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哥伦比亚）艾玛·雷耶斯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我在秘密生长试读：
按语
这二十三封信讲述了一个一九一九年出生于波哥大的女孩的故事，她是个私生女，和一个有可能是她妈妈的女人在波哥大、瓜特克和弗萨加苏加生活了几年，之后遭到遗弃，被送进一座女修道院，从那里逃出来时她已经成年。
这样的故事梗概看上去颇单薄，读者并不能从中了解到本书卓越的特质，也窥探不到那些精彩绝伦的场景叙述，而那些场景毫无疑问将在所有读者脑中刻下印记。这些书信构成了一部如此完美的作品，以至于我作为评论家，也不敢妄加评判，解析它的秘密并不容易。
艾玛·雷耶斯的童年艰辛异常。尽管如此，拥有与生俱来的好记性和艺术细胞的她成长为知名画家，在本书中又变成了写作者。也许是由于采用了孩童的视角，她的文字通透易懂，对周遭事物感知强烈，却不流于矫揉造作。此外，她的讲述不带任何怨恨，这也正是本书的伟大之处，更可视为人性的胜利。马尔科姆·狄阿思2012年 No.1雷波勇将军的葬礼亲爱的赫曼：
今天正午十二点，戴高乐将军离开了爱丽舍宫，他唯一的行李是一千一百九十四万三千二百三十三张反对票，投票的是一千一百九十四万三千二百三十三个背弃了他的法国人。
不知怎的，这个消息带来的各种矛盾情绪，让我忆起了最遥远的童年旧事。
那时我们住的房子是一个很小的单间，没有窗户，只有一扇朝街的门。这间屋位于波哥大七号街上一个叫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底层社区。有轨电车从屋前驶过，会在几米远处一家叫“好狮子坏狮子”的啤酒厂前停上几分钟。这间屋里还住着我的姐姐艾莱娜，还有一个男孩，我从来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就叫他“虱子”，另外还有一位太太，我只记得一头乱蓬蓬的黑色长发将她整个儿遮住的样子，每当她把头发散开，我都吓得喊出声来，然后躲到那张唯一的床底下。我们的日子在街上度过。每天早晨我都要去啤酒厂后面的垃圾场倒那个我们所有人用了一整夜的便盆，那是个巨大的白色搪瓷盆，搪瓷已经快掉光了。便盆没有一天不是满到要溢出来了，冒出的味儿恶心到有好多次我都吐在了上面。我们的屋里没有电灯也没有抽水马桶，唯一能用的就是那个便盆，小号大号、干的稀的都在里面。端着满溢的便盆从屋子走到垃圾场是一天中最痛苦的时刻。我几乎得憋着气走路，眼睛紧盯大小便，随着它浮动的节奏提心吊胆，生怕在到达之前洒出来，那我可就要重重地挨罚了。我两手紧抓着便盆，像捧着件宝贝。而它简直有千钧重，我的力气根本不够。我姐姐因为年纪大些，要去蓄水池打我们一整天要用的水，而虱子得去挑煤和倒炉灰，他们都跟我不顺路，因此谁也不能帮我端便盆。在垃圾场倒空便盆的那一刻就是我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住在附近的所有小孩都在垃圾场里度日。玩耍，叫嚷，从黏土堆上滚下来，对骂脏话，动手打架，在泥塘里打滚，用手掏垃圾找宝贝：用来敲打演奏的罐头壳呀，旧鞋呀，电线呀，轮胎碎片呀，棍子呀，破衣服呀，所有我们觉得好玩的东西。那里就是我们的游乐场。玩耍不太能轮到我，因为我是最小的，大孩子们不愿意带着我，我唯一的朋友是“瘸子”，虽说他也比我大。瘸子有一条腿整个都没了，被电车轧掉了，出事时他正在玩轧瓶盖，就是把狮牌啤酒的瓶盖放到电轨上让电车轧成硬币那么平。
瘸子和其他所有孩子一样不穿鞋，拄着一根棍子，他剩下的那条腿跳得异常快，跑起来没人追得上。
瘸子总在垃圾场入口等我。我倒空便盆，用树叶和废纸迅速擦一下，然后把它藏在一个洞里。总是在同一个地方，一棵桉树后面。有一天瘸子不想玩，因为他肚子疼，于是我们坐在土堆下面看别人玩。土是湿的，我就开始捏小泥人。瘸子穿着他那条从没换过的裤子，裤子比他大出三倍，在腰上打个结系起来。他把什么东西都藏在那裤兜里：石头、陀螺、绳子、玻璃球，还有一截断了柄的刀。我捏好小泥人后，瘸子把它拿了过去，掏出那半截刀，用刀尖在它头上钻出两个洞做眼睛，一个更大一点的洞做嘴巴。但是弄完之后他说：“这个泥人儿太小了，咱们给它弄大点儿。”
然后我们给泥人加了点泥，把它捏得大了一些。
第二天我们去的时候，泥人还扔在那个地方，瘸子就说：“咱们再给它弄大点儿。”其他孩子也来了，他们说：“咱们再给它弄大点儿。”
有个孩子找到了一块很大很大的旧木板，我们决定把泥人捏到跟木板一样大，这样就可以把它放到板子上，抬着去游街。一连几天我们不断给小泥人加泥巴，加啊加啊，直到它变得跟木板一样大。我们决定给它起个名字，就叫雷波勇将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最后选了这个名字，总之雷波勇将军成了我们的神。我们用垃圾堆里找到的所有东西来打扮他。没了追跑打闹、打仗、蹦蹦跳跳。我们全部的游戏都围绕雷波勇将军，他成了所有创意的中心。日复一日我们就只待在他身边，有时让他当坏人，有时当好人，大多时候他就像个神奇的生灵，充满魔力；许多天、许多个礼拜天就这样过去了，那时对我来说，礼拜天是一个礼拜里最糟糕的一天。每个礼拜天从中午到晚上，我都会一个人被反锁在我们唯一的那间屋里；只有一点光从铁皮板上的缝隙和那个大窟窿透进来，我一连好几个小时把眼睛贴在窟窿上往街上看，才不会太害怕。通常，当长头发太太带着艾莱娜和虱子回来的时候，总会发现我靠着门睡着了，透过窟窿看了那么久，又想了那么久雷波勇将军，我累极了。
