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历史秘闻(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近代历史秘闻试读：

内容提要

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对反腐败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精力与心血。特别是他对谢步升案、左祥云案、瑞金贪污腐败窝案、黄克功案及肖玉壁案等五大腐败案的亲自过问与关注，就足以证明我党惩治腐败执政为民的坚定决心。

第一章　蒋介石

惊动蒋介石的民国女飞贼

1935年2月的一天，鼓楼大钟寺附近的金陵富商潘百亭豪宅“亭府”，青天白日遭到女飞贼的“光顾”，丢失了价值万金的三件古玩和一本存折。

这天中午，“亭府”主人不在家，两个佣人进跨院打扫卫生时，发现书房里有一个年轻姑娘，正往一个布手袋里塞一个长约尺许的纸包。两人马上认定该女子是窃贼，正动手想抓时，女子倏地飞腿而起，闪电般将他们踢倒，夺门而逃。

随后，女贼一个转身往旁边的花圃奔去，轻轻一跃便跳过三尺多高的竹篱笆，横穿花圃，又是一跳，越过篱笆，直扑高高的院墙，逃到墙前并不停步，一抬腿竟“蹭、蹭”地上了墙头，回头望了一眼，往下一跳落到了墙外的小巷，追捕者连声音都没听到！

经清点，女飞贼窃走了放在书房里的三件珍稀古玩：一枚田黄石图章、一柄坠有琥珀扇坠的上有明朝万历皇帝题诗的折扇、一个茄皮紫耳瓶。在被窃的三件古玩中，以茄皮紫耳瓶最为珍贵，潘百亭在十年前购进时，足足花了130两黄金。当时，潘百亭由于心烦意乱，没想起那个被窃的茄皮紫耳瓶里还密藏着存有12000元的一本存折。

由于潘百亭的名气，女飞贼光顾“亭府”的消息成为特大新闻，传遍了南京城。与此同时，民间还风传这段时间接连发生的数起豪宅被盗案，都是由一个能飞檐走壁的女飞贼干的。

当晚，蒋介石叫来首都警察厅厅长温剑刚，劈头盖脸地训斥道：“警察厅肩负着稳定首都治安之责，岂容此等盗贼如此猖狂！她今天能飞盗民宅，明天就能飞盗我党国军政机要机关！你这个警察厅厅长是干什么的？”

温剑刚挨训后灰头土脸地驱车返回警察厅，召来刑警大队队长邹伯冲部署抓捕行动。为侦破“女飞贼盗窃案”，刑警大队一共出动了200多名警员，连邹伯冲也化装成古董贩子去夫子庙跑了好几趟。三天过去了，毫无线索。一周过去了，仍无消息。

转眼到了第八天，潘百亭忽然想起了藏在古玩里的那个存折，于是赶紧往银行打电话想挂失。然而，银行告知：存折上的钱已被一个年轻女子折兑成黄金取走了。潘百亭问了那个女子的年龄、长相，气得差点摔掉话筒——取款人正是女飞贼！

邹伯冲随即带上刑警火速赶往中央银行鼓楼支行，了解女飞贼提取赃款的情况。原来，女飞贼是于三天前的中午11点半左右前来取款的。当时，女飞贼身穿黑色闪光缎旗袍，烫着当时流行的“玛丽亚式”发型，肘部挂着一个紫红色的小皮包。她在柜台前驻步后，先是从容不迫地填了一张取款单，然后把存折、印章和取款单递给了银行职员。银行职员见取款单上填着要取12000元，忙核对存折，虽然无误，但还是吃惊不小。当时，银行取款只凭存折和印章，没有验查证件的规矩。于是，银行职员按照对方的要求把钱折算成黄金，当面点验后，分装于几个小木盒内，随后给提款人叫了一辆出租汽车，让她把黄金运走。

据潘百亭辨认，女飞贼在银行取款时所留下的印钤是伪造的。这样，邹伯冲手里便有了两条线索：出租车和印章。他当即下令：分头访查！然而，50多名警员连续查了14天，仍是查无所获。温剑刚经过反复权衡，决定解散“飞贼案侦查专案组”，把这个案件暂时挂起来，以后再设法访查。

专案组解散时，按规定要把卷宗移交到档案科刑事档案室封存。谁也没有料到，就在这个过程中，竟被一个名叫黄锡福的管理员发现了女飞贼的蛛丝马迹，从而一举侦破了这起轰动一时的刑事大案。

算起来，那个女飞贼也是活该事败。当时，“飞贼案”的卷宗交给黄锡福处理。黄锡福负责将有关物证一件件登记，在打开那个装着从银行调来的存折的牛皮纸密封袋时，他闻到了一股淡淡的幽香。黄锡福是香烛铺小开出身，又站过三年柜台，具有辨别各种香料的本领。他马上分辨出这是一种名叫“幽兰棒香”的焚香的气味，一般来说，这种棒香只有寺庙庵观里才用得到。通过初步排查，可以断定此香味来自女飞贼！

邹伯冲得知后显得异常兴奋，随即召来几个女刑警，吩咐道：“你们化装成香客，分别到半山庵、李姑庵、紫香庵和铁女观去秘密寻访女飞贼。”这次寻访十分顺利，女刑警余桂香刚踏进李姑庵，就看见一个面容与女飞贼相似的青年女居士跪在蒲草垫上念经。余桂香不敢冒失，随即返回警察厅向邹伯冲报告。

邹伯冲遂点了24名刑警赶到李姑庵，将其包围起来。之后，四名女刑警进入李姑庵，刚走到殿堂门口，恰遇女飞贼从里面出来。说时迟，那时快，四人猛地扑上去，将女飞贼抱的抱、揪的揪。女飞贼倏地一个挣扎，三下两下便把四人打倒了！恰在这时，一个刑警冒冒失失地开了一枪，正中女飞贼的小腹。

邹伯冲大骂那个刑警，急令人将女飞贼送往医院救治。与此同时，刑警搜查了女飞贼单独居住的小屋，在床底下发现了“亭府”失窃的古玩。

女飞贼被捕后，先是被送往附近的英国教会医院，经包扎止血处理后因伤势过重被转往中央医院，但终因回天乏术于当天晚上死亡。至此，轰动一时的“女飞贼盗窃案”画上了句号。

蒋介石可望不可求的女飞人

朱慕菲（也有人称其为慕飞），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西娅乡人，生于1897年，卒于1932年。其父朱卓文是著名航空专家。1920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11月29日南下整顿军政，将大元帅府航空处改组为航空局，委任朱卓文为局长。当时航空局下设两个飞机队，第一飞机队队长张惠长，第二飞机队队长陈应权。共有水机7架，陆机4架，以后又派陈庆云到日本大阪购得寇蒂斯双翼飞机一架。飞机队在执行侦察、轰炸、运输等任务中都起到过重要作用，受到好评。朱慕菲当时跟她的表亲张惠长（中国空军元老）学习飞行技术，进步很快，放了单飞，能独立执行飞行任务，特技飞行的技术也较好，于是被批准编人航空局的飞行队做飞行员。因此，她成为国内第一个女飞行员。

才貌双全　蒋介石可望不可求

朱慕菲不仅才华横溢、胆识过人，而且长得也十分漂亮（她有些像洋人，曾误传她是朱卓文在美国时与洋妇同居而生）。朱卓文任航空局局长期间，蒋介石（时年33岁，已有发妻毛福梅）与之常有交往，认识并爱上朱慕菲，托人向朱卓文提亲。朱卓文追随孙中山革命时间较长，资格比蒋介石老，他认为蒋羽毛未丰，作风不佳，故没有同意这门婚事。他还教训女儿不要与蒋来往，应抛弃儿女私情，“以国为重，为国立功”。于是，蒋介石的努力落了空，此后，他在上海开始追求陈洁如。朱慕菲曾跟随父亲的挚友——广州中山大学化学系教授、兵工厂工程师林炳光学习化学分析，两人感情深笃，但未结婚。

双枪护父　董鸿标阴谋不成

1922年春，朱慕菲在广东空军飞机队飞行时发生了一次意外，飞机在虎门附近的莲花山遇到“风切变”，被迫降落在水面上，结果机损人伤。她被送到香港住院治疗，出院后在香港新界水上别墅“粟园”休养了一段时间，便回到香山县任县政府监印员。1923年6月11日，其父朱卓文也回到香山县任县长。此时，朱慕菲虽已告别了飞行生涯，但巾帼不让须眉，她常常来到西娅乡习武、练枪法。据西娅乡的老人说：“慕菲常佩带左轮手枪，几次在滩边对着水松树头瞄准射击，每枪必中。”1923年7月，滇军团长董鸿标蓄意铲除朱卓文，突然举兵攻打香山县城，朱卓文由于兵力分散，被困在县政府内。朱慕菲手握双枪，左冲右突，掩护父亲突围，最后打到只剩下朱氏父女和一个卫士阿董，撤到县政府后院，朱卓文、朱慕菲和阿董先后跳越五六尺高的院墙，突出包围圈，撤到老家西娅乡。这次战斗中，朱慕菲十分英勇和果敢，在当地被传为忠孝佳话。

英年早逝　宋庆龄悲痛惋惜

1927年，其父因廖仲恺被刺案受嫌而遭通缉，逃到香港。从此朱慕菲郁郁寡欢，加上飞行事故留下的旧伤，身体每况愈下，最后患了肺病，不幸于1932年3月死于香港，年仅35岁。朱慕菲与宋庆龄友情甚笃。朱早年在上海读书时，宋曾教朱学英文。朱则曾伴宋到日本，并参加了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礼。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欲赴德国考察，曾邀朱同往。朱因身体不适，没有成行。宋庆龄后来回国想见朱慕菲，可惜朱已经与世长辞了。这位才貌双全的中国第一女飞人如此英年早逝，怎不让人悲痛惋惜。

蒋介石只喝白开水的隐情

蒋介石与我此生均不能生育作为蜜月旅行的第二部分，我们游览了苏州，回上海之后，我发现身上出了疹子。我试用各种油膏檫抹，不但无效，而且越来越糟。后来，突然发现腿上也出现疹块，手腕按脉处也出现两块红疤。它们虽不痒，但看起来很不好，我很发愁，我一生从未得过这种病。

介石带我去看他的朋友李大夫。他是德国留学生，专精细菌学和性病。李大夫取了介石和我的血做瓦塞尔曼氏反应检查（梅毒血清诊断法）。等了令人心烦的日子，这位血清专家宣布我们的血有阳性反应。

我一听到这个坏消息，发了疯似的，立刻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冲出诊所，坐上一辆出租汽车到我母亲家。“噢，妈妈。”我哭诉着，“我得了花柳病。是大夫告诉我的。看看我这些毛病。”

不到半小时，介石来了，解释说这病是轻度的，用六零六针药可以痊愈，这是他自己的旧毛病，传给我了。

母亲痛骂了介石半小时。他承认了他的“罪恶”。“我再也不同你在一起了。”我哭喊着，“你是个坏东西，我要跟你离婚。”“我怎样才能使你相信我要真的悔罪呢？”他哀求着，低头站在那里，表情非常严肃阴沉，接着说：“只原谅我这一次，回到我的身边来。我向你发誓，为了悔过，永远不再沾一点酒。”

母亲拉着我的手说：“你要同他去大夫那里，赶紧去治，不可耽搁，最要紧的是把那个病从你的血中清洗干净。”

于是，那天黄昏，介石再带我去李大夫诊所治疗。在打针前，李大夫对介石说：“这是个不大好谈的话题，所以请让我和你的夫人单独谈谈，你可不可以在候诊室等一下？”介石出去以后，李大夫向我作了六零六注射，并说：“你打十次针，就可痊愈。我现在要坦白告诉你，淋病细菌已进入你的身体，说确切点，就是你的输卵巢，这可能使你不能怀孕。但是你的病是轻度的，只要继续坚持治疗，就不必担心。”

毕，我走进候诊室轮到介石进入诊疗室了。他打过针后，李大夫告诉他：“你在结婚前，本应先完成以前的治疗，但你没有等待充分的时间以完全治愈，因而传染了你的夫人。从现在起，你必须继续坚持治疗以便康复。你原已患有副睾炎，这使你不能生育。今后你恐怕不可能再生育孩子了。”

为了表示悔悟，介石对我起誓，如我答应不离开他，从今以后，他不再喝所有烈性酒，普通酒以至茶和咖啡。“我愿终生只喝白开水。这是一种自我惩罚，你现在可以相信我了吗？”

蒋介石是九一八事变的替罪羔羊

1945年8月，抗战。东北父老对张学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使张很感动。次年1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没起来，胡思乱想，想到东北的人们对于我个人的问题，这不单是感情的问题了，真叫我惭愧无地，难过的了不得。说起抗战阶段，我是毫无贡献。当年在东北时，以前是承老人的余润，后来我不过执政三年，不但对地方没有造福，因为我一意的拥护中央，依赖中央，才有了中东路问题，对俄盲目的战事。九一八的事变，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而使东北同胞水深火热十四年，今天他们反而对我如此的热诚，这可真叫我太难过了！

张学良这一段日记承认自己“判断的错误，应付的错误，致成不抵抗”，并没将责任推给别人。

1990年，张学良接受唐德刚访谈时曾“郑重声明”，“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他说：

我现在就给你讲这个不抵抗的事情。当时，因为奉天与日本的关系很紧张，发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几个事情。那时我就有了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着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明白吗？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报。所以，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它，躲开它。

当唐德刚谈到“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至此，张学良连连表示：“不是，不是，不是的。”“这事不该政府的事，也不该蒋公的事。”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接受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等人访谈时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其它的资料还有很多，无须再引了。可见，从1946年1月3日的日记，到1991年的答问，张学良始终完全承担“不抵抗”的责任，从未涉及别人。

蒋介石与宋美龄生活内幕

谈到生活内幕就不能不说到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夫妻感情问题。很久以来，社会上就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蒋介石与宋美龄之间的婚姻关系，不过是一种政治结合，彼此本来就是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考虑而结合的。但据在蒋介石夫妇身边的工作人员多年观察，认为至少蒋介石对夫人是绝对真心真意的。孔宋两大家族在抗战胜利后，受到当时国内许多人士的指责，可是，宋美龄依旧是蒋介石除了蒋经国以外最倚重的亲人。台湾时期的宋美龄，昔日的风华不再，但蒋介石对她仍然是一如既往。

从侍从们的回忆中可以看出，退到台湾后，宋美龄对蒋介石来说，无论是事业还是生活，其作用都是不可缺少的。例如：

每天下午约4点左右，必亲自送甜点及饮料至蒋介石书房；

时间允许，下午5点左右，陪同蒋介石至台北近郊坐车散步；

不宴客时，每晚8点左右，必陪伴蒋介石用餐；

每周日必陪同蒋介石至官邸近旁凯歌教堂做礼拜；

蒋介石生病之后，宋美龄摒弃一切的嗜好和交际，全心全意地为蒋介石的身体殚精竭虑，陪着夫君一起住院就医，长年如此。

但是在士林官邸中却流传着早年一些老一辈的侍从人员最常讲的一个笑话：即有关蒋介石夫妇争执的趣闻。在抗战胜利的那段日子里，蒋介石夫妇的感情生活出现了“各行其是”的情况。宋美龄只要和蒋介石闹别扭，就索性往上海一躲，住在上海官邸，不去理会他。有时候蒋介石在南京黄埔路官邸等急了，就打长途电话到上海催驾，无奈宋美龄硬是不买蒋介石的账，怎么劝都不去。有时候，蒋介石实在给她逼急了，只好低三下四地低声说道：“Darling!无论如何都请赶快回来，你再不回来，佣人们都要造反了，快回来”就这样三催四请，好说歹说才把宋美龄劝了回来。可是，没过多久，宋美龄又会为了别的事情，和蒋介石意见相悖，拂袖而去。不管是为什么事情，也不管谁是谁非，最后投降的八成仍是蒋介石自己。

蒋介石的“换妻”谋略

民国时期，许多军阀或政客以合乎政治潮流的准则来变换妻子，他们或“离妻再娶，弃妾新婚”，或“休妻再娶，妻妾共处”，用“革命”、“改组”等名称冠之，大有摩登时尚之意。视遵循礼法，从一而终为没有出息。蒋介石不同时期的“换妻”谋略。

蒋介石虽为一个革命者，但是也曾经流连青楼。他正是在青楼巧遇娘姨姚冶诚，与之发生感情，后来纳她为妾。

但是这件事在蒋介石的口中却演变成另一个版本。蒋介石对二夫人陈洁如是这么说的：“1916年刺客到处寻找我，要刺杀我，我藏身于苏州的苏州乐园。在那里，经人介绍我认识了做歌女的姚氏。她是一位娇小玲珑的美女，长得很迷人，我和她成为很好的朋友。有一个对她感兴趣的有钱人大发醋劲，几次警告我不要和她来往，并当着众人的面，让姚氏表示和我分手。当姚不答应时，那个家伙竟将一盘鱼翅菜扣在姚的脸上，姚被烫伤了。我闻知十分愤怒，决定把姚带出那家乐园，纳为侍妾。姚对我的举动十分感激。”单纯的陈洁如对蒋介石的故事深信不疑。于是蒋介石就把自己纳妾的丑闻改头换面成“英雄救美人”的故事了。

