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大全集(超值金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赵凡禹

出版社：企业管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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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大全集(超值金版)试读：

曾国藩（1811年～1872年）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湖南湘乡人。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嘉庆十六年（181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的一个豪门地主家庭。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公历1872年3月20日）在南京病逝。朝廷赠太傅，死后谥号“文正”。

曾国藩历来是个受争议的人物。他被冠之以“中兴名臣”“洋务之父”“理学大师”的称号，但又有人称他为“曾剃头”“曾屠户”。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中国有句老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修身方面，曾国藩被称为清朝最后一位理学大师，他崇尚程朱理学，把理学运用得从容自如。在治家方面，他充分秉承了祖父星冈公的治家手段，并在星冈公的基础上，将曾家的家风、传统发扬光大，后来，他提出了著名的“曾家八宝饭”这一曾家的家规。一个人的成功，除了个人努力之外，外部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曾国藩应该算是时代的宠儿，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清朝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太平天国运动使清政府惶恐不安，使清朝大臣战战兢兢，但它却成就了曾国藩，让他在历史的画卷上留下了浓重的笔墨。

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曾国藩身为晚清重臣，在清朝官场风风雨雨几十年，始终屹立不倒，他的为官哲学让他稳如泰山，他的处世之道让他泰然自若。他提倡立志高远，做人唯“诚信”二字而不立；他始终认为，凡事要亲身入局，言行要谨慎，在日常的处世中，更要藏匿自己的锋芒，避免过于暴露自己。他的这些观点、做法，让他在宦海沉浮的世间游刃有余，终得善终。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有着谜一般的人生。他一介儒生，昂然傲立于湘楚之间，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不容抹杀的一笔。他持一定之规，为人、为官、为民、为国，处处体现出强大的精神感召力，成为时人推崇的圣人，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毛泽东曾说，他一生中只佩服过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曾国藩。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书》中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并称其为“近代中国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曾国藩是每个渴望成功的人应该学习的楷模。

胡光墉（1823年～1885年），安徽绩溪人，幼名顺官，字雪岩，徽商的代表人物之一。胡雪岩是中国封建社会商界的一个传奇，他以贫贱的钱庄学徒出身，在短时间内事业崛起，创造了近代中国金融史的一个奇迹。

胡雪岩所处的时代，整个中国的社会和经济一直处于内困（太平天国起义）、外扰（西方列强入侵）的夹击中。胡雪岩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是因为他理解了这个时代的大背景，并不失时机地把握住了平定内乱和抵抗外患中最显赫的几位人物。有了这两大优势，胡雪岩就能开风气、占地利、享天时，逐一己之利。

纵观胡雪岩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重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倚靠何桂清、王有龄的发展期。第二个时期是事业高峰期，这个时期的起起伏伏也是与左宗棠的政治命运紧密相连的。

在左宗棠收复西北、成就不朽功绩之时，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支店达二十多处，遍及大江南北，资金2000万余两，田地万亩。他进而协助左宗棠“西征”建功，获布政使衔，戴红顶、穿黄马褂──历数清朝两百多年的历史，经商获仕、戴红顶而又穿黄马褂的，唯胡雪岩一人而已。

胡雪岩官场上遇合之奇，固然令人赞叹，但他与“江湖人物”的来往更令人拍案惊奇。他结交江南第一大帮“漕帮”的首脑，凭着他过人的见识、敦厚重义的性格与运筹帷幄的才能获得敬重，以致漕帮上下破格称之为“小爷叔”。

曾国藩与胡雪岩是同一时代的人。他们一官一商，在清朝的历史舞台上演绎了一幕大剧，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财富。现代人流行一种说法：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由此，我们集结了本书，以飨读者，希望能对各位的工作、生活有所帮助。编　者2010年8月上篇做官要学曾国藩第1章曾国藩其人晚清重臣生于蛮夷之地

湖南省地处中国中南部，长江中游，地理上属于华中地区，省会为长沙，因鱼和大米产量很大，号称“鱼米之乡”，因地处洞庭湖以南得名“湖南”，又因湘江贯穿全境而简称“湘”。湖南历史悠久，旧石器时代有人类活动，古为苗人、越人和楚人的生活地区。西周时期为楚国南部。唐广德二年（764年）首置湖南观察使。至此，中国行政区划上开始出现湖南之名。湖南自古便是蛮荒之地，虽然以勤劳著称的湖南人世代耕耘于斯，但直到唐宋之际仍是朝廷流放犯罪官员的清绝地。大量贬谪官员给了湖湘大地以丰厚的养分，也造就了“先忧而后乐”的岳阳楼精神。三国时期，湖南曾是吴蜀长期争夺之地。吴国周瑜长年驻守岳阳，如今岳阳还留有其妻小乔之墓。蜀国诸葛亮也曾镇守零陵，并在此地物色到他的接班人蒋琬。蒋琬可谓湖湘人物见诸史册中的“破天荒”者。民间更有意思，当年黄忠守长沙，刘备大军到时，黄忠不战而降，然而，人们爱其忠、赞其勇，偏偏创作出一曲经典的“关公战长沙”。

长沙乃四战之地，无险可守，素有“纸糊的长沙铁打的宝庆”一说。长沙北靠洞庭长江，南倚衡岳五岭，东西皆山，实乃一蔽塞之地。故而即便是人文荟萃，也难以扬名立万。到唐代之时始有“破天荒”之说。

宋代文学家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和学者邵博的《邵氏闻见后录》记载，唐代每逢大比之年，凡参加进士考试的举人，均由地方解送赴京应试，当时荆州“衣冠薮泽，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为‘天荒解’”。

关于“破天荒”，其实是有一个典故的。“天荒”实为一讥讽之名，其意为原始混沌未开的状态。直到唐宣宗大中四年，长沙人刘蜕中了进士，破了“天荒解”，故称为“破天荒”。时任荆南节度使的魏国公崔铉特地赏给刘蜕七十万贯钱以示奖励，名之为“破天荒钱”，以建状元府第。刘蜕回信答谢，辞而不受：“五十年来，自是人废；一千里外，岂曰天荒。”这样，“破天荒”就流传至今。曾国藩

此后，刘蜕以直言进谏、不畏权贵闻名于世，在文学成就上以散文卓著，且自成一家。

一直以来，湖南人高中科举的人不多，直至宋代，依然如故。然而，由于当时的宋代实乃半壁江山，文化南移，著名的岳麓书院在长沙设立，吸引了省外许多著名士人来此讲学，如福建的张栻、朱熹，自此开湖湘学派，一时蔚为大观。在外做官多年的永州人周敦颐也回乡讲学，此人开理学之先声，启迪了宋明时代几大著名学者如朱熹，程颢程颐二兄弟，陆九渊等人，被尊为“理学鼻祖”。