在我们发明了一千零一个玩法之后，雷波勇将军渐渐褪去英雄的光环，我们小小的想象力再也无法从他身上找到更多灵感，愿意和他玩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了。雷波勇将军开始度过漫长的孤独时光，也没人为他换上新的装扮。直到有一天，始终对将军最忠心的瘸子站上一个大箱子，用他刚找来的拐棍敲了三下，因太过激动而断断续续地尖声喊道：“雷波勇将军死了！！！”
那种环境中的孩子天生就知道什么叫饿、冷、死亡。我们垂着头，眼里含着泪，慢慢聚集到雷波勇将军身边。“跪下！”瘸子又喊。
所有人都跪下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没人敢说一句话。煤工的儿子年纪大一些，平时总坐在一块石头上，拿着垃圾堆里找来的报纸看。现在，他拿着报纸走近孩子群，开口说：“笨猪啊，你们的将军死了就埋了呗！”然后就走了。
我们都站了起来，决定用木板抬着将军，把他葬在垃圾场里，然而所有的力气都是白费，木板连动都没动一下。我们又决定分成块埋，一条腿分三块，胳膊也一样。瘸子说脑袋要整个埋。有人拿来一个旧罐头壳，我们把脑袋放上去，四个最大的孩子抬着走在前面，其他所有人跟在后面列队行进，哭得像没爹没娘的孤儿一样。同样的仪式在埋葬每一块胳膊、每一块腿时都重复一遍。到最后只剩下躯干，我们把它分成了许多小块，做成许多小泥球，直到雷波勇将军什么也不剩了，我们便决定用泥球玩打仗。艾玛·雷耶斯巴黎，1969年4月28日 No.2泪水漫过黑色大眼睛亲爱的赫曼：
虽说回信已甚是克制，你对长头发太太身份的极度好奇还是被我发现了。说实话，记忆早已模糊，这么多年过去，如果说我还存留有一些印象，那也是多亏了姐姐，她长我两岁，记的事多些。
长头发太太名叫玛利亚。她很年轻，高挑又苗条，从不跟我们谈起她的家庭和生活，我们和她的关系只限于服从她的命令，不许抗议或者问为什么。她是一位又厉害又严肃的太太。
登我们屋门的只有塞昆迪娜太太，圣芭芭拉一家店铺的老板娘，这位唯一的朋友比她老很多。每次塞昆迪娜刚到，她就赶我们到街上去玩，她不叫不许回来。我们从来不知道她们俩聊些什么。那时雷波勇将军的葬礼刚结束不久，我还穿着那件沾满泥巴的脏衣服，睡觉时我们也总是穿着衣服，她也只是脱掉黑色的长裙，松开头发。有天早上她很早就叫我们起床，天色还漆黑如夜，她命令我们三个去倒便盆，返回时再把水桶和水罐打满。我们一回来她就点上酒精炉，往大锅里倒满水。烧水的工夫，她换了床单，仅有的几件家具也擦干净了。“脱衣服，给你们洗澡。”
她这是第一次同时给我们三个人洗澡。我们光着身子立在大盆前，她飞快地给我们打上肥皂，然后用瓢一个挨一个冲洗干净。地板成了一片沼泽，到处是肥皂沫；她让我们先把地擦干净，而后才给我们穿衣服。我们穿上礼拜天的衣服，在床沿上坐成一排，不许动。她自己也换上礼拜天的裙子，仔细地梳理了头发，叫艾莱娜给她拿着镜子，虱子端着蜡烛，他们俩稍动一下她就大发雷霆。都弄好了，她派虱子去啤酒厂看时间。那天她没给我们做早餐，只是紧张兮兮地在屋子里转圈儿，像困在笼中的野兽。天亮了，她没有像往常一样打开门，仍然点着蜡烛照亮。忽然门上轻敲三声，她祷告一句，赶忙开门。一位瘦高个先生出现了，穿得不像这一片儿的人，而像我们在垃圾堆里找到的报纸上照片中的人物。大衣、礼帽和雨伞，都是深颜色，有可能是黑色。他抬手遮了下眼睛，适应了蜡烛的光，一闪身从门口滑了进来，在她面颊上吻了一下，我们仨一下子都笑了。这是第一次有位先生进到我们的屋子里。
玛利亚太太重新锁上门，拿起装蜡烛的瓶子靠近床边，我们仨还在那儿坐着，一动不动，他表情严肃地跟着她，她把蜡烛靠近虱子的脸，说：“这个是爱德华多，是你的。”
他轻轻拍了一下虱子的脸。
然后她给他看了艾莱娜，还有我。谁也没说话，一阵深沉的静默之后，那位先生解开大衣和西装，用手指尖从马甲口袋里取出些硬币，给了爱德华多三枚，我们姐妹各一枚。“说谢谢，”玛利亚太太说，“现在出去玩吧，别离门口太远，看见有邻居过来就说我在睡觉。”
我们出去的时候，感觉她又用钥匙把门锁上了。那位先生待了很长时间。后来门终于开了，玛利亚太太探出头来，确定附近没人，便回头说：“快……”
先生如进门时那样又滑了出来，像从没见过我们一般径直从旁边走过去。我们看着他擦着墙边，大步流星地走远，仿佛生怕被人发现。
我们进屋时玛利亚太太正在哭，她已经开始腾橱柜，挑拣出爱德华多的所有东西。她从床底下掏出一个纸箱，仔细地把拣出来的衣物打包。“艾莱娜，艾玛，换上旧衣服。爱德华多不用换，跟我走。”
看她一直在哭，我们也开始哭。艾莱娜给我脱衣服的时候，我们看到桌上放着一沓钞票，我感到害怕，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了，我们以前只有硬币，这个家里从来没出现过钞票。她一个字也没说。她从盒子里取出头巾，紧紧地包在头上，我第一次觉得她看起来就像教堂里的圣母。“你们待着别动，我去邻居家一趟。”
她跟邻居，也就是瘸子的妈妈，一起回来了，指给邻居盘碟和蜡烛放在什么地方。她拿起装着虱子衣物的纸箱，停在我们俩面前，说她要出去几天，邻居会过来给我们做饭，因为没有人看着我们，所以她要用钥匙把我们锁起来。“要乖乖听话”，这话她重复了两遍；她把虱子往门口推，在他头上戴了一顶水手帽，命令他出去。虱子瞪着大大的眼睛看着我们，眼泪流了出来。
我们被关在屋子里好多天，已经分不清白天和黑夜，便盆装满了排泄物，我们就开始用盘子。邻居每天只来一次，给我们留下一大锅玉米糊：“别一下全吃了，我明天再来，不吃饭的时候别点蜡烛。”
我们哭闹得十分厉害，邻居们都过来隔着门安慰。我们经常一连好几个小时贴在铁皮门上透过缝隙往外看，盼着她回来。终于有一天，我们俩正背靠着门板睡在地上，她回家了，那是我们第一次开心地圈着她的脖子，拥抱她，亲吻她。她哭了，温柔地把我们的手臂放下来，把我们的手合在她手里，对我们说：“虱子再也不会回来了。他爸爸，那天来的那位先生，是一位大政治家，将来可能是总统 ，所以他不愿意他儿子跟着我，他说他很担心，宁愿自己来管儿子。我把虱子带到了通哈，留在一家修道院，他爸爸已经安排好一切，修道院会收容他。”
