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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志武,丁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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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与文化交流

全球化：概念、行为主体与媒介

全球化意味着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剧烈变革。本文将从宏观的角度对相关的变革作一些概括性的梳理。在此基础上，指出当代传播系统，特别是媒介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因此，本文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是：1.何为全球化？2.全球化中或者说当今世界舞台上主要的行为主体或角色是哪些？3.与全球化相适应的或正在出现的宏观传播发生了哪些实质性变化？不了解全球化这个概念的内涵，就很难讨论谁是全球化过程中主要的博弈力量；同理，如果我们对全球化的理念采取漠视或轻视态度，就很难对当今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宏观传播现象进行深入的探讨或给出较清晰的解释。什么是全球化？“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他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要被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多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多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50多年前所预言的情形，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可能是危言耸听或者痴人说梦，而对生活于现代的我们来说，这些话却是对现实状况的精确概括——这不就是全球化吗？！

的确，全球化已经成为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介上出现频率颇高的一个词汇，也成为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等学科竞相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但是正如在哈佛大学商学院从事全球化方面课程教学多年的乔治·洛奇（George C.Lodge）所说：“全球化的概念是如此广泛、深奥、模糊而神秘，以至于像我这样的学术界人士往往会通过现有的经济学、政治学或社会学等专业来分别探讨它所涵盖的内容。”但不管怎样，仍有不少学者努力尝试清楚地描述出全球化这个概念。

1.于尔根·哈贝马斯所说的经济全球化

德国著名的社会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于1998年发表的《超越民族国家？——论经济全球化的后果问题》一文中，将经济全球化定义为“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转变”。文中说全球化是一个过程，有四个显示指标：（1）国际贸易在地域上的扩大，相互作用的密集程度日益增强；（2）金融市场的国际网络化促进了短期投资，加快了资本流通，在国际交易所的压力下，政府陷于一种局外人的地位；（3）跨国协调合作在决策中越来越独立于本国生产基地，因为他们可以使用资本外撤的选择权（并以此进行威胁）；（4）从“门槛工业国家”出口的工业商品直线上升，这加强了对于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国家的竞争压力，推动他们在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部门的方向上，对本国经济进行改造。

2.安东尼·吉登斯关于全球化的描述

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吉登斯认为，一个不受任何约束的资本主义市场会导致马克思所预告过的恶果，其中包括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商品化以及进行经济上的两极分化。也正由于此，吉登斯对由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不加约束的资本主义市场带来的全球化深感忧虑。他指出，全球化的影响绝不会仅限于经济方面，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民主还是社会，都会受到全球化的直接挑战。吉登斯提出全球化包括四个向度：民族国家体系、世界经济体系、世界军事秩序和国际劳动分工，其中只有民族国家不是将社会的现代性的某一向度直接延展到全球化的状况之中，因为就全球化进程而言，民族国家是一个障碍，民族国家基本上是反全球化的，所以它是经过被入侵、被淡化，然后慢慢被予以整合的过程，它不是直接延展，而是通过一个辩证的过程进入全球化的向度之中。吉登斯指出，全球化不应被理解为西方制度在全世界的蔓延和其他文明的消亡，而应理解为是一个复杂的、非连续的和偶然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一系列不同而又相互交错的逻辑推动的，这是一个不均衡的发展过程。

3.格兰·瑟本的全球化概念

瑞典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委员会（Swedish Collegium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Social Sciences）主任格兰·瑟本认为，理解全球化概念的一个办法是将其置于实际流行话语之中，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全球化概念至少已经出现在以下五种类型的大量话语中：第一，中心的类型是经济话语，诉诸贸易、投资、生产和企业的新模式；第二，是社会—政治话语，通常从第一个类型里导出，着重于国家和国家管辖的社会的作用的缩小；第三，全球化已作为社会批判话语和抗议的中心，作为新的、现存形式的敌对力量，作为社会正义和文化价值的唯一敌人出现。更具体、也更有意义的是另外两种话语。一个是文化话语，涉及人类学和文化研究，将全球化视为文化流动、文化邂逅以及文化交织。另一个是全球责任话语，全球化是生态话语和地球环境关注的组成部分。瑟本也指出，这些话语都会受到其自身机制的驾驭，却很少甚至没有关注其他话语。

4.里斯本小组论全球化范畴

20世纪90年代初，欧洲委员会自然科学与技术评估预测计划领导人、比利时勒芬天主教大学经济学教授里卡多·比德雷拉倡议建立由欧洲、北美及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近20名专家学者组成的“里斯本小组”，集中研究全球化问题。1995年该小组出版了《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未来》一书。在这本书中，里斯本小组对全球化的概念、基本范畴与发展动力作了比较权威的界定。里斯本小组写道：“我们的定义依据安东尼·克劳和他助手的建议：全球化涉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多种多样的纵向与横向联系，从这些联系中产生了今天的世界体系。全球化由两种不同的现象组成：作用范围（或者横向扩展）与作用强度（或者纵向深化）。这个概念一方面解释了一系列发展进程，这些进程或者席卷了这个星球的大部分地区，或者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所以这个概念具有一种空间内容。另一方面，它还意味着在组成世界共同体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横向联系、相互依赖关系的强化。横向的扩大与纵向的深化同时进行。因此，全球化远远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它说出了现代生活众所周知的典型特征。当然，全球化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已经从政治上实现统一、经济上完全一体化、文化上同文同质。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十分矛盾的过程，它的影响范围十分广大，它的结果又是多种多样的。”

里斯本小组还归纳出不同的全球化发展进程：（1）金融与资本占有的全球化；（2）市场与市场战略的全球化；（3）技术及与其相联系的科研与发展，以及知识的全球化；（4）生活方式与消费模式以及文化生活的全球化；（5）调节能力与政治控制的全球化；（6）作为世界政治统一的全球化；（7）观察与意识的全球化。

5.托马斯·弗里德曼归纳的全球化三个阶段

与前面学者关于全球化的艰深概括不同，三届普利策奖得主、美国《纽约时报》外国事务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凭借其犀利的眼光与深入的观察，形象地提出“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的观点，并总结出全球化的三个阶段：（1）全球化1.0时代：从1492年（哥伦布开始航海）到1800年前后，在这个时期，世界从一个巨大的尺寸缩小到了中等的程度，这个时代是属于国家并以武力殖民为特征的。国家与政府出于宗教或帝国主义或二者结合的考虑在世界范围内促进全球的整合。在这个时代主要的问题是：国家从哪些地方来适应全球的竞争与机会？个人如何通过国家走向全球，从而与他人合作？（2）全球化2.0时代：从1800年前后到2000年，期间由于经济大萧条和第一、二次世界大战而有所中断，在这个时期，世界从中等尺寸缩到一个小的尺寸，多国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是驱动全球整合的力量。这个时代的主要问题是：公司如何更好地利用时机适应全球经济？个人如何通过公司走向全球，从而与他人合作？（3）全球化3.0时代：从2000年至今，在这个时期，世界从一个小尺寸缩成了一个小点，这个时代属于个人，这个时代的主要问题是：作为个人，如何利用机会适应全球化的竞争？自己如何与他人在全球的范围内合作？

通过对以上全球化概念的解读，我们初步可以这样来理解全球化：全球化是一个过程——一个世界日益结合成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整体体系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原动力源于资本对最大利润的无止境、疯狂追求的本性。也正由于此，全球化的结果难以预料。无论是跨越国界的环境风险还是世界范围内贫富差别的加剧，都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开放和矛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受到实质性挑战；另一方面，存在全球性的风险和由此诱发的人类“道义”危机。这是全球化时代产生和呈现的各种矛盾的基础，也是世界舞台上各种力量博弈的焦点所在。全球化的行为主体

我们曾经生活在一个由“三个世界”组成的地球上，这“三个世界”均以国家为主体构成，因此，当时世界舞台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Societal）关系也主要是国际关系，与此对应的传播是国际传播，相应的概念（例如文化帝国主义）也具有鲜明的国家指向。而全球化的进程表明，正在呈现的世界主要是由政府、公司和非政府组织三种势力构成的格局。不过，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舞台上的三个主要的行为主体与“三个世界”有着根本的不同，他们是：和民族国家越来越没有关系的跨国公司（代表公司与市场）、政府间国际组织（代表国家与政府）和与政府划清界限的非政府组织（代表除市场与政府之外的第三种力量）。下面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更进一步地来理解全球化的内涵和意义，讨论跨国媒体和全球传播。

1.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简称TNCs）

跨国公司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那类多国公司的自然演变。多国公司指的是以国家为基地，并在两个以上的外国有子公司的公司。多国公司和跨国公司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后者的战略决策和资源投放一切以经济目标和效率为出发点，而且毫不顾及国与国之间的界限。虽然多国公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但今天的多国公司基本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产物。到了20世纪80年代，多国公司逐步被跨国公司这一组织形式所代替。

从“世界系统理论”上来讲，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以全球为着眼点的。这是产生跨国公司的内在原因。克佐-怀特和卢森恩总结说：生机勃勃和不断的互相倾轧是资本主义系统的天性。资本的内在扩张倾向决定了它对无论是本地还是国家的各种边界的不尊重，跨国公司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无非是当年大公司崛起故事的重演罢了。更详细地说，商业公司一开始的时候纯粹是在国民经济的一个地区为本地市场服务的，随后便以本地为基地开始向本国内其他地区输出自己的产品。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公司便在国内其他地区建立生产设施，一直到成为全国性的公司。同样的逻辑驱使他们向海外扩张，即以出口开始，最终在海外设厂。决定这个进程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公司的规模，二为市场渗透能力。公司一般先以输出或出口他们现有产品的方式开发新市场，不管这个市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当在这个新市场的销售额达到一定程度后，在当地设置适当规模的生产设施成为可行，以便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这种公司先靠出口开发新市场，一旦出口达到一定程度便开始在当地组织商品生产的过程便成为一个周期。随着这种周期的周而复始，公司的规模也就越来越大。因为大公司意味着不但出口量大而且具有更多的流动资金，他们成为主要的投资者。所以这类公司对海外投资并成为跨国公司就不足为奇了。

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化是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展开的。根据联合国《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目前世界上已有6.5万家跨国公司，在海外拥有85万家分公司，共雇用职员5400万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6.6万亿美元，年销售额达19万亿美元，是世界出口贸易额的1倍多，产值占全球GDP的1/10，出口量占世界出口总量的1/3。

跨国公司不仅仅从经济上积极推动全球化进程，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社会结构上也都不遗余力地推动全球化。最早对跨国公司的国际行为主体地位进行研究的美国经济学家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将跨国公司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概括为三点：（1）干涉别国内政。如1954年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参与了推翻危地马拉阿本兹政府的活动，1953年英国石油公司卷入伊朗摩萨政府的倒台过程，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直接策划并参与推翻智利阿连德政府的活动等。海湾战争阴云背后，也不时闪现着跨国石油公司的身影。（2）被母国或东道国政府用作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手段。罗伯特·吉尔平指出，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公司、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种复杂的格局，这种格局增加了国内和国外投资的日益政治化。”“集团和国家想操纵公司，以便为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服务”。跨国公司通过支持某些政党或其候选人，或支持政变等形式，来左右东道国的政治进程。（3）影响国家间政治议事日程的设定。如20世纪90年代的日美保险谈判。当时，日美两国政府间谈判由于在市场份额上争执不下而濒临破裂，两国的大型财产保险公司为了自己的利润和市场，各自组成代表团进行交涉，从而形成政府间谈判与企业间谈判并行的局面。而且，从总体上来说，后者影响和控制着前者的进展。

弗农强调：“不管跨国公司自己是否希望或坦率承认，它确实已经是世界政治中的重要存在。”毫无疑问，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始作俑者，也是全球化进程中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主体。

2.政府间国际组织（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简称IGOs）：

政府间国际组织是指两个以上的国家政府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根据一致同意的条约或协议而设立的常设机构，享有国际法的主体地位。它主要是在解决日益密切的国际交往中所产生的各种专门性、行政性和技术性问题的国际协作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如1865年成立的国际电报同盟、1873年成立的国际气象组织和1974年成立的邮政总联盟等。1909年，全世界只有37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到2000年，已经发展到6556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按照成员的地域，可以分为世界性和区域性两种。前者如联合国（UN）、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劳工组织（ILO）等；后者如东盟（ASEAN）、非洲统一组织（OAU）等。按照其职能，可分为综合性和单一性两种。前者如美洲国家组织（OAS）、欧盟（EU）等；后者如北约（NATO）、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

政府间国际组织在一定意义上是代表国家参与全球化进程的，而政府间国际组织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却非常微妙而复杂。

一方面，政府间国际组织能够为国家之间的协调、增进了解和缓和国际冲突提供对话的场所与平台。正如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指出的，各国政府机构之间原本难以建立联系，但政府间国际组织能够将诸多来自各国的官员聚集在一起，从而将“潜在或隐含的联盟”转变为“明确的、以直接交往为特征的跨国政府联盟”。这就在成员国之间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与沟通，便于协调成员国的政策与立场，从而有助于解决重大的国际问题。尤其对于弱国而言，政府间国际组织是他们拟定联系战略的场所，有助于借助集体的力量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因此，对各国政府来说，“选择处理某问题的组织论坛并争取支持票的能力将是重要的政治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间国际组织也是民族国家争取和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场所。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联合国。现已拥有191个成员国的联合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也是各国表达观点、交流思想的最大讲坛。它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际间友好与合作关系、协调各国行动等方面发挥的作用为各国政府所公认。

另一方面，政府间国际组织可以通过在提供帮助时附加各种条件的方法，对成员国的政策及行为施加影响。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向某国提供援助贷款时，通常会同时要求该国实行紧缩的经济调整方案、浮动汇率、开放国内商品和货币市场、进行市场化改革等。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向迫切需要援助的韩国提出了十分苛刻的条件，包括紧缩政府开支，调低经济增长率，压缩经常项目逆差；审核政府的财政声明；修订韩国中央银行法；开放国内金融市场，重建金融体系；调高外资在韩持股限额，等等。韩国对此愤怒不已，甚至宣布协定签字日为韩国的“国耻日”。但是，面对经济崩溃的压力，也只能被迫接受。而这些反映的是跨国公司的利益，与全球化的发展密切相关。2003年SARS期间，世界卫生组织对我国防SARS工作给予帮助和支持的同时，也要求我国政府及时、准确、透明地通报全国的疫情状况，按理说是否公布疫情数据是一个国家政府的内政，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在媒体网络四通八达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对于来自国际社会的声音都不能、也不会忽视。2005年禽流感疫情严重，世界卫生组织给予了密切关注，比如在其网站主页上天天都会更新各国禽流感疫情的现状，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其成员国对禽流感的控制工作进行监督和制约。其客观的作用是增强了全球的认同，加强协助了全球社会的发展。

另外，政府间国际组织作为独立的行为主体，可以通过制定国际法和行为规范来约束国家的行为。比如，1945年《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主权平等、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外交准则。又如，1995年建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实质上是一套调节国际经济和贸易关系的法律规则和程序的体系，它由一系列协定、议定书、决议、谅解等组成，是对成员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国际法律制度。它所设定的非歧视原则、自由贸易原则、竞争原则和公正透明原则已经成为各国必须遵循的贸易行为准则。世界贸易组织对消除各国之间的贸易壁垒，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总之，政府间国际组织已经成为全球化进程的重要载体之一，它在制定全球化的规则、维持全球化的国际秩序等方面发挥着国家难以起到的作用。正如知名的国际法学者谢默斯和布洛克所说：“尤其在20世纪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已越来越多地建构在国际组织的框架内，各国创立国际组织用以应对日益相互依赖的后果。……人们无法设想没有国际组织的当代国际生活。”但是这些组织的目标并不总是与某个民族国家的发展相一致，他们也许更多地是强调跨国的存在和跨国公司的意识形态。

3.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简称NGOs）

非政府组织的要害是“非政府”。非政府组织是那些通过操作层面的支持或具体的服务活动来展示对某些特定的议题推进和投入的个人和捐赠者的组织。非政府组织可分为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国内非政府组织。也可分为操作性的非政府组织（如红十字会）、提倡性的非政府组织（如反全球化组织）和混合性的非政府组织（如救护儿童组织）。

早期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活动集中于人道主义和宗教方面，现已发展到保护环境、保护妇女儿童、救助难民、防治艾滋病、核裁军、劳工等各个方面。根据国际协会联盟提供的数字，1909年全球各类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仅有176个，2000年猛增到45647个。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国际红十字会、国际奥委会、大赦国际、核裁军委员会、绿色和平组织等。

国家内部的非政府组织形形色色，比如在我国所说的非营利组织（NPOs）、第三部门或民间组织都属于此类，指的是有着共同利益追求的公民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社团，其有四个显著的特点：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相对独立性和自愿性。比如，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会、绿家园志愿者组织、自然之友等。国外的如日本的“支持内格罗斯岛行动委员会”，韩国的“推动参与性民主的人民团结阵线”等。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全球化的深入密切相关。国际非政府组织由于其关注的焦点就是全球性的事务，在文化、教育、经济等方面的全球交流中起到很明显的作用。绝大多数的非政府组织都不谋求执政，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在“特定的功能性问题领域促进较大的跨国合作”。这就使国际非政府组织能够避免大多数国内政治因素的干扰，长期地、始终如一地追求相对单一的主张和目标，有力地推动全球公民社会的形成，成为推动全球化进程的持久力量。

国内的非政府组织，虽然关注的大多是国境内的事务，但是国内的非政府组织通常与国际非政府组织或其他国家内部的非政府组织有着紧密的联系与合作，国内的非政府组织一方面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或其他国家内部的非政府组织分享着共同的价值观、信仰与理想；一方面在经济、新思想、技术和道德支持上依赖国际的非政府组织或其他国家内部的非政府组织。比如，我国青海的一个“雪地服务组织”就与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桥基金会”（The Bridge Fund）有合作关系，此外，还受到（英国）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和足迹基金会（The Trace Foundation）的基金支持。

