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加）京·麦克利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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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艺术，人生试读：
冬
序言
面对父亲的疾病，
发现痛苦出现的奇怪形式，
其中包括“漫游癖”。
不久前的一个冬天，我遇到了一位爱鸟的音乐家。他当时三十五六岁，作为一位大城市的音乐家，他觉得自己总是无法应对压力和失[1]望。他喜欢像胖子沃勒那样弹奏钢琴，但表演和自我推销又让他感到焦虑和沮丧。忧愁偶尔也会带来弦外福音，让他写出寂寞惆怅的情歌，但大多数时候只会让他愈发消沉。当他爱上鸟儿并开始为它们拍摄照片时，他的焦虑消失了。鸟儿的鸣唱提醒他，应该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那年的冬天提前降临，雪下个不停。我记得一位广播主持人曾说：“全球变暖？哈！”也是那年冬天，我发现自己有点不太对劲。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出错了，只知道自己做起事来不再像以前那样有条不紊、顺顺当当。看看周围的人，仍旧都那么成功，家庭、事业、孩子都安排得妥妥帖帖。我很希望有人能告诉我问题出在哪儿，我已经乱了方寸。
父亲最近经历了两次中风。那时，树叶还没有飘落。他跌倒了，再没能站起来。第二次发作特别可怕，伴随着败血症导致的高烧，情况危急。我不知道他能否撑下去。核磁共振显示，他脑部微小血管的破裂引起了脑微出血。
核磁共振还显示，父亲的脑部有一个未破裂的脑动脉瘤。神经学家说，这是一个“偶发瘤”，看着我们一脸焦虑，他解释道，鉴于父亲的年岁已高，不建议做手术。
那年秋天，父亲的病况极不稳定，我也只能默然以对。我未曾向人提及普通病房监视器发出的哔哔声，和清洁工将装满脏污床单的盆子推过走廊时发出的节奏清晰的吱呀声。我还记得床位极其短缺（有两天，父亲只能躺在走廊的担架床上，一条薄薄的毯子覆盖着他光秃秃的小腿和苍白的脚），医院食堂飘散出来的气味，以及候诊室里那些模样奇怪的长椅——光滑的塑料制品，浅绿色，看起来很柔软，其实不然。对于这些，我当时都无暇顾及。我也未曾向人提及深夜回家后，放松自己的感觉：寂静的房子、装满水的浴缸，闭上眼睛，让自己淹没在泡沫中，体会身体被肥皂液清洗时的舒适，而不用去清洗他人；一个习惯于抚慰他人的女人，此时得到了安抚。即便是开始时的失落感，我也不曾说起。我不知该如何去思考疾病，它变化缓慢却反复无常，有可能在瞬间将人击倒。
我的生活和写作都有过这种无法言状的经历。常常在本该写作的时候，我却睡着了。将词语组成句子、段落，最后又编成故事的过程让我疲惫不堪。这似乎是一个过于复杂、让人捉摸不透的工作。而这个工作现在提醒我，我的父亲，那个曾经引导我爱上语言，并指引我开始写作生涯的人，正在迅速地失去他的语言能力。
尽管最严重的危机很快就过去了，我仍然不敢放松警惕。我担心如果一时放松，将无法承受突如其来的损失，而这会让我崩溃。父亲曾是一名战地记者，也是一个“职业悲观主义者”，我从他那里继承了一个信念：做最坏的预期，这本身会给人提供一种保护。我们都有一种预防性焦虑。
也有可能我正在经历一种被称为预感性悲哀的情绪，那是一种在某种不幸发生之前就会出现的哀伤——能预见，意料之中，令人恐惧。这种湿漉漉的忧伤并未将我完全淹没，但它像一朵苍白的云悬在空中，逐渐稀薄，却从未完全消散。这种忧伤如影随形，我也渐渐地习惯了透过它看世界。
我一直以为痛苦让人体验到的只是纯粹的悲伤。我所知的悲伤的形象来自艺术学校，其中包括一些跪在地上的女性肖像，她们悲伤地低着头，将脸埋在手中，在烛光中哭泣。但我惊讶地发现，这种预感性的悲伤有着完全不同的形象，更令人警觉。我变换着姿势，或站或坐，始终警惕着四周。传说，十九世纪北美沿海的妇女曾经爬上装有护栏的屋顶平台，眺望海上的归帆，她们的屋顶瞭望台因此得名“望夫台”。我就像她们一样，搜寻着地平线的每一个角度，寻找着厄运。
直到后来，我读到了刘易斯的《卿卿如唔》，才明白悲伤可以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现。“从没有人告诉过我，丧妻之恸，感觉上仍像恐惧，也许，更严格地说，像悬空，”刘易斯写道，“或像等待——恰如一颗心悬空在那里，等待着某事发生。这使生命蒙上了一层永恒而[2]暂时的感觉，似乎任何事都不值得开始。我无法平静。”
我感觉到的悲伤并没有颠覆我的生活。例如，它并没有阻止我社交或运动，我还是会为了一个新的蛋糕配方去寻找橙花水；我还是能够在拥挤的瑜伽馆中仰卧放松，极近虚空的状态。但是，它让我感到漂泊不定，缺乏安全感，而且，它仍然无处不在。
一天晚上，我从镜中看到自己的眉毛高高扬起。于是我试图放松面部，让眉毛变得不同，看起来显得无忧无虑一些。第二天，在电车上，我注意到一个眉毛被仔细描饰过的女人。那细细的、让人烦躁不安的弧线使她看起来像是卡通片中焦躁的人物。我也是这样，我想着，你我都是这样。焦虑太沉重，我努力想把它放下。我试图通过阅读来摆脱它。我努力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试图通过写作来消除它。通常，艺术可以帮我分担生活的压力，使我有精力抚养年幼的孩子和照顾日渐衰老的父母。但是那一年，在那个初雪早临的冬季，我发现我的艺术苍白、脆弱，就像街边脆弱的路牌，在情绪的一点点风吹草动前都不堪一击。
或者，也许是我发现了更根本的东西：焦虑是一种束缚。心灵若承担太多痛苦，就会因受限而变窄，艺术无法诞生于烦心的限制。艺术需要的是自由、宁静、反社交的白日梦，还要远离那些耗尽能量的日常琐事。
时间与我的关系，以及我对它的态度，越来越变幻莫测。有时候我想要大段大段的时间，有时候又只想要一点点。有时候时间稍纵即逝，有时候我又觉得度日如年。我几乎完全无法掌控它。但如果必须由我来决定它的形状，我又不堪重负。最好的时光是在整个村庄沉睡之后的夜晚；又或者是在清晨，在村庄醒来之前，那时，时间仿佛是凝固的。
我总是被紧急电话和医院的消息打断，都已经成习惯了，以至于当我坐下来工作时，也会不断地打断自己，每隔半个钟头就会从座位上跳起来，好像有隐形的闹钟响了一样。我觉得，以前的时光似乎要比现在更深沉一些。