没有了虱子我好像丢了魂，我一直哭、喊、叫他的名字，我不知道离波哥大很远是什么意思。我想如果使劲喊，他就能听见。玛利亚太太看起来也很伤心，变得更沉默更严厉。我想就是从那时起，我和艾莱娜之间有了一种深厚的默契，一种下意识的感觉：我们是孤单的，我们只拥有彼此。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一生都不会再见到爱德华多了，也无从得知他的命运如何，只剩下记忆中那双在一顶可笑的水手帽下被泪水漫过的黑色大眼睛。艾玛·雷耶斯巴黎，1969年5月9日 No.3半个橙子我亲爱的赫曼：
如上一封信里说到的，爱德华多走后，玛利亚太太变得更冷漠，对我们也更严厉，除非必要基本不和我们说话，而且她几乎每天都出门。她总是早早把我们叫醒，吃完早饭，我得赶紧去垃圾场倒便盆，艾莱娜代替了爱德华多去打水，有时候我帮她，但是水罐和水桶对我来说太重了，洒出去的水是打上来的一半。通常她外出的时候都会把我们关在屋里，有时她到晚上才回来，也不管我们吃没吃饭。
有天她回来得非常非常晚，我们饿得直哭，她大包小包地满载而归，破天荒地给我们带回了面包圈和番石榴糕。她给我们做饭，毫无预兆地笑了起来，疯子一样大笑，又泪如泉涌，我们吓坏了，不知道该跟她一起笑还是一起哭，等稍微平静了一点，她一拍桌子对我们说：“咱们要离开这间破烂屋子，明天就开始打包裹，去一个很远的镇子，在那儿我们会有一座大房子。”
她又笑了起来，并命令我们去睡觉，说明天要早起。
接下来几天，屋子里跟地狱一样，没有一样东西在原处，柜子空了，所有角落里都被她摆满了成堆的各种物品。一天早上她出去买了三个大行李箱回来，开始把衣服和盘碟装箱。每个盘子她都小心翼翼地包裹在床单和毛巾之间，最后一个箱子里装进锅子、大一点的盘子、水罐和便盆。到了晚上屋里只剩下家具、揭了床单和床罩的床垫、地上好多个装满旧物品的包裹。晚饭过后，邻居们过来，挑选各自想要的东西。瘸子的妈妈拿走了旧扫帚，床卖给了啤酒厂的一个工人。等所有人都走了，屋子里只剩下地中央三只紧闭的大箱子和旧床垫。瘸子的妈妈又返回，给我们送来她自己家的床罩和一个便盆。
起床的时候天还没亮，我们穿上唯一没被装进箱子的礼拜天的衣服，她让我们去邻居家归还床罩和便盆，把头一天脱下来的脏衣服也带过去。我们返回时她在门口等着，已经戴好了头巾，背着一个崭新的挎包，她把我们俩和三个大行李箱一起关在屋里，说她不会耽搁太久。没过一会儿，我们察觉到一阵马蹄声，透过铁皮门上的窟窿往外看，只见玛利亚太太正走下一辆马车。马车停在门口，邻居们赶忙过来，一起帮忙把箱子抬到车上。他们让我坐在箱子上，艾莱娜站着，扶着我，怕我掉下去。
玛利亚太太跟所有人握手告别。这时候瘸子出现了，他跑过来，靠近马车，把手里的半个橙子送给了我，我们看着对方，眼睛里都是悲伤。玛利亚太太锁了屋门，把钥匙交给女邻居，嘱咐她照看屋子。
我还没看清发生了什么，只听到几声吓人的尖叫，玛利亚太太就躺在了人行道中间，眼睛闭着，血从嘴里流出来，马车夫正骂着各种粗话。艾莱娜说玛利亚太太本想从马前面绕过去向神父打招呼，谁知马受了惊，一抬头重重地撞到她下巴上，她在惊吓中咬到了舌头，像死人一样倒在了人行道上。人们拿来酒精和药膏，开始擦她的额头。我们俩疯了一样大哭，拽着她的袖子叫她。终于她睁开眼睛，一点一点坐起了身。她面色苍白，嘴肿了起来，大家扶她站起来，一起进了瘸子妈妈的家。他们让她用盐水漱口，神父说最好用曼秀雷敦软膏揉搓脸部，邻居们却说蜡油更好。我们俩继续哭，马车夫还在发怒，嫌浪费了他的时间。买了我们床的啤酒厂工人用他的手帕给她把下巴包了起来，在头上打了个结。大家一起帮她戴上头巾，千叮咛万嘱咐，一通辞别之后，我们回到了马车上。走出很远了，我还能看到邻居们站在街中央，高举着手臂向我们告别。瘸子送的那半个橙子被我弄丢了。 No.4斜眼与死狗我亲爱的赫曼：
如果说真有影响一生的童年经历，我可能会说是那辆著名的马车。它永远地切断了我们在圣克里斯托瓦尔（旅人的守护者）社区的生活，它是另一种生活的开端，冷酷无情的历练在那时初现端倪，之后便是艰难的美洲之旅，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妙的欧洲之旅。
马车将我们带到萨瓦纳火车站。一路上玛利亚太太一个字也没有说，她是那样的苍白，那样的难过，我问她是不是她又一次要死了，她用手势告诉我她没事。我们路过那么多大街、带阳台的房子、教堂，我都不知道看哪儿好了。玛利亚太太躺在街上的景象，跟雷波勇将军躺在垃圾场何其相似，我因受了惊吓而感到胃疼、想吐。
到了火车站，她叫来几个人帮着卸下行李。这里人山人海，大包小包，熙熙攘攘，我抓住玛利亚太太的裙子，艾莱娜拉着我的另一只手。我们兜来转去，她跟好多人说话，时不时打开皮包，拿钱换来几张小纸片，又放进包里。最后我们上了火车，她靠窗坐下，让艾莱娜挨着她坐，把我抱到腿上。这是她第一次抱我。我不知道说什么，她身上各种药味很难闻，而且我害怕自己的头碰到她的脸。人们继续推推搡搡，满载行李地上车。几个男人叫嚷着走进来，手里拿着六弦琴和酒瓶，他们唱起了歌，我却在火车出发前睡着了。
下车的时候她们才叫醒我。玛利亚太太去一所大房子前敲门，天色已经暗了，一位非常胖的红鼻子女士穿着一身黑衣，出来迎接我们。
这位女士带我们来到一间非常大的屋子，屋子朝向一个庭院，许多植物从房顶垂下来，仿佛种在天空里。女主人叫来一个手里拿着陀螺的半大小伙子，要他去通知厨房还有三个人要吃饭。玛利亚太太开始跟女主人聊天，告诉她出发时拉车的马把她给撞了。女主人要去镇子里找大夫，说那大夫用热蛤蟆敷在患处，什么病都能治。玛利亚太太不愿意，我们吃过饭便歇息了。
