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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必胜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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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中国最佳散文试读：

序 散文的风骨

人有人品，文有文德，然， 品性、德行之外，还有骨气，还有风骨。所以，在刘舰看来，文章风骨者，“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刚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

文章的风骨，是其灵魂，如同人，少了就会得软骨病，没有了或缺失，如行尸走肉。故在《文心雕龙》中有专篇论及，风骨，乃文章上品中的魂魄。

散文，是文学园林中一株奇花异树，如果把小说比做牡丹，雍容华贵；杂文比做玫瑰，瑰丽而冷艳；诗歌如同月季，妖烧灵动；而散文就可视为桂花，不事张扬，香气袭人。或者， 多是暗香浮动，其气清雅，其味浓郁，其形高洁。而这，盖源于其风骨与魂灵。

读一篇好散文，我们不满足于其知识的丰富，文献的广博，不止步于其语言的华丽彩饰，不留连于情感的充塞。我们更为看重的是，她的思想的分量，她的题旨的深挚。我们从盎然诗意中看到人文精神，我们从鲜活的纪实场景中看到文化源流的磅礴气象，我们从人物故事中看到了生命之光的传承蕴含，我们从游走行旅中，看到了自然与人生的牵连融汇，或者，我们在文本中，得到的是精神指向上的感悟。我们喜欢这类散文，是从作者超越语言和故事之上的、精神的生发和意义的表达。于是，我们从中得到了关于自然、人生、文化、情感以至生命诸多方面的形而上的精神表达，获取了精神层面上的满足，这就是文字的力量，这就是文章的精神气度，思想的分量。

文章的风骨，有形也无形。有形者是端庄的仪态，无形者是筋骨昂然的内涵。证之一年的散文和当下的散文创作，这风骨，这情致，也令人有几多咀嚼和回味。

所以， 当我们从众多的散文中，遴选出这数十篇作品，我们看重的是作品的精神内涵，是其风骨刚健的品相，是其对社会生活中人文精神的生发和提炼。历史前行中，我们遇合了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这就是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辛亥革命百年。“文章合为时而著”。在两个纪念时间中，作家们应时而作，却有自己的独特感发，有着个人性的主体精神的张扬。在过往的历史中，凝视和回望，有了党史人物和红色历史的重新描摹，有了对延安精神的深度阐释，有了对于辛亥百年，那逝去的人和事的一种当下的认知。无论是写人，还是纪事，无论是群体精神的描绘，还是某个史实、某一人物的重新开掘和表达，在表述这段革命历史和红色风云时，散文的人文精神和历史情怀， 凸显而高扬。这一绕不过的年代叙事，是历史节点中文学书写的重点，也让本书中的文章有了风骨，见了分量。特别是有着少共情结的几位老作家们的文字， 以其自觉的精神立场寻找、期冀着与红色历史、红色人物的精神对接。像《

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

回望延安

曾经有过这样一群人

散文可谓新世纪文学的重点户。时下，散文的泱泱之势，散文的铺天盖地，我们对散文的宽容，读者对散文佳作的渴求，九九归一，散文在这个风云际会，一切皆有可能。一个一切都在变异与发展的时代，散文是幸运的。所以，我们警惕散文过度地泛化，过度散漫而随意后的轻唱浅吟，或小题大做，或无病呻吟，造成了散文创作的误区和读者的冷漠。 同时，我们也不必为抒写风云而硬性地高蹈升华， 以宏大叙事为能事，从另一面隔膜了读者。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好本年度散文纪实、纪事的真切直观，这种非虚构类的作品，受人关注，也许正是散文精神和风骨高扬的一个佐证。我们看到，无论考察地域文化，还是抒写故乡，描绘记忆，以及亲情母爱，这类纪事写实的文字，注入了人文精神的元素，注重人的精神世界的揭示。比如，在贾平凹的《定西笔记》这个较长的文本中，广袤而开阔的地域方位，广大而粗犷的精神视野，结合真实而流动的生活场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既边远辽阔又沉静而滞迟的生活，其间，有黄土地上的人们坚韧中的固执，有底层生活中的放荡而正直的秉性，有自由生命状态下的无奈与渴求，也有未曾被污损过的生态文化的粗鄙、结实与纯朴。重要的是，描写一方有着特殊文化意义的山地风貌，人文景象，而作家潇洒纯朴的笔调，迹近田野笔记式的写实文字，成为时下散文的一大景观。也许多年前这类散文被当做大文化散文而行销多年，也见惯不怪， 了无新意，而老贾这种不惮其重复的再续此道，表明作家的自信。但他遮蔽了许多主观情绪的表达，而以细致的描摹，证实了他心中的定西——这块文化、生命、 自然的大地上，活泼着无限可亲可爱的自由精神因子，也为我们现代化发展提供一个较为特殊的乡土文化标本。这可能是散文最需要与大地、与人生、与自由生命对接共生的东西。

散文，这个文学品种，业已有了既定的写作路数，即对于生活和人事的真诚描绘和书写，却难以在写作技巧上有多么新的变化。所以， 当我们试图在总体上找寻一个年度、一个时段的此类文学特色时， 即便是有些微的发现，我们也会欣喜，也会着重地举荐。若当如是，这散文的风骨，就是我们对过去一年散文精神品质的认定吧。如此而已，权且为序。2011年11月8日于北京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梁衡

从来的纪念都是史实的盘点与灵魂的再现。

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了。这是一个欢庆的日子，也是一个缅怀先辈的日子。我们当然不会忘记毛泽东、邓小平这两个使国家独立富强的伟人；我们不该忘记那些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却未能见到胜利的战士和领袖；同时我们还不能忘记那些因为我们自己的错误，在党内斗争中受到伤害甚至失去生命的同志和领导人。一项大事业的成功，从来都是由经验和教训两个方面组成；一个政党的正确思想也从来是在克服错误的过程中产生的。恩格斯说，一个苹果切掉一半就不是苹果。一个九十年的大党，如果没有犯错并纠错的故事，就不可能走到今天。当我们今天庆祝九十年的辉煌时，怎能忘记那些为纠正党的错误付出代价，甚至献出生命的人。

