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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4-24 00: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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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勒内·格鲁塞,赵晓鹏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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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简史

中国简史试读:

中国简史

作者:勒内·格鲁塞;赵晓鹏排版:燕子出版社:九州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09-01ISBN:9787510846151本书由北京博采雅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中国简史《虢国夫人游春图》展现了皇室出游时,众美云集的盛大而奢华的场面,这一点在杜甫的诗中也有展现:“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丽人行》)

宋徽宗这位理想主义的艺术家皇帝,原本可以过着这样一种幸福的生活:收藏收藏艺术品,画画鹌鹑和开花的李子树,研究一下

宗教仪式和神仙……但是他做了皇帝,同时还参与了国际政治,最终不仅导致了他自己的毁灭,也导致整个王朝的崩溃。窝阔台加冕礼

成吉思汗去世后,他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继承了汗位(公元1229—1241 年在位)。窝阔台是个地道的蒙古人,他生性乐观、单纯率直、野蛮残忍而又直爽宽厚,对部下们尤其慷慨,但他也并不缺乏智慧,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精明。

译者序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年持续不断的历史世所罕有,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古今中外无数学者竞相研究,法国历史学家勒内• 格鲁塞就是其中之一。

格鲁塞出生于1885 年的法国格勒诺布尔,毕业于蒙彼利埃大学历史系,一战期间曾在法国军中服役,1925 年起相继担任巴黎吉美博物馆的助理管理委员、副馆长、馆长。吉美博物馆原本主要展示的是埃及、古罗马、希腊、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宗教文化,并建有以收藏远东和东亚艺术考古书籍为主的图书馆。后随着欧洲人对亚洲尤其是中国、印度探险考察的发展,该馆收集了许多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文物珍品,包括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敦煌绘画作品、高棉藏品等。有趣的是格鲁塞一生中几乎从未踏入过亚洲领土,然而他却是公认的西方学者中研究亚洲历史的权威,对亚洲的研究极深,代表性的学术著作有《亚洲史》《蒙古帝国》《草原帝国》《中国史》等。作为埋首书斋的学者,吉美博物馆那些珍贵的文物藏品和书籍为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本书虽然是学术著作,但行文风格轻松,语言通俗易懂,其中不乏生动的细节描写。比如,描写唐太宗对突厥人的威慑时,先描写了高祖李渊对突厥人的畏惧,这更反衬出太宗李世民的勇敢无畏,也让他单枪匹马勇闯突厥阵前叫战、怒斥突厥人背信弃义更具震撼性,突厥人的撤退也就顺理成章了。第二次虚张声势,将士倾巢而出给突厥人造成军事实力强大的假象,再加上他从容的魄力终于彻底征服了突厥人,迫使颉利可汗结盟。这一系列生动的细节描写,使李世民那令突厥人惧怕的天可汗形象呼之欲出。

全书的内容虽然涉及自先秦至清朝灭亡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但却不是常见的通史,而是有着自己的侧重点。全书按照时间顺序,以朝代的更迭、军事进程为主线,穿插艺术、哲学、经济等取得的成就,又根据每个朝代的特点着重讲述了其中成就最大的部分,比如周朝的青铜艺术成就,大唐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成就,大宋帝国的文化、哲学、艺术、经济成就,蒙古和大清帝国的军事成就等。可以看出,作者对文化艺术成就最为看重,尤为推崇大宋帝国在文化艺术上的造诣,不惜以大量篇幅介绍,更不吝赞美之词,称宋朝的文化艺术水平达到了中国文化艺术发展的巅峰,其后无出其右。

格鲁塞学识渊博,在讲述中国某个历史事件或伟大历史人物时,又会穿插他国同类历史事件或伟人,进行横向比较。比如,顺治皇帝与路易十四,这两个人经历相似,幼年丧父,太后辅政,两位太后为了儿子统治地位的稳固而与最有实力的大臣结盟(孝庄太后与多尔衮,安妮王后与马萨林),两位皇帝年少有抱负,最终实现了亲政。而康熙皇帝也与同一时期的路易十四有相似之处,两位皇帝都具有雄才伟略,文治武功颇有成就,在位时间都非常长,都将国家推向了强大的霸主地位。而关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比如西方美术风格对中国本土艺术风格的影响,佛教艺术的风格变化等,更不在话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西方学者对华夏文明有的不仅仅是欣赏与慨叹,更试图寻找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关联与传承。比如,讲到商周时期令人惊叹的青铜器艺术时,他提到中国的青铜冶炼技术可能是从西伯利亚传入的。

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格鲁塞笔下的描述对草原民族的着墨非常多。换句话说,他的研究方向偏西北,轻东南,尤其是讲到军事战功时,这一方面与中原民族不喜征战,偏好定居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也与西方的收藏品多来自于西北,以及西方人了解中国的途径和学者的研究偏重于此有关。

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看一看西方人眼里的中国,慨叹西方人在对我们历史研究之透彻的同时,或许也有助于我们换一种角度来审视这段历史,并重新认识和了解华夏民族的祖先们所创造的璀璨文明。第一章华夏文明的兴起

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一样,整个亚洲文明可以说都是大冲积平原的产物。在这些冲积平原上,有着天然肥沃的土壤,人们的农业耕种才能因而得以被激发。于是,在西亚出现了巴比伦,在东亚的中国形成了“中原地区”。

幅员辽阔的中原地区,北起北京,南至淮河,西自洛阳的通衢大道,东抵山东的崇山峻岭,面积超过32万平方公里,比英格兰和爱尔兰加起来还要大。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馈赠”。那么,中原地区应该算是黄河水系的馈赠。“从地质学的角度来说,在挽近时期①里,中原地区曾经是一片海湾,山西境内的绝壁悬崖曾被大海的波涛冲刷着,而今天的山东半岛,在当时还是一座岛屿。”从远古时期起,在更远的西部黄土高原上,黄河裹挟着滚滚泥沙顺势而下,这些泥沙在中原地区堆积,逐渐形成了一片广大的沃土。大海因此被阻挡,海岸线不断向东延伸,这个过程直到今天仍在继续着。日积月累,年复一年,泥沙堆积抬高了黄河的河床,为了防止黄河泛滥,两岸的居民不得不一再筑高堤坝——结果导致黄河下游的堤坝已经远远高出地面,矗立于平原之上,这种不合常理的景象,充满了危险。

①挽近时期:一般指第四纪以来(有时指新近纪以来)地壳运动的时期。

中原地区往西的黄土高原,是哺育了华夏民族的黄河的发源地。这片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区,覆盖着一望无际的黄土。这些黄土与阿尔萨斯①黄土类似,主要成分是大风带来的细腻粘土、沙粒和石灰岩的尘粉等。在数千年的岁月里,经过风吹日晒雨淋,它们被切割成层层叠叠的梯田,总面积超过26 万平方公里。那时候,黄土高原地区并不缺雨,土地与中原地区一样肥沃,并且盛产黍稷和小麦。除此之外,从北京到开封,再从开封到南京,西北梯田的黄土与中原的冲积泥层在这里悄无声息地融合,形成了一片最为广阔而肥沃的地区。于是,在这片沃土上,黍稷②的耕种与水稻种植共存。黍稷适合在黄土梯田种植,而水稻则适合于在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③种植。