另外，蒋介石每次为了迎娶新人，也都是用道德的外衣掩盖自己的风流。他为了能和陈洁如在一起，想要休掉毛福梅。就在毛福梅帮助他办完蒋母的丧葬大事后，蒋介石对她及两个儿子去信说：“余葬母已毕，为人子者一生之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于革命，更无其他之挂系。余今与尔等生母之离异，余以后之成败生死，家庭自不致因我而再有奔波。余十八岁立志革命以来，本已早置生死荣辱于度外……”从前有“七出之条”，现在蒋介石成功而冠冕堂皇地炮制出了“为了革命而出妻”的“第八条”！这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奇谈怪论。而蒋介石偏偏就发挥厚黑之人脸厚心黑的本事，给他的风流披上道德的外衣，让人哭笑不得无法反驳。于是蒋介石就是既抱得美人归，又为自己铺垫下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号，完全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传承已久的“七出之条”为男子的风流披上了道德的外衣，使女子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丝毫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还有很多的“陈世美”是为了自己的事业前程而另结新欢，而抛弃自己的结发之妻。而一些柔弱的女子往往也会信以为真地替丈夫的前途考虑，让位于别的女人，让婚姻结束于荒谬的谎言。而蒋介石完好地继承了这些“优良品质”，给他的每一次风流都披上了道德的外衣。

民国时代，很多军阀或政客都从旧式婚姻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转向了新式婚姻的自由恋爱。他们的原配往往都是没有文化的乡下姑娘，而新妻子则一般都是能写会算、追求进步的新式女人。蒋介石是玩转政治的高手，自然知道，一个优秀的夫人能够在内政外交上带给自己多大的帮助，因此单单把迎娶宋美龄看做是满足他自己的私欲是片面的。这场婚姻更多是为了政治上的考量。

宋美龄仪态高雅、雍容华贵，加上天生丽质，是有名的美人；宋家是上海的巨富，与美国有广泛而深刻的联系。放眼当时的中国，她的确是数一数二的。蒋介石心里明白，像毛氏、姚氏、陈氏这样的妻子，虽可以操持家务，相夫教子，但是要母仪天下，还是担待不起的。而只有宋美龄这样的女人，才能担得起中国“第一夫人”的称号。

虽然蒋介石休妻再娶的行为是有争议的，但是试想若不是宋美龄，毛福梅、姚冶诚甚至陈洁如三人中，又有哪一个可以登上国际舞台，和外国元首交谈甚欢？又有谁可以获得更多国际上的支持，为中国革命出力？

蒋介石的择妻观表现出他的投机之道：一个人的奋斗毕竟势单力薄，找一位与自己身份相称的伴侣，既可以衬托自己的身份，又可以促使自己更加成功，可谓事半功倍。而无论作为男人还是女人，都要不断地充实自己，能够让自己的爱人看到自己的价值，并与爱人相扶与共，这样才能维持长久而幸福的婚姻。

蒋介石找到宋美龄作为自己的理想伴侣，是看中她外在与内在美的统一，然而如此理想的爱情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多见的。恐怕这也是蒋介石最得意也最成功的一次投机。

蒋氏父子两机“决斗”

1942年8月25日，中央航空公司机长林大纲驾驶一架“容克斯”型飞机从昆明回到重庆。在重庆九龙坡机场上空，林大纲飞了一个漂亮的“五边”后，把机头对准了跑道。

本次航班的机舱里，只有一位乘客——蒋经国。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委员长全家轮番上阵。据曾在“央航”工作过的沈崇昆老人回忆，当时，“央航”派林大纲为蒋经国执行的是专机任务。

老人说，林大纲是留德回来的，飞行技术在“央航”是最优秀的，他的落地动作相当完美，当DC-2已经平稳降落在跑道上，已经减速滑跑了100多米后，这时，人们才发现，在“容克斯”的对面、跑道另一端，一架空军、银灰色DC-2突然迎面降落。

两机跑道上，两机呈迎头之势，眼看一场猛烈的相撞就要发生……

沈崇昆当时就在跑道旁边，一切看得清清楚楚。老人说，林大纲肯定是先发现对面的飞机，只见他驾驶的“容克斯”突然转弯，急速脱离驶进滑行道。还在高速滑行的“容克斯”侧成接近60度，机身倾斜得一边高一边低，都快侧翻了，而那架空军的DC-2是着陆，速度太大，根本就没办法躲避。

现场的人脸都白了。

跑道上，DC-2猛然“轰”的一声，螺旋桨再次急速转动，速度骤然加大，此时林大纲的“容克斯”即将拐下跑道还没有完全转过来的时候，那架DC-2已经冲到眼前。

就在两架飞机马上撞到一起那一刻，只见DC-2怒吼着，腾空而起，紧贴着林大纲的“容克斯”机背，从上面飞了过去。

目睹这一切的沈崇昆老人说，当时，他的腿都软了。

在滑行道停稳后，林大纲脸色苍白地走下飞机。

那架复飞的空军DC-2绕场一周后，重新降落，正驾驶衣复恩从机舱里探出头来，气急败坏道：“这是谁指挥的！”

舱门打开，蒋介石从里面走出来，他看了一眼站在“容克斯”旁边的蒋经国，一声未吭，钻入等候一旁的小汽车走了。

杨连成是机场搬运工，老人说：“DC-2降落后，谁都没有料到，从里面下来的是委员长。看到蒋介石出来，大家都懵了，挥舞着小旗在跑道上指挥、已陷入疯狂境界的九龙坡场站站长当时就晕了过去。唉，如果不是林大纲及早拐弯转向，如果不是衣复恩处理冷静、采取果断应变措施，复飞，从容克斯上面越过，奇迹般化险为夷，那……”

蒋介石“外逃”瑞士真相

1949年4月23日，蒋介石逃到台湾，当时正在美国寻求援助的宋美龄惊恐万状。如果台湾保不住，蒋介石再往哪里跑呢？

宋美龄思前想后，决定给蒋介石发电文，劝他到瑞士避难。她在电文中说，尽管台湾与大陆隔着海峡，但美国已明言不再援助国民党当局，台湾终究保不住。瑞士环境优美，气候宜人，又远离亚太，是最理想的避难场所。

当时，蒋介石“公务”甚忙，对去瑞士意愿也不高，就没及时给宋美龄回电。宋美龄等得焦急，就又给蒋介石发电催促。然而，蒋介石的态度并不积极。宋美龄无奈之下，便去求孔祥熙、宋蔼龄帮忙。她叫孔祥熙的女婿陈继恩专程去一趟台湾，以“到瑞士休养一段”为由，劝蒋介石离台。陈继恩二话没说，答应马上赴台。

1949年12月初，陈继恩到达香港，不料，却意外地碰到了何应钦的夫人王文湘。何应钦与其他许多国民党高官一样，人虽已到台，因担心台湾不保，不敢将夫人接到台湾。王文湘对陈继恩突然到香港十分关切，想从他那里打探到一些机密的消息，以便为她和何应钦寻找最佳避祸方案。

在王文湘的一再追问下，陈继恩把到香港和即将赴台的任务透露给了王文湘。王文湘听了，立即将此事电告了何应钦，让他做好外逃准备。何应钦得到消息，十分震惊，没想到一天到晚叫嚷要反攻大陆，收复大陆，与共“匪”血战到底的最高领袖，已在做外逃准备。

很快，蒋夫人要蒋介石到瑞士避难的消息开始流传，一时间人心惶惶。蒋介石闻讯后告诉陈继恩，共产党即使攻打台湾，也需两三天才能登陆，到时离台也来得及。蒋介石还说，台湾即使保不住，他也不会到瑞士，要去就去日本。陈继恩返回美国，把蒋介石的意见转告了宋美龄。

蒋介石惟一一次到延安

1947年8月，蒋介石飞到了延安。

国民党军的最高统帅以占领者的姿态进入共产党人的“巢穴”，这一事件在国民党方面看来极具象征意义。于是，接到蒋介石来延安的指令后，胡宗南立即忙碌起来。飞机在西安与延安之间往来多次，洋瓷脸盆、澡盆、马桶、沙发、钢丝床、山珍海味、西餐用具以及西餐厨师等等一应俱全地被运抵贫苦的延安。8月7日上午，“美龄号”专机在延安简易机场尘土飞扬的跑道上降落，蒋介石被安排住进延安最好的边区外交宾馆里。

彭德怀部对榆林的攻击，令蒋介石深感不安。到达延安的当天下午，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了旅以上军官会议，专门研究出兵增援榆林的问题。晚上，蒋介石单独与胡宗南再次研究了榆林作战问题。当胡宗南说此次共军打榆林的真正意图，也许是准备在米脂以北伏击我增援部队时，蒋介石说，今后陕北作战，不必再强调稳扎稳打了，要用急进猛打的战法，弥补以前与共军作战显露出的缺陷。蒋介石特别强调，迂回增援的整编三十六师不但要隐蔽，而且行动要快，要达到出乎共军意料的奇效。蒋介石告诫胡宗南：“陕北为主要战场，为匪之首脑所在，如不肃清，后患无穷。本令七月底肃清，现延长一个月，八月底定须肃清。”

第二天一大早，蒋介石开始在延安城里转悠。没有人知道他此时此刻的感受。在枣园，蒋介石终于看见了他的对手毛泽东曾经住过的那间窑洞，与当地农民的窑洞没有任何区别，门窗是没有油漆过的陈旧的木头做的，窑洞内墙面剥落，靠窗的那张榆木桌的桌面坑洼不平，简陋的床也是榆木钉起来的。窑洞外面的院子里有棵树，树下有个石凳，还有架纺线的纺车。随从告诉他，这间窑洞的旁边和下面，是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等人的窑洞，这些窑洞无论外观还是内设都是一样的。尽管从1927年国共决裂开始，蒋介石就知道共产党人已被逼进了山林和乡村；特别是1934年，国民党军通过五次大规模的“围剿”占领了共产党人的首府江西瑞金，迫使他们千里万里地走向中国西部人烟稀少的地带之后，毛泽东与他的部队面临危境、身处绝境的情报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可是，此时，面对破败的延安小城和这些近乎原始的窑洞，蒋介石还是感到十分震惊。他无法想象毛泽东何以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保持着旺盛的斗志，有效地指挥着他的军队在全国的战场上与政府军对抗，并且能在这样的桌子上把文章写得既尖锐犀利而又文采飞扬。

蒋介石回到边区外交宾馆，审定了胡宗南送来的作战计划后，当天就离开了这个让他心绪不宁的地方。这是蒋介石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延安。

蒋介石神奇逃脱三次暗杀

1925年5月的一天，时任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广州卫戍司令，执掌广东军政府重权的蒋介石接到一封恐吓信。信中内容大骂蒋介石无耻专断，必把他送上西天。蒋介石接到信后，立刻加强了警卫，每次出行都由警卫队长宓熙亲自护送。同时他还派人从国外购来一辆颜色、型号和他本已有的一辆黑色防弹雪铁龙八座轿车一模一样的高级雪铁龙。

7月上旬，黄埔军校新生总队操练完毕，蒋介石顶着烈日训话之后，钻进插着青天白日旗的雪铁龙轿车，准备回城。但蒋介石的雪铁龙轿车发动机沉闷地响了几声后，并没有启动。于是，司机老张立即下车检查故障。见状，蒋介石推车门走出来，对宓熙道：“不等了，你先跟我坐后面的车回去。”20分钟后，司机将车修好，警卫排长黄友文一行人立刻钻到车内，加速追赶蒋介石。

从黄埔北校场到广州城内的公路，要经过一处名叫“东坡楼”的地方，这个地方有一个急转弯。此处是梁鸿楷的粤军第四军的驻防地，平时在这个转弯处，是没有任何军队驻扎的。但这一天很蹊跷地出现了两个持枪站岗的士兵。由于是自己人，加上蒋介石已回去了，黄友文没有特别在意。这时，拐弯处的内侧突然冒出20多名士兵，两挺机关枪和20几支步枪同时射击。保护蒋介石的这支卫队火力也不弱，立即与他们枪战起来。而此时，黄友文担心拖下去会对己不利，对几个警卫道：“你们掩护我，我撤回去向蒋校长报告。”随后，蒋介石得知此事，立刻脸色大变。他明白，这是有人要置他于死地。幸亏是自己的汽车出了故障，如果不是这次偶然事件，现在被困在那里的就是自己了。于是，他抓起电话，联系上军长梁鸿楷，命令他立刻处理此事。

原来，梁鸿楷的第四军班底为许崇智的粤军。1925年1月，蒋介石率黄埔军组成的第一军和粤军等组成的东征军，进攻陈炯明的军队，很快就取得了第一次东征胜利。此役后，蒋介石地位大大上升，黄埔军的力量也迅速壮大，而粤军却是出力不讨好，粤军高级军官对此十分不满。梁鸿楷虽然对蒋介石的政治野心不满，但部下多次提出要“解决”蒋介石，他却一直犹豫。现在这件事突然发生，虽然不是自己干的，但绝脱不了干系。为此，他当即命令第四军驻防之地全部戒严。

很快事情查清，驻东坡楼附近的两个连长涉及此事，被押来军部由梁鸿楷亲自审问。两个连长说：“我们是奉旅长杨锦龙的亲口命令，并不知道车里坐的是蒋介石。上面只说目标是一辆插有青天白日旗的三排座黑色汽车。”随后，梁鸿楷报告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听了恍然大悟，自己虽然弄了两辆一横一样的防弹汽车，却忘了自己一直插在车前的青天白日旗。正是这面旗帜成了他座车的明显标志。1925年8月，蒋介石当时的夫人陈洁如突然从上海来到广州和他团聚。恰好廖仲恺和夫人何香凝在广州东山新建了两幢洋房别墅，自住一幢，于是便邀请蒋介石夫妇前去居住另一幢。然而，这一次搬家却又引出一起暗杀事件来。

8月中旬的一天，侍卫官宓熙照例安排警卫事务。这时，负责最外围警卫的便衣组长走了过来，向宓熙报告说：“宓长官，我们发现两个形迹可疑的人在东山别墅附近徘徊，一个穿长衫，一个穿短装。”

宓熙听了立刻警觉起来，意识到这两个人十有八九是刺客。不过，从这两个刺客的行动上来看，并非是专业刺客，更像是黑道上的人物，所以很轻易就暴露了行踪。

就在此事发生后的第3天中午，当蒋介石办完事后，便由城中办公处回东山别墅吃午饭。宓熙同蒋介石同坐第一辆汽车，他坐在前头。后面一辆卫士汽车，由警卫排长黄友文带着卫士乘坐。

因为知道有刺客，所以两辆车车速极快。到12点左右，两辆汽车驶近广州城东门口，因为这里比较拥挤，汽车到了这里须减速前进。就在第一辆汽车开到距城门洞约100米的时候，宓熙突然发现，在城门洞内人流之中站着一高一矮两个年轻男子，和之前两个神秘人打扮特征相仿。时间又过了几秒钟，蒋介石的汽车已经开进城门洞，穿长衫的刺客对着汽车突然抬起了右手，做射击状，早就做好准备的宓熙立刻把驳壳枪伸出玻璃窗外，对准那个穿长衫的人连续射击。听着一阵枪响，那个穿长衫的人立刻倒了下去。而另一个短衫刺客稍愣了一下，随即举起枪。可此时，警卫排长黄友文乘坐的后一辆车已经猛地在他面前刹停，几名警卫敏捷地将他抓获。

随后，穿短装者供认，他是前商团司令陈廉伯派来刺杀蒋介石的。他们没有特别的组织，只是香港黑道上的人物。

后经调查得知，此次暗杀行动的幕后黑手广州富商陈廉伯原是广州商团团长，商团设立了自己的武装组织——武装商团军，陈廉伯自任总司令。陈廉伯向来仇视革命，认为刺杀蒋介石可引起国民革命军的混乱，有利于其东山再起，便策划了这次刺杀行动。经过这次历险，蒋介石再也不敢住东山别墅了。在短短两个月内连续遭到两次刺杀事件之后，蒋介石也劝廖仲恺加强戒备，以防被刺。然而，廖仲恺却笑称搞这些根本没有任何用处。但惊天大案很快就发生了，城门口刺蒋事件仅仅过去两天，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被一群刺客袭击，身中4弹，当场死亡。

廖仲恺的牺牲也实实在在给汪精卫和蒋介石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该案发生后，国民党右派迅速倒台。汪精卫和蒋介石迅速执掌了国民政府的大权。但这时，还有很大一部分军政权力掌握在许崇智手里。于是，蒋介石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设计把许崇智骗出广东，骗到上海做寓公（指的是丢失了爵位或丧失了封地的王公贵族，在寄居他乡之后的一种别称），并清洗许崇智在广东的势力，指使人历数他的“十大罪状”。

许崇智是粤军首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部长兼广东省政府主席。但此人可以算得上蒋介石的恩人。对此，许崇智又气又恨，大骂蒋介石忘恩负义，当即给汪精卫打电话要求“申冤”。可是，他的这步棋并不起作用。

最后，蒋介石和汪精卫各给许崇智去了一封信。蒋介石在信上称：许崇智“只有毅然下决心离开广东，才能保全名节。”并保证只需他离开广东3个月的时间，等北伐开始的时候，还请他回来，恢复军权名誉。

许崇智见汪精卫和蒋介石联合起来要搞掉自己，只好放弃最后的政治挣扎。

随后，汪精卫掌握党权，蒋介石掌握军权。这两个人成为廖仲恺被刺案的最大受益者，而粤军支持许崇智的将领则丢掉了所有利益。这些人大多数比蒋介石跟随孙中山更早，其地位也曾经都在蒋介石之上，如今老帅被赶走，自己寄人篱下，岂能就这样吃哑巴亏，于是蒋介石很快就遭遇到了第3次暗杀。1925年10月2日清晨，蒋介石照常由两辆防弹汽车护送，来到财政部大楼参加一个重要会议。财政部层层警卫，能进出的，都是国民政府内部的人员，蒋介石没有想到，他一生中最危险的暗杀，马上就要出现了。

当蒋介石走入大楼，到了前厅楼梯处时，一个手拿一叠报纸的年轻中校军官匆匆走了过来。因为已经走入财政厅大楼内，所有警卫都没有注意这个人。

突然，这个军官拦住了蒋介石的路，满面愤怒地朝蒋介石大喊：“你霸占了我堂兄的军队，赶走了我的兄弟，现在我要血债血还！”

