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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念群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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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影子有多长试读：

上辑

阶级、流品与品度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史家总是习惯戴上阶级分析的眼镜把各色人群标签分类，谁一旦被扣上“剥削阶级”这顶帽子，就像惹上瘟疫，人人唯恐避之不及。实际上，“阶级”一词纯属西方舶来品，谈“阶级”首先得知道什么是“贵族”，才能按身份划分出个三六九等来。用这个标准看中国史，秦朝以前还讲“封建”，什么是“封建”？简单说，就是君王根据血缘的尊卑亲疏切割出一块块辖地，皇亲国戚在各自的封地里作威作福，说一不二。秦以后是流氓当道，连皇帝都丢了高贵的血统，一般人的血脉就更没什么正宗可言。艺术标准更是坏了章法，失了定力，在高低之间来回乱串，失去了贵族生活本来该有的味道。所以有人说了句极端话，认为秦以后根本没艺术可谈。

若换个标准，汉代以后还算是留着点贵族的尾巴，如魏晋时期仍讲“门阀”，做官选人都要看门第出身。血统品级虽早已不那么纯粹，没有了先秦那般严格的宗子继承关系，宗法谱系也丢散得几乎没影了，可场面上的事还得靠世家大族支撑门面。魏晋时期南北地理空间尽管裂成两截，二百年间相互对峙下来，双方人才的分布还是逃不出几个大姓的掌控，他们不但互相联姻，而且家教谨严，甚至在家里没事就操练朝章国典，门族个个正襟危坐，家中日日钟鼓礼乐，确是以后稀有的景致。所以从魏晋一朝历数下来，还是累积了一些对品味的甄别标准。

近世某些史家嗅到了这股残留的贵族气，钱穆先生就曾说过，西方有阶级无流品，中国有流品无阶级。“流品”往往表现得散漫无形，若隐若现，却是区分“雅”“俗”的标准，在日常生活中被活泼泼地用着，其中散发出的味道很难用西语刻画。如官和吏就分两途，给官员做跟班的吏胥被人瞧不起，教书人和衙门里办公文的师爷也有清浊之分，地位大不一样。在科举制度中同样有“清流”“浊流”之别，进士及第算是清流，秀才举人则沦为浊流，只能沉淀在底层。

最近重读邓子琴先生的《中国风俗史》，邓先生有一个近似的说法，他以“品度”“伦际”观察中国风俗之变。他的意思是，古人有自己一套品评人才事务的标准，每朝每代均不一样，没办法用现代词语准确描述。比如他概括南北朝的品度是“谐谑”“歌咏”“游陟”，北宋是“士气中心时代”，则有“宽厚”“沉静”“淡泊”“好学”之风，明代士人被说成“刚劲”“强毅”“刻苦”，清代流行“雍容”“细密”“推延”“条理”的风气，这些描述都是从古书中归纳凝练出来，非常符合当时人的生存状态。

如果细细按照品度赏鉴各朝人物，倒是像一幅形态各异的风俗百图。比如东汉的异议人士被形容成“匹夫抗愤，处士横议”，这些士子“激扬名声，相互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彼此借力推广声誉，如果一旦看不惯对方，动不动就绝交。天下名士，在他们的眼里统统被归类划等，用笔墨状摹其神态。如有“三君”（一世所宗）、“八俊”（人之英）、“八顾”（德行引人），“八及”（导人追宗）、“八厨”（以财救人）种种复杂名目，这种对人品性的归类我们现在已经很难辨别其中的确切含义，只能揣测大概的意思，无外是说这些人的精神气质多么秀出于林，夺人眼球。

所谓“品度”应与君王的胸襟气象有关。东汉士林中还有“儒学”“文章”“推士”“纠违”“阴阳”“弘道”种种说辞，不过被子琴先生评为“谨严有余，恢廓不足，制行有余，风采无闻”，大致与学术一尊、国不两才的风气有关。汉武帝雄才大略，开疆拓土，自然需要笼络各类人才。汉光武帝抄袭先祖的管理手段，但人才的多样化建设就显得弱了许多，只是大致绵延上代的路子。一般来说，事业型人物少，道德型人物就多，东汉风气淳厚，竟还有“让官”的事情发生，有人拼命想推掉皇帝加封的官爵，让给自己兄弟。现在看来这行为有点犯傻，令人不解。还有一个故事说兄弟俩被饿疯了的劫盗掳获，匪徒正准备把他们煮了喂饱肚子，不料两人争着恳求匪徒说，吃掉我吧，放过我的兄弟，真是呆得可爱，匪徒更可爱，虽然饿得两眼发晕，还是觉得这兄弟俩太过仗义，干脆把两人全给放了。

到了东汉末年，风气又有变化，影响到了对人物品度的评价。例如曹操用人只重“才”不重“德”，他说只要你有才，即使像汉初宰相陈平那样“盗嫂受金”，干出与嫂嫂通奸和疯狂敛财的不义勾当也没关系，那些“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都要荐举出来，不要有所遗漏。

随后的士人流品中有清谈之风，他们矜夸门阀，这与东汉士子好发议论批评时政的“清议”有所不同。这批门阀弟子，《庄子》中称为“膏粱之子”，相当于今天的“富二代”加“官二代”，无衣食之忧，才能放肆地胡乱说话。

魏晋士人的品度标准是要精读《老》《庄》《易》，蔑视儒家礼法，甚至对手也受了感染，好像不通晓老庄之学就根本上不了争论的台面。再有一个习惯就是重养生，大家一起吃一种药叫“寒食散”，味道和效果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这帮闲人对音律乐器如琵琶等极为精通熟稔，终日喝酒饮茶，放浪形骸，自有另一种风度韵味。有人形容王衍在众人中，如“珠玉在乱石间”。在姿势上，魏晋人身坐胡床，手执一种叫麈尾的道具，娓娓纵横辩论。有一次激辩正酣，热好了四次饭都顾不上吃，散伙后常常麈尾乱扔了一地。

南朝君臣有时会相互嬉戏调侃，完全乱了礼法秩序，如南朝一位皇帝召人通宵达旦地下棋，累得筋疲力尽，还做起打油诗嘲讽说，这模样“状若丧家狗，又似悬风槌”。士人还有游历名山大川的嗜好。谢灵运经常穿着木屐登山，上山去掉前齿，下山去掉后齿，有一次游览找不到出路，就专门带着数百人伐山开道，惊动了当地太守，以为是山贼出来打劫。

南宋以后，品度有变，文人开始把“道德”和“风俗”挂在一起议论。苏轼就认为国家的存亡不在武力的强弱，而在道德的高低，不在于是富是贫，在于风俗的厚薄，一看就知道是保守派的想法，常被改革派讥讽为迂阔忠厚，老成迟钝。改革派领袖王安石和司马光有个小小的争论，司马光说他好用“真小人”，王安石回答说：要行新法，旧人往往不敢向前冲，只有那些有才力的人敢于担当，等新法实行后，我会把他们统统赶走，换上老成持重的旧人守护，不是很好吗？他的原话是：“智者行之，仁者守之。”司马光说这你就错了，君子潇洒不恋位，很难说动他们出来帮忙，让他们再让位自然不难，如果小人一旦得势，就不会轻易言退，如勒令劝退，必反目成仇。后来果然有出卖王安石的小人出现，让他后悔莫及。

