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易强,梅天穆
出版社：后浪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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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终结者：为什么蒙古人成为胜利者(征服者还是创造者？蒙古铁骑横扫世界的背后，是古代东西方世界的互动纠葛！套装共2册。)试读：
蒙古帝国
易强 著
版权信息
书名：蒙古帝国
作者：易强
书号：978-7-5139-2457-3
版权：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自 序
在讲述成吉思汗及蒙古帝国的历史时，历史学家们的心情大多是十分复杂与矛盾的，因为这段历史既充满了趣味性，又充满了让人恶心的血腥味；既令人血脉沸腾，又使人毛骨悚然；它既能充分说明历史的逻辑，又能充分体现历史的悖论；既能让人看到人性的伟大，又能让人看到人性的猥琐。
而历史学家们的性格、背景、偏好、分析方法、行文方式等方面又各不相同，因此，多数读者在阅读他们所写的有关这段历史的著作时，心情往往会加倍的复杂与矛盾，对历史学家的判断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
比如，对成吉思汗的评价，有的历史学家极尽溢美之词，甚至将他描述成这样一个伟人：他在主观上有着国际主义的情怀，想通过一统天下为苍生造福。但也有历史学家认为，成吉思汗是来自地狱的魔鬼，是撒旦派往人间的使者，因为在率军征伐的过程中，他做了太多灭绝人性的事情，比如屠城。
显然，这两种观点代表着两个极端。然而不幸的是，往往是极端的观点更引人注目，更能调动读者的胃口，也更能影响读者的判断。因为习惯于将自己简单归类，不少读者往往愿意接受这种“非黑即白”“立场鲜明”的观点。而对那些习惯于质疑、习惯于独立思考的读者来说，这些观点无疑会带给他们困扰。
为了避免这种困扰，本书无论是在对史实的处理上，还是在观点的陈述上，都将尽力做到客观理性。
通过引用有明确出处的史料，运用科学理性的分析方法，本书将回答以下这些读者最感兴趣的问题：
成吉思汗到底是怎样的人？是生来就以天下为己任，还是天生杀人狂？他遵从的是怎样一种扩张逻辑？起始人口只有不到200万的蒙①古国，是怎样变成势不可挡的蒙古帝国的？它又是怎样征服那些强大的、有过辉煌文明的大国的？那些大国文明各自存在哪些问题？它们又是如何在精神层面对蒙古帝国进行反征服的？在征服与反征服的过程中，哪些因素在起关键作用？阻止蒙古帝国进一步扩张的力量或因素又是什么？
本书着重讲述的内容，是蒙古帝国与被征服者之间、被征服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些文明对蒙古帝国的影响。至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的过程、蒙古帝国与被征服文明的内部结构，以及蒙古帝国解体或崩溃的过程等方面，本书不做详细介绍。
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将进一步理解历史的发展逻辑，理解生态环境、民族仇恨、宗教文化等因素以及偶然事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读者或将见证历史不断昭示的真理：
尽管某个国家的政权看上去很强大，但是，如果其内部平衡被打破，不稳定因素越来越难以控制，而其制度本身又不具备自我调整的能力，又或者当局能够动用的资源有限，只愿意或者只顾得上安顿国内秩序，而忽视了外部威胁因素的存在，那么，这个政权的命运只有解体或灭亡。而政权解体或灭亡的方式只有两种，要么是因内乱失控而解体，要么是因外部侵略者突然出现，并与内部不稳定因素相配合而终结。
宋的灭亡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北宋人口达1.25亿，南宋人口8000万，其经济不可谓不繁荣，其科技不可谓不发达，却先后被金与元所灭。原因在于，宋廷忙于安顿国内秩序，而无视外部威胁的存在。而宋廷之所以重视安内甚于攘外，一方面是因为它吸取了唐末动荡及五代十国政权更替的教训，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对自己缺乏信心：对于一个只能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政权而言，内乱总是更加直接和现实，因而总会被统治者优先考虑。
