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双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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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打工者到跨国人才：当代中国人赴日留学30年(世界华侨华人研究文库)试读：
前言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当代日本留学潮到现在已有30年的历史。本书是从2011年由Routledge出版社出版的拙作英文版Labour Migration from China to Japan：International Students，Transnational Migrants一书翻译整理而来，主要记录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留学日本的中国人的移民经历、职业发展和生活轨迹。书中使用的大部分研究资料是在21世纪初收集到的。过去的10多年中，中国、中国人及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变化那么大，虽然在翻译整理过程中，尽量更新统计数据、增加一些新的内容，但我还是禁不住自问，书中所描绘的中国人留学日本的现象还存在吗？书中所描写的是否已过时？
这份社会学的研究报告也是一部社会史。在当代中国人留学日本的30年中，留学生群体在不断变化，就像书中所记述的，去往日本的留学生在年龄、出身地、生活经历和留学目的等方面都有巨大改变。带着8000日元留学已成历史，去过日本“扒分”（上海话“赚快钱”的意思）的人其儿女大多都已成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日本文化的对外传播，不断涌现出喜欢日本消费文化的年轻人，去日本是因为那里有他们的青春偶像和喜欢的动漫，日本在他们眼中是一个文化很“酷”的地方。不久以前，为了生活费和学费，中国留学生往往会超出法定许可时间尽量多打工，为了节省开支几年才回一次家。可是最近，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每到寒暑假不是回国就是出国旅游，打工变成一种消遣、一种社会体验。甚至有父母为了让孩子生活舒适先在日本买好公寓，才舍得送孩子去留学。当然，中国留学生是一个多元化的群体，这些年轻人家境不同，留学目的和态度也是多种多样。但总体来说，本书中所描述的早期留学生的“留学必须吃苦”的观念已渐渐淡化。对当今中国的年轻人来说，留学只是一种教育选择、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成长历程中的体验。
本书揭示的留学生对经济全球化所做的贡献及他们对自己的事业和生活的跨国型规划，现在已经成了这个群体普遍的实践和明显的潮流。我同一些在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科求学的中国留学生闲聊时发现，他们自然地把经济全球化看作自己的就业机会，把整个东亚当作自己的就业市场。他们毫不含糊地指出日本公司雇佣他们应该是出于公司开展全球化业务的需要。日本的经济全球化在继续发展，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希望雇佣留学生，推出留学生雇佣的指标，给留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除了2009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次年），日本法务省每年发放给留学生的就业签证一直在增加。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本书中提及的以中小型企业为主的雇佣趋势有增无减。并且，近年进入日企的留学生，同以前的留学生一样，还是在不断抱怨日本企业氛围压抑，管理方式保守，他们把日企的工作经历只当作个人职业发展的起步。
此外，通过对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描写和分析，本书的意义还在于给国际移民和留学生研究提供实证及理论参考。随着全球留学生人数和留学目的地的增加，本书所记载的在日中国留学生的移民移住过程不仅仅是中国人在日本的一个特例，而且代表了一种新型的移民形态。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有相对固定的文化自我定义并有文化民族主义倾向的非传统型移民社会已成了移民国家的主流。世界上许多国家，例如日本，在积极吸收留学生和技术移民的同时，需要调整文化和民族的自我定义，从法律和社会制度上作改革，以更好地接纳文化背景迥异的人才。另一方面，在爱国主义教育下长大的中国留学生，对自己、对中国和对他们的移居国有相对固定的认识甚至先入为主的偏见。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生活经历从某种意义上表现了两种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磨合，他们能在日本社会发展，同日本社会建立良好的关系，显示出他们超越民族主义的可能性。
有一个本书没有强调，却是在日本的中国人普遍纠结的问题，那就是中日关系。因为就像本书所描述的，在日本的中国人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生活都同中日之间的跨国经济及文化交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2012年因为“钓鱼岛事件”，中国各地出现大规模反日游行，中日关系迅速恶化，我认识的不少在日本的中国人的生意或者工作遇到困难。有一位在旅行社工作、负责中日间观光接待业务的朋友告诉我，他在事件发生后的两个月里完全没有业务，所有中国方面的人员都处于停薪留职状态。他说：“在日本的中国人都希望中日关系好。不好我们就没饭吃。”
终于到了书稿付梓之时，我想在此感谢帮助我完成和出版中文书稿的同事和朋友。首先，我要感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刘宏教授为我和暨南大学出版社牵线搭桥，使出版此书成为可能。我也衷心感谢文峰先生及吴筱颖女士在此书出版过程中的大力支持。由于种种原因，这本书稿拖延了两年多，如果不是吴筱颖女士来信催促并约定一个交稿日期，这部书稿也许会永远尘封于我的案头。其次，我想感谢我在早稻田大学指导的两个博士研究生张洁和姚大成。本书的部分内容是由张洁协助翻译的，姚大成则在我交稿前一个月仔细核对并修改书稿。本书的完成与他们的贡献是分不开的。最后，我想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一直从各方面支持我的研究，照顾我的生活。我做研究这些年，写的东西几乎全部是英文的，以中文出版，让他们有机会看懂一本女儿写的书是我完成此书的巨大动力。刘双（Gracia Liu-Farrer）2016年1月25日于东京绪论日本与从留学开始的国际劳动力移民