非政府组织主要关注的是涉及人类整体、长远利益的事务或弱势群体的利益，因此其斗争的矛头经常是指向那些会对人类社会的长远有序发展造成危害的活动，其中包括许多全球性的经济活动或其他活动，从客观上对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中展示的肆无忌惮起到了理性的节制作用。比如，1999年，当世界贸易组织在西雅图召开首脑会议、准备发起新一轮谈判时，劳工、人权、环境保护等非政府组织的几万成员在会场外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最终导致了会议的失败，这就是著名的非政府组织反对世贸组织事件。又如，美国的工会经常发起大规模的集会，反对本土跨国公司在海外设厂，以保证本地工人的就业，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反对的主要力量也来自美国的工会。2004年在“经济全球化与工会国际论坛”上，世界工运专家也提出了“以工会全球化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口号。还有，一些弱势群体及其支持者们组成的非政府组织积极利用现代发达的通讯传播工具，宣传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如台湾一些族群社团利用互联网来传播其族群文化，相关的网站如台湾原住民族学院促进会、平埔文化信息网、春日乡原住民传统文物推展协会、飞鱼云豹音乐工团、客家人信息网、高雄县眷村数字博物馆、布袋戏数字博物馆、越南文化村，等等。这些都在客观上起到了限制全球化发展的作用。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非政府组织的行为主体地位会越来越重要，发挥作用的空间会越来越大，这从各国民众对非政府组织的认同程度越来越高可见一斑。在西欧国家，民众对非政府组织的信任度已经超过对本国政府的信任度（对非政府组织的信任度51%，企业为41%，政府为26%）；在美国，人们对非政府组织的信任度也已经达到了41%。在单独的信任度调查中，大赦国际、世界自然保护基金和绿色和平组织分别名列前三位，超过了微软、福特汽车和可口可乐等国际知名企业。非政府组织不拥有任何强力机构和强制手段，但是从其宗旨到活动形式所体现的“柔性”却使其在国际上拥有日益广泛的号召力和巨大的影响力。

简言之，政府关心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非政府组织强调的是全球公民社会及福利；跨国公司的宗旨是赢利。目标不同，采取的政策也各异。这里的关键是，这三者之间的利益并不总是协调的。但他们各自单方面的追求构成了其他两方存在的基础和理由。在这三方既合作又冲突的利益博弈中，新的世界格局出现了。这个崭新的格局反映到传播这一领域中，就是以互联网为核心媒介的全球传播的出现。全球化与全球传播：互联网的信息

一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也是传播系统的演变史。如果说印刷术和报纸的出现分别与民族意识的膨胀和资本主义的诞生分不开，电报和电话与工业化的发展相联系，电视的普及意味着消费文化或者后工业化时代的开始的话，近年来的电子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则和国家主权的削弱及全球化的飞速发展连在了一起。就本文的题目而言，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全球化是在资本主义（或者市场取向）条件下的一种进程。以互联网为核心媒介的传播结构，也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种传播体系。互联网展示的信息是全球化，它在世界范围的迅猛扩散标志着从国际传播到全球传播的转型。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国家层面的传播在萎缩，跨国公司的意识形态得到张扬，一些非政府组织倡导的全球社会理念得以扩散。

1.国际传播向全球传播的转型

在国际传播中，国家是传播行为主体。也就是说，国际传播是具有鲜明民族国家特征的传播。这个特征的最根本表述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通过媒介技术对发展中国家文化的支配，其核心概念是文化帝国主义。一些国际传播学家（包括席勒等西方传播学者，但主要是第三世界的国际传播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经过不懈的努力，借助于依附理论，成功地揭示出美国在国际传播中扮演的主导角色和发展中国家所处的依附地位。国际传播学家们认为，借助于信息自由流通和市场经济等意识形态，通过垄断的媒介技术，以新闻、电影和电视娱乐节目的方式，向第三世界进行的消费主义和其他西方价值观念的单向扩散，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系统地剥夺了发展中国家对其自身文化传统与视角的维护和展示。国际传播学家的相关研究直接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信息新秩序”这一理念的诞生和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该理念的提倡。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学者作出杰出贡献的国际传播学诞生了。

发展中国家追求的是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现代化。伴随着现代化计划的展开，电子大众媒体在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国际传播学家注意到，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电子大众媒体的资本投入并没有导致文盲的减少或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事实上，二者的关系是负向相关的。不过从文化上讲，虽然以“单向传播”为基本特征的电子大众媒体为国际间的“单向信息流动”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撑，并且在国际传播中的确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持批判学派立场的传播学家所指出的“文化帝国主义”等现象，但这并不等于发展中国家的受众被“教育”成了具有西方意识形态的公民。事实上，施拉姆等人的现代化理论或批判学派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最根本问题就在于：这些理论假设通过电子大众媒体的宣传教育，就可以改变一个民族较高层面上的文化（例如深层价值观念）。然而，就扩散某个主流民族文化而言，大众传播显得那么无能为力，起码在强势民族文化之间是如此。这实际上也就是英尼斯所说的传播的倾向性。

在全球化进程中呈现出的传播特征使得上边提到的争论突然变得黯然失色。也就是说，当民族国家发现他们不得不在世界舞台上与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打交道的时候，国际关系开始演变为全球关系。这个全球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展示的是国家、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博弈。同理，国际传播开始向全球传播转型。进一步说，目前世界上的信息流动的确出现了新秩序，但不再是基于国与国之间传播的新秩序，而是以跨国公司为主导，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没有民族国家定向的传播新秩序。因此，国际传播的核心概念，例如“文化帝国主义”这种具有明确民族国家指向的学术概念失去了立足点。

2.全球传播中媒介的作用（1）文化意识形态方面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最根本目的之一无非是让世界上所有的人不停地处于消费之中，从而使得跨国公司全球性的生产和销售的周期不断缩小。只有生产和销售的周期越来越短，赢利的速度才会越来越快。因此，跨国公司通过媒介所倡导和扩散的文化是消费文化，或者从更本质一层的意义上来说就是欲望文化。即他们倡导的文化就扎根于人人皆有的欲望之中。欲望是人性的属性，虽然自古以来，哲学家和先知们对于人性究竟是善是恶纷争不休，但对于这一点却大都是承认的。从柏拉图到朱熹都强调制约欲望甚至完全将其消灭，这实际上从反面说明了欲望的自然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欲望就在那里，会自动地流露出来。“理性”、“精神”、“道心”等却要通过“精神反思”或“知觉能力”经过认真的努力才能达到，荀子等甚至认为应求助于“法数”，这说明“善”的软弱和欲望的强大。因此，当人们日益沉浸于各种媒介中的廉价娱乐或者感官刺激的时候，在生活中他们所关心的也很难超出“物”和“欲”这个范围。

在后工业化时代，大众电子媒介把人们的欲望唤醒，在目前的全球化进程中则是通过互联网等新媒介让网众主动地寻求欲望的满足，尽管常常是虚拟的满足。虚拟空间的主流生活因为匿名而得到了比较彻底的解放，可这种虚拟生活常常因为没有历史和将来而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意淫。最终是孤寂的收缩，而不是自由的张扬。手机是人际交流穿越一切的解放，可24小时开机本身就直接限制了自由。自由还是有的，那就是采取消费主义的自由。也就是说，愉悦交流致死、消费一切。解放成了单向度的解放或者说是受到消费主义严格规范的解放。

这里要指出的是，在全球传播中跨国公司所倡导和扩散的是全球消费主义，而不是哪个民族国家或地区的价值观念。例如，目前世界上的五大公司（环球、时代华纳、索尼、百代和贝塔斯曼）已经控制了全世界所有音乐销售的80%～90%的份额。这些音乐的标签是“摇滚”和“流行”，与赖以维护一个国家特征的民族高雅或传统文化没什么关系的“摇滚”和“流行”。在这个过程中，网众作为行动者或者说区别于受众的特征得到空前的体现。那就是主动地从网上“非法复制（下载）”各种音乐。这就是说，互联网以非凡的技术能力在加速这个“流行”和扩散，民族文化在这个传播过程中或是被“稀释”或是被湮没了。现代民族国家赖以维持公民团结和展示其特征的深层价值观念受到了互联网虚拟空间内以“本我”为核心的虚拟生活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民族文化在网众的这种主动行为中固然得不到体现，那么他们是非政府组织倡导的“全球公民社会”的文化基础吗？无论是国家公民社会还是全球公民社会，都有一个“公民责任”问题。而网众带有鲜明跨国媒体公司烙印的娱乐类文化显然与“公民责任”不相干。事实上，全球公民社会就是在价值或者说广义上的文化这个层面出了问题。有学者指出：“我们可以感受到全球公民社会的存在，比如众多跨国的非政府组织；我们也可以意识到某些超越族群和国家、维系全球公民社会的普世价值，诸如自由、民主、公正、平等、博爱，保护环境，等等。但是，我们却无法确定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全球公民社会，因为对于所有维系各种公民社会的那些基本的普世价值，不论是国家公民还是全球公民，都很难、而且可能永远不会形成一个统一的解释标准。”这里的问题是，相关学者们尽可以定义和鼓吹被认为是可以为人类社会带来福祉的“普世价值”，可是他们却没有能力让过去的大众和今天的网众相信那是应该内化的行为标准。同样基于前面提出的欲望是人类本性的讨论，关于自由、民主、公正、平等、博爱，保护环境等，常常为利益集团争斗的口号（意识形态），而不是真心信仰的“普世价值”。（2）社会结构方面

在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公司就是要把本土的地域转换为可以随意搬迁的场所，把个体变成没有根（没有所谓的家乡和国家）、可以随时卷起铺盖流动的个体。加拿大社会学家巴里·威尔曼（Barry Wellman）观察到，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西方社会中出现了网络化社会和网络个人主义。这二者的特征恰恰与跨国公司的要求相契合。

威尔曼认为，西方社会中出现了社会网络个人化现象，认为这种网络化的社会边界更加松散碎裂，分布更广泛，层级更扁平，结构更复杂。在这样的网络化社会中，个体都拥有自己个人的社会网络，而不固定地隶属于某个群体；家庭成员都有各自的时间表和安排，在一起共同的活动甚至一起吃饭的时间越来越少；人们不再囿于某两个血缘群体，而是拥有复杂的家庭关系，如继子（女）、婚姻外的伴侣（及其后裔）以及其他许多姻亲关系。网络化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在不同的社区中转换，其行为和关系都不再具有组织结构性，而是变得不正式。网络中的少数人会有直接的面对面的互动，大部分都住在不同的地区、城市甚至国家；人们在工作时也大多与远处的他人而不是坐在附近的同事合作。威尔曼称现在这个时代是个人及其网络的时代，不是群体的时代（这种说法与托马斯·弗里德曼关于全球化3.0时代特征的总结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个计算机支撑的社会网络中，自治、机会和不确定性成为法则。应该说，复杂的社会网络早已有之，但是由于近来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社会网络成为一个占支配主导地位的社会组织。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网络的时代，网络个人主义兴起并盛行起来。

在网络化和网络个人主义社会中，起支撑联结作用的就是互联网、手机、呼机等互动媒介。在我国，特别是城市中，社会结构的网络化既是互动类电子媒介得以飞速扩散的原因也是结果。

互联网、手机、呼机等互动媒介较少依赖地点。比如，一个人只要有一个互联网账号，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上网与社会网络中的他人联系上，特别是无线上网的功能更是摆脱了地点的限制。通过手机、电话也一样可以在任何地方与网络中的他人建立联系，比如，某人可以用手机向其远在异地的朋友或爱人详细地描述他或她正在观赏的一个展览，分享其感受和见解。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可以看到有人用手机在大声地与对方交谈，这倒并不表明他或她是有意要违反社会规则，这其实是在有意无意地向他人表明他或她是有社会联系的。在网络化社会，有了互联网、手机、呼机等互动媒介，人们经常是身处公众空间，而其意识、行为却在私人的虚拟空间里。这里的问题是，当人们在亲人、朋友或情人这些强关系面前接听手机或回短信，或者上网互动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受到妥协。在社会生活中，是什么使得手机的使用者们感到近在咫尺的亲人、朋友或情人不能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社会交流而必须要向外界呼唤呢？这显然是值得深究的问题。

互联网对网络个人主义的推动作用较之手机、呼机、电话要更大一些。通过互联网，人们可以与多种多样的他人联系。由于在互联网上沟通时缺少关于双方的社会和物理线索，比如不知道对方是否具有与自己相似的社会特征或者是否具有吸引人的外部特征，这种异步的传播可以让传播者对自己进行自我揭示的时间和程度有了更多的控制权。因此，在互联网上，特殊关系的产生往往基于共同的兴趣，而很少会由于不同社会地位的差异而受到阻碍。这种对共同兴趣的关注，而不是对相同社会地位或特点的关注，甚至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都有可能拥有更多的权力，或者说更有可能与不同的他人建立多样化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从根本上讲是松散的和多元的，多元意味着中心的妥协。从组织形式上来说，互联网就是一个没有中心的媒体。一个没有中心的群体或团体的力量在哪里呢？虽然，世界上一些政府、学校在利用网络进行公民教育或媒介素养教育，非政府组织也在利用互联网进行全球公民的宣传和培养。但是网众基于兴趣或欲望的主动在多大程度上能受到这些教育的影响呢？

在西方后工业化或者电视时代，一些主流传播学家们曾经对媒介（内容）效果作了大规模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最终表明，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媒介的影响。媒介是有效果的，但这种效果只能在受众或网众感到没有风险的时候才会出现。广告效果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消费主义占主流意识形态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几十年前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报纸和广播电台的威力只有在造反行为成为社会时尚并且毫无风险的前提下才得到了疯狂的展示；读者、听众和观众不会仅仅因为媒体宣传某个“英雄”或典型而效法，他们也许会被所宣传的“英雄”或典型人物感动，甚至流泪，但他们会判断在现实生活中如果要进行效仿自己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至少有被讥讽为傻的风险）；在媒体中展示的反面形象的效果也是那样，社会结构的影响和制度化惩罚的威慑让越轨的念头深藏于心（所谓有贼心没贼胆）。在大众媒介环境中，受众的所有欲望都被引导到无风险的消费层面。这包括被物化和无风险的娱乐及基于相关的本能解放的消费。我们不再问我们自己是谁，而是问我们拥有和占有什么，包括人。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媒介的效果。正是这种效果，而不是其他普世价值，似乎在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力量展示着其威力。

但是互联网的虚拟空间比较彻底地颠覆了现实中的各种约束，也颠覆了现实中各种结构性的角色（例如公民、父母、职业等）。当网众没有了这些结构和制度性约束之后，“我”成了真正的“我”，一个基于本能和兴趣的虚拟“我”。在网上，匿名的网众通过本能或兴趣找到共同点。也就是说，网众虚拟的互动行为以本能欲望和个人兴趣为驱动力。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行为的确具有跨国的性质，但这不是民族国家或全球公民社会所倡导的行为。事实上，虚拟空间的虚拟行为本身就是对现实社会的解构，不管这个社会是民族的还是全球的。在虚拟空间内，民权得到了比较彻底的体现。网众在很大程度上毋需担心政府的迫害，也毋需因为考虑到他人的利益而对自己的“自由”加以约束。如果说在现实中个人在至交好友或家人面前随时接听手机或收发短信只不过是一种忽略，网众在虚拟空间内的随心所欲的互动则是对现实社会结构的全面蔑视。但是，在虚拟空间内网众没有社会权和政治权。因此，他们必须回到现实中来，回到现实的社会结构中。现实的社会结构是以社会人际关系网为特征的结构。在这个结构内，网众利用手机和网络，随时进行超越现实中的人际关系网的人际交流，这就是网络化的个人主义。这是目前互联网和手机展示的效果，一个与全球化进程相适应、与民族国家概念和全球公民社会理念常常不和谐的互联网效果。

简言之，全球化的深入为我们展示了全球传播的轮廓。这个传播是以互联网和手机为核心媒介，以跨国公司为主导，以民族国家和非政府组织被动反应为特征的传播。在全球传播中，受众转换成了网众。网众在虚拟空间的主动行为，是基于欲望和兴趣层面的驱动。这是新媒介环境下理解社会人际关系网络化的个人主义的基础。也就是说，正是互联网、手机等互动媒介让个人与世界的联系成为可能，而不需要通过群体与外界联系，这让个人不必再紧紧地归属于某个或某些群体，而成为可以随意四处流动的个体，从而从社会结构上为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做好了准备。而民族国家和非政府组织所扮演的角色的发展，则取决于全球传播中公民这个概念所受到的挑战的程度，以及全球性的风险和由此诱发的人类“道义”危机的程度。结语

肇始于经济全球化的全球化浪潮挟着巨大的威力席卷全球的各个角落，全球化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众多方面的复杂的、多元的、开放的、矛盾的发展过程，一个世界逐渐结合成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整体体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三种国际行为主体日益清晰地活跃在世界舞台上，他们分别是跨国公司、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三者存在的目的不同，代表的利益各异，采取的政策也不一样，但三者之间却又互为基础、互相协调、互为中介，因此，这三种力量之间始终处于既合作又冲突的利益博弈之中，利益博弈的结果就是新的世界格局的出现。这种崭新的格局反映到传播领域中，就是以互联网和手机为核心媒介的全球传播的出现。在全球传播中，国家层面的传播在萎缩，跨国公司的意识形态得到张扬，一些非政府组织倡导的全球公民社会理念得以扩散，网络个人主义开始盛行，个人与世界的联系成为可能。〔杨伯溆系北京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瑛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讲师〕

韩中日近代报业中西方信息观的比较研究

在东方，近代报业（The Newspaper Press）从诞生到形成规模，再到广泛运用于实际生活，主要出现在19世纪。这一过程开始于中国，然后传到日本和韩国，前后历时约一个世纪。19世纪，除英语传入东方国家外，同时传来的还有西方的“Information”。经过多方考证，西方的“Information”，“Intelligence”在中国被翻译为“通知”、“信息”，在日本翻译为“通知”、“报道”、“情报”，在韩国翻译为“信息”、“报道”、“情报”等。然而给这个单词找到最为合适的对应翻译却耗费了相当长的时间。

东北亚地区近代的报业和信息的关系，并不是单纯地用西方媒体的现象就可以解释清楚的。由于当时一直延续着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东方意识的影响，这一地区近代报纸和信息，呈现出各种各样不同的形态。经过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在东北亚三国，“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被运用到实际生活中的过程，其实和信息在西方现代社会形成、运用的过程，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东方早期近代报纸产生的情况，如果按“Information”的英语字面意思进行翻译，或者原封不动地借用西方的报纸观，就会导致东方人和东方社会必须拘泥于西方近代性的条条框框，从而陷入文化从属的困境中。因此，关于信息化（Informatization，Informationalization）的问题，我们不但需要本着东方自主性的原则，对其进行再评价，同时还需要在接受西方信息观之前，对我们固有的文化土壤形成的信息进行重新认识。

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是将韩、中、日三国的近代初期报纸中所接纳的西方信息观，以文献为中心进行分析，并以此来推测当时的报纸和信息概念的实用性，从而分析西方的“Information”意义中以“to inform”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理念，以及在东方信息和近代报纸同时产生的现象。论文的研究对象是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在韩国、中国、日本发行的近代报纸的具体内容。