明末之际，衡阳人王夫之崛起，船山之学盛行。曾国藩早年求学即在衡阳，深为船山学术所折服，后来在军事之余，竟亲自校阅《船山遗书》，刊印成书。

人们不禁要问：此前数百年，为何湖湘人物“罕见史传”？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湖南的地理位置。由于长期以来，湖南与湖北一直是合二为一的，在清代设“湖广总督”，督署设在湖北，湖南士人考试要过洞庭、跨长江，去湖北投考。其间之艰难今人难以复知，多少人就葬身在八百里洞庭湖的疾风巨浪之中。当年曾国藩从湘乡一路步行到北京，就走了八十多天，更何况在此之前道路艰险的时代，赶考之艰难非比一般。直到清代雍正皇帝听取官员的陈情，在湖南开设分闱，史称“南北分闱”，才解除了湖南士人读书成名之难。由于朝廷中长期缺少湖南人的声音，湖南士人即便中了科举，在那个注重血亲关系的帝国时代，也难以出人头地。但地理位置与湖南相似的江西就不一样。唐宋间，由于朝廷许多重要官员都是江西人，如王安石、欧阳修、曾巩，所以当时江西人才辈出。“朝中有人好做官”正是对这一现象最好的诠释。曾国藩在京城立稳脚跟之后，对湖南士人格外关照，无疑是有鉴于这样一个历史教训。他的降生充满神话色彩

曾玉屏生有三子。曾麟书排行老大，老二早年夭折，老三曾骥云没有儿子，传宗接代的希望就寄托在曾麟书身上。已育有一女的长媳再次怀孕后，一向不信占卜的曾玉屏，迫不及待地请算命先生卜筮男女，不料卜了个女孩。他急得焚香告祖、求神许愿，只求生个男婴。

嘉庆十六年（1811年）十月十一日，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荷叶塘——当时湖南地方俗称的行政区名，相当于乡、镇——白杨坪，一株苍老巨大的白果树覆盖着一处不大的院落。

清晨，一位须发皆白的古稀老人迟疑地推开房门，抬起头不解地看着天空。漫天雾气，喷薄欲出的朝日把她的微曦透入层层晨雾，秋木瑟瑟，红叶满地。老人习惯地拿起扫帚，慢慢地打扫落叶。猛抬头，看见一条巨蛇从房子上蜿蜒进入院落。老人不禁一惊，定神一看，原来是房后白果树旁的那株老藤攀缘着白果树，将藤身盘过正房，进入了院落。一刹之间，老人想起醒前做的一梦：

云遮雾罩，阴霾满天。雾气之中，一条巨大的蟒蛇在空中盘旋，呼地一下降至院子上空，盘旋一周，慢慢将巨大的蛇头探入房门。大蟒双目闪光，浑身黝黑，嘴里吐出血红的信子，嘶嘶有声。老人吓得猛然醒来，却是一场惊梦，浑身冷汗，再无睡意。于是，他披衣下床，听了听，金鸡唱晓。但老人心里七上八下，打开房门，犹觉似梦非梦。适才藤影一晃，梦境与现实油然相连，更是心惊肉跳。

老人正在左右狐疑，西厢房里传出“哇——哇——”的婴儿哭声。随之，“呀”的一声，房门开处，老伴颤悠悠地走过来说：“孙子媳妇生了，是个胖崽！”

老人慌忙随老伴进入西屋。红烛光下，孙媳妇抱着初生的婴儿。婴儿头脸正大，双目似睡似醒，肤色光亮晶莹，在昏黄烛光里，犹似梦中的蟒身之光。老人浑身打了个寒战：“这事怪了，此子莫非巨蟒转世！”

于是，老人把刚才的梦境讲给大家听。大家听得心里直发虚，不知是福是祸。

原来，这位古稀老人是曾国藩的曾祖父曾竟希。此种梦兆生贵子之事，史不绝书，真假难辨。而彼时彼刻，毋宁说是曾氏家族对这一男孩无限希冀的幻化。这一男孩正是曾国藩。

老人见子孙们个个狐疑不定，便欢天喜地地说：“当年郭子仪出生时，他的爷爷也梦见大蟒临门，郭子仪还不是成了唐朝兵马大元帅，成了大富大贵的名臣名将。今天蟒蛇进入我曾家门，崽伢子正好降生，这不分明又是一个郭子仪降生吗？我们曾家的发达，要应在此子身上了！”

老头子如醉如痴，曾家子孙又是极孝顺的，老爷子既然说是蟒蛇转世、郭子仪再生，自然无人敢提反对意见。加上此子出世，曾家四世同堂，当年曾祖竟希公七十岁、祖父玉屏三十七岁、父亲麟书二十一岁，祖孙都还少壮。于是，全家欢天喜地，杀鸡炖米，热烈庆祝四世长孙的降生，盼望他为曾家耀祖光宗。

大家借着初升的秋阳，看着盘绕在大白果树上的那株古藤，屈曲盘旋，仿佛真是一条蠕动的怪蟒。

此后，巨蟒降生曾家的传说沸沸扬扬，流传在那古老神秘的高嵋山麓，流传于湘乡、衡阳偏僻的山村中。

转世之说在古老封建的国家里，太一般了！帝王们都说自己是真龙天子，也就是金龙转世，受命于天。皇后、皇妃自然都说自己是凤凰转世了。文臣都说是文曲星、太白星下界；武将就说是武曲星、白虎星下凡；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是一百零八个星宿下界；连平常百姓，男的说是牛郎星、女的则是织女星、是七仙女。“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是人都是星，都是转世来的。这个虚幻的理论自然也适合曾国藩，一点也不奇怪。

曾国藩四岁那年，七十四岁的曾竟希没有看到吉梦成真便离开了人世。而他留下的梦却给曾国藩的一生罩上了神秘的色彩。有人说，曾家后宅有株古树被一苍藤所缠已经枯槁，曾国藩出生后，树滋藤荣，又活了过来，垂荫竟致一亩。特别是苍藤形状矫若屈蟠，鳞片层层，与曾竟希梦中所见十分相像。其后，曾国藩得志顺遂时，此藤便枝繁叶茂；失意困厄时，此藤便枯槁凋零，这是由于曾国藩乃巨蟒投胎，与此灵藤相应。连曾国藩后半生所患的百医不治的牛皮癣，也被看作是巨蟒“鳞体”的根据。

曾国藩自幼即知这个蟒蛇的故事，但他只当作故事听，并没有把故事同自己连在一起；但他又朦胧觉得自己似乎不凡，将来能做大官，这多是从家里人和乡里人对他另眼相看的目光中悟出来的。

