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与启蒙：近代同人报刊研究——以《努力周报》为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沈毅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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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与启蒙：近代同人报刊研究——以《努力周报》为例试读：

序一

大概是两年前的这个时候，沈毅博士同我联系，请我为他即将出版的《〈独立评论〉研究》作序，我很高兴地答应下来。那一幕情景如今还没有完全消失，他又找上门来，告诉我计划中的专著《论政与启蒙：近代同人报刊研究——以〈努力周报〉为例》已经脱稿，央求我抽空写一篇书序。我当然是很愉快地应允了。20年前沈毅从华东师大博士毕业，而今虽然已步入知天命的年龄，可他热心学术研究的精神仍不减，让人感觉劲头不亚于当年丽娃河畔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人。作为导师，我为他的勤奋和努力感到由衷的欣慰。

我在《〈独立评论〉研究》的序中充分肯定了研究近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报刊活动的学术价值，我认为那是历史多棱镜中的一个非常重要而独特的方面——对民主的向往，对民生的关注，对科学的一往情深，当然还有他们对革命的偏见和对改良的偏信。在过去的很长一个时期里，人们不敢也不具备条件系统地研究这类报刊。如今的研究环境和条件都大为改观，据我所知，《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观察》等当年很有影响的报刊，都新出版了影印本。这样好的条件的确是三四十年前所不敢想象的。我是重视个案研究的，宏观的研究当然既很重要也很必要，但起码必须以踏踏实实的微观研究为基础。我研究洋务运动有半个多世纪了，我的洋务运动发展论就是奠基于对洋务运动重要人物、重要企业以及不同发展阶段特点的深入分析和解剖之上的。即便我的《洋务运动史》专著出版之后，我还是高度重视具体的历史问题的研究，这也是我这些年广为搜求资料，撰写出版《盛宣怀年谱长编》和《郑观应年谱长编》的理由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高度评价沈毅的研究路径——咬定青山不放松，认准重要报刊，心无旁骛地进行个案研究。两年前关于《独立评论》的专著体现了这个路径，现今的关于《努力周报》的专著是这种路径的又一个例证。如果把整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报刊活动比作一片森林，凭借着个案研究，我们既能清晰地看到树干，也能细致地观察枝杈，每篇文章就是一片叶子，每份报刊就是一棵树木，众多的同人构成了树木的光合作用系统。看来所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说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待到个案研究进展到一定的阶段，我们就能从总体上准确地把握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报刊活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那片鲜活葱茏的森林才会复原于我们的面前。胡适讲过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郭沫若讲过的“既想入非非、又脚踏实地”，其实都包含着对个案研究重视的道理。个案研究是一种严谨的态度，是一种求实的精神，是一种科学的追求。

看完书稿，我感到这本书的研究对象十分准确、鲜明和突出。从新文化运动起，胡适等人就认定改造中国的锁钥在于民主的建立和科学的普及，所以他立志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踏踏实实地做好基础性的启蒙工作。甚至于为《新青年》刊登了论政文章而耿耿于怀。但曾几何时，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尾声的1922年5月，随着北洋政府倒行逆施的加剧，胡适在好友丁文江的劝说下，办起了以批评现实政治为主旨内容的《努力周报》。但胡适也并没有放弃启蒙的根本目标，《努力周报》刊有文学革命的内容，《努力周报》的附张《读书杂志》完全就是一份鼓吹思想革命的学术月报。《努力周报》论政半年之后，以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为标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这块阵地上重新插上了启蒙的帅旗。沈毅同志认真审读纷纭的历史资料，对存世一年半的《努力周报》跌宕起伏的创办历程和波谲云诡的中国政坛进行了冷静细致的梳理和剖析，很有见识地把研究对象确立为论政和启蒙。由于研究对象明确而清晰，我们通过他的研究，得以比较全面和深入地了解《努力周报》上论政、启蒙铺展的脉络和基本观点，二者的主次地位变化和交叉并存的情况以及同人们在二者之间难以抉择的心态变化。

在作者的引文注释中，除了最基本的《努力周报》外，还有很多大部头的全集和文集，如《胡适全集》《鲁迅全集》《顾颉刚日记》《周作人散文全集》《陈独秀著作选编》《李大钊全集》《蔡元培全集》《徐志摩全集》《傅斯年全集》《吴宓日记》等。此外，一些历史人物年谱、来往书信集也有所引用。所征引文献除了表现出丰富而权威的特点外，还有就是作者对材料使用的审慎和严谨。同一种历史现象，作者往往为我们引述当年多家重要人物的不同看法，作者在此基础上以严肃的态度和有素的训练，翻检对照，权衡斟酌，分析解释，提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

对历史上的报刊活动，历史学家和新闻学家大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与专长，选择不同的对象进行研究，而无论哪种研究，其成果对于正确认知历史现象，总结历史规律都是很必要的。作者研究可贵之处在于，他发挥了在历史学领域较长时期积累之所长，同时也利用了近十年来从事新闻学教育和新闻史研究的专业优势，把历史学的方法和新闻传播学的方法融汇于这个研究之中。在这本书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努力周报》在传播什么，而且了解了它是怎样进行传播的。我们不但读到了周报的版面安排、栏目设置、主报与附张的关系、大型话题的策划过程，还读到了对《努力周报》创办的大历史环境的分析、同人的思想活动及相互关系、《努力周报》在近现代自由主义报刊史上的地位，我们也了解了当年新闻界和政治界、思想界互动、因果的关系。

历史研究需要不断地推陈出新，沈毅博士的这本新著，在不少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有助于人们重新审视既有的历史，以推动历史认识和研究的不断深化。“救亡压倒启蒙”是多年来人们普遍接受的一个看法。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从一般意义上讲是指，近代资产阶级的任务只有一个，即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而进行思想宣传和发动，但在中国近代列强入侵、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下，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不得已要分身于反抗侵略的宣传与发动上，从而削弱和冲淡了反专制的启蒙活动。人们往往用这种观点来解释清王朝垮台后袁世凯、蒋介石等专制得逞的原因。但沈毅对《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的研究却发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专制的批判，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不仅没有停止，这种批判差不多始终在报刊上占据重要的地位，甚至在九一八事变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仍然执著于批评时政、拯救危亡的路径。在他们看来，论政对于腐败专制的施政是直来直去的刀剑，启蒙则是冲刷着专制基石的涓涓细流。这样一来，清王朝倒台后的专制的做大，就要到“救亡”之外找寻原因了。在文学史的研究上，有一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贬低新文化运动之后到新月派诗人出现之前新诗的价值与意义，仿佛这段时期出现了诗歌创新的荒漠化。沈毅博士发挥了他诗歌创作的特长，对《努力周报》上胡适、徐志摩及胡思永、俞平伯、汪静之等人的诗作，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努力周报》时期的新诗，在思想性、艺术性上都是可圈可点的，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是中国新诗史上一个添砖加瓦的建设时期。

我是搞历史研究出身的，我热切地希望历史研究领域能不断地拓展，研究深度能不断地加强，唯有如此，我们在审视今日和展望未来的时候，才会拥有尽可能清晰和透彻的借鉴。新闻史的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这些成就对于拓展和深化历史研究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沈毅同志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报刊活动的研究方面锐意进取，不断有阶段性成果的问世，这本身既繁荣了新闻史的研究，也对近代历史的研究起到相应的促进作用。沈毅注意历史学方法和新闻学方法的融合与贯通，这对于不断探索和完善新闻史特别是报刊个案研究的模式，是会有帮助的。

即便是一本很成功的研究著作，若想在正文中把一切有价值的信息尽行表现和展示出来也是不可能的。但读者的需要是多样化的，人们在研读新闻史论著时，必然会由此及彼地想获取相关信息，如报刊作者的自然状况、学历与职业情况，甚至对于有成就、有人品的作者，人们还会好奇地想知道他们的寿命有多长。这种情况通常是以正文而外的附录形式来解决的。附录有的可以直接转引于其他专门性质的资料辑，有的则需要花费较大的精力进行零散资料的搜求、考订和整理。毫无疑问，这本新著的附录是属于后面那种情况，也就是说，这里面凝聚着不少的心血。据沈毅所说，他很欣赏胡适的侄儿、青年诗人胡思永的才华，也很惋惜胡思永的早逝，附录中胡的生卒年就是根据胡适日记和胡适为胡思永诗集作的序整理出来的。我想，读者朋友会很认同这本书附录的价值的。是为序。夏东元2010年7月于上海华东师大寓所

序二

接沈毅教授大嘱，要我为他的新著《论政与启蒙：近代同人报刊研究——以〈努力周报〉为例》作序，我始则愕然，继之以惴惴然，进而释然，哑然。释然是因为自诩对沈毅教授的学术思想是了解的——尽管我们不在同一个专业方向上。

1988年9月，沈毅兄从辽宁大学历史系考取夏东元先生的博士生，我也从河南大学历史系来到华东师范大学，厕身于吴泽先生的门墙里攻读博士学位。入校头一天我们就认识了，因为我们被分在了同一个宿舍里。沪上三年，朝夕相处，教室，图书馆，餐厅，丽娃河畔，长风公园，师大校园的每一条道路上，都留下了我们同行的身影。在一个“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特殊岁月里，每月怀揣一百来块钱的生活费，而立之年前后的两个傻博士是没有多少豪气可言的，但我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学业、生活、社会、人生、理想、未来，无话不谈，倒也在清苦之中自得其乐。沈毅兄的专业是中国近代史，我的专业是中国古代史，这无妨于我们之间的辩诘切磋。夜半醒来，聊上几句；兴之所至，彻夜长谈。沈毅兄长我几岁，时时处处以兄长的姿态关怀着我，以自己对学术的孜孜以求精神激励着我，使我得以完成了迫于生活压力下的三年艰难学业。

记得在二年级上学期开学不久，也就是1989年10月份的时候，沈毅兄早早就选定了近代大连城市经济作为自己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为了这篇论文，他查遍了师大、复旦和上海图书馆的相关资料后，又辗转沈阳、大连和北京图书馆，汉文的，日文的，其勃勃野心是竭泽而渔，最终以一篇《近代大连城市经济研究》顺利通过了学位论文答辩。那时没有“百篇优博”之类的名头，但《近代大连城市经济研究》属于上乘之作，这一点则是确定无疑的。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我们时常把自己的一些看法与对方商量，偶有神来之笔，诵读出来互相欣赏，宿舍里时常传出沈毅兄那富有独特魅力的朗朗笑声。二十年过去了，此情此景，如在眼前。

1991年7月，我们同时从华东师范大学博士毕业，沈毅兄被分配到北京商学院，我则回到河南老家，在郑州大学谋得了一席教职。千里之遥不算距离，晚上躺在床上电话神聊是常有的事。每次出差到北京，不到他府上胡侃一阵总觉得缺点什么。这些年来，他一有新书出版，我总是第一批读者之一。每每在报章、杂志上看到他的新作，总要研读一番。自诩了解他的学术思想，也是一句实话。

近年来，沈毅教授的研究兴趣集中在经济新闻史上，不断有佳作问世，可喜可贺。继2008年《〈独立评论〉研究》出版之后，最近又要推出新作《论政与启蒙：近代同人报刊研究——以〈努力周报〉为例》。粗粗地通读一遍书稿，感慨良多。《论政与启蒙：近代同人报刊研究——以〈努力周报〉为例》的文字既耐看，又让人爱看。请看书中对周作人的一段述评：周作人是一位很有特点的文人。性格不愠不火，文章心平气和，娓娓道来，初看有些平淡，细读甚为缜密，说理性极强，却又不露声色，总是淡淡地，像涓涓小溪自顾自地、不慌不忙地流淌。他信仰的基石是人道主义，文学就是人学，但他绝不涉足政治，直接的论政文章也是不写的。他与胡适的个人关系还算密切，总体来说两人相互比较看重对方。周作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的文章没有几篇，但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大方向上是一致的。类似的文字散见于全书中。严肃的史著，散文的笔法，《论政与启蒙：近代同人报刊研究——以〈努力周报〉为例》何尝不是“心平气和，娓娓道来”，淡淡之中露出“缜密，说理性极强”？这种文字风格，一改时下流行的史著严肃呆板的面孔，让人爱看，并且耐看。

同人办报是近代中国新闻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中也很抢眼。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一人呼，众人应，份子一凑，一纸申请送达当局，一张报纸就出来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针砭时政，痛斥愚昧，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想写的文章，在别人看来多么惬意，尽管局中人时常是很痛苦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观察》等，这些当年名头很大的报刊，大都是这样办出来的。在这些报刊中，《努力周报》具有重要的典型性和代表意义，以《努力周报》为例来研究近代同人报刊这一新闻史上的重要现象，《论政与启蒙：近代同人报刊研究》选题无疑是很准确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诚然，近代同人报刊良莠不齐，情趣低下乃至政治反动的同人报刊大有所在，诚如胡适所说的，“中国的所谓‘舆论’，大多数是昏头昏脑，偶然也有些很聪明的”，这“偶然的聪明”在中国近代新闻史确实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20世纪20年代，政治远远还不到让人民放心的地步，社会性愚昧的沉疴痼疾急需一批医国高手，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亟待深入，《努力周报》等一批同人报刊应运而生。在《努力周报》兴办的一年半间，一共发表文章500来篇，“论政”无疑是第一主题。按照沈毅教授的说法：在政论文章中，占压倒性数量的属于褒贬时局的政治类话题的文章。这也不奇怪，原本胡适、丁文江等人“谈政治”就是奔着引导中国政局去的，而当时中国的政局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无休止的、纵横捭阖式的政治、军事斗争。谈国会、谈南北会谈、谈裁兵、谈教育界、谈财政公开、谈裁汰冗员，实际上通通都是“谈政治”的具体化。这类文章篇数起码要占到总数的80%以上；若以篇幅长短计，应占总量的90%以上。周报既然定位于论政，就应该比较全面地干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施政，除了像周报已经做的那样大张旗鼓地、直接地评论军阀种种倒行逆施之外，还应比较多地触及、比较深入地分析由施政带来的各种社会弊端，使之形成对军阀政府的巨大舆论压力。

