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玛丽·罗琦
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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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罗琦作品集(套装共3册)试读：
人类尸体的奇异生活
译丛前言
从一个单细胞，变成由上万亿个细胞组成的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运动系统、内分泌系统、生殖系统和泌尿系统等系统协同运作的联合体，这当中包括一颗要持续跳动几十年的心脏，加起来长达十万千米的血管，一个会思考观察、具有语言能力、能产生各种情绪的大脑……需要的总时间为40周，或者35亿年。
地球上的人类，或者更准确来说，智人（Homo sapiens），就是这么一种看似颇费周折、事实上也的确是费尽了周折才生产出来的事物。
而且，直至其出现以后，真正的麻烦才算到来，因为他们会不停地问：人是什么？人的目的是什么？这当中以一位叫做康德（Immanuel Kant）的追问最甚。
该类问题的回答，历史上存在无可计数之多种，规模堪比银河中的星星。
有一位叫做刘易斯·托马斯（Lewis Thomas）的，为“人的目的是什么？”提供了其中较为详实、听上去还像那么回事的一则——“我们（人）的处境或许和巨蛤差不多，只是规模大些。大概事情无非如此：在地球形态发生的某一具体阶段，需要有我们这样的生物，至少有一段时间，需要我们获取并输送能量，照着新的共生系统，为将来的某一时期积累信息，做一定量的装饰，甚至把种子向太阳系里传播。就是这么回事，地球算是找着干活儿的了。”
不过关于“人是什么？”的争吵才是真正厉害而弥久未息的。远者，有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和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关于性别二态性、杂交与杂种不育及人类起源诸问题的信件往来交锋；近者，有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和克林顿·理查德·道金斯（Clinton Richard Dawkins）在自然选择的作用层次、进化是否具有进步性等方面的唇枪舌战。
在丰富的人类生活场景中，这些生气勃勃的争论是劳作之余不可多得的好调剂，甚至，也逐渐成为了劳作本身。有无数总称为“科学家”的人为此一路践行，发明各种方法，致力于找到我们感官、功能、情绪、情感的起点和路径，用实际行动响应当年苏格拉底的号召：人啊，认识你自己。
其中更有一部分，留下了以优美文字来精心书写的卷宗，于浩瀚书海中闪闪发光。从今日始，果壳阅读携手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将它们陆续搬运到中文世界中来，以飨读者。丛书命名为“第六日译丛”，取上帝第六日造人之意。小庄（果壳阅读主编）2013年5月
导言
在我看来，死与泛舟湖海实在相去不远。你大部分时间仰卧于床榻。大脑关了开关。肉身开始瘫软。没有很新的事儿发生，也没有什么事儿指望你去办。
如果我去泛舟，我就更喜欢那舟是考察船，上面的乘客仍然把一天的很多时间打发在仰面而卧上，心里空空如也，但也帮着科学家搞研究项目。这些考察船把乘客带往人所不知、想也想不到的地方，为乘客提供做事的机会，否则他们就做不成那种事了。
我猜，身为一具尸体，也是这么回事。你能够做某种新鲜有趣的事儿，某种有用的事儿，那干吗要成天躺着呢？每一项发展起来的外科手术，从心脏移植到变性手术，尸体都与外科医生如影随形，以其独特的沉静和与众不同的方式创造着历史。两千年来，有的是情愿的，有的是不知情的，尸体被牵扯进了最大胆的科学探索、最怪异的事业中。尸体帮助测试法国的第一个断头台，这是取代把人吊死的“人道”举措。在列宁遗体防腐工作者的实验室里，尸体帮助测试最新的技术。在国会听证会上，尸体也在场（在文件上），帮助为强制使用安全带提供证据。尸体还乘坐太空梭呢（好吧，那是尸块），它帮助田纳西的研究生揭示人体自燃现象，尸体还钉在巴黎的一个实验室里测试“都灵裹尸布”的真假。
为了取得它们的经历，这些尸体同意接受刀劈斧剁。尸体被肢解，被剖开，被重新布置。但事情是这样：它们并不忍受什么。尸体是我们的超级英雄：身受火炙，它们不退缩；从高楼掉落，跟汽车一同撞进墙壁，它们不吭声。你可以朝它们开枪，或者开一艘快艇撞它们的腿，这都不会让它们恼恨。它们的脑袋可以搬走，却无害处。它们能同时待在6个地方。我把它们视为超人：浪费这些力量之物，不用它们来改善人类，那是多么遗憾啊。
本书写的是人死之后的非凡业绩。有人身前的贡献早被人遗忘，身后事迹却在书页和刊物中永垂不朽。我家墙上挂着一本挂历，来自费城医学院的穆特博物馆。日历上10月份的那幅照片，是一张人皮，上面有箭头和裂口；医生想用它搞清楚，是纵向切还是横向切，怎么才不容易破坏皮肤。在我看来，死后能够在穆特博物馆展示一番，或者给弄成个骨架子放在医学院的教室里，就好像为公园捐钱买了一把长条椅子一样，是一件可以做的好事儿，有点永垂不朽的意思。这本书写的事情，有时奇怪，常常令人震惊，总那么引人入胜，都是尸体所作所为。
仅仅仰面躺着，这倒没有什么错处。即便是躺着，我们也将会看到，腐烂过程很有趣。尸体有其他的方式来打发自己的日子。掺和一把科学，在艺术展上露露脸，或者给一棵树当肥料。这是一些可供尸体选择的方式。
死亡可不见得乏味。
有人与我不同调，他们觉得，除了把死者埋了或者烧了，其他的处理方式全都对死者不敬。我猜，写死人的事也不敬。许多人会觉得本书无礼。他们会说，关于死，没什么好乐的。哎呀，但是有好乐的啊。死是荒谬的，你会发现那是你最傻的处境。你的肢体松松垮垮，互不协调。你的嘴半张着。死，难看、有味儿，令人不安；关于死，没什么倒霉的事好做。
这本书写的不是正在死的那种死。死，撒手人寰那当口的死，令人悲伤，刻骨铭心。失去你爱的人，或者你自己就要完了，这没有什么好玩的。这本书写的是已经死了的状况，是无名无姓、不公开的死。我见过的尸体并不叫人压抑，不叫人撕心裂肺，也不叫人反感。它们看上去蛮可爱，心思也善良，有时候还悲伤，偶尔也逗乐。有的漂亮，有的丑怪。有的穿着汗裤，有的赤身裸体。有的裂成碎块，有的是囫囵的。
