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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08 23:3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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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阿尔贝·加缪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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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外人·鼠疫

局外人·鼠疫试读:

局外人

·鼠疫作者:(法)阿尔贝·加缪排版:JINAN ENPUTDATA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01-01ISBN:9787538755886本书由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授权、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局外人

第一部

妈妈今天死了。也许是昨天,我还真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发来的电报:“母去世。明日葬礼。敬告。”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也许就是昨天。

养老院坐落在马伦戈,距阿尔及尔有八十公里的路程。我乘坐两点钟的长途汽车,这个下午就能抵达,也就赶得上夜间守灵,明天傍晚可以返回了。我跟老板请了两天假,有这种缘由,他无法拒绝。看样子他不大高兴,我甚至对他说了一句:“这又不怪我。”他没有搭理。想来我不该对他这样讲话。不管怎样,我没有什么可道歉的,倒是他应该向我表示哀悼。不过,到了后天,他见我戴了孝,就一定会对我有所表示。眼下,权当妈妈没有死。下葬之后就不一样了,那才算定案归档,整个事情就会披上更为正式的色彩。

我上了两点钟的长途汽车。天气很热,我一如往常,在塞莱斯特饭馆吃了午饭。所有人都为我感到非常难过,而塞莱斯特还对我说:“人只有一个母亲。”我走时,他们都送我到门口。我有点儿丢三落四,因为我还得上楼,去埃马努埃尔家借黑领带和黑纱。几个月前他伯父去世了。

怕误了班车,我是跑着去的。这样匆忙,跑得太急,再加上旅途颠簸和汽油味,以及道路和天空反光;恐怕是这些缘故,我才昏昏沉沉,差不多睡了一路。我醒来时,发觉自己靠在一名军人身上,而他朝我笑了笑,问我是否来自远方。我“嗯”了一声,免得说话了。

从村子到养老院,还有两公里路,我徒步前往。我想立即见妈妈一面。可是门房对我说,先得见见院长。而院长碰巧正有事儿,我只好等了一会儿。在等待这工夫,门房一直说着话,随后我见到了院长,他在办公室接待了我。院长是个矮小的老者,身上佩戴着荣誉团勋章。他用那双明亮的眼睛打量着我,然后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弄得我不知该如何抽回来。他查了一份档案材料,对我说道:“默尔索太太三年前住进本院。您是她唯一的赡养者。”听他的话有责备我的意思,我就开始解释。不过,他打断了我的话:“您用不着解释什么,亲爱的孩子。我看了您母亲的档案,您负担不了她的生活费用。她需要一个看护,而您的薪水不高。总的说来,她在这里生活,更加称心如意些。”我附和道:“是的,院长先生。”他又补充说:“您也知道,她在这里有朋友,是同她年岁相仿的人。她跟他们能有些共同兴趣,喜欢谈谈从前的时代。您还年轻,跟您在一起,她会感到烦闷的。”

这话不假,妈妈在家那时候,从早到晚默不作声,目光不离我左右。她住进养老院的头些日子,还经常流泪,但那是不习惯。住了几个月之后,再把她接出养老院,她还会哭天抹泪,同样不习惯了。这一年来,我没有怎么去养老院探望她,也多少是这个原因。当然也是因为,去探望就得占用我的星期天——还不算赶长途汽车,买车票,以及步行两个小时。

院长还对我说了些话,但是我几乎充耳不闻了。最后他又对我说:“想必您要见见母亲吧。”我什么也没有讲就站起身来,他引领我出了门,在楼梯上,他又向我解释:“我们把她抬到我们这儿的小小停尸间了,以免吓着其他人。养老院里每当有人去世,其他人两三天都惶惶不安。这就给服务工作带来了很大不便。”我们穿过了一座院落,只见许多老人三五成群地在聊天。在我们经过时,他们就住了口;等我们走过去,他们又接着交谈。低沉的话语声,就好像鹦鹉在聒噪。到了一幢小房门前,院长就同我分了手:“失陪了,默尔索先生。有什么事儿到办公室去找我。原则上,葬礼定在明天上午十点钟,我们考虑到,这样您就能为亡母守灵了。最后再说一句:您母亲似乎经常向伙伴们表示,希望按照宗教仪式安葬。我已经全安排好了,不过,还是想跟您说一声。”我向他表示感谢。妈妈这个人,虽说不是无神论者,可是生前从未顾及过宗教。

我走进去。南屋非常明亮,墙壁刷了白灰,顶上覆盖着玻璃天棚。厅里摆放着几把椅子和几个呈X形的支架。正中央的两个支架上放着一口棺木,只见在漆成褐色的盖子上,几根插进去尚未拧紧的螺丝钉亮晶晶的,十分显眼。一个阿拉伯女护士守在棺木旁边,她身穿大褂,头戴色彩艳丽的方巾。

这时,门房进来了,走到我身后,估计他是跑来的,说话还有点儿结巴:“棺木已经盖上了,但我得拧出螺丝,好让您看看她。”他走近棺木,却被我拦住了。他问我:“您不想见见?”我回答说:“不想。”他也就打住了,而我倒颇不自在了,觉得自己不该这么说。过了片刻,他瞧了瞧我,问道:“为什么呢?”但是并无责备之意,看来只是想问一问。我说道:“我也不清楚。”于是,他捻着白胡子,眼睛也不看我,郑重说道:“我理解。”他那双浅蓝色眼睛很漂亮,脸色微微红润。他搬给我一把椅子,自己也稍微靠后一点儿坐下。女护士站起身,朝门口走去。这时,门房对我说:“她患了硬性下疳。”我听不明白,便望了望女护士,看到她眼睛下方缠了一圈绷带,齐鼻子的部位是平的。看她的脸,只能看到白绷带。

等护士出去之后,门房说道:“失陪了。”不知我做了什么手势,他就留下来,站在我身后。身后有人会让我不自在。满室灿烂的夕照,两只大胡蜂嗡嗡作响,撞击着玻璃天棚。我感到睡意上来了。我没有回身,对门房说:“您在这儿做事很久了吧?”他接口答道:“五年了。”就好像他一直在等我问这句话。

接着,他又絮叨了半天。当初若是有人对他说,他最后的归宿就是在马伦戈养老院当门房,他准会万分惊讶。现在他六十四岁了,他还是巴黎人呢。这时,我打断了他的话:“哦,您不是本地人?”随即我就想起来,他引我到院长办公室之前,就对我说起过我妈妈,他曾说起从前他在巴黎生活,难以忘怀。在巴黎,他守在死者身边,有时能守上三四天。这里却刻不容缓,想想怎么也不习惯,还没有回过神儿来,就得去追灵车了。当时他妻子还说他:“闭嘴,这种事情不该对先生讲。”老头子红了脸,连声道歉。我赶紧给解围,说道:“没什么,没什么。”我倒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也很有趣。

在小陈尸间里,他告诉我,他是由于贫困才进了养老院。他自觉身板硬朗,就主动请求当了门房。我向他指出,其实他也是养老院收容的人。他矢口否认。他说话的方式已经让我感到惊讶了:他提起住在养老院的人,总是称为“他们”“其他人”,偶尔也称“那些老人”,而其中一些人年龄并不比他大。自不待言,这不是一码事儿。他是门房,他有权管理他们。

这时,女护士进来了。天蓦地黑下来,在玻璃顶棚上面,夜色很快就浓了。门房打开灯,灯光突然明亮,晃得我睁不开眼睛。他请我去食堂吃晚饭,可是我不饿。于是他主动提出,可以给我端来一杯牛奶咖啡。我很喜欢喝牛奶咖啡,也就接受了。不大工夫,他就端来了托盘。我喝了咖啡,又想抽烟,但是不免犹豫,不知道在妈妈的遗体旁边是否合适。我想了想,觉得这不算什么。我递给门房一支香烟,我们便抽起烟来。