我们现代人习惯用忠奸善恶的品度衡量人才等级，其实是过于强调黑白两分了。邓子琴品评南宋人物时说：“主战者急君父之难，主和者审利害之势，均不必以贤奸论。”意思是，主张打仗的人固然有血性之勇，极力讲和的人也许更能审时度势，对这两类人物，应各有判断的品度。求和者的理由是，应把精力用于“内治”，休养生息，保境安民，所以南宋主和者中也有不少君子，不可纯以褒贬善恶简单对待。当然假借和议，想借机谋利者也大有人在，按品度而言，就有“柔媚”“险诐”“模棱”“怯懦”的划分。“险诐”的评价源于一个故事，说一个叫胡纮的人拜谒朱熹，朱熹一般用米饭招待学生，胡纮作为客人也不例外。胡纮很不高兴，不相信山中居然搞不到一只鸡和一杯酒，觉得太受怠慢，于是离开后上书大骂朱熹是煽动伪学的头子。

到了明代，特别影响品度判断的是一种“乡谊观”。同乡按照行省划分是从明代开始的，各护乡情的情况随处可见，这就超出了一般的乡土情缘，颇有一点政治联谊的味道了。

明代士人还有一个毛病是好在某个问题上争得你死我活，这一点与南宋辩论是“和”是“战”的国策大局，气象颇有不同。明代争的是帝王立统的家事，如明末的所谓“三大案”，就是在反复争执哪家皇亲宗室应该继承皇位，纯属宫闱私事，结果闹得鸡飞狗跳，撕破脸皮，最后沦为党争，沾染上恶名，所以才有东林未必皆君子，反东林未必尽小人的说法。加上受阳明禅风影响，一时间士风激荡，讲学以诳诞放逐为美，似乎满街都是圣人。有传说颜山农在收徒时必先打人三拳，才收为弟子，可见放荡得有些无边了。

进入清代，君王以蛮夷身份继承明代大统，自然从心理上感到自卑，容易多疑猜忌，文人行为一旦放诞起来，常常激起满人联想，觉得汉人在重演南宋鄙视胡人的旧把戏，加之言路阻断，官僚苟且，品度的标准自然再起变化。清代多称赞某人谨厚、廉静、退让，认为是“大人”的品格。有人批评说，这种苟且不过是“乡曲之行”，哪里有什么大人的气象。“大人”的标准应该是在治理国家、维护社稷方面刚毅果决，为天下长久考虑，即使和皇帝闹翻散伙也在所不计，不会计较个人得失，投缘则留，不投缘则去。

事实却是，大多数官员左顾右盼，生怕乱发议论惹动众怒丢掉官位，不如貌显敦厚，静观不语，才能安坐无患，又可轻易博得廉退不争的美名。清朝被称为“贤人”的人物多属此类。有人感叹，当他们峨冠博带从容踱步于宫廷之内，真是仪态雍容万方，内心深不可测。故时人评价当时士风说：“无其才而冒其位，安其乐而避其患。”在此种风气之下，争论之风自然止息无闻。士人的品度是社会风气的一种风向标，由此可窥见清人的整体风貌。

晚清民国时期，西风已渐渐侵入国人肌体，功利思想流行无忌，越来越不受儒术枷锁的限制，品度自然又起变化。近人多把国人优胜劣汰思想的勃兴归于西方进化论的影响，实则中国先秦墨、法、纵横诸派都有肯定追求利益的言论，只不过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功利思想被儒家“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观念压抑得太苦，无法抬起头来。牟利之人必须装扮成儒家才有发言的机会。西方天演竞争理论的输入，明目张胆鼓吹逐利优先，恰可与古代功利观接榫，摆脱儒术束缚犹如打开潘多拉的盒子，放魔鬼横行于世，遂使文人“品度”风格大变。

晚清面对西方势力的反复蹂躏，无法从容应对，历代品度中的“清议”一项自然增添了新的内容。如道咸以来，清议渐渐成为抵抗西方污染的代名词，只要批评西人器技之学就容易获得“清名”赞誉，犹如古人“气节”附体，顿时激扬亢奋。甚至以是否反对洋务作为区分清流浊流的新标准，如吴汝纶就说过：“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清流党阵营内的辜鸿铭不满李鸿章的理由是认为他只知有“政”，而不知有“教”，用人完全出于行政能力的考量，但论功利，不论气节，但论材能，不论人品。看上去和过去讨论品度的词语很像，只是内容更显新潮罢了。

关于“死节”的闲话

讲明清鼎革之际士人的心态，离不开明末喧嚣奢靡与清初颓唐寂寥风气的对比。如读张岱的《琅嬛文集》，不可不读他给自己戏撰的《自为墓志铭》，其中说到极爱明末的繁华，连续用了十二个好字。“好”是自我欣赏的意思，标示出的沉迷范围包括精舍、美婢、娈童、鲜衣、美食、骏马、华灯、烟火、梨园、古董、花鸟，自称“茶淫橘虐，书蠹诗魔”，这是晚明熟透了的文人笔法，笔底流淌的是质感强烈的温软细腻，如挂在枝上的熟桃，眼见着是落地糜烂前的雅致。

最能显现张岱风雅随性一面的轶事，出自他去探访在山东任职的父亲途中。当年帆船途经镇江金山寺，时值中秋即临，满月当空，泛江银色，张岱兴致忽起，掉转船头飞抵金山寺，登岸后快步奔入大雄宝殿。睡眼惺忪的和尚为器乐的喧闹惊醒，纷纷跑到殿中看个究竟，只见张岱端坐前厅，正在品赏随从上演的戏剧，三三两两挤满后堂的和尚无人敢问这大闹佛堂的公子是何来历，直到灯影阑珊天光破晓，才见这群疯子收拾道具打点行装解缆扬帆而去。面对岸边疑惑不定面面相觑的众和尚，江面上断续飘过张岱一声声的开怀大笑。

甲申明亡之后，张岱眼里的景观顿时换成了颓败的颜色，笔端透出了以下潦倒的文字：“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又或称“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张岱的一生由此让“繁华”与“梦魇”交替转移的情境打成了两橛。

甲申以后，满人染指大明江山，张岱等沦为遗民，在遗民眼中，满人形如无道的禽兽，铁蹄践踏之地，江山处处破损。汉族士人感时忧愤，诗文往往会以南宋遭金人和蒙古人侵扰的情景自况。一个最著名的隐喻就是“残山剩水”。“残山剩水”语出南宋遗民，喻示蒙古人南下污染了宋代的大好河山。晚明遗民中也多有借此意境抒怀对江山变色的焦虑心情。“借宋喻明”一时蔚为风气。如清初大儒黄宗羲就有诗云：“剩水残山字句饶，剡源仁近共推敲，砚中斑驳遗民泪，井底千年恨未销。”诗中借助宋朝遗民郑思肖遗书在井中再现的故事，以喻对明亡的哀思。全祖望更是在褒扬崇祯十七年进士之事迹时，赋予残山剩水以守节的庄重含义，说：“皆困守残山剩水之节，以终其身。”

