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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4-20 11:5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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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海亮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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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总该绚烂一次

生命总该绚烂一次试读:

个人简介

周海亮,职业作家,剧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浅婚》、中短篇小说集《天上人间》等30余部。《读者(原创版)》、《意林》、《青年文摘》、《意林》等签约作家,“中国最受青少年读者喜爱的作家”之一,江苏卫视“阅读阅美”推荐作家,中高考试卷热点作家,其作品约800篇左右入选全国各地中高考试卷或者中高考模拟试卷。

小说作品散见于《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青年文学》、《长江文艺》、《大家》、《山花》、《百花园》等。多篇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日文、蒙古文等,获小小说最高奖项“金麻雀”、“《山花》双年奖”奖等文学奖项多个。

现居山东威海。

内容简介

本书精选著名作家周海亮近几年所创作的美文及小小说92篇,其中绝大多数被《读者》、《青年文摘》、《意林》、《格言》、《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等报刊所转载,部分被选为中高考阅读试题及模拟试题。本书共分四辑,其精选的每一篇文章都深受读者喜爱,给人爱的启示与心灵的洗涤。  第一辑 一路阳光一路阳光

那排双人座上坐了一位老人和一位年轻人。老人的脸上皱纹拥挤,年轻人的脸上长满粉刺。他们是一起上车的,年轻人小心地搀扶着老人,微笑着,让她坐了靠窗的座位。车子马上就要启动,老人打开窗子,把头伸到窗外张望。乘务员对年轻人说,让你妈把车窗关上吧,要开车了,那样危险。年轻人于是轻轻推推老人。老人不好意思地笑,关上了窗子。她靠着椅背,很快打起了盹儿。

车子驶出车站,在土路上颠簸。车厢里很快挤满了人,车子被挤得几乎变了形状。有人提着鼓囊囊的旅行袋,有人扛着脏兮兮的蛇皮口袋,有人抱着色彩鲜艳的纸壳箱,甚至有人在手里拿了钓鱼竿和新买的拖把。车厢里也许是世界上最复杂最拥挤的空间。何况,要过节了,似乎所有人都着急赶回家。

年轻人承受着拥挤,端坐不动。他的姿势有些别扭,细看,才知是因为老人。老人睡得安静和香甜,脑袋歪上年轻人的肩膀。车不停地晃,年轻人用一只胳膊支撑着座椅,努力保持上半身的静止。看得出来,他所做的努力,只为身旁的老人能够睡得更舒服一些。后来他干脆将一只胳膊护在老人面前,以防有乘客不小心撞上老人,或者他们手里的钓鱼竿和拖把突然碰上老人的身体。年轻人做得小心翼翼,他像保护一个孩子般保护着老人。

乘务员挤过来,年轻人掏出钱,买了两张车票。乘务员看了他的样子,说,您可真是孝顺。年轻人笑一下,不说话。他费力地将找回的零钱揣进口袋,上半身仍然静止不动。老人灰白色的头发被风吹乱,粘上他淌着汗水的脸。于是他冲前面的乘客轻轻地说,劳驾关一下窗子。他指指身边的老人说,她睡着了,别受凉。

车子一直往前开,车厢里的人越来越少。有那么几次,年轻人似乎想推醒身边的老人,他把手一次次抬起,又一次次放下。终于,年轻人在一个小站推醒了的老人。他对她说,我们到了。该下车了。

他扶着似乎仍然停留在睡梦中的老人,慢慢下了车。车子继续前行,将他们扔在小站。

老人看着离去的公共汽车,忽然想起了什么。她说我好像还没买票吧?年轻人笑着说,车已经开走了,您现在不用买票了。老人说这怎么好?刚才,我一直在睡觉吧?年轻人微笑着点头,他说是,您一直在睡觉。老人说我记得上车时,你说你在东庄站下车,你坐过了两站吧?年轻人说是这样。不过没关系,我再坐回程的车回去就行。或者我还可以走回去,反正也不远。老人说你怎么会坐过站呢?你也在睡觉?年轻人继续着他的微笑。他点点头说是的。刚才我也在睡觉。好在您没有坐过站。

老人向年轻人道别,踅上一条小路。年轻人大声说需要帮忙吗?老人说不用了,五分钟后我就能赶回家。年轻人问您是要回老家过节吗?老人说是啊。闺女在城里,儿子还在乡下老家呢。老人站在阳光下,一边说一边笑。她没有办法不笑。五分钟后,她就能够见到日夜思念的儿子。

年轻人一个人站在站牌下,等待回程的公共汽车。阳光照着他生机勃勃的脸,透进他的内心。他感到温暖并且幸福。爱的颜色

想必,爱也是有颜色的吧?玫瑰红的,温暖并且浪漫;柠檬黄的,清澈并且明净;宝石蓝的,内敛并且深沉;那么,红色的呢?我是指,那种火一样的红。

男人喜欢穿红颜色的衣服,淡红的,赭红的,砖红的,橘红的,朱红的,紫红的……像开着一朵火焰,喜庆并且热烈;然女人却是一袭素衣,或白或蓝或灰,标准的大都市调子。两个人站在一起,或并排走,或一前一后,看起来便很是协调。或许夫妻相不单指两个人相似的长相吧?还有站在一起的视觉效果。

秋天时他们一起去西藏旅游。没打算登山,只想住在山脚看一看风土人情,然后就回家。可是那天女人突然来了兴致,她说要不我们跟哪个登山队走上一程?男人说登山可不是闹着玩的。女人说我们又不登顶……只跟着走一段,就下来。男人拗不过女人,他说,好吧。

就开始准备。能准备什么的呢?他们连一根绳子都没有。

第二天一早,他们真跟在一个登山队后面朝一座雪山进军。攀到约一千五百米高度,男人不再往前。他说下吧,再往上可能就危险了。女人点头同意,两个人开始返回。当然意犹未尽,不到两千米高度,感觉像在家里蹬跑步机。女人说在她的老家,这样的山到处都是。说话时女人看着男人,白雪皑皑里,男人就像一只火红的狐狸。

往山下走,脚步轻松很多,可是等下到山脚,才发现迷路了。好像他们是从另一条路下山的,明明记得山下有一爿房子,现在却变成了草野。

偏偏天空突然布满乌云,世界转眼间被狂舞的雪花填满。草野变成雪地,两个人的周围,只剩下望不到尽头的白。

男人耸耸肩膀,对女人说,也许我们可以堆一个雪人。

问题并非太严重——他们是在山下而不是山上——可是仍然不敢懈怠。在空无一人的冰天雪地里迷路,两个人都知道,这样的事情,容不得半点马虎。

互相鼓励着对方,一步一步往前。走了约两个小时,女人突然滑了一跤,再站起来,就走不了路了。她的脚被重重地崴了一下,女人皱着眉头,表情很是痛苦。男人早已体力不支,这样的天气里背着女人,对瘦小孱弱的他来说,根本没有可能。

他们决定改变一下策略。男人说你在这里等我,我一个人先走,等找到能够帮助我们的人,就回来接你。女人点点头说,好像只能这样了。男人脱下他的羽绒服,说,穿上。女人说你疯了?你会冻成冰棍的!男人说把你的羽绒服脱给我——我们换一下穿——穿着对方的衣服,身上或许更有力气。女人就笑了。她想怎么这种时候,男人竟还有心思开玩笑?