将近春节（在农历正月）的1月中旬，经营休闲服饰品牌“优衣库”的Fast Retailing中国当地法人公司总经理潘宁（40岁），在短短一周内奔波于北京、宁波、广州，开设了三家新的分店。潘宁告诉当地工作人员：“问候时，一定要看着客人的眼睛，同样的笑脸，有的可以传达给客人，有的则传达不到。”这一切，是当年潘宁在东京三鹰的扒金库店里打工时学到的接待客人的基本方法。
1987年，潘宁来到日本留学。他最早记住的日语，是在打工店里不断遭指责时的用语——“不行”。“两手抱在一起不行”；“不行，必须赶在客人之前先开门”。从敬语的使用方法、服务的姿势到笑的方法，每一个细节都受到指责。潘宁虽然有些反感，但还是忍耐下来，因为他相信在这种“一本正经的认真”中，有日本经济成长的秘诀。
硕士课程结束后，潘宁在1995年进入公司。他在东京町田的店铺工作时，发挥出当年打工时训练出的接客能力，仅仅半年就升任店长。潘宁说：“服务业的基本规范，无论在扒金库店还是休闲服店，都是一样的。”进入公司一年后，潘宁开始接触中国业务。在担任了中国工厂的负责人后，2002年，优衣库在上海开出了中国一号店。
日本国内市场正在缩小，在海外快速展开业务的Fast Retailing却提出了5年内在中国开100家店铺的目标。从2007年开始，公司正式录用生活在日本的外国人，其中以中国留学生为主，每年录用20人左右。公司国际化交流团队的青野光展经理讲到潘宁时，给予他很高评价：“他在中国成功地植入了优衣库的遗传因子，他了解日中两国消费者的经验，才能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就。”
背负着日本的企业，在中国创业打天下，同时又从日本发掘出中国追求的价值。在日中经济互相融合的接点上，活跃着在日华人的身
(1)影。
以上这则故事来自于2009年2月11日日本第二大日报——《朝日新闻》的报道。从2009年至2010年该报连续18个月刊登了主题为“在日华人”的系列报道，潘宁是这个系列第一个月里报道的人物。这些每月一次的报道，是日本主流媒体首次全面介绍有关中国人在日(2)本生活的真实面貌。这些报道侧重于不同的中国人群体：留学生、技术移民、研修生、移民后代、运动员或和日本人结婚的中国女性，而且广泛覆盖了中国人在日本生活的各个层面，内容包括他们对日本经济的贡献、与日本社会的融合或冲突，以及如何在日本培养下一代等。
在日中国人之所以能如此被日本主流媒体注目，是因为中国人自2007年开始已成为日本最大的外国人群体。截至2013年，已有将近65万中国人居住在日本，占所有在日外国人口总数的31.4％。加上10(3)万名加入日本国籍的归化人士，合计在日本的华侨华人总数已有七(4)八十万。本书主要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前往日本的40多万(5)中国留学生群体。潘宁在日本的留学经历，包括他最初在低收入打工环境里的挣扎，毕业后进入日本企业的职业道路，在跨国贸易中取得的成功，是许许多多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生活的典型写照。
潘宁的故事生动地体现了本书的两个主要论点。第一，留学已经成为跨国劳动力移民的主要渠道。不论是作为低收入劳动力还是专业技术人士，留学生对于居住国劳动力市场都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第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留学生群体扮演了重要角色。除了科学知识和专业技术以外，留学生还具备跨国贸易所需要的双重或多重文化和语言能力。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企业中的职业特征、创业实践，以及特定的生活规划都展现了新型的跨国型移民方式。
在绪论中，笔者首先阐述“以留学为渠道的国际劳动力移民”的具体含义，解释为什么在日中国留学生的案例能说明这一现象，以及这种移民方式与已有的国际移民研究存在怎样的不同之处，特别是和技术劳动力移民相比所体现出的特点。随后，绪论指出这个中日之间的留学生移民的案例研究可以为跨国移民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能进一步阐明国际移民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在绪论中，笔者也介绍了当代从中国往日本移民的形态及趋势，并在最后介绍了全书的组织结构。一、留学——国际劳动力移民新渠道
如今的我们正处于全球化大规模留学移民的时代。2004年，全世界有将近250万人出国接受高等教育，同比1999年增长了4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6）。当今留学潮有几个突出特点。首先，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往往都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澳大利亚就吸引了全球近三分之二的留学生。其次，来自亚洲、加勒比海、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都希望通过教育渠道留在发达国家。相关统计显示，1990年及1991年从美国的大学获得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当中，有79％的印度公民和88％的中国公民在1995年仍留在美国工作（Cervantes and Guellec，2001）。而2001年的统计也显示，5年前就已经从美国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的人当中，有86％的印度学生和96％的中国学生依然居住在美国（Finn，2001）。再次，在过去的20年间，吸引外来人口前来接受高等教育并留住国际人才已经成为许多发达国家大力实行的政策。
这些发达国家的政府大力吸引海外留学生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方面，留学生的学费已经成为一些发达国家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在2005年，前往美国的留学生仅仅是用在学习和生活上的开支就已经(6)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贡献了133亿美元。前往澳大利亚的留学生更是帮助教育行业成为当地仅次于旅游和运输的第三大服务出口行业。不仅如此，留学生还直接或间接地为澳大利亚公民提供了43000个工作机会（Kenyon and Koshy，2003；转引自Ziguras and Law，2006）。另一方面，在一个日益以知识技术为基础的经济结构中，留学生被认为是提供给居住国的高价值的人才资源。以澳大利亚为例，留学生因为普遍较为年轻，且已经在留学期间适应了当地文化并获得了被认可的高等学历而受到澳大利亚就业市场的青睐。澳大利亚的移民法明确将留学和技术移民相衔接，并通过提供获得永住权的积分吸引他们长期留下来（Ziguras and Law，2006）。
