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任疑难重症验案选析(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何若苹、徐光星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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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任疑难重症验案选析试读：

自序

2009年4月，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授予何任等30位专家“国医大师”称号，一时之间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

国医大师何任先生，字祈令，别署湛园，浙江杭州人，1921年1月出生于中医世家。父何公旦，近代名医，誉满江南。先生医学得自家传，并于1941年毕业于上海新中国医学院。毕业后开始行医，于1956年筹建浙江中医学院（浙江中医药大学前身），现为浙江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著名《金匮要略》研究专家。1982年先生出席卫生部第一届“中日《伤寒论》学术讨论会”时，代表中国学者作“《伤寒论》的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之学术报告，深得赞誉。1985年应日本汉方医界和东京医校邀请，赴日本讲学，作“《金匮要略》之研究”学术报告，被日本学者誉为“中国研究《金匮要略》的第一人”。

2011年，正值先生从医70周年、从教60周年。我辈后学于2008年初就着手准备，拟将先生迄今为止所出版的专著给予重新编排校注，再行刊出，以飨读者。先生素以研究《金匮要略》闻名于世，但先生早年的著作，由于历史原因，现今流传的已经为数不多。许多研究《金匮要略》的专家也纷纷来信称，“遗憾只知书名，遍访不得”。比如1990年出版的《金匮要略校注》，曾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成果二等奖，是目前为止《金匮要略》研究获得的最高荣誉，也是目前《金匮要略》校注的最权威版本，但是现在学者想要再获一本也是非常困难。迄今为止，先生以《金匮要略》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共有17部，而作为相关研究专家、学者，要想拥有所有这些典籍，目前几无可能。正因为如此，将先生的著作再版，已成为学界普遍的期待。

先生从医70年，一直笔耕不辍。其所著的学术论文、文史杂谈，更是不计其数。自1977年《浙江中医学院学报》创办至今，每期都有先生的学术论文刊出，30多年来从未间断。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先生特为此题词“杏苑琐忆”，以为栏目名。先生所著内容，从论医谈药到评古说今，再到医史佳话，再到读书勉学，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谈。先生每天都会花上两三个小时伏案写作，上述文章正是在这样的辛勤劳作中汩汩而出。先生曾多次患病住院，在积极配合治疗的同时，他坚持思考，不懈写作，发表了诸多对当代中医教育有重要影响的文章，如《和青年中医谈治学》、《加深中医功底，提高临床疗效》等。

为此，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先生的著作、论文，重新编排，名《何任临床医学丛书》，包括《何任金匮要略汇讲》、《何任医论辑要》、《何任验案选辑》、《何任临证经验实录》、《增补湛园医话》、《何任疑难重症验案选析》六册。由于先生著作宏丰，可能会挂一漏万，若有学者发现遗漏，祈望及时与我们联系，以便再版时补充完善。

先生是一位医生，也是一名教师，治病救人和教书育人是先生悬在心里的两件大事。读完先生的著作，这一点将体会更深。如今先生已逾九秩之年，依然坚持每周门诊，带徒施教，并乐此不疲。

先生四世同堂，学有后人，值此先生大作出版之际，我等后学再祝先生“老柏摇新翠，幽花茁晚春”！何若苹　徐光星2012年6月

编写说明

一位资深记者曾说过，我们愿用我们的镜头紧紧追随中医大师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们试图让他们转过身来告诉你我：他们在中医药的宝库里探索了一辈子，与病魔和死神战斗了一生，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

2009年5月，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授予何任等30位专家“国医大师”称号，一时之间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想到这些耄耋之年的老专家一次次对病人拯危救厄，人们在惊喜的同时更看到了继承他们宝贵经验的重要性。

2008年初，我们开始着手系统地整理何任先生的学术经验。先生是“金匮大家”，素有“中国研究《金匮要略》第一人”之称，除了教书育人，他更多的是将研究成果用于为病人服务。尤其是针对疑难杂症，先生颇多心得。所以，我们希望整理一部体现先生辨证治疗疑难重症的医案著作，让学习者能够清楚地看到先生的学术特色和诊疗思路。“欲诣扶桑，非舟莫适”，病案的学习是体味医者学术思想和诊疗思路的重要路径。在编写过程中，我们重新采访了众多病人，并对资料做了如实的记录和整理。先生在每张处方之前的脉案，为我们的编写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因此我们将其如实地记入在病案当中。在完整地记录病案之后，我们还附加评析。评析的内容，有对疾病本身的探讨，有的是为了体现“方便学习，真实有用”，并记录了我们学习病案的体会。尤其是对先生诊病的思路，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探析。因此，本书的编写过程，也是我们学习提高的过程。愿抛砖引玉，对读者有所裨益。

医案类的书籍很多，内容版式也几乎千篇一律，无非是叙述病例，继而用药，最后点评。为了不落俗套，我们特意在本书中撰写了一篇小传和两篇论文。先生的小传生动地记录了他从小学医到成为大医的经历。我们认为，学习何老的医德医风，比学习他的学术经验更重要，所以将此放在篇首。有关先生肿瘤和疑难杂症诊疗思路的研究，集中反映了先生的相关学术思想，与医案互相照应，互相印证。细心的读者在阅读完所有的医案以后，再去阅读这两篇文章，可能收获更大。

愿本书给从事中医、学习中医及热爱中医的人提供一份学习的素材，一种学习的方法。由于我们的学识有限，不妥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以便再版时予以修订。何若苹　徐光星　顾锡冬2012年6月耄耋之年坚持门诊小憩张男暑湿夹食处方（1962年）宁可天下人负我（自撰诗句）甲申（2004）年论人宜多恕（自撰诗句）甲申（2004）年论名医　甲申（2004）年春风拂槛　庚寅（2010）年仲景高学　苍生大医——记“国医大师”何任教授

何任，字祈令，别署湛园，浙江杭州人，1921年1月出生。父何公旦，近代名医，誉满江南。何老医学得自家传，并于1941年毕业于上海新中国医学院。1959年参与浙江中医学院筹建，并从教至退休。何老精研仲景学说，尤其是《金匮要略》，日本学界誉之为“中国研究《金匮要略》的第一人”。2009年4月，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授予何老“国医大师”称号。何老以“大医精诚”自勉，一生勤勤恳恳，耕耘在人民的卫生事业上，才取得了现今的重大成就。幼承庭训，长师岐黄，耄耋之年尤不悔