在这个我一直都不知道叫什么的镇子里，我们逗留了几天，玛利亚太太几乎每天都出门，而且习惯了让艾莱娜陪着她去，我被留给那个半大的仆人照看，他坐在我旁边玩陀螺。有一天他把陀螺放在我手上转，我吓坏了，哭了起来。还有一天他问我有没有爸爸妈妈，我问他什么是爸爸妈妈，他说他也不知道。
最后一天玛利亚太太一早单独出去，带回来一堆大包小包。她叫我们进房间，脱了衣服，她给我们买了新裙子。艾莱娜的是蓝色的，我更喜欢她的，我的是粉红色的，两条都是镶有小花边的系带连衣裙，很好看。衣服换好了，她让我们到院子里去。过了一会儿我们看到她从屋里出来，几乎认不出了，她变得那么漂亮，看起来那么年轻。她给自己买了一条灰色连衣裙，有很多装饰、很多纽扣和花边，黑色的靴子上也有很多纽扣，还有一顶大大的灰色宽檐帽，用纱巾系在下巴底下。所有人都靠过来夸赞她，女主人摸着她的衣饰，爱不释手。他们叫来那个半大小伙子帮我们搬行李。我们走过很多条街，来到一个像是马场的地方，那里全都是马和其他一些我从没见过的可怕动物，艾莱娜说我们吃早餐时加在咖啡里的牛奶就是那些动物产的。还有一大群一大群被叫作印第安人的男人，他们穿得跟波哥大的男人不一样。玛利亚太太跟其中好几个说话，向每个人打听托里比奥。
托里比奥比其他印第安男人高大许多，很壮，几乎有点胖，眼睛小到快不见了。托里比奥说马已经备好了，只等那些去取行李箱的印第安人回来。另一个印第安人牵着马过来，全是高头大马，只有一匹是小个子，耳朵长长的，托里比奥说它叫驴子。
驴子身上拴着两个座椅，垂在肚子两边。椅背上绑着几根棍子，顶上架起用被单做的篷子。托里比奥说这样太阳就晒不到我们俩了。他们把我们抱起来，一边一个放好，艾莱娜比我大，于是她的座椅下降而我的上升。托里比奥说得在我这边拴一个装石头的背包，好让我们俩在一个水平上。
玛利亚太太在他们的帮助下跨上一匹灰色的马，那匹马和她的裙子颜色一样。那些印第安人把行李箱绑在一些叫作骡子的背上。一切准备就绪，托里比奥骑上一匹奶咖色的大马，一个脸颊肿胀、肤色黝黑的印第安人给驴子套上绳结，拉着走了起来。我们渐渐远离镇子，直到房屋和教堂都消失在视野外。
我不记得整个旅程，几乎所有时间我都在睡觉。醒的时候我因为疲倦而大哭，腿上磨出了泡，浑身都疼，最后一天还吐了好几次。托里比奥对我很亲切，下马把我抱下来，让我走上一会儿。
最后一夜我们几乎没有行进，整夜都在下雨，马身上从蹄子到肚子都是泥。到达瓜特克的时候天已擦黑，托里比奥对印第安人发火，也对驴子发火，因为它走得太慢了。一到瓜特克我们便直接去了一所两层楼的大房子，房子位于一座广场边，广场上有座教堂，还有一个圆形大水池，许多水柱从一些小人儿嘴里喷出来，好像他们在呕吐一样。
托里比奥下马去敲门，没人出来，我们等了片刻，最后从对面的房子里出来一位女士，说有一封信给玛利亚小姐，信封里装的是钥匙。
进了街门之后，有一个铺满白色小石子的玄关和一扇直通院子的大门，院子很大，种满了花草树木。走廊都很宽，有木质廊柱，所有房间的门都朝向院子。正对着我们的房子有两层，其余都只有一层。第二进院子是砖铺的，院里有两个做面包的大烤炉，还有厨房和其他一些房间。后院可以从后门进入，后门非常大，所有与马有关的东西都在后院。那是个巨大的院子，也种了些树：一棵莲雾、几棵芒果树和一棵番石榴树。
印第安人卸了马，离开了。托里比奥跟我们一起进了宅子，他打开几扇房门，搬出座椅到走廊上，让我们坐下，告诉我们先别进屋，因为身上的热气还没退，而屋里阴凉，这座宅子好多年来一直锁着。
托里比奥问，他可否等老板来了再走。玛利亚太太请他坐下，开始问东问西打听镇上的事。就在这时，有人从围墙上扔过来一只白色的小狗。小狗摔落在院中央，肚子胀得像个小鼓，眼睛还睁着。托里比奥叫我们别碰它，说它中了毒。我们正围着狗看，一个沙哑的男声传来，问首都来的旅人们是否到达。玛利亚太太赶忙过去打招呼，他拥抱了她，在她后背轻拍了几下。托里比奥摘下宽檐帽，向他低头行礼。“怎么样啊托里比奥？你有没有好好招待小姐和孩子们？怎么他妈的耽搁了这么久？”“是，是，老板，我们多走了一天，都怪驴子，孩子们管它叫驴子。野地里一下雨就完蛋了，路一难走那头驴就他妈不行了。”“算啦，托里比奥，去烟草店那儿等我，最好别跟镇上人说小姐和孩子们的事，我劝你 ”“好的，老板。”
托里比奥离开后，罗贝尔托在院子边缘坐下，把脱下来的斗篷放到地上，叫玛利亚太太坐到他身边。
这是一个英俊的男人，高大，精瘦，皮肤被阳光晒得黝黑，牙齿也很漂亮，印第安式的直发，带马刺的高筒皮靴，呢料衣服，脖子上系着红色鸡尾巾，白色斗篷，还有一顶帽子，玛利亚太太说那叫草编礼帽。他手里一直拿着一根鞭子，一边说话一边用鞭子轻敲皮靴。玛利亚太太刚在他身旁坐下，他便说：“您今天真美，小姐。”
她笑了，说：“我给你介绍孩子们。过来，靠近点 这个是大的，叫艾莱娜。”“她很漂亮。”他说，“多好看的眼睛啊。来，过来，把手给我。”艾莱娜走过去，他把她抱到膝盖上坐着。“那个叫什么？”“那个是艾玛，艾莱娜叫她娃娃。小可怜，本来就挺丑的，你看，眼睛还斜得越来越厉害。”“别担心，玛利亚，我们这儿有巴尔加斯医生，是我的朋友。会给她矫正眼睛的。”
我开始哭。“为什么哭啊？”罗贝尔托问我。“您说他要把我的眼睛挖出来。”他们俩都笑了起来。“小笨蛋，矫正不是把眼睛挖出来。”
透过眼泪，我又看到了那只从空中掉下来的死狗，我冲过去，抓起它的两只前爪，用尽全身力气把它砸向罗贝尔托的膝盖。我们俩的关系始于此也止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可他的阴影却跟随了我一生。
老兄：
你也不指正，我都不知道自己写的东西能不能让人读懂。有时候我很迷惑，不确定这个故事整体上接不接得上。我也没留副本，就直接写在信上，我都不记得之前写过什么了。亲吻所有人。艾玛巴黎，1969年9月 No.5医生送来的礼物我亲爱的赫曼：