这些全球范围内的有关留学生的流动趋势、数据统计以及政策法规都反映出一个现实情况——留学事实上已经成为劳动力移民的途径。笔者用“以留学为渠道的国际劳动力移民”的概念来描述劳动力移民和留学的重合关系，其对象指所有通过留学途径参与到对方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的人，包括在留学阶段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留学生和毕业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留学生。
在现有的关于以留学为渠道的国际劳动力移民的研究中有两种常(7)见论调——“头脑流失”和“引进廉价劳动力的边门”，这两种论(8)调分别描述了留学生出国后在不同国家所体现出的不同走向。“头脑流失”是一个政治性的论调。这个说法源自英国皇家学会对于20世纪50年代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出现的工程师及专业技术人才移民美国现象的描述。通常它是指那些“拥有专业技能知识的人才从发展中国家移民到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的现象（Miyagiwa，1991：743）。虽然留学生只能间接地被归类为“专业技术人才”，但也不难理解他们在技术类移民中占有相当比例（Agarwal and Winkler，1984；Kajanapan，1995；Kwok and Leland，1982；Ong et al.，1992）。
近年来，随着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许多发达国家也在留学生中发掘专业技术人才。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都已经针对留学生出台了相关政策，而其目的不仅是为了吸引更多的海外人才来留学，更是希望将他们留在当地的劳动力市场（Tremblay，2005；Hawthorne，2005；Ziguras and Law，2006）。一些案例显示在居住国就业的留学生主要是为了追求高收入和更好的工作机会（DeVoretz and Maki，1980；Miyagiwa，1991；Tansel and Gungor，2002），一些人因为政治动荡而无法回国（Zweig et al.，1995；Zhao，1996；Tansel and Gungor，2002；Chen and Su，1995），还有一些人则是因为社会环境和生活条件而选择留在居住国（Gao and Liu，1998）。社会学家普遍认为，在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大批文化层次较高或专业技术能力较强的人，之所以选择出国是因为国内有限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其连带相对微薄的福利待遇（Grubel and Scott，1966；Rivera-Batiz，1982；Blomqvist，1986；Todaro，1985），即使从国外赚钱汇往国内也无法完全填补这一落差。一些学者也曾提出了让海外人才和居住国为母国作出贡献的方法建议，例如向海外移民和投资者征收所得税。其他一些学者则指责发达国家为了吸引海外人才而出台的政策存在道德问题（Ziguras and Law，2006）。
有关“头脑流失”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专业技术人才通过留学渠道离开自己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近年来，随着留学的普及，一些学者开始担心留学渠道正逐渐成为低收入劳动力涌入的一扇边门。有关“廉价劳动力边门”的论调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在那之前日本从未被认为是劳动力输入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日本的经济发展完全依靠本国劳动力（Sassen，1991；Mori，1997）。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日益明显，加之出生率开始低于人口置换水准，日本面临少子和老龄化问题。然而，在这种种压力下，日本政府依然不愿意引进外来劳动力，而是从(9)1982年起设立“研修”这一法律身份，以技能研修实习身份引进外国劳动力。这项打着传授先进知识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口号的项目后来被广泛批判，并被指责其实际目的是输入廉价劳动力（Ohmi，2006）。与此同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推出了“21世纪前招收10万海外留学生计划”。随后，日本的语言学校便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前往这些语言学校学习的留学生数量大幅上涨，他们后来也成为“留学渠道成为廉价劳动力边门”讨论的主要对象（Morita and Sassen，1994；Cornelius et al.，1994；Mori，1997）。
这些最终进入日本廉价劳动力市场的留学生是否不同于那些所谓的“人才”呢？答案是否定的。笔者认为，“头脑流失”的讨论把理工科专业的研究生当作留学生的代表，漠视了留学生群体的专业多样化，也忽略了留学生在劳动力市场的不同经验。从私立语言学校到国立大学，在海外留学生里研究生也只占到一部分，真正读到博士成为(10)所谓核心“人才”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前往OECD成员国的留学生，除了去往美国和法国的之外，大都选择了主修人文社会专业（Tremblay，2002）。此外，研究日本移民问题的学者，在强调留学生流入日本廉价劳动力市场的同时，也忽略了留学生的专业的多样化。大多数留学生来日本的确是为了追求高学历。大多数毕业于正规大学的留学生后来都进入日本职场，成为真正的专业技术人才。
不仅如此，目前为止的研究很少深入讨论留学生进入居住国的劳动力市场后在居住国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他们受到的影响。比如说，正如有关“头脑流失”的讨论往往认为留学是国家之间吸取人才资源的渠道，但Saxenian的研究（2002a，2002b，2005，2006）显示来自以色列、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印度的留学生最初都前往美国工作，在硅谷获取了一定的知识和资本后再回国致力于发展本国高科技产业。换句话说，“人才”没有流失，而是在全球高科技产业发展中“流通”。然而，“头脑流通”讨论的对象依然局限于高科技相关领域。社会学者们还是对那些大批出国学习人文社会相关专业的留学生缺乏关注。这些留学生究竟怎样进入居住国劳动力市场，以及他们的个人发展轨道怎样与经济全球化联系起来等问题仍需探究。二、跨国移民和全球化