在本论文中，笔者要探讨三个领域的问题：1.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近代信息观在东方报纸诞生的过程中，逐步被接受的现象；2.随着西方近代信息观向中国和日本的传播，在近代报纸中出现的几种翻译版本并用的现象；3.在韩国吸收近代思潮和韩国初期近代报纸的构成上，西方信息观的接受情况。西方的信息和报纸：扩散模式（Diffusion Model）

为了很好地理解近代报纸和信息的关系，首先我们要考察一下构成报纸的两大要素，即新闻和信息的关系。其实，新闻（News）出现的时间比报纸要早，主要由口传新闻和信息构成，报纸和新闻的关系，并不是报纸创造了新闻，而是新闻创造了报纸（Emery，1978）。新闻是为了区分收集处理信息的前因后果和公告最新的信息而产生的用语（Emery，1962）。新闻是为了和公众共同享有，因而以公益作为主题的新型信息（Stephens，1997）。综合这些众多学者的意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构成报纸的新闻的本质就是信息。

在西方近代报纸的产生过程中，信息的传播是随着信息要求的增加，和人类社会的觉醒同时产生的。信息的产生不但使得各种传阅和流通能够顺利地进行，并且使得由市民的参与所构成的自由主义理念也随之形成。英国曾经在17世纪尝试将出版自由制度化，而这种尝试也是源于对信息传播的重视（Siebert，1952）。西方近代报纸重视信息的传播，其渊源在于希腊罗马时代，但是在实行了宗教改革以后，随着现代社会的出现，诞生了强调以“to inform”为主要传播形式的新时代。英国的近代报纸作为以传播新闻的信息为中心的媒体，接纳了公众意见，从而使得舆论的体制进一步扩大（Sommerville，1996）。

英国印刷业扩展为新闻业的过程，是信息和近代报纸的关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从17世纪20年代开始到1688年，在采用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的政治改革过程中，欧洲出现了所谓的光荣革命，需要通过向民众发行“Corontos”等各种印刷品来传达议会的意思，从此，新闻以定期刊物的形式大量发行。当时，信息对于市民来说是十分必要的，Coranto（=Current）这一媒体的出现，使长期持续地传达信息成为可能（Sommerville，1996）。

Andrews（1968）将英国的近代报纸从信息的基础上，扩展为公众意见。Andrews认为这一报纸性格的变化与向着市民社会的变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英国，信息和近代报业的关系最好地验证了欧洲市民社会的成立和信息的关系。印刷术的普及和宗教改革一道成为促进被统治阶级觉醒的最好契机。英国的近代报纸是由印刷术、政治性、市民社会、市民哲学（自由）等之间不同的关系构成的。印刷术的价值重点是人类启蒙和确立了基于社会自由和平等的共同观念，这两点共同决定了报纸的存在形式。

如果我们不将市民社会、信息和意见联系到一起，就无法理解近代报纸的含义。报纸的开始是因为印刷术的出现，1640年市民战争之后，为了满足那时形成的市民阶层的要求和传达信息而产生了“News Letter”，“News Book”，“News Sheet”，“Broad Sheet”，“Tract”，“Pamphlet”等形式的印刷物。这些刊物的出版和传阅逐渐变得更为多样化，甚至达到了2亿种。在他们的封皮上我们频频看到“Mercurius”，“Information”，“Intelligence”，“Intelligencer”等字样，而和以“News”为名的报纸相比，更多地是以“Information”为名（Raymond，1993）。

就像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那样，近代报纸在市民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主要是以知识和信息的传达为主，并将此发展为一种传播模式。从传播模式的角度来看，西方的信息其实包含着两种含义：一种是立足于“to inform”的传达行为，另一种就是其构成内涵。中国的洋务/变法运动和报纸的信息（Information）

1.林语堂的近代新闻观：“Information”（信息）

对中国报纸起源的研究和对中国报纸的研究分为两派，一派是从意见（或者公众意见）的视角来考察的意见论，另一派是从信息角度和信息、消息角度考察的信息论。林语堂的近代新闻观可以充分印证我们这一观点，许多研究西方的学者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力的根据。林语堂在《中国报业及民意史》中将1895～1911年称为中国新闻发展的黄金时期，并阐明了表达“民意（Public Opinion：不使用‘舆论’这个单词）”和传达“信息（Information）”的媒体即为中国的近代报纸这一观点。（Lin，Yutang；1936）

林语堂的这种新闻观被后来大多数的研究学者所继承，他们都在自己的新闻观上继承了“Information”（信息）和“Opinion”（意见）这一观点。戈公振（1928年）在《中国报学史》上将报纸定义为“报纸者报告新闻，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而刊行者也”。戈公振其实是将“报告新闻”=“消息传达”确认为“公告性”，将“普遍性”确认为“舆论形成”。将信息解释为“to inform the news”，“揭载评论”=“Opinion，或者Public Opinion”。这对于近代新闻观的设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不明确“News”和信息的关系，在探索报纸的渊源时，新闻、信息，消息、信息的概念就会变得很模糊。

萨空了（1943年）在《科学的新闻学概论》一书中将报纸的报道行为从言论的角度上进行解释。布里顿（Roswell S.Britton：百瑞华）（1976年）在《中国报纸》（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中，从信息的角度考察了西方报纸的诞生，却没有从这个角度考察中国报纸的诞生。吴光仁（1996年）的《上海新闻史（1850～1949）》中，从“News（新闻）”，“Information（信息）”的角度，探索了上海报纸的发展史。方汉奇（1997年）以“News（新闻）”，“Information（信息）”，“Speech（言论）”为中心，从信息和意见二元性构成的角度，探索中国报纸的渊源和历史进程。

密特勒（Barbara Mittler，2004），在研究中国《申报》的著作中，将报纸的特性定义为传达新闻的信息和表达舆论（Public Opinion）的声音。他指出，报纸为了唤醒广大的读者而提供各种各样的娱乐，使读者能够进行评论，并参与整个社会。

综述以上学者的见解，不难发现，有的学者从信息和意见合二为一的二元角度，有的从意见为中心的言论角度考察中国近代报纸的构成。舆论是市民社会所形成的公共意见的形式，所以也可用意见（Opinion）的意义去解释。

2.基本信息行为和现象（1）在一般的文献当中，“Information”概念的使用“信息”、“消息”、“音信”、“声息”、“通信”、“通知”等词都是与“Information”意思相类似、存在共性的词汇。下面的数字统计，罗列了一些使用中文词语表达信息的词汇使用频率，由此我们可以对使用的情况进行一下推测。（《中和传世藏书》的CD检索结果频率统计）“信息”系谱词汇检索表（2）《易言》《易言》一书中“消息”和“信息”两词是分开使用的，这说明当时已经意识到“Information”就是信息的意思，这在《论火车》和《论电报》中都能够找到使用的例子。此书，在19世纪80年代被翻译和介绍到韩国。

3.近代报业的产生和西方信息观的应用（1）新文明接触期

新文明接触期是从1810年开始，由西方的商人或者传教士带头，首先发行杂志，另一方面也试图发行报纸，通过向中国人传授以西方科学技术为代表的文明知识和基督教精神，从而唤醒中国人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西方近代社会性的觉醒并没有被广泛传播。原因是清朝政府闭关锁国和夜郎自大，极力排斥西方思潮。

在中国，西方人分别使用汉语和外语发行杂志，其核心内容为：（1）探讨打破清政府禁止传教政策的方法；（2）由于贸易往来而增加的商业信息交流；（3）对西方科学知识的宣传等。从1844年开始，清朝实行宗教自由政策，教会的传教活动也变得自由起来。

西方人在中国兴办的最早的中文杂志是1815年以宣传基督教内容为核心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The Chinese Monthly Magazine）。懂得出版知识的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为躲避中国人的监视，在马六甲海峡发行了这一报纸。此后，直到19世纪50年代末期，外国人兴办的中文杂志，主题主要涉及宗教、历史、科学、商贸、时事新闻等内容，并在马六甲海峡、广州、香港、上海等地陆续发行（车培根，1985年）。

我们将这一时期以传教士和商人为首的外国人在中国发行的报纸和杂志中发现的中国的社会动向和信息联系起来，可以发现产生于原有的文化意识形态下的中国信息观和产生于西方市民社会的西方信息观，是完全对立的状态。所以在这一时期，所谓中国式的近代报纸的发行并没有付诸于实践。（2）反西方反封建时期

如果说新文明接触期是外国人创造的西方现代性首次登陆中国的一种尝试，那么反西方反封建时期则发展成为主动采用外语或者汉语发行报纸，并传播新闻的时期。鸦片战争以后，清朝被迫开港，英、美、德、俄、日等国都与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各种各样的出版物也被介绍到中国来。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中国人认识到发行报纸的必要性，同时意识到信息传播和意见共享的必要。

这一时期，一方面，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大量发行杂志；另一方面，周报和日报的发行使得定期刊物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外语或者中文报纸有的一周一次，有的每天发行，其发行的地点也被扩大到香港、上海、天津、汉口。据统计，在上海共有11种英文日报和周报出版发行，还出现用德语、法语、日语发行的报纸。这一时期，很多的通讯社陆续成立，这进一步促进报纸提供信息的功能，即，报纸的信息传播功能更加增强。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存在对内对外的双重矛盾。为了抵抗西方政治统治势力的扩张和西方教会的传教，反对原有封建体制、实行以民众为中心的民族改革成为这一时期最为显著的现象。（3）独立自主时期

独立自主时期，是中国人自身觉醒，进行洋务运动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摆脱了过去一味依赖外国人发行报纸和杂志的状况，通过自身的觉醒，期望实行洋务运动，并试图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发行报纸。独立自主时期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到1911年结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大城市，只有少数几个中国人发行报纸的时期；后期是1895年以后，全国范围内人民的社会性觉醒得到扩大，强调社会性的刊物大量发行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报纸主要报道行政机关的公告等，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并且人民的参与逐渐扩大，报纸传达信息的功能更加明确。

独立自主时期前期的一个显著现象是：和公众意见相比，中国人主动兴办的报纸中，信息传播的特点更加明确。随着封建社会走向末路，主张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洋务派进行了一系列恢复自主性的活动，在这一社会环境下《循环日报》、《汇报》、《新报》、《广报》等陆续创刊。这一时期报纸的创刊活动主要依赖于曾经到西方留学，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文化，或者在中国国内大量接触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而进行的。报纸更加以信息为中心，并被许可在清政府允许的范围内自主编辑。

独立自主时期的后期，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中国战败后，为了反对签订《下关条约》，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中心的知识分子宣传变法，希望通过激进的社会改革来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可惜的是，为实行改革而进行的“公车上书”和“百日维新”，经历了短暂时间就被迫拉下了帷幕。1911年，清政府宣告灭亡。1912年，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创建了中华民国。在这一时期，中国人的自强精神体现在：外国人发行的外文报纸和中文报纸中都具备了中国式的以信息和意见为中心的体制。西方的信息观和新闻观曾经与中国的国情相冲突，但是通过这一个世纪的实践，中国的近代报纸真正进入了中国式风格逐步形成的时代。

两千年的封建统治结束以后，革命的氛围逐渐高涨，各种传播信息和表达民众意见的报纸也大量出现。张之洞在1898年创刊的《劝学篇》中，着力强调了端正的信息传播和中国觉醒的必要性。

经过以上三个时期政治、社会、文化本土化的变迁，自主的近代报纸在中国扎下了根。信息的中国本土化变迁，经历了从杂志到报纸，从以外国人为中心到以中国人为中心，从统治阶级参与到被统治阶级的参与，从启蒙民众到人民积极参与进行改革的一系列变化过程，前后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终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日本的文明开化和报业

1.福泽渝吉对“Newspaper”，“Society”，“Information”的翻译和定义

在日本，知识分子的执笔、字典上的定义、翻译等，能够极好地说明西方信息观在一个世纪里的运用情况。日本的文明开化理论家福泽渝吉将西方文明同日本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相结合，在确立文明开化的政策论基础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当时的日本，福泽渝吉通过个人的执笔写作活动，揭示了“Newspaper”，“Society”，“Information”三者的关系。福泽渝吉从1866年开始到1869年撰写了《西洋事情》、《西洋事情外篇》、《西洋事情Ⅱ篇》、《文明论之概略（1875）》，将“Society”翻译为“人间交际”，使用“人世”、“世”、“人间”等词汇，而不是“社会”。1876年，在《劝学篇》一书中，将“社会”作为和今天同样的意义使用。在1879年发行的《民情一新》当中，不但使用了“社会”，而且认识到“民”的意思有西方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中的人民（People）、民众（Popular）之意，但是缺少公众（Public）的意思。在日本，直到1870年，“社会”才被确定为今天使用的意义。而在此之前，一直被译成各种各样的词汇。（徐惠英，2003年）

福泽渝吉对于“报纸”和“Information”的认识可以从他的《华英通语》、《西洋事情》、《民情一新》等著作中看出。福泽渝吉1860年到美国旅行时，在洛杉矶购买了一本中英词典《华英通语》，回国后用了3个月将其翻译成《增订华英通语》一书，并发行出版。在《增订华英通语》一书中，“Information”被翻译为“通知”，“to give intelligence”被翻译为“报信”，“Printing Press”被翻译为“印书架”，但是对于“News”和“Speech”的翻译却没有。在《西洋事情》（1866年）中，对“报纸”、“传信机”的解释中使用了“消息”一词，虽没有使用“情报”、“信息”等词，但我们可以从其例子上推定出“Information”之意。

在《西洋事情》的《报纸》一章中说，“所谓报纸就是创办报社，探索新的事情，并将这些记录下来，向世间报告”。并且指出“向世间报告”、“描述世间的情况”的行为就是传达信息的行为，即“to inform”。从福泽渝吉在这里使用“世间”这个词可以看出，在那时，他的“社会观”还没有确立。《传信机》一书指出，西方通过海陆纵横世界，“报道消息，通过消息和千里以外的人进行对话”，而且“在远隔17～18里的距离，通过线，报告两国政府间的消息”。在这里“报道两国政府间的消息”就意味着信息的传播。

在《民情一新》的第三章《蒸汽船电信印刷邮政四者是19世纪80年代发明科技影响社会情绪的一把利器》中对“Information”的叙述，可以看出他已经明确理解了信息的正确意义。福泽渝吉在《增订华英通语》（1860年）中，将“Information”翻译为“通知（告知）”，而在1901年才造出“情报”一词来表示“Information”的意义。日本对信息正确认识的体系，也可以从对西方报纸的理解中看出来。一篇阐述报纸起源的文章中指出，“新闻信”就是日本地方的贵族或者富豪雇用中央新闻记者，收集中央的“情报”，并执笔书写发送的。当时的“Intelligence”或“Information”显示了报纸的构成（杉村广太郎，1929年）。新闻的定义也是采用雷文斯（Helen Leavens）的观点，即新闻是“Inform，Entertain，Shock or Thrill”，在这里Inform指的是通知、告知、报道等的“Information”（杉村广太郎，1929年）。

日本对于西方信息观的采纳，发生在吸收西方近代文化的过程中。日本正确观察了西方国家以西方现代性为基础的帝国主义政策，并将其运用到实际中。对比信息被译为“情报”的前后两个时期，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社会时代的变化。信息被翻译成“情报”以后，在政治军事领域和报纸上分别使用两种不同的翻译方法。前者原封不动地翻译为“情报”，后者则将其译为“报道”。信息和情报混用，具有收集谍报，并进行报告的特点。报道是根据英语“to inform”得来的，主要抓住它“通知”、“告诉”的特点来翻译并实际运用。作为报纸编辑行为的“报道”，就是依据于此。在日本的文明开化过程中，这两种意思被很明确地区分使用，报道被扩展到新闻和言论，新闻以信息为本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归根结底忽视了报纸的信息特性，单纯强调了言论的特性。

我们可以从后面的日语字典中推断出这两种意义并存的有力根据。但是太平洋战争失败后，日本重新将以谍报为中心的情报概念缩小化，重新构筑了以大众传媒为中心的信息观。在日本，各种各样的信息论被翻译和介绍，1963年诞生了比西方更为先进的立足于信息的“信息产业论”。

2.日本与词典中的“Information”，“Intelligence”，“News”翻译

福泽渝吉1860年从美国旅行回国后，将在洛杉矶购买的中英词典《华英通语》在3个月内翻译成了《增订华英通语》，并出版。在这个字典中，“Information”被译为“通知”，“to give intelligence”被译为“报信”。“通知”是英语动词“to inform”所对应的名词“信息”的直译，通过字典上的定义，我们可以将其解释为古典文献观点，即英国及欧洲大陆的大多数国家，在1620年以后尝试近代报纸出版所设定的信息观。

如果从后面的字典来看，1870年的意义还是从语言构词上不太规范的一种尝试。随着时间的流逝，信息形成了“情报”和“报道”二元性。

3.西方信息观的吸取和报纸

随着西方文明主义向东方的传播，日本对于西方现代性的尝试，可以说是打着文明开化的旗号，推进同化政策。这在锁国和开放方面，需要和中国在不同的角度进行解释。中国一方面维护原有的封建体制，另一方面维持和面临着西方现代性进行的挑战，前后历时一个世纪，最终改革为民国体制。与此相反，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自发地接受了西方的现代性，采取君主立宪制。为了发展成为文明国家，对比了文明和野蛮的事例，从而强调文明主义的优越性。明治时期（1868～1912年）正是实践这种文明开化的时期。

日本对于西方现代性信息思想的接纳，是在明治维新以后，这可以从报纸和杂志中日式信息思想的形成中看出。在日本，信息的翻译起初为“通知”，在使用这个词40年后，终于在1900年初开始使用“情报”一词。与此相反，在中国和韩国所使用的“信息”，在日本却没有被使用，在字典中也没法找到它的印记。在日本“Information，Intelligence”被翻译成“情报”，并被实际使用，所以在叙述日本的信息现象时，常常使用“情报”这个字眼。《读卖新闻》（1968年）在《明治100年和近代史》特辑中明确指出日本近代新闻的性格，其渊源就是“情报”的传达，并指出，其开端是从翻译西方报纸及杂志开始的。明治政府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近代报纸对国家主导近代化所起到的作用，制定了加强扶植国家主导下的报纸的制度。在西方，从绝对权力的时代开始，在向市民社会进行改革的过程中，一直贯穿着信息的认识革命。信息被报纸所采纳，以近代报纸的形式固定下来。市民的参与被扩大，意见空间被确定为舆论，是一个普遍情况。

