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江湖志(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勃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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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江湖志试读：

实则康熙年间未必有天地会，乾隆年间也并没有红花会。但天地会自述历史，确实喜欢追溯到康熙年间；乾隆年间虽无红花会，却确实是帮会大发展的时期。这都是虚虚实实的地方。

一谁创立了天地会《鹿鼎记》第八回，韦小宝加入天地会，金庸借莲花堂香主蔡德忠之口，介绍了郑成功创立天地会的缘由与经过：

当初国姓爷率领义师，进攻江南，围困江宁，功败垂成，在退回台湾之前，接纳总舵主的创议，设立了这个天地会……咱们大军留在江南的甚多，无法都退回台湾，有些退到厦门，那也只是一小部分，因此总舵主奉国姓爷之命，留在中土，成立天地会，联络国姓爷的旧部。凡是曾随同国姓爷攻打江浙的兵将，自然都成为会中兄弟……

这一说，大约是辛亥革命前后提出，民国年间开始流行。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也就是金庸创作他的十五部武侠小说的时代，许多台湾的学者和政治人物对这个设定尤其喜欢。

实际上，郑成功创立天地会的可能性很小。学者们早已对关于郑成功的史料，做过广泛深入的收集，但没有什么材料提到郑成功创立过天地会；清代官方记录里关于天地会的内容也不少，也没哪条记录说天地会是郑成功创立的。

甚至于，康熙时有没有天地会存在，都很可疑。因为学者们所找到的最早的关于天地会的官方记录，是乾隆年间的，这些材料追溯创会时间，也只到乾隆前期。

所以，要么就是康熙时尚无天地会——帮会自述来历时把历史拉长，那是屡见不鲜的事情；要么就是天地会虽然已经有了，但尚不足以引起官方的注意。总之，绝不可能有《鹿鼎记》里那么大的声势。

毕竟，组织帮会创业，是需要特定的社会环境做基础的。康熙年间，刚经历了改朝换代的丧乱，人民群众的生存状态，是贾谊所谓的“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所以“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过秦论》）

这种情况下，在家过安生日子，特别符合“经济人”的理性诉求。相反，偏要学人家反清复明，那是非常有情怀的事。

从这个角度说，《鹿鼎记》里虚构的天地会，写得非常真实。它把陈近南这样真有情怀者的奔波憔悴徒劳无功写得可钦可敬，也写了这种情怀在家国与人道之间难以面对的道德困境：

白衣尼见到这两个白骨骷髅，不禁打一个突，再见到远处又有三名喇嘛的尸体，不禁长叹，抬起头来。此刻太阳西沉，映得半边天色血也似红，心想这夕阳所照之处，千关万山，尽属胡虏，若要复国，不知又将杀伤多少人命，堆下多少白骨，到底该是不该？（第二十六回）

同时，金庸还写了理想大旗下的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天地会和沐王府之间的蝇营狗苟叽叽歪歪，把无聊问题上升到大义的高度从而陷入相互攻击的死循环，其间真包含着无穷的世俗人生。

到了乾隆年间，情况则大不一样了。

二乾隆年间帮会多

有些变化，和皇帝的个人素质未必有多大的关系。

先列两个数据：康熙十八年（1679年），天下人口一亿六千万，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人口则是三亿一千一百五十万。——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人口增加了几乎一倍。

这时的中国，能开发的土地都已经开发，还引进了来自美洲的番薯、玉米等作物，但无论如何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所以乾隆朝这个盛世，看经济总量确实很可观，但一算人均，则非常难看。有学者推算，唐宋盛世，人均原粮占有量都在600千克左右，清代中叶，则仅剩314千克。《书剑恩仇录》第六回，描写了这样的景象：

众人走了一夜，天明时已近黄河决口之处，只见河水浊浪滔天，奔流滚滚，再走几个时辰，大片平原已成泽国。低处人家田舍早已漂没。灾民都露宿在山野高处，有些被困在屋顶树巅，遍地汪洋，野无炊烟，到处都是哀鸣求救之声，时见成群浮尸，夹着箱笼木料，随浪飘浮。群雄绕道从高地上东行，当晚在山地上露宿了一宵，次日兜了个大圈子才到杜良寨，真是哀鸿遍野，惨不忍睹。

这样的惨状，当时确实不罕见。

在生产技术没有突破的条件下，单位面积的土地上劳动力的增加，并不能带来多少产量上的提升。所以，即使不考虑土地兼并之类的因素，也会产生大量离开土地的农民。这些流动人口，固有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很少会为之提供什么保障，所以他们必须紧密团结在一起保护自己，于是也就产生了所谓的“江湖义气”。正是这些人，构成了帮会的主体。

时代的另一个不稳定因素和科举制有关。科举本是社会重要的稳定阀，为社会下层提供了向上流动的通道。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巨大诱惑刺激了无数人读书求官，而古代简单的官僚体制根本容纳不了如此之多的识字人口，大批人被阻隔在官场大门之外。而就像现在扩招之后的大学生，即使“毕业即失业”也往往不愿意去从事体力劳动一样，这些古代的读书人大多也回不到躬耕生活中去了。

尤其是考取了初级功名，但并不能因此进入统治阶层的秀才，这个自命不凡而并未获得多少特权的群体，自然也倾向于惹是生非。《书剑恩仇录》第二回里有这样一段：

余鱼同乃江南望族子弟，中过秀才。他父亲因和一家豪门争一块坟地，官司打得倾家荡产，又被豪门借故陷害，瘐死狱中。余鱼同一气出走，得遇机缘，拜马真为师，弃文习武，回来把土豪刺死，从此亡命江湖，后来入了红花会。

这是站在余鱼同的立场上叙事，即使属实，这种极端案例也未必有多大代表性。事实上在当时很多人看来，这些秀才们是一个相当令人厌恶的群体。顾炎武曾评论说：当今天下之出入公门阻挠官府行政的，是秀才；仗势欺人武断乡里的，是秀才；官府一旦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就群起而哄之的，是秀才；拿住官员见不得人的阴私，而和官员搞利益交换的，是秀才；一个秀才鼓噪，一伙秀才起哄，一个秀才行动，一伙秀才跟进；政府管也没法管，抓也没法抓，对秀才们稍微不客气一点，秀才们就喊上了：这是杀士，这是坑儒。（《生员论》）

今天骂“公知”的词儿，这里基本齐了。

自然，太平的年月越久，考试的次数越多，积压的秀才也就越多，“去库存”的压力也就越大。他们也很容易滑向帮会，扮演狗头军师一类的角色。总之，多余的读书人和多余的农民源源不断的产生，遂构成了帮会发育生长的丰沃土壤。

三这个帮会有点假

金庸小说好看，但不是了解古代帮会的好材料。天地会写得真实，是因为曲折反映了一般的社会生活，跟江湖的距离反而比较远；红花会作风俊爽，心态阳光，思维中二，结局悲壮，体现的是一个年轻的（写《书剑恩仇录》时金庸刚三十出头）现代文人的侠客梦，跟事实无关。