我对我所尊重的作家和艺术家的眉毛做了一番研究，也研究了一些名人的眉毛——弗里达、奥黛丽、葛丽泰、格劳乔的眉毛。某个时尚杂志曾写道：“眉毛也许是心灵的地图。”我努力寻找那些使人们成功的秘决（无可挑剔的优雅、非同寻常的勇气、恣意盎然的创造力和撩人心弦的愉悦）。我想要找到一条让我重返艺术和平静的道路。
一天早上，我站在咖啡馆的柜台边，盯着那个为我泡咖啡的人，和他浓密、漂亮的眉毛。随后我发现，除非你准备再次坠入爱河，否则不应该注视一个人的脸太久。咖啡机蒸腾出的温暖雾气蒙住了他的眼镜，隔着雾气，我看到他细眯着眼睛，在我的咖啡奶泡中画了一朵花，那一刻我感觉已被爱情征服。面孔能产生一种让人几乎无法直视的亲密感，特别是当你身处一个一切都终将消亡的世界。想要尽情地望着那些我们喜欢的脸庞而不陷入任何情感之中，这太难了。
那个男人看起来很疲惫，就像我一样。他失去了什么？还是他即将失去什么？他是否也想在不幸到来前提前伤感？几天后，在健身房里，我被一个男人和他为我擦拭跑步机时的体贴周到迷住了。
当脊椎治疗师俯身为我治疗时，我又被他迷住了。我的体内充满了内啡肽，兴奋不已。我也会被一个陌生人的善良迷住，而她不过是让我在杂货店结账时插了一下队。教授、咖啡馆经理、遛狗的人——我的心神会被遇见的每一个人吸引，这让我感到害怕，要知道，我可是有着风流浪子基因的。“小心。”守护天使在我肩头耳语，“记住，你多么爱你的丈夫！”“粗眉女王”奥黛丽·赫本“永远微扬的眉”安妮·卡森上挑“他的眉毛约十度”巴斯特·基顿“厚重、黑色、富有表现力的眉毛”宫崎骏
我知道，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并不想爱上另一个人，而是想爱上一件了不起的事。一件能抓住我和我游走的思绪的事，比如，一段风流韵事。它能让我告诉自己：我在这里，我还活着。除了冷静地抱住我自己，我还能干点别的。
仅仅做一团守夜的火焰，燃烧不息，是不够的。
随着我的日子一天天变得越来越固化，我患上了糟糕的“漫游癖”（wanderlust：“wandern”是德语，意为“远足”；“lust”，意为欲望）。
我开始羡慕那些真正的漫游者，他们在黑暗的大海里漂流，或是逃离尘世，沿着太平洋山脊步道远足。我梦想着追踪某一条小路上的[3]足迹，奔向狂野之处，却从来没能成为一个“大户外”旅行者。我只是一个城里人，一个只能适应城市生活的后殖民主义者。
在一个日渐变暖的星球上遥望着令人屏息的美景，这个念头真令人感到沮丧。可我当时的心态就是这样的。这种预感性的悲伤在我心里生了根。父母离异的阴影使得我对其他形式的终结也警觉起来。
死亡意味着一切都是有限的。我开始觉得，我的漫游癖是为了寻找回到无限的方法，回到那片让我既富有创作灵感又能沉思冥想的思想之林。
我又梦到了路上的脚印。醒来时我意识到，我所渴望的并非逃避，而是指引。几个星期以来，无论我去哪儿，都会寻求他人的意见。我对基督教青年会的救生员说：“你能教我自由泳吗？”我向发型精致的蔬果店店员询问：“你能教我怎么做这些苦涩的青菜吗？”我渴望知识的灵感。我需要陪伴。
我希望有个人领着我朝前走，我需要的并不是救世主，而是一种引导力。我几乎要把自己当成蹒跚学步的小鸭子了。我联系了一位知名艺术家，想问问能否师从她学绘画。小的时候，我常常画画，并且完全沉醉其中。后来，在某个阶段，写作代替了绘画，曾经是我第二天性的绘画变得生疏了。然而对绘画的渴望一直都存在，我想念它带来的那种简单、原始的乐趣。
这位艺术家在一家咖啡馆跟我见了面。她穿着黑色派克大衣，系着精致的灰蓝色丝巾。在我做了一番自我介绍之后，她似乎仍然怀疑自己是否来对了地方。她点了一杯印度奶茶，为了表示友善，我也点了一份同样的奶茶。当她挺直脊背时，我也本能地挺直了身体。当她问我为什么要跟她学绘画时，我回答说：“有时，你就想有个人能带带你。”意识到这话听起来很奇怪、很消极，好像我在等着救世主出现似的，我随即补充道：“我希望你能教我一些画画的技巧。”我不想让她认为我正在寻找一个导师，或者我是那种只会依赖别人的人。我也不想让她听出我的渴望有多强烈，因为在那一刻，我的渴望已经呼之欲出，难以自持。
艺术家凝视着我，若有所思。她的蓝色眼睛十分清澈，画着完美的眼线。最后，她终于开口了，带着一丝困惑。她说，来找她的学生总是充满渴望。他们可能是充满抱负的十七岁画家或八十五岁的退休商人。这些人的创造力或是未被正确引领，或是不知所终，令人惋惜。他们对绘画的渴望就像蒲公英的白色绒球，只要她轻轻地吹动，就会看到他们的创造力像种子一样飞起、飘扬并落地生根。
我们坐在靠窗的座位，看着路人经过时脚下扬起的雪，和鸽群突然飞向雪白的冬日天空时扑扇着的翅膀。光的角度、阴影的强度、天空中云朵的变幻方式，还有有轨电车里上上下下的乘客，我可以感受到那位艺术家全神贯注地凝视，时间悄然流逝。
我看了看街对面折扣店门口挂着的牌子：
不要只看不买哦！
买啥都不如买鞋子！
每个客人都可免费获得一套十二只装的浣熊小公仔！
那一刻我知道，我不会跟这位女士上绘画私教课。说实话，她沉静的注意力和僵直的坐姿让我感到不安。
回到家，我拿出了老旧的画笔、钢笔尖和几瓶旧墨水，又花了点时间削尖绘图铅笔，清洁粗短的灰色橡皮擦。找到一摞绘图纸后，我看着那支削尖的铅笔，有那么一会儿，它们在我眼里就是箭，指向所有不能用文字描述的东西，指向其他可能的生活、潜力、方向甚至回溯原路。我在等着线条的指引——此时此刻，是铅笔线条的指引。
在那个安静的时刻，我意识到我的悲伤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远远超出我能回归日常生活的极限。
坐在那里，拿着那些画笔，我意识到疾病和照顾他人已经进一步将我的日子压缩成了细小的时间碎片。我越来越觉得，由于生活中的新情况和新需求，我需要重新安排时间，不能让日子过得那么军事化。如果我不再去争取大块时间了会怎么样？我只有在大块时间里，才能够不被打断，热切地沉浸在一个大作品中。如果我把自己交付于时间碎片，又会怎么样呢？我能把时间碎片看作是比“次级时间”或是丢失的时间、或是破碎的时间更有价值的东西吗？我能找到一种优雅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继续前行吗？
我希望可以说在之后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我不再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是一名自由职业作家，要停下脚步谈何容易（看看那些不断奔跑以逃脱捕食者阴影的羚羊就明白了）。我仍努力地保护强化自己，以免我的时间被掠夺；我仍奔波于这个世界，似乎永远重任缠身，努力专注于我脑中所想和力所能及的事，其他什么都不想。