新文化运动在急剧分化，运动的旗手们一个个忙得不亦乐乎。胡适一边努力论政，一边不忘启蒙，“启蒙”自然成为《努力周报》关注的另一大主题。在报纸兴办的一年半中，启蒙呈现出由从属型向主导型转变的态势。

启蒙包括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主要指思想意识领域的现代化，推进民主、宪政、人权、科学思想的传播；文学革命是指文学（艺术）的内容、表现形式的现代化，包括弘扬人性和以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从事学术研究。

紧紧抓住这两大主题，无疑抓住了《周报》的脉搏，更是抓住了时代的脉搏，《论政与启蒙：近代同人报刊研究——以〈努力周报〉为例》处处彰显出强烈的历史穿透力。

沈毅教授历史学科班出身，治中国近现代史三十年，在这一领域学养深厚，一旦把研究集中在新闻史的一个点上，举轻若重，收放自如，大尺度考察显得思路开阔，得出的结论平实可信。这种大尺度考察建立在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整体把握的基础上。从书中我们看到，《胡适全集》《鲁迅全集》《李大钊全集》《蔡元培全集》《徐志摩全集》《傅斯年全集》《周作人散文全集》《顾颉刚日记》《陈独秀著作选编》《吴宓日记》等大部头的全集和文集中的材料信手拈来；一些历史人物年谱、来往书信集也时有引用。严谨翔实是《论政与启蒙：近代同人报刊研究》另一个显著特点。

记得几年前与沈毅兄的几次神侃中，他都督促我买《胡适全集》和《顾颉刚日记》，因为他知道我非常敬重顾颉刚先生。这些书他买了，他读了，读到脑子里去了，经过咀嚼消化之后，转化为流畅清秀、严谨翔实的文字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独立评论〉研究》和《论政与启蒙：近代同人报刊研究——以〈努力周报〉为例》以及一大批高质量学术论文的由来。“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为沈毅教授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由衷地高兴，衷心祝愿他不断探索，学术之树常青！姜建设2010年7月于郑州大学

第一部分 总论

第一章 由“不谈政治”到《努力周报》

一、“不谈政治”的情结及其一厢情愿

胡适的天性大概就是喜欢政治的。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就热衷于考察美国的政治和社会，还曾实地观察美国的选举，现场聆听总统候选人的演说，实地观察选民的投票。1916年11月9日在美国的胡适是这样记下日记的：余每居一地，辄视其地之政治社会事业如吾乡吾邑之政治社会事业。以故每逢其地有政治活动，社会改良之事，辄喜与闻之。不独与闻之也，又将投身其中，研究其利害是非，自附于吾所以为近是之一派，与之同其得失喜惧。故吾居绮色佳时，每有本城选举，我辄有所附同，亦有所攻斥。于全国选举亦然。一九一二年，我衣襟上戴Bull Moose（野鹿）徽章两月，以示主张进步党也。去年则主张[1]纽约女子参政权运动。今年则主张威氏之连任。显然，胡适是带着极大的兴趣去对待美国社会的政治与社会改良活动的。他不仅观察，还实地参与，并且很认真地在参加竞选的两党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胡适绝不是简单凭兴趣投身其中的，他把自己视为社会一分子，而社会一分子是不能对社会活动冷眼旁观的。他当天的日记还有他解释热衷政治的原因：此种行为，人或嗤之，以为稚气。其实我颇以此自豪。盖吾人所居，即是吾人之社会，其地之公益事业，皆足供吾人之研究。若不自认为此社会之一分子，决不能知其中人士之观察点，即有所见及，终是皮毛耳。若自认为其中之一人，以其人之事业利害，认为吾之事业利害，则观察之点既同，观察之结果自更亲切矣。且此种阅历，可养成一种留心公益事业之习惯，今人身居一地，乃视其地之利害得失若不相关，则其人他日归国，岂遽尔便能热心于其一乡一邑之利害得失乎？看来，胡适当时在美国热心美国的政治与社会活动，既因为他是美国社会临时的一员，要责无旁贷地关心公益事业；也因为立志要改造中国社会，所以有意识尽可能多地了解美国这个“他山之石”，而要真正了解美国，就得沉下心来，像一位美国人那样尽可能多地融入美国社会，转换角色，换位思考，自然感受更深。胡适的态度是对的。

美国这个民主国家的政治生活，特别是总统选举给青年胡适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甚至影响到胡适的一生。1922年，胡适说：“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当我在大学时，政治经济的工课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时间。当1912至1916年，我一面为中国的民主辩[2]护，一面注意世界的政治。”1937年胡适回忆说，“我在美国七年细心观察民主宪政实地施行”，专门学习政治理论和制度，而且运气不错，政治学的老师Samuel p.Orth并非纸上谈兵之辈，“做过多年实际政治改革”。这位先生“教我们‘政党论’，从不用书本子；那年正当1912的大选年，他教我们每人每天看三个大党（那年罗斯福组织了进步党）的三种代表报纸，每周做报告;并且每人必须参加各党的竞选演说会场；此外，我们每人必须搜集四十八邦的‘选举舞弊法’，作比较的分析。……我对于民主宪政的始终信仰拥护，完全是因为我曾实地观察这种政治的施行，从实地观察上觉悟到这种政治并不是高不可及的理想制度，不过是一种有伸缩余地，可以逐渐改进，逐渐推[3]广政权的常识政治。”胡适之所以发起文学革命，之所以能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本人喜欢称之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充当领军挂帅的人物，之所以能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舞台和学术领域那个特有的“胡适”而不是别的什么形象，归根结底是美国政治特别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影响和塑造的结果。如同胡适在《胡适口述自传》中所说的，他在美国参加的同选举有关的各种集会，特别是康奈尔大学的两位教授分别代表民主党和进步党进行辩论的集会，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批教授们直接参加国家大政的事，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了。我可以说，由这些集会引起我的兴趣也一直影响了我以后一生的生[4]活”。

胡适在美国读书期间也同样关注中国的政治，并对政治的弊端有着较深刻的认识，他1916年7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吾国几十年来的政府，全无主意，全无方针，全无政策，大似船在海洋中，无有罗盘，不知方向，但能随风漂泊。这种漂泊（Drift），最是大患。一人犯之，终身无成；一国犯之，终归灭亡。”胡适在日记中针对“漂泊”提出了改进的设想：中国应定什么方针，我亦不配高谈。总之，须要先行通盘打算，照着国外大势，国内情形，定下立国大计，期于若干年内造多少铁路，立多少学堂，办几个大学，练多少兵，造多少船（依吾的意思，海军尽可全行不办；因办海军已成无望之政策，不如把全力办陆军，如法国近年政策，即是此意。），造几所军需制造厂；币制如何改良，租税如何改良，人口税则如何协商改良；外交政策应联何国，应防何国，如何联之，如何防之；法律改良应注重何点，如何可以收回治外法权，如何可以收回租借地：……凡此种种，皆须有一定方针然后可以下手。若至今尚照从前的漂泊政策，则中国之亡，[5]“岂复须大疾”吗？然而，从美国留学归国的胡适最初是打定主意不谈政治、不干政治的，而如此立志却是受1917年张勋复辟时国内舆论界、教育界缄口沉默的刺激所致，其情况如同1922年胡适所回忆的：“1917年7月我回国时，船到横滨，便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6]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显然，胡适痛感中国人尤其属于精英阶层的知识界的普遍麻木和愚昧是民主制度不能在中国生根开花、专制人物可以为所欲为的原因，因此中国必须要搞一场类似西欧文艺复兴那样的一场运动，进行文化重建、道德重建，在普及科学、繁荣文艺和解放思想等方面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换言之，也就是要补上类似于西欧反封建大革命之前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的课程。胡适的设想是，文艺复兴非朝日可成，只有心无旁骛，稳扎稳打，循序渐进，方能日臻完善。如同《胡适口述自传》中说的，他曾向北京大学从事新文化运动的同事们建议：“我们这个文化运动既然被称为‘文艺复兴运动’，它就应撇开政治，有意识地为新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我们应致力于［研究和解决］我们所认为最基本的有关中国知识、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问题。我并且特别地指[7]出我们要‘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

胡适眼里的“政治”，应该是指现实的政治，也就是政治制度、政局、政策、施政及政坛人物，所谓“不谈”，也就是不以公开形式对“政治”进行直接评价；所谓“不干”，就是不从政。但胡适从美国回来后毕竟生活在一个充斥着黑暗政治的社会之中，他埋头于“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理想时时处处与政治现实相矛盾、相冲突，他做不到心如止水，必然主动或被动、理性或非理性地一步一步地靠近现实的政治。独处世外桃源，完全置身政治之外大概只能是一厢情愿。胡适认为他自美国留学归来到创办《努力周报》之前，仅有一次破例“谈”了政治，他说：“我这四年多以来，写了八九十万字的文章，内中只有一篇曾琦《国体与青年》的短序是谈政治的，其余的文字都是[8]关于思想与文艺的。”胡适的“短序”发表于1919年2月24日的《晨报》上。胡适是怎样“谈政治”的呢？我们来看：去年总算是“中华民国”的大选举的一年。有省议会的选举，有国会的选举，又有大总统的选举。但是我们中国的青年却完全不曾与闻这种大选举，完全由几路财神和一班武人、政客随意支配，糊里糊涂的就派出十几个省议会和一个“新国会”来了。这个财神、武人、政客派出的“国会”里又糊里糊涂的选出一个“大总统”来了。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真容易[9]做！我们中华民国的青年肩上的担子真轻！张勋复辟帝制失败后，冯国璋当起了代总统。到了1918年10月，冯的代总统任期届满，于是一向与冯国璋明争暗斗的段祺瑞指使徐树铮，利用“安福俱乐部”，操纵国会选举，把冯国璋赶下台，“选举”徐世昌为新一届大总统。整个“选举”过程，充斥着肮脏的交易，军阀、政客、财阀视选举规则为无物，编织出一幕幕武力、金钱和权力相互勾结的政治丑剧。胡适所作书序对此深感气愤，但胡适认为，固然“财神、武人、政客”足够卑鄙和无耻，但出现这种“选举”结局，国民特别是青年人也有一定的责任，如果青年人怀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去严肃、有效地履行自己的政治权利，那些操纵选举的家伙们也是很难得逞的。胡适说：我们中华民国的青年应该知道这种政治的腐败黑暗，别无他种救济的方法，只有一种方法，须要全国青年出来竭力干涉各地的选举，须要全国青年出来做各地选举的监督。

……

……那些委派或任命的官吏现在且不必说，单说那些议员。既然名义上是由我们选举的，我们就应该保守这“选举”的权利。有选举资格的自然应该去投票，自然应该监督选举，就是那些未成年的少年也应该结成团体，调查选举内容，监督选举场所，宣布选举黑幕。……

政治的肃清不是大总统一张上任告示就可以办到的，须要全国的青年公民大家都爱护共和国体的觉悟，大家都有保护公权的观念，大家都有痛恨贪官污吏、无耻政客的心理，大家都有不惜因纠察选举而起大革命的胆子。如此才可以使财神失其灵，武人失其威，政客奸人[10]失其伎俩。如此方才是“青年”对于“国体”的尽忠。这样一篇专门抨击黑暗选举、寄希望于青年国民有效行使政治权利的书序，的确算得上是真正的政治论文，一篇抨击国内恶劣政治制度的论文。

胡适还说过，他的另外与“谈政治”有关的文章，就是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后他接办《每周评论》，在上面发表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站在实验主义的立场上，声称发表此文是因为看不惯当时中国“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11]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胡适原本准备多发表有关文章，深入“谈”“政治问题”，但未能如愿，因为《每周评论》很快就被军阀查封了。所以胡适自嘲《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仅算作政论“导言”，正式的“文本”胎死腹中了。

胡适在《努力周报》之前的谈政治除了上面所说两篇论说文章，还有演讲等。5月9日是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国耻日”，1921年5月9日胡适受邀到清华园演讲《废止国耻纪念的提议》。胡适的演讲中主张废止纪念，理由是：（1）机械的纪念全无意思。（2）四年五月九日之屈伏不是纪念，五九以来可以纪念的国耻多着呢！如①五年的帝制；②六年的三大政变；③七年的无数日本借款；④安福的国会与政府；⑤外交的失败。（3）纪念过去使我们忘记现在。[12]（4）对外的纪念不如对内的努力。这个“谈政治”的演讲着眼于批评北洋军阀政府丧权辱国的外交政策，并试图激励国人勤奋努力，埋头苦干，把国家搞好，用实际行动爱国。胡适自我评价说，[13]“这篇演说似乎不大受欢迎，但这是我第一次在演说台上谈政治。”胡适日记并没有说明演讲不受欢迎的原因，但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听众可能并不认为纪念“五九”国耻与抨击军阀倒行逆施及发奋努力之间是矛盾的，或许有的青年人会认为取消纪念是不爱国的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胡适这次“谈政治”的性质，或许在于想让听众明白，最可取的是“不谈政治”。《努力周报》创刊号