过了片刻,他对我说:“要知道,您母亲的那些朋友,也要前来守灵。这是院里的常规。我还得去搬几把椅子来,煮些清咖啡。”我问他能否关掉一盏灯,强烈的灯光映在白墙上,容易让我困倦。他回答我说不可能,电灯就是这样安装的,要么全开,要么全关。后来,我就不怎么注意他了。他出出进进,摆好几把椅子,还在一把椅子上放好咖啡壶,周围摆放着一圈杯子。继而,他隔着妈妈,坐到我的对面。女护士则坐在里端,背对着我。看不见她在做什么,但是从她的手臂动作来判断,她是在打毛线。厅堂里很温馨,我喝了咖啡,觉得身子暖暖的,从敞开的房门飘进夜晚和花卉的清香。想必我打了一个盹儿。

我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弄醒了。合上眼睛,我倒觉得房间白森森的,更加明亮了。面前没有一点儿阴影,每个物体、每个突角、每条曲线、每个轮廓都那么分明,清晰得刺眼。恰好这时候,妈妈的朋友们进来了。共有十一二个人,他们在这种晃眼的灯光中,静静地移动,落座的时候,没有一把椅子发出咯吱的声响。我看任何人也没有像看他们这样,他们的面孔,或者他们的衣着,无一细节漏掉,全看得一清二楚。然而,我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而且不怎么相信他们真实存在。几乎所有女人都系着围裙、扎着腰带,鼓鼓的肚腹更显突出了,我还从未注意到,老妇人的肚腹能大到这个程度。老头子几乎个个精瘦,人人拄着拐杖。令我深感惊异的是,在他们的脸上,我看不见他们的眼睛,只在由皱纹构成的小巢里见到一点儿暗淡的光亮。他们坐下之后,大多数人瞧了瞧我,拘谨地点了点头,嘴唇都瘪进牙齿掉光的嘴里,让我闹不清他们是向我打招呼,还是面部肌肉抽搐了一下。我情愿相信他们是跟我打招呼。这时我才发觉,他们坐到我对面,围了门房一圈儿,一个个摇晃着脑袋,一时间,我有一种可爱的感觉:他们坐在那里是要审判我。

过了片刻,一个老妇人开始哭泣,她坐在第二排,被前面一个女伴挡住,我看不清楚。她小声号哭,很有节奏,让我觉得她永远不会停止。其他人都好像没有听见似的。他们都很颓丧,神情黯然,默默无语。他们注视着棺木,或者他们的拐杖,或者随便什么东西,而且目不转睛。那老妇人一直在哭泣,我很奇怪竟不认识她,真希望她不要再哭了,可是又不敢跟她说。门房俯下身去,对她说了什么,但是她摇了摇头,咕哝了两句话,又接着哭泣,还是原来的节奏。于是,门房走到我这边来,坐到我旁边。过了好半天,他才向我说明情况,但是并不正面对着我:“她同您的母亲关系非常密切。她说您母亲是她在这里唯一的朋友,现在她一个朋友都没有了。”

我们就这样待了许久。那女人唏嘘哭泣之声的间歇拉长了,但是还抽噎得厉害,终于住了声。我不再困倦了,只是很疲惫,腰酸背痛。现在,所有这些人都沉默了,而这种静默让我难以忍受。只是偶尔听到一种特别的声音,却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时间一长,我终于猜测出来,有几个老人在咂巴嘴,发出这种奇怪的啧啧声响。他们本人没有怎么察觉,全都陷入沉思了。我甚至有这种感觉,躺在他们中间的这位死者,在他们看来毫无意义。现在想来,那是一种错觉。

我们都喝了门房倒的咖啡。后来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一夜过去了。现在想起来,我曾睁开眼睛,看见所有老人都缩成一团在睡觉,只有一个人例外:他下巴颏儿托在拄着拐杖的手背上,两眼直直地看着我,就好像单等我醒来似的。继而,我又睡着了。我醒来是因为腰越来越酸痛了。晨曦悄悄爬上玻璃顶棚,稍过一会儿,一位老人醒来,咳嗽了老半天。他往方格大手帕上吐痰,每吐一口,都好像硬往外掏似的。他把其他人都闹腾醒了,门房说他们该走了。他们都站起身。这样不舒服地守了一夜,他们都面如土灰。令我大大惊奇的是,他们走时,都挨个儿跟我握手——这一夜我们虽然没有交谈一句话,但一起度过似乎促使我们亲近了。

我很疲倦。门房带我去他的住处,我得以稍微洗漱了一下,还喝了味道很好的牛奶咖啡。我从他那儿出来,天已大亮了。把马伦戈与大海隔开的山丘上,天空是红色的。越过山丘的风带来了盐的味道。看来,这一定是个晴天。我很久没来乡下了,要不是妈妈这档子事,去散散步会有多愉快。

我在院子里的梧桐树下等着,泥土的清香让我不那么困了。我想到了办公室的同事们,此时他们该起床上班了,而我现在却在难受地等待。我又想了想这些事,但房子里的钟声让我走了神儿。屋里在忙着,但很快就安静下来。太阳又升高了一些,晒得我双脚发热了。门房穿过院子,告诉我说院长要见我。我到了院长办公室,他要我签几张纸。他穿着黑色的礼服和条纹裤子。他拿起电话,对我说:“殡仪馆的人已经来了,我马上让他们盖棺。这之前,您是否想再看令堂大人一眼?”我回答说“不”。他对着电话低声说:“费雅克,告诉那些人可以盖上了。”

接着,他告诉我说,他会亲自参加葬礼的。我向他道了谢。他在办公桌后面坐下,小腿交叠着。他告诉我说,去送葬的只有他和我两个人,还有女护士。原则上,来养老的人是不许参加的,他们只能守灵。他指出:“这是个有关人道的问题。”但是这一次,他允许妈妈的一个老朋友多玛·佩雷兹跟着去送葬。说到这里,院长笑了笑,说:“您知道,这种友情有点儿孩子气,但他与令堂是一直在一起的。大家都拿他们开玩笑,对佩雷兹说:‘她是你的未婚妻。’他听了就笑。这种玩笑叫他俩都挺开心。这次,默尔索太太的去世让他非常难过,我觉得不让他去送葬不太合适。不过,按保健大夫的建议,我昨天没让他去守灵。”

我们默默不语地坐了好一会儿。院长立起身来,看向窗外。不一会儿,他望见了什么,说:“马伦戈的神父来了,他倒是挺快。”他告诉我,教堂在村子里,至少要走三刻钟。我们下了楼。屋子前,神父与两个唱诗班的童子在等待着。其中一个童子拿着香炉,神父弯着腰对着他,帮忙调好香炉的银链的长度。我们到了时,神父就直起身来。他称我为“我的儿子”,和我说了几句话。他走进屋去,我跟着他进去。