关于曾国藩是蟒蛇转世的传说，从别的故事中还可以得到印证。有一年，他入私塾读书，整天埋在“子曰”“诗云”里，非常烦闷。正月十六到了，乡下出嫁的女儿要回娘家，母亲带他去外婆家，一大早舅舅就划船来接，他如小鸟放出笼，高兴极了！于是同母亲、妹妹上了小船，小船慢悠悠地在江上划行。天气好极了！初春的阳光照耀着湘东群山，竹树苍翠，山岩青黄斑驳。曾国藩时而看着远去的山峦，数着峰顶；时而伏在船边，数着游鱼。水草青青，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香气。突然，母亲一声尖叫：“蛇！”小船随着母亲的叫声一个歪斜，专注着江水的曾国藩“扑通”一声掉进江水里。母亲和舅舅大惊失色，急得要跳水救人，却见孩子抱着一根木头稳稳地浮在水上。舅舅把船轻轻划过去，伸过船桨把曾国藩拉到船上。母亲睁大眼睛说：“刚才明明是一条大蟒蛇游过来的，怎么会是一个木棒！”

这件事传开，又成了曾国藩“巨蟒转世”的根据。

曾国藩长了一身的牛皮癣也成为他是“蟒蛇转世”的根据。曾国藩的满身蛇皮癣疥，被人说成是蟒蛇的鳞片，初时尚无多大痛痒，三十五岁之后，癣疥一天天严重，奇痒无比。曾国藩或坐或卧，皆不断抓挠，煞像个猢狲。曾国藩终生有个围棋癖，他一边下棋，一边抓背挠腿，只见皮屑飞扬，一局下来，周围地上、棋盘桌案上到处是皮屑，像下了阵小雪。

再者，曾国藩最爱吃鸡，却又莫名其妙地最怕鸡毛。当时的紧急公文，信封口处要粘上鸡毛，俗称鸡毛信、鸡毛令箭。曾国藩见了这种信，总是毛骨悚然，如见蛇蝎，要别人代为取掉鸡毛，才敢拆读。一次，他到上海阅兵，登上阅兵台，猛见台上有一把鸡毛掸子，他看了吓得直往后退，差一点摔下台去。他急令人拿走掸子，才胆颤心惊地入座。旧时有云：“焚鸡毛，修蛇巨虺（huǐ）闻气即死，蛟蜃之类，亦畏此气。”曾国藩怕鸡毛，也被人理解为他是蟒蛇所变。

老人梦蟒和后园古藤二者可以联系，古藤盘环如蟒，老人终日与古藤相伴，在古藤下休憩，古藤高大，覆盖了住房，梦到巨蟒入室，实则是古藤在老人脑里的影像。

有了“巨蟒转世”的流言之后，接下来的事更容易因循附会。癣疥之疾在旧中国很普遍，既难治好，又易传染，曾国藩的一身癣疥正好与“巨蟒转世”相附会，牛皮癣便成了蟒鳞片。

怕鸡毛并非莫名其妙，有皮肤病的人见到毛皮、毛发，包括鸡鸭毛、兽毛等就害怕，科学称皮肤过敏症，也是一种恐怖病，犹如恐水症、广场恐惧症、高空恐惧症一样。实际上，蟒蛇类动物恰恰不惧鸡毛，蛇以鸟、鼠为主要食物，见了就会吞下去，并没有什么可怕的。

在江水上看见蟒蛇是曾母看走了眼，把一根水中的木头看成是蟒蛇，是因为曾母脑中充满了儿子是“蟒蛇转世”的神话，故容易误视。

从某种角度来说，“巨蟒转世”无论是真是假都是有必要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一般人眼里，高官显宦都不是凡人。曾国藩官做得大，地位十分显赫，这就需要通过典故来将其神化。拥护他的人要神化他，南方多蛇，神化蛇精，容易以蛇精比附；北方多虎，多以虎比附。附会者本可以说曾国藩是龙转世，但龙是天子的专利，他们自不敢说是龙转世，那是犯皇帝的大忌。反对他的人也容易接受他是“巨蟒转世”之神话，巨蟒大蛇凶恶无状，曾国藩及其湘军杀人如麻，恰似恶蟒，甚于毒蛇，以巨蟒比附，恰如其分。而太平天国的起义也是以宗教面目出现，他们宣称自己是天帝、基督、天兵天将下凡，宣布自己是天主救世，要斩杀人间的妖精。清政府是“清妖”，皇帝是妖头，大臣们都是妖精，那么曾国藩是“蛇妖转世”，正好是他们斩杀的对象，自己承认了岂不更好！千金易得，知己难寻

曾国藩一生因学问而结识的朋友很多，如同属于湘乡理学派的李棠阶、吴廷栋、何桂珍，另外就是罗泽南。罗泽南既是曾国藩的好友，也可以说是他的引路人，他虽只比曾国藩年长四岁，但学问很好，写过好几部书，如《西铭讲义》《太极衍义》，尤其以研究周敦颐和朱熹著称。

不过，被曾国藩视作一生挚友的却是另外两人，一个是郭生郭嵩焘，另一个则是刘子刘蓉。如果将郭嵩焘看作是曾国藩这只人生航船的强劲桨手，刘蓉则无疑就是其思想启蒙者了。“日日怀刘子，时时忆郭生。

仰天忽长叹，绕屋独巡行。”

这是曾国藩在北京做官时写给郭嵩焘的诗。“刘子”指的是刘蓉，“郭生”就是郭嵩焘。这首诗生动地表达了曾国藩对刘蓉和郭嵩焘的深厚情谊。没有朋友的人生肯定是非常孤独惨淡的，然而人生交朋友也有多种，有仅靠金钱或利益维持的朋友，这种朋友最不可靠，当金钱散尽或其中的一方已无利用价值时，朋友也就做到头了，甚至可能反目相向，落井下石；有同生死、共患难，决不会因地位、社会的变故而改变相交初衷的朋友，这种朋友会使你的精神、人格、志向得到升华，即便你的事业没有成功，但你的精神会是富有的，就像曾国藩在1860年5月日记中所写的：“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但要好师、好友、好榜样。”郭嵩焘

曾国藩是幸运的，在他还没有从他那偏僻的山乡真正走出来的时候，就交上了两个好朋友，两个属于后一种类型的好朋友。他与两位好朋友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互相鼓励，而刘蓉、郭嵩焘两人在曾国藩日后的事业中，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刘蓉，字孟容，号霞轩，湘乡乐善里人，与曾国藩是同乡。他生于1816年，比曾国藩小五岁，少年自负，才华横溢，因不贪功名，不事科举，三十多岁了连秀才都不是。一次，县令朱孙诒偶然看到他的文章，惊叹其才华，便让其父亲督促他往县城赴县试，结果中了头名，遂补为生员。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国藩初次相识刘蓉，一番交谈，顿觉相见恨晚。曾国藩与刘蓉的结交不是偶然的，除了性情投合、都对学问已有相当的基础外，刘蓉做学问的路子与曾国藩非常相近：都是攻程朱理学，同时又讲经世致用，又都富有才华。刘蓉的才华可能世人不知，但是曾国藩知道，所以曾国藩曾戏称刘蓉为“卧龙”。他们在一起，便通宵达旦地长谈，即便是天各一方时，也不断通信。通信的内容除切磋学问外，凡古今政治因革损益得失利病与风俗及人才之盛衰，都在讨论之列。后来又经刘蓉介绍，曾国藩与郭嵩焘相识，于是，曾国藩、刘蓉、郭嵩焘三人互换庚帖，拜为兄弟。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说，清儒不像宋、明人那样聚徒讲学，又不像欧、美人有学会、学校为讲学讨论的场所，清代学者赖以交换心得的，是谈论学问的函札。曾国藩和刘蓉的通信，正是这种函札。刘蓉考科举不够顺利，当曾国藩在京城成了天子近臣后，刘蓉还是布衣一个，但他们的友谊丝毫不减。1843年6月2日，曾国藩在京城接到刘蓉来信，次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昨日接霞轩书，恳恳千余言，识见博大而平实，其文气深稳，多养到之言。一别四年，其所造遽已臻此，对之惭愧无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面目见故人耶！”这种通信即使是曾国藩统带十万精兵作战闲暇无几时也不曾中断。