随着中原地区农业的发展,或者更确切地说,随着黍稷耕作以及后来的水稻种植,华夏文明逐渐兴起。在史前不为人知的数万年时间里,先民们焚烧并清理了西北黄土高原上的灌木丛林,又排干了中原地区东北部的沼泽湿地,进而开垦出一片片的耕地。《诗经》中的多个作品再现并颂扬了远古时代的这项劳作:“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为?我蓺黍稷。”④在那些因为指导这种集体劳动而受到颂扬的神性英雄中,有一位是神农,他教会人们刀耕火种、使用锄头;另一位是后稷,他因善于耕种黍稷而被尊称为“黍稷之王”;而传说中夏朝的创立者大禹,则是治理黄河水患的功臣,他通过挖沟排水的工作,“让江河退回大海”,不仅增加了沟渠与河道的数量,更从水中获得了很多土地。

①阿尔萨斯:位于法国东北部,土壤肥沃,地势以山地丘陵为主,是著名的葡萄酒产区。

②黍:古代重要的粮食作物,子实淡黄色,去皮后叫黄米,煮熟后有黏性。稷:古代又叫粟,俗称小米。现在中国整个华北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是小米、小麦和高粱。

③外国人常把它称为扬子江,但其实只有流经镇江附近才是扬子江,整个河流的通用名称是长江。

④“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出自《诗经• 周颂• 载芟》,意思是:又除草来又砍树,许多农民在低洼地、高坡田里松土、耕种。“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为?我蓺黍稷。”出自《诗经• 小雅•楚茨》,意思是:田野里生长着簇簇蒺藜,去清除这些带刺的荆棘。为什么自古就这样做?因为要种植黄米小米。

因为农业耕种而过着定居生活的中国先人们,与那些一直过着游牧打猎生活的部落完全不同。这些游牧部落,要么聚居在陕西、山西北部的大草原上,要么生活在淮河、长江流域的沼泽森林里。尽管生活方式不同,但并不能就此认为生活在华夏大地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就不是同一种族。有的学者认为这些游牧部落来自中亚,是中国原住民的移民,这种说法目前看来似乎也缺乏足够的使人相信的理由。在远古时期,这些“野蛮”部落的周围都是农耕人群,久而久之,他们终究会接受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从古风时代①末期开始,他们逐渐放弃了传统的游牧生活,开始从事农业生产( 对生活在长江下游的游牧部落来说,这种转变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东京湾②附近的越南也有类似的情形,如果说安南人(今越南人)与他们的芒族③同胞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们生活在海滨地区,过着种植水稻的农耕生活,而生活在内陆森林中的芒族人则没有尝试去学习任何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事情。

对于生活在同样地方的中国农民来说,古代和现代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太大不同。在中原地区,他们住在用泥土建造的房子里(砖瓦是发展到后来才出现并使用的)。这些泥土建造的房子无法抵抗风雨侵蚀,很容易毁坏。而在黄土高原上,他们则在峭壁上挖个窑洞居住。田地比房子还高,窑洞的通风口有时候也很古怪,居然通到耕地的中间。

中国人养蚕的历史也非常悠久。据《禹贡》( 约公元前7 世纪)中提到的经济地图④——如果确实可信的话,那么山东及周边地区就很有可能一直是适合种桑养蚕的地方。在中国古代传说中,“三皇”中排名第二的黄帝曾亲自教中国人养蚕纺织,用纺织品做成的衣物取代他们过去用麻或野兽毛皮所制成的“粗”衣。

①古风时代:公元前8—公元6 世纪,公元前8 世纪是希腊地区在荷马时代结束之后古希腊地区普遍出现城邦制国家的时期。

②东京湾:北部湾旧称,位于我国南海的西北部,是一个半封闭的海湾。东临我国的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北临广西壮族自治区,西临越南,与琼州海峡和南中国海相连。

③芒族:越南官方划分的54 个民族之一,也是越南第三大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越南西北部,和平省以及清化省的山区。

④《禹贡》:《尚书》中的一篇,作者说法不一。这里所说的地图即“禹贡九州图”。

古代中国农民一直习惯于在灌木丛和沼泽地里开垦土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可以在他们开垦的土地上采用精耕细作的方式,这种农耕方式直到今天依然有效。有人说:“中国人的农业耕作只不过是更大规模的园艺而已。”我认为还可以补上一句:无论是黄土高原,还是中原沃土,在中国的农耕发源地,都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林地。中国古人似乎不喜欢森林,不管是在哪里发现森林的,在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之后,他们便会开山伐树,这并不是因为他们需要大量的燃料。而且,开完山之后,他们似乎也并没有想到怎么去进一步利用那些山丘,反而任由它们光秃秃地躺在那里。由于有西北梯田和中原地区辽阔平原的养育,他们根本不愿意在高原上定居。平原上的黄土就这样养育和塑造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然而,古代中国农民的生活却是无比辛苦劳累的。虽然他们有着不屈不挠、顽强的精神,虽然有黄土髙原和中原沃土,但他们始终得听任自然环境的摆布。由于大量伐木毁林造成土地蓄水能力降低,在干旱时节,黄土地可能遭遇饥荒,而中原地区则有黄河泛滥的危险。

古代中国农民因为无法驾驭自然,认为河水泛滥是因为“河伯”在发怒。他们对“河伯”怀有一种带迷信色彩的畏惧,这种畏惧源于对这位无法驾驭的邻居所感受到的恐惧。为了让河伯息怒,他们总是定期向他献上童男童女作为祭品。

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受节令的影响非常大,这一点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农业生产都更加明显。这里的乡村生活被清楚地分割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从春至秋在地里劳作,冬天待在室内过冬。春分时节,土地肥沃,万物复苏,冬天里一直躺在地里的“禁牌”被竖了起来,天子亲自举行藉田①仪式,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仪式,意在给土地“驱邪”。

①藉田:古代天子、诸侯征用民力耕种的田。每逢春耕前,天子、诸侯躬耕藉田,以示对农业的重视。

春分不仅有土地丰饶的寓意,也预示着种族的繁盛。在“燕燕于归”①之日,人们开始举行婚礼,这在冬天是被禁止的。在乡村,当春雷乍响的时候,小伙子和少女们便聚集到一起,唱着情歌,在田野里约会。

溱与洧, 方涣涣兮。

士与女,方秉蕳兮。

女曰观乎?

士曰既且。

且往观乎?