我一眼就看见棺材上的螺钉已经拧紧,屋里站着四个黑衣人。这时,院长告诉我灵车就停在路边等着。神父开始祈祷了。从这时起,一切都进行得很快。那四个人走向棺材,给它蒙上了一条毯子。神父、唱诗班童子、院长和我都走出来。门口有一位我没见过的太太,院长向她介绍:“这是默尔索先生。”我没有听清这位太太的名字,只知道她是护士代表。她表情严肃地点了下头,她的脸长而瘦。然后,我们站成了一排,好让棺材过去。我们跟随在抬棺人后面走出了养老院,大门口停着一辆长方形的灵车,漆得锃亮,看起来像是个文具盒。车子旁边站着位葬礼司仪,他是个小个子,衣着有些滑稽。还有一位举止做作的老人,我想,他就是佩雷兹先生。他戴着圆顶宽边软式毡帽,棺木经过的时候,他脱下了帽子。他长裤的裤腿拧着堆在鞋面上,黑领带的结打得太小了,而白衬衫的领口又太大,很别扭。他的嘴唇一直在颤抖,鼻子上满是黑色的雀斑。他的一头白发又细又软,看得见下面耷拉着两只外缘歪歪扭扭、奇形怪状的耳朵,血红的耳朵和苍白的面孔的对比让人觉得刺眼。葬礼司仪给我们每个人安排好了位置,神父走在最前,然后是灵车,灵车旁是四个黑衣人,后面是院长和我,最后面是护士代表和佩雷兹先生。

太阳高高挂在空中,阳光强烈,大地被炙烤得温度迅速上升。我不懂为什么要磨蹭这么久才出发,穿着深色衣服让我觉得很热。那个矮老头本来已戴上了帽子,这时又摘下来了。院长又跟我说起了他,我略微扭着头看他。院长说,我妈妈与佩雷兹先生常在傍晚时分,在一个女护士的陪同下散步,一直走到村子里。我环顾着周围的田野,一排排的柏树一直延伸到天边的山岭,田野里红绿相间,房屋虽少,但也算错落有致,这样的景象,让我对妈妈有了理解。在这样的景色里,傍晚该是个令人感伤的时候。但今天,歹毒的太阳却把这片土地烤得震动起来,让它变得残忍而冷漠,让人无法忍受。

我们上路了。这时我才看出佩雷兹的腿有点儿瘸。车渐渐快了起来,于是老头就被甩在后面了,有个黑衣人也跟不上,和我并排走着。我感到惊奇,太阳现在竟然升高得这么快。这时我才发现,田野里早已有一片虫鸣与草叶的声音了。我的脸上满是汗水,因为没戴帽子,我只好用手帕扇着。殡仪馆的那个人对我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楚。此时,他用右手把鸭舌帽的帽檐往上推了推,用左手拿着手帕擦了擦额头。我问他:“什么?”他指了指天,重复道:“真烤人啊。”我说:“对。”过了一会儿,他问我:“那里面是您母亲吧?”我还是说:“对。”“她老了吗?”我回答:“差不多吧。”只因我不知道她的确切年龄了。随后,他就住了声。我回头望去,只见佩雷兹老头落下有五十米远了;他急着往前赶,用力扇着毡帽。我也瞧了瞧院长,他走路十分庄重,没有一点儿多余的动作。他的额头闪动着几滴汗珠,但他并不擦拭。

我觉得送葬的队伍行进得稍微快了些。我周围总是同样的田野,通明透亮,灌足了阳光。强烈的阳光让人受不了。有一阵子,我们经过一段翻修的公路。太阳晒得柏油路面鼓胀起来,一脚踩下去就陷进去,泛出亮晶晶的路浆。坐在灵车上面的车夫戴的那顶帽子,仿佛是用在这种黑泥浆里鞣过的熟皮制作的。头上蓝天白云,下面色彩单调。泛出来的黏糊糊的柏油路浆呈黑色,衣服暗淡一律黑色,灵车漆成黑色,我置身这中间,不禁有点儿晕头转向。烈日、皮革味、马粪味、油漆味、焚香味,这一切再加上一夜失眠的疲倦,搞得我头昏眼花。我再次回过头去,觉得佩雷兹离得更远了,在熏蒸的热气中若隐若现,继而再也看不见了。我举目搜寻,看见他离开了大路,从田野斜插过来。我也看到,公路在前面拐弯了,从而明白佩雷兹熟悉当地,要抄近路赶上我们。他在拐弯处追上我们了,继而,我们又把他丢在后面,他从田野抄近路追上来,如此反复数次。我感到太阳穴怦怦直跳。

接下来,事情确定而自然,进展得飞快,我现在什么也不记得了。只记得一个情况,到了村口,那个女护士代表跟我说话了。她的声音很奇特,同她那张脸极不相称,是一种颤巍巍的、悠扬悦耳的声音。她对我说:“若是慢慢悠悠地走,就有可能中暑。可是走得太快,浑身冒汗,进了教堂又会着凉,患热伤风了。”她说得对,真叫人无所适从。那天的情景,我还保留几点印象,例如:临近村口,佩雷兹最后一次追上我们时的那副面孔。他又焦灼又沉痛,大颗大颗泪珠流到面颊上,但因密布的皱纹阻碍而流不下去,便四散布开,再聚集相连,在他那张颓废失态的脸上形成一片水光。还记得教堂和人行道上的村民,墓地坟头上天竺葵绽放的红花,佩雷兹晕倒了(活似散了架的木偶),往妈妈的棺木上抛撒的血红色泥土,以及夹杂在泥土中的白色树根,还有那些人、那种嘈杂声音、那座村庄,在一家咖啡馆门前的等待、马达持续的隆隆声,还有长途汽车驶入阿尔及尔灯火通明的市中心时我那种喜悦,心想马上就能倒在床上,倒头睡上十二个钟头了。二

我睡醒了才明白,我请两天假时,老板为什么显得不高兴:今天是星期六。当时我却把这茬给忘了,起床才想起来。我的老板自然而然会想到,好嘛,加上星期天,也就有了四天假期。这不可能让他开心的。不过,一方面,妈妈昨天去世、今天下葬,这也不能怪我。而另一方面,不管怎样,星期六和星期天我总归休息。理儿当然是这个理儿,这并不妨碍我理解老板的反应。

昨日累了一整天,起床感到很吃力。我刮脸的时候,心里还琢磨干点儿什么好,最后决定洗海水浴。我上了有轨电车,前往港口海水浴场。到了地方,我便一头扎进泳道里。有许多年轻人来游泳。我在水里碰见了玛丽·卡多纳,我办公室从前的打字员,当时她对我还挺有意。现在想来,我也同样。但是,她没干多久就走了,我们也就来不及发展关系。我帮她爬上了一个浮标,趁着扶她的时候,摸了一把她的乳房。我还在水里,她已经趴在浮标上了。她朝我转过身来,头发遮住了眼睛,咯咯笑个不停。我也爬上浮标,躺在她身边。天气晴好,我权当开玩笑似的,脑袋往后一仰,就枕在她的肚子上了。她什么也没有说,我也就这样安心躺着。满眼无际的天空,蔚蓝而金光灿烂。我感到玛丽的肚子在我的脖颈儿下面微微跳动。我们半睡半醒,在浮标上待了许久。等太阳烤得太厉害时,她就扎进水里,我紧随其后。我追上去,搂住她的腰,我们便相携共游。她还是一个劲儿地笑。上了码头,我们擦干身子时,玛丽对我说:“我晒得比你黑。”我问她晚上愿不愿意去看电影,她又笑了,对我说她想去看一部费尔南德尔主演的片子。等我们穿好衣服,她看到我扎黑领带,非常惊讶,就问我是否戴孝呢。我对她说妈妈死了。她又想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我回答说:“昨天的事儿。”她略微后撤,但是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我倒是很想对她说,这不能怪我,但是欲言又止,突然想到这话我已经对老板讲过了。这样说毫无意义。归根结底,人总难免有点儿错。