我全不认识它们。某次实验，如果涉及的是自己认识或者喜欢的某个人，无论那多么有趣或者重要，我都不想看。（不多的几个人，如冉恩·韦德，在巴尔的摩的马里兰大学，主持解剖学尸体捐献项目，真见过这种实验。他告诉我，若干年前，一个女人她丈夫愿意把自己的尸体捐献给大学，她问能不能观看解剖。韦德委婉地说不能。）我有此感觉，不是因为我去看就不敬，就不对，而是因为我在感情上无法把尸体和才离世的那个人分开。亲人的遗体不仅仅是尸体，那是活人的栖身之所。那是一个焦点，一个容器，从感情上看，它如今是空了。用作科学研究的尸体总是陌生人的。
让我跟你讲讲我看到的第一具尸体。我当时36岁，死者81岁。那是我母亲的遗体。我此刻注意到我用的是所有格“我母亲的”，好像是说，那个遗体属于我母亲，而非那个尸体就是我母亲。我妈妈从来不是尸体，没有人曾经是尸体。你是一个人，然后你不再是一个人，一具尸体占了你的位置。我母亲走了。那具尸体是她的空壳。或者说，在我看来事情似乎就是如此。
那是一个炎热的9月上午。殡仪馆告诉我和我兄弟瑞普，在牧师来祈祷之前大约一小时，要到场。我们以为有些文件要填写。殡仪员把我们领进一个昏暗而寂静的大房间，帷帘重重，冷气森森。房间的一头是一口棺材；这里是停尸间嘛，没啥好奇怪的。我兄弟和我局促地站在那儿。殡仪员清了清嗓子，把目光转向那口棺材。我以为我们应该认得出它，因为我们在前一天选了这口棺材，也付了账，但我们没认出来。最后，那人走过来，朝棺材那边做了个手势，微微弯一下身子，那姿势宛如侍者为食客引座一般。在那儿，从他张开的手掌上方望过去，是我母亲的脸。我没想到这一幕。我们不曾要求瞻仰遗容，悼念活动用的是封起来的棺材。看看就看看吧。他们给她洗过头，把头发弄成波浪形，还给化了妆。他们的活儿干得不错，但我觉得他们这是强买强卖，好比我们要求的是大体洗洗车，他们却得寸进尺，把它收拾得无微不至。嗨，我想说，我们没让他们干这个；但是，我当然啥也没说。死亡让我们无可奈何，只好不失礼数。
办葬礼的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她待在一块儿，之后他就悄悄离开了。瑞普看了我一眼。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你跟一个死人有啥好玩的？妈妈缠绵病榻为时已久。我们伤心也伤过了，哭也哭过了，也说过妈妈好走。事情就像是服务员给你端来一块你不想吃的饼。我觉得，转身离开，粗鄙无礼；他们毕竟已经把麻烦事儿都给预备下了。我们凑近那棺材，好就近看看。我把手放在它的额头上，一方面是表示一份亲情吧，另一方面是想知道死人摸上去是个什么感觉。它的肌肤很凉，是金属或者玻璃的那种凉。
那是一个星期之前，妈妈还在读《河谷新闻》，做上面的填字游戏。据我所知，在最近的45年，她天天上午做填字游戏。有时候在医院里，我爬上床和她一块儿琢磨怎么填字。她一直卧床，填字是她能够做、也乐意做的最后几件事中的一件。我看了看瑞普。我们娘儿仨要不要最后一次一块儿做填字游戏？瑞普出去从汽车里拿来纸。我们伏在棺材上，把提示大声读出来。此时此刻，我不禁嚎啕。那个星期，是一些小事让我伤怀：在收拾妈妈的衣柜之际，我们找到了她在宾果游戏里赢的筹码；从她的冰箱里清空了14包她亲自包起来的鸡肉，每一包上面都贴着标签，工工整整地写着“鸡肉”。还有就是填字游戏。看她的尸体，感觉奇怪，但真的不伤心。那不是她。
过去的一年，我发现我最难适应的事情，不是我见过的那些尸体，而是要求我讲讲我的这本书的那些人的反应。你在写书的时候，大家想为你高兴高兴；他们想说出某些悦耳之词。一本写死尸的书，可不是期待的谈话内容。写一篇和尸体有关的文章，那没有问题；但是，写整整一本书，写关于死人的，那就在你的人格上插了一面红色的警示旗。我们知道玛丽神神叨叨，但我们现在搞不明白，你说，她是否反常。去年夏天，在旧金山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院的图书馆里，在借书台那儿，我体验到了那一刻，把写一本关于尸体的书是个什么光景，做了归纳。一个小伙子正在计算机上看我名下的借书记录：《尸体防腐的原理与实践》、《死亡化学》、《枪伤》。他看了看我眼下要登记的书：《第九届斯塔普撞车会议论文集》。他一言未发，但他何需说什么。一切尽在他那一瞥之间。在我登记一本书的时候，我常常希望他们问一下。为什么你想看这本书？你在寻思些什么事儿呢？你是干什么的？
他们从来不问，我就有口难开了。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我是一个好奇心重的人。像所有记者一样，我喜欢窥视隐私。我写我觉得引人入胜的那些东西。我一般是写游记。我旅游是为了逃避司空见惯的寻常之事。我逃避的时间越长，我走得就越远。到我发现我自己第三次身在南极洲的时候，我开始搜寻近在手边的东西。我开始在裂缝之间寻找奇异之域。科学就是这么一片境地。牵扯尸体的科学，特别奇异而奇怪；以其令人反感的方式呈现，它也魅力十足。过去一年我走过的地方，不像南极洲那么漂亮；但是，我希望，那些地方奇异而有趣，值得与你分享。Chapter 1人头可怕，浪费不得
人头，体积和重量与一只烤鸡大体相同。我以前不曾有机会做这种比较，因为在今天之前我不曾看到人头放在烤盘里。但是，这里有40颗人头，一只烤盘里放了一颗，脸朝上安顿在看似宠物碗的那个器具里。这些头是为整容医生准备的，每两个医生分一颗，做练习用。我正在观摩一次面部解剖学与整容手术课程。课程的赞助者是南方一所大学的医学中心。整个课程由美国最受欢迎的6位整容手术专家主持。
这些头放在烤盘里——一次性的铝合金烤盘。与把鸡放在烤盘里的理由一样：接住汤汤水水。外科手术，即便是在死人身上做的，也是一桩干净利索的事儿。40张折叠桌子，铺着淡紫色的塑料布，每张桌子中间放着一只烤盘。皮肤钩和牵引钩摆放整齐，漂亮得宛如饭店里的刀叉。整个场面看起来像是一场招待餐会。一位年轻的女士为今天上午的研讨会做了这番布置；我对她说，紫色为这房间平添了复活节的喜庆气氛。她叫特蕾莎。她回答说，选紫色桌布，是因为紫色抚慰人心。
成天修理眼皮、抽空脂肪的这些男男女女，还需要抚慰人心的某种东西，这叫我吃惊。但是，把人头割下来，连职业医生也为之闹心，尤其是新鲜的人头（这里的“新鲜”意思是没用防腐剂）。这40颗人头来自死了才几天的人，因此看上去与他们生时的模样非常相似。（防腐过程会把组织弄硬，结构就不那么柔顺，手术经验就不怎么能够反映实际操作的情形。）