这一层，跟虽然也经过美化，但还保留着较多游民社会真实生态的《水浒传》一比，一目了然。

这里简单捋四点：对杀戮的态度，对女人的态度，对富贵的态度，对皇帝的态度。

今人读《水浒传》，往往震惊于其中描写的杀戮之疯狂，更受不了作者对杀人、吃人的细节那种津津乐道的态度。金庸小说无疑要人道主义得多，涉及大规模的死亡时，笔下必带悲悯。《书剑恩仇录》的最后，红花会群雄明明已将乾隆逼入绝境，却为了保全一个婴儿的性命，而功亏一篑。这是孟子说的，“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的情怀，按照今日的网络舆论，要被骂“圣母”的。对比《水浒传》里为了赚朱仝上山，李逵可以一斧子把一个可爱男孩儿的脑袋一劈两半的行径，真是不啻霄壤。

金庸也常被现在的读者批，说是男权视角，女性角色都是按照男人的品味塑造的。这当然也不无道理，因为把女人当珍宝，把女人当玩物，把女人当工具，把女人当毒品，把女人当毒蛇猛兽……都可以叫作“物化女人”，但就从前面的罗列也可以看出，同属物化，区别也还是很大的。《水浒传》里，潘金莲、潘巧云是毒蛇，顾大嫂、孙二娘是猛兽，凑上一个木雕泥塑的扈三娘，对女人真是恶意满满。但从游民社会的角度说，产生这样的价值观其实很自然。因为帮会组织强调资源共有，所谓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大碗喝酒大秤分金，而女人偏偏很难分享，所以极容易造成兄弟情义的破裂，而对本就处身社会边缘的江湖好汉来说，这种破裂的后果往往是致命的。所以要保证组织效率，就非得歧视女人不可。金庸要提供现代读者喜闻乐见的故事，也就不能如实反映这样的事实，恰恰相反，红花会群雄常常就得以赞赏的心态扮演好女人的保护者的角色——骆冰少奶奶的年岁也不小了，不是全会上上下下都捧着，哪能那么完好的保存着一颗少女心？

早有人指出，所谓及时雨宋江，其实就是及时的银子。要被江湖称颂为“有义气”的好汉，撒钱必须个顶个的麻利。相应的，好汉贪财也不被认为是缺陷：武松在张都监手下的时候，帮人走后门收受了许多贿赂，对这种行径，施耐庵大爷写了四个字——“不在话下”，再正常也没有了。

在金庸这里可不行。英雄好汉当然要视金钱如粪土。《飞狐外传》里，红花会三当家赵半山要资助穷小子胡斐，钱是这么给的：

赵半山哈哈大笑，翘起大拇指赞道：“好！”飞身上马，向西疾驰而去，只听他远远说道：“石上的小包，哥哥送了给你。”

胡斐回过头来，只见大石上放着一个包裹，本来是赵半山挂在白马背上的。他伸手一提，只觉沉甸甸的有些压手，急忙解开，但见金光耀眼，却是二十枚二十两重的金锭，一共是黄金四百两。胡斐哈哈一笑，心道：“我贫你富，若是赠我黄金，我也不能拒却。三哥怕我推辞，赠金之后急急驰走，未免将我胡斐当作小孩子了。”（第四章）

金钱往来，无论接受还是赠予，都不是什么体面的事。胡斐“你给我钱我就要了”的态度，反而要算不拘小节的名士风。《笑傲江湖》里面，莫大和刘正风师兄弟失和，原因竟是“本来朋友都有通财之谊，何况是师兄弟？但莫师哥由此见嫌，绝足不上小弟之门”，似乎是刘正风想赞助莫大，莫大因此觉得受到了侮辱，所以两人就掰了。

这其实都是读书人的矫情，真实的江湖好汉哪讲究这个？

对皇帝的态度不必多说，梁山好汉是“贪官污吏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梁山好汉对体制始终是既仇恨又羡慕，所以最大最终的理想是招安梦。红花会为了利用乾隆排满兴汉，那一阵对皇帝客气一点，就陷入遇到其他江湖好汉，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的窘境。《神雕侠侣》里，郭靖讲述“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道理时，刻意把皇帝和国家两者做了区分：

不错，理宗皇帝乃无道昏君，宰相贾似道是个大大的奸臣……郭某纵然不肖，岂能为昏君奸臣所用？只是心愤蒙古残暴，侵我疆土，杀我同胞，郭某满腔热血，是为我神州千万老百姓而洒。（第二十一回）

十五部金庸小说串起来，非常明显，鄙视庙堂，乃是江湖的核心价值观。

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以上，都是说不同，不是论高下。

说到底，金庸小说和《水浒传》，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作品，不能用同一套标准来衡量。做个简单化的划分：

精英阶级写给精英阶级看的，是雅文学。

草根阶级写给草根阶级看的，是俗文学。

精英阶级写给草根阶级看的，是通俗文学。

俗文学对精英阶级可能有陌生化的效果，也就显得格外有趣；通俗文学满足草根的同时，可以保留一些精英的趣味，所以它们都有可能做到雅俗共赏。

但雅对俗文学的赏，正是因为它“俗”；雅对通俗文学的赏，却是因为它“不俗”，所以仍有本质不同。《水浒传》是俗文学，本质上是游民社会的产物，虽然经过金圣叹这样的文人改造，无关大体。所以小说中今人视为奇葩的事实和价值观比比皆是。然而它也提醒我们，不管你喜不喜欢，这种暴力与血腥是真实存在的，这也是教你直面惨淡的人生。

金庸小说是通俗文学。金庸国学，深浅几何？固然是网友常常争论的话题，但金庸无论家庭出身还是自身履历，都属于精英阶级。他自称写小说是娱人兼自娱，既然要自娱，那实际上就充当着“把关人”的角色：大众喜欢，自己也不反感的，这个可以有；大众喜欢，自己不能接受的，这个过滤掉；自己喜欢而大众本来未必关注的，也可用巧妙的手法放进来。最后这一层，喜欢的，管这叫提升格调；讨厌的，管这叫大塞私货。

俗还是通俗，换着看看，挺好。武侠与金庸

武侠小说与道德

纯文学领域的批评家，往往容易有一个不切实际的自信，即认为文学价值在时间面前更有优势。通俗文学不难喧嚣于一时，而纯文学作品则更具有“永恒的价值”。略加考察，不难发现这个信念的荒诞无力。雨果诞生两百年周年之际，法国评论家发出了“谁还在阅读雨果”的疑问，而我们倒不必怀疑，大仲马仍然有他的读者。

不戴有色眼镜的话，应该承认，贴上纯文学标签的二流作品，确实往往有比“通俗”更多的被某个文学理念牵扯的痕迹。通俗文学时常诉诸本能，本能比理念更持久，这是人类无法抗拒的事实之一。即使我们并不相信什么“不变的人性”，但生民以来，人类对暴力与情欲的兴味，确实并无多少改变。以至于像古龙那一类的作者会说，男人女人最古老的职业，分别是杀人和卖淫。

张爱玲小姐发现，《金瓶梅》的读者永远也不可能有《红楼梦》多。这说明人们在热衷本能之余，还有对它的羞耻心。好的通俗小说必须要满足大众的这种虚伪之处。所谓色情其表温情其里，道德为体暴力为用。