这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张闻天。一把钥匙解党史

张闻天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1964年4月16日，毛泽东说，在他之前中共有五朝书记：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实际工作是李立三）、博古、张闻天。张算是第五朝了。毛泽东称张闻天是“明君”，并开玩笑叫张的夫人刘英为“娘娘”（毛还是长征时为张、刘二人牵得姻缘的“红娘”）。因他在张领导下分管军事，就自称“大帅”。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张接替博古做总书记，真正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算到1938年共产国际明确支持毛为首领，张任总书记是四年；算到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正式推定毛为主席，在组织上完成交替，张任总书记是八年。无论四年还是八年，张领导的“第五朝”班子是中共和中华民族命运的重要转折期。因为中共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取得政权总共才二十八年。

现在回头看，张在第五任总书记任上干了三件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一是把毛泽东扶上了领袖的位置，成就了一个伟人。遵义会议后毛的实权并没有一步到位，只是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张闻天是总书记，知人善任，他说：“二次回遵义后，我看出周恩来同志领导战争无把握，故提议毛泽东同志去前方当前敌总指挥。”后来又决定毛分管军事，从此毛、周就调换了位置，周成了毛的军事助手。毛借军事方面的才能进而在全党一步步确立了权威。二是正确处理西安事变，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并日渐壮大。三是经过艰苦工作实现了国内战争向民族抗日战争的转变，共产党取得了敌后抗战领导权，获得民心，从此步步得势，直至取得政权。可见这“第五朝”是从建党到建立新中国的关键一朝，就算这期间毛泽东在逐渐过渡接班，张这个“明君”至少也有半朝之功吧。但是在以往的宣传中，张却几无踪影。他生前被逐渐地闲置、淡化、边缘化，直到悄无声息地去世。可是西边日出东边雨，历史无情又有情。在他去世几十年后，终于潮落石出，他的功绩又渐渐显现出来，他的思想重又得到后人的认同。这不能不说是党史上的一个奇观，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显灵”。

按毛泽东的说法，张是五朝，毛就是六朝。张与毛的交接既是党内政权五、六朝之间的交替，又是中共从夺权到掌权、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还是张、毛这两个出身、修养、性格截然不同的领袖之间的交班。在五朝时，张为君，毛为臣，“瓦窑堡会议”两人合作甚洽，完成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重大转变；到六朝时倒了过来，毛为君，张为臣，两人吵架于“庐山会议”，党犯了“左”的错误，元气大伤。时势相异，结果不同，两人的合作或好或坏，党的工作局面就或盛或衰。可以说毛、张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是解开党史、国史谜团的一把钥匙，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文化财富。

张闻天与毛泽东都有强烈的革命理想和牺牲精神，但两人的出身、经历、知识结构和性格都差异很大。张闻天出身书香门第，上过私塾，读过技术学校，留日、留美、留苏，系统研究并在大学讲授过马列，翻译过马恩作品。他爱好文学，写过诗歌、散文、小说，也译介过外国文学作品，发表过大量文艺批评文章。1922年诗人歌德九十周年诞辰时，他发表了两万字的长文，这是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歌德《浮士德》的论文。他属于开放型的知识结构，性格随和包容，与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同属党内的留洋开放派。毛泽东出身农家，受传统国学教育较深，几乎未出国门。他熟读史书，特别是熟知治国御人的典故，虽思想高远，但性格刚烈、偏狭、好斗。他自己也知道这个缺点，曾讲其弟毛泽覃批评他说：“共产党员又不是你毛家祠堂。”张、毛两人这种不同的知识背景、性格基因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甚至党和国家的命运。惹人怨怒因红颜

毛泽东与张闻天（洛甫）曾有一段合作的蜜月，即1935年遵义会议后到1943年延安整风前。这也正是前面所说张为党建树三大功劳的时期。据何方先生考证，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到1938年9月六中全会，两人联名（多署“洛、毛”）发出的电报就有286件。这时期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小心合作，互相尊重。如“西安事变”一出，毛主张“审蒋”，张主张和平处理，毛随即同意；红军到陕北后到底向哪个方向发展，张要向北，毛要东渡，后来张又同意了毛的意见，并率领中央机关随军，“御驾亲征”。向来历史上“明君”与“能臣”的合作都是国家的大幸，会出现政治局面的上升期，如刘备与诸葛亮，唐太宗与魏征，宋仁宗与范仲淹的合作等。当毛称张为“明君”， 自己为“大帅”的时候，也正是中共第五朝兴旺之时。总书记民主，将帅用心，内联国军，外御日寇，民心所聚， 日盛一日。这时毛分管军事，随着局面的打开，其威信也水涨船高。张、毛合作的这一段蜜月期也正是全党政治局面的上升期。

但这时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贺子珍与毛不和，出走苏联，江青乘虚而人。但是党内高层几乎一片反对声，纷纷向张闻天这个总书记进言，就连远在敌后的项英也发来长电，他们实在不放心江青的历史和在上海的风流表现，认为这有损领袖形象。张无奈，便综合大家的意见给毛写了一信，劝其慎重考虑。谁知毛看后勃然大怒，将信撕得粉碎，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他第二天就在供销社摆酒，遍请熟人，却不请张这个“明君”）时在1938年11月。这是毛与张的第一次结怨，毛记下了这个仇。

每一个历史事件，哪怕是一件小事，就像树枝上的一个嫩芽，总是在它必然要长出的地方悄悄露头，然后又不知会结出一个好果子还是坏果子。江青的出现恰到好处，从私生活上讲正是贺子珍的出走之际，从政治上讲又正是毛泽东的地位已经初步确立之时（两个月前刚开过六届六中全会），毛已有资格与上级和战友们拍桌子。要是在遵义会议前，毛正落魄之时，估计也不会这样发威。毛江结婚这个嫩芽后来结出了什么政治果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其实毛这一怒可能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他是文化的本土派，从骨子里排斥留洋回来的人。瑞金时期对他的不公平让他痛恨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延安整风他大反宗派主义，其实他心里也是有一个“派”的。1938年周恩来从苏联养伤回来，顺便转述共产国际负责人的话，说张闻天是难得的理论家，毛愤而说：“什么理论家，背回一口袋教条。”可知其内心深处的芥蒂之深。

