”就变成了“贡品”。东西虽然还是那些东西，但从“礼物”到“贡品”，完全是将平等关系变成了上下附属关系，将马戛尔尼当成了运送贡品的“钦差大臣”。而且当货物到达北京后，双方交接人员也因为究竟是“礼物”还是“贡品”吵得面红耳赤。
好吧！或许在马戛尔尼看来，既然到了人家的国土上，就要入乡随俗。他本以为这只是两国文化不同造成的观念差异，算是个小误会，但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前方等待他的要遵守的规矩还有很多。
由于中英两国相距遥远，分属两种不同的文明，关于礼仪的问题，英国政府早就考虑到了。英国最初的意图是可以服从中国的礼仪，但前提是不要损害英王乔治三世的尊严。对于这一点，坦白地讲，在到达中国之前，马戛尔尼对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还没有切身的体会，等到了中国之后，他才知道大清帝国无论是谁，对皇帝陛下都要行三跪九叩之礼，而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至此，马戛尔尼终于明白，这根本就不是一次平等的外交往来。大清帝国认为英国就是一个前来向皇帝陛下进贡的弹丸小国，甚至能让英国人来，已经是给足了他们面子。
看清了本质的马戛尔尼一口回绝了大清帝国要坚持的礼仪，经过多次的交涉后，马戛尔尼的最终底线是，向乾隆皇帝行单腿跪拜礼。
英国人认为单腿跪拜是一个大国国王的特使对往来对象—大国皇帝表示尊重的最高、最合适的礼节；而在大清帝国看来，这是粗俗人表示臣服的方式。双方因为这个问题再次展开你来我往的争执，其间马戛尔尼使团还受到了乾隆皇帝的冷落，皇帝借口调养身体前往热河避暑山庄，避而不见。
从诸多细节可以看出，在马戛尔尼到达中国的那一天开始，他就陷入了大清帝国琐碎、无知的表现的困扰之中，这注定给双方后来的见面带来了某种心理阴影。所以当双方突破万难终于见面时，虽然表面上氛围还是比较和谐的，但观念的差异最终导致大清帝国是不可能接受马戛尔尼提出的那七项要求的。
在分析乾隆皇帝拒绝七项要求的后果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七项要求的具体内容：
1.要求签订正式条约：开放宁波、舟山、天津、广州之中一地或数地为贸易口岸。
2.允许英国商人比照俄国之例在北京设一仓库以收贮发卖货物，在北京设立常驻使馆。
3.允许英国在舟山附近一岛屿修建设施，作存货及商人居住用。
4.允许选择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做英商居留地，并允许澳门英商自由出入广东。
5.允许英国商船出入广州与澳门水道并能减免货物课税。
6.允许广东及其他贸易港公表税率，不得随意乱收杂费。
7.允许英国圣公会教士到中国传教。
当时英国人可以进口或者转销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初级产品，甚至有些东西已经是世界有产阶级的最爱。但当时中国对西方的工业产品却相当冷漠，这也是马戛尔尼带着大批物资来到中国的原因，他们希望能够向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们展示西方工业革命后的文明成果，想唤起东方文明探索西方文明的兴趣，然而结果却让他们甚是失望。“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这是乾隆皇帝对于七项要求的回应。
……
马戛尔尼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带着庞大的使团悻悻而归。后来他在评价这次出使中国之行时，认为“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旧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一百五十年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
当时大清帝国没人意识到，乾隆皇帝拒绝英国人的要求，会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从上至下认为只是拒绝了一个蛮夷之国的亲近要求。天朝上国曾经拒绝过多个番邦属国，这一次不过是重复以往的过程而已。
以今日世界体系眼光来看，此次中国人的自大傲慢，让英国人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而中英出现的贸易逆差，则让英国人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不断寻找一切手段和措施，完成逆差的转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经验的积累，他们终于找到了改变贸易局面的商品—鸦片！
1820年，道光皇帝即位的时候，鸦片已经充斥于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犹如吸血虫一般，不断吸食着中国人的肉体营养和灵魂之精。
鸦片的不断流入和日益泛滥，是道光皇帝继位后在内政、外交上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鸦片贸易涉及很多在他之前已经形成的历史积弊。道光皇帝虽有决心整治鸦片危害，但问题的关键是时代并没有赋予他快刀斩乱麻的机会。但即使是这样，一心向往当圣明之君的道光皇帝还是拿出足够的决心与魄力，誓与害人的鸦片斗争到底。3.鸦片的前世今生
鸦片，又叫阿片、阿芙蓉，俗称大烟，是从罂粟果实中提炼出来的一种介于药品与毒品之间的物质，最早出现在古埃及。
