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非阿拉伯国家智库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杨阳 等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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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非阿拉伯国家智库研究试读：

本课题考察的中东非阿拉伯国家是指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这三个国家，它们是中东地区阿拉伯世界之外的三个重要国家，与阿拉伯世界并称中东地区的四大力量，三个国家的主体民族犹太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与阿拉伯人一起构成了中东地区的四大主体民族。在这三个非阿拉伯国家中，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特殊盟友，保证以色列的安全一直是美国中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延续多年的阿以冲突尤其巴以冲突虽然在中东剧变中有被边缘化的趋势，但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土耳其横跨欧亚大陆，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是美国的北约盟友，也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成员，其将伊斯兰与民主制相结合的土耳其模式在阿拉伯世界发生动荡后曾引起很多关注，但土耳其积极介入叙利亚内战，击落俄罗斯战机，越境打击库尔德武装，国内屡遭恐怖主义袭击，2016年7月15日部分土耳其军人发动的未遂政变更是震惊了世界；伊朗是中东另一地区大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又是重要的产油国，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与美国交恶，其核发展项目一直被美国和以色列视为极大的威胁，2015年7月14日，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伊朗与西方及美国的关系得到缓和，但特朗普的上台又为伊核问题的前景增添了不确定因素。

这三个非阿拉伯国家政治、经济发展进程各不相同。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保持稳定的西方民主制国家，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其也已跨入发达国家行列，并被视为创新发展的典范之一。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后积极推进世俗化和西方式民主制，作为20国集团的成员，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已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但其因伊斯兰属性仍被西方视为异类，其民主体制发展也多次被军方打断。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形成了独特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体制，伊朗油气资源丰富，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重要成员，能源产业是其经济支柱产业。

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三国的政策走向与政局变化对中东地区局势有着重要的影响。三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颇为复杂，以色列是三国中唯一不属于伊斯兰世界的国家，因巴勒斯坦问题和数次中东战争而长期与阿拉伯国家交恶，虽与埃及和约旦签署了和平协议，实现了建交，但其与叙利亚和黎巴嫩两个阿拉伯邻国仍未实现和平，2006年7～8月还爆发了第二次黎巴嫩战争。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以色列也曾多次以阻止叙利亚向黎巴嫩真主党运送武器或以遭受叙利亚炮火袭击为由向叙境内目标发动空袭。土耳其虽属伊斯兰世界，但与周边的阿拉伯国家仍存隔阂，奥斯曼土耳其历史上曾东征西讨，直接或间接统治过阿拉伯世界大片领土，土耳其亲西方和亲以的政策也时常招致阿拉伯国家的批评。中东剧变发生后，土耳其积极支持阿拉伯国家内部的反对派，并介入叙利亚内战，引发阿拉伯国家的不满。伊朗也是伊斯兰世界和中东地区的大国，但其什叶派属性使其与以逊尼派统治为主的阿拉伯国家有些格格不入。20世纪80年代伊朗还曾与伊拉克爆发了长达8年之久的两伊战争。伊朗发展核能力也遭到沙特等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

以色列、土耳其、伊朗三国之间的关系也是起起伏伏，错综复杂。以色列与土耳其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两国曾一度建立起密切的战略伙伴关系，但在2010年以色列袭击向加沙运送物资的土耳其船只事件发生后，两国关系陷入低谷，直到2016年6月两国才达成实现关系正常化协议；以色列与伊朗也曾是亲密的盟友，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是两国关系的转折点，此后以色列与伊朗的关系不断恶化直至走向敌对，伊朗拒绝承认以色列作为犹太国家的合法性，以色列则将伊朗发展核能力视为对自身安全的最大威胁；作为邻国，土耳其与伊朗保持着较为平稳的关系，但作为两个都具有成为中东地区大国诉求的国家，两国关系也时有摩擦和紧张。

中国与这三个中东非阿拉伯国家都建立起了友好合作、互利共赢的关系。中国与土耳其和伊朗在1971年就实现了建交，与以色列于1992年建交。2010年10月，温家宝总理访问土耳其期间，中国与土耳其决定建立和发展战略合作关系；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伊朗，双方同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5年1月，中国与以色列建立创新合作联合委员会，将以色列“创业国度”的创新精神同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结合，使两国关系与合作迈出一大步。同时，这三国都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的重要国家，对中方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均表示欢迎，对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都持积极立场，三国均已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国。

以色列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是中东地区联系亚洲和欧洲的重要枢纽。以色列将从“一带一路”建设中得到很多收益，提升双方合作水平，促进以色列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开启中以经贸合作新篇章。以色列目前正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在港口城市海法建设新港口，修建特拉维夫“红线”地铁项目，上港集团和中铁隧道集团都参与到了这些项目中。此外，以色列的公司和科研机构也非常希望扩大与中国的合作，与中国分享先进的技术，并设立联合研发机构。2016年3月，中国和以色列宣布启动两国自贸协定（FTA）谈判进程。