女人穿了男人的羽绒服,男人穿了女人的羽绒服,两个人轻轻拥抱,然后男人冲女人做一个鬼脸,就转了身。他刚刚走出几步,两个人就同时听到远处有人朝这边喊叫——那里晃动着几个很小的身影,另一支登山队正在返程……

甚至有些失望。故事缺了最惊险的情节,没有大难不死或者劫后逢生的激动……

女人喝着一杯热茶,问一名登山队员,隔了这么远,你们怎么能够发现我们?对方回答说,因为你的衣服啊!那么红,一片白里很是扎眼。难道你不知道吗?登山时最好穿上颜色鲜艳的衣服,比如大红,这样万一遇上险情,容易被救援人员发现……

女人扭过头,盯住她的男人。男人冲她笑笑,继续喝茶。甚至有些尴尬,只因他的心思,终被女人觉察。

女人想这样的男人,注定可以依靠一辈子了。也许这就是红色的爱情吧?喜庆并且热烈。平日里火炉般小心燃着,散给她恰到好处的温暖;而在危急时分,就变成了不顾一切的熊熊烈焰。一年鱼

是个很小的装饰品店,门口挂两个火红的中国结,很喜庆。那几天正拾掇书房,总感觉电脑桌上光秃秃的。心想进去看看吧,说不定,能给我的桌面上增加一件物美价廉的小摆设。

一眼,就看到了那个瓶子。

瓶子芒果般大小,晶莹剔透的玻璃,夹一丝丝金黄。也是芒果的造型,艳丽,逼真。之所以说它是瓶子,是因为那里面装了水,并且那水里,正游着一条两厘米多长的粉红色的小鱼。

瓶子里装了水,水里面游着鱼,这没什么稀奇。稀奇的是,这个瓶子是全封闭的。它没有瓶口,没有盖子,没有一丝一毫的缝隙。它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玻璃芒果。

可是那些水,那条鱼,它们是怎么钻到这个完全封闭的玻璃世界中去呢?

厂家在生产这个瓶子的时候,就把鱼装进去了。店主告诉我,这需要很尖端的技术。

你想啊,滚烫的玻璃溶液,一条活蹦乱跳的鱼。

我去啤酒瓶厂参观过。我知道所有的玻璃瓶子都是吹出来的。在吹瓶的时候,瓶子会达到一种可怕的高温,鱼和水不可能那时候放进去。那就只剩下一个解释:厂家先拿来一个芒果造型的瓶子,装上水,放上鱼,然后想办法把这个芒果完全封闭起来。

我想店主说的没错,这样一件小小的工艺品,的确需要很尖端的技术。

店主告诉我,这个玻璃芒果,这条鱼,只需六十块钱。

倒不贵。可是我弄不明白,我们怎样来喂这条鱼?怎样来给这条鱼换水?

不用喂,也不用换水。店主说,这里面充了压缩氧气,这么小的一条鱼,一年足够用了。也不用换水,水是特殊处理过的吧。只要别在阳光下暴晒,这条鱼完全可以在这个小瓶子里很好地活上一年。

那么一年后呢?我问。

鱼就死了啊!店主说,六十块钱,一件极有创意极有观赏价值的工艺品,也值了吧?

当然,我承认值。这比在花瓶里插一年鲜花便宜多了。可是,店主的话还是让我心里猛地一紧。

鱼长不大吗?我问。

你见过花盆里长出大树吗?店主说。

那么,这条鱼的自然寿命是几年呢?我问。

三四年吧。店主说。

心里再一紧。

自然寿命三四年的鱼,被一个极有创意的人,被一个有着高端技术的工厂,硬生生剥夺了自然死亡的权利。一年后是鱼这一生的什么时间?少年吧?青年吧?或者中年?

可怜的一年鱼!

为了自己日益苛刻的味蕾,我们杀掉才出生几天的羊羔;从蛋壳里扒出刚刚成形的鸡崽;把即将变成蝴蝶的蚕蛹放进油锅煎炸;将一只猴子的脑袋用铁锤轻轻敲开……

现在,为了日益荒芜的眼球,又“创意”出一条小鱼的死亡期限,然后开始慢慢地倒计时。

当我们在自家的茶几或者书桌上盯着那条鱼看,我不知道,我们看到的是美丽和幸福,还是残忍、悲伤、恐惧以及死亡?

我想有此创意的人,如有可能,也应该享受到这条鱼的待遇吧?把他装进一个电话亭大小的完全封闭的钢化玻璃屋里,准备好三年的空气、食物和水,然后扔进寒冷的北冰洋,让一群巨鲨们,每天眉开眼笑地倒计时。疤痕

她长得很漂亮。可是左边的眉骨上,有一道深深的疤痕。

那时她还小。父亲推着独轮车,把她放在一侧的车筐。田野里到处是青草的香味,她坐在独轮车上唱起歌。后来她听到山那边响起“哞———”的一声,她站起来观望,车就翻了。

那天很多村人对她父亲说,怎么不小心一点呢?这么小的孩子。

她喜欢唱歌和跳舞。小时候在村人面前唱唱跳跳,便有村人夸她,唱得好哩,妮子,长大做什么啊?她就会自豪地说,电影演员。

她慢慢地长大着。长到一定的年龄,便意识到自己的脸上,有一道难看的疤。从此她不在外人面前唱歌。她怕别人问她,长大后干什么。

后来她去遥远的城市读大学。她读的是与“演员”毫不相关的专业。但有那么一个机会,她还是去试了试某电影学院的外招。结果,如她想象的完全一样,她被淘汰了。

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道疤痕。

大二暑假回家的时候,父亲为她准备了一个小的敞口瓶,瓶子里盛装着一种黄绿色的粘稠的糊。父亲说,这是他听来的偏方,里面的草药,都是他亲自从山上采回的。听说抹一个多月,疤就会去了呢!父亲兴奋着,似对自己的话,深信不疑。

她开始往自己的疤上涂那粘稠的糊糊。每天她都会照一遍镜子,可那疤却是一点儿也没有变淡。暑假里的某一天,要有几位高中同学来玩,早晨,她没有往眉骨上抹那粘糊。父亲说怎么不抹了呢,她说有同学来玩,父亲说有同学怕什么,她说今天就不抹了吧。可是父亲仍然固执地为她端来那个敞口瓶,说,还是抹一点吧。那一霎间她突然很烦躁,她厌恶地说不抹了不抹了,伸手去推挡父亲的手。瓶子掉到地上,啪一声,摔得粉碎。

父亲的表情也在那一刻,变得粉碎。还有她的希望。

以后的好几天,她没有和父亲说话。有时吃饭的时候,她想对父亲说对不起,但她终究还是没说。她的性格,如父亲般固执。

回到学校,她的话变得少了。她总是觉得别人在看她的时候,先看那一道疤。她搜集了很多女演员的照片,她想在某一张脸上发现哪怕浅浅的一道疤痕。但所有的女演员的脸,全都是令她羡慕的光滑。

她变换了发型。几绺头发垂下来,恰到好处地遮盖了左边的眉骨。她努力制造着人为的随意。

那一年她恋爱了。令她纳闷的是,男友喜欢吻她的那道疤。

大三那年暑假,她再回老家,父亲仍然为她准备了一个敞口的瓶子,里面盛装的,仍是那种粘粘稠稠的黄绿色糊糊。父亲嗫嚅着,其实管用的……真得管用。父亲挽开自己的裤角,指着一道几乎不能够辨认的疤痕说,看到了吗,去年秋天落下的疤,当时很深很长……现在不使劲看,你能认出来吗……我这还没天天抹呢。

