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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国涌

出版社：杭州蓝狮子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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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历史合集(套装共5本)试读：

发现廿八都(增订版)

目录

发现廿八都【增订版】

引言

一、千年古道

二、繁华如梦

三、“世外桃源”

四、雄关天险

五、神秘面纱返回总目录发现廿八都【增订版】

傅国涌　作品

图书简介

一个叫做廿八都的古镇，地属浙江省江山市，在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交界处，是个“鸡响鸣三省”的山区古镇，带有几分神秘。

从古到今，廿八都几乎完整地保留了每个时代的胎记。它至少包含了三个层次的历史。一是黄巢开辟仙霞古道以来的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二是数百年来作为重要商旅集散地从繁荣到衰落的历史。三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及“文革”的历史。

明代最伟大的旅行家徐霞客三过廿八都，流连四天，并将他的游踪一一记入了传世经典《徐霞客游记》中。民族英雄郑成功驻守仙霞关，留下了他年轻的踪迹。才情洋溢的作家郁达夫也来到过廿八都。

现在镇上三千六百多人口中姓氏就有一百四十多个，流行的方言有十来种，是名副其实的“百姓镇”、“方言王国”。古镇遍布徽式、浙式、赣式、闽式甚至西洋建筑的特征。廿八都保存下来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壁画、墨迹、楹联、标语等，不仅具有旅游价值、文化价值，更是历史与文明的见证。

作者简介

傅国涌，历史学者，独立撰稿人。1967年生于浙江乐清，主要关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特别是百年中国言论史、知识分子的命运史、企业家的本土传统等。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百年寻梦》《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简史》《追寻失去的传统》《主角与配角》《文人的底气》《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民国年间那人这事》《帝国尽头是民国》《金庸传》等，编有《过去的中学》《过去的小学》《追寻律师的传统》等。引言

第一次听说廿八都，已有好多年了。在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交界点上，大山重重叠叠的包围中，神秘地完整地保存着一条老街，还有成片的老建筑，在遥远的岁月里，那曾是一个繁华的集镇。在它的黄金时代，商行店铺、饭馆客栈布满了枫溪岸边，南来北往的客商、挑夫，熙熙攘攘，富足热闹了数百年之久。

与早就名声显赫的周庄、同里、乌镇、西塘、南浔不一样，廿八都没有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水道，更不是处于号称“鱼米之乡”的黄金平原上，它只是一个山区的古镇，虽然也有一条枫溪穿镇而过，弯弯曲曲的老街正是沿溪形成，如同弓弦。但是，它没有任何类似江南水乡古镇的优势，地处险峻的仙霞山脉深处，四周是山，关隘拱卫，一条仙霞古道由此穿过，贯通浙江和福建，道路艰险。千百年来，仙霞之险，几乎已成为一代代文人骚客共同的主题。处于这条古道关节点上的廿八都，在17世纪之后的崛起因此平添了几分传奇的色彩。

陆游、朱熹、顾祖禹、徐霞客、林则徐……以及金发碧眼的利马窦都曾走过这条古道。自南宋以来，就不断有人说，这条古道开辟于唐末农民起义的疾风暴雨中，黄巢挥戈南下，披荆斩棘，在崇山峻岭之间开出了一条路。可以确证的是南宋铺的石头路，但是这条古道真正变成浙、闽之间的重要通道还是进入清代后，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廿八都这片长久沉睡的谷地获得了空前的商业机会。

溯钱塘江而上的船只装载着来自江浙的布匹、日用百货到江山的清湖码头靠岸，然后转陆路，由挑夫肩头的扁担挑往闽、赣。从闽、赣来的土特产也要到清湖装船运往金衢沪杭各地。仙霞古道由此成为商旅要道，“鸡鸣三省”的廿八都恰好处于福建浦城、江西广丰与清湖之间，成为商旅往来的必经之地，交通枢纽，一个十分理想的中转站，行商、挑夫都要在此歇夜，一个繁荣的商贸集镇呼之欲出，那些风格各异的建筑群大致上就是此时开始出现的，石头铺就的主街、鹅卵石的巷弄、排门店、墙门店，那些相互斗奇的门罩，高高的马头墙，以及气势恢宏的庙宇，色泽如初的彩绘壁画保存至今……让我们依稀想见它当年美好的光景。

明代最伟大的旅行家徐霞客三过廿八都，为一探浮盖山的奇特地貌，在山上遇雨，逗留四天不忍离去，并将他的游踪一一记入传世的经典《徐霞客游记》。

民族英雄郑成功驻守仙霞关，留下了年轻的踪迹，他虽然反对父亲郑芝龙向清廷屈膝投降的决策，宁做一个不识时务的俊杰，但他也无力回天，在粮草断绝的威胁下只有弃关撤兵，挥泪而去。

才情洋溢的作家来到廿八都，则目睹了20世纪30年代初廿八都走向衰落、萧条的最初一幕。

有人称之为“世外桃源”，有人称之为“文化飞地”，在活着的廿八都面前，我深深知道语言的匮乏。古道、关隘都已成为历史，随着硝烟散去，只剩下亘古不变的清风明月，青山依旧，白云依旧。

廿八都当年的兴起是特定地理位置的产物，它的衰落几乎是必然的。在数百年的繁华之中，它也没有发育出现代的商业意识。商人们最终超越不了古老的农业文明的局限，哪怕在发财致富之后也不会心安，依然心存魏阙，北望紫禁城，梦想着读书做官、科举仕进之路，文昌宫壁画的内容大半与此有关，他们不会也不敢想象将经商真正当作安身立命、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高追求，充其量只看做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而把自己对子孙的期望全部寄托在科举功名之上。所以他们在有了钱之后，最高的梦想也无非是修文昌阁（宫）。值得深思的是，建造文昌宫、重修东岳宫都是在1909年，其时科举早已废除，外面的世界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已风靡一时，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已有五年，等到这些宏大的公共建筑竣工，辛亥革命的枪打响了，廿八都最早的一所新式小学也出现了。

廿八都的特异之处是，它保存了不同时代的印记，在这里我们可以读到活的历史。在文昌阁，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对联：“读有用书行无愧事，说根由话做本色人”；在“德春堂”中药店，我们能看到百年前的“止咳保肺片”等商业广告；在街头里弄，在姜家旧宅，在浮盖山下，我们能看到“大跃进”时代的农民“赛诗墙”，“文革”时代的语录墙，以及残存的战天斗地漫画。如果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廿八都保存下来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壁画、墨迹、楹联、标语等，不仅具有旅游价值、文化价值，更是历史与文明的见证。只有在文明的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其价值所在。

在山外的人眼里，廿八都有太多的谜有待于一一揭开。在保存下来的老建筑中，为什么既有徽式、浙式的，也有赣式、闽式的，甚至连西洋建筑的特征也可以在这些千姿百态的老房子中找到？这些老建筑又是如何避过一次次战争、动乱的威胁，乃至火灾，幸存到今天的？更令人感到神秘、好奇的是，在这个以数字命名的小镇上，为什么数千人口中竟有140多个姓氏？流行着13种不同的方言？不过一公里的小街两头，为什么要建造两个文昌阁（宫）？为什么廿八都至今还保存着独具特色的山歌、剪纸、木偶戏等民间文化？……