此刻你看不到脸。人头用白布盖着，等着医生们大驾光临。刚进这房间，你只看见头的顶部，头发刮到了头发根。你可以看到一排老头儿，斜躺在理发馆的椅子里，脸上敷着热毛巾。只是在你走进那一排头的时候，情况开始变得瘆人。现在，你看到了切茬；切茬没有被盖住。切茬血迹斑斑，参差不齐。我在想某种切得整整齐齐的东西，如火腿的切边。我看了看那些头，然后看了看那些紫色的桌布。心里一阵恐惧，一阵宁静，一阵恐惧。
它们很短，我是说这些切茬。如果把头从身体上切下来是我的活儿，我会连脖子切下来，并把切口盖住。这些头却好像是紧着下巴就切了下来，好像尸体本来穿着高领毛衣，砍头的不想把毛衣弄坏。我发现我在寻思这是谁的手艺。“特蕾莎？”她正在把解剖指南分发到每张桌子上，一边工作一边静静地哼唱。“嗯？”“谁砍的这些头啊？”
特蕾莎回答说，头是在大厅对面那房间里锯下来的，使锯的是一个叫伊芙妮的女人。我情不自禁地出了声，伊芙妮工作的这个特点，会不会让她不安呢？特蕾莎也有这个问题。正是特蕾莎把那些头拿进来，并且把它们摆放好，免得滚到地上。我为此问她。“我怎么办呢，我是把它们视为蜡像。”
特蕾莎在实行一种古老的应对方法：物件化。对那些必须时时处理人类尸体的人而言，比较容易（准确地说，是我假设那比较容易）把它们看做物件，而不看做人。对大多数医生而言，物件化是他们在医学院的第一年就掌握了的，是在“整体解剖室”里掌握的；“整体解剖室”被含含糊糊地称做“整体室”，有点只可意会的意思。为了帮助学生不要把人体看成某个人，学校希望学生深操其刀，把内脏挖出来。解剖室的工作人员常常用纱布把尸体包起来，鼓励学生一边切割，一边把纱布打开，一部分一部分地进行。
跟尸体打交道的麻烦，是它们看上去太像人了。我们大多数人更愿意吃猪肉片，而不乐意从整只的烤乳猪身上割肉，道理也是如此。我们说“猪肉”和“牛肉”，而不说“猪”和“牛”，道理也是如此。解剖和外科教学，跟吃肉似的，需要着意地具有想象力和否定态度。外科医生和学解剖学的学生必须学会不要把整个尸体和曾经活着的那些人联系起来。“在故意切割另一个人的身体之时，”史学家儒斯·理查森在《死亡、解剖与穷人》中写道，“解剖需要解剖学家有效地终止或者压抑许多一般的身体反应和感情反应。”
头——或者说得更直接，脸——是特别令人不安的。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医学院解剖室里很快度过了一下午，在那儿，头和手常常一直包着，直到课程进行到头和手的解剖之时才打开。“这样做，气氛就不那么紧张，”一个学生在稍后告诉我说，“因为那些部分让你看到了一个人。”
医生们开始聚在解剖室外的走廊里，一边填写文件，一边高谈阔论。我出去看他们，或许是为了不看那些头，我也说不清是为了什么。没有人特别理睬我，一个黑发的小女人是例外。她走开一点，盯着我。她那眼神不像是要和我交朋友。我决定把她视为蜡像。我和医生们交谈，他们大多数人似乎认为我是这里的工作人员。一个满胸脯都是白胸毛的男士，穿着鸡心领的手术服，对我说：“你是给它们注水的吗？”得克萨斯口音把他的音节都黏在一块儿了。“把它们涨起来了吗？”今天的许多头已经在这儿待了几天了，就跟冰箱里的冻肉似的，开始发干了。注盐水，他解释说，是为了保鲜。
目光灼灼的蜡像女人非常唐突地站在我身边，要知道我是何许人。我解释说，主持这场研讨会的那位医生，请我来观摩。如今我讲起这一段，这里的说法就不完全忠实了。如果要我完全照实情讲，那就得用诸如“蒙骗”、“恳求”和“试图行贿”这样的词儿了。“新闻部知道你在这里吗？如果你不通过新闻部把事情捋顺，那你必须离开。”她大步跨进她的办公室，拨打电话，一边说话还一边盯着我，就跟糟烂动作片里的保安似的，生怕谁从背后给她一闷棍。
研讨会的一位组织者来给我解围。“伊芙妮刁难你了吧？”
伊芙妮！报应啊，竟然是那个砍尸头的主儿。到头来事儿清楚了，她也是解剖室的主管。事情出了差错，例如一个写书的家伙在这里晕菜了，或者反胃了，然后回家写书，把解剖室主管称做砍头的，那就拿她问罪。伊芙妮现在把电话放下了。她走过来简述了一番她的担心。研讨会的那位组织者让她放心好了。我跟她没话了，可我在心里还继续嘟囔：你个砍头的！你个砍头的！你个砍头的！
与此同时，我错过了把脸上的白布撤去的那一刻。医生们已经在工作了，伏在他们的标本上，近得可以接吻，一边还瞥几眼架在每个工作台上方的录像监视仪。屏幕上是一位看不见的解说员的手，在他自己分得的那颗头上演示程序。拍摄的距离是极近的大特写，要是不预先知道，你不可能说得上来那是什么种类的肉。那倒也可能是电视上讲剥鸡皮的节目。
研讨会开始，是回顾面部解剖结构。“从侧面向中间，把皮下层提起来。”解说员拿腔拿调。医生们很听话，把手术刀插进那些脸。脸上的肉并不抵抗，也不流血。“把眉毛部孤立为一个皮岛。”解说员慢吞吞地说，语气单调。我相信这种腔调用意是为了在要孤立皮岛之前，听起来既不兴奋和高兴，也不过分沮丧。最终使他的声音在化学上有镇静效果。在我看来，这用意颇为不错。
我在几排人头前徘徊。那些头看上去像万圣节的橡胶面具。它们也像人头，但我的大脑以前不曾想到人头竟然放在桌子上，放在烤盘里，或者放在并非人体顶部的其他什么地方；因此，我想我的大脑就以一种比较安慰人心的方式来解释这番景象。这里是橡胶面具厂。瞧这些可爱的男女，他们正在制造面具呢。我以前有一个万圣节面具，是一个没牙的老头儿，嘴唇陷在牙龈上。这里就有几个人头，正像我的那个面具。还有《巴黎圣母院》里的驼背怪人，鼻子像球拍，下齿暴露，还有一位像大富翁罗斯·佩罗（Ross Perot）。
医生似乎不觉得反胃或者反感，尽管特蕾莎后来告诉我其中有个人不得不离开房间。“他们讨厌那个。”她说。“那个”意思是在人头上做练习。我感觉他们仅仅是对任务有轻微的不舒服感。在我停在桌边观察的时候，他们转向我，表情似乎是厌恶而尴尬。如果你习惯于不敲门就进洗澡间，你就见过那种表情。那种表情是说，滚开。
尽管医生们显然并不以切割死人头为乐，但他们显然珍惜这个在某个人的头上做练习和探索的机会。那个人不会醒来后很快在什么时候就去照镜子。“在手术过程中，你总是看到某种组织，你拿不准那是什么，你不敢把它切掉，”一个医生说，“我来此带着4个问题。”如果他今天离开之际有了答案，他交的500美元学费就值了。这位医生把他的头拿起来，然后重新把它安顿好，调整它的位置，就好像一个女裁缝稍停片刻，重新拿好她正在做活儿的那方布。他特地告诉我，这些头不是恶意被割掉的。把头割下来，别人才能利用尸体的其他部分：胳膊、腿、器官。所捐献的尸体都会好好利用。在进行面部整容之前，今天的这些头在星期一已经做了隆鼻术。