看她露着复杂的表情,父亲忙解释,下地干活时,不小心让石头划的……小伤不碍事。却又说,可是疤很深很长呢。

她特别想跟父亲说句对不起,但她仍然没说;她特别想问问当时的情况,但她终于没敢问。她怀疑那疤是父亲自己用镰刀划的,她怀疑父亲刻意为自己制造一个和她一模一样的疤。她害怕那真的是事实。她说不出来理由,但她相信自己的父亲,会那么做。

整整一个暑假,她都在自己的疤上仔细地抹着那粘稠的糊。她抹得很仔细,每次都像第一次抹雪花膏般认真。后来她惊奇地发现,那疤果真在一点一点地变淡。开学的时候,正如父亲说的那样,不仔细看,竟然认不出来了。

可是她突然,不想当演员了。

星期六晚上她和男友吻别,男友竟寻不到那道疤痕。男友说,你的疤呢?

她笑笑,说,没有疤了。

其实,她知道,那道疤还在。

疤在心上。父亲的光头

年轻的父亲和六岁的儿子正做着游戏,突然父亲问自己的儿子,爸爸帅吗?

儿子仰着脑袋,无限崇拜地看着自己的父亲。当然帅!他使劲点着头。

父亲问,比罗纳尔多怎么样?

儿子说,他哪能跟你比?

比贝克汉姆怎么样?

比他更帅!

父亲接着问,那比陈佩斯呢?

儿子快乐地笑了。比他帅多了。儿子斩钉截铁地说。

那么,父亲说,假如我现在把头发剃光,还会比他们帅吗?

儿子想了一会儿,说,我想仍然比他们帅。

父亲就站起来,拉了儿子的手。走!他说,现在就陪爸爸理发去。

儿子有些不愿意了。六岁的他隐隐地感觉到似乎落入到父亲的圈套。他不解地问父亲,为什么要剃成光头?

父亲说你都可以剃成光头,我为什么不可以?

儿子说我是小孩嘛!

父亲说大人也爱美啊!难道你不知道罗纳尔多贝克汉姆都常常剃成光头吗?还有那个陈佩斯,更是一直光着脑袋……并且你想,假如我剃个光脑瓜瓢,一会儿回来,猛地推开厨房的门,冲你妈做个鬼脸,再大叫一声,你妈她会怎么样?父亲指了指厨房,压低了声音。

她会吓一跳!儿子拍起巴掌。

还有呢?父亲眨眨眼睛。

她不认识你啦!儿子兴奋得满脸通红,她会大声喊,快抓坏人啊!到那时我就给她介绍说,这位就是你的老公。

父子俩一起大笑起来。然后,父亲牵了儿子的手,一起去街角的理发店剃光了头发。

只剩下厨房里的女人,偷偷抹泪。

然后,一天以后,父亲背着儿子来到医院,开始一个月一次的化疗。

然后,每隔几天,他都要偷偷来到理发店,把刚刚长出来的头发剃光。

然后,半年以后,他的头发终于全部掉光。他不再需要理发。

然后,一年以后,父亲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多年后男孩长成一位男人。他做过装缷工,送奶员,业务员,小区保安。他勇往直前,无所畏惧;他乐观向上,关心别人。一次与朋友谈起各自的性格,他说自己的性格,很大程度是因为受到父亲的影响。

可是你的父亲不是在你六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吗?朋友不解地问。

他说的确,父亲在我六岁时候离我而去。可是他在离去以前,一直笑着为自己的儿子藏好了疾病和死亡,让我儿时弱不经风的心灵,没有丝毫恐惧和阴影……你想把不好的留给谁

在中国,几乎所有超市的蔬菜区和鱼肉禽蛋区,都可以自由挑拣。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不管男人女人,大人小孩,只要在买菜,全都低着头,挑大蒜,挑土豆,挑排骨,挑带鱼……甚至,挑完了,还会再检查一遍购物篮或者购物车,将不太满意的再挑出来。至于农贸市场、街头小摊,就更不必说了。挑挑拣拣,构成我们消费的全部。

这现象太过普通和正常,普通正常到几乎没有人去考虑这件事情的后果。说起来,这件事情的后果也没有什么严重,无非是:前面的人把好的挑走了,你接着挑,你后面的人再接着挑,挑到最后,哪怕剩下两棵油菜,也有相对好的那一棵。

每个人都挑走了一堆里面最好的,这恰恰迎合人们贪便宜、别吃亏的心理。尽管,没有人真正贪到了便宜。因为你前面的人已经挑走了好的,你挑的,不过是相对好一些而已。

不过,说老实话,后来那些好的相比之前的好的,接近于垃圾。

这是一个自我的世界。或者说这是一个自私的世界。自私到,连一头大蒜、一条带鱼都要挑挑拣拣。说白了,就是我一定得挑走好的,剩下不好的留给别人。

说是挑,客气了。应该是抢。两者没什么本质的区别。

这样的生活习惯,或者说这样的人生态度,生活里比比皆是,司空见惯。因为我们不但挑蔬菜,还挑家具,挑房子,挑学校,挑职业,挑对象,挑位子,挑墓地……人人都在挑,天天都在挑,人人都在抢,天天都在抢。苦在其中,乐在其中。

但世界上的好东西,只有那么多。你把好的挑走了,他也把好的挑走了,不好的留给谁?

似乎没有人去管。因为我们只抢走了应该或者不应该属于我们的那一份。因为我们并没有直接伤害到别人。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当自己抢走好的,那些差的会被哪个倒霉蛋遇上。因为我们并不认识那个倒霉蛋。因为那个倒霉蛋,与我们无关。

假如那些倒霉蛋是你的亲人、家人或者最好的朋友,我想,大多数人都不会这样做。那应该会出现这样一种情景:不是挑好的,而是挑差的。小到一头大蒜、一条带鱼,大到一栋房子、一个职位。因为我们爱他们。我们愿意为他们吃亏,为他们付出。

说到底,“爱”能改变一个人的行为习惯。“爱”能改变世界。

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爱”,追求“善”,然而,有些事情,我们却做不到“爱”,更做不到“善”。或者说,我们把“爱”与“善”夸张化了,概念化了——我们可以去花鸟市场买鲤鱼放生,可以资助一个山区的孩子读书,但只要到了超市,仍然会低头挑菜,并心安理得。

你想把不好的留给谁?无论留给了谁,你都抢去了本应该属于他(她)的东西。所以我说,你天天行善,日日行善,只要去超市挑过那么一两次,那么,你就不是纯粹的“善”。

道理很简单:既抢,且善,怎么可能?你永远没有一败涂地

上世纪80年代末,我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机会——报考乳山师范的美术专业。那时候,师范特别受欢迎我们这些农村穷孩子的欢迎——只要考上了,工作和户口就有了保障。

之前我自学了十几年美术。对考上师范,我有足够的信心。

初试进行得非常顺利,无论素描还是速写,我全都超常发挥。回到家,父亲问我考得如何,我告诉他,就算只录取一个,也非我莫属。我没有夸张,考美术不像考文化,大家挤在同一间屋子里,面对着同一个模特。只要转转脑袋,谁画得好,谁画得不好,一目了然。