曾国藩曾集苏东坡诗句为联赠刘蓉：“此外知心更谁是？

与君到处合相亲！”

1853年，曾国藩接到皇帝旨意督办团练事宜，他马上想到了刘蓉和郭嵩焘，决定请他们来帮助自己完成此事。当时曾国藩写给刘蓉的信是这样说的：“吾弟能来此一存视否？吾不愿闻弟谭宿腐之义理，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但愿朝挹容晖，暮亲臭味，吾心自适，吾魂自安。筠老（郭嵩焘）虽深藏洞中，亦当强之一行。天下纷纷，鸟乱于上，鱼乱于下，而蓉、筠独得晏然乎？”这意思是说，你来吧，我不想听你讲理学，也不要跟你筹划军政大事，只要每天能见上老弟你一面，我就宽心了。当然，这只是托辞，刘蓉实在是不可多得的高参。

结果，刘蓉和郭嵩焘先后都来到曾国藩军中。两人与曾国藩约定：“服劳不辞，唯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刘蓉专为曾国藩起草奏章等文件，郭嵩焘则为曾国藩管财政。但是曾国藩认为，刘蓉的“识力过人”，也就是见识高人一等，但“为统领则恐其不耐劳”，因此，曾国藩一直没有让刘蓉直接带兵。

1855年9月，刘蓉只有二十四岁的弟弟刘蕃到军中看望刘蓉，也参加了对太平军的战斗，11月30日，在进攻湖北蒲圻时重伤而死。刘蓉因此悲痛万分，遂离开军队回到家里。

刘蓉在家中闲居几年之后又再度出山并迅速升迁，这一切都源于曾国藩的爱将左宗棠。原来，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门下，到1860年，左宗棠因事离开骆秉章幕府，行前力荐刘蓉。刘蓉初时不愿出山，但次年骆秉章升任四川总督，刘蓉还是随着到了四川。因为辅佐骆秉章镇压两个造反者蓝大顺、李永和以及击败入川的石达开军有功，刘蓉迅速升迁为四川布政使，1863年又升为陕西巡抚，升迁的速度据说是湘军出征以来最快的。左宗棠

有过官场经历的人大都能品味“宦海浮沉”的真正意义，官场的荣辱升沉，实在令人难以预测，文人进入官场更是犹如入云里雾里，不甚明了。曾国藩自办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以来，可以说历经磨难、吃尽苦头，而他的好友刘蓉比他运气还要坏得多。就在刘蓉在陕西整饬吏治、重整军备、革除弊政，准备振兴陕西时，却连遭朝中官员的弹劾。刘蓉不得不上疏自辩。当时太平天国已灭，大敌已去，朝廷也意图排斥湘军集团。曾国藩虽对刘蓉的处境感到愤愤不平，但也无可奈何。几经曲折，刘蓉终被革职。好在刘蓉功名心并不迫切，被革之后，便返回家乡，以讲学授徒为业。19世纪70年代中期，左宗棠奉命收复已被阿古柏侵略集团霸占了十余年的新疆，左宗棠深知刘蓉的才干，又因为刘蓉做过陕西巡抚，熟悉西北情况，便邀请刘蓉出山相助。此时刘蓉做官之心已淡，没有随左宗棠同行，但他致书左宗棠，献平西北六策：

一、剿贼不难，所雒者筹饷筹粮。筹饷筹粮尚易，尤难者运粮。非宽筹辅饷，运有办法，切勿进兵。

二、军糈无资，当缓新疆西征之师，先肃清陇境。辟地屯田，储糗粮，练马队，然后振旅出关。

三、办甘贼，当以陕为根本。资粮转输，皆须借力于陕，非得同心膂、共忧乐之人为陕抚，持心定志，不足与济艰难。

四、捻贼入陕，号四五万，然能战者不过六七千人。每战辄以马队万骑四面包裹，懦卒怯将，慑而望风靡。其实但能严阵坚持，屹立不动，则亦不敢进逼吾阵。俟其锐气之惰，奋起突击，必无不胜。

五、办甘回，当先清陇东，次捣河狄。两地既定，其余可传檄而定，专事剿，则力固不逮；不痛剿而议抚，则叛服无常，亦何能济。

六、关陇将才吏才，无可用者。然地瘠势艰，虽杰出者视为畏途，须广罗艰贞坚苦、仗义相从之侣，以资寰助。此六者其大端也。

我们看这六条，简直就是一篇诸葛亮的《隆中对》，充分显示了刘蓉的才能，怪不得曾国藩年轻时就戏称刘蓉为“卧龙”。后来左宗棠平定西北回民造反，驱逐阿古柏侵略势力，正是按照这一方针进行的，在近代国弱民穷的情况下，为国家保住了新疆这块土地。

曾国藩的另一个知己郭嵩焘是曾国藩的小同乡，他是湖南湘阴人，字伯琛，号筠仙，比曾国藩小七岁。郭嵩焘与曾国藩是一生的挚友、儿女亲家。他十九岁中举，二十九岁中进士，走的是与曾国藩一样的读书做官的道路。按照湖南著名学者钟叔河先生的说法，郭嵩焘颇有一种叛逆性格，思想活跃，倔强自负，这对他后来的思想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钜之才也”。这是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对郭嵩焘的评价。

郭嵩焘是曾国藩初创湘军时极为关键的人物。郭嵩焘的命运也不比他的两位好友好多少。

1859年，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郭嵩焘奉命随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到天津办理海防，受到僧格林沁的弹劾被降三级。后来，李鸿章率淮军到上虞，任江苏巡抚，保荐郭嵩焘任苏松粮道。不久郭嵩焘升任广东巡抚，但又与原也是至交的左宗棠发生矛盾，被左宗棠弹劾降职。