明治维新以后，由于西式同化政策的影响及向着市民社会的转变，杂志和报纸也在政府保护和控制并行的国家干涉主义理念下成长起来。西方近代报纸以信息和意见为本质的传统在日本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存在的呢？为了解释这一点，我们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近代报纸和信息观的关系，分成开港探索期、“意见”育成期、“报道”觉醒期三个部分来进行说明。（1）开港探索期

日本近代报纸的诞生是在德川幕府时期的国际贸易和明治政府改革以后。日本不断吸收西方文化，历时44年，改革成为以帝国主义为中心的现代国家。随着官版海外报纸的发行和对外进行保密、对内实行藩制体制，“新闻（News）”这个字样应运而生，它最为核心的机能就是提供海外信息（金载泓，2000年）。

1869年政府颁布《新闻纸印行条例》，控制报纸的发行，并指出“不得随意批评所有的天灾地变、物价、商法、政治（政法）”，而且要切记已经确定的意见一定要符合舆论的规定方向。初期报纸一切以意见为中心。1871年重新修订的报纸条例中是这样规定的，“报纸应该以开发人的知识为主要目标，文章要通俗易懂，不要使用偏僻字或者难懂的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日本近代报纸的新闻观已经向民众启蒙的方向转型。在日本，近代国家新闻观是为了适应采纳国家主导的意见甚至舆论的目的而设定的，并从启蒙民众的角度传播知识。

明治初期，日本出现了一段混乱期，产生了很多左翼报纸。在控制这些左翼报纸创刊的同时，《海外新闻》、《每日新闻》、《新闻扎纸》、《东京每日新闻》、《邮便报知新闻》等10余种报纸陆续创刊。为了启蒙民众和普及报纸，日本政府设立了报纸海外会、报纸纵览所等机构。1873年（明治6年）之前，发行的主要重点放在普及知识的杂志上，而不是报道事实问题的杂志上。（金载泓，2000年）在报纸普及的同时，杂志也开始尝试创刊。这一时期，吸收西方知识以教育人民的任务全都交给了报纸。在日本，近代报纸就是从翻译西方报纸和依靠政府扶植成长起来的。

日本近代报纸发展初期，在以新闻传播为中心的信息基础上，翻译和介绍外国报纸。而为了适应体制改革，日本人自己创办的以民主为基础的报纸还没有形成自身的特点，只是停留在试验阶段。

明治维新后约十年的时间里，武士经济的特权完全解体，同时固定的身份制度也随之崩溃，相反以能力为主的贫民的参与扩大了。1870年，所有的非武士都被定义为法律意义上的平民，并将其作为一个法律词汇。这种意识的转变意味着日本已经吸收了西方“市民社会”的思想。从1880年开始以民权运动为中心的政治辩论扩大化。1889年明治政府制定宪法，国家采用天皇制，成立帝国议会，设立公民教育体制，迎来了臣民可以参政的西方欧式制度的试验期。

明治维新运动家们的主要目的在于成立“国民国家”，但在欧洲“国民”和“人民”是一个有区别的概念，在日本二者都是从“国民”的角度进行定义的（21世纪情报战略研究所，1994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明治维新下的自由民权运动其实是为了实现国民国家的一种改革，而不是市民社会（或者人民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固守闭关锁国政策的幕川政府时代到开放的明治维新时代，我们可以将日本从现代民族主义国家制定理想的整改政策角度进行解释。（2）“意见”育成期

为了实行明治政府的改革，报纸活跃在各种各样的公论场所，并日益普及。民权派报纸主张早些设立国会，与此相反，官权派与政府统一步调主张逐渐设立国会。《东京每日新闻》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报纸的言论不断激化，逐步扩大为对政府的攻击。因而报纸条例规定可以中断报纸的发行，并设定“不敬罪”、“官吏侮辱罪”、“名誉损害罪”等以控制言论，这种状态一直持续至1875年。

为了反对报纸政治评论这一特点，于1875年前后出现了小报纸，内容以幕府时代的封建文人针对时事、评论、娱乐等为主。

明治时期，这种以民众意见为中心的政论报纸又叫做小报纸，十分发达，这也成为了“言论”确立（日本报纸称作为以语言文字为中心的意见表达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政党活动扩大的情况下，实践“言论”的以民众意见为中心的政党报纸上的政论内容也随之进一步扩大。19世纪80年代前期，共有三个政党成立，同时支持这些政党的党报分别为：自由党3种、改进党4种、财政党4种、中立界2种，这些更加深化了报纸接纳舆论的功能。政论报纸带有商业主义的色彩，为了达到新闻的时效性，也有开发信息特性的概念，但是到19世纪90年代，政党的党报形成了一种新的体例。

明治政府曾经采取了欧洲内阁制（1885年），并于1889年制定了明治帝国宪法，这引起日本的政治辩论和民权运动，促使报纸的意见特性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由于天皇作为最高权力象征的君主立宪制得到东方式的实现，通过国家对报纸的扶植和控制，意见逐渐成为报纸最主要的特性。“言论界”、“言论人”、“言论机关”这些概念，是立足于报纸的意见功能和舆论功能产生的。虽然“报纸一定等于言论”这一概念从来没有明确过，但将报纸、广播等大众媒体和言论划等号的认识却一直遗留至今。（3）“报道”觉醒期

英语的“信息”传到了日本，并运用到报纸上，同时确定了报纸的报道行为，即“to inform”。但是迄今为止，日本实行以民众参与为基础的信息的条件并不充分。作为信息的新闻，其特性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其原因是，在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体制下，不断强化封建大家长制，在信息的国家控制和体制的框架下，强化自主规范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一点在报纸发展上也有所体现。国家主导型启蒙模式实践的主要目的是向民众传授知识，促进国民的启蒙，然而民众并非是自己“获知（to know）”，而是“被告知（to be informed）”，集中地接受以政府为主导的西方理想主义的传播。过去，我们一直将“to inform”定义为“报道”，直到今天，它依然是我们报纸编辑的传统，并逐渐在无形之中被大家看做新闻的中心。

但是进入20世纪初期，在以列强为中心的帝国主义国家关系和战争中，曾经试图开发的以报道的时效性为中心的信息机能再一次得到发展。20世纪初，由于战争、革命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我们又迎来了信息觉醒时代，这是因为报纸迅速传达信息的时效性特点在这一时期得到有效的体现。新的国际关系逐步确立，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利益冲突，接连发生了俄日战争、中日甲午海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报纸的信息机能被定格为“报道功能”。它们不把报纸的信息叫做“情报”，而是把它确定为“报道”，这时，原来的“情报”一词被单一地演变为以机密和谍报为基础的词汇。20世纪初以前的日本报纸，从以意见为中心，到加入信息，发生了二元性的演变。日本将报纸确定为“言论”原因有三：（1）国家开化需要知识启蒙民众；（2）日本在报纸诞生之初就形成了以意见为中心的编辑风格而非以信息为中心；（3）“信息只是一种报道行为”的新闻观的确定。

在日本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国家一直扮演着积极主导的角色，为了吸引舆论使明治政府的改革能够更加体系化，报纸被打造为一个吸收舆论的公共场，报纸的民众意见机能逐步强化。与报纸的意见机能逐步强化所不同的是，信息的社会实践相对地变得更加消极。日本向市民社会演变的过程和英国相比完全不同。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这并不是一种近代报纸与市民两者友好往来的关系，而是尝试通过引入发达国家发行的近代报纸，来逐步构筑市民社会。在这一过程中，英国最先从信息需求时代转向意见需求时代，并且对报纸的言论机能进行了有效的开发。与此相反，日本首先开发了报纸的言论功能，这样一来，信息机能就被耽搁下来。在市民社会形成的过程中，信息不是自然而然地醒悟和被接受的，而是因为战争和国际关系以及国家的文明开化，不得不以获取知识为中心，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构成了信息的形态。这也是英国报纸和日本报纸，信息所占地位存在根本差异的原因。韩国的近代报纸和信息

1.基础信息现象：新闻、信息、情报

从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信息最基本的现象就是，可以通过被组织的句子和报纸上出现的案例，或者报纸编辑的倾向来解释。

信息的最基本范畴是“to inform”，与之相对应的汉字是“报”字。“to inform”是一个包括范围很广的意义，但是作为一个汉字，它的意义却十分精确，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和很多汉字组成单词被使用。举个例子，在《朝鲜王朝实录》一书当中，“驰报”、“申报”、“通报”、“边报”、“急报”等都是同属于“to inform”意义体系的词汇。

以媒体传达信息的方式相当于英文的“News”，而“News”也就是“新闻”的意思，我们也可以找到很多“新闻”的用例。《朝鲜王朝实录》中，中宗、先祖、壬祖实录中，都分别使用了“新闻”这个单词。在这里，“新闻”并不是我们以前就一直有的信息，它意味着“新的信息（New Information）”。此外，“消息”、“所闻”、“风闻”、“音信”、“书信”、“通信”等词都是在开化期的报纸上广泛使用过的词汇，它们的意义都与信息的意义相接近。“信息”和“情报”也是从中国和日本传来的，其实在开化期使用这个单词之前，我们便可以在先前朝鲜时代的史料中找到它的用例，而且那时就已经包含了我们在近代使用的意义。

在《朝鲜王朝实录》一书的孝宗、先祖、顺祖、高宗实录中都可以找到使用“信息”一词的例子。特别是高宗二年（1884年）关于邮政局设立的记录中，“信息”指的是西方近代信息的一个词汇。其实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很早就出现过，例如中国的《易言》，它所使用的“信息”一词和俞吉俊在《西游见闻》中使用的信息是同一个词汇。此外，依据信息的意思，我们在《朝鲜王朝实录》中可以找到“朝报”、“邸报”、“奇别”、“通气”、“声气”、“音信”、“传信”等词汇。

2.在字典当中“信息”的意义

信息观之所以能够在韩国落地生根，是因为：（1）从以中国为中心的汉字文化圈，转变为以日本为中心的西方开化文化圈；（2）日本帝国主义时期的殖民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时期日式的文化开化；（3）开化派出身的知识分子作为近代化的先导；（4）排斥中国汉字式的词汇和强调完全使用韩国文字等。文明开化，使文化、社会、市民、工种、自由意义的词汇和报纸、新闻、信息、情报等词汇同时出现。其中一部分在当时的字典中还可以找到出处。“信息”开始被翻译成“情报”，这是受日本的影响，将英语、日语、韩语三者联系到一起，以字典为中心，我们可以推断出其原有的形态。信息的韩国语翻译，可以从1890年以后出版的字典中，找到根据。·《韩英字典》（1890：Harace G.Underwood）inform：告，报information：使知道，传闻news：消息，传闻newspaper：（*字典上没有记载）·《韩英字典》（1890：Horace Grant Underwood）报：to carry news消息：news，the news，rumor，report通气：to communicate with，to answer，to tellinform：告，报information：使知道，传闻news：消息，传闻·《韩英字典》（1911：James S.Gale）通奇：news，tiding，report消息：rumor，report，news通知书：written information通知：to report，to inform

3.报纸/文献“信息”应用案例（1）尹致昊（Yun，Tchiho）的英文信件和英文日记

如果以收录在尹致昊书函集中的信件为根据的话，“通知（to inform）”不但被频繁地使用，而且使用信息一词的信件就有3封。尹致昊在上海用佚名给朋友写的信中，明确地阐述了报纸和信息的关系，其内容的意义非常深远。据推测，这是作为韩国人使用信息一词最早的文献。因为当时韩国文字中还没有“情报”一词，所以如何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这个词语，是需要反复比较和掂量的。在《独立新闻》创刊号的社论中，信息这个词汇也被使用过，但是尹致昊使用这一词比《独立新闻》早了整整10年，并且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下面就是尹致昊于1885年6月5日写于上海的这封信。信中他使用了“信息”这一单词，并且在信中阐述了报纸和信息之间的关系，这一时期，无论是朝鲜，还是日本，都没有出现将“信息”等同于“情报”使用的情况。

“I remember you told me once that you wished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China and its people.I cannot，however，give you much information further than that China is an old country，and has a great extent of territory with a large population.I am sorry that at present you are not able to read the English or the American papers which would give you most useful information of the daily events in the enterprising world.”（2）徐在弼（Philip Jaishon）的《独立新闻》英文版和“信息”

在徐在弼的《独立新闻》英文版中，“信息”一词的使用频率，包括新闻报道和公告订阅报纸的固定广告，超过300次（朴基成，2003年）。通过下面的内容，我们可以更加领略到徐在弼立足于信息传达这一特性的新闻观。在《独立新闻》英文版创刊号的社论中，徐在弼使用了传达“Accurate Information”这一英文单词。在当时，韩国对日本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中国，因此信息一词不再翻译为中文式的“信息”。（3）裴说（Bethell）的《大韩每日申报》和“信息”

裴说创办的《大韩每日申报》也使用了信息一词，从社论和新闻报道中，我们发现，信息一词一年（1903～1904）使用30次左右。如果考虑到裴说本身就是一个英国新闻工作者，他理应了解英国原有的信息观，因为到那时英国人已经积累了将近300年的经验。

1910年韩日合并以后，韩国进入了30年的日本殖民时期，从1914年开始发行的《大韩每日申报》，在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进展情况时，频频使用“情报”这个单词。在《大韩每日申报》的英文版（1904年8月至1905年3月）中，通过“information，to inform，to be informed，informant，informed（adjective）”，我们可以看到使用信息的印记。据统计，信息的使用次数（包括新闻报道、社论和广告）最少有25次。（4）报纸的定义和“Information”《汉城府新闻局章程（188？）》中，对报纸，是这样定义的：“所谓新闻公报就是有志向的人们设立公司，探索和记载新发生的事情，并且向世间公布的一种书面记录……”这里所说的新闻公报指的就是对新闻进行公众报道的公众信息。在这里，“公”指的是组成社会的公众，信息来自于“通告信息”。所谓“探索和记载新发生的事情，并且向世间公布”，指的是记载新近发生过的事情，并公诸于众的意思，在此它最终的目的放在“为了使人民耳目一新，所以一一记载发生的各种事情”上面来。从这里可以看出，报纸的定义其实是依据西方传统近代新闻观的本质，即向公众“通报信息（to inform）”进行的。

上述内容便是在韩国，立足于信息观，对近代报纸的最早定义。后来在韩国出现的《汉城旬报》和《汉城周报》在编辑和发行过程中，虽然没有能够像西方的近代报纸那样，实现报纸的大众性，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它完全考虑和采纳了近代的信息观。但从当时并没有将其称之为“报纸”，而是将他们称之为“新闻公报”这一点，可以看出当时报纸所具有的国家主导的告知和通知的性格。

俞吉俊的新闻观不仅仅从《汉城府报社章程》中可以看出，在他自己撰写的《西游见闻》中，也可以找到印记。在第17篇《报纸》论一文中这样写道：“报纸，是众人组织一个公司，设立一个报局，探索一些世界上新发生的事情，并将它们写成文章，向天下所有的人予以公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是立足于西方近代信息观来定义报纸的。据推测，这种新闻观，大多是受了日本福泽渝吉的影响。因为福泽渝吉在他自己撰写的《西洋事情》一书中，曾对报纸进行了很深刻的探讨。俞吉俊的这种观点在他制定的报社章程中，被大部分采纳。（5）文献和报纸的“信息”应用案例《易言》一书从中国传入并被翻译（1880年）成韩文，在“论火车”、“论电报”中，曾使用“信息”一词，表达信息的意思。俞吉俊在《西游见闻》的《电信机》中将“Information”写作“信息”。《汉城旬报》、《汉城周报》和《皇城新闻》中，“信息”是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使用的词汇。在《汉城旬报》中，“信息”主要使用于军事通报方面。在《电报说》一文中，这样写道：信息用于通过电信手段传达消息。1883年，在新闻报道“珲春信息”、“法国军信”中，使用了“信息”一词。1884年的新闻报道有“印度近报”、“英拟撤兵”、“电报说”、“禀受创述闻”、“曾钦使正眼”、“越南军情臆说”、“兵费译闻”、“越南要电”、“中佛交战”、“河内收复”、“谕旨恭录”等，在《汉城周报》中，使用“信息”一词的新闻报道有：“三皇高会”、“欧语杂俎”、“王余两委员抵新金山详述”等。在《皇城新闻》中，1898～1899年的新闻报道中，也曾经使用“信息”一词。

4.开化期“情报”的用例“情报”一词大概于1900年左右开始使用，它最初是由日本造的单词，后来被广泛运用到实际生活，但在韩国，“情报”一词的使用，我们可以在下述文献中找到根据。在《皇城新闻》中，使用“情报”概念的新闻报道有：“陵岛的俄国经营”（1899年12月5日）、“北清情报”（1900年10月18日）、“联合军方针”（1900年）、“义州情报”（1903年）等等。结论

在向西方“近代市民社会”演变的过程中，随着近代报纸的产生和西方的信息观向韩、中、日不断传播，基于各国不同的国情，他们到底以何种形态固定下来，为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本文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进行了考察和探索。韩、日、中三国直到18世纪，全都处于保守没落、闭关锁国的封建社会末期，从19世纪初开始，韩、中、日三国各自的封建体制开始瓦解，另一方面，由于西方现代性的渗透，韩、中、日三国都实行了改革开放门户的政策，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近代报纸在韩、中、日三国应运而生了。而西方近代报纸在实践基于社会契约论的自由、平等、人权和义务，并使其制度化的过程中，被固化为传递信息和意见的媒体，实践着自由主义的传统，在这一点上与东方报纸的产生有着不同的意义。

信息和意见在韩、日、中三国分别以不同的生态方式存在，因此，在本论文中，分别对韩、日、中三国进行考察。在西方的信息观传入之前，各个国家都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信息现象，并具有很长的历史，这一点我们能够找到实证，在各国名词使用的实际用法中很容易得到证明。研究结果显示，信息有两种情况：一是相当于英语单词“通报（to inform）”的含义，最基本的意义是“报”；二是在“通报（to inform）”的基础上，“News”被分为消息、所闻、音信等。随着西方信息观的传入，逐步翻译为“信息”（中国）、“情报”（韩国、日本），并在实际中得到应用，最终和报纸相结合，对推进社会改革，最终实行自由主义，产生很大的思想性意义。在韩国、日本、中国这三个东方国家，虽然对于信息词义的阐述，在其准确程度上一点儿也不亚于西方，但是西方是将重点放在信息身上，而且企图对其作出再评价。这种再评价是以建设以人本主义为主的市民社会为前提的。因此通过报纸，信息作用变得尤其重要，从而也成为了现代性的核心特性，为西方社会哲学的觉醒和理想生活的构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西方信息的这种特性和韩、中、日三国在近代化初期所体现出来的形态作比较，并对其原因进行分析。