史书记载，早在唐朝时，罂粟便由阿拉伯商人带入中国，最初仅在云南、甘肃等边地作为观赏植物种植。一直到了明朝成化年间，人们才发现划破罂粟果实，取出里面的汁液，经过熬炼可以制成一种棕黑色的呈块状或粉末状的东西，病人少量吞食，可以起到镇痛、止咳、止泻等作用。在明朝中期之前，鸦片一直作为药品在中国传行。
鸦片由药品变成人们吸食的毒品，是源于明朝中后期葡萄牙人的到来。据记载，公元1557年，葡萄牙人开始以澳门为据点，向中国输入鸦片。后来荷兰人侵占了澎湖、台湾，将鸦片质量不断升级，将罂粟汁熬成膏状，教人们吸食，不多久便流传到内地，遂开鸦片吸食之风。
对于鸦片的输入，当时明朝政府采取收税的方式进行管理，今天看来算是合法贸易，原因并不是明朝政府不知道鸦片的危害，而是当时鸦片的进口数量极少，吸食者多是官僚贵族。而这些人正是政策的掌握者和制定者，这也使得政府在制定针对鸦片的政策时，首要前提是可以满足官僚阶级的需求。据说万历皇帝可能就是鸦片吸食者。明朝时期由于鸦片还没有严重到侵蚀国家机体的程度，政府对鸦片采取了宽容态度。
然而，明朝的统治者们一定想不到，他们对于鸦片来到自己国土上的纵容，会让其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以致成为制造我们民族灾难的渊源。
清朝建立初年，由于国家放开海禁政策，致使鸦片输入量也随之增多，而清朝政府同样延续明朝的政策，不过针对鸦片的税率有所提高。例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南洋输入的鸦片，每斤收税银三钱，到了乾隆二十年（1755），每斤鸦片要收税银五钱。
事实上，清朝建立后，随着鸦片输入数量的增多，政府并不只是依靠收税管理鸦片，而那个时候鸦片的影响已经不再仅仅停留在从明朝后期开始的上层社会。随着吸食鸦片阶层的不断扩大，首先认识到鸦片可能会造成严重危害的是志在“澄清四海”的雍正皇帝。目前有记载的第一次禁止鸦片的法令，是雍正七年（1729）所立。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雍正皇帝的远见卓识，但市场的需求使得鸦片贸易绝不可能仅靠一纸诏令就可以禁止。
虽然在此后，乾隆皇帝、嘉庆皇帝都曾经发布过禁烟命令，甚至制定了“兴贩鸦片者，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烟馆，拟绞监候，从杖一百，流三千里”的严厉刑律。但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鸦片通过非法的走私贸易，仍在不断地流入中国。
如此看来，关于鸦片的流入与传播，我们今日不能以清朝统治者的腐败堕落为借口，而将罪过推到他们身上，须知现在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完全禁止毒品的传播。要知道流通商品的趋利性，一旦达到社会需求的底线，便已不再是行政命令所能左右的。
从明朝后期到清朝前期，鸦片已经逐渐在中国形成市场购买力，这种购买力不仅仅是金钱上的保障，更有观念上的认可。试看当时同样属于西方商品的咖啡、丝织等，远不如鸦片受欢迎。这也使得英国人在不断探寻使用何种商品开发中国市场后，终于下决心以国家力量，用鸦片转变中英贸易逆差的局面。
英国资本主义的政权属性，决定了他们对正常贸易的长期逆差，不可能被动接受，因为这与他们开拓东方市场、赚取更大财富的目的背道而驰。在道光十四年（1834）之前，英国人一直通过东印度公司开展对华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英国东印度公司占有了印度鸦片烟产地孟加拉后，便开始向中国贩卖鸦片。在东印度公司的大力推动下，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输入量不断增加。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并不起眼的两千箱，到1838年鸦片战争爆发前两年的四万零二百箱，英国人一直充当着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大户。
鸦片贸易虽然让东印度公司以及英国政府赚取了暴利，但却给中国人带来了严重的危害，随着鸦片输入量的增多，中国的对外贸易由出超变为入超。道光皇帝即位的第十个年头，英国输入中国商品总额为两千一百多万元，其中鸦片贸易就占去一千二百多万元。中国输入英国商品总额为一千三百多万元，双方贸易逆差达到将近一千万元。可以说英国完全是通过向中国输入鸦片改变逆差局面的，如果除去鸦片，以正当贸易商品来算，中国仍然保持着出超。
当然，如果从社会风气角度来看，当时中国付出的代价远不是可以拿经济价值估量的。据统计，仅就道光十五年（1835）这一年来看，全国吸食鸦片的人数已经达到二百万人，吸食者几乎遍布社会各个阶层，上至官僚士绅，下至工商优隶，甚至妇女、出家人都有吸食鸦片的。市井间大量的烟具不断贩卖，波及的地区从沿海城市到乡村僻壤之间，甚至连新疆、青海等边远省份也有人吸食。由于吸食鸦片成瘾的人身体日渐衰弱，以致丧失劳动力，使国民素质受到严重摧残。
对此马克思曾引用英国人马尔定的话，评价过当时中国鸦片流行的危险境况：（贩卖鸦片者）每时每刻都向贪欲无厌的吃人神贡献新的牺牲者，英国的杀人犯与中国的吸毒自杀者互相竞争，向吃人神的神座上贡献祭品。
由于很多鸦片并非通过正常贸易进入中国，致使烟价昂贵，许多农民相继种植鸦片以期获利。当时浙江台州府属的地方种植者最多，宁波、绍兴、温州等地次之。另外，福建、广东、云南等地亦有不少地方种植后售卖。而鸦片本土种植这一做法的连锁反应就是大量种植棉粮的土地被剥夺，使得中国的社会根基—农业生产遭到破坏。