张闻天性格温和，作风谦虚，决不恋权。他任总书记后曾有三次提出让位。第一次是遵义会议后党需要派一个人到上海去恢复白区工作，这当然很危险，他说“我去”。中央不同意，结果派了陈云。第二次是张国蠢搞分裂，向中央要权，为了党的团结，张说“把我的总书记让给他”，毛说不可，结果是周恩来让出了红军总政委一职。第三次就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会前王稼祥明确传达了共产国际支持毛为领袖的意见，张就立即要把总书记的位子让给毛。因为其时王明还在与毛争权（张国煮这时已经没有多大的力气了），毛的绝对权威也未确立，还需要张来顶这个书记，毛就说这次先不议这个问题。张在后来的《反省笔记》中说：“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 自王明同志留延安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的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那时共产党很穷，政治局也没有个会议室，谁是一把手，就在谁的窑洞里开会。张把实权让掉后就躲开权力中心，到晋西北、陕北搞农村调查去了。而在毛的心里，也就再没有张这个“明君”了。忍辱负重20年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作为政治局委员要求去东北开辟工作（就像当年要求到上海开辟工作一样），这正合上意，立即得到批准。他先后任两个小省省委书记，而还不是政治局委员的李富春却任东北局的副书记。这样使用显然有滴贬之意，但张不在乎，只要有工作干就行。

早在晋西北、陕北调查时，张就对经济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回有了自己的政权，他急切地想去为人民实地探索一条发展经济，翻身富裕的路子。而勤于思考，热心研究新问题，又几乎是张的天赋之性。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他和战友们成功地促成了从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变，这次他也渴望着党能完成从战争向建设的转变。他热心地指导农村合作社，指出不能急，先“合作供销”，再“合作生产”。合作社一定要分红，不能增加收入叫什么合作杜？新中国将要成立，他总结出未来的六种经济形式，甚至提出中外合资。这些思想大都被吸收到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东北时期是他工作最舒心的时光。

但是好景不长，1951年又调他任驻苏联大使，这显然有滴贬、外放之意。因为一个政治局委员任驻外大使．这在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空前绝后的。这中间有一件事，1952年刘少奇带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十九大，团员有中央委员饶漱石、陈毅、王稼祥，候补委员刘长胜，却没有时为政治局委员的驻苏大使张闻天，这是明显的政治歧视。试想，张以政治局委员身份为几个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服务，以大使身份，为代表团跑前跑后，却又上不了桌面，是何心情？这就像当年林则徐被发配新疆，皇上命他勘测荒地。林则徐风餐露宿，车马劳顿，终于完成任务，但最后上呈勘测报告时，却不能署他的名字，因为他是罪臣。这些张闻天都忍了，他向陈云表示，希望回国改行去做经济工作。陈向他透露，毛的意思，不拿下他的政治局委员，不会给他安排工作。周恩来兼外长工作太忙，上面同意周的建议调他回来任常务副部长，但外事活动又不让他多出头。1956年党的八大，他以一个从事外交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要作一个外交方面的发言，不许。这种歧视倒使他远离权力中心，反而旁观者清。他在许多大事上表现得惊人的冷静。1957年反右，他在外交部尽力抵制，保护了一批人。1958年大跃进，全国处在一种燥热之中，浮夸风四起，荒唐事层出。他虽不管经济，却力排众议，到处批评蛮干，在政治局会议上大胆发言。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是个标志，提出钢铁产量翻一番，全国建人民公社，运动一哄而上。10月他在东北考察，见土高炉遍地开花，就对地方领导说这样不行。回京一看，他自己的外交部大院也垒起了小高炉。他说这是胡来，要求立即下马。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春桥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否定按劳分配，宣扬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毛泽东很欣赏此文，亲自加按语。当人们被那些假马列弄得晕头转向时，他轻轻一笑说，这根本不是马列主义，恰恰违背了马列理论的最基本常识。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阶段的分配原则，是唯一平等的分配标准，怎么能破除呢？而毛却认为按劳分配的工资制是资产阶级法权，甚至想恢复战时的供给制。对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口号，张说这违背主客观一致的辩证法原则。并且他在这些现象背后已经看到了更可怕的个人崇拜的问题。上面好大喜功，下面就报喜不报优。他到海南视察，那里都饿死人了也不敢上报。在1958年4月的上海会议上，毛说要提倡海瑞精神，不要怕杀头。张说：海瑞精神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民主气氛，要使人不害怕，敢讲话。当时为迎合毛，领导干部送材料、写文章都争着引毛的话。而张的文章中据理说事，很少引语录去阿谈迎合。毛对此心知肚明，认为他骄傲、犯上，两人隔膜就更深。当然，今非昔比，现在已是毛为“君”张为“臣”，为大局张闻天也不得不委曲求全，多有隐忍。

1958年4月他向毛写信汇报看到的跃进局面，本想提点意见，犹豫再三还是暂不说为好。毛看了很高兴，遂给他回一信，但仍不忘教训和挖苦：“你这个人通了，我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一直不大满意你。在延安曾对你有五个字的批评，你记得吗？进城后我对恩来、陈云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大懂实际。记得也对你当面说过。今天看了你的报告引起我对你的热情。”上述看法“可能对你估计过高，即书生气，大少爷气，还没有完全去掉，还没有完全实际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紧，你继续进步就是了”。这哪里是对当年的“明君”说话，是对一个小学生的训斥。毛已经摆出“帝王”架势，对他的臣下任意挖苦、奚落了。信里说的当年给张的那五个字是“狭、高、空、怯、私”，可见在毛的眼里，张一无是处，而且还总记着他的老账，他也是强为隐忍。

从1938年到1958年，这二十年间，张的职务是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有几年总书记）、七届政治局委员、八届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在整风后张只分工一个四五人的中央材料室，后又下基层，出国任大使，长期高职低配，久处江湖之远，而再未能登庙堂之高。就是对他在遵义会议后主持全党工作的那段经历也绝口不提。张在党内给人留下的形象是犯过错误，不能用，可有可无。对张来说，二十年来给多少权，干多少活，相忍为党，尽力为国，只要能工作就行。但他又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人，可以忍但不能不想。这也应了毛的那句话：“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张远离“庙堂”，整日在基层调查研究，接触“卑”工“贱”农，工作亲历亲为，又有扎实的理论基础， 自然会有许多想法。无论毛怎样地看他、待他、压他，为党、为国、为民、为真理，他还是要说实话的。庐山上的一场争论已经不可避免。一鸣惊破庐山雾

1959年6月中旬张闻天刚动了一个手术，7月2日中央开庐山会议，他本可不去，但看到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他决定去。这时彭德怀刚出访八国回来，很累，不准备上山，张力劝彭去，说当此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之时，不可不去，哪怕听一听也好。不想这一劝竟给他们俩惹下终身大祸。