隆鼻术，我就不细谈了。即将离世的南方人，为了改善科学，好心好意地把遗体献出来，却落得个为隆鼻术当练习对象？心地善良的南方人，临死了也好心好意的南方人，对这事毫不知情，这好吗？这种欺骗不构成犯罪吗？我后来和阿特·达利（Art Dalley）谈到了这些；达利是坐落在纳什维尔的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医学解剖项目主任，也是解剖学遗体捐献史的专家。“我认为，为数惊人的捐献者其实不在乎他们会有什么遭遇，”达利告诉我，“在他们看来，捐献遗体仅仅是一种处理遗体的现实方法，一个碰巧带着利他主义光环的现实方法。”
与用尸体练习冠状动脉搭桥术相比，用尸体来做隆鼻术练习很难说是有道理的。但是，无论怎么说，整容手术是存在的；对那些接受这手术的人而言，它很重要；做这手术的医生，要做就要做得好。遗体捐献的表格上或许应该有一个栏目，让捐献者选择或者不选择：是否同意用于整容目的。
我在13号台旁边坐下。一位名叫玛丽勒娜·马里纳尼的加拿大医生在这个台上做手术。玛丽勒娜，黑发，大眼，高颧骨。她的头（台面上的那个）精瘦，大骨架子和她相似。两个女人的生活有缘如此萍逢，这方式有些怪异。那颗头不需要整容，玛丽勒娜通常也不做整容手术。她主要练习重建性的整容手术。她以前只做过两例整容手术，她想打磨一下她的手艺，然后为她的一个朋友做这个手术。她戴着面罩，盖着鼻子和嘴；这有点叫人吃惊，因为一颗已经割下来的脑袋不怕受到感染。我问她戴面罩是不是更多地为自我保护，某种心理上的防护。
玛丽勒娜回答说，对付人头，她没有问题。“就我而言，手叫人受不了。”她抬起眼来。“因为你抓着这么一个孤零零的手，它也反过来抓你的手。”尸体偶尔会搞出一点带人性的事情来，让医生猝不及防。我曾经和一位学解剖的学生谈过，她说，有一次在解剖室里，她发现尸体的胳膊搂住了她的腰。在这种情形下，要保持临床上的超然态度，就不大容易了。
我看到玛丽勒娜小心翼翼地探索那女人暴露出来的组织。她做的事情，基本上是了解她的基本构造：了解（以亲手触摸的细致方式）这个是什么，那是什么；在由皮肤、脂肪、肌肉和筋膜构成的人类面颊的那种复杂层次里面，桩桩件件的东西都在哪儿。早先的整容手术，仅仅是把脸皮提上来，缝到固定的地方，而现代的整容要拉起4种不同的解剖层面。这意味着全部这些层面都必须得到确认，在手术上得把它们搞得泾渭分明，各自重新定位，然后缝合到位——整个过程还要当心不要伤到至关重要的面部神经。随着越来越多的整容手术是用内窥镜做的——通过使用微小的器具，进行一系列无微不至的切割——那么对解剖学有独到的了解，就更加重要了。“使用比较老的技术，医生把什么东西都剥下来，什么东西都摆在他们眼前，”冉恩·韦德（Ronn Wade）说，他是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的解剖学服务部主任。“如今你带着摄影机进去做手术，你居高俯视某种东西；要想总是知道你看到的是哪一部分，不那么容易了。”
玛丽勒娜的器具在一团蛋黄色的亮晶晶的东西周围刺挠。在整容医生的圈子里，大家知道那团东西是所谓的“颊脂垫”。“颊”的意思是颧骨那部位。在年轻人那里，颊脂垫高高坐落在颧骨上，就是你奶奶喜欢捏的那个部位。积年累岁，重力把脂肪从它的老家哄骗了下来，它就开始往下滑，堆积在它到达的第一个解剖学路障那里：鼻唇沟（从中年人鼻子两侧滑向嘴角的那两道括号似的解剖学纹路）。结果就是面颊开始骨感，显得陷下去了，而突起的脂肪括号加强了鼻唇沟。在整容手术过程中，医生让颊脂垫从哪儿来，还回哪儿去。“这可太棒了哈，”玛丽勒娜说，“漂亮啊。跟真事儿似的，但不流血。你真能看到你正在干的事儿。”
有机会在尸体标本上尝试新技术和新设备，尽管各科医生从中受益，但用于外科手术的新鲜尸体很难源源不断。冉恩·韦德在巴尔的摩市他的办公室里，在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为我解释了大多数遗体捐献项目机构的路数：每当有尸体来了，解剖室有第一优先权。即便有富余的时候，要把尸体从医学院的解剖系运到医生所在的医院，医院也或许没有什么基础设施——医院里没有地方弄一个手术练习室。在玛丽勒娜的医院，一般只在有需要截肢的时候，外科医生才能得到胳膊腿。鉴于没有在医院里截脑袋的，像今天这种机会，在研讨会之外其实就不存在了。
韦德已经开始致力于改变这个体制。他有这么一个见解——很难不同意他——真正的手术是医生练习新技巧的最糟糕的地方。因此，他把巴尔的摩一些医院的头儿——对不起，我说的是院长们——召集起来，搞出了一个体系。“每当有一伙儿医生想聚在一块儿，比方说，要尝试内窥镜新技术，那就给我打电话，由我来操办。”韦德为使用这个解剖室收取象征性的费用，外加每一具尸体收一笔小钱。韦德弄来的2/3的尸体，如今都被用来做手术练习。
我惊讶地了解到，连住院医生一般也没有机会在所捐的尸体上做手术练习。学生照老路子来学习手术：观摩有经验的医生做手术。在附属医学院的教学医院里，一般有一些实习生观摩病人做手术。在看了几次手术之后，实习生就得到邀请，趋前一步，尝试自己的手艺，首先是简单的操作，如缝合和回缩，然后逐渐尝试比较复杂的步骤。“那基本上是边干边学吧，”韦德说，“是一种学徒工。”
自从手术的早期岁月，事情一直是这样。这门手艺的教学活动大致上是在手术室里开展的。然而，仅仅是在20世纪里，病人通常才能从这种手术中受益。19世纪的手术教室起了“剧场”这个雅号，那与其说是为了救病人的命，不如说是为了进行医学教学。但凡可能，你得不惜任何代价离他们远远的。
一件事就够你受的，你接受手术，没有麻醉。（第一次使用麻醉的手术到1846年才有。）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的手术病人，能够感受到每一刀、每一针、每一次用手指头翻腾的感觉。他们常常给蒙了眼罩——病人或许自愿戴眼罩，与行刑队戴面罩不无相似——而且无一例外地绑在手术台上，防止他们扭动翻滚，或者说，很可能是为了防止他们跳下台子，一溜烟逃到大街上。（或许因为有观众在场观摩，手术病人基本上穿戴整齐。）
