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之满,萧枫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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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耕火种的古代农业（上）试读：
《话说中国》丛书编委会
主 编：林之满 萧 枫
副主编：魏茂峰 李亚辉 竭宝峰
编委会：（排名不分先后）
何 莎 刘连旺 常志强 刘 俊 王 蓓
刘海生 王艳芳 周艳云 李丽丽 刘 洋
陈时雨 吴良克 刘一石 刘 永 宋春正
崔文君 邵 军 石 怡 贺小刚 樊景良
赵明明 于 洋 姚 志 严 鹏 王 军
陈 凤 李 忠 陈 莹 付中天 杨坦然
单而辉 孙德民 于 武 赵 明 童恩中
杨迪穆 郝 纯 胡 凯 邓俊华 夏正言
鲁正华 罗致平 王洪源 于 斌 曹成章
黄 铸 白红艳 钟 涛 韩 磊 罗晓宇
编写说明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史、又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早就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前仆后继，绵延百代。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曾说：“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曾创造了无数的文明奇迹。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生动的、博大精深的启迪心智的教科书。中国历史是独树一帜的东方文明史。承载中华文明的中国历史，在她形成发展的曲折而漫长的过程中，从未中断过。她虽然历经坎坷，备尝艰辛，却始终以昂首挺立的不屈姿态，耸立在亚洲的东方。即使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对中华文明一个多世纪的强烈冲击和重重劫难，也没有使曾创造过辉煌的中华文明沉沦，反而更勃发了新的生机。《话说中国》丛书将中华民族的辉煌与挫折、统一与分裂、前进与倒退、战争与和平、正义与邪恶，放在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中，逐一展现。《话说中国》丛书是一幅历史长卷，共分50卷100分册，具体内容如下：
第1卷 文明开放的天朝大国（上、下册）；
第2卷 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上、下册）；
第3卷 分分合合的朝代更替（上、下册）；
第4卷 改变时局的历史事件（上、下册）；
第5卷 独掌乾坤的历代帝王（上、下册）；
第6卷 宠辱一身的历代皇后（上、下册）；
第7卷 治国安邦的历代名臣（上、下册）；
第8卷 一尘不染的历代廉吏（上、下册）；
第9卷 尔虞我诈的宫廷政治（上、下册）；
第10卷 源远流长的远古文明（上、下册）；
第11卷 稳步发展的社会经济（上、下册）；
第12卷 日趋活跃的商业贸易（上、下册）；
第13卷 刀耕火种的古代农业（上、下册）；
第14卷 穿越时空的天文历法（上、下册）；
第15卷 独领风骚的古代医学（上、下册）；
第16卷 独具一格的古代数学（上、下册）；
第17卷 日新月异的古代物理（上、下册）；
第18卷 领先世界的古代化学（上、下册）；
第19卷 独树一帜的中国地理（上、下册）；
第20卷 震惊世界的科技发明（上、下册）；
第21卷 光耀世界的科技名家（上、下册）；
第22卷 惊心动魄的经典战役（上、下册）；
第23卷 智虑谋深的军事名家（上、下册）；
第24卷 影响深远的军事思想（上、下册）；
第25卷 精华荟萃的中国兵书（上、下册）；
第26卷 严密精深的军事制度（上、下册）；
第27卷 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学（上、下册）；
第28卷 享誉世界的文学名著（上、下册）；
第29卷 天马行空的神话传说（上、下册）；
第30卷 绝唱天宇的中国诗歌（上、下册）；
第31卷 脍炙人口的中国词赋（上、下册）；
第32卷 千古流传的民间文学（上、下册）；
第33卷 龙飞凤舞的中国书法（上、下册）；
第34卷 绚丽多彩的中国绘画（上、下册）；
第35卷 凝固不朽的中国雕塑（上、下册）；
第36卷 蜚声中外的中国建筑（上、下册）；
第37卷 低徊狂放的中国音乐（上、下册）；
第38卷 摇曳多姿的中国舞蹈（上、下册）；
第39卷 异彩纷呈的民间艺术（上、下册）；
第40卷 美轮美奂的中国戏剧（上、下册）；
第41卷 妙趣横生的艺坛典故（上、下册）；
第42卷 彪炳史册的古代典籍（上、下册）；
第43卷 震聋发聩的思想文化（上、下册）；
第44卷 浑厚深沉的中国哲学（上、下册）；
第45卷 定格历史的史学名著（上、下册）；
第46卷 百花齐放的古代教育（上、下册）；
第47卷 风格迥异的古代民族（上、下册）；
第48卷 遐迩闻名的巨商名贾（上、下册）；
第49卷 传诵千古的历史掌故（上、下册）；
第50卷 扑朔迷离的千古奇案（上、下册）。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历史使人明智。”历史的经验是前人付出巨大的代价才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包蕴着发人深思的哲理。要深刻地了解现实，理智地面对将来，就应当自觉地回顾历史。现代人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感受历史启迪现实的无穷魅力。惟有从历史经验这里感知杂乱纷纭的现实，才能体会历史智慧的美感与简洁感。