洧之外,洵且乐。

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②

秋分时节,在举行收获庆典之后,闭门不出的冬天便开始了。在这段农闲时节,女人们把她们的时间都用在了纺织上。由此可见,古代中国农民的生活方式与季节的变换规律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

早期的农民生活被严格地划分为两个时期,一是闭门不出的冬季,这是纺织者的季节,此时女性的工作占主导;另一个是农耕生产时期,主要由男人完成。中国人最初的宇宙观,尤其是把事物分为两个一般类别的原始“分类法”,很可能就来源于此。这种分类法直至现代仍然支配着中国的哲学体系。

按照类似的分类方法,万物被分为两种法则或形态:阴和阳。其中,阴对应阴影、寒冷、收缩、潮湿和女性,阳对应热、膨胀和男性。这两种法则,就像它们所效仿的季节一样,是互相对立的,同时又互相交替、互相转换。它们之间互相依存,或者主宰它们的交替与转换的秩序,就是宇宙的秩序,也是社会的秩序。用中国人的说法来讲,就是“道”,这是构成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中心概念。

①燕燕于归:出自《诗经·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指女子出嫁。

②出自《诗经• 郑风• 溱洧》,讲的是青年男女之间的约会,大概意思是姑娘想去看热闹,小伙子说已经去过了,姑娘说再去一次又何妨。一起走到洧水河,地大人多,恋人们很快乐,到处都是青年男女,大家说说笑笑,互相赠送芍药。

诞生于中国本土的宗教信仰,主张农业生产、生活应该遵循自然规律,类似于后人所说的“天人合一”①。天上的秩序是由上帝②控制的,人间的秩序则由天子来维持。“天子”是天的儿子,中国的皇帝自称为“天子”,意思是“受命于天”,是上天派来管理人间事务的。天子的职责之一是制定历法,主持重大的祭祀仪式,祈求上天保佑。其中,主持迎春祭祀是天子一年中进行的第一项祭祀活动。以一头黄牛作为祭祀品,祈求丰年。接下来天子要亲自下田耕地,③象征着一年的农业生产活动正式开始。到了仲夏时节,天子要为祈雨而举行另一场祭祀活动。如果祭祀没有成功应验,说明巫师的法术不灵,天子会下令将他们全部烧死。立冬时,天子要带领群臣祭天迎冬,祭祀品是一头黑牛,仪式结束后带着祭祀品返回。接下来要祭祀祖先,最后举行丰收庆典,一年的祭祀活动便完全结束了。丰收庆典是一年中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祭祀活动,祭祀当天,普天同庆,人们饮酒狂欢。在每个季节的不同祭祀活动中,天子所穿的礼服是有讲究的,要因时应节:冬天穿黑色,春天穿绿色,夏天穿红色,秋天穿白色。④在天子行使他祭祀的职责时,他并不是一个人独自进行的,而是有一个由巫师和史官组成的团队在协助他。

除了这种随季节循环进行的祭天活动外,还有另外一种祭祀活动同时存在着,那就是祭祀祖先。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种祭祀是很常见的活动,祭祀者不分身份贵贱,地位高低。但是,在远古时期,这种祭祀也是只有贵族阶层才有的一种特权——因为只有贵族才拥有“祖先”灵魂依附的可能。贵族们认为自己有两个灵魂:一个存在于肉体,一个存在于精神。肉体上的灵魂在人死后会变成鬼,在尸体周围盘桓;精神上的灵魂则会在人死后成仙,得到永生,成为子孙们的“祖先”,但是“他们”必须得到子孙们供奉的祭品才能生存。

①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思想中的重要观点,主张道法自然,人与自然要合一,和平共处,不要讲征服与被征服。

②上帝,原本是儒教的最高神,天之最尊者;后来多用于称呼基督教的主神。—作者注

③即藉田礼。立春当天,天子先用酒湿润准备亲耕的田块,行祭祀大礼后,便象征性地犁一下田。

④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五行之说,即金、木、水、火、土,四季也有五行属性,木旺于春,色青;火旺于夏,色红;金旺于秋,色白;水旺于冬,色黑。所以天子祭祀所穿的服色是与四季的五行属性相对应的。

这种“祖先崇拜”从本质上讲,是受到四季祭祀以及其他日常祭祀的影响而产生的。通过供奉,被相应的牌位所代表的“祖先”能够参与到现实的家庭生活中来。“祖先”崇拜与领主宗教有关,起源于“地神”崇拜,远古时期,“地神”可能是一棵树或一块粗糙的石头。传说,“地神”是凶狠而残暴的,正如马伯乐①说:“他喜欢血祭,祭祀的时候要用牺牲②的鲜血涂抹他的石碑。这个牺牲者可能是一头牛,不过若用人牲做祭品,他也不会不高兴。”

在野蛮时代③,中国的先民们生活在中原地区和黄土高原交汇处。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忙着伐木开荒的同时,贵族阶层逐渐诞生,君主政体也随之形成。战争领袖的出现与存在,证明他们被迫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以防周围那些半游牧部落随时可能到来的侵犯。

依靠土地和农民积累起来的财富,贵族阶层很快诞生了,并处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尽管我们没有任何相关资料可以了解中国古代第一个王朝——夏朝的政治制度和历史,但关于生活在这段遥远的历史时期的人们所使用的器具,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关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商朝(公元前1558 年—前1050 年?),考古学家们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意外发现。

出土年代最久远的一件粗糙的陶器,经过考古学家们的鉴定,是出自夏朝的。这件陶器装饰有被称为“篦纹”④的图案。

①马伯乐:(1883 年—1945 年)法国著名汉学家,代表作有《古代中国》《道教与中国宗教》。

②牺牲:古代指祭祀用的纯色整头牲畜,色纯为“牺”,体全为“牲”。

③野蛮时代:人类学、宗教学概念,首次出现在美国社会学家、民族学家L.H.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中。根据“生存技术”进步观点,L.H. 摩尔根将人类社会早期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三个阶段。野蛮时代是人类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人们能够磨制比较精细的石器,有了制陶术,学会了金属的炼制,并开始游牧生活和大规模的田间耕作。此时私有制度进一步发展,并且向阶级社会过渡。

④篦纹:用一种尖齿的篦状工具,刻划出的线条,是细凹的一组平行线,常用作陶瓷器的装饰纹样。

这种“篦纹”装饰风格在俄罗斯很常见,尤其在公元前2000 年至公元前1500 年间的西伯利亚地区最为著名。这或许说明,中国和俄罗斯在当时已经存在某些联系。①

接着,在河南省的仰韶和秦王寨两个村子发现了彩陶②——一些带彩绘的砖红色陶器,上面的装饰图案笔法灵动,充满生气,斑点、条纹、三角、交叉线的形状和带有睫毛的眼睛等图案让人叹为观止。这些陶器被称为仰韶文化陶器,大约出现在公元前1700 年,也即夏朝的中晚期。