罗贝尔托·B.属于瓜特克当地上层社会，是博亚卡省最富有的人之一。他拥有大农庄，还经营着马匹和奶牛的买卖。他和通哈的一位漂亮小姐结了婚，但是还没有孩子。他们婚后定居在瓜特克，就住在我们到达的这座宅子，住了好几年。其间又在他们的一座农庄里建造了一栋极美的住所，就在苏努巴河岸。建好后，瓜特克的房子就被锁了起来，谁也没有再住过。
罗贝尔托从不跟他的夫人一起出行，夫人只跟一位女仆出门，去河边一个小村子望弥撒。
罗贝尔托是爱德华多爸爸的密友，他们曾经一同到欧洲游学。玛利亚太太在跟爱德华多的爸爸交往的时候认识了罗贝尔托，那时候爱德华多刚刚出生。后来纯属偶然，当她去通哈送走爱德华多的时候，在那个城市里重遇了他。
是他建议她来瓜特克的，还向特牌巧克力工厂的老板写了推荐信，让他把瓜特克的巧克力店给她经营。
巧克力店位于广场上，在教堂的一侧。店附近的路面很高，比广场地面高出近一米，以至于人总感觉像是站在阳台上，可以遍览整个广场。巧克力店有两扇大门，货架一直延伸到天花板，结实的柜台也很高，我从来看不到上面有什么。柜台外面，两扇门之间的墙边，放着一些长凳和长靠背椅，顾客们会坐在那里。店面为蒙特霍家族中的一户所有，蒙特霍家有好几位兄弟都是镇上的重要人物。货架后面有一块极小的空间，玛利亚太太放了一张小桌，在那儿吃饭，街上的人看不到。还有一扇小门通向蒙特霍家的宅子，可以去那儿的后院上厕所。
我们到达的第二天，托里比奥又出现了，还带来了一位非常年轻的印第安姑娘，她是罗贝尔托老板派来给我们做用人的。她叫贝萨薇，小个子，脖子特别短，鼻子扁到几乎只能看见两个鼻孔，漂亮的眼睛透着狡黠，牙齿整齐干净，黑色直发紧紧地编成两条麻花辫。总是穿着很白的麻鞋，黑色系带，宽大的粗毛编织裙，下面另配一条红色粗布裙。她来的时候戴着草帽，帽子下面还包了头巾。她的父母是一对农民，在罗贝尔托的一座农庄做工。当天玛利亚太太就和她一起出门买东西，又去蒙特霍家取了巧克力店的钥匙。
一个礼拜后我们就安顿了下来，仿佛已经在这儿住了一辈子似的。
自从我们来到瓜特克，玛利亚太太便改叫玛利亚小姐。这对我和艾莱娜来说没什么变化，因为我们从来不用任何称呼叫她，我们只说“是，太太”或者“不是，太太”，如果她不和我们说话，我们就也闭口不言。
玛利亚小姐决定让艾莱娜整天都在巧克力店陪着她，在有外卖要送的时候帮把手，或者爬上货架去取巧克力。至于我，我收到的命令是跟贝萨薇待在家里，还要用钥匙锁上街门，她不希望我们出门，也不想我们跟镇上的孩子有接触，任何身份阶层的都不行。她自己也从不跟哪家人打交道，也没有一个朋友。贝萨薇做好午饭，十二点的时候装在饭盒里，跟一篮盘子和餐具一起给她送去。等她们吃完再把脏盘子带回来。这段时间我被锁在家里。比起在波哥大圣克里斯托瓦尔区那间小屋里的生活，瓜特克的家简直就是天堂。一开始我还惦念垃圾场的那些朋友，但很快我就习惯了一个人度日。贝萨薇整天忙着打扫和做饭，我在整栋宅子里转悠，在我看来，它真的是巨大无比。
玛利亚小姐买了些母鸡，还有一只小猪，我很爱它，会亲它的嘴，把它抱在怀里睡觉。渐渐地我开始学着上树，虽然爬不了多高，我还试着用杆子把果子捅下来，自然是成百上千次摔得挂彩，不过从来没什么严重的伤。母鸡们养成了钻到面包炉（我们从来不用）里做窝下蛋的习惯。每次看见一只母鸡进面包炉，我就跟着一起钻进去，在里面静静地待上几个小时，等它下了蛋，捡起来热乎乎地贴在脸上，直到蛋凉了才跑出去拿给贝萨薇。我会钻到树底下，用稻草搭小茅屋，摘花，会一连好几个小时跟我的猪说话，它像狗一样跟着我到处走，早上见到我会幸福地尖声哼叫。有一次它全身长满了虱子，我们得给它梳毛，把虱子一只一只地摘掉。我跟小猪一样脏，胳膊上、腿上、脸上全是挠痕。每个礼拜六都是大日子，这天我要跟着贝萨薇去河里洗衣服。我们一大早就出发。贝萨薇把衣服捆起来顶在头上，再挎上一只篮子，装着两个人的吃食。我拿着煮巧克力用的瓷壶。路很远，贝萨薇时不时抱起我，好走得快些。苏努巴河在我看来无比壮观，那是我看到的第一条河，两岸有数不清的树木，鳄梨树、番石榴树、橙子树，河流在某个地方拐了个弯，从那里可以看到一座桥，我们每次都去那里。到达后贝萨薇马上给衣服打上肥皂，平摊在草地上，在阳光下清洗干净。然后我们去捡木柴、摘果子，回来生起火，在锅里放上土豆和玉米棒子。汤正煮着，贝萨薇把衣服涤清，我负责吹火和看锅。把洗过的衣服晾好后，我们脱下身上穿的衣服，贝萨薇套上一件浴袍，我就光着身子，她抱起我一起下到河里。好开心啊！我真希望这个澡永远不会洗完。当然，下暴雨的时候河水上涨，我们是不能下河的。有一天情况很糟：我们刚穿好衣服，正在吃午饭，河水一下子涨了好几米，洗好的衣服几乎全被冲走了，贝萨薇能救回来的只有床单。她用快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抱起我，放到一棵树上。我使出全身力气抱着树，水势凶猛，我感觉连树根都在晃动。贝萨薇抓着树枝着水，一直跑到那座桥下，开始大喊。不一会儿就来了一群印第安人，他们把绳子绑在腰间，所有人系在一起下了河，来到树下，把困在树上的我抱了下来。锅和食物肯定全丢了，我们早早回到家，惊魂未定。贝萨薇哭着说玛利亚小姐肯定要把她赶走了，因为她弄丢了衣服。然而事实相反，她被我们的遭遇逗得狂笑了一通，然后说衣服不要紧。
礼拜天巧克力店也营业，因为很多住在乡下和附近镇上的人会过来买东西。我极少见到艾莱娜和玛利亚小姐。她们一大早出门的时候我还在睡觉，晚上又回来得很晚，我已经上床了。她在宅子靠前面布置好了自己的房间，还有一间小客厅，都在二楼，而我和艾莱娜睡在院子深处的一间屋里，我们旁边的小屋则是贝萨薇的住处。我们从来不去玛利亚小姐的房间，除了很少几次她叫我们过去。
来这里不久玛利亚小姐就病了，还很严重，医生一天来好几趟，我们俩不被允许上去看她。因为巧克力店关着，艾莱娜就整天和我待在一起，可我们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玩在一起了，她不喜欢小猪，不喜欢母鸡，也不喜欢爬树。我们头一次打起了架，可一看到我有危险或是要摔倒，她又总是很关切。那时候从波哥大发给我们的巧克力陆续到了，脚夫们牵着满载的骡子，连人带牲口在我们的后院住了两三天。他们开大锅饭，总会盛上一大盘菜给我们。晚上这些人弹起六弦琴，唱起歌，趁玛利亚小姐不知道，让我们俩骑上骡子，牵着在后院里兜圈儿。我们高兴得像过节一样。