到了晚上,玛丽已经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影片不时有滑稽可笑的场面,但实在很荒唐。她的腿偎着我的腿,我抚摸着她的乳房。电影快演完时,我亲吻了她,但是很不得劲儿。从影院出来,她和我一起到了我家。我一觉醒来,玛丽已经走了。她早就有话在先,要去她姨妈家。我想到正逢星期天,心里就烦得慌。我不爱过星期天。于是,我在床上翻了个身,在枕头上细闻玛丽的头发留下的咸味,一直睡到十点钟。接着,我就吸烟,在床上一直躺到中午。我不愿意像平时那样,去塞莱斯特饭馆用餐,因为那里的熟人肯定要问这问那,我可不喜欢对付那种局面。我自己煮了几个鸡蛋,直接在托盘上吃了,没吃面包。家里没有了,我又不想下楼去买。

吃完了饭,我有点儿烦闷,就在房间里游荡。妈妈在这儿的时候,这套房子挺合适,现在我一个人住,就显得太大了,只好把餐厅里的桌子移到卧室里。我只在这间屋子里生活,家具只有几把有点儿塌陷的草垫椅子、一个镜子发黄的大衣柜、一张梳妆台和一张铜床。余下的房间都废弃不用了。过了一会儿,为了找点儿营生,我就拿起一份旧报读起来。克鲁申盐业公司发了一则广告,我就当作有趣的剪报,剪下来集中贴在一个旧笔记本上。我洗了洗手,最后来到阳台。

我的房间正对着城郊的主要大街。下午天气晴朗,不过,铺石路面腻滑,行人寥寥,而且脚步匆匆。我先是看到上街散步的一家人:两个穿着水手衫的小男孩,短裤长过膝盖,全身笔挺,举止有点儿拘板了;还有一个小女孩,头上扎着粉红色大蝴蝶结,脚下穿一双锃亮的黑皮鞋;母亲跟在孩子的后面,她躯体肥大,穿着栗色丝绸连衣裙;而父亲身材矮小,又相当瘦弱,看着眼熟。他头戴扁平狭檐草帽,领口扎着蝴蝶结,拿着手杖。看着他同妻子一起散步,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在这个街区有人说他很有风度。过了半晌,城郊青年陆续走过。他们油头粉面,打着大红领带,上衣紧箍身子,绣了花,脚穿方头大皮鞋。估计他们是去市中心,因此他们早早动身,嘻嘻哈哈笑着,急忙去赶有轨电车。

年轻人过去之后,街上行人就眼见稀少了。想必各种演出都已经开始了。街面上只剩下店铺老板和猫了。天空无云,但是阳光透过街道两边的榕树,并不那么强烈。街对面一家烟铺老板搬出一把椅子,放在店门前的人行道上,跨坐在上面,两条手臂撑着椅背。刚才有轨电车还人满为患,现在几乎空驶了。挨着烟铺的小咖啡馆“皮埃罗之家”,小伙计正用锯末子擦拭空荡荡的餐厅。好一派星期天的景象。

我调转椅子,像烟铺老板那样骑上,觉得那种坐姿更舒服些。我抽了两支香烟,又进屋拿了一块巧克力,回到窗口吃起来。不久,天空阴沉了,恐怕要来一场夏季暴雨,然而又渐渐放晴了。不过,乌云飘过时,街道更加昏暗,仿佛预示下雨一般。我久久观望风云变幻。

到了五点钟,几辆电车隆隆驶来,从郊区体育场拉回来大批观众,他们有的站在踏板上,有的扶着栏杆。随后驶来的几辆电车则运回了运动员,从他们的小手提箱我就能看出他们的身份。他们大吼大叫,扯着嗓子唱歌,祝愿他们的俱乐部长盛不衰。好几名运动员向我招手,其中一个甚至冲我嚷了一声:“战胜他们啦!”我应声道:“对。”同时点了点头。从这时候起,小汽车蜂拥驶来。

天色又略微向晚。房顶上的天空转为淡红色,随着渐进黄昏,街道也都热闹起来。那些散步者又渐渐回来了,我从人群中认出了那位有风度的先生。孩子们有的哭哭咧咧,有的让大人拖着。本街区的几家电影院,也随即往街上倾泻观众的洪流。观众中间的青年人,比比画画的动作比平时更为坚决,想必他们是看了一部惊险片。从城里电影院回来的人,稍晚一点儿才到达。他们的神态似乎更加凝重,他们还是说笑,但不时显得倦怠,若有所思。他们滞留在街上,在对面的人行道上来回踱步。这个街区的姑娘都不戴帽子,彼此挽着手臂。小伙子们故意迎面走去,同她们交错而过,抛出打趣的话,她们就扭过头去咯咯笑。好几位姑娘我都认得,她们跟我打招呼。

这工夫,路灯一下子全亮了,初跃夜空的星星因而黯然失色。总盯着灯光强烈的人行道上的人流,我感到眼睛很累。灯光映得潮湿路面明晃晃的,而间隔时间均匀地驶过的电车,车灯映现出油亮的头发、一张笑脸,或者一只银手镯。过了不久,电车逐渐稀少了,在树木和路灯的上方,夜色弥漫,已经漆黑一片了,不知不觉中,已经人去街空了,以致出现了一只慢慢腾腾地穿过空旷街道的猫。于是我想到该吃晚饭了。我俯在椅背上坐了太久,脖子有点儿酸痛。我下楼去,买了面包和果酱,自己做了点儿菜,就站着吃饭了。我想要到窗口抽支香烟,但是夜晚凉了,我感觉有点儿冷。我关上了所有窗户,返身回来,在衣镜里瞧见桌子的一角,桌上并排放着酒精灯和几片面包。我不免想道:又过了一个绷得很紧的星期天,妈妈现已入土为安,我又要去上班,总而言之,生活毫无变化。三

今天上班,我努力工作。老板也很和蔼可亲,问我是否太累了,还想知道妈妈的享年。我说“六十来岁”,以免出错。不知道为什么,看样子他松了一口气,似乎认为总算了结了一件事。

我的办公桌上堆了一大摞提货单,要由我一一检验。离开办公室去吃午饭之前,我洗了手。我很喜欢中午这一时间,傍晚下班,我就不大喜欢了,因为转动的公用毛巾用了一天完全湿了。有一次,我还提醒老板这件事。他回答说,这情况实在遗憾,但这毕竟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儿。我出去晚了一会儿,十二点半了,同发货部的埃马努埃尔一起走走。办公室朝向大海,在骄阳似火的港口,我们观望了一会儿停泊的货轮。这时,一辆卡车开来,挟裹着哗啦啦的铁链声响和轰隆隆的马达声。埃马努埃尔问我:“搭车去好不好?”于是我跑起来。卡车驶过去了,我们就拼力追赶。我被嘈杂声和尘土给淹没了,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感到奔跑的这股不协调的冲劲儿,周围闪过绞车、机器,以及远海上跳动的桅杆和一路经过的船体。我头一个抓住车帮,飞身上去,再把埃马努埃尔拉上车,坐了下来。我们都气喘吁吁。卡车在高低不平的码头铺石路上颠簸,笼罩着尘土和阳光。埃马努埃尔笑得喘不上来气了。

我们到达塞莱斯特饭馆,浑身都湿透了。塞莱斯特大腹便便,系着围裙,蓄着白胡子,总在那里迎候。他问我:“事情还算顺利吧?”我回答说:“对。”并且我真饿了。我吃得很快,又喝了咖啡。然后,我回到家里,因为酒喝太多了,小睡了一会儿,醒来时又特别想抽烟。但是时间晚了,我跑着去赶一辆电车。我工作了一下午。办公室里非常热,傍晚下班出来,我便徒步回家,沿着码头慢慢走去,觉得特别惬意。天空一片绿色,我感到欣然自得。不过,我还是直接回家,想要吃煮土豆。