在甘肃省的半山遗址群(1921 年起开始挖掘)陆续挖掘出的一批陶器,被命名为半山类型彩陶,经鉴定出自公元前1500 年至公元前1400 年前,也有人认为出自公元前1400 年至前1300 年间,也就是商朝的早期。这些陶器堪称艺术品,上面绘有红黑两色螺旋纹的绚丽装饰,可与爱琴美术③媲美。它们不仅在风格上接近,而且类似的主题也曾在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的史前陶器绘画上发现。这不禁让人产生联想:它们可能是通过俄罗斯草原一线从爱琴海地区传到中国西北的。不过,这种外来的装饰图案并没有在中国扎下根来。除了这些具有爱琴美术风格的螺旋纹装饰外,在半山遗址出土的陶器上还有很多更加简单的棋盘图案装饰,这种风格很明显是模仿编织物的。④从甘肃马厂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上,我们发现,约公元前14世纪时,螺旋纹装饰图案逐渐被抛弃了,隔行编织物图案开始运用在陶器绘画上。这种中国本土的装饰风格开始成为主流,并且逐渐应用于最早的青铜器装饰。

①最近,在河南北部安阳的后岗村发现的一些雕刻和绘制陶器,特别值得注意。这些文物上都装饰有篦纹和简单的方格图案。此外,在侯家庄附近发现的陶器,上面装饰有须根和编织物的印痕。这两批陶器产生的年代,经鉴定都是夏朝初年。(参见吴金鼎《中国史前的陶器》,1938 年版)——作者注

②彩陶:又叫陶瓷绘画,用天然的矿物质颜料在打磨光滑的橙红色陶坯上进行描绘,用赭石和氧化锰作呈色元素,然后入窑烧制。成品陶器的胎体为橙红色,上面有赭红、黑、白等多种颜色的美丽图案,并且纹样与器物造型高度融合。彩陶最早于1921 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

③爱琴美术是公元前28—前12 世纪地中海东部爱琴海区域的美术,它的主要中心在爱琴海南部的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的迈锡尼一带 ,这一带也是爱琴文明的核心。克里特岛上的陶瓷艺术在公元前3000 年中期在技术、样式和装饰上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不输当时世界上任何陶器作品。

④事实上,在某些马厂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可以看到圆形波纹,与半山类型彩陶的装饰有些类似,也只有在这些文物中,它们才没有如此大量地被用来充当棋盘格图案的圆环饰边。(参见吴金鼎《中国史前的陶器》中的插图,1938 年版)—作者注

考古学家门京①的资料中记载了青铜器在中国出现的情况,同时还记载了,大约在公元前1500 年,青铜器从中国传入西伯利亚。然而,在中国(尤其是今天河南省最北端的安阳)发现了几件早期的青铜箭头,却显示它们似乎起源于西伯利亚。此外,有几件商朝早期的青铜器看起来有模仿木制品的痕迹,这种模仿很拙朴,制作青铜器的工匠们如实复制了它的原型,甚至连上面的槽口和刀痕都如实表现了出来。突然接触到西伯利亚金属制作技术的古代中国人,似乎一下子就把他们陶制和木制的器物变成了青铜器。

1934 年至1935 年间,安阳的考古发现把各种谜一样的难题一下子抛给了众人。这个在公元前12 世纪处于鼎盛时期的商朝古都,就这样突然把其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呈现在我们面前,尽管迄今为止我们仍然无从得知这一文明的起源。在一处发掘现场,有一个占地约6 公顷的建筑基地,这幢规模宏大的建筑被认定是一座皇宫。陵墓里有用人牲②和牺牲殉葬的痕迹。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人牲曾经长期被当做主要的祭祀用品。比如,在朝廷举行的新年祭典上,就曾用四个人牲分别对应四个主要的城门。此外,在安阳陵墓③中还发现了一些用于占卜的龟甲和兽骨,上面刻有最早的、且一直流传至今的古汉字。④这些汉字看起来既像书写符号,又像图画符号。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巴比伦人的楔形文字,以及古汉字,全都由图形发展而来。安阳发现的这些古汉字却已经形成体系了,这使我们不由得思考,从真正的图形记事发展到初步精细化的汉字经历了一个怎样漫长的过程,而其原型又是什么,这都是我们至今仍不得而知的。

①门京:奥斯瓦尔德• 门京,19 世纪德国考古学家。

②人牲: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制社会期间,用来做祭品而被杀戮的活人。一般是俘虏、被征服部落贡献的青年男女及儿童或奴隶。

③即殷墟,商朝晚期都城遗址,位于河南安阳市西北殷都区小屯村周围,由殷墟王陵遗址、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洹北商城遗址等构成,出土了大量甲骨文和青铜器。

④即甲骨文,又叫殷墟文字,目前掌握的甲骨文大部分是商朝后期(公元前14 世纪—前11 世纪)王室用于占卜吉凶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内容一般是占卜所问之事或结果。

⑤甲骨文是由象形文字发展而来,虽然摆脱了象形文字的具体形体,但是仍然保留了大部分象征意义,所以看起来像书写符号,又像图画。

在安阳的考古发现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青铜器。考古学家们对此同样惊叹不已,他们不得不承认,在人类如此遥远的时期,各类青铜器的形状、作用和装饰的风格就已经完美形成了①。如果我们不知道安阳是商朝中后期才确立的一个都城,那么我们恐怕会认为这是个突然出现的奇迹,就像那位一身戎装的雅典娜突然从宙斯的脑袋里蹦出来一样②。商朝较早的几座都城遗址从未发掘过,这些都城建造的年代与中国最早的那些拙朴的青铜器制作的时代一致。如果认可青铜制作技术是在公元前17 世纪末左右由西伯利亚传入中国的,那么我们在了解中国的青铜器制作产生之前,还有一段大约300 年的未知时期需要研究。

近年在安阳发现的商朝青铜器,就这样突兀地向我们展现了一种处于巅峰时期的艺术状态,完全没有出现按常理必不可少的、蹒跚学步的初级阶段。而在后来的几个时期,青铜器礼器的制作水平不仅从未达到过同样的高度,也从未达到过可与之匹敌的数量。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被称作鼎③和簋④的食器⑤,而那些外形更为朴素的青铜器极具典型性,

①从一开始,各类青铜器的风格就很固定,几乎从没变过。这是因为它们常被用来作祭祀的礼器。——作者注

②据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所作《神谱》记载,众神之母盖亚预言,宙斯与智慧女神墨提斯的儿女会推翻宙斯的统治,于是宙斯杀死墨提斯吞进了腹中。后来宙斯不堪头痛折磨,让赫淮斯托斯劈开了他的头,女神雅典娜就从宙斯的头颅里走了出来。

③鼎:古代用来烹煮食物的器物,也用作礼器,大多是圆腹、两耳、三足,也有四足的方鼎,鼎在古代被看做立国重器,是政权的象征。鼎是我国青铜艺术成熟期最具审美价值的青铜艺术品。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鼎纹饰美观庄重,工艺精巧,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代表了商朝的青铜铸造技术发展水平。