这种由历史引发的智慧、魅力与美感，对丰富一个人的生命内涵，提升一个人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人的素质的基本内涵应该是人文素质。一个人的人文素质是由他所属的民族几千年文化创造的基因，积淀在他的血液和灵魂中形成的。人文教育以文史哲为主体，对人的素质提高具有特别的价值，而中国历史恰恰正是文史哲三位一体的糅合和载体。只有了解了中国的历史，才能树立民族自信心，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才能以他们的不断传承和新的创造，继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在共同的血脉上发展起来的13亿中国人和5000万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应有这样的共识，都应当承担这样的责任。《话说中国》丛书把传统的教育和未来的展望有机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引导当代中国人顺应悠久古老的中华文明融注世界发展的现代潮流。
由于丛书篇幅宏大，编写时间又较为仓促，书中难免存在各种疏虞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话说中国》丛书编委会2008年2月
一、古代农学（上）
农业的发起
人类刚从动物界分离出来时，并不懂得种庄稼、养牲畜。也就是说当时还没有农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是靠采集和捕捞现成的天然物为生的。我国如果从元谋人算起，经历的时间足足有200万年之久。大约到了距今1万年以前，原始人类在长期的采集和渔猎生活中，才逐步学会了种植和饲养。终于发明了农业。
农业的发明，是和原始人类对植物和动物知识的积累分不开的。长期的采集生活，使原始人类懂得了哪些植物能吃，哪些植物有毒不能吃。并认识了接触最多的那些植物的生长规律，这就有可能使人们去模拟自然界植物的生长，这种模拟开始不一定是有意识的，后来才发展到有意识的种植。在不断的反复过程中，学会了种植的方法，并将野生植物逐步驯化成了栽培植物。这个过程，又由于自然界现成的实物逐渐减少，难于满足人们生活最低需要的局面的出现而加速，种植业便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
我国古代亦有不少有关我国发明农业的传说。《淮南子·修务训》说：“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蜌之肉，时多疾病伤毒之害，于是神农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墝，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新语·道基篇》：“至于神农，……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白虎通·号》：当时“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
这些古老的传说，可以说大致反映了我国从采集向农耕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可以看出这个过程是十分艰巨的。
作为农业重要组成部分的畜牧业，是在狩猎的过程中形成的。人们在狩猎中，有时可能捕捉到较多的动物。其中有些可能是受伤的或幼小的动物，这些神农执耒动物有时因为食用不完而被留下来。它们之中，有的因为性情比较温顺，便于看管，因而被人驯养起来。日子一久，逐渐为人驯化，而成了家禽和家畜。当然这个过程也是十分漫长的，据研究，它要经过拘禁驯养、野牧、定居放牧或游牧等阶段才能完成。
据考古学报道，在湖南道县寿雁镇玉蟾岩遗址发现了约一万年以前的栽培稻种。在广西桂林甑皮岩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已发现有9000多年前的石斧、石杵和家猪骨。在河南新郑裴李岗、河北武安磁山等新石器遗址中，出土了近8000年前的石铲、石锄等翻土工具，石刀、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收获加工工具，以及粮食作物粟和家畜的骨骸如猪、狗、鸡、羊、牛等。由此观之，我国的农业可能在近万年前已经发生。保守点说，至少也已有8000～9000年有据可考的农耕历史了。
我国的原始农业和西亚及美洲等其他地区的古农业有所不同。在种植业方面，中国的原始农业是以种粟、黍、稻为主。而在西亚则以种大、小麦为主。美洲则以种倭瓜、马铃薯和玉米为主。在畜牧业方面，中国的原始农业是以养猪为主。而西亚则以养山羊和绵羊为主。中国又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的国家。这些情况说明，中国原始农业的内容和其他地区没有什么类似之处，它是在没有受外界影响的情况下，独自发展起来的。
中国原始农业的分布
到距今4000～5000年前，我国的原始农业已遍布祖国大地。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理条件复杂，所以原始农业一开始就具有不同的特点。大致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四大类型。
黄河流域原始旱地农业
黄河流域是我国原始农业发生最早、生产最发达的地区。这一地区是我国主要的黄土地带。这里地势平坦，土壤疏松，土地肥沃，适宜木石农具开垦，很适宜于农作物的生长。但这里气候比较干燥，降雨量年平均只有400～750毫米左右。适宜需水量较少的旱作物生长。因而决定了这一地区种植的作物，又只能以旱作物为主。