我登上黑暗的楼梯,碰到我同楼层的邻居萨拉马诺老头,他牵着他的狗。我看着人和狗相伴,已有八年。这只长毛猎犬患了皮肤病——我认为是原虫性肠炎和肝炎——结果狗毛几乎掉光,皮肤上布满棕色结痂和粗糙的硬皮。萨拉马诺老头跟狗一起生活,长期同居一个小房间,久而久之就相像了:他脸上黄毛稀疏,有许多块淡红色的痂皮;而狗也形成主人的姿态,躬腰驼背,伸长脖子,嘴巴往前探。看样子,他们俩同属一个种类却相互憎恶。老头子每天遛两次狗,上午十一点和下午六点。八年来,他遛狗就没有改变过路线,可以看到人和狗沿着里昂街往前走,狗拖着人,直到萨拉马诺老头绊了一跤。于是,老头子就打狗,狠骂一通。狗吓得匍匐在地,接着让人拖着走。在这种时候,就是老头子牵着狗走了。过了一阵,狗就忘记了,再次跑到前面拖着主人,结果再次挨打挨骂。这样,人与狗就停在人行道上,相互对视,狗吓得要命,人恨得要死。日复一日,天天如此。狗要撒尿时,老头子偏不容它撒完,又硬拉它走,狗尿就滴了一长溜儿。狗若是偶尔把尿撒在屋里,又得挨一顿痛打。这种情况延续了八载。塞莱斯特总说:“真够不幸的。”可是归根到底,谁也没法弄清楚。我在楼梯上碰见他的时候,萨拉马诺正骂狗呢。他对狗说:“混账东西!下流坯!”而狗连声哀吟。我道了声:“晚安。”而老头子还一个劲地骂狗。于是我就问他,狗怎么惹着他了。他仍旧不应声,只顾骂道:“混账东西!下流坯!”看他俯身向狗,我就猜出他要给狗调整一下项圈。我说话提高了嗓门儿,于是,他强忍着怒火,也不转身就回答说:“它在那儿就是不动窝儿。”接着,他就硬拖着狗走。狗哀吟着,被拉得四脚往前滑动。

恰巧这时,我同楼层的第二位邻居进楼了。街区里传说他吃女人那碗饭。不过,若是有人问起他的职业,他就回答:“仓库管理员。”总体来说,不大有人喜欢他。但是,他经常跟我说话,有时还到我家来坐坐,只因我肯倾听,也觉得他讲的事情挺有趣。况且,我也没有任何理由不理睬他。他名叫雷蒙·辛泰斯,个头儿相当矮小,肩膀很宽,鼻子塌下去。他的穿戴总是那么讲究。他提起萨拉马诺时,也对我这样说:“这还算不上不幸!”他问我,那种样子是不是让我很厌恶,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我们一同上楼,正要分手时,他对我说道:“我那儿有香肠,有葡萄酒,你愿意跟我一起吃点儿吗?”我想到这就省得我做饭了,于是接受了邀请。他也只有一个房间,外带没有窗户的厨房。他的床铺上方摆着一尊白色和粉红色仿大理石的天使雕像,挂着几幅体育冠军照片,以及两三张裸女画片。房间又脏又乱,床铺也没有整理。他先点着煤油灯,再从口袋里掏出一卷不干不净的纱布,将右手包扎起来。我问他怎么弄的,他跟我说,跟一个找他麻烦的家伙干了一架。“您能理解,默尔索先生,”他对我说道,“并不是因为我凶狠,只是脾气太暴。那个家伙对我说:‘你若是个男子汉,就从电车上下去。’我对他说:‘好了,消停点儿吧。’他又对我说我不是个男人。于是我下了车,对他说道:‘行了,见好就收吧,不然我就打你个鼻青脸肿。’他回我一句:‘你敢怎么着?’我一拳打过去,一下子就把他击倒了。我正要上前扶起他,他却从地上踹我几脚。于是我用膝盖一顶,扇了他两个大嘴巴,打得他满脸挂花,问他够不够。他回答说够了。”辛泰斯讲述的工夫,包扎着他的手。我坐在床上。讲完了,他对我说:“您瞧,不是我招惹他,而是他冒犯了我。”这我承认,的确如此。于是他郑重地对我说,他正想就此事向我请教,他看我是条汉子,见过世面,能帮上他的忙,事后他就成为我的哥们儿了。我什么也没有说,他又问我是否愿意做他的哥们儿。我说做不做都一样,他便高兴起来。他拿出香肠,在炉子上煎好,然后摆上酒杯、盘子、刀又,还拿出两瓶红葡萄酒,整个过程保持沉默。然后我们就座,在吃饭的时候,他就开始讲述他的事了,起初还颇为犹豫:“我认识一位女士……也可以说是我的情妇。”跟他打架的那个男人,就是那女人的兄弟。他对我说,那女人是他包养的。我没有应声,他就紧接着补充道,他了解整个街区的传言,但是他问心无愧,他就是仓库保管员。“还是扯回我的事上来,”他对我说道,“我发现这里面有骗局。”他供给那女人足够的生活费用,他亲自给她付房钱,每天给她二十个法郎饭费。“房钱三百法郎,饭费六百法郎,时而还给她买双袜子,算下来就是一千法郎。而女士闲着不工作,总对我说我抠得太死,我给她的钱不够花。然而,我对她说过:‘你为什么不干活,出去打半天工呢?那样的话,所有这些小花销,你就不用我来负担了。这个月我还给你买了一套衣服,每天我给你二十法郎,房费也给你付了,而你呢,下午请一帮女友喝咖啡,用咖啡和白糖招待她们。可我呢,照样给你钱。我对得起你,你却以怨报德。’她就是不工作,总说钱不够花,正因为如此,我才发觉这里面有假。”

于是,他告诉我,他在她的手提包里发现了一张彩票,而女人无法向他解释是怎么买来的。过了不久,他又在女人那里发现了一张当票,表明她当了两只手镯,而他从来不知道她还有两只镯子。“我算明白了,这里面有骗局。于是,我跟她分了手。不过,我先揍了她一顿,然后才戳穿她那套把戏。我对她说,她的全部愿望,就是享乐。您应当明白,默尔索先生,正如我对她说的:‘你看不到大家多么羡慕我提供给你的幸福,以后你就能明白你有过的幸福。’”

他一直把女人打得出了血,从前没有真打过她。“原先,我只是拍打拍打她,可以说手轻起轻落。她也叫喊两声,我就关上百叶窗。每次都是这样收场。现在这次,我真下了狠手。而且,我觉得给她的惩罚还不够。”

于是他向我解释,正是为这事儿,他需要有人给他出出主意。说着他停下来,调了调烧焦的灯芯。我一直听他讲述,喝下去将近一公斤葡萄酒,只觉得太阳穴热乎乎的。我的烟抽完了,就抽雷蒙的香烟。最后几趟电车驶过去,从城郊带走了喧闹声。雷蒙还继续讲述,他烦恼的是,他对他那个姘头还有点儿感情。可是,他想要惩罚她,先是想到带她去一家旅馆,再叫来“风化警察”,制造一起丑闻,让她作为妓女在警察局登记入册。后来,他又找黑道上的几个朋友商议。他们没有想出什么好主意。雷蒙还顺便向我指出,参加黑道完全值得。他向黑道的朋友说了这件事,他们就建议给那女人的脸上“留个记号”。但是他不愿意那么干,还得考虑考虑。行动之前,他要向我讨教。而且,在向我讨主意之前,他想了解我如何看待这场风波。我回答说,我没有什么想法,只觉得有趣。他又问我是否认为应该惩罚她,换了我会怎么做,我就对他说,这是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的,但是他要惩罚她,我可以理解。我又喝了点儿葡萄酒。他点着一根香烟,并向我透露他的打算。他想要给她写一封信,用话语“踢她几脚,同时说些事情引得她后悔”。这之后,等她回来,就跟她上床,“就在做完爱的时候”,他要朝她的脸上啐上一口,将她赶出门去。我觉得用这种方法,确实让她受到了惩罚。可是,雷蒙对我说,他笔头不行,他觉得他写不了这样一封信,于是想请我代笔。他见我一言不发,就问我当即草拟一封是不是有难处,我回答说没有。