对于大清帝国的统治者来讲，上述这些现象通过某种自纠，或许还可以应对。但鸦片对维护统治的国家机器—军队的侵害，则让帝国的高层们不得不去认真对待。当时吸食鸦片之风首先在沿海地区的军队中蔓延，例如鸦片危害的重灾区广东地区的军队，很多士兵由于吸食鸦片导致身体素质严重下降，根本无法完成辖区的防卫任务，需要从外地调军协助。当时有人戏称军队是一手拿刀枪、一手拿烟枪，可想而知，国家是无法依靠这样的军队镇守国门的。
纵观当时鸦片对国家的种种危害，以道光皇帝为核心的帝国高层意识到，如果再不对鸦片进行严厉的禁止，帝国或许会最终灭亡在这个让人成瘾的毒品上。因此道光皇帝即位不久，就开始对鸦片出手进行整治。4.禁烟立场
今日我们回头再去看从道光即位到鸦片战争爆发这二十年的禁烟历程，可以说道光皇帝虽然决心很大，但他依然没有逃脱先辈们屡禁不止的套路。况且从思想上对禁烟策略进行认识也有个逐步深化的过程。这使得鸦片犹如细菌繁殖一样，在缝隙中不断壮大，最终导致不得不强硬地进行虎门销烟。
在道光刚即位的时候，首先是重申以前的禁烟令，规定外国商船来到广东，必须首先出具货船并无鸦片的甘结方能开舱。开烟馆者，判流放；贩卖者，充军；吸食者，杖刑。但结果却是鸦片依然畅销，究其原因则是刑法虽然加重，但还不致死罪。可是那些有烟瘾的人，如果不及时吸食鸦片则有性命之忧，所以他们情愿以侥幸心理触犯法律，也要买到鸦片。
道光即位元年的禁烟令，只是表明朝廷对鸦片的严厉态度，从实际效果来看，朝廷的禁令等于一纸空文。于是次年初，道光皇帝下诏让朝臣们广开言路，想出禁烟的好办法可以上奏。
御史黄中模和尹佩棻在这一年相继上奏折，对鸦片泛滥的原因及造成的危害进行了深刻分析，其中以尹佩棻的《奏请严禁私食鸦片烟》的奏折最具代表性。他在奏折中分析了鸦片走私严重的两个原因：一是地方官不认真查办，只派一两个武弁巡查，而巡查的武弁接受贿赂与走私者勾结包庇；二是广东海关包税之策，使得洋船一进关口，就有包揽上税者，而且这些人会先将洋船所携带的鸦片寄存在渔船中，洋船再行入关检查。
奏折中清楚地指出，鸦片走私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内外勾结，这里存在着地方官腐败的问题。于是道光随即下诏，命令两广总督阮元及有关人员在通商口岸及天津等地，要对各种船只逐一进行查拿，以杜绝鸦片走私。
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道光此时能够认识到鸦片的来源，也明白了一些禁而不绝的原因，而且明确表示不以税收为名掩盖鸦片走私任其泛滥，应该说他比先辈们要高明和坚决些，至少没有用提高税率的方法来扼制鸦片的流入，算是一大进步。但鸦片走私带来的高额利润，吸引着英国商人和一批亡命之徒，千方百计地变换手法进行鸦片走私，走私船不断变换停泊地点，以期逃避检查。烟贩们进一步用重金收买盘查人员，勾结内地的鸦片贩子，往来偷运鸦片，使得每年鸦片的输入量仍在不断增加。
从道光三年（1823）到道光十一年（1831），朝廷的禁烟令不断丰富，每年都在增加新内容。其中，以道光十一年发布禁烟的禁令为最多。从内容上看，除了依旧延续先前的方法之外，还责成地方官严禁内地种植鸦片，并将这一项工作纳入到官员考核之中。对关口盘查人员实行问责制，制定赏罚章程，对盘获鸦片走私的兵役予以赏赐，以示鼓励。对漏查或受贿者要严加惩处，其所属官员也要查办。对于借查鸦片名义，陷害诬告、故意寻衅的也要严加惩处。对捉到的吸食者，要追查到是何人所售，一并严加惩处。
道光皇帝在对待鸦片问题上的主禁态度，必然对各地官员产生影响。道光十一年（1831）是道光皇帝即位后关于禁烟问题的第一次集中研讨，各地官员不断上奏折表明自己禁烟的态度并提出具体的办法，进而逐步由最初的一纸禁烟诏令，升级为禁烟章程。当然除了制定章程之外，还要看各地实行禁烟的效果。道光皇帝禁烟的理念最突出体现为四个字：言行一致。同时规定除定期检查之外，每年还要至少汇报一次，而后又规定一年分春秋两季报告。
道光十一年（1831）是一个关键的年份，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朝廷上下加大了对鸦片的禁止力度，形成道光初年禁烟的第一次高潮，更重要的是由于朝廷这次下大力气整治鸦片，使得所有人都认为到了该出成绩的时候了。然而事实证明，帝国行政制度的慵懒性，使得此后几年禁烟虽然仍在继续进行，但因为缺乏对执行章程的有效监管，一些地区的执行力大打折扣。地方官员渐生懈怠之心，因此实际效果再一次落空，条例章程“徒具虚文”，禁烟又一次陷入低潮。
就是在这样一种欲禁非禁的情况下，关于“弛禁”鸦片的意见，在道光十一年（1831）禁烟运动达到高潮后又陷入低谷的背景下随之而出。
道光十六年（1836）四月二十七日，太常少卿许乃济首先在《鸦片例禁愈严流弊大亟请变通办理》的奏折中，提出“弛禁”鸦片的主张。
许乃济认为，吸食鸦片的大多是游手好闲或者无关紧要的人，这些人不会对国家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危害。现在看来鸦片之所以造成了危害，是因为先前严加禁止，最终使得鸦片走私严重，白银外流加重。他认为与其屡禁不止，不如让鸦片贸易合法化。具体办法是把鸦片作为药材纳税进口，但只准以货易货，不准以现银购买，进而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他认为外商纳税的用银比用于走私贿赂的用银少，他们就会放弃走私而正常纳税交易，而采用以货易货则可以防止白银外流。
在对待内地鸦片猖獗不止的问题上，在许乃济看来完全可以放开鸦片种植，以此来抵制外国鸦片的进口，随着内地生产鸦片日益增多，外国人看到赚不到钱，就不会再运来进行贸易，也就可以起到不禁自绝之效。对于种植鸦片会侵占农田之生产的说法，许乃济认为并不妥，他以广东地区为例，认为九月收割完毕，然后开始种罂粟，到了来年二、三月即可开花结果。收完果实后，仍然可以继续种植早稻，完全不耽误农时。如果确实对早晚稻种植无碍，他建议各省原先种过罂粟的地方，可任由当地人民自行种植。