只见这个年轻军官掏出一支乌黑的枪来，抬手对着蒋介石心口就是一枪。这一枪如果击中蒋介石，蒋介石不死也伤。但就是这一眨眼工夫，蒋介石的贴身警卫蒋富春已经挡在了蒋介石身前，替蒋介石挨了一枪。

与此同时，几名警卫一齐冲上前，制服了年轻校官，夺去了他手中的枪。

而蒋介石则被宓熙架起朝最近的一间房子奔去。蒋介石进入房间后，惊魂稍定的他努力作出平静的样子说道：“如果不是蒋富春挺身挡弹，我就成为第二个廖先生了！”

一切安排完之后，蒋介石见到了那个年轻中校。这个年轻军官并不隐瞒，说道：“我叫许楚，是许崇智将军的堂弟，许济师长的亲弟弟。你明白我为什么要杀你了吧？”

对此，蒋介石立即明白，他为了独掌军权，把许崇智搞倒，许崇智的部下不服，这些人要一下子全部清除出去，不可能；要留下来，又对自己太危险。

想来想去，蒋介石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派人给许崇智送去20万元大洋作为安慰。

许崇智当然知道蒋介石这样做的用意是想让他帮忙安抚粤军，同时，他也明白自己肯定不可能东山再起，如果干看蒋介石的笑话，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于是他立即派人把话传到广东说：“许楚刺杀蒋介石纯粹是他个人的意志，与我本人毫无关系。我离开广东来到上海，也是我自己的主意，请各位旧下属不要乱来。”

就这样，许崇智的话传到了广东，粤军之心也稍为安定。而那个刺杀蒋介石的许楚，则不知下落。有人说蒋介石看在许崇智的面子上将其秘密释放了。但后来的历史上，再也没出现过这个人的名字。

蒋介石三次食言改变林彪命运

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争权夺利，矛盾重重。蒋介石很是烦心，于是前往黄埔散心。

当时，黄埔四期步科的学生正在上战术课，蒋介石没有惊动任何人，只是悄悄地坐在了教室后面。课题是以前不久发生的惠州攻坚战为例，要学员分析这次战斗的取胜要素。这一仗恰巧是蒋介石亲自指挥的，他当然对此再熟悉不过，于是兴致盎然，听得津津有味。

学生们轮番上台，口说笔画，滔滔不绝……蒋介石心里哼一声，不置可否。轮到林彪上台，只见他一脸怯生生的模样，也不多言语，就开始在黑板上画起惠州地形图。他画得很仔细、很投入，城郭民居、地势地表、山川河流，一一标点清楚，就凭这一手，蒋介石已不用往下看了，断定该生是个非常有心的人，他已经把这一课钻研精熟，透彻到如同了解自己的掌纹一样。用兵之道，在于谋定而后动。林彪凭着对战争精髓独到的理解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悄悄地走出教室，吩咐随行的人，让林彪下课后去校长室见他。

这一次谈话，10多年后蒋介石仍记得每一个细节。当年林彪虽然只是一个学生娃，却是城府森严，惜语如金。在以往与人的谈话中，蒋介石一向是多问少答，始终掌握主动。但与林彪则难进行，因为林彪从不多答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谋熟虑，极得体，极中听。蒋介石有一股怪怪的感觉，年轻人本应该血气方刚，朝气蓬勃，很少有像林彪这样少年老成，这样有心机。凭着直觉，他意识到坐在他面前的乃是难得一见的将才，但却很难驾驭、让人捉摸不透。

师生一问一答，时间不知不觉过得很快。这时，校长办公室秘书陈立夫敲门而入，报告说，汪精卫也到黄埔了，请蒋校长前往议事。“娘希匹！”蒋介石嘴里愤愤地骂了一句。自从廖仲恺死后，汪精卫便接任了军校党代表一职，又把手插到黄埔来了，很明显是想挤进蒋介石的势力范围。这让蒋介石很恼火。但当时汪精卫毕竟是广东政府的一把手，他还得忍住气与之虚与委蛇。正在气头上的蒋介石调转身气呼呼而去，却忘了与林彪打声招呼。

林彪的自尊心极强，他觉得这个校长太善变，也没有真正地看重自己。刚才还说着鼓励他、要提拔他的话，现在却一下子变了脸，居然不打招呼就走了，把自己冷在一旁。林彪深感受辱，对此事耿耿于怀。

数月后，蒋介石又找了一些师生进行个别交流，林彪就是其中之一。蒋介石向林彪许诺，毕业后让他来总司令部工作。林彪虽然还对上次的事有所怨恨，但听到这个承诺他还是很激动。林彪是共产党组织里的人，他知道组织对他毕业后的去处已经有了意向，即把他分配到叶挺的独立团。但林彪当年正年轻气盛，雄心勃勃，向往毕业后做出一番大事业，总司令部对他的吸引力还是很大的。最后，蒋介石说：“好吧，我出征在即，今后再和你联系。”

蒋介石出师北伐后，一路征战，出两湖，战江西，眼看着大雁南飞，离开广东已有数月，黄埔四期生也面临毕业。蒋介石唤来了陈立夫询问四期生分配情况，其中专门提到了林彪。陈立夫当时任北伐军总司令部机要科长兼秘书处处长，已经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他报告说：“立夫明白校长的意思，对那林彪有过调查，据说此人可能是名共党分子，他的一些亲戚可能还是中共重要人物，因此将此人放在校长身边怕是不妥。”“这黄埔岛都成了共产党人大本营了！”蒋介石狠狠道，他挥挥手说，“此事到此再不用提了，我不能引狼入室，身边放一个异党分子。”

蒋介石与林彪谈话不久，林彪即向中共黄埔党团书记熊雄作了汇报，熊雄当时就明确作了指示：“你应该争取到蒋介石身边工作，那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林彪听了这样的安排，便下决心争取到总司令部工作。然而，蒋介石却第二次食言，将林彪满腔的希冀化作了冰冷的失望，直到黄埔所有的同学都分配走了，他才明白自己第二次被捉弄了。

后来，经聂荣臻之手，林彪最终去了叶挺独立团，从此开始了他辉煌的军事之旅，之后他出江西，闹八闽，战长沙，扬名天下。

1941年10月，林彪从苏联养伤回国，中共中央立即通知国民党方面，希望在林彪途经西安转道延安时能给予关照。蒋介石闻听是林彪，立即重视起来，因为他已经打好了拉拢林彪的如意算盘。他专门让胡宗南飞了一趟重庆，并亲自交代了注意事项，让其和戴笠配合，负责林彪的安全。但是戴笠的行动是秘密的，蒋介石指示胡宗南说：“接待林彪以热情体贴为妥，务必使其感到亲切随和，宾至如归。”胡宗南不敢怠慢，也不管自己是林彪的学长兼上级，轻车简从地来到了林彪下榻地即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所在地七贤庄。

胡宗南也算得上是个响当当的人物，率甲十万，权倾一方，但他对林彪却是实实在在地敬佩，因为有了蒋介石的交代，加上他也是个军人，所以他对林彪的尊敬、钦佩并不是装出来的，这种情绪也感染了林彪，平时少言寡语的他也变得健谈起来。“酒逢知己千杯少”，两人的话题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竟忘了几年前还是敌对双方。

胡、林二人谈话之后，戴笠又粉墨登场。戴、林的这次会晤，胡宗南安排得极为秘密，西安警察局的人当时将七贤庄封锁得密不透风。夕阳西下的时候，胡宗南亲自驾车来到七贤庄，之后戴笠等人从车里跳了出来，林彪走出来迎接，似有默契，也不打招呼，戴笠一个闪身钻进了八路军办事处。胡宗南四下观望了一番，便驾车返回了府邸。由于这次行动事关重大，胡宗南在凌晨时见戴笠还不答复，便拿起电话拨通林彪留下的号码。电话那边林彪的声音让胡宗南很是激动，戴笠的声音显得更是兴奋，他让胡宗南不必牵挂，说他和林彪还有许多话要谈，大约天亮前赶回。

戴笠回来后像是吃了兴奋剂，洗了把脸便关起门来整理他与林彪的谈话。中午时分，胡宗南前来看望，见戴笠还在奋笔疾书，并且有意无意地挡着他的视线。胡宗南虽心中不快，但出于自尊也不好打听。回到重庆后，蒋介石询问戴笠西安之行的收获，他说已经把委座交代的许诺给了林彪，之后草草敷衍了蒋介石，戴笠这个人好大喜功，在饭做好之前不愿意揭开盖子，想出乎众人意料地放一颗卫星，而蒋介石也一直被蒙在鼓里，以为林彪不为所动，就不再过问此事，以致于林彪认为蒋介石对自己不重视。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的1971年秋，林彪已经命归大漠。蒋经国向蒋介石报告说发现了一份关于林彪的档案，是戴笠在西安与林彪那次秘密谈话的书面资料，但已经在绝密档案中尘封了几十年。蒋介石当即吩咐把那份文件找来，他戴着老花镜仔细地看完这份记录后，面色发青，双手颤抖不已，连连叹息道：“雨农（戴笠字）误我大事啊！”至于戴笠究竟怎样耽误了大事，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结果上看，应该是他的好大喜功导致了蒋介石对林彪的拉拢计划再次告吹。

蒋介石雪窦寺偸测李宗仁八字

1927年，蒋介石自“四一二”屠杀共产党之后，国民党出现分裂。汪精卫恃其在国民党中央的合法领袖地位，与蒋介石抗衡。蒋亦拼凑帮凶，与武汉对立。这时，李宗仁的新桂系也反蒋，蒋权衡各方势力，决定实施以退为进之策，主动下野。接着，回到了其故乡——奉化溪口镇。

翌日，蒋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礼帽，和兄长蒋锡侯一起，到东岙去扫母亲王太夫人墓。王太夫人墓在东岙的山上，山坡上有一碑亭耸立，上刻有孙中山于民国11年23日所作的祭文。至墓前，有“蒋母之墓”4个字，具款亦为“孙文题”。上面横着“壶范足式”4个字。墓为壬丙向。站在墓前远远眺望，但见对面的山势由远而近，一层一层地紧扣着，像一条游龙，奔腾而来，到墓前拱成一股小山脉。墓穴就点在龙脉上，那剡江水像一条飘带由南来绕墓向东南流去，使墓成为山环水抱之势，莫说风水先生，便是平常人见了，也道是块风水宝地。

蒋介石偕兄此次前来扫墓，没有准备什么祭品，昆仲依次行磕头礼。那些随从，也都依此行礼。祭礼毕，蒋介石便循着石板砌成的小路，直趋雪窦寺。

雪窦寺是一座有名的古刹，因建于雪窦山前坡的两溪间，借雪窦山之名而为雪窦寺。此寺始建于东晋。寺院规模不大，二十多间屋宇，十来个和尚。大师傅名叫朗清，是雪窦寺的住持僧。此僧精于星相，所言多奇中，因而远近驰名，但他从不肯多说，只有在高兴之时，才说几句，也是稍露即止。

蒋介石一行上得山来，在石板小路上行走之间，听得有人高歌道：

人生七十古来少，前除少年后除老。中间光景不多时，又有忧愁与烦恼。过了中秋月不明，过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且高歌，急需满把金樽倒。世上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白头早。春夏秋冬弹指间，钟送黄昏鸡报晓。请君细点眼前人，一年一度埋荒草。草里高低多少坟，一年一半死人扫！

众视之，高歌之人，正是朗清法师。蒋介石等见法师到了，急忙上前施礼。法师道：“吾正打坐，忽心血来潮，知有贵客到了，吾便离坐出迎，果然贵客至矣。”

当下，朗清将蒋让到方丈之内。蒋要卫士们在外，只带其兄和两名亲随进了室。大家坐定，有小和尚献茶。法师遂合掌道：“无量佛，总司令出师北伐以来，所向披靡，天下指日可定了。”没等蒋介石开口，法师又道：吾曾云游天下，曾观历代帝王之墓穴，而令堂的陵寝，实非一般。《阴宅集要》中云：“行龙多结于溪水之间，溪涧之水不可不察，其屈曲弯环绕聚深长悠缓为佳。令堂陵寝的明堂也非一般。明堂者，天子之明堂也。经云：斜巧知拙，难拷优差，有情于我，是为真穴。而今令堂之陵寝，是一道天造地设的龙脉，主出大贵之人。”

蒋介石认真地听了朗清法师之语，脸上露出了十数日不见的喜悦。待朗清说完，蒋介石道：“大师父未免过奖了，弟子而今已为在野之身，不久要出洋了。”

朗清听了，道：“无量佛，你如今是在野之身了？”

蒋介石道：“弟子句句实话，此次回乡省亲，不久将出洋。”

法师沉吟了一下道：“请总司令把生辰八字告诉老僧。”

没等蒋介石言语，蒋锡侯代为回答道：“光绪十三年丁亥九月十五日午时。”

朗清法师听了，合起双目，掐算了一番，而后睁开眼，一本正经地道：“恭喜总司令，从此逢凶化吉了。论总司令的八字，是天河水命，又运交西北，北方壬癸水。但今年运中又有火，水火不容，但无妨，交秋之后，金风一动，水压住火，灾难全消。”朗清又道：“司令的八字，非同一般，主大贵，后福无量，老僧决无虚言。”

蒋介石听了和尚的一番言语，更是高兴非常，满脸愁云，一扫而光。

蒋介石非常高兴，遂喝了几口清茶。他眼珠一转，又对朗清道：“我这里还有两个八字，求请法师掐算掐算。”

朗清道：“总司令请讲。”

蒋介石道：“此人男性，生于光绪十七年阴历七月初九子时。”

朗清听了，聚精会神地掐着指头算了起来，算罢，法师吸了口气道：“总司令，实不相瞒，此人地位，不在总司令之下，非常人可比。”

蒋介石听了，脸上立时变色。沉吟一刻，又说了个女性的生辰八字。朗清法师掐算之后，亦大惊道：“此人不仅大贵，且福寿无边，非同等闲。”

蒋介石听了，脸色愈加难看。这时，蒋锡侯一旁问道：“朗清法师，这男子可有帝王福分么？”

朗清没有立即言语，而是又仔细地掐算了一番，说道：“此人虽不能称帝，亦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蒋介石再问，朗清说：“天机不可泄露。”

蒋介石请朗清法师掐算八字的两人是谁？原来，就是李宗仁夫妇。蒋为甚要朗清为李宗仁夫妇掐算八字？其中，有个缘故。原来，李宗仁发妻虽出身贫寒人家，但算命打卦说她日后必富贵双全，福寿过人，夫荣妻贵。李宗仁发妻的这个情况，被蒋知道了，蒋心里很是腻歪，今遇朗清，便将其夫妇的八字托出，以证其实。朗清这么一讲，蒋介石心里更像吃了个苍蝇。蒋为甚对李宗仁如此担忧？因他深感李宗仁势力对自己威胁太大。

蒋请朗清批完八字，当日，便宿在了雪窦寺中。

蒋介石掩饰黄河决口真相

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制造了花园口黄河大决口，企图以此阻碍日军进攻。这一目的没有达到，却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淹死百姓近百万人……

花园口决口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电告武汉军委会委员长——

程潜佳亥电（1938年6月9日）

顷据郑州商总电话称：黄河决口工作，经于齐（8日）夜在花园口以西施行，至今晨9时工竣，掘口宽约4公尺。截至佳（9日）20时，掘口处被水冲开，已达40尺，水深余丈，浪高3尺，京水镇一带已成泽国，预料明晨水势可达陇海线等语。此间已拟定对外宣传，电文大意为敌占据开封后继续西犯，连日在中牟附近血战。因我军誓死抵抗，且阵地坚固，敌终未得逞，遂在中牟以北，将黄河南岸大堤掘口，以图冲毁我阵地，淹毙我大军。如泛滥确已成功，当即披露，并呈鉴核。职程潜。佳亥。参谋洛印。

6月11日，蒋介石看阅程潜的密电后回电——

即到洛阳程长官0448密。（一）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河堤。（二）须详察泛滥景况，依为第一线阵地障碍，并改善我之部署及防线。（三）第一线各部须与民众合作筑堤，导水向东南流入淮河，以确保平汉线交通。中正真申令一元。

据此，国民党新八师师长蒋在珍在完成决口工程后，又投入了另外的工作——

他让手下的士兵用炸药包炸倒南月堤村的一些房屋和树木，并把关帝庙附近的大堤炸得坑坑凹凹；

接着，他向武汉军委会煞有介事地拍发了电报，言：大批日机前来轰炸黄河大堤，炸塌花园口河堤若干丈宽。

假戏真做，武汉军委会一接到新八师的电报，中央社立即进行了报道：

[中央社讯]敌机猛烈轰炸我黄河沿岸工事，致将赵口、花园口方面河堤炸毁决口，泛滥成灾。行政院于昨召集关系机关，商讨救济办法……

继中央社之后，国内外各报也纷纷进行了报道……

蒋介石掌握着舆论导引，一步步向他的计划缓进。决口很成功，一切都在秘密的步骤中进行，外人一无所知。

一些不明就里的外国记者向本国播发消息时，大都引用中国中央社的统一电稿。但是，也有少数较为敏感的外国记者持怀疑态度。比如法国哈瓦斯社写的报道，将黄河决口和荷兰人为抵御法人入侵时曾决堤自卫联系一起进行比较，言下之意是说，即使中国人自己决堤也没什么了不起，你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决堤放水，实际上是焦土抗战的一种。其消息撰稿者的本意是好的，善意的，但字里行间却给人一种暗示：黄河决口是中国人干的。