这时,他喝完一杯酒,便站起身,一把推开餐盘和我们吃剩下的少许冷香肠,再仔细擦干净餐桌上的漆布。他从床头柜的抽屉里取出一张方格纸、一只黄信封、一支红木杆的蘸水笔和一个方形紫墨水瓶。等他告诉我那女人的姓名,我就明白她是摩尔人。我动笔写信,写得有点儿随意,但是我也尽力让雷蒙满意,因为我没有理由不让他满意。信写出来,我高声念给他听。他边吸烟边听我念信,连连点头,还请求我再念一遍。他十分满意,对我说道:“我就知道你是见过世面的人。”开始我还没有发觉,他跟我说话用“你”相称了。直到他明确向我表示“现在你是我真正的哥们儿了”,这才让我惊觉。这句话他又讲了一遍,我便应了一声:“是啊。”跟他做不做哥们儿,这对我无可无不可,而看他那神态,还真有这种渴望。他把信封上,我们把酒喝干。然后,我们抽了一会儿烟,没有再说什么。街上一片平静了,我们听见一辆驶过的汽车的轮子滑过路面的声音。我说道:“时候不早了。”雷蒙也是这样认为。他还注意到时间过得很快,在一定意义上,也的确如此。我昏昏欲睡,却又懒得起身。我的样子一定显得很疲惫,雷蒙才对我说千万别灰心。乍一听我还没有闹明白,他便向我解释道,他得知我妈妈死了,但是这件事早晚有一天要发生。这与我的看法不谋而合。

我站起身来,雷蒙跟我握手非常用力,还对我说了一句:男人之间,总能够心照不宣。我走出他的房间,随手把门带上,在漆黑的楼梯平台上停留片刻。楼房上下寂静无声,一股阴暗而潮湿的气息从楼梯井深深的底部飘上来。我只听见我的血液汩汩流淌,在我的耳鼓里嗡嗡作响。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从萨拉马诺老头的房间里,隐隐传出那条狗的哀吟。四

整个一周,我努力工作。雷蒙来过,告诉我信已寄出。我同埃马努埃尔去看了两场电影,而银幕上发生的事情,他并不总能看得懂,就得让我给他解释。昨日星期六,玛丽按我们的约定来了。她身穿红白条纹的漂亮的连衣裙,脚穿一双皮凉鞋,我一见到就对她产生了强烈的欲望。可以猜想出她那坚挺的乳房,而她那张脸被太阳晒成了一朵花。我们上了一辆公共汽车,驶出阿尔及尔几公里,来到一处海滩,周围岩石环抱,岸边芦苇丛生。午后四点的太阳不太灼热,而海水又很温暖,微波轻浪拖得很长,懒懒洋洋的。玛丽教我一种游戏,游的时候,迎着浪尖喝口水,将浪花飞沫全含在嘴里,再仰泳朝天喷出去,形成一条泡沫花带,消失在半空,或者如暖雨落在脸上。可是,嬉戏一会儿之后,我的嘴就被苦咸的海水烧痛了。玛丽又同我会合,在水里紧贴着我,她的嘴也贴到我的嘴上,用舌头舔我的嘴唇,给我清凉之感,我们就这样搂抱着,在水中翻滚了一阵。

我们上了海滩,穿好衣服,玛丽眼睛发亮,注视着我。我抱吻了她。从这一刻起,我们就不再说话了。我紧紧搂着她,急忙赶上一辆公共汽车,回城到我家里,扑到床上。屋里的窗户大敞四开,让夏夜的气息擦着我们棕色的肌肤流动,这种感觉舒服极了。

今天早晨,玛丽留下来没走,我对她说共进午餐。我下楼去铺子买了肉,回来上楼时,听见雷蒙的房间有女人的说话声。过了一会儿,萨拉马诺老头又开始骂狗了,我们听到鞋底和爪子踏木楼梯的声响,接着是“混账东西,下流坯”的骂声,人和狗出门上街了。我给玛丽讲了老头子的故事,她听了咯咯大笑。她穿上我的一身睡衣,袖子挽了起来。看她那笑态,我的欲望又上来了。过了一会儿,她问我爱不爱她。我回答说这样的问题毫无意义,但是我觉得不爱。她那样子看起来挺伤心的。不过,在做午饭时,她又无缘无故咯咯笑起来,引得我又上前抱吻她。正是这工夫,雷蒙的房间里爆发了争吵声。

先是听见女人的尖嗓门儿,接着雷蒙说道:“你冒犯了我,你冒犯了我。我要让你知道冒犯我会有什么果子吃。”几下钝声的击打,女人号叫,而且叫得那么凄厉,立刻引来人,挤满了楼梯平台。玛丽和我也出去瞧瞧。那女人仍在惨叫,雷蒙还打个不停。玛丽对我说,这太可怕了,我没有应声。她要我去叫警察,我回答说我不喜欢警察。然而,还是来了一个警察,是由住在三楼的白铁匠带来的。警察敲门,屋里就一点儿动静也没有了。警察敲得更响,女人哭起来,雷蒙打开房门。他嘴上叼着一支香烟,一副虚头巴脑的样子。那女人冲出房门,向警察诉苦,说雷蒙打了她。“叫什么名字?”警察问她。雷蒙替她回答。“你跟我说话的时候,嘴上的香烟拿掉。”警察说道。雷蒙不免犹豫,瞧了我一眼,又吸了一口烟。警察当即抡起手臂,扇了他一个大耳光,又狠又重,打个正着,香烟给扇出去几米远。雷蒙脸色大变,没有立即讲什么,继而,他以谦恭的声调问道,他可不可以拾起自己的烟。警察说可以,随即又补充了一句:“下次你就知道,警察可不是闹着玩的。”这工夫,那女人一直在哭,反反复复说:“他打了我。他是个拉皮条的。”“警察先生,”于是雷蒙问道,“说一个男人是拉皮条的,这从法律上讲得通吗?”然而警察却命令他“闭上他的嘴”。雷蒙于是转向那女人,对她说道:“等着瞧吧,小妞儿,总有再见面的时候。”警察又叫他闭嘴,并且说女的必须离开,而他得在家里等待警察局传讯。他还说,雷蒙浑身发抖,醉成那个样子,应该感到羞耻。雷蒙马上向他解释:“我没有醉,警察先生,只因为在您面前我才发抖,就是控制不住。”说罢,雷蒙关上房门,围观的人也都散去。玛丽和我终于做好了午饭。不过,她不饿,几乎全让我给吃掉了。她一点钟走了,我就睡了一个小觉。

将近三点钟,有人敲门,是雷蒙来了。我仍旧躺在床上,他就坐到我的床边。他坐了半晌,没有开口说话,我便问他是怎么闹出事儿的。他向我讲述,他按照自己的想法行动,不料那女人打了他一个耳光,于是他就揍了她一顿。后来的情况,我都当场看到了。我便对他说,我认为那女人现在已经受到了惩罚,他总该满意了。这也正是他的看法,他还指出,叫来警察也是白费劲儿,丝毫也不能减轻她挨打的疼痛。他还补充说,他十分了解警察,知道该如何对付他们,紧接着又问我是否期待他回敬那警察的耳光。我回答说,我什么也没有期待,况且我从来就不喜欢警察。看样子雷蒙非常满意。他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出去。我下了床,开始拢头发。他对我说,我一定得为他做证。我表示什么都行,只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按照雷蒙的意思,只要声明那女人冒犯了他就够了。我答应为他做证。