金庸、梁羽生志趣的分野，从他们回应外界指责时所发的议论，也很可以看得出来。金庸所希望能证明的，是武侠小说并不是不可以有深度的；梁羽生所谈得更多的，则是武侠小说并不一定是“不道德”的。这不是梁羽生该受指责的地方，只说明他更关心通俗小说的本分。相比纯文学而言，通俗的东西，即使不承担起道德教化的功能，也实在没有对之冒犯的必要。

任何通俗作品，背后必然有它的道德势力（但像《尤利西斯》或者《洛丽塔》那样的作品，我们就很难说它的道德势力在哪里），它可以代表一种道德和另一种道德相冲突，但很难溢出道德本身。比如说，我们很难想象，有什么比杨过的故事更能满足现代人的道德激情。今天的读者代入杨过去反对宋代的礼教，其情欲体验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自我肯定，和某些人从捉奸中获得的乐趣，恰好是一体的两面。

其实金庸和梁羽生并未对所处时代的道德基础有何不逊之处。即使像美女作家那样的群体，虽然并非主流，但你若以为她势单力孤，那可大错特错了。

当然，不同的道德观之间仍可一说。梁羽生比金庸要格外保守一些，似乎略有站错队之嫌。在网上随处可见对梁的迂腐处的嘲笑，部分可以认为，梁羽生的不幸是他的小说流行不过几十年，就赶上了一个以不道德为道德的年头。

大体而言，一种道德越是顽固缺乏弹性，一旦过时，它也就被抛弃得越彻底。当年梁羽生所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东西，在今天很多孩子看来，几乎是莫名其妙。在一个连乔峰是否是处男都会被追问不已的年代里，梁被认为是过时的，实在不算稀奇。时代变迁的力量，常常远大于小说本身。翻看梁羽生笔下人物的那些古板的坚持，竟使人不由得生出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但是，一味高估保守的道德观念对小说的伤害，显然也得不出明智的结论。一个显然的反证，是《三国演义》所宣扬的忠君思想更加不合时宜，但是这部伟大的古典小说仍然为无数读者所钟爱。

在小说里赤裸裸地进行道德训诫，甚至可说是中国小说的一个传统。但在较好的小说里，说教是独立的一部分，对小说情节的发展运行并没什么影响，阿城说道：

小说一展开，其中的世俗性格，其中的细节过程，让你完全忘记了作者还有个规劝在前面，就像小时候不得不向老师认错，出了教研室的门该打还打，该追还追。

这也就是说，这些通俗小说实际上并不是“寓教于乐”的，“教”与“乐”之间不存在水乳交融的化合，而只是松散地混杂在一起。

通俗小说必然离不开道德，而道德又不妨只是一个幌子，其目的仅在于在读者的羞耻心前蒙混过关。撇开技术性的问题暂且不谈，在梁羽生那里，幌子变成了纲领，小说之道的王霸杂之也就被宋襄之仁替换下场。

武侠杂说

事隔十年，重新回头开始写通俗小说，让我意识到在某些方面，我欧化得已经多么厉害。尽管在我写字的朋友里面，我好像是对传统文学最熟悉也最感兴趣的一个。

一开始我就打算回避金庸的风格。我觉得这是对老爷子的一种致敬，用他的方式写作，你会不由自主地努力使自己的小说变得丰厚，而我某种意义上只想满足一下编故事的乐趣。简单说，就是应该有一个复杂的阴谋。而金庸的小说，总体而言是缺少阴谋的。乔峰之被赶出丐帮，归根到底源自某种民族心理，区区一个马夫人何曾有这么大的能量？岳不群对令狐冲的迫害与引诱，更加显得缺乏计划，常常只是对当时局面的一点顺水推舟。或者说，金庸不大仰仗“阴谋”这样的雕虫小技，他故事的紧张感，更多是来自人际关系自身的张力。

一直以来，我感觉金庸的武侠，从《红楼梦》那里所获取的营养，要远远大于《水浒》。有人预言，金庸武侠很可能会拥有同《水浒》一样的命运，在若干年后将被追认为经典。我对这个说法基本持怀疑态度，《水浒》是真正意义上的俗文学，它所具备的原生态的生命力是金庸所从来不曾梦见的。如果金庸最终能在所谓的“文学殿堂”里占据一席之地的话，那也只能是因为他在将武侠“文人化”方面所做的努力，而和草根的力量大抵无关。

相比金庸而言，古龙显得单纯。一个将女人挂在嘴边的人不会了解女人，古龙是的；一个将人性挂在嘴边的人更加不会了解人性，古龙仍然是的。当然作为通俗小说而言，这不能算是缺陷，毕竟读者多数时候喜欢看到的，不是洞若观火的了解，而是一种符合自我预期的误解。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当你想写一本通俗小说的时候，你要懂得的不是你的读者的真相，而是你的读者的幻觉。

但古龙小说里那种不加节制的煽情是我无论如何不会有的。有时我想，这种煽情也许正是很多读者喜欢的。比如《英雄无泪》，这是古龙少有的打动我的两部作品之一（另一部是《欢乐英雄》）。司马的命运带着荒诞的酸楚，那是一种在妓女体内射精后的空虚感。当司马和朱猛末路相逢之后，如果是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最不加渲染的写法。这个时候的故事，就像是一个老迈弓手的指骨，凸起的骨节中仍然保持着强硬的记忆，简约的力量油然而生。

当看到古龙在这里又开始大段大段的煽情的时候，我当即把小说丢开，随便找了个朋友大骂了一气。不过后来我多次发现有人热爱这些煽情的段落。不错，对我们的很多读者，骚是要发出来的。

在写通俗小说的时候，读者是唯一的上帝。任何纯文学作家的高贵说辞在这里都是无效的。不过当我试图也煽上一把的时候，立即产生了很恶劣的生理反应。这说明文学训练还是对我造成了限制，我对抒情性的接受底线，大概放在雨果那里（对很多现代人而言，这个底线绝对是过于宽松了）。小说里，大气磅礴的力量才是抒情的本钱，不然还是干脆填词去算了。不过对很多读者而言，《巴黎圣母院》可能除了严肃沉重，已经没有什么了。

回到阴谋上来，在西方是很纯粹的通俗故事，到中国来就可能包裹上了品位的外衣。连阅读福尔摩斯都可能意味着某种修养，更不用说A.克里斯蒂了——嗯，确实也有很多人说过，在波洛开始分析案情之前，克里斯蒂的故事是冗长的。

这时我想起了温瑞安的《说英雄谁是英雄》。尽管这部小说颠三倒四自相矛盾的地方太多，但是他确实提供了一个金庸也只是隐约涉足的方向。

小说的开篇，金风细雨楼与六分半堂的争斗集中了小说的全部火力。然后，开始的英雄们一个一个死了，笔势蔓延开来，原来江湖那么大，高人那么多，眼前的事，就算争出个结果又如何？然而，还是要争，每一个人，最大的野心都和最小的生存权纠结在一起。直到最后，我们也不知道温的江湖有多么大，就像我们其实不知道世界有多么大一样。

最杰出的江湖人在江湖面前仍然显得渺小，在江湖面前再渺小的江湖人，也仍然有他不可取代的意义。这才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真意。