这时，日本人也站出来发表声明，否认黄河决口是它们干的。

然而，蒋介石不仅要面对国际舆论，还要面对国内民众关于决口制敌得不偿失的传言已悄悄四起，他不得不想法走出困境。

一连几天，蒋介石一步不离地在侍从室里等候来自黄泛区的消息。他命令商震总司令及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每日向他汇报黄水泛滥情况。

从黄泛区发来的电报看，大水虽然滞缓了敌军，但并没有给敌军以沉重打击，反而给黄泛区人民带来了灭顶之灾。

黄泛区的电报给蒋介石带来了深深的失望。大水倘若给敌以重创，他或许还好给人民交待。可是，来电越到最后，不但见不到日军的影子，反而尽是洪水漫流，肆意泛滥的消息。

蒋介石怕从此失去民心，也怕国际上几个大国知道，他们肯定会嘲笑自己无能低能，并停止对中国的援助。这便是蒋介石在花园口事件中掩盖事实真相的动机。蒋介石的“内阁”全部动作起来——

6月13日，军委会政治部陈诚部长在武汉举行各国记者招待会，介绍黄河决口情况。

陈诚发言词摘录如下：

……日本的狂暴的军部竟以人力来帮助黄河为害，以淹没我前线士兵和战区的居民。这惨无人道的行为，真可算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然而惯作欺骗宣传的日军，把决河毁堤的罪行，竟移驾到我们身上来。这样的诬报，我们相信并且希望是不会淆惑世界的观听的……

中央社的消息引起国际舆论的极大注意。一时间，各国记者纷纷要求到花园口进行实地采访。

接到长官部关于接待外国记者团采访的任务后，惊魂未定的新八师又立即行动起来。他们立即进行了堵口演习。堵口虽不是真的，但要做的像真的一样，这一切主要是给外国人看的。

附近所有的柳树、杨树、桑树、榆树、槐树，几乎所有的枝桠全被砍光了，为了做堵河的材料；农家积存的高粱秆、玉米梗都被新八师购买一空，用来做堵河的材料；从各地征集来大批石头，也用来做堵河的材料。请黄委会的技术人员办堵河的讲座，让士兵了解治河的常识，为的是更像样一些，别让外国人看出破绽。郑州专员罗震又紧急抽来2000名民工，配合这次行动。宣传有统一的口径，组织有统一的指挥，行动有统一的步骤。一切都布置得井然有序。

外国记者团一到花园口，立即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新八师政治部的战地服务演出队派上了用场。一曲唢呐呜呜咽咽迎着记者们吹起来。伴着古老的鼓声，吼吼的水声，空寂的风声，使记者们立即感到来到了一个神秘的国度。

简短的报告会后，记者们在新八师副师长朱振民将军的引导下来到了决口现场。

看到外国记者们的到来，所有装料的大车都动了起来，船上的石块哗啦啦往下抛着，几百人推拉的埽在惊天动地的口号声中往下沉着，成车的沙土往缺口处填着，人们喊着，喇叭叫着，所有的一切都表明，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最“真实”的演出。

外国人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他们在大堤上来回走动。有记者开始在“弹坑”前丈量，比比划划。这样的记者越来越多。终于，他们向陪在一边的朱振民将军发问起来：“朱将军，花园口离开封和中牟战场几十公里，日军为什么要来轰炸这里？”“黄河大堤约有二三十米厚，而炸弹的弹痕不过1米左右，即使6架轰炸机所投的炸弹都投在大堤的一个点上，能否炸垮河堤？”

记者你一言我一语地发问，使朱振民十分窘迫，他不好回答什么，只好借故语言不通，搪塞过去。

各国记者带着他们的胶卷走了。那上面将纪录着一个历史的谜团。谜底却存放在远在武汉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里。

然而，大水最终没能阻止住日军的铁蹄。他们只不过改道而行罢了。而且大水还为它们冲出了灵感：它们在皖豫之间的夹缝中扶摇直上，南下江淮。4个月后，便攻占了国民党的临都武汉。

蒋介石电话监听员披露的历史秘闻

王正元老先生，在1938年到1949年中，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侍从室电话监听员，“陆总”、“总统府”军务局上校电话监察官等职，是专门负责蒋介石及国民党军政机关的电话接转、监听等绝密工作的。几十年后，他首次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秘闻。

女话务员冲撞委员长

八一三沪战起后，身为当时最高统帅的蒋介石，除亲临淞沪前线视察外，一直坐镇南京，长途电话是蒋介石发号施令的主要工具之一，他打电话，不假手于人，多系亲自叫接。

沪战刚起，战争极为激烈。一天夜晚，蒋介石要接苏州顾祝同总司令，接通时对方竟是朱绍良总司令。蒋质问长途台：“我要苏州顾总司令，怎么接朱总司令……”“你讲没讲苏州？”长途台凶凶地反问。一因叫接时，蒋漏报苏州，再因蒋的宁波口音，长途台的南京小姐把“顾”错听成“朱”，同时上级未特殊强调，这些十七八岁的南京小姐，岂知顶撞的竟是当时最高统帅蒋委员长。蒋介石这一气非同小可，把手中话筒扔向话机，因用力过猛，话筒立刻被摔成了两截，一迭连声咆哮着：“侍卫官钱主任！”钱大钧见蒋后，蒋余怒未消，让他马上将时任交通部长的俞飞鹏找来。

俞外出未在，直至午夜，钱大钧不得不直奔俞家，俞飞鹏刚从苏州等地回来。钱即将此事告诉俞，俞听后感到非同小可，若是贻误军机事关重大，于是于次日一大早，在部长室召见电政帮办陶凤山、首都电话局长朱一成，把蒋介石打长途电话事说了，要求马上采取办法，经研究决定建立“军用电话专线台”，选派干练电务人员专管。朱一成当即要求，指调在部工作的王正元等3人，到首都电话局一天24小时轮流值班，并把镇江、无锡至苏州的电话改为南京直达苏州。俞飞鹏遂将办理情况电话告知钱大钧，钱加派陆大毕业的少校参谋周某到首都电话局协助王等工作。

因有专机、专人、专线之便，蒋在沪战3个月中，使用长途电话频繁，未有任何贻误，蒋本人感到得心应手。

军话台接线员失踪案

1948年2月7日，王正元接国民政府总务局陈希曾局长通知：“委员长定于明日（8日）偕夫人并新闻秘书曹圣芬、侍卫官蒋祥庆和军务局长俞济时等一行飞牯岭。”9日是农历除夕，蒋、宋一行准备在庐山度旧岁。王正元随即指派重要军话台工作人员严继承届时随同前往。

7日这天，正是周末，晚上，南京电信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吴清泉，邀请王正元到他家吃年夜饭，还邀请了电信总局总务处长张锡钧、人事处长马材良、储运处长黄宾灏、第二区电信管理局局长姜嘉献、副局长兼总工程师许广臣等人。宴后，又玩了一个通宵的扑克牌，第二天都在吴家睡了一个上午。午饭后，话务科长途股长胡德庆打电话来找王说：“王科长，严继承失踪了。”王一听，吓了一跳，继而一想，这怎么可能呢？即说：“我是昨天派他随委员长去牯岭的。”胡又说：“没有啊，随委员长去牯岭的是李再兴。”王看情况不对，立即赶回电信局长途台。胡德庆对王说：“刚才据严继承之弟来局说，昨晚7时许，有四五个黑衣人乘吉普车到他家把严继承架走了，还翻箱倒柜搜查了一遍。”王以为严继承遭人暗算或陷害所致，随即在长途台挂长途电话到牯岭，要俞济时局长接话，除报告这一隋况外，并请求给予营救。

电话接通后，俞济时听王说完，即说：“这事我已知道了，不要紧的，等几天弄清楚了就可出来的。”王一听俞济时的语气已经知道了，又打电话给东区警察局长陈善周（严继承住处是逸仙桥公教新村，属东区警察局管辖范围，陈善周原系侍从室警卫股长，与王同事），告知他的部下失踪了，请其代为查询一下。半个小时后，陈善周回电话：“我已查过，这一件事不是我的系统（指警察系统）办的，是其他部门搞的。不过，目下我看你是无法查明的。”王又立即会同长途股胡德庆往公教新村严继承家询问究竟。在严家，严弟又把昨晚经过说了一遍。王说：“你把被搜查过的书籍和信件给我看看。”王又把此事向局长计舜廷怍了汇报。计说：“你也不必紧张，紧张也于事无补，只有静待事态发展再说。”王回科后，即嘱咐科内助理人员以及胡德庆等有关人员不要把此事张扬出去。除计舜廷外，各科、室及电信总局都不知道这件事。

不料事态逐步扩大，就在案件发生后约10天，南京发行量最大、销路最广的《新民报》在1948年2月20日第一版以最显著位置赫然登载了这一消息。

就在新闻见报的第二天，交通部电信总局以快邮代电的指令称：“奉交通部转来国民政府军务局函称：南京电信局严继承有共产党嫌疑，着即停职，等因，仰即遵照。”事态不但闹大，而且也明朗化了。局内局外纷纷传说，接蒋委员长电话的人是一个共产党。

王立即召开话务科股长、领班等以及科助理人员的紧急会议。会议结束后，大家都散了，惟有长途话务领班韦履中迟迟不走。他看人已散尽，顺手把科长室门带上，到王跟前悄悄地说：“科长，你可知严继承过去的情况吗？”他接着说：“严继承原不叫严继承，他原是镇江局话务员，抗战后撤退到西安，即在西安局工作，后因共产党嫌疑，官方来局逮捕他，他闻讯后从后门跳墙跑了。电话局以他久离职守开除革职。随后，严继承逃到重庆，找到了他的老上司，时任重庆电信局副局长（原在镇江局任总工程师）的王能杰，由王介绍人重庆电信局，并由此改名叫严继承，派在长途台工作。”韦履中又接着说：“严继承这一段历史我也不知道，是一个叫雷明焕的人告诉我的。雷与严原在镇江局同事，早些时候，雷明焕调回镇江，途经南京时，就把严继承这一段情况对我说了，我回局立即把这情况向胡德庆股长作了汇报，我满以为胡股长已向你说了，岂知今天出了这么一件大事。”韦履中停了一会儿又说：“等了很长时间，我看一点动静没有，我也未便再提，多讲了反而认为我想抢严继承的位置呢。”

王把韦履中送走后，立即把长途股胡德庆叫来，板着面孔问他有没有这回事。胡德庆点头默认了。

大约又过了10天，计舜廷打电话要王正元到局长室去，王一踏进局长室，就见有一名全副武装的军官也在里面。计舜廷当即递给他一张首都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的传票，上有：“即传王正元到处受讯。”就在王正元第二次受审不久，严继承的弟弟来找王，并带来严从监狱中带出一张用香烟纸写的字条，内容是：“王科长，我不是共产党，请你央求计局长向毛局长（人凤）保我出来。”王随即带严弟去见计舜廷。王说：“计局长，严继承被捕已经几个月了，家中是有困难的，是否请局长用局方名义把他保释出来。”计舜廷听后，立即怒不可遏，站起来大声吼道：“要保你自己去保，找我干什么，你简直是胡闹。”严弟一见计舜廷大发脾气，立即在一旁苦苦哀求，计舜廷看也不看，把手中茶杯往写字台上一掼，气冲冲走了出去，王讨了个大没趣。

1949年3月问，重要军话台的车大奎要求王向俞济时保释严继承，王叫车大奎再联合李再兴、邱桐阶联名打个报告，由王转呈。于是，车大奎即打电话给远在奉化溪口的邱桐阶、李再兴，商定报告由三人共同署名送给王转呈俞济时。王看过报告后，即写上“转呈局长俞钧核”几个字后，加盖私章仍交车大奎。以后，报告犹如石沉大海，一直没有个结果。

蒋介石电话遥控

1949年元旦，蒋中正、宋美龄联名发表了一篇《元旦告全国国民书》，文告中最后有这么一句：“只要我俩一息尚存，誓与共党周旋到底。”谁料，不出半月，元月15日蒋总统正式宣布“小休”，这一新鲜名词，既非总统辞职，也非解甲归田，把国人弄得都恍惚莫解。

元月17日深夜，军务局长俞济时电话命王即赴他的公馆。王到时，俞济时一人独坐会客室等候。一见面，他先让王坐下，寒暄了几句，就用一种深沉语气说：“我们日内就要离开南京了……”王听了后“哦”了两声。接着俞慢吞吞一字一句地说：“我们走后，”说至此，他停顿了一会儿说，“有件重要的事要你办，你跟我们很久了……”他又顿了一会儿，用眼注视王数十秒钟。王此时心情紧张，陡地站起，立了个正，郑重地说：“请侍卫长吩咐好了（王一直习惯地对他用老称呼）。”俞摆摆手，示意王坐下，意味深长地说：“委员长是很器重你的，这次还特别提到过你。不过，委员长这几天是很忙的，不打算接见你了。”王答：“是的。”俞紧接着郑重地说：“嗣后凡是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三人经由电话的一切消息，你搜集后，立即通知我。”又接着说：“我现在和你约定一下，规定一种代号，即李宗仁代号‘甲先生’，白崇禧代号‘乙先生’，黄绍竑代号‘丙先生’。我们两人在电话中（指俞本人和王），不必称呼什么了，互报自己名字就行，姓都不必带。如你呼正元，我呼济时后，即可通报内容。”王听后，唯唯称是，并当面详记在日记本上。

翌晨，王正元在家召集重要军话台邱桐阶、李再兴，把俞济时所交代任务向二人作了详细交代，并加重语气对他们说：“这是侍卫长的指示，是一项‘特密’任务，除你们二人还有一个车大奎外，绝不许泄漏给其他任何人，每天用电话向我禀报。”又用命令口吻说：“你们在打电话给我时，要特别注意周围的人，例如同室的次要军话台等等。”并命他二人把所有情况，转知今天没有到场的车大奎。

蒋氏虽宣布“小休”离开南京，然而中枢凡涉及他的权力疗面，丝毫没有放松。他令立即增加直达溪口长途电话一对，直接重要军话台。军事上，蒋每天直接电话参谋总长顾祝同或参谋次长林蔚，询问战况或作指示，还直接与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通话，指挥调度空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遇事也迳向蒋请示。政治上，大至组阁，小至地方官员更换，蒋都不放手。

蒋介石的家庭热线

蒋介石与蒋经国常常通话。当时蒋经国在江西赣州担任行政督察专员兼充三青团中央团部青年训导处长，正推行他的“新政”。蒋经国是蒋介石的长子，故蒋介石特别关心蒋经国。蒋介石一般是在晚上要通赣南的电话，接通后就说：“是经国吗？”蒋经国回答：“是爹爹吗？”然后，蒋介石就问及蒋经国各方面的情况，有时问得很仔细，包括衣食住行、婚姻大事等等。宋美龄不是蒋经国的生母，年龄相差不大。但蒋经国受中国传统礼教的影响，对宋美龄很是尊重。蒋经国偶尔也给宋美龄挂个电话，但多是一些礼节性的问候而已，很少谈及其他内容。电话接通后，蒋经国总是先发话，亲热地喊一声：“姆妈”，然后说：“我是经国啊！”所以宋美龄对蒋经国一向很有好感，常在人面前夸蒋经国懂事，有礼貌。

蒋纬国则不同。他在外面时，从不给宋美龄挂电话，见了面，既不打招呼，也不喊“姆妈”，常常是头一扭就走了。有时，搞得宋美龄很是下不了台，因此，宋美龄对他很不满意。有一天，宋美龄给蒋介石挂了一个电话，说：“纬国这孩子太不懂事，总不把我放在眼里。”蒋介石好几次与蒋纬国谈，要他注意注意，可蒋纬国就是不吃这一套，依然我行我素。但他对养母姚氏却是极为孝顺备至，蒋介石也知道这孩子的脾气，因而就不去强求他了，只是宋美龄那边不太好交待罢了。

蒋介石对蒋纬国最为疼爱关心。蒋纬国从德国留学军事回国之后，蒋介石特为把他派到野战部队中去服役，后又调到国民党最新的兵种装甲兵去锻炼，先担任了排长。后来，每年至少升一级。蒋介石向蒋纬国提出，每两星期必须写一封信打一次电话。自己在重庆时，则经常由侍从副官斯绍凯代打电话。

蒋纬国在西安服役时，与一实业家之女谈恋爱。已谈得差不多时，才打电话到重庆向其父汇报这一情况。侍从副官告知蒋介石后，蒋介石知道儿子大了，管也管不住了，只好说：“由他去吧！但要一年后才许结婚。”当时蒋纬国是副营长，也就是说至少要当上营长才能结婚。

不到一年，蒋纬国就升了营长，他立即打电话给蒋介石，说已择定婚期，请父亲面示一切。蒋介石看看木已成舟，只说了一句：“同意了！”蒋纬国在电话中再三追问侍从副官：“父亲还说了些什么？”副官答：“就说了这三个字。”

1945年6月，蒋介石出巡西安，侍从室马上打电话告诉了蒋纬国。蒋纬国立即赶到汉中机场迎接，陪蒋、宋到华清池故地重游。

宋美龄与宋庆龄之间，也有一条专线。这是宋美龄专门交待侍卫长俞济时为她安装的。宋美龄与一些曾留美的政府官员通话，都使用英语；而同宋庆龄通话，则用道道地地的上海话。每次通话，都是宋美龄先要军话台总机“2080”，然后说：“接宋委员电话。”宋庆龄当还任国民党中央委员。而宋庆龄从不自接，多由一位女性先接，问了是谁，再请宋庆龄说话。

宋美龄先开口说：“阿姐。”宋庆龄说：“美龄吗？”然后，两人均用清脆的上海话叨起家常，内容多为生活、起居之类的琐事，也常谈起家庭的其他成员，如子文、子良、子安、霭龄等，极少涉及其他方面。宋美龄在平时或在通话中一听说宋庆龄有什么难处或不便的地方，马上就叫人给解决。宋庆龄给宋美龄打电话时，也是先由一位女性要“2080”，然后说：“要蒋夫人电话。”