在近8000年前，这一地区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原始农业。河南新郑裴李岗、河北武安磁山、甘肃秦安大地湾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都发现了7000～8000年前的农业生产工具。如石铲、石斧、石刀、石锛、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还发现了猪、羊、狗、鸡等家畜家禽遗骸。在磁山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粮食（粟）堆积。大地湾遗址中，还发现了糜子和菜籽。到距今5000～6000年前，黄河流域的原始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土的粮食有粟、黍、糜等，还有大麻子（古人也将大麻子作粮食）。农具的制作比以前更精致、更进步，并出现了石耜、木耒等新耕作农具和牲畜的拦圈、夜宿场，著名的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的姜寨遗址，便是这一时期原始农业遗址的代表。
随着农业的发展，黄河中下游一带的人口日渐繁衍起来，并形成了一个经济、文化中心。为后来夏、商、周等奴隶制国家和汉唐等封建帝国在这里建都奠定了基础。新石器时代我国原始社会农业遗址的分布
长江流域的原始水田农业
长江流域，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湖沼众多，特别适宜于水稻的栽培，在距今一万年前后，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澧县彭头山遗址都开始有水稻种植。在7000年前著名的浙江余姚河姆度遗址和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都发现了距今7000年左右的大量稻谷（粳稻和籼稻），以及骨耜、木耜、骨镐等农具和猪、水牛等家畜。长江下游地区就已形成水田农业。5000～6000年前，水田农业发展到长江中游的四川、湖南、湖北部分地区。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便是这一时期水田农业的代表，在遗址的红烧土中，发现有大量的稻谷遗存，经鉴定是粳稻。到4000～5000年前，水田农业扩大到整个长江流域，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发现的几十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都有稻谷、稻米的遗存，同时还发现有芝麻、蚕豆、花生、甜瓜籽、菱角、桃核等，以及石斧、石锛、石铲、石耜、石刀、石镰、石杵、石磨盘等农具和猪、水牛、羊、狗、鸡等家畜。在浙江湖州钱山漾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又发现了距今5000年前的绢片、丝带和丝线，说明当时已有了养蚕业。长江流域的原始农业发生很早，而且也是相当发达的。绢片
过去人们往往把黄河流域视为哺育中华民族农耕文化的摇篮，现在，从考古资料来看，长江流域同样是我国农耕文化的发祥之地，只是农耕文化的类型不同而已。
华南地区的原始农业
华南地区的原始农业是以捕捞和种植相结合为特点的。这一地区，气温高，湿度大，雨量充沛，有利于农业的发展，但境内山脉连绵，丘陵起伏，河深水急，又影响到这一地区的开发。这一地区牲畜的驯化和饲养历史很早，广西桂林甑皮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发现有距今约9100年前的家猪遗骸。但种植业出现较迟，在一些新石器晚期的遗址中，才出现有水稻等作物。由于这一地区自然条件比较优越，野生资源比较丰富，所以除经营农业外，采集和渔猎业在该地区的原始经济中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例如，在广东翁源青塘的两处新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中，曾发现有大量的螺壳、烧骨和炭骨。在云南滇池周围发现的十几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除谷壳和谷穗外，同时还发现了大量的螺蛳壳，反映了这一地区的原始农业具有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特点。丝带
北部和西部地区的原始农业
北部和西部地区是农牧混合型原始农业。这一地区包括东北、内蒙、新疆、西藏的全部和甘肃、青海、宁夏、河北的一部分。除近海地区外，均是大陆性气候，这里降雨稀少，土壤发育不良，一些地区形成为草原和沙漠。与中原地区相比，这里的原始农业发展较晚，大致在距今5000～6000年时才有原始农业出现。例如，在内蒙昭乌达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有石耜、石铲、石锄、石刀、石磨盘、石磨棒等农具，表明这一地区有种植业存在。同时又发现有猪、牛、羊等家畜遗骸，表明又有畜牧业。此外还发现鹿、獐等野兽遗骸，说明还同时存在着狩猎业。又如，在黑龙江省嫩江流域和松花江中游发现的昂昂溪类型和白金宝类型的遗址中，出土的实物既有农业的遗存，又有畜牧业的遗存，其中畜牧业占有重要地位，渔猎业也有相当比重。在吉林西南部的红山文化和富河文化中，则是以农为主兼营牧业。在青海都兰的诺木洪塔里他里遗址，则是畜牧业为主同时兼营农业。
上述材料说明，黄河中游和长江下游的原始农业，发生要早于其他地区，也要比其他地区进步。因此，可以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我国农耕文化的摇篮；在不同地区的原始农业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种植业和畜养业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我国的农业，一开始就是农牧结合的，不存在所谓跛足农业问题。
原始的生产方法