土耳其横跨欧亚两洲，位于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十字路口，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之一。2015年11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土耳其出席20国集团（G20）峰会期间，中土两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双方将积极利用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平台，创新合作渠道和模式，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伊朗在“一带一路”中占据支点地位，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会点。2016年1月23日，习近平主席访问伊朗期间强调，中方愿同伊方加强“一带一路”框架内各领域务实合作。双方要把能源合作作为“压舱石”，在能源领域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把互联互通合作作为“着力点”，开展铁路、公路、港口、矿产、通信、工程机械等领域合作，落实好有关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把产能合作作为“指南针”，加强经济产业政策沟通和对接，引导两国优势互补企业加强合作，构建全方位、宽领域、多元化的产能合作格局；把金融合作作为“助推器”，积极探讨研究新的金融合作模式，加强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框架内的合作。伊朗领导人表示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习近平和鲁哈尼共同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以及能源、产能、金融、投资、通信、文化、司法、科技、新闻、海关、气候变化、人力资源等领域多[1]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两国还签署了《中国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大学和伊朗外交部、伊朗政治与国际问题研究院共建“一带一路”[2]智库合作备忘录》。二 本研究所涉及的智库研究问题

近年来，智库建设在中国受到广泛关注。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智库作用”。2013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中国特色智库做出重要批示，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它表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德国时强调在中德两国成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中加大政府、政党、议会、智库交往。智库建设被提到了国家外交层面，“智库外交”将成为我国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第二轨道”。

2014年10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习近平提出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历程，智库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益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16年12月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软力量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助推器。要加强总体谋划和统筹协调，坚持陆海统筹、内外统筹、政企统筹，加强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建设，推进舆论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理论支撑、舆论支持、文化条件。智库在“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中将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中东地区地处“一带一路”的交会地带，具有联通欧亚非三洲的重要枢纽地位。中东国家占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四分之一强，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地区，随着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进一步深化，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发展迎来了新机遇。中国将与中东各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三个共同体，实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五通”。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这三个非阿拉伯中东国家尽管仍存在巴以冲突、土耳其恐怖袭击多发、伊朗核问题前景未定等问题，但依然是中东地区较为安全和稳定的国家，是中国在中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对象国，应加强与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的智库的对话与合作，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政策咨询，促进与各国的政策沟通，加深与各国的民心相通。

与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相比，总体而言，以色列、土耳其两国的智库建设较为发达成熟，伊朗则有不少直接服务于国家政权的智库，这些国家的智库特别是外交政策智库对各国政策、中东局势、对华政策的影响等，都值得深入研究。中国与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开展智库间的交流与合作将为推动双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合作、建立利益共同体提供有力支撑。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随着对智库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升，“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经高层领导的批示和党的重要决议及文件所强调，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智库研究已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出现了一大批智库研究的著作和论文等成果。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就开始了对国外智库的关注，出现了一些以介绍国外智库为主的成果。当时对智库的提法也各不相同，如思想库、脑库、智囊团等，这些较早的作品有吴天佑、傅曦编著的《美国重要思想库》（时事出版社，1982），夏禹龙等编著的《现代智囊团》（知识出版社，1984），张静怡的《世界著名思想库——美国兰德公司、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等见闻》（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徐之先、徐淡编著的《日本的脑库》（时事出版社，1989），等等。

进入21世纪，中国学者的智库研究成果更趋丰富，出现了一批新的成果，例如，孙家祥等的《领袖的外脑——世界著名思想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院）编撰的《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时事出版社，2003），《欧洲思想库及其对华研究》（时事出版社，2004），《俄罗斯外交思想库》（时事出版社，2005），王莉丽的《旋转门——美国智库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0），李建军、崔树义主编的《世界各国智库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冯绍雷主编的《智库——国外高校国际研究院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冯叔均等编著的《智库谋略——重大事件与智库贡献》（三联书店，2012），李凌等著的《智库产业——演化机理与发展趋势》（三联书店，2012），等等。

近年来，中国学者智库研究的领域更为宽广，研究也不断深入，新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例如，任晓的《第五种权力——论智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将智库称为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以及第四权——媒体之后的第五种权力，从智库的定义出发，梳理了智库的发展历程、类型、功能、运作机制和筹款方式等，对美国两家著名的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传统基金会进行了案例分析，并介绍了西方智库的中国问题研究和对华政策研究。另外，作者还专辟一章介绍了中国智库的发展现状，对智库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认为智库将进一步走向国际化、网络化，中国智库也将展现国际性作用。[3]唐磊主编的《当代智库的知识生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汇编了10余篇国外学者的智库研究论文，对美国、英国、德国及中国等各国智库的形态、特点以及趋势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展现了西方学者对智库定义、智库功能、智库知识生产的内在机制、智库影响决策的机制及其评估等问题进行的深入思考，期望以此思考中国特色智库建设的路径。

此外还出现了一大批智库研究的论文，聚焦于中外智库的发展与影响力，例如，陈媛媛、李刚、关琳的《中外智库影响力研究评价述评》［《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结合具体实例探讨了智库影响力评价解决方案和未来研究趋势；吴育良的《国外智库信息服务的分析与启示》（《情报杂志》2015年第2期）通过对国外知名智库信息资源建设、信息服务内容、信息服务策略等方面的介绍和分析，提出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信息服务部门应从智库决策研究信息支持保障机制、智库决策研究信息支持集成平台建设、智库决策研究信息支持协同创新、智库决策研究信息支持服务成效评估指标体系四个方面来构建智库决策研究支持信息的服务集成；李纯、崔小委的《全球智库发展概况及我国智库发展态势分析》（《图书馆与理论实践》2016年第6期）从智库的发展历程入手，介绍近年来全球以及重要国家的智库发展概况，从国别、机构和突现词三个方面分析了目前学界对国内外智库的研究情况，从整体上把握全球智库的发展态势，并结合实际总结了现阶段我国智库发展的主要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智库研究已经开始成为中国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除了散见于各种报刊的有关智库的报道和研究论文及不断增多的智库研究专著和译著之外，2016年2月，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正式批复，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和南京大学联合主办的学术期刊《智库理论与实践》正式创刊，成为国内第一份专门刊登智库研究成果的学术期刊，其主要内容涵盖了智库基本理论、智库研究方法；智库的组织管理、运行模式、人才培养、经费投入、建设经验；国内外智库评价，包括智库影响力、智库评价指标及方法与体系；国内外智库发展特点与案例剖析；面向科技政策、体制机制与管理的战略研究、咨询和评论；科技智库研究报告、政策[4]建议等。