宋庆龄在重庆期间，经常参加爱国民主人士举行的各种活动，因此，戴笠的军统对她监视很严，但就是不敢动手。宋美龄得知后，立即打电话给宋子文说：“你关照戴笠他们，不准在阿姐那里胡来，假如我听到了什么，我决不答应。”宋子文很听宋美龄的话，马上就说：“你放心吧，我马上就办。”宋子文一出马，就是军统头子戴笠也要惧怕七分。

有一次，宋子良、宋子安到了重庆，蒋介石想搞一次“全家聚会”，于是打电话给宋美龄说：“子良子安来了。我想请子文、阿姐和大阿姐到黄山去聚一聚，你看如何？”宋美龄面有难色地说：“这个……我先问问阿姐吧！”随即，要通了宋庆龄的电话：“我们自家姐弟聚一聚，没什么外人啊……”宋庆龄立即打断话头，婉转地说：“哎，我这几天正犯病哩！身体很不舒坦，就不来了……”宋美龄说：“我马上派医生来给阿姐看看。”宋庆龄说：“不用了，我已经服药了。”就这样，一场“家宴”没能开得起来。

蒋介石与四川的不解之缘

蒋介石第一次到四川，是在1935年三月二日。他此行最大的目的，是至前线督军，视察剿共前线的战况。他的第二个目的是要借着剿共之便，招安境内的军阀势力，使得四川归顺南京政府。他企图打破过去四川军阀之间樊篱分明的防区，在川康区域内大肆整顿军队。蒋介石花了半年时光，基本完成了所谓“川政统一化、川军国家化”的目标。

为了整顿川军，蒋介石在四川办理“峨嵋军官训练团”，调训包括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的地方军事干部，还有行政人员和团警干部，先后办了两期训练团。1937年，四川与西康的地方军事武装，基本整理完成。在完成整军工作后，适值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在一次讲演中指出，辛亥革命虽然是起于武昌，可是肇其端的实际上是四川，因为，四川保路风潮，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所以，蒋介石告诉峨嵋军官训练团的成员，革命起自四川，也会由四川来收获成果。抗战爆发后，四川省组成了六个集团军：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七、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三十六等六个集团军，出川抗日。据张群日后表示，八年抗战期间，四川省共有300万士兵和壮丁参加抗战。

1937年10月31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并电告前线战士，中国政府将迁都重庆，“从事更持久之战斗。”在此同时，四川省省主席刘湘已抱病率师出征，1938年1月20日刘湘病逝汉口后，蒋介石以张群继任。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四川党政军要员联名电请蒋介石到四川主持大计，12月8日，蒋介石由桂林搭飞机到重庆，开启了蒋介石的四川时代。

战争烟硝很快扩散到四川大后方。1939年5月3日—4日，日军对重庆市连番滥炸，包括重庆市商业中心，人口最密集的住宅区，乃至中立国的领事馆及外国人开设的教堂及医院，都受到日军的轰炸，这次空袭，死伤人数超过一万人。

日军对重庆最严重的一次空袭行动发生于1941年8月底，日军出动数以千架次军机。蒋介石的黄山官邸亦遭重创。敌机轮番炸射，历时数小时，敌机离去的空当，蒋介石等人走出防空洞，远眺重庆市区，但见一片浓烟烈焰，蒋介石忧形于色，不胜凄怆。两小时后，敌机再次临空，二度猛炸。黄山官邸当天检查伤亡情况，三名侍卫人员不幸于轰炸中殉职，另有数人受伤。

9月1日清晨7时，蒋介石前往市区重庆国民政府视察，并在被炸毁的礼堂原址，搭设临时帐蓬，照旧举行总理纪念周，蒋介石当天在致词时指出：“因住室被震，夜雨方知其漏，几不成寐，以此推想，重庆全市之同胞，其精神与体力之苦痛艰难，更不堪设想矣，国民遭受此种艰危，不止一次，而且四年有余，如此牺牲殉难者，已不计其数，然其为御侮而死，固心安理得，瞑目以逝，而未死者，尤其老幼孤寡，颠沛流离，其将何堪。言念及此，悲伤莫知所止。”

这段同生共死，面对敌人无情炮火洗礼的恐怖经历，培养了蒋介石与四川人民刻骨铭心的感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从重庆国民政府前往胜利大厦发表胜利广播，沿途挤满了欢庆胜利的人潮，人们看见蒋介石时，更是欢声雷动，争相与他握手。战后各种复杂的因素，以及蒋介石、国府当局诸多政略的错误，导致了国共内战。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政权不保的命运，亦不可挽回。

1949年11月14日，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搭“中美号总统座机”到重庆，殊不知，这是蒋介石有生以来最后一次重庆之行。下了飞机之后，蒋介石即乘座车直抵位于白市驿机场和市区之间的林园官邸。在重庆盘桓了两个礼拜，蒋介石知道重庆大势不可为，打算从林园官邸坐车至白市驿机场离开重庆。哪知道通往机场的公路上，挤满了败兵和难民，多辆抛锚军车横在马路当中，阻挡了蒋介石座车的去路。蒋介石迫不得已，只好下车步行，走过好长一段泥泞不堪的公路，才得以重新上车，直奔机场。

抵达白市驿机场，蒋介石万千愁绪涌上心头。据蒋介石座机驾驶衣复恩回忆，当蒋介石一行赶到白市驿机场时，已是11月29日午夜时分。蒋介石一言不发登上飞机，进了舱房，即行就寝。原本随从们以为等蒋氏父子抵达，就准备起飞离开重庆，哪晓得蒋先生心情坏到极点，未作任何交代，也没人敢去询问老先生。

这时，随从人员得到情报，距离机场不远的江津地方，已有共军先头部队活动的迹象。白市驿机场那时仅剩一个警卫营留守，特地派了一个警卫连，到江津附近搜索。警卫连到江津时，曾经打电话回白市驿机场，但不久即失去音讯，显示机场周围已暴露在危机之中。

情况不允许再稽延，顾祝同示意座机驾驶衣复恩去向蒋介石请示。衣复恩悄悄步上座机，发觉蒋刚起床，正在洗脸，衣复恩赶紧请示，现在情况危急，要赶快起飞，以免影响安全。蒋介石面无表情地低声回答：“好吧！”。衣复恩赶紧启动飞机引擎，停在跑道上的好几架飞机，全部尾随开启引擎。破晓时分，蒋介石离开了重庆。

失去了重庆，蒋介石犹存一线希望地来到成都。焉知到了成都，更多的坏消息纷至沓来，稍早还手握四十万大军的胡宗南，从西安撤到了西昌，宋希濂守不住鄂西与川东，云南的卢汉，也在12月9日起义。

万念俱灰。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蒋经国在十多名侍卫人员扈从之下，沿着成都军校通往凤凰山的小路，直奔机场。当座机起飞后，地面留守的宪兵部队相继撤退。衣复恩形容，“我们从此离开大陆，飞向台北，千山万水，不胜依依，这一飞，竟成蒋‘总统’与这块土地的最后一别！”

“蒋介石胞兄”助“华子良”脱险

自称是蒋介石“胞兄”的郑发，又名绍发、绍魁，世居河南许昌河街乡后郑庄，1884年出生。1933年至1948年，先后4次追寻蒋介石“认亲”。结果，郑发一家被蒋介石关进军统最大的集中营——烽阳朗坝监狱。息烽狱方特地为郑发家建造了一座三开间平房，提供衣食给养，待遇优厚。郑发很同情被关押在这里的政治犯。他乐于和他们交朋友，给予帮助。渐渐地，“华子良”进入郑发的眼帘。

郑发接近“华子良”

韩子栋一《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生于1908年，原籍山东阳谷，25岁时参加共产党，奉命打入敌特机关，后被叛徒出卖，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囚禁生活。他受尽敌特酷刑的煎熬，始终不吐露半点党的机密。一次借刑场“陪绑”惊吓，装成疯子。不过，历史颇深的郑发还是看出了“华子良”是装疯，于是郑发主动接近他，塞包子给他吃……两人渐渐地接近了。“华子良”已经知道郑发的身份。

郑发深信这位“疯子”也是爱国者，郑发说：“老弟，咱们都是同命鸟。我知道你是被冤枉的，异日见天，回得家去，经过俺老家许昌府时，可要来住几天啊！”见到“华子良”点头，郑发高兴地说：“俺家在许昌城西北的灵沟河……”乡下人表述得不完整确切，“华子良”却记在心头了。

1946年6月，息烽阳财坝监狱被撤销了。郑发认亲之事也没人去过问，就由戴季陶出面，支了一大笔钱，派两名军官护送他一家回乡。郑发临走时再次悄悄嘱咐“华子良”：“异日见天，来俺家叙叙旧。”华子良越狱找郑发。

1946年6月，全部政治犯被押到重庆歌乐山白公馆、渣滓洞，继续无限期秘密关押。“华子良”仍扮作疯子，无休止地在狱中院内奔跑。

1947年人夏，狱中党组织研究决定，让最有条件的“华子良”——韩子栋先行出逃。是年初秋的某一天，韩子栋趁外出采购的机会逃跑。韩子栋逃出歌乐山集中营后，一路北走。到了河南这一段就难闯了，因为刘邓大军在鲁豫和国民党军拉锯战，一路上国民党军警盘问得特严，于是他想到了郑发。韩子栋思量，郑发是位厚道人，只要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在郑家住少许时日，打听时局，还是相对安全的。于是他找到了“双槐树村”。韩子栋见到了郑发，发现他衣服光洁许多，但言行举止依旧故我。“哈哈！老弟，你果然见天了，不容易呀！在许昌，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住下来吧。”当下，郑发热情款待韩子栋。韩子栋闲住了两天后，被郑发带到许昌城厢南关一家交通旅社，与杨文彬老板说明来意。杨老板一口承应，让韩子栋当账房兼跑堂。就这样，韩子栋暂时有了落脚点。一个多月后，韩子栋向杨老板提出辞行，并请求为他办一张路条——身份证书，利于安全行路，郑、杨满口答应。两天后，郑发从镇公所开来由河南联保处签发的身份证书。

郑发送来一张身份证书和一笔路费，使韩子栋顺利行郑州，过黄河，到达解放区滑县，终于找到了党组织。

韩子栋救助郑发

新中国成立后，韩子栋先在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工作，后任贵阳市委副书记、贵州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常委。

1962年冬，韩子栋曾托他的秘书乘火车路过许昌的时候，带了一包茶叶和一个信封（内藏200元人民币），专程到河街公社，找到郑发送交。这时的郑发，在土改时被划为贫农，分到土地和耕牛。但在肃反时，因为“挖蒋根”运动和历史“问题”，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但仅关了3个月就出狱了。

20世纪60年代初，河南天灾人祸，人们饥肠辘辘，200元人民币，几乎是个天文数字。但是郑发，只收下了茶叶，钱如数交给秘书，要求退还韩子栋。秘书还在乡人带引下，去了公社，把韩子栋书记的一封信交给了公社党委书记。郑发平安避过“文革”初期狂飙，1973年2月20日病故。

揭密蒋介石的最后遗嘱

在蒋介石最后的日子里，他似乎冥冥中对清明节感触特深，尤其是他再三品读那句诗：“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他应当早已体悟，此生功名尘土、荣辱得失，如今俱往矣！遗嘱不遗嘱，对蒋介石已不是那么重要的事了。

一九七五年四月初的一个下午，八十九岁高龄的蒋介石斜倚在士林官邸卧室的电动升降病床上。蒋介石这天的精神不错，他呼唤值班的台北荣民医院护士罗小姐。蒋说，过两三天就清明了，你替我念几首描写清明节的古诗吧！罗小姐翻开蒋介石常看的那部《唐诗三百首》，她起先念的是唐朝诗人杜牧写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蒋介石对这首熟悉的诗没有特别的感觉，只让罗小姐念了一遍，就转念别的诗句了。罗小姐接下来念的是宋朝诗人黄庭坚写的《清明》：“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当念到最后一句时，蒋介石脸上肌肉突然略微抽搐了一两次，他说，这首诗写得好，你多念几遍。罗小姐起先还不太懂诗里的意思，一边念，一边看书里的语译，她才晓得这句“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意思是说，人活着的时候，不论你是圣贤还是平庸之辈，生命结束的时候，留在人间的不过是长满野草的小土堆。

缠绵病榻蒋介石的病体，从体弱多病到昏迷卧床，继而苏醒持续卧床，缠绵病榻，已经拖延了至少五年半时光了。他身体一蹶不振的起因，是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下午五时发生的一场车祸。意外发生前，蒋介石的车队甫自市区兜风归来，正返回阳明山官邸上山途中，说巧不巧，一位少将师长刚结束军事会议，从阳明山开着军用吉普车一路往山下市区方向疾驰。蒋介石车队最前方的前导车，见到这部吉普车跨越中线疾驰而来赶紧煞车，虽未与吉普车碰撞，可是紧随其后的蒋介石座车，司机竟一时失神，反应不及，该踩煞车时竟踩成了油门，猛烈追撞前方的前导车，故而发生祸事。“总统”座车向来稳妥安全，故而蒋介石、宋美龄坐车从不系安全带。据座车侍卫人员事后追述，撞车瞬间，由于突如其来的力道过激，坐在后座的蒋介石、宋美龄冷不防都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两人身体先是往上冲击，继而往前冲撞。宋美龄疼得在车里哇哇大叫，她的脖子和双脚受重创，幸未骨折。蒋介石虽然力持镇定，但也撞得不轻，初步检查只发现下体有红肿现象，起先以为没有大碍。两三个月后，荣民总医院心脏科大夫为蒋介石作健康检查时，发现了蒋介石心脏大动脉发出不寻常的杂音，证实其心脏主动脉瓣膜，可能在车祸中受伤而未及时察觉。

一九六九年年底到一九七0年年初，尚看不出问题的严重性，到了一九七0年五月二十九日上午，蒋介石的健康亮起了红灯。“总统府”在这天要召开例行月会，体力不济的蒋介石本想支撑前往，“秘书长”张群劝阻再三，才勉强决定请假，会议也因之停开一次。五月三十日，蒋甚至陷于低度昏迷状态，被紧急送进荣民总医院蒋专用之“第六病房”。这次病情尚称轻微，两个礼拜左右即渐趋稳定。

旧社会中国文人都拿毛笔写字。蒋介石终生只用两种笔，一种是批示重要公文、发布命令、写正式书信及日记时使用毛笔；一种是批示一般性公文或写便笺（即：下条子）时偶尔用红蓝铅笔。看一个人健康好坏，从写字的字迹最能见微知著。

一九七0年六月十五日，病况渐有起色的蒋介石，用毛笔写了一封信给蒋经国。从字迹明显看出，蒋握笔时手肘必定抖得十分厉害，与往昔笔力之遒劲，不可同日而语。蒋介石在信上告诉蒋经国：“经儿：余体力已日渐康复，惟拿笔反不如病中之稳健，其它一切体操行动如常。汤太夫人余当亲自吊祭，故你可在金门多住几日休养至廿一日回台北为宜，千万听从勿违父示民国五十九年六月十五日”这封字数不过八十余字的家书，据说花了蒋介石近半个小时才写好。四个月前，一九七0年的农历春节（阳历二月六日），蒋介石还写下一段春节感言，声称：“今年要在世界局势重大变化混乱与我国最险恶艰难中，积极奋斗，打破这一难关，光复大陆，拯救同胞，以湔雪耻辱，重建三民主义新中国。”蒋介石写这段文字时，笔力仍然遒劲，可见当时他的精气神尚称充足。但是对照两个月前，即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九日，写给即将结婚的次孙孝武的家书，则力度和精神上又差了一截。这可能是蒋介石最后几封写给孙辈的毛笔信了。“武孙：你来信与长诗英文信皆已接到，甚为欣喜。祖母病后右手尚不能握笔写信，故未能作覆，但近日来，日有进步，勿念。你们在外国结婚，未能亲临主持为念，惟望你们能早成婚，回国相见为盼。特趁你母来美主持婚礼嘱其带此一函作贺，甚盼一切欢乐，为祝祖父母示民国五十八年十二月九日”。

蒋介石身体真正出现较严重恶化，是在一九七二年夏天，他住进了新落成的阳明山“中兴宾馆”。某次，蒋介石在宾馆走廊上散步，才走了一小段路竟然走不动了，直喘大气，当时还没准备轮椅，医官只好拿来一张椅子，让蒋介石扶着椅子走回卧室休息。鉴于蒋介石心脏毛病愈来愈恶化，由蒋经国及宋美龄的授权，派遣荣民总医院医师卢光舜，到美国延请华裔心脏科权威余南庚，到台湾主持蒋介石的医疗小组。七月二十二日，也就是蒋介石就任第五任“总统”后两个月，他在“中兴宾馆”呈现昏迷状态。这里还有一个关键性的插曲。早在蒋介石昏迷前一个月，荣民总医院曾经为蒋介石作了一次全身健康检查，陈耀翰医师惊觉蒋的心脏扩大现象较前更加明显，如果再不善加调养，恐怕发生不测。陈耀翰当面向蒋介石陈述病情，建议蒋应该即刻停止一切活动，休假半年。蒋介石闻言大感惊惶，回官邸即与宋美龄商议，宋美龄惟恐蒋介石一旦请假，大权岂不旁落，立即召来陈耀翰，严斥他不该在蒋介石面前“危言耸听”。从此，再无医官敢开口要蒋介石休息，终至铸成一个月后之昏迷意外。蒋介石这次昏迷病情严重，医师不敢轻易移动蒋介石，只得将他留在中兴宾馆就地治疗，正式成立一支由十二位荣民总医院医师为主力的医疗小组。余南庚赶到台湾后，指挥医疗小组，于八月六日夜间九时四十分，趁蒋介石熟睡后，将蒋抬上一部进口全新救护车，沿途交通管制，禁止人车通行，以时速二十公里慢速驾驶，将蒋介石送进台北荣民总医院“第六病房”。