果然,我以初试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复试。复试在乳山师范进行,我带了画具,提前一天来到考场。由于头一天晚上感冒,到了考试那天,我头痛欲裂,鼻涕一把泪一把,看什么都是重影。于是心里叮嘱自己,一定要考好,一定不要受感冒的影响。然而越是这样,我越紧张,结果,我发挥得一塌糊涂。我看了看,整个画室里,我的画充其量只能排在中游。而这样的成绩,根本不可能考上。

素描之后是速写。因了素描的糟糕发挥,我的速写也很不成样子。每个考生只有一张盖了编号的画纸,一旦画坏,便不可再改。我知道,我也许会被淘汰。

最后考的是美术理论,紧张到极点的我,不仅把“吴道子”写成了“吴作人”,并且将三原色中的黄色答成了冷色调。而这些,在我很小的时候,便可以倒背如流。

我沮丧极了。

回到家,父亲问我考得如何。我告诉他,就算只淘汰一个人,也极可能是我。我同样没有夸张。我发挥得差极了。我怨不得别人。

经过近一个月的忐忑并且心存侥幸的等待,当成绩终于公布,我果然榜上无名。尽管早已做好心理准备,但那时,我还是感觉天都塌下来了。一个农村孩子就此失去走出农村的最好的机会,有什么比这更糟糕的事情呢?我想因了我的失败,我注定会重复父辈们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父亲劝我说,以后的事情,谁也料不到。虽然现在你没有考上师范,以后或许也不会从事与美术有关的职业,但是我相信,你肯定会有更好的前程。

可是我已经被淘汰了。我说,我不知道我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出路。

也许你的很多潜能,连你自己都没有发现。父亲说,这么多年,你迷恋画画,是好事。但同时,这也会限制你对其它潜能以及才华的发现。我相信多年以后,你会从事一种你之前从没有做过、甚至从没有想过的职业,并且你会做得很好。所以,现在你被淘汰虽不是好事情,但你并没有一败涂地。考试成绩不过代表了你在某一个领域的技能或者某几门学科的认知程度,说明不了其它问题。考试成绩或许会影响到你一段时间的人生,却不会永远影响到你的人生……请记住,对一个有理想的人来说,永远不要用“一败涂地”这个词。

往后那些年,我读职高,毕业,在各种各样的工厂打工,自己做生意……即使生活最艰苦、心情最灰暗的那段时间里,我也记得父亲的话:你永远没有一败涂地。

现在我所从事的职业与当初的理想毫不相干,但是,我同样很快乐,同样可以为社会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这些年,我无数想,假如当初我考上了师范,又能怎么样呢?得到的同时,意味着失去,很多时,我甚至感谢那次失利。

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在同一个领域是这样,在不同的领域也是这样。母亲灯

第一次进城,母亲去送他。通往城里的过路车每天只有一班,他和母亲在路边等了很久。母亲一直替他扛着那个大大的背包,她把背包从左肩换到右肩,从右肩换到左肩,再从左肩换到右肩。他对母亲说,把背包放下来歇一歇吧。母亲摇摇头说,我背着就行了。刚下过雨,路还没有干透,他知道母亲怕弄脏了他的背包。背包虽然廉价,却是新买来的。母亲想让他干干净净地进城,母亲不想让她的儿子被城里人嘲笑。

车很久不来,疲惫的母亲将背包抱到胸前。背包敞开一条缝隙,里面竟然露出一个小小的纸灯笼。那是家里唯一的灯笼,是晚上走夜路时用的。他问母亲,你把灯笼塞进背包里干什么?母亲说万一你在城里走夜路,这灯笼就用得上了。他说不是跟你说过吗?城里的街道,有路灯。母亲说我知道城里的街道有路灯,可是万一赶上停电呢?咱们的村子里也有电灯,还不是一两天就停一次电?母亲用村里的逻辑来分析城里的景状,他知道自己不可能说服母亲。他想他只能带上这个灯笼,然后在到达城里以后,把它当成一件装饰品挂在床头。车来了,他从母亲手里接过背包,挤上了车。背包里有一个他注定不会用上的灯笼,那是母亲的灯。

他很快在城里扎下了根,又买了很宽敞的房子。几年后他走在街上,没有人能够看出来他曾经是个乡下人。他接来了母亲,教母亲用燃气灶,教母亲开关电视机,教母亲去超市买东西,教母亲认识马路上的红绿灯……母亲当然很不习惯。母亲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不去用燃气灶,不去动电视机,只去农贸市场买菜,尽量少出门,尽量少经过红绿灯……那个灯笼挂在书房的一角,灯笼里有一根从未点着过的蜡烛。灯笼土气并且陈旧,与那个书房的整体格调,极不协调。

他常常嘲笑母亲的迂。在夜里,他和母亲站在窗前,看城市的夜景。他问母亲,你来到城里这些日子,见过停电吗?母亲笑一笑。他说,城里根本没有白天和黑天之分。甚至夜里因为有灯光,反而比白天还亮,还繁华。再说,即使真碰上停电,这么平坦的马路,又能有什么事呢?母亲再笑一笑。他想,母亲的微笑等同于默认了自己毫无根据的多虑。

几天后的晚上,他接到一个电话。是公司突然接到一笔业务,他需要马上去公司一趟。他匆匆整理一下公文包,又从鞋柜里取出自己的鞋子。这时母亲从书房里出来,他看到,母亲的手里,竟然提着那个小小的灯笼!带上灯笼,母亲说,万一赶上停电好用。

他说怎么可能停电呢?你去窗口看看,现在外面不是没有停电吗?

可是,万一你回家的时候停电了呢?

可是我要打出租车回来的。

可是我知道出租车只能停在小区门口。你仍然要走一小段路的。

可是那段路上有路灯啊。

可是万一正好赶上停电呢?

可是这么长时间,你见过停电吗?

可是万一今天晚上正好被你赶上了呢?

他愣愣地站了一会儿,终于哽咽。他接过母亲手里的灯,匆匆下楼。他不敢回头,他怕眼泪被母亲看见。

他提着那个灯笼去公司,将灯笼挂在桌边,然后开始工作。不断有同事们问他,你买这个工艺品干什么?他总是认真地对他们说,这不是工艺品,这是母亲的灯。

……灯里有浓浓的牵挂和爱,以及母亲对儿子,看似多余的永远的担忧。父亲的玩笑

门外是一片草地,草地里有野花,有野兔,有美丽的蘑菇,当然也有毒蛇。父亲为他的家围上栅栏,又在栅栏的周围小心并细致地撒上驱蛇药。父亲决不允许毒蛇入侵他的领土,惊吓或者侵犯他的妻儿。

可是那天早晨,当父亲毫无防范地走进洗手间,他竟然发现洗漱台上,盘踞着一条很大的毒蛇!毒蛇长着三角形的脑袋,披着灿烂邪恶的金黄色花纹。它圆溜溜的眼睛死死地盯住男人,淡蓝色柔软的信子不断从嘴巴里轻巧地弹出。男人吓了一跳,不动,又慢慢退出,去客厅寻找一件足以对付这条毒蛇的武器。退出前他不忘关紧洗手间的门,他知道一旦毒蛇爬进客厅,将意味着什么。

可是他不敢肯定自己有没有对付这条毒蛇的能力。

他在客厅里见到了自己的儿子。四岁的儿子从卧室出来,搓着睡意朦胧的眼睛。他看见父亲,喊了声爸,脚步却并没有停歇。他走向洗手间。洗手间里,盘踞着一条可怕的毒蛇。

别急去!父亲急忙喊住他,洗手间里有东西!