1857年，郭嵩焘出使英国并担任中国驻英使臣。他见到西方人不仅船坚炮利，而且也是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而且当时西方的政治、学术都比中国优越，因此，他主张不但要学习欧洲人的先进技术，还要学习他们的政治。他还把在欧洲的所见所闻写成日记，寄回国内刻印，广为发行，以便开拓人们的眼界，使人们了解迅速变化着的世界。然而反响却大大地不妙。当时的中国，还以王朝天国自居，朝廷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虽然也有一些进步人士了解一些世界的变化，但这些人并未被朝廷重用。郭嵩焘的这些见解，不为保守的中国士大夫和官场的保守官僚所容。士大夫骂他是“汉奸”，是“鬼子”，作联语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湖南守旧士绅甚至要掘他的祖坟。

民国年间，思想家、学者梁启超写道：“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的大臣郭嵩焘，作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的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日日奏参，闹到奉旨回班才算完事。”

他的境遇就好比屈原说的“众人皆醉我独醒”，钟叔河先生说他是“孤独的先驱者”。先驱者会受到后人的赞赏，但在他的生时，那滋味却实在不好受，整个官场，只有李鸿章还算能够理解他，但也帮不上多少忙。他卸任回国以后，湖南的士绅几乎没有人理他。而郭嵩焘则越发用起他那湖南人的蛮劲，坚持自己的见解，决不放弃。并说“流传百世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曾国藩几经磨难之后，总算在他死后封了个“文正”。郭嵩焘虽然比曾国藩长寿，但死时清廷不给他谥号，直到郭嵩焘死后快十年、闹义和团的时候，还要把郭嵩焘当作“二毛子”，戮他的尸首。

郭嵩焘是孤独的先驱者，因为当时的社会原因，他的思想不能被理解，他的行为不能被接受，但是这些思想、行为在当时后世都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名师如人生的指路明灯

曾国藩所处的环境决定了他像所有读书人一样，把科举考试看作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所以，他在二十四岁以前从未踏出过湖南，除了到过长沙、衡阳等地，其他地方都没有去过。在湖南家乡的同辈人中，除郭嵩焘、刘蓉等几人外，他也没有结识更多对他以后人生道路有重要影响的人。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我境之所谓明师益友者我皆知之，且已夙夜熟筹之矣，唯汪觉庵师及欧阳沧溟先生，是兄意中所信为可师者。然衡阳风俗，只有冬学要紧，自五月以后，师弟皆奉行故事而已。同学之人，类皆庸鄙无志者，又最好讪笑人（其笑法不一，总之不离乎轻薄而已。四弟若到衡阳去，必以翰林之弟相笑，薄俗可恶）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唯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兄尝与九弟道及，谓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

曾国藩认为在自己的成长史中，家乡并没给他太多益处，从家乡的友朋中获取的益处似乎也不多。他说：“我少时天分不算低，后来整日与平庸鄙俗的人相处，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心窍被堵塞太久了。等到乙未年到京后，才开始有志于学习作诗、古文和书法。”曾国藩的这番话，以及写给弟弟的信，自然是他站在京师翰林的高度，学有初成后所说的。由于整日与名儒硕学在一起，他当然感到昔日的时光多是在无益中度过，因而也就有了今是而昨非的意味。不过，话说过来，如果曾国藩仍然隅于湖南，后来的情况可能大不相同。

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交往便成为获取信息、相互扶助的重要手段。由于曾国藩到了京城，结交了一批新的师友，开阔了眼界，也认识到取得功名仅是人生之一端，而人生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可以做。尤其是晚清时代已不同以往，大清江山更青睐那些对国家有用的人。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曾国藩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我觉得六弟今年考中当然好，万一考不中，就应该把以前的东西彻底放弃，一心一意地学习前辈们的文章。年纪已过了二十，不算小了。如果还似摸墙走路一般，为考试卜题忙碌，等到将来时间付出了而学业仍不是精通，一定会悔恨失策的，不能不早做打算啊。我以前确实也没看到这一点，幸亏早早得到了功名，而没受到损害。假如到现在还未考中，那么几十年都为了考取功名奔忙，仍然一无所得，怎能不羞愧呢？这会误了多少人的一生啊！国华是世家子弟，天资聪明过人，即使考不中，也不会到挨饿的地步，又何必为科举耽误了一生呢！”

曾国藩通过在外学习、与友人交往，提高了自己的眼界，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他对自己过去的否定与不满，还有就是劝弟弟放弃科举一途。一个人能看到自己的缺点与不足，能够改正以前不对的地方，这是非常难得的。对于曾国藩来说，这是人生的一次可贵的升华。他从良师益友那里看到了个人在大千世界中的渺小位置，因此，要做“圣贤英雄”，要“志大人之学”，才能走出狭小的个人天地，走向广阔的天空。

他在写给家里诸弟的书信中，颇感欣慰地介绍所结交的朋友：“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唐镜海先生，倭仁前辈，以及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数人；穷经学理者，则有吴子序、邵惠西；讲习诗书、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另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四人，皆闻余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但都是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他还颇为自得地说：“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近来闻好友甚多，余不欲先去拜别人，恐徒标榜虚声；盖求反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标榜以盗虚名，是大损也！”

曾国藩在北京的主要交际圈，就是他在家书中所提到的这十几个人，他们都属于当时北京的名流学者。由于曾国藩出身翰林，必须有“国学”的基本功，因此他初入京师，自然也和这些人打交道。其中，有的成为生平好友，有的成为日后事业发展的引路人，还有的人在文学（主要是古文诗词等）上对他也有很多帮助。

邵懿辰，字位西，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是曾国藩讨教今文经学的主要人物，他少年时就有著作传世。曾国藩到北京后，他任职军机章京。由于邵懿辰才思敏捷，下笔成章，所以当时的许多大型活动，尤其是皇帝颁发的诏谕，多由他草拟。在繁忙的军机之余，他与文章大家唐鉴、梅柏言等人“以文章道义相往来”。由于曾国藩师事唐鉴，因而对邵懿辰也格外敬重。

对曾国藩影响比较大的还有刘传莹和何绍基。

刘传莹是湖北汉阳人，专攻古文经学，精通考据。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曾国藩在城南报国寺养病，身边有古文字学大家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他阅读后便向刘传莹请教古文经学与考据，刘传莹也向曾国藩请教理学，二人互相切磋，取长补短，成为至友。

何绍基，字子贞，号东洲，是湖南道州人。他精通书法，擅长吟咏，对文字学、经史也颇有研究。曾国藩在与他的交往中，感到何绍基所长正是自己的不足。从此以后，他非常重视写作和赋诗。

