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一个梦，融入一座城 |《整个巴黎属于我》连载 2-txtepub下载

当你终于来到了梦想中的城市，你要如何融入它？

就像海明威注定要来到巴黎，但没有人告诉过他，在巴黎他该属于哪个圈子，究竟要如何得到他渴望的东西。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绝不是一个为梦想默默努力的“可怜人”，他与今天每一个在城市中追逐理想的青年人一样，境遇困苦、小心翼翼又意气风发、对所有可能帮助自己实现梦想的人说尽好话，但也暗自衡量着“我还需要多久可以超越他……”

《整个巴黎属于我》·第二篇

以下内容选自《整个巴黎属于我》

[美]莱斯利M.M.布鲁姆著，袁子奇译

中信出版集团 | 2019.1

多数有志向上攀登的作家，可能都会不惜一切代价取得（海明威手中的那些）介绍信，以便被介绍给侨民作家中的“奥林匹斯诸神”——这是马尔科姆 • 库利给20世纪20年代巴黎核心创作圈中的作家们起的名字。

美国人源源不断地来到巴黎，争相想被介绍给“奥林匹斯诸神”，但在后者的眼中，这些人大多“并不值得搭理，除非你偶然想找点乐子”——一位先锋侨居记者、“圈内”的编辑这样说。“这伙人”通常在私人住所或工作室里聚会，不去公共咖啡馆。对于很多有志成为作家的人、不顾一切想变得“值得搭理”的人，“这伙人”统统不屑一顾。

到了深冬时节，海明威觉得寄出舍伍德·安德森介绍信的时机已经成熟。他首先找到了作家路易斯·加朗蒂耶（Lewis Galantière）。这是一位博学的美国人，戴着一副眼镜，当时供职于巴黎的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早在海明威夫妇动身去欧洲之前，舍伍德·安德森就给加朗蒂耶写过信，向他保证，海明威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一个天赋超群的小伙子”。

加朗蒂耶非常好心，给海明威和哈德莉找了一处适合初来者居住的公寓。公寓在一栋四层楼中，租金一个月只要18美元，地址是乐牧安红衣主教路74号（74 rue du Cardinal Lemoine），位于拉丁区的一处高地顶端。每层楼都有一个难闻的小便池。楼下有一家喧闹的供工人跳舞的舞厅（bal musette），河边的小路上挤满了乞丐。这是一个脏乱贫穷的街区，但是物价实惠，周围的文学氛围也不错：《尤利西斯》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乔伊斯在71号房里写的，法国诗人保罗·魏尔伦（Paul Verlaine）也在这条街上的2号房里住过。

海明威接着联络了格特鲁德·斯泰因和埃兹拉·庞德，这两人都是过度修饰的老派文学的敌人。

安德森的推荐使海明威得以受邀去庞德的工作室喝茶。工作室位于田园圣母路（rue Notre-Dame-des-Champs），庞德和妻子多萝西住在这里。海明威夫妇对这里印象深刻：屋里陈列着大量的日本浮世绘藏品，以及庞德妻子的画，这些艺术品都沐浴在柔和的阳光里。

初看上去，时年46岁的庞德不太可能会成为海明威的知心好友。但事实上，他们第一次见面时聊了很长时间，有点儿像海明威和安德森在芝加哥初次会面时的情形。多萝西在一边忙来忙去，为他们上茶。海明威安静而专注地听着庞德的长篇大论。哈德莉估计海明威那天至少喝了17杯茶。这次会面为接下来的许多次会面拉开了序幕：可以聊的话题很多。

海明威表现出了很愿意成为庞德学生的样子，但是第一次见面后，他对庞德满心鄙视。之后不久，海明威给路易斯·加朗蒂耶看了一篇自己新写的文章：一篇出言不逊、嘲笑庞德的小短文，把他的山羊胡、头巾和一身行头——他那套放荡不羁的作风——都嘲弄了个遍。加朗蒂耶看着海明威，问他要拿这篇文章做什么。海明威说，他打算直接将文章寄给《小评论》。这可能不是个好主意，加朗蒂耶告诫他。庞德是这家杂志的老牌驻外编辑，难道海明威忘了吗？美国那边的编辑肯定也不会欣赏这种无厘头的批评。于是海明威把文章撕毁了。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美国诗人和文学评论家