正是这些谜一样的问号吸引我又一次走进廿八都。一、千年古道

1.仙霞古道

处于大山重围之中的廿八都，竟然成为一个繁华的商贸重镇，与仙霞古道是分不开的，这条车辆和驼队难以逾越的石级古道，而今早已人迹罕至，年年月月，飞鸟空鸣，云霞舒卷无知己。但在近代交通发展之前，它曾是浙、闽之间不可替代的商旅要道。正是穿越仙霞天险的这一陆上通道，将钱塘江和闽江两大水系紧紧地连接在了一起。

仙霞古道到底始于何时？最通常的说法是唐末黄巢开辟的，因为这个说法未能在正史中得到确证，迄今仍有不少争议。《旧唐书》只是说，黄巢之众“自宣州渡江，由浙东欲趋福建，以无舟船，乃开山洞五百里，由陆趋建州，遂陷闽中诸州”。《新唐书》则说，黄巢“破虔、吉、饶、信等州，因刊山开道七百里，直趋建州”。里程不一，据说一是从衢州算起，一是从江山算起，但其中都未提及任何与仙霞岭相关的地名。将黄巢与古道连在一起的最早说法来自南宋，祝穆的《新编方舆胜览》（1239年成书）中明确说：“仙霞岭，在江山县。《黄巢传》云：‘巢破饶、信、衢等州，刊山开道，即此。”这个说法之所以在后世流行，乃是因为明末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的传世之作《读史方舆纪要》中也有相同的看法：“唐乾符五年，黄巢破饶、信、歙等州，转略浙东，因刊山开道七百余里，直趋建州，即此岭也。”

顾祖禹（1631—1692），江苏人，素怀反清复明之志，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发生“三藩之乱”，他赶到福建参与，曾往返于仙霞古道，沿途考察山川、关隘、城郭，在他的著作中给了“重险仙霞”一个章节的篇幅。

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称：“黄巢……所开的山道，据说就在衢州之南的仙霞岭上。仙霞岭上的道路，后来一直通行，当是南北的大道。应该指出，黄巢所开的山路，只是对道路的修整，原来还是有路的。”其中用了“据说”。

研究隋唐史的沈起炜也在《隋唐史话》中说：“这条路以浙江江山县境的仙霞岭路为关键。……黄巢义军在进军途中，凿山平险；筑成一条道路。事实上必然是在当地群众指点之下，就原来的山径，扩大修整，使大队人马能够通过。”他们的说法大概都是从《读史方舆纪要》来的。

现在可以确证的是南宋时史浩修仙霞路一说。史浩（1106—1194）是浙江鄞县人，宋乾道八年（1172年），这位本来驻扎婺州的浙东保宁军节度使调往福州，才在仙霞岭铺了石头路，此前只有土路。根据朱熹《朱子语类》的记载和今人的考证，最初是在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宋高宗赵构降旨开路，因为皇位更迭，这条路过了十年也没修好。现在仙霞关前有一块南宋时留下的石碑，有些字迹因历经岁月磨损，已无法辨认，经徐江都的考证，大致上是：“福建路建宁府都运判府检详侍郎姚口谨捐俸资结砌此路”。也就是等到史浩任职福州后，福建官员捐出“俸资”，才修好此路。1

因为南宋建都临安，处于钱塘江上游的清湖逐渐成为水陆码头，打通仙霞古道变得尤为迫切。“仙霞路”的名称最早出现在南宋理学家吕祖谦的《入闽录》中。现存的另一块石碑，清代陈元机撰写的《重修仙霞岭记》中说，北宋庆元年间，“仙霞未辟”，出入都是由浙江龙泉翻越柘岭。直到南宋，仙霞古道才成为便于通行的浙、闽要冲。

陆游、朱熹、黄公度等名载史册的诗人、学者都曾往返于仙霞道上，留下了不少诗篇，有人因此将这条古道称为“宋诗之路”。1178年，年过半百的陆游由这条路前往福建任职时，留下了《宿仙霞岭下》一诗：吾生真是一枯蓬，行遍人间路未穷。暂听朝鸡双阙下，又骑羸马万山中。重裘不敌晨霜力，老木争号夜谷风。切勿重寻散关梦，朱颜改尽壮图空。

一代大儒朱熹自故乡福建北上，曾多次往返于这条道上，山连山，行路难，这位离乡的哲人也禁不住感叹“道出夷山乡思生”。

但是，直到清代之前的漫长岁月里，浙、闽之间还有一条通过江西的陆上通道，通常称为“铅山路”，由明末徽州人黄汴编纂的《天下水陆路程》可知，这条路的路线大致上是从常山经铅山到崇安，沟通闽江水系和长江水系，路程比仙霞古道要长，但路要好走些。《浙江古代道路交通史》也说：“（汉代）由浙入闽，除海路以外只有沿海的陆路和山阴、诸暨、太末由赣境入闽的这条古道。从汉代起一直到明代都是如此。”

翻越仙霞岭的山道实在太艰难险峻了，其中有一段山道被挑夫们称为“十八肩”，十八个拐弯处，每过一弯都要换一次肩。自南宋以来，一代代诗人从此经过，他们留下的大量诗篇无不强化了对此路难行的记忆，几乎不亚于李白的《蜀道难》。

仙霞古道的好时光是从清初开始的。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将原来驻常山的广济渡水马驿移到江山，乾隆二十年（1760年）移到清湖。不要小看驿路的这一小小变动，这个变动意味着“铅山路”的地位将被“仙霞路”取代。从江山到浦城的驿道上只有一个驿站，康熙十二年（1673年）原来在福建汀州府长汀县三洲驿移设廿八都，更名为小关驿。即使以后迁走了，廿八都也仍设有驿铺。当地的老人说，驿站的遗址在大北门（北堡门）附近，我曾去看过一处残垣断壁，院子里种着菜，多数房屋因年久失修，早已倒塌无存，只有进门处还有一些板壁，是否是清初旧物，也难以认定。

此外，仙霞古道商旅上的兴盛，与清朝延续明朝的海禁国策有关，在乾隆之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再次颁布“永禁”令，茶叶只能“由内河、过岭行走”，由陆路运到广州，“永禁出海贩运”。既然浙、闽之间海路有禁，陆上通道的地位由此凸显。作为连接钱塘江和闽江两大水系最短的陆路，从清湖码头出发，穿越仙霞岭，抵达福建浦城的南浦码头，不过120公里的路程，人员往来、物资流通使古道从此变得热闹起来。

在铁路、公路修通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出没在绿树高山之间，蛇腹般蜿蜒的仙霞古道，穿过了宋时的云，明时的雾，留下了朱熹、陆游、刘伯温、徐文长、徐霞客……的足迹和诗句。当然，更值得记忆的是古道上的挑夫和他们肩头的扁担。

2.清湖码头

仙霞古道的起点在清湖码头。明崇祯三年（1630年），旅行家徐霞客第三次在这里舍舟登陆。此前，他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崇祯元年（1628年）曾两次乘船由清湖上岸。清道光五年（1825年）和道光七年（1827年），以后以禁鸦片而名垂青史的林则徐从故乡福建北上进京，两次翻越仙霞岭，也都是在清湖码头上船前往杭州。