原始社会生产是十分粗放的，其生产方法是先用石刀、石斧将树木砍倒，就地晒干，然后放火焚烧，这样做一是为了清理场地，二是为了积灰以便播种。播种的方法一是随手撒播，二是用尖头木棒挖穴点种，这种生产方法，古代就称为刀耕火种。刀耕火种有二个发展阶段，一是刀耕阶段，只用刀斧砍伐，不翻土。人们过着迁徙无定的生活，故这种农业有人将它称之为游耕。刀耕火种示意图这是原始农业初级阶段的耕作方式；二是锄（耜）耕阶段，这时已开始用锄或耜翻土，对土地进行加工，然后播种，人们过着相对定居的生活。这是在刀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比较进步的原始农业生产方法。河南新郑裴里岗和浙江余姚河姆渡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都有石耜和骨耜的发现。这些原始社会遗址表明，这时的生产方式已经过刀耕阶段而进入耜耕阶段。这也说明7000～8000年前，我国已经有了相当进步的原始农业存在。
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法，土地利用率极低，新开的农田，肥沃的表土经风吹雨打后流失很快，加上当时又不懂得施肥，所以土壤便很快贫瘠了。同时，当时也不懂得除草，致使杂草丛生，吞没农田，一二年后，这块新开的农田，便无法再种，只能抛荒，任其自然恢复地力。农业上称之为撂荒耕作制，这便是我国农业的童年时期。撂荒耕作制，是一种野蛮的、掠夺性的、对生态破坏很大的耕作制度。但在农业发明之初，在地广人稀的条件下，实际上骨耜对生态的影响不是很大的，对农田的开辟倒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我国的农业在经历了原始农业以后，便进入了粗放农业和传统农业的历史阶段。我国的古代农学便是在这两个历史阶段特别是在传统农业阶段形成的。为了叙述方便，避免重复，下面各章，我们将不再按历史发展顺序来叙述，而是按农业生产的问题来介绍。
中国古代的土地利用方式
丘陵山地的利用
畲田 这是一种不设堤埂，顺坡而种的坡田。这种山地的利用方法，广泛使用于唐代。由于顺坡而种，不设堤埂，农田的水土流失相当严重，而且使用的寿命很短，一般只能种三年，就不能再种了。正如唐代的诗人杜甫所说：“历三岁，土脉竭，不可复树艺。”这是山地利用的初期。后来，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和水土流失的危害为人们所认识，到宋代这种土地利用方法就被人们淘汰。但在一些地多人少的少数民族地区，直到清代，仍在使用。例如，据《广东新语》记载，在广东东部，清朝初年，那里的人民“当四、五月时，天气晴霁，有白衣山子者，于斜崖陡壁之际，罃刂杀阳木，自上而下，悉燔烧，无遗根株，俟土脂熟透，徐转积灰，以种禾及吉贝绵，不加灌溉，自然秀实，连岁三、四收，地瘠乃弃，更择新者，所谓畲田也。”就是一例。
梯田 梯田是在畲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山地利用方式，它是沿着山的坡度，按等高线筑成堤埂，埂内开成农田。由于埂内的农田呈水平状，田外由堤埂包围，因而它有很好的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在有水源的地方，又将垦山同挖塘、筑堰、叠坝结合起来，使“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巧妙地将垦山、用山同治水、治土结合起来，使我国的山地得到了比较好的利用。
梯田的名字最早见于南宋范成大的《骖鸾录》中，“袁州（江西宜春）岭板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曰梯田”。梯田在宋代不只袁州一地有，不少有山的地区，亦都有梯田。例如，在诗人杨万里的诗中就有“翠带千镮束翠峦，青梯万级搭青天。长淮见说田生棘，此地都将岭作田”的诗句。宝庆《四明志》中说：“当地右山左海，土狭人稠，旧以垦辟为事，凡山颠水湄，有可耕者，累石堑土，高寻丈而延袤数百尺，不以为劳。”方勺在《泊宅编》中说：福建“垦山陇为田，层起如阶级然，每远引溪谷水以灌溉。”另外，据叶廷珪《海录碎事》记载，在四川的果州（南充）、合州（合川）、戎州（宜宾）也都有梯田，当地称为磳田。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梯田在宋代是相当普遍的。
关于梯田的修筑技术，元代的王祯《农书》中有详细的描绘，其要点是：①先依山的坡度“裁作重蹬”，修成阶梯状的田块；②再“叠石相次包土成田”，修成石梯阶，包围田土，以防水土流失；③如果上有水源，便可自流灌溉，种植水稻，若无水源，也可种粟麦。这些梯田修筑技术，说明时至元代，我国修建梯田，利用山地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由于梯田既能利用山地，又能防止水土流失，所以至今仍是我国利用山地的一种主要方法。
山地分层利用 这是针对垦山造田容易造成水土流失而设计的一种山地利用方法。这一方法出现于清代，见于包世臣《安吴四种·齐民四术·农一上》，其法是：“择稍平地为棚，自山尖以下，分为七层，五层以下，乃可开种。就下层开起，先就地芟其柴草烧之，即用重尖锄一劚两敲开之。初开无论秋冬，先遍种萝卜一熟，此物最能松土，且保岁，根充蔬粮，叶可饲猪及为粪，乃种玉梯田图黍、稗子，杂以芦稷、粟，且土膏自上而下，至旱不枯。上半不开，泽自皮流，限于下层，润足周到，又度涧壑与所开之层高下相当，委曲开沟于涧，以石沙截水，渟满乃听溢出，既便汲用，旱急亦可拦入沟中，展转沾灌也，至第五层，上四层膏日下流下层，又可周而复始，收利无穷。”离居住区远的，则可根据土壤的不同，种植不同的树木，赤白土阴面可种茶，阳面可种竹，或种油桐、松、杉等；黑黄土阴面可种松杉，阳面宜种漆。这虽然“收利略远”，但可“计入十倍”。这个设计，在清代究竟实施了没有，因缺于记载，现已不得而知，但这种分层用山，以防水土流失的设想，却不能不说是很巧妙的，也是很有见地的。
对河湖滩地的利用
圩田 是人们利用濒河滩地、湖泊淤地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农田。它是一种筑堤挡水护田的土地利用方式。南宋诗人杨万里在《圩丁词十解》中说：“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集中地说明了圩田的特点。