我出生的那一年，金庸在《鹿鼎记》的后记中说，韦小宝剥夺了许多读者代入的快感，他为此感到抱歉。那时的他还不够有远见——其实韦爵爷更适合很多现在的读者的代入。这方面，倒是温瑞安找到了更直接有效的法子。你可以代入，但是你代入了也不会有控御一切的快感，即使是古龙式的“快乐并痛着”也不行。

江湖的变迁

中国传统上，江湖是作为一个和庙堂相对的概念提出的。而由于“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也就尤其突出江湖在整个社会版块中的附属地位。梁羽生、金庸等人开始所谓“新武侠”的写作后，第一个功绩就是把庙堂引入江湖，使武侠小说的题材，不再局限在那一个狭小的特定的圈子里，从这一点上说，他们是打破了武侠的传统写法的，但他们也因此很自然的就掉进另一个更大的传统里面，那就是江湖从属于庙堂。

金庸早期的小说里，只有《雪山飞狐》是写的相对单纯的江湖恩怨。其余的几部小说的重心，其实仍在庙堂之争。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几个主人公的共性：陈家洛是天下第一大帮会的总舵主，袁承志甚至当上了武林盟主，郭靖的江湖声望更是无人可及。可是，他们却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江湖人。对江湖来说，陈家洛和袁承志都是外来者，陈家洛尤其保持着强烈的公子哥习气，他们居高临下地排解江湖恩怨，而他们的事业则是把武林中人从卑微的江湖中带领到历史主流当中去。郭靖是来自江湖的（赛仁贵郭盛之后，开蒙师父江南七怪是典型的来自市井的江湖人），但他一生的事业是死守襄阳，他获得尊敬的原因似乎是来自江湖而能在江湖之外建立了功业，这就为整个江湖赢得了荣誉。这就似乎反映了整个江湖本身的自卑心理。

江湖从属庙堂的更明显的表现，是那个时候金庸作品里的“好人坏人”实质上就是以政治立场来划分的。但是即使是这个时候，金庸也还是显示出了高梁羽生一筹的地方，那就是，他对笔下比较纯粹的江湖人的态度还比较善意和宽容，而在梁羽生那里，江湖人根本是被当作“第三种人”来写的，并且梁的立场总是和当时流行的政治评判保持一致，江湖恩怨成了自私和目光短浅的代名词。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倚天屠龙记》在金庸的小说里都有特殊意义。金庸小说后来许多重要的转变都在这部小说里初现端倪。在这部小说里，江湖恩怨开始不是围绕着历史，而是围绕着它自身充分展开。尽管它仍然有强烈的庙堂背景，但是，至少江湖和庙堂这两条交织在一起的线索，地位看来已经显得均等了。接下来，《天龙八部》里大理段氏的朝廷已经完全呈现出一派帮会特征，庙堂反而倒成了江湖的一部分，再往后，才有《笑傲江湖》的没有任何历史背景。

很显然，金庸重新把江湖作为小说的主体，并不是对老武侠的复归，因为不知不觉中，金庸已经改变了我们对江湖的印象。在比较优秀的旧武侠里，江湖中人尽管也可以有不同的性格特征，但是却也明显的表现出来自背景相似的阶层的共性（比如说，他们当中就不可能出现知识分子的性格）。而在金庸笔下这种共性就已经很淡了。举一个例子，民国时的武侠作家平江不肖生在《近代侠义英雄传》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说少林方丈海空和尚一日心血来潮，便到北京去找“名扬海内”的教师王东林比武。比武不胜，就此还俗，后来竟“钻了门道，割掉下阴，进宫当了太监”。老的武侠可以这么写，但是我们都不能想象金庸或金庸以后的武侠作家笔下会出现这样的情节。因为在现在的武侠作品里，少林方丈是最崇高的身份，他身上肯定应该表现出一种领导者的气质，而不能像一般的江湖武人那样由着性子办事并且甘充贱役。也就是说，金庸以前，整个江湖大体是一个阶层，而到了金庸这里，江湖内部也变得阶级分明。少林掌门大致是个什么样的身份，华山派又是个什么样的身份，翻开书前读者心里就基本上有数了。

根据一般的说法，《笑傲江湖》是被当作一部“政治寓言”来看的。武侠小说要成为政治或者生活的寓言，那当然要有好几个前提，其中之一就是作者提供的江湖世界自身要有多样性，否则它就无法和纷繁复杂的生活相对应。

金庸在自己创作的中后期，才完整地拿出一个自己的江湖，原因显然是双方面的。主观上，金庸不可能一开始拿出一个独立的江湖世界来。开始的时候，他只能依傍着民国时武侠作家甚至《水浒传》里给出的江湖世界写下去。从客观来讲，如果金庸一开笔就是《天龙八部》《笑傲江湖》式的天马行空，当时的读者很难有可能接受得了。金庸就是在他写那些看来仍以庙堂为主的小说的时候，一点点让他自己的江湖成熟起来，并且在不知不觉中替代了原来的那个江湖。

如今，年轻一代的江湖概念，基本上都已经是金庸化的了。中央电视台播出《笑傲江湖》的时候，互联网上骂声一片。很多网友指责说：片子拍得太像《水浒》，江湖味道不足。其实历史上江湖的本来面目，可能恰恰倒是《水浒》里那个样子的，所谓的江湖味不足，其实也只是金庸味不足罢了。

金庸小说短评

不知道将来大陆的电视剧工作者再把这部小说拍出来，“太像水浒”这一条是不是还会成为被指责的理由，——问题是原著本身就太像《水浒》了。起步阶段的作品，不免模仿的痕迹重了些。

这部小说最为人诟病的，当然是主人公陈家洛的性格。其实人物不可爱不是毛病，小说家当然有权写不招人待见的人物；但问题是，金庸没有把握好和笔下人物的距离，对陈家洛的同情缺少一点节制。《碧血剑》

也是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刚试水时的作品。金庸让皇太极很谈了一阵治国之道，现在的新版里的人物，爱谈这个的就更多了。从这部书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金庸的政治观点。《雪山飞狐》

结构精巧是公认的，我也没什么好多说。《罗生门》之后模仿它的作品也太多了，所以金庸这篇是不是学了《罗生门》也不必太强调。这部书里的武功比较写实，苗人凤自称“打遍天下无敌手”，便在背上背一个黄包袱，这个江湖规矩，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里，有很详细的介绍。《射雕英雄传》

我觉得这可能是金庸写作状态最饱满的书，当然不见得是最好的书。抄点李渔的文字，移过来评《射雕》也正合适：这部书“文心怒发，兴致淋漓，似有不可阻遏之势”，然而“思路纷驰而不聚，笔机过纵而难收，其势之不可阻遏者，横肆也，非纯熟也”。《射雕》的情节破绽，在金庸小说里不算最多的；但在一些细节的描摹刻画上，它分寸的拿捏却比后面的小说差得远。比如郭靖，一般说来，原著里的郭靖给我感觉是要比李亚鹏演的那位要脑袋灵光些，但有些地方，金庸却把他写得已经不是轻度弱智的问题了。