难怪清初顾祖禹的名著《读史方舆纪要》有这样一个说法：“清湖镇为闽浙要会，闽行者自此舍舟而陆，浙行者自此舍陆而舟。”早在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编的《衢州府志》中说：“清湖镇，在（江山）县东南—十五里，路通闽南，商贾往来不绝。”清湖在商业上的兴起要比廿八都早得多，至少，在明代就是个集镇了。在一个仰仗水路交通的时代，清湖在地理上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它正好处于长台溪和须江（又叫江山港）两条河流的交汇点，须江汇入衢江，成为钱塘江的重要源头之一，沿江而下，可直通杭州。明代诗人袁敬所有一首《清湖春水》，其中有“波分彭蠡湖边绿，浪接钱塘江上潮”的诗句。

当地人习惯把江山港叫大溪，把流经清湖这一段称为清湖大溪或清溪，溪面广阔，水深流缓，波平如湖，清湖之名大约由此而来。自从南宋建都临安后，这条水路逐渐变得重要起来，到清代已发展为一个繁荣的码头，常年船筏不断，有6个装卸埠头，包括盐埠头、半爿月亮埠头、周家巷埠头、小江郎埠头，浮桥东西两岸各有一个埠头。廿八都的商家到衢州去进货，也是先用船装到清湖码头上岸，再改为挑担，这是最近的路。2009年春天，我到清湖，在古浮桥埠头还能看到当年栓船的石柱，也看到了历经岁月磨损的古航桥灯塔柱。

清顺治十年（1653年），清廷在清湖设巡检司，乾隆二十年（1755年）设厘金局。从这时起，一直到民国早期，清湖码头进入了全盛时期，每年上半年盛水期，清溪沿岸到处是桅杆、帆樯。当地老人有个形象的说法，每天都有几百条船在这里停泊，林立的桅杆，就像箸笼里插的筷子一般，密密麻麻。此时，装卸埠头发展到了17个，埠头各有分工，大致上可以分为三段，上段埠头主要以装卸米、麦、豆、菜籽油、桐油、青油、油蜡、禽、蛋、生猪等农副产品为主，从外地运来的大宗煤油等也由此下船。中段埠头拥有打铁埠头、盐埠头、杨柳枯爿埠头、小江郎埠头等8个埠头，盐埠头为盐仓专用埠头，其他几个则转运京广百货、海货、布匹、绸缎、药材、南货糕点食品、糖、烟、酒以及清湖本地土产、福建山货等物资。下段埠头有清湖浮桥东埠头、西埠头、半爿月亮等3个埠头，以杉木、毛竹、煤、茶、陶瓷器皿为主，主要靠竹筏、木排运输。民国初年，清湖码头有7家船舶制造厂，还有5家修理厂和船篷厂。2

自清湖码头往来于钱塘江流域的运输船有500多只，习惯称为“江山船”，另有竹筏上千。“江山船”顺水下驶至杭州3到7天，顺风上行大概6到8天。徐霞客从杭州到清湖码头，恰好遇到“波平不毅，如履平地”，只走了六天。专门载客的船有简陋的“鸬鸟船”，也有俗称“茭白船”的花船，乘坐起来较为舒适，而且有美女陪酒，歌舞弹唱。林则徐两次路经清湖，第一次乘的是“鸬鸟船”，第二次是“茭白船”。

如今，当我来到清湖码头，繁华已逝，舟楫不再，清溪的水也失去了当年的水位，更没有当年的清澈，只有当年的盐码头遗迹，以及那个标志性的“清溪锁钥”门亭，远远就能看见“清溪锁钥”四字，那是清湖码头黄金时代的见证，和廿八都枫溪街南入口处的“枫溪锁钥”遥相呼应，曾一同见证千年古道的兴起与衰落。这个门亭是乾隆三十年（1765年）所建，1942年大门遭大水冲坏，修复时由当时陆军第一百军军长刘鸣求重写了“清溪锁钥”四个大字，“文革”时用泥覆盖，才得以幸存下来。

清湖的街道沿着清溪一线形成，一纵两横，由石板或鹅卵石铺就，两边设摊、开店或住家。从“清溪锁钥”门亭进去，右转即为旧时热闹的万安街，现在仍保留着带有沧桑记忆的“万安街”老门洞。1931年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称，清湖是整个江山县的商务中心，“繁盛胜于县城”，江西玉山、广丰等地，福建浦城等地都到这里办货。因此形成了《清湖镇志》上所说的“六场三缸八坊九行十匠百店”，“六场”指的是猪仔市场、粮油市场、丝绸市场、茶叶市场、药材市场、食盐市场。“三缸”是酱缸、酒缸、染缸。“八坊”是豆腐坊、榨油坊、磨坊、糖坊、蜡烛坊、印染坊、锅炉坊，仅印染坊就有11家，那时布坯都要经染坊印染后才能输出。“九行”是米行、蛋行、猪行、柴炭行、茧行、竹木行、蜡行、煤油行、运输行。“十匠”是铁业、锡业、木业、篾业、石业、泥水业、雕花业、漆业、鞋匠业、棉棕业。“百店”是指茶店、旅店、饭店、裁缝店、理发店、烧饼店、面店、包子店、灯笼店、裱画店、纸扎店、佛香店、雨伞店、钉鞋店等，不止百家。

清湖码头鼎盛时期有“外地三帮”、“本地五行”的说法，所谓“外地三帮”是指绍兴帮、江西帮、徽州帮。绍兴帮以销运“官盐”为主，在清湖设有三大盐仓，规模很大，门口都有一个大大的“盐”字，每天进出盐多达数百担，少时也有几十担。盐商是世袭的，食盐从绍兴盐场经水路运到清湖的盐埠头，然后销往邻近的江西、福建几个县和浙南遂昌、龙泉等地。明清时期，清湖已成为闽浙赣边界的盐运中心。盐埠头设有专管司食盐走私、课税偷漏的盐卡。同治《江山县志》卷首的“清溪古图”，画有一个带拱形门的盐埠头。盐埠头的圆拱门如今仍在，本来30多步的石台阶只剩下了10步。因为有充足的食盐，清湖才会有兴旺的酱业，有名的公泰酱园创办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盛时院墙内整齐地摆放着80多只千斤缸。

江西帮主要经营棉布店，如万益顺、万恒泰、万吉生等，从杭州、上海、苏州等地运来的棉布、绸缎，以及衣帽线带，那时机器生产的洋布、厂布逐渐取代土布，月吞吐量在三千匹以上。整个清湖共有23家布店，廿八都也有14家布店。

徽州帮主要经营南货，店有19家。南货主要有桂圆、荔枝、红糖、水产类、干鲜果类，桂圆、荔枝从闽广来，销苏杭去，水产货从杭甬来，销闽、赣去，月吞吐量在四千担以上。廿八都镇也有徽州人的南货店，比如鼎丰泰。