张岱在辗转煎熬于明亡的惨痛记忆中时，对“残山剩水”另有一番独到的解释。在《越山五佚记·曹山》这篇小品中，张岱以曹山的命运为喻，昭显士人的不屈气节。他笔下的曹山是采石后留下的一口巨坑，形状犹如废墟。采石人从未把它当作山水景致加以欣赏，但在屡遭采挖之后，曹山的垒石却能厚薄相间错落有致，自成一种特殊风景，俨然楼台亭榭俱备。后人漫游此地，竟会发出感叹说：“谁云鬼刻神镂，竟是残山剩水。”张岱对此有一段评论，他说：“吾想山为人所残，残其所不得不残，而残复为山，水为人所剩，剩其所不得不剩，而剩还为水。山水倔强，仍不失其故我。”这是拟人的说法，借此昭示遗民坚守志节屡挫不改的初衷。又说：“则世有受摧残之苦，不如杀之，则世之摧残者，犹知我者也。”这段自虐式的表白把凿石人比作蔑视江南价值的满人，致使其废弃无用，曹山恰可类比从绝境中获取新生的士人身躯。

如何看待“死节”和“操守”，明末鼎革期有许多议论，特别是有关“死节”的定义，更令时人惊悚焦虑，陷于不安。如崇祯帝吊死一事激起的巨大波澜给士人心理的震撼是难以形容的，是随先帝殉死还是苟活在异族淫威之下，几乎成了无解的难题。要做到“纯忠”“粹儒”，标准往往严苛到无法企及。评鉴犹如界定金子品质，达到淋漓足色、纯无杂质的地步，真是何其难也。如赵园所说，忠臣历尽磨难，才配称足色，这评价竟是一种隐蔽的施虐，一旦被认为气节有亏，纵使终于杀身，甚至迫令妻妾同死，也仍然不能免于被猜忌的命运，可见评鉴忠义标准的不情与残酷。

甚至天气变化都会影响对生死的选择心境，赵园注意到了甲申崇祯帝吊死煤山之后“天气阴惨，日色无光”，城破时“阴雨蔽天，飞雪满城”，到处是肃杀之气。诸如“凄”“苦”“愁惨”“惨杀”等笔述也都为记忆涂上感觉的颜色。颜色的变幻当然与心情有关，皇帝吊死在自家门口历朝未有，高挂树上的龙体投下的心理阴影太重，笼罩在那些苟活下来的大臣士子心中，让他们总找不出再活下去的理由。好像不随先帝殉死是个终身难以洗刷的污点，于是掀起了一股自杀竞赛的狂潮。当时的情形是，活下来的人反而感到心理压力过大，于是出现寻死技巧花样翻新的场面，如溺死、吊死、战死或绝食而死，自戕成了时髦的行为艺术。以至于到了清末民初，总有人感叹时过境迁，竟无几人为清帝退位殉死，难以和明末的死亡竞赛相比。唯一的例外是梁济和王国维的自杀，勉强为大清的“忠节”添上了一抹亮色。有趣的是，王国维自杀后陈寅恪挽联中有一句：“十七年家国久魂消，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其中也出现了“残山剩水”的字眼，显见是把王国维比拟成了明末的遗民。

其实，不死之臣背负的道德压力比死节之士要沉重得多，故清初遗民有“死易生难”的说法。史料中披露，明末著名遗民方以智在北京城破之后曾经想过投井自尽，恰逢有人前往井中担水而不果，失去了一次殉死明志的机会。又有传闻说方以智虽受李自成军追索财物，貌似被动，实则向贼示好，虽未接受伪职，却仍属于苟活下来的不死余孽，至少态度摇摆不明，忠心不够明朗坚定，只能被归入“刑戮诸臣”。在死守“节义观”的人看来，受刑即受辱，没有追随先帝上演自杀的苦情戏，无疑是身心受了玷污，未死而遭刑戮，与失节没什么分别。

崇祯帝死后，南京弘光政权刚一建立，对于冒死突围跑出京城的“逃官”就已详加甄别，后者身上大都染上了变节的可疑污点，无论这些早已灰头土脸狼狈之极的逃官是否曾与贼人合作，都算失了政治贞节，自然被打入另册。因为临难不死，臣节已亏，在龙体尸骨未寒的帝都全身而逃，必遭怀疑。官不可逃，如若陷敌，唯有拼却一死报君恩。这也是比着崇祯帝上吊影子丈量出的节义身段，丝毫大意不得。

这又提醒我们，在崇祯帝以己身殉大明的巨大感召力下，即使是忠臣，死也要死得是时候，要死得及时，如寻死不得，或恰巧觅死不当出了差错，都有被清出节义册的危险，在注重清誉的士人看来简直是生不如死。史料中曾记载，说明朝官员施邦耀城破后无法回家，入一民宅上吊寻死，居民怕受连累，慌忙把他解下，他心有不甘，跑到另一家民宅再次上吊，又被解了下来，就这样屡次寻死不成，只好无奈仰天慨叹，忠臣不易做呀！

方以智后来入山当了和尚，与江南文人举止浮夸、衣着鲜丽的生活恰好构成两极，可视为心理遭受重创的表现。冒死南逃，却被看成不忠无节之人，内心的创痛是无法与人言说的，只能自己吞咽下去。

有人比较元朝与明朝的待士之道，认为元朝虽为异族统治，很难信任士人，也不以其为贵，但困折凌辱之下却也不求全责备，明代士人似乎易于被接纳晋用，但明代皇帝在表面的尊崇之下，利用驾驭之心过重，很易对士人无端苛求。明亡后对死节的严酷甄别即为一例。

忠义的履行往往与苦难和坚忍相伴随，但今人的忠义观却只承认表面结果的光鲜耀眼，而忽略践履过程中浸透着的艰辛与泪水，只认可死亡效命是忠义的最完美体现，根本排斥其他忠义行为的价值。结果寻死不成者往往会落得个失节苟活的骂名，一辈子遭人唾弃难得翻身，却从不被问及是何原因才残留于世。

对忠臣死义的苛责仍如幽灵般在现代世界游荡，如对战争期间战俘是否忠于祖国的甄别，似乎早已从战俘这个污点身份中被仓促认定，在人格上直接打入另册。这也可从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战俘的命运略窥一二。据史料记载，志愿军战俘多是在拼死力战体能衰竭或冻饿交加失去体力的情况下被俘的，少有自觉放弃抵抗直接投降者。归国后这些战俘几乎都因失节表现遭受过歧视，有的人命运凄惨，困病潦倒。对战俘的态度实际上延续着晚明对忠义标准的病态苛求。