八月十一日上午八时，余南庚在荣民总医院主持医疗会议，坐在主位的是宋美龄，坐次位的是蒋经国。余南庚汇报，蒋介石心脏恢复正常，肺部有积水现象，体力衰弱。当时，蒋虽已恢复进食，但体重仅四十六公斤，较前消瘦近十公斤。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三日，蒋介石重病刚满一周年，岛内盛传蒋介石病危，或者甚至已不在人间。蒋经国为扫除外界各种谣诼，趁蒋孝勇（蒋介石之么孙）当天在士林官邸举行婚礼之机，安排蒋孝勇、方智怡新婚夫妻，到荣总与蒋介石、宋美龄合影留念。洗出照片后，宋美龄、蒋经国挑选出蒋介石神情最健好的一张，交付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印证蒋介石尚健在。拍照前，随从人员发现，暂时脱离重病阶段的蒋介石，固然已可端坐椅子上，活动能力也尚称灵活，惟独右手因缠绵病榻，长年接受注射输液，肌肉已严重萎缩，不仅无力握住把手，更因不听使唤而频频垂落。为不让人看出蒋的右手失去正常功能，宋美龄外甥女孔令伟命侍从以医药胶布，将蒋的右手固定粘绑在椅子把手上，以免拍照时露出破绽。

真假遗嘱

蒋介石在右手肌肉萎缩之前，曾挣扎着写下一幅毛笔字，书谓：“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这应该是蒋介石在一九七二年七月“中兴宾馆”昏迷苏醒以后的作品。这幅字完成以后，交给了蒋经国，小蒋立即差人框裱起来，挂在自己堂屋内，供其拳拳服膺，日夜审视反省。蒋经国在乃父去世之后，于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四日，曾经如此评说这幅字之深意：“先君在病中曾手书‘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十六字，付经国保存，此为经国敬谨奉藏先君遗墨最后之一件。先君崩逝，举世同悲，经国五中哀恸，实所难堪！自先君之逝，每日摩挲恭读，了知先君革命一生，实以此为日不去心彻始彻终之志事，谨敢以此先君手墨十六字，敬布于世，诚不知哀涕之何从也。”

由是观之，蒋介石给蒋经国的这十六字箴言，应该就是父亲送给儿子兼具公私意义的遗嘱。

蒋介石于“中兴宾馆”陷入半昏迷状态后某日，侍从医官察觉蒋介石口中念念有词，声音十分微弱，而且蒋的宁波口音不好懂，侍从医官立刻请值班的侍从副官翁元。翁元耳朵贴近蒋介石嘴巴，仔细听了一两分钟后告诉医官，“总统”说的是：“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反攻大陆……救中国……反攻大陆……救中国……”。是否蒋介石意识到自己陷于性命交关，故而以其微弱的叨念，交代最后遗言？不得而知。据医疗小组的治疗报告，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晚上八点过一刻，蒋介石即行入睡，等他熟睡后，值班的医官郑不非发觉蒋介石脉搏变慢，当即施行心脏按摩及人工呼吸，并注射药物急救。一二分钟后，蒋心脏跳动和呼吸恢复正常。四、五分钟之后，心脏又停止跳动，医师再施行心脏按摩、人工呼吸及药物急救，但心脏虽然时跳时停，呼吸始终未能恢复，并三度发生心室性颤动，经过电击，蒋介石的脉搏、血压均已无法量出。急救了三个多小时，四月五日晚上十一时三十分，蒋介石瞳孔已放大，心脏犹有微弱跳动。医师最后以电极直接刺入心肌，刺激心脏，但仍属无效。宋美龄最后命令放弃急救。医师宣布死亡的时间为四月五日晚间十一时五十分。蒋经国观察急救无效后，当场痛哭失声，宋美龄则始终力持镇定，兀自静坐一旁流泪。从蒋介石医疗报告得知，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当晚，蒋介石是在睡梦中心脏停止跳动，因而最后临终之际，并未留下任何口头遗言，逝前也没有命令文书侍从（如秦孝仪）作任何书面遗嘱。

秦孝仪奉宋美龄急召赶到士林官邸时，是在四月六日凌晨二时许，蒋介石已逝世近三小时了。秦孝仪当时奉宋美龄之命，连夜赶写一份遗嘱，纯系台面上官方版“政治遗嘱”，不是真正的遗嘱，更不是蒋介石留给亲人的“家事遗嘱”。秦孝仪四月六日凌晨起即不眠不休，连夜撰写这份“政治遗嘱”。初稿写就后，送交宋美龄过目，宋美龄特意交代秦孝仪，应再加上一句话，强调先生是信基督教的。所以，蒋介石的“政治遗嘱”开头即言：“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这份蒋介石死后才“补写”的遗嘱，备受时人争议的有几个问题：遗嘱明明是四月六日清晨撰写的，遗嘱的末尾却写成“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秦孝仪承命受记”，尤其最后那句“秦孝仪承命受记”，被视为画蛇添足之作，因为，秦孝仪抵达士林官邸已是蒋死后三小时以后的事了，何来“承命受记”？即使是承宋美龄之命，也不合遗嘱系记载死亡当事人遗言之通则。

侍从人员为此缓颊，认为是参考汪精卫写孙中山先生遗嘱之手法。此说更是不通，毕竟蒋、孙遗嘱两者情况大不相同。汪兆铭为孙文写遗嘱，一是遗嘱内容完全系孙先生之生前口授；再者，汪兆铭本系孙中山属意的重要骨干，何况汪氏是在遗嘱供党政要人签名的区域内，注记“笔记者　汪精卫”六字，而不是把名字注记在遗嘱本文内。

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一日，蒋经国下令编印的一部纪念文集中，蒋介石这份政治遗嘱的“秦孝仪承命受记”及首长签名字样，全部不见了，但是“耶稣基督”四字仍然留存在内，遗嘱日期依旧是写“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至于蒋介石的“家事遗嘱”，应该早在其晚年时期，在蒋氏父子及蒋宋夫妻之间，日常生活点点滴滴过程里，已经作了完整的交代。综观而论，真正算得上是蒋介石亲自授权的遗嘱，还是蒋介石病中，以危颤颤的右手写下的那十六字“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在蒋介石最后的日子里，他似乎冥冥中对清明节感触特深，尤其是他再三品读那句诗：“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他应当早已体悟，此生功名尘土、荣辱得失，如今俱往矣！遗嘱不遗嘱，对蒋介石已不是那重要的事了。

揭谜：宋美龄致蒋介石死亡

蒋介石神智清楚尚能视事时，有关岛内事务，无论巨细，僚属们总要问过蒋介石的意思之后，方能拍板过关。官邸事务，蒋介石向来尊重宋美龄，鲜少过问。至于政务，蒋介石向例不允许宋美龄插手，惟独对美“外交”事务例外，蒋介石相当尊重宋美龄的意见。等蒋介石卧病在床，医疗事务则由宋美龄一把抓。当上了“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尽管接掌了大多数的政务，士林官邸内的事务绝不轻易碰触，更不敢过问宋美龄的决议。

蒋介石卧病昏迷期间，官邸重要事务惟宋美龄马首是瞻。宋美龄宠信外甥女孔令伟，溺爱有加，孔二小姐和孔令侃并称为宋美龄的两大金童，孔令伟地位如同宋美龄亲生女儿。官邸人当面称她“孔总经理”，背地里称她“孔老二”或“孔二小姐”。此人天赋异秉，鬼灵精怪，上知天文，下识地理，似乎什么都懂，颇有点小聪明，又老爱做怪。孔二小姐的外行硬充内行，难免捅出许多纰漏来，宋美龄非但从不追究，而且深信不疑，溺爱有加。

孔令伟每出馊主意，宋美龄深信不疑，动辄铸成难以挽救的错误决策。

1974年11月间，根据历次肺部X光摄影显示，蒋介石肺部积水仍然未见改善，但是，蒋介石病情既未见恶化，也未因肺积水感觉任何不适。当时医疗小组的说法，截至1974年12月1日以前，蒋介石已从“荣民总医院”搬回士林官邸，蒋介石心情极为愉快，食欲也不错，体重也随之增加到一百一十磅左右，每天都会在官邸的花园里散步好几趟。加上每天接受物理治疗，蒋介石肢体体能颇有进步，不但行动较为敏捷，而且还进步到能自行梳洗、洗澡的地步。这证明直到1974年的12月1日以前，蒋介石的健康状况有显著起色。

而《蒋介石治疗报告》也巧妙地以1974年12月1日，作为蒋介石身体状况的分水岭。

医疗小组分析，蒋介石肺部积水的肇因，是心脏功能较差而引起。左右肺叶有三分之二浸泡在积水里（浸润现象），医疗小组拿不出更好办法，肺积水一时之间不易改善。医疗小组认为，肺部积水问题，短时间里不致威胁蒋介石性命，惟一麻烦的，因只剩下三分之一的肺脏正常运作，势必二十四小时插上氧气管。尽管肺部有浸润问题，身体及生命现象均称稳定。医疗小组主张暂时按兵不动，不宜贸然抽取肺部积水，以免节外生枝。此即《蒋介石治疗报告》中所谓“咸认为不宜施用过激之治疗方法，只有增加营养，增进体力，随时施用药剂，控制发炎等保守疗法。”

远来和尚会念经，十年“御医”不如一朝洋医

此时，号称士林官邸“医疗总顾问”的孔二小姐，却向宋美龄鼓动，声称她和哥哥孔令侃在美国找到了一位世界名医，又是一个洋华佗，可以抽出蒋介石的肺部积水，让蒋介石身体快速复原。宋美龄听孔令伟把这洋医师说得如此神奇，大感兴趣，如果蒋介石能迅速康复，即刻上班，“第一夫人”的权力方得确保。当下命令孔令侃、孔令伟兄妹赶紧把这位旷世名医请来台湾。

1　孔二赤脚顾问，越洋礼聘“华佗”

1974年11月底，孔氏兄妹把这位美国名医千里迢迢从美国请到台湾。这位名医是美国某知名大学外科主任兼教授哈医师。哈医师风尘仆仆刚到士林官邸，宋美龄待他宠若上宾，和他促膝长谈。宋美龄一相情愿地认为，与君一席谈，胜过医疗小组三年的病榻旁苦心照顾。

哈医师看过蒋介石一长串病历表之后，提出他的一套理论，他认为，应该在蒋介石病情尚称稳定的此刻，赶紧施行肺部积水抽出手术，以便做进一步的治疗，如此一来，才有康复希望。

宋美龄一听，康复有望，焉有不喜出望外者。所谓“久病床前无孝子”，丈夫久病卧床，作太太的焉能不心浮气躁？宋美龄急望蒋介石赶快痊愈，甚至明天就复行视事，重掌权柄，使得“总统”的权力光环能普照夫人。

但是，蒋介石的医疗小组成员，认为抽肺积水是一种“过激之治疗方法”，对治疗只会适得其反，使病人发生不可预测的危急后果。医疗小组的“御医”们没有人赞同哈医师的见解。医疗小组只和哈医师开了一次会，中国医师们不但提出反对意见，期期以为不可，私底下尤其议论纷纷；可是哈医师依旧坚持他的专业判断，认为抽出肺部积水是蒋介石康复的惟一机会。

医疗小组在王师揆医师领衔之下，力持反对之议。医疗小组成员甚至打了一个比方，说明他们的主张：蒋介石肺部积水中的病菌，就好像是一群盗匪，眼下全都集中在肺部，好比盗匪全躲在土匪窝里，医生们天天给蒋介石注射消炎药剂（各种新式抗生素），一如官兵围剿盗匪。医疗小组提出警告，把肺部积水抽出，这套理论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在实际操作穿刺抽水过程中，无法控制细菌不扩散，稍一不留意，很容易因此造成严重的感染，恶化病情。这就好比官兵把强盗赶出了土匪窝，使盗匪四处奔窜，为患更烈，病况恐怕再也难以挽救与控制。

宋美龄践踏医师专业，“御医”找蒋经国评理

医疗小组成员认为，他们长期照顾蒋介石病情，非常清楚他的体质和病史，现有的治疗方法固然不能很快让蒋介石痊愈，但持续善加保养，尚可维持病情稳定一段时期。如果一旦使用过于急切的治疗方法，恐怕欲益反损，得不偿失。这也正是《蒋介石治疗报告》中强调“咸认为不施用药剂，控制发炎等保守疗法”的主因。

心心念念认为“远来和尚会念经”的宋美龄，对医疗小组提出的反对意见，完全不当一回事看待，仍执意要听从洋医师的意见，作背部穿刺手术抽取肺脏积水。医疗小组的医师们担忧，宋美龄如果尽信洋医师，怀疑且推翻医疗小组原本稳健而安全的治疗方法，势必造成难以挽救的后果。

蒋经国无能为力，宋美龄强渡关山

医疗小组的医师本于专业职责，和对蒋家的一片忠心，苦口婆心，仍然拗不过一意孤行的宋美龄。这群台湾的“御医”们，迫于无奈，只有私下跑去见蒋经国，要蒋经国帮忙劝阻宋美龄独断独行。医生们衷心表示，美国医师并不清楚蒋介石的病史，而且中国人的体质、体型比较纤细，明显和白种人不同，如果美国医师光是凭着阅读蒋介石的书面病历资料，骤下诊断并进行肺部穿刺手术，是相当危险的。医疗小组也一再向蒋经国抱怨，宋美龄屡屡偏听孔二小姐的非专业意见，洋大夫又执意要抽取蒋介石肺部积水，万一有个闪失，恐将严重危及蒋介石健康与生命安全。

蒋经国乍听之下，也大吃一惊。心想孔令伟又在搞什么花样，她闯的祸事还不够多吗？万一真给医疗小组不幸言中，让那个洋医生骤然抽肺部积水，抽出了毛病，蒋介石有个三长两短，谁负责任呢？

蒋经国当即答应去找宋美龄“敬禀”、劝告。哪知道蒋经国不去还好，去了士林公馆，老太太一顿好比连珠炮地抱怨，迎面而来。宋美龄告诉蒋经国，她完全是希望蒋介石的身体能赶紧好起来，最好过完圣诞节和阳历新年，就能恢复正常上班，处理当局事务。这个美国医生，是孔家好不容易从美国以重金礼聘来台湾的，在美国，哈医师可是大大有名的外科权威医师，在美国的手术行程已经排到明年了，这次费尽唇舌请他破例从美国飞来台湾，到国外“出诊”，费用高得吓人哪！孔家预付了好多美金，动了好多唇舌，才请动哈医师的啊！

事与愿违，宋美龄慌了手脚

1974年12月1日（恰逢礼拜天）中午，宋美龄召集全体医疗小组，加上哈医师和蒋经国，一起开会的人将近20人，在士林公馆的大客厅开会。会议首先由宋美龄讲了一段洋文客套话，赞美了哈医师一番，宋美龄发言大意是说哈医师来一趟台湾不容易，他在美国的行程都排满了，在台湾停留的时间有限，马上又要赶回美国，蒋介石的病情紧急，医疗小组要多听哈医师博士的专业意见，争取时间，为恢复蒋介石的健康共同努力。

接着，宋美龄让哈医师发言，以洋人的身材而言，哈医师的个子不高，讲话时面无表情，只顾重新讲解一遍他的抽积水理论，哈医师讲英文的速度不快，可是他谈话的内容一大半部是医学名词，以蒋经国的英文能力，普通谈话闲话家常还行，遇到讲些比较抽象或是稍微专业一点的话题，他就仿佛丈二和尚，完全摸不着边了。因为他完全听不懂哈医师讲的医药专业术语，根本无从判断眼前这位洋医生究竟高明到什么地步，更难以分辨做背部穿刺抽肺脏积水存在什么风险。

哈医师讲完话，会场一片沉寂，没人敢发言顶撞，或者发表不同的意见。宋美龄很清楚，在场的中国医师没有人会赞成肺部穿刺手术。她马上发言补充，她夹杂着一半洋文一半上海话说，哈医师讲得很有道理，不抽出积水，任由蒋介石的肺脏恶化下去，身体怎么可能变好。这积水里边肯定都是一些很毒的细菌，不把它们赶出身体，先生怎么可能好得起来？现在，蒋介石的肺叶有三分之二泡在这毒水里，每天靠氧气输管过日子，再不想办法把细菌抽出来，有再好的药也不成。

宋美龄一边替哈医师助讲，眼神往会议桌边每个人脸上一扫而过。当宋美龄掉转她的眼神的瞬间，医疗小组几位“御医”不约而同地看着蒋经国，他们深切地期盼蒋经国能在此时发言，及时制止宋美龄一面倒的意见。只要能及时帮蒋介石避开一场性命豪赌，哪怕是出言不逊，“御医”们也愿意冒死直谏，但是，关键必须由蒋经国先开口，他只须在会议桌上讲一句话：“是不是请医疗小组的医师们发表意见。”只要蒋经国发第一枪，他们就会同声响应。

就在这几秒钟时间，宋美龄眼神梭巡会议桌一圈之后，回过头来问蒋经国：“经国，你有什么意见？”蒋经国已经被哈医师一大套英文医学名词，搞得如坠五里雾中，完全无从判断哈医师是不是真能救自己阿爹一命，蒋经国明白宋美龄早已心有定见，自己根本无从在专业上反驳哈医师什么，他只好回说，一切请母亲决定吧！