不久，庞德拜访了海明威夫妇在乐牧安红衣主教路的新居。很快，海明威和庞德两个人就开始一起出席城中的各种社会活动。在其他左岸人士（巴黎塞纳河左岸聚集的文化人士）看来，他们仿佛一对老朋友。因为他很快就开始向《小评论》的编辑“推销”海明威的几首诗和一篇短篇小说了。海明威在“奥林匹斯山”上获得了第一次胜利。

海明威征服巴黎的下一个举动带他来到了萨福（古希腊女诗人，据说是同性恋，这里意指格特鲁德·斯泰因）的领地。受邀进入斯泰因位于花园街27号的豪华公寓，可是人们争先恐后求之不得的事。能找斯泰因单独谈心，保住自己在她家中的一席之地，这是一件了不起的荣誉。一位作者曾写到，很多斯泰因的仰慕者“来找我，就好像我是旅行社的导游，求我把他们领到斯泰因那里去”。正如与安德森和庞德会面时那样，海明威全神贯注地看着斯泰因，并侧耳倾听。这让斯泰因惊异地觉得他“看起来有异国相，尤其是因为他热情充沛、兴致勃勃，而且也有一双探寻的眼睛”。

正如没有哪个人会对斯泰因女士抱有不褒不贬的态度，也没有谁能不带感情色彩地看待她的英语语言实验。从“一战”前开始，她的写作风格就吸引了大西洋两岸的关注，不过出版社和读者并没有迫不及待地想读她的书。1908年那会儿，斯泰因只能自掏腰包出版她的第一本书《三个女人》（Three Lives），据说，这本书问世的头一年半只卖了75本。一位作家在回顾当年的巴黎时说，斯泰因“在任何人看来都不算一个受欢迎的作家”。

斯泰因的宠物狗

不过，海明威却在斯泰因的风格中看到了机遇。他已经在初次见面时给她留下了足够好的印象，因此不久之后，斯泰因回访了他们，光临了海明威夫妇在乐牧安主教路上的寒舍。斯泰因非常给面子，亲自爬上了公寓的四楼。到了地方，她爬上了海明威家的床，在那里把海明威的早期作品耐心地翻了个遍。她边看边思考，然后做出评判：不足很多，同志尚需努力。

斯泰因告诉海明威，他首先应该停止记者的工作。如果他想在真正的写作之路上取得任何进步，这是必要的牺牲。她说的话海明威早就知道了。第二，他的作品主题太过淫秽。“你不能拿任何‘挂不出去’的事情做文章。”斯泰因告诫他——也就是不能写太过色情的东西。海明威欣然接受了她的建议，但没过多久就弃之不顾了。

就算海明威受到了挫败，他也并没有朝斯泰因发火——不过，他只是暂时没有发火罢了。从她那里还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学。他更加频繁地出入她的客厅，喝茶、喝果酒，同时仰望塞尚的画。从塞尚厚重、有条不紊的笔法中，他发觉了一些可以汲取之处，那些重复出现的笔触中有一些可以使他的写作得益的东西——某些深刻的内涵。

海明威故居的信件

斯泰因对海明威很感兴趣；她甚至承认自己因为他而有了“弱点”。后来她解释说，当她谈论自己的写作原则时，海明威听得太专注了。他是这样一位用心的学生，如此热情地聆听教导，让人感觉受到了莫大的恭维。第二位大神已经加入了海明威的“武器库”。

1923年2月，海明威夫妇去意大利拉帕洛（Rapallo）旅行，埃兹拉·庞德和多萝西·庞德在那里有一处住所。那里的住宿条件令人心旷神怡：有新鲜的无花果、上好的红葡萄酒和热腾腾的意大利面包，还能和庞德夫妻两个一起远足散步、打网球。不过，更让人心驰神往的是海明威一批即将问世的全新作品。工作开始的时候很痛苦，海明威强求庞德和斯泰因给他鼓励。他告诉斯泰因，自己一直在埋头写作，并且完成了几篇新作。写作时，海明威在心里遵从着斯泰因的教导，但是他也提出，如果斯泰因有另外的建议，希望她能写信告知。但是，当哈德莉告知海明威她怀了孕，快活就到此为止了。

斯泰因回忆说：“大约上午10点，他来了，留下来吃了午饭。他留下来待了一下午，他留下来吃了晚饭，他留下来，一直待到了大约晚上10点，然后他突然宣布妻子怀孕了。“我不能这么早就当父亲。”他对她们说，语气中透出无比的苦恼。