其实，还有一个福建帮，以经营山货为主。所以，清湖镇上有江西会馆、绍兴会馆，也有福建会馆。

所谓“本地五行”，包括钱庄典当行，清代以来清湖有钱庄10多家，如鼎丰钱庄，厚生钱庄，连万钱庄，恒裕钱庄，叶荣记钱庄，盈丰钱庄，恒泰钱庄等。

油蜡行有7家，备有专门检验桐油质量的桐油机，都是国外进口的。桐油装桶后，用竹排运往杭州、上海，常常出口到国外。

米行蛋行，米行共有l7家，收进农村的糙米，经水碓、碾坊加工成白米输出，江西玉山、广丰和福建浦城的米好，很受欢迎。

煤油行或称煤油分理处、煤油公司，共有3家，煤油又称洋油，从杭州、绍兴、宁波一带运来。

木行炭行5家，杉木从廿七都等地山上成批的砍下，先拼成木排，盛水期时沿长台溪顺流而下，放到清湖码头，然后一路放到衢州、兰溪、富阳，乃至杭州、宁波。3

清湖码头“内通福建外通京”，作为浙、闽、赣三省边界物资进出的一个水陆码头，在农业文明最后的余晖中达到了繁荣的极限。民国二十年（1931年）7月，衢（州）江（山）广（丰）公路开通，公路支线一直修到清湖浮桥头。江（山）浦（城）公路从民国十八年（1929）开始动工，清湖境内这一段于1931年建成，1933年全线贯通。同年，从清湖境内穿过的浙赣铁路修成通车，水上运输货物从此减少，清湖码头和仙霞古道衰落的命运已经注定。曾任内阁总理的慈善家熊希龄在1935年为江山旱灾而写的《江山灾状报告》中说：“江山船户约有三万余人，以此为业，自铁道通后，船户因之失业者甚众”。

3.“挑浦城担”

在老辈人的记忆里，从沪杭、宁绍来的布匹、食盐、南货、海味、京货、广货，各种日用百杂等，在清湖码头下船，销往江山和福建、江西等地。来自福建浦城的红菇、米仁、冬笋、笋干、莲子、茶叶、茶油等，江西广丰、玉山的烟叶、茶叶、砂糖等，江山廿七都、廿八都等地的纸张、柏油、桕蜡、茶油、桐油、木炭，以及各地的米、豆、猪、禽等农副产品，则运到清湖码头装船，顺江而下转销外地。靠水吃水的清湖因此成为商业重镇，受货主委托、专门办理转运业务的过载载行由此兴盛，因为“万商云集，百货星罗”，镇上几乎没有空房，连祠堂都被租出去做了仓库。直到民国三十年（1941年）已经渐趋衰落的清湖码头还有15家过载行。

过载行俗称过塘行，也叫栈房，除了代客商保存货物，还代雇车船和挑夫。各个过载行都有划定的地段和经办的物资种类，还为过往货商提供食宿。一个过载行有行主、账房、塘师傅、伙计、出站人员等，少则七、八人，多则十多人，货物进出由塘师傅经手。货到码头，船户将行单分发到各过载行，行单上写明到站站名、过载行名号、行主姓名、货物名称及数量等细目。塘师傅按行票上船点验起货、过磅验收，填好回单，交付船户。有时大宗货物，如上海来的布匹用木箱装运，每件就有五、六百斤重，由十四舱的大船装运，一船就有上万斤，要临时雇用扛工。

自明代以来，在清湖码头上船、下船的货物运输量逐渐增大，陆上运输需要大量人力。商旅往来的频繁发展出了一个重要的行业：挑夫，古道上每天都有上千根扁担在运货。挑夫一般都有组织，一队往往有几十担，一是安全，二是发货一般是批量的。“江山船”装来的大批货物在清湖码头靠岸，长年累月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翻越崇山峻岭，往来于浙江与福建、江西之间。

其中主要的线路就是仙霞古道，在这条车辆和驼队无法逾越的山道上，靠的就是当地人所说的“挑浦城担”。其实也有短途的运输，从清湖到廿八都，或从廿八都到清湖，称为“挑清湖担”或“挑廿八都担”。其他重要路线有通过常山前往江西玉山、广丰等地。《清湖镇志》说：

每年正月初三一过，各过载行就开行发货。开行当日，四方挑夫数千人，半夜三更云集街头，待门一开，蜂拥而入，人人皆要选择合适货物挑担。货担分两种：一种是联票挑运，一种是单票挑运。联票挑运，多则数十人，少则三、五人。货担以小箩筐为多，能装50公斤左右。过量则路远，难以承受。每只箩筐有四根箬竹撑棒，成弓形支撑着扁担，以便调肩。

作为一个行业，“挑浦城担”始于何时，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时间。研究晚明福建与江浙区域贸易的专家徐晓望找到一本明代延陵处士写的“江湖秘传商贾买卖指南”，介绍客人从福州到达浦城后，如何雇佣挑夫前往清湖，挑夫将货物照数挑到清湖，交主人验收明白交卸，一百斤的工钱是银一钱。4可见那时这条古道上已有职业挑夫。

清代，“挑浦城担”的扁担要经过厘金局立册登记，称为“官扁担”。“官扁担”由过载行的账房、塘师傅、厘金局把持，挑夫先要向工头租得“官扁担”，才能到清湖码头“挑浦城担”。“力脚”由工头结算，从中扣除扁担费。辛亥革命以后，“官扁担”取消，挑脚由过载行自行雇用，或由挑脚自行寻找货担。清湖码头的挑夫一般不跟客商直接接触，而是由过载行代理。货挑到目的地，过磅验收后，开回单，发运费，他们叫“跳脚”或“发脚”，每百斤多的2、3块大洋，回单带到出发地的过载行结算，付手续费，每百斤大概70—80个铜板。如果从浦城挑“回头担”，则能挣3块大洋或900枚铜钿，大约相当于一担稻谷（约150斤），这是民国时的价格。比起明代五天得银一钱（约能购米l斗），要高出许多。只要挑两趟“浦城担”，挑夫的收入就可以超过一亩田一年的粮食产量了。但是，挑担这样的力气活不是长久的，务农才是他们的本，挑夫一般不会放弃农田。1946年，在仙霞古道衰落10多年后，清湖的挑夫职业工会登记在册的专业挑夫只剩下了80人。5

从清湖码头到仙霞岭下，一路平坦，古道穿过戴笠故乡保安的石头路，蜿蜒上了仙霞岭，则步步向上，艰难无比。明代诗人郑善夫的诗中说：“佣夫过岭如平地，一岁来回两百遭。“过岭如平地”当然是夸张，其中的劳苦不是文人墨客的想象力能达到的。那本“商贾买卖指南”也曾提及仙霞古一路的险峻。江山当地作家蔡恭写过一篇《古道上的江山男子汉》，几乎复活了他们当年在古道上挥洒汗水的身影：

挑浦城担的全是清一色的强壮汉子。他们头戴竹笠，脚穿草鞋、布袜，小腿上紧紧地打着绑腿，肩上斜披一条近二尺宽、五尺长的青色（或白色）汤布。这布，平时用于揩汗、洗脸、洗澡；冬天可当作围巾，还可缠在头上做帽子用；夏天披着可以护肩，围在腰间便是一条短裙裤；休息时，铺在地上又可替代草席；危急时，可结成救命长绳。

他们使用的，是一条经官方注册的硬木扁担。长长的，两头微微翘起，包着铁皮，又间隔着钉上三枚粗铁钉。箩筐上盖着箩盖。筐上的棕绳用二条细竹竿撑起，绷得像琴弦，紧套在扁担上。扁担便永远保持着一定的高度，以免休息或换肩时弯腰屈膝、消耗体力。钉子上还挂着装干粮的蒲包、装水的长竹筒及旱烟袋之类。