何老一生对中医无比执着和热爱，虽九十高龄仍然不舍离开临床一线。何家本是杭州城里的一个世医之家，何老的祖父亦懂医道，父亲何公旦先生更是一位名中医。在何老总角之年，父亲便让他诵读四书五经及《古文观止》、《史记》等书。当时他虽然年幼，但已经记得家里每天上午都有二三十个病人，何老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的。及至垂髫，何公旦先生觉得他天资聪颖，更有“普救含灵之心”，便开始刻意栽培。在诵读经书之余，又让他逐渐接触《汤头歌诀》、《药性赋》、《本草备要》、《医学心悟》等中医入门书籍。每次诊病，也多让何老侍诊左右。何老天资聪颖，沉静好学，几年之间，对这些入门书籍便已能熟读背诵了。加上公旦先生医术高明，遣方用药恰如其分，疗效卓著。当年诊室里，病家所送的银盾（当时病人感谢医生是送银质纪念牌的，类似现在的锦旗）不下数十架。因此，何老的临床技能和理论水平日渐提高。

1938年，何老轻松考取上海新中国医学院的二年级插班生。这所学院是老一辈名中医朱南山等私人集资创办的，汇集了当时上海滩的名医。在这里，何老系统地学习了医经、医史通论、中药方剂、伤寒杂病、温热病、医用化学、药用化学、生理、解剖等中西课程，对基础理论和临床各科都掌握得系统扎实。

十里洋场是个花花世界，何老却能静心苦读。当时在学校任教的老师，大多是中医大家，如谢利恒、丁仲英、祝味菊、徐小圃、秦伯未、章次公、包识生等。何老经常提出各种问题，向老师请教，并先后跟随徐小圃、秦伯未、章次公等临诊抄方。由于基础扎实，学习刻苦，成绩出色，何老深得老师赏识，被同学们一致推举为年级级长。他焚膏继晷，废寝忘食，三年学习时光弹指而过。1941年，学成归来的何任再随父行医。由于战乱，当时急性传染病很多，如天花、麻疹、猩红热、伤寒、副伤寒等。另外，还有许多内科、妇科、儿科患者。何老在短期内就积累了大量的病案，而他的医术也在实践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何老感到，医道渊深，学海无涯，学校毕业并不意味着学习的结束，更意味着自己独立进行艰深研究的开始。于是，他依然孜孜于中医学术的精研细究。四大经典、金元诸家、明清专著，何老无不披阅摘记。年岁的增长，并没有销蚀何老对学术勤奋刻苦的追求。即使到耄耋之年，何老依然每天抽出时间读书，每月都要撰写论文。值得一提的是，从1977年《浙江中医学院学报》创办至今，何老每期都有学术论文刊出，30年来从未间断。在其他杂志上，亦常见到何老的精深医论。无怪乎每次去何老家，书桌上都是正在翻阅的医书、正在撰写的文章。

70多年来，何任从一个翩翩少年到一个耄耋老人，一心秉承祖辈的教诲，行医济世，不敢有半点松懈。即使1973年患上膀胱肿瘤，何老在积极配合手术治疗的同时，搜集了各种抗肿瘤的方子，借机仿“神农”，亲尝大量中西药品，探索出了较完整的治疗膀胱肿瘤以及其他肿瘤的系列中药方。他仔细分析自己所服药物的性味功效以及副作用，并告诫门人以后处方时应当注意，至此心中还惦念着自己的病人。

深研《金匮》，博采众家，学术造诣誉东洋

优秀的家学传承，正规的院校教育，赋予了何老坚实的中医基础；广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让何老对中医经典及各家学说有了深邃的见解。最后，何老以第一部中医临床内科杂病学专著、中医四大经典之一的《金匮要略》为研究重点，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之旅。1958年，何老编撰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金匮要略》读物——《金匮要略通俗讲话》。此书以白话形式对《金匮要略》原文进行全面译释，极大地方便了初学者，在《金匮要略》流传史上亦是第一次全文白话。接着，何老又整理出版了《金匮归纳表》，第一次以图表例示的形式全面阐述《金匮要略》之学术体系与要点，提纲挈领，精要独到。1982年，由何老编撰的《金匮要略新解》正式出版。此书以《金匮要略》历代注家为依托，结合何老自己三十余年研究《金匮要略》、临床实践之经验，并纵横联系《内经》、《伤寒论》等经典，不但提出了许多崭新的见解，而且为《金匮要略》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思路。1985年，何老编撰的《金匮要略提要便读》、《金匮要略讲义》二书，分别由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正式出版，供西学中及短期学习中医使用，为《金匮要略》的教材编撰探索出了一种沿用至今的范式。同年，应日本汉方医界和东京医校邀请，何老前往日本讲学，为日本学者作“《金匮要略》之研究”的学术报告。精到的研究，丰富的成果，生动的报告，何老因此被日本学者誉为“中国研究《金匮要略》的第一人”，深得日本学者的尊敬与推崇。1991年，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何老主编的《金匮要略校注》、《金匮要略语译》二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出版，其中《金匮要略校注》一书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部级），并成为目前校注《金匮要略》的最权威版本。由此，也正式确立了何老《金匮要略》学术权威、研究《金匮要略》第一人的坚实地位。同年，《金匮要略新解》日文版由日本东洋学术出版社出版发行，成为日本医生学习中医的教材。1992年，何老主编的《金匮要略百家医案评议》由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该书为学习者更好地将《金匮要略》之理法方药运用于临床提供了直接借鉴的途径。而后收于《何任临床经验辑要》一书中的《金匮燃犀录》，通过摭拾历代名家探究《金匮要略》之卓见，并酌加按语，把《金匮要略》的研究推向了更高更深的层次。

何老精研《金匮》，以《金匮》为学术之核心，但并不排斥其他经典及诸家学说。恰恰相反，何老始终尊奉各大经典，博采诸家学说。《内经》原文，何老朗朗上口；温病学说，何老运用自如。如对湿温证，何老辨治多运用江南温病学派之法则，轻清渗解。何老认为：“湿温乃湿热之邪所致的热病，故其辨证亦以卫气营血与三焦为要点，一般同温病辨证。即疾病初起，邪在上焦和卫分，尚属轻浅；随着病证演变，则入中焦与气分，其病情渐见转重；若病邪进而深入下焦或营血分，此时病已深沉。”“初起内外合邪，湿遏卫气时，宜芳香宣透以化表里之湿。表证解除后，则宜宣化气分湿浊，并视症状，兼佐清热。”

对于内科杂病，何老兼收博采历代各家之长。如对头痛，何老极为推崇《此事难知·诸经头痛》的辨治心得。他说：“头痛之治，余认为《此事难知·诸经头痛》之说虽嫌笼统，但颇可作临诊用方用药之参考。”而对喘证的治疗，何老又综合诸家，实喘用《伤寒论》之小青龙汤或《金匮要略》之苓桂术甘汤，虚喘用《局方》之黑锡丹或《卫生宝鉴》之人参蛤蚧散，寒喘用《医心方》之覆杯汤等。