庐山会议本是要纠“左”的，但是船大难掉头。思想这个东西像浮尘一样，一旦飘起来，就是日落风停，也得等到明天早晨才能尘埃落定。何况这又不是一个人的一时之念，而是一个大党的指导思想。这时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在人们心中鼓起的狂热，已是尘嚣难停。大跃进出现了问题，不得不纠“左”， 自揭其短，毛泽东本来就不大情愿，而这时干部中的狂热者还不在少数。有一拨儿高干围在毛的身边，说再纠“左”就要把气泄光了，鼓动他赶快反右倾。田家英在小组会上只如实说了一点在四川看到的问题，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就立即打断，不容揭短，对这个天子身边的人也敢不敬。1959，新中国刚建立十年啊，共产党的干部还保留着不少战争思维，勇往直前，不计代价，不许泄气，不许动摇军心。还有一些人则是投毛所好，摇旗呐喊，如上海的柯庆施、张春桥等。这时正好彭德怀有一封信，认为错误检讨得还不够彻底，毛就借题发挥，小题大做，抓住彭德怀这个典型，上纲上线，转而大批右倾了。这种轻率的转向反映了当时全党对经济建设的规律还不熟悉，而在政治上一言堂、个人崇拜已经露头了。

张闻天早就有话要说，不吐不快，眼见会议就要收场，他加紧准备发言提纲，32开的白纸，用圆珠笔写了四五张，又用红笔圈圈点点。田家英听说他要发言，忙电话告之，“大炼钢铁”的事千万不要再说，上面不悦。他放下电话沉吟片刻，对秘书说：“不去管它！”胡乔木也感到山雨欲来，21日晨打来电话，劝他这个时候还是不说为好，一定要说也少讲缺点。张表示：吾意已决。21日下午，张带着这几天熬夜写就的发言提纲，带着秘书，吩咐仔细记录，便从177别墅向华东组的会场走去。又一颗炸弹将在庐山爆炸。

与彭德怀的信不同，张的发言除讲事实外，更注重找原因，并从经济学和哲学的高度析事说理。如果说彭的信是摸了几颗瓜给人看，张的发言就是把瓜藤提起来，细讲这瓜是怎么长出来的。针对会上不让说缺点，怕泄气的说法，他说缺点要讲透，才能接受教训；泄掉虚气，实气才能上升。总结教训不能只说缺乏经验就算完，这样下一次还会犯错误，而是要从观点、方法、作风上找原因。如“刮共产风”，就要从所有制和按劳分配上找原因。他说好大喜功也可以，但主客观一定要一致；政治挂帅也行，但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坏事可以变好事，是指接受教训，坏事本身并不是好事，我们要尽量不办坏事。他特别讲到党风，说不要听不得不同意见，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毛主席说要敢提意见，不要怕杀头，但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不要紧，被共产党杀要遗臭万年的。领导上要造成一种空气，使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最后，他提到最敏感的彭总的信。明知这时毛已表态，彭正处在墙倒众人推的境地，但他还是泰然支持，并为之辩护、澄清。说到信中最敏感的一句话“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为之辩道：这话不说可能好一点，说了也可以。共产风不就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他发言的华东组，组长是柯庆施。柯最善看毛的眼色，跟风点火。连毛都说“大跃进”的发明权要归于柯庆施。1958年1月南宁会议，毛批周恩来，嫌他保守，曾一度动了以柯取代周恩来当总理的念头。柯在“文革”前病逝，有人说柯要不死，“文革”一起就不是“四人帮”而是“五人帮”。张在柯主持的小组发言，可谓虎穴掏子，引来四围怒目相向。柯等频频插话，他的发言不断被打断，会场气氛如箭在弦。在一旁记录的秘书直捏一把汗。张却泰然处之，紧扣主旨，娓娓道来。他没有大声强辩，也没有像给毛写信时那样违心地掩饰，他知道这是力挽狂澜的最后一搏了，就像当年在扭转危局的遵义会议上一样，一切都置之度外。遇有干扰，他如若不闻，再重复一下自己的观点，继续讲下去，条分缕析，一字一顿，像一个远行者一步一步执著地走向既定的目标。他知道这也许是飞蛾扑火，但自燃的一亮也能引起人们的一点关注。正像谭嗣同所说：“变法总得有人流血，就让我来做流血第一人吧！”二十年来，他官愈当愈小，问题却看得愈来愈透。那些热闹的大跃进场面，那些空想的理论，在他看来是一件皇帝的新衣，是百姓和国家的灾难，总得有人来捅破。迟捅不如早捅，就让他来做这个捅破皇帝新衣的第一人。

他足足讲了三个小时，整个下午就他一人发言。稿子整理出来有八千多字。这个讲话戳到了毛的两个痛处。一是不尊重经济规律，搞大跃进；二是作风不民主，听不得不同意见。当年马克思讲，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现在又有一个“幽灵”，一个清醒的反“左”的声音在庐山上回荡。

毛泽东大为震怒。两天后的7月23日，毛作了一个疾言厉色的发言，全场为之一惊，鸦雀无声，整个庐山都在发抖。散会时人人低头看路，默无一言，只闻窸窸窣窣，挪步出门之声。8月2日毛又召集所有的中央委员上山（林彪说是搬来救兵），工作会议变成了中央全会（八届八中全会）。这天毛在会上点了张闻天的名，说他旧病复发。这还不够，当天又给张写成一信并印发全会，批评、质问、讽刺、挖苦、戏谑，洋洋洒洒，玩弄于股掌，溢于纸表：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辛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教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净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住，脱不得身。 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以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还未去摔，现在又发寒热症了。昔人味疟疾词云：“冷来时冷得冰激凌上卧，热来时热得蒸笼里坐；疼时节疼得天灵破，颤时节颤得牙关挫。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真是个寒来署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34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辫士之言”。沼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统统忘了，于是乎跑进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署，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些忙，请待来日。也用此信，达我困忧。