听完蒋经国这句“一切请母亲决定吧”，医疗小组明白一切已经没有指望，连蒋经国都无条件投降了，他们只能坐着待最坏的情况发生了。

宋美龄以半洋文半上海话高声说，“我认为外国医生的意见很好，既然经国也没有意见，我们就决定请哈医师博士为总统施行肺部手术吧！”

老太太明明知道医疗小组并不认同哈医师的“高见”，却完全不给他们讲话的机会，在宋美龄强势作为之下，她强制性作出了会议的最后结论。会议结束之后，医疗小组成员个个心灰意冷，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蒋经国怕宋美龄怕到这种程度，抽肺脏积水，可不是闹着玩的。在20世纪70年代，这种手术在台湾很少对80岁以上的老人施行，更何况蒋介石曾经一度昏迷，心脏机能又是如此脆弱，医疗小组的医师们个个摇头叹息。“国危思良相，病笃思良医。”这群蒋介石的“御医”们，想起蒋介石1972年第一次昏迷前夕，蒋介石的医疗小组特地派了卢光舜大夫，到美国敦请华裔心脏名医余南庚博士。

余博士早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通过庚子赔款奖学金留学考试，出国深造。毕业后任职于美国纽约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心脏科，不久便成为科主任。他生长于中国备受帝国主义者欺凌的时代，深切体会到这一代中国人负有振兴华夏的重责大任，余博士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良医救人的使命感。卢光舜医师远涉重洋，到美国找到余博士，当面说明蒋介石病情危在旦夕，希望能延聘余博士到台湾为蒋介石治病，余博士当下答应接受这项任务，放下手边的医疗工作，远涉重洋，专程从美国赶到台湾。

从此，余博士经常往返美国、台湾两地，到台湾，短则停留几个礼拜，长则停留好几个月。每天一大早，“总统府”派车到余博士下榻的圆山饭店，载他上“荣民总医院”“总统病房”。一天工作时间总是超过十几个小时，为了照顾蒋介石病情，他日以继夜，无怨无悔，拿的酬劳也不过是工作范围的应有报酬，从未借机勒索敲竹杠。

医疗小组成员大家心里有数，余南庚是咱们中国人，他为蒋介石治病，是基于一份民族意识，不是为金钱。但是，哈医师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据说，宋美龄透过美国的孔家，花了好多钱，才把他礼聘到台湾，为蒋介石开刀。哈医师毕竟是外国人，你们的“总统”生死存亡，干他何事？所以，他只管给专业意见，只管动手术刀，台湾当局付钱埋单，开完刀，哈医师拿钱走人，不会像余南庚带着任何一丝丝感情的。

余南庚博士的民族情操和专业知识，赢得了蒋介石医疗小组医师们的一致激赏与认同。在医疗小组成员的心目中，余南庚的水准和德性，和别人相比，简直是天差地别。对余南庚博士，蒋介石的医疗小组成员人人心悦诚服，但是，对这个哈医师，医疗小组成员打心眼里难以服气。

为了配合哈医师匆促的行程，宋美龄主持开会的当天下午，就由洋医生在士林官邸动手术。

肺部穿刺手术不过是一项小规模的手术，不必动用手术刀划破皮肉，所以，手术不必大费周章搬到无菌室中进行。1974年年底乃至1975年年初的蒋介石，由于长期卧病和衰老等因素，他的体能状况已经十分羸弱，蒋介石的体重大幅减轻，外表也显得既苍老又衰弱，甚至连身体有些部位的痛感，都几乎丧失了。

据亲眼目睹手术进行的人士指出，那天的手术并未施行麻醉。哈医师手持一管50CC的长针筒，请副官和护士协助将原本仰卧在床上的蒋介石，翻转身体成侧躺姿势，哈医师即用那管长针筒，从背部刺进蒋介石的肺脏，再把针筒向外抽拉，从蒋介石肺部抽出好几针筒的脓血液体。

施行手术当天，宋美龄怕见血，不敢在床边看，蒋经国另有政务，到“行政院”办公去了，医疗小组的医师们，则在一旁冷眼观察。

哈医师国外出诊的时限已经届满，施行完手术不久，他随即收拾行囊搭机离台，哈医师搭的飞机刚起飞，士林官邸那群中国医师们的苦差事才刚要开始。手术完毕之后，当天夜里，医疗小组早先示警的预言终于成真。

宋美龄两套标准，严责钱如标，放过孔令伟

手术之后，蒋介石的病情立刻完全失控。当天夜里，蒋介石体温急剧拉高，高烧飙升到41℃，医疗小组急得手忙脚乱，士林官邸内气氛空前凝肃，原本拍板决定施行肺部刺穿手术的宋美龄，也慌了手脚，至于那位洋华佗，已经收了巨额的诊疗开刀费，搭乘飞机飞往新大陆途中。

1　治疗报告为宋美龄错误决策粉饰太平

由于肺部穿刺的决定者是宋美龄本人，因而没有任何人胆敢针对这一误诊事件，追究医疗责任。不论是哈医师或是医疗小组的“御医”们，尽管意见南辕北辙，但基本上都是提供专业意见，没有最后决定权。既然当儿子的蒋经国又无异议，蒋介石的配偶宋美龄自然成为最后仲裁者。她不听从医疗小组中国医师的专业意见，执意听从哈医师的意见作穿刺手术。手术之后，却又发生蒋介石病情告急、高烧不退的紧急情势，医疗小组的各位医生们心想，果然不幸言中。“御医”们固然心知肚明，蒋介石病情突然失控，和宋美龄决定抽肺积水有绝对的因果关联，但又有谁敢去追究宋美龄的错误决策呢？

但是，真正离谱的事情，发生在后头。当蒋介石过世之后，医疗小组基于为“尊者讳”的心态，《蒋介石治疗报告》竟故意略去肺部穿刺手术一节，而且捏造了别的病由，刻意掩盖并抹杀事实。《蒋介石治疗报告》记载1974年年底的治疗经过时，声称：“民国六十三年岁末，台湾发生流行性感冒，蒋介石亦受到感染，医疗小组当即建议蒋介石应多作休养。十二月一日午间，蒋介石突发高烧，经检查后，发现蒋介石之肺左上叶及右下叶肺炎复发，两胸膜腔且皆有积水，细菌培养证实肺炎为一种抗药性之革兰阴性杆菌所造成。”

宋美龄延请美国医师为蒋介石做肺部穿刺手术，造成严重的手术后遗症，官方版《蒋介石治疗报告》竟搪塞为：“民国六十三年岁末，台湾发生流行性感冒，蒋介石亦受到感染。”

据一位医疗小组医护人员表示，1974年年底台湾并未发生严重流行性感冒，即使有季节性的流行性感冒，高峰期也是在每年秋季，不会拖延到12月才被传染流感。况且，在医疗小组层层把关、过滤之下，蒋介石周围基本上处于半无菌状态，任何随员一旦有感冒征兆，马上就会被隔绝在外围，不准进入蒋介石的生活空间四周。

从时空环境而言，晚年的蒋介石几乎“很难”传染流感。官方版《蒋介石治疗报告》明显在为宋美龄作出肺部穿刺的错误决策，作擦脂抹粉的掩饰动作。

蒋介石突发高烧，群医惊惶之余，只有投以“大量之抗生素”并采取“其他支持疗法”，70年代，尚无类固醇或强效抗生素可以压制顽强的细菌或病毒。由于蒋介石病况危急，为了消炎退烧，“御医”陆续为蒋介石施打了5000mg高剂量的抗生素，高温依旧不退。“荣民总医院”恰巧进口了一床冰毯，垫在床单下面，再插上电插头，床单的温度马上降低好几度。使用冰毯以后，蒋介石的体温随之略微下降。哈医师万万想不到，当他开完刀走人之后，台湾这群医护人员和“总统”副官随员们，为了蒋介石高烧不退，急如星火般地忙得几天几夜无法阖眼睡觉。

蒋介石死亡之谜，蒋经国了然于心

原本极力吹嘘洋医师医术高明的宋美龄，以及对外号称是士林官邸“医疗总顾问”的孔二小姐，这下全像是泄了气的皮球，一时之间全慌了手脚。一位高级侍卫官员，日后不讳言地引述“御医”们的说法称：“虽然夫人与总经理都是好意，但却是蒋介石病况恶化的主要原因。”

医疗小组“御医”们早就警告过宋美龄、蒋经国，所谓背部穿刺手术的高度风险，可惜，宋美龄始终置之不理。“御医”们自始就认定背部穿刺手术“是蒋介石病况恶化的主要原因”。医护人员和侍卫人员心里都有数，决定肺脏穿刺手术，抽出肺部脓血积水，确实出自宋美龄一片善意，却无疑也是蒋介石生命快速终结的催命符。宋美龄和“女儿”孔令伟内心是否歉疚自责，外人无从得知。

宋美龄对戳破蒋介石肛门的钱如标，恨之入骨，关他禁闭还难消心中之气，每每提及，嘴里还不停臭骂，恨不得啃其肉而食之。这一回，宋美龄的左右金童孔令侃、孔令伟引介了“洋和尚”哈医师，搞什么穿刺手术，吹嘘可以“大有进展”，结果，不但没让蒋介石“早一点好起来”，反而数度让蒋介石病危。对孔氏兄妹，宋美龄格外“施仁”，从不责怪，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

当然，宋美龄心里明白她和孔令伟两人闯了大祸，可又碍于面子，不敢自承错误。“医疗总顾问”总算搞清楚，医疗小组医师们不赞同抽积水的道理。“医疗总顾问”暂时收敛了好一阵子，再也不敢提议延请“西洋神医”的馊主意了，可是，千古大错已经铸成，悔时已晚。

蒋介石施行肺脏穿刺手术，是1974年12月初的事。四个月后，蒋介石即病死在台北士林官邸。我不杀伯仁，伯仁为我而死。

孔家为蒋介石做了不少的事，据说，20世纪60年代初期，蒋介石一心想“反攻大陆”，台湾当局缺少一笔钱购置一批新式、尺寸较宽大的LCM-A（一种可以搭载美造M-24型战车的登陆艇），当时，孔祥熙还在世，接到蒋介石希望他捐输购买武器经费的函电，慨然同意捐献好几亿新台币，并就近在美国购置LCM-A登陆艇。

1949年前后，蒋介石受孔家贪腐形象之累，屡屡受人怨谤；之后，孔家却大方捐输支助，形同雪中送炭；1974年年底，建议做肺部抽积水手术，又是孔令侃、孔令伟兄妹出的馊主意，宋美龄是最后拍板定案者。

手术后遗症，确实为蒋介石的晚年生命，笼罩着一层阴影。虽然没有人胆敢公然提议追究责任，医疗小组成员人人心中自有一把尺。

蒋介石抗战为何炸花园口

蒋介石轻松了不少，宋美龄更是欣慰，脸上绽开了花朵，柔声道：“大令，别总闷在屋里，出去走走。”说道挽起蒋的手臂走出屋来。蒋介石这一刻心里像打翻了蜜罐，甜滋滋的。

1战区长官部，程潜外出未归。这两天他很少呆在这里，也许根本就不想呆在这里，参谋长只能代他与林蔚通话，这位参谋长看来倒满有主意，当林蔚问有无拒敌西进，守住郑州的良策时，竟满口应承道：“有啊！就看你们上头有没有胆量放‘龙’了。”参谋长玄玄乎乎卖个关子，让林蔚一阵心跳，忙催道：“老兄，什么‘龙’，你快说，别兜圈子啦。”“放‘黄龙’！现在日本人迂回郑州，不日即抵中牟、尉氏、太康一线。眼下正值伏汛，河水涨满，放出黄河水，不仅能挡住日本人，还能把突出的一部分小鬼子冲进淮河。”

林蔚一听傻了眼。又是放水！连委员长对这事都挠头，谁敢做这个主，想着，他继续问道：“你这想法程长官知道吗？”“程长官不知道我敢跟你说这些！现在日本人也瞄上了黄河，要是他们先动手，那喂鱼的就不是小鬼子，而是我们啦。”林蔚见事关重大，自己不便再多说什么，便答应即刻上报委座，扣了电话。

1战区做事不含糊，随后又是一封特急电报，要求掘堤放水，请委员长下命令。

蒋介石像被逼上了绝路。几天了，掘堤放水的报告一份份压在他桌上，像一块块热得烫手的土豆，哪个他也不敢动一下。要是一份待他签字的作战命令，他可能会毫不犹豫地签上字。仗嘛，可胜可败，哪个圣人也不敢保证一定打胜仗。可要掘堤放水，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黄河这条巨龙，一旦放出来，谁又能收得住呢？日后，活着的人饶不过你，死了的冤魂也不会放过你，历史最终也将给你记上一笔。这个决心难下啊！

6月4日黎明。东天刚露出一抹淡淡的微明，青白色的曙光和蒙蒙的晨雾笼罩着长长的黄河大堤。郑州以东中牟县赵口清晨的宁静却被一阵铁锹、镐头的砍挖声，和夹杂其间的一片吆喝、咒骂声敲碎。国民党第20集团军56师汤邦桢旅2个团5千多人堤上坝下地忙活开来。

中午时分，56师师长刘尚志有些急眼了。前一天到商震的司令部受领任务时，他拍着胸脯向商震保证，这么点儿事我一旅有几个时辰就能完工，请总司令把心放在肚子里。可今天一上阵，他这个对水利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傻了眼了。

官兵们知道这活儿上面催得紧，干起来不敢懈怠。再说一听说淹日本人，谁个不玩命。战场上不是小鬼子的对手，可担土挖沙这些庄稼人出身的年轻人服谁？可赵口这一带土质差，多是流沙。好像是专跟这些兵过不去似的，随挖随塌，这坑道死活挖不成。有几个好容易成那么个形了，再动两下呼啦啦又塌了下来，连人带家伙埋在里面，又是一通忙着救人，半天转眼过去了，工程毫无进展。

刘尚志急得直跺脚，汤邦桢更是破口大骂，可谁拿这山一样的沙土堆也无奈。

下午，师工兵营也投入了。午夜前，好赖终于扒开两道口子，可水没冲多远，掘口又被冲塌的泥沙填满，干瞪眼就是不见水再流了。

第一天掘口失败。

午夜，蒋介石在武汉还没睡，等着掘堤的消息，当闻知掘口失败的消息时，急得他在屋里来回走动，坐卧不宁。日本人已逼进开封，顶到平汉线大门口了，可掘堤到现在还稀里糊涂地连个眉目都没有，这怎不能让他一阵阵急火攻心。为堵住日本人，他当即指示程潜：1、守开封的部队要加强，开封守得越久越好。多守一天就多一分成功的把握；2、嘱商震继续催督部队，并悬赏千元限日完工。

见蒋介石、程潜催得急，6月5日天一亮，商震也亲赴赵口掘堤现场。这一日，56师干得更卖命，能想的办法都想了，能用的家伙都用上了。成堆的炸药被抬上了堤坝，成箱的地雷被埋在了沙土中，可一声声巨响并没带来什么惊人的效果。大堤仍像个倔强的老人傲立在那里，护卫着黄河。

至6月6日夜，赵口掘堤还是没能成功。刘尚志垂头丧气地被商震大骂了一通。也怪他牛皮吹得早了点。

入夜，武汉蒋介石的电话直接拨到了商震的司令部。几天来，蒋介石每天必有两三个电话打来，催问掘堤进展情况。焦灼的询问，严厉的斥责，使商震明白委员长比他更急，弄得他日夜未敢合眼亲自催督、检查，可他在流沙面前也像是碰上了软钉子，有劲使不上，任蒋介石万般心焦，他也毫无办法。

今天又是这样，当蒋介石得知掘堤又失败后，忍不住大声斥责起来。电话里一阵嗡嗡声，杂着蒋介石尖厉的奉化口音，搅得他一阵阵心惊肉跳。“商总司令，掘口屡屡失败，是何道理。须知此次掘口事关国家、民族命运，没有小的牺牲，那有大的成就。你是革命军人，在这紧要关头，切戒妇人之仁。必须打破一切顾虑，坚决去干，克竟全功。”

商震满腹委屈。听起来，蒋介石似乎在怀疑他怕担责任而在暗里顶着。放下电话，他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几天没睡了，他的头胀得老大，嗡嗡作响，眼皮也像是坠了铅似的，沉重地抬不起来。但他没法休息，在蒋介石的斥骂声中他是睡不着的。

再说土肥原师团，自5月底在兰封被解围，经20师团大量人员、准备的整补后，像一只曾被打伤的恶狼，缓过劲来，怀着一股深切的复仇感疯狂地反扑过来。此时他比往日似乎又凶悍了10倍。

6月6日，14师团先下开封，当晚便向中牟转进。次日再克中牟，郑州已是遥遥在望。

蒋介石大惊失色。

程潜大叫不好。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商震焦头烂额，一筹莫展之际，驻兵花园口京水镇的新8师师长蒋在珍毛遂自荐，走进了商震的司令部。

蒋在珍自率新8师进驻京水镇后，在花园口一带构筑了不少工事，那一带情况颇了解，当得知整个战区，甚至武汉的委员长都被掘堤的事惊动了，便认为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良机，斗着胆子向商震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掘堤工程放在花园口，由新8师承担，设法从大堤斜面爆破，凿穿大堤。

商震病急乱投医，无奈之际也顾不得他的话是真是假，便上报了战区。

程潜闻报，立即招来了郑州的水利专家10多人，论证结果：行。程潜毫不怠慢，急报武汉委员长核准。

武汉，蒋介石收到电报，就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立即签发了命令。临了，还专门加上两句：着新8师即刻开工；悬赏银洋2000元，尽早掘堤放水。