在理学方面，曾国藩还经常与吴廷栋、何桂珍等人进行讨论。

吴廷栋，号竹如，是安徽霍山人，“生平笃信朱子，不敢师心自用，妄发一语”。曾国藩与他的交往颇多，时间也颇长。曾国藩到了北京后，他的视野比原来更加开阔，他感受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压力，于是对有用的人“强与之附”，即采取主动办法与之接近、亲近；对于无补于学、无益于仕途等可多可少之人“渐次疏远”。而与他相交契合的就是吴廷栋。他给家人的信中说：“吴竹如最近来得比较多，一来就坐下做终日的倾谈。所讲的都是一些修身治国的大道理。听他说有个叫窦兰泉的，其见识十分精当平实。窦兰泉也熟知我，只是彼此之间至今未曾见面交往。竹如一定要我搬进城去居住，因为城里的唐鉴先生可以当我们的老师，再加之倭仁先生、窦兰泉也可以作为朋友经常来往。师与友从两边夹持着我，我想，自己即使是懦夫也会变得坚强起来。子思与朱子曾经认为学习之事就好像炖肉一样，首先必须用猛火来煮，然后再用小火来慢慢煨。我反省自己，生平的工夫全都没有用猛火煮过，虽然也有一点小小的见识，但那都只是靠自己的领悟能力得来的。我偶然也用过一点功，但不过是略有所得。这就好比没有煮开过的汤，突然用小火慢熬，那结果是越煮越不熟。因此，我急于要搬进城去，希望自己能屏除一切，从事修身养性的克己之学。倭、唐两先生也劝我赶快搬。然而城外的朋友，我也有些希望经常见面的人，如邵蕙西、吴子序、何子贞、陈岱云等人。”

翰林学问、文章经世让曾国藩感到无比的振奋。应该说，曾国藩是幸运的，他身边有那么多“指针”为他指引着前进的方向。城内城外都舍不得，曾国藩只恨自己不会分身术，多分几个自己。曾国藩语言诙谐，尤其擅长比喻。他引用古人的话说，“与周瑜周公瑾交往，好像喝很甘醇甜美的酒一样舒服。”他觉得与邵蕙西两人的交往就有这种味道。两人一见面便长谈不愿分手。对子序的为人，曾国藩当时还不能做出结论，但对他远大而且精辟的见识十分佩服。子序常常教诫曾国藩说：“用功好比掘井一样，与其掘了好几井而没有一口掘到地下的泉水，倒不如老是守着一井掘，一定要掘到泉水为止。”曾国藩认为这句话正道中了自己的毛病。

他在信中不无自豪地告诉家人：“我等来到京城后，才开始有志学习写诗写古文并习字之法。但最初也没有良友，近年来得到一两位良友，才知道有所谓治学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才知道范仲淹、韩琦等贤臣可以通过学习做到；才知道司马迁、韩愈的文章水平通过学习也可以达到，程颐、朱熹的学问也可以通过学习达到。

在一般人眼里，那些成功人士、学者名流都是高不可攀的，在曾国藩进入北京之前也是如此认为。他认为，那些名流雅士都是高山仰止，是可望而不可及、不能及的。然而在北京生活了两年后，通过朋友们的开导，曾国藩认识到“圣贤豪杰皆可为也”。他要为自己立一个标杆，引领自己向着目标前行。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多年后，曾国藩重返南京时，还专程看望昔日交往甚密而今日仅存的朋友吴廷栋。那是6月的一天，曾国藩亲自带酒到吴廷栋。家作客。当时的吴廷栋也已八十岁了，他在南京租屋而居已经五年了，宅子所处偏僻，腿上有病不能行走，所以每天坐在那里校勘书籍，孜孜不倦，曾国藩每日必拜访一两次，谈论时事，品评政治。

学习要温故而知新，交朋友也是这样，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曾国藩在广交新友的同时，也十分注意联络旧时志向相投的老朋友，尤其是他的湘籍朋友。这不但扩大了他在家乡的影响，而且对他日后出山也是一种人才的“储备”。修身养性，研学朱子

有人称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理学大师”，是有清一代“儒学藩镇”。那么，他是如何修炼自己，从而使自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内圣”“外王”的最杰出代表的？

其实，曾国藩还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就已受了儒学的系统熏陶。点翰林入院读庶吉士，他踌躇满志，在给亲友的信中，他充分表达自己要成为诸葛亮、陈平那样的“布衣之相”，而学问上要做孔孟那样的大儒的愿望。如他给诸弟的信中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他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作为座右铭，还说，自己“以不为尧舜周公为忧，以学不讲德不修为忧”，又说：“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

这是他立下的一个成为大儒、成为圣贤的大目标。开始一段时间，经、史、诗、文样样都学，什么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方苞、李白、苏轼、黄庭坚及近世诸家的著作，他都如痴如醉地泛读、死记，学问既渊又博。后来因为受到唐鉴、倭仁等理学家的影响，开始专攻宋明程朱理学，尤专于朱熹。

在曾国藩交往的诸多师友中，对他的思想与治学影响颇大的当数唐鉴和倭仁两人。

唐鉴，号镜海，湖南善化人，嘉庆十四年（1809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久官京外，后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为晚清著名的理学家，对程朱理学非常有研究，当时汉学风行一时，“翕然从风，几若百川之朝东瀛，三军之随大纛。”只有唐鉴“潜研性道，被服洛闽，力践精思，与世殊轨，亦豪杰之士矣。”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鉴“再官京师，倡导正学”，在他周围聚集了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等一批理学名士，皆推崇唐鉴的学问。

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代表人物。曾国藩开始叩开学问大门，即是从唐鉴那里学习程朱。

曾国藩与唐鉴的相识等于一个偶然的机遇。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由江宁藩司调京任太常寺卿，道光皇帝在乾清门接见他，曾国藩作为翰林院检讨，侍驾在侧。道光帝极称唐鉴治朱子学有成就，并能按“圣学”之教亲自去做，是朝廷的好官。道光帝的当面称赞，使曾国藩对唐又羡慕又好奇，于是便主动到唐鉴的家里，施弟子礼拜访。

年过花甲的唐鉴是知道曾国藩这位小同乡的，对他的勤奋好学、自投门下的谦恭很是满意。因此，他们俩一见如故，谈得十分融洽。

唐鉴的第一次谈话，是曾国藩的一生行事、修身、做学问了不起的大的转折点。

曾国藩请教读书、修身的妙诀。唐鉴告诉他，读书当以《朱子全集》为宗。而读此书绝不可视之为八股进阶之书，而要躬自实行，此书是修身的典籍。而修身要以“整齐严肃”“主一无适”八字为诀，整齐表于外而主一持于内。读书之法，“在专一经”；一经通后，旁及诸经。又说，所谓学问，只有三门，即义理、考核、文章，三者之要在义理统之。唐鉴告诉他：“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不必他求。至于用功着力，应该从读史下手。因为历代治迹，典章昭然俱在；取法前贤以治当世，已经足够了。”

唐鉴的一席话对曾国藩而言，确实“胜读十年书”。原来三十年光阴，竟不知学问门径。经老先生一点拨，曾国藩如有指归。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激动地写道：“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他立即把他的重大收获写信告诉他的家人、朋友。在写给同乡前辈贺长龄的信中说，“我最初治学，不知根本，寻声逐响而已。自从认识了唐镜海先生，才从他那里窥见一点学问的门径。”