跨国移民是本书讨论的另一个主题。“跨国”一词代表了许多中国留学生就业、生活以及自主创业的轨迹，也体现了大多数中国留学生对于理想生活方式的追求。但是，他们的跨国经历和目前许多移民研究的说法并不一致。在现有的移民研究中，跨国行为只被看作是一种非主流经济生存手段，而中国留学生经济活动的舞台是经济的全球化。经济的全球化为中国留学生实现职业发展和自主创业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他们从底层推动全球化进程。另外，中国留学生的跨国生活形态也让我们看到许多国际移民的生命历程和社会空间是跨越国境的。
跨国理论在近些年成为考察国际移民的政治、经济、社会实践以及身份的研究中备受关注的一个视角。传统的移民研究往往将视点集中在移民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上，希望他们最终能完全被居住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体系同化，并抛弃原本拥有的文化理念和政治信仰（Warner and Srole，1945；Gordon，1964；Alba and Nee，1997）。传统理论认为移民最终只属于一个国家，成为居住国国民。虽然同化理论近年来备受争议，但其他一些如“多元化理论”（pluralism）、“文化多元化”（multiculturalism），甚至是像“并入”（incorporation）这样的代替概念，实际也是从居住国的角度理解移民的经济文化及政治活动。移民首先是被当作居住国的成员，他们的行为是以居住国的情况为背景来衡量的。
跨国移民理论的研究焦点是移民跨越国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活动。作为跨国移民现象研究的先驱，以Basch为主的学者在1994年把跨国移民定义为“当代移民建立维系母国和居住国关系的多重社会网络”的过程（Basch et al.，1994：7）。这一定义在后来被广泛引用，一些研究者指出随着国际移民范围的逐渐扩大，现代化通信技术的进步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使得移民的政治经济活动逐渐跨越(11)国境。他们经常对母国和居住国同时拥有文化认同和归属感。
跨国移民理论一出现，就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在一片沸沸扬扬的研究热潮中，不少学者也对跨国移民理论提出了质疑。他们怀疑这种新的理论框架的必要性（Foner，2000；Glick Schiller，1999；Morawska，2003），以及跨国移民研究理论上和研究方法上的严谨性（Lopez，2001，转引自Portes et al.，2003）。同时，研究者在对有关移民跨国现象的理解上，也有许多争议。比如，移民的跨国活动是不是一种对以资本和国家为主导的存在方式的抵抗？（Guarnizo and Smith，1998；Mahler，1998）移民的跨国活动，在第二代、第三代中是否也能存在？
尽管如此，我们无法否认的是跨国移民已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行为正在改变社会结构和国家治理，并推动着经济的发展。正如Portes指出：
虽然从事跨国活动的人和组织从数量上来说还很有限，但专门从事跨国活动的活动家和偶然参与跨国行为的移民合起来，对当地甚至是整个国家造成深远的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从个人角度来看，往国内的家里汇款，在家乡买新房，或时不时回一次国只是一种个人选择，但所有移民的这些个体行为集合起来，就有可能影响家乡甚至是国家的财源和文化。（Portes，2003：877-878）
Vertovec认为移民的跨国活动综合起来主要会对三个领域产生影响。在社会领域，他们的行为会“使移民生活本身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双重焦点’（bifocality）”（2004：970）。同时保持对母国及居住国的社会文化的关心会对移民家庭生活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甚至会延续几代人的身份认同。在政治领域，移民同时在两个甚至更多国家保留政治身份，对以往的“身份—国界—法律”的三元分析框架提出挑战。“双重国籍”和“海外侨胞投票”都是国家为适应新情况做出的政治改革。最后在经济领域，移民通过各种方式的国际汇款会对货币兑换业务、家乡的协会以及地方小规模金融机构的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些都意味着跨国移民活动最终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构造性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移民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依然存在两点不足。首先，这些研究一直将移民置于居住国的社会体系之外。他们将移民的跨国活动视为一个适应过程，有左于同化且是一种对移民能顺利融入居住国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领域当中的期待的反抗。其次，已有研究在描述移民跨国活动与全球化进程的关系上还不够充分。这两点不足和移民研究的传统有关。移民研究主要是从美国发展起来的，对象主要集中在从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来的移民。这些研究对象都是所谓狭义法律意义上的移民，通常持有“移民”签证，以永久居住为目的进入居住国。他们同居住国的各种组织的联系非常有限。由于存在这些局限，这方面大多数的实例研究都是有关个人的移民行为、对双方文化的认同感，以及这种行为对于母国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生活的影响。很少有研究论证移民活动对于居住国社会和两国关系发展的影响方式（Mahler，1998），尤其是有关移民经济活动的研究，这样的研究角度非常少见。虽然经济的全球化涵盖各种规模的经济发展，但有关跨国移民经济活动的论述依然大多集中于往家乡汇款或小型的非正式的个体经营。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就业情况和经济流动，不仅反映了使用跨国主义视角进行研究的必要性，而且凸显了跨国移民主义的新趋势。中国留学生的跨国能力是在快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中形成的。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劳动市场的职业(12)利基（occupational niche），是在日中国移民经济活动的一个极为突出的特征。尚未有研究在其他移民居住国的移民群体中发现这个特征。