蒋介石这时把宝都压在了蒋在珍身上。

6月7日夜，月明星疏，花园口关帝庙西侧数百米处，马嘶人叫，火把林立。蒋在珍踌躇满志地上阵了。可没多久，干活的喧沸声就变成了一片激烈的冲突、咒骂。

原来，新8师的一个团长为加快进度，抢下头功，从附近征来了几百名民工。可民工一发现原来国军要掘堤放水，立刻炸了窝。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些农民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每一块土坷垃上都留下过祖辈的血汗和泪水。如今让他们放水冲掉祖辈多少代人创下的基业，那他们能不急眼。一时间，老者扔下手中的工具，又是哭闹，又是央求，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则与当兵的争吵起来，脾气急躁的甚至与前来制止的宪兵推搡起来，工地乱成一片。

恰巧蒋在珍来到这里。一见这情形，对着前来报告的团长就是一巴掌，怒骂道：“他妈的，什么时候还在这里穷折腾，误了工期你兜得起吗？”

宪兵见状大叫住手，可呼喊声淹没在愤怒的斥骂声中。见大堤上百来名民工在砸着已挖成的坑洞，蒋在珍火气更大了，冲着身边的宪兵吼道：“眼都瞎了，那帮混蛋破坏国防施工，该当何罪？”

宪兵会意，提起手中的冲锋枪照准大堤上的人群一阵猛扫。几支黑森森的枪口喷吐着火舌，堤上的民工像是被割倒的麦子，一片片倒下，咕碌碌顺着斜坡滚了下来。这时整个工地突然安静下来，人们呆呆地望着这突然发生的一幕。

蒋在珍急着要放水，也怕把事情闹大，转身把负责的旅长叫到一边，斥责道：“你怎么也这么糊涂，这种事也能把民工拉来？误了事你掉脑袋我也得赔着。现在连委员长都惊动了，到时完不了工咱们怎么交差。”

旅长垂头听着，没敢吱声。“你现在回去把民工遣散回家，死伤的人给补点儿钱，另外你们旅再抽出一个团担任警戒，方圆10里不准老百姓进来。”蒋在珍顿了顿，补充道：“从现在每个团里抽出800名精壮士兵，编成突击组，轮番上，一定要快。我把师工兵营也拨给你们，一定要按时完工，冉个能出半点儿差错。”“放心吧，师座，决不会再出岔子。”

旅长敬了个礼，转身走了。

8日，工程进度加快了不少，尤其是炸药爆破，在花园口坚硬的大坝上更见效果。一声声巨响，卷起冲天的烟尘，漫长的大堤像被啃出一个巨大的缺口，新8师工兵营更不含糊，跑上大堤内坡，又挖又凿，装炸药炸。里外几层，一个波次累垮了，一声吆喝：换人。另一波次身强力壮的士兵又冲上去。缺口在不断扩大着，降低着……

9日凌晨，掘口基本成形。蒋在珍一面急不可耐地向商震、程潜报捷，一面请求战区调几门平射炮。他要万无一失，利利索索地在商震、程潜，也在蒋介石面前露好这一手。

上午8时，随着最后几十捆炸药惊天动地的巨响，高出地平面，像是悬挂在空中的黄河水终于越过掘口，缓缓地溢流出来。蒋在珍眼巴巴地盯着缺口，心里急得恨不能整个堤内的河水都能奔涌出来。

近午，从战区调来的四门平射炮运到。蒋在珍急令支起大炮，猛轰掘口。炮兵顾不得喘口气，架炮平射，一气就是60多发，缺口一下被打宽了六七米。顿时，黄河像是一条被激怒的巨龙，翻滚着，咆哮着从缺口奔涌而出，巨大的撞击力拍打着堤岸，使掘口两侧的泥沙土块像是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不住地向两侧坍塌、崩溃开来。冲口越来越大，水流越来越急。

第二天，天公震怒，电闪雷鸣。一整天，中原大地暴雨倾盘，如瀑布飞泻，百里内外，一片烟波。黄河水像是被关在宝瓶里数万年的妖魔，一被放出来，则更加凶猛异常，难以控制。中原百里，河道涨满，水势连天。狂风呼啸不己，浊浪铺天盖地。丈余高的溢洪浪头，更像一头无情的野兽，吞人冲屋，荡村毁寨，无所顾忌地肆虐着，发着淫威。巨大的轰鸣声数里可闻。

黄河掘口转眼使中原千里沃野化作人间地狱。从中牟经安徽涡河直至江苏洪泽湖数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哭声震天盈野，卒不忍闻。洪水过后，田地成了黄汤，房屋村寨没了踪影。污浊的黄汤上，到处漂浮着家惧什物和泡得胀鼓鼓的死尸。一片片露出水面的高地上，挤满了面黄肌瘦、死里逃生的难民。豫、皖、苏3省呻吟着，哭泣着，咒诅这空前的人间浩劫。据事后统计，黄河掘口使豫、皖、苏3省44个县54000平方公里土地陆沉水底，淹死民众89万之众，1200万民众流离失所，沦为难民。

一个无可奈何的计谋，使中国百姓横遭灾难。军力不如人，蒋介石才行此下策。这是一个弱国、弱军的悲哀。

漫山遍野的洪水给程潜带来一线胜机。

中牟一带，土肥原师团的1个混成联队、卫个炮兵大队和1个骑兵中队约2000人，最先听到了洪水惊天动地般的咆哮声。骑兵中队和10余辆坦克到底腿长些，忙掉头向东南退去。剩下的约1500名步兵、炮兵刚跑出县城不远，便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掉头退回县城内。满街的拆门板，调沙包，把县城的四门堵了个严严实实。水是堵住了，可日本人也走不掉了。程潜抓住战机，急令刘和鼎39军向中牟孤敌发起攻击。战至22日，日军被歼数百，淹死近百名，其余乘抢到的船只向韩庄退去。公秉藩的34师乘机收复中牟县城。

尉氏一带，16师团3000余人被汹涌的洪水从梦中惊醒。这些小鬼子在战场上自认有办法，可在这铺天盖地的洪水面前也一时慌了神儿。尉氏的这3000日军在接到草场旅团长的撤退令后，四处搜抢船只、门板、水缸，一切能用的泅渡工具都不放过，人人争先恐后，急于摆脱这令人恐怖的“黄龙”。处在外线的中国军队抓住战机，四面出击。25师，张浏尼的第20师，李英的24师猛攻尉氏，毙敌近千名，收复尉氏。

已挺进到新郑的日军骑兵一部约500人，在后路被断的情况下仍拼死抵抗，中国军队不慌不忙调来重炮，一阵密集的猛轰，将该敌连人带马送上了天。

……

黄河大水使1战区新挫之余，取得了一次有限的胜利。

随着北方军情的安定，随着长江流域日军“嗵、嗵”脚步声的日益逼近，蒋介石似乎慢慢忘记了黄河决口这一幕。武汉这时似乎更加闷热，闷得人透不过气来。入夜，蒋介石在柔和的灯光下，细细地审阅着成沓成探的文件报告，这时他的全部精力，已放在如何守住武汉上了。

蒋介石在共和国诞生这一天

1949年10月1日，是蒋介石最为难过的一天。

眼看着自己的对手站在象征中华民族形象的天安门城楼之上，用湖南味十足的乡土话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蒋介石心中当然不是滋味。

其实，当时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就在广州，住在广州东山梅花村32号陈济棠公馆。这是蒋介石在广州常住的居所。这一天，蒋介石或闭门沉思，或长吁短叹，或敷衍来客，或收听新闻，打发这难奈的时光。蒋介石究竟在想什么，至今恐怕也只能是一个猜不透的谜。

一个时期以来，尽管美国政府对日薄西山的蒋介石政权的鄙弃和公开的侮辱言论使蒋介石大失所望，但在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天，蒋介石还是寄希望于美国政府对他的支持和对新中国政府的遏制。

蒋介石通过总机好不容易要通了美国的电话，话筒里传来宋美龄熟悉的声音，蒋介石心中一阵兴奋。当宋美龄讲到美国政府决定继续承认蒋介石政权，而不承认北京政权时，蒋介石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连声说：“好！好！好！”

其实，蒋介石深知美国方面的这种支持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

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反攻以后，美国人就越来越认为蒋介石政权的瓦解是不可避免的。为了挽回国民党的威信，争取美国更多的援助，蒋介石决定派夫人宋美龄前往美国游说。

1948年11月28日，蒋夫人飞往美国。直到1950年1月才回到台湾与蒋介石相聚，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大陆。

蒋夫人到达美国后，国务卿马歇尔只“愿意”以“私人朋友”身份会见第一夫人，而不是以政府的名义，使蒋介石感到十分失望。美国礼宾司对第一夫人的到来没有表示出特别的热情，迎接蒋夫人的尽是一些二流官员。宋美龄发回国内的第一封电报极为简短：“没有人对我们感兴趣。”

蒋夫人苦等了九天之后，杜鲁门总统才同意接见。接见不过半小时，杜鲁门总统表现得彬彬有礼，也有几分冷淡，他强调了中美友谊的意义并表示歉意说：“美国不能向中国提供比计划中的4亿美元更多的援助。”

蒋夫人的访问，目的有三个：让美国方面明确表态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得到一大批物质援助；请一位高级军事家赴华考察中国局势，人选是麦克阿瑟将军。

争取的一点援助经费，早已被蒋夫人一年的游说花费一空，只是经过中央银行转手后又重新流入到美国。请麦克阿瑟将军赴华考察的意见被否决。但蒋夫人不负众望，说动美国政府表示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实现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目的。

蒋介石当然应感到欣慰了。

蒋介石的日子终究不好过。

第二天，苏联宣布正式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无异于是给蒋介石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蒋介石忧虑地说：“俄帝之承认共党伪政权，实乃既定之事，且为必有之事；而其所以如此急速，盖以我在联大控俄案通过，彼乃不能不出此一着，以作为报复之行动耳。今后俄帝必与共党订立军事同盟，助共党建立空军与海军，则我为势更劣，处境更艰，此为最大之顾虑。”

这一天，下野八个多月的蒋介石在园子里踱着方步，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虽然刚才留声机中共产党新闻称他为“蒋贼介石”，使他听了非常生气，用蒋介石之骂“娘希匹、娘希匹”骂着共产党，骂着毛泽东，以解心中之恨。

其实，蒋介石此时也知道，对于如日之升的共产党、毛泽东，已是无可奈何；对北京共产党政权的成立，也只能听之任之。目前，惟一要做的事情，是尽快复职就任总统，依靠广州或台湾，与共产党、解放军一决高下。可是代总统李宗仁就是不交权，把个蒋介石气得肺都要炸了。

更让蒋介石不可思议的是，李宗仁竟然还以代总统名义，当面数落蒋介石的过错。窝里斗使得蒋介石内外交困，心力交瘁。

那还是9月中旬的一天，国民党面临全国军事大溃败，广东全境失守已经成为定局。自代行总统以来，李宗仁在部署长江、西南防务上，由于蒋介石暗中指挥控制军队，导致部署屡遭失败。李宗仁早就积了一肚子的火，要找蒋介石好好对质一番，以抒胸中的积愤。“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对你谈话。”李宗仁一开口就掷地有声，蒋介石顿感来者不善。李宗仁接着说：“因为国事已至不可收拾的地步，不得不畅所欲言。你过去每把事弄糟后，便把责任和过失推到别人身上，例如东北剿共的失败，徐蚌会战的全军覆没，你说是军队不听你指挥；又如发行金元券，引起全国经济恐慌，人民破产，自杀成群，你不反躬自省，反责备人民不拥护你的经济政策；再如你纵容特务，滥捕学生及爱国人士，引起舆论指责，你不自疚，反说是本党同志不听你的话使然……凡此种种，真不胜枚举！”

李宗仁历数蒋介石在政治上造成的过失，说：“你主政二十年，贪赃枉法之风甚于北洋政府时代。舆论曾讥评我们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其实，这种评语尚是恕辞，因为北洋官僚政客对舆论抨击尚有所畏忌，而我国民政府则以革命旗帜为护符，凡讥评时政的，即诬为‘反动分子’，以致人人钳口，不敢因片言惹祸。你对此情形竟亦熟视无睹，明知故纵！”“记得在南京时，魏德迈特使曾在国府饯行席上痛诋中国官员贪污无能。他以一个外国官员公开侮辱我政府，实在不成体统，当时与会众人中，竟有当场掉泪的，不知你亦有所闻否？究作何感想？”

李宗仁历数蒋介石在他代行总统后进行幕后掣肘的情形，说：“你此番已是第三次引退，你当时曾对张治中、居正、阎锡山、吴忠信各人一再声明，五年之内决不过问政治。此话无非暗示我可放手去做，改弦更张，不受你的牵制。但事实上，你所作所为却完全相反，不仅在溪口架设七座无线电台，擅自指挥军队，而且密令京沪卫戍司令汤恩伯亲至杭州逮捕浙江省主席陈仪，并擅自派人接替。后到台湾，又命汤恩伯到福建挟持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离闽，并擅自派汤代理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绥靖主任。凡此皆属自毁诺言、目无政府的荒唐行为！”

然后又数说蒋介石用人不当，并举例说：“像汤恩伯这样暴戾和任性的人，你也倚为心腹，能不坏事！”

蒋介石默坐着听李宗仁历数其过失时，面色极为尴尬。当李宗仁有所责问时，蒋介石只是唔唔喏喏，讷讷不能出口。

李宗仁见蒋介石低头静听如此严厉的诘责尚能容忍，而没有咆哮和反唇置辩，遂不再多说，起身告辞。蒋介石一直把李宗仁送到楼下，看着李宗仁登车而去。

忍了又忍，反身上楼的蒋介石气得面色铁青，咆哮道：“娘希匹，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李宗仁是个什么东西，也来教训我，我叫你立刻滚蛋。”

年底，蒋介石的亲信多次暗示李宗仁交权给蒋，后又公开拥蒋复职，遭到李宗仁拒绝。次年李宗仁以“胃疾剧重”，赴美就医，3月1日，蒋介石宣布继续担任“中华民国总统”职务。

蒋介石守在收音机旁一直收听着中共的新闻，每当听到他的许多老部下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典的消息时，蒋介石都愤然站起，破口大骂：“娘希匹，一群混蛋，老蒋待你们不薄，一群卖身求荣的王八蛋！”

至此，一个下午，蒋介石很少说话。

据美国人易劳逸著《毁灭的种子》一书讲，蒋介石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许多部队倒戈投向共产党。书中说：“自日本投降后，国民党部队投向共产党的第一次重大倒戈，发生于1945年10月31日，高树勋将军与他的整个部队一起投向了河北的共产党。此后，倒戈部队的数目迅速增长。共产党宣称在1946年7月至1949年1月间抓获了370万俘虏，这些俘虏中的许多人实际上是倒戈过去的。”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高级将领率部起义投向共产党已成为一种时尚。

2月25日，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军舰“重庆”号巡洋舰在吴淞口宣布起义，给国民党长江防线以沉重的打击。4月27日，在南京即将解放前夕，人民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在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的率领下，25艘舰艇1200多名官兵起义，加入到人民解放军的行列。

8月4日，程潜、陈明仁这对黄埔师生在长沙宣布起义，受毛泽东邀请同游天坛公园，受到很高礼遇。被蒋介石称为“创造了人世间的奇迹，不愧为难得将才”的陈明仁将军在9月19日政协大会发言道：“我起义了，这既是对白崇禧实行兵谏，也是我对蒋介石的大义灭亲……”当时，蒋介石听到陈明仁的公开讲话，头一下子大了起来，不得不服降压药。

9月19日，国民党驻绥远中将军长董其武，不顾蒋介石电报劝告，拒绝蒋介石派来的前军令部长徐永昌和空军副司令王叔铭的劝说，毅然在起义通电上第一个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起义通电迅速传向北平，传向全国。

9月25日，国民党驻新疆的近十万部队由陶峙岳领衔宣布起义。第二天，包尔汉代表省政府通电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

据了解，在1949年9月23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北京举行宴会，专门宴请了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黄绍竑、李书城、李明灏、刘斐、陈明仁、孙兰峰、李任仁、吴奇伟、高树勋、张轸、曾泽生、何基沣、刘善本、林遵、邓兆祥、左协中、廖运周、李明扬、张醁村、黄琪翔、周北峰、程星龄等26名国民党起义将领，应邀作陪的有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周恩来、刘伯承、粟裕、黄克诚、聂荣臻、罗瑞卿等。席间，毛泽东几次举杯庆祝到会的原国民党军将领举行起义和响应人民和平运动的功绩。毛泽东说：“由于国民党军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1949年10月1日，国民党元老、高级官员和起义人员如李济深、蔡廷锴、陈明仁、宋庆龄、李书城、李明灏、张治中、邵力子、程潜、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林遵、邓兆祥、刘善本等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典。

10月1日晚上，蒋介石久久不能入睡，反复调换着收音机频率，尽管收音机里杂音很大，但他还是耐着性子听着，这时收音机里的一则北京破获了一起国民党特务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盛典的消息，使蒋介石屏住呼吸，仔细听着。

新华社消息说：“阴谋捣乱破坏人民政协，匪特木剑青被我捕获。北京讯，阴谋在人民政协开会期间进行捣乱活动的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分子木剑青，于20日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逮捕。该犯为国民党中统局特务，化名王建坤，于9月2日来京，企图于人民政协开会期间，进行捣乱破坏活动，市公安局侦悉后，即于20日于长安饭店内将该犯逮捕，当场并搜获伪造书信、文件等多件，现正严加审讯中。又讯，特务木剑青阴谋于人民政协开会期间进行捣乱破坏案，经北京市公安局连日侦审，特务匪犯木剑青已初步供出该案为国民党中统局有计划之捣乱活动……”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再次落空，一股无名火直窜上脑门，不由得大发雷霆。“一群废物！”

骂得身边的人半天没敢吱声。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