圩田是长江流域人们与水争地的一种农田，它的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越绝书·记吴地传》中所记的“大疁”、“胥主”、“胥卑墟”、“鹿陂”、“世子塘”、“洋中塘”等，都是我国早期的一种圩田。如元代王祯《农书》的圩田图。起初的圩田建筑比较简单，只是筑堤挡水而已。到五代时，圩田的修建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堤岸、涵闸、沟渠相结合的圩田，而且规模宏大，建设完善。据《范文正公集·答手诏条陈十事》记载，当时的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能取得“旱涝不及，为农美利”的良好效果。所以入宋以后，圩田在长江中下游发展甚为迅速。据《宋史·河渠志》记载，北宋末年，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县）沿江圩田“几三百顷至万顷者凡九所，计四万二千余顷，其三百顷以下者又过之”。当涂和芜湖两县的田地，十至八九都是圩田，圩岸连接起来，长达240余公里。宋淳熙三年（1176），太湖周围的圩田，多达1498所。这对当时扩大耕地面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圩田图
淤田 是对河边淤滩地的一种利用方式。其法是“秋后泥干地裂，布撒麦种于上”，利用枯水期播种，抢在夏季涨水前再收一熟。
柜田 是一种小型的围田，王祯《农书》说它是“筑土护田，似围而小，四面俱置瀽穴，如柜形制。”
沙田 是对江淮间沙淤地的一种土地利用方式。王祯《农书》说：“南方江淮间沙淤之田也，……四围芦苇骈密以护堤岸，……或中贯潮沟，旱则频溉，或傍绕大港，港则泄水，所以无水旱之忧，故胜他田也。”
滩涂的利用
筑堤挡潮 这一措施，见于唐代。唐时李承于楚州筑常丰堰，便是这一办法。《新唐书·李承传》：“李承，……淮南西道黜陟使，秦置常丰堰于楚州，以御海潮，溉屯田塉卤，收常十倍它岁。”宋代范仲淹在通、泰、楚、海地区筑海堤，用的也是这种办法。《宋史·河渠七》：“至本朝天圣改元（1023），范仲淹为泰州西溪盐官日，风潮泛滥，淹没田产，毁坏亭灶，有请于朝，调四万余夫修筑，三旬毕工，遂使海濒沮洳斥卤之地，化为良田，民得奠居，至今赖之。”
涂田 是将海涂开垦为农田的一种方法。据王祯《农书》记载，其方法是“沿边海岸筑壁，或树立桩橛，以抵潮泛，田边开沟，以注雨潦，旱则灌溉，谓之甜水沟”，即包括筑提挡潮，开沟排盐，蓄淡灌溉等措施。其中田边开沟，则是有关中国滨海盐地，使用沟洫条田耕作法的最早记载，但是海涂一般含盐分很高，所以一开始还不能种庄稼，必须先经过一个脱盐过程，其方法是“初种水稗，斥卤既尽，可为稼田。”这是我国盐碱地治理中利用生物脱盐的创始。经过这样处理以后，“其稼收比常田，利可十柜田图倍。”
筑坡蓄水养鱼 这是明清时期的一个创造，首见于明代黄省曾《养鱼经》的记载，“鲻鱼，松之人于潮泥地凿池，仲春潮水中捕盈寸者养之，秋而盈尺，腹背皆腴，为池鱼之最。”清初，广东已大规模利用。《广东新语》说：“其筑海为池者辄以顷计”。乾隆时，福建也用这种方法利用海涂，乾隆《漳州府志》：“滨海筑坡为田，其名为棣。初筑未堪种艺，则蓄鱼虾，其利亦溥，越三五载，渐垦为田”。台湾筑坡蓄水养鱼更为发达，《台湾通史》载：“台南沿海素以蓄鱼为业，其鱼为麻萨末（虱目鱼），番语也。……自道光以来，流沙日积，淤蓄不行，人民给以为塭，税轻利重，继起经营，其大者广百数十甲，区分沟画，以资蓄泄，……南自凤山，北至嘉义，莫不以此为务。”以至“岁之凶稔，视鱼丰啬，故其衣食之源，皆资于此。”其海涂养鱼之发达，由此可见。
除养鱼而外，还有养殖贝类。种类有蚝、蚶、蠕等，流行的地区主要在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在福建，养蛏的叫蛏田、蛏荡；在广州养蚝的叫蚝田，养蠕的叫蠕田；在浙江养蚶的叫蚶田。清人王步青在《种蚶诗》中说：东南美利由来擅，近海生涯当种田，反映了海涂养贝在东南地区已相当发达，并成了当时农业生产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涂田图
水面利用
水面的利用主要是架田，这是一种与水争地的方法。架田与圩田有所不同，圩田是利用滨河滩地，作堤围水而成，架田则是利用水面，它是通过架设木筏，铺泥而成，因而它可以称得上我国古代创造的一种人造耕地。架田是由葑田发展而来的，所以有时也叫葑田，葑田是因泥沙淤积茭草根部，日久浮泛水面而成的一种天然土地。早在晋代郭璞的《江赋》中已有利用葑田的记载。五代的《玉堂闲话》中载有这样一个故事，在广东番禺“海之浅水中有荇藻之属，风沙积焉，其根厚三、五尺，因垦为圃以植蔬，夜为人所盗，盗之百里外，若浮筏故也。”这种浮于水面，能为人盗走的蔬圃，就是葑田。可见，五代时，葑田已在广东浅海一带发展起来，到了宋代，葑田又发展到长江流域。在南宋诗人范成大的诗中，有“小舟撑取葑田归”之句，陆游在《入蜀记》中也记有“筏上铺土作蔬圃，或作酒肆”的大架田。不过这时的架田，已不是天然的葑田，而是人工建造的架田了。南宋的农学家陈旉在其《农书》中，对此还作过详细的介绍：“若深水薮泽，则有葑田，以木缚为田丘，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艺之。其木架田坵，随水高下浮泛，自不淹溺。”这种架田，一能自由移动，二能随水上下，所以被元代的农学家王祯称之为活田。这种田，当时在江浙、淮东、两广等地都有，分布的地区是相当广泛的。
除了木架铺泥的架田外，还有一种用芦苇或竹篾编成的浮田。但不铺泥，只用来种蔬菜，其历史要比架田早得多。晋代的《南方草木状》中，就有记载：“南人编苇为筏，作小孔，浮于水上，种子于中，则如萍根浮水面，及长，茎叶皆出于苇筏孔中随水上下，南方之奇蔬，按指蕹菜也。”清代的《广东新语》中亦记有这种蕹菜田：“蕹无田，以篾为之，随水上下，是曰浮田。”这是我国人民在土地利用上的一个新创造。
干旱地区的土地利用架田图
砂田是在半干旱地区使用的一种特殊的土地利用方法。主要流行于甘肃以兰州为中心的陇中地区，这种田的特点，主要是用砂石覆盖，所以人称为砂田或石子田。据当地人说：有一年，甘肃大旱，赤地千里，四野无青，有一位老农在寻找野菜度荒时，在一个鼠洞旁的石缝中，发现了几株碧绿葱青、生长健壮的麦苗，扒开乱石，见下面的地相当湿润，这一偶然的发现，使这位老农悟出了一个压石保墒的道理，第二年这位老农依法仿效，果然长出了麦苗。后来，经过不断改良，便形成了砂田这种土地利用方式，经考证，这一技术大约产生于明代中叶，至今约有四五百年历史了。