对于妇科经带胎产诸证，何老尤其推崇陈自明、傅青主的辨治经验。他认为：“概论妇科各病者，始于宋·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是书承袭前代医家学说，博采诸善，附以家传验方，为后世妇产科奠定了基础……其后颇为闻名之妇科佳著，当推《傅青主妇科》。其立论定方，均不落古人窠臼，用药纯和，无一峻品，辨证详明，易于了解，对后世妇科临床影响深远。”

情系国学，卫道中医，振臂高呼上青天

尔今，已经是九十高龄的何老，依然工作在临床一线。他四世同堂，儿孙皆有自己不错的事业，他们一次次劝何老在家休养，共享天伦，但是何老做不到，他说：“我热爱中医，我的生活离不开中医，更加离不开病人。”正因为对中医有如此的忠诚之心，当几次中医学面临发展瓶颈的时候，何老总是走在最前面，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捍卫中医。

当代中医发展史上著名的“十老上书”、“八老上书”，何老不但均列其中，而且在第一次还是发起人、领头者，这足以展示何老对中医的赤诚之心和坚定信念。1984年，焦灼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举步维艰，何老高瞻远瞩，毅然联合成都中医学院李克光教授、南京中医学院丁光迪教授、山东中医学院张灿玾教授、湖南省中医研究所欧阳琦研究员、山东中医学院徐国仟教授、湖北中医学院李今庸教授、广州中医学院沈炎南教授、上海中医学院凌耀星教授、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路志正主任医师、辽宁省中医研究院史常永主任医师，时呈国务院总理，力陈制约中医药发展的严重制度缺陷，恳切希望中央能建立独立的中医药管理系统，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信中写到：“这些年来，党中央、国务院落实了各项政策，对于中医事业的发展也是十分关怀和支持的。但中医政策的贯彻阻力很大，始终没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很好地落实。之所以阻力大，主要是由于中医事业的发展没有组织保证，没有中医药的管理系统，各级卫生行政管理机构极少中医内行担任领导，中医政策的贯彻没有保障。虽然《宪法》有了规定，但没有具体实施法，致使中医事业财力、物力极度困难。中医后继乏人、乏术，中医的医、教、研单位名不副实，大多数单位中，中医在科技人员中所占的比例极少……如此下去，中医事业的前景不堪设想……为此，我们恳切地希望：加强党对中医药事业的领导；建立独立的中医药管理系统，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各省、市、县成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各级中医药管理机构和事业单位，必须由中医药内行担任领导；制定中医药实施法；给予中医药事业财力、物力的支持，以保证按比例的发展。”正是这一批全国著名老中医的力推和党中央、国务院、各部门的极端重视，一年之后，国务院成立了专门负责管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从此，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有了自己独立的政府行政机构。1990年，在获知有关部门准备精简中医药管理局的关键时刻，由广州中医学院邓铁涛教授执笔，何老同中国中医研究院方药中教授、路志正教授、中日友好医院焦树德教授、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张琪教授、长春中医学院任继学教授、西苑医院步玉如主任医师一道，呈书党中央，恳切呼吁加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职能，尽快建立各省市中医药管理机构。“八老上书”得到了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最后，作为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最高行政机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保留了下来，并且各省市均相应成立了中医药管理局。何老终于露出了宽慰的笑容。“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中医药事业迎来最好发展机遇的今天，极少数别有用心之人，借着“科学”的名义，在网上搞起“取消中医”的签名，何老对此义愤填膺。为此，他专门撰写了《抚今忆昔说中医》一文，严厉驳斥了这种行为的无知、无耻，并指出了该事件对中医界的警示和我们的应对措施。

大医无言，德业双馨，杏林虎啸满橘香

虽然何老幼年时候家境殷实，生活富足，但他同样经历过山河破碎、举家飘零的日子。卢沟桥事变后，淞沪战争发生，日本侵略者将战火烧到浙东。何老一家被迫到浙南严州、处州等地避难。几年以后，他们重返浙东时，抗日抗争尚在艰苦阶段，祖国哀鸿遍地，民不聊生，浙南各地除遭敌机轰炸外，疾病流行。诸如天花、鼠疫、疟疾、痢疾、伤寒、副伤寒、肺痨等急慢性传染病和各种杂病随处可见。正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何老深切感受到患者的痛苦和凄凉，在实际工作中克服重重困难，提升自己的医疗技术。

1942～1943年前后，日军毫无人性地使用细菌战，丽水、云和、龙泉除了各种急性传染病流行外，还有鼠疫流行。永康大轰炸后，何老转到龙泉，每天都能听到鼠疫病人死亡的消息。当时他初医不久，明知此病凶险，弄不好自己也将被传染上，但面对如此惨境，怎能袖手旁观？他为此查阅了大量的中西医资料，拟定治疗方法，恭身诊病，与当时驻龙泉的一个二战时国际组织医疗队合作，治好了很多病人。何老遵从清·余伯陶《鼠疫抉微》，认为鼠疫即《诸病源候论》所谓“恶核”。由于疫毒入血，瘀阻不行以致病，据此采用清热解毒、活血化瘀法。先期药用连翘、银花、板蓝根、蒲公英、生甘草、当归、桃仁等加玉枢丹，后期据《金匮要略》阴阳毒病，以升麻鳖甲汤及藏红花化裁，竟多得效验。当时医药条件落后，链霉素等西药是否问世姑且不论，即使已有，民间亦不可能得到。磺胺药亦稀少，且价昂难得。他们全赖中医中药，既能控制，又能治愈，足证中医药对急症重症有一定治疗威力。当时，无名高热不退，头痛类似重型流感等症流行一时，何老创制了治疗这种流行病的经验方“青苏散”，交到当地药铺，按方制作，价廉效高，也治愈了不少病人。

何老倾心为病人，及至退休以后更加如此。他严于律己，对于很多媒体的报道，都能推则推，推不过的则严加审核，坚决不吹嘘。同时，何老对病人默默奉献，答应病人的诺言一定兑现。而且，他爱憎分明，对现实中个别医生的做法直接批评，对一些小辈的懵懂无知则宽容大度，以自己的言传身教感化他们。“文革”期间，何老也受到很大冲击，但是他在事后没有一句怨言，反而在以后对那些曾经诋毁他的后学给予诸多帮助，让人感慨万千。