实际上，在创办《努力周报》之前，胡适公开“谈政治”还不止上边他自己所说的这些。1921年10月22日胡适在中国大学演讲，题目是《好政府主义》。这篇演讲的基本内容实际上已经为1922年《努力周报》创办后鼓吹的“好政府主义”准备好了理论基础，由此也可以看出“好政府主义”的提出，绝非胡适等人一时心血来潮的偶发之语，它的提出，是有相当的思考和准备的，是胡适实验主义哲学在当时形势下对政府的一种必然要求。如果说此次演讲与后来的《努力周报》相关主张有什么不同的话，我们可以认为演讲偏重理论的阐释，而周报完全是联系当时中国政府实际的，或者说，演讲提出了好政府的必要性及操作的原则，而周报则把理论和原则运用到实处，针对中国政府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胡适在演讲中认为“好政府主义”顺应了时势的需要，是一个简单明了的目标。胡适不同意把政府神秘化，也反对时下时髦的无政府主义喧嚣，“好政府主义，既不把政府看作神权的，亦不把政府看作绝对的有害无利的，只把政府看作[14]工具，故亦谓之工具的政府观。”既然政府的性质界定了，“好政府”的含义也就明确了：“政府是人造的一种工具，他的缘起，是为[15]的大众的公共需要。那么适应于公共的需要的，便是好政府了。”反过来，不能适应公共需要，就是坏政府。胡适还提出，应该由民众来监督政府，“因为人类有劣根性，不可有无限的权力。有之，即好人亦会变坏。‘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免不掉滥用权力以图私利了。所以宜用民治主义去矫正他。”既然政府仅是一个工具，那么政府有问题，就可以随时更换，就像换一个茶杯，换一件衣服一样。胡适还认为，要想实现“好政府”这样的目标，还必须“要有好人的结合。有了觉悟，及有了目标，尤须有人组合起来，作公共的有组织的进行。”胡适说：“我以为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只因为好人缩手说不可为，斯不可为矣。故好人须起而进行，从事于公共的有组织有目标[16]的运动”。可见，《努力周报》上“好政府”主张的理论框架，实际上在这篇演讲中已经完整地搭建起来了。大概胡适认为此篇演讲仅是从学理上阐释“好政府”，并没有过多地谈论现实，因而胡适并没有把它作为“谈政治”的记录提起过。然而，没有现实的刺激和启发，胡适是不会闲极无聊地捡起一个没有现实意义的演讲话题的。所以，我们不妨把这篇演说也当成胡适的一次“谈政治”。我们查阅胡适日记，发现他的“好政府”思想还可上溯得更早些，1921年6月18日他对来访的安徽籍旧国会议员汪叔潜说：“现在的少年人把无政府主义看作一种时髦东西，这是大错的。我们现在决不可乱谈无政府；我们[17]应谈有政府主义，应谈好政府主义！”

胡适的另一次“谈政治”也比较有特点。胡适1921年6月6日日记：“将连日出来的重要函电译成英文，颇费工夫。这两天的西洋文报纸皆由我与柯乐文供给新闻。连日发出之文件中，最重要的是全国[18]报界联合会的通电”。“此电译出之后，路透社等皆不敢不用我们[19]的新闻了”。根据胡适日记所附文献，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蒋梦麟、北京高等师范校长邓萃英、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校长熊崇煦、北京法政专门校长王家驹、北京医学专门校长张黻卿、北京农业专门校长吴宗栻、北京工业专门校长俞同奎、北京美术学校校长郑锦等，因有关教育经费等问题久悬不决，无法应付，向教育部递交辞呈又未获批准，乃于1921年6月3日赴教育部谒见教育部次长，并偕次长及赶来的教职员及学生一同去新华门请见总统和总理。结果在新华门前遭到守卫士兵的蛮横殴打，“家驹被挤，昏晕倒地，不省人事；黻卿头部被击[20]重伤，血流如注；教职员学生等受重伤者十余人”。为抗议惨案发生，上述八所学校教职员呈文国务院，并发表通电和宣言；与此同时全国报界联合会代表也通电全国。教育界和报界共同抗议暴行，要求严惩凶手，认为“政府摧残教育”“摧辱人权”“野蛮惨毒”“惨无人[21]道”。胡适对军阀政府摧残教育和施暴于教职员及学生极为不满，及时把抗议文件译成外文，投稿外报，予以揭露。这种行为理所当然具有鲜明的“谈政治”性质。《努力周报》之前的“谈政治”，声势比较大的一次当属1920年8月1日《晨报》所刊载的胡适、蒋梦麟、陶履恭、王微、张祖训、李大钊、高一涵等七人联名发表的《争自由的宣言》。宣言开头也说明“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碍我们。”什么样的“实际的政治”在妨碍着人们呢？就是“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经验了种种不自由的痛苦”。胡适等人认为，之所以这类假共和能剥夺人民的自由，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氛围。宣言呼吁，“有几种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是人民和[22]社会生存的命脉，故把他郑重提出，请我全国同胞起来力争。”这显然是一篇旗帜鲜明的抨击现行政治专制的论文。文章认为,北京政府颁布的《治安警察条例》《出版法》《报纸条例》《预戒条例》《戒严令》等法律、法规，赤裸裸地剥夺了民众的自由权利，故“应即废止”。文章还呼吁，确保民众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书信秘密自由，“不得在宪法外更设立限制的法律”。宣言认为，“这几年来，行政官厅和军警各署对于人民，往往不经法庭审判，擅自拘留，或擅自惩罚，把身体自由权剥夺净尽。”胡适等人呼吁，“应即实行《人身保护法》，保障人民身体的自由。”宣言还提出，“这几年来选举舞弊可算是达到极点，应由无党派关系的公民组织《选举监督团》，于选举时实行监督；并公请律师，专调查犯罪证据和管理诉讼[23]事项。”宣言以揭露黑暗政治现实和“争自由”为目的，是鲜明的政论文章。但这次宣言，似乎胡适仅是一位挂名的人，宣言似乎也主要不是出自他手。宣言是一次重要的“谈政治”，但不算胡适的一次主要的“谈政治”活动，因为胡适此时还在为筹划他的长远的建构“思想”和“文艺”基础的工作呢。

最能证明胡适曾经真心实意打算实现其不谈政治、稳扎稳打地进行“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当属胡适为《新青年》不谈政治而八方奔走和游说众人。1920年12月间胡适写信给在上海编辑《新青年》的陈独秀，力主改变《新青年》编辑部办到上海后政治色彩越来越浓的情况。胡适说，虽然陈独秀的来信也表示不太赞成“色彩过于鲜明”（陈独秀称“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胡适告诉陈独秀，要改变《新青年》的“谈政治”，包括胡适、高一涵、张慰慈、李大钊、陶孟和、钱玄同在内的北京同人有两个解决办法：一是《新青年》继续其“谈政治”，但另办一个专谈哲学、文学的杂志；二是为了使得《新青年》恢复当年同人“不谈政治”的“戒约”，应该把《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移回北京，“注重学术[24]思想文艺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陶孟和还提出，既然《新青年》[25]已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但钱玄同并不赞成停办，“因为《新青年》的结合，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结合，不是办公司的结合。所以思想不投契了，尽可宣告退席，不可要求别人不办。换言之，即《新青年》若全体变为《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甚至于说这是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等几个人的私产，我们也只可说陈独秀办了一个‘劳农化’的杂志，叫做《新青年》，我们和他全不相干而已，断断不能要求他们停板。”钱的意思很清楚，“与其彼此隐忍迁就的合并，还是分裂的好。要是移到北京来，大家感情都不伤，自[26]然可移；要是比分裂更伤，还是不移而另办为宜。”后来鲁迅、周作人兄弟表示不必声明不谈政治，陈独秀则对于声明“不谈政治”和北京同人另起炉灶办杂志非常生气。在这种情况下，胡适又与同人商量，放弃“宣言不谈政治”（但可换用陈独秀的说法，即“改变内容”，“仍趋重哲学文学”），不再另起炉灶办杂志（理由是“我们这一班人绝不够办两个杂志”），提出“把《新青年》移到北京编辑”。征询同人意见的结果：张慰慈、高一涵、陶孟和、王抚之均赞成（陶、王还坚持不得已可停办《新青年》，但不宜分为两个杂志，以免破坏精神团结）；李大钊开始的态度有些模棱两可：倾向于“从前的第一种办法”（《新青年》和北京同人各办各的），但也不反对《新青年》编辑部移回北京，后来又只同意移回北京；周作人赞成移回北京，但也觉得即便分裂，出现两个杂志也无所谓；鲁迅和周作人的态度基本一致，但不过分看重《新青年》“这一个名目”；钱玄同表示：他“和周氏兄弟差不多，觉得还是分裂为两个杂志的好”;“即使大家对于仲甫兄感情真坏极了，友谊也断绝了，只有他一个人还是要办下去，我们也不能要他停办。”勉强在一起维持，有“统一思想之嫌”，“最[27]丢脸”，“断不在乎《新青年》三个字的金字招牌！”胡适在这些同人中的周旋，充分说明他当时对启蒙的重视，他在个别词句上虽然有所变通，但在启蒙的大原则上却没有动摇。

胡适由决计不谈政治，到创办《努力周报》论政，的确是当时中国恶劣政治逼迫的。也就是说，坏政治使得胡适不能再回避了，因为他立志“不谈政治”的出发点是现实政治积重难返，谈政治难以遽然奏效；他暂时“不谈政治”的归宿还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恶政治。所以当政治愈加恶化的时候，胡适也就会逐渐向“谈政治”靠拢，而恶政治到了无法忍受之际，胡适肯定是要冲上“谈政治”第一线的。诚如胡适1947年在一次演说中所说的：“我民国六年回国，当时立定志愿不干政治，至少二十年不干政治。……但是不到二十年我却常常谈政治，先后我参加或主持过《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独立评论》和《新月》等政治性的杂志。因为忍不住不谈政治，也可以说不能不问政治，个人想不问政治，政治却时时要影响个人，于是不得不问政[28]治。”

促使胡适公开谈政治，除了恶政治的现实外，另一个因素就是胡适站在实验主义立场上，认为中国思想界对付黑暗政治现实的武器太乏力了。胡适说，他本来在《每周评论》被查禁后因为繁忙和身体不好，是不想重新出山来做政论文章的，但“我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实在忍不住了。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我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29]义’的主张。”胡适认为，“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谈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斗争’与‘赢余价值’；内政腐败到了极处，他们好像都不曾看见，他们索性把‘社论’、‘时评’都取消了，拿那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爱罗先珂的附张来做挡箭[30]牌，掩眼法！”也就是说，在胡适看来，本来恶劣的政治是应该有人来过问的，但是令他不满意的是人们不是把热情和精力放在批评军阀政府上，而是热衷于高谈舶来的主义，甚至把刊物上应有的针对时事的栏目如社论、时评都取消了，代之以不相关的专门副刊。胡适为此不能接受。其实胡适不懂得，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他思潮的兴趣陡增，很大程度上也在于感到就政治谈政治于事无补，不如打开思路去探寻有助于解开坏政治“死结”的域外的理论和方法。显然，胡适对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作用是存在偏见的。丁文江

二、丁文江的政治情结

促使胡适重整旗鼓办报写政论文章的诸因素中，胡适的好朋友丁文江的影响大概也很重要。丁文江虽然搞的是自然科学，但对政治一向热衷，并且还有自己的一套主见。他认为黑暗的中国政治根本不是靠“中国的文艺复兴”所能改变的，他与胡适能敞开心扉交换各自对中国政治改造的看法，因而会对胡适产生影响。胡适在丁文江不幸去世后为他作了一篇较为详尽的传记（写成于1956年），在传记中胡适谈到了丁的主张及对自己的影响：他常责备我们不应该放弃干预政治的责任。他特别责备我在《新青年》杂志时期主张“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话。他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他在民国十二年有一篇《少数人的责任》，其中有几句话差不多是专指我说的：“要认定了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不要再上人家的当，说改良政治要从实业教育着手。”……在朋友的谈话中，他常说的是：“不要上胡适之的当，说改良政[31]治要先从思想文艺下手！”丁文江是我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在我国地质学发展史及地质调查史上具有无人可以替代的重要地位。他1911年从英国的格拉斯哥大学毕业后回国，直到1936年初因煤气中毒逝世，在20多年的时间里，“第一个时期是主持北京农工商部地质调查所，第二个时期是主持北票煤矿公司，第三个时期是主持[32]中央研究院。”他先后在三个单位担任地质调查所所长、北票煤矿总经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尽管他的专业是自然科学，但他却几乎是与生俱来地对现实政治感兴趣，他不满足于当一名热衷政治的旁观者，而且还要积极地去论说政治、干预政治。丁文江的好友董显光在丁文江逝世后回忆说，1922～1923年间，他和丁文江同在天津工作，并同住一个寓所的前后间，董在华北水利委员会服务，并兼任《密勒氏评论报》驻华副主笔，丁文江主持北票煤矿公司的技术工作，通过工作之余的闲聊，他对丁文江的学识和兴趣有了较深入的了解。丁文江给董的印象除了“他中文、英文、德文的造诣都极深，而治学的范围又极广，因之，天文地理，无不通晓”外，就是他对政治的兴趣：他对政治的兴趣也很浓厚。我记得那时他正在从事一本关于过去五百年中国宰相的籍贯考据的著作。他所获得的结论是中国宰相出生于南方的占最多数，而其中尤以籍隶江苏省北部的为多。

当时我认为他既是一个地质学者，何必以有用的时间来做这种无关紧要的研究，因此有一天我便劝他不如利用空余时间去找金矿银矿。但他却对我说：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人事，而不是物质，如果我找到金矿银矿。而不了解人事问题，那金银仍将被偷盗以去，弄得更糟。[33]看来，丁文江和大多数自然科技工作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科技、实业救国论者，而是一个有着干政激情、问政情结的资深科学家。蒋廷黻在丁文江逝世后也曾回忆说，大约是在1925年冬季的一次天津的宴会上，他初识了丁文江。丁文江作为地质专家所讲的煤矿事情，蒋廷黻并不感兴趣，相反，丁文江对政治现实的深入了解倒是给蒋廷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大家谈到内战，由内战谈到当时的军阀和军队。关于这些题目，在君的知识简直是骇人的。军阀个人的籍贯、年龄、出身、天资的高低、教育的程度、生活的习惯、彼此的关系、部队的数量、素质、配备等，在君几乎是无不知的。就是当时日本的专业军事密探都不能比在君知道的更多或更正

[34]确。丁文江热衷干预政治的原因，大概有两个，一个是他曾经同蒋廷黻等人所讲过的：当政的军阀中的许多人是爱国的，至少是想爱国的，有些实在是高度爱国的。许多军人具有绝好的天资，可惜是没有受过近代式的教育。如果军阀也受过好的教育，他们也会对国家作出[35]很大的贡献。〔其实，当时具有丁文江这样认识的人大概也并不少见，李大钊也曾算得上一位。胡适1922年6月10日的日记：“守常（李大钊，字守常——引者注）从保定回来，带来边守靖、吴景濂、张绍曾等捣鬼的电文十二件，我把他们编成一篇，在《努力》上发表。守常说，吴佩孚甚可敬，他的品格甚高，只是政治手腕稍差一点。”[36]〕也许，按照这个逻辑，丁文江想通过办报来影响军阀，让他们把手中的权力用得更好些。丁的一句口头禅“中国的问题要想解决非得[37]书生与流氓配合起来不可”，其实反映的就是他对知识分子单纯的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不能奏效的担心，他设计的替代办法就是谈政治、干预政治，甚至以此唤起军阀的“爱国心”，从而改善政治。另一个原因就是现实的政治越来越坏，丁文江觉得如果国民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必然就会有更坏的政治笼罩在中国人的头上，《努力周报》的创办，很大程度上也是丁文江竭力主张的结果，其情形如胡适作《丁文江的传记》所言：“这个报其实是他最热心发起的，这件事[38]最可以表现出在君对于政治的兴趣。”胡适说：《努力周报》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五月出版的，出了七十五期，十二年十月停刊。