17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从英国最先开始的市民社会的诞生，各种体例完备的近代报纸也随之出现，它不但满足了市民的知晓欲望，起到了一种通知的作用，而且市民还积极参与意见（Opinion）也就是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这从另一方面说明报纸的功能扩大到舆论吸纳方面，此后经过大约两个世纪的考验，在经历了自由主义和产业主义以后，传播到亚洲地区。至少在新闻实行商业化之时，就传到了中国、日本和韩国。

在中国，作为信息的“信息”获得了有效的说服力，报纸的发行量远远大于杂志，由于各种改革的实行和社会体制的动荡，中国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这一过程中，报纸逐步被赋予越来越艰巨的使命，信息逐步本土化，并具有了中国式的含义。中国近代报纸的特点是，由于西方的近代报纸和杂志在中国大量印刷发行，西方的近代性得以介绍到中国，它在同中国传统特性的不断冲突中得到不断积累，从1890年后期开始到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以信息和意见为根本的“人民（市民）”报纸具有了更加鲜明的色彩。

如果说中国经历的是一种矛盾冲突的近代性探索，那么，与此相反，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在对文明和野蛮范示的理解中，以一种积极的姿态拥护了西方的文明主义，而且实行了文明开化的政策，并在这一过程中，诞生了近代报纸。可以说日本把封建社会末期中国出现的一些社会秩序的混乱、国家的腐败当成了前车之鉴，因此在象征封建势力的幕府灭亡之后，就实行了开放港口政策，从而进行近代国家改革。

这种改革在明治政权的强压下得到了很好的推行，同时，报纸和杂志也适应这种政策应运而生，所以这一时期的报纸为了适应当时明治维新时期的一系列措施，将重心集中在了意见的公共领域的扩大，而不是信息的自由走向。后来，日本将报纸看做一种“言论”，这与中国当时的情况不同。原因在于，与实现西方的市民社会相比，当时的日本建立一种以议会为中心的国家主义更为重要。因此，在日本，比起信息，意见也就是舆论的采纳更受重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作为一个国家主义中心的舆论活动场，报纸形成了它最为基础的形态。20世纪初，复杂多变的世界国际形势，和中日甲午海战、俄日战争的相继爆发，使得信息受到了战争的利用，与此同时，对于信息的需求也大大增大，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的特性不得不重新定位。西方的近代报纸为了谋求民众的自由和平等，而使信息的共享成为报纸的本质，然而，在日本，报纸不是以民众为中心进行实践，而是在不断的战争中，得到觉醒，最终信息将其最根本的核心，聚焦到军队或者公共机关的“机密”、“秘密”、“谍报”上，而不是民众的共同享有上。因此，在各类报纸上，信息也被命名为“报道”，并从此固定下来，持续使用至今。

在韩国，报纸和信息的关系，到20世纪初大概有三个分支：第一，受中国的影响，使用“信息”一词，《汉城旬报》、《汉城周报》、俞吉俊的《西游见闻》中“电信机”，以及《皇城新闻》中，都可以找到大量信息的用例；第二，像《皇城新闻》，使用“情报”一词；第三，在以徐在弼编辑的《独立新闻》英文版为代表的英文刊物上，我们可以看到大量使用信息一词的事例。

在开化期，韩国一心立志要在政治上摆脱中国的束缚，因此将汉字看做封建社会的残骸，鼓吹使用简便易学的韩国国语文字——韩文。随着西方文化从日本不断涌入韩国，韩国对这些外来文化越来越依赖，20世纪初，“信息”逐渐在韩国消失了，社会上普遍开始使用“情报”一词。但是“情报”一词被用到报纸后，就转变成了“报道”的意思，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实现欧洲型市民社会的过程中，信息处于一种十分模糊的位置。然而，随后由于日本的影响，韩国逐渐接受了“言论”一词，并于日本殖民地时期，在日本的高压政策下，被强制要求使用，从而得到广泛普及。参考文献金载泓（2000）（译）（山本）：《日本大众传播学史》，汉城：communication books。俞吉俊全书编撰委员会（1996）：《俞吉俊全书》（I：西游见闻）。俞吉俊全书编撰委员会（1996）：《俞吉俊全书》（IV：政治经济篇）。李圭泰（1968）：《近代新闻的开化》，《韩国的言论》（第1集），第34～57页。文化公报部（1968）：《韩国的言论》（第1集）。丁日成（2001）：《福泽渝吉》，汉城：知识产业社。丁振硕（1987）：《大韩每日申报与裴说》，汉城：Nanum Press。丁振硕（1995）：《韩国舆论史》，汉城：罗南。车培根（1985）：《中国近代言论史》，汉城：罗南。夏庆镇（译）（2004）：《西游见闻》，汉城：西海文集。中国资料吴光仁：《上海新闻史》。方汉奇（1997）：《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方汉奇、张之和（1995）：《中国新闻事业简史》。萨空了（1943）：《科学的新闻学概论》。戈公振（1928）：《中国报学史》。黄天鹏：《新文学刊全集》。日本资料朝日新闻社（1929）：《新闻/话》。朝日新闻社（1930）：《明治大正史》（言论篇）。福泽渝吉（1898）：《福泽全集》。金子喜三（1976）：《新闻学研究》。读卖新闻社（1968）：《明治百年》。英文资料Underwood，H.G.（1890）：《韩英词典》.Yokohama：Kelly ＆ Walsh.Ltd.Andrews，Alexander（1968）.The History of British Journalism，London：Scholarly Press.Baldasty，Gerald J.（1992）.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New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Britton，Rowswell S.（1976）.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Taipei.Emery，Edwin（1962）.The Press and America，Englewood Cliffs：Prentice Hall，Inc.Emery，Edwin ＆ Emery，Michel（1978）.The Press and America，Englewood Cliffs：Prentice Hall，Inc.Harris，Bob（1996）.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the Press，Londo：Routledge.Lin Yutang（1936）.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Shanghai：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Mittler，Barbara（2004）.A Newspaper for China？Cambridge：The Harvard Asian Center.Raymond，Joad（1993）.Making the News：An Anthology of the Newsbooks of Revolutionary England（1641～1660），Gloucestershire：The Windrush Press.Siebert，Frederick S.（1952）.Freedom of the Press in England（1476～1776），Urbana：The University of Illinis Press.Sommerville，C.John（1996）.The News Revolution in England：Cultural Dynamics of Daily Inform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Stephens，Michell（1997）.A History of News，Fort Worth：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朴基成系韩国庆北大学教授；译者李民系大连外国语学院韩国语系讲师；校译者金恩净系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韩国语专业讲师〕

东亚文化交流的现代性及后现代性——“脱亚入欧”和“脱欧入亚”的混合状态以及文化共同体形成的方向

在20世纪现代化的过程中，东亚人民共同经历了西欧文化的传入。在肇始于日本的西欧化的现代化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成了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明治维新之后，福泽渝吉为了将日本从相对落后的亚洲文化带入先进的西方文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并致力于最终实现“脱亚入欧”。在此过程中，日本同韩国、中国一样，并没有刻意维护自己的民族个性，反而对自己本民族的个性予以否认，并更加努力向西方靠近。（姜尚中，1997年）

韩国、中国、日本因各自发展进程不同，对西方文化吸收的时期也有所不同。大体上，韩国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韩国国内战争之后；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正式开始学习西方文化。吸收西方文化是指，将西方社会看做最为理想的发展模型，并模仿西方的发展模式，以求最终使还处于“前近代社会的农民”发展阶段的东亚人民，转变为西方社会的“现代社会的市民”。全体的东亚人民，在这一点上，都经历了“表面上吸取”的共性。但是，通过此种方式吸取的现代性，从根本上来说是将东亚国家的现代化演变为一种“习得的现代化”，而不是我们理想中的“原生的现代化”。

韩国的西欧化的现代化，即19世纪后半期的对外开放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文明开化论”和“社会进化论”，其实就是通过西方文化引进的。“文明开化论”的引入以“社会进化论”作为根基，这使得韩国的自我意识、传统文明及“文明开化论”之间产生矛盾，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韩国的民族自卑，导致韩国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软弱姿态。换句话说，韩国19世纪末开化派的势力将朝鲜看做“开化的对象”而并不是“开化的主体”。（朱振伍，2004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西方国家中最大的霸权主义国家，这种对待西方文化模式的直接后果就是，韩国开始转而吸收美国文化。特别是在美苏对峙的冷战局势中，以美国好莱坞的文化产业为基础的美国文化，通过大众媒介形成了对西方世界的支配，产生了很好的效果。独立以后，韩国与日、中的文化交流曾一度中断。因此，韩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性文化交流的对象主要是美国。曾经效仿美国文化的日本，虽然并非正式，但间接地也成为了韩国引进文化的对象国之一。

在本论文中，笔者称以西欧国家为引入对象的东亚国家的文化引入模式为“现代的文化流动”（the Modern Cultural Flow）。所谓现代文化流动，根本上是维护“西欧中心主义”，减弱东亚地区文化的自律性和自主性。但是20世纪末期，以东亚为中心的文化交流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冷战结束之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韩国通过经济的高速增长，加强了文化产业的竞争力；与此同时，日本却陷入了被称为“失去的10年”的经济萧条期，因此东亚地区文化交流的模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重要的变化是，以前在文化传播中占据优势地位的美国和日本，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却面临着挑战。

过去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是日本的漫画、电子游戏以及流行歌曲等在东亚泛滥的时期，我们曾经称之为“日潮”（Japanese Wave）。它和日本国家主导的文化渗透策略极其吻合（岩渊，2004年）。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潮逐渐减弱；在同一地区，“韩流”开始抬头。不仅在东亚地区，即使是曾经作为文化效仿对象的日本也受到了很深的影响。而且，根据近来的分析，“华流”（Chinese Wave）产生的可能性也很大。

东亚接受了西方文化后，西方的东西便被视为是优秀的，东亚自身的文化和周边的文化都是落后的。新的文化模式与一味崇拜西方文化的文化发展形态完全相反。这种文化引入的基本框架，我们称之为“后现代的文化流动模式”（the Post-modern Cultural Flow）。在韩国、中国、日本，现代的文化交流和后现代的文化交流混成一团，并同时共存。本论文中，笔者将在韩国、中国、日本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流动的诸种特征中，与“韩流”相关的文化流动的特性，定义为后现代的文化流动。现代文化交流和后现代文化交流

1.理论

学者中对于现代文化交流的定义有所不同。对于那些试图模仿西方以促进发展的国家来说，20世纪60年代所出现的，为适应现代化进程而产生的大众传播学理论认为引入西方文化和媒体体制是必不可少的（D.Lerner，1963）。从社会进化的观点出发，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尽快地接受西方文化和媒体体制。这种现代化理论最终被扩展为所谓中心国家的文化向周边国家自然流动的文化扩散理论。但是80年代，批判以美国为中心的后现代文化传播理论开始出现。文化帝国主义、媒体帝国主义、文化从属理论即是他们中的代表，他们试图将以美国为中心的大众文化的流动解释为帝国主义理论（Boyd-Barrett，1977；康贤斗，1985年；Schiller，1994）。但是，在亚洲地区，将特定国家的文化和西方文化等同确实有很多局限性，因各个国家的不同特点，产生了倾向周围类似文化的倾向。文化接近性（Cultural Proximity）（Straubhaar，1991）论调和文化打折理论（Cultural Discount Theory）等是其中的代表。表1 东亚文化交流的基本形式

在东亚地区，韩流的发展壮大既有现代的文化流向模式特点，也有后现代的文化流向模式特点。韩国的广播电视向亚洲其他国家扩散，特别是向到目前为止在文化交流方面一直赢利的日本扩散，可以说是十分独特的现象。日本的很多观众正在收看《冬日恋歌》之类的韩国电视剧，他们购买韩国的文化商品，来韩国观光，喜欢韩国的饮食。在东京新宿地区，最近出现了韩国商品一条街，这作为东京的文化吸收地带，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与过去一个世纪崇尚“脱亚入欧”，实行西欧现代化的日本相比，这是全新的文化流动形态。今天所产生的“脱欧入亚”的文化流动的萌芽还不全面、不普遍，是从人们崇拜西欧文化，藐视自我民族文化的反省中产生的。“脱欧入亚”的文化现象起到了强化和巩固新的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的作用。另一方面，“韩流”本身也有着各种各样的模式，也就是说，从韩国文化的向外流动看，中国的“韩流”和在日本的“韩流”一致，但是从吸收者的角度来看，却各自显现着不同的文化吸收模式。

2.现代的文化交流和后现代的文化交流——近代文化交流的现况

到目前为止，韩国和日本之间还仅仅是单向的文化交流，并不是双向的。1998年，韩国政府出台了对日本的文化开放政策，吸收日本文化被正式提上日程。但是在这之前，却是一种非正式的、单方面的日本文化向韩国的流入。就像岩渊（2001年）所阐述的那样，无论是基于因为日本的文化帝国主义野心，还是日本文化本身所具有的竞争力，无论理由如何，日本文化都在韩国的外来文化中占据着主流的位置。韩流正式开始于2002年，根据当时的调查显示，在韩国大学生的媒体使用习惯当中，25%接触的是日本文化，但是日本大学生全部媒体接触行为中，只有1.79%是韩国文化，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韩日间存在的现代文化流动的国家间的层次问题。（Lee，2003）

另一方面，在中国，韩流热潮也是如火如荼（许进，2002年）。虽然在中国播放的韩国电视剧可以说是对韩国文化的引入，但是它与其说是传统的韩国文化，还不如将其看做西方现代文化的一个影像。也就是说，一方面韩国文化包含着儒教等亚洲文化的内涵，另一方面它真实地反映了西方的生活状态（夏宗远、杨恩庆，2002年）。对于收看韩国电视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将电视剧中出现的汉城，看作是和纽约、巴黎、东京等文化相近的城市（Lee，Yoon，Sohn；2002）。因此，在亚洲地区，与其说年轻人消费的是韩国文化，倒不说消费的仍然是忠实于西方文化的韩国影像。

与这种现代化文化吸收不同的是，日本人（特别是对家庭主妇影响很大）以一种新的姿态接受韩流。明治维新以来，作为现代亚洲人的日本，不但很好地认识了自身，更是以这种认识为基础，将韩国和中国看做“他者”。在100多年对西方文化认同的历史背景下，日本人作为现代亚洲人的自我认识依然在继续。对于大部分的日本人来说，韩国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邻居，他们所有的注意力全都放到了西方国家身上。

可是，2002年韩日世界杯前后，日本刮起了韩流，传统的文化流动模式无法解释这种现象。日本的家庭主妇们到巴黎和意大利品尝西方美食，到巴黎和罗马的购物街去购买西方的名牌商品，想确认自己真的就是“现代的西方人”，为此，他们学习适合西方饭店的服装搭配和餐桌礼仪。在吸收外国文化的过程中，与其说是为了感官愉悦，倒不如说是为了学习和吸收先进的文化。在近代化的过程中，这种学习的痛苦与锻炼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代价。而现在，大家更加重视的是吸收文化所带来的喜悦。日本家庭主妇接受韩国文化的方式，以他们到烤肉店或者土豆汤店等非常吵闹的韩国饭店为主，在这里她们可以一边尽情谈笑风生，一边享受韩国饭菜。表2 在日本的现代、后现代文化吸收

与中国不同，对于日本来说，韩国的电视剧并不是承载着发达城市的面貌，而是可以唤起远久的日本的印记。过去，曾经为克里夫·理查德（20世纪60年代）和迈克尔·杰克逊（20世纪80年代）等西方文化象征而狂热的日本家庭主妇们，现在能以一种更平常的心去接受韩国的美男子电影明星裴勇俊。日本的报纸把这些家庭主妇叫做Ovalien（Ova+alien外星人妇女），批判她们的文化嗜好。

那么，为什么在家庭主妇身上首先产生了后现代性文化吸收方式呢？其原因就在于，与日本的男性或者青少年相比，日本的家庭主妇是一个比较容易脱离西欧现代性约束的群体。也就是说，与深受现代文化流动模式约束的男性相比，作为女性，她们可以更容易地介入后现代性文化吸收的模式。

3.东亚文化流动对策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东亚地区一直将西欧的现代化作为发展范例，忠诚地拷贝“高速增长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因此，这里也是最快失去地域文化和传统价值的地区。在东亚，西欧文化被视为发展的“现代”，而地域文化则是落后的“传统”。与曾经将西欧文化看做主流文化的情况相比，韩流等最近在东亚地区刮起的文化的内部流动，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新的文化流动模式。无论它是意味着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欧文化霸权的灭亡，还是暗示着亚洲共同体文化的重生，都无疑是一种崭新的文化现象。与其说这种文化现象是纯粹的东亚文化的再次复苏，倒不如说是在混合了传统的东亚文化和现代的西欧文化的亚洲文化基础上，生长出的后现代与前现代交织的，又或者是后现代的、前现代的和去现代的（post/pre/non）独特的文化景观。

东亚国家对韩国电视剧的接纳，既是一种现代文化交流又是一种后现代文化交流。中国的青少年对韩国电视剧的接纳和日本家庭主妇对韩国电视剧的接纳虽然同属于“韩流现象”，但是其意义却完全不同。而且从受众群体的角度来说，在日本，韩流的受众主体是家庭主妇，对于大学生们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这一点体现了韩流在东亚地区的复杂性，并意味着试图用单一的理论模式去解释亚洲地区的韩流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东亚地区的“韩流”并不能依据单纯的文化接近性或者文化相似性，机械地进行解释。显然，这种转变建立在对西欧的现代化和由此产生的西欧文化单方面涌入的历史进行反省的基础上。并且，直到目前为止，东亚地区，由于战争和文化上的纠葛而相互隔膜。因此，在一段时期内，各个国家之间实际上处于一种文化隔绝状态。现在的文化交流预示着超越这种隔绝状态的新时代来临的可能性。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呢？韩国从现代性文化的“单向接受者”，变成了后现代性质的文化“新的输出者”。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感到欣慰。但是，这样的视角仍然是将韩流置于一种现代性文化交流的理论框架之下，即，从中心向周边扩散。这种单方面的流向模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作为文化输出国的韩国，如果仍然遵照文化的从中心向周边地区单方面扩散的模式，亚洲国家会欣然接受韩国单方面输出文化吗？19世纪80年代，韩国的一些文化批判研究学者们将美国的好莱坞电影视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尖兵；把日本的卫星电视视为日本帝国主义散播日本文化的一种手段。但是现今，如果仍然以一种国家和资本的视角，将“韩流”看成是提高国家形象的手段和扩大市场的商品，同样让人担心不已。