④簋:读guǐ,古代盛食物的器具,一般为圆口,双耳,是中国青铜器具的代表之一。

⑤这里译者对一些青铜器的名称和作用,又做了一番考证。

比如被称作鬲①的三脚罐和被称作爵②的三脚杯。事实上,外在形态的简约丝毫无损于它们的典雅,正如那种叫做“觚”的钟形酒器所展示出来的一样,它的纤细让人惊叹不已。青铜礼器上装饰的那些几何图形与神话主题的图案,也同样华丽。那些异兽,尤其是饕餮③,其气魄让人震撼,它们是由牛、羊、虎、熊等现实中的动物形态逐渐演化而来,最终成为了恐怖的异兽。在商朝的青铜器(还有玉器)上还有另一个神话形象——夔龙④,一种吼声如雷,外形像牛的龙。中国古代传说中的英雄们就是用夔龙的皮做成鼓,擂鼓时发出如雷的轰鸣,似乎在命令士兵们前进。乔治• 萨勒⑤说:“神话中的动物赋予了它所装饰的对象一种神秘而强大的力量。”

此外,在安阳还发现了一些大理石圆雕,被雕刻成了神兽的样子。不过,商朝之后,人们似乎停止了对这种立体雕刻的偏爱,直到很久之后的战国,中间它们也没再出现过。

除了青铜器之外,安阳也出土了一些作为礼器的玉器。玉象征着纯洁,中国古人相信它拥有一种内在的“美德”⑥。我们从中国古典文献中得知,王公贵族常用玉来做头饰,而系在君王腰带上的一块玉圭⑦,则是王权的显著象征之一。商朝的遗址中还出土了玉制的刀、斧、戈,其中一些是褐色或黑色的,模仿青铜的颜色。还有两种极具代表性的玉制礼器:璧和琮。璧是一种中心有空的扁圆形玉器,代表天;琮是一种外方内圆的立体玉器,代表地。这两种玉器,就像青铜器一样,可能也用在君主为祈求大地丰收所举行的祭天仪式中。

①鬲:读lì,古代煮饭用的器具,形状像鼎,足部中空,青铜鬲在夏、商、周时期也被用作祭祀时的礼器。

②爵:古代饮酒的青铜器具,三足,在商朝和西周时期也用作礼器。

③饕餮:传说中的一种贪吃的猛兽,常见于青铜器上,用作装饰。

④夔:出自《山海经• 大荒东经》,外形像牛,身体是深色的,没有犄角,一只脚。出入水里则一定会带来风雨,发出日月一样的光芒,吼声像打雷。黄帝抓住了夔,用它的皮做成军鼓,用雷兽的骨头作为鼓槌,击打这面鼓时,它发出的声响传遍方圆500 里,黄帝的军队士气大振。

⑤乔治• 萨勒: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

⑥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古人形容那些品行高尚的人时,常用玉来作比,比如“君子如玉”“温润如玉”等。

⑦玉圭:古代帝王、诸侯朝聘、祭祀、丧葬时所用的玉制礼器,上部尖锐下端平直,片状。真正的玉圭出现在商朝,有两种形式,一种上下平直,圭身有双钩弦纹,另一种上尖下平。

这种丰富的物质文明,证实了中国古代史书中所记载的关于商朝君主的历史。商朝最后一位君主——纣王,被称为“中国的尼禄”①。他是一个精美、奢华、腐败的朝廷的产物,是一个已经开始衰落的朝代的代表。他“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②然而,在这种荒淫奢侈的表象之下,华夏民族的扩张也并没有停住脚步,依然在继续着。

①尼禄:尼禄• 克劳狄乌斯• 德鲁苏斯• 日耳曼尼库斯,古罗马帝国朱里亚• 克劳狄王朝的最后一任皇帝,著名的暴君,被称为“嗜血的尼禄”,公元54 年—公元68 年在位。

②出自《史记• 殷本纪》,这一段描写了纣王的刚愎自用和荒淫无度,他不听劝谏,好酒贪色,宠爱妲己,加重赋税,搜集新奇的玩物,填满宫室,对鬼神不敬,建造酒池肉林,让男女赤身裸体,在其间追逐戏闹,饮酒寻欢,通宵达旦。第二章持续的开疆辟土历程

说出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不过相比任何其他伟大的人类社会历史,中国的历史确实是更适合与加拿大或美国的历史做对比。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洲,基本而实质性的利害关系都不是政治上的此消彼长、兴衰交替,而是一个勤劳民族对广阔的蛮荒之地的征服。在开疆辟土的过程中,他们只发现了一些半游牧民族。在这一过程中最艰苦的事情,更多的还在于对大自然的征服:清理荒原,砍伐原始森林,治理江河,拓垦耕地。不同之处在于:在将近4000 年的漫长岁月里,华夏大地的这场征服一直在持续;在整个北美大陆,加拿大籍法裔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只用了300 年时间就完成了农业化。华夏大地的这场征服,在大约公元前2000 年从黄土高原和中原地区开始,直至今天仍然没有全部完成。因为,在西南边陲的深山老林之中,倮倮族①和苗族的原住民仍然在抗拒着汉族农民的同化。

①倮倮族:越南少数民族之一,16 世纪后从中国云南迁过去,与中国彝族有亲缘关系。

毫无疑问,早在商朝中期(公元前14 世纪),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就抱成团,源源不断地越过中原边界,来到那些“蛮夷①之地”开垦新的耕地。他们到达这些“蛮夷”之地后,要么对当地人同化,要么用武力征服。这个过程与19 世纪汉人在蒙古草原扩大耕地或者20 世纪初对东北地区森林的侵蚀相比,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中原农耕民族最早的这次扩张,南起长江流域(这片地区当时几乎完全被森林所覆盖),北抵山西的黄土梯田,西北至陕西的渭河流域(一片同样通过开荒而来的黄土地)。在长江流域,中原地区的人接触到了那些跟自己同一种族却依然处于半开化状态的部落,这些部落的人们原本以打猎和捕鱼为生,中原人的耕种习惯影响了他们,他们也逐渐适应了农耕的生活方式。

与中原地区类似的情形,还出现在了西北。一个吃苦耐劳的先民部落在这里定居下来,他们被称作周人。周人奉“后稷”②为先祖和本族的农神,称本族受到这位农神的庇佑,进而自然担负起了清理耕种这片肥沃的冲积平原的职责。这片经过开垦的黄土地,覆盖着细腻的灰黄色黏土,土质与加拿大的土质相似,盛产玉米、稷和粟。西安城(古代称长安)就是在这里建立起来的。古代史书较为客观地记载,在这里定居的周人最初的首领们,最先开始在这里进行耕作,并建立起一套“屯垦”③制度,以抵抗周围经常侵扰他们的戎狄。生活在西部蛮荒之地的这些来自中原的移民们,与其他所有的地区拓荒者一样,过着简朴的生活。他们顽强地开荒耕作的行为,不仅扰乱了与梯田毗邻地区的半游牧部落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同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据古代史书记载,在当地半游牧民族的猛烈进攻下,周人不得不撤退离开这里,再一次迁移,从黄土高原下来,扶老携幼迁往渭河流域。