……

周报的筹备远在半年之前。在君是最早提倡的人。他向来主张，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的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最早参加这个小团体的人不过四五个人，最多的时候从没有超过十二人。人数少，故可以在一桌上同吃饭谈论。后来在君提议要办一个批评政治的小周报，我们才感觉要有一个名字，“努力”的名字好像是我提议的。……

在君为什么要鼓动他的朋友出来讨论政治，批评政治，干预政治呢？我们一班朋友都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民九以前的安福部政治，民九安福部崩溃以后所谓“直奉合作时期”的政治，以及民十一奉军败退出关以后曹锟、吴佩孚控制之下的政治——这是不用细说的。在君往来于沈阳、北票、天津之间，他深知张作霖一系的军队和将校的情形，他特别忧虑在民九“直皖战争”之后将来必有奉系军人控制北京政府的一日，他深怕在那个局势之下中国政治必然会变成更[39]无法纪，更腐败，更黑暗。这是他时常警告一般朋友们的议论。其后的历史证实了丁文江的担心不全为多余。在诸多割据一方的军阀中，奉系军阀有时表现得更野蛮、贪婪和无耻，对中国社会的安定和发展的破坏也更大。丁文江论政的目的也就是要尽可能促成政局朝不那么坏的方向发展，避免他认为最坏的奉系军阀主政局面的出现。

丁文江致信胡适，表达出不甘平庸人生的情怀。1922年11月劝胡适注意休息，甚至认为只有选择出国一次才能获得真正的修养，字里行间也渗透着他个人的人生价值观：“我以为你非出洋一次不能真正休息，千万不要固执！我决不是怕事的人，也不是代朋友怕事的人。如果你身体强健，你要走，我还要责备你，因为奋斗是我们的责任，冒险是我们的义务。但是以你这种身体，再有了意外的刺激，你一定[40]要完全牺牲了的。这是万不值得的。”《努力周报》上丁文江的文章许多用的是“宗淹”笔名，据胡适说，丁的本意“那当然是表示他[41]崇敬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后来《努力周报》因故暂停出版，继之又决定延期复刊，而丁文江似乎与多数心灰意冷的同人不同，他办报热情不减，似乎还想继续论政。

第二章 “努力”论政，不忘启蒙

一、启蒙任重道远

其实，胡适同丁文江一样，也主张轰轰烈烈地奋斗，反对灰色的人生，这一点我们从胡适为《努力周报》发刊所写的《努力歌》及《后努力歌》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就可看出来。《努力歌》：“这种情形是不会长久的。”

朋友，你错了。

除非你和我不许他长久，

他是会长久的。“这种事情要有人做。”

朋友，你又错了。

你应该说，“我不做，等谁去做？”

天下无不可为的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好人的——

也都说“不可为”，

那才是真不可为了。

阻力吗？

他是黑暗里的一个鬼；

你大胆走上前去，

他就没有了。

朋友们，

我们唱个《努力歌》：“不怕阻力！

不怕武力！

只怕不努力！

努力！努力！”“阻力少了

武力倒了！

中国再造了！[42]

努力！努力！”胡适在这首通俗的歌谣中，告诉人们：第一，不要当观望派，不要仅仅口头上谴责黑暗的现实，不能把自己置身于黑暗现实之外，希望别人去当搏击黑暗的勇士；第二，不要胆怯，不要害怕阻力和武力，只要大家共同努力，就能迎来一个崭新的中国。《努力周报》第4期（1922年5月28日）第2版上的《后努力歌》，仍然着眼于唤醒国人“努力”的意识。这首歌谣的针对性更为明显，当时人们对什么是改造中国的关键因素争论不休，在“好政府”和“好社会”的关系上，有人认为好社会决定好政府，有人认为好政府决定好社会；在“教育”和“政治”的关系上，有人认为教育好了，政治就能好，有人认为政治不良就不会有好教育；在“破坏”和“建设”的关系上，有人认为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有人则认为没有建设何谈破坏。在胡适看来，与其浪费时间和精力争论这些无谓、无解的连环套，莫不如脚踏实地“努力”、“干”，就如同当年齐国有个王后的玉连环乱了套，她并没有焦虑不安地去解套，而是毅然操起一柄金椎击碎了玉连环。“努力”、“干”就是此时解决中国问题症结的“金椎”：“我的朋友们，你也有一个金椎，叫做‘努力’，又叫做‘干’!你没有下手处吗？从下手处下手！‘干’的一声，连环解了！”

但胡适与丁文江不同之处在于，他思想的深处一直深深地眷恋着思想启蒙，他一直不想背弃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誓言。新文化运动中的1918年底，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了谈政治的《每周评论》，而促使这个谈政治的杂志问世的诸因素中，恰恰有胡适不谈政治的要求。胡适在其口述自传中说，他一再同新文化运动的同人们讲，既然大家搞起的这个运动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就应撇开政治，为新中国打下一个文化基础。应致力于最基本的有关中国知识、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问题。胡适的意思是继续坚持《新青年》的学术品位，而陈独秀等人谈政治的热情又很高，为了兼顾双方，才有了《每周评论》的创办，所以胡适说，“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张小报的发行原是尊重我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主张。”“这样一来，《新青年》杂志便可继续避免作政治性的评论；同时他们也可利用一个周刊来得到谈政治的满[43]足。”实际上，胡适在陈独秀被警察抓走后代编《每周评论》，“挑起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与其说是对“谈政治”感兴趣，莫不如说是对人们兴趣点转移到政治上的一种担心甚至恐惧。随着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新青年》也就改变了纯粹的文学、哲学的特征，越来越多地载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胡适为这块启蒙阵地转变形象深为不满，1920年12月他致信陈独秀，提出或另起炉灶，再创办一个哲学文学的刊物；或《新青年》回归传统。当然，胡适的设想都没有实现，《新青年》最终成为上海的中共机关刊物。直到胡适20世纪50年代口述自传时，还对新文化运动没能坚持下去而遗憾不已：“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1919年以后，国、共两党的领袖们，乃至梁启超所领导的原自进步党所分裂出来的研究系，都认识到吸收青年学生为新政治力量的可能性而寄以希望。……当时所有的政党都想争取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其结果便弄得［知识界里］人人对政治都发生了兴趣。因此使我一直作超政治构想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44]良运动［的影响］也被大大地削减了。”

毫无疑问，胡适办《努力周报》是基于坏政治的刺激和丁文江的影响，决定搁下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誓言，以言论的武器向黑暗的政治现实开战。但事实上，即便在《努力周报》主谈政治时期，胡适还是念念不忘那远远未曾结出丰硕果实的思想革命和文化重建事业。《努力周报》的第一期上刊登了陈衡哲的《基督教在欧洲历史上的位置》，第一、二期连载了胡适的《跋〈红楼梦考证〉》，第二期刊载有署名“天农”的《近六十年间美国新闻纸的趋向》，这几篇文章显然不属于“谈政治”。第四期《努力周报》共八版，前七版除了胡适的《后努力歌》外，全部内容都是《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刊载了不少作者的文章；第八版是“对本报的批评”专版，分别刊登了两位作者（分别署名伯秋、傅斯稜）的批评文章和胡适的答辩。两篇批评文章认为《努力周报》应该专心致志于对现实政治的干预和批评，不应该刊登非政治的有关基督教和《红楼梦》等的文章。胡适的答辩集中体现了此期间努力论政、不忘启蒙的追求。胡适说——我们这个报并不是“专”谈政治的。政治不过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我们的希望是：讨论活的问题，提倡活的思想，介绍活的文学。基督教的问题近来在国中颇引起一种热闹的注意，岂不值得讨论？至于美国新闻纸的经过，这也是我们做舆论事业的人应该借鉴的。我们应该知道：政治不仅是官吏与法制，也不单是裁兵与理财。我们这几年之所以不谈政治，和许多不谈政治的人略有不同：我们当日不谈政治，正是要想从思想文艺的方面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非政治的基础。现在我们虽然因时势的需要，不能不谈政治的问题，但我们本来的主张是仍旧不当抛弃的，我们仍旧要兼顾到思想与文艺的方面的。《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

我们至今还认定思想文艺的重要。现在国中最大的病根，并不是军阀与恶官僚，乃是懒惰的心理，浅薄的思想，靠天吃饭的迷信，隔岸观火的态度。这些东西是我们的真仇敌！他们是政治的祖宗父母。我们现在因为他们的小孙子——恶政治——太坏了，忍不住先打击他。但我们决不可忘记这二千年思想文艺造成的恶果。

打倒今日之恶政治，固然要大家努力；然而打倒恶政治的祖宗父母——二千年思想文艺里的“群鬼”更要大家努力！胡适的目标很明确：恶政治的根源在于文化传统中有太多的毒素；眼下的坏政治固然要批评，但长期的文化重建尤为重要；铲除文化传统毒素要付出更多的劳动与艰辛，即使是一份谈政治的周报，也必须同时谈启蒙，启蒙须臾不可或缺。谈政治是救一时之弊，谈文化重建是从源头解决问题。

二、国民性与迷信、复古的环境

中国皇帝专制延续二千余年，思想控制、愚民政策、武力镇压三位一体的手法运用得娴熟无比，特权制度差不多固若金汤了，可怜的民众被盘剥得差不多没有任何权利，被驯化得没有思想，没有人格，没有灵魂。近代以来直至新文化运动之前，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有所传入，但很不系统，影响面也非常小。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的人权、民主等思潮以空前的规模得到宣传，但毕竟时间短暂，很快就被政治的声浪所湮没，启蒙宣传者们多数也投身到政治斗争的高潮中。所以，国民性改造这个长远任务的完成依然遥遥无期。1922年周作人在一次演讲中，很悲观地描述了当时中国人的浑噩状态：我想国耻是可以讲的，而且也是应该讲的。但是我这所谓国耻并不专指丧失什么国家权利的耻辱，乃是指一国国民丧失了他们做人的资格的耻辱。这样的耻辱才真是国耻。……

中国女子的缠足，中国人之吸鸦片，买卖人口，都是真正的国耻，比被外国欺辱还要可耻。缠足，吸鸦片，买卖人口的中国人，即使用了俾士麦、毛奇这些人才的力量，凭了强力解决了一切的国耻问题，收回了租界失地以至所谓藩属，这都不能算作光荣，中国人之没有做人的资格的羞耻依然存在。固然，缠足，吸鸦片，买卖人口的国民，[45]无论如何崇拜强权，到底能否强起来，还是别一个问题。……其实，不仅胡适的本意不允许《努力周报》专谈政治而忽视其他领域，就是很大一部分读者兼作者的人也认为一份报纸若仅谈政治是不合适的。《努力周报》第15期（1922年8月13日）第4版刊登的年轻人联名来信（署名：修人、章洪熙、党家斌、胡冠英、曹诚英、胡思永、程憬），就表示了对《努力周报》过于偏重政治的不满态度，希望能像当年的《每周评论》那样，既谈政治，也谈其他，因为“改良中国社会，应该多方面努力，专门从政治方面努力，而忽略思想和文艺方面，我们认为这种努力是片面的，无效的！”他们呼吁胡适：“先生呵，现在中国的政治固然糟极了，但现在中国的文艺界和思想界又何尝可抱乐观呢？”来信称“我们现在也不必把现在中国文艺界和思想界的缺点具体说出来，我们知道先生早已明白了。”

经过了短暂的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呈现出活跃和生机，但文化保守主义、国粹主义、复古思潮以及封建迷信等不仅还有相当的市场，甚至还有卷土重来之势。已经信奉了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对于统治者和一部分旧式文人重新抬出孔子、“国学”的做法也十分反感。他不愧是新文化运动的骁勇战将，在1923年7月1日的中共机关刊物《前锋》上发表几篇短论，对反动复古的思潮与行动进行抨击。他讥讽新一轮的复古者连“国学”是什么都没搞清楚，就如醉如痴地为“国学”高唱赞歌：国学是什么，我们实在不大明白。当今所谓国学大家：胡适之所长是哲学史，章太炎所长是历史和文字音韵学，罗叔蕴所长是金石考古学，王静庵所长是文学，除这些学问以外，我们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不得已还只有承认圣人之徒朱宗熹先生的话：“国学者，圣贤之学也，仲尼孟轲之学也，尧舜文武周公之学也。”

……

曹聚仁先生说：“国学一名词虽流行于全国，实际上还含混糊涂，没有明确的观念可得到呢！”我老实说，就是再审订一百年也未必能[46]得到明确的观念，因为“国学”本来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

……

中国人读了两千多年经，人心也不曾正，邪慝也不曾息，可怜这班老先生还想拿读经来正人心息邪慝，真是做梦；希望议员先生们来[47]正人心息邪慝，更是梦中之梦。陈独秀对当政者在新形势下抬高孔子的用心看得明明白白，在1923年12月1日《前锋》上的《寸铁》篇中指出：从前戊戌政变后，反动政治与尊孔运动一时并起；袁世凯要做皇帝，同时尊孔祀天也闹的很起劲；现在南京的军民两长又接到曹锟通电募捐修理孔庙，拟各捐洋五千元。每逢中国政治反动一次，孔[48]圣人便走运一次，可见反动势力和孔圣人本是一家眷属。关于封建迷信，陈独秀也有揭露，他在1923年1月24日《向导》撰文《最低问题》：在科学发达之二十世纪，而同善社、悟善社、道德学社、普化学社等，公然遍立于中国，均以扶乩请仙敛钱为事，吕纯阳前在上海某杂志做文章，现在又在北京某银行做行长，内幕中还伏有扶清灭洋[49]之阴谋，这是一种什么东方文化，大家何以不谈？周作人1922年4月10日发表于《晨报副刊》的《思想界的倾向》（署名仲密）对种种现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并对可能的结果进行了分析。他写道：我看现在思想界的情形，推测将来的趋势，不禁使我深抱杞忧，因为据我看来，这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他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那国粹派未必真会去复兴明堂或实行攘夷，但是在思想上这些倾向却已显著了。……听说上海已经有这样的言论，说太炎先生讲演国学了，可见白话新文学都是毫无价值的东西了；由此可以知道我的杞忧不是完全无根的。照现在的情形下去，不出两年大家将投身于国粹，着古衣冠，用古文字，制礼作乐，或参禅炼丹，或技击，或治乩卜，或作骈律，共臻东方化之至治。……