有东西?儿子停下脚步,满脸疑惑的表情。

哦,是的。父亲说,先不要去洗手间。

有什么东西?

一条蛇。话音未落,父亲就发觉了自己的鲁莽。儿子生来怕蛇,一条突如其来的蛇会让他惊惶失措,然后一连好几天心惊胆战,甚至夜里都会做起恶梦。不过那是一条假蛇,父亲急忙加上一句,我从小贩手里买来的。父亲扮着轻松的表情,他希望儿子没有被吓坏。

假蛇?儿子果然来了兴趣,你在洗手间放一条假蛇干什么?

你猜呢?父亲被他的问题难住了。

你想吓唬妈妈!儿子想了想,兴奋地说,你想让妈妈吓一跳!我现在就喊妈妈去!我骗她去洗手间……我对她说,你老公送给你一件礼物,在洗手间里。儿子拍着手,眉开眼笑。

先不要。父亲制止他说,我们不一定非要用这条蛇来吓唬妈妈吧……我们可以用它来吓唬别人……比如说,警察……

吓唬警察!儿子笑着说,真好玩。

那我现在就给警察打电话,他们马上就到,不过你先不要进洗手间。父亲掏出电话,走到门口。在那里他能看得见儿子,儿子却听不到他压低的声音。电话里他向警察详细描述了毒蛇的样子,并且,他恳求对方不要告诉他的儿子那其实是一条毒蛇。

警察在一分钟之内制服了毒蛇。一分钟时间里,父亲和儿子躲进了卧室,他们一边偷偷地笑,一边从门缝里往外看。他们什么也看不到,可是似乎,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快乐。

警察们离开以后,父亲问儿子,刚才好玩吗?儿子说,好玩!父亲问,想不想再来一次?儿子说,想!父亲笑了。他说可是这样的恶作剧,我们只准玩一次……警察们太忙,他们有太多事情,这些事情远比来咱们家抓走一条假蛇重要得多……所以以后,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拿一条假蛇来捉弄警察。

儿子似有所悟地点点头。

父亲说不过,如果你以后遇到一条真正的毒蛇,如果是在家里,比如洗手间,比如客厅,如果你的身边恰好没有别人,你就要学爸爸这样,先关上门,再跑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如果有需要,你一定要唤来警察……

父亲和儿子坐在栅栏前,面前是一片绿意盈盈的草地。父亲摸摸儿子光溜溜的脑袋,心情无比愉悦。不过是一个玩笑,就让儿子本应的恐惧变成了快乐,并且因了这个玩笑,他让他四岁的儿子,学会了危险面前的自我保护。

让每一个孩子摆脱恐惧,让每一个孩子的每一天都是快乐的,让每一个孩子学会保护自己。他知道,这是每一位男人、每一位父亲最基本的责任。

当然,这需要智慧。梦想是你的脊梁

小时候我的梦想是当一名画家。我认为只有画家才可以天天画画。稍大些时我开始为这个梦想努力,似乎那时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将来能够成为一名画家。可是对一个没有经过专业指导的农村孩子来说,想成为画家谈何容易?当我终于没能考上美术师范而不得不就读于一所职业高中时,我认为,我的梦想在那一刻随即破灭。我在高中度过了三年浑浑噩噩的时光,那三年里,我似乎将梦想彻底隐藏。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只是我没有了继续画画的信心,而并非没有梦想。是失败让我变得更加“务实”,而那样的“务实”,其实才是最可怕的。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个山区啤酒厂,仍然浑浑噩噩地度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位韩国商人。他在城市里开着一家很大的公司,在他的邀请下,我去了他的公司,从一名普通的工人,变成一位白领。

新的梦想就是在那时候诞生的。必须承认,那位韩国商人颠覆了我的一些既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那时我不再想成为画家,而是想办一个属于自己的公司。我在他那里做了三年,然后真的辞职,并且办起了自己的公司。

——其实很多人和我一样,梦想并非只有一个。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背景,新的梦想随时可能诞生。

一开始我的公司经营异常艰难。那时候我又有了新的梦想,就是可以天天有生意可做。后来真的天天有生意做了,我又希望把我的公司做得更大,做成跨国公司。梦想在我这里不停地升级,我从中得到源源不断的快乐和动力。

可是,我逐渐发现我的性格其实并不适合做生意。尽管我努力使自己在生意场上左右逢源,但事实上,我骨子里是一位不愿意和别人打交道的人。或者说,我并不擅长生意场上的左右逢源,并不喜欢针锋相对的商场拼争。相反,我越来越喜欢安静,越来越喜欢一个人的独处。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我有过一段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在某一天,我下定决心,弃商从文。

于是新的梦想再一次诞生。把文章越写越好,把更多的好作品交给读者,成为我文学路上的唯一梦想。现在我仍然在这条路上跋涉,很快乐,也很艰难。

既然旧的梦想可以轻易抛弃,那么,梦想还有什么用?当然有用。其实不管你的梦想能不能最终实现,或者你会不会在某一天抛弃你原有的梦想,这些梦想都会给你的生活增加无穷的动力和激情。——在我梦想成为画家的时候,我天天练画,我的每一天都过得充实和快乐;同样,在我梦想开一家自己的公司的时候,在我梦想把自己的公司做成跨国公司的时候,在我梦想可以出一部让自己满意的长篇小说的时候,我每一天都会努力。我们不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你必须充满激情、勇往直前。你靠着这梦想才让自己站得笔直。你的这种状态才是最重要的。这是你的财富。

是的,梦想总会在前面等着你,它是你的脊梁,靠了它,你才能够站起来,才不至于倒下去。这与你能不能够将它最终实现,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最后我想说,梦想不能够实现,真的并不可怕。因为你还会诞生出新的梦想。可怕的是梦想破灭时对信心所造成的巨大打击。这种打击在有时候,才是最致命的。请与我保持距离

去银行办业务,总感觉背后刀子般的目光。有人就那样紧紧地挨着你,感觉像训练有素的间谍。有时我会指指“一米线”,告诉他我马上就要输入密码。想不到对方却是耸耸肩安慰我:“不碍事的。”语气和眼神,极为坦诚。

那目光和神情,总令我不解。换句话说,他越坦诚,我越不安。尽管我也相信,那背后之人应该不会流氓到偷记了我的密码,然后从我的存折里取出一大笔钱。却仍然想,不是有“一米线”吗?为何不能站在“一米线”外等?“一米线”是供的,还是用的?