然而，我确实开始慢慢与我的时间碎片和解了。[1]原名托马斯·赖特·沃勒，美国爵士钢琴家。——译者注（如无特别标明，本书注解均为译者注）[2]该句译文参考喻书琴译《卿卿如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版）。——编者注[3]Great Outdoors：澳大利亚旅游电视系列节目。
12月 爱
大雁、天鹅、鸭子、鹰和鸽子
爱上鸟，并且从渺小中得到别样的启发。
鸟儿们忽然出现在我的世界，而且无处不在。我听到它们的声音从树上、从屋檐下传来：叽叽喳喳的颤音，听起来像是乱糟糟的合唱，有时候挺悦耳，有时候很烦人，不过听着总能打发点儿时间。一天下午，我和儿子滑冰时看到一只鹰栖息在冰场上空的树枝上。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泳池仰泳的时候，我透过天窗看到了一群迁徙的大雁，它们就像一个巨大的箭头，划过苍白无云的天空。
一天晚上，从医院探望父亲回来后，我蜷缩在丈夫工作室的沙发上。他是个作曲家。在医院忙碌了一天，我浑身散发着消毒液的气味和汗臭。这个工作室是我能找到的最舒适的地方了。墙上挂着蓝色的布和消音板。这些波浪状的、灰色泡沫制成的消音板能消除回声并吸收声音。浮动地板也进一步减少了冲击噪音。我感到仿若胎儿在母腹中般的舒适，完全放松下来。
丈夫播放了一首他为某个电影制作的音乐，是幽灵般的钢琴曲。我从他的衣帽架上取下一顶帽子，戴在头上，然后把自己裹在他祖父传下来的一件羊毛衫中，把脚搭在他从旧货店买来的咖啡桌上。他又[1]播放起天鹅银调乐团的唱曲，唱诗的节拍和完美和谐的乐声顿时充盈了我的身心。我们一起看了一部名为《生存的十五个理由》的纪录片，改编自一位加拿大作家的书，还只是初剪的版本，他正为之配乐。影片分为十五个故事，大致代表了书中的不同章节，探讨的是生命价值的问题。
例如，“爱情”一章记载的是一个魁北克人在周游世界中寻得慰藉，并从精神崩溃中得以康复的经历。“身体”讲述了一个因愤怒而不断衰弱的人是如何转而追求岩石平衡艺术的故事。在影片过半的时候，一个三十多岁的音乐家出现在名为“意义”的片段中。在经历了数年创作障碍抑郁的折磨之后，他最终戒除了酒瘾，并通过观察城市中的鸟类找到了安宁。“我甚至不必考虑这个问题。我只是觉得更轻松了，心里不再沉重了。”他说。他发现他的喜悦受到鸟类的影响。这位音乐家很有趣，笑容很安静。他对鸟类充满热忱，但并未达到崇敬的程度。
那天晚上，我在音乐家的网站上浏览他的鸟类照片。他的收藏种类繁多，不同寻常。在贺卡上或是那些光鲜亮丽的鸟类日历上可看不到他的那些照片。
这些鸟生活在钢铁、玻璃、混凝土和电网的花园里。
有一只鸟的头上套着一个塑料袋，上面印着“冰冻芒果”的字样；另一只鸟把巢筑在一个破碎的灯具里。这些鸟散落在发粘的灰泥墙上、成捆的螺纹钢筋上、巨大的钉子和铁丝网上。它们活得像其他鸟类一样，栖息、飞行、梳理羽毛、猎食、筑巢，但毫无疑问，它们就是那个堆满砂砾和垃圾、乱糟糟的世界的一部分，并非只是从它的上空飞过。
这些照片传递的信息并非是通常所说的环境破坏或地球毁灭。它们所传递的，如果可以称为信息，是关于爱的信息。这不是指对一个漂亮女孩的爱，或是把所爱之人供奉在石座之上或是陈列在玻璃橱窗之中的爱。这也不是那种让你失去理智、让你渴望却又羞于表达、让你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爱。它既不理想化，也无关占有欲。我在那些照片中感受到的爱是对不完美和在困境中挣扎的爱。这是一种对那些肮脏、简陋，却又美丽而充满乐趣的地方的爱，我们很多人把这样的地方称之为“家”。
看着那些鸟和它们生活的环境，我不禁心跳有些加速。
在等待世界安静下来的过程中，我逐渐变得孤独了。我的父母，两个日渐衰老的移民，他们逃离了自已的祖国，来到这个没有家庭血脉的新大陆。他们书写了自己的历史，然而就像两盆盆栽的植物，他们无法将根扎入大地。作为他们唯一的孩子，我已变得孤独。作为一名作家，我的工作需要我独处，这也使我变得孤独。难道这就是我在那些鸟的生活环境中看到的东西吗？我看到了自己的孤独？我跟音乐家取得了联系，相约一起去观鸟。我希望自己能沉醉其中，并且感觉自己还可以受到启发。我并未将大自然当作自己的朝圣之地或是疗愈的旷野。
又或许，我正是如此。
在十二月某个寒冷但阳光明媚的早晨我见到了他。当时我正站在一个很大的池塘边，天很冷，呼出的气马上就凝结成一团团的白雾。“你好！”音乐家跟我打招呼，他挎着沉重的相机，朝我大步走过来。他身材粗壮，穿着厚厚的、毛茸茸的棕色衣服。“你好！”我回答道。人们在池塘边的小路上遛着狗，鸭群在我们身边缓缓游过。
我突然有些迟疑，有点害羞。我究竟在想什么？
这位音乐家是一个严肃的鸟类观察者。而我则属于被《波特兰迪
[2]亚》讽刺的大多数人，对鸟儿一无所知，主要把它们当作装饰的图案。我的房子里充斥着许多以自然为主题的小饰物，像个无聊的集市，从最漂亮的手工制作的鸭子灯，到普通的毛绒动物玩具，还有Anthropologie牌的猫头鹰杯子。我生活在一种不可原谅的拟人化状态中。充满歉疚的人类。这就是我的感觉。
对活生生的鸟类我了解多少？对野生世界，或是对我自己，我又了解多少？
童年的我不曾在河谷采摘浆果、在拂晓前挂满露水的森林里攀爬，或是在海边观察潮涨潮落。当然小时候的我也有过很多冒险，但它们却无关加拿大的野外世界，而是发生在赌场、国际机场和大型商场里。
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都市居民。父亲出生在伦敦，曾是驻外记者。他在东京工作时遇到了我的母亲，一位娴静的、长发飘飘的日本水墨画家。母亲最初并不喜欢父亲硕大却消瘦的身材。他们的恋爱始于加拿大使馆举办的一次聚会。在那个烟雾缭绕的聚会上，他被她的美貌倾倒，而她醉心于他的老练成熟和带她出逃的承诺。
他们结婚了，几年后，因为工作的关系去了伦敦。在那儿，我出生了。之后，又因为另一份工作，他们来到了加拿大。一对来自异国大都市的夫妇突然降落在多伦多北部一个安静的街区。没有肯辛顿大街，也没有新宿，只有厚厚的一层雪，还有不知名的、活蹦乱跳的动物和陌生的鸟类。父亲因为工作的关系来去匆匆，留下母亲独自一人待在冰冷的房子里。寂静，还是寂静。唯一的声音是外面的鸟儿来来去去时发出的叽叽喳喳。它们在新地方蓬勃地繁衍。那些凝结在冷空气中的音符，候鸟的鸣唱声，是我母亲不愿意听到的。她在日本的农村经历了艰苦挣扎的战争年代，对大自然没有好感。她喜欢热闹的市中心和浓厚的文明气息。她喜欢身着迷你裙，脚踏高跟鞋，指间夹着乐富门香烟，在大街上翩然而过，引得路人频频侧目。母亲十分美丽，而且张扬。她曾经多次吸引一些大人物的注意，比如米克·贾格尔、约翰·列侬和侯赛因国王等。她不喜欢多伦多。透过冰封的窗口望向外面的世界，她并未欣赏到美景，只看到一堆问题。这该死的雪该怎么办？还有那讨厌的凉亭，怎么办？