一人一条齐肩的特制担撑。担撑上部扁平，宽似扁担；稍下略细，拿着正称手；往下渐壮，粗似胳膊；根部镶着厚铁箍，装着尖铁棒。这担撑，上岭时是结实的拐杖；危急时是自卫的武器；歇口气、擦把汗或换肩时，能支住扁担，让人有片刻的轻松。搁在空肩上，手压前头，翘起的那头便托起扁担，能减轻重肩的负担。

领头的如果拄着担撑一步一移，铁棒便敲击石块路面一步一响，后面的队伍就知道陡坡到了，大家便合着节拍，稳步而行。如果拖着担撑在路面上滑行，铁棒摩擦石块会发出哗啦啦的响声，后面的就知道，前方路况良好，可加速前进。

赶远路的人们，重担在肩时一般很少说话，怕消耗元气。所以这声响又成了传递信息、呼唤伙伴的一种特殊信号。那或长或短的节奏，或轻或重的声响，时而通知：迎面的队伍到了，准备靠边让路；时而传达：有人掉队了，休息等待。当两支队伍交会时，又互相鼓劲，互道平安。这时候，山前山后，岭上岭下，此起彼伏，响成一片，胜似驼铃。6

他们挑的担子也有重150斤的，甚至200多斤的，这种重担被称为“大雷鼓”，有民谚说：“三餐硬饭下肚，不怕浦城‘大雷鼓’。”7从清湖码头到浦城，行人通常要走两三天，挑夫则要走四天，路上一般歇三夜，来回一趟大约要8天。每天凌晨他们就得出发，一定要赶在天黑前赶到下一个落脚点。“挑浦城担”的人们，用他们的肩膀将山里的土特产运到山外，又将山外的物资运进山里。正是那一条条的扁担，带来了仙霞古道沿线数百年的繁荣，沟通了相邻的三省，将福建、浙江、江西紧紧连在了一起，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多少风风雨雨，多少严寒酷暑，直到公路、铁路开通，古道和扁担才逐渐被冷落、被遗忘。

千百年来，仙霞古道不仅有军事、交通的意义，同时有不可替代的经济意义，那一根根扁担就是最好的证物。遥想当年，成百上千的挑夫，每天在仙霞古道上蜿蜒不绝，望不到尽头，那一声声豪迈的“起”字又有着怎样的气势呵。

在坚苦卓绝的农业文明时代，就是他们的肩头挑起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切，他们的每一步都走得那么艰辛，古道上的每一块石头都洒有他们的汗水，这一幕至少延续到1933年穿越仙霞岭的那条盘山公路通车后。

4.鸡鸣三省

在这条仙霞古道上，每隔几里便有一个供过往挑夫、行人休息的路亭，庞大的“挑浦城担”，南来北往的商人，给古道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大量的茶店、饭店、旅店应运而生，许多村落、集镇由此兴起。我到过离清湖不远的昭明村保乡殿，门前有溪，溪上有“昭明桥”，这是当年古道上的必经之地，保乡殿因此开起了茶馆。仙霞岭上有卖茶、饭的，也有提供住宿的，戴笠的祖上就是在仙霞岭上开客栈的。枫岭关边上的关帝庙，也为行人提供膳食。廿八都，作为这条古道上的重要环节，无论从北面翻过仙霞岭，还是从南面越过枫岭，都是一个不可替代的理想歇脚地，所以它在鼎盛时期仅饭店客栈就有50多家，每天都有数百人在此留宿。除了在此歇脚的过往挑夫，廿八都本地的物产也要雇佣大量挑夫，送到峡口、清湖码头或浦城，去浦城的叫“挑浦城担”，来回一般需要四天，到峡口的可以当天来回，就叫“挑廿八都担”。清康熙年间，这里就开始出现过载行，专门代办货物的运输。晚清至民国中期，出现了“姜隆兴”、“谢鑫记”、“姜源兴”三家有名的过载行，都是储运的同时兼收购、批发的综合性商行，按承运货物的先后缓急进行调度，时间紧的昼夜联运，路程远的，水陆联运，按期送达，安全可靠，关卡厘税都由他们代为办理。

处于浙、闽、赣三省交接点上的廿八都，称之为“鸡鸣三省”并无多少夸张。今天，我们从北面进入仙霞关起，手机就会接到江西的信号，也会接到福建的信号。从廿八都到江山、浦城、广丰的距离都差不多。虽然被大山一层层地包围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却创造出一个奇迹，使它最终成为比清湖码头更为繁荣的一个商业集镇，鼎盛时期商铺多达150多家，而且“墙门店”比“板门店”多。从清湖码头下船的食盐、布匹、绸缎和日用杂货，以及福建、江西的土产源源不断地进来，本地出产的靛青、桐油和土纸等则送到清湖码头上船，远销到杭州、宁波、上海等地，那时景德镇的瓷器，也有经廿八都转运的。物资的流通使这个沉睡的大山深处仿佛突然醒了过来。

从清湖到浦城，“挑浦城担”的路上一般要走四天。在浦城县城南浦镇至今还保存着一条600米长的“江山街”，大约是清乾隆年间或更早一些形成。这是当年“挑浦城担”的落脚处，因此一开始叫做“发夫街”。街上提供吃住的店，都是江山人开的，那是当年江山人的一个大本营，过去还有“江山会馆”。现在“江山街”上不少居民说的仍是江山方言。

南浦镇因紧靠着南浦溪得名，这是闽江上游的重要支流之一。从清湖来的货物，除了供应浦城本地市场，多数丝绸、布匹等就是沿着南浦溪顺流而下，运往建瓯、南平、福州等地。闽江流域各地的货物如荔枝干、桂圆干等也沿着这条江到浦城上岸，由“挑浦城担”的肩头运到清湖装船，进入钱塘江流域。浦城本地出产的大米、木材、茶叶、茶油、笋干、桐油、莲子和金斗山红菇等物产，一部分由挑夫运往江山廿八都、清湖等地，另一部分则在浦城码头下南浦溪，沿着建溪、闽江，运往福州等地。

当年，从福州沿江逆流而上到浦城，大概需七天，沿江而下，如果顺风顺水也要两三天。这和清湖码头沿着钱塘江到杭州的行程大致上接近。

由于南浦溪的水位涨落有季节性，一年当中有些时候船只无法在南浦镇靠岸，只能在南面20多公里处临江溪汇入南浦溪处的观前码头停靠，因此又带动了观前码头的兴旺。8

一条曲曲折折的仙霞古道将清湖码头和观前码头连接在一起，而廿八都正好处于这条古道的中间点上。

除了仙霞古道，廿八都的兴起其实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就是清初在此驻军，“浙闽枫岭营”的游击衙门设在廿八都，人口因此逐渐向枫溪沿线聚居。驻军带来的机会，打破了廿八都的沉寂，并从这时起，迎来了二百多年前所未有的繁华。

二、繁华如梦

1.集镇的形成

廿八都到什么时候起才形成村落，有人居住？人们通常还是追溯到黄巢刊山开道这段尚有争议的历史。

自秦始皇威加四海、君临天下以来，中国进入周期性的王朝更迭循环中，每一个王朝都在山呼海啸般的农民暴动中化为灰烬，然后胜者为王，再次建起一个同样的新王朝，除了易姓，不可能在根本上触动千年相续的专制政体本身。达到鼎盛的唐王朝也不例外，它也是在王仙芝、黄巢他们的呐喊声中轰然坍塌。“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豪迈的诗句中同时也透着阵阵肃杀之气。黄巢这首流传了千年的《咏菊诗》，以诗的语言记录了这位农民暴动领袖的心态。