总有人呼吁要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身体上的,还有心灵上的。理解。这世上,每个人都孤独,于是就开始加强与陌生人或者朋友间的交流。网络上的视频聊天,酒吧里暧昧的灯光,距离都短得让人心惊。其实没关系,只要两厢情愿,“零距离”甚至“负距离”也没有关系。可问题是,总会有人,或陌生人,或朋友,在进入你心里所能承受的“一米线”距离时,根本用不着与你商量。这时,你可能便会局促不安,甚至于反感了。

某一天正写稿子,有朋友来访,跟他说你先自己看半小时电视,编辑催稿子呢。对方笑着说忙你的忙你的,很大度的样子。半小时后,客厅里已不见了朋友。推开卧室的门,这家伙已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了,旁边,我的几本宝贝书也被他翻得一塌糊涂。能跟他说什么呢?都是那样好的哥们。也许对一些坦诚且不拘小节的人来说,朋友间是不应该有隐私的,更甚至距离。

朋友曾在酒席上给我介绍一位陌生人,说此人如何如何了得,寒暄一番后,就似成了朋友。酒席完毕,便被此人缠住。“家住哪里?”“手机号我有,家庭电话呢?”“对了你当初为何不继续你的生意呢?”“为什么要写作?”哪里是在聊天,简直是在审问,刀刀都对准了你的心脏。拂手而去显然是不礼貌的,只好支支吾吾,答非所问。感觉极像是他在前靠,我在后退,他白白浪费了一个夜晚,距离仍被我小心翼翼地保持着。

不是我自视清高,刻意封闭。总以为,人与人之间,心与心之间,总该保持那么一点距离。真正的“零距离”是不存在的,那会让彼此不安。我把这距离当成是心理上的“一米线”。越过了这个距离,你的每一步靠近,都令我极不舒服。尽管我知道你并非恶意。这与“善意”或是“恶意”无关。好像,银行里的“一米线”也并非专为有“恶意”的人准备的。心存这个想法,好似有些肤浅了。

想跟一些人说:请与我保持距离。对陌生人,也对朋友。秋夜,火车站广场的老人

老人蜷缩在长椅上,头底下,枕着一个藏蓝色的包袱。包袱和老人的嘴唇一样干瘪,我猜想那里面空无一物。老人头发花白,皱纹纵横,灰色的嘴唇黯然无光。她综合并叠加了老年人的所有特征。这样的年纪,这样的老人,本该坐在家里,看着电视,逗逗外孙,浇浇花草,喂喂小猫小狗,然她,却蜷缩在火车站广场的嘈杂与冷风里,打着轻微的鼾。

她睡得很香。

这样的环境,睡得香,只有三种可能:她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她早已习惯;她太累了。

哪一种,都令我心痛,乃至心碎。

是秋夜,起了风,老人的白发在秋风里飘扬。却有不屈不挠的蚊子,成群结队,围着老人,“嗡嗡”叫着,瞅准机会,猛扑上去,将老人叮咬。

老人似乎毫无察觉。

我想起我,想起我们。很多时,我们的家里即使只有一只蚊子,我们也会兴师动众,不将之消灭肯定不能睡得安稳。而老人,在蚊子的包围和叮咬之下,竟睡得香熟。

老人翻一个身,一只手轻轻搭上另一只手。她的身边走过去一个中年男人和一个孩子。孩子看看老人,问男人,这个奶奶怎么不回家?男人笑笑,说,也许她没有家。孩子不解地眨眨眼睛,问,她怎么能没有家呢?喜鹊有家,蚂蚁有家,蜜蜂有家,小猫小狗都有家。她怎么能没有家呢?

她怎么能没有家呢?男人不会跟这个孩子解释什么。事实上,除了老人自己,谁也无法解释。也许连老人自己都无法解释——她为什么没有家呢?

无论她有没有家,无论她为何没有家,无论她生活得如何,孤寂或者无所谓孤寂,饥饿或者无所谓饥饿,寒冷或者无所谓寒冷,只要她躺在火车站广场的长椅上,这世上的所有,就全都有责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制度,社区,街道,她的亲人,她的邻居,我,我们,每一张从她身边漠然经过的脸孔,全都有了负责。老人不应该属于火车站广场的长椅——她可以属于任何地方,但绝不可以属于火车站广场的长椅。

——老人甚至不能进入相对温暖的候车室里睡上一觉。因为老人没有车票。没有车票,就不能进入候车室,好像很多时,我们的某些规矩、制度、做法,只针对一些穷人,一些可怜人。它们冷冰冰地对待着一位老人,我不知道,让一位老人进入候车室,在污浊并且混乱的塑料椅上睡一会儿,会给他们或者我们,造成什么样的损失。

我在火车站广场的长椅上坐了两个小时,老人在广场的长椅上睡了两个小时。两个小时里,老人安静地睡着,周围的一切,似乎都与她无关。只是我不知道,熟睡的老人有没有梦,梦里她会不会有家,又是否会梦起属于她的年轻时代?父亲的秘密

假期里,父亲和他八岁的儿子,去森林里游玩。他们往密林深处不停地走,不知不觉迷了路。四周的古树遮天蔽日,像一只巨大的笼子将他们困在中间。父亲背起疲惫的儿子,试图走出去。可是他无奈地发现,自己能够做的,只是每隔一段时间,重新回到原地。

那里有一个废弃的木屋。木屋里也许住过守林员,也许住过伐木工人,现在它空着,破烂不堪,仿佛随时可能倒塌。可它毕竟是一间屋子,这能够为父子俩增加一些安全感。晚上他们挤在里面,生起一堆火。外面传来野兽的叫声,似乎距他们很遥远,又似乎近在咫尺。儿子呜呜地哭起来,他说我们会不会死在这里?父亲用力拍拍他的肩膀。父亲说不怕,我们会走出去的。

可是第二天,他们仍然围着木屋不停地画着圈子。让父亲稍感欣慰的是,木屋外面有一口水井,水井里面有干净的水。他小心地踩着井沿的缝隙下去,用随身携带的军用水壶,打上一壶水。可是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恐惧的乌云笼罩了他们。

第三天,父亲放弃了那种徒劳的尝试。他对儿子说,这里有木屋,有水井,就很有可能是一些路过者的临时驿站。我们只要等在这里,就肯定会遇到人……你留在这里等我回来,我到附近找些吃的。儿子问附近有什么吃的?父亲就笑了,他说森林里还能饿死人吗?你难道忘了野生蘑菇很有营养吗?他为儿子打上一壶水,然后一个人离开木屋。他一边走一边回头对他的儿子说,守着屋子,千万不要乱走……等我回来,我们一起吃晚饭。

父亲并没有马上去寻找蘑菇。他把衣服撕成布条,系在木屋周围的树干上。系完,仔细检查一番,调整了几个布条的位置。他想这样如果有人经过,就会发现这些布条,再发现小屋,再发现小屋里的他们,并将他们带出森林。他想这可能是他们唯一的机会,他不敢有丝毫马虎。

那天父亲很晚才回来,他拣回了一小把蘑菇。虽然仍然走不出去,虽然仍然没人发现他们,可是有了蘑菇,他们就有了活下去的希望。儿子问这蘑菇不会有毒吧?父亲说不会……在走出去之前,我们天天喝鲜蘑菇汤。儿子问这附近蘑菇多吗?父亲说不多,也不少。儿子说明天我也去拣。父亲说不行,你得守在这里,万一有人经过怎么办?我们的目的是走出森林,不是在这里吃蘑菇宴。父亲朝儿子做一个鬼脸,儿子发现父亲的脸,有些浮肿。

父亲一连出去拣了三天蘑菇。他出去的时间一天比一天长,拣回的蘑菇却一天比一天少。每一次回来,他都是筋疲力尽,脸色蜡黄,完全大病初愈的样子。儿子问您怎么了?父亲说没事,有些累。儿子害怕地哭起来,他说爸爸,我们是不是真的走不出去了?父亲说不会的,只要我们坚持住,就会有人发现我们……你别动我再去打一壶水来。

第二天果真有人经过。是一位猎人。是父亲的布条把他引到了小屋。猎人把他们带出森林,他们再一次回到了城市。那以后,每次谈起这次经历,父子俩仍然心有余悸。

家里的饭桌上,从此没有蘑菇。甚至,儿子说,哪怕在菜市场见到了蘑菇,他都想吐。

可是时间会改变一切。十几年过去,有一天,儿子回家时,竟提回一小袋蘑菇。他告诉父亲,这是真正的野生蘑菇,是近郊的农民在大山里采的,刚才在街边叫卖,他看看不错,就买来一袋。十多年没吃蘑菇了吧?儿子对父亲说,我想您可能都忘记蘑菇是什么味了。

父亲笑笑,没说话。他似乎对蘑菇并不反感。

父亲把蘑菇倒在水池里仔细清洗。突然他低下头,从那些蘑菇里挑出两个,扔进旁边的垃圾筒。儿子问爸您干什么?父亲说,这两个蘑菇,有毒。

有毒?儿子怔一下,您怎么知道?