至于吸食鸦片的问题，许乃济认为可以允许民间吸食，只需禁止公职人员和军人吸食就可以了。即使发现公职人员和军人吸食，用法也不要过严，只需革职即可，不必定什么罪名，如果用法过严，则会发生互相包庇之事。
今天我们如果不联系前因后果，单看许乃济的奏折，百分百会认为是一派胡言，并且以许乃济的身份和学识完全不应该上这样的奏折。我们不能否认，许乃济的主张是认识到了鸦片的危害，但它还仅仅停留在经济损失的角度，其实质是重新回到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鸦片贸易合法化的道路上。而事实上，联系此前道光皇帝即位将近十六年的屡次禁烟不止，我们或许能够理解许乃济的主张是禁烟效果不佳的必然产物。在当时，国家行政制度尚没有突破性的进步，指望对于禁烟问题能够生出更具效果的办法，是一件不切合实际的事情。即使是后来的虎门销烟也只是执行禁烟诏令的极端手段，许乃济从历史当中寻找经验，也不能完全否定。
道光皇帝看完许乃济的奏折后，也没有马上否决他的建议，而是将许乃济的奏折发给各省督抚和有关官员，让大家对许乃济的奏折发表意见，于是就出现了道光一朝关于禁烟问题的第二次讨论。
当时的两广总督卢坤和广东巡抚祁贡，以广东地区的禁烟问题可以再议来试探道光皇帝的禁烟意图，算是弛禁派。湖广道监察御史王玥支持许乃济，奏请开放吸食之禁，两江总督邓廷桢、大学者蒋湘南等人都表示支持许乃济的意见，以中国的鸦片抵制外国进口鸦片，让洋人感觉向中国输入鸦片赚不到钱，久而久之必不再来。
与上述意见相反，内阁学士朱墫、兵部给事中许球、江南道御史袁玉麟等人相继上奏折，坚决反对许乃济的意见，主张对鸦片泛滥必须采取严厉措施禁止，如若不然国家早晚会灭亡在鸦片上。在众多反对意见中，许球的意见还算是比较有创新的，除了驳斥许乃济“禁官不禁民”等错误主张，还直接提出了要严惩贩卖鸦片的洋人。
这次关于禁烟的争论，是道光十一年（1831）有关禁烟讨论的继续，只是这一次有了弛禁派。道光皇帝发起的讨论，根本目的是想找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禁烟办法，达到强国利民的目的。无论是弛禁还是严禁，都只是方法论，我们今日不应该用偏颇的眼光去看待许乃济等人的主张，因为弛禁的前提是“禁”，而不是“放”。
道光十六年（1836）的禁烟讨论虽然热火朝天，但依然没能找到禁止鸦片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前面说过，当时鸦片流入中国的数量不断增加，就是在朝廷一时间拿不出有效措施的形势下，在缝隙中继续生长，而与此同时，关于禁烟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时任鸿胪卿的黄爵滋在道光十八年（1838）上了一道名为《请严塞漏厄以培国本折》的奏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禁烟观点。
黄爵滋做了大量调研工作，将道光一朝鸦片的输入量、白银外流的情况以及因吸食鸦片产生的社会问题，一一向道光皇帝做了阐述。奏折中比较新颖的观点，就是改变以往重海口、重夷商、重查拿烟贩和查拿烟馆的老办法，将禁烟的目标，直接对准吸食鸦片的瘾君子。也就是说，将禁烟的重点从沿海扩大到内地，变为全国范围内捕杀瘾君子的法律行动，尤其是对吸食的官员，必须拿出严厉的措施加以禁止。
在黄爵滋提出的措施中，抓住了以往禁烟收效不大的一个重要根源，那就是禁民不禁官，使得禁烟法令成为一纸空文。他认为能否严惩吸食的官员，是能否贯彻禁烟法令的关键之一。
看完黄爵滋的奏折后，道光皇帝将其转发给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和各省督抚，让他们对此发表意见。从结果来看，道光皇帝收到了二十九份各省将军督抚回复的奏折，同意黄爵滋从吸食鸦片的人入手整治的仅八份，不同意的有二十份，从数量上看反对派占有压倒性优势。
不同意黄爵滋的人认为，执法应该公平，而且要治本。鸦片之所以泛滥，在他们看来开烟馆是本，吸食者是末，如果对吸食者处以极刑，对开烟馆的人又该怎么处罚，这是本末倒置的行为。反对派们并不反对禁烟，只是在采取什么方法上，持有不同意见。依旧是方法论的问题，这一点可以从林则徐和琦善的奏折中看出。
林则徐，福建省侯官（今福州市区）人，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栎社散人等，是清代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官至一品，曾任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钦差大臣。因其主张严禁鸦片，在中国有“民族英雄”之誉。
从后来的虎门销烟来看，林则徐在禁烟问题上是强硬派。在道光十八年（1838）他上呈的《筹议严禁鸦片章程》中，虽然竭力称赞黄爵滋的主张，但同时也提出了自己所拟的六条禁烟章程，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内容：
1.先将泛滥于社会之中的烟具收缴干净，掐掉鸦片泛滥的源头。
2.上述工作完成后，各省出示通告劝令吸食者悔过自新，并以一年为期，划分四个时间段，每超过一个时间段，罪名递加，避免拖沓观望。
3.无论是开烟馆还是制造烟具，都要加以定罪，规定时间期限，在期限内上缴烟具，关闭烟馆的，可以从轻处罚。
4.官方在执行上述条例时，如果出现失察行为，应该先从朝廷的官员开始问责。
5.地方的地保、甲长本就负有监督举报的义务，如果这些人也吸食鸦片，或者制造烟具、开烟馆，要及时处理。