早期的外科医生，没念过好多书，不是庄稼汉的大救星，像如今这样。手术是个新领域，有待学习的东西多着呢，几乎一直是胡乱折腾。好几个世纪以来，外科医生和理发师傅是同行，干的活儿不外乎截肢和拔牙，而内科医生投剂发表，处理其他的事情。（有意思的是，直肠病学为把手术确立为一个受尊敬的医学分支铺平了道路。1687年，法国国王借助于手术祛除了一直痛苦不堪的肛瘘之疾，他显然为此感念，也说了不少好话。）
在19世纪的教学医院里谋个职位，得靠亲戚，不靠技术。1828年12月20日那期《柳叶刀》刊载了最早那些胡作非为的手术案例中的一桩的摘要，集中讲述一个名叫布兰斯比·库珀（Bransby Cooper）的人的不称职，他是大名鼎鼎的解剖学家阿斯特里·库珀（Astley Cooper）爵士的侄儿。当着200来位同事、学生和旁观者的面，少不更事的库珀无可怀疑地证明：他跻身于这个手术“剧场”归因于他叔叔，而与他的天分毫无关系。手术是简单地移除膀胱结石（切石术），地点在伦敦的盖伊医院。病人斯蒂芬·帕拉德（Stephen Pollard），是个壮实的工人。尽管切石术通常是几分钟即可完成的事儿，帕拉德却在台子上遭罪一小时，膝盖绑得凑近脖子，双手绑在脚上，与此同时这位六神无主的郎中徒劳地试图搞清楚石头在哪儿。“还用到了有槽导子，然后是勺子，以及好几把手术钳。”一位目击者这么回忆。另一个人说：“可怕的挤压，挤压会阴部的手术钳。”用尽一系列的工具不能把石头弄出来之后，库珀“用了他的手指头，用力蛮大……”到了这个地步，帕拉德的忍耐力耗尽了。“啊！算了吧！”有人引用他的原话。“求你让它待在里头吧！”库珀不肯罢手，咒骂这汉子的会阴那么深（其实，尸检表明那是一个比例相当正常的会阴）。在用他的手指头掏挖了令人尴尬的好长一段时间之后，他才从座位上站起来，“和其他先生们比量手指头，看他们谁的手指头更长。”到末了，他回到了他的工具箱，用几把手术钳，征服了那块负隅顽抗的石头——比较小的一块石头，“不比一粒普通的豌豆大”——把它举过头顶炫耀，好像得了奥斯卡奖。浑身颤抖、精疲力竭的斯蒂芬·帕拉德被用轮椅推到一张床上，结果他由于感染而死在这张床上，老天爷才知道他在29个小时里遭了什么罪。
某个笨手笨脚的纨绔子弟，穿着马甲，打着蝴蝶结，用手在你的尿道里摸索，陷到了手腕子，这就够糟糕的了，雪上加霜的是你还有一群观众——不仅是从医学院来的呆瓜，根据1829年的《柳叶刀》描绘的盖伊医院里的另一次切石术来判断，半个城市的“外科医生和外科医生的朋友们，……法国的游客，和看热闹的，塞满了台子周围的空间。走廊和高层座位上很快就尖叫成一片——‘前头的把帽子摘了，’‘把头低下，’来自剧场各个角落的叫嚷甚嚣尘上”。
早期医学教学的这种夜总会气氛，始于几个世纪之前声名远播的意大利帕多瓦和博洛尼亚医学院的无座解剖大厅里。按照奥马利（C.D.O’Malley）写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解剖学家安德里亚斯·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的传记，在维萨里的一次拥挤的解剖课上，一位热心的看客，为了看得清楚，俯身过分了，从他的椅子上跌到了下面的解剖台上。“因为他失手掉了下去……这位不幸的卡洛先生，看不成解剖了，伤得不轻。”在读了下次上课的公告之后，你拿得准，卡洛先生不曾在他来听课的那个地方寻求治疗。
只有那些穷得付不起私人手术的人，才到教学医院来看病，向来如此。为了换取一次可能把他们治好也同样会杀了他们的手术——移除膀胱结石手术的死亡率是50％——穷人基本上是把自己献出去当活体练习材料。不仅医生没有技巧，而且许多手术是作为纯实验来做的——没有人指望医生能帮忙。历史学家儒斯·理查森（Ruth Richardson）在《死亡、解剖与穷人》（Death, Dissection, and the Destitute）中写道，“病人得到的好处，在实验中常常是碰运的事儿。”
随着麻醉术的问世，在年轻的实习生尝试新手术的时候，病人起码无知无觉。但是，病人通常不允许实习生主刀。在以前的好日子里，不需要许可书，没有人不讲情面地打官司，病人没意识到自己在教学医院接受手术会身陷什么境地，而医生就利用这个事实占便宜。等到有个病人就范了，医生或许会请一个学生来练习阑尾切除术。病人并没有阑尾炎，谁管那个。更普遍的违法行为之一，是不必要的骨盆检查。一个生手的医学博士的第一次宫颈刮片——一个特别令人焦虑和恐惧的话题——常常是在一个不知情的女手术病人的身上做的。（如今，开明的医学院雇佣“骨盆教员”即某种职业阴道，允许学生在她身上做练习，并且提供个人的反馈信息。在我的这本书里，这种人无论如何应该是圣人的候选者。）
白赚好处的医学手术比以往少得多了，这归功于公众越来越明白事儿了。“如今的病人啥都知道，世道大大改变了，”休·帕特森告诉我，此人在旧金山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院管理尸体捐献项目，“即便在教学医院，病人也不准实习生做手术。他们要拿得准做手术的是主治医生。这把训练搞得非常难。”
帕特森希望看到三四年级的学生应该有专门的尸体解剖室——而非只在一年级才教解剖学，“跟一个大药丸子似的吃不消。”他和他的同事已经在外科附属专业的课程表上加上了集中性质的解剖课，类似于今天我观察的这次面部解剖学实验。他们也在医学院的太平间里举办系列课程，为三年级学生教急诊室操作程序。在为尸体做防腐并且送到解剖室之前，可以花一个下午做气管插管和插管术练习。（有些学校用麻醉了的狗做这种练习。）鉴于紧急情况和急诊室的某些程序上的难处，先在死人身上做练习是有道理的。在以往，做这种练习的方式不怎么规矩，是在刚死去的住院病人身上做的，没有经过同意——美国医学协会召开了几次闭门会议，偶尔讨论这种练习是不是合适。他们多半应该先征求许可吧：按照《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关于这个论题的说法，新死去儿童中73％的父母，在被询问之际，同意用他们孩子的尸体来做插管技术教学。