最后附带说明一句，现在所有的国粹主义的运动大抵是对于新文学的一种反抗，但我推想以后要改变一点色彩，将成为国家的传统主义，即是包含一种对于异文化的反抗的意义：这个是好是坏我且不说，[50]但我相信这也是事实。胡适认为周作人未免悲观，“现在的情形，并无‘国粹主义勃兴’的事实。仲密君所举的许多例，都只是退潮的一点回波，乐终的一点尾声。即使这一点回波果然能变成大浪，即使尾声之后果然还有震天的大响，那也不必使我们忧虑。文学革命的健儿们，努力前进！文学革命若禁不起一个或十个百个章太炎的讲学，[51]那还成个革命军吗？”其后几十年的历史证明，似乎周作人有些反应过度，但胡适的乐观主义看来也是犯了证据不足的过错。

当年除了章太炎的推崇国学外，新文化运动还遭到胡先骕、吴宓等传统文化情结较深的一批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的反对。胡先骕、吴宓均有留学美国的经历，归国后任教于东南大学，胡先骕在美国留学时还一度与胡适有较多的来往。胡先骕、吴宓对新文化运动的抵触态度一是出于对文言文的偏爱，二是不正确地夸大传统文化中的精华。1921年11月，一本以捍卫传统文化、责难新文学为主旨的杂志《学衡》在东南大学创刊，主要负责人为胡先骕、梅光迪和吴宓。关于《学衡》的创办宗旨，如胡先骕所说系因蔡元培聘陈独秀、胡适为北大教授后，“发刊《新青年》，打倒孔家店，加以五四运动竟奠定外交上之胜利，于是革命精神弥漫全校，偏激诡异之言论，风起云涌”，“感五四以后全国之学风，有越常轨，谋有以匡救之，乃编纂发行《学衡》杂志，以求大公至正不偏不激之态度以发扬国学介绍西学。”[52]《学衡》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一个舆论阵地，而此前他们是没有自己的刊物的，以至于胡先骕撰写了抨击胡适新诗集《尝试集》的文章[53]后投给多家刊物，“无一愿为刊登，或无一敢为刊登者”，按照吴宓的说法，这也刺激了他们决定拥有自己发表文章的阵地。胡先骕在首期《学衡》上发表了长篇文章《评〈尝试集〉》，根本否定胡适倡导的新诗，“《尝试集》之价值与效用，为负性的。……是胡君者，真正新诗人之前锋，亦犹创乱者为陈胜、吴广而享其成者为汉高，此或[54]《尝试集》真正价值之所在欤。”胡先骕的文章发表后，周作人、鲁迅和沈雁冰均各自撰文予以批评。

其实，胡适、钱玄同等人早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就批评过胡先骕的旧体诗。胡适在他那篇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所提出的第五条建议“务去烂调套语”，所举的例子就是胡先骕的诗。胡适写道：“今之学者，胸中记得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烂调……今试举吾友胡先骕先生一词以证之：荧荧夜灯如豆，映幢幢孤影，凌乱无据。翡翠衾寒，鸳鸯瓦冷，禁得秋霄几度？幺弦漫语，早丁字帘前，繁霜飞舞。袅袅余音，片时犹绕柱。”胡适评价说：[55]“此词骤观之，觉字字句句皆词也，其实仅一大堆陈套语耳。”钱玄同1917年3月发表于《新青年》的《致陈独秀信》，支持胡适文学改良的主张，批评了中国古代齐、梁以来恶劣的文风，也提到了胡先骕的诗，而且批评的分量很重：“至于当世所谓能作散文之桐城巨子，能做骈文之选学名家，做诗填词必用陈套语，所造之句不外如胡先生所举胡先骕君所填之词，此等文人，自命典瞻古雅，鄙夷戏曲小说，以为偎俗不登大雅之堂者，自仆观之，此辈所撰，皆‘高等八股’耳（此尚是客气话；据实言之，直当云‘变形之八股’），文学云乎哉！”[56]如果在旧文化中浸润过久，而对旧诗词比较偏爱，偶尔填词赋诗以为玩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胡先骕是从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反对新文学和热衷旧体诗词的。当时社会上很多人，即便是一般意义上的新派人物，对白话文的重要意义的认识也很不到位，有的勉强接受，视为表达形式的变革，有的甚至还很抵触。1922年4月1日胡适日记，记载了当时大名鼎鼎的王宠惠（字亮畴）、罗文干对白话文的偏见：晚间到林宗孟家吃饭，又遇着王亮畴与罗钧任（文干）。亮畴的顽固真不可破！钧任也不下于他。亮畴攻击白话文，说：严又陵的周秦诸子文，固是极端；你们的拉车的白话文，也是极端。譬如钟摆，才摆向东，又摆向西，都不好；须是在中间，方才是中庸之道。”我也不同他辨，只说，“钟摆摆来摆去时，钟是动着的。钟摆停在中间[57]时，我们说钟停了，死了。”当时还属于革命者和新派人物的汪精卫，对新诗也有不理解之处，他读了胡适的几首诗后，曾在1923年10月写信给胡适谈感受：“到底是我没有读新体诗的习惯呢？还是新体诗不是诗，另是一种好玩的东西呢！抑或是两样都有呢！这些疑问，还是梗在我的心头。只是我还有一个见解，我以为花样是层出不穷的，新花样出来，旧花样仍然存在，谁也替不了谁，例如曲替不了词，词替不了诗，故此我和那绝对主张旧诗体仇视新诗体的人，固然不对，[58]但是对于那绝对主张新体诗抹杀旧体诗的人，也觉得太过。”

实际上，白话文的意义并不局限于表达方式变革这一种形式。它的意义在于思维方式等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如同姜义华在其主编的《胡适学术文集》的《总序》所指出的那样：“乍看起来，文学革命只是一种文字体裁的改革，一种形式的解放。但文言文是中国传统文人运思与构思的工具，凝聚着自古以来陈陈相因与经验世界相脱节的意型，古圣先贤微言大义托之以传，文章词客思想情感赖之以表，世人能否为官作宰，扬名声、显祖宗，皆由之以定。因此，鼓吹文学革命与白话文，实际上是在召唤士人们从远离经验世界转向接近经验世[59]界，从旧的思想方式转向新的思想方式。”所以，反对白话文和文学革命，客观上就是否定历史的进步方向。有些人可能一时从感情上还不能完全接受白话文，有的人则属于缺乏对于白话文鲜明意义的正确认识，有的人则属于有意阻挠历史的前进。任鸿隽、陈衡哲夫妇

胡适日记也记载了他对社会上封建迷信思潮泛滥的担忧。1923年9月9日记：“寄信：冬秀（请她于绩溪舍馆存款中借百八十元给胡敦元作学费）、叔永（请他用科学社名义出来辟除‘八月十五日起，日食地震五日夜之大灾’的妖言）、志摩（谢他寄九月八日《时报》上的妖言）、黄任之（‘教育与人生’作文事，并评老圃的《两种新文化》九.四.）。”胡适面对社会上流传的自然灾害谣言的应对办法，是要请科学家身份、当时主持科学社的任鸿隽（字叔永）出面辟谣。所谓“老圃”的文章，载于《申报》（1923年9月4日），胡适剪收于日记，该文章意在贬低新文化运动，称时下的白话文和男女同校均不算“新文化”，因为中国古代就有白话，“似止能谓之旧文化”；男女同校也不外乎中国已有的“期我乎桑中，赠之以芍药”的传统，“皆[60]中国之旧文化”，“亦不过复古而已”。周作人也继续关注新文化运动高潮时提出的种种问题，说明思想自由目标远没有到位。周作人1922年发表过几篇为宗教信仰辩护的文章，担心社会上掀起的“非宗教同盟”运动会演变出否定个人信仰自由的恶果。周作人还批评军阀政府实行压抑人性和为政治服务的儿童教育，“我们对于教育的希望是把儿童养成一个正当的‘人’，而现在的教育却想把他做成一个忠顺的国民，这是极大的谬误”，“很反对学校把政治上偏见注入于[61]小学儿童”，“更反对儿童文学的书报也来提倡这些事”。在《敬答郑兆松先生》中，周作人写道：“我的确是反对把任何主义的政治思想注入儿童”，“至少在小学时代不应该教他们去怎样的爱国”，“只[62]讲给他们文化史上的知识就可以了”。

对社会上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复古倒退可能出现的影响，胡适尽管从大趋势上表现出乐观主义，但实际上对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问题认识是更为深刻的，这大概是他始终坚持推进文化建设事业的基本因素吧。胡适写于1923年1月并发表于《国学季刊》（胡适是该刊物的主任评委）首期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比较全面地对思想、学术界的复古倒退进行了总结：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只有三五个老辈在那里支撑门面。古学界表面上的寂寞，遂使许多人发生无限的悲观。所以有许多老辈遂说，“古学要沦亡了！”“古书不久要无人能读了！”

在这个悲观呼声里，很自然的发出一种没气力的反动的运动来。有些人还以为西洋学术思想的输入是古学沦亡的原因；所以他们至今还在那里抗拒那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西洋学术。有些人还以为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国的古文化；所以他们至今还梦想孔教的复兴；甚至于有人竟想抄袭基督教的制度来光复孔教。有些人还以为古文古诗的保存就是古学的保存了；所以他们至今还想压语体文字的提倡与传[63]播。至于那些静坐扶乩，逃向迷信里去自寻安慰的，更不用说了。胡适对中国学术界研究历史的现状也深为不满，认为研究方法的不科学导致未曾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如同他1921年8月13日日记所记：“颉刚早来，我们谈了一会，同去编译所……我又与颉刚略谈编《中国历史》的事。做历史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严格的评判史料——一方面是艺术——大胆的想象力。……整理史料固重要，解释（Interpret）解释史料也极为重要。中国止有史料——无数史料[64]——而无有历史，正因为史家缺乏解释的能力。”

三、启蒙：由从属型到主导型的转变

正是基于中国思想学术界的诸多问题和对中国文艺复兴的不懈追求，《努力周报》成为既谈政治，也进行启蒙宣传的同人阵地。根据启蒙文章的内容及地位的变化，《努力周报》的启蒙宣传呈现几个阶段性的变化。《努力周报》论政为主兼顾启蒙阶段。根据胡适在1923年10月21日发表在《努力周报》上的《一年半的回顾》，从1922年5月创办周报到1923年1月，是周报积极论政的阶段。胡适等一班人的论政焦点集中在“好政府”、以和平的手段实现南北统一以及实行裁官等呼吁上。但一切论政的热情均被证明是徒劳的：财长罗文干无辜被捕；充满铜臭气的国会议员们甘心充当军阀的选举机器；政府各机关无限膨胀，冗员增加几十倍；1923年1月蔡元培无法忍受政治之坏，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这一“高洁的抗议”，居然在浑浊的政治泥潭中得不到正义的回响。胡适等人绝望了，也对论政的效用有了新的认识。胡适发表于1923年2月4日第40期周报上的《蔡元培是消极的吗？》，认为只有蔡元培那种高尚人格、抗议精神和牺牲精神得到弘扬，肮脏的政治才有望打破。胡适认识到，“我们还应该向国民思想上多做一番工夫，[65]然后可以谈政治的改革。”苦口婆心谈了十个月的政治，最后等于[66]是对牛弹琴，“这十个月的政治，完全是‘反动的政治’。”