她是这么做的。春天来临时，她把整个后院翻了个底朝天，修建了一个传统的日式枯山水庭园，她像僧侣般勤恳地打理庭园，精心地设计、修剪出漂亮的景观。从我们屋后的公园飞过来的飞盘、羽毛球和棒球全部被她彻底清除。如果她必须拥有自然景观，她就会按自己的方式去做：用喷灌器浇灌的软苔藓和经过精心修剪的日本树木。每次搬家她都会这么做，七年内她修建了四座新的枯山水庭园，就这样一点点地打理出她自己的幸福。
母亲成为了艺术品收藏家和画廊主。（她婚前的那些水墨画留在了日本，因此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我在一个杂乱无章的房子里长大，那里面既有珍贵的物品，也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垃圾，还有新买的古董家具和陌生人的纪念品。我们这个小小的家庭好像成了一个具有独特习俗的国家。
为了让我不那么拘束，音乐家跟我聊起了池塘里的鸭子。他说：“你看那儿，那些在水面上的鸭子，看起来像笨拙的水上飞机的是绿头野鸭。再看那边，那些在池塘中间紧紧围成一圈游水的、滑稽的鸭子——看到了吗？八、九、十、十一只，它们把食物翻到了水面上，那些是北方琵嘴鸭。”有一只孤零零的鸭子看起来像是浮在水面的大火鸡，他指着它说，那是家鸭和绿头野鸭杂交的品种。很显然，它的伴侣最近死了。有一天，它的伴侣突然消失了，随后就有传言说发现了尸体。
鸭子会感到孤独吗？我很想知道，却不得而知。我对鸭子一无所知，甚至对它们羽毛表面的那层油也一无所知。这很奇怪，因为我可能曾经无数次地听到过“水过鸭背，毫无影响”这样的说法。绿头野鸭（雌性）
那只“混血”的鸭子似乎正自得其乐。它在不同的鸭群中巡游，跟母鸭们搭讪，还挺有魅力。
音乐家有魅力吗？
一点点。
他的成长过程中是否与大自然有亲密接触？
没有。
音乐家告诉我，他在一个城市家庭中长大。关于大自然的童年记忆只有一段——六岁那年他抓了一条毛毛虫，把它装在一个空的黄油盒子中，放了一些草当作食物，然后就盖上了盖子。没有人告诉他要留几个洞通风。于是他就坐在那儿，看着，等着蝴蝶飞出来。
他说：我开始离开工作室去观察鸟类，放松头脑。过去，我常常担心大家只因我是艺术家而喜爱我。我希望被理解，渴望被尊重。我想成为重要的人物！大部分时间我都处于一种没有安全感的状态。现在，我会花数小时去观察那些微小的、遥远的动物，当然它们根本不会在意我是否在看它们。我花大量的时间去热爱那些根本不会回报我以爱的东西，从渺小中得到启发。
我们很快熟悉起来了。我习惯于跟有艺术气质的人在一起。这位音乐家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做出了生命中不同寻常的改变，远离了那个竞争激烈的世界，摆脱了悲观厌世的态度，否则，他也就无异于常人。“我们走吧。”他说。我跟着他踏上了小径。
我边走边想到了不久前在艾米·福塞尔曼的一本书里读到的一些东西：“你会惊讶于为美好的新事物敞开心扉是多么的困难。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坏的新事物其实并不难，比方说，灾难……但对好的新事物来说，反而是一个挑战。”我忽然觉得，敞开心扉从某种意义上说意味着更好地关注这个世界。我想获得那种仁慈而宽广的心扉，就像这位系着围巾、热爱鸟类的音乐家向世界展示的那样。
有三种事物占据了我（不作为母亲时的）注意力：其一是我的艺术创作，我坚定不移地投入其中；其二是那些电子设备、电子屏，我不受控制地被吸引；其三是那些有深度的书籍、艺术和电影，我习惯性地会去关注它们。所有这些看似不同形式的关注有着一个共同之处：它们都有某种目的性。它们寻求某种回报，希望有人购买作品，或是希望建立某种叙述性的联系。
有没有可能由于我专注于艺术创作和编写好听的故事，使得我无法不求回报地、以更开阔的视野和更温柔的态度去看待这个世界？在不期待或不承诺有明显回报的情况下，放弃经济利益去关注这个世界、关注此时此刻，将会如何？我是否有能力像上帝那样慈爱地去关注世界？以一种爱慕的、民主的敬畏之心？我还能更博爱吗？
我们沿着池塘走着，而音乐家全然不知我那些奇怪的、带有宗教性的问题。他忙着查看灌木丛，毫不吝啬地将关注倾注于鸟儿，仔细倾听，弯腰查看，听到动听的鸣叫声时，会屏气凝神地去寻找那位“歌者”。
回到家时，我听到两个儿子在吹口哨。大儿子教会了弟弟如何吹出曲调。我听到他们躺在双层床上一直吹到天黑。
几天后，我在街上看到一个年轻人在人行道上奇怪地移动。他时而前进，时而后退，有时倾向一侧，然后又忽前忽后地移动。这让我想起了有时丈夫和我也会假装跳现代舞。我穿过马路，想看看究竟他为什么在人行道上跳舞。
然而，我却看到一只受伤的鸽子躺在地上，尾巴折断了，流着血，无法飞行。我从包里翻出了一条健身时用的毛巾，和年轻人一起把它包了起来，轻轻地挪到了一个门廊下。然后，我们蹲下来，试图查看它的眼睛。它的目光有些呆滞，我不知道它是否能看清我们，还是它已全然不在乎，但我们可以感觉到它越来越僵硬了。
以前虽也见过死鸟，但我从未见过一只鸟慢慢死去。理性地说，我知道这只鸽子并不是在传递什么信息。我不是那种在空中寻找神秘征兆的人，但是经过了这些年，我已经开始相信机缘巧合这种东西了。若不是因为两个并不合适的人在意外情况下不期而遇，我不会出现在这里。若不是因为我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穿过一扇不太寻常的门，我就不会遇见我的丈夫。因此，在鸽子事件以及后来几天与鸟儿们异常却又老套的相遇之后，我开始感觉有什么在指引我接下来该怎么做。我想去了解鸟类。我给音乐家发了个信息，问他能否允许我用一年的时间跟着他观察鸟类。
他同意了。
丈夫：你在写什么呢？
我：嗯……
丈夫对我太忠诚，根本懒得去怀疑我。如果我要开始一段荒谬的、计划不周的旅行，我知道他一定会是那个边扔彩带边欢呼“再见！再见”的人。
我们就是这样的。面对不幸，我们彼此鼓励，相互扶持。
后来，那年冬天我父亲从医院逃走时，我们就是这样为他做的。他在出租车上打电话给我们，讲述他“越狱”的经过，听起来仿佛是他刚刚用勺子挖了一条通往自由的隧道，而事实上他不过是推着助步器走到了电梯里面，下了几层楼去到了大厅，然后在医院门口叫了一辆出租车而已。由于患有肺气肿，再加上情绪激动，他气喘吁吁却打趣地描述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全国大追捕。那一刻，他是个逃犯，而不是病人。