读者对杨康的好印象，大约一半是来自苗侨伟，一半是现在的时代风气使然，从原著里找不到多少依据。金庸写杨康的思路好像是挺简单的，就是要给郭靖竖立一个对立面。把杨康写坏，打破了一个套子，就是说明了血统论不对，英雄的后代不一定是英雄；但马上就掉进了一个更大的套子，就是穷困使人好，富贵使人坏。写《射雕》时金庸还在左派报纸供职，当时的种种运动对他并不是完全没有影响。事实上初读《射雕》，郭靖、杨康的命运首先让我联想到的竟是一部童话，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神雕侠侣》《射雕》三部曲，《倚天》其实不能算《神雕》的续书，但《神雕》却确确实实是《射雕》的续书。一般续书所有的毛病，它大约也都犯到了。

最近我本想把《神雕》重读一遍，虽然早就料到不会有当初的感觉，但还是想不到竟会根本进入不了阅读状态。读不下去的原因，倒也不涉及那些理念上的东西（比如觉得它迎合了读者的“低级感情需要”之类），就为这部书的描写实在太累赘了。

绕开整体评价，单就人物而论，《神雕》里有三个女人写得特别好。第一个当然是黄蓉，从《射雕》到《神雕》的前后变化，写得如此令人丧气但又如此真实可信，确实是非大手笔不能办。另外两个是郭襄和程英，当然这两个人物塑造要相对容易些，而且毕竟她们戏份也少。郭襄是一种带着人间烟火气的圣洁，写多了也可能面临和小龙女一样的问题，把人给弄假了。而写程英这样内心比较大气的女孩子，金庸其实不一定擅长，写好了有碰上死耗子的嫌疑。这次改写《碧血剑》，他给焦宛儿加戏，结果把人家毁得一塌糊涂。但愿他改写《神雕》的时候，对程英千万别再动什么手脚。

至于女主，小龙女吃亏吃在戏份太多。她这种天仙化人般的人物，出场越少，越是能引人遐想无限。香香公主的美冲击力似乎更强一些，就因为《书剑》短，她又差不多到书三分之二的地方才出场，我们对她的绝美才有惊鸿一瞥，她就已经化作了点点碧血。小龙女在现实生活里经历了那么多磕磕碰碰，性格前后也始终没什么大的变化（当然金庸好歹还是写了一点她的变化，体现了一个作家起码的责任心），那就怎么看都觉得假了。

写小龙女的俗世生活，本倒是一个好题材，就看是不是狠得下心。她一出古墓就给尹志平奸污，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可惜也只是开了一个头。《飞狐外传》

有人说，金庸的小说，故事发生的时代越晚，人物的武功越低。我想金庸之所以这么安排，也未必存了“暗示中国文化的衰落”的深意。也有个操作上的原因，越到近代，稗官野史里关于武侠的内容也就越多。有了这么多相对现成的材料可以运用，写来当然比那些纵情想象的小说要显得风格写实。《飞狐外传》里打斗的场面特别多，也有很多关于武功门派的介绍。这些材料大多来自旧武侠，但经过金庸的裁剪调度，已是另有一番面目。本书的语言风格与金庸的其他小说也有不同，表现出了金庸运用现代语体文的功力。《飞狐》的主题就是侠义精神，虽然说不上深刻，但胡斐性格里那种简单而执着的力量，自有它的一种动人处。程灵素作为金庸小说里唯一一个不甚美貌的女主角，满足了一大批女读者的代入幻想。《鸳鸯刀》《白马啸西风》

这两部短篇虽然也有几万字的篇幅，但在金庸的作品里，大约只能算小品一类。《鸳鸯刀》的幽默俏皮，《白马啸西风》的忧郁感伤，都属于轻倩可喜的风格。陈墨居然从《鸳鸯刀》里发掘出悲剧精神来，对此我只有佩服。《倚天屠龙记》

金老爷子想到文学殿堂里混，他的小说里比较能架得住纯文学标准考验的，大约就得从《倚天》开始算。金庸的转型显然是从《倚天》开始的，不是明眼人也看得出来。梁羽生批评金庸，也是说金庸从《倚天》开始走上了邪路。

张无忌可能是金庸小说里第二不受欢迎的主人公，不过不能否认这个人物金庸写得很好。我在写成昆的那篇里提到，我觉得《倚天》里的反面人物塑造得一般，不过一路读下来，对小说的这个弱项，读者的感受却并不强烈，这是因为《倚天》里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写得出色，情节的推动主要并不需要靠一两个反角的播弄是非来完成。

金庸在《倚天》里塑造人物的功力比之前的小说强得多。拿全真七子和武当七侠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得出来。《射雕》刚开始的时候，丘处机何尝不也是一代豪侠的风范，但自从东邪西毒一出，七子就完全变成了一副窝囊废的形象。武当七侠的武功在《倚天》里也未必就算怎样了得，但却始终保持着可亲可敬的大侠气度。人物的魅力不需要依赖武功就能建立，这恰恰表现出作者刻画人物的功力。

金庸描写权力斗争的才能，也是从《倚天》开始才有了充分的展示。江湖与庙堂之争；江湖里六大派与明教之争；明教的教主争夺；六大派之间微妙的权力制衡；还有海沙派五凤刀这些立场不定的底层帮会……既对立又错综。可以一提的是，高度集权的明教在阳顶天死后几乎等于是分崩离析；而六大派尽管相互间也是摩擦矛盾不断，但是在围剿光明顶的时候，他们的松散联盟却还是表现出极高的效率。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论者很可以进行一番政治解读。《连城诀》

有点记不清了，印象里这篇的情节设置上有出彩的地方，却也有个很大的破绽。狄云这个形象，在金庸小说的人物群像里，不算很有特色。他命运的苦难颇能动人，但最后金庸安排水笙在雪谷里等他，未免有点精神胜利。

有两篇小说，金庸都是故意不避免使用新文艺腔的。个人感觉《飞狐外传》要运用得比这篇更好一些。“像毒蛇似的咬噬着他的心”，这样恶俗的比喻居然在《连城诀》里出现了两次，煞风景。《天龙八部》

这是金庸小说里头绪最繁，人物最多的一部，好像也是破绽最多的一部。萧远山为了让儿子仇恨汉人（我只能这么理解了），有意陷害儿子，总是在他离澄清事实还差一步的时候掐断线索杀人灭口。在少林寺憋了三十年，他确实已经在沉默中变态了。

这是金庸处理历史事实最随意的一部书（大理国的朝廷完全像个帮会），却也是他的书里最能让人感到历史的分量的一部。乔峰像一个神话时代的英雄，却又充满了中国民间的气味，肯定是金庸笔下最光辉的形象。写这部小说的时候金庸据说已经是虔诚的佛教徒了，好在他虽然借老和尚之口谈了几句佛法，但书中人物的意见压过了他本人的意见，这几句话并不足以笼罩住全篇。