7月23日和8月2日的讲话，还有这封信让张大为震惊。他本是拼将忠心来直谏，又据实说理论短长的。想当此上下头脑发热之际，掏尽脏腑，倾平生所学，平时所研，为党开一个药方。事前田家英、胡乔木曾劝他不要说话时，他也不是没有考虑过，再三思量后，曾手抚讲稿对秘书说：“比较成熟，估计要能驳倒这个讲话也难。”他天真了，何必依理来驳呢，只须一根棍子打来就是！毛的讲话和信给张定了调子：“军事俱乐部”、“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反党集团”。会议立即一呼百应，展开对他的批判，并又翻起他的老账，说什么历史上忽左忽右．一贯摇摆。就这样他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副帅。

张闻天知道，根据过去党内斗争的经验，如果他不检查，庐山上的这个会是无法收场的。为了党的团结，他顾全大局再一次违心地检查，并交了一份一万字的检查稿。但是毛还是不依不饶，又怀疑他里通外国，大会小会穷追猛打，非得逼出一个具体的反党组织和反党计划。9日那天他从会场出来，一言不发，要了一辆车子，直开到山顶的望江亭，西望山下江汉茫茫，四野苍苍，乱云飞渡，残阳如血。他心急如焚，欲哭无泪。正是：“明君”虽明不再君，屈为“大帅”帐下臣。延水叮咚扰在耳，庐山雾深深几重。

望江亭，望江亭，江山如画，他却心乱如麻。他抚亭向晚，痛拍栏杆。天将降大任于斯党也，必先苦其历程，炼其思想，正其路线，外能审时度势，内能精诚团结，行弗乱其所为，才能执政、治国、安邦、富民啊！

他几次求见毛，拒而不见。会议结束，8月18日张闻天下山，回到北京。家人和朋友说你管外交，不干经济，何苦上山发言闯此大祸？他却冷静地以哲学相对：不上山，就没有这个发言，是偶然性；肚子里有意见总是要讲，这是必然性。但这一讲，他的名字从此就在报纸上消失了。接着召开的全国外事会议开始追查他的“里通外国”和历史问题，而这些与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毫无关系，是欲加之罪再索事实。他只好任污水一盆盆地泼来。留得光辉在人间

庐山一别，张与毛竟成永诀。

1960年春，张大病初愈，便写信给毛，希望给一点工作，不理。他找邓小平，邓说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又找刘少奇，刘说还是搞经济吧，最好不要去碰中苏关系。他就明白了， 自己还不脱“里通外国”的嫌疑。他去找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大喜，说正缺你这样的人，三天后却又表示不敢使用。后来中组部让他到经济研究所去当一个特约研究员，他立即回家把书房里的英文、俄文版的外交问题书籍一推而去，全部换成经济学书刊，并开始重读《资本论》。张闻天是中共八大以后的领导集体中唯一通读过《资本论》的，而且读有三四遍，研究经济正是他的所爱。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全国形势好不容易出现一个亮点，中央开始检讨1958年以来的失误，毛、刘在会上都有自我批评。张很高兴，在南方调查后向中央报送了《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没想到这又被指为翻案风，立即被取消参加中央会议和阅读一切文件的权利，送交专案组审查。毛说别人能平反，他和彭不能平。他不知道，对中央工作的缺点别人说得，而他却是不能置一词的。到“文革”一起，他这个曾经的总书记（前五朝的总书记当时仅存他一人了，陈、翟、向、博都已不在世）又受到当年农民游街斗地主式的凌辱。他经常是早晨穿戴整齐，怀揣月票，挤上公共汽车，准时到指定地点去接受批斗。下午，他的妻子刘英，一起从长征走过来的老战友，门依黄昏，提心吊胆，盼他能平安回来。他有冠心病，在挨斗时已不知几次犯病，仅靠一片硝酸甘油挺过来。只1968年七、八、九三个月就被批斗十六七场。他还被强迫作伪证，以迫害忠良。遇有这种情况他都严词拒绝，牺牲自己保护干部。他以一个有罪之身为陈云、陆定一等辩诬。特别是康生和“四人帮”想借“61人叛徒案”打倒刘少奇，他就挺身而出，以时任总书记的身份一再为刘证明和辩护（尽管刘在庐山会议和七千人大会上是帮毛整他的）。士穷而节见，他已经穷到身被欺，名被辱，命难保的程度，却不变其节，不改其志。他将列宁的一句话写在台历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

1969年10月18日，他被勒令从即日起不得再用“张闻天”三个字，而被化名“张普”流放到广东肇庆。肇庆五年是他生命的末期，也是他思想的光辉顶点。“文革”中关押“走资派”或“反动权威”的地方叫“牛棚”，季羡林就专有一本书名《牛棚杂忆》。而现在软禁张闻天的这个小山坡就叫“牛冈”，比牛棚大一点，但仍不得自由。他像一个摔跤手，被人摔倒了又扔到台下，但他并不急着爬起来，他暂时也无力起身，就索性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躺在那里看着天上的流云，听着耳边的风声，回忆着刚才双方的一招一式，探究着更深一层的道理。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政治家总是把自己作为一种元素放在社会这个大烧瓶里进行着痛苦的实验。他把鲁迅的两段话抄在卡片上，置于案头：

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

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所以即使因为我罪草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关忍受。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 自己舔尽了伤口上的血痕，绝不烦别人敷药。

他每日听着高音喇叭里的最高指示，感受着“文革”的喧嚣，回忆着自己忽上忽下、国内国外的经历，思考着党、国家、民族的前途。他本来就是一个思想家，在以往的每一个岗位上都有新思想的萌芽破土而出，写成调查报告或文章送毛，送中央。涓流归海，竭诚为党。他希望这个新芽能长成大树，至于这树姓张还是姓党，或者姓毛，他都不在乎。思考和写作已经成了他生活的惯性，成了他自觉为党工作的一部分。但现在“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他明白不会再有人听他的什么建议，也没有地方发表他的文章，写作只是为了探求真理。他只求无愧生命，无愧青史。正像一首诗所说的：