6.从人性角度出发，除了施以严刑峻法之外，也要为想戒烟的人给予戒烟药方一份，帮助其尽快戒烟。
稍后不久，林则徐又从国家角度出发，上奏折指出在鸦片泛滥的形势下，虽然吸食者只是伤害自己的身体，看似对国家没有什么危害，但如果这种现象蔓延至全国，恐怕若干年后，再也找不出可以保家卫国的人，而且也无法再能拿出充饷的钱。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道光皇帝之外，林则徐是当时唯一一个将鸦片问题上升到国家高度进行分析阐述的人，后世说林则徐是当时“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虽然稍有些夸张，但从后来道光皇帝重用林则徐主持销烟一事，能够看出林则徐比起他的很多同僚，看得还是深远一些。
琦善，全名博尔济吉特·琦善，字静庵，满洲正黄旗人，鸦片战争时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历任布政使、巡抚等职，官至直隶总督、文渊阁大学士。
从性格上来讲，琦善比林则徐要温和，鸦片战争爆发后，面对英国人步步紧逼的态势，道光皇帝让琦善去处理善后事宜，就可以看出琦善是个善于调解的高手。
当时琦善上呈《遵旨复奏禁烟折》，不同意黄爵滋提出的从吸食鸦片者入手进行整治，更反对对吸食鸦片的人处以严刑峻法。他认为如果用极刑禁烟，吸烟之人不肯俯首被捉，势必聚众抵抗，甚至可能会逃亡海岛。外国人和他们互相勾结，供给他们衣食，充当外国人的内奸，一旦收留游民无赖，在沿海地区骚扰登陆，则会酿成更大的祸患。
琦善还认为，处死吸食鸦片之人不妥。如果这个人十恶不赦，倒是应该惩处，但很多吸食鸦片的人并非大奸大恶，不少人还算是安分守己，对这些人也处以极刑，显然与大清王朝历代“仁厚开基，明慎用刑”的仁政宽刑政策不相符合。
纵观琦善的论述，可以将之归为“弛禁”一派。当时琦善的话并没有被道光皇帝听进去，原因在于和林则徐比起来，琦善主张弛禁但没有具体措施，林则徐主张严禁且有具体的措施。而且道光立志做个有作为的皇帝，内心深处也是倾向于严禁的。
当时包括道光皇帝在内的严禁派，没有人重视琦善的话，当然这也不能怪严禁派的人故意排挤琦善，因为放眼全国禁烟已迫在眉睫。可是今天回头去看琦善的奏折，再联系两年后爆发的鸦片战争，可以看到，琦善在奏折中说到的因为严厉禁止鸦片，会导致洋人在沿海地区登陆进行骚扰，无疑具有一定的预见性。5.最终决策
弛禁派与严禁派的主张，道光皇帝已经了然于胸，作为一个立志做有道明君的皇帝，道光皇帝当然倾向于严禁。于是在经过慎重思考后，道光皇帝在道光十八年（1838）九月，诏令内阁讨论先前因黄爵滋上奏而回复的诸多奏折内容。不过，这次名为讨论，道光皇帝在诏令最后却明确要求要制定禁烟章程。因为从他即位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而鸦片泛滥的问题始终无法得到有效解决，这一次他决定不能再走过场般地点到为止，必须拿出彻底解决鸦片危害的措施。所以，在内阁会上，大臣们全都不敢怠慢，参考众多奏折，终于拟定出了新版的禁烟章程—《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
新版的禁烟章程共计三十九条，鉴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再一一列出。总结章程内容，其中有关兴贩和吸食两部分的条例，占了十九条；其次是公职人员的职责，占了十条；剩下的条例是为了保护正常贸易、奖励有功人员，责成地方保甲进行宣传。
章程中的惩办对象，分为首犯、从犯、余犯三部分，平民与官役轻重不一，无论是官役、兵丁、宗室、觉罗、太监等都比平民罪加一等。另外，在期限内与期限后的处理也有所不同，一年零六个月内犯禁，可以按照旧章程惩办，但职官永不叙用；超过这个期限再犯的，无论是谁一概拟绞监候。
新章程的最大特点是对缉私要求更为严格，允许缉私的兵丁在执行任务时，使用鸟枪等武器，对于暴力抗法者格杀勿论；家长不能禁止子弟吸食的，也算作有罪；保举人不能甄别所保人是否吸食鸦片的，也要受到惩处。在一年零六个月期满后，平民已经戒烟的，可以免罪；官员已经戒烟的，则勒令退休或是辞职。在此基础之上新版禁烟章程又经过几次修改，不断完善，终于面向全国颁布施行。《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是总结自道光皇帝即位以来将近二十年禁烟的经验教训，所制定的最为细化的禁烟章程，表明了道光皇帝力主禁烟的决心。道光皇帝对新版禁烟章程的施行具有充足的信心。在道光皇帝的带动下，禁烟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始雷厉风行地进行，其效果较之以往有了很明显的进步。
例如鸦片走私贩郭亚平，五年来从海上外国烟贩手中接送、转运，将大量鸦片偷运到内地进行贩卖，从中获取暴利，是个恶贯满盈的鸦片走私贩。新版禁烟章程施行后，他终于在道光十八年（1838）被处以绞刑。又如太监李秋澄，顶风作案吸食鸦片，被人检举揭发，监禁两个月后发配黑龙江为奴，并永远不在特赦范围之内。又如庆亲王奕窦、辅国公溥喜犯禁，躲在寺庙内吸食鸦片，分别被革去王爵、公爵，罚俸两年。
由于道光皇帝力主禁烟且立场坚定，使得地方官的禁烟态度不敢有丝毫马虎，因此各地禁烟成果较之以前更为显著。道光十八年（1838）九月，邓廷桢在一艘外国商船上查获烟土共计八百二十袋，计重三万一千五百余两，同时收缴了大量的烟具和军械。一个多月后，闽浙总督钟祥奏报，先后查处贩卖鸦片的洋人贩子共计40余人。十一月底，云南地区又查处犯禁的男爵特克慎和伯爵贵明等人。