作为政治生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独立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即智库）对各个国家的内政和外交事务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全面检索国内外现有的智库相关文献就会发现，绝大部分研究者的注意力都投向了英美等大国的智库，只有极少数文献关注中东国家智库。随着中东问题在国际社会的影响不断扩大，国内外学者都加强了对中东智库的研究，但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还比较少见，研究的范围和深度也非常有限。总的来说，尚缺乏对于中东智库尤其是非阿拉伯国家智库的组织结构、研究方式、领域分工、决策影响、信息交流、成果流向等本质性的深层次问题的研究。

我国学者的智库研究成果基本上集中于欧美国家和部分亚洲国家的智库，对于中东地区极少涉猎，而在中东，特别是在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的区域国别研究成果中尚欠缺智库研究。杨阳在2006年第8期《社会观察》上发表的《形形色色的“中东智库”》对中东智库的基本情况做了简要的介绍，并举例介绍了中东几家智库的发展现状和影响。在2011年举办的“两种古老文明的对话——以色列研究在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臧德清做了“以色列智库在以色列对华政策中的作用”的发言，但尚未见到其发表的成果。在国内，尚未出现专门论述中东智库的专著，冯叔均等编著的《智库谋略——重大事件与智库谋略》一书专辟一章“以色列智库对伊朗核问题的判断、建议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总结了以色列智库对伊朗核问题的研判和对中国的启示。研究中东国家特别是上述三国的智库的论文也较少，陈广猛在2016年第4期《西亚非洲》上发表的《以色列智库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国内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闵捷也在2016年第22期《世界知识》上发表了《教育发展和以色列智库建设》一文。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学者对中国与中东特别是阿拉伯国家智库合作展开了研究。2015年8月29日，由宁夏社会科学院、中国中东学会、宁夏博览局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智库论坛”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举行，《宁夏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发表了《“一带一路”战略下中阿智库建设与合作——“2015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智库论坛”综述》一文和几位中东问题专家向大会提交的论文，例如，吴思科的《智库在中阿产能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杨光的《中阿关系与中阿智库建设》，王林聪的《智库建设与中阿“一带一路”共建》，王健的《中国智库发展与中阿智库合作》等。

国外学者对智库的研究则要深入得多，既有百科全书式的世界各主要智库资料汇编类著作，也有对智库进行深入研究分析的著作。前者主要有日本的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所编的《世界智库辞典》，阿兰·戴（Alan J.Day）编著的《智库：世界辞典》等。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hink Tanks & Civil Society Program，TTCSP）每年发布的《全球智库指数报告》是目前最全面的关于全球智库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该项目1989年由费城的外交政策研究所发起，2008年该项目转至宾夕法尼亚大学。后者的代表性成果有唐纳德·阿贝尔森（Donald E.Abelson）的《智库有用吗？评估公共政策机构的影响》（Do Think Tanks Matter？：Assessing the Impact of Public Policy Institutes，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2），詹姆斯·艾伦·史密斯（James Allen Smith）的《思想掮客：智库与新兴的政策精英的崛起》（The Idea Brokers：Think Tank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Policy Elite，Free Press，1993），戴安娜·斯通（Diane Stone）和安德鲁·邓汉姆（Andrew Denham）的《智库传统：政策研究与思想的政治》（Think Tank Traditions：Policy Research and the Politics of Ideas，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4）等。

国外学者的研究重点仍是欧美主要智库，对于中东智库，除了在国际智库汇编中对以色列、埃及等几个国家的若干智库有一些粗略的介绍外，笔者尚未看到有对于中东智库的全面介绍和研究类专著。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球智库指数报告》对全世界的智库包括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智库进行了介绍和排名，例如，2016年2月发布的2015年《全球智库指数报告》统计，截至2015年年底，全世界的智库总数为6845家，其中中东和北非地区共有398家，占全球智库总数的5.8%，而在全球智库数量最多的25个国家中，伊朗和以色列分别以59家智库和58家智库而排在第18位和第20位，土耳其虽未进入全球前25位，但其32家智库的数量仅次于伊朗、以色列和埃及，在中东和北非地区排在第4位。而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这三个非阿拉伯国家的[5]智库总数达到了149家，占整个中东和北非地区的37.4%。但在詹姆斯·麦克甘（James G.McGann）和肯特·威佛（R.Kent Weaver）主编的《智库与市民社会》一书中收录了两篇关于中东智库的论文，分别是埃里克·约翰逊（Erik C. Johnson）的《超越冲突政治的决策：中东和北非的民间智库》和希沙姆·阿瓦尔塔尼（Hisham Awartani）的《转型中的智库——巴勒斯坦研究中心：一个个案研究》。约翰逊在《超越冲突政治的决策：中东和北非的民间智库》一文中指出，中东地区持续的动荡和冲突推动了该地区国家政策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发展。在中东地区那些社会较为开放和民主的国家中，民间智库较为发达，这些国家包括以色列、土耳其这两个中东非阿拉伯国家和埃及、约旦、黎巴嫩、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以及巴勒斯坦地区。另一个中东非阿拉伯国家伊朗则与科威特、巴林、阿联酋、也门和阿尔及利亚类似，由于政府控制力较强，民间智库并不发达，智库多属于受到政府资助的半自治型政策研究机构。以色列民间智库的发达除了其在中东拥有最为开放和民主的社会之外，也是因为以色列国内外犹太人对智库的慈善捐助。阿以冲突催生了中东地区国家决策者对智库的需求，连绵不断的战争和冲突为智库发挥政策咨询作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一作用并不会随着阿以冲突问题的最后解决而终结。中东社会转型、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能源问题等困扰中东国家的问题，使中东[6]各国的智库不会缺乏研究议题。