我们为父亲的“逃跑”欢呼庆祝，并不是因为这样可以减少他的逃离带来的医疗后果（医生很快会打电话责备我们），而是因为我们知道父亲的“逃亡”有着更重要的意义。有时，我们需要且于我们最有益的，恰恰是能够为自己的生活增添情趣。
那正是我们所庆祝的。坐在父亲的小厨房里，我们吃着我和丈夫带来的庆祝午餐，那是个安静从容的时刻，没有什么急着要去完成的事情。父亲很久都没有感到那么有活力、那么精力充沛过了。所以当父亲问我最近在做什么时，我告诉了他。“我正在考虑写一本关于鸟类和艺术的书。”我说（尽管我还没有开始；文字和构思都还在慢慢成形中）。我努力做出一副坦然自若的样子，因为刚刚午餐时父亲还稍微前倾的身体现在向后靠着了，他茫然地看着我，好像我刚刚描述的计划是要写一本关于用木制工具农耕的书。我们都沉默了。
为什么？
为什么不？
你就不能写一些更有用的东西吗？一本更了不起的书？
父亲喜欢那些遥不可及的、严肃的事物。他认为我写的东西太司空见惯，而且怪异。宏大的事物更吸引他，比如史诗般的战争和重大的历史事件，或是文明的冲突。鸟类对他来说太过普通和渺小。
也许我们注定要像格蕾斯·佩蕾的《和父亲的对话》中的父女一样，“故意地”误解对方。例如那天，我们坐在他的厨房里，我知道父亲认为我选择鸟类是为了故意对抗他，就像我相信他排斥自然和艺术其实就是排斥我。对此，双方都有一定的责任。我成为作家就意味着接手了家族事业，而他就自然承担起了导师的职责。
我的英国亲戚写的几本“有用”的书包括：《悲伤时刻，或葬礼办公室：附祷告和赞美诗》（The Hour of Sorrow ,or the Office for the Burial of the Dead:With Prayers andHymns），乔治·麦克利尔（George Maclear）著《白令海及阿拉斯加（含西伯利亚东北海岸）航行指南》（Sailing Directions for Bering Sea and Alaska, Including the NorthEast Coast of Siberia），约翰·李·皮尔斯·麦克利尔（John Fiot Lee Pearse Maclear）著《1850年纪元：4810颗星星的目录》（Catalogue of 4810 Stars for the Epoch 1850）托马斯·麦克利尔（Thomas Maclear）著《万日战争：越南1945-1975》（The Ten Thousand Day War:Vietnam 1945-1975），迈克尔·麦克利尔（Michael Maclear）著
当父亲和我陷入第一次沉默时，丈夫一直盯着天花板，一副想要逃跑的样子；当我们再次陷入沉默时，他瞥了我们一眼。好像在问我：
痛苦吗？
是的。
哪里痛苦？
痛苦无处不在。
父亲的面色已转为灰白。我向丈夫点头示意：该走了。父亲需要休息。当他挣扎起身的时候，我忽然清楚地意识到：他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而我刚刚告诉了他，我正在写一本内容晦涩难懂的书。难道我不能为了他选择一个艺术性不那么强的主题吗？
我其实并不太担心。有些时候，家庭内部的这些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大家只是半心半意地嘲讽一下，或是干脆忽视。我知道父亲会选择忘记我的话，几天后再问我：“你最近在忙什么呢？”如果还是不满意我的答复，他会反复不断地问。
反过来，我也会编造一些东西来答复他，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多么称职的女儿，而是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替我决定什么是重要的，什么不是。我不想要时尚潮流或父亲来替我做出决定。
因为事情从来没有这么简单。我可以假装不在乎，但仍然希望他能感兴趣、参与、或者同意我做的事情。
什么是值得歌唱的呢？微不足道的歌曲会怎样？书中说鸟类“歌唱”的原因很多：互相打招呼、警示捕食者、寻找方向、吸引异性。但是我对书中的解释并不是很感兴趣。我想知道音乐家是怎么想的。所以在我们第一次观鸟漫步结束时，我问道：“为什么鸟儿会鸣唱？”我想听他说鸟儿鸣唱是因为它们必须这样做，因为这是它们天性的一部分，是无法抑制的需求。
他说：“我并不想异想天开。拟人化是一种危险又难以改变的习惯。”
我犹豫了一下，不得不承认，我喜欢将动物拟人的习惯可能真的是无法改变的。“我保证不会告诉任何人。”音乐家缓缓地点点头。终于，他说道：“好吧。也许鸟儿鸣唱只是因为这样很快乐。”
我不明白为什么他的回答让我如此高兴，但的确如此。[1]Swan Silvertones：美国20世纪40至50年代很受欢迎的福音乐团。[2]美喜剧小品电视剧集，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及周边地区拍摄。
1月 鸟笼
澳大利亚雀鸟和笼中鸟
与圈养之鸟同处笼中，并思考每天为自由付出的努力。
爱可以如此耀眼而炽烈，充满让你偏执的能量，它会毁掉你。我是独生女，单身，是父母关注的焦点，无法逃避。这一切带来的压力太大，使我想要逃离。作为一个孩子，我渴望有个兄弟或姐妹，来自一个大家庭的支持。十几岁的时候，我渴望逃跑，挣脱束缚。
十六岁那年的夏天，我和一个朋友从卧室的窗户跳了出来，跑过屋顶。邻居以为是盗贼，于是报了警。警笛声在街上响起时，我们还一直在跑，然后从树上滑下来，翻过了围栏。我的朋友（凯鲁亚克和科莱特的读者）不停地跑，她的头发在夜色中飞扬，而我一个小时后就回家了。我担心家里的猫，担心我没关好阳台的门。那种不顾家人独自逃跑的感觉可真不好受，它让我觉得愧疚和痛苦。
就在那天，我发现了自己的真性情。我的自由和创造性工作需要表达一些东西，需要抵制一些压力，也需要打破一些限制。
从那时起，问题就不再是“我怎样才能逃离这种情况，让自己变得更好”，而是“我如何能充分地利用现有的一切”。我不再去梦想一个人在拥有无限的自由、资源和时间的情况下可以做什么，而是对“一个人在资源相对稀缺的情况下能做什么”“并不充裕的资源可以产生怎样的富足感”，以及“人的头脑在狭窄的空间里能创造什么”这样的问题变得越来越感兴趣。
所以，少读一点奥诺雷·德·巴尔扎克、莱纳·玛丽亚·里尔克和菲利普·罗斯的作品，多读一点夏洛蒂·勃朗特，弗朗茨·卡夫卡和蒂莉·奥尔森吧。