唐乾符五年（878年），唐王朝即将覆灭，贩盐出身的农民领袖黄巢挥师江南，攻克杭州等地，因围攻衢州不克，与高骈部多次交战失利，转而准备南下闽、粤。高骈是唐末久经战阵的名将，在调任浙西之前，曾历任安南都护及天平、西川、荆南节度使。他是即将覆灭的唐王朝有名的“救火”将军，哪里出现危险，他就紧急调往哪里，他的频繁调动正好与各地的农民暴动相对应。他成了黄巢揭竿以来所遭遇的最强有力的劲敌，如果走原有大路南下（从江山到浦城，安民关一带现在还有古道遗迹），黄巢部会遭到高骈的骑兵追截，有可能全军覆灭。只有在山高林密、骑兵不能发挥作用的仙霞岭中另外开出一条道来。从878年9月到879年3月，他们终于打通一条入闽之路。传说，伤病员及失散的义军有的就潜入了浙闽赣交界的深山老林，高骈部的老弱伤病解甲后也有的滞留在浙闽赣边界山区。

唐广明元年（880年）5月，黄巢率军北上，屯兵信州（今江西上饶），遇到疾疫流行，死了许多士卒，损失达数万人，传说有一部分藏匿到了仙霞山区，随后黄巢在信州击败高骈手下的张璘部，杀死张璘。张部流散的士兵也有藏身到仙霞山区的。

一千多年后，有人以抒情的语言写道：在这依山伴水，有田可耕、有水可灌的廿八都，他们有了作为农民最原始的共同话语。放下手中的刀剑枪矛，拿起锄头铁犁，在共同地渔樵耕猎中，他们不仅化解了最初的恩怨，还成了朋友、亲人。9

然而，这毕竟只是传说，仙霞山深处最早的居民是否就是黄巢或高骈部的老弱残兵，并没有史料的依据。

廿八都这个地名到宋代才开始出现，1071年（宋神宗熙宁四年），江山县在乡以下分为四十四都，这里被叫做二十八都（或廿八都），但我们对那时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

据说，廿八都最早形成的村落小街并不是现在的镇上，而是在北面小竿岭山脚的五福村上街，大约南宋时就有王姓集中居住，开有店铺、作坊、饭馆，经营小生意。在王氏宗祠内还设有义塾，族内子弟无论贫富，都可以免费上学。在明代以前，仙霞岭和枫岭之间古道上这是一个重要的落脚点。浮盖山上有宋代建的寺院，这有石碑为证，也有诗人当年留下的诗篇。然而，直到明代晚期徽州人黄汴编的《天下水陆路程》中，在列举古道上的地名时，并没有廿八都，可见那时还没有引起什么注意。徐霞客几次路过，廿八都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那时，沿着枫溪水边的街道那时尚未形成，有的只是零星的房屋。现在保存下来比较完好的建筑都是清中后期建的，明代的房子也有，但很少，而且明显比较普通。2004年春天，我第一次去廿八都，当地的“活字典”杨庆山老人带我去看过其中一幢据说是明代的住宅，明显没有清代建筑的气派，装饰也极朴素。现在还有住户，从大门到厅堂都比较简陋，木柱下面的基座不是石头而是木头。那所老屋过去的主人在清朝嘉庆年间还做过武官，大厅上悬着的“杖国遐龄”匾额，是衢州一个官员送的。出门时我还看到了大门口随便放着的两块清嘉庆年间的石碑。

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浙闽枫岭营”正式将游击衙门设在廿八都，当地人习惯称为“武官衙门”。作为屯兵扎营之所，廿八都从此获得了一个人口聚集的重大机会。廿八都敬老院、镇中心小学至今还保留着清代绿营兵用餐的桌子，一张长方形的餐桌可以坐12个人，使人想起当年驻军盈千、金戈铁马的情景。因为驻军的原因，人口渐渐向枫溪岸边移居，从保存下来的族谱可知，许多姓氏的祖辈都是清代早期搬迁来的，明万历年间就已搬来的姜家也是在清乾隆以后才富起来的。

清雍正八年（1730年），廿八都就分为廿八都庄和营庄。驻军中有营户，在此屯田，因为征用了民田、民地，枫岭营与当天百姓在康熙年间还打过旷日持久的官司。官兵退役之后留下不走的也有很多。其中祝、叶、诸等姓氏都是驻军留下的重要见证，叶姓从枫岭营千总叶上新开始在这里定居，清康熙年间建造了自己的房屋，有史料称，叶氏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在广东立下战功，“授武德将军之职，仍归江山廿八都枫岭营安家。”今天叶姓人口有195人。祝姓的祖上祝善辁就是浙闽枫岭营游击，清咸丰年间造了大院，从此在这里定居，现有人口313人。诸氏的祖上，于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授枫岭营修武信尉”，从此定居，现有人口20人。10

整个清代，除了本地的山林资源得到开发，自然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传统造纸业出现前所未有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商业贸易的兴盛发达，现在保存下来的老街基本上就是这个时候形成的，整个街道、建筑依山傍水，沿着枫溪岸边呈带状布局，以溪水拐弯处为界，这条弯曲的小街被分为两段，北面是浔里街，南面叫枫溪街，中间有一段空白，两边是田野，仙霞古道穿越而过。因为那时的枫溪水比现在大，靠近水安桥一段俨然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湖泊，所以被最初在这里安家的人称为“湖里”。直到1958年枫溪村还叫湖里村，水星庙前现在仍有一副嵌地名的对联：水照日月枫溪桑梓纳福，星耀乾坤湖里社稷平安。

廿八都终于发展为三省边境贸易的重要集镇，周边地区土特产和外地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商贾云集，百业兴旺。外来客商、挑夫、退役官兵纷纷选择在此定居，繁衍生息。到民国初年已有上万人口。这个移民聚集的山镇，主要的人口都是从周边的江山、福建、江西迁移过来的。江西人到这里谋生比较早，明代起就有人来卖夏布，烧石灰、造纸。枫溪街的南面很早就建有一个“江西会馆”。

江西会馆（“万寿宫”）

从南面踏过水安桥，进入廿八都，迎面就是一座高大的祠堂式宅院，围墙比一般江南古宅高出几乎一倍，门额上有“万寿宫”三个字，这就是旧时的江西会馆。《廿八都镇志》上说它最初是明朝末年造的，清乾隆年间扩建过。因为到廿八都灰山烧石灰的江西宜黄人很多，江西籍商人往来也日益频繁，所以就集资造了这个会馆，作为江西同乡歇脚的去处。听杨庆山老人说，旅居廿八都的江西人，如遇到天灾人祸、生意亏本都可以向会馆申请帮助。1914年，这里还办起了“私立豫章小学校”，经费由江西同乡筹集。当时仅在廿八都经商的江西人就有数百人。

我第一次踏着石阶走进大门时，江西会馆还是一个竹器工场，里面堆满了竹片，工人们正在忙碌着，几乎连抬头看一眼贸然走入的陌生人的时间都没有，大概也是习惯了。中间是一个正方形的大天井，四周厅堂房廊高敞，即使阴雨天也并不觉得昏暗压抑，房梁和窗格上的木雕图案依稀可辨。虽然由于房屋年久失修，有的地方已露出了天。