相反的例子是，西方士兵往往在遭遇无法挽救的困境，再行抵抗也徒劳无益的情况下，会采取审时度势的态度，交出武器以保全生命，人们并不认为这是可耻的行为。战俘一旦有机会安然回家，还会被当作英雄凯旋般受到尊敬，这凸显出中西方对忠义和人性理解的差异。

如前所说，毫不顾及人体身心对苦难承受的限度，不分青红皂白地对轻易付出生命的“死节”姿态表示迷恋，就如狞笑着围观玩赏犯人的死亡，无异于是一种残虐的看客态度，这些人常常会打着旌表忠义的美妙旗号，却干着戕害生命权利的勾当。

清流与浊流

持乡议的人也许是些在读的学生，他们可以自下而上地批评官府，搅动政局，越界之后这些议论被痛加剿杀，如东汉有党锢之祸，就是因为学生讨论时政被官府镇压，可见持清议的人多是当时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人一旦当了官，反过来同样会被舆论监控，也可能转变成清议的对象，如果气节有亏，难免沦为浊流。这说明清流、浊流可以相互变来变去，但清浊的分与不分、如何分、按什么标准分始终是个争议不休的话题。

按理来说，在清流的眼里，应该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不宜混淆，但帝王眼里的清浊，标准却可以随意搞乱，常常混搭参用，故意模糊两者的界线，据说这样做容易达到政治平衡的效果。帝王驭人之术，心机太重似乎理所当然，如果换成一些文人也跟着起哄，问题就严重了，严重到丧失评判善恶的标准。比如对明末东林党人的态度就是一例，东林党人苛论时政，臧否人物，对这帮疯子舆论本来就有褒有贬。即使是自居清流之人，面对明朝将亡的残局，也不免抱怨东林党人中不乏小人，只会奢谈高论，没有筹敌制寇之策。可是在崇祯皇帝看来，攻击东林党的这拨人也就是胡乱嚷嚷满嘴牢骚，对朝廷的法纪政事没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和东林党没啥不同。这个观点后来被一些无聊文人附和，添油加醋地夸大成明朝灭亡的主因，特别是心理原因。令人意外的是，这个说法竟然被清廷利用，清朝皇帝就反复提醒：你看，明代灭亡都是这帮文人平时袖手空谈给闹的。

对于此种和帝王沆瀣一气的狗屁士论，黄宗羲挺身而出正色辩驳，矛头直指自杀不久的崇祯皇帝，他说崇祯并非不知道东林党人是君子，只是有个别小人也会混杂其中，因此从整体上看队伍不纯，于是就起疑心，不加信任。他早已知晓攻击东林的人多是小人，只是因为他们可制衡东林的士气，所以才故意把两拨人混搭使用，结果是君子舍他而去，独独留下小人，这才是崇祯失国的主因。从世俗眼光看，如此非议吊死殉国的先皇相当冷血，也不近人情。

黄宗羲断言，君子与小人势不两立，为私家利益不问是非，通过调和善恶的办法大玩平衡政治，结果只能是一个“恶”字了得。“东林”不是个别的例子，因为“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之东林”。意思是说，“东林”应该变成一个象征，一个应坚守的标准和尺度。而在帝王的思维中“今必欲无党，是禁古今不为君子而后可也”。搞得一团和气的后果是大家一拥而上争做小人，君子反而没人当了。因为当君子不但捞不到好处，成本也太高。黄宗羲所坚守的，就是贯穿千古而不灭的清流精神，拼死也要和浊流划清界限。只可惜，这股精神早已澌灭无存，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上上下下弥漫着的正是争当小人的浊流气象，鼓励的是油滑、世故、苟且和贪嗔，最终是清浊不分，恶人横行。

清流的警示作用还在于尽量使帝王心思偏于“王道”思维。在古代的政治格局中，“王道”与“霸道”之间历来就存在紧张，两者相比，取“霸道”之途相对容易一些，是个捷径。践行王道需君主官员时刻涵养身心，对民生体恤有加，他们会感觉活得太累，过得很不耐烦！所以帝王总是首选霸道，或者是“霸王道杂之”，混搅起来乱用一气。不过在清流看来，君王的统治术中霸道总是比重过高，甚至把使用王道当作滥施人情。

近读彭小瑜先生文章，他谈到蒋介石夺取权力不择手段，打的旗号都是维护党派利益，赤裸裸的功利只要化身为道貌岸然的信念，就可充当一种任行杀戮的理由，这类思维非常可怕，是对人性的一种毒化，因为中国政治文化中缺乏宽恕的精神。他举欧阳修的《纵囚论》为例进行一番讨论。当年唐太宗让一批犯人回家省亲，规定返回后就死。当犯人按约定返回时，唐太宗就全部赦免了他们。对唐太宗的纵囚行为，欧阳修批评说，只有君子才有资格用信义对待，对待小人则应该恰恰相反，必须划分三六九等分别施以刑恩。在欧阳修看来，这些囚徒都是邪恶小人，骨子里就是罪犯。他们一定是揣摩到如果按时回来就会得到赦免，所以愿意用性命做一次赌博，一旦赦免他们岂不是正中了贼人的诡计，对带着侥幸心理的罪犯必须杀无赦，不能抱有恻隐之心。如此缺乏宽恕精神的盘算，一旦扩散成常态的思维，肯定会引发无休无止的暴力相斫。如果遇到帝王不冷静，身边冒出几个书生在他耳边唠叨几句似乎很有必要，这就是清议的力量，在以上的例子中，欧阳修不但没扮演清议的角色，反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当然，历史上清流也不总是那般纯净，也可能蜕化成浊流。钱穆先生的眼光很毒，他看到明清以后出现了一股浊流压制清流的转向，那就是文书胥吏横行官场，把文字的流转程序统统给档案化了，变成一种套路和技术，文官言行如果受到胥吏束缚，就会产生依赖感。胥吏政治一旦转化成文书政治，对文字的刻意琢磨就会达到变态的程度，严重时可以让官场丧失效率，变成一种极为低劣的冗政。师爷上下欺瞒，四处勾结，压抑士人无法按自己的想法办事。现当今的文牍主义与繁琐哲学大概就是由此演变而来。

古代科举也有清浊之分，科举选官是一种身份分配制度，负责把不同层次的知识精英尽量均匀地撒布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好处是一眼望去清浊分明。进士及第才是清流，秀才举人沉在下面成了浊流，虽在身份上似乎超升无望，却未必不能通过乡党议论获得舆论上的公正评价。