尽管以色列智库发展在中东地区处于领先地位，但以色列学者自身对以色列的智库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汉娜·艾尔卡·梅耶斯（Hannah Elka Meyers）2009年在《中东季刊》上发表了《以色列需要智库吗？》一文，对以色列智库的发展和作用进行了研究。2011年，以色列地区外交政策研究所举办了“以色列外交政策的转型：智库起作用了吗”研讨会，探讨了以色列智库在外交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倒是有一位来自埃及的开罗大学的学者希巴·贾马尔·埃勒·丹（Heba Jamal El Din）2016年在《当代阿拉伯事务》上发表了《以色列智库影响决策的作用》一文，考察了以色列智库的发展及智库对以决策过[7]程的影响，重点是对以色列在阿以冲突问题上的立场的影响。

智库在西方民主语境中作为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一环，在国内学者研究土耳其民主进程的过程中往往是缺失的。王林聪在《当代中东伊斯兰国家民主化若干问题研究》中对于“真主主权”和“民众主权”进行了深入剖析，并以土耳其为例指出伊斯兰教并非世俗化和民主化的障碍，对民主化进程中的诸多因素，尤其是权威主义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李智育在《正发党执政期间土耳其民主巩固研究（2002-2014）》一文中提及了政治文化同土耳其民主巩固过程的关系，并在分析中提到国家精英和政治精英，以及涉足国家执政利益的精英之间的矛盾关系对土耳其民主巩固过程的影响，但受主题及篇幅所限，该文并未对同智库建设相关的知识精英在民主巩固过程中的角色进行介绍分析；高松林的《土耳其公民社会研究》一文着力探讨土耳其公民社会状况，考察其在土耳其民主建设中的作用，而其对于公民社会组织的考察分类是按照世俗性和宗教性来分类的，对于同样应该在民主建设过程中保持独立地位且发挥监督和知识引导作用的智库，该文并未涉及。

国内关于土耳其智库的研究目前并未有足够多独立成篇的文献，更多的是散见于各研究机构和报刊文章的报道，例如，《新疆日报》曾于2010年9月26日发文《土耳其智库代表团来我区考察》报道土耳其国际战略研究组织（International Strategic Research Organization，USAK）代表团赴新疆考察；土耳其外交部战略研究中心（SAM）曾于2012年访问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并有相关报道；《中国经济时报》在2014年12月24日第2版刊发了《深化“一带一路”智库合作》一文，报道了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国家关系和可持续发展中心（CIRSD）、土耳其战略研究中心、土耳其政治经济社会研究基金会（Foundation for Political，Economical and Social Research，SETA）三家国际智库，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成功主办题为“‘一带一路’：历史启示与时代机遇”的国际研讨会；《对外传播》2016年1月刊也曾发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撰写的《在G20现场体会全球智库博弈》一文，王文院长在文中提及自己同智库峰会T20牵头智库土耳其经济政治基金会（TEPAV）就T20闭幕仪式上发布的主席声明进行沟通的情况。由王灵桂主编的《国外智库看一带一路》是国内第一部跟踪关注国外智库在“一带一路”倡议上的研究进展的著作，对国内政界、学界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制定决策、开展研究均具有重大参考价值。其中收录了土耳其国际战略研究组织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对中国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外交互动情况的关注，其中，南亚印巴关系、中印、印日、中巴、中国同中亚各国、中国同东盟各国、中国同土耳其、中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同欧美各国的外交进程等都是该智库关注的重点。

由上可见，中国国内对土耳其的智库了解较少，近年来虽然随着双边关系的发展，智库或者智库工作人员之间的接触增多，但这种接触目前还停留在较为被动的阶段，双方多半是由于其他国际合作活动才接触，双方智库之间既没有达成系统的合作协议，也暂未形成完善的接触和沟通机制。可以说，这也正是中土两国智库对对方情况不甚了解的表现。