我在里面的廊柱上看到这样一副对联，字迹清晰：鸢飞鱼跃是天真　花放水流皆正果。

杨庆山老人说，以前还有这样两副对联，不过现在已看不到了：水底月为天上月，人间共月；眼中人是面前人，家乡故人。隔秋水一湖，看岸花送客，樯燕留人，此境原非异土；共明月千里，记夜醉桥畔，晓浮枫水，相逢好话家山。

据清华大学的罗德胤说，后面一联是从清人陶澍题汉口长沙会馆的对联改过来的，原来是：隔秋水一湖，看岸花送客，檣燕留人，此景原非异土；共明月千里，记夜醉长沙，晓浮湘水，相逢好话家山。

只改动寥寥数字，就变得如此贴切。也许只有通过这些含意深远的对联，我们才能想象廿八都盛时，江西老表在这里进进出出的身影。“亲不亲，故乡人”，一个人出门在外，总不免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这里有温暖的灯火，有亲切的乡音，如果有酒，再有三两个下酒菜，又有故乡人陪你同饮，在秋风冷冷的夜晚，大约就可以抵住一半的乡愁，一半的思念。

江西会馆里面，过去有戏台和看廊，经常演戏，对于外出求生的游子来说，家乡的赣剧也许是一贴很好的安慰剂。在熟悉的唱腔和老掉牙的故事中，人们可以一遍遍地咀嚼，一遍遍地回味。

陪同我的杨庆山老人告诉我，廿八都原有8个街门，只有北面的上浔门还在，“江西会馆”旁边是南入口，过去也有一座圆形的拱门，上面有一块“枫溪锁钥”的门额，这块条石门楣至今还保留着，曾在江西会馆的天井里躺了多年。

桃花弄中人家

走出江西会馆，转眼就进入了廿八都的枫溪老街，鹅卵石的街道前些年曾被水泥路取代，听说现在又要重新铺上石头了。

清湖镇上有多家妓院，灯红酒绿，夜夜笙歌，廿八都却没有听说过。《廿八都镇志》上说，当年镇上有鸦片馆。杨庆山老人则说，其实不是什么专门的鸦片馆，只是有3家人（祝寅生、史鸿恩和吕鸿堂）自己抽鸦片，顺便卖一点。他小时候胃疼时，妈妈就会去买一点烟土，“吃下去就不疼了”。

但是，枫溪街上有一条令人想入非非的桃花弄，弄深不过80米，宽只有2米，通往后门山，其中一处宅院有曲里拐弯的三道院门，现在只剩下了空空的三个门洞，如同空空的眼窝，在春日的细雨中显得有几分破败。有人猜测这可能是过去的“红灯区”。不过，五年前我第一次到廿八都时，80岁的金庆康老人就肯定地告诉我，这完全是误传，因为过去后门山上桃树很多，春天时满山桃花，故名桃花弄，有人却由桃花联想到桃色，以为这是过去的花柳烟巷。廿八都有赌博场所，也有鸦片馆，青楼从来没有听说过。至于宅院有三道拐弯的院门，主要是生意人钱财不露白，另外还有为了隐蔽、安全，一种惧怕兵荒马乱的心理。

桃花弄还保存着多家旧宅，1号是林家旧宅，清光绪年间造，石大门，二进一天井四合厅。2号是金花狗旧宅，内外两个大门，有大门弄和门亭，二进二天井四合厅，后连三架屋，清同治年间造。弄口的旧宅则是杨秀东在民国初年建造，二进三天井四合厅，石大门，窗棂是典型的民初风格，保存完好。在这些旧时庭院里，人们曾有过平静自足的生活，日起日落，面对桃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只有枫溪之水日夜不停地流过。“桃花依旧笑春风”，桃花弄是否旧时的烟花之地，或者真的像金庆康老人所说的，只是因为后门山遍植桃树，春来桃花迷人眼的缘故，这些其实都已并不重要。一切都已过去，后门山笼罩在一片绿色之中，就算再没有桃花来点缀春天，留下这个让人猜疑的名字又何妨。“金家八字大门”的篆字

离桃花弄不远有一个砖雕门楼，门框上嵌有四个篆字，当地人称为“福禄寿僖门楼”，杨庆山老人说他问过很多人，包括研究古建筑的教授都不认识这几个字，他的老师郑纵横老先生说是“业精于勤”，但无法确认，有一年杭州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到廿八都旅游，脱口而出“这是四寿门庭”，说这是四个不同写法的“寿”字。我猜想有可能是诗人魏德平先生，多年前他似乎策划、编辑过一本丝绸的“百寿图”，见过很多不同写法的“寿”字，也许他说的没错，门楼上就是四个“寿”字的不同写法。

这个房子是金家的，本地人称作“金家八字大门”，据说是明末清初的建筑，规模庞大，房间就有108间，可惜在清咸丰八年（1858年）太平天国石达开部经过时，一把火烧光了，只剩下这个孤独的砖雕门楼。“福禄寿僖门楼”代表了世俗的一种终极性追求。人生无常，繁华总是如梦如烟，转眼成空，什么才是长久不久的？毁于战火中的“金家八字大门”，我们已无法想象它当年的气派，幸存的门楼穿透了纷乱的岁月，似乎那么寂寞无助，只有这四个令后人难以辨认的篆字骄傲依旧，为耕读传家的枫溪金氏做见证。

2.“四大家族”

到清代同治、光绪年间，廿八都的姓氏就达到了80多个，大多数都是清初迁来的，许多姓氏的族谱都记载着自己祖上来自何处。在这当中出现了显赫一时的“四大家族”，即金、杨、姜、曹。在浔里街的巷弄中，有三条以姜姓命名，两条以杨姓命名，分别叫姜家上弄、姜家中弄、姜家下弄，杨家弄、杨祠弄，在枫溪以金姓、曹姓命名的有金家弄、金祠路和曹家弄。现在保留下来的老建筑主要是“四大家族”的宅院，其中以姜家、杨家的居多，“四大家族”当中，姜、杨二姓的经济实力相当。

姜家迁到廿八都比较早，大约明万历年间（1573—1620）姜七宝就从江山的嘉湖（现在叫新塘边）迁来，一百多年间，繁衍了6代，都是人丁不旺，以务农为生，也没有文化，一直到第7代才出了个太学生姜如升（l713—1761），第九代姜殿魁创立了后来远近闻名的店号“姜隆兴”，建造了住宅“致远堂”。“姜隆兴号”大概在清嘉庆前期（1800年前后）开业，这是姜家经商发迹的开始。在“姜隆兴”之后，姜殿选又开创了“姜源兴”。姜殿魁的儿子姜在琪（1818—1895年），又名兆隆，继承“姜隆兴”商号。光绪十四年（1888年）《江山县正堂禁溺女婴》碑文开首就说，这是绅士姜兆隆等率先提倡的，可见他在当地的影响。姜在琪生有五子：姜遇汉、姜遇春、姜遇鸿、姜遇臣和姜遇焕，又将祖上的事业发扬光大。