近年来，何老医术日进，声誉日隆，门诊病人络绎不绝，但他还是保持着谦虚的品格，急病人之急，想病人之想。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医院规定何老每周的门诊量为40人次，但实际数字往往是其两倍，多出来的病人都是远道而来但没有挂到号的，或者其他危重病人。何老诊病，都是亲自问诊、书写脉案和处方，每个病人诊病时间多在10分钟左右，所以从早上七点开始，往往到下午一点还不能收工，期间还不能用餐。有时候病人太多，学生不肯加号，何老知道后，总是用商量的口吻说：“要不，加一个么好叻？”其真挚之情让晚辈既感动，又心疼。

2000年以后，根据浙江医疗市场的实际情况，省中医药管理局、省物价局多次“督促”何老提高诊疗费用，但何老就是压住不提。他多次告诫学生，医生心里不能装太多的东西，病人生病本来就已经很痛苦了，而且有些病人病程很长，买药的钱都不够，怎么忍心提高诊疗费用呢？何老的处方也是以取效为第一标准，价廉为第二标准，以此身先垂范。病人当中每有心结者，何老多能明察秋毫，在百忙之中耐心听其倾诉，不忍打断；每有重症绝望者，何老亦娓娓而谈，倾心鼓励；每有穷困病家慕名而来，何老多不收诊费，还提供方便。正因为何老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很多病人都说：“只要和老先生说上几句话，疾病就好了一半了！”

精于辨证，长于用药，学术思想传后学

作为临床大家，何老在临证辨治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见解，足资后学效法。

一、临证之时，全神贯注

二、诊病之时，四诊合参

三、辨证之时，首重八纲

近人祝味菊《伤寒质难》有云：“所谓 ‘八纲’者，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是也。古昔医工观察各种疾病之证候，就其性能之不同，归纳于八种纲要，执简驭繁，以应无穷之变。”何老认为，辨证之法，除八纲之外，虽还有气血津液辨证、脏腑辨证、六经辨证、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经络辨证等方法，但临床运用最多、最有指导意义的应该还是八纲辨证。何老辨证，首重八纲。何老认为，现在教材、临床上似乎有这样一种倾向，即辨证越分越细，以为辨证越细就越精确，其实不然。辨证过细，就可能一叶障目，顾此失彼，丢失整体观念这一中医之精髓。

四、治病之时，兼顾邪正

五、用药之时，力求准确

清·徐灵胎《医学源流论·用药如用兵论》有云：“以草木之偏性，攻脏腑之偏胜，必能知彼知己，多方以制之，而后无丧身殒命之忧。”故正确辨证之后，处方用药为临证之关键步骤。何老认为，用药之时，必须力求准确，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又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以经方治病，须按原方配伍，力求准确

何老临床常用经方，药味少而效宏。何老认为，经方用药，须有严格规律。他常常举例说：“用大承气汤就得按 ‘四黄、八朴、五枳、三芒’的比例。如果少其中的芒硝，那就不能说用大承气汤，而是用小承气汤。看待这个问题日本汉医比我们认真……”意思是说，要么你准确地运用经方，有针对性的辨病、辨证，要么不要说你用经方，只能说是你个人的经验方。比如泻心汤，某一味药的用量加大，就分为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甘草泻心汤等，而各方中亦有一些增损，各有其适应证，不可混用。比如治“脉结代，心悸动”之复脉汤，九味药中，不能少麻仁的滋养，且应于全方之外视病人习惯，适当加酒入水煎，如此收效要好得多。又如用经方黄芪桂枝五物汤治痹证，断不能在方中加甘草，因为本方是桂枝汤去甘草、倍生姜、加黄芪而成，是治疗阳气不足、营卫不和所致的痹证。证之临床，如本方加甘草，效果常不好。可见用方用药准确，方能切中病机，这是提高疗效的重要因素。

2.用时方或其他医家方，必须掌握其特点，正确使用“时方”习惯上指的是经方以外的治温热病各家方，如三仁汤、清营汤之类。何老认为，这些方剂基本上是结构完善的，一般宜全方使用，不可过多增减。至于内、妇科等其他方，亦都融贯当时医家之经验。如妇科中的完带汤，是明末医家傅青主经验之结晶，用于治疗脾虚带下确有显效。而方中白术一两，山药一两，较其他药为重，用此方必须用全方，白术、山药亦必须用足（即各30克），效用方明显。又比如用千金苇茎汤，除了照原方比例，薏苡仁半升（现用15～30克）、瓜瓣（即冬瓜子）半升（15～30克）、桃仁30枚（约9～15克）外，主药苇茎原是用苇的嫩茎二升，煎汁放入他药，像这种一下难配到的药，可以改用鲜芦根30克以上煎汁代替。总之，有些古方经过千百次实践，其配伍甚好，还当推崇使用全方。

3.熟习方药，运用时才能得心应手

何老常说：“药物之能治病，总离不开祛除病邪，协调脏腑，纠正偏颇，和调阴阳，恢复元气。故而识习药物，先当明白标志药物性能之性和味，反映药物作用部位之归经，指示药物作用趋向之升、降、浮、沉以及有毒、无毒、用量等。这必须经过一定程度的熟习和一定时间的实践，方能了然。”“对于方剂，从古到今，医书所载，何止千万。即从《内经》的半夏秫米汤、四乌贼骨一茹丸，至《圣济总录》、《圣惠方》、《和剂局方》，至今仍为现代医家常用。医生应熟记各家名方，用时方可探囊取物，信手拈来。我们常用的《局方》二陈汤、逍遥散、参苓白术散，刘河间的天水散，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朱砂安神丸，朱丹溪的越鞠丸、保和丸、大补阴丸等，都是配伍极好的名方。至于明清各医家的名方，更是不少。如王清任的诸逐瘀汤，其组成药物、用法、功效、主治、适应证和方义都应熟悉了解，运用自能准确。用得恰当，远比临时凑合的方子效果好。”