父亲狡黠地笑了。他说,还记得十几年前我们的那次历险吗?那三天的时间里,我可能,尝遍了世界上所有的蘑菇……你当然不会知道,这是我的秘密。女人的胆量

女人天生胆小。一个人在家,心里忐忑不安;一个人走夜路,简直胆战心惊了。

还好她有男人。还好她的男人细敏体贴。热恋时候,男人是绝不肯让她走夜路的。有时在外面呆得晚了,男人定会将她一直送回家。他站在树的阴影里,抽着烟,让女人能够看到一闪一闪的火星。他目送女人开门,转身,再关门,才肯放心离去。然后,猛回头,却看见门敞着一条很小的缝隙,他的女人,正在偷偷看他。

这样的感情,在婚后,注定恩爱融洽。只是女人仍然需要上班,在婚前的工厂,早班或者晚班,工作并不轻松。下晚班时,天完全黑下来,女人乘公共汽车到一个路口,然后步行穿过一条一百米左右的没有路灯的土路。那时他们刚刚搬到新居,周围楼房稀少,那段土路更是偏僻荒凉。不过女人并不害怕,因为她有男人。逢她下晚班,男人总会站在路口等她,看到女人了,也不说话,笑一笑,转身就往回走。女人静静地跟着他,黑暗中感觉着他宽阔的后背,或者快走几步与他并肩,左手偷偷牵了他的右手。这也算婚后的浪漫吧?女人暗自想,有点夫妻双双把家还的意思。

可是男人突然要出差一段时间。他对女人说,想办法把晚班调成早班吧,等我回来,你再调过来。女人点点头。男人不放心,他说万一没有调成,晚上你就搭个出租车回来……反正出租车也不太贵,我们又不会因此变穷。女人说,好。她给男人收拾行李,她为男人的体贴入微偷偷感动。

可是班上就几个人,工作时间并不好调整,所以男人不在的日子,她仍然上着晚班。也没搭出租车,她认为其一没有必要,其二太过夸张。有什么必要呢?这么大的人了,又不是小女孩。再说省下搭车的钱,能给女儿买好几袋牛奶呢。黑暗里有什么?有魔鬼?有坏人?不过自己吓唬自己罢了。可是仍然怕。下了车,一路小跑回家,总感觉后面有人追赶。回到家,关上门,人坐在沙发上,心脏仍然怦怦地跳个不停。

女儿开了学,升到初中,晚上需要在学校里上自习,这样回来时,时间已经很晚。女儿像她一样胆小,一条毛毛虫或者一只小老鼠,都会她让尖叫半天。天生胆小的女儿,怎敢独自走完这段夜路呢?

于是女人决定,亲自去接女儿。

她先小跑回家,把菜洗好切好,在电饭锅里焖上米饭,然后,锁门,经过一段没有灯光的土路,到路口等她的女儿。待看到女儿了,笑笑,转身,往回走。女儿跟在她的身后,黑暗中感觉着母亲瘦削的后背,或者紧跑几步与母亲并肩,左手牵了母亲的右手——胆小的女人,成了女儿惟一的守护神。

女人说怕什么呢?黑暗里有魔鬼?有坏人?不过自己吓唬自己罢了。不远处一只野猫突然蹿起,女儿哇一声惊叫,跳到女人身后,双手捂着惊恐的脸。女人却笑了。她说,一只臭猫。女人的胆子突然变得出奇得大,这让人怀疑她以前的胆小是装出来的。

只有女人知道,当她领女儿穿过这段土路,当她骂着那只可恶的野猫,她的心里,是怎样的惊惧不安。她的不怕只是说出来的,她的轻松只是装出来的。这一切只因为男人不在,只因为她是母亲。

她甚至想,或许自己的男人,胆子也并不大吧?之所以陪她走夜路,之所以必须勇敢无畏,只因为他是她的丈夫,只因为他是女儿的父亲。

男人不在的日子,女人将那段夜路走过多次。到最后连她自己都相信,她已经不再惧怕夜路,不再胆小。可是当男人回来,女人就再一次回到从前。她重新变得胆小如鼠,楚楚可怜。每当下了晚班,她都需要男人来接她。她感觉着男人宽阔的后背,或者偷偷牵了男人的右手……

或许所有女人都是如此吧?她们胆小易惊,只因为她们是女儿,是妻子;而当她们变成母亲,就会变得胆大并且勇敢,纵是凶神恶煞妖魔鬼怪,也不会让她们后退分毫。贫穷不是别人的过错

我的圈子里有这样一位朋友,他性情内敛,乐于助人。朋友聚会时,总会喊上他。这一喊,便喊出了问题。

因为朋友的贫穷。当然贫穷只是相当而言,其参照是圈子里的绝大多数。聚会时,我们多会采用AA制,如此以来,这位朋友就常常拒绝。他拒绝从来不需要什么借口,他拒绝的方式客观而又干脆:我没钱,我很穷。

他的话,常常让我们很为难。不带上他,觉得我们很“小气”,很“势利”;带上他替他埋单,又怕伤害到他的自尊。后来再有聚会,干脆不跟他说。——可是万一他事后知道了呢?会不会多想?好像只要有这样一位朋友,无论我们怎样做,都是错误的。

前段时间,朋友们聚到一起给灾区捐款。之所以要聚到一起,是因为想趁此机会聚一聚。大家多捐了二百或者一百,唯有他捐了三十。我相信三十块钱对他来说同样是一笔不小的数字,甚至,相比我们的二百或者一百,他的三十块钱更显伟大与博爱。但是接下来他的解释,就略显多余了。

他说,我只能捐三十……我没钱,我很穷。

很反感他说这句话。可是他总会在各种场合说出这句话。似乎说一句“我没钱,我很穷”,就能够得到别人的理解和尊重,就能够让自己本来不安的心,变得平和。

他穷,或许因为他不够勤奋,或许因为他怀才不遇,或许因为他看透一切安于贫穷,可是不管如何,我想,他的贫穷与别人无关,有关的,只是他的个性,他的机遇,他的学历,他的为人处世,他的价值观,他的人生观……