那么，土耳其学界对于智库领域的研究处于何种阶段？土耳其学者在智库研究领域取得了哪些进展及成果？基于以上问题，笔者对土耳其学者在智库领域的研究进行了初步的梳理（以下引述材料均来自google scholar搜索）：Abdulsamet Günek的《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知识圣殿”——利用全球化网络的基金会和智库》（“Küresel Çağın Yeni ‘Bilgi Tapınakları’ Küresel Ağlara Sahip Vakıf ve Think Tanklar”）一文，基于2011年及2014年全球智库报告，以及美国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发布的2015年贫困调研（Poverty Studies，2015）等智库报告的分析，从政治影响力及相关指数指标方面对美国的重要智库如兰德公司、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城市研究院等进行了政治影响力和调查领域方面的评估。此外，诸如皮尤（Pew）和盖洛普（Gallup）等世界知名民意调研公司也在该文的考察范围内。该文借用福柯等关于权力与知识的关系理论，详细论证了在现代国家中知识承担的有效控制机制，进而凸显了智库作为“知识圣殿”的地位；随后作者进一步通过详细描述兰德公司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美国内政外交方面起的重大作用，论证智库在全球化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并进一步指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智库的产出、传播及影响力开始跨出一国的国境，全球化语境之下的一个智库市场已经形成。在结论部分，作者认为以欧美为中心的一个全球智库市场已经形成，而美国和欧洲毫无疑问是这个市场的中心。基于福柯的知识权力观，作者认为目前以美国为中心的智库或者知识市场进一步提升了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Hüseyin Özgür和Onur Kulaç的《基于智库的成功案例及排名研究的分析》（“An Analysis of the Studies on Think Tanks Success and Ranking”）一文，首先分析了智库的起源发展及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随后基于智库排名系统，对智库的影响力进行了解读；最后，作者详细分析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球智库统计报告，并指出，全球智库报告是目前唯一一家覆盖了全球大部分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智库的统计报告，其多评估指标的设定模式使得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不发达国家的智库也能因为被列入统计为世人所了解，对于全球智库市场的发展和平衡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结论部分，作者也对该系列统计报告同其他国家的智库统计调研成果进行了比较，强调了智库排名时必要的理论背景及方法论构建。Fatih Keskin的《现代民主中新的政治精英：智库及其在政治中的角色》（“Modern Demokrasilerde Yeni Politik Seçkinler：Think Tanklar ve Politikadaki Rolleri”）一文在简要介绍智库发展历史、剖析美国智库和土耳其智库分类的基础上，利用民主多元化理论和权力精英理论的比较，指出，虽然基于多元化理论框架，智库作为在社会民主化进程中建言献策的独立机构，在充分竞争的情况下能够形成良好的运作机制，发挥连接学界、政界和私有化领域的“知识桥梁”作用，但作者对于多元化理论的前提假设——社会阶层都可以平等进入国家的政治系统——是不认可的。作者基于权力精英理论，认为在已经形成权力精英的美国，智库已经成为权力精英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为权力精英寻求其不同利益诉求间的平衡。在结论部分，作者更是认为之前多元化理论主义者对于智库的美好幻想——独立的思想孵化器，为多元化民主的推进建言献策——其实已经破灭，现在的智库已经成为国家权力精英网络的一部分，负责为权力精英提供政治、经济方面的建议，代表了权力精英的文化资产领域的统治力，应该说，从结论来看，作者对于智库在民主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感到悲观。Bilal Karabulut的《世界智库和土耳其智库：一项比较研究》（“Dünyada ve Türkiye’de Think Tank Kuruluşları：Karşılaştırmalı Bir Analiz”）一文，基于詹姆斯·麦克甘（James McGann）的“智库指数”（The Think Tank Index），首先从预算、研究领域、影响力三个方面对世界智库进行了大略的梳理；随后，作者以美国智库为例，简要介绍了美国智库的人员组成、资金来源，并指出美国智库的活动更多以美国国家利益为优先目标。此外，作者还指出，活跃在美国智库的人员中有数量不小的犹太裔学者，并认为这部分犹太裔学者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智库的活动方向。之后，作者对土耳其智库的现状进行了大概梳理，并从智库数量、人员组成和资金支持等几方面将土耳其的智库同其他国家的智库进行比较。作者尤其强调，目前土耳其的智库数量不仅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即便同发展中国家相比，其数量也是相当少的。另外，在人员组成方面，作者指出，土耳其智库的研究人员构成并不稳定，大部分智库研究人员仅仅是以兼职研究员的身份在智库工作，并且智库研究人员在土耳其仍然不被视为一份稳定的、有规划性的职业。人员的不稳定和职业的不被承认，影响了土耳其智库的产出质量，而没有持续高质量的产出，也使得土耳其智库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难以产生有效的知识影响力。在结论部分，作者通过上述比较，指出，土耳其智库在将来的发展中为发挥应有的作用，应从人员入手组成稳定的知识产出团队，并且国家也应认识到智库在构建国家未来中所能发挥的活跃作用，给予智库更多支持。Göktürk Tüysüzoğlu的文章《智库在土耳其外交政策制定中的角色》（“Türk Dış Politikası’nın İşleyişinde Düşünce Kuruluşlarının Rolü”）首先指出外交政策制定往往是智库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随后作者以美国和欧洲的智库为例，论证智库在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活跃程度，并指出，独立性是智库能够发挥其作用的最重要特性。之后，作者在简要介绍土耳其智库产生及发展历史背景的基础上，以冷战时期和冷战后时期两个时间段，结合土耳其国家安全观念和政策的转变描述土耳其智库在外交政策制定领域的相关活动，并指出，出于集权化的国家安全观念，政府部门并不愿意同智库分享足够的信息，使得智库缺少评价和分析的素材，同时，土耳其亦缺乏合法合规的可用于智库建设的资金和完善的智库管理法律体系。最后，基于上述两项原因导致智库前期发展不够完善，无法取得政府的信任，政府更多地将独立的智库视为反对政府政策的社会角色，更加剧了政府和智库之间的对立。在文章结论部分，作者认为，目前土耳其智库在前述的发展环境下已经失去了独立评判外交政策和局势并为政府建言献策的功能，更多情况下，智库仅仅是为政府已经出台的政策进行正面解读和背书，虽然通过这一行为，土耳其的智库同政府达成了表面上的和平共处，但作者认为，这种表象背后存在的，依然是政府同智库之间的完全对立，智库在政府的强势压制之下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两者间不存在应有的平衡。