玛利亚小姐从床上下来了，又瘦削又苍白，每天只去巧克力店工作半天，慢慢地生活恢复往常，我又开始一个人留在家里。一个礼拜天玛利亚小姐哭着回了家，跟贝萨薇说教堂里的神父当众羞辱了她，就因为她是唯一戴着帽子去教堂的女人，其他女人都戴着头巾或罩头布，他还说首都来的带不来什么好东西，都是恶习和罪孽。实际上玛利亚太太早已永远地抛弃了头巾，她给自己做特别夸张的帽子，而且也不再穿一身黑，换成了颜色明快的衣服。艾莱娜说这些衣服和帽子好多都是罗贝尔托从波哥大给她带来的。
后来她又一次气冲冲地回来，这次她不再哭了，决定公开跟神父开战，而神父也不甘示弱。他批评她的行为举止不守妇道。下午六点一过，整个瓜特克的单身男人都聚在了巧克力店里。还没结婚的巴尔加斯医生、卡马乔工程师、胜家缝纫机销售代理、穆里约律师，其他男人则不固定，每天变换。他们坐在巧克力店的长凳上，开始谈论政治和女人，吟诗，唱歌，批判神职人员，有些时候笑得太大声，连住在广场另一侧的神父都说吵得他睡不着觉。这种聚会一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才散，对于这样的小镇，绝对算得上是丑闻了。而聚会的中心就是她这个唯一的女人，这让神父很是火大，下了决心跟她开战。有一天广场上有游行，神父壮着胆从队伍里出来，迈着大步跨上平台，进了巧克力店，手里举着十字架，把一桶圣水全洒在了地上，还一边念着祷词，要把魔鬼从店里驱赶出去。神父的这个公开举动如同最后一击，彻底让玛利亚小姐成了镇上正经人家嫌弃的对象。再也没有一位夫人进来买巧克力，都是派女佣过来，或者随便找个印第安人跑腿，好像还有几位夫人宁可从通哈订购巧克力。
总在店里陪她到晚上打烊的艾莱娜说，男人们对玛利亚小姐都是恭恭敬敬的，她本人又爱聊又风趣，她说话的时候男人们都很开心。不过聚会时间艾莱娜基本都在睡觉，自然不记得他们讨论的话题有什么特别之处，况且她当时还小，还不能做出判断。
罗贝尔托只在赶集日过来，他更愿意在巧克力店关门后到家里来见她，所以我再没见过他。
玛利亚小姐又生病了，贝萨薇说是被神父气的。巧克力店又关门了，医生每天都过来。他们不让我和艾莱娜上楼。
一天早上贝萨薇在院子里找到我们，说玛利亚小姐病得很重，她必须一刻不离地守在旁边，所以玛利亚小姐命令把我们俩锁在杂物间里，只有那间屋子是带钥匙的。
我们乖乖地进去了，我觉得我们俩同时想起了住在波哥大那间屋子里的日子，只是这次有扇小窗户，能透进来一些光，还能看见一小块天空。这个房间里存放着一袋袋的土豆和糖塔，我们付出极大的耐心才弄开糖塔的袋子，每人吃了一整块糖塔，等贝萨薇来放我们出去的时候，自然，我们俩已经胃疼得要死掉了，还拉了好几天肚子。
来给玛利亚小姐看病的医生说得给我们喝米汤和石榴皮熬的水。等我们好点儿了，贝萨薇说玛利亚小姐要见我们，让我们上去。
我还记得我们俩以最快的速度跑上楼，跑进屋子。
玛利亚小姐躺在床上，长发散开，穿着带白花边的蓝色衬衫，怀里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我们看到那孩子的一刹那全身都僵住了，艾莱娜拉起我的手，向后退着，直到撞在床对面的墙上，我们就停在那儿，像被催眠了一样。“这是医生给我带来的礼物。”她用几乎孩子气的声调说，“过来，来看看他。”
我们没有动，艾莱娜继续用全身力气握紧我的手。那孩子开始哭，我们俩跑了出去，跑下了楼梯，没靠近她床边，也没说一个字。我直接去了后院，钻进烤炉，艾莱娜也钻了进来。我们没说话，没哭，也没玩耍，只是蜷缩在烤炉里，像在等着母鸡来下蛋一样。但是那天没有母鸡，也没有蛋，我们眼前只有一个婴儿被玛利亚小姐高高地抱在怀里的情景。 No.6一头黑色怪物进了广场
一连好几天，玛利亚小姐都把自己跟那孩子关在屋里。我不记得过了多久，或是怎样才又见到她的，只记得有一天贝萨薇开始清理杂物间，就是玛利亚小姐生病那天晚上关我们的那间屋子。那间屋可以说是宅子的中心，在两进院子之间。玛利亚小姐怀里抱着孩子指挥着清理工作。她命令清洗了砖铺的地板，从她的屋里搬下来一个草编的篮子做婴儿床，至于家具，只摆了一把摇椅和一张旧桌子，桌上放着三件小衫，那是婴儿仅有的衣服。第二天早上，贝萨薇来叫我起床，给我穿衣服的时候说玛利亚小姐和艾莱娜已经去巧克力店了。那是我第一次问孩子在哪儿，贝萨薇说在杂物间。
我跳下床，跑到那个房间，踮起脚尖走了进去。摇篮被放在房间中央的一块席子上，我在地上坐下来，开始慢慢地一寸一寸地观察他。耳朵小小的、形状完美，白嫩的小脸蛋，肉嘟嘟的嘴唇，稀少的头发是黑色的，小脚丫细长精致，一双手也小小的，我没办法掰开他的手指，湿乎乎的小拳头紧紧攥着，嘴巴半张，像是在笑。过了一会儿贝萨薇拿了奶瓶过来，把他抱起来，坐在椅子上给他喂奶。小孩睁开了眼睛。很像爱德华多的眼睛，又大又黑。我看他看得累了，问贝萨薇他叫什么，她说玛利亚小姐说想叫他何塞·辛·萨尔，可是不想让他受洗。我和艾莱娜就管他叫“小孩”。
我的生活变了样；小猪，母鸡和鸡蛋，树和树上的果子，我通通没了兴趣，只想待在他身边。他醒着，我就坐在一旁，跟他说话，逗他玩；他睡着了，我就坐在门口等他醒来；他一哭我就跑去喊贝萨薇拿奶瓶来。玛利亚小姐坚决禁止我们把他抱出屋子，她不想让邻居们看见他或者听见他哭。由于风吹不着日晒不到，他越来越白，白得透明，但他也在长大，越长越胖。她们只给他穿一件白色粗布小衫，还有一条叫作襁褓带的长布条围在腰上，贝萨薇说要不然他的魂儿就会从肚脐眼跑出来。我问她什么叫魂儿，她说就是一个人身子里全部的东西。