比较有意思的是，近世士大夫中操办洋务的人往往会被清流啐骂，沦为浊流。因为在沉浸旧学太久的书生眼里，放弃祖宗之法，去向洋人的奇技淫巧屈膝献媚犹如士林败类。如坊间就哄传洋务名流马建忠投奔东洋改名某某一郎，为日本人做间谍的故事。马建忠进洋务大员幕府，扮演的就是当年师爷的角色，这职业在清流眼里本就低贱，再加上为洋人打工的把柄捏在人家手里，想不成浊流都难。湖南人郭嵩焘从公使位子退归乡里，被骂成汉奸，差点让乡亲的唾沫星子给淹死。清流党摇身变成维护世道尊严、拒绝西人污染的正义化身，可在洋务派眼中，中国遭千古变局，自诩清流者抱残守缺，冥顽不化。在外交家曾纪泽看来，玩清议的人都是一些死守秦汉旧制，只会发高头讲章议论的老朽腐儒。由此可见，当年畏惧清议和台谏的心理也在悄悄发生变化。

清流批洋务派的理由是，西人也是“夷”，越和“夷”妥协讲和他就越欺负你，但清流也明显感到，空说那套老掉牙的道理打不过西人的长枪大炮，所以他们平时起劲骂洋务大员是浊流，一旦遭遇实际的民生技术问题，未必真有多少底气。面对清流的咄咄逼人，身背浊流之名的洋务派也未必都那么自惭形秽。他们见多识广，知道光凭文人那张嘴皮子根本对抗不了新知识对国人身心的直接刺激。

清浊之分的标准往往随时运流转。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人在精神上极度营养不良，一夕接触西学，无论精粗美丑，一律生吞活剥塞入肠胃，不及消化。这帮文艺青年在过去的清流眼中，就是地道的假洋鬼子附体，绝对是浊流妖鬼再生，必须设法驱除。可在人人自虐亦虐人的年代，这批精神饿鬼引领的是一股时代潮流，这时候如果你不识时务戴着清流面具出来对他们指指点点，不被痛扁一顿那才叫怪呢。如当时有复活国学的提法，但在一片现代化的“浊流”叫嚣声中，国学面目真如“国渣”，凡谈所谓国学者，充其量是挨揍疼得不行发出的一种无奈呻吟，当不得真的。

当代“清流”言论真正得势还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现代化特别是城市化的推进，使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再明快的刀锋如此这般一路斩杀过去也有卷刃的时候，需要旧文人出来激浊扬清，清洗刀口上的污血。清流逆反言辞照样决不中听，仍如当年的倔强，他们认为寻求国家富强是赤裸裸地与民争利，有失王道的敦厚。这里面搅动起的又是“国富民穷”的老话题。当年洋务新政初起时，就是以国家整体富强为目标，没有多少人愿意在民生问题的细节上多动脑子，那些抗议国家一夜暴富、捍卫传统道德、诉求让利于民的清议言辞，完全为富国自强的高调所淹没。一个例子是铁路大兴与民争利，造成依赖水陆运输谋生的民众大批失业，当今房地产商四处圈地，就如当年情景的再现。这时忽见几个当代清流小子跳出来大骂贪官当道，也真如当年一样，是道异样的好看风景。

南人与北人

这是个老话题，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和上海文人之间曾经发生过一次对骂，称之为“京派”与“海派”之争，这段公案最初仅限于讨论作家的写作风格，后来延伸到对京沪两地文人行为和气质的评价。论争的发难者沈从文在《论“海派”》一文中概括海派的特征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并用尖刻的语气大损海派是一帮新斯文人，说他们如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冒充风雅，或远谈希腊罗马，或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诗谜者相差一间。又说他们从官方拿到了点钱，整天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弟子，哄骗读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曹聚仁比较京、海两派则说：“京派不妨说是古典的，海派不妨说是浪漫的；京派如大家闺秀，海派则如摩登女郎。”（曹聚仁：《京派与海派》）

又有一个评价是：“海派有江湖气、流氓气、娼妓气；京派则有遗老气、绅士气、古物商人气。”（姚雪垠：《京派与魔道》）矛头直指京派领袖周作人。周作人则直接回应“上海气”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格”。当然还是大先生的话一锤定音，说是“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鲁迅：《“京派”与“海派”》）。不过，这些议论都把自己圈在了北京、上海两个城市里比较，实际上，京派海派之争背后所隐匿着的南北文化差异才是更有意思的话题。

南人和北人相互看不起不知始于何时，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宋代就有重南轻北的习惯。宋人是出了名的尚文轻武，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夺了军人带兵的念想后，文人领军成了时髦风尚，连皇帝都纷纷把自己装扮成高级文化人。至今你不得不惊讶于宋徽宗那笔瘦金体的书法造诣和他的艺术品鉴力，但崇尚柔美华丽的艺术需要付出代价，与此相对应，宋朝军人与北方蛮族交战就经常显得柔若无骨，不堪一击，听杨家将的故事，我们常常误以为北宋已经全靠寡妇在打仗。

有一位华裔美国史学家形容宋代的气质内敛封闭，面对北方金人的狰狞强霸，像个柔媚害羞的女子。仔细想，这“害羞论”还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不但宋代文人气质儒雅，皇帝脾气也好得不行。传言某个北宋皇帝和某个丞相整日勾肩搭背，有说不完的知心话，这位丞相爷更大言不惭地说要和皇帝“共治天下”。有些皇帝姿态谦卑低下，常请一些没功名的布衣文人到宫中做客，在殿上听其娓娓清谈，搞得一些文人得意忘形地说要“格君心”，做皇帝的思想辅导员。只不过当时文人再得势，也无法遮掩宋军一败再败的现状，一种奇怪的心理补偿论才逐渐流行起来。这种怪论把辽金人想象成没有文化品味的种族，只会在马背上打仗撒野，一旦遭遇大宋的文明气象，外表虽硬充好汉，心理却矮了三分。这论调故意严格划分汉族和北方民族的界限，两相比较，贵贱分明，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示汉人血统的纯粹高贵。

比较一下唐代的情形就知道，唐太宗李世民自小混迹于胡人堆中，从没有故意划清自己和胡人的界线，后人颇为怀疑他是否属于正经的汉人血统，正因太宗熟悉草原文化，才能娴熟地控驭北方族群。他手下的文人士子也不会拥堵在科举这根独木桥上，以传习儒术为唯一职业，娴熟弓马之术，照样前途似锦。可见，心理补偿论在大宋盛行，乃是在于宋人兵弱文豪，只有文人说了算，武人靠边站，虽然在军事较量上比拼蛮力是北强南弱，却禁不住南方文人主导着文明评判的话语权，帝国气质虽像个含羞的大姑娘，南人的文化优越感却丝毫不减。“心理补偿论”特别容易在朝代更迭的过渡期频频发作，比如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就是如此。由于宋代之后南北军事形势被彻底逆转，汉族王朝在对北方少数族群的征战中从没占到过什么便宜，江山一旦易主变色，南方文人彻底屈从在了北方蛮族手下讨生活，用文化优越的心理去补偿国土丧失之痛就变成了不得已的选择。清初残留下来的明朝遗民尤其不相信“命定论”。“命定论”是清初流行的一种说法，认为帝王多定都北方，所以凡能统一天下者都是自北而南，顺势而下，地气生成蔓延也是如此；相反，天下动乱的发生多是由南向北，因为南方地气柔弱，北方风气骠劲。清初皇帝如康熙就特别喜欢这种“地气论”，他说，金陵虽凭借长江天险，却地脉单薄，所以凡是建立在南方的政权总是逃不脱偏安的命运，成不了大事，他暗讽的当然是南宋和南明这类建立在江南的小朝廷。这与南方文人的想法显然南辕北辙。