Mesut Çevikalp采访土耳其智库中东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Middle Easter Strategic Stutdies，专门研究中东问题的土耳其智库）前主席Hasan Kanbolat的文章《国家试图将公民机构看成是政府机构的延伸》（“Devlet Sivil Kendi Uzantısı Gibi Görmek İster”），则从土耳其智库行业从业者的角度揭示了土耳其智库目前面临的来自国家层面的严格管控。Hasan先生作为土耳其智库行业的先行者（ORSAM的建立人），在采访中痛陈目前土耳其智库缺乏独立性，机构建设也仿照政府官僚机构缺乏活力，智库所涉及的领域亦不够广泛、涉足专业不够具体精细，不能为政府的国家治理工作提供可操作的专业建议，某些智库以阴谋论为卖点完全扭曲了智库应有的独立精神。最后，Hasan先生直批政府目前对智库的偏见才是真正影响土耳其智库行业健康发展的最大掣肘，将本应独立提出意见的智库仅仅认作为政府政策进行附议的宣传机构，甚至认为智库的独立性将影响政府的国家治理行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基金会（Foundation for Political，Economical and Social Research，SETA）于2010年发表的《研究中心的崛起：土耳其的外交和国民安全文化》（“Araştırma Merke-zlerinin Yükselişi：Türkiye’de Dış Politika ve Ulusal Güvenlik Kültürü”）一文，综合了三位智库研究学者从2007年到2010年的实际访问调查资料，从世界各国的国家安全观念的变化出发，结合土耳其面临的内政外交局势，指出，在全球化潮流背景下，安全概念已经不再是一国政府自己的工作，以智库为代表的民间机构将进一步参与到国家安全的建设之中，国家安全应转变为国民安全，安全这一概念本身应同国家的民主建设和外交环境的构建结合起来，构成全球化背景下的综合国民安全体系。报告在结论部分认为，基于这一安全概念的转变，土耳其的智库市场已经形成，智库通过在内政外交、国家安全等领域的意见提供，逐步融入了国民安全形成过程之中。

从上述土耳其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土耳其学者在智库研究领域目前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第一，基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球智库排行和研究报告，观察和了解目前全球主流智库行业的动态，部分学者也基于比较研究的视角，通过比较全球智库同土耳其智库发展的特点，指出目前土耳其智库发展中存在的不足。

第二，关注智库在国家民主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美国智库和土耳其智库都被作为考察的对象，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多半对智库在国家民主化进程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持怀疑的态度。

第三，土耳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基金会的智库调研报告是目前少数集中考察土耳其国内智库状况的文献，对智库在改变土耳其国民安全文化和制定外交政策方面的积极作用予以肯定。应该说，国家安全或者国民安全在土耳其学者考察土耳其智库的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不同于SETA，部分学者依然认为目前土耳其的国家安全观念同智库的独立发展相冲突，因而得出了前述第二个结论。

到目前为止，中国国内尚未见到专门介绍伊朗智库的专著。就期刊而言，目前仅有的三篇和伊朗智库相关的论文均出自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分别为《透过伊朗高访看中国智库外交》、《官学合作，构建新型智库外交模式——亲历中国伊朗“一带一路”智库对话》和《应多与非西方国家智库交往》。这三篇论文着重分析中伊智库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对加强双方的交流与合作提出了一系列设想和建议，但是对伊朗智库并未作具体介绍和分析。这些研究仅处于初步的框架研究阶段，尚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因此有必要对它们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

国外学术界亦如此。学者们多关注欧美的智库，对于中东国家的智库很少涉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2015年全球智库发展报告》显示，全球共有智库6846家，伊朗以拥有59家智库列全球智库数量排名第18位，而其中只有1家智库入选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智库。在中东北非地区，也仅有1家入选。这显然和伊朗在地区的重要性不相符。这两家入选的智库并非伊朗最大、最重要的机构，由此不难推测，一是伊朗的智库信息还不完善，二是主要智库信息不对外开放，涉密性较强。因此，西方公开发表的伊朗智库的研究成果也十分罕见。

伊朗学界在智库研究领域的成果相对而言比较丰富，通过对伊朗主要学术期刊论文网站（www.ensani.ir，www.noormags.ir）和各大智库公开文档的梳理，笔者发现该国智库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

第一，对思想根源和思想逻辑的研究。伊朗著名智库学者、伊斯兰议会研究中心主任顾问、治国基础研究室负责人赛义德·尤尼斯·阿迪亚尼在2004年出版了《思想根源逻辑——思想库理论》一书，从哲学角度分析了思想的逻辑，并详细介绍了思想库的形成、分类、功能、特点、对政策的影响以及发展中面临的阻碍等内容。