段誉的形象受贾宝玉影响是很明显的。吴霭仪女士以为化用得很好，王朔认为不好。《天龙八部》这种依次给人物立传的结构方式，是典型的中国旧小说的章法。习惯了阅读西方小说的读者可能会觉得过于松散枝蔓。《侠客行》《侠客行》确实是较富禅机的一部小说。问题是侠客岛的谜团没有解好，前面张三李四的辣手，还有石清的描述，都使之显得过于血腥，所以龙木二岛主的自称自赞，并不能改变读者对赏善罚恶令的印象。《笑傲江湖》《笑傲江湖》作为政治寓言的一面一直是被强调的。其实这篇小说里很多细节描写的日常生活化，也绝非金庸以前的作品可比。比如，总体而言，华山派是政治斗争里的一个派系，但具体写到华山弟子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大学同窗的友谊。

思过崖上令狐冲一点点看着岳灵珊变心，既痛心又无可奈何，是金庸写得最好的言情段落。

关于《笑傲江湖》里的一些人物和情节的争论很多，这都说明这些虚构的事实和艺术形象都像现实生活一样，给我们提供了各种阐释的可能。有人力证方证和尚其实是一个更大的岳不群，我也谈论过岳不群和左冷禅的比较问题。这些结论都可能在金庸的意料之外，但却恰恰是作者把人物写活的证明，这和写《射雕》时对江南七怪的失控，绝对是两个概念。

本来写这篇东西不想引用原文，但终究还是忍不住抄上《笑傲》这一段：

他（向问天）将那人双手用自己手腕上的铁链绕住，负在背上。这才将令狐冲抱起，继续奔跑，笑道：“咱们多了块活盾牌。”那人大叫：“别放暗器！别放暗器！”可是追敌置之不理，暗器发之不已。那人突然大叫一声：“哎哟！”背心上被暗器打中。向问天背负活盾牌，手抱令狐冲，仍是奔跃迅捷。背上那人大声叱骂：“王崇古，他妈的你不讲义气，明知我……哎哟，是袖箭，你奶奶的，张芙蓉你这骚狐狸，你……你借刀杀人。”只听得噗噗噗之声连响，那人叫骂之声渐低，终于一声不响。（第十八回）

读《射雕》三部曲，往往有当时的武林大事毕集于斯的感觉。但《笑傲江湖》里这样的描写，却让我们感受到，除了小说里写到的之外，江湖中一样还有无穷的是非恩怨。《鹿鼎记》

忽然发现，我谈金庸的文章写了这么多，竟然没有一篇是谈《鹿鼎记》的。但这里一下子谈得太多也不合适，以后再说吧。

只讲一条，如果我去教中国语文的话，我肯定会从《鹿鼎记》里挑一段文字出来作为范文。《越女剑》《越女剑》的出彩就在结尾处对“西子捧心”这个意象的处理上。范蠡追忆和西施在一起的时光，那一段描写得缠绵悱恻，开篇吴越剑士的比剑则似稍嫌唆。

新旧版《射雕》对照记

一直听很多老金庸迷说，金庸的小说还是连载版最好看。2000年左右，从网上找到了《射雕英雄传》的连载版，翻看之后，印象最深的，是金庸开始写《射雕》的时候，是真没规划。郭靖出生时，形容是“月光下只见这孩子眉目清秀，啼声洪亮”，郭靖慢慢长大，则是“这孩子生得筋骨强壮，聪明伶俐”——反正我是觉得真的庆幸，从小读的是修订过的三联版。

下面比较了连载版和三联版的开头两回，写这篇时，金迷正在为张纪中版的电视剧《射雕》撕得天翻地覆，文章里也就顺带扯了两句。题目中旧版指连载版，新版指三联版，至于金庸将再次修订小说，那时还只是江湖上流行的一个传说。

金庸在《射雕英雄传》的后记里说，开篇加了张十五说书的一段，是向中国传统评书艺术致敬的意思。致敬归致敬，《射雕》修改前后的比较，显然倒是连载版和话本风格要远为接近。金庸少年气盛的时候虽然曾说，新文学作品“毋宁说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隐隐有自己坚守着中国传统俗文学最后的阵地的意思。但是具体落实到创作，他也还是要拉开和旧小说的距离——说一个小细节，连载版《射雕》里的“包氏”，现在可全改成“包惜弱”了。说到底，现在写小说最多也只能“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话本风格的东西，只能当小说的元素用，而不能规定整部小说的风格走向。

新旧两版《射雕》的开头，形象改变最大的人物是丘处机。连载版里丘处机的形象，差不多就是按照天下第一高手的气派来写的。动笔写《射雕》之初，金庸心中并没有东邪西毒南帝北丐等人物，而真实的历史人物丘处机在道教史上地位十分崇高，不但远非全真教其余六子可比，即使比之创教祖师王重阳，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个基础上再加虚构，也确实把他写得怎么厉害都不算过分。

但小说行进的轨迹，却在金庸自己的预设之外，写到后来，高手层出不穷，丘处机的功夫就实在显得普通得很了。报纸的读者，看了后面忘了前面是很寻常的事，但小说的单行本却不能享受这种优待了。所以后来金庸修改的时候，就小心翼翼的把什么“拳剑功夫，海内无双”，“武功已臻化境”之类的形容一一删去。连带着连他送给郭靖、杨康的两柄短剑都贬了值，原文是“剑刃其薄如纸，微微颤动，剑身周围光芒闪烁，似乎笼罩着一层轻烟薄雾”，端的是神兵利器，到现在就不过是“冷气森森，剑刃锋利之极”了。

这么看来，张纪中的电视剧《射雕》，丘处机一出场声势惊人，倒是和连载版小说暗合。但小说无论是三联版还是连载版，开篇都较为平淡，电视剧则一开场就是一段堪称精彩的打斗。这是小说和电视剧艺术规律的不同之处。影视艺术头几分钟的视觉冲击至关重要，而大多数小说家，只要水平稍微过得去的，则恐怕都会追求一种开篇行文时从容不迫的风度。

电视剧还有一处对原著的改动可说不错。小说里是段天德被丘处机追得无处藏身，只好先找叔父枯木，再由枯木推荐去找焦木。电视剧则把两个老和尚合而为一。这两个老和尚均属过场人物，居然占掉两个配角名额，当系冗员无疑。删掉以后，故事的节奏反倒简洁明快了许多。

金庸在小说开篇，安排那么多一晃而过的人物，大约还是最初把丘处机设为绝顶高手留下的后遗症。既然丘处机如此厉害，那么像江南七怪这样武功的人物，大约可以算是江湖上的一般高手了。这个级别的人物多安排几个，以后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以用到了，算是留了一记后着。但不承想写到后来，连丘处机也不过是平常而已，焦木、枯木这样的人物，再出场也没有意义，后着完全成了废着。

连载版里，丘处机在牛家村生吃了王道乾的心肝；为了震慑住枯木，丘处机不动声色地毁掉了法华寺门前的一对石狮。这两个情节，都是对古代笔记小说的化用。用得好不好且不论，但一个太过残忍，一个属于毁坏文物，都和现在人的审美趣味和伦理观念不合，所以现在都被删去。

曲三这个人物为连载版开篇所无。上文已述，金庸刚动笔写《射雕》时，心中未必有黄药师，当然更不会有他这些弟子。曲灵风这个人物隐居在牛家村，很可能是写到郭靖还乡时灵机一动想出来的。但这样一写，未免会令读者有书中人物招之即来之感。任何一个好点的小说家恐怕都不愿意自己的小说过多的建立在巧合之上，所以金庸改动时就事先加上一些伏笔，以冲淡巧合意味。