当然，在此论政主导的阶段里，胡适等人也依然很重视启蒙，除了周刊主页上刊登有关文艺、学术文章外，最重要的举措要算是《读书杂志》的问世了。1922年8月27日的第17期《努力周报》刊登关于创办《读书杂志》的“本报特别启事”，称“我们因为受了许多朋友的督促，已决意随时增添一些不限于政治的材料。但本报篇幅究竟有限，我们又不愿意把整篇的文艺作品割成碎段，所以我们现在决计，除每期酌添文艺思潮的作品外，自第十八期起，每月初的一期附刊一种《读书杂志》。”（即每月第一周出版）启事称“读书杂志的体例”为：专篇的读书研究；翻译的名著；新书的批评及介绍；文艺的作品。首期的《读书杂志》刊登了胡适写的《发起〈读书杂志〉的缘起》，表明杂志的意图在于营建读书、学习、批评和思考的风气：“现在发起这个新的《读书杂志》，希望各位爱读书的朋友把读书研究的结果，借着他发表出来。一来呢，个人的心得可以因此得着大家的批评。二来呢，我们也许能引起国人一点读书的兴趣——大家少说点空话，[67]多读点好书!”胡适、顾颉刚等《努力周报》启蒙为主兼顾论政阶段。胡适说，自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后，周报的同人们便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即“思想的革新”努力了，新方向的标志便是1923年4月15日的第48期《努力周报》发表了丁文江的《玄学与科学》。这篇文章引发了国内思想界“科学与人生”的大讨论，沉闷的思想界又振作起来。“这一场大战的战线的延长，参战武士人数之多，战争的旷日持久，可算是中国和西方文化接[68]触以后三十年中的第一场大战。”与此同时，作为《努力周报》附张的《读书杂志》也于1923年5月开始刊登顾颉刚古史论文，而正是这些文章，奠定了顾颉刚重要的学术地位，也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研究领域的重要里程碑。胡适高度评价这个阶段的启蒙成果，认为《努力周报》的历史地位将不是由其政论文章，而是由“科学与人生”和[69]“古史讨论”这两组关于思想革命的文章来决定。胡适的看法已经得到历史的印证。相形之下，此阶段周报上的政论文章不仅数量明显减少，而且显得有心无力，有些勉强应付的架势。论政文章重视时效性，因而周报这种形式还算比较合适，可一旦确立了思想启蒙的主导方向，周报就不再是理想的刊物形式了。这样一来，就有了后来周报的停刊及酝酿筹办思想启蒙为主导内容的《努力月刊》事宜。《努力周报》1923年10月21日第75期也就成了告别版，作为《努力周报》副刊的《读书杂志》出至1924年2月22日第18期也宣布停办。按照胡适等人的设想，《努力周报》与《读书杂志》合并之后的《努力月刊》将于1924年5月出版。可惜因种种原因，这个愿望未能实现。[1]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2），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07页。[2] 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页。[3] 《胡适文集》（11），第766页。[4] 《胡适文集》（1），第207页。[5] 《胡适日记全编》（2），第431～432页。[6] 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集》（3），第363页。[7] 《胡适文集》（1），第358页。[8] 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集》（3），第364页。[9] 胡适：《序曾琦君的〈国体与青年〉》，《胡适全集》（21），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页。[10] 胡适：《序曾琦君的〈国体与青年〉》，《胡适全集》（21），第160～161页。[11] 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集》（3），第364页。[12] 《胡适日记全编》（3），第248页。[13] 《胡适日记全编》（3），第248页。[14] 胡适：《好政府主义》，《胡适全集》（21），第257页。[15] 胡适：《好政府主义》，《胡适全集》（21），第257页。[16] 胡适：《好政府主义》，《胡适全集》（21），第261～262页。[17] 《胡适日记全编》（3），第325页。[18] 《胡适日记全编》（3），第299页。[19] 同①，第301页。[20] 同①，第293页。[21] 参见《胡适日记全编》（3），1921年6月4日日记。[22] 《李大钊全集》（5），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3页。[23] 《胡适日记全编》（3），第354～355页。[24]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页。[25] 《胡适书信集》（上），第259页。[26]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钱玄同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2～123页。[27] 《胡适的信（二）》，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9～321页。[28] 《胡适日记全编》（7），第678～679页。[29] 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集》（3），第365页。[30] 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集》（3），第365页。[31] 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胡适全集》（19），第434页。[32] 刘厚生：《丁文江传记》，《胡适全集》（34），第384页；第379页注释。[33] 董显光：《我和在君》，《胡适全集》（34），第380页。[34] 蒋廷黻：《我所记得的丁在君》，欧阳哲生编：《丁文江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06～207页。[35] 蒋廷黻：《我所记得的丁在君》，欧阳哲生编：《丁文江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07页。[36] 《胡适日记全编》（3），第695页。[37] 《胡适日记全编》（3），第209页。[38] 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胡适全集》（19），第433页。[39] 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胡适全集》（19），第433～434页。[40]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74～175页。[41] 胡适：《丁文江的传记》，《胡适全集》（19），第379页。[42] 《努力周报》（影印本，下同）（第1期），岳麓书社1999年版，1922年5月7日，第1版。[43] 《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文集》（1），第358～359页。[44] 《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文集》（1），第352～353页。[45] 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4），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5～256页。[46]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3），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102页。[47] 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3），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页。[48] 陈独秀：《寸铁·孔圣人又要走运了》，《陈独秀著作选编》（3），第163页。[49] 《陈独秀著作选编》（3），第10页。[50] 《周作人散文全集》（2），第634～635页。[51] 《胡适文集》（11），第66页。[52] 胡宗刚：《胡先驌先生年谱长编》，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2页。[53] 《吴宓自编年谱》，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9页。[54] 《胡先驌先生年谱长编》，第85页。[55] 《胡适文集》（2），第9页。[56] 《胡适文集》（2），第23页。[57] 《胡适日记全编》（3），第602页。[58] 《胡适日记全编》（4），第67页。[59] 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哲学与文化》，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2页。[60] 《胡适日记全编》（4），第43～44页。[61] 《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244页。[62] 同②，第244～245页。[63] 《胡适文集》（3），第5页。[64] 《胡适日记全编》（3），第431页。[65] 《胡适文集》（3），第396页。[66] 同①，第397页。[67] 《读书杂志》（影印本，下同），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版。[68] 胡适：《一年半的回顾》，《胡适文集》（3），第397页。[69] 《胡适文集》（3），第397页。

第二部分 分论

第一章 《努力周报》的论政

一、《我们的政治主张》及其反响

宣言并没有经过多么复杂周密的策划，据胡适1922年5月11日日记，宣言是他本人撰写的，本想作为个人署名文章发表于周报上，“后来我想此文颇可用为一个公开的宣言，故半夜脱稿时，打电话与[1]守常商议，定明日在蔡先生家会议，邀几个‘好人’加入。”宣言刊出后，梁启超很不高兴，抱怨没有被邀请加入联名阵营，甚至反讥说他一个人也同样可以发宣言。其实胡适没有邀请梁，主要考虑梁当年是解散旧国会的积极主张者，所以肯定不会赞成宣言中恢复旧国会[2]内容的。由此也可看出宣言在当时头面知识分子群体心目中还有挺重要的分量。

当然，文章的震撼主要还在于内容。第一，文章认为全国的优秀分子应该放弃争议，不要再争论各种笼统、崇高的“主义”了，要把政治目标定得实实在在些，可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这共同目标来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第二，“好政府”的“好”的标准，在于“监督防止”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同时造福全社会，并“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第三，对国家政治改革提出了三点要求：建立一个使政治走上健康轨道的“宪政的政府”；建立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考试用人的公开等，因为唯有公开才能“打破一切黑幕”；实行“有计划的政治”，有计划才有效率，而中国恰恰处于“无计划的漂泊”状态。第四，呼吁优秀分子“好人”不要继续自命清高了，要走出来“做奋斗的好人”，“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需有决战的舆论。”第五，针对紧迫的现实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反对武力统一，主张南北尽早正式议和；为保证南北不再诉诸武力，应该召集国会，并裁减军队；严定官制，裁汰冗员，改革选官办法；废止复选制，实行直接选举制；实行彻底的“会计公[3]开”，统筹国家的支出。

唯有联系当时纷纭险恶的社会环境才能读到这篇声明的分量。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内部开始了以武力对政权的争夺。军阀原本只相信枪杆子的威力，但为了蒙骗视听，也很重视利用共和的招牌，所以在炮火连天之际，也不忘记利用和操纵国会这面旗帜来为自己利益服务，“民二”国会的解散、1918年安福国会的出笼等，均反映了军阀对民主的践踏和玩弄。直皖战争及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势力急剧膨胀，越发迷信用武力解决与其他军阀的矛盾。在军阀统治下，冗员充斥，干薪公行，用人体制一片混乱。与此同时，军阀为了武力统一，急剧扩大原本规模就很大的军队，导致军费剧增，财政状况糜烂不堪。

由此看来，由胡适执笔的这篇文章，是对北京军阀政府的抗议，也是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有勇气的知识分子在新形势下改造社会的行动纲领和目标宣言。就其敢于否定军阀的黑暗统治、理性而有系统地提出改造政治的主张这一立场来说，无疑是进步的。

宣言发出后，在社会上的反响可以说多种多样，有全然赞同的，也有既赞同也怀疑的。特别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军阀政府强奸民意的本来面孔不断暴露，由几个“好人”组成的政府在军阀的淫威之下越来越难于有所作为，批评《我们的政治主张》的声浪也就越来越大了。

周报很重视来自各方面的声音。1922年5月21日第3期第2版至第3版刊登了高一涵的综述，针对北京《晨报》和天津《益世报》社论的批评文章，比较详细地进一步阐释了宣言的立场。北京《晨报》和《益世报》的观点基本上是相同的，认为宣言谈政治是错误的，不合时宜的。它们的共同立场，强调社会改造是政治改造的基础，中国的当务之急是社会改造。北京《晨报》认为就中国而言，只有在普及了3～5年的教育，国民素质提高后，才配谈政治。《益世报》则认为“社会方面底工作，比政治方面更重要些；而且政治方面底工作不能单独进行，同时还要靠社会方面底工作做基础。”该两报还针锋相对[4]地质问“恶社会之中是否可容‘好政府’出现或存在”。高一涵认为，蔡元培、胡适等人原本就坚持改良政治必须从改良社会下手，但“政治与社会两者绝对不能分离”，若依照两报的观点，恶政府之下也不会允许进行改良社会的事业，那就意味着社会进步陷入绝境；宣言的目的在于不仅要求社会改造以实现人的变革，也通过政治改造实现制度的变革，如“宪法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实现这些目标“都要用法律定为制度，并不是换汤不换药便可了事的”。高一涵列举教育界的现实反问：“请问目下教育机关为什么天天在风雨飘摇之中？教育界为什么一点没有生气？教育界中学术思想为什么不发达？办教育的人为什么没有远大的计划？我们如果按着良心说[5]话，便不能不说是‘受恶政府的妨害’。”

1922年5月28日周报（第4期）为广泛刊登读者意见，特意由常规的四个版面扩充为八个版面，所刊登的文章基本上都对宣言持赞成的意见，佩服蔡元培、胡适等人挺身而出改造政治，同时又提出补充和质疑。而完全赞成宣言的，编辑部“为节省篇幅起见，只好暂不发[6]表了。”所提出的补充和质疑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一是改造政治，是采取革命手段，还是改良手段？即“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面建筑‘好政府’呢？”显然作者是倾向于“平民革命”的，“是要革不良制度革不良政治的革命”，“一面‘到民间去’提高他们的智识，一面用手枪炸弹刺戟他们的情感”。胡适代表编辑部在报上回答改良与革命谁为先后的问题：“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他。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胡适也提醒说，源于俄国的“到民间去”，本意是“为平民尽力，并不是到民间去运动他们出来给我们摇旗呐喊。‘到民间去’乃是最和平的手段，不是[7]革命的手段。”二是同意在当时政治肮脏丑恶的形势下，必须由“国中好人挑肩子”，并善意告诫“作改革运动的人切不可犹豫不决，书生气不可太重；看时机到了，就大胆的去做，万不可瞻前顾后。空[8]论也是少发才对，要多留些工夫谈谈实事。”三是具体的修改建议。黄炎培的文章对南北议和“顶表同意”，还认为修改选举法确有必要，因为原有的办法不能把国内最优秀的人物推出来，但对宣言所举修改办法，认为还有待完善。还有的文章希望恢复旧国会，不同意南北议和，有的文章恰恰赞成南北和会；还有的提出南北和会虽然很[9]好，但又担心南北议和代表人选的产生又会变成一场“分赃”。有的文章认为要把宣言落到实处，就得组织团体，进行大规模宣传，令[10]民众成为有力的后盾。甚至有人建议组织一个“好政府党”。胡适回答说，最大的需要还是着力宣传，“叫大家认清我们的公敌是恶势力的恶政府，我们的责任是向这恶政府作战。这就是我们的大党了。”至于组党，胡适认为民国建立以来的十年中，之所以天下大乱，很重[11]要的就在于政党狭隘，党同伐异，缺乏容忍。故对组党不表认同。

有的读者写信给胡适，明确支持《努力周报》的论政。一位自称“爱读《努力》报”的徐望之在信中这样说：《努力》出版，第一件引起吾的快感的，还不是先生的“政治底主张”，却是先生要努力论政。吾们近年来最可惜的，就是国内几个有名望的教育家，都不主张论政，专心去办教育，这是不错的。但是因为政治生活是不高尚的，所以不去论政，拿不干政的手段，当作他们的宗旨，这却错了，就如同武人不许干政一样的错误。……吾们一般青年现在已能觉得知识非常贫乏，但是独对于政治常识的贫乏，连感觉多没有。所以他们不是厌弃政治，绝对不谈，就是抄袭不合时宜的舶来品，在那里瞎鼓吹，瞎提倡；既然爱做改造社会的事业，却又不深入社会里头去。可惜这一般有作为的青年，将来如何能负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责任呢？这位徐望之不同意《努力周报》分散精力去搞文学革命，但建议胡适多在同政治有直接关联的领域里进行启蒙：《努力》还有几种重要的责任，就是：（1）可以使一般青年对于政治问题引起研究的兴味；（2）可以使一般青年知道，做共和国民有参政的必要；（3）可以使一般青年对于[12]政治的判断，不受各党派机关报的迷惑。……以上的意见基本上是从改造政治的必要性和对宣言进一步完善的角度加以讨论的。除此之外，还有两种类型的反对意见。来自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批评有很多，有的是针对宣言中的具体主张进行反驳的，而作为中共最早的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在旅欧共产党人的《少年》（1922年10月第3期）上的一篇《胡适等之政治主张与我们》，则是对宣言的总体评价之作。张申府首先认为胡适、蔡元培等人在政治败坏之际发表主张本身“实无可非议”，但问题的关键“乃在活动的方向”。张申府对胡适等人进行了阶级分析，认为凡属主张，肯定是有阶级性的，胡适等人“倘其主张能成功，他们的生活与事业固然应能得安了。大学校长、大学教员，固然可以越发作得稳了。”关于“好政府”，张认为，难道会“好”过英美法日的政府吗？即便与外国政府相比肩，那些“劳动阶级（靠自家劳动生活的）养活人而治于人的人，还不是同样的生活不能得安。”张认为“好政府”组织不起来的原因还在于压根就没有优[13]秀分子，“如果真有好而能的人，政治绝不会糟到这个地步。”张认为中国的出路只有一条，“即刻要有的只是一个共产党，公开的共产党，强有力的共产党，极有训练的共产党，万众一心的共产党。……共产党的人必须是劳动阶级或同化于劳动阶级的。必须有死也不改的信仰，必须了然于同阶级人彼此利害的共同，且认除此共同的利害，别无利害。必须对于现世的恶，誓死不相容。这样的人，中国是有的，必须由这样的人，当仁不让，造成强固的共产党，中国事乃有[14]可为。”国民党系统的邵力子在《民国日报·觉悟》上撰文《读蔡孑民、胡适之诸先生的政治主张》，对宣言做了总体上的否定，其基本出发点也是强调革命的重要性，认为“好政府”仅是一厢情愿，不具备实现的条件，“要实现‘好政府’，我以为还非经过革命不可，还非自命好人的都起来革命或赞助革命不可。不破坏，不能建设，本是很浅明的理；蔡、胡诸先生是希望好人共同来建设，我却希望好人来共[15]同破坏。”张国焘在1922年12月一期的《向导》周报上撰文《我们对于小资产阶级和平派的劝告》，批评胡适支持王宠惠“好人内阁”[16]的立场，把胡适称为“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