①蛮夷:春秋时期有华夏民族和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的区分。各诸侯国经济文化上较先进而自称华夏,其他较为落后的小国或部落被称为蛮、夷、戎、狄。古代多将蛮、夷、戎、狄统称为“蛮夷”。

②后稷:周人的先祖,《史记• 周本纪》记载,相传帝喾的妻子姜嫄因为踩了天帝的足迹而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开始想把他丢掉,所以后来取名叫弃。这个孩子长大后,帝尧任命他为农师,他有功劳,于是获得封地邰,后被称为后稷,又姓姬。

③屯垦:聚居开垦荒地,多指驻扎军队开垦荒地,目的是为了防守边境,防止敌人入侵。

周人既是边境的守护者,又是高原荒地的开拓者,他们的首领在严酷的生活中适应了战争的艰难困苦。公元前11 世纪中叶,商纣王残暴荒淫被老百姓痛恨,失去民心。周人首领中的一位,史称周武王,抓住了这个机会起兵造反,打败纣王的军队。纣王逃回王宫自杀,一出大戏就此落幕:“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①周武王则高奏凯歌,进入商朝的都城。“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武王……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大白之旗。”②

这次胜利,是边境居民以及西部高原地区的粗野拓荒者对骄奢淫逸的朝廷和中原地区富庶的农耕者的胜利。周人从此登上了王位,非凡的智慧帮助他们统治了地处高原的渭河流域近300 年时间。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足以让他们俯瞰中原,也难怪他们会将自己的力量源泉归功于此。相比前一个朝代,这一时期(公元前11 世纪以及公元前10 世纪,即周朝初期)的艺术作品显得更为粗糙,最具代表性的仍然是青铜器。最近,瑞典考古学家高本汉③对这一点做了明确无误的鉴定。这些青铜器极具线条感,上面的几何图案十分简朴,(器身)略显笨重④。如果这些迹象可以作为依据,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周朝最初的统治者们,似乎在有意地让物质文明回归,从商朝的那种奢华绮丽回归到质朴粗拙。

周人的统治终于一场灾难。公元前771 年,西部犬戎对周朝都城进行了突袭和劫掠。在溃败过程中,周人放弃了世代居住的地方,退守到那个时候中原地区的中心所在地——中原门户洛阳。这里虽然保证了他们的安全,但是也让他们很快丧失了斗志,丢掉了原本的尚武精神。实权逐渐被封建诸侯掌握,周王成为了有名无实的傀儡。

①出自《史记• 殷本纪》,意思是纣王逃跑了,登上鹿台,穿着他华贵的衣服,自焚。

②出自《史记• 周本纪》,意思是周武王手持白色大旗来指挥诸侯,诸侯都向周武王参拜,周武王于是向诸侯回礼……于是进入王宫,到了纣王自尽的地方。武王亲自向纣王射箭,射了三箭然后下车,用剑击打他,用镶有黄金的钺斩下了纣王的头,挂起白色的大旗。

③高本汉(1889 年—1978 年):瑞典汉学家,是首开中国历史声韵学研究的先驱。

④这一时期出现了多种形态的青铜器,比如钟和锜。——作者注第三章封建制度与礼教

对于西方研究中世纪的学者们来说,公元前8 世纪到公元前3 世纪的中国历史,为他们提供了关于封建制度比较研究的重要材料。在这一时期中,因中国王权逐渐衰微所牵涉到的制度,与公元10 世纪法国的制度颇有几分相似之处。首先,划分封建领地所持续的时间长度相似;其次,一定数量的有实力的大诸侯同样导致了领地的重组。

我们不想列举中国历史上所有的诸侯国,但需要指出的是,它们的形成大多与地理因素有关。今天中国一个省的面积,往往相当于几个欧洲国家的大小,并且像那些欧洲国家一样成为永久性单位(地理位置相对固定而一直存在)。在历史的变迁中,这些单位总是反复出现。

其中比较大的地区性单位,在中国古代的诸侯国中就已经明显存在了。比如,西北地区的渭河,从黄土高原而来,流经的地区包括今天的陕西省,而从那时候起,陕西省就一直存在并固定了。我们已经了解周人是如何离开西部地区最终登上王位的。周天子抛弃了这个西部边陲地区国君的角色,而这个角色被他分封的诸侯国——秦国的国君担当起来了,他在陕西建立了自己的诸侯国,这似乎注定了他要干出一番伟大的事业。在山西的黄土梯田上,另一个诸侯国(晋国)建立起来了,它高于中原之上的地理位置成为它称霸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让它的霸权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第三个强大的诸侯国位于东边的山东(齐国),这也是个独特的省份,从神圣的泰山一直延伸到中国的“布列塔尼”①——怪石嶙峋的山东半岛。在长江中游的湖北,一个在当时湖泊纵横且被原始森林覆盖的区域,当地的蛮族部落因仰慕中原文明,自发地学习了中原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后来,他们在这里建立了第四个大的诸侯国(楚国)。这里,我们只提到了最强大的诸侯国。如果想要一一列举出其他所有的诸侯国,包括从这些诸侯国的封地里再分封出去的更小的诸侯国,那么这个数字约有60 个。

我们无需对各个诸侯国之间的争霸战进行具体而详细的描述,因为它们就像11 世纪法国封建领主之间的争斗一样乏善可陈。不过,若是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看,你会发现有趣的东西还是很多。其中最让人感兴趣的是社会结构本身,以及社会生活,它们与欧洲封建社会有着不少的相似之处。

可以说,这是中国的骑士时代。这一时期的战争极讲究骑士风度,战车——一种杰出而高贵的武器已经在战场上出现。在古代史书的描述里,在汉代的浅浮雕上,我们已经熟悉了这些战车的外形。四匹马拉着战车,其中两匹马架着车辕②,另外两匹马则通过皮带从“两翼”拉动战车,马嚼子③上饰有小铃铛。这些马都是矮小、结实、强壮的战马,膘肥体壮,精神抖擞。战车由一个矮小而窄的木框所组成,车尾是敞开的,装在两个轮子上。像亚述人的战车一样,中国人的战车也可乘载三个人:中间是驾车的人,右边是长矛手,左边是弓箭手。三个人都穿着胸甲、臂甲和牛皮做的护膝。长矛上带有能钩住敌人的小钩子,弓的顶端镶嵌着象牙。三个战士都拿着一块彩绘的盾牌,他们战甲上的清漆在阳光下充满光泽。前锋、后卫和两翼举着猎猎飘扬的军旗,上面绘有代表四个方位的神兽,分别是代表南方的朱雀,代表北方的玄武,代表西方的白虎和代表东方的青龙。