海明威和哈德莉很快定好计划，夏天结束就回到加拿大，海明威会在《多伦多星报》总部做记者，在孩子出生后的第一年为新家庭提供一份稳定的收入。他似乎把“成为父亲”和“重新做回全职记者”看成了双重徒刑。对于从欧洲转移到多伦多，他也并不十分兴奋。还好《星报》给了他优厚的工资，周薪125美元。不过，任何程度的逆境都不足以让他完全把文学志向放在一边。1922年的冬天至次年春天，他夜以继日地写作，用他新提炼的精简、集约、有节奏感的风格写了很多的故事梗概和短篇小说。

“我死都想发表一篇作品。”他在给一位编辑的信里这样说。

运气终于来临，一位出版人出现了——很快他就“死都想”出版海明威的作品了。他就是罗伯特·麦克阿尔蒙，一位语言犀利的旅居作家、居住在巴黎的编辑。麦克阿尔蒙创办了联络出版公司（the Contact Publishing Company），一家走精英路线的精品出版社，致力于以非常有限的发行量出版实验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由于商业或法律原因，作品不太可能被其他出版社出版”。他出版了埃兹拉·庞德、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格特鲁德·斯泰因、伊迪丝·席特维尔、米娜·罗伊，以及那一代一些文学名流的作品。

罗伯特·麦克阿尔蒙

那年冬天麦克阿尔蒙也出现在意大利拉帕洛。他之前从来没听说过海明威，而且对这位年轻作家的第一印象并不太好。麦克阿尔蒙后来回忆说，海明威有一种“小男孩和粗汉般的虚张声势，面对他不确信的陌生人，一种时刻会爆发的轻蔑，跃然写在他那张嘴唇厚实、没有把门儿的嘴上”。虽然麦克阿尔蒙和海明威看上去并不志同道合，但实际上，在拉帕洛他们晚上经常一起喝酒。毕竟对于海明威来说，一位潜在的出版者也是出版者。他向麦克阿尔蒙展示了他幸存下来的早期作品和他的新作。

麦克阿尔蒙不喜欢海明威的风格，认为那好比“一个成人执意要像孩子一样思考与写作”，是一种不自然的写作方式。此外，《我的老头儿》（“火车大盗案”中幸存的短篇小说之一）在麦克阿尔蒙看来，太像舍伍德·安德森的作品了。而海明威新近的作品似乎更新鲜、更有原创性。麦克阿尔蒙认定，海明威或许能很好地填补联络出版社书单上的空缺。与此同时，海明威告诉庞德，他喜欢和麦克阿尔蒙待在一起，这位出版人能“带给我们平凡人身上的灰尘”。初次的相聚是如此融洽，以至于几个月之后的1923年6月，两人决定一起去西班牙旅行。麦克阿尔蒙执意为此次旅行买单。和他们同去的还有旅居记者比尔·伯德（Bill Bird），他是一家叫作“团结社”（the Consolidated Press）的通讯社的创始人之一，是海明威在媒体圈子里认识的。

1923年6月1日，麦克阿尔蒙和海明威坐火车离开巴黎，前往西班牙。但还没等他们到达那里，麦克阿尔蒙就已经进了海明威的黑名单。进了这个名单的人，就几乎不可能再出来了。甚至在火车穿过西班牙的国境线之前，海明威和麦克阿尔蒙就闹起了别扭。火车停在法国境内的某一站时，他们车厢旁边的铁轨上停着一辆平板货车，上面摊着一具腐烂的、爬满了蛆虫的狗尸。麦克阿尔蒙脸色惨白，望向了别处——这一举动立即引发了海明威的反感。他劝说麦克阿尔蒙，类似的场景他在战争中也见过；人们只要用超然一点儿、客观一点儿的态度看待这种事情就好。麦克阿尔蒙记得：“他温和地解释，我们这代人，尤其是我们，必须适应冷酷现实的景象。我想起埃兹拉·庞德有一次谈到了海明威的‘自我硬化过程’。”看来麦克阿尔蒙是太“软”了，不符合海明威的口味。

出人意料的是，等到三人最后回到巴黎时，海明威已赢得了不是一位，而是两位出版人：伯德和麦克阿尔蒙都决定通过各自的出版社出版海明威的作品。麦克阿尔蒙计划抢在伯德之前下手，他们从西班牙回来不久后，麦克阿尔蒙就公开宣布，他会第一个出版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书。毕竟，才华就是才华，不管它是亲吻了你的手，还是一口咬了上去。

麦克阿尔蒙在1923年8月13日出版了《三个故事和十首诗》，海明威正式成了一位发表过作品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