新版的禁烟章程在施行后，可以说效果十分明显，但道光皇帝意识到虽然成绩显著，这种只抓犯禁者的做法，似乎并没有从源头解决问题。而与此同时，林则徐再次上奏折《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其中分析的“兵”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工具，“饷”是维护国家安全基础的论点，对道光皇帝启发很大，于是他诏令林则徐进京就禁止鸦片的问题再一次进行深入的讨论。
史料记载，为了让林则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道光皇帝给予了林则徐高规格的待遇，例如他可以在紫禁城内骑马、乘轿，这是皇帝对有功大臣一种特殊的赏赐。而林则徐也确实能体会皇帝陛下的良苦用心，为道光皇帝分析了鸦片泛滥至今的源头所在。
林则徐认为鸦片今日泛滥成灾，根源是外国商人不断将鸦片偷运到中国，要从根本上断绝吸食鸦片，必须在断绝鸦片走私和输入两个问题上取得共识，方能从根源上断绝鸦片危害。
先前禁烟成绩显著，给予了道光皇帝极大的信心，对于林则徐的分析判断，他是十分认同的。于是为了尽快断绝鸦片走私，道光决定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鸦片走私现象严重的广东查办海口走私和禁烟事宜，并诏令邓廷桢、怡良配合林则徐完成任务。
从民族立场来看，林则徐的分析和论断并没有错，道光皇帝派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也没有错。然而他们的疏漏在于，没有考虑禁烟之后那些已经完全近代化的国家的人的反应，以及在紧要关头的应对之策。最关键的是，大清帝国到底有没有绝对的力量，可以舍我其谁地去做这件事。“卿等同钦差大臣林则徐若能合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不但卿等能赝懋赏，即垂诸史册，朕之光辉岂浅鲜哉！而民生之福，政治之善，又非浅鲜，谅卿等亦不烦谆谆告诫也。勉之。朕拭目以待。”
至少在那个时刻，道光皇帝包括林则徐在内的所有人，都信心满满。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39年1月8日），林则徐带着皇帝陛下的殷切希望从北京启程，冒着严寒奔向广东。当时无论是谁也不会想到，他的广东之行所产生的结果，居然会成为中国历史的分水岭。6.虎门销烟
林则徐十分明白此去广东负有神圣的使命，为了尽快拿出禁烟方案，在途经直隶、山东、安徽、江西等地时，他不间断地考察民情，调查鸦片对当地产生的危害情况，了解鸦片的走私情况，为查禁鸦片做好充分的准备。
为了遵循自己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只办事不声张的原则，林则徐下令严禁各地为了迎接自己而骚扰百姓，禁止地方官员铺张浪费供应食宿，更不能借机送礼。所以，除了当时因为风雪天气在南昌被迫停留了四天之外，林则徐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便到达了广州。
林则徐的行动速度如此之快，可以间接反映出当时朝廷的禁烟行动已经迫在眉睫，更能反映出道光皇帝的心急如焚。
林则徐到了广州后，次日便张贴布告，先公开申明他此次前来广州查禁鸦片走私的纪律，令那些和外商接触最多的行商集中住在自己的公馆附近，以便随时进行问话了解相关情况。同时，不断会见广东地方官员，商讨、制定各项具体措施。
当时的广东当地人对于鸦片走私危害的认识还是颇为深刻的，很多官员士绅看到林则徐到来后，禁烟士气得到了极大鼓舞。他们主动向林则徐介绍当地情况，例如越华书院院监梁廷升，就积极帮助林则徐绘制海防地图，制订查禁鸦片走私的计划，并发动当地的爱国举子声援禁烟活动。
林则徐在广东的禁烟准备工作做得十分扎实，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他进一步认识到查禁鸦片走私必须做到两点：一方面是加强海防，杜绝外来的走私烟贩；另一方面是令已经把货走私进来的外国烟贩限期上缴鸦片和烟具。
当时停泊在零丁洋打探禁烟情况的二十二只鸦片走私船，每只船上都囤积了一千箱以上的鸦片。针对这些即将走私流入内地的鸦片，林则徐召集十三行的洋商，让他们负责转告那些零丁洋上的洋烟贩，限期上缴藏匿在船上的鸦片，并保证下次来的时候不再夹带。如有违反，不仅没收全部货物，更会将当事者一律正法。
当时有很多和洋烟贩厮混在一起的士绅，企图在林则徐面前讲情，洋人们也企图通过这些“中间人”向林则徐行贿，希望他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林则徐的态度十分坚决，在召集这些士绅时，他痛斥这些人和洋人穿一条裤子以及他们行贿的丑恶行径。他告诉这些人，如果想停止禁烟，除非上书皇帝陛下将自己撤换掉。“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这是林则徐抛给那些士绅的最后一句话！
今日我们再看林则徐这种坚决的态度，依然会为他在那种阻碍不断的环境下不失铮铮铁骨的气节而拍手叫好。
但在那些洋人看来，林则徐这次禁烟，无非是以前多次禁烟的一个重复，会像那些地方官一样，不过是走走过场，只要给足了银子，一切都好办。而他们也明白，新来的官员一定要烧上三把火，这是中国官场的传统，所以对于林则徐的坚定态度不必过于当真。
当时这种想法在洋烟贩中间蔓延很广，以致这些人基本都是采取敷衍的态度，企图蒙混过关。例如英国商务监督查理·义律，就采用搪塞的办法敷衍林则徐，让烟贩们象征性地交出了一千零三十七箱鸦片，并通过和他交好的当地士绅转告林则徐，上交这些鸦片是为了给足新来官员面子，好让林则徐在皇帝陛下那里交差，等到禁烟这股风过去，希望林大人能够如数奉还。