烛古犀今，博文广识，做桃花源里人家

何老幼时家教甚严，加上其本身聪颖好学，成年之后虽然医务繁忙，但仍然颇多喜好，尤其是对传统文化，更是钟爱有加。何老平时除了研究医术，还对医药文化、医史考据等颇有研究。他早年著有《江南中医学家学术成就及其盛衰渊源考》，对江南医家在中医理论体系的充实丰富、学术思想的创新、诊治经验的提高、学术争鸣、内外交流等方面的贡献作了翔实的论述。文章从对中医学理论的丰富和学术思想的创新、对药物学整理和制药业的开端、《肘后救卒方》的价值、其他著名医家的学术成就及江南中医学家学术盛衰之探索等方面，对江南中医学家的学术成就及其盛衰作了阐述，第一次系统全面地整理了江南医家的相关史料，为江南诸省中医药文化的保护开发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何老喜欢金石书画，邀友品茶。及至近年，何老还与西泠印社的朋友颇多唱和。何老的金石治印之道，外人所知不多，只有内中几个同道相知。何老曾谦虚地说，怕拿出来贻笑大方。但是何老的朋友们都说，何老治印，颇具专业水准，有些方面更有独到之处。何老家中所藏，光署“湛园”之印，不下数十枚，其中不乏何老自己珍爱之物，但是何老笑谈“敝帚自珍”。与金石治印不同，何老的书画作品更多地为人所知。何老70岁时还在中国美院请教名师，这种“珍珠倒卷帘”的做法一时成为美谈。何老的国画，色彩或淡雅，或艳丽，用笔或细腻，或洒脱，画面或张或弛，章法有度。其书法作品运笔流畅，变化多端，自成一家。近年来，在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省名中医馆内，颇多何老墨宝。纵观何老墨宝的内容，更多的是与医道联系在一起，或教导后学“大医精诚”。2007年，杭州市委重修西湖边的岳湖景区，特邀何老做一“皱月廊”匾，以待修迄之时悬饰。

一代大医，光彩照人。让人至为敬佩的是，何老不仅是一位对中医深有造诣的专才，更是一位古今中外兼修的通才。他对西方的文艺情有独钟。《简·爱》、《仲夏夜之梦》，他百读不厌；《魂断蓝桥》、《罗密欧与朱丽叶》，他几度肠回。正是这博大的国学西艺，让何老感悟了天地之广袤，汲取了东西之智慧，从而成就了他独一无二的儒医大质。

何老每周都会偕夫人前去西湖边的郭庄邀友品茶，十多年来风雨无阻。有时候天气不好，家人劝阻，何老却说：“你以为我真的去喝茶啊，我是去看老朋友！”以茶会友，真境界也。何老与友人品茗阔论，借机交流信息。朋友中有一位艺术家知道他心胸浩荡、菩萨心肠，就依照古黟县人旧居联语，刻了一枚“桃花源里人家”印章送他。何老十分喜欢，说：“我就乐于做桃花源里人家，虽然不知秦汉，无论魏晋，但是至少社会大同，人人安康。要是所有的病人都能够做桃花源里人家，那我失业也高兴呢！”

诲人不倦，呕心沥血，桃李无言自成蹊

中医是一门伟大的学问，需要中华民族的世代传承与创新。为了让中医学术发扬光大，让中医圣火越烧越旺，何老倾心教育，全力传承。早在1947年，何老就在杭州创办了中国医学函授社，向全国招收中医函授学员，并亲自编写教材，亲自上课，亲自带教。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了杭州市中医协会主席、浙江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浙江中医学院副院长、浙江中医学院院长等职，始终未曾离开中医教育岗位。何老一面主持行政工作，引领浙江中医学术发展，一面投身中医教育一线，培养中医进修生、本科生、研究生等各类人才。同时，何老还应邀到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班和长春、黑龙江、上海等中医院校讲学，深受各地学生好评与同行赞誉。1997年，他应香港医事技术学会等邀请，去香港访问讲学，并载誉而归。

何老是病人眼中的救命神医，更是学生眼中的严师。何老作为教育工作者，在三尺讲台上耕耘一生，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中医教育事业，为浙江、为全国、为整个中医学培养了大批的精英人才。

任浙江中医学院院长期间，何老和其他老同志筚路蓝缕，在求是书院的小房子里艰苦办学。他们顶住各方压力，积极进行教学改革，自己培养师资人才，才有了今天浙江中医药大学的辉煌。

如今，何老特别关心中医的继承问题，对于青年医师的学习更是不遗余力地指导。2005年，针对很多医师学习中医时的困惑，何老特地撰写了《和青年中医谈治学》，对治学的目的、方法、禁忌都作了详细的介绍，为青年中医师的成长指明了方向。

何老在广泛授徒、无私教导的同时，还在国家和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的安排下，指导自己的学术继承人。1991年，首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何若苹、金国梁考评合格出师。2003年，何老又开始指导徐光星博士后。2008年，何若苹被评为浙江省名中医。弟子们在各自的领域开拓进取，大展宏图，最高兴的当然是老师。但是何老从严治学，虽喜而不形于色，更多的时候，是更加严格地要求门下弟子。90高龄的何老门诊，总是会带上弟子一同坐诊，随时传教，有时候甚至还会检查弟子的学习笔记，处方记录。何老时刻不忘告诫我们：“医无小事，病人以性命相托，医生怎能掉以轻心？”

人们曾经不止一次地询问何老，问他为何还要如此辛苦，何老总会语重心长地背起《诗经》中的诗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正是鉴于何老在中医教育、中医传承方面的杰出贡献，2006年，中华中医药学会向何老颁发了首届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奖。

孙思邈有云：“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何老就是这样一位心系中医，心忧病人，心牵传人的“苍生大医”。博通古今，兼修中外，精研岐黄，诚救苍生，一代大医风范，勘为后学楷模！

肿瘤治验

扶正祛邪治疗肿瘤学术思想研究

何老70余年的中医教育、临床之实践与研究，成就了卓然不凡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他以研究仲景学说闻名，曾被日本学界誉为“中国研究《金匮要略》第一人”，和北京的刘渡舟先生并称“南何北刘”，为当代仲景学说两巨擘。近年来，何老坚持每周两个半天的门诊，其病人皆为重病、难病，有些难治病人更是不远万里，漂洋过海前来求治。我辈有幸跟随何老临诊，得以体味何老辨治难治病的特色，现不揣浅陋，单就何老扶正祛邪治疗肿瘤的学术思想作一探究，以飨同道。

一、何任扶正祛邪思想探源

何老是众所周知的“金匮大家”，其扶正祛邪思想上承《黄帝内经》、《金匮要略》，旁涉诸家，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最终形成自己的特色。何老深谙《黄帝内经》，他认为，《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的“三坟”之作，后世的扶正祛邪思想是在此基础上发展演化来的。《素问·刺法论》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评热论》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是后世扶正祛邪思想的肇端。何老一生研究《金匮要略》，对其中《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并治》谈到的“千般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更是赞赏有加。何老认为，后世《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也是在此基础上发展的。此论把临床观察到的所有疾病病因进行了分类，顺《黄帝内经》而下，从邪正的角度看，正是强调了以正气为根本、而外邪为作用条件的邪正致病理论，揭示了从扶正祛邪角度治疗疾病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二、何任扶正祛邪思想内涵