因为没有尿布，也不穿裤衩，他就在铺着一块红色防水布的篮子里直接拉撒。贝萨薇教我用后院摘的草叶给他擦干净，可是晚上我得去睡觉，于是每天一早都会发现屎都抹到了他头上。
玛利亚小姐恢复了以前的生活，早上六点出门去巧克力店，夜里很晚回来。只有礼拜六她才会看管孩子，那天我和贝萨薇得去河边洗衣服，她和艾莱娜留在家里。“小孩”一天天长大，动作越来越多，她们把草编篮子换成了一个空巧克力箱。箱子很深，我伸长了胳膊也几乎碰不到箱底。贝萨薇没看着的时候，我就垫着块石头，溜进箱子里，“小孩”看见我钻进来跟他待在一起，高兴得又笑又叫。我觉得他和那只小猪一样，也是我的，谁也不管他，我觉得他也不管别人，是我一个人的。
她们只在广场上有节日庆典的时候才带我去店里。有一天玛利亚小姐让贝萨薇给我打扮一下，下午去店里，说是有烟火和疯牛。“小孩”自然是一个人留下，被锁在了家里。我们到达的时候，广场、教堂前廊、平台上已经挤满了人，她们把我抱起来，放到柜台上，烟火表演已经开始了，到处都有人唱着歌、弹着六弦琴。忽然传来一阵可怕的声响，无法比拟的声响，人群开始四下逃散，大多数人躲到了教堂里，还有些人跑进房子里，男孩们爬上了树，巧克力店在平台的高处，也被人填满了。响动渐渐近了，人们猛然发现教堂后面出现了一头恐怖的黑色怪物，正朝广场中心前进。它双目圆睁，眼色泛黄，眼中放射出巨大光束，照亮了半个广场。人们跪到地上开始祷告，求上帝保佑。有个女人带着两个小孩，她把孩子放到地上，自己卧在上面盖住他们，像母鸡护着鸡蛋。有几个男人手里拿上大棍朝广场靠近。而怪物到了广场中心便停下，闭了眼睛。那是来到瓜特克的第一辆汽车。
再会。
今晚人类将第一次登上月球。亲吻。艾玛巴黎，1969年 No.7为省长献上的庆典我亲爱的赫曼：
第一辆汽车、烟火和疯牛只是节庆的开始，为博亚卡省省长来访而举办的庆典持续了一周时间。
庆典以礼拜天的一场斗牛表演收尾。这是我和艾莱娜第一次看斗牛，玛利亚小姐专门给我们做了橄榄绿色的新裙子，镶着红色绲边和小花边，还给贝萨薇买了带丝质流苏的大披肩和新麻鞋。
我们在家里吃过午饭，她们给我们穿衣打扮，给“小孩”喂过奶，关好所有门窗。把“小孩”单独一个儿扔在家里，我们全都去了巧克力店。
广场用木棍和竹竿围了起来，以免斗牛逃跑。教堂前廊已经摆好了木看台和一个铺着红布的巨型宝座，那是省长的位子。各家各户的窗子和阳台上都挂着国旗和纸做的拉花。
从瓜塔维塔请来的乐队已经在教堂前廊准备就绪。渐渐地，房屋的阳台上挤满了人，广场的各个角落和围栏后面密密麻麻全是从附近村子赶来的印第安人。
玛利亚小姐在贝萨薇的帮助下，用空巧克力箱设了一道障碍，把两扇门堵住，防止人们闯进来。我和艾莱娜被安置在店里的长凳上。这儿的地面比广场高出很多，所以我们好像坐在阳台上，可以望见整个广场。第一波烟火表演开始了，乐队演奏起乐曲《瓜特克人》，所有人冲着乐手们喊叫、鼓掌。烟火愈发盛大，广场的另一端出现了省长的陪同团。走在前面的是蒙特霍家的女儿们，身穿洁白长裙，头戴花环，背上有纸做的白色翅膀，像母鸡的翅膀一样。玛利亚小姐说那叫天使，翅膀是用来飞上天堂的。她们手中的篮子里装着花瓣，边走边撒在地上，为省长标示出行进路线。紧跟着天使的是穆里约家的夫人们、蒙特霍家的夫人们、博尔格斯家的夫人们和神父家的姐妹们，她们抬着一面大旗子，垂下许多彩带，旗面上绘着齐琴奇拉圣母像。圣母像后面走着一些士兵，最后头是陪同省长的马队：刚才那些抬着旗子的女士的丈夫们、镇长、医生，我们的朋友罗贝尔托骑着一匹黑马，他身旁便是省长，骑一匹高大的白马。神父先生在教堂前廊恭候，瓜塔维塔来的乐队继续演奏《瓜特克人》，男人们脱帽致敬，有些人喊自由党万岁，另一些人喊保守党万岁。
省长和陪同团绕着广场转了一圈，人们从阳台上抛下康乃馨，高呼省长万岁。我和艾莱娜开心地又蹦又跳。陪同团向巧克力店靠近，玛利亚小姐赶忙跑到一扇门后藏起来，就在这时我和艾莱娜看见了罗贝尔托旁边的省长，就是曾来过我们在波哥大圣克里斯托瓦尔区的家的那位先生。我一看到他就喊了起来：“玛利亚小姐，快来，快来看，爱德华多的爸爸，爱德华多的爸爸，爱德 ”
作为回应，我们只感觉腿上被掐了好几下，疼得直掉眼泪。我从没见过她如此愤怒，她抓住我们的胳膊，把我们摔到地上，脱下一只靴子，劈头盖脸一顿暴打。“马屁精，马屁精，马屁精”这是她说出的唯一的词。等她用靴子打累了，就拽着我们的辫子，把我们的头往墙上撞，血顺着我们的腿和胳膊滴下来。贝萨薇开始求她别打了。她就把我们推到柜台后面，命令我们不许动。她们俩回到门口，人们还在冲着省长喊万岁，乐队重新开始演奏《瓜特克人》，烟花四处绽开。斗牛开始的时候，贝萨薇过来找我们，把我们带到门口。玛利亚小姐在另一扇门那里跟一个男人说话，那人给她送来一封信。
第一头斗牛毛色发灰，淌着口水，看起来愤怒极了。斗牛士颀长瘦削，穿着略显短的白色裤子，一手执帽子，一手执红布吸引斗牛。烟火继续，乐队再次奏起《瓜特克人》。玛利亚小姐转过身来，命令我们回到柜台后面继续受罚。斗牛表演还在进行，我们俩躺在地上睡着了。后来我被几声惊恐的叫声吵醒，感觉堆在门口的箱子倒了，下一秒店里就挤满了人，男人、女人、孩子都在逃命，斗牛紧追不放。一个男人开始从货架上拿巧克力，朝斗牛的头上砸去。牛看上去很镇静，两只前蹄踏在柜台上。最后，有四个人终于一起抓着牛尾，把它向后拖去。斗牛尥了两蹶子，追着一个红衣女人跑了出去。贝萨薇把我们俩从柜台后面抱了出来，让我们坐在一个箱子上，指给我们看广场深处的什么东西，所有人都对着那里指指点点。最初我只看见一大炷黑烟，渐渐地有了火苗，蹿得像教堂的尖塔那么高。火焰那么美，火红、橙黄、艳紫深深浅浅地交织在一起，黑烟侵没了一部分广场，人和房子几乎都看不见了，所有人都大呼小叫，四下逃散。