本书将分析推动蒙古帝国崛起的动力。某些西方历史学家所持的成吉思汗具有国际主义情怀的观点可能过于溢美。更接近史实的判断或许是，在他领导之下的蒙古帝国的扩张，更多是出于生存和复仇的目的，在实现这个目的的过程中，混合了令人发指的劫掠和暴行，以②及许多“计划外的”入侵行为。
至于蒙古帝国霸业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赶上并利用了这样一个机会：被征服者大多处于外交困境之中，正与邻邦进行无休止的消耗战。比如南宋、金与西夏之间，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都因为陷入这种困境而不能自拔。对于相信“天命”、敬拜“腾格里”（长生天）的蒙古人来说，上天赐予的机会是绝对不容许浪费的。
当然，除却这些客观上的有利因素，征服者们显然具有极其高明的战略眼光，并具备极其出色的战略执行能力。此外，他们还极具学习能力。他们善于吸取其他文明的军事智慧，善于整合其他文明的军事实力。比如，他们从金和西夏的汉族军队那里学会了攻城战术，从西亚和欧洲人那里吸收了重装甲的优势。他们利用汉族的攻城战术征略西亚的伊斯兰世界，又雇用西亚的制炮大师征服汉族的南宋政权。
他们的军力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增长了十倍，由最初的十万扩张到一百万以上。这是因为他们不断整编被征服者的军队。我们将会看到，这支整合自不同文明的军队是如何带给他们辉煌的胜利，又是如何让他们遭受令人难以置信的挫折。
对于宗教的作用，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也极具领悟力。在征讨欧洲、中亚和西亚的过程中，蒙古帝国的大汗充分利用宗教的力量以安抚被征服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最有意思的是，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宗教逐渐对蒙古帝国的大汗及其亲属的精神世界进行了反征服。比如，蒙古帝国的继承国中，多位大汗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虔诚的穆斯林。有的王室成员或高级政府官员甚至成为基督教的圣徒。
蒙古帝国甚至是圣战的参与者。从11世纪末到13世纪末，为了争夺“圣地”耶路撒冷的控制权，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展开了长达两百年的圣战。而蒙古帝国的西征处于13世纪中期，正好赶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圣战的尾声。蒙古帝国在事实上解体之后，作为其继承国之一，伊儿汗国直接参与了圣战，并尝试与欧洲基督教世界建立某种联盟。蒙古帝国的另外两个继承国——金帐汗国和察合台汗国——则通过牵制伊儿汗国的方式间接参与了圣战。对圣战的参与，使这些继承国进一步被宗教化。本书这方面的内容，或将有助于读者理解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读者理解现在的中东局势。
为了便于阅读，在不妨碍读者理解相关内容的前提下，本书简化或忽略了某些细节，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叙述的严谨性。比如，本书简化了某些蒙古历史人物的名字，因为他们的汉译全名很多都在七个字以上。因此，成吉思汗父亲的名字在书中简化为“也速该”，而不是全名“也速该把阿秃儿”。至于书中引用的历史资料，如果比较直白，不会引起歧义，本书一般都直接引用原文；如果原文过于艰涩或容易引起歧义，则作尽量简化的翻译。
本书内容并非面面俱到。对这段历史做全景式的叙述和解读固然有益，但于我而言，进行力所能及的取舍或更为现实。①根据什缪尔·艾森施塔的定义，“帝国”一词通常用来指这样一种政治体系，它包含广阔而又相对集中的领土，在这个体系中，以帝王个人和中央政治机构为体系的中心形成一个自治实体。它还常常包括某些更广泛、更普遍的政治文化方面的含义。②关于“计划外战争”的定义，见本书第五篇第三章第二节。第一篇 苍狼一族我们把男儿必报之仇给报了，把篾儿乞百姓们的胸膛弄