一个人如何使狭小的生活空间得以扩充和延伸？在我遇到音乐家后，这个问题的意义显得更为重要和清晰了。他奇迹般地在我们拥挤的城市里找到了空间。他愿意带领我度过一年的探鸟之旅，这让我感激不尽。原本艰难的时刻因为他变得似乎不那么难熬了。
我迫不及待想要开始探鸟之旅，但天公却不作美。因为风太大、天气太冷，又下雨，原定的计划不能成行。所以当音乐家邀请我去参观他父亲的鸟舍时，我高兴地答应了。
音乐家的父亲也是一个“爱鸟之人”，早在1998年就建成了一个鸟舍。心灵手巧的他用一些木头和电线，把他名下某栋建筑中的一套一居室公寓改造成了一个可以让他的澳洲雀鸟自由飞翔的地方。
2009年，音乐家的父亲摔伤了，要求儿子接替他照顾那些鸟。从那时起，音乐家就每周去三次，清洁鸟舍和喂鸟。
就在这个鸟舍，音乐家爱上了鸟类。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天，他捧着一只奄奄一息的小雀鸟，在触摸到它微弱的心跳时竟不知所措。他以前从来没有仔细研究过一只鸟，从来没有观察过它们如此精致、完美的羽毛。那次经历改变了他。他买了照相机和镜头，并通过拍摄雀鸟学会了摄影。强烈的冲动一发不可收拾。到2011年，他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鸟舍了，而是花一切可能的时间去野外观察鸟类，并开始绘制多伦多鸟类学地图，研究本地鸟类在一年四季中的行为习性。
我知道这个鸟舍对他而言意义重大。但我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与自由鸟类的经历使他变成了一个不安分的鸟类学家。对那些作为宠物的特殊品种的鸟类，他已经彻底失望。他讨厌宠物交易，因为这会减少野生鸟类的数量，使一些鸟濒临灭绝的危险，而它们的数量因为森林砍伐已经在下降。最初只是为了帮父亲一个忙，而现在这件事变成了一个负担。但是他想做一个好儿子，责无旁贷，这种感觉我明白。
十几岁时逃跑的时候，我是想逃离那些关于我的性格、未来和人生目标的想法。我想逃离一个乖乖女的故事。但是我又回来了，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想法，我既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我是谁。
音乐家带我进入大楼时说：“我穿着毛背心，但请不要被吓到。”我跟着他爬上吱吱作响的狭窄楼梯。毛背心是一整套工作服的一部分，其他还包括羊毛帽和格子围巾，他穿着这些看起来像是一个禁酒时期[1]的罪犯。
公寓里很冷，设备简陋，使这一切看起来越发不像什么好事。里面除了一台冰箱、一张长桌和一堆纸箱外，别无他物。以前可能是卧室的地方被改造成了鸟舍，大约十乘二十五英尺大（约二十三平方米）。我们把臃肿的外套扔在桌子上，音乐家给了我一副蓝色的丁腈橡胶手套，然后带我进入了鸟舍。
鸟舍内温暖、嘈杂的情形与外面寒冷、废弃的房间有着天壤之别。仿佛有人在空中撒了一把色彩缤纷的法国糖果，羽毛靓丽的鸟儿到处在飞，前前后后、上上下下，无处不在。我数了数，有二十只。音乐家指出了五种不同的雀类：红脸蛋的星雀、有着深红色尾部和耀眼白点的斑胁火尾雀、巧克力色的孟加拉雀、几只金胸梅花雀和一只雌蓝饰鸟。每一只都那么色彩艳丽、生机勃勃。
当音乐家走来走去清扫鸟笼时，我绕着房间边走边研究那些小鸟，这里有一种奇怪的鸠占鹊巢的氛围。看不出来这对他来说有什么明显的快乐可言。整个情况与《宠物所有权变更法》并不相符，依据规定，如果孩子不想留下父母的宠物，他们是可以处理掉的，并不一定要保留。
在我看来，他父亲的爱好广泛，不断地陷入新的兴趣中。伯父曾一度热衷于制作短波收音机，然后又突然决定开始收集热带鱼，某一天，他又为了首日封而放弃了热带鱼。音乐家解释说，首日封指的是带有新发行的邮票、并盖有邮票首发日邮戳的信封或明信片。后来他又沉迷于收集照相机。
诚然，这种爱好转换的频率是有些不同寻常，也可能（就鸟舍的情况而言）有那么点不负责任，但可以看出他父亲曾非常用心。他一度的热情显而易见：他为鸟儿修建的栖身之地、在滴水的龙头下临时拼凑的戏水盆，以及最重要的、也可能是最让人讨厌的事实是，整套公寓（一套月租轻松可达1500加元的公寓）成了二十只小鸟的居所。墙壁和家具上布满了鸟粪污垢和斑块。但是，这些鸟儿都毛色健康、漂亮，拥有足够的空间飞翔。
我帮着音乐家按照他所说的顺序把鸟食放入碗中。接着，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制造混乱。我在这个空间的出现使鸟儿们处于高度警惕的状态。它们在房间里惊慌失措地来回飞行，从笼子的一端冲向另一端，从一根栖木跳到另一根栖木，小小的翅膀胡乱地扇动，尽可能地远离我。一缕缕绒毛和羽毛在空中漂浮。我称之为“鸣唱”的鸟叫声听起来都有点太刺耳了。
也就在这时，我才意识到手上的蓝色丁腈橡胶手套并不是为了我的安全，而是为了保护它们免受任何我可能携带的疾病的侵袭。鸟舍的隔离感让我感到困惑。实际上，我才是那个笨手笨脚的入侵者。
看着焦灼不安的鸟儿，并意识到是你点燃了这种焦虑，这会让你怀疑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存在是否是温良无害的。对我而言，这使我第一次敏锐地意识到了一个问题，让我从不同的视角对自己的体型大小和比例有了一个更准确的看法。我并不喜欢这个发现。当与其他物种接触时，谁愿意感觉自己像是哥斯拉似的巨型怪兽呢？
但也许事实正是如此。大多数时候，我们并没有故意伤害鸟类。有些人可能用枪支和石油泄漏杀害鸟类，但大多数人都是用笨拙的、无知的爱伤害它们：以欣赏自然为由一次次地侵入它们的栖息地；或者以爱的名义把它们当作宠物囚禁起来；或者通过科技手段（通信塔、风力涡轮机）、窗户、中等碳排放等等间接地杀死它们；或是任[2]由家猫在野外游荡，大量地杀害它们。史密森尼保护生物学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美国，家猫每年杀死14亿至37亿只鸟。另一项[3]来自英国慈善保护组织“哺乳动物协会”的研究估计，英国的家猫每年可捕捉多达5500万只鸟（这一数字是根据猫带回家的“猎物”计算出来的，不包括那些没有带回家的猎物）。
我装作是根无害的栖木站了一会儿。然后，我让音乐家打开鸟舍的门，好让我离开。他在里面多待了一会儿，继续干着活儿，我边等边观察，发现他并没惊吓到那些鸟儿。
1878年出版的《金丝雀与笼鸟图鉴》（The Illustrated Book of Canaries and Cage-Birds）一书中提到的观点虽然老套，但根深蒂固：“我们内心最强烈的一种情感是渴望保护和照顾某些东西，其结果之一就是渴望掌控某些动物，这无疑是我们最健康的本能之一。”