雍正皇帝对南方北方彼此轻视的现象不以为然，他说江浙人认为山陕人愚蠢粗野，山陕人又嘲弄江浙人柔靡娇媚像妇人女子，这样无休无止地相互讥刺报复，对双方都没什么好处。他主张“山陕之人当佩服江浙之文，江浙之人当推重山陕之武”，才能文武并济，各效所长，这是一种帝王治天下的眼光，总希望“智者尽其谋，尊者竭其力，普天率土，一团和气”。

宋人心理补偿论引发的南人优越感一直延续至近代，突出的一个例子是革命党人还是利用宋人那一套说法来做助推革命的燃料。刘师培就用典型的宋人语言描述南北分立的历史态势，如说“金元宅夏，文藻黯然”，金元是异族统治的朝代，代表北方势力，自然压抑住了南方优雅的文明，这太像宋人的语气。又如以下这段：“及五胡构乱，元魏凭陵，虏马南来，胡氛暗天，河北关中沦为左衽，积时既久，民习于夷，而中原甲姓避乱南迁，冠带之民萃居江表，流风所被，文化日滋。”大意是说中原原来是文明的核心，让北方胡人污染后，文明人才纷纷南迁，造成南方文化远胜于北方的局面。

这种“南胜于北”的思维根深蒂固，即使表面上讥讽南人奢靡，处处小家子气，也远胜于北人的粗野不文。刘师培比较南北文人的差异说是：“大抵北人之文，猥琐铺叙以为平通，故朴而不文；南人之文，诘屈雕琢以为奇丽，故华而不实。”这种对北人的贬词好像带着些许醋意，对南人文辞雕饰的批评也似乎显得言不由衷。

革命党人想打出反满的旗帜，也是沿了宋人的思维一路走下来，否则革命似乎缺少合法性。比如朱谦之就强调广东地理位置特别重要，因为它是中国“科学”和“革命”的策源地。近代以前，人们总是把广东想象成未开化的南蛮之地，经朱谦之一点拨，广东不但摇身一变成为吸纳近代科学文明的重要入口，而且也是推翻北方蛮夷出身的清朝统治的发轫之地，真可谓是宋人自恋的近代极致版。

近代以来，为南人说话的人既然占据大多数，敢为北人说话者不是没有，但并不多见。也偶有例外，如二○一二年正逢清帝逊位一百周年，还真寥寥出现过几声异辞的鸣响，与前一年的辛亥革命热唱了点反调。有人说，革命党单靠潜伏于南方草根的秘密会社闹起事来，有点像当年高调反清复明的天地会，要不是北人袁世凯逼使满人皇帝光荣退位，就靠这几个会党作乱掀不起什么大浪。袁氏虽心狠手辣，却在形式上承接了清帝禅让的大统。这番话一出炉，明摆着是想和南人抢夺首倡革命的风头，遭遇围攻当属意料之中，却毕竟为早已被后人念歪的“重南轻北论”制造出一点异样的动静。

尽管如此，对北人的歧视仍时时流露于近世文人的笔端，在南北之争中大体略占上风。如周作人序《陶庵梦忆》，就故意先挑明自己不是受民族革命思想的影响，好像特别对于明朝有什么情分，可下一句又紧接着说：“只是不相信清朝人——有那一条辫发拖在背后会有什么风雅，正如缠足的女人我不相信会是美人。”可知堂老人这回偏偏搞错了。因为清宫里的美人都是不缠足的，汉人中的那些雅士倒是总爱拿着女人的小脚把玩个不停，比如辜鸿铭。只是无意中知堂老人倒是为南人的蜕变说了句有见识的话。他说明朝人即使别无足取，他们的狂至少是值得佩服的，可绍兴的风水一变，南人几乎都做了师爷与钱店官，专以苛细精干见长，豪放的气象全没影子了。即使不当明朝的败家子，也做了乡下的土财主，没有了那种走遍天下找寻《水浒传》的气魄。水泊梁山恰是北方豪人的领地，知堂老人在这番南北之争中无意为北人加了一分。

即使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南北文人的写作风格也相互交融互渗。就如京派领军人物沈从文也是从湘西土匪窝子里爬出，浑身带着南蛮的粗鄙闯到京城，哪里有什么帝都遗老的气质，故一直自称是城里的“乡下人”。但文字又是那般水润，有南国的媚气。他会说写字如同造一座希腊小庙，“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这种相当小资的语气中哪里还荡漾着湘匪的蛮横？也看不出和帝都绅士有什么瓜葛。

可见，南人和北人的区隔在近代已经被虚化了，虽然有宋人唠叨的阴影在，毕竟随着时代的进展渐渐抹平了心理的计算和纠葛。

野蛮人的生态观

生态、环保近年几乎变成了人们的口头禅，随着中国大地山河变色，雾霾弥漫，大家终于抑制不住纷纷怀起旧来，想象着当年古人居住的环境大概一律是青葱欲滴、幽雅惬意的吧。近读张钦楠先生的《中国古代建筑师》一书，张先生说到蒙古人建立的元大都当年可是个标准的“生态城市”，这倒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想这汉人眼里的“野人”王朝，皇都居然能摊上个这么时髦的称呼，总觉得有些不搭调，仔细一想，还未必不那么贴切。蒙人一贯逐水草而居，常年栖身帐篷之内，自然习惯青翠幽幽的环境，不思定居之乐。所以汉人从来不担心这些“夷狄”闯进来后会赖着不走，因为他们生性粗鄙不文，在一个地方根本待不住，形同抢完了就走的浪荡贼寇。这也是当年大宋和辽金打仗，议和派总能赢得皇帝青睐的一个理由。议和派认定只要稍用点钱财贿赂这些野蛮人，就可确保平安，何必劳师远征去和他们硬拼死磕，好像他们天生就爱在草地上闲散地待着，对搬进城里没多大兴趣。姑且用一种穿越的说法，把蒙人和后来的满人都叫作“生态主义者”，一点都不夸张。

元朝的两个都城元上都和元大都均有生态城市的模样。元上都在现今内蒙古锡林郭勒，城中留有大片空地，可搭架穹庐毡帐，祭祀场所更是隐在丘陵茂草之中，宫殿周围分布着大片草地和水池，还辟有大面积的猎场花园，草地上到处放养着兔子和鹿群。元朝君主每到夏天都要到上都居住游玩，故称为夏都。元大都在设计上与元上都有那么点近似，建城时不是死守汉人工匠奉为经典的《考工记》，而是在周边点染了大量的绿色地块，特别是宫城周边的水系密如蛛网，这环保生态理念一直延续下来，影响到清朝皇城的设计构想。清朝君主喜欢把处理政事的地方与休闲场所区分开来，紫禁城皇宫森严庄重，符合礼仪安排，郊外的御苑却要求舒适宜人，加入更多享乐休闲的元素。如西郊的“三山五园”和承德的避暑山庄，显然强调议政时不必过于庄严，可以融入一些幽雅闲适的情趣，城市的生态格调由此奠定。