随着中国日渐成为世界主要的制造业基地、高科技专业人才大国以及拥有巨大潜力的消费市场，拥有语言优势及多文化适应力的中国留学生在中日两国的就业潜力也在不断提升。和日本人相比，同时会说日文和中文的中国留学生在从事中日贸易相关工作的职位上明显更具竞争力。这不仅意味着留学生本身在两国之间存在流动性，也说明他们在中日之间为自己创造了新的职业通道。与此同时，这一职业利基的出现也说明经济全球化已经极大地改变了移民在海外的就业前景。根据日本法务省对外来人口从学生签证转为工作签证的数据统计显示，大部分从日本高等教育机构毕业的中国留学生都进入了这种与跨国贸易相关的领域工作。
新的就业市场不仅对居住国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到移民本身。从传统的研究角度来看，进入居住国的一级劳动力市场（primary labor market）被认为是社会地位上升和经济同化作用的体现。移民研究往往止步于此，因为移民在居住国成为白领阶层在这些研究中被认为是“达到目标”或已经顺利融入居住国社会的体现。但是，本书显示了一级劳动力市场是移民和居住国拉锯最激烈的地方，而且对于移民而言，作为日本社会的核心领域，企业也是最有可能让他们在居住国社会中发挥作用的地方。随着拥有语言文化优势的外国员工包括女性在日本的企业中占据独特地位，日本企业不得不面临新的民族及文化冲突。传统的公司文化，比如终身雇佣制度、以资历为基准的职位评价体系（年功序列制），以及男女有别的职业分工面临挑战。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如果日本企业内部发生体制改革，可能会对(13)日本整体的社会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本书也讨论了中国留学生在日本自主创业的过程，进一步证明了跨国移民正参与到多层规模（multi-scalar）的全球化发展进程当中。近些年，人文地理学家们用“规模”（scale）来解释全球化过程中的各种经济和政治现象，尤其是用来解释不同国家及地区之间的权力关系和在经济结构中的不同地位（Kelly，1999；Mamadouh et al.，2004；Rankin，2003；Swyngedouw，1997）。“规模”这个概念，使我们能把经济全球化理解成包括不同层次的组织及不同规模的地区，从个人到国际组织，各层次共同参与的过程。我们也可以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当中，每个人、家庭、行业、国家及其他组织和机构都是其中的组成部分。移民的跨国经济活动也自然而然可以被理解为经济全球化的构成要素之一。
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帮助当地企业拓宽国际事业的过程，是多层次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明显的例子。目前的相关研究偏重北美国家移民的跨国创业事例，突出他们的草根特征。他们的创业行为往往被描写成不正式的经济活动，缺乏制度保障。有关他们在创业之前的从业经历和经济行为的信息极少。笔者此次的研究结果显示，移民的创业活动和他们之前所从事的工作及行业有很大关系，通常是原来的公(14)司业务的延续。通过强调跨国企业的业务活动和移民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一研究说明了全球化确实存在多层规模结构且不同层次、不同地区的人都可以参与其中的事实。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一事实也模糊了被视为“从上而下”的有组织的跨国活动和被视为“由下而上”的私人跨国活动的界线。
中国留学生为经济全球化做出贡献的事实也再次验证了国际资本和劳动力移民之间的关系。Sassen（1988）指出，工业化国家在海外进行定向投资并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制造业基地的做法，在物质和意识形态上建立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并为发展中国家的人前往发达国家提供了桥梁。但中国移民的海外创业情况却表明这种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是双向的。虽然日本的投资和招募中国留学生就业的做法吸引了大批中国人前往日本，但中国留学生的跨国活动也同样影响了跨国资本流动。
最后，本书介绍了全球化对于移民的移住过程和身份形成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发展正在拓宽中国留学生的视野。许多在日中国人都向往不受拘束的跨国型生活方式。当条件许可时，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选择永住而不是取得日本国籍，因为他们认为永住权让他们可以自由出入两个国家而不必做出选择，还能享受双重福利。在日本的中国人对未来有各种不确定，常常感到自己处于社会的边缘，为了更好地生活而不停奋斗。但是这种跨国型生活安排对移民家庭有很大影响。他们当中许多人都过着与家人分隔两地的生活，一些家庭里的家长为了全家过上更好的生活而独自去海外打拼，其他一些人则将孩子送回国内接受教育以求将来获得更好的发展。视频聊天和低廉的国际通话费也许能给这些家庭一些心理慰藉，但许多夫妻关系疏离，父母与孩子之间也存在难以逾越的心理沟壑。三、移民目的地——日本
对于中国留学生的社会经济活动而言，日本的环境相对其他国家较为特殊。日本的外来人口比重较小。2013年日本的外来人口为(15)206.6万，占当年全国总人口的1.62％。这一数字不仅无法和澳大利亚（23.6％）、新西兰（19.5％）、美国（11.1％）以及加拿大（17.4％）这些移民国家相比，也低于很多欧洲国家的外来人口比重。也正因如此，在国外的人看来，日本一直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但事实并非如此。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持续发展的日本在少子老龄化问题的压力下开始打开各种渠道接受外来劳动力移民，包括招收工厂研修生、迎接从拉丁美洲返回的日裔人士、吸引留学生等。日本也为此增加了劳动力输入的资格种类。