第二，基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球智库排行和研究报告，开展对全球其他国家重要智库的研究。伊朗伊斯兰议会研究中心于2016年出版了《世界智库》一书，该著作是由议会研究中心下属治国基础研究室的多位研究员合作完成的。它详细地介绍了智库的定义、特点、发展历史、必要性以及政府对智库的期望。该著作对美、俄、日、中、德、英、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的重要智库及其对该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力作了重点分析。这是伊朗迄今为止最正式、最完整的一部介绍智库的著作。

第三，关注伊朗智库的地位及其重要性。这一类研究成果大多以论文、咨询报告和新闻的形式出现在各大智库的期刊和伊朗的报纸上。其中包括伊朗智库学者赛义德·侯赛因·侯赛尼撰写的《智库与安全外交》、2005年《国防安全季刊》第8期上刊登的梅赫迪·阿米利的《智库在外交决策中的地位》、阿斯加尔·阿夫特哈利的《调查研究在决策过程中的必要性》以及2006年9月马赫穆德·阿斯加利在《国防战略研究》月刊上发表的《智库在国防—安全政策制定中扮演的角色》等。这些文章重点分析了伊朗智库在外交、国防决策中的重要性以及智库影响政府决策的方式等问题。

以上研究成果为本书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对这些文献的整理帮助笔者理清了思路，同时也找到了本书的切入点和创新点。笔者在阅读思考中明显感受到由于全世界60%的智库集中在北美和西欧，这两个地区在世界政治、历史上占有主导地位，对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思潮的影响巨大。从目前格局看，欧美仍居主导地位。我们在智库的定义和影响力研究等问题上，大多采用了欧美国家制定的标准。然而，一国智库的运作模式与该国的国家制度、政治体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伊朗作为一个有着独特政治制度的地区大国，其智库根植于自身特有的文化土壤和社会关系，智库的成果产出主要是为了服务政府决策。智库的行政级别、智库与决策者之间的亲疏等政治关系直接决定智库对决策的影响力，因此，对伊朗智库的研究和分析不可以完全照搬欧美标准。作为一个中国的研究者，笔者自应尽可能地既重视参考对象国伊朗的资料，也结合西方和本国已有的研究成果，努力进行比较客观的分析，进一步丰富中东智库研究。第三节 相关理论解读和基本阐释框架一 相关理论解读

由于智库在最近20多年里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大发展，智库研究也已成为一门重要的跨学科研究的显学，智库研究主要集中在智库发展的历史及智库的分类、组织结构、传播策略、案例分析、影响力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智库研究的理论基础来源涉及政治学、国际关系研究、传播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等多种学科。

关于智库的定义，智库这一术语本身起源较晚，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初指的是美国为国防科学家和军事参谋所提供的、一种能让他们在一起讨论战略问题的安全的封闭式的环境。从其来源即可知这是一个来自英语世界的西方式名词，后来其内涵不断扩大，逐渐成为描述美国和世界各国众多进行政策分析的组织。由于世界不同国家的宪法架构、历史境遇、政治文化、法律传统以及政体结构不同，各个国家智库发展的形态也各不相同，不同的智库在规模、机构形式、组织架构、政策范围、研究水准和政治影响力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因而很难对智库给出一个明晰的定义，国内外学术界对智库的定义也存有诸多争议。那些被列为智库的机构的名称也是五花八门、种类繁多，但基本上都被冠以研究所、研究院、中心、基金会、论坛等名。不少学者努力试图对智库下一个能被广泛接受的定义，如，美国学者迪克逊第一个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智库概念：“智库是一种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其研究人员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广泛的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在与政府、企业及公众密切相关的问题上提出咨询意见。”乔治敦大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肯特·威佛（Kent Weaver）认为智库就是指“非营利的公共政策研[8]究产业”。美国学者在对智库下定义时，往往首先强调其独立性和非营利性。不过《全球智库指数报告》因其研究智库涉及世界各国，给出的定义则较为宽泛：智库是进行公共政策研究、分析和交流的组织，对国内和国际问题提供政策导向型的研究分析和建议，旨在使决策者和公众就各种公共政策问题做出有根据的决定。智库是附属的或独立的常设机构，而非临时性的特设组织。这些机构经常作为学界与决策圈之间以及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的桥梁，发出为一种独立的声音服务于公共利益，把应用和基础研究转化成能被决策者和公众理解[9]的、可靠和可获得的语言或形式。

由于各国体制及社会状况不同，智库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定位，其运作模式、人员招募、学术追求、发挥的作用等也有所不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全球智库指数报告》按照智库的附属情况，将智库划分成7种类型：（1）自治和独立型智库：独立于任何利益集团和捐助者，自主运作，没有政府资助的智库；（2）准独立型智库：不受政府控制，但受控于向其提供大部分资助并对其运作有重大影响的某个利益集团、捐助者、签有合同的用户的智库；（3）附属于政府的智库：列入政府正式组成部分的智库；（4）准政府型智库：由政府专门提供资助和研究合同，但并未被列为政府正式组成部分的智库；（5）附属于大学的智库：大学里的政策研究机构；（6）附属于政党的智库：正式附属于某个政党的智库；（7）企业型（营利性）智库：营利性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隶属于某个企业或单纯以营利为目的进行运作的智库。