倪匡曾评论道，曲灵风在连载版中是上上人物，在三联版大约就只算中中人物了。就人物论人物的话，这个见解大约不错。但是相比故事里一个人物的塑造而言，金庸要远为重视小说整体上的“真实事物感”。事实上，一部小说里的形象如果全部由上上人物、绝顶人物构成，那读起来恐怕也很难令读者有亲切之感。因此照我看来，金庸开篇时加写曲三这一笔，使得整部小说照应更为严密，还该算是利多弊少。

对江南七怪出场时的声势渲染，三联版比连载版简略很多。大约老爷子也是觉得如果把这几位都写得这么厉害，后面那些真正的牛人就厉害得离谱了。比较有趣的是连载版里柯镇恶出场时还挑着一只大豹。豹子虽然几乎各省都有，但在嘉兴这等人烟阜盛之地，要找到一只倒只怕不容易。

七怪为焦木和丘处机说和不成，双方动手。这一大段新旧两版的情节并无太大分别。比较值得一提的是，丘处机的“同归剑法”在连载版里叫“俱伤剑法”（这个名字实在差劲了点），后面的说明文字也与现在不同：

这剑法中每一招都是猛攻敌人要害，招招狠，剑剑辣，完全把自己的性命豁出去了的打法，虽是上乘剑术，倒与流氓泼皮耍无赖的手段同出一理。长春子丘处机下山以来，从未遇过敌手，这套剑法自然用它不着，现在身上中毒，又被三个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缠住，无可奈何之中，只得使出这不顾一切的绝招来。

只字未提欧阳锋，可见金庸写书至此，心中尚无“天下五绝”的人物形象。

读得稍微仔细一点，则不难发现两版《射雕》的差别不在情节，而在细处的打磨。三联版语言的旧白话风味要纯粹地道许多；在人物塑造的一些尺度把握上，也要高明得多。

如写焦木对江南七怪的感激之词，连载版是：“和尚欠身道：‘那人寻上门来，小僧自忖不是他的敌手，多蒙列位仗义相助，小僧粉身难报大德。’”当时丘处机虽然来势汹汹，但双方并非没有回旋余地，说什么“粉身难报大德”，让人觉得这个老和尚实在是太过肉麻。到了我们熟悉的三联版，焦木就只说了句“小僧感激之至”。这就对了，这样的事，只要这样谢一声就可以了。

三联版里柯镇恶劝丘处机罢手的话，我初读时就击节不已，一直印象很深：“道长要是瞧得起我七兄弟，便让我们做做和事老。两位虽然和尚道士，所拜的菩萨不同，但总都是出家人，又都是武林一派，大家尽释前愆，一起来喝一杯如何？”

这话里显然有个常识错误，菩萨是佛教的神，道士又怎么会拜？但犯这种错，却正符合柯镇恶的这样市井中人的身份。中国民间三教合一，对哪个神算哪头的，本来不甚讲究。这么极其随意的一句话，却把一般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写出来了，确实是极高明的手笔。

查连载版，不过是：

这位焦木大师为人也是古道热肠，虽然释道异途，但大家都是武林一脉，不知何事无意中得罪了道长？道长要是瞧得起咱们七兄弟，咱们来做个和事老，大家尽释前愆，一起来喝一杯如何？

文绉绉的，虽然也说不上什么大毛病，但比一般俗手，也高明不了多少。

关于金庸对连载版小说的改写，老一辈的金庸迷历来批评很多，而于《射雕》尤烈。金庸对他们的回答，也向来只以“初恋情结”应之。慨乎言之，说三联版金庸小说武侠味不如连载版，诚然；概乎言之，则大约也确实可以讲，三联版的文学价值要高出不少。上文提到的这些小细节，一般金庸迷未必注意，但却是真正体现一个作家功力的地方。金庸要在文学界取得身份认证，三联版比连载版肯定要有说服力得多。当然，我知道很多朋友是只喜欢金庸不喜欢文学的，他们的取向也应该得到尊重。不过我想我应该可以说，他们是否喜欢，和艺术价值无关。

杨不及讲，武侠不是殿堂，金庸迷做不了看门人。武侠是不是殿堂我不知道，所以我也不知道金庸迷到底是哪儿的看门人，但有一句话我倒以为大约可为定论：文学就是殿堂，金庸迷做不了敲门砖。

关于《射雕》的一堂写作课

请将这段文字，修改得合乎舞台剧的要求：

四人纷纷议论猜测，又去询问躺着养伤的欧阳克，都是不得要领。说话之间，灵智上人、彭连虎、梁子翁三人也先后逃回。灵智上人双手给铁链反缚在背后，彭连虎却是双颊给打得红肿高胀，梁子翁更是可笑，满头白发给拔得精光，变成了一个和尚，单以头顶而论，倒与沙通天的秃头互相辉映，一时瑜亮。原来三人进宫后分道搜寻武穆遗书，却都遇上了鬼怪。只是三人所遇到的对手各不相同，一个是无常鬼，一个是黄灵官，另一个却是土地菩萨。梁子翁摸着自己的光头，破口大骂，污言所至，连普天下的土地婆婆也都倒了大霉。彭连虎隐忍不语，替灵智上人解开手上的铁链。那铁链深陷肉里，相互又勾得极紧，彭连虎费了好大的劲，将他手腕上擦得全是鲜血，这才解开。众人面面相觑，作声不得，心中都知昨晚是遇上了高手，只是如此受辱，说起来大是脸上无光。侯通海一口咬定是遇鬼，众人也不和他多辩。（《射雕英雄传》第二十四回）

很明显，变成舞台剧，间接引语都要变成直接引语。有一些小细节是要注意的。比如，有的同学写了这么一句：

梁子翁：我碰到的是土地菩萨。（破口大骂）

破口大骂，后面就没了，这不合适。哪怕你就写个“他妈的”三个字呢。

有的同学呢，倒是写了梁子翁是怎么骂的：

梁子翁：我是被该死的土地婆婆弄成这副模样的，让我抓住她，要将她碎尸万段！

第一个问题：“我是被该死的土地婆婆弄成这副模样的”，这句话太长了。他现在是在破口大骂，破口大骂的特点是什么？一个是嗓门大，一个是句子短。往外喷两个字儿就要换气，不带你慢条斯理逻辑严密地说定语从句的。

第二个问题：梁子翁是被土地菩萨整得很惨的呀？怎么骂起土地婆婆来了？

有人说，金庸写的呀！我们再看一下原文：

梁子翁摸着自己的光头，破口大骂，污言所至，连普天下的土地婆婆也都倒了大霉。

我也骂一句，你们听听，我骂的这句，是不是更符合梁子翁当时的情绪？

该死的土地佬，我肏你老婆！

这就是让“普天下的土地婆婆也都倒了大霉”的效果。事实上金庸之所以那么写，也就是玩了一个叙述上的小花招嘛，不直接写那些污言秽语了。所以，当你在改写的时候，有时候不能拿起来就改，得体会一下原作者到底是什么意思。