鸟舍的朴素无华有其优点。有些养鸟者会花费不可思议的巨资来修建豪华鸟舍，这种做法曾经十分普遍。那些鸟舍花样繁多，从乔治亚风格的微型豪宅，到泰姬陵或埃菲尔铁塔的仿制模型，五花八门。这个鸟舍由木头和铁丝构成，很实用，虽有点压抑感，但至少有诚意。
为了不负父亲所托，音乐家像个机器人管家一样在鸟舍周围干着活，一周几次，按照相同的顺序重复一样的机械动作。我想知道那些鸟儿是否会对这种监禁的生活有自己的想法。它们会羡慕窗外那些自由自在的鸟儿吗？它们会否渴望摆脱监禁获得自由？假如它们出生于笼中，这是否还能被称之为“监禁”？它们知道获得自由后该怎么办吗？它们会不会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被囚禁起来的？
有些故事里被圈养的动物害怕笼子外面的世界。这似乎是违背直觉的，但是，这些动物常常能意识到自己在野外存活的几率是极其不确定的。逃离圈养之地会太痛苦，而且很可怕，所以它们宁愿留在“避难所”里。
我了解。我了解被困的感觉。我明白那种想要做出改变却又受困于心魔、原地盘旋的感觉。我明白，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当你为人父母或身为子女，为了对方而不得不放弃自我时，确实很难敞开内心的大门。然而，为了保护自我免受打扰，你做的一切可能最终只会使自己陷入困境。
渴望自由的本能可能是根深蒂固的，但我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某物。我们可能受传统的束缚，或被困于某种关系（家庭、婚姻或职业）中，这些关系就像橱柜一样，令人感觉舒服、设备齐全，但仍仅仅是一个柜子而已。或者，我们也可能因为对广袤世界的恐惧和未知因素的不可预期而停滞不前。当我们为了经济稳定而放弃艺术自由，当我们像广场恐怖症患者一样生活，错把上锁的安全房当作安全感时，我们就可能是受到了限制，受限于习惯、自我意识、野心和物欲的牢笼。我们的自由究竟是因为心无所惧还是因为远离危险？这个界限并不总是容易辨别。要成为一只靠自己的智慧在野外生存的自由鸟并非易事。
但是，如果你把自己与外界隔离，又会发生什么呢？
几年前，在墨西哥的图卢姆，我遇见了一位年长的玛雅女人。她告诉我，我的肝脏里有一些被困的愤怒。她把它称为我的“小拳头”，[4]tu puño pequeño。她给了我一朵花，说它代表这种被压抑的愤怒，要我把它放入大海。
我还记得我第四次尝试把这朵象征性的花送往大海的情形。打在我脸上的风不停地把它吹回来，我穿着棉裙蹚进海水，越走越远，直到泛着泡沫的海浪深及胸部。我放声大笑却又感到愤怒。“他妈的！快走！”我对着花大喊。
我觉得“逃跑”之类的故事之所以会吸引我们，是因为它们不那[5]么常见。打破束缚的人就像灯塔。以菲比·施奈辛格为例，她在密苏里州郊区度过了青年时代，作为家庭主妇和四个孩子的母亲，她总是努力工作以取悦和照顾他人。在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她开始了观鸟，作为一种逃离家庭琐事的途径。一成不变的生活节奏使她感到惴惴不安，所以她长途跋涉去往那些遥远的地方，在那些地方她不再是任何人的母亲、女儿、妻子或姐妹。虽然她最终都会回家，但她一直不停地旅行，直到走遍了世界上最遥远的丛林、山脉和森林。她发现，世界就在她的脚下，辽阔而富饶。
那朵象征着愤怒的小花终于随波而去了。
我的母亲也有过一次这种出逃的经历。在我七岁那年，她取出了银行账户里所有的钱，带着我和日本保姆，坐上了一辆前往尼亚加拉[6]大瀑布的长途巴士。父亲总是出差工作，她厌倦了孤单。她忍受了十五年他的赌博恶习和工作狂脾性。但是，她受够了。她从瀑布附近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打给父亲，告诉他，她想结束这段婚姻。父亲恳求道：“回家吧。”我不知道发生在那个壮丽的瀑布边的对话中还有什么其他内容，但她在挂断电话时就已经做出了决定。她让保姆拍了一张我们站在瀑布旁的照片，然后，我们登上了返回多伦多的长途汽车。
那次出逃虽短暂，但仍然留下了印记。
在那时或是后来，我明白了，我们也许希望不受限制，却仍然会选择限制，选择已知的束缚，而不是未知的各种可能性。
在阅读菲比·施奈辛格的故事时我发现，她其实是在五十岁，医生诊断她处于癌症晚期后才开始真正对鸟类投以极大的热情。由于诊断得早，她最终还活了近二十年，但疾病给了她当时所需的动力和理由。我不愿意把疾病称为一种幸运，但有时，作为母亲，当你拥有一点点家庭责任之外的自由都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甚至是极度自私的时候，这是唯一的出路。对于菲比·施奈辛格而言，黑色素瘤是通往一个更广阔世界的门户，尽管这有些骇人。
1999年，六十八岁的她在马达加斯加的一次观鸟探险中死于车祸。到那时为止，她总共观察和记录了8398种不同的鸟类，比历史上任何人都多。我不知道她的孩子们是否因母亲经常不在身边而记恨她，或是讨厌那种不可抑制的、控制她生活的热情。但我知道，她的四个孩子中有三个现在成了美国的鸟类研究人员。
我最近找到了母亲和我在尼亚加拉大瀑布旁边的照片。照片中的她四十岁，穿着黑色衬衣，套着白色马夹，面临着复杂的中年危机。我穿着件浅黄色的雨衣，看起来神色不安，好像在担心会掉到瀑布下面去。她抓着我雨衣的后部。小时候我的理解是，她需要我靠近她并站稳当。现在，作为母亲，我的理解是，她想抓着我一起往下跳。
现在，音乐家和我都站在鸟舍的外面观察里面的动静。鸟儿们明显安静了很多。一只斑胁火尾雀扑进了水盆里，另一只跳到了喂食的桌上。如果把灯关了，它们就会安静下来，就像太阳下山了一样。
音乐家啪的一下扯下了橡胶手套，扔进了一个已经满溢的垃圾桶。我也照着他的样子做了。鸟雀们在欢唱，柔和的乐声使得房间四周僵直的墙壁也显得柔和起来。我注意到音乐家的表情也变得柔和了。看得出，他并不是那么生父亲的气，而是更担心会用错误的方式对待我们所爱的事物。
多年来，我都用悲惨的语言讲述着母亲的故事，把她描述成了一个做出牺牲却不开心、为了妻子的责任而放弃艺术追求的女人。在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中，瀑布之旅成为我母亲投降和失败的象征。我曾暗自责备她轻易放弃、不继续努力，让她的创造之梦就此破灭。