与日本文化相比，韩国文化在东亚产生轰动的理由之一是亚洲的民众因为在60年前受到过日本的侵略，所以持有一种逆反的情绪，极力回避日本文化。（赵韩慧敬，2002年）

如果说东亚地区的韩流及其文化是建立在国家经济的基石之上的，那么今天的韩流在明日一定会遭到后代们的否定，对未来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产生很大的障碍。与“日潮”这种文化现象的传播方式不同，韩流和华流等，可能会促进东亚更多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我们期待，这种交流和合作并不是为了特定的国家政治上的或经济上的目标而出现，而是亚洲全体公民朝着更民主、更稳定的方向发展。

日本政府数千年间一直要求韩国开放市场。但是，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韩国政界一直奉行禁止日本文化传播的政策，所以对于普通的百姓来说，他们一直是通过非正式的渠道接触日本文化。1998年以后，韩国宣布正式向日本文化产业敞开市场的宣言，虽然更多的人担心由此而引发日本文化泛滥，但是文化传播却呈现了一种完全相反的方向。也就是说，这和有关文化传播的政治上的封闭和开放无关，市民们可以更加自由地选择和接受媒体和文化。特别是在如今这样一个信息通信革命的时代，控制国家间的文化传播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韩、中、日三国民间的文化交流，也许比通过政界要员间的协商传播得更加迅速、更加全面。

文明的指针正在昼夜不息地运行着，曾经创造西势东渐时代并接受近代西欧文化的传播框架正在发生着变化。在东北亚地区，文化传播的幅度更大，有时甚至出现了后现代文化交流的样态。到目前为止，从中国往韩国和日本，从日本往韩国的文化传播都曾经出现过，更明显的是，现在从韩国流往日本和中国的文化传播正在日益形成规模。东北亚地区地形上的接近性使得这种文化交流和由此而产生的相互发展成为一种必然。现在我们应该时刻准备着如何好好地创造一个新的文明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的50年间，日本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成为了一个经济大国。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成为了美国的同盟，时刻扮演着美国对亚洲战略具体操作者的角色。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文明的衰退，必然会减弱其同盟国日本在政治、经济上的力量。这也是日本的现代化所具有的局限性。特别是，与经济的表象不同，从文化的方面看，日本所具有的西欧现代性在强化东亚地区的文化整体性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那么，东亚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对于我们来说，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出现的东方主义不是单纯复兴东亚传统文化或者排斥西方现代文化所能解决的。事实上，东方文化一直存活在我们之中，在中国一直奉行“大中华理念”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叫嚣东亚共荣圈之时，在80年代后半期日潮席卷整个亚洲大陆之时，它就在当中起着作用（姜尚中，1997年）。也许在研究韩国的韩流时，韩国的研究学者们也会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将自己定义为文化的“主体”，将比我们弱的存在刻意设定为“他者”。从把国家间、集团间、文化间的差异看得过于重的角度分析这一点，其本质上是一样的。在传统社会，导致这种现象的世界观表现为“大中华主义”，到了近代，表现为“西欧中心主义”。如今，我们要确立21世纪韩国社会的正确发展方向。在过去，韩国在吸收国际社会中心文化的过程中，没能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和独立性，所以经历了很多失败的教训。

韩、中、日三国间的合作有着很大的发展潜力，当然其中也包含着很大的矛盾。韩国和中国之间的“高句丽”问题，和日本间的“独岛（竹岛）和教科书”问题，日本和中国间的各种纷争问题都随时随地成为三国进一步交流的障碍。但是，其中各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感情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巨大的原动力。文化可能会超越国家的地域形成新的疆域，东亚三国如果只是一味一如既往地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强调自己国家的国民性，那么我们永远无法建立东亚共同体。只有暂时放弃政治权力的较量和资本出口创汇的野心，积极合作，才能够建造一个反映东北亚三国民意的，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

众所周知，近代以前，韩国也许可以比现在更自由地与中国、日本进行着文化交流，韩、中、日三国间共存的佛教、汉字、儒教就是当时文化交流的最好证明。这也是现今韩、中、日三国共同拥有的、最弥足珍贵的文化财产。东亚共同体最重要的目标是消除追求个人利益的战争和矛盾，实现共同繁荣。而韩流最终真的会成为建设整个东亚地区的和平的中坚力量吗？参考文献姜尚中（1997）著：《超越原始》，李敬德、林程颢译，汉城：离山。姜廷仁（2004）：《超越西欧中心主义：大宇学术丛书》564，汉城：acanet。姜贤斗（1985）：《电子时代的大众文化》，汉城：贤岩寺。金道炯（2004）：《大韩帝国初期文明开化论的发展》，延世大学国学大学院，《西欧文化的吸收和现代改革》，汉城：太学社。朴鲁子（2005）：《韩流，只是值得骄傲吗？》，《民族新闻》，6月20日。杨恩庆（2003）：《关于东亚流行电视剧的研究》，《韩国放送学报》，夏天，第197～220页。延世大学国学大学院（2004）：《西欧文化的吸收和现代改革》，汉城：太学社。李东厚（2004）：《韩国流行电视剧文化的形成——以脱国家文化吸收的形式为中心》，赵韩慧敬等四人：《“韩流”和亚洲的大众文化》，汉城：延世大学出版社，第1～42页。岩渊（2001）：《连接亚洲的大众文化》，汉城：Alternative Culture Press。岩渊（2004）：《日本大众文化的利用价值——关于超国家主义和脱殖民欲望》，赵韩慧敬等四人：《“韩流”和亚洲的大众文化》，汉城：延世大学出版社，第87～124页。赵韩慧敬（2002）：《东/西方整体性的解体和再形成：预示全球地壳变动的征兆的“韩流热风”》，《韩国文化人类学》35（1），第3～40页。朱振伍（2004）：《19世纪后期文明开化论的形成和展开》，延世大学国学大学院，《西欧文化的吸收和现代改革》，汉城：太学社。咸韩姬、许麟顺（2005）：《冬日恋歌——相遇日本韩流》，汉城：So Hwa。许进（2002）：《在中国的对韩流和韩国电视剧的吸收》，《韩国放送学报》，16-1，第496～527页。Lerner，D.（1963）.“Toward a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Modernization”，In L.Pye（Ed.），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Straubhaar，J.（1991）.“Beyond Media Imperialism：Asymmetrical Inter-dependence and Cultural Proximity”，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8，pp.39～59.Tomlinson，J.（1991）.Cultural Imperialism，Baltimore：Johns Hopkins Press.Robertson，R.（1995）.Glocalization：Time-Space and Homogeneity-Heterogeneity，In M.Featherstone，S.Lash ＆ R.Robertson（Eds.），Global Modernities，London：Sage，pp.22～44.Lee，Changhyun（2003）.“The One Way Flow of Cultural Goods and It’s Social Impact of Consumption：A Case Study of Korea and Japan”，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Econometrics of Cultural Goods”at Padova，Italy April 2004.Lee，Changhyun，Taejin Yoon，Seunghye Sohn（2002）.“Reception of the Korean Broadcasting in Yanbiun Chinese”，paper presented in ICA Conference in Seoul.Boyd-Barrett（1977）.“Media Imperialism：Towards an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Media System”，in Curran et al.（eds）.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London：Open University.〔李昌炫系韩国国民大学教授；译者李民系大连外国语学院韩国语系讲师；校译者金恩净系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韩国语专业讲师〕

东亚合拍电视剧观众接受程度分析

随着影视市场的国际化，各国为了共享财政、技术、创意等多方面的资源，开始联手制作节目。欧洲和美洲地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以各种形式进行合作，但是在亚洲地区，直到最近才开始正式共同开发节目资源。亚洲各国虽然在表面上存在着很多的共性，但是无论在语言、历史、宗教还是经济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差异，这就为寻找一个共同的目标，实行共同制作增添了难度。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那就是由于亚洲市场规模的狭小，使得各个国家互相之间可以共同获益的部分有限，特别是电视剧，往往需要通过一个文化内容，使得不同地区的观众共同认可。但是我们知道，要想制作出能够克服各地区差异、满足不同地区观众的电视剧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各国学者普遍认为这是亚洲地区合作发展滞缓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上述这些局限性，亚洲地区电视剧领域的合作更多地是为了一种文化上的交流，而不是为了谋求经济上的利益关系。2002年韩日世界杯期间，韩国的MBC和日本的TBS制作了一部名叫《朋友》的电视剧；接着在同一年，MBC又和日本的富士TV合作制作了一部电视剧，名叫《阵雨过后的下午》；iTV和CCTV，马来西亚、法国等国和中国香港地区共同制作了一部名叫《我爱你》的电视剧。2004年MBC又和富士TV制作了《星星的声音》；KBS和中国的CCTV联合拍摄了《北京，我的爱》；iTV和台湾的TTV共同制作了《爱的香气》等。虽然参与合作的方式各不相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上的利益关系逐步成为各国联合制作电视剧的重要原因。

虽然电视剧在拍摄之前，各界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对其有很高期望值，但是从结果来看，合拍剧的成果却并不显著。特别是从韩国市场上观众的反应来看，收视率远远达不到期待的数值。据统计，《朋友》的收视率达到了17.5%，在合拍剧中已经算是比较高的了。但学者认为这部电视剧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收视率，是因为该剧是韩国和日本合作的第一部电视剧，而且它制作于韩日世界杯期间，正是韩日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了解达到最高峰的时期，此后联合制作的电视剧收视率都不太高。第二部韩日合作拍摄的电视剧叫《阵雨过后的下午》，收视率只有13.3%。《星星的声音》的收视率更低，只有8.2%。而首部中韩合作的电视剧《北京，我的爱》的收视情况更为糟糕，平均收视率只达到了4.9%，更为严重的是，地区民营广播电视共同制作和放映的《我爱你》和《爱的香气》收视率居然创下了0.1%的最低收视记录（A.C Nielsen Media Korea）。统计发现，在韩国播出的大部分合拍电视剧，基本没有达到同一时期电视剧平均收视率12.6%（2003年数据）。

另一方面，合拍剧在另一方国家的情况，比韩国要好得多。在日本播出的电视剧大都取得了比较不错的成绩，在中国也取得了不错的反响。在日本，《朋友》的收视率平均达到了14.8%，《阵雨过后的下午》为14.3%，《星星的声音》达到了1.7%。特别是《朋友》的第4集也就是最后一集，收视率竟然创纪录地达到了21%（Japan Video Research），竟然比其他日本电视剧平均收视率高出12%～14%。在中国的CCTV-8中播出的《北京，我的爱》收视率也很高，有很多观众纷纷要求重播，特别是扮演男主角的金在元还在中国的“电视剧大奖赛”上获得了最佳海外明星奖。

随着合拍剧的不断增加，很多学者都开始对此进行学术性的研究，但从观众的角度对结果产生的差异性原因进行研究的论文还是一片空白。然而，从文化、经济的角度或者内容的角度，对于合拍剧进行的研究却与日俱增，这二者俨然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在本文中，笔者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分析观看合拍剧的观众，进而考察出各个国家的不同的收视情况的原因，特别是探讨韩国的收视率低于其他国家的原因。为此，本论文以第一部韩日合作电视剧《朋友》和韩中合作电视剧《北京，我的爱》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三个国家观众的特征和差异，以此来找出合拍剧在韩国收视率低下的原因。本论文将从更为广阔的角度去探讨对韩中日三国间共同制作电视剧的潜力和局限性，从而为今后韩中日三国进一步拓展电视剧领域的合作提供参考，并且从战略角度上归纳出这种合作的现实意义。关于合拍剧的文献研究

首先，对合拍剧在文化产业上的理解。

一般来说，联合拍摄电视剧都是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和需要，对此，Renaud ＆ Litaman认为，合拍其实是美国等国家为了适应文化环境，克服经济压力所采取的一种最为有效的对应战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最初电视的合作开发其实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利害关系。以下两点就是最好的例证：欧洲国家为了牵制好莱坞的竞争力，常常采用合拍的方式，独立制片人和小规模专业制片人也比专业人士更多地采用联合制作。英国的BBC可以说是采取合拍方式的先驱，20世纪60年代后期，英国的BBC面临着电视彩色化带来的制作费大增的问题，于是BBC勇敢地采取了合拍的方式，从而有效地缓解了这一难题。据统计，如今在世界上，广泛参与联合制作的国家，不是美国而是英国和法国（Co-production International，1995）。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合拍只有在预期的收益大大高于支出的增加时才可以实行（Contractor ＆ Lorange，1988）。也就是说，制片人只有在判断联合制作的效果远远高于单独制作和单独出口时，才会选择合拍方式。合拍虽然因为共同享用财政和其他资源、共同分担制作费和更容易打进地区市场等特点而被大家看好，但是另一方面，它也会因为意见不统一而产生机会成本增加、失控等一系列的弊端。Hoskins，McFadyen ＆ Finn（1996）对于联合制作进行了测定，其结果表明：合拍在财政上合资、获得对方政府的保证金和后方援助、打入对方及第三国市场、参与对方公司企划的其他项目、利用对方国家低廉的制作费、学习对方国家高科技的制作手段等方面有着不可比拟的长处。但是，另一方面，联合制作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如与合作国的沟通、摄制费用的增加、控制权旁落、文化特殊性的丧失、与政府沟通费用的增加、对方国家可能会有的机会主义行为，或者出现更加强大的竞争对手等。

上述的这些联合制作的优点和缺点，其实各个国家都曾经历过。Hoskins，McFadyen ＆ Finn（1997）曾经以欧洲的联合制作为对象，进行了一次设问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财政上的原因是各国采取联合制作的最主要的原因。他们将其和加拿大的联合制作进行了比较，结果并没有产生什么差异。但是，从他们两人的研究结果却可以看出，实际上，联合制作取得的最大成果并不是财政方面，而是在创作和艺术方面。同样的结果也曾经出现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制片人研究（Hoskins，McFadyen ＆ Finn，1999）中，在该研究中也提到，财政上的共同出资是进行联合制作的最主要的原因，此外，还有为了打入对方市场，寻求对方政府对于联合制作所给予的资金补助或援助。在这一点上，澳洲和加拿大这两个国家没有什么大的差异。Hoskins ＆ McFadyen（1993）的研究显示，尤其是法国，它选择联合制作的目的就是通过发行英语电影打入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市场。

由于文化的差异，各个国家也经历了联合制作带来的优势与弊端。

McFadyen，Hoskins ＆ Finn（1998）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分析了联合制作和单独制作的利弊，其研究结果为：文化距离会影响制片人对联合制作和单独制作的态度，日本的制片人比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制片人更为重视产品的文化目的和未来能否打入市场等。

因为上述原因，合拍方式的实行主要发生在使用类似语言或者出于类似文化圈内的国家之间。以地区为中心的联合制作，一方面反映了地域文化，另一方面担任着构筑地域文化的重任。在欧洲，欧元的推广使用，大大提高了欧洲国家的整体意识，同时也成为联合制作的强心剂，这一点便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在McFadyen，Hoskins ＆ Finn（1998）的研究中，也暗示了这一点。但是在亚洲地区，联合制作似乎仅仅是出于文化上的目的。最初韩日两国共同合作拍摄电视剧《朋友》，相关人员似乎都将文化交流作为最主要的目标，当然，捅破表面的这一层窗户纸，两国同时也考虑到了联合制作所产生的实际利益问题。对于日本来说，和亚洲各国进行联合制作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开发亚洲理念，因此，和韩国共同制作电视剧是日本开发“泛亚洲”文化商品的一个绝好的机会。而且由于韩国对日本的电视剧仍旧实施部分开放的政策，这为日本电视剧进入韩国市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这也是日本和韩国进行电视剧联合制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在韩国方面，和日本合拍电视剧也取得了超越文化交流的重要利益。和日本进行联合制作，在制作费用上虽然比和其他国家联合制作要高一些，但原本韩国只能正式和非正式地借鉴日本的节目，和日本进行联合制作后，韩国可以学习到日本的制作技术和企划能力（李东厚，2004年），这一点同中国和韩国进行联合制作的情况十分相似。中国通过和韩国进行合作，不但可以节省很多制作的费用，而且还可以学习到很多先进的制作技术。从韩国的角度来说，和中国合作，不但可以传授较先进的高科技技术，而且还可以自然而然地拓展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市场（赵恩定，2005年）。

韩国的MBC和日本的TBS联合制作的电视剧《朋友》，从企划到演出，再到编辑的整个全过程中，两个国家的广播电视公司都各自以50%的比重参与到其中。两个国家共同享有版权，除此之外的那些国家的版权问题，都由日本全权控制，这是在最初始签约时就已经谈妥的条件。制作《朋友》，两国支付的总费用为40亿元，平均每集10亿元。最近在韩国大投资大制作的电视剧中每集的制作费一般在1～2亿元左右，比较之下，《朋友》的制作费可以说相当惊人。然而如果考虑到汇率等其他的因素，韩国实际上支付的费用为每集1.25亿元，而通过广告利润所取得的收入为每集2.3亿元。虽然这部电视剧的收视率并不是太高，但综合来看，并没有多大的损失。另一方面，日本向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泰国等国和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地区出售，在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等广播电视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日本电视剧的价格一般可以卖到15000～40000元，然而这次《朋友》居然卖到了这个价格的两倍，此外，日本国内市场内销了4万张的DVD，大概赚了40亿元。

然而和中国联合制作电视剧时，韩国方面却没有将本钱收回来。《北京，我的爱》的制作总费用共60亿元，其中韩国制作公司负担了35亿元，KBS每集付了1亿元，所以一共支付了20亿元。中国的21世纪影音公司支付的是制作费5万元，还有演员和拍摄上所需要的费用。在这部电视剧上韩国方面平均每集投入了3万元，但是最终的收益却只有2.7亿元。虽然韩国依然对中国市场抱有很大的期望，但是由于经济上的损失，和对于今后合拍剧能否取得成功的疑惑，韩国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联合制作节目取得的经济和文化成果如此不理想，这些不能不引起制片人和决策者的反省（Hoskins，McFadyen ＆ Finn，1997），因此这就需要我们从学术的角度去解释这一问题。