①布列塔尼:布列塔尼半岛,历史上法国西北部的一个地区,曾被盎格鲁—萨克逊人占领,1532 年正式并入法国。

②车辕:车前驾牲畜的两根直木。古代车身上伸出的两根直木,用来架在牲口上以便拉车,或用作人拉车的把手。

③马嚼子:连着缰绳上套在马嘴巴上的金属部分,借以控制马匹的活动。

当一个诸侯国出动大军侵略邻国的时候,出于挑战和虚张声势,后者,也即邻国的国君往往会派出一支卫队护送粮草给入侵的敌军。有时候,这种挑战会采取更为血腥的方式。这些国君会派出勇士到敌军阵前,命他们当着敌人的面自刎。有时候,一辆战车会飞快地行驶到敌军城门下,车上战士大声叫骂,羞辱敌人。紧接着,就会有一场与亚述人的作战方式①一样的战车混战。“千乘战车互相冲锋,战旗对战旗,荣誉对荣誉。”就像荷马②所处的时代那样,当两军勇士彼此认出对方的时候,他们会高高地站在战车上向对方致以“傲慢的问候”。有时候,在战斗之前他们会一起喝酒,甚至交换武器。总之,敌对双方的战争,必须严格遵照礼法来进行。如果战败者能证明自己的勇敢,或者知道该如何以真正的骑士风度向胜利者致敬,那么他们会得到胜利者的赦免。就像后来的日本武士道精神,“名声是依靠豪迈大度的行为而赢得的”。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也具有同样的内容,那就是遵循武士荣誉的礼法准则。受到这种准则的约束,在拉弓前,勇士们把自己暴露在敌人的弓箭之下,一脸冷静沉稳。他们身边的侍卫们也奉行同样的准则,从容赴死,为的是给主人争光。在中国早期的编年史《左传》中,有许多关于这些英雄们的生动描述。比如“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擐甲执兵,固即死也”③,这些文字描述了秦王的第一御者,在被弓箭射伤的情况,仍然继续擂鼓勇猛作战的情形。

①公元前8世纪后期,亚述人的国家成为两河流域最强大的国家。亚述人尚武,他们建立了一支当时世界上兵种最齐全、装备最精良的常备军,分为战车兵、骑兵、重装步兵、轻装步兵、攻城兵、工兵等。作战时,对这些兵种作适当编组,发挥各自的威力。

②荷马(公元前873 年—公元前8 世纪):著名的古希腊诗人。

③出自《左传• 成公二年》,讲的是齐鲁两国交战,与秦王无关。这两句意思是“从一开始交战,箭就射穿了我的手和胳膊肘,我折断箭杆继续驾车,左边的车轮被血染得殷红,怎么敢说受了重伤”“身披铠甲,手拿武器,原本就抱着必死的决心”。

和平时期,贵族们也崇尚同样的精神。他们的腰带上挂着能发出“清脆悦耳声音”的玉佩,受邀到宫廷里进行箭术比赛。比赛在宛转悠扬连绵不断的音乐声中展开,期间他们互相彬彬有礼地问候致意,使得整场比赛就像一场芭蕾舞表演。

这种提倡效忠君主,公平对待敌人,尊重一切忠诚的精神,以及受礼教影响而表现出来的高贵谦恭的礼仪,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产生了极大影响。儒家的某些思想就源于此。第四章古圣先贤及其思想

与古希腊和古印度哲学一样,中国的古典哲学也展现了人类思想最初的面貌。

中国古人的哲学思考可能与古老的四季交替的自然规律有关。对季节规律的观察促成了远古时期中国人思想的形成。这种思想,把客观事物分成两个对立面。这两个对立面就是阴和阳,它们代表了黑暗和光明,阴冷与温暖,以此类推,还有天与地,收缩与膨胀,女性与男性。这两个对立面既相互对立,相互统一,又相互依赖,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相互转换,这种关系解释了宇宙万物和整个生命的规律。在对立统一的关系之上,还有第三种关系,也可以理解为它们的不可分离、相互依赖和无穷演进的关系。

这些对于自然万物的思考是先天具备的,一种最早的原始思维①。

①原始思维:前逻辑思维,“它的集体表象是受互渗律支配的,因而它们不关心矛盾律,它们是靠一些我们的理性难以接受的关联和前关联彼此结合起来的。”(《原始思维》,第452页,[ 法] 列维• 布留尔著,丁由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85 年。)

接下来,就是从卜卦说词里发展而来的更为复杂的思想①。在上古时期的中国社会里,占卜师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了便于自己操作,他们想象出了一个抽象世界。它高于并支配着我们这个可感知的世界,这种说法与柏拉图的“理念”论相似。不过,中国人的占卜,与几何抽象有关,涉及到对不同组合的认知,从而形成了一整套以“三爻”和“六爻”的形式排列的虚线和实线的体系。虚线与实线不同的排列方式,象征着阴与阳的不同组合,反映了宇宙的各种面貌,以及未来的各种可能。在此基础之上,中国特有的五行观念②被增加进来。这种特殊的观点成为后来东方哲学发展的起源。

在这种思想背景之下,圣人孔子出现了。据传,约公元前551 年,孔子出生在鲁国(今天的山东省)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他曾一度背井离乡,周游列国,向各诸侯国国君宣扬自己的主张,回国后创立了一个智慧的学派。人们把孔子和苏格拉底相提并论,因为他们的主张都具有道德色彩,并且都没有将自己的主张形成文字流传后世。尽管柏拉图③和色诺芬④有时存在分歧,但当我们在推想苏格拉底的形象时,他们留下的作品也不失为一份依据。但是,要想推想孔子的形象则更为困难。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所有的关于孔子的格言和对话,都只是来源于流传下来的一个修订本,而这个修订本也是在他去世大约500 年之后才完成的。不过,这个版本中仍然凸显出了一个极具人格魅力的人物,他敏锐的感受力以及机智从容的应答,使人心悦诚服,这绝不是那些惯于阿谀奉承的人所能编造出来的。

①上古时期,中国先民们常常使用两种占卜形式:第一种是用龟甲,把龟甲放在火上烤的时候,它会出现裂缝,通过解释这些裂缝得到占卜结果;第二种是搅乱蓍草秆,通过排列顺序得到占卜结果,这是我们将要讨论的六爻理论所采取的占卜方法。——作者注

②数字1= 水= 北= 黑,数字2= 火= 南= 红,数字3= 木= 东= 青,数字4= 金= 西= 白,数字5= 土= 中= 黄,北方的象征物是玄武,南方的象征物是朱雀,东方的象征物是青龙,西方的象征物是白虎。——作者注