第二种反对胡适论政的意见，是从论政无用、亟须启蒙出发的，可以《晨报副刊》的孙伏庐为代表：我总有一种偏见，以为文化比政治尤其重要；从大多数没有智识的人，决不能产生什么好政治。从前许多抛了文化专谈政治的人现在都碰了头回过来了，为什么先生一定也要去走这条不经济的路子？大多数人所以敬仰先生，换言之，胡适之三个字之所以可贵，全在先生的革新方法能在思想方面下手，与从前许多革新家不同。换言之，全在先生能做他人所不能做的中国哲学史，能做他人所不能做的国语文学史，能考证他人所不能考证的《红楼梦》，能提倡他人所不能提倡的白话文。现在先生抛弃（或者不完全抛弃，亦必抛弃一部分）这些可宝贵的事业，却来做《政论家与政党》一类文章，我知稍有识者必知其不值。我们要看《政论家与政党》，什么地方不可以去找？我实在为先生的光阴，先生精神，先生前途可惜。孙伏庐差不多要以泪相劝了：“先生呵，我是痴想竭我绵薄，将已被政治史夺了去的先生，替文化史夺回来，不知能邀先生的[17]垂顾吗？”

为了提高读者对于《努力周报》论政重要性的认识，胡适还专门撰写了《政论家与政党》。文章告诉读者，有三种类型的政论家：“有服从政党的政论家，有表率政党的政论家，有监督政党的政论家。”胡适不屑于谈论第一种政论家，因为那“纯粹是政党的鼓吹机关”。关于第二种政论家，胡适认为，“他们对于本党，因历史上或友谊上的情分，长存一种爱护的态度。”但爱护和“姑息”大不相同。“本党的人物与政策若不能满足他们的期望，他们要提出忠告；忠告不听，提出反对；反对无效，他们到不得已时，也许脱离旧党，出来另组新党。他们的责任是表率，不是服从；是爱护，不是姑息。他们虽在政党之中，而精神超出政党之上，足迹总在政党之前。”但不管怎样，政党的政论家总会有党见的偏颇，“总是染了色彩的居多；色彩越浓，是非越不明白。”要想让社会上有正义的声音，保证社会沿着正确的道路行进，就必须有“监督政党的政论家”。胡适认为，这类政论家是“超然的”“独立的”，“他们只认社会国家，不认党派；只有政见，没有党见。……若没有一派超然的政论家做评判调解的机关，国内便只有水火的党见：不是东风压了西风，便是西风压了东风了！有时他们的责任还不止于评判与调解，他们是全国的观象台，斥候队。他们研究事实，观察时势，提出重要的主张，造成舆论的要求，使国中的政党起初不能不睬他，最后不能不采用他。他们身在政党之外，而眼光注射全国的福利，而影响常在各政党的政策。”这类政论家手中的武器，第一是造舆论，第二是造成多数的独立的选民。胡适告诉中国人，中国社会本来就不习惯政党政治，近来越发厌恶政党政治，所以当下最缺乏的不是政党的政论家，而是“独立的政论家”。“独立的政论家只认是非，不论党派；只认好人与坏人，只认好政策与坏政策……他们不依靠现成的势力，而现成的势力自不能不承认他[18]们的督促。”胡适的意思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努力周报》的同人们就是超然的、独立的、无党无派、代表全体国民利益的政论家，当下的中国最需要这样的政论家。从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看，胡适总结的政论家特点是不错的；从办报所依赖的宣传来说，胡适的文章也是必要的。可惜，中国的政治土壤毕竟有别于西方，胡适还是犯了理想主义的错误。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一个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进程。简单地说，既要进行人的改造，也要进行制度的改造，至于哪个为先，谁为基础，恐怕很难遽然得出结论。胡适等人此前搞文学革命，是在人的改造战线上冲锋，如今提倡好人政府，则是在制度改造的战壕里呐喊。人的改造和制度的改造，其实现的途径也不外乎激进即革命与温和即改良两种方式。革命与改良哪个更为重要，当然也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环境一概而论，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所讲的能改良尽可能改良，当恶势力不给予改良任何空间，则需要采取革命的手段，原本也是不错的。改良需要条件，革命也需要条件，改良与革命之间有时可能还互为条件。在改良和革命之间，有时可能还存在一个既不能革命也不宜于改良，或者说既可能向改良方向发展也可能向革命方向发展的特殊时期。现在回过头去总结，实际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胡适等人和中国共产党人，都在尽力推动当时的形势往自己判断和希望的方向发展。从改造中国，推动中国进步事业这一目的来看，他们是一致的。所不同的，中国共产党人更相信革命的力量，坚信通过革命，可以推翻旧制度，可以建立新制度，对社会和人的改造也就自然地包含在这破与立之间了。胡适等人则是尽可能在旧的制度框架下，交替地进行人的改造和制度的改造，即“文艺复兴”和“谈政治”，在不知不觉中提高国民素质，刷新制度体制。一般来说人们会感到制度的剧变对推动社会进步来得更彻底，更速效，渐进仿佛遥遥无期。蔡元培、胡适等人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固然其政治主张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要求，但每个社会阶段中的知识分子其实还体现出一定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属性，也就是说他们在考虑社会政治问题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总还是能有所跳出阶级属性，能站在民族和国家的高度去思考。春秋战国时有这样的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民国初年的知识分子在追求这样的境界，他们中的很多人由于经济地位相对独立，所以其言行也会带有一定的公共属性。

二、和平统一的立场

为了把国家和平统一落到实处，胡适等人还提出了废督裁兵运动。胡适、蔡元培等人认为，军阀之所以横行无忌，就在于手里有军队，若是在全国上下造成一种强烈的态势，使得军人不能为所欲为地扩张军队，则无异于釜底抽薪，就捆住了军阀发动战争的手脚。1922年6月30日蔡元培在给吴佩孚的电报中向吴提出“敢望容纳联省[19]自治之舆论，贯彻裁兵废督之主张，迅开会议，以宏远谟。”1922年7月2日蔡元培组织起“国民裁兵促进会”，并上书黎元洪，提出自即日起不许军阀再新招一兵；巡阅使、督军、护军使等职即日废止，并不得以督军改任省长或总司令；即日起召集全国裁兵会议。10月10日北京“国民裁兵促进会”在天安门前召集了有80余团体、5万余人参加的大会，蔡元培、胡适等人在会上发表了演讲。会后还向总统[20]递交了要求召集全国裁兵运动会，拟定裁兵计划。在废兵裁督的呼吁声中，孙中山也表了态，于5月发表宣言，要求北方军阀裁军队为工兵，实际上等于认可各界的裁兵运动。在胡适看来，1922年五六月间“真是政局一大关键”，孙中山“态度已很明显，很有和平解决的表示了”。只可惜，孙中山与陈炯明爆发了战争，结果断送了和平统一的一线曙光：孙中山势力一时受到削弱，北方军阀野心膨胀；陈炯明怕遭到孙中山的报复，公然与直系军人联络；孙中山要报复陈炯[21]明，结果使广东局势日趋败坏。“这一周”

周报站在和平统一的立场上，反对当时孙中山和北京政府的一切形式的武力统一。周报对孙、陈之间的冲突所采取的态度，站在是否有利于和平统一的根本立场上。1922年6月25日胡适为周报写的“这一周”综述是这样说的：“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达他的目的，于是有八年联安福部的政策，于是有十一年联张作霖的[22]政策。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蔡元培当时也抱着停战息兵、共建国家的美好愿望，甚至还在1922年6月6日打电报给孙中山，劝他放弃武力护法，改以国民资格出来为国家效力，[23]理由是北京政府已经表态恢复国会，北方军队也表示拥护正式民意机关，“护法之目的，可谓完全达到”，“南北一致，无再用武力解决[24]之必要”。胡适等人提出和平统一的立场，出于对武力破坏的担忧，也建立在强权不能导致真正的国家统一的理念上。胡适与陈独秀陈独秀论中国政治问题

胡适等人认为，要想达到扼制军阀特别是控制着北京政府的武人们凭借武力强行“统一”，兵连祸结，国无宁日，还必须对中国自古以来的大一统政治集权模式进行改造，真正实行“地方自治”和“联省自治”。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联省自治的主张。陈独秀于1922年8月10日第19卷第15号的《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随后陈又将稿子寄给《努力周报》，胡适即于9月3日第18号上刊出，并为之做了编者按，指出“我们对于独秀‘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的主张，是完全赞成的。我们对他反对联邦制的议论，是不能赞同的。”陈独秀的文章说：现在有一派人主张联省自治为解决时局的办法，这种主张是未曾研究中国政治纠纷之根源在那里。中国政治纠纷之根源，是因为封建式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把持兵权、财权、政权，法律舆论全归无效，实业、教育一概停顿，并不是因为中央权大地方权小的问题。……说到地方自治自然是民主政治的原则，我们本不反对，但是要晓得地方自治是重在城镇乡的自治，地方自治团体扩大到中国各省这样大的范围，已经不是简单自治问题，乃是采用联邦制，属于国家组织问题了。

……

所以我主张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这才[25]是目前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胡适不同意陈独秀的看法，他在1922年9月10日周报（第19期）上发表《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认为军阀割据并不是中国政治纠纷的根源，而仅仅是纠纷的现状，纠纷的真正原因在于中国不适于集权制，而历代皇帝还偏偏“强求统一”，于是就有统一、分裂局面的循环交替出现：自从秦始皇以来，二千多年的历史确然呈现一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大势。这二千年历史的教训是：中国太大了，不适于单一制的政治组织。所以中央的统治力一衰，全国立刻“分”了；直到大家打的筋疲力尽，[26]都厌乱了，然后又“合”起来。胡适追述了晚清太平天国起义后的历史，指出中国虽然历尽劫难又重归统一，但中央权限不断缩小，地方的则不断增大，到了辛亥革命之际，各省的“独立”就变成了一种事实。所以就有了民国二、三、四年间的“联邦论”。可悲的是，袁世凯不识时务，依旧做着“统一的迷梦”：把亲信军阀分封委派到各省，但仍不能减除各省独立的趋势；于是袁世凯误以为皇帝称号可以维系统一，就搞起了帝制运动。帝制仍不能达到天下一统的目的，于是就出现了政治纠纷的局面。胡适的结论是：“用集权形式的政治组织，勉强施行于这最不适于集权政治的中国，是中国今日军阀割据的[27]一个大原因。”

胡适认为，“省自治的联邦制，是今日打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武器。”各省督军总司令的军力确实很大，但这和地方权力大小是两回事，而事实上地方的权力极小，“若因为督军权大而就说地方权大，那就是倒果为因的谬论了。”胡适提出，中央对割据势力呈现出两难：有权管却无力管；地方有“潜势力”可管割据势力却又无权管，因此莫不如“增加地方的实权；使地方能充分发展他的潜势力，来和军阀[28]作战，来推翻军阀。这是省自治的意义，这是联邦运动的作用。”

应该说，胡适对中国的国家组织形式进行了较深程度的思考，不是惯性地接受传统的中央集权的思维定势。当中国还处在闭关锁国状态的时候，人们没有其他的模式可作参照，只能在老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内不断重复治乱兴衰的老路；但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环境里面，确实应该汲取、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的国家组织形式的经验，从而让中国迈进一个长治久安的体制环境中。胡适所说的不能把督军的大权与地方的有限权力相混淆，也是有眼光的，是一种思辨的看法，有助于人们看到问题的实质。世界迈入近代的标志之一，就是大一统的极权的皇权衰落，分权成为历史的潮流，个体的意义空前弘扬，地方在与国家关系上，也是一种个体，理应彰显。胡适看法的积极意义大概就体现在这些方面。至于怎样联省，如何自治，如何把督军和地方的权力分清划明，最终又如何落到实处，大概非朝夕可成，恐怕也不是胡适的几篇文章所能解决的。当然，胡适由始至终也未对掌控着实权的军阀们抱有不切合实际的幻想，而是执著于他的制度解决。胡适1922年6月10日记，不同意李大钊关于吴佩孚品格好，但政治手腕稍差一些的观点。胡适认为“其实政治手腕也很难说，究竟徐世昌的巧未必[29]胜似吴佩孚的拙。”胡适的意思是吴佩孚并非可信之人，“拙”可能仅是表面的，老奸巨猾的徐世昌也输给了吴佩孚的“拙”。事实上陈独秀从一般意义上也并不一概反对联省自治和地方自治，只是认为在地方军阀事实上已经全面垄断了军政财大权的情况下，是难以推行扩大地方权力、削弱军人权力乃至实现真正自治的，故只能以革命武力“统一军权政权，建设一个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这样政府实现了，才有政治可言，才有从容制宪的余地，中央权与地方权如何分[30]配方为适当，自然是这时候宪法中一个重要的问题”。陈独秀在1922年9月25日写给胡适的信再次强调革命手段的重要性：“中国事无论统一联治，集权分权，无论民主的政治或社会主义政治，不取革[31]命的手段，都只是一场滑稽剧。”陈独秀的主张在当时的形势下，是有相当的吸引力的，因为军阀迷信武力，又很无耻，一切好的理想在他们面前的最终结果都是碰壁和对牛弹琴，所以除了以武力对武力之外，似乎在很多善良的人看来别无选择。但陈独秀虽然设想革命推翻军阀实现国家统一后，可以靠宪政制度来实现包括地方自治在内的国家体制的改革，但他并没有具体谈及怎样避免革命之后出现新的极权。胡适的联省自治态度，归根结底还是由他的实验主义的立场所决定的，即一切理论都是待验证的假设，不相信武力统一可以带来国家组织形式的解决，如其1922年6月18日为周报所写的一周述评所说，“我们是不承认政治上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与[32]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