穿了，把他们的肝脏捣碎了！我们把他们的床位掠空了，把
他们的亲族毁灭了，把他们残余的人们也都俘虏了！——铁木真（《蒙古秘史》）第一章生存的逻辑
铁木真九岁时的某一天，父亲也速该带他去母舅家，想给他说一门亲事。走到半路，他们遇见了特薛禅——蒙古草原弘吉剌部的长老。弘吉剌部与也速该所在的乞颜部之间，长期有着通婚的传统。
特薛禅十分喜欢铁木真。当知道也速该要给儿子说亲之后，特薛禅说：“我们弘吉剌部的人，自古就是男儿们生得相貌堂堂，女儿们生得姿色娇丽……也速该亲家！到我家去吧！我的女儿还小呢，亲家你去看看吧！”
于是，也速该就来到特薛禅家，见到了他的女儿孛儿帖。孛儿帖比铁木真大一岁，容貌娇美，举止得体，正合也速该的心意。双方定下亲事。应特薛禅的要求，也速该将铁木真留下，自己骑马回家了。他临走时再三叮嘱特薛禅：“我把儿子给你留下做女婿。我的儿子怕狗。亲家，可别叫狗吓着我的儿子呀！”
在回家的路上，也速该赶上塔塔儿部在大摆筵席。塔塔儿部主要在蒙古草原东部一带游牧，与也速该所在的乞颜部素有冤仇。因为实在是太渴了，也速该偷偷入了席。然而，塔塔儿人将他认了出来。他们在也速该的食物里下了毒。三天之后，也速该在家中去世。没过几天，铁木真被人从特薛禅家接回。
也速该去世之后，铁木真一家被同族遗弃了。作为家中长子，九岁的铁木真必须与母亲，三个同母弟弟（拙赤合撒儿、合赤温以及帖木格），两个异母弟弟（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以及同母妹妹帖木仑等人相依为命。
他们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铁木真的母亲诃额伦靠捡杜梨山丁，挖红蒿、野葱、野蒜、野韭菜以及山丹根等养活自己和儿女们。铁木真也尽力回报母亲，用火烘弯了针，做成鱼钩去钓鱼，又做了拦河网去捕鱼。
尽管诃额仑和铁木真都很勤劳，但能够找到的食物是如此的少，家里人口又如此的多，铁木真一家每天都面临生与死的考验。如何公平有效地分配极为有限的食物，成为铁木真必须考虑的问题。
有一天，铁木真带着亲弟弟拙赤合撒儿、两个异母弟弟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一起去钓鱼。一条小银鱼被钓上来之后，立即被两个异母弟弟抢走了。铁木真心里十分恼怒。回到家之后，他将这件事告诉了母亲。显然，诃额仑也没有办法。但她不愿意铁木真兄弟之间因为一条小银鱼结仇，于是劝慰铁木真：“你们兄弟之间怎么可以那样不团结？我们现在除了自己的影子，再没有别的伙伴了。这样怎么能报仇呢？”
对于母亲苦口婆心的警告，铁木真完全听不进去，因为在此之前，这两个异母兄弟还曾夺去他用箭射下的雀儿。对铁木真来说，无论是一只雀儿，还是一条小银鱼，都应该由他来进行公平有效的分配。两位异母弟完全只顾自己的做法，已经威胁到整个家庭，尤其是他更为幼小的同母弟弟和妹妹的生存。
于是，原本连狗都害怕的铁木真，与弟弟拙赤合撒儿一起，将异母弟别克帖儿杀死了。在别克帖儿临死前的请求之下，铁木真饶恕了①别勒古台的性命。
上面这段故事出自《蒙古秘史》一书。这本书的成书时间，大概是1240年，作者的姓名已经无从考证，但中外历史学家们普遍相信，他必定与成吉思汗家族关系密切。这本书蒙古文书名的原意是“蒙古的机密史纲”，或者“蒙古的机密大事记”。明朝初年的汉译蒙音版本将书名译作《元朝秘史》。
与当下泛滥的“秘史系列”影视剧不同，《蒙古秘史》记载的人物与历史事件，被中外历史学家认为具有极高的可信度。
比如，20世纪著名元史学家、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姚从吾就认为，《蒙古秘史》是一部叙述成吉思汗言行的实录，是一部关于蒙古早期历史的很难得的直接史料，其行文“天真贴切、生动可信”。1908年，日本学者那珂通世出版《蒙古秘史》日文版时，则索性以《成吉思汗实录》作为书名。
因此，我们不妨与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一样，相信上面这则故事——确切说是史料——的真实性。比如，苏联历史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就十分相信特薛禅将铁木真留下做女婿这段史料，并从中发现母权制度的痕迹。