威佛则把非营利性智库分为三类：没有学生的大学、承包项目的研究者和游说型智库。

威佛认为智库承担了五种角色：其一，它是政府决策者的政策理念来源；其二，智库是政策议案的评论者；其三，智库是政策方案执行情况的评估者；其四，智库是政府选拔高级官员与专家的人才库；其五，智库是新闻媒体资料引述的权威来源。智库研究专家詹姆斯·麦克甘把美国智库的功能归纳为：帮助政府在应对复杂的国内、国际问题时，做出正确的决策判断；在政府和公众之间起到桥梁的作用，扮演居中调停的角色；在政策辩论中充当独立的、权威的声音；设置、确定政策议题；帮助公众理解政策问题；为政策制定者建立交流观点的平台；为政府储备人才；创新并挑战传统思想。因此，促进政治知识化，将政治本体构建成知识，使知识成为大众可了解之物，“帮助人们跨越政治同知识之间的鸿沟”（Helping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knowledge and policy）是学者们对智库角色功能的最基本定位。

也有学者认为，在冷战之后的世界新秩序中，国家安全的概念得到了重新建构，而智库对其的研究，也应从国家安全概念和实际延伸范围的变化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智库同国家安全之间的互动来分析。冷战结束，带来的是单极世界格局的解体和多元化、全球化的世界格局，国际政治进入一种互动建构的进程；由此而来的是，国际关系同国内政治的联系也愈发紧密。国内政治环境的建构者，同时也将影响国际政治体系和国家外交政策，从而使得一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更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而国家安全这一概念，同时涉及一国内政和外交两种政策制定层面，其概念外延不仅包括安全本身，更牵涉国家利益，其现实状况和未来预期既是一国对外政策制定时必须考量的因素又是政策期望实现的目标；因此，在现代国家中，国家安全的考察和维护必然要求调动一国的各类力量参与进来。由于现代国家的国家安全概念外延较过去传统的军事安全和领土安全更大，因此，基于国家安全概念对各类社会现象和国际局势的分析和解释，以及之后的对策建议需求，催生了对专业知识的需求，而这种将知识转化为可实施的政策性建议、满足国家日渐综合的安全政策需求，就是专业智库产生的源头。

总体而言，智库在全球范围内仍在不断地建立和发展，在中国等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加速发展的局面。美国研究者麦克甘认为，智库自20世纪以来不断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信息和技术的革新；一国政府对信息垄断的终结；政策问题日益复杂，技术性也不断增强；政府规模日趋庞大；政府及其官员的信任危机；全球化以及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增长；对于“以正确的方式、在正确的时间到达正确的人[10]手中”的及时和简洁的信息和分析的需求。

本课题所涉及的中东地区各国的智库的数量和种类近些年来一直处于不断增长过程中，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三国都是中东地区智库建设比较发达的国家，但又各具特色，极具多样性，中东各国的智库的定义、分类和影响也不尽相同。

智库研究的焦点自然是智库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学者在探讨智库的影响时，经常会涉及政治学领域的众多微观理论，如强调公共政策的产生是利益集团和公共部门互相博弈，公共部门综合各方考虑之后产生的结果的多元主义理论，在这一理论框架下，研究者将智库在思想市场上的竞争作为研究重点，智库在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上借助自身的专业研究水平，在资金支持、影响力传播和政府认可方面进行激烈竞争。有学者以政策过程理论为出发点，分析考察智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研究智库作为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如何进入政策过程的各个阶段。专家治国理论则认为，应通过大力支持学者进入政策议程，让其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协助政府部门的管理工作——随着现代化工业时代的到来，社会分工更为细化，政府的管理能力也更为精细、专业，因而，政府会更为注重发挥智库及其专家的作用，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还逐渐形成了智库专家和政府官员之间的“旋转门”机制。二 基本阐释框架

本研究的阐释框架为，借助智库本身的定义及作用，根据新形势下国家利益对于智库的要求，考察以色列、伊朗和土耳其智库的发展脉络，其主要智库的基本情况和特点，考察各国智库在政府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这样一种阐释框架，可以帮助我们超越传统的以国家为主导的安全观，让我们从一种更为多元化的角度去认识智库在国家安全中的角色和作用。

最后，本研究对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三国智库和中国智库之间的合作情况进行梳理，并对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提出展望。

需要指出的是，本课题所考察的是中东非阿拉伯国家的智库对其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的影响，因而主要关注的是各国的外交智库，当然，由于当前一国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低级政治与高级政治之间的联系更趋紧密，本研究也将涉及一些其他领域的智库。

本课题研究主要由三位从事中东地区区域国别研究的作者共同完成，其中，以色列智库部分由杨阳撰写，土耳其智库部分由陈清撰写，伊朗智库部分由王振容撰写。

[1] 《习近平同伊朗总统鲁哈尼举行会谈》，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1/23/c_1117872740.htm。

[2] 《中国伊朗达成首个官学合作智库协议》，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0125/c1002-28082045.html。

[3] 参见任晓《第五种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291页。

[4] 参见《智库理论与实践》简介，http：//www.thinktank.ac.cn/WKD/WebPublication/wkTextContent.aspx？navigationContentID=63b499f4-fe07-4461-89c5-697c9338c5e6&mid=zksl。

[5] James G.McGann，2015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TTCSP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s，Paper 10，Feb.2016，http：//repository.upenn.edu/think_tanks/10.

[6] Erik C.Johnson，“Policy Making Beyond the Politics of Conflict：Civil Society Think Tank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irca，” in James G.McGann & R. Kent Weaver，eds.，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Catalysts for Ideas and Action，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2.

[7] Heba Jamal El Din，“The Role of Think Tanks in Influe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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