研修生及技能实习制度被看作是引进廉价劳动力的主要边门。1981年，研修身份设立，以“传输先进知识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为宗旨的外国人研修制度诞生。1990年，日本政府修改了《出入境管理法》。1991年，国际研修协力机构创立，研修生数量开始大幅增长。1993年出现的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明确规定研修生可以获得三年在留期限。从2005年开始，每年进入日本的中长期外来人口中，研修生占的比重最大。2008年，在日本的研修生超过10万人，但这一群体在日本社会中始终处于边缘状态。在合同的限制下，他们每天都需要承担大量指定的工作任务，而且他们的活动受到限制，也无法在日本长期居留。研修生制度对外国劳动者的人权侵害受到了各方谴责。针对这种情况，2010年7月1日，日本法务省设立了“技能实习研修生”（TITP）类别。在新的制度下，研修生与技能实习生在法律上被划分为不同类型的人群。研修生由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赞助，主要来自于非洲、拉美及一些亚洲国家，在日本接受技术培训后回国。而技能实习生在接受3个月的语言和技术培训后就成了真正的劳工，受日本劳动基准法保护。企业及商会可以直接通过“技能实习生”的签证引进劳动力。一年后，这些技能实习生如果符合条件，可以再次申请“技能实习研修生”签证延长两年的在留期
(16)限。
自20世纪80年代末，大批日裔也开始从南美洲国家返回自己的家乡，拥有日本血统的他们受到了日本政府的欢迎。Weiner（1997）指出，日本政府积极接受日系移民有两个原因，首先，他们的所谓“回归”充实了劳动力市场，由于他们的日裔身份，所以日本政府不用在外来人口问题上改变“单一民族”的口径，是很理想的移民劳
(17)工。其次，这一做法也是出于日本政府把日系移民作为暂时劳动力的预想。大多数日系移民在拉丁美洲国家都是中产阶级，和其他相对贫困的亚洲国家来的劳动力移民情况不相同，日本政府没想到他们会长期留在日本（Tsuda，1999）。因此，日系移民被赋予“定住者”的居留权利，在出入境上几乎不受限制。多数日系移民进入了日本大型公司的工厂工作，并集中居住在日本东海地区的工业区里（Tsuda，1999，2003）。
日本政府的另一个重要的外来人口政策便是吸引留学生。为了加强在国际上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力，日本前任首相中曾根康弘在1983年拜访东盟（ASEAN）国家时提出了“21世纪前招收10万海外留学生计划”。第二年开始日本政府便简化了外来语言专修留学生的申请手续（若林敬子，1990）。由此产生的结果，便是一夜之间日本语言学校大批出现，并把招生对象的市场定位于中国——一个刚刚改革开放但还依然处于贫困阶段的人口大国。仅仅在1988年一年中，前往日本的中国语言学生便达到了28256人，占当年所有语言留学生总数的80％以上。外来留学生的大批增加也为日本经济技术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2008年，日本政府批准了“到2020年前招收30(18)万留学生的计划”。并且，为了吸引留学生毕业后留在日本企业，日本政府允许日本的大学留学生在毕业后可以有半年的在留延长期限，以便他们寻找工作。而且日本政府也逐步放宽了留学生获得工作签证的条件。
通过这一系列的外来人口政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的外来人口数量呈现明显增长，其中30％来自中国。在之后的章节里，本书将会更为具体地介绍日本对中国的外来人口政策、地理优势、中日之间紧密的经济合作、复杂的政治关系以及独特的社会环境，这些方方面面综合起来造成了中国留学生在日拼搏的复杂的社会环境，也让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经济与社会活动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征。四、在日本的新华人
中国人在日本的居住历史已长达几个世纪，在1910年日本殖民朝鲜之前，中国人一直是日本最大的外国人群体。但是“二战”结束后，大多数中国人返回了家乡。1951年，日本和美国签订了《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承认了朝鲜独立，但同时取消了从原日本殖民地进入日本的居民的日本国籍。到1952年，约有44000名中国人依然留在日本，大多数来自中国台湾（Vasishth，1997）。从1949年至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中国大陆与日本之间的人口流动完全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86年中国重新开放国门，允许公民自由出境，移民潮才再度兴起。
前往日本的新华人群体呈现出快速增长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尽管日本随后进入泡沫经济消退后的低潮，而中国经济开始飞速发展，两国外交关系时好时坏，日本对移民的政策也时松时紧，中国人在日本的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保持了稳步增长。从1984年的44000人到2013年的650000人，在日华人数量增长了十几倍，并成为日本外来人口中最大的群体。1985年，韩国人在日本外来人口中占到了80％以上，来自中国大陆的外来人口占5％。到2013年，在日韩国人比重减至四分之一，而在日华人则占到了将近三分之一。
在人数快速增长的同时，在日华人身份也最为多样化。2013年，超过70％的在日韩国人都是在日本出生或是“二战”前移居日(19)本的特别永住者。在日人口数量占第三位的菲律宾人大多是曾在日本从事娱乐行业工作，并通过与日本人结婚生子拿到定住或永住权的女性。第四位的巴西人则绝大多数都是日裔或日裔的家族成员。相比之下，中国人的在日身份显示出了多元化，包括留学生、工程师、(20)技师、研修生、技能实习生以及永住者。同时，在日本的非法居留者很多来自中国。
此外，在日华人中申请永住权和归化的人数也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在一次对住在毗邻东京的埼玉县公营住宅的中国人的调查中，在回答是否希望留在日本或回中国的问题时，141份回收问卷中有80％称已经获得永住权或是正在申请当中；有25％计划申请或已加入日本国籍（田嶋淳子，2005）。2013年法务省统计显示，从1990年至2013年，有9万多名中国人选择加入日本国籍。在日华人中获得永住权的比例也在近年不断增加。2013年，有205940名中国人拥有永住权，占在日华人总数的将近三分之一。从2000年至2013年，超过16万的在日华人获得了永住权。永久居留和归化人数的快速增长也让在日华人群体变得日趋成熟。