姜遇鸿除了姜隆兴钱庄，也经营商业，他的过载行以经营“三籽”（桕籽、桐籽、茶籽）而冠盖闽北，生意遍及兰溪、杭州、上海、宁波、浦城、福州等地。外号“姜老虎”的姜秉书开煤油行，常与英国亚细亚煤油公司打交道，他出售的煤油，不止供应廿八都，还批发到临近的遂昌、龙泉、福建浦城、建阳和松溪等县。同时，他兼营金鼠、老刀、美女等名牌香烟。《廿八都镇志》上说，他母亲毛织秋（1861—1922）本是官宦之女，嫁给他父亲姜遇焕，生有4子3女。因为孝敬公婆，教导儿女，怜恤孤寡，周济贫寒，造桥、赈灾，都乐于捐款，特别是她有一手针灸技术，不问贫富，为乡人免费治病，施医施药，名声传到了外地，县知事曾三次看望她，为她写像赞、墓铭。在她身后，1923年10月，民国总统专门颁发了褒奖词。

姜家盛时，仅在廿八都街上就有数十家商号、店铺。姜秉臣（1868—1941）有姜元春纸行，姜秉如（1896—1951）有姜隆兴香菇行，姜守道（1899—1950）有品仙泉酒坊，还在清湖开设了“裕和酱园”。此外，姜遇汉主持宁波分号，从事对外贸易。姜遇吉（1878—1948）在峡口开设“益和隆”号，姜绍诰在淤头，姜绍诒在杭州任浙江省烟草公司襄理。这个家族有过上百年的兴旺。1949年后划分成分，姜氏50多户全部成了地主。

杨家主要是实业，以造纸著名，拥有竹山、草场，后来转到南北货交易，生意也做得很大。廿八都的山林资源特别是竹资源丰富，造纸业最晚从明代就已发展起来，明崇祯三年（1630年），徐霞客在廿八都南面大约4公里的金竹里上山，“度木桥，由业纸者篱门入，取小级而登”，“业纸者”就是一户以造纸为业的人家。

杨家以经营造纸作坊负有盛名，有杨瑞球的“杨义成纸行”、杨通熙的“杨宝成纸行”，杨秀东的“杨恒记纸行”，以及“杨仁和纸行”，“杨智记纸行”等，全盛时拥有大小纸槽三十六，年产土纸约4万多担，销往沪、宁、杭等地。杨义成、杨元亨、杨宝成等布店、染坊到民国时期依然口碑很好。杨通熙的后人杨庆山老人说，他们家过去每当土纸出槽时，仅供挑夫吃饭，一天就得几担米，挑夫吃饭时，每人一条扁担，一次就要放满一个房间。

金家是耕读之家，人口众多，早在清咸丰四年（1854年）金桂芳在《枫溪居址记》中就说：“枫溪一大村落，居者不一姓，称巨族者，惟金氏。”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修的《枫溪金氏宗谱》称，金家的祖上金世忠（1635—1691）于清顺治六年（1649年）迁到这里定居，渐渐人丁兴旺。至于为何迁到这里定居？金桂芳的《枫溪居址记》说得很清楚，有一天，金世忠到枫溪访友，见这里山明水秀，民风淳朴，就决定长住下来。金家以书礼传家，受人尊敬。后来，金家子孙即使经商也不忘读书。除了“金同顺”南北货店、布店，金家还有广泰祥南北货、金乾美广货店等。

枫溪街有一段靠西边山脚下的房子全是金家的，因此被称作“金半街”。清咸丰八年（1858年），太军天国石达开部路过廿八都，一把火烧毁了“金半街”的大部分建筑。现在仍有一条巷子叫“金家弄”。金家另有一个旁支本来在安徽定远经商，也在清初迁居廿八都的浮竹洋，称为枫溪金氏浮竹洋派，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出了一个武进士金之抡，做了御前侍卫，当地人说他有个绰号“金三枪”，1714年，江西有灾民暴动，他奉命带兵进剿，两战告捷，却在单骑追击时中了埋伏，死在战场上。期间金家还出过两个武举人，金之捷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的武举人，金汤是雍正四年（1726年）的武举人。

枫溪街现存的“丁家大院”，按当地老人的说法，原来是金家造的，房子造好不久，就卖给了王家，随后又卖给了丁家。院子很大，与廿八都其他老房子不同，它还有一座高大气派的三山式砖牌坊的大门，屋檐下有许多小型的砖雕。“丁家大院”的梁、柱都是用粗大的木料，只是牛腿比较小。

曹家的祖上曹庆兰（1778—1850）从浦城忠信乡迁到廿八都，时在清嘉庆八年（1803年），最初经营染坊，以后开了布店、南货店等。“以末起家，以本守之”，这是曹氏家族恪守的信条。在经商致富之后，曹家大量购买田地，成为大地主，大面积的田地主要集中在福建浦城一带。到底有多少亩，谁也说不清楚，据抗战期间曾经做过廿八都镇长的曹玉书说，他们家每年从福建挑回来的稻谷，就有3000担。这个数字或许夸大了。但是曹家广有田地这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身为大地主，曹玉书在老百姓心目中却是个好人，青黄不接时他可以不计利息借粮给穷人，仅这一条就够了。所以，1949年后，“北方来的镇领导”要枪毙他，许多廿八都居民跑去说情，要求宽大处理这位“开明地主”。“镇领导”认为“地主太狡猾”，将他押送到江山县城，廿八都人仍“联名上访”到县政府力保，使他终于捡回一条命。然而，经历这一劫难，他回家大病一场，几年后就弃世而去。曹家的子女在1950年都迁回了福建老家。12

曹家除了广有田地，还开有南货店、布店，以及米行、纸行、饭店、旅馆等。今天曹家留下的老房子不多，枫溪街上的曹怀庭旧宅是清同治年间造的，曾经被徽商的“鼎丰泰”租用。曹玉图旧宅和曹遇成旧宅是清咸丰时造的。曹家弄原有一处上千平方米的旧宅，清咸丰八年（1858年）石达开部经过时被烧毁，现在的房子是曹玉书1941年重建的，没有当年的规模。曹家在枫溪桥的对面留下了一片老房子，其中占地上千平方米的“曹家大院”，木雕门罩、马头墙、歇山顶，保存完好，却在2005年12月一场意外的火灾中化为废墟，当时曾引起许多媒体的关注。

关于“四大家族”有几种不同版本，另有杨、姜、金、祝之说，或杨、姜、曹、祝之说，祝家人不多，但地位显要，最早在廿八都定居的祝善铨（大奎），乾隆初年（1736年）出任廿八都武官衙门的三品游击，诰武显将军，人称“祝大老”。祝氏是有名的“须江郎峰祝氏”之后，属于江郎山迁到福建浦城的一支。清咸丰年间，他在浔里街上建造了面积1000平方米的大宅子，现保留完好。他退役后经商，创办了“祝三多纸行”。清光绪年间水安桥上的廊亭就是祝家出资修建的。祝定东在同治年间造的祝家大院，已经在1942年被日本的飞机炸毁。浔里街东边，沿着枫溪从东河沿到东升路这一段，当年都是祝家的房子，号称“祝家半边街”。

在这些大家族中有三家（杨、曹、祝）都是福建迁来的，金家和姜家则是从江山迁来。

耐人寻味的是，廿八都那么多的姓氏，祠堂却很少，只有金家祠堂和杨家祠堂，听说胡家也有祠堂，显赫的姜家没有祠堂，等到姜家有意建祠堂时，抗日战争爆发，一拖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祝家在相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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