接下来，他们几个人遇见鬼的问题。很多人都改成这样：

灵智上人：我碰到的是无常鬼。

彭连虎：我碰到的是黄灵官。

梁子翁：我碰到的是土地菩萨。

有的表述上复杂一点，但大意也是如此。总之，这几句话给人的印象是，灵智上人、彭连虎、梁子翁他们都相信，自己真的碰上鬼啦。你回头看看原文：

众人面面相觑，作声不得，心中都知昨晚是遇上了高手，只是如此受辱，说起来大是脸上无光。

这说明什么？他们其实都知道，不是鬼。可是，又由于说穿了太没面子，又不愿意说不是鬼。你在改写的时候，应该把这种吞吞吐吐给写出来。比如：

灵智上人：我碰到的，无常鬼的！

彭连虎：我遇见的那人，生的却是黄灵官模样，（看梁子翁）你……

梁子翁：该死的土地老儿，我肏他的婆娘！

接下来，原文当中的这一句话，很多人都没有注意：

侯通海一口咬定是遇鬼，众人也不和他多辩。

大家都知道其实不是鬼，只有一个人不知道，侯通海。于是，“众人也不和他多辩”。什么叫不“多辩”？不是不和他辩，辩还是要辩的，只不过呢，辩了两句之后，忽然觉得，我跟你辩什么呀？第一，你是个浑人，也没法让你明白；第二，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辩清楚了，我脸上也不好看。就不往下说了。

所以你最好要补写类似于下面的这么一段：

侯通海：这皇帝老儿怎么搞的，好端端的皇宫，也不收拾干净，搞得恶鬼横行……

梁子翁：老侯，你还真以为咱们是碰上鬼了，那分明是……

彭连虎拽梁子翁一把：还多说什么？

侯通海：怎么不是鬼啊，再有什么高手，我也不至于过不上一招啊！影子也看不清，手还那么凉！

彭连虎：嗯，老侯你说得不错，是鬼，是鬼！

这帮人都说自己碰上了鬼，接下来，有同学给完颜洪烈加了这么一句台词，你们看，加得如何？

完颜洪烈（怀疑的眼光、语气）：皇宫里怎么会出现鬼怪呢？不是你们心中有鬼吧？

侯通海：我们定是遇见了鬼，四个人还会看错吗！（同学发言，略。）

有同学认为加得好。完颜洪烈是一明白人啊，你们这么吞吞吐吐的又是鬼又不是鬼的，瞒得过他吗？他一眼就看出来这当中有猫腻。

也有认为加得不好的。我现在先不发表我的意见，我先讲一个故事：

春秋的时候，齐国有两个好朋友，管仲和鲍叔牙。事实上后来他们也成了好朋友的代名词了，管鲍之交嘛。管仲一辈子，接受了鲍叔牙的很多帮助，没有鲍叔牙，他早就死了。而后来，管仲取得的成就，比鲍叔牙要大很多。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后来，管仲病了，病得很重。这时齐桓公去探望管仲。就问：“仲父啊，万一您有个三长两短，将来，谁能接替您呢？”

管仲说：“知臣莫若君。”

齐桓公就说：“那你看鲍叔牙怎么样？”

结果管仲当即就否定了：“鲍叔，君子也，千乘之国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虽然，不可以为政。其为人也，好善而恶恶已甚。见一恶终身不忘。”

像鲍叔牙这样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的人，当一个具体项目的执行主管可以，不能做大老板。

这话里面，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

要做领导，尤其是做中国式的好领导，你需要能够揣着明白装糊涂。所谓“不痴不聋，不做阿翁”，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儒家讲究要行仁政，仁政的反面，就是以“察察为明”。社会上的事太复杂了，你想什么都管，结果就是什么都管不了。人总是有私心的，这个你要知道，但是不管是当面还是背后，不要在很多人面前就把人家肚子里那点小九九给点出来，这样人家就没有办法在你手下做事了。

不要说领导了，就是我们当老师的，有时这个素质也是必需的呀。

一上课，有同学递上来一张病假条：“老师，我们宿舍的某某某病了，今天不能来上课了。”

这时候这老师什么反应？把病假条往桌上一摔？“什么病了？上个礼拜病假这个礼拜又请病假，什么病假要休这么长啊，你这儿休产假呢你？”

完了，这下师生关系没法处了。

哈，病假条拿过来。“啊呀，怎么又生病了？最近这个天气忽冷忽热的，是容易感冒啊。回去告诉他，安心在床上躺着吧，好好休息，学习不要太用功。”心里说：“什么学习太用功啊，你昨天晚上包夜打魔兽你当我不知道啊？我在春之雷都看见你啦，我也在那儿包夜呢！”但是，心里明白，嘴上不能说，相反：“宿舍里有药没有，没药的话下课你跟着到我家去一趟，拿点板蓝根给他带过去。”

这么一来，那学生要是真病，他会很感动；要是装病呢？没准会更感动。也许以后就相对不那么好意思逃课逃得太狠了。

好，说到这里我提出我的第一个观点：做管理者的人，是要能揣着明白装糊涂的。

如果这个观点你能接受，我再提第二个观点，金庸写完颜洪烈，就是把他当一个好领导来塑造的。（复述《射雕》情节若干，略。）

像他这种人，真碰到什么危急关头，要把梁子翁之类的牺牲掉，那是不会皱一皱眉头的。但是，只要我还打算用你这个人，那么，我就给你脸面，不会让你在我手下干得太别扭，免得根本就不能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

好，说到这里我们回头再看这句话，你觉得像是完颜洪烈说的吗？

最后，说说沙通天、彭连虎这伙人的定位问题。某某同学，你把你的文章念一下好吗？（学生念作文，略。）

首先，我们要肯定，她这段改得很精彩，非常的搞笑，可以跟刘镇伟的《东成西就》一比。可是，她这么写呢，也就像是《东成西就》一样，是拿了《射雕》里的几个名字，进行的再创造。从原著改编的角度来说，是比较远离人物形象的。

沙通天他们是什么人啊？他们现在是倒霉了，不停的碰到黄药师、欧阳锋、老顽童这帮顶尖儿人物，可是，之前几十年，在江湖上，他们也是很有身份的。

我打个比方，两个官儿，行政级别是一样的，可是，一个在某县城的某个小单位做一把手，一个是高层里的一个小把戏。这两个人一拉出来，那感觉就绝对不一样。一个是大爷，一个是孙子。可是现在，一纸调令，县城的这位忽然给调到中央去了。他也很清楚，从此以后，自己就是孙子了。可是，一个充惯了大爷的人，忽然要去装孙子，是很难装得到位的。这个时候，他会表现得僵硬、别扭、不自然。

沙通天他们，现在也是这么个状态。做不成大爷要做孙子了，僵硬、别扭、不自然，所以显得很搞笑。但是，这种搞笑，和做惯了孙子，做惯了小丑的人在那里耍宝，是不一样的。

当然，提出这点，也许只是我个人的固执和偏见。事实上，香港83版的《射雕》，在表现这种区别上，就做得非常的差，但是一样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所以，第一次课上我就说过，对写作这门课，我本人就是很茫然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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