蔡元培当时没有就联省自治在周报上发表专文，但他的立场与胡适是一致的，晚些时候（1926年2月4日）他对记者的谈话中比较系统地反映出来：至于政治问题，余殊赞成联胜自治之论，此以中国地方之大，人民之众，欲冀一人者出，有征服一切，统一天下，真有河清难俟之慨。无已，则为由盼各省于小范围之内，如山西之阎锡山埋头自治，就本地财政之收入，以养有预算的有纪律的军队，省自为政，不相侵越，以就政治实业教育上比较其优劣，以为争竞。若论中央政[33]局，无论何种制度，只须各省改革就绪，均无问题。胡适等的非武力的联省自治主张，决定了他必然是既反对孙中山的武力护法，也反对北京政府的武力统一，而这种立场也使得他受到多方面的批评。吴佩孚发了一个“东电”，声称联省自治的性质在于“不惜分崩割裂以立法……以列强环视之国家供冥想之试验。”他还有针对性地提出“须以单一之形式，贯彻分权之精神”的统一原则，采取“集权于国，[34]分权于民”的统一模式。胡适在1922年8月13日第15期周报上撰文《吴佩孚与联省自治》，对吴佩孚的观点进行批驳，认为吴氏主张仅仅是一个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名词”，是抽象的“民治”，实则无法实现，因为吴氏自己也不想贯彻，如吴氏所担心的“省长而入选，非军阀则贾氓；县长而入选，非乡愿则地痞。”胡适按照吴氏的逻辑反问：“若依吴佩孚的兢兢怀疑，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组织未备，锻炼未成，究其终极，总统而入选，非军阀即奸雄；议员而入选，非政棍即财主！’我们何不也改总统为世袭皇帝，改议员为任命的呢？”胡适认为以民智情况作为拒绝民治是不对的，“学走是免跌的[35]唯一法子，民治是‘锻炼’民治的唯一法子。”胡适文章发表后，吴佩孚的军师白坚武给胡适写信，批评胡“断章摘论过于武断”，希望胡“今后立论要审慎些，要提高些”，并替吴佩孚辩解，称吴佩孚也有同孙中山一样的“训政”思想，还反诘道：列宁政府“是不是训政？”胡适在日记中全文收录此信，并感慨：“我们的国家大事竟在这种人手里，如何是好！他们想‘训政’，其实只要他们有此能力，[36]训政也不妨。今日他们既无能力，又无此机会。”看来，胡适是把未来国家的组织形式与实现宪政民主制度相联系起来进行考虑了，也就是说他认为联省自治的联邦制国家，是实现民主制度的一个可靠保障。美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民主国家，实行的是联邦制，这样的事实也对胡适的联省自治情怀的形成有促进作用。在《吴佩孚与联省自治》中胡适说，“无论联邦与联省，并不妨害国家的统一。……因为统一民主国尽可以包含联邦式的统一民主国。假使我们能做到像美[37]国那样的联邦式的统一，难道我们还不能满足吗？”胡适在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后，站在联省自治的立场上，对他心目中“自治”取得较好效果的陈炯明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在1922年7月23日第12期周报的一周述评中，胡适认为陈炯明的行为“这本是一种革命”，胡适还对国民党人报刊上指责陈“叛逆”“犯上”“悖主”提出异议，认为这[38]是把“旧道德的死尸来做攻击陈炯明的武器”。胡适的立场受到陈独秀和瞿秋白等人的批评，陈独秀在1923年1月的《向导》上撰文《革命与反革命》不客气地指出，“胡适之先生说陈对孙是革命行[39]动，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错误”。1924年9月瞿秋白在所著《反帝国主义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批评说，“陈炯明受英人利用，阻碍国民革命之统一中国，声明联省自治，胡适之便更进一步，奖励他是[40]‘革命行为’”。

三、关于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

胡适在1960年1月致信郭廷以回顾说，自己的文章中“最挨骂的”一篇是《国际的中国》，“共产党至今骂我此文，国民党也不会[41]了解此文。”看来，这样一篇文章在国共两党那里都没有得到好评。《国际的中国》发表于《努力周报》1922年10月1日第22期第1版。胡适在文章一开始即认为中共方面新发表的宣言所提出的同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不可不算是一件可喜的事”，但又对中共宣言揭露帝国主义扶植各自的军阀代理人内战，破坏中国统一，对中国进行侵略，感到“很幼稚”“很奇怪”，“很像乡下人谈海[42]外奇闻，几乎全无事实上的根据。”胡适认为，欧战中欧洲国家杀得筋疲力尽，自己国家内部矛盾重重，所以欧战后已经不具备在远东的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甚至瓜分中国的能力了；日本虽然借着欧战之机在中国扩大侵略，但却进一步唤醒了中国的民族觉醒，而且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实力“也在这个时期之中渐渐的造成一个可以自己立脚的地位了”；国际的新组建的银行团已经可以“阻止某一国单独借款给中国政府的大效果”，所以也不存在某一国独占中国的可能，而国际投资者为了赚钱，更希望的是中国统一和稳定。胡适据此认为“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他说，“所以我们现在尽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恶梦。最要紧的是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国家的政治上了轨道，工商业可以自由发展了，投资者的正当的利益有了保障了，国家的投资便不发生问题[43]了，资本帝国主义者也就不能不在轨道上进行了。”胡适认为，中国的无数的“商人小百姓”恐怕最大的担心不是“我们的朋友陈独秀先生们在上海出版的《向导》周报”所指出的“国际帝国主义的各种压迫”，而是厘金等国内的恶政，“所以我们很恳挚的奉劝我们的朋友们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44]题。”

胡适的这种不重视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他的本意，是批判国内恶劣政治，认为恶劣政治导致中国不上轨道，导致中国国际地位低下，从而给了列强可乘之机，这是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所在。从一般意义上讲，强调内因的重要性当然不错，但积弊的国内政治在当时很难简单地归结为内因造成的恶果，其实也是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干涉及与国内统治者沆瀣一气的结果。当然具体地分析，也并非所有国内政治改造的举步维艰都是外国势力阻挠的结果，或者每一项改造国内政治举措的失败，都与外国势力破坏有关。事实上，戊戌变法的失败就纯粹是清政府利益集团镇压的结果，袁世凯当政后的倒行逆施也更多的是袁本人品质恶劣使然。各路军阀与外国的关系也不尽一致，大概也亲疏有别。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企图本质是一致的，但列强之间肯定也会有所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远东的侵略也一定程度显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日本则越发暴露出穷凶极恶的面目。20世纪30年代收回治外法权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之所以有所进展，大概一定程度也能说明在半殖民地条件下国内政治改造有时会有一定的操作空间。但总体来说，胡适的基本立场和当时国共两党的政治纲领在反帝问题上是不一致的。五卅运动后瞿秋白的一篇《“打倒帝国主义”的古典》，在历数“打倒帝国主义”口号的演变时还没忘了批评胡适：“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大约兴起于1921年，最初没什么人注意，慢慢地一些学生开始研究什么是帝国主义，并且“懂得五四革命运动其实就是反帝国主义的，虽然还不彻底。这风气一起来，胡适博士就大起恐慌。一九二二年间，胡博士用什么‘实验主义’证明‘帝国主义’是‘海外奇谈’，他说反帝国主义就是发对西洋文化，有些义和拳的气味。然而胡博士的‘权威’并没有多大力量。这口号还是在流行出去，而且越[45]流越广，甚至于什么矿坑里也看见这一类的标语。”

胡适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模糊认识，尽管受到多方面的批评，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据胡适的同乡、上海亚东图书馆的经理汪原放的日记和回忆，1925年10月胡适住在上海汪原放家里，经常同前来的陈独秀长谈，有时两人还发生争吵。有一次陈独秀对胡适说：“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适听了，很生气地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两人不欢而散，胡适拎起文明棍，“在地板上连连的笃了几下，说：‘仲甫，你坐罢，我要出去有事哩’。”陈独秀的脸上“也有几分气恼”。事情发生的第二天，亚东图书馆的负责人、汪原放的叔叔汪孟邹问胡适“怎么连帝国主义也不承认呢？不对吧？”胡适“放下脸来”，连连扯着汪孟邹的袖子说：“孟邹，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说罢，很不高兴地“又穿[46]上马褂只管出去了。”1926年胡适参观了苏联的一些建设成就后，很受触动，越发感到中国之所以黑暗落后，责任全在中国人自己身上，不能怨天尤人，他写给徐志摩的信实实在在表达了这种态度：“我是不肯把一切罪状都推在洋鬼子头上的。中国糟到这步田地，一点一滴，都是我们自己不争气的结果。为什么外国人不敢去欺负日本呢？我们要救国应该自己反省，应该向自己家里做点彻底改革的工夫，不肯反[47]省，只责备别人，就是自己不要脸，不争气的铁证。”胡适的这个立场始终没有改变，甚至在1930年12月10日的《新月》杂志（第2卷第10期）上发表《我们走那条路》，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他责己胜于责人的观点。在文章中胡适明确提出中国要铲除打倒的“五大仇敌”（“五大恶魔”）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胡适解释说，五大仇敌中没有资本主义，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没提到资产阶级，“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哪有资产阶级？”没有提到封建势力，“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没有提到帝国主义，是“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偏爱光顾我们的国家？岂不是因为我们受了这五大恶魔的毁坏，遂没有抵抗的能力了吗？”胡适强调他不是不主张抵抗帝国主义，而是“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也[48]应该先铲除这五大敌人”。胡适主张，通过打倒“五鬼”，实现最终的目标：我们要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治安的”包括良好的法律政治，长期的和平，最低限度的卫生行政。“普遍繁荣的”包括安定的生活，发达的工商业，便利安全的交通，公道的经济制度，公共的救济事业。“文明的”包括普遍的义务教育，健全的中等教育，高深的大学教育，以及文化各方面的提高与普及。“现代的”总括一切适应现代环境需要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卫生行政，学术研究，文化设备等等。

这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深信：决没有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统一国家”而不能在国际上享受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的。我们不看见那大战后破产而完全解除军备的德国在战败后八年被世界列国恭迎入国际联盟，并且特别为她设了一个长期理事名[49]额吗？以马克思主义立场来考量胡适的主张，大概其希望中国进步的急迫而善良的愿望是要肯定的，而其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危害轻描淡写及否认封建制度则是根本错误的。事实上当时国民党政府也是很厌烦胡适的立场的，主要因为胡适的民主要求搅乱了当政者的专制算盘。

既然胡适认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不是国家文明富强的主要敌人，那么他的实现目标的手段也就同马克思主义者格格不入了，也违背国民党极力维护的既有体制。他强调的是不要革命的点点滴滴的改良：我们很诚恳地宣言：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种革命。因为这种种革命都只能浪费精力，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性，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种下相残害相屠杀的根苗，而对于我们的真正敌人，反让他们逍遥自在，气焰更凶，而对[50]于我们所应该建立的国家，反越走越远。

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

……

最要紧的一点是我们要用自觉的改革来替代盲动的所谓“革命”。怎么叫盲动的行为呢？……又如一个号称革命的政府，成立了两三年，不肯建立监察制度，不肯施行考试制度，不肯实行预算审计制度，却想用政府党部的力量去禁止人民过旧历年，这也是盲动。至于悬想一个意义不曾弄明白的封建阶级作革命对象，或把一切我们自[51]己不能脱卸的罪过却归到洋鬼子身上，这也都是盲动。胡适是实验主义哲学训练出来的信徒，不理解革命的作用，这也不奇怪。胡适过于强调“责己”，会模糊人们对帝国主义侵略危害性的认识，但同时对于笼统排外情绪也是一种警诫，笼统排外和“国粹”情绪有时是相伴相生的，不利于民主、科学传播。胡适有的话显然是对着国民党拒绝民主制度去的，或许国民党一方面会因胡适不赞成革命而松了一口气，但胡适的民主要求同样又令国民党很是不安。他还明确提出“自觉的改革”概念的内涵，即出以公心，为国家为社会负责，尊重事实[52]和证据，“虚怀采纳”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这样的内涵从一般意义上说，也是不坏的原则。胡适的文章发表后，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广泛的批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自己的纲领和目标，提出了批评；国民党人很恼火胡适对专制制度的批判；梁漱溟也专门写了文章，表示不能同意胡适否认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观点。

四、对政府的监督

周报创办后好长一段时间里，北京政府内阁频繁变动，其原因均与军阀之间矛盾纷争和利益角逐有关。周报既然是为“谈政治”而创办的，也就必然要紧伴着政治权力的波澜展开报道和评论，自然的，也就要臧否人物，褒贬政府了。

关于财政问题。军阀之所以可以为所欲为，很大程度上在于财政上不受监督和限制，有了钱，就可以任意地扩充军队，任意地安插亲信冗员。其直接的后果，就是民穷财尽，战争不断，人浮于事。周报重视从财政方面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希望以此为突破口，遏制军阀的恣意妄行。胡适在1922年5月21日周报上发表《大家起来监督财政》，又一次强调《我们的政治主张》中会计公开、量入为出的主张：现在政府并不是没有钱。因为财政不公开，因为罪恶的官吏可以自由支配国家的收入，所以我们到了这步田地，现在的对付方法没有别的，只有大家联合起来，齐心协力的做到“会计公开，统筹支配”八个字。如做不到，我们然后一起罢工，法庭关门、监狱罢工、银行罢市，以[53]及各机关同时停止！6月4日周报发表评论《董康氏的财政条陈》（胡适在“这一周”中说文章作者是“青松”），认为北京政府的财政状况，一言以蔽之，就是“紊乱”，“一篇糊涂账”。文章认为中央与地方财政权限不清是导致紊乱的一个原因，中央想大权独揽，地方则千方百计截留税源。文章揭露中央政府冗员充斥导致的空耗经费和官员的“贪婪”“巧谲”。文章呼吁裁兵，“多裁，快裁”，“我们假定裁去现有一半的兵，这笔经费，大约要八千万元。”文章呼吁改变不公开的、暗箱操作的“特别会计”制度。作者也深知喊破了嗓子，也极有可能是对牛弹琴，“有政然后有财。所以有不好的政治，必不能希望有好的财政。”6月11日周报发表了署名“M.T.W”的《财政问题》，提出应该多方下手，革除财政领域的种种弊端恶习。政治界官员们之所以家财万贯，其实人人心知肚明，就是营私舞弊的结果。作者揭露花样翻新的舞弊行为：军人报虚额，扣兵饷，文职侵占办公费；在特许的企业中领干薪；受贿赂，拿回扣；税收的“包干”制度成为官员营私的聚宝盆，官员们竭泽而渔，拼命征收，然后上交固定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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