洋人们这种惯性的思维并不稀奇，这是他们长期以来对中国官场深刻了解的结果。从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朝廷历次禁烟效果不佳的原因即地方执行不力，正所谓“政策不出朝廷”的写照。即使是有限的几次禁烟成功，也是地方官为了向上级交差，而不得不做出的动作。
但是这一次洋人们显然低估了林则徐的魄力。在得到那些士绅带回来的消息后，林则徐勃然大怒，立即下令逮捕长期在广州进行鸦片走私、拒绝或敷衍交出鸦片并阻拦其他人交出鸦片的英国鸦片走私贩颠地。
颠地当时在广东是鸦片走私者的典型代表，时而公开对抗，时而虚与委蛇，林则徐决定首先拿他开刀，也是为了震慑那些洋烟贩，既是表明禁烟的决心，也是一种攻心策略。义律得到林则徐要逮捕颠地的消息后，立即从澳门驻地赶到广州，想要利用英国人的特权，保护颠地逃走。但是林则徐并没有给他机会，而是在获悉他的意图后宣布：因外商违抗禁烟法令，所有停泊在黄埔港内的外国商船先行封舱；所有受外国雇用的中国员工一律撤退，同时调派水师巡逻船封锁外国商馆。
封锁商馆等于切断了所有外商与外界的联系，这在义律看来实难接受。因为英国人坚持认为，林大人即使强制禁烟，也应该遵循法律追究那些对抗朝廷法令的当事者，而不应该波及无辜的“遵纪守法”的外商。
义律当时通过邓廷桢向林则徐施压，表示如果林则徐不撤销封锁商馆的命令，便会采取相应的行动，他还以英国国王的名义宣布对于“可能发生的后果不负责任”。义律要求林则徐上奏朝廷，发给他们离开广州的护照，这件事情就算画上个句号。林则徐认为发护照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关键的问题是，英国人对于禁烟问题以及如何处理颠地只字未提，这是明显的不平等，所以林则徐对义律的要求未予理睬。
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日（1839年4月3日），义律看到林则徐态度坚决，不得不表示屈服，决定交出全部鸦片，共计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至此林则徐初战告捷。但他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在次日继续发布通告，让美国、荷兰、法国等国家交出停在零丁洋的船上、准备走私进入中国的全部鸦片。
林则徐当时除了奉命遵旨查办鸦片走私之外，心中更有压制多年来外国人在广东当地享有特权的想法。
清朝虽然对于海疆实行的是严防措施，但鸦片不断流入中国，使得洋人们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来在广州享有特权，这里边固然有洋人们不遵守大清帝国相关规定的原因，当然也有广州地方政府中那些从走私鸦片中获取利益的人庇护的原因。
久而久之，洋人们养成了习惯，认为自己在这片土地上做什么都是理所当然。虽然清廷几十年来禁烟不断，但每一次洋人们都司空见惯，而清廷很多时候做得也是虎头蛇尾，所以洋人们在广州这片土地上俨然成了地头蛇。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林则徐下令逮捕颠地时，义律的反应会如此激烈，惯性的思维让他认为，自己才是广州这片土地的主人，林则徐反倒是个外来人。
林则徐虽然从北京千里迢迢来到广州，但经过他详细的了解，对洋人们在广州地盘所做的不法行为以及那嚣张的气焰已经了然于胸。禁绝鸦片是他此行所要完成的任务，打击洋人们嚣张的气焰也是此行的目的所在。
不过林则徐行事还是留有余地的，在美国领事馆将一千五百四十箱的鸦片由义律转交清廷后，为了补偿烟贩们缴烟后的损失以及奖励缴烟，林则徐奏准道光皇帝，凡交出一箱鸦片的，赏赐茶叶五斤；英国烟贩缴烟四分之一后，可以恢复中国雇员；缴烟一半后可酌情允许水上往来；上缴四分之三后，允许开舱贸易；等到缴烟完全结束，便恢复洋人们全部的贸易往来权利。
从广州当地禁烟的策略角度来看，到目前为止林则徐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保证了禁烟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在林则徐将广州禁烟的结果上奏道光皇帝后，也得到了皇帝陛下的高度认可。尤其是道光皇帝读到林则徐“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那誓死决绝的话语时，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或是出于感动，或是出于激动，道光皇帝在奏折上写下了“批揽及此，朕心深为感动，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
紧接着道光皇帝在奏折上又写下了这样的话：“今鸦片猖獗，宜当众销毁，俾沿海共见共闻，咸知震詟。”
通俗点说，道光皇帝就是让林则徐当众销毁鸦片，震动一下洋人们那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让他们都知道大清帝国可不是那么好惹的。
然而，道光皇帝做出这样的指示，完全是一种感情用事的体现，他并不了解广州当地实际的禁烟情况，当然这其中也有林则徐的责任。
林则徐或许只向皇帝陛下呈报了禁烟的结果，没将广州禁烟的来龙去脉向皇帝陛下汇报，又或许只是一带而过的汇报，导致道光皇帝误认为林则徐在广州完全掌控了禁烟形势。事实上，从结果上来看，这个看法并不错。但从过程来看，林则徐也不是完全采取强硬的措施去打压洋人，不然的话也不会在事后给予烟贩们补偿。
道光皇帝在遥远的北京城并不了解广州的禁烟过程，所以盲目地下达了要当众销毁鸦片的命令。既然皇帝陛下有旨，林则徐当然要不折不扣地执行，甚至在这个“崇上”的大清帝国，下属总会把领导者的意图加以百分之二百地执行，所以虎门销烟，就成了一场彰显清廷强大，给予洋人们以震慑的政治行为。