近20年来，在日华人的来源地呈现出很大变化。“二战”后在日华人中约有四分之一是战前来到日本的福建人，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其他省市在日本的“同胞”每省还不到1000人。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日新华人发展初期，以语言专修生为主的留学生占到了绝对比重，且主要来自上海和福建，1988年，来自这两个地方的在日华人占到了总数的40％。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在日华人来日身份的多样化（如战后遗孤和国际婚姻），来自中国其他省市的移民陆续增多，其中发展最快的便是东北三省。“二战”的历史让这片地区留下了很多日本遗孤和妇女，随着日本政府的遣返政策，这些遗留在中国的日裔及他们的家族纷纷来到日本。进入21世纪后，来自辽宁和黑龙江的在日华人超过上海，但这也并不代表东北三省成为在日华人的主要来源地。近期的统计显示，来自中国各个地方的在日华人数量都在增加，特别是拥有较多日资企业和与日本有较多经济往来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从21世纪初开始，来自山东和江苏的在日华人迅速增加，赶超了来自福建的在日合法居留者的数量。目前，在日华人的来源地已经遍布中国的每一个省市自治区，但依然以东北和华东地区为主，从辽宁、黑龙江、吉林、北京、上海、江苏、山东和福建八个省市来到日本的华人数量加起来占在日华人总数的四分之三。
最后，在日华人中女性的数量也多过男性。2013年，女性在在日华人中占到了58％，这个比例反映出了在日华人的主要人口分布特征。大多数中国人通过留学生、日本人配偶或家属、研修生或技能实习生渠道进入日本。这其中留学生的性别比例男女几乎持平，而日本人配偶和家属当中女性则占到了绝大比例。前往日本的研修生和技能实习生里超过三分之一的人都进入了纺织工厂，其中大部分都是中国女性员工。
中国人在日本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政治和学术关注。早期关于在日华人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了人口数量发展的趋势、背景和相关影响上（若林敬子，1990；邵春芬，1995；王津，2001；段跃中，2003），而且大多围绕着日本官方的外来人口统计以及中日的外来人口政策变化。尤其在英文的文献中，中国人往往“消失”在“日本外来劳工”的归类当中。但从21世纪起，有关海外华人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在日华人数量的快速增长所呈现的发展轨迹差异化和明显的定居趋势，更多深入的调查研究涌现出来。比如说田嶋淳子（1998，2003，2005）进行了东京及周围华人聚居地的调查研究，了解他们的定居过程、华人群体里社会关系的建立以及跨越国境社会空间的形成。Le Bail在2005年的研究显示在日华人呈现多层化特征，尤其是留学生的流动性和跨国性比较突出。Ambrose（2006）、Liu-Farrer（2006）和赵卫国（2005）分别探讨分析了在日华人的宗教组织和后代教育问题。在2005年，两组日本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东京附近同一个住宅区里的华人群体（江衛、山下清海，2005；田嶋淳子，2005）。这两个研究都显示了在日华人逐渐向郊外聚居，并体现了定住的趋势。针对特定华人群体的研究也不断出现，王津（2003，2005）调查了在日中国IT专业人士，并记录了他们的出国经历、职场流动性和未来发展方向。此外，回到日本的战后遗孤及其家属也引起了一些日本社会学者的注意。鍛治致、黄英莲和依光正哲分别在2001年和2003年研究了这些战后遗孤在日本的定居过程。
但是关于目前在日华人的研究还停留在单纯描述归纳一些现象，或套用一些现有移民理论的阶段。我们应该把这个移民现象放在全球化的框架中，探讨如何通过对这个移民群体的各种经验的分析，来使国际移民这个学术领域有进一步的理论发展。而且，作为在日华人中最为突出的群体，中国留学生及其社会流动性和发展轨迹还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这些都将是本书关注的重点。五、本书构成
本书内容基于笔者自2001年开始的在日华人研究项目，其中大多数田野调查资料都来自2002年1月到2007年之间在日本东京及附近(21)地区，以及中国上海、福建、北京所做的调查。在这几年当中，笔者在一些休闲娱乐、宗教集会和聚会场所定期参与观察在日华人的活动，并对在日华人进行了深入采访。与此同时，笔者收集并分析了各种在日本发行的中文报刊，以及一些针对在日华人开设的网站，还制作并收集了218份调查问卷。其他很多政府机构的统计数据、在日华人的报刊文章和书籍也应用到了这项研究当中，附录对研究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在此次研究中，留学生并不是唯一的调查对象。这项研究的出发点是了解不同的移民形态如何影响在日华人的移住经历和流动性。笔者尽可能收集了各种不同身份的在日华人案例，包括许多非法居留者。曾有留学经历的人在调查样本中占了大部分。在深入采访的123名受访者中有77人，而接受问卷调查的218位在日华人当中，有120人最初都以留学生身份进入日本，后来在日本转换成了各种不同的身份。虽然本书中笔者分析的焦点集中在留学生上，但其他身份的在日华人的资料让笔者得以进行比较分析，并更好地理解这些有过留学经验的在日华人形态各异的发展道路、社会流动性、未来规划以及生活状态。
本书中的章节按照在日华人的发展过程展开，记述了他们的经济社会活动和个人及家庭生活。第一章介绍了1896年至今的在日中国留学生发展历程。其中描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的主要历史事件，及早期中国留学生的移民特征和动机。这一章重点讲述了1978年至今的在日中国留学生，探讨了这段时期他们的发展趋势和来源地变化，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对于中国留学生的影响。
第二章通过分析留学生逾期非法居留现象，探讨了留学移民的复杂性。本章的中心问题为中国留学生究竟怎样在到达日本后走上不同的发展轨道。这一章分析了中国留学生在不同阶段的非法居留的背景和导致他们进入不同工作领域的原因。通过对非法居留群体中占最大比重的福建留学生的分析，笔者发现他们的留学经历会受到社会关系网络的强烈影响。
第三章记录了中国留学生在日本语言学校和大学时期的经历。他们在留学期间的打工和生活条件呈现出了相对特殊的社会文化形态，并影响到他们的职业发展和未来规划。他们的打工经历说明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实质上填补了廉价劳动力市场的空白。这一章还强调中国留学生的打工经历是一个重要的教育过程，与他们今后的就业和在跨国经济中的活动紧密相连。
第四章探讨了中国留学生毕业后在日本的就业情况。其中描述了中国留学生期望留在日本的动机、找工作的过程，以及怎样在跨国贸易中找到职业利基。这一章还分析了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企业中独特的职业发展轨迹，并指出，凭借多语言和多文化的优势，中国留学生将在未来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重要人才。另外，此章还探讨了日本企业中的性别和种族问题。