清朝城市格局的多样性自然与帝王品味有关，乾隆爷六下江南，总是到处寻访园林胜景，凡看中者均令画工描摹绘本携回京城加以仿制，所以北京的“三山五园”中就出现了藏区的白塔和江南私家园林一体混搭并峙的画面。反过来，这出景象也常常被复制在江南水乡，如扬州瘦西湖畔也耸立着一尊白塔，当是乾隆南巡时灵机一动的作品。有人说这是皇帝品味征服江南的结果，但也可看出南北文化互渗的大趋势。曾看到一幅清宫画，乾隆爷身穿一袭汉服慵懒地倚在凉亭内，凝望着一队仕女鱼贯从桥上走过，有人解读说这是乾隆爷故意放下架子向汉族文人示好，表示自己也是汉人的一分子，也有学者从性别角度分析，说那些美女隐喻的是被征服的“中国”。

人文品味如何融入生态环境最容易从避暑山庄的规划中看出来，看避暑山庄的布局宛若是在阅读一张缩微版的中国地图。西北方是一带延绵起伏的山峦谷地，依山势建起的是藏区风格的外八庙，喻示着清朝对西藏新疆地区的控制，北部留出大片草地，仿佛昭示的是对蒙古广漠地区的统治，地图的下方是规制严整的宫殿区，乃皇家议政之所，完全是紫禁城的缩影，东部一带是湖泊区，里面一派水乡景色，隐喻的是皇权对江南的拥有。

城市中如何点缀绿色是生态化的核心指标之一，也是从元大都一直贯穿到清代北京城的布局基调。但生态环境的营造并非是到处机械地铺铺草坪，种种花木，而是应安排得参差错落，曲折有致，各展胜场，是公共与私密空间的各行其道，两不相害。记得舒国治在《门外汉的京都》一书中曾讲到避开旅游主线路，在京都各个角落随性游走，都可发现柴扉半掩、小桥流水那古意浓浓的景色，甚至有些路边小店的风貌都古朴到如《水浒传》好汉们打尖的村野客栈，这在号称古都的北京却早已绝迹多年。

我们对生态、环保的浅薄理解就是玩命种草植树，城市中到处千篇一律地覆盖着同一种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园内花木品种和种植密度也总是那么似曾相识，没有例外。如果把北京比作一个人，什么地方拼命种草就美其名曰“绿肺”，好像摆弄得到处绿草茵茵，就能让城市肌体无法得癌，健康长寿。有一次去山西著名的常家大院游览，院子前面倒是典型的山西砖墙院落风格，可到后院定睛一看，花园点染的满眼绿色恍然似曾相识。原来草坪的修剪和植物的种类几乎和北京各大公园难以区分，不由联想起北京植物园内虽遍布乾隆为攻打金川练兵搭设的碉楼，可碉楼下面仍如颐和园里复原的乾隆“耕织图”景区那般铺展得绿草萋萋，不由人不感叹全国园林规划一盘棋的妙处，这可是古代帝王都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居然做到了。由此可见，即使一个劲地拼命在北京城各个角落添加出无数的绿肺，也未必能使它摇身一变成为一个令人心仪的宜居城市。

这就涉及公共空间和私密场所在一个城市中如何配置的话题。当年明清园林点缀在南京、苏州、杭州这样的城市中，犹如今天绿肺的样态。不过园林要修出品味显然并不简单，所以著名的随园主人袁枚在造园时特别强调要“有我”，就是设计谋划一定要彰显出主人的个性，不可如现在装修全交给那些头脑单一的设计师，肆意把古典园林拨弄成千篇一律的假古董。要做到“有我”就要全身心地投入，袁枚说过一句话：“文士之一水一石，一亭一台，皆得之于好学深思之余。”当然这是需要有大量闲暇时间做保证的，袁枚就是故意购买了一座半荒芜的宅第，作为构造随园的基础。有人认为按他的财力，完全可以收购一个现成的豪华花园直接拎包入住，岂不省心省力。但在袁枚看来，只有在造园过程中融入自己的想法，才终获乐趣。古代建筑师中不乏兼有文人身份的例子，如北魏的王椿和冯亮都自造园林怡乐其中，他们亲力亲为，铺设林泉奇石，曲尽山水之妙，北宋的王禹偁在黄冈建有竹楼，苏舜钦则在苏州筑了沧浪亭，可见袁枚强调园林要表现自我的意图自古就有同调。

与之对比，如今大城市中不仅是茵茵草地如出一人之手，在此巨手的拨弄之下，那些富含传统意趣的园林难有存活的余地，即如一般建筑的内外装饰，也是这般粗糙丑陋，甚至本来风格卓异的巧思设计也被强行删除更改，直至面目全非方才作罢。在我居所附近，本有一家北京著名的连锁餐饮企业湘鄂情餐馆，据说最初效益颇好，这家餐馆处于半地下位置，特意邀请了一位日本建筑师设计内景。一入正门，步下几级台阶，只见一席水帘挂将下来，转过水帘，一眼望去，在粗犷裸露纵横交织的钢架管线下，随意散放着数张餐桌，据说这款设计体现的是一种后现代简约风格，令人印象深刻。可过几天再去，发现那给人以神秘纵深感的水帘消失了，黑白对比的质朴色调换成了极其艳俗的玫瑰色，开阔自如的场地被切割成一个个暧昧的封闭包间，整体风格像极了青楼妓院，人处其中恍如嫖客入席，感觉浑身好不自在。

一些颇具古典或近代建筑风格的校园也面临着同质化之觞。最美的校园往往集中着最有个性的建筑，如北大的办公楼和临湖轩，清华与中山大学的老礼堂，其周边的建筑搭配也是交互借景，相映成趣。如今的校园设计则杂乱无序，构思犹疑，没有统一制订出体现校园特色的规划方案。即如北大校园的东西布局就严重失衡，西部的赛克勒博物馆完全复制老燕大的品相，配以庭院小湖，与它南部的外文楼和办公楼趋于一体，保持了相对一致的典雅传统。可是东部地区却盲目照搬香港中文大学楼群样式，与西部的新图书馆大屋顶构造完全无法搭配，与北大的标志物水塔及未名湖景区也难以形成呼应关系，造成视觉上的严重割裂。即使当年一些校园模仿殖民建筑风格，无论是英式的还是日式的都无妨景观的独特效果。台湾大学的林荫大道和两边对称的旧式建筑，台中东海大学呈日式风格的建筑群以及教室之间交叉连接着的迴廊，在观感上显得颇为小巧精致，配上周围疏阔空地中高低错置的植被，多样景致相互借镜，很有一种微缩园林的韵味在里面。