但那只是我想象的故事，不是她的真实情形。这个故事基于我对于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意义的想象；这个故事让我把自己想象得比她更自由（更好、更强大，并且不那么沮丧）。
事实也许正好相反。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可能是，母亲并没有感到受挫，或是失去了什么机会，也没有陷入顽固不化的习惯，或是执着于太多的追求。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她并没有强迫自己去追求一种未必能给她带来快乐的激情。她热爱艺术，但没有它也无所谓。那并非她的标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没有时间，也没有打算去寻找这世间的美好事物，那也没什么大不了。她并没有因为不想画画而自责，或觉得无法证明自己的价值。她轻松对待艺术，不再追求完美。她创作，却并不是因为有人在等待她的作品。她为自己创作。
事实的真相也许介于这两个版本之间。
母亲对我来说是个谜。我们之间有着沟通障碍，性情也不一样。她不会流露自己的情感或公开认错。她很容易生气，所以在我准备的每周一次的家庭聚餐上，我学会了只聊一些轻松的话题。我永远无法知道在拍摄那张照片之前，在她想象着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时，是否有那么一刻被幸福冲昏了头脑。我永远无法知道她当时在追求什么、想要去往何方，又是什么促使她决定回来，回到同一间房子里，过同样的生活。除了她需要保持和平的表象和稳定的生活，或是她对父亲绵长的温情之外，我无法准确地猜出她究竟为什么留下。
不过，我还是把这张瀑布边的照片留作证据。它告诉我：有时候，想逃离现实的冲动和对自由的渴望可能会把你拉到水边，让你在自己和他人不可调和的需求之间无所适从。看看这个瀑布，权当警示。
我曾经认为自由是隐匿的。我走在生命的房子中努力寻找，想象着也许我能找到它，它可能滚到床底下了，或是藏在抽屉柜后面了。
我曾经认为自由是一种简单的释放，将门打开，释放内心，就像释放笼中的小鸟，或是梦想成真。
但并非所有的鸟儿都会选择在天空自由翱翔。
现在我明白了自由的真谛。它是一种练习，而非一种持续永存的状态。杰夫·戴尔在小说《一怒之下》中写道：“实际上，只有每天都努力才能获得自由。”自由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毅然决然的越狱行为，或是“某个时刻的果断决定”，而是“一个需要不断更新的过程”。
在如此狭小的范围和有限的时间内，你能做些什么呢？又是谁，或者什么东西在阻止你呢？
当我回顾十几岁时跟朋友一起出逃的事情时，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我们逃跑，好像身后有人在追赶我们，但如果我们当时回头看一眼，就会发现其实没有。那些束缚我们的禁律和想要囚禁我们的“狱卒”都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
我们是听话的乖女孩，无法想象出逃竟然可以如此轻而易举，还不会遭受惩罚。毕竟，如果没有实质性的障碍，除了我们自己之外，还有什么能限制我们呢？
我们离开鸟舍时，鸟雀们还在欢唱。它们可能是在为远在澳大利亚、无法得见的“远亲”歌唱吧。那声音穿越重重障碍，传向四面八方。我们走下楼道时，隔着墙壁还能听到。[1]加拿大历史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禁酒时期。[2]Smithsonian Conservation Biology Institute：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华盛顿特区国家动物园的延伸。[3]Mammal Society：英国致力于研究和保护哺乳动物的慈善机构，成立于1954年。[4]西班牙语，意为“你的小拳头”。[5]美国著名鸟类观察家，第一个观察和记录超过8000种鸟类的人。[6]美加边境的瀑布群。
2月 微小
天鹅、鸭子、黑鸭、麻雀、北美红雀、灯草雀、北美山雀、卡罗苇鹪鹩、美洲雕、鸣角鸮
关于小型鸟和小的艺术作品带来的满足感，以及在一个雄心勃勃的时代敢于瞄准小目标的勇气。
我认真对待我所做的事情。就像鸽子会把扔在地上的大块面包弄成适合进食的小块儿，我也会这样对待我的任务和面临的危机，比如家务活和准备饭菜。音乐家用这种方法对待自然。他的方法是每天享受一些小的自然景观，而不是直入宏大的荒野和逃离俗世，我觉得这样很好。旅行大则可以游览冰川、登上驶往马达加斯加的邮轮、前往[1][2]韦尔东峡谷或莫赫悬崖探险，甚至造访月球；小则可以是漫步在城市公园里被游人踩踏的草地上、偶尔涉足安大略湖畔的森林，或是爬上一个小土坡。渺小的事物并不会使我感到沮丧或难过。那些大规模的自然探险之旅，常伴随着冒险刺激的长途旅行和沉迷于登顶的探险者，在我看来有些浮夸。这种对更大、更远目标的追求只是深植于西方文化中“不自量力”的一个例子而已。我喜欢微小的事物，喜欢这种反其道而行之、追求微小目标的勇气。
我们将一起踏上充满象征意义的朝圣之旅，去探索渺小的源泉。
二月，音乐家带我去了城市边缘的一个小船坞。我们将车停进一个停车场。里面没有车，但堆满了钢铁栅栏，重型机械码头板堆积如山，大堆废弃的移动厕所结了冰，闪着寒光。那个地方看起来可不像什么世外桃源，倒更像是电影《机器人总动员》里面的某个场景。那也不是他说“鸟类观赏胜地”时我想象到的画面。我跟着他沿着木栈道走到了湖边一个树木繁茂的地方。
稍后，我在海边的一块岩石上坐了下来，周围是数百只绿头鸭、白得耀眼的天鹅和黑鸭。它们挤在一起取暖，享受着并不暖和的午睡。就在离我几英尺远的地方，一只天鹅把头埋在羽毛中，正在休息。音乐家指着湖中的天鹅，教我分辨黑嘴天鹅和赤嘴天鹅，还有苔原天鹅。接着，他去拍黑鸭的照片了。格格不入的我只能等着他的下一步指示，同时努力地想要跟岩石融为一体。不久后，我竟就那样慢慢适应了。几分钟、几小时过去了。一只黑嘴天鹅伸了伸脖子，发出来一声滑稽的、像小号的叫声。三只苔原天鹅沿着湖岸游来游去，仿佛是我内心飘移不定的思绪的投影。
我的思绪变得越来越缥缈，周围的一切也随之变化。一团灰色的薄雾从湖中升起，遮盖了对岸的炼钢厂，我想象着自己身处变化无常[3]的电影场境中——从英格玛·伯格曼式的简约渐渐化为安德烈·塔可[4]夫斯基的诗意。我一直在观察的那三只苔原天鹅也变得模糊不清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