砂田有旱砂田和水砂田之分，建造的办法是：先将土地深耕，施足底肥，耙平、墩实，然后在土面上铺粗砂和卵石或片石的混合体。砂石的厚度，旱砂田约8～12厘米，水砂田约6～9厘米，每铺一次可有效利用30年左右。播种时，再拨开砂石点播或耔播、条播，然后再将砂石铺平，一任庄稼出苗生长。砂田由于有砂石覆盖，可以直接防止太阳照射，雨水能沿石缝下渗，又可避免水分流失，蓄储的水分又可因此减少蒸发，除此之外，还能压碱和保温。可见，砂田是我国土地利用上一项独具匠心的创造，由于砂田能有效地利用干旱地区的土地，所以至今还在甘肃中部的皋兰、靖远、榆中、永登、兰州一带使用。
中国古代在土地利用上的经验与教训
围湖造田中的经验教训 围湖造田，应以不破坏水系安全和环境生态为准则。如果滥围滥垦，将带来严重的危害。这方面，宋代的围湖造田留给后世砂田图的经验和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首先加剧了水旱灾害。太湖被围，造成“旱则……民田不占其利，涝则远近泛滥，不得入湖，而民田尽没。”故《宋史·食货志》说：“苏、湖、常、秀，昔有水患，今多旱灾，盖出于此。”鉴湖被围，“春水泛涨之时，民田无所用水，……至夏秋之间，雨或愆期，又无潴蓄之水为灌溉之利，于是两县（山阴、会稽）无处无水旱。”《宋史·食货志》说：“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致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旱则放湖水溉田，涝则决田水入海，故无水旱之灾。……政和以来，废湖为田，自是两州之民，岁被水旱之患。”当时，绍兴知府史浩说：“然则非水为害，民间不应以湖为田也。”一针见血道出了症结所在。
其次，造成农田失收。绍兴九年（1139）周纲到明州调查广德湖被废后的情况说：“臣尝询之老农，以为湖水未废时，七乡民间，每亩收谷六七硕，今所收不及前日之半，以失湖水灌溉之利故也。计七乡之田，不下二千顷，所失谷无虑五六十万硕。”蔡襄在《乞复五塘劄子》中说，自宝元（1038～1040）中先后废决五塘以后，“收得塘内田一百余顷，丰赡得官势户三十余家”，从此，“沿海碱地（千余顷）只仰天雨，有种无收。”经济损失之大，难于数计。
第三，导致国家失赋。陈橐在《夏盖湖议》中说：“建炎元年（1127），湖田课租，除检放外，两年共纳五千四百余石，而民田缘失陂湖之利，无处不旱，两年计检放秋米二万二千五百余石。只上虞一县如此，以此论之，其得失岂不较然。”鉴湖的情况，亦复如此。徐次铎在《复镜湖议》中说：“夫湖田上供，岁不过五万余石，两县岁一水旱，其所损所放赈济劝分，殆不啻十万余石，其得失多寡，盖已相绝。”永丰圩修成以后，岁收“不过米二万余石，而四周岁有水患，所失民租何翅十倍。”可见围湖造田，田赋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加重了政府的财政困难。
第四，加剧了社会矛盾。湖泊被围以后，争田、争水的矛盾不断发生，民事纠纷不断，广德湖被围，“无佃人民，词讼终无止息”，“争占斗讼愈见生事。”五塘被围，“旧日仰水灌注之地，尽皆焦旱，百姓争讼”（《蔡忠惠公集》）。木兰陂被围，“乡民至有争水而死者”。从而给社会增加了新的动荡不安的因素。
此外，还有水生资源及交通运输遭到破坏等，可见宋代围湖造田，其利甚少，其弊甚多，这个历史教训至今仍是值得我们吸取的。
垦山造田的经验教训 在山区，由于人们盲目垦山，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例如，宋代四明山区，本是“巨木高森”，“竹木茂密”的地方，即使“暴雨湍急”，沙土也为“木根盘固”，无水土流失之忧，后来因为伐木开山，山区因而“靡山不童”，结果造成了“沙随流而下，淤塞溪流”的严重后果。清代帅承瀛在《浙西水利备考》中说：“于潜、临安、余杭等地，因为开山种植，结果一遇霪霖，沙随水落，倾注而下，溪河日淀月淤，不能容纳，辄有泛滥之虑”，使湖区备受洪涝之灾。梅曾亮在《记棚民事》中，将开山和不开山的不同后果，作了鲜明的对比，他说：“未开之山，土坚石固，草树茂密，腐叶积数年可二三寸，每天雨，从树至叶，从叶至土，石历、石罅滴沥成泉，其下水也缓，又水下而土不随其下，水缓故低田受之不为灾，而半月不雨，高田犹受其浸溉。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锄犁疏其土，一雨未毕，沙石随下，奔流注壑涧中，皆填污不可储水，毕至洼田中乃至，及洼田竭而山田之水无继者，是为开不毛之土，而病有谷之田。”充分说明盲目开山垦田的危害。
我们祖先用付出了重大代价换来的这些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的土地利用，仍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和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的土壤改良
中国古代对土壤的认识
春秋以前，我们的祖先已认识植物对土地的依赖性，《周易·离·彖辞》中已有“百谷草木丽乎土”之说，不过当时对土的概念还非常模糊、笼统。到春秋战国时，我国开始有了土和壤的概念。《周礼》的“土宜之法”中，已有“辨十有二土”和“辨十有二壤”的说法，明确将土和壤作了区分。据《周礼》记载，“辨十有二土”是为了“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而“辨十有二壤”则是为了“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由此可知，前者所说的是为了因地制宜安排农林牧渔生产，所说的土是泛指土地。后者说的是种植业内部的因土种植，所说的壤，指的则是农田土壤。东汉时郑玄对土和壤的本质又作了说明，他在注《周礼》中说：“以万物自生焉，则言土。土，吐也。”即万物自生自长的地方叫土，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自然土壤，“以人所耕而树艺焉，则言壤，壤，和缓之貌。”意思是说人们进行耕作栽培的地方叫壤，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耕作土壤，亦即农业土壤。