如今的校园风格往往受制于校长们的不同欣赏趣味，又受所谓国际化导向的支配，校园建筑日益向西洋化的方向发展，而在所谓商业理念的主导下，据说现在校园规划的赞助人都有权干预某个建筑采取什么样的风格，比如我听说某大学的教学楼改造，就必须按照赞助人要求，把门厅部分一律装饰成美国西点军校的模样。

城市建筑不仅供人居住还应具有观赏功能，因此，除了皇家御苑外，文人修建的园林虽属私密空间，却并不排斥有格调的人物进入欣赏，袁枚的随园就没有围墙，无论高爵大士还是落第秀才，均一体接待。明清戏剧中徘徊园林巧逢艳遇的往往都是落魄书生，如《牡丹亭》里的柳梦梅和《西园记》中的张继华。园林乃是心意堆积凝练所成，一定应供心有灵犀的人去鉴赏把玩，戏曲中书生反复在园中流连观赏景色，才得遇佳人青睐，也说明须先有品鉴园林景致的雅兴，才有抱得美人归的际遇。据说在考试之年，特别是每逢秋日，随园的入园人数常达数万人之巨，为此每年都要更换两次门槛。今日的园林貌似开放，却早没了当年雅集的氛围，总闹得满园熙熙攘攘，摩肩接踵，人满为患。有一次在苏州园林中想寻些访古的情调，一进门就被卷入游客洪流，四处裹胁盲目游走，只能约略从攒动的人头中看到导游挥舞的小旗，指示着汹涌人群流动的方向，完全分不清自己是在拙政园还是在网师园。遥想当年入园时感受到的清幽静谧，真让人情何以堪！所以，打着让人民满意的旗号，把本属小众的私密空间不加甄别地盲目向大众开放，只能导致文化贫血，对传统的精致生活不啻为一场灾难。

“士绅”的溃灭

什么是造反的颜色，什么是革命的颜色，我想大多数人最直捷的回答肯定是红色，尽管红色在某些人的记忆中总与残忍恐怖的景象相连。

红色作为造反标记的历史由来已久，元末反蒙古义军称为“红巾军”，其中一支徐寿辉的队伍，直接就叫“红军”，以后造反的人群不断袭用红色作为旗帜和符号。广东一份县志记载，咸丰年间顺德兴起的红巾军头上戴着红布，身上裹着梨园演戏的服装，打起仗来活像一群戏子上台玩耍，与他们对峙的官军旗帜一律使用白色，被红巾军叫作“白兵”，这活像我们记忆中的“共军”和“国军”互骂对方是“赤匪”“白匪”。此时的咸丰皇帝正为南方各路叛贼蜂起闹得神经衰弱，一个官员又出来给皇上添堵，在奏折里说北方的捻匪也开始松开发辫，头裹红巾罩住短发起来造反，蓄发本是对大清净面剃发禁令的公然挑衅，一向是普通乱民变成真贼的征兆，这消息让咸丰帝更觉烦恼。

民初山东的缨枪会打出的也是“替天行道”的红旗。河南红枪会，顾名思义，枪头上少不了裹上红缨，更不用说共产党搞武装割据，队伍中充斥的红旗、红袖标、红领章，沿袭模仿的仍是过去造反的颜色，尽管此红非彼红。苏区的红旗上赫然绣着镰刀斧头，明显加染了赤色苏俄的痕迹，怪不得总被国民政府当作赤匪加以侦办，甚至死于五卅运动的工人英雄顾正洪，在后来的历史记载里也被悄悄改成了“顾正红”，仿佛不如此更改就不足以昭示出其赤色革命党人身份。我所关切的是，这遍地汹涌的红色到底和小民造反的对象有什么关系？因为无论什么样的谋反叛逆，裹着红头巾的激进百姓都不可能直接攻上朝廷，夺了皇帝的宝座，他们只能寻找周围熟悉的目标权当打击对象。他们抗税抗劳役抗摊派，大多清算的是身边的富户，富户一般又是拥有功名的士绅。

在中国过去的年代，“士绅”通常是指那些有教养的人，他们经过科举制的筛选，有层序地分布在城市和乡村，由于士绅在乡间地位特殊，自然一直就是百姓闹事的首选标靶。既然造反的旗帜和服饰通常都是红色，那么由此推论，士绅的消失肯定与这种颜色的泛滥成势脱不了干系。士绅又是官与民沟通的中介，地位既敏感又尴尬，虽可以两边说话，却又须担载风险，搞得好两边皆大欢喜，搞不好两头都要得罪。当他站在民的立场也许会为百姓说上几句好话，如果只从官的角度设想，可能就会充当皇权插入民间的管道，仗势官府欺压良民。有时民间造反和镇压叛逆统统都由士绅挑头，如太平军首领洪秀全是个落第秀才，湘军之父曾国藩是赋闲在家的侍郎，虽然两人地位悬殊，但到了乡里一层却都是领衔处置地方事务的能人。无论造反还是剿逆，双方比拼不只靠军事实力，还要看各自苦心标榜出的欲望蓝图在多大程度上能打动百姓的心，让他们拼死跟随。

曾国藩搞团练围堵太平军，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行动，湘军打仗是有道德感做支撑的。道德感靠两个来源激发形成，一是保土保境的家乡观念，二是宗族凝聚的儒家思想。所以他用兵只选朴拙可靠的山野村夫，不用城市油滑之人，曾国藩就凭借这两条道德律令支撑起了大清的半壁江山。这两条律令比起太平军斩尽“清妖”，奔向“天国”的伪基督教指令不一定更挑逗煽情，却保证能够持久。画饼充饥伪造一个天国幻象有点像吞符念咒，药效发挥是有一定时间限制的，耗久了一定露馅。裴宜理曾记载红枪会会员吞吃符咒犹如打上一针兴奋剂，因为符咒用朱砂写在黄裱纸条上（仍与红色有关），这些纸条内含硝石成分，朱砂是一种传统的神经镇静剂，硝石有兴奋剂的功效，两药混合服用很容易产生刀枪不入的幻觉，一旦打起仗来就会不怕死地玩命向前冲杀，妄想着见谁灭谁，疯癫状态可持续两小时左右，足以应付一场小规模的战斗。与此相反，曾国藩的动员手法从不靠装神弄鬼，他反复强调，血缘、亲情、家族等乡土链条的凝聚胶固是击败任何对手的至尊法宝。这想法貌似老套，唤醒的却是沉淀百年的历史记忆。晚清一些读书人特别强调乡土意识的重要性，就是在湘军扫荡太平军之后才慢慢感悟出来的。民初文人动不动就爱把地方自治挂在嘴边，和曾国藩当年对乡土家族根源的追溯与维系多少有着某种关联。

所以，曾国藩和洪秀全互斗起来都是杀人如麻，比赛着看谁比谁残忍，骨子里不过是在兜售一种迷幻心灵的药方，最后比拼的还是谁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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