如果这段史料的真实性没有问题，它显然可以印证如下论断：在极端恶劣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之下，当生存面临威胁时，弱者总是被迫成为强者，强者则总是主动出击，试图掌握支配生死的权力。与强者关系最远而距离最近的弱者，总是最先成为被牺牲的对象。
这就是生存的逻辑。
也速该去世之后，残酷的社会现实以及艰苦的生活环境，迫使年少而胆怯的铁木真接受了这个道理。然而，接受这个逻辑的并非只有铁木真。事实上，它是古代游牧民族普遍信奉的真理，甚至早已渗透进他们的基因。
史书为这个论断提供了许多证据。
根据司马迁所著《史记》的记载，两千多年前的匈奴人的生存法②则就是，“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唐代魏征③所著《隋书》中，突厥人的风俗也是“贱老贵壮”。宋代彭大雅所④著《黑鞑事略》一书中，蒙古人的风俗同样是“贱老而喜壮”。这些古代游牧民族的共性是，老弱的生存权利被极度忽视。毫无疑问，到了必须做出残酷选择的时候，老弱必定最先成为被牺牲的对象。
而游牧民族之所以信奉这个真理，并非因为他们生性野蛮残忍，而是取决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游牧作为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必须逐水草而居。而作为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水，以及作为生产资料的牧草，又极易受气候与季节变化的影响，因而经常会成为稀缺资源。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对这些稀缺资源的争夺，便成为家常便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古代游牧民族来说，战争和冲突甚至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存在。在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中，弱者无疑会是最先被抛弃的累赘。
贝都因人或许是最恰当的参照。
古代的阿拉伯半岛上生活着两种人：一种是在沙漠和草原之间游弋的贝都因人，他们是过着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另一种是在土壤比较肥沃的地区——半岛的边缘地带——定居的阿拉伯人。在适合牧草生长的正常的气候环境下，贝都因人过着很自在的游牧生活，然而一旦气候恶化，他们就经常劫掠定居的阿拉伯人。
黎巴嫩裔美国历史学家希提（Philip K. Hitti）在《阿拉伯通史》一书中写道：“个人主义是贝都因人的明显特性。这种特性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只关心本部族的福利，要他们关心各部族共同的福利，那是很困难的事情……劫掠本来是一种盗贼的行径，但沙漠上的经济⑤和社会情况，使它成为贝都因人的民族风俗。”
7世纪的阿拉伯诗人顾托密甚至如此描述贝都因人的生活：“我们的职业就是抢掠。我们抢掠敌人和邻居。如果没办法抢掠他们，我们就抢掠自己的兄弟。”
游牧民族的抢掠或者侵略行为，是其生存逻辑的自然引申。既然本族老弱都可以遗弃，入侵其他民族也就顺理成章。如果他们并非天生的侵略者，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们对外侵略。
对于这个问题，英国牛津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教授布莱恩·费根（Brian Fagan）给出的答案是：气候变暖。费根教授在其著作《大暖化》（The Great Warming）中提出，铁木真在历史舞台上出现的时候，蒙古大草原正经历着干旱的痛苦，牧场被“较为干燥的气候”破坏了。正是在这个特殊的气候背景之下，铁木真团结草原各部族发起⑥了对外侵略。
费根借鉴了英国著名气象学家休伯特·兰姆（Hubert Lamb）的科学发现。20世纪中叶，兰姆提出了“中世纪暖期”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核心观点是，950年至1250年期间，北大西洋地区经历了一段偏暖的气候。当然，在这段长达300年的时间里，气候偏暖并非持续不断的现象，比如，1010年至1011年期间，北大西洋地区就经历了十分寒冷的冬天，但就总体而言，中世纪的气候是偏暖的。