斗牛们紧追着人群，时不时放倒几个，管他男女老少。人们拿着水桶、水壶、水罐从各个房子里出来，跑向广场的水池打水，另外一些男人拿着绳结和棍子，试图把四散的斗牛拴起来，教堂的钟声绝望地响起，火焰仍在上升。有位胖老太太胯两侧各挂着一个陶水壶，被牛角整个儿顶了起来。落下来的时候摔在池子中央，整池水几乎都溅了出来。还有些人跑去搬来树枝和成袋的土。整个镇子一片沸腾，每个人都想为灭火出一把力。火借风势，从一家茅屋跳到另一家，巧克力店里只剩我们几个，我眼都不眨一直盯着那火焰。蒙特霍家有个人过来，告诉玛利亚小姐火是从医院烧起来的，烟花的火星掉在了铺着稻草的房顶上。医院里的五十个病人都烧死了，院长出来看斗牛表演，把他们锁了起来，谁也没跑出来。幸运的是，火势朝着和我们家相反的方向，向低处的城区去了。火苗继续从一条街跳到另一条街，女人们趴在教堂前廊的地上一边祷告一边尖叫，男人们不停地运送树枝，有些几乎是还带着土块的整棵树。大火持续了三天，低处的整片城区被烧成了灰。
火灾和斗牛的冲撞踩踏造成的伤亡数量过百，天空一连好些日子都是灰沉沉的，火烧的焦味飘进每户人家，侵入每间房子，留在衣服上、饭菜里、水里。而我将这场大火收藏在最美丽最稀奇的童年回忆之中。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以为那是为省长献上的庆典的一部分。巴黎，1969年10月 No.8人生中最残酷的一天我亲爱的赫曼：
庆典和火灾过后，一切恢复如常。我们的生活中只出现了一件新事：玛利亚小姐开始习惯打我们，每次她打一个，另一个也跟着哭，所以她干脆不管哪个犯了错，两个一起打。
有一天她回家时情绪很糟，“小孩”到了喝奶的时间，正在哭，而她打算给他洗个澡。给他脱光了以后，她把他高高举起，看着他的脸说：“这倒霉孩子越来越像爱德华多了。”于是艾莱娜就说，弄来这个新的还不如留着爱德华多，这句话还没说完，一阵大耳光就扇花了她的脸。我趁着她还没打完艾莱娜，跑到烤炉里躲了起来，那是她唯一钻不进来的地方。
第二天她没去巧克力店，一整天都关在屋子里。贝萨薇把午饭送了上去，她说她不想吃。天色开始暗下来的时候，她叫我们上去，到她的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胡乱放着，屋子中央有两个打开的箱子，她已经开始收拾衣服。她向我们宣布要回波哥大，还说她所有的不幸都是我们造成的：“没有你们我的生活会是另一个样，我压根就不会来这个倒霉的镇子。我会在一个远远的地方，要什么有什么。你们一直都是绊脚石，我像头牲口一样被困着，没错，像头母牛，不过，我敢保证，这种日子没几天了，我发誓，你们记着我说的话，一有机会我就把你们送人，随便送谁都行。现在，给我出去，别让我再看见你们，看见了我就拿棍子打死你们。”
我们俩拉起手，走下楼梯，直接去了“小孩”的屋里，在篮子旁边坐下，开始哭。“小孩”睁着大眼睛看着，似乎感受到了我们的痛入心脾，眼泪成串地掉了下来，却一声也没吭。他只是噘着小嘴，眼里是深深的悲伤。
旅行的准备工作用了好几天时间。她不再去巧克力店，整天都在家里，一言不合就对着我们大喊大叫，拳打脚踢。那些日子漫长而难过。
临行前一天托里比奥带着马和三个印第安人过来，那天他们宿在后院，唱歌弹琴。托里比奥很喜欢我，给我带来满满一小篮李子当作礼物。那天晚上我们全都睡在同一间屋子里的几张席子上，“小孩”跟往常一样睡在篮子里。他们把我叫醒的时候天还没亮，贝萨薇做好了早饭，玛利亚小姐在给“小孩”洗澡，以前她从来不给他洗澡，只有我一个人给他洗脸擦便便。艾莱娜帮忙给我穿衣服，贝萨薇把“小孩”的几件破衣烂衫放进篮子里。在我就着糖水啃黑面包的时候，她们拿一块大布单把“小孩”裹了起来，还用白布条绑好。贝萨薇下去梳头拿披肩，玛利亚小姐紧张兮兮的，开始吼贝萨薇，叫她快点，不然就晚了。
贝萨薇抱起“小孩”，拿上装着他衣服的篮子，拉起我的手，小跑着出了门。我们出门的时候听到马在嘶叫，托里比奥好像正在后院唱着歌。
贝萨薇说我们要走去河边的那条路，天色黑漆漆的，我看不见路，风刮得像火灾那天一样猛。我们来到桥边，这一带我很熟悉，我们没有如往常去洗衣服那样朝水边走，而是一直往前，然后拐上一条沿河而行的小路，路旁树木高耸，路的尽头出现一座白色的大房子，房顶铺的不是稻草而是瓦片。贝萨薇让我在那棵弯向河面的歪脖子树下等着。我的目光跟随着她，看到她像是踮着脚尖，轻轻，悄悄，仿佛想要飞起来似的。她走近大门，先放下篮子，再紧靠着门放下“小孩”，然后用布单把小脑袋盖上。这时我才明白，我们是来遗弃他的，我想喊却喊不出来，双腿打战，突然弹簧一样跳起来朝门边冲了过去。贝萨薇抓住我的一条腿，把我摔在了地上，我开始用头撞地，我感到窒息，贝萨薇竭尽全力要把我抱起来，但是我紧紧抓着草，像条蚯蚓一样扭来扭去。她用几乎是耳语的声音求我快起来，求我别出声，趁着还没有人醒来赶紧跑。我依旧抓着草，脸贴在地上，我想就是在那一刻，我一下子学会了什么叫不公，明白了一个四岁孩子也会失去活下去的意愿，只希望自己被地心吞没。那毫无疑问是我人生中最残酷的一天。
我没有哭，眼泪已显苍白，我也没喊，情绪的喧天大波盖过了我的声音。贝萨薇跪在我旁边，求我站起来。“小孩”哭了起来，我觉得他的哭声仿佛从地下传来，我抬起头，看见贝萨薇满脸的眼泪。我彻底放弃了抵抗，把手伸给她，她抱起我像疯了一样跑起来，我能感到她紧紧地钳着我，让我紧紧地靠在她身上，她的眼泪掉到我耳朵后面，顺着我的脖子流下来。她一口气跑到桥边才停下，后来的事我忘了，只记得托里比奥把我抱起来，放到了去波哥大的母骡驮着的座椅上。艾莱娜说我一连三天说不出话。玛利亚小姐害怕我变成了哑巴。回程的路和来时一样，只是多了贝萨薇跟着我们，驴子也换成了走得更快的母骡。我不记得细节了，我那时一定是生无可恋了。第一趟旅程我们抛弃了爱德华多，而第二趟，我们又抛弃了“小孩”。
尊敬的先生，我很难过，这封信没写成我想要的样子，但我已经无力重写了。亲吻全家人，别忘了我。艾玛巴黎，1969年10月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