我们出了门,雷蒙请我喝了一杯白兰地。继而,他想要打一局台球,我差一点儿就赢了。然后,他又想去逛窑子。我说不去,不喜欢那种地方。于是,我们慢慢悠悠往回走。他对我说他太高兴了,总算惩罚了他的情妇。我觉得他对我非常热情,心想这是一段快乐的时光。

远远我就望见萨拉马诺老头站在楼门口,一副焦躁不安的样子。等我们走近了,我才发现狗不在他身边。他四面张望,在原地打转儿,力图看清黑魆魆的走廊,嘴里嘟嘟囔囔,说话断断续续,瞪圆了他那对小小的红眼睛,又开始搜索街道。雷蒙问他出了什么事儿,他没有立即应声。我隐隐约约听见他咕哝着骂道:“混账东西,下流坯。”他还继续瞎折腾。我问他狗在哪儿呢,他呛了我一句,说狗跑掉了。接着,他又突然讲起来,滔滔不绝:“我还像往常那样,牵着狗去演习场。那里人很多,围着集市的木棚转悠。我停下来观看《越狱大王》,回头要走的时候,身边的狗不见了。不用说,我早就想给它买一副小一点儿的项圈。可是,我万万想不到,这个下流坯会悄悄溜走了。”

于是,雷蒙向他解释,狗可能迷了路,总还会跑回来的。他还列举了一些事例,说狗能从几十公里之外找到自己的主人。老头子听不进去这种劝说,显得更加焦躁不安了。“其实,你们心里也很明白,他们肯定要把狗抓走的,准会是这样。”我就接口对他说,可以去招领处看看,花点儿钱就能领回来。他又问我花钱多不多。这我可不知道。于是他就发起火来:“就为这个下流坯,还得花钱!哼!就让它死去吧!”接着他就开骂了。雷蒙大笑着走进楼里,我紧随其后,到了我们这层楼梯口便分了手。没过多大工夫,我听见老头子的脚步声,他来敲我的房门。我开了门,他一直站在门口,停了好一会儿才对我说道:“请您原谅,请您原谅。”我请他进屋,他又不肯,目光只盯着自己的鞋尖,两只布满痂皮的手在颤抖。他没有面对我,向我询问:“您说说看,默尔索先生,他们不会从我手里把狗夺走吧?他们会还给我吧?不然的话,我可该怎么活呢?”我告诉他,招领处会将失散的狗为主人保留三天,过期就由警察局自行处理了。他沉默不语,只是看着我,然后向我道了声“晚安”。他关上自己的房门,我听见他在房中走来走去。他的床铺咯吱响了几下。一种细微而奇怪的声音从隔壁透出来,听得出他哭了,不知为什么我想到了妈妈。可是,明天我还得早起。觉得不饿,我没吃晚饭就睡下了。五

雷蒙的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来,说他的一个朋友(他曾向那位朋友提起过我)邀请我,去他在阿尔及尔附近的海滨木屋过个星期天。我回答说很想去,但是我已经有约在身,星期天陪女友度过。雷蒙当即表明,他的朋友也邀请我的女友,那位朋友的妻子会非常高兴,免得在一伙男人中间感到孤单了。

我本想马上挂了电话,因为我知道老板不喜欢有人从城里给我们打电话。怎奈雷蒙要我等一等,说他本可以到晚上再向我转达那位朋友的邀请,但是他另有件事要提前跟我说一声,这一整天都有一伙阿拉伯人跟踪他,其中就有他那位情妇的兄弟。“今晚你回家时,如果瞧见他在我们楼附近转悠,就告诉我一声。”我说那好办。

过了一会儿,老板派人来叫我,当即我就烦了,心想他又要对我说少打电话,好好工作。其实根本不是那码事儿。他明确说,要跟我谈一项还很模糊的计划,只想听听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有意在巴黎设立办事处,就地处理业务,直接同各大公司打交道,因此他想了解我是否愿意去那里工作。如果去的话,我就能在巴黎生活,每年还有时间出差旅行。“您年纪轻轻,我觉得您应该喜欢那种生活。”我说是啊,不过从内心深处,这对我无所谓。于是他就问我,我对改变生活是不是不感兴趣。我就回答说,人永远也谈不上改变生活,不管怎么说,什么生活都半斤八两,我在这里的生活,一点儿也不让我反感。老板脸色不悦,他说我总是答非所问,还说我胸无大志,这样做生意准砸锅。说完话,我又回去工作了。我实在不想拂他的意,但是我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仔细想想,我还算不上不幸。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也有过不少这类雄心壮志,但是不得不辍学之后,我很快就领悟了:这一切并无实际意义。

晚上,玛丽来找我,问我是否愿意同她结婚。我说这对我无所谓,如果她愿意,我们可以结婚。于是她想要知道我是否爱她。我已经回答过一次,还是那个话:这毫无意义,但是我肯定不爱她。“那为什么还要娶我?”她问道。我向她解释这无关紧要,如果她渴望结婚,我们就结婚好了。况且,是她提出要结婚,我仅仅说了声“行啊”。她便指出,结婚是一件人生大事。我反驳说:“不是。”她半晌没讲话,默默地注视我。继而,她又开口了,说她只想知道,如果换了另外一个女人,跟我有同样亲密的关系,也提出同样建议,我是否会接受。我说:“当然会接受了。”于是她心里琢磨起她是否爱我来,而她怎么想的,我就不得而知了。她再次沉默片刻,然后喃喃道,我是个怪人,无疑正因为这一点,她才爱我,但是有朝一日,也许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又会让她讨厌了。看到我沉默无语,不再说什么,她就微笑着挽着我的手臂,声称她愿意跟我结婚。我回应说,她什么时候愿意,我们就什么时候结婚。

我又顺便提起老板的建议,玛丽就对我说,她真希望去见识见识巴黎。我就告诉她,我在巴黎生活了一段时间,她当即问我怎么样。我就对她说:“很脏,有很多鸽子,黑乎乎的院子。居民都是白皮肤。”

接着,我们就出去散步,沿着大街穿越城区。街上的女人很漂亮。我问玛丽注意到了没有,她说注意到了,也能够理解我。我们一时不再说话了。然而,我想让她留下来陪我,对她说我们可以去塞莱斯特饭馆一起吃晚饭。她倒很想去,但是有事儿。我们走到我的住所附近,我对她说再见。她瞧着我,问道:“你就不想知道我有什么事儿吗?”我挺想知道,但是没有想到要问她,这让她流露出责怪我的神情。她见我的样子颇为尴尬,又咯咯笑起来,整个身子靠近,给我送上亲吻。