甚至,他的“本事”。

贫穷不可耻,也不荣光。既然贫穷不是别人的过错,那么,要么努力改变,要么安于清贫,又何必不厌其烦地说给别人听呢?母亲的心愿

人上了年纪,对自己的生日,多怀有一种恐惧。比如朋友的母亲。生日当然年年都过,朋友买了礼物,买了菜,拉上我,把母亲的生日过得简单并且隆重。吹蜡烛时,母亲总会一本正经地将她的心愿说出来。她说,我希望从明天开始,时间就不再往前走了,而是完全静止下来。她的话把朋友和我逗得哈哈大笑。朋友的母亲七十五周岁,假如时间真的静止下来,那么她将会永远七十五周岁。七十五周岁并不年轻,那是母亲可以选择的最年轻的年纪。

朋友有三个远嫁他乡的姐姐,他是母亲惟一的儿子,却是令母亲最放心不下的孩子。似乎大学毕业后,朋友就没有过一天安稳的日子。他在美食街烤过羊肉串,在夜市上摆过杂货摊,在商业街开过音像店,甚至有过短暂的出国打工经历。他没有攒下一分钱,却时时惹祸,让母亲操心。母亲说如果我永远七十五岁,就可以永远照顾你,就能给你洗衣做饭,如果眼不瞎耳不聋,还能看看你的样子听听你的声音。你说我老了,怎么放心你?一把年纪的人了,还没个正经。——原来她希望自己永远七十五岁,全是为了朋友。她的话让朋友眼圈通红,好久说不出一句话。其实朋友那时还没有像母亲说的那样“没个正经”,生活中处处受到挫折和磨难,有时候,并不全都是他的过错。

可是今年朋友不可能给他的母亲过生日了。因为他闯了祸,被判刑十五年。

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也许他只为多赚一点钱。他替别人讨债,第一次陪着笑脸过去,人家却并不搭理他。等第二次,他就揣了一把刀子。他把刀子拍到办公桌上,然后坐在旁边若无其事地抽烟。一会儿三个年轻人冲进来,每个人的手里都提着木棍。他站起来,抓起刀子,没等三个年轻人靠前,就把那位欠钱的老板捅了。

入狱前我见过他。他坐在那里,捂着脸,始终不肯说一句话。后来他哭起来,一开始只是抽泣,后来变成号啕。我只听清楚一个字。他说,妈……

今年他的母亲七十六周岁。半年前他就开始策划如何给自己的母亲祝寿。他说今年得换换方式,让母亲过一个与众不同的快乐生日。可是他的母亲注定不会快乐。因为他在狱中。

母亲生日那天,我买了礼物,买了菜,买了蛋糕,去了朋友家。我不想让他的母亲独自一人面对生日的夜晚。我知道当她静下来,她一定会更加思念自己的儿子。我给她烧了菜,斟了酒,陪她吃了很长时间的晚饭。我们谈了很多话,惟独没有谈起她的儿子。我知道不管我还是她,都在努力回避有关她的儿子的所有话题。突然她放下筷子,对我说,差点忘了,还没吹蜡烛呢。

我点燃了蜡烛,要她许个愿。和往年一样,她仍然将她的心愿一五一十地念出来。她说,我希望时间快一点走。最好一觉醒来,最好一眨眼,就是十五年以后。

我想那天的我实在太过愚钝。我竟没有听懂她的意思。我问她您以前的心愿,不都是希望时间静止下来吗?怎么现在竟然希望眨眼就是十五年?

她说因为只有过完这十五年,我的儿子才可以回家……我想他……我希望十五年快点过去……可是十五年过后,我就是九十一岁……我还能活到那个时候吗?

我有一种强烈的想哭的冲动。为了自己的儿子,她竟然希望自己生命中最后的“年轻”岁月转霎即逝!我希望她长寿,我希望她可以活过九十一岁,活过一百零一岁,活过一百二十一岁。可是我知道这世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活过九十一岁。这与愿望无关。朋友的母亲七十六岁,可是我想,她现在,满脑子里想的,全都是九十一岁以后的事情。她必须挺到九十一岁。她忽略了现在。她让我伤心不已。

她接着说,如果真能活到那个时候,我希望自己还能照顾他,还能给他洗衣做饭;我希望那时候耳不聋眼不瞎,还能看到他的样子听到他的声音。——哪怕只有一天。

我终于流下泪来。她希望自己活过九十一岁,只为能再给儿子做一顿饭;她希望自己的眼睛能看见耳朵能听见,只为看看儿子的样子听听儿子的声音。其实,就算真的能够,那时我的朋友,也已经不再年轻。

一切都是那样悲观。现在我只希望她在有生之年,能够有机会给自己并不年轻的儿子再做一顿饭;我只希望我狱中的朋友能够争取早一天出来,然后坐在饭桌旁边,吃一口母亲亲手烧的菜,夸一夸母亲的手艺。

母亲正在与时间和死亡矛盾地对峙。——下次见到他时,我想跟他说,又怕他伤心。情理之间

情与理,就是人情与道理。《后汉书·张堪廉范传论》中写到:“明帝之引廉范,加怒以发其志,就戮更延其宠,闻义能徙,诚君道所尚,然情理之枢,亦有开塞之感焉。”习大大也在近期对青年人提出“情理兼修”的期许。何谓情理兼修?通情达理、允理惬情、合情合理、入情入理,都是“情理兼修”的表现。

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于情于理,我都该如何如何。这是情与理达成的共识,没有冲突。然而生活里,当情与理发生冲突,该听情的还是听理的?该以情为重的还是以理为大?这便是情理之间尺度与选择的问题了。

我有一个远房亲戚,因小时身有残疾,先被生母抛弃,又被养母抛弃。其后漫长的日子里,养母虽知他生活艰难,仍不肯与他相认。他说,他是在孤独与痛苦中挣扎着长大的。本决定终生不再与养母得见,然就在前几年,当得知养母的家庭出现重大变故,又独自病重在床,在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以后,还是将养母接到家,照顾她,服侍她,似乎他们之间从来就没有隔阂和恩怨。他说,养母将她抛弃,不管什么原因,都是一种痛。而当养母老去,假如他也像养母抛弃自己那样抛弃养母,就是延续了这种痛。他绝不能这样做。

情理之间,“尊老养老”及他的善良本性是“情”,他没有赡养养母的义务是“理”。两者之间他选择了“情”,只因“情”大于“理”。

国外有这样一则新闻:小镇医院深夜送来两个人,他们刚刚有过一场殊死搏斗,两人浑身是血,处于昏迷。此时能为他们动手术的只有一位医生,医生想了想,吩咐护士将其中一个推进手术室。最终这个人得救了,另一个却因耽搁过久死去。医生此举受到很多人的谴责甚至谩骂,不仅因为他救活的是一个潜逃至此的杀人犯,还因为死去的那个警察是医生的儿子。很多人说他不配做一位父亲,甚至不配做一名医生。随后的采访中,医生这样解释,我这里没有警察和罪犯,只有急需救助的病人,在当时,罪犯的情况更加危急。首先救助的永远是最危急的病人,这是职责,更是医德。

我相信他比那些谩骂自己的人更爱更疼他的儿子,我也相信一位警察的生命远比一名罪行累累的杀人犯的生命重要,但在那时,对那位医生来说,首先救助的永远该是最危急的病人。情理之间,他之所以选择医德之“理”,只因“理”重于“情”。

对任何人来说,情理间的尺度都足够一生拿捏和把握。“情”重还是“理”大,其实应该多听从自己的内心。而要做到习大大所期许的“情理兼修”,则更需要一个人的善良、内涵、修养以及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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