正气即人体五脏正常的功能及抗邪能力、康复能力，包括脾胃滋养全身的功能，肾中精气调节全身阴阳的能力，卫气护卫肌表和驱邪外出的能力，经络系统调节机体平衡的生理功能等。邪气泛指各种致病因素，一般说来，包括六淫、疠气、饮食失宜、七情内伤、劳逸损伤、外伤、寄生虫、虫兽所伤等，有时还包括机体内部继发产生的病理代谢产物，如痰饮、瘀血、宿食、内湿等。

何老认为，扶正祛邪的本质，就是既照顾到邪气的一面，又照顾到正气的一面，既看到局部的病理变化，又看到整个机体的状态。强调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精粹所在，是中医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前人的实验和临床研究证明，扶正祛邪作用是多方面的，它对于机体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等均有影响，对整个机体状态的调整，包括改善或恢复患病机体的神经体液调节，调节和加强机体的免疫功能，修复受损的组织结构等，均有明显作用。更有研究表明，一些常用的扶正祛邪药物具有“双向调节”的作用，适用于一些难治病、重病患者。

对于肿瘤，何老认为，采取中西医结合的综合疗法比较合适。而就中医中药的治疗来说，何老强调，应遵循“不断扶正，适时祛邪，随证治之”的十二字法则。不断扶正，就是指治疗自始至终要调整正气，培益本元，帮助病人提高抗病能力。当然，何老也强调，在疾病的不同阶段，用药程度应略有轻重。扶正之常用方药有人参、黄芪、白术、茯苓、地黄、山药、山萸、猪苓、薏苡仁、绞股蓝及四君子汤、六味地黄汤、归脾丸等。祛邪药物种类相对较多，针对不同的邪而采取不同的治疗药物，如瘀血多用活血之品，湿重则化湿等，不一而足。

对于其他难治病人，因失治误治，或者久治无效，其中正气虚者甚多，而邪浊盛者亦不乏，所以在治疗上强调扶正祛邪，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所谓“扶正即安”，“邪去正亦安”。

三、何任扶正祛邪思想学习体会

扶正，即扶助机体的正气，以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祛邪、抗病能力；祛邪，即祛除邪气，排除或削弱病邪侵袭和损害。扶正主要适用于虚证，即“虚则补之”，包括益气、滋阴、养血、温阳以及脏腑补法等多种方法。祛邪主要适用于实证，即“实则泻之”。发汗、涌吐、攻下、清热、利湿、消导、祛痰、活血化瘀等，均属祛邪之法。就临床实践来看，绝对的虚证和实证其实并不多见，甚至不存在，而更多的病人是虚实夹杂，或虚多实少，或实多虚少，这就为拓宽扶正祛邪思想的临床运用提供了可能。

从扶正祛邪的关系来看，何任教授特别强调，扶正祛邪两者不可分割。扶正一方面是为了扶益本元，调动人体本身的抗病能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祛邪，正气足则可以抗邪外出，所谓“养正则积自安”，就是这个道理。同时，祛邪有利于扶正，只有去除了病邪，正气才可能迅速恢复，药力才可能直达病所。所谓“闭门留寇”，就是祛邪不足而成的。　“瘀血去而新血生”，则说明了“邪去正安”的道理。在具体的运用当中，由于病人多是“虚实夹杂”，以扶正为主，还是以祛邪为主，需要有相当的思量。何老总的原则就是遵从《黄帝内经》　“谨察阴阳之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虚多实少，扶正为主，祛邪相辅，随证治之；实多虚少，攻补并施，祛邪不忘扶正。

参考文献

[1]徐光星.何任教授学术成就研究 [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6，30（6）：601-603.

[2]闫平慧，杨金生.扶正祛邪的思考与实践 [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5，11（4）：803-804.

[3]何若苹.何任治疗肿瘤经验点滴 [J].中医杂志，2001，42（6）：379.

[4]王克山，董艳杰.中西医结合治疗霍奇金氏淋巴瘤15例 [J].中国民间疗法，2003，11（1）：7-8.

肿瘤验案选析

脑膜瘤

杨某，女，66岁，嘉兴人。脑膜瘤术后就诊。

2004年10月8日，患者因“头痛，双眼充血2年”入住嘉兴某部队医院。当时患者左侧半身麻木，同时左侧视力明显下降，入院后行CT平扫检查，见左侧额顶区有一约2cm×2.3cm的高密度影，CT值为38Hu，无占位效应。左额顶骨有一小卵圆形较低密度影，中线结构无移位。提示：左侧额顶区脑膜瘤可能，建议增强CT检查。增强CT示：左侧顶部颅骨内板下有一1.92cm×2.33cm的类圆形影，基底部位于内板，平扫CT值为42Hu，增强后CT值为60Hu，证实左侧顶部脑膜瘤。于2004年10月22日请上海专家手术，切除病灶后，未接受其他西医治疗。

患者既往体健，否认高血压、糖尿病史，否认结核、肝炎、血吸虫病史。29岁时曾行阑尾手术，32岁行节育手术。否认嗜烟史，嗜黄酒40余年，每日1斤。其父有食道癌，母患小肠间质瘤，均过世。

查体：神清，体表浅表淋巴结未及肿大，两肺未闻及啰音，腹部平软，未及包块，无压痛。头颅手术部位切口愈合良好，局部稍有刺痛。

2004年10月18日初诊：患者诊断为左侧顶部脑膜瘤，眼眶及头痛已久，双手足均麻，左侧为甚，胃纳不馨，拟手术治疗，苔白满，脉弦，宜先扶正祛邪并蠲解。

处方：太子参30克，川朴花10克，干姜5克，黄芩10克，黄连3克，黄芪15克，川芎15克，白芷10克，女贞子15克，天麻9克，石楠叶15克，地龙10克，生甘草10克，淮小麦40克，红枣30克，薏苡仁（包）60克。

上方处以7剂，患者于2004年10月22日接受手术治疗，未尽剂而辍药。

2004年12月27日诊：患者左侧顶部脑膜瘤手术后，未行放化疗。手术中见肿瘤位于矢状窦旁。现患者双目视物模糊，脘腹不舒，偶有痛感，夜寐不安，大便尚调，苔白脉弦，宜扶正祛邪。

处方：党参20克，黄芪30克，猪苓30克，枸杞子20克，川芎12克，女贞子15克，白芷10克，猫人参40克，延胡索20克，白芍20克，生甘草10克，川楝子10克，黄连4克，夜交藤30克，焦枣仁15克，淮小麦40克，红枣30克，薏苡仁（包）60克。