我到塞莱斯特饭馆吃晚饭,开吃没多久,我看见进来一个乖乖的矮小女人,她问我可否坐在我这桌。她当然可以坐下。她那张小圆脸跟苹果似的,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她的动作急促而不连贯,脱下收腰上衣,一坐下就急匆匆翻看菜谱。她叫来塞莱斯特,立刻点了她所要的茶,声音既清亮又急促。她等着冷盘的工夫,打开手提包,取出一张小方笺和一支铅笔,饭钱先算好,接着从小钱包里如数拿出钱来,再加上小费,全摆在她面前。这时,冷盘给她端上来了,她三口并作两口,快速吞下去。趁着等下一道菜的工夫,她又从手提包里掏出一支蓝铅笔、一本预报广播节目的周刊,仔细地阅读起来,几乎将所有节目都一一做了记号。周刊有十来页,在她用餐的全过程中,一直细心地做这件事。我已经吃完饭了,她仍旧在认真地做记号。最后她站起身,动作还是那样机械而准确,又穿上收腰上衣走了。我无事可干,也离开饭馆,在她身后跟了一阵。她走在人行道的边缘,步子极快又极其平稳,头也不回,径直往前赶路。我终于失去了她这个目标,又原路走回来,心想她那个人真怪,但是很快就把她置于脑后了。

我走到家门口,碰见萨拉马诺老头。我请他进屋,从他的口中得知他的狗丢失了,因为不在招领处。那里的职员对他说,狗也许被车给轧死了。当时他还问,挨个到警察分局去找是否能打听到,人家回答说,这种事儿天天发生,不会记录在案。我就对萨拉马诺老头说不如再养一条狗,但是他请我注意,这条狗他已经带习惯了,他这么讲也在理。

我就蹲在床铺上,萨拉马诺则坐在桌前的椅子上。他面对着我,两只手扶着双膝,头上还戴着那顶旧毡帽,发黄的小胡子下面的口中,咕哝出不成语句的话。我听着有点儿烦了,但我无事可干,还一点儿不困。我就找话说,问他狗的事儿。他对我说,妻子死了之后,他就养起了这条狗。他结婚相当晚,年轻时一心想搞戏剧,他在部队上,总参加军队歌舞团的演出。最终,他进了铁路部门,而且并不后悔。现在他拿着一小笔退休金。他跟妻子一起生活并不幸福,但总体来说,跟她过日子也很习惯了。妻子一死,他倒感到非常孤单,于是跟同车间的伙伴要了一条狗。当时它还是一只小狗崽儿,要用奶瓶喂食。由于狗比人寿命短,它就跟主人一起老了。萨拉马诺对我说:“这条狗脾气很坏,我和狗时常吵起来。不过,它还算一条好狗。”我说它是一条良种犬,萨拉马诺听了面露喜色。“而且,您还未见过它患病之前的样子呢,”他补充道,“那时,它的皮毛漂亮极了。”自从这条狗患上了皮肤病,每天早晚两次,萨拉马诺都给它涂药膏。可是据他说,狗真正的疾病是衰老,而衰老是无药可医的。

这时,我打了个哈欠,老头子就说他要走了。我对他说可以再待一会儿,反正他的狗出了事,闹得我的心也挺难受的,他向我表示感谢。他还对我说,我妈妈就很喜爱他的狗。提到妈妈时,他称为“您那可怜的母亲”。他推测妈妈死后,我一定非常痛苦,我没有应声。于是他有点儿尴尬,话说得很快,告诉我本街区的人对我把妈妈送进养老院看法很不好,但是他了解我,知道我很爱妈妈。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会那样回答,我说我此前根本不知道在这件事情上,别人对我的看法那么坏,而我认为送养老院是很自然的事,既然我雇不起人照顾妈妈。我还补充道:“况且,她早就跟我没什么话可说了,整天独自一人很烦闷。”“对呀,”萨拉马诺接口说,“到了养老院,至少还能找到些伴儿。”然后,他起身告辞,想要回去睡觉。现在,他的生活发生了变动,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自从我认识他以来,这是他第一次把手伸给我,动作畏畏缩缩,我感觉到了他手上的痂皮。他挤出点儿微笑,临走还对我说道:“但愿今天夜晚狗都别叫唤,我听见总以为那是我的狗。”六

星期天,我怎么也睡不醒,还得玛丽叫我,摇醒我。我们没有吃饭,就是想赶早去游泳。我感到脑子一片空白,头也有点儿疼,连抽支香烟都觉得味儿苦。玛丽还笑话我,说我是“一副吊丧的嘴脸”。她身穿一件白布连衣裙,头发披散开。我就对她说,她真漂亮,她欢喜得咯咯笑起来。

临下楼时,我们过去敲了敲雷蒙的房门。他应声说马上下去。我由于疲惫,也因为我们睡觉没有打开百叶窗,一到已经充满阳光的户外,强光袭来,如同打了我一记耳光。玛丽高兴得欢跳起来,不停地说天气真好。我感觉好受了些,这才发觉是肚子饿了的缘故。这话我跟玛丽说了,她就指给我看她的漆布提包,她在里面装了我俩的游泳衣和一条浴巾。我们就等雷蒙了。我们听见雷蒙关门的声响。他穿了一条蓝裤子、一件短袖白衬衫;不过,他戴的那顶扁平狭边草帽引得玛丽笑了起来。他的两条小臂肌肤很白,布满了浓黑的汗毛,我见了有点儿厌恶。他下楼时还吹着口哨,很高兴。他对我说“你好,老弟”,称呼玛丽为“小姐”。

昨天,我们去了警察局,我做证说那女人“冒犯”了雷蒙。雷蒙只受了一次警告就算完事了,警察没有进一步核实我的证词。在楼门口,我们跟雷蒙谈起了这件事,紧接着我们决定去乘公共汽车。海滩不算太远,但是乘车去更快些。雷蒙认为,我们早早到达,他那位朋友会很高兴。我们刚要走,雷蒙却突然打了个手势,让我们瞧马路对面。我看见一伙阿拉伯人背靠着烟铺的橱窗,站在那里默默注视我们,不过,是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即就当我们是石头或者枯树。雷蒙告诉我,从左数第二个人就是那家伙,他随即面露忧虑的神色,但又补充一句:这件麻烦事儿,按说现在已经了结了。玛丽听不大明白,就问我们是怎么回事儿。我告诉她,那伙阿拉伯人恨雷蒙。她就要我们赶紧离开。雷蒙挺了挺胸,笑着说是该快点儿走了。

离车站还挺远,我们走过去。雷蒙告诉我,那伙阿拉伯人没有跟上来。我回头望了望,他们果然原地未动,仍然若无其事地看着我们刚刚离开的地方。我们上了公共汽车。看来雷蒙完全放松了,他不断地跟玛丽开玩笑。我能感觉出来,他喜欢玛丽,而玛丽却不怎么搭理他,只是不时笑着瞧他一眼。

我们在阿尔及尔郊区下车,离海滩不远了,但是必须爬过一小块俯临大海、斜坡倾向海滩的高地。高地由已经蓝得晃眼的天空衬托,布满发黄的石头,开满雪白的阿福花。玛丽兴致勃勃,抡起漆布提包,扫得花瓣纷纷飘落。我们走在一排排小型别墅之间,两侧的栏杆漆成绿色或白色,有几幢连同阳台隐没在柽柳丛中,另一些则裸露在乱石中间。还未走到高地的边缘,就已经望见波平浪静的大海了,还能望见远处躺在清澈水中打瞌睡的一个巨大岬角。在静谧的空气中,一阵轻微的马达声一直传到我们耳畔。眺望波光粼粼的远海,只见一艘小小的拖网渔船,缓慢得难以觉察地在行驶。玛丽采撷了几朵鸢尾花。我们下坡走向海边,看到已经有几个人下海游泳了。

雷蒙的朋友所住的小木屋坐落在海滩的尽头,木屋背靠石崖,屋前打的支撑木桩已经浸在海水中了。雷蒙把我们介绍给他的朋友。那人名叫马松,长得身材魁伟、膀阔腰圆。他妻子个头儿却很矮,身子圆滚滚的,样子和蔼可亲,说话带巴黎口音。马松立刻说让我们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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