此后，曾国藩经常与唐鉴一起研究学问，推究兴衰治乱，跟唐鉴习朱子理义之学。在唐鉴的教导下，曾国藩立下“日课”，有早起、主敬、静坐、读书、写日记、偶谈、作诗文、临帖、专读一经、谨言、保身、夜不出门十二条规矩。又立《立志箴》《居敬箴》《主静箴》《谨言箴》《有恒箴》，高悬书房之内，严格考究和要求自己。唐鉴还经常检查曾国藩的日记，有检查不深刻的当即指出，深挖病根；对他敢于揭发自己内心隐私、隐患之处，给以极大鼓励。唐鉴还把自己的《畿辅水利》一书交给他阅读，使他认识到一个儒学家不光要精通圣典，更重要的是要关心民事、留心经济、从修身到治国，这就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真谛；决不可只会背圣贤之书，而不会治国理政，那是有背了圣贤之意的书呆子。

由于唐鉴精于义理之学，即所谓练“内功”，曾国藩自此一段时间跟从唐鉴致力于宋儒之学，这段理学经历对于他的伦理道德思想及克己省复功夫影响很大。义理之学的陶冶让他在后来走向军旅，与清廷、地方官、太平军多方周旋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虽然是屡遭拂逆，九死一生，但他能在困难拂逆的环境中艰苦支撑，如果没有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恐怕他不会笑到最后；而这种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就得力于他此一时期的陶冶。他的理学的“内敛”功夫又让他得以晚场善收，能够在极复杂的情况下处理好与清廷的关系。

唐鉴还向他介绍了倭仁，认为倭仁这方面做得好，不自欺、不欺人，可以称得上是圣贤了。

由于唐鉴的推荐，曾国藩又去拜访倭仁。倭仁实际上是唐鉴的弟子，他的读书、修身也是跟唐鉴学的，也是咸同年间著名的理学家。

倭仁对曾国藩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倭仁，字艮峰，号艮斋，是驻防河南开封的蒙古旗人出身。道光九年（1829年）考中进士后进入京师，与李棠阶、王庆云、罗绕典等人进行“会课”，时间长达十年之久。“每月六集，迭为宾主，皆在时晴馆”。这种“会课”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是写“日录”，即每天写下心得体会，以改过迁善为目的，属于心性修养；第二步是互相批阅“日录”，有批评，有鼓励，也有建议；第三步是当面指陈得失。由于原来参加“会课”的人或外出做官，或坚持不下来，而倭仁自始至终“精进严密”，因此备受瞩目。

曾国藩同倭仁认识之后，他们往来的时间比唐鉴又多了。倭仁的教导与唐鉴不二法门，只是谈内省时，在实践中对自己的要求比唐鉴还严格。他介绍说，自己的微念稍一萌动，就赶紧记在日记、书札中，在静坐时自己和自己“讨论”，把哪怕是点滴些许不合圣贤规范的想法，消除在思想深处的萌芽状态，使自己的心术、学术、治术归之于一。倭仁的“克己”之法，简直到了严酷、苛刻的地步。

倭仁笃守程朱理学，他的日记对道咸同三朝士林影响颇大。倭仁的日记主要是记载自己修养的心得体会，为格言警句式的语录体。曾国藩的幕僚方宗诚说，他见过吴廷栋、涂宗瀛等人的倭仁日记手抄本，他自己又“皆录而藏之”。郭嵩焘也见过陈作梅和方鲁生两个抄本，他自己也“借抄”了一帙，他认为倭仁的日记“多体味有得之言”。倭仁还编辑《为学大指》一书，辑录程朱理学家的语录。全书共六条：立志为学、居敬存心、穷理致知、察几慎动、克己力行、推己及人。此书的目的是“正世之惑于歧趋及汩没功利而不知止者”。

曾国藩与倭仁的交往属于师友之间的情谊，倭仁根据自己多年来的修身经验，教曾国藩写日课，并要他“当即写，不宜再因循”。曾国藩也真的当天即开始写日课，“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曾国藩还把自己的日课册送给倭仁批阅指教，倭仁毫不客气地教曾国藩“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曾国藩“读之悚然汗下”，以此为“药石之言”。曾国藩对倭仁的日课册敬畏有加，“不敢加批，但就其极感予心处著圈而已”。

从此之后，曾国藩日读《朱子全集》，按唐鉴、倭仁的“日课”要求去做，重点在反省自己。但是，起初打坐静思十分困苦，坐下来就打瞌睡，睡梦中又尽做些升官发财之事。于是他便在日记中痛骂自己，把日记交给倭仁看，让他帮着骂自己。

如此搞了几个月后，曾国藩每天搞得精神疲惫，不久便得了失眠症，整日精神不振，身体也一天比一天虚弱，于是再也坚持不了“日课”中的“静坐”一节了。曾国藩说，是“天既限我不能苦思，稍稍用心，便觉劳顿，体气衰弱，耳鸣不止”。尽管他不再搞面壁静坐自省了，但是对理学的攻读却日益努力。不仅攻读程朱，还追溯而上，阅读张载、周敦颐的著作，比诸孔、孟，系统研究中国儒家的学问。

曾国藩文、史、书法、考据虽皆有一定造诣，但其思想宗旨未离儒学，儒学方面又认宗朱熹的新儒学。最显著的是他在与太平天国对抗中，打的是卫道的旗号。有人认为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战争是一场“宗教战争”，即太平军由洪秀全创立，崇信的是拜上帝教；而曾国藩创湘军，打的是儒教的旗号。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却说明了曾国藩言必称孔、孟、朱子，的确是一个儒家道统的继承与捍卫者。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国过年有贴春联的习俗，每逢春节，各家各户便把各式各样喜气、吉祥的春联贴到门上，而古代士大夫家庭或农村中的绅士阶层的门户上往往贴着这样一副对联：“耕读传家久，

诗书济世长。”

农耕社会的特色，儒家文化的浸润，渗透于字里行间。

曾国藩也是秉持这样的持家之道。他自己从先辈“半耕半读”的家风中成长起来，又结合自己治学、为官的人生经验，进一步发扬了耕读传家的传统。他与妻子欧阳夫人一起，勤俭持家，教子育女，在封建社会末叶的残阳夕照中，形成了一道独具特色的士大夫治家图景。曾纪泽

欧阳夫人是曾国藩的结发妻子，也是他的老师欧阳凝祉的女儿。婚后与曾国藩育有三子五女，长子曾纪第早夭，实际活在世上的有七个。欧阳夫人早年在湘乡老家，道光二十年（1840年）携子纪泽进京与曾国藩团聚，在北京的十二年中，生下五个女儿：纪静、纪耀、纪琛、纪纯、纪芬，以及第三个儿子纪鸿。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离京，欧阳夫人带领子女回到老家，在乡下持家教子十余年，直到同治二年（1863年）才随居曾国藩官邸。

欧阳夫人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她自从嫁入曾家门，便秉承丈夫的意愿，亲自操持家务，纺纱织布，烧菜煮饭，克勤克俭，毫无怨言。曾国藩虽然长期身在军旅，后又总督两江，经手的银钱何止千百万，但他以廉洁自律，“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欧阳夫人在家的生活远不像一般高官家庭那样宽裕。