尽管“中世纪暖期”的概念起初仅局限于北大西洋地区，它后来也被用于解释同期发生在欧亚大陆的历史现象。
不过，支持费根观点的并非只有兰姆的科学发现。
美国纽约的拉蒙特——多尔提地球科学研究所（Lamont-Doherty Earth Observatory）曾与蒙古国立大学合作，分析了蒙古中西部山脉中的红松标本。科学家们得出的结论是，历史上确实存在一段持续时间很长的偏暖气候，恰好与铁木真发动征服战争的时间相一致。他们甚至惊讶地发现，816年，蒙古草原的气温甚至比现在还要高。
史籍也提供了不少证据。根据《诺夫哥罗德编年史》（The Chronicle Novgorod）的记载，13世纪早期，气候原因导致了一场持续17年之久的饥荒。1215年，由于干旱引发的饥荒达到顶峰，城市居民被迫以树皮充饥，甚至卖掉孩子为奴。1230年，又一次干旱降临，给人们带来更大的灾难：“一些平民杀掉活人，并以之为食。有些人则肢解死尸的腐肉作为食物。有些人以猫狗为食……有些人吃苔藓、蜗牛、树皮、石灰、榆树叶，以及其他所有能想到的东西。”
要理解气候变化对蒙古人的影响，就必须理解他们的生产方式。前文已经提到，游牧既是他们的生产方式，也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是马、山羊、绵羊、骆驼等牲畜。其中，最重要的是马。马不仅意味着财富，还是重要的食物来源，能够提供肉类、奶、奶酪等高蛋白食物。更重要的是，主人得借助它才能找到合适的牧场，才能配合手中的弓箭，成为令人畏惧的骑兵。
然而，马的消化系统并不强大。它只能吸收牧草中25%的蛋白质，其余75%的蛋白质都被排泄出去了。遇上干旱季节，牧草由青迅速变黄，其蛋白质含量也急剧下降，很多马匹会因此而饿死。如果旱灾持续时间过长，就会带来更加灾难性的影响。于是，迁徙，或者侵略，成了古代蒙古人必然的选择。
迁徙的过程总是伴随着侵略。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在《全球通史》（A Global Historg）一书中指出的，阿尔泰山和天山山脉东面的大草原，远不如西面的大草原那么丰美，因此，几千年以来，东面的游牧民族，比如匈奴、突厥和蒙古等，或者是以难民的身份，或者是以征服者的身份，一代又一代地从东面迁徙到西面。
气象学上的这些发现，有助于我们理解生存的逻辑，理解蒙古人的对外侵略，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前面的故事：也速该去世，铁木真一家遭到同族遗弃之后，过着何等艰苦的生活。①综合自札奇斯钦：《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②《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③《隋书》卷八十四，《北狄列传》。④彭大雅，字子文，鄱阳人。南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年）进士。南宋朝廷曾派他出使蒙古，以讨论对金夹击之事。后将亲身见闻写成《黑鞑事略》，叙述了蒙古立国、地理、物产、语言、风俗、赋敛等事，是研究蒙古史的重要史料。⑤希提（1886—1978年）：《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1979年。⑥费根：《大暖化：气候变化怎样影响了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二章复仇的传统
少年铁木真怕狗的记载，无疑是十分有趣的史实。这种趣味性来自强烈的对比。因为根据《蒙古秘史》的记载，铁木真的先祖“是奉上天之名而生的孛儿帖·赤那”。在蒙古语中，“孛儿帖·赤那”的意思①是——苍狼。
在古代游牧民族独特文化的影响下，潜藏在铁木真体内的狼性基因，很快就被残忍的现实——生存的压力以及复仇的责任——唤醒。“复仇的责任”之所以被称为现实，是因为它与生存的逻辑一样，也是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换句话说，就像劫掠是贝都因人的风俗一样，复仇是古代游牧民族的规则。
正因为如此，在被同族泰亦赤兀惕人遗弃之后，诃额仑警告年幼的铁木真要“报复泰亦赤兀惕兄弟们所施加的痛苦”。而我们从诃额仑的警告中不难看出，“复仇”是蒙古族长辈经常教育晚辈的课程。