其次，对联合制作电视剧叙事策略的理解。

电视节目蕴含着特有的文化，因此参与合拍剧的制片人必将面临着文化特殊性要保留到什么程度、或者将其稀释到什么程度的问题。至少其他国家的观众对于本国文化能接受到什么程度，会不会接受这种文化内涵，是否能和本国的文化相结合并产生共鸣等，这些都是制作者们要考虑的问题。换句话说，联合制作，一方面要超越本民族的情节和想象力，另一方面又要将对方的陌生感降低到最小的幅度，所要表达的剧情既要蕴含着两个国家共同的经历和心声，同时又要在两个国家都能行得通，这就需要作些不得已的让步，多多少少地减少一下本国文化的特性。其实联合制作常常在艺术形式或者经济上出现失败，其原因就是过度地牺牲了本国文化的特性，Strover（1995）指出，合拍剧的内容绝大部分是表达人际关系和感情的，并且为此采用科幻或者探险等各种表达方式（为此经常采用想象过度或者各种体裁混用等冒险方式）（Baltruschat，2003）。

日本为了大范围地开拓亚洲市场，在日本的电视剧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种方式。岩渊先生（2001年）曾经说，出口亚洲各国的日本电视剧中大都没有日本文化色彩，通过这些日本电视剧，你感受不到帝国主义国家日本的色彩。也就是说，为了使得整个亚洲其他的国家都能够收看日本的电视剧，所谓日本的特征只能从出场人物的身上才能看到。在制作时，往往通过现代式的生活样式和背景，将日本固有的色彩最小化。其实这种现象十分普遍，它并不仅仅发生在日本身上，在其他亚洲国家制作出口的节目中都有此特点。刘世卿和李庆淑（2001年）对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及韩国电视剧的叙事结构进行了分析，其结果显示，各个国家或地区为了确保节目被大众所接受，动用了电视剧的一切砝码。具体来说，全都共同采用普遍的大众化的主题和一般叙述结构的电视小说这一形式，这些电视剧的主人公一般都是年轻人，而且都普遍以爱情、友情、野心作为主题，从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高度，将年轻人之间的困惑和纠纷从开头贯穿到结尾。

Olson（1999）对叙事的事物所具有的超越国界、彼此相通的特性，即叙事的透明性这一概念作出了解释，即文本具有多义性，为了使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能了解文本的文化、价值、神话及意义，体验人类和普遍的情感和欲望，文本应该做到简洁明了，含义清晰。他个人认为，美国的电影电视之所以在世界上拥有这么强的号召力，就是因为很好地保持了叙事的透明性。

但是，也有批评指出合拍电视剧无法充分涵盖区域性的价值和文化特性，当然，联合制作电视剧，绝对不能忽视地区的特殊性、某个群体的价值和喜好。同时，不同的群体之间彼此相互制约（Hannerz，1991；Friedman，1994），这就使得全球在某种程度上逐步形成同质化，并遭到学者们的批评。但是另一方面，有的学者认为这也会有助于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文化，使得各个地区的观众建立相似的价值体系，拥有相似的喜好（Schiller，1991）。

关于叙事的透明性和文化上的妥协这一点，在韩中、韩日联合制作的电视剧中也可以看到。赵恩定（2005年）对韩国参与制作的6部电视剧，分别从普遍的、有差别的叙事结构上进行了分析，分析的结果表明，这6部电视剧全部都是以都市生活作为背景，至于田园风光，只不过是为了从文化和情感的角度给对方国家的观众提供一些新鲜的内容罢了。其中描写韩国男性和日本、中国女性之间的爱情，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缩小历史造成的民族感情上的距离。赵恩定在这篇论文中还指出，在一般的爱情剧中，常常以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贯穿全剧，极端善恶的对立一般不被刻画得很明显，这其实都是为了不在感情上给观众带来太大的刺激。因此，合拍剧往往以年轻人之间因爱情和文化差异所产生的纠纷为主题，在结局上，往往采用男女主人公最终克服重重困难，走向结婚这样一个完美的大结局。赵恩定分析指出，这其实都是一种文化上的讯息，通过这些，最终为了实现和日本的和解、同中国的合作。

但是学者们认为，合拍剧的所谓超越国界的一种想象，并没有摆脱电视剧原有的叙事惯例和“他者化”惯例的束缚。李东厚（2004年）对韩国和日本共同制作的电视剧《朋友》、《阵雨过后的下午》、《星星的声音》所采用的叙事结构进行分析之后指出，这些电视剧以一种明朗、轻快的色调描绘了男女主人公超越国境的爱情，并且在剧中，男女主人公轻松地克服了围绕在他们之间的文化情感上的差异，这其实是在不伤害两国观众情感的前提下，采取的一种模棱两可的文化上的让步。特别是这三部电视剧全都描写的是拥有女性传统美德的日本女主人公和积极向上、温柔体贴、又事业有成的韩国男主人公之间的爱情，可是说这三部电视剧只不过在一如既往地向观众展示典型的韩国男性和日本女性的传统形象而已。虽然通过这种最新流行的爱情模式，两国的观众们都可以联想到自身的经历、自我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并从中产生共鸣，但是在韩国和日本人的心底，在过去的那段历史中，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这一意识已经根深蒂固，所以这三部电视剧为了寻求到一种超越国界的情感上的共同点，纷纷采用这种落入俗套、只做表面文章的叙事结构，李东厚认为这也是在这几部电视剧播出几集之后，收视率直线下降的原因。

再次，对于亚洲观众的理解。

看电视，其实是电视观众文化上的整体意识和以其固有经验为媒介进行分析的过程。这是因为收看本身不但是对电视节目内容的一种态度，更是在观众的日常生活中、在特定地区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一种复杂的过程。看电视是一种以个人的经验和知识为基础，对节目进行独自消化的过程。因此，在全世界范围内所出现的看电视这种行为，其实和地域的特殊性以及文化上的喜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Thompson，1995），因此，这就需要站在观众的角度对看电视这一行为进行必要的探讨。

即使是同一个电视内容，观众也会因为地域和文化的背景，根据自己所持有的价值理念，对电视节目作出不同的解释，从而喜好程度也不尽相同（Liebes ＆ Katz，1986）。在这种过程中，无意识地完全接受不同的价值观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作为一个民族主体意识的文化价值观，其实比理论家的想象要复杂得多（李秀渊，1995年）。虽然学者们总是对年轻人不经选择地吸收外国文化、观看外国影视节目持否定的态度，但对卫星电视频道的使用情况作出的研究显示（孙承慧，2002年），观众对节目的认可度并不是很高，而且大部分都持有否定意见。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收看电视的过程中，伴随着强烈的文化身份认同。

至于各国观众对于合拍剧到底有什么样的反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很多，其中多多少少也涉及了本论文所要探讨的，关于亚洲电视观众的研究。郑京（2003年）认为，亚洲的电视观众，特别是韩国、中国、日本的电视观众和欧洲、南美等国家的电视观众相比，接触国外节目的机会相对较少，这是因为国家对进口节目实行所谓定额制的一种控制政策。虽然日本对于外国节目并不实行定额制，但是众所周知，日本是亚洲国家中对自己国家的电视节目最为偏爱的一个国家。据调查，日本从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外国电视的进口数量急剧下降，相反，日本国内制作的电视节目的比重却在逐年提高。从这可以看出，日本电视观众对于国外电视剧的喜好程度比较低（Hagiwara，1998）。虽然说日本的电视观众不是十分接纳外国的电视节目，但是他们并不否认外国的电视节目。据分析，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国外电视节目的适用性及其具备的积极效果。韩国也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口外国的电视节目的，但是外国的电视节目只不过是国内电视节目无可选择情况下的一个替代品而已。对亚洲电视观众作过的调查显示，亚洲国家的电视观众最喜欢、看得最多的也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节目（郑京，2003年）。中国是一个对外国电视节目进口最为苛刻的国家，为了限制中国人收看外国电视，政府先后制定了“禁止外国新闻报道节目”的规定、“外国广播电视节目定额”制度、“电视收看黄金时间外国广播电视节目定额”制度、“进口动画节目定额”等各种法规。

电视节目的地域化现象在亚洲地区也很明显。亚洲国家的电视观众对合拍节目的喜爱，某种程度上更促进了这一现象的深化。因为这些国家在语言、价值观和信念上有着很多的相似性，所以很容易形成一种新的地域文化或者地理语言性的权力区域，同时使得文化的地域化有了适合它生长的土壤。在这种变化当中，最近好像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对韩国电视节目的泛亚洲性的接受。但是，我们在考察居住在当地的受众的情况时发现，至今，这种现象还没有在广大的电视观众中扎下根。特别是日本、韩国及中国香港等一部分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对于彼此间的电视节目实行进口限制，所以亚洲国家的观众可以自由收看邻国电视节目的条件还不是很成熟，因此对于韩国和日本来说，收看其他国家电视节目的经验还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向外国出口影像制品的亚洲国家人民来说，对其他国家的文化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这就如同影像文化输出大国美国进口其他国家电视节目的比率只有2%一样。研究方法《朋友》是韩国和日本首部合拍剧，播出后取得了较高的收视率；《北京，我的爱》是韩国同中国的合拍剧，本文将收看这两部电视剧的电视受众作为研究对象，考察联合制作电视剧的发展潜力和局限性。本文将从时空间的背景、出场人物、情节这三个叙事要素，通过受众对这三个层面的意见，来考察受众的反应。

为了能够更加具体地分析受众的反应，笔者将对在各个电视剧的官方网页上留言的观众意见，或者其他媒体的报道进行考察，为了考察收看电视剧《朋友》的观众们的反响，日本方面，以从播出的那一天开始到现在，在日本TBS留言簿上的9340条留言为研究对象，韩国方面，由于MBC的观众留言簿被关闭，所以韩国受众的反应只能通过其他广播或者报纸上记载的内容来考察。对于《北京，我的爱》的受众意见，韩国方面是依据2004年4月29日到7月31日，在网站留言簿上的16677条留言，中国方面主要是依据从2004年到现在中国CCTV电视剧留言板上的232条留言。联合制作电视的收视结果

对于联合制作电视剧的受众反应，从时空背景、情节、出场人物这三个方面，对观众的意见进行分析后，能看出关于受众的意见，每个国家都呈现出不同的差异性。特别是韩国的观众，对三个层面的叙事要素大都持否定的意见，相反，日本和中国受众的反应相对比较友好，具体情况如下：

1.《朋友》受众的反应（1）《朋友》在日本的收视

■时空间背景《朋友》在日本于2002年2月4日到5日，历时两天，共播放了4集。播出时间比韩国早10天，在日本平均收视率达到了14.8%，在韩国平均收视率只有12%～14%，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在日本的反应要好于韩国。

除了收视率以外，在TBS网站上，从电视剧播出前开始，就有很多人在网站留言簿上留言，表达他们对于这部电视剧的期待，在播出之后，有一位年长者也留了言，他在留言中这样写道：“我虽然平时不太愿意在网站上写上三言两语，但是今天我格外地想写点什么。”这部电视剧在电视上播出之后，很多网友在留言簿上询问什么时候开始卖DVD和OST，还有的网友在反复收看了《朋友》以后，特意去了一趟韩国，他将韩国之行的感想和电视剧观后感一起写到了留言簿上。在这部电视剧播出后，日本观众对于这部电视剧的热情一度高涨，他们在网站上写下了各种各样的留言，最后TBS不得不将留言簿增加到3个。

日本的观众在留言簿中纷纷表示，自己对于时代背景、制度差异的理解完全是一片空白，并认为这是反省自己、学习新知识的一个好机会。通过这部电视剧的播出，日本的观众对于韩国的家族文化、传统房屋、军队等问题有了新的了解，并对此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而且很多日本观众长期以来关于韩国的疑团，通过在留言簿上和韩国朋友交流的方式被一一打开了，如韩国汉字的使用情况、自己的韩国名字、军队问题、家族关系等，这些恰恰就是《朋友》这部电视剧的制作目的，可以说，这部电视剧取得了比高收视率更为宝贵的成果。对韩国知道得甚少，为此感到十分惭愧，但是看了这部电视剧以后，我才明白原来韩国和日本有着如此大的不同。虽然日本和韩国是一个地理位置上非常邻近的国家，但是我却没有想到，在韩国没有服完兵役的公民是没有办法拿到签证的。今后我想进一步地了解韩国，我的朋友中有一位朋友是韩侨，以前在无形之中，我可能伤了我这位朋友的自尊心了吧。（2002年2月4日，护士，37岁，女）无论什么理由、什么方式都没有关系，我觉得应该多关心一下日本以外的亚洲国家。只有放眼窗外的世界，才能够好好地认清自己，同时才会明白我们在亚洲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我真心感谢这部电视剧，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将幻想付诸于实践的好机会。（2002年2月5日，编辑，23岁，女）我现在仍然天天反复看录像带，而且我还去听了韩国语讲座，刚开始的时候发音有些难，但是我正在努力地学习，还有很多的朋友和我出于同一种原因学习韩国语，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会学习韩国语，我想这都是因为《朋友》的缘故吧。（家庭主妇，34岁，女）

■情节《朋友》这部电视剧为了突出极端的纠纷，努力刻画了双重的三角关系。日本女主人公和韩国男主人公，还有分别喜欢他们的日本男性和韩国女性，这部电视剧就是在这四个人的多角恋爱中展开的。文化上的差异企图扼杀这种超越国境的爱情，这一点在这部电视剧的三角恋爱中被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日本观众的最大特征是，他们不但被这种矛盾重重的电视剧情所感动，而且还流下了很多眼泪。电视剧《朋友》制作组的韩哲秀导演说，电视剧中有这样一个场面，日本女主人公来到韩国，虽然找到了正在海军队接受训练的智薰，但是最终却没有见面，失望而归。回想当时拍摄这一段时，为了向深田恭子说明演这一段时感情要悲切，要流眼泪，下了不少功夫（韩哲秀，2002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日本这种事情并不常见，但是日本的观众们却突破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认真地接受这种表现纯真感情的剧情。日本观众的反应还有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愿意将主人公的遭遇和自身的经历联想到一起。很多观众反映，通过《朋友》这部电视剧，他们回想起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爱情，因此，从情感上更加希望智薰和日本女主人公能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我的心里像被打翻了五味瓶，很不是个滋味儿，等看明天那一集吧。看《朋友》这部电视剧，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所有交织在一起的感情，似乎并不能用简单的一句感动来表达我此时此刻的感受。我为这两个为相爱而痛苦的男女主人公感到遗憾，我不仅仅看到了一场超越国境的爱情故事，更学到了更为宝贵的东西，因为国家不同，语言不同，所以文化也不同，但是这些在爱情面前全都变得那么渺小，变得什么都不是，因为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没有比我爱你、我喜欢你这句话更有力的了，每个人都无法承诺会幸福，但是因为两个人互相依赖，所以也就会变得幸福起来，我真心地希望他们两个人能够幸福，不要让国境给打败了。（女学生，17岁）电视剧虽然全都看完了，但是我依然沉浸在剧情中，无法自拔。我是一个32岁的男子汉，大家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在这部电视剧面前，我却流下了我久违的泪水。我哭了，特别是两个人在汉城电影院碰面的场面，真是太让我感动了。明天的第二集，我一定要看。（公司职员，32岁，男）我也曾经和一位韩国男子相恋过。（中略）自己喜欢的人去军队这件事，对于作为日本人的我来说，简直是一个难以想象的问题，同时我真的无法接受，并且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当时我真的很痛苦。我为没有办法让他留下来而生气，他也和我一样痛苦。（中略）我祈祷不是一个悲剧的结局，我真的很痛苦，这部电视剧对我来说，真的是太弥足珍贵了，能不能再播一次，谢谢你们拍了一部这么好的电影。（公司职员，27岁，女）我过去去韩国旅行的时候，遇见了一位长得很帅气的男子，他用韩国语、英语，我用日语、还有单词式的英语交流。在我回国之后，我们曾经一度还通过电话。半年以后，我重新又去了韩国。在我两天三夜的旅行期间，终于在第二天和他取得了联系。所以当看到这部电视剧男女主人公再会的场面时，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但是我当时的情况是：语言不通、国家不同，就连自己的想法都不能传达给对方，所以只能以结束收场，我希望这部电视剧能够是我没有经历过的大团圆结尾。（公司职员，27岁，女）我和我的丈夫在恋爱时，也曾经经历了远距离的相思之苦，看着这部电视剧，又让我想起了我曾经的心里感受，这部电视剧同时也是一个重新认识在日韩侨的一个契机。（家庭主妇，27岁，女）我是台湾人，我和我的家人来到日本，正是那个时候，我认识了我生命里的他，我们交往了4年，并于前年结婚了，现在我们生活得很幸福，国际结婚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看这部电视剧让我有了切身的体会。（女学生，27岁）不知道是谁打开了电视，电视里在播放这部电视剧，我无心地扫了几眼，第一集拍得真好。这种表达纯真爱情故事的电视在最近的电视剧中似乎不太多，我想，如果没有此次日本和韩国的合作，那么也就不会有这么美的作品，我也想这样谈一次恋爱。（女学生，18岁）

大部分日本观众对这部电视剧都给予了肯定，但是有少数的留言，也写到了他们的一点点遗憾。他们认为这部电视剧虽然满足了两国人民共同的民族情感，但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拉进两国人民之间的距离，电视剧在联合摄制上所采取的策略难免有它的局限性。但是大部分的观众认为，这种局限性随着未来两个国家了解的增进和关系的改善，最终将越来越小。我觉得这部电视剧很有意思，但是我的心中依然留有一丝遗憾，因此我给你们写了这样一封信。我有个韩国朋友，我在大学的时候，作为第二外语，也学习了韩国语。我觉得这部电视剧很逼真地表达了日本人对韩国人的印象，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本身太简单了，没有给观众留下什么思考和悬念的部分。但即便如此，每天晚上9点，电视中播出韩国语，对于向日本人介绍韩国和韩国人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希望今后也能够常常播出类似这样的节目。（2002年2月4日，公司职员，27岁，男）真是太精彩了，迄今为止以韩国和日本为主题打造电视剧，这一部可以说是一个起点，具有启蒙的历史意义。从日本的角度，常常会从单方面的意义来看，但是我个人认为，这部电视剧可以说是第一部正式审视两国人民的电视剧。而且每一个场面都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觉得如果拍得再长一些就好了。（2002年2月4日，公司职员，30岁，男）