能工作时就工作，

不能工作时就写作。

二者皆不能，

读书、积累、思索。

每当夜深人静，繁星在空，他披衣揽卷，细味此生。他会想起在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时的学习，想起在长征路上与毛泽东一同反思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想起庐山上的那一场争吵。毛泽东比他大七岁，他们都垂垂老矣，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吵出个结果，而国家却日复一日地政治混乱，经济崩溃，江河日下。是党的路线出了毛病，还是庐山上他说的那些问题，今犹更甚。归纳起来就是三点：一是滥用阶级斗争，国无宁日，人无宁日，无休无止；二是不尊重经济规律，狂想蛮干；三是个人崇拜，缺乏民主。他将这些想法，点点所得，写成文章。但这些文字早不是他当年二十岁时写小说、写诗歌了，已是红叶经秋，寒菊着霜，字字血，声声泪了。牛冈本为一部队农场之地，虽“文革”之乱，仍不废鸡犬牛羊。所以他常于夜半凝神之时，遥闻冷巷狗吠之声；而奋笔疾书，却又雄鸡三唱，东方渐白。有哪一位画家要是能作一幅《牛冈夜思图》，或是前面所说的《望江亭远眺》，那真是摄魂、留魄、传神、言志，为历史写真，为英雄存照了。

张闻天接受七千人大会后的教训，潜心写作，秘而不露。眼见“文革”之乱了无时日，他便请侄儿将文稿手抄了三份，然后将原稿销毁。这些文章只有作为“藏书”藏之后世了。这批珍贵的抄件，后经刘英呈王震才得以保存下来，学界称之为《肇庆文稿》。

多少年后当我们打开这部《文稿》时，顿觉光芒四射，英气逼人，仿佛是一个前世的预言家在路边为后人埋下的一张字条。我们不得不惊叹，在那样狂热混乱的年代里，作者竟能如此冷静大胆地直刺要害。只须看一下这些文章的标题，就知道他是在怎样努力拨开时代的迷雾：《人民群众是主人》《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我们不妨再打开书本，听一听他在四十年前发出的振聋发馈的声音：生产力是决定因素，离开发展生产力去改革生产关系是空洞可笑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不同的阶段，不要急着跨进共产主义。阶级斗争就是各阶级为自己阶级的物质利益的斗争，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共产主义就是画饼充饥。共产党执政后最危险的错误是脱离群众，不要以为党决定了的东西就是对的。为保证党的正确，先要作风民主，不要老是喜欢听歌功颂德，个人专断。党内矛盾是同志矛盾，没有什么“资产阶级代理人”，党内斗争只能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镇压……他的这些话从理论上解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文革”等运动的错误，是在为党开药方、动手术。这还不够，他更从哲学高度大喊一声：“一分为二”的说法有缺点，矛盾的解决不一定都要发展为分裂，许多时候可以不分裂。这是釜底抽薪，是对我们党长期信奉的“斗争哲学”的否定。试想从建党以来，党内就没有停止过残酷斗争，动辄上纲上线，或批或整，或斗或杀，不知打了多少右派、右倾分子和反党集团。大者如他这样的总书记，刘少奇那样的国家主席，小者各级干部、党员不计其数。只有张闻天这种读透哲学又身经国内外、党内外复杂斗争的人才能悟出这个道理啊。

1974年2月经周恩来干预，张闻天恢复了组织生活。10月他给毛写信说自己已是风烛残年，希望能回京居住治病。毛批示：“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张欲回老家上海，不许，1975年8月被安置到无锡。越明年，1976年7月1日，在党的55周年生日这一天，这个五朝总书记就默默地客死他乡（这一年中共去世四位元老，1月：周恩来；7月：张闻天、朱德；9月：毛泽东）。他临死前遗嘱，将解冻的存款和补发的工资上交党费。这时距打倒“四人帮”只剩三个月。上面指示：不开追悼会，骨灰存当地，火化时不许用真名字。妻子刘英送的花圈上只好写着：“送给老张同志”（两年前彭德怀在京去世，骨灰盒上也是用了一个假名字“王川”）。火化后骨灰又不让存人骨灰堂，而放在一储物间里。对他的这种凌辱竟一直被带到了骨灰里去。正是：

在世时难别亦难，春风无力百花残。

哲人到死恨不尽，英雄成灰灰含冤。

他是为共产党天设地造的一头老黄牛，一个思想家，一个受难者，一个试验品和牺牲品啊。

张闻天一生三次让位，品高功伟；但又三次受辱，长期沉埋。在延安时因劝毛勿娶江青，被当面怒斥，整风中又屡作检查，此为一辱；庐山会议劝毛反思大跃进，被打成反党集团，此为二辱；“文革”被整、被关、被流放，死而不得复其名，此为三辱。大半生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低房檐下难展身。但他一辱见其量，有大量，从容辞去总书记，到基层工作；二辱见其节，有大节，不低头，不屈服，转而去潜心研究经济理论，为治国富民探一条路；三辱见其志，不改共产主义的大志，虽为斗室之囚，却静心推演社会进步之理，最后留下雄文四卷，一百一十万言。辱之于他如尘埃难掩珠玉之光；如浮云难遮丽日之辉。他甚至于懒得伸手去掸掉这些浮尘，而只待历史的清风去慢慢打扫它。果然，清风徐来，云开雾散。他去世后三个月“四人帮”倒台，三年后中央为他开追悼会平反昭雪。邓小平致悼词曰：“作风正派，顾全大局，光明磊落，敢于斗争。" 1985年，他诞辰八十五周年之际《张闻天选集》出版，1990年他诞辰九十周年之际四卷本一百一十万字的《张闻天文集》出版。到2010年他诞辰一百一十年之际，史学界、思想界掀起一股张闻天热，许多研究专著出版。2011年《人民日报》出版新年第一期的《文史参考》杂志，封面主题是：“遵义会议后中共最高领导人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北京日报》刊出建党九十周年特稿《张闻天在中共党史上的十大贡献》。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人心有秤，公道归来，一个时代的巨人重又站在历史的云端。历史有时会开这样的玩笑：一个胜者可以成就功业霸业，为自己建造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把他的对手打倒在地并踩在脚下；但历史的风雨会一层一层地剥蚀掉那座华丽的宫殿，败者也会凭借自己思想和人格的力量，重新站起身来，一点一点地剥去胜者的外衣。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汝洁白漫天雪

2011元旦，我为寻找张闻天的旧踪专门上了一次庐山。刚住下，我就提出要去看一下他1959年庐山会议时住的177号别墅。主人说，已拆除。我知道庐山上的老别墅是一景，是文物，六百多座别墅都是专门编号的，怎么会拆呢？主人说因旅游业发展的需要，那年就选了两栋拆建改造。老天不公啊，六百选二，怎么偏偏就轮上他呢？我说那就到原址凭吊一下吧。改造过的房子是一座崭新的二层楼，已经完全找不到旧日的影子。里面正住着一位省里的领导，我说是来看看张闻天的旧居，他一脸茫然。我不觉心中一凉，连当地的高干都不关心这些，难道他真的已经在人们的记忆里消失？