道光十九年四月六日（1839年6月3日），林则徐会同邓廷桢、豫堃等人在虎门亲自监督验收，经过两个多月的收缴，共计收缴鸦片一万九千一百八十七箱零二千一百九十袋，计重二百三十七万六千多斤。
在收缴工作结束后，林则徐派人在虎门海滩挖了两座用于销毁鸦片的大池子，长宽各十五丈，前边有涵洞通海，从涵洞中可以将销毁的鸦片渣末放出去；后面有水沟，可以从沟里引出水来，把池子冲洗干净。
从道光十九年（1839）四月二十二日起，一直到五月十五日止，整整三个星期，林则徐每天亲自到现场监督销烟工作的进行。每天中午随着林则徐的一声令下，早在清晨就已经浸到池里的一百七十箱鸦片，随着食盐、石灰的加入，池子上方逐渐烟雾弥漫，烧化的鸦片渣末，随着大开的涵洞闸门，流到海里。
在三个星期的销烟过程中，除了那些不怀好意的烟贩在暗中咬牙切齿地观看之外，当时的虎门海滩挤满了普通百姓，很多人对这场销烟拍手叫好。
从明朝末年鸦片开始流入中国的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虎门销烟是规模最大、气势最盛、态度最硬的一次销烟活动。当然纵观当时大清帝国从朝廷到地方，一次销烟活动是无法解决鸦片猖獗全国这个大问题的。
更何况，朝廷的销烟活动触碰的是当时世界头号强国英国的利益，因此如果联系虎门销烟的后果去看，这实在是一场鸡蛋碰石头的较量，并且在碰撞之前，前者自认为坚固无比。
那么以常规思维去想，“坚固”的大清帝国既然如此强硬地销烟，必然有应对英国人如果发难的措施与预案。然而，如大家所知，事实并非如此。第二章战争已不可避免1.早有的图谋
持续三个星期之久的虎门销烟，让当时的朝廷上下一片振奋。为了表示对虎门销烟的赞赏，道光皇帝在林则徐五十五岁生日的时候，亲书“福”“寿”二字赐给林则徐，足以说明这位雄心壮志的皇帝对禁烟成果的肯定。
朝廷上下都沉浸在虎门销烟的喜悦之中，林则徐却明白，虎门销烟只是朝廷决心杜绝鸦片危害的第一步。按照林则徐的设想和部署，想要做到根本杜绝鸦片走私，洋烟贩们除了必须交出鸦片之外，还要出具甘结，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如果一旦查出夹带，立即正法并没收货物。
事实上，这一要求早在虎门销烟之前两个多月给外商的第一份谕帖中就已经晓示，而且那些被严密隔离在商馆里的部分外商不顾义律的反对坚持签字同意。但这终究只能保证签字的人可以遵守条令，而无法保证一切外来人永远不夹带鸦片。因此这些签字的外商为了以示公平，要求林则徐将这件事情交给各国的代表处理，换句话说就是大家要一起遵守。
应该说外商们的这个请求是合理的，他们只能保证自己不夹带鸦片，而不能保证别人不夹带，这对于朝廷禁烟来说，是有问题的。林则徐原则上接受了这个请求，他认为“居各国之首”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应该可以代表外商们做出保证。于是在二月中旬，他在给义律的禀帖批示中发出了甘结式样，要义律代表全体外商签具。
……自本年交秋以后，货船来粤，如查有夹带鸦片者，即将其全船货物尽行入官，不准贸易，其人亦听天朝处死，愿甘服罪……至现春夏两季到粤之船，其自本国来时，尚未知查办严禁，如有误带鸦片者，随到随缴，不敢稍有隐匿，合并声明，所具切结是实。
在林则徐看来，义律既然能代表众洋商缴出鸦片，当然也能代表这些人做出保证，于情于理都是符合的。可是对于义律而言，这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同意交出鸦片已经是被迫之举—而且从后来他为本国带回的消息以及自己陈述的态度来看，他同意交出鸦片，不排除是个阴谋，那就是将本属于中国内政的禁烟问题，扩大成中英两国的争端问题。
面对林大人的甘结式样，义律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中，就算他同意做出保证，也只能局限在英国的商人范围内，无权代表其他国家。而事实上他已经代表各国外商同意缴出鸦片，那么也等于承认具有代表各国外商签具甘结的权力，这让义律一下子将绳圈套在了自己的脖颈上。
从上缴鸦片，到签具甘结问题，一直到虎门销烟之前，事实证明义律不是林则徐的对手。但他们各自代表本国的利益，背后等于就是国家利益的博弈，这一点义律看得很明白。因此为了挽回缴烟的失败，他开始向本国国内渗透以武力解决中国问题的想法。
事实上，在英国人的心中早有着以武力解决中国问题的想法，这种想法来源于英国商人对当时有着四亿人口的庞大中国市场的觊觎与占有欲。例如，当年曼彻斯特的制造商们就议论说，如果每个中国人的衬衣下摆增长一英寸，我们的工厂就得忙上数十年。早在1830年12月，驻广州的英国商人在他们递交给英国下院的请愿书中，就提出了对中国采取武力行动。
在这封请愿书中，商人们仔细分析了对华贸易的特点，认为它是世界上潜力最大的贸易。他们认为应该把对华贸易置于一个永恒的、体面的基础上。他们甚至摆出1793年的马戛尔尼和1816年阿美士德两次出使中国的失败，来说明任何自认为高明的外交手段在中国都不会起到什么作用，根本原因在于这是个愚昧、保守的落后民族。也许尝试使用外交的姊妹—战争，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当年英国商人的这封请愿书，或许是因为历史的车轮还没有行驶到它该加速向前的地步，因此并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重视，然而从这封请愿书开始，一直到林则徐虎门销烟为止，在华的许多英国商人和官员一直都没有放弃对华使用武力的幻想。英国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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