■出场人物《朋友》的出场人物，并不是因为个人性格上的差异而产生矛盾，而主要因为韩国和日本两国语言和文化的不同而产生矛盾。也就是说，国籍成为了限定出场人物性格的最首要的因素。韩国男主人公善解人意、细心体贴，虽然很执着于纯粹的爱情，但是作为一个韩国公民，作为一个韩国家庭的儿子，经受了很多心理上的矛盾。日本女主人公拥有作为女性的传统美德，通过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而走向了成熟。日本观众从个人的立场上收看这部电视剧，所以将出场人物的性格都看成是国家民族特性，这部电视剧更增强了他们对韩国的好感。元彬太帅了。孩子气的笑容、善良的黑眼珠、优秀的演技，使我不能自拔。我在日本演员中，没有看到一个像他这样自然、出神入化的演员，他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2002年3月21日，公司职员，21岁，女）韩国男人太执着了，他们太善良了，我简直无法相信，我从他们那儿听到了从日本男人这儿一辈子都听不到的话。（公司职员，30岁，女）《朋友》这部电视剧太好了，我今天又看了，不管看多少次，都觉得它最好看。元彬太帅了，他要是再来日本拍电视就好了，深田恭子也很可爱，我也想去韩国，见一见像智薰这样的人。（女学生，14岁）男女主人公都十分自然，而且郎才女貌，因为语言不通，所以他们都尽了最大的努力，都十分地尊敬对方。不管是恋爱中，还是作为人和人的交往中，当你原本以为你们走得很近，但在现实中，发现其实离得很远时，就会很伤心。（公司职员，32岁，女）这部电视剧真是太好了，刚开始的时候，我只认识深田恭子，后来我看报纸，才知道男主人公是韩国的元彬，他的笑容太让我难忘了，我觉得他看上去很善良。我虽然曾经去过韩国，但是我还想再去一次。（中略）我明天还要看。（女学生，17岁）（2）《朋友》在韩国的收视情况

在韩国大家关心《朋友》，并不是关心观众对这部电视剧的反应，而是因为在韩国一直实行限制日本电视进口的政策，所以这部电视剧终于以联合制作的方式，用日语在韩国播出了。这在与后来播出的《阵雨过后的下午》，还有《星星的声音》作比较时，反复被强调。《朋友》这部电视剧播出后，韩国人对国际联合制作电视剧产生了很大的兴趣，看过后两部电视剧的观众都说，《朋友》比后来和富士电视拍摄的两部电视剧更有意思。虽然《朋友》在电视剧构成上有或多或少的遗憾，但是至少和后两部电视剧相比，在演员的选择和为观众着想方面要好得多。《朋友》这部电视剧的拍摄，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企划，反复修改剧本，甚至为了能够互相增进了解，将制作的速度放慢，因此在制作方式上和其他的作品有很大的不同，同时这些就是影响观众反应的重要因素。

大部分日本观众认为，通过这个电视剧，能够更进一步地了解韩国，所以受益匪浅。相反，韩国的观众们认为，这部电视剧对于理解日本这个国家，并没有提供什么新的素材，也没有什么特别让人感动的地方。韩国观众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情节部分，情节没有制造任何紧张的气氛，从头到尾只不过是一些稀松平常的故事罗列。不过应该看到，在这些火辣辣的批评中，对时代背景和出场人物也不乏肯定的评价，如来往于两国之间的外景拍摄，给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视觉效果，而且还起用有名的演员等。可是，在日本，拍摄的场景主要在日本女主人公工作的百货商店、家（室内）、韩国语学院、酒吧等日本文化气息不是很浓厚的地方，所以不能引起韩国观众的好奇心和新鲜感，这一点和韩国的拍摄背景给日本的观众带来的耳目一新的效果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

从出场人物来看，《朋友》是至今合拍剧中，演员阵容最为强大的一个。在拍摄时，元彬的知名度并没有现在这么高，但是人气也是在不断上升。通过《朋友》这部电视剧，元彬拥有了很多日本影迷，而且深田恭子当时虽然在国内的影迷也不是很多，但是在选择演员的当时，她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当红演员，在日本一直有着稳定的收视率。元彬在出演这部电视剧之前，在韩国国内就一直比较受观众欢迎，演完这部电视剧以后，人气更是直线上升。

电视剧播出以后，关于演员，受到观众指责最多的是深田恭子。在日本，一般漫画式的、剧情夸张的电视剧占多数，深田恭子在日本国内一般出演一些性格比较脱离现实的角色。可是这部电视剧是一部非常认真的，而且非常抒情的一部电视剧，因此很多观众认为深田恭子的演技不太自然。虽然在日本，深田恭子毋庸置疑是一位顶尖级的演员，但是对于韩国观众来说，还是相当陌生的，尤其是这部电视剧只有短短的4集，在观众还没有完全熟悉日本演员的情况下，就落下了帷幕，这也是深田恭子受指责的原因。因为韩国观众接触日本电视剧的机会很少，也有学者认为，日本演员的出现，这件事情本身对于韩国观众来说就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事实。

此外，虽然这部电视剧的男女主人公都是20岁出头，和以往那段惨痛的历史相距甚远，但即便如此，韩国的观众依然将电视和历史联系起来，去评价这部电视剧。的确，过去36年的殖民统治，对于韩国人来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去，36年的伤害，已经深深地印在了韩国人的脑海中，因此，就连日本人无意识中的一些细微的言行，都会在韩国掀起轩然大波。

日本观众只不过单纯从超越国界的角度来看待和接受智薰和日本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相反，韩国的观众将其升华到“韩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爱情。日本的观众从长远的、充满未来前景的角度去看待两个人的爱情，然而，韩国观众却从两个人不会有美好的明天、现实上的差距太大这一角度来看待。所以在角度和看待问题的方向上，两国的观众有着明显的差异。

2.电视剧《北京，我的爱》的收视情况（1）《北京，我的爱》在中国的收视情况

因为《北京，我的爱》这部电视剧在中国播出之前，必须经过中国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审议通过，所以首先在韩国播出了。随后2004年12月，这部电视剧终于在CCTV和中国电视观众见面了。这部电视剧在韩国被压缩成了20集播放，但在中国却被编辑成了30集进行播放。虽然中国的电视观众在网站的留言簿上留言数量比韩国、日本少，但是观众的意见比其他国家冷静，不是那么激烈。

■时空间背景

整体来看，中国的电视观众对于这部电视剧还是持肯定态度的，这一点和日本的情况比较相似。特别是关于时代背景，很多中国观众认为，通过这部电视剧不但能够感受到两个国家的相似性，而且通过欣赏这种异国的风光和文化，能够唤起观众对于西方生活方式的一种憧憬。在韩国的电视剧中，能看到很多韩国的风景和韩国人的日常生活等，通过韩国电视剧，中国人可以了解到韩国的风土人情。（2004年1月24日）介绍别的国家的情况的电视剧真的很有新鲜感。（90）我以前不知道韩国的家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现在看了这部电视剧，我感到韩国的传统家庭观念和中国有些相似，爸爸辈的长辈比较保守，年轻一代受西方的影响，生活方式比较开放和自由。（2004年12月3日）

中国观众的意见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将合拍剧和中国的对外宣传、中国的发展结合起来看待的一种爱国主义情感，这并不仅仅局限于时代背景上，从对演员选择的评价方面也可以看出，因为产业化和开放程度稍稍逊色于日、韩，中国的观众将对方国家看成是他者，以一种忧虑的视角将他者的情况与本国进行对比。但是，另一方面，Bhabha（1994）曾经说过，中国的电视观众因为自身和他者之间存在着差距，因此更容易对他者的情况产生憧憬，并且会跟从他者。这一点恰好从中国观众对于制作技术和背景音乐等作出的肯定评价方面得到印证。《北京，我的爱》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合作电视剧，通过这部电视剧向大家传输了我们国家和别的国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而且向更多的人展示了我们的中国。（93）当我看到最后一部分的时候，我有些被感动了，但是我不太喜欢以爱情为主题的韩国电视剧。这部电视剧也是以爱情为素材，所以我不是很喜欢，但是从制作的角度上看，韩国的制作技术远远高于中国，特别是那种美丽的背景和美妙的音乐在中国其他的电视剧里是没有看到过的。（2004年1月29日）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别，但是这是中韩合作的电视剧，所以意义比较重大，我希望韩国能够更多地和我们国家合作拍摄电视剧。（44）不知道是因为孙蓓蓓那张漂亮的脸，还是因为她中国式的演技，《北京，我的爱》完全失去了韩国电视剧的味道，真的是索然无味，还不如其他的演员，不知道为什么选了孙蓓蓓做主人公，这岂不是让韩国人觉得中国没有美女了吗？（104）电视剧开始的时候出现的那首主题歌是谁唱的？（13）电视剧中王司朗骑的那辆自行车在哪儿有卖的？（23）

■情节

中国观众对于电视剧《北京，我的爱》中展示的那种年轻人之间的单纯的爱情、友情和热情，虽然作出了肯定的评价，但是却不像日本的观众那样，将电视情节和个人的经历相联系。虽然中国有的观众对于情节也持否定的态度，但是和韩国观众的全盘否定相比，微乎其微。这部电视剧已经演完了，我有很多的感触，通过这部电视剧，我明白了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友情、什么是亲情，最重要的是，这部电视剧将爱情、友情、亲情表现得很突出，看完以后，我十分感动。希望CCTV以后能够多放一些这样的电视剧。（88）我还想再看一次《北京，我的爱》，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之间轰轰烈烈的爱情，还有他们的自强不息、他们的艰苦创业、他们年轻的热情。《北京，我的爱》给了我很多的勇气，为了爱情，加油！（78）韩国电视剧最吸引我的就是它内容的真诚和坦白。（2005年2月12日）中国和韩国都是一个受儒教影响深远的国家，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中国的观众很容易喜欢这样的剧情和人物。（2005年3月8日）最近播出的电视剧太无聊透顶了，他们主要是为了寻求一种市场利益而制作的，所以内容极为单一，内容也大大不如以前的电视剧。（2005年5月1日）

■出场人物

关于出场人物，中国观众的意见相对来说只停留在表面分析上，他们一般不看重主人公所扮演的角色，而大部分是他们的外貌，在留言中他们禁不住表达自己对这些演员的好感，如：韩国的演员们太有个性了，脸长得很漂亮，连服装也特别时髦。（2005年4月10日）《北京，我的爱》是我最喜欢的电视剧，演员们都很出色，演技好，长得也漂亮，特别是金在元，我太喜欢他了。（90）我非常喜欢这部电视剧，从开播的半个月前开始，我就抑制不住兴奋，我非常喜欢金在元，他长得真帅。（102）从很久之前，我就非常喜欢孙蓓蓓，特别是看了《北京，我的爱》以后，我就被她出色的演技、纯真的外表给迷住了。（89）（2）《北京，我的爱》在韩国的收视情况《北京，我的爱》在播出之前，很多人对这部电视剧给予了很大的期望，因为这是韩国国内一部拍摄制作质量很高的作品，但是这部电视剧播出几集之后，收视率急剧下降，在《北京，我的爱》网站上对于这部电视剧的评价，半数以上都是遗憾和批评意见。特别是“韩国是中国的从属国”这一句台词被播出以后，很多的观众情绪激昂，纷纷表示要求停播。

■时空间背景《北京，我的爱》70%以上都是在中国拍摄的，为了能够逼真地向观众展示北京市民的生活状况，避免过多使用华丽的画面（赵恩定，2005年），本来在制作的时候，以为这样做会让韩国观众对北京的面貌产生一种亲切感，可是没想到，这反而被韩国的观众认为降低了韩国的影响力，韩国的观众们大多熟悉了那种以华丽都市为背景的都市生活剧，然而这部电视剧中的北京现代化都市气氛不浓，又没有什么异国气息，因此韩国的观众普遍感到十分失望。相反，像苏州、沙漠这种有异国生活情趣和异国风光的场面，韩国观众的兴趣比较浓厚。另外一个韩国观众对《北京，我的爱》无法产生好感的原因就是不会韩国语的女主人公和一句中国话不懂的男主人公。因为这是一部中韩合作的电视剧，所以我期待着在电视剧中能够看到中国。原本这部电视剧应该在中国华丽的都市中进行拍摄，可是中国的万里长城也只是出现了一小会儿，剩下的都在饭店和公司里进行拍摄，韩国这边好像只出现了仁川国际机场和济州岛。总体来说，这部电视剧没有能够拍摄到两个国家更为美丽的风景，对于这一点，我感到很可惜。（2004年7月14日，男）这部电视剧的企划意图好像表达得很好，真的不错。（中略）通过这部电视剧，我比较好地了解到了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最近在iTV中播出的《郎才女貌》，我也一直在看，上海和北京两大都市交替出现、相互对照也十分有趣：早饭在外边买着吃，饭店里的菜单只有经过允许才能够出售，即使家在北京，也可以住在学校宿舍，原来中国也有搓澡这项文化啊，还有原来中国和韩国一样也有地域主义，中国女性的社会就业率比韩国女性的高多了。至于批评意见嘛，那就是好像落后那么一两年吧。（后略）（10694）中国和北京一点儿也没让我感到陌生，我想这也许是我们共同处于东方文化圈的缘故吧，说着一口蹩脚的韩国话的杨雪和一句中国话不懂的金在元怎么看怎么别扭，内容有点儿太乏味了。（2004年5月12日，男）

■情节

对于这部电视剧的情节，韩国观众所给予的评价大都太枯燥乏味，太落入俗套。其实，这一点也可以理解，因为这是故事本身的局限性造成的。还有一点就是，在电视剧的制作上，中国在爱情戏的拍摄上有限制，而且在拍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和中国特殊国情之间产生的冲突。如果不是长篇连续剧的话，设定4个主人公，剧情简单点儿就可以了。在我个人看来，主人公其实很有感召力，但是配角太多，占据了太大的比重，所以原本观众所期待的主人公的戏分也被无形之中削弱了，因此整个剧情显得散漫、不紧凑，看的人就会觉得很乏味。（2004年5月12日，男）这部电视剧喜剧的部分很多，拉近了中国这个国家和观众的距离，所以感觉不错。但是，感到比较遗憾的是，在韩国电视剧中常常男主人公是某集团的富家公子，这一现象在这部电视剧中依然没有什么突破。（2004年5月17日，男）

不过，在众多的批评意见中，所占比重更多的则是“韩国是中国的从属国”这句台词，接受了中国式教育的中国人当然在潜意识中有“从属国”这一意念，虽然电视剧创作之时的宗旨并不在此，但是却引起了韩国观众的轩然大波，也就是因为这句台词，所有的观众对这部电视剧完全否定，就像在观看同日本合作的电视剧，让韩国观众回想起了过去的那段历史一样，这句台词同样勾起了和中国人之间的那段不愉快的回忆。我觉得在第三集中有一句台词十分不妥，“韩国是中国的从属国，韩国企业太歧视人了”，这句台词让人从历史的角度感到很反感。最近两国间的高句丽问题又出现了争端，就在这个时候，这部电视剧中又出现了这么一句台词，这不得不让人担心这部韩中合拍的电视剧在中国内地全面播放后产生的影响效应，而且，这句台词对韩国企业的形象也会产生很不好的影响。（中略）（7364）今天看看电视，突然电视中出现了一句“从属国”，简直太让我感到气愤了。现在我们国家，由于和中国的历史问题变得很紧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今天的这句狂言，实在是不妥当，而且还是在KBS国营广播电视台播出。（2004年5月17日，男）虽然这只不过是一句简单的电视剧台词，但是我还是越想越气愤，虽然我只不过是一名微不足道的公司职员，但是我还是要要求他们对此进行订正，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地就过去了呢？（8070）你们到底是哪个国家的人？你们到底有没有脑子？（中略）中国人真是想象力丰富啊。甚至连警察都向罪犯露出一种温柔的表情，而且耐心地给予解释，警察局的电话也允许使用，还给受害人倒茶啊，是不是在开玩笑啊？（中略）这明摆着是电视剧，怎么就连社会的基本常识都没有呢？我最想知道的是写那个台词的人到底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如果是中国人写的话，那为什么不反驳他们呢？难道连说一句话的本事都没有吗？那，难道是韩国人写的吗？允许这样在电视里播出的也是韩国人吗？你是不是想让全国人民暴打一顿？（6785）

不过，我们看到，在暴风雨式的批评当中，也有少数的肯定意见，但是数量少之又少，而且他们的肯定意见只不过是针对韩中两国联合制作电视剧的意义，而且是期待未来能够创作出比较好的电视剧。今天看完最后一集，我哭了。（中略）这么伟大的爱情，走到最后没有化成泡影，而且家庭也重新恢复了以前的和睦，所以让人感到很幸福。做生意赚钱固然很重要，但我想更重要的应该还是人和人之间的情谊，虽然篇数不长，但是让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16610）我现在生活在美国，这部电视剧真有意思，很平民化，而且给人一种像潺潺流水般舒服的感觉。听说这部电视剧在韩国的收视率很低，而且很多的观众都在大骂这部电视剧，不过我想这可能是每个人的爱好有所不同吧，电视剧的类型不同，喜好的人群也就会有所不同。（16640）复杂多端的国际情感和历史，韩中两国是一个地理位置上一衣带水的国家，然而也是一对隔阂和纠纷不断的邻居，这次两个国家联手拍摄电视剧对于两国的现在和未来意义都极其重大。（中略）这部电视剧播出后，肯定会有更多的人想学习汉语，希望有更多的人喜欢这部电视剧。（11625）

■出场人物

对于出场人物的批评意见，显示了韩国人特有的批判方式，从演员的选择，到发型、外国语发音等非常具体的部位，全都涉及到了。归纳起来，大部分都是否定的意见，而且韩国的观众甚至从电视剧中还看到了韩国的国粹主义，也就是在电视剧中不断试图证明自己强于对方国家的民族优越感，还有就是韩国的观众一方面要求电视剧的真实效果，另一方面又期待着能够有一些突破。有一位观众曾说，这个电视剧的演员选得不好，我现在才真觉得他说得真对。（16225）我是金在元的影迷，可是看了他的发型，我着实被吓了一大跳，0_0，刚开始还觉得挺可爱，越看越……（16667）杨雪是外国人，而且虽然她的韩国语台词肯定已经练习了很多次了，但还是摆脱不了紧张的痕迹。（16659）在剧中出现的人是学习过韩国语的人，但是发音实在是不好，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16574）在我们韩国韩彩英人长得漂亮，而且中国语的发音也特别好，可能是自己比较努力了吧，所以通过《北京，我的爱》，可以看出我们韩国的演员在练习的时候有多么地努力，所以我期待着我们国家的年轻人能够在中国内地上闯出一番天地。（7504）金在元最好不要弄那个发型，如果仅仅是在我们韩国播出的话，没什么，可是还要在中国播出，实在是太丢人了，而且作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弄那么个头发，实在是太土气了。如果说是演一个傻瓜或者是露宿街头的人，那我觉得会挺合适，那个发型实在不是一个干练的人应该弄的发型。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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