我问玛丽勒娜，她是否打算把自己的遗体捐献出来。我总假定互惠互利会鼓励医生捐献自己的遗体——回报他们在医学院做解剖所用尸体的主人们的慷慨大方。单说玛丽勒娜自己，她不想。她援引的理由，是缺少尊敬。听到她这么说，我吃惊。就我所知，那些头得到了敬意的对待。我不曾听到医生嘻嘻哈哈地开没有品位的玩笑。如果能够存在为一张脸“剥皮”的可敬方式，如果把一个人前额的皮肤剥下来然后再扯到他或她的眼睛以上是一种不乏敬意的做法，那么我就认为这些人能够把事情做好。那是一桩操作严格的事儿嘛。
玛丽勒娜反对的，原来却是两个医生为他们的尸体的头拍照。你为一个病人拍照，要发表在一份医学杂志上，她指出，你就把这个病人的特征泄露了。死者无法阻止把特征泄露出去，但那不意味着他们不想阻止。病理学和法医学杂志上的照片用黑条挡住尸体的眼睛，就是出于这个原因，这就像《魅力》（Glamour）杂志对“应该做和不应该做”的那几页上的女人做的那样。你必须设想人们不想在死后被拍照、被肢解，正如他们不想在冲澡或者在飞机上张着嘴睡觉时被拍照一样。
大多数医生不担心其他医生有缺乏尊敬的举动。跟我谈过话的大多数人担心（如果有什么值得担心的话）一年级的解剖室（我的下一站）里的学生缺乏敬意。
本次研讨会快结束了。录像监视器关了，医生们正在收拾卫生，然后就涌到外面的走廊里。玛丽勒娜重新用白布遮盖尸体的脸，半数医生都这么做。她有保持对死者敬意的意识。
我问她为什么那位死去的女人没有瞳孔，她没有回答，但过去合上了尸体的眼睛。在她把椅子推回桌子下的时候，她低头看了一下那颗人头，说：“愿她在平静中休息吧。”我却听成了“愿她在瓶子中休息吧，”只有我才会听成这样。Chapter 2解剖之罪
自从德国作曲家帕黑尔贝尔（Pachelbel）的卡农被用在一种织物柔顺剂的广告中，时光荏苒有年岁了；这曲子再次响起，在我听起来却纯净、甜美而哀伤。选它当哀乐很合适，这曲子既经典又有效果。随着音乐响起，聚在一起的这些男男女女（在此时此地）都变得沉默而凝重。
值得注意的是，在鲜花和蜡烛之间，却缺少供人瞻仰遗体的棺材。这不合常情，但颇有道理，因为20来具尸体早被整整齐齐地切割成块——切为两半的骨盆和头，鼻腔里的那些秘密的曲曲折折，显得像是蚁穴里的隧道。这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2004级的整体解剖室里为无名的尸体做的悼念活动。对今天到场的客人们而言，敞着口的棺材并不特别可怕，因为他们不仅见过那些被切割成一块一块的死者，而且动手切割的就是他们，其实这也是死者遭到肢解的原因。他们是解剖室的学生。
这不是什么走过场的仪式。活动是真心实意的，来的人都是自愿的，延续了将近3个钟头，13个学生表演了节目，其中有人翻唱了绿日乐队的《你生命的时光》，有人读了一个没有特色的悲情故事，故事内容是英国图画作家毕翠克丝·波特（Beatrix Potter）讲一只垂死的獾。还有一首民谣，讲一个名叫雏菊的女人，转世投生为医学院的学生；这个学生在整体解剖遇到的尸体却是前世的她自己，也就是雏菊。一个女孩朗诵了一首颂诗，描绘如何解开尸体手上的纱布，却突然看到那尸体的指甲染成了粉红。“解剖图集里的图片不曾显示指甲油，”她写道，“那是你挑的颜色吗？……你想到我会看到吗？……你手内部是什么样子，我想告诉……我想让你知道，在我看病人的时候，也总会看到你。我触摸病人的肚子，想的却是你的器官。我听病人的心跳，我会记起我捧过你的心脏。”这是我听过的最感人的作品。别人的感触也一定是这样；屋子里没有一个泪腺是缺水的。
最近10年，医学院走出老路子，培养学生对整体解剖室尸体产生敬意。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院，是为捐献尸体举行悼念活动的众多医学院之一。有些医学院还邀请尸体的家人到场。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院，整体解剖学的学生必须参加由前一年的学生主持的课前讨论会，老学生讲述与死者一起工作是什么情形以及他们的感受。尊敬与感念之意就传承了下去。从我听到的而言，出席一次这种讨论会，然后把香烟插在你的尸体的嘴里，或者用他的肠子跳绳，摸着良心而言，是相当不容易的。
休·帕特森，这所大学的解剖学教授和捐献尸体项目主任，请我在他们的整体解剖室度过一个下午。此时此地，我可以告诉你，学生们不曾为我的到来做过特别的排练，他们仅仅是按照程序进行。不需要我提示，学生们就表达了感激之意和一贯的庄重，表达了对尸体的关切之情，表达了他们不得不对尸体所做的事情的坏心情。“我记得我的一个团队伙伴就那么把他劈开，从里面掏些东西出来，”一个女孩告诉我，“我发现我拍着尸体的胳膊说，‘没事儿，没事儿。’”我问一个名叫马修的学生，在课程结束之际，他想不想他的尸体；他回答说，“仅仅是他的一部分离开了”，那其实也是令人感伤的。（在课程中途，两条腿移除并火化了，以减少学生对化学防腐剂的接触。）
许多学生为他们的尸体起了名字。“不是像‘牛肉干’这种名字，是真正的名字，”一个学生说。他把我引荐给一个名叫本的尸体。尽管这具尸体当时只剩下头、肺和胳膊，却仍然保有一种坚毅和端庄的神态。在一个学生移动本的胳膊的时候，胳膊是托起来的，不是抓起来的，然后轻轻放下，好像本仅仅是睡着了。马修甚至写信给捐助尸体办公室，要得到他的尸体的生平信息。“我想把它作为一个人来对待。”他告诉我。
我在的那个下午，没有人开玩笑，或者说，无论如何也不是拿尸体开玩笑。一个女子坦言她的小组曾经就他们那个尸体“极大的生殖器”说三道四。（她大概是不知道防腐液打进静脉，会扩展尸体的勃起组织，结果解剖室尸体的男性特征在死时比在生时更值得炫耀。）即便在这样的时候，议论也带着敬意，而非奚落。
一位以前的解剖学教师对我说：“再也没有人把头装在水桶里提回家了。”
现代解剖室处处都对死者鞠躬如也，理解这种现象有助于理解解剖学史上一直极端缺乏这种尊敬的原因。很少有哪门科学像解剖学这样植根于耻辱、丑行和讥评。麻烦始于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埃及，大约公元前300年，国王托勒密一世开风气之先，批准剖开死者的那类医学研究，以便琢磨人体如何运作。此事部分地与埃及制作木乃伊的悠久历史有关。在制作木乃伊的过程中，尸体被剖开，脏器被移除，因此政府和百姓对此类事情并无芥蒂。此事还与托勒密业余对解剖感兴趣有关。这位国王不仅敕令鼓励医生解剖处死的罪犯，而且他是在解剖室里去世的，当时他穿着罩衣手持刀子，和专业医生一起且割且探。