这就是说，土是自然形成的，而壤则是通过人力加工的，这便是土和壤的本质区别所在。
对于地力与作物生长的关系，汉代也开始有了认识。《史记·乐书》中说：“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育。”《汉书·贾邹枚路传》也说，“地之埆者，虽有善种，不能生焉。”后来，王充在《论衡》中进一步指出了地力高低与作物生长和产量的关系，他说：“地力盛者草木畅茂，一亩之收，当中田五亩之分。苗田，人知出谷多者地力盛”，反映了在汉代人们已经认识到地力对提高产量的作用。
此外，我国古代还认识到土壤是可以改良的，不同的土壤只要采用不同的改良措施，是可以改良成功的。宋代的农学家陈旉在《农书》中说：“土壤气脉，其类不一，肥沃硗确，美恶不同，治之各有宜也。……治之得宜，皆可成就。”我国古代在土壤改良中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具体体现。
盐碱地改良
种稻洗盐 这是一种很古老的治理盐碱地的方法。战国时，西门豹治邺，就已运用这种方法，并取得了“终古斥卤，生之稻粱”的成效。明代万历时，保定巡抚汪应蛟，在葛沽、白塘盐碱地上开荒用的也是这种办法。据记载，当时“垦田五千余亩，其中十分之四是稻田，当年亩收四五石”，比原来“亩收不过一二斗”提高了几十倍。清代康熙时，天津总兵监理，引海河水围垦稻田二万余顷，亩收三四石。水田漠漠，景象动人，被人称为“小江南”。雍正时，清政府在宁河围垦，使这一地区“斥卤渐成膏腴”。咸丰时，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大沽、海口一带围垦，垦得稻田四千二百余亩，斥卤变成沃壤。可见种稻洗盐一直为人们所重视，并在改良盐碱土中取得过明显的成效。不过在北方引水种稻改良盐碱土，一定要注意引得进，排得出，排得畅，否则容易造成次生盐碱的严重后果，这在历史上是有过教训的。据《永年县水利续志·惠民闸》记载：“雍正七年（1729）营治水田，当事者又以为东关等处终宜种稻，于是绘图上请发帑修治，而北闸复兴，未几，东关厢上下马头、裴家屯、史家堤、宋家堤、南大堡等村，合词哀恳，谓未营治水田之先，秋麦尚可丰收，既营水田之后，沃壤尽成碱土，则此地之不宜稻可知。”这可能同当地的稻田布局不够合理，排水工程不够健全有关，因而引起了“此地不宜稻”的错觉。象这类教训，至今也仍应吸取。
开沟排盐 这一方法出现于战国，《吕氏春秋·任地》中就有“子能使吾土靖而圳浴土乎”的记载，已将开沟排盐作为当时发展农业生产的十大问题之一。开沟排盐措施比较简单，因而这一方法一直为后世所沿用。乾隆二十八年《济阳县志》载：“碱地四周犁深为沟，以泄积水，如不能四面尽犁，即就最低之一隅挑挖成沟，或将碱地多开沟弯为泄水之区，以卫承粮地亩，是以无用之抛荒，而为永远之利益矣。”这便是其中之一例。宋代淤灌地区分布图
淤灌压盐 这一方法也出现于战国，秦王嬴政元年（前246），在修建郑国渠时，就使用了这种方法，“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结果关中变成沃野，被人称为“天下陆海之地”。在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淤灌压盐，是宋神宗熙宁时期，地域遍及河南、河北、山西、陕西一带。宋朝政府还专门成立了淤田司来管理这项工作。据记载，熙宁淤灌即得了巨大的成效；一方面改良了大片盐碱地。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深、冀、沧、瀛间，惟大河、滹沱、漳水所淤，方为美田，淤淀不至处，悉是斥卤，不可种艺。”另一方面又提高了产量。《宋史·河渠志》载：绛州正平县的“南董村，田亩旧直三两千，所收谷五七斗，自灌淤后，其直三倍，所收至三两石”。熙宁淤灌，还留下不少技术经验：一要掌握好淤灌季节，因为不同季节，水流含淤的成分和浓度不一样，不是任何时候淤灌都能收到改土的效果。《宋史·河渠志》说：“夏则胶土、肥腴，初秋则黄灰土，颇为疏壤，深秋则白灰土，霜降后皆沙也。”因此，淤灌一般都要抓住水流中含淤量最丰富的季节进行。二要处理好淤灌同航行的矛盾，否则容易发生上游放淤，下游阻运的事故。《续资治通鉴长编》说：熙宁六年（1073）放淤，“汴水比忽減落，中河绝流，其洼下处才余一、二尺许，访闻下流公私重船，初不预知放水淤田时日，以致减剥不及，类皆搁折损坏，致留滞久，人情不安”，造成了航运事故。三要处理好淤灌同防洪的矛盾，淤灌一般都在汛期或涨水时期，这时流量大，水势强，如不注意，就会造成决口，泛滥成灾，危及生命财产的安全。《梦溪笔谈》载：“宋熙宁中，濉阳界中发汴堤淤田，汴水暴至，堤防颇坏陷将毁，人力不可制，部水监丞候叔献，时溢其役，相视其上数十里有一古城，急发汴堤，注水入古城中，下流溢涸，急使人治堤陷，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复行，而堤陷已完矣。”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抢险斗争，要不是候叔献当机立断，及时处理，就会酿成一场大祸。可见放淤时，这个问题是一点也麻痹、疏忽不得的。
绿肥治碱 这是利用绿肥来提高盐碱地的有机质以防泛碱的一种方法。初见于《增订教稼书》，书中记载，在无水种稻的地方，可“先种苜蓿，岁荑其苗食之，四年后犁去其根，改种五谷、蔬果无不发矣。苜蓿能暖地也。”道光《扶沟县志》说：“种苜蓿之法最好，苜蓿能暖地，不怕碱，其苗可放牲畜，三四年后，改种五谷，同于膏壤矣。”明清时期，不少地方已使用这种方法治理盐碱地。
种树治碱 这一办法出现于清代，道光十八年中有详细记载，“卤碱之地，三、二尺下不是碱土，掘沟深二尺宽三尺，将柳橛如鸡卵粗者砍三尺长，小头削光，隔五尺远一科，先以极干桑枣杏槐者，木如大馒头粗者三尺半长，下用铁尖，上用铁束，做个引橛，拽一地眼，将柳橛插下九分，外留一分，乃将湿土填实，封个小堆，得一二个月芽出，任其几股，二年后就地砍之，第三年发生，粗大茂盛，要做梁檩，只留一二股，不消十年都成材料。其次于正月后二月前。或五、六月大雨时，将柳枝截三尺长，掘一沟，密密压在沟内，入土八分，留二分，伏天压桑也照此法，十有九活，盗贼难拔，牲畜难咬，天旱封堆不干，天雨沟中聚水，又不费浇根。入地三尺又不怕碱。十年后，沙地、碱地和麻林一般矣。”这段记载表明，清代对种树治碱在树种选择、栽种技术、管理措施、躲盐方法等方面都已积累了不少经验。