③柏拉图(约公元前427 年—公元前347 年):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他的主要作品为对话录,大部分对话都有苏格拉底,代表作《理想国》。

④色诺芬(公元前427 年—公元前355 年):雅典军事家,文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著有《回忆苏格拉底》。

从已知的了解来看,孔子思想轨迹的发展似乎并非是寻求变革的一个过程。孔子与守旧派有着深厚的渊源,他的观点看上去是对古代传统的评注,更多地沿袭了守旧派的做法。从他自身的角度来看,你会再一次发现,他的思想并没有逾越传统礼教对天的敬畏,也就是对宇宙秩序的敬畏。在孔子的观点里,阴阳学说,以及更高的“道”的思想,才是治国的正道,也就是古圣之道。不过道家对于“道”的阴阳的概念有着完全不同的定义。与这一学派(儒家)所有的圣贤一样,孔子也提倡孝道,主张对亡灵虔诚,换句话说,也就是祖先崇拜。虽然他遵循传统,信守礼教,但从他的某些轶事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并不主张完全被礼教所束缚。他对动机的纯洁和心灵的诚实①给予了最高的评价。从本质上来看,他的学说是一种行为学说,核心观点是一种积极的道德观。“看来,正是作为良心的监督者,让他赢得了声望。”

儒家学说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一个“仁”字,这个概念一方面是说对他人要有仁慈宽厚之心,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自身也必须具有人性中高贵的品德。简单来说,这既是一种对自己高尚品德的肯定,也是一种对拥有宽厚、忠诚、仁爱等理想美德之人的尊敬。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仁表现为克己复礼②,这是一种对礼教的尊重,是一种合乎礼教的优雅,而这种优雅,正如我们说过的是内在美德的外显。这种优雅,体现了某种谦恭。在骑士理想的支配下,正是这种谦恭在欧洲的贵族阶层中激发出了封建时期的礼节。

儒家学说与苏格拉底的主张一样,重点也首先放在了教人认识自己,进而不断完善自我上。无论从哪方面来讲,孔子都不可能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子不语怪力乱神”③。

①不过,孔子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礼教的支持者。他认为“礼”是体现并激发美德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作者注

②克己复礼:儒家指克制、约束自己,使每件事都归于“礼”(西周之礼),这是达到仁的境界的修养方法。

③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不谈论怪异、暴力、叛乱、鬼神。

但正如苏格拉底正式放弃了伊奥尼亚哲学家对宇宙起源的研究一样①,孔子同时又拒绝探索生命的奥秘,这一点可从他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②“未知生,焉知死”③等言论看出来。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个人道德与公民道德、社会道德的一致性。他的目标是要建立“仁政”。与中国所有的哲学思想核心一样,这种仁政的基础往往根植于君主自身的美德和天道秩序的和谐。“君主的道德力量,以及他从天命中得到的超自然的影响力,决定了他的百姓是为善还是为恶。”人们信奉这些观点,因此尊孔子为圣人和文人学士中的泰斗。

如果必须把儒家经典学说浓缩为一句话,那应该是:它是与天道相关联(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顺应天道)的一种人道。

孔子学说的继承人中,最具独创性的一位是墨子,他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末至公元前4 世纪初。这位杰出的思想家大胆跳脱常规思维,超乎寻常地靠近了有神论。墨子用一个人格化的神——“上帝”,取代了孔子的非人格化的“天”。这位“上帝”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本质上是道德的化身。比如“汤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即此言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惮以身为牺牲,以词说于上帝鬼神。即此汤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汤取法焉。”④

①伊奥尼亚是古希腊时代对今天土耳其安那托利亚西南海岸地区的称呼,即爱琴海东岸的希腊爱奥里亚人定居地。绘制世界地图的想法最早起源于哲学,爱奥尼亚人绘制的地图被称为“爱奥尼亚地图”,这些地图在阿那克西曼德(第一个“敢于在一张图上画出人类居住的地球的形状的人”)的地图基础上,不断改进创新,使有人居住世界的地理图像更臻完善和准确。

②出自《论语• 为政》,意思是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明智的。

③出自《论语• 先进》,意思是活人的事情还没弄清楚,又怎么会清楚死人的事情。

④出自《墨子• 兼爱下》,意思是汤说:“后生小辈履,冒昧用黑色的公牛,祭告于皇天后土:‘现在天下大旱,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缘故得罪了天地。不敢隐瞒善行,也不敢宽恕罪恶,这一切都被上帝明察于心。所有的罪过,由我一人承担;我自己有罪,不要祸及天下人。”这话说明商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尚且不惜以身作为牺牲祭品,用言辞向上帝鬼神祷告。这就是商汤的兼爱,墨子虽然提倡兼爱,但其实是从汤那里学来的思想。

依托于这种有神论,墨子提出了非常高的道德标准。孔子的利他主义在墨子这里发展成了兼爱,达到了自我牺牲的高度:“杀一人以存天下,非杀一人以利天下也。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①对于诸侯之间的战争,墨子同样表达了强烈的谴责。“夫知者,必尊天事鬼,爱人节用,合焉为知矣”②,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墨子思想的概括。

道家学派的思想则与儒家截然不同。我们前面提到过,它们的起源与上古时期的占卜师对于阴、阳、道的思考有关。它们还与自我催眠的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正是上古时期的巫婆神汉们的专长。他们狂热的舞蹈会使人进入精神恍惚状态,并将人们的注意力全部吸引过来,以至于产生“神似乎就在现场”之感。从这些原始巫术的活动到“道教之父”深奥思想的形成,其间必然经历了一个无比漫长的过程。可能也正缘于此,才导致正统思想家们往往对道家可疑的先祖视而不见。据说,道教是由圣人“老子”创立的,但我们并无从得知关于老子的确切记载,只是听说他逝世于公元前5 世纪末。对于道家的第二位圣人列子,我们同样也没有更多的了解。关于道家,有确切史料记载的是其第三位圣人庄子,他生活于公元前4 世纪下半叶,逝世于公元前286 年。

从古代巫术活动中,道教③继承了某些控制呼吸的奇特方法,或者也可以更明确地称之为“呼吸体操法”(吐纳),按照这种方法修炼可以让新人得到迷狂和飘飘然(也就是道家常说的物我两忘)的体验。这种方法在古代中国很常见,印度的瑜伽修行者也用这些方法。这些方法,以充满神秘感的形式体现,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暗示,就像印度的瑜伽修行,目的是为了“让灵魂澄净,只留下它最纯的本真”。道家信徒们因为这种修炼而进入一种持久的冥想状态,达到“一种不可思议的优美境界,也是一种真正的自然境界”。

①出自《墨子• 大取》,意思是杀死别人来保全天下人,并不是真的对天下人有利;杀死自己来保全天下人,这才算得上是真的为天下人做出了贡献。

②出自《墨子• 公孟》,意思是遵循天道,敬鬼神,对别人仁爱,节约用度,集结齐了这些品质才能算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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