麻烦的名字叫希罗菲勒斯（Herophilus）。人称“解剖学之父”，他是第一位切割人体的医生。尽管希罗菲勒斯的确是一位尽心尽力、不知疲倦的科学家，但他似乎走火入魔了。痴迷压倒了同情和良知，此公竟然切割活着的罪犯。按照他的指控者之一德尔图良（Tertullian）的说法，希罗菲勒斯活体解剖了600名囚犯。公正而言，没有什么目击证词或者莎草纸的日记存世至今，你会思忖莫不是同行是冤家这种怪病诽谤他。毕竟，没有谁把德尔图良称为“解剖学之父”。
用被处决的罪犯来做解剖，这个传统持续不断，一直持续到18世纪和19世纪的英国，当时为医学院的学生开办的私立解剖学校开始兴盛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城市。尽管学校数目在增加，尸体数目大致不变，解剖学家就总是缺乏材料。回顾当年，没有人把遗体献给科学。信教的人们果真相信尸体会从坟墓中站起来，而解剖被认为和断了你的复活之路一样可恶：五脏六腑挂在外头，汤汤水水污损地毯，有谁会去为这种呆瓜打开天堂之门呢？从16世纪一直到1836年通过了《解剖学法案》，在英国为解剖学而合法取得的尸体都来自那些被处决的杀人犯。
由于这层缘由，在公众的心目中，解剖学家和刽子手被归为一类货色，甚至还不如刽子手呢，因为切割人体确实被视为比死刑还不堪。可不是嘛，与解剖学家的支持者和赞助人无关，任由罪犯的尸体给拿去解剖，主要是政府的意图。很多人只犯小过，却课以死刑；法律机构认为，为儆重罪，在死刑之上再加上一层恐怖，来得必要。如果你偷了一头猪，你被吊死。如果你杀了一个人，你被吊死，然后大卸八块。（在乳臭未干的美国，可以用解剖来惩罚的罪犯包括决斗者，死刑显然不曾对那些同意以互相开枪来解决纷争的伙计们形成很大威慑。）
双重判刑不是个新点子，毋宁说那是在最近把这个老调子翻了新花样。在此之前，杀人犯可能被吊死，然后用马拖，一裂四块：马匹扯着他的胳膊腿，然后向东西南北哗啦一拽，结果就是“四块”，钉在桩子头上示众，作为一种色彩丰富的警示，告诉公民犯罪有多么不明智。解剖作为处罚凶犯的可选方式，在1752年的英国，被批准可以代替吊尸。吊尸——尽管这个词儿听上去像是兴高采烈的游戏场上的措辞，或者充其量，那听起来好像是鹰隼乌鸦之类的打扫卫生——其实却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动词。吊尸是把一具死尸在沥青里蘸过，然后把它搁在一个铁架子上，当着乡里乡亲们平淡无趣的目光，任其腐烂，任其被乌鸦啄得东一块西一块。当年要在宽敞地角溜达溜达，那想必是完全不同的一番光景。
为了解决为解剖而合法取得尸体的短缺问题，英国和早期美国的解剖学校的指导教师们，把自己折腾进了某种声名狼藉的角落。大家开始知道有一种家伙，你可以把你儿子截下来的腿卖给他们，能换个啤酒钱（说得准确一点，价钱是37.5美分；此事发生在1831年的纽约州罗切斯特市）。但是，学生出学费，不光为学习胳膊腿的解剖结构。学校不得不搜寻囫囵尸体，否则就有失去生源的危险，学生会跑到巴黎的解剖学校就读。在巴黎，死在市立医院的穷人的尸体，无人认领，可作解剖之用。
极端举措出笼了。一个解剖学家把刚刚死去的家人搬到解剖室，用一个上午，然后把它丢在教堂墓地里，此事也并非不曾耳闻。17世纪的外科医生兼解剖学家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以发现了人类的循环系统而名声大噪，在历史上也是一个由于全心全意为其使命服务而背负恶名的人，他竟然能够解剖他亲爹和亲姊妹。
哈维为其所为，是因为他只有两条道可走：要么偷别家亲人的尸体，要么就放弃他的研究——这个他接受不了。生活在塔利班统治下的那些现代医学院的学生，面临相似的困境，也时不时地做了同样的选择。关于对人类遗体的尊重，根据对《古兰经》法典的一种严格解释，塔利班的神职人员禁止医学教师为教授解剖学而解剖尸体，禁止使用骨架——连非穆斯林的遗体也不可以（在其他伊斯兰国家这倒是可以）。2002年1月，《纽约时报》记者诺瑞米祖·奥尼什（Norimitsu Onishi）采访了坎大哈医学院的一个学生，这学生做了一个痛苦的抉择，把他心爱的奶奶的尸骨挖出来，与同学们一同研究。另一个学生把他以前邻居的遗体挖掘了出来。“是的，他是个好人，”这个学生告诉奥尼什，“当然，拿走了他的尸骨，我感到难过。……我认为，如果20个人能够由此受益，那就好。”
在英国解剖学校最兴盛的时期，这种合乎情理却又有感于痛苦的做法，很不常见。更普遍的做法是潜入墓地，把别家的亲人挖出来做研究。这种行为，即大家所知的盗尸。这是一种新罪行，与盗墓大不相同。盗墓牵扯偷窃埋在殷实人家的坟墓或者墓穴里的金银财宝和传家的玩意儿。被人逮住，身上却藏着尸体的袖扣，是一桩罪；被人逮住，却扛着尸体本身，不受罚。在解剖学校兴隆起来之前，关于挪用最近死去的人身，根本没有什么律条。干吗有这种律条？在那之前，偷尸这号事儿，简直没法理解，恋尸癖另当别论。
有些解剖学教室利用大学生喜欢在深夜恶作剧的那种自古以来就有的癖好，怂恿他们劫掠墓园，为上课提供尸体。在苏格兰的一些学校，在18世纪，这种做法更正式：儒斯·理查森写道，可以用尸体交学费，现金就免了。
另外的教师亲自出马，把这桩不堪的活儿揽在自己身上。这些人不是走江湖的郎中。他们是可敬的专业医生。殖民地的医生托马斯·瑟韦尔（Thomas Sewell），成了3位美国总统的私人医生，创立了如今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在1818年被判犯有为解剖目的而从事盗尸的罪行。被盗尸体是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年轻的伊普斯威奇人。
然后，有解剖学家出钱给别人，让他们去挖。到1828年，伦敦解剖学校对尸体的需求量太大，10名专职盗尸贼和200来名业余盗尸贼，在解剖“旺季”忙得不亦乐乎。（解剖课只在10月到次年5月开课，以免尸体散发的恶臭和炎炎盛夏尸体腐烂太快。）按照下议院在那年的证词，六七个人的一个盗尸团伙（常常是这个叫法），挖掘了312具尸体。算出来的报酬大约是一年1000美元——大概是一般非技术劳动者收入的5～10倍——夏天还不干活儿。
这个活儿不道德，也确实恶劣；但是，它多半不像听起来那么令人不快。解剖学家要的是新鲜的死尸，因此气味真不算回事儿。盗尸贼不必把整座坟墓都掘开，只把坟头掘开就成。一根铁撬伸到棺材盖下，朝上一扳，再把盖子向上撬一英尺（1英尺＝0.3048米）左右。把绳子套在脖子上，或者勒在腋下，一具尸体顺顺利利地就给拖了出来。泥土呢，本来就堆在一方油布上，再掀回去。整个事儿，花费不足一小时。