随后予蒲公英、沉香曲、乌毛豆、煅龙牡等对症处理，患者逐渐好转，服药3月余，诸症状均有好转。效不更方，继续治疗半年余。

2005年10月31日诊：患者左侧顶部脑膜瘤手术后，未行放化疗。予中药治疗近1年。2005年9月5日MRI检查示：脑膜瘤术后改变，未见残留和复发征象。患者视物仍然不甚清晰，眉棱骨痛轻瘥，夜寐多噩梦，烦恚不宁，神怠力乏，苔黄夹白，脉弦。正虚邪实，宜扶正祛邪，安神定志。

处方：丹参30克，黄芪30克，女贞子15克，猪苓30克，茯苓30克，枸杞子20克，猫人参40克，白花蛇舌草30克，石菖蒲10克，天麻10克，川芎10克，白芷10克，石楠叶15克，五味子10克，焦枣仁15克，薏苡仁（包）60克。

服上方2月余，患者证情维持稳定，并有好转。

2005年12月19日诊：患者左侧顶部脑膜瘤手术后，未行放化疗1年余。患者服药后眉棱痛瘥，大便次多，质偏溏烂，烦恚，寐不安，自觉体力有所改善。苔白燥，脉细弦，治当继续扶正祛邪，和络安神固肠。

处方：丹参30克，太子参30克，黄芪30克，女贞子15克，杭白菊10克，沙苑子10克，生山栀10克，淡豆豉15克，炒天虫10克，天麻10克，石楠叶15克，五味子10克，猫人参40克，白扁豆衣30克，苍术10克，白术10克，薏苡仁（包）60克。

上方陆续进2月余，患者视力渐复，大便亦有所好转，烦恚除。

2006年至今，在上方的基础上立意扶正祛邪，以“丹参、黄芪、枸杞子、猪苓、茯苓、女贞子、天麻”为主方加减治疗，患者未出现头痛、头晕等症，视力已经明显好转，迄今已经4年余。2006年4月14日，2008年7月18日分别查头颅CT和MRI，均没有明显病理改变。目前患者退休在家，每3个月门诊一次，病情稳定。【评析】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原发性颅内肿瘤的发病率为7.8～12.5/10万人，脑转移瘤为2.1～11.1/10万人。颅内肿瘤的发生部位往往与肿瘤类型有明显关系，胶质瘤好发于大脑半球，垂体瘤好发于鞍区，听神经瘤好发于小脑脑桥角，血管网织细胞瘤好发于小脑半球，髓母细胞瘤好发于小脑蚓部等。视其病理类型和发生部位，颅内肿瘤的发生进展速度差异很大，然其共同特征有三，即颅内压增高、局限性病灶症状和进行性病程。

脑膜瘤占原发性颅内肿瘤的13.4%～19.2%，大多数良性脑膜瘤能够通过手术治愈，但少数恶性脑膜瘤、部分部位深而不能全切的脑膜瘤或年老体弱不能耐受手术者须接受中医中药治疗。

脑膜瘤属中医“头痛”、“头风”、“眩晕”、“中风”等范畴，病变部位在脑。传统中医认为，脑肿瘤的形成是由于内伤七情使脏腑功能失调，加之外邪侵入，寒热相搏，痰浊内停，长期聚于身体某一部位而成。“头为诸阳之会”，总司人之神明，最不容邪气相犯。若六淫邪毒直中脑窍，或邪气客于上焦，气化不利，经脉不通，瘀血、瘀浊内停，内外之邪上犯于脑，并留结而成块，则发为脑瘤。前人将脑瘤的发病原因概括为内外两种，即内为素质因素或易感因素，外为诱发因素或助长因素。古人云：“凡头痛者，气血俱虚”，“无虚不作眩”，说明颅内病变与虚有密切关系。“脑为髓之海”，主要依赖肝肾精血及脾胃运化水谷精微，输布气血以充养。若清气不升，浊气不降，则脑府亏损，风痰瘀毒诸邪乘虚而入，凝聚其间，头痛、眩晕等症即接踵而至。

该病证在脑府受损的基础上，复因手术、放疗、化疗的创伤，致真元更耗，虚象愈加突出。可见精、气、血虚损，尤其是气虚导致风、痰、瘀、火、毒邪相互搏结于脑，使经络气机阻滞不通，是本病的发病机理。

前人多用补阳还五汤来治疗该病。补阳还五汤将补气和活血化瘀相结合，临床用治中风等多种疾病，疗效确切。其方主治与脑膜瘤的临床表现相符，且病位均在脑，病因病理亦均以虚、瘀为主。方中重用黄芪大补元气，使气足血行，经络畅通；当归、赤芍、川芎、桃仁、红花活气血，行瘀滞；地龙善走窜，通络脉，起到补气活血、逐瘀通络、化痰软坚、升清降浊的作用。临床通过辨证加减，疗效更增，能有效缓解脑膜瘤的临床症状。

何老在治疗颅内肿瘤的过程中，没有落入补阳还五汤的窠臼。何老运用补阳还五汤多在于“不对称性”疾病，甚至杂症，其经验容后再述。本例患者在手术之前就开始服用何老中药，迄今已4年余。对于该案的治疗，何老的经验概括为“随症治之”。

疾病之初，考虑到患者即将接受手术治疗，故处方针对疼痛而出，重点在于“缓急止痛”，并配合调理脾胃，取“脾主四肢”、“脾为后天之本”之意，为手术做先期准备。手术以后，患者视物不清，脘腹不舒，主要责之脾肾两虚。中医病机分虚实两端，虚多责之脾肾，尤以肾虚多见，盖肾藏精，精生髓，髓聚而为脑，颅脑手术往往损伤髓海而累及肾元。肾虚则视物不明，脾虚则脘腹不舒，大便次多溏烂，故治疗上坚持用党参、黄芪、猪苓、枸杞子、女贞子、茯苓以补益本元，延胡、白芍、生甘草、川楝子、黄连调理脾胃。肾元大亏，气阴俱伤，水火不济则君相火旺。肾水亏，不降心火而心火旺，症见心悸、烦恚；君火不明，相火移位，君相火旺，故烦热，欲卧冰地。治疗上，何老除了继续使用党参、黄芪、猪苓、枸杞子、女贞子、茯苓培补本元外，还用生山栀、淡豆豉组成的经方栀子豉汤及杭白菊、天麻等清肝明目。

综观本例患者的治疗过程，何老并不是一味强调扶正祛邪，更多的时候是体现了“随症治之”，因为肿瘤的治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更多的要取决于患者的依从性。如何保证患者的依从性，让患者坚持中医中药的治疗，作为医生可以做得更多的是“随症治之”，即迅速改善患者的症状，让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所提高。其次才是重病缓图，使其坚持治疗。道理虽简单，但是临床把握还需要我们仔细用心。

参考文献

[1]吴运泉，戴先才，陈为，等.中药治疗脑肿瘤概况 [J].新中医，2004，36（8）：76-78.