第二天一觉醒来，好一场大雪，一夜无声，满山皆白。要下山了，我想再最后看一眼177号别墅。这时才发现，从我住的173号别墅顺坡而下，就是毛泽东1970年上山时住的175号别墅，再往下就是1959年彭德怀住的176号和张闻天住的177号。三个曾在这里吵架的巨人，原来是这样地相傍为邻啊。我不觉起了好奇心，便用步子量了一下，从175号毛的窗下，到176号彭门前的台阶只有二十九步，而从176号到177号是九十九步。历史上的那场惊涛骇浪，竟就在这百步之内与咫尺之间。当然，1959年上山时毛住的是“美庐”（离这里也不远），但1970年他在175号住了二十三天，每日出入其间，抬头不见低头见，睹“屋”思人，难道就没有想起彭德怀和张闻天？现在是冬天，本就游人稀少，这时天还早，177号就更显得冷清。新楼的山墙上镶着重建时一位领导人题的两个字：“秀庐”。我却想为这栋房子命名为“冷庐”或“静庐”。这里曾住过一个最冷静、最清醒的思想家。当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多数人还在头脑发热时，张闻天就在这座房子里写了一篇极冷静的文章，一篇专治极“左”病的要言妙道，这是一篇现代版的《七发》。我在院子里徘徊，楼前空地上几棵孤松独起，青枝如臂，正静静地迎着漫天而下的雪花。石阶旁有几株我从未见过的灌木，一米多高，叶柔如柳，枝硬如铁，缀着一串串鲜红的果实，在这白雪世界里如珠似玉，晶莹剔透。我就问送我下山的郑书记（他曾在庐山植物园工作），这是何物？他说：“很少见，名字也怪，叫平枝荀子，属蔷薇科。”我大奇，这山上我少说也来过五六次，却怎么从未见过？是今日，苍天特冥冥有指吧。平者，凭也；荀者，寻之。我忽闻天语解天意，这是叫我来凭吊和寻访英灵的啊。难怪昨夜突降大雪，原来也是要还故居主人一个洁白。我在心底哦吟着这样的句子：

凭子吊子，惆怅我怀。寻子访子，旧居不再。飘飘洒洒，雪从天来。抚其辱痕，还汝洁白。水打山崖，风过林海。斯人远去，魂兮归来！

我转身下山，一头扑人飞雪的怀抱里，也迈进了2011年的门槛。这一年正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张闻天诞辰一百一十一年。原载《北京文学》2011年第5期回望延安王巨才一

那是一个奋发的年代。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一个党和人民、领袖和群众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共同创造英雄史诗的年代。

多少次了，当我徜徉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陈列大厅，脑海里总会回旋起这些炽热的意绪，心底总会涌动强烈的、难以遏制的感动。

不只是因为气壮山河的战争风云，也不只是大智大勇的雄韬伟略，让我感动并引起遐思的，往往是那些并不奇崛的寻常故事，那些飘落在岁月风尘中的历史散叶和历经时间淘洗总不磨损的民间记忆。二

说起延安，人们自然会想到那幅“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题词。那几个遒劲的大字，是一个时代的传神之笔，一个古老民族的精神图腾。

苍茫的陕北高原，沟壑纵横，地瘠民贫，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自然灾荒，解放区军民一度陷于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的地步。毛泽东说，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以至他不得不把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这一严峻的问题提给全党。

朱德总司令则以愤慨的言辞痛切陈述抗日将士的处境：“有一枪仅余四发五发子弹者，有一伤仅敷一次两次药物者，于是作战时专凭肉搏，负伤则听凭自然。”与此相印证的，是他那首气壮山河的诗篇：“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巨大的困难没有吓倒“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和随之实行的精兵简政，使革命再次转危为安，“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毛泽东）。艰苦的条件也没有阻止一批批热血青年冲破层层封锁，从四面八方奔赴延安。宝塔山下，延河岸边，集合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延安的窑洞里，有人类最睿智、最深刻、最有远见的头脑。延安的山川间歌声不断，响彻乐观向上的旋律。

梁漱溟，这位解放后曾同毛泽东发生过激烈争论的著名学者，1938年和1946年曾两次访问延安。头一次，与毛有过八次亲切交谈。他在所写文章中对此次所见所闻记述颇详，欣悦之情溢于言辞：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跃，精神确是发扬。政府、党部、机关、学校都是散在城外四郊，傍山掘洞穴以成。满街满谷，除乡下人以外，男男女女皆穿制服，稀见长袍与洋装。人都很忙！他对延安人际关系的平等、融洽备加赞赏：一般看去，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是一种好风气。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学生。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这又是一种好风气。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一种的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而忘却！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流涌。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清贫的物质生活并不导致精神的矮化；豪车华屋，灯红酒绿，也无法疗补内心的颓废与空虚。三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原本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格，它的发扬光大，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极力倡导、率先垂范、精心培育的结果。

毛泽东那张站在黄土院子里，面容清瘦、 目光凝聚、身穿补丁裤、双手前伸，向席地而坐的学员演讲的照片，早已珍藏在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史册里，见者无不动容。但另一些故事也许并不为人们熟知。

一天下午，延安留守兵团的司令员肖劲光到毛泽东住处汇报工作，见他围着被子斜躺在床上办公，以为是病了，正要询问，毛抬起头来指指地下的火盆笑说，棉裤洗了，还没烤干，起不了床，起来就要光屁股了！ 肖劲光鼻子一酸，指示警卫员赶快到兵团去领一床被子和一套棉衣。毛泽东一听，连说不行不行，领来我也不要，现在大家都困难，我若要搞特殊，讲的话就等于放屁，没人听，他们会说你不是真革命，是蒋介石，是封建皇帝！过了会儿，又说，劲光啊，我不能搞特殊，你也不能搞，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能搞。你要记住这句话：我们共产党人绝不能搞特殊！

绝不能搞特殊，毛泽东不仅以身作则，同时也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电视剧《毛岸英》的播出，已让这位年轻人热情似火、英姿勃发的光彩形象深人人心；舐犊情深，毛泽东失去爱子后痛哭失声的画面也使多少人潸然落泪。未被剧本采用的尚有另外的情节：毛岸英回到延安，先被安排住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部队考虑到他在苏联待的时间长，吃不惯小米、烩菜，便让他上了干部中灶，每顿两菜一汤，还有细粮。毛泽东知道后很快把岸英叫来，说岸英啊，你妹妹李呐一直就在大灶吃饭，你这么大了，还要提醒吗？毛岸英于是谢绝了领导上的好意，坚持与战士们一起在大灶用餐。