许多盗尸贼本来的职务是掘墓人，或者是解剖室的助手。助手在这里和盗尸团伙及其所作所为有了接触。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况且花费工夫也不大，他们就扛起了铲子和麻袋，把合法职务辞了。关于我们在此讨论的那些人，有几则日记——是从匿名的《盗尸贼日记》（Diary of a Resurrectionist）上抄来的——透露了些许隐情：
星期二，3日（1811年11月）。出去踩点，从巴瑟娄把沙维尔弄来了。巴特勒和我大醉而归。
星期二，10日。一天醉酒：入夜外出，在斑山娄得了5具，杰克差点给活埋了。
星期五，27日。到哈帕斯，得1具大的，搬到杰克家里。杰克、比尔和汤姆没跟我们一起去，都醉了。
我们不禁相信，日记作者不曾对尸体指名道姓，是为掩盖他对这种勾当有些不自在。他没有花费笔墨写尸体的模样，或者挖苦他们倒霉的命运。除了身材和性别，他没有胆子提到死者任何事情。仅仅偶尔给那些尸体一个名词。（最经常的是“东西”，如“糟糕的东西”，意思是“腐败的尸体”。）但是，最可能的，是那个人不很情愿地坐下来，写了三言两语。后来的日记表明，他甚至不愿意写出“犬齿”这两个字，却仅仅写了“尖”。（在“东西糟糕”的时候，“尖”和其他牙齿被拔下来，卖给牙医，用来造假牙，免得白干一场毫无赚头。）
盗尸贼是些一般的恶棍；他们的动机，仅仅是贪钱。但是，解剖学家又是些什么东西呢？社会上的这些正直人物，教唆人做贼，半公开地毁损某人死去的奶奶，都是些什么人呢？伦敦最著名的外科医生兼解剖学家是阿斯特里·库珀爵士。在场面上，库珀谴责盗尸贼，但他不仅去找他们，给他们活儿干，还鼓励受雇于他的人去干这件事。事情真是令人不齿啊。
库珀直言不讳地为人类解剖辩护。“如果他不曾在死人身上操作，他就必定糟蹋活人”是他的名言。他的观点很被人采信，但医学院的困境却不易于对付，他们或许还有一点良心。库珀是这么一种人，对切割陌生人的家人一事，他不仅不曾稍示悔意，而且还对他以前的病人动刀子。他为之做过手术的那些人，他一直与他们的家庭医生保持联系，听到他们去世了，就责成他的盗尸贼去把他们挖出来，如此他就可以看看他的手艺维持得如何。他同事的病人，凡是患有令人感兴趣的疾病的，或者在解剖学上有怪异之处的，他就出钱起获他们的尸体。他这个人，对生物健康的激情，似乎转化为可怕的怪癖。休伯特·科尔（Hubert Cole）的《外科医生记事》（Things of the Surgeon）记叙盗尸之事，在这本书里，阿斯特里爵士据说把几个同事的名字写在碎骨头上，然后让实验室的狗吃下去；因此，在解剖那条狗的时候，骨头就被取出来了，刻在骨头上的同事的名字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文字周围的骨头已经被狗的胃酸消化了。这些骨块给传了出来，当做颇具幽默感的礼物。科尔不曾提到同事们对这种别具一格的名片有什么反应。我斗胆做一个猜测：这些人费事玩味这个玩笑，还咋咋呼呼地展览这种东西，起码在阿斯特里爵士光临的时候展览。阿斯特里爵士这种人，你可不想把他的恶意带到坟墓里。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谁的尸体我都能搞到。”
和盗尸贼一样，解剖学家显然很善于把死人的遗体视为物件，起码在他们自己心里是这样想的。他们不仅把对未经同意而被挖出来的尸体进行把解剖和解剖学研究认为理所当然，而且他们也觉得没有什么理由要把挖掘出来的死者视为值得尊重的实体来对待。尸体来到他们的门前，用儒斯·理查森（Ruth Richardson）的话说，他们并不恼怒于把尸体“装在箱子里，用锯末当衬垫，塞在麻袋里，像火腿那样滚来滚去”。他们对待尸体的方式，与对待寻常商品别无二致，时不时地那些箱子会混在其他货物中。詹姆斯·莫尔斯·鲍尔（James Moores Ball），《打包的人》（The Sack-Em-Up Men）的作者，讲到一个大惑不解的解剖学家的故事：一个柳条箱投递到他的解剖室，这人把箱子打开，指望里头是一具尸体，却发现了“一根上好的火腿、一大块奶酪、一篮子鸡蛋，外加一大团纱线”。你只能想像，期望收到上好的火腿、奶酪、鸡蛋或者一大团纱线的那个主儿，有多么惊讶并且特别地失望吧，他发现的是一个包装整齐但死去多时的英国人。
实际解剖活动，对死者不敬，也一样过分。操作过程的气氛，完全类似于街头杂耍或者屠宰场。托马斯·罗兰森（Thomas Rowlandson）和威廉·荷加兹（William Hogarth）关于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解剖室的版画，显示尸体的肠子挂着，像游行的飘带，被风刮离了台面，头颅在沸腾的锅里载浮载沉，五脏六腑丢在地板上，狗正在吃。在背景上，大群的人傻呆呆地看。尽管画家显然把解剖实践演绎了一番，文字资料却表明绘画作品与实情相去不远。还有作曲家赫克托·柏辽兹（Hector Berlioz），1822年在他的《回忆录》（Memoirs）里写了一条，他为什么决定从事音乐而放弃学医，其理由一清二楚了：
罗伯特……带我第一次到解剖室。……一看到那个可怕的停尸间——残肢断臂，咧着嘴的人头，张着口的骷髅，脚下血迹斑斑的泥地，以及令人作呕的气味，成群的麻雀抢夺碎成小块的肺，老鼠在墙角嚼带血的脊椎骨——我被这样一种令人厌恶的感觉缠绕着，从解剖室的窗户跳出去，逃回家去，好像死神和他全部的鬼怪都粘在我的脚跟上。
我愿意用一根上好的火腿和一大团纱线打赌，那个时代没有哪个解剖学家为剩下来的尸体碎块举行悼念活动。残余的尸块埋起来了，不是出于尊敬，而是没有其他处理方法。埋也埋得马虎，总是在夜里，通常是埋在房后。
埋得太浅，总会有味儿，为了免于那种成问题的气味，解剖学家寻思出了一些别出心裁的解决办法，来处理丢弃人肉的问题。一个流传久远的说法，是他们与伦敦的野生动物园的管理员狼狈为奸。另外的说法，是说他们养了一些秃鹫来干这个活儿；如果柏辽兹的话可信，当时的麻雀也很称职。理查森读到一个东西，提到解剖学家把人骨和脂肪煮成“类似于鲸脂的一种东西”，他们用这东西制造蜡烛和肥皂。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