深翻压碱 这是将地表的盐碱土翻压在地下的一种方法。这种技术也出现于清代，流行于山东、河南、河北、江苏一带。其治碱的效果是相当显著的。道光十八年《观城县志》，说：“掘地方数尺，深四、五尺，换以好土，以接地气，二、三年后，则周围方丈地皆变为好土矣。”光绪《阜宁县志》说：“田之尤瘠者，卤气上腾，禾稼尽萎，名曰碱田，而其下深一、二十尺，必有黑泥，农人掘地埋碱，易黑泥覆于上，地顿饶沃，亩收数种。”深翻压碱示意图
冷浸田的改良
冷浸田是分布于南方的酸性土壤，其特点是土温低，缺磷钾元素，因而影响水稻的生长及产量的提高。历史上一直对冷浸田的改良很注重。其具体办法有下列几种：
熏土增温 这种方法出现于宋代，陈旉《农书》说：“山川原隰多寒，经冬深耕，放水干涸，雪霜冻沍，土壤苏碎。当始春，又遍布朽薙腐草败叶以烧治之，则土暖而苗易发作，寒泉虽冽，不能害也。若不然，则寒泉常浸，土脉冷而苗稼薄矣。”《江南催耕课稻编》载，在福州，其治理的方法是“先于立春之十五日前，或十日前，将田中稻根残藁，刬割务尽，田土晒干，于是始犁，每亩之土翻作二百余堆，乃用火化之法，每堆以一束干草重六、七斤者，杂树叶禾藁及土烧之。”乾隆八年《南靖县志》载：“冬则除藁聚如墩，覆以泥，火焚之，谓之灼田。”在云南，据康熙三十九年《顺宁府志》记载，当地治冷浸田的办法是“农人治秧先堆梨块如窑塔状，中空之，插薪举火，土因以焦，引水沃之，爰加犁耙，土乃滑腻，气乃苏畅，方可布种，倘烧梨少不尽善而或失时，则秧未可问矣。”
冬耕冻垡 这一方法也出现于宋代，上文陈旉《农书》中已经提到，后来一直为后世所沿用。湖南《宁乡县志》载：“秋获毕，即耕田蓄水，曰打白水，以七月八月为美，九月十月次之，有七金、八银、九铜、十铁之谚。”《桂阳县志》说：“近山田水寒者，……至冬维蓄水犁田，无复栽种，若冬干则来岁收歉。”
此外，还有用烤田的办法治理冷浸田的。明《菽园杂记》记载：“新昌、嵊县有冷田，不宜早禾，夏至前后始插秧，秧已成科，更不用水，任烈日暴，土坼裂不恤也。至七月尽八月初得雨，则土苏烂而禾茂长，此时无雨，然后汲水灌之。若日暴未久，而得水太早，则稻科冷瘦，多不丛生。”
施用石灰和骨灰 乾隆五十四年《黔阳县志》说，当地“禾苗初耘时，撒灰于田，而后以足耘之，其苗之黄者，一夕而转深青之色，不然则薄收。”道光十九年广东《长宁县志》说：“春耕必用石灰以粪田，或谓土寒，非灰苗不秀云。”道光八年湖南《永州府志》：“山田多寒，假灰性以暖其土，使苗易发而冽泉不能损稼也。”光绪元年《兴宁县志》说，当地“山高多阴，水寒而冽，……故必须用牛骨烧灰调水蘸根乃插，否则秀而少实。”
古代的农田水利工程
我国农田水利建设，历史十分悠久，从夏禹治水算起，至今已有4000年了。4000年来，我国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大致和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趋势相一致。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农具的运用和封建制度的形成，为我国水利建设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因而在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一批大型的灌溉工程。秦汉时期，我国的政治经济中心都在黄河流域，特别以关中平原为最，因而这一时期的水利建设，主要都偏重于黄河流域，特别是关中平原。唐宋时期，我国的经济重点转向江南，水利建设也随着转向长江流域，特别是江南地区。明清时期人多地少的矛盾在我国相当尖锐，开发边疆成为解决这个矛盾的措施之一。为适应这一需要，水利建设也随着在边疆地区，特别是河套和新疆等地迅速发展起来。
我国农田水利建设的规模，到宋代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宋代以前，我国的水利建设一般都以国家经办为主，以大型为主。到宋代，由于土地国有制的崩溃和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国家再难于进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一般都以地方举办或民办为主，工程一般都趋向于中小型，当然这和南方的自然条件也有一定关系。
由于我国的地势复杂，各地所要解决的水利问题有所不同，因而在我国的农田水利建设中，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水利工程，大致可以分为渠系工程、陂塘工程、陂渠串联工程、御咸蓄淡工程、塘泊工程、圩田工程、海塘工程、坎耳井工程等几种。下面就各类工程的情况作一简要的介绍。
渠系工程
这种工程主要应用于平原地区，水利多以蓄、灌为主。早在战国时期，这种工程已经出现，以后一直沿用，这是我国农田水利建设中运用最普遍的一种工程。最著名的工程，有以下几种：
关中的郑国渠和白渠 郑国渠兴建于秦王政元年（前246），原是韩国的一个“疲秦”之计。韩国派当时著名的水工郑国到秦国去帮助修渠，企图以此消耗秦国的大量人力、物力，使其无力东顾，以保关东六国的统治地位。后来“疲秦”之计为秦发觉，秦欲杀郑国。郑国进言道，修渠只能“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秦认为言之有理，命其继续施工，修成后，因郑国主持施工，故名之为郑国渠。郑国渠西引泾水，东注洛水，干渠全长约150公里，灌溉面积扩大到4万余顷由于郑国渠引用的泾水挟带有大量淤泥，用它进行灌溉又起到淤灌压碱和培肥土壤的作用，使这一带的“泽卤之地”又得到了改良，关中因而成为沃野。后来“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在秦统一六国中，郑国渠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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