[2]黄骏，黄骥，黄驯.补阳还五汤配合低量化疗治疗脑膜瘤 [J].湖北中医杂志，1999，21（1）：37.

鼻咽癌

王某，男，54岁，临平人。鼻咽癌放疗后就诊。

2000年7月，患者因“涕血4月，伴头痛2周”入住杭州某综合性三甲医院。当时查体示：右侧颈部可及数枚浅表淋巴结，最大者直径2cm左右，左侧淋巴结未及。鼻咽镜检查示：鼻咽后壁可见一大小约2cm×1cm的菜花状新生物，其余各咽侧壁黏膜均不光滑。病理活检提示：鼻咽非角化性鳞癌。行CT检查，证实肿瘤右颈转移，颅底受侵。于2000年7月13日开始接受局部放疗和全身化疗。

患者既往体健，素有高血压病史，否认传染病、糖尿病、心脏病等。嗜烟30余年，10支/日，父母均健在。

查体：神清，精神可。右颈部照射野皮肤发黑，干燥明显。张口尚可。两肺可闻及少量干啰音，余无殊。腹部平软，未及包块，无压痛。

2001年3月13日初诊：鼻咽非角化性鳞癌放疗、化疗后，胃纳不馨，咽干明显，舌质红苔薄腻，脉细。证属热邪伤阴，当先滋清之。

处方：党参30克，制首乌30克，制黄精30克，女贞子15克，白芷10克，天麻10克，佛手片10克，杭白菊10克，苍耳子10克，铁皮石斛12克，川芎10克，生甘草10克，冬瓜皮30克，天门冬10克，麦门冬10克，薏苡仁（包）60克。

服上方14剂，患者自觉症状改善，自行配服14剂，前后服药1个月余，症状有所好转。

2001年4月15日诊：服用上方后病情稳定。口干已瘥，胃纳较前明显增加。因放疗后副作用，自感鼻侧欠舒如，嗅觉减退，夜寐安，大便尚调，苔白脉弦，宜扶正祛邪。

处方：党参30克，制首乌30克，制黄精30克，女贞子15克，葛根15克，辛夷10克，白芷10克，苍耳子10克，天麻10克，杭白菊10克，铁皮石斛12克，川芎10克，佛手片10克，薄荷（后下）3克，薏苡仁（包）60克。

服上方1月余，诸症均有好转。

2001年5月29日诊：患者服上药后诸症轻瘥。咽部干燥，左侧颈部疼痛，及于后颈，神怠力乏，大便偏干，苔白脉弦，正虚邪实，按原旨进。

处方：党参30克，白术10克，天麻10克，女贞子15克，白芷10克，葛根15克，当归10克，制黄精20克，制首乌20克，杭白菊10克，铁皮石斛20克，灵芝15克，七叶一枝花12克，生甘草6克，桔梗5克，红枣15克，薏苡仁（包）60克。

服上方2月余，患者证情维持稳定，并有好转。

2001年8月10日诊：患者服药后咽干燥有所好转，精神转佳，左侧颈部疼痛亦有所减。近来自觉右耳听力下降，记忆力衰退。治当继续扶正祛邪，兼以通窍。

处方：党参20克，黄芪30克，女贞子15克，苍耳子15克，辛夷10克，白芍15克，生甘草10克，猫人参30克，白花蛇舌草20克，黄柏10克，葛根15克，升麻6克，蔓荆子10克，远志10克，菖蒲15克，炙鳖甲（先煎）10克，煅龙骨（先煎）15克，薏苡仁（包）60克。

上方陆续进2月余，患者听力渐复，自谓记忆力有所好转。

以上立意扶正祛邪，同时化裁益气聪明汤、孔圣枕中丹，使患者耳聋、口干等诸症稳定，迄今已经7年余。2002年11月25日查CT，结果提示鼻咽癌放疗后，未见明显复发征象。2005年4月26日复查，提示鼻咽癌放疗后，局部未见复发，两上颚慢性炎症。2008年4月8日复查，鼻咽镜检示：局部未见新生物，仅少量分泌物。目前患者在家休养，每个月门诊，生活一如常人。【评析】

中国是世界上鼻咽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以广东、广西、香港、台湾、福建、海南、江西、四川、湖南等地的鼻咽癌最多，尤其广东中西部的肇庆、佛山、广州市、香港及广西东部的梧州地区发病率最高，故又称广东瘤。除中国外，世界其他地区鼻咽癌发病率均较低，平均在1/10万以下。早在唐代，孙思邈之《备急千金要方》即对此有所认识。其论曰：“恶核……多起岭南，中土鲜有，南方所食杂类繁多，感病亦复不一，仕人往彼，深须预防之，防之无法，必遭其毒。”这是鼻咽癌与地域相关的最早论述。

鼻咽癌的临床病理类型基本上有三种，即鳞状细胞癌、泡状核细胞癌、未分化癌。鳞状细胞癌约占所有鼻咽癌的95%左右，按照预后情况，又分为Ⅰ型（即高分化鳞状细胞癌）和Ⅱ型（即中、低分化鳞状细胞癌）。Ⅰ型患者国内只占10%以下，病变以局部侵蚀为主，常广泛侵犯鼻咽部组织结构，早期侵犯颅底、鼻窦、眼眶、颅神经，较少出现淋巴结转移。本型放疗敏感性差，治疗后局部容易复发。Ⅱ型以低分化多见，占80%～85%，多见颅外侵犯，中晚期常侵犯颅底，较多出现淋巴结转移。这一类型对放疗敏感，局部控制后疗效满意。泡状核细胞癌、未分化癌对化疗亦较为敏感。其他类型包括腺癌等，总数只占2%～3%。

由于鼻咽癌大多数分化程度偏低，加之鼻咽部正常组织对放射线耐受性好，因此放射治疗是鼻咽癌最佳、最重要的治疗手段，化学治疗和手术治疗仅作为放射治疗的辅助性治疗。迄今为止，鼻咽癌放射治疗的5年生存率大约在50%左右。

鼻咽癌属于中医“瘰疬”、“失荣”、“控脑砂”、“上石疽”等范畴。宋·窦汉卿《疮疡全书》提到上石疽时曰：“溃即放血，三日内毙。”清·吴谦在《医宗金鉴》中述曰：“上石疽生于颈项旁，形如桃素李，皮色如常，坚硬如石。”“初小渐大，难消难溃，即溃难敛，疲顽之症也。”　“控脑砂”首见于《医宗金鉴》中：“鼻窍中时流色黄浊涕，宜奇授藿香丸服之。若久而不愈，鼻中淋漓腥秽血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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