同治九年（1870年）十一月初三，曾国藩在南京两江总督任上总结自己的修身持家之道，将之归纳为“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四条，以此作为教育子侄的重要家训。其主要精神是：“慎独则心安”。中国古代儒家代表人物都讲究“慎独”，并把此作为修身的基本要求之一。曾国藩推崇理学，并被人视为理学大师，他认为只有做到慎独，也即当游离于“组织”和“集体”之外时仍能一如既往地以儒家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才能求得心灵的安静宁谧和修养的浸润升华。现在人们讲在独处时“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受得起挫折”，也是同样的意思。曾子有言“问心无愧”，孟子有言“俯仰天地，不愧不怍”“养心莫善于寡欲”，都是注重通过慎重独处时的言行名节来修养身心、历练品性。林则徐有一副名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无欲则刚”四字恰是慎独的最高境界。“主敬则身强”。曾国藩把“敬”作为儒家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之一，指出，孔子以“敬”教人，程、朱诸子则千言万语不离此一要旨。“主敬”的功夫，更可以使身体强健。对内守静至纯，对外恭谨严肃，是“敬”的功夫；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是“敬”的气象；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是“敬”的效验。内心有所敬重，有所畏惧，则能临事神悚、气振，不敢懈怠，身体因之变得强健。“求仁则人悦”。曾国藩则把追求“仁”作为赢得人们真诚信任和拥戴的条件。他指出，每个人都是“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百姓与世间万物，均同出一源，如果只知自私和利己，不知为他人着想，不知仁民爱物，则违背了天性人情。至于为人“父母官”者，肩承拯民溺、济民困的职责，更应汲汲以求仁、教人以求仁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命，方能不负圣贤教化、君王信用。如此，则能虽成事显达，而任劳任怨，天下人众望所归，谁会不拥戴他呢？“习劳则神钦”。这是说，耐得住辛苦、习惯劳作的人，连神仙都要钦敬。古人说“业精于勤，荒于嬉”，又说“成由勤俭败由奢”，一勤天下无难事，莫向光阴惰寸功。若为自己着想，则一定要操习技艺，磨练筋骨，遇到疑难困惑则努力学习和实践，而后才可以“动心韧性”，长于才识，“增益其所不能”。为天下着想，则一定要吃苦受累忍饥挨饿，以普及勤劳习性和教化广大民众为己任，极勤以救民，极俭以奉身。所以君子欲成为人神信赖之人，关键一着莫过于勤劳。

曾国藩这四条齐家之道，与他一贯所主张的“八宝”“五箴”“十二日课”等的内核是一致的，无外乎勤、俭、敬、恕等内涵。他要求以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以期有成焉”。相似的，曾国藩还说，吾教子弟不离“三致祥”，即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

纸上得来终觉浅。曾国藩不仅在书信中指点曾家子弟不忘修身齐家，更是在实践上模范带头，并时时监督子侄们的落实情况。他告诉儿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又说“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又叮嘱主持家事的二弟曾国潢“吾家子侄，人人须以勤俭二字自勉，庶几长保盛美”。曾国藩在前线，唯恐其弟在家为他买田置屋，“则寸心大为不安，不特生前做人不安，即死后做鬼也是不安”，并特意给国潢交代：“弟若听我，我便感激尔；弟若不听我，我便恨尔”“望贤弟千万无陷我于恶。”1867年，当他听说家中修整宅第用度铺张的消息后，在日记中写道：“接腊月二十五日家信，知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耗费如此，深为骇叹！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屋既如此，以后诸事奢侈，不问可知。大官之家子弟，无不骄奢淫逸者，忧灼曷已！”

曾国藩对儿子有很高的期望。无论是学业，还是生活，他都是一一点拨。在读书上，要求他们“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每当看到儿子在信中向他请教学问，就非常欢喜，并耐心地予以解答。他还要求儿子在回信中对他的解答谈谈体会，如咸丰九年（1859年）给曾纪泽的一封信中提到：“吾前一信答尔所问者三条，一字中换笔，一‘敢告马走’，一注疏得失，言之颇详，尔来禀何以并未提及？以后凡接我教尔之言，宜条条禀复，不可疏略。”

曾国藩虽然是通过科举考试出人头地的，但他对儿子的教育却很灵活。两个儿子科举之路不顺利，连举人都未考中。曾国藩鼓励他们读有用之书，习有用之学，而不要一味沉浸于科举仕途之中。同时他鼓励体质不好的儿子多外出，在欣赏山水中增加历练、陶冶性情。毫无疑问，这在当时都是相当开明的。在这种开明的环境和宽松的氛围中，兄弟二人都学有专长，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曾纪泽学习英文，钻研近代科技，并于光绪四年（1878年）出使英、法等国，又于光绪六年兼任驻俄公使，前后历时八年之久，“万国身经奇世界，半生目击小沧桑”，成为中国最早的外交家之一。在兼任使俄大臣期间，曾纪泽为收回伊犁与俄国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艰苦谈判，终于在1881年2月改订新约即《中俄伊犁条约》，代替了前任使俄大臣崇厚签订的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为中国争回了大片国土。这是曾纪泽外交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也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一大成就。曾纪鸿则精通算学，编有《炮攻要术》《电学举隅》，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卓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之一。

对于女儿，曾国藩同样倾注了一位父亲的爱，却并不溺爱和娇惯。他女儿众多，“遂深以妇女之奢逸为虑”，指出富贵家庭不勤不俭者，看看他们的内眷表现如何就知道了。他亲自为女眷们制定每日功课，如“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的‘食事’；绣花或绩麻之类的‘衣事’；做针线刺绣之类的‘细工’；做男鞋或女鞋或缝衣之类的‘粗工’”等等。据五女曾纪芬晚年回忆说：“余等纺纱、绩麻、缝纫、烹调日有定课，几无暇刻。先公亲自验功，昔时妇女鞋袜，无论贫富，率皆自制，余等须为吾父及诸兄制履，以为功课。纺纱之工，余至四十余岁随先外子居臬署时，犹常为之，后则改用机器缝衣。三十年来，此机常置余旁，今八十岁矣，犹以女红为乐，皆少时所受训练之益也。”

曾国藩希望长保家风传之久远，是因为他有一套“天概”理论：“管子曰：‘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而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概”是刮平的意思。曾国藩认为物极必反，“盛时宜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之家尤其应该注意谨慎谦虚、勤俭传家，以避免噩运来临。这种带有宿命论色彩的小心显然是多余的，但注意加强对青年子弟的教育，无疑是非常理智的。古有明训曰：“富不过三代”。为什么？就是因为富贵家庭往往忽视对子女的教育，使他们在优越的环境中沾染上诸多坏习气，是以他们不能继承家业，不能克守家风，一再地上演“一代不如一代”的悲剧。当代世界上许多家族式企业，继承者能够发展家业的，都是那些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和严格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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