第五章继续探讨中国留学生的职业道路，并介绍了在日华人的自主创业活动，强调他们经营的跨国性质。通过关注他们跨国的创业经历及战略，笔者认为在日华人的创业不仅仅是一种经济适应方式，同时也是全球化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六章的视点放在了中国留学生的家庭和个人生活上，展现了中国留学生对定居自由化的向往，并期望在两国之间出入自由的同时能从两边获益，进一步维护自己的家庭利益。这一章分析了他们跨国生活的动机和影响，并提出在日留学生的某些跨国生活安排是有特殊性的，反映出了中国留学生的存在特征、日本这个居留国的特征以及当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动态。此外，笔者也讨论了“新华侨”这个概念，并指出中国留学生在日本跨国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日本社会的地位使他们将自己定义为“新华侨”。
最后，结语总结了本次研究的主要发现，并重温了前几个章节中提及的相关理论。笔者强调了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教育和职业发展多样化，探讨了跨国型移民的利弊，并提到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移民对性别阶层化的影响。根据已有的不同国家的留学生数据，指出了通过多方面比较来探讨留学生群体的必要性。————————————————————
(1) 林望：《融入：把日本人的心和技术推销给祖国》，http://www.chubun.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138/97450，原文刊于日本《朝日新闻》2009年2月11日。
(2) 《〈朝日新闻〉整版报道，〈中文导报〉独家转载：主流媒体首次关注在日华人》，http://www.chubun.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138/97427，2009年8月25日。
(3) 在日本，加入日本国籍称“归化”。归化在中文里有特殊含义，不少中国人因此不愿入籍。为保留这种文化的特殊性，本书保留了日本的一些特殊身份名称，比如“永住”（永久居留）等。
(4) 该数字未包括中国台湾人。从2012年起，中国台湾人口被单独登录。
(5) 据日本法务省统计资料，1984—2013年，累计有439737名中国人持各种学生签证进入日本。
(6) 该统计来自国际教育协会网站《美国在2004年5月出现外国留学生低增长现象》，http://opendoors.iienetwork.org。
(7) “边门”是指日本政府以非劳动力输入的签证名目引进外国劳动力。见梶田孝道（1994）。
(8)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出现了许多研究高等技术人才流动的起因和结果的论著，笔者不在此一一介绍。有兴趣者请参考以下文献：Walter Adams，The Brain Drain（New York：Macmillan & Co.，1968）；Robert G.Myers，Education and Emigration：Study Abroad and the Migration of Human Resources（New York：David McKay，Inc.，1972）；Gregory Henderson，Emigration of Highly Skilled Manpower from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New York：United Nations Institute for Training and Research，1970）；Herbert G.Grubel and Anthony Scott，Determinants，Measurements，and Effects（Waterloo，Ontario：Wi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1977）；William A.Glaser，The Brain Drain：Emigration and Return（Oxford：Pergamon，1978）；Alejandro Portes，Determinants of the Brain Drain，in Carlos E.Cortes，ed.，The Latin American Brain Drain to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Arno，1978）；Yogesh Atal and Luca Dall'Oglio，eds.，Migration of Talent：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Brain Drain（Bangkok：Unesco，1987）．
(9) 日本于1981年修改出入国管理法时创设此身份，后于1991年建立国际研修协力机构，正式有规模地引进劳动力。详见该机构网址http://www.jitco.or.jp。
(1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全称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是全球34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总部设在法国巴黎。
(11) 关于国际移民活动的理论研究有很多，包括移民的跨国政治活动参与（Basch et al.，1994；Kearney，1991，1995；Smith，1994，1998；Goldring，1998，2002；Guarnizo，1998；Laguerre，1999；Landolt et al.，1999；Itzigshon，2000；Kyle，2000）；跨国移民的自我定位（Smith 2005；Glick Schiller and Fouron，1999；Goldring，1998；Haller and Landolt，2005）；移民跨国创业（Landolt et al.，1999；Kyle，1999，2000；Portes，Guarnizo and Haller，2003；Wong and Ng，2002）；跨国宗教活动（Levitt，1998；Yang，2002；Liu-Farrer，2006）；跨国家庭和父母（Hondagneu-Sotelo and Avila，1997；Parrenas，2001，2005；Orellana et al.，2001）。
(12) 职业利基，后文时为“利基”，从英文的“occupational niche”翻译而来。“niche”意为特别定位，有虽狭窄但合适的意思。
(13) 虽然接受移民的起步较晚，但日本也已经进入了移民社会。日本的社会秩序和文化正在受到大批外来移民的影响。实际上，一些日本学者已经提出“移民风潮预示着日本‘新时代’”的见解，这些移民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埋下了改变日本社会的种子（Burgess，2004：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