另有一次，美联社记者访问岸英，要他对抗战胜利后的形势谈谈看法。稿子写成，岸英拿过来请父亲审看，不料毛泽东还没看完，便一把撕掉，严厉批评说：你小小年纪，刚从国外回来，情况不了解，有什么资格对外国记者发表意见！声色俱厉，不容置辩，看似无情，却含意深长，堪为镜鉴。至于岸英后来去农村锻炼，去工厂工作，去前线作战，显然都与父亲的教育、培养分不开，现在已经成为广为传颂的佳话。四

曹靖华先生写过一篇散文，标题叫《忆当年，穿着细事切莫等闲看》，内容大抵是说旧时代在“衣帽取人”的上海等大城市里，穿时髦衣服的较之穿着土气的，往往要占许多便宜。而此时想到这个标题，则是因为我在纪念馆里得到的对这个标题的另外一种注解。

1940年，六十六岁的爱国侨领陈嘉庚回国考察抗战。蒋介石对此十分重视，仅重庆的接待费用就安排了八万元，其中一次宴会花了八百大洋。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后方如此铺张，陈嘉庚对这种奢侈应酬十分反感。后来他到延安，看到干部群众衣着简朴，情绪饱满，印象甚好。毛泽东在杨家岭宴请他，用的是从老乡家借来的小方桌，因太旧，上面铺了几张报纸。饭菜是用自种的西红柿、豆角等做的，另外上了一例鸡汤，整顿饭算下来不到两块钱。毛泽东说，我是没钱买鸡的，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听说我有贵客要招待，特地送来的。两相对照，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陈嘉庚情不自禁叹道：“得天下者，共产党也！”回到南洋，他在第二届南洋华侨大会上还激情洋溢地欢呼：“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那次访问，让陈嘉庚“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幸”。为了表达对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敬意和拥护，他给延安送了两辆小汽车。而这两辆小车的使用，说来也耐人深思，对我们看待和处理一个时期以来屡禁不止的公车私用、公款消费、讲排场、‘耍阔气等恶劣风气或许有所启示。

小车送到延安，中央办公厅“理所当然”地要分配给毛主席一辆，却遭到毛的拒绝，他提出的原则是，一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二要照顾年纪大的同志。在他一再坚持下，两辆车分别给了朱德和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五老”使用。一次，毛泽东去枣园开会，回来时马突然受惊，把他从马背上摔下来，跌伤了手臂，朱总司令和“五老”知道后一定要把车子让给毛主席，他仍“坚不从命”。毛后来也有了一辆“专车”，是华侨捐赠的救护车，但也只是在接送客人时才偶一使用。

像这样相互尊重、相互体恤的例子当然还很多。转战陕北的一天晚上，中央的几位领导还没来得及用晚饭，周恩来的警卫员端来一碗小米稀饭和两个馒头，说现在刚刚住下，老百姓都睡了，饭铺也早关门了，好不容易买到两个馒头，同志们看你这些天越来越消瘦，就让我送来了。周恩来听罢，态度和蔼地说，我这不好好的么，现在最劳累、最辛苦的是毛主席，赶快给他送去！毛主席接过馒头，问，周副主席吃过了吗？警卫员含糊地说一声“吃了”。警卫员走后，毛泽东想到任弼时同志身体一直不好，便让工作人员趁热送过去。而任弼时，想到的是经常通宵达旦工作的周恩来……转来转去，馒头又回到周恩来跟前。最后，处事周到的周恩来“命令”警卫员将一个带回给弼时，另一个送主席。

三位领袖，两个馒头，一件小事，也许就蕴涵了那个年代全党全军坚强团结、战无不胜的确切信息，却是离开大陆后的“委员长”痛定思痛时未必能想到的。五

当时的延安，正是这样一个充满团结友爱气氛的大家庭。同时，又是政治清明、法纪严明、“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朱德诗句）的民主圣地。

人们都知道作为诗人和政治家的毛泽东，有着常人一样的丰富感情，但在违法乱纪、侵害人民利益的行为面前，他同时也有一般人少有的“毒蛇在手，壮士断腕”的霹雳手段和决绝气概。

1937年10月，曾经参加长征的二十六岁的抗大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爱情纠葛枪杀了女学员刘茜。审讯时，黄亮出浑身伤疤，请求法庭免于一死，准其戴罪立功，战死疆场。毛泽东接到报告，给审判长雷经天复信：“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触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和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严格的纪律。”

与这个事件相辅相成的，是毛泽东的两次“挨骂”o 1941年6月，边区政府召开各县县长联席会，讨论公粮征收工作。会议进行中，天气骤变，一个炸雷击中礼堂梁柱，延川县代县长不幸触电身亡。消息传开，议论纷纷，有位老乡借机发泄对公粮负担过重的不满，指名道姓地责骂了毛泽东。边区保安部门闻讯，认为这是一起严重反革命事件，要严肃追查，公开处理。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知道了这件事，立即进行制止。他对保卫部门的同志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点儿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的对立面。

另一件是毛泽东通过中央调查部的送阅件知道的。清涧县农民伍兰花，因死了丈夫，迁怒社会，公开辱骂共产党、毛主席，已拘押到延安，拟由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后处以死刑。毛泽东看罢文件，顿时大怒，对调查部的人说，你们不能这样做！不做调查，随便抓人、杀人，这和国民党的做法有什么区别！他把伍兰花找来，在会客室仔细听取她的意见。原来，伍一家人口多，拖累大，七十岁的婆婆长期瘫痪卧床，生活十分困难。这几年公粮越来越重，压得喘不过来气。现在死了丈夫，无异雪上加霜，情急之下，胡撅乱骂，随口伤人，感到非常后悔。听罢陈述，毛泽东安慰她说，你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你家困难多，政府应特别照顾。随后指示保卫部马上放人，派专人送伍兰花回家，去时带上公文，当面向当地政府讲清楚。

对清涧群众负担过重的问题，要边区政府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免，该减的减，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1945年7月，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那个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著名提问时说，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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