当复仇成为游牧民族的传统之后，它就使游牧社会陷入了恶性循环，因为旧仇往往会催生出新恨，由此周而复始。最典型的例子是铁木真家族与篾儿乞部之间的仇恨。他们之间的仇恨与两个女人有关。蒙古征伐前夕形势简图
第一个女人是诃额仑，铁木真的母亲。根据《蒙古秘史》的记载，有一天，年轻的也速该正在斡难河边放鹰行猎，正好遇见篾儿乞部的赤列都，他刚从别的部族迎娶一个女子回来。这个女人容颜特别美丽，也速该心里十分喜欢，于是赶紧回家找他的哥哥捏坤太子和弟弟答里台。兄弟三人将这位美丽的妇人劫回了家。就这样，她成为也速该的妻子。她就是铁木真的母亲诃额仑。
第二个女人是孛儿帖，铁木真的妻子。
前面已经提到，九岁的铁木真与特薛禅之女孛儿帖定了亲。后来，因为也速该去世，铁木真回到家，与家人一起共渡难关。铁木真成年之后，就去特薛禅家迎娶孛儿帖。特薛禅十分高兴地把女儿交给铁木真。于是，铁木真带着孛儿帖回家了。然而有一天，篾儿乞部的大队人马将孛儿帖劫走了。他们扬长而去的时候说：“为报抢夺诃额仑的仇，如今捉住了他们的妇人，我们已经报仇了！”孛儿帖成了赤列都弟弟的妻子。
后来，铁木真又率军将孛儿帖抢了回来。孛儿帖那时已经怀了孕，但铁木真并没有嫌弃她。孛儿帖生下了朮赤，铁木真的长子。铁木真立誓要将篾儿乞部赶尽杀绝，以报夺妻之仇。
在古代蒙古草原上，复仇是团结家族和部族的重要方式。因为共同利益的存在，同一家族或部族的成员经常一起行动，因而会有相同的仇人。而相同的仇人又促使同一家族或部族的成员更加团结。
严酷的生存环境无疑也能促进部族内部以及朋友之间的团结。不过，在家族成员各自独立、有了各自的利益之后，团结的目的不再单纯，而是有其他利益考量。当家族内部之间利益发生冲突时，团结将让位于残酷的现实。我们将在后文看到，在这一点上，铁木真的子孙也不例外。
在这种复仇的传统之下，仇恨会呈扩大化的趋势。
在古代游牧民族眼中，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朋友和敌人。他们认可的原则是：敌人的朋友是敌人。因此，在复仇的过程中，帮助或收留敌人的人，都会成为复仇者的敌人，后者的朋友也成为复仇者潜在的敌人。于是，复仇的对象越来越多，仇恨也越积越深。
如果复仇者不是太弱，他总是能够找到盟友。而对盟友来说，助人复仇是发财和扩大势力的机会。原因在于，复仇者总会提供一些好处，比如，他可能放弃复仇所得的财产，也可能给予一些别的承诺。对盟友来说，帮助朋友复仇也是一种美德，可以提升自己的声望。当然，帮助朋友复仇还是理想的侵略借口。
为了从篾儿乞部手中夺回孛儿帖，铁木真找到两个盟友：一个是他的父亲也速该的安答（即结拜兄弟），克烈部的王汗；另一个是他自己的安答，札达兰部可汗札木合。这两个盟友非常看重这次复仇行动。他们把这次复仇看作发财的好机会，并为此制订了详细的出兵计划。根据《蒙古秘史》的记载，札木合带领的军队在约定的时间内赶到了指定地点，铁木真和王汗的军队却迟到了三天。札木合对铁木真和王汗的迟到十分不满，他说：“我们不是曾经说过，‘就是有风雪，也要守约；就是下雨，在聚会的时候也不得落后’吗？我们蒙古人一经应诺，不是就和立了誓一样吗？我们不是说过，‘把不守约的从行列当中赶出去’吗？”王汗回答：“我们耽误了三天，由札木合弟随意责罚吧！”于是，他们商谈了违约的责罚。
最终的结果是，铁木真、王汗和札木合的军队大败篾儿乞部，“把他们的妇人儿女掳掠尽绝……把他们的全体百姓掳掠一空”。铁木真把自己掠夺的钱财和粮草都送给了王汗，以此作为对他的帮助的酬
②谢。
值得一提的是，篾儿乞部的族长脱脱和他的儿子侥幸逃脱了铁木真等人的这次围剿。他们先是逃到了乃蛮部，后来又逃往契丹人建立的西辽。因此，乃蛮与西辽也成了铁木真的敌人。
铁木真的一番话可以充分说明古代蒙古人是何等的重视复仇。他说，因为有王汗和札木合的帮助，有天地赐予的力量，在苍天的眷佑之下，“我们把男儿必报之仇给报了，把篾儿乞百姓们的胸膛弄穿了，把他们的肝脏捣碎了！我们把他们的床位掠空了，把他们的亲族毁灭了，把他们残余的人们也都俘虏了！”
这番话同时也反映出古代蒙古人复仇方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赶尽杀绝，斩草除根。毫无疑问，这么做主要是为了阻止敌人复仇，因为在有着复仇传统的蒙古草原上，给敌人留下活口就是给自己留下后患。
这一特点可以部分解释为何在征伐的初始阶段，蒙古军队会有屠城、屠村、屠族等暴行。直到帝国已形成一定规模，蒙古统治者自信心和控制力增强，认识到留下活口对帝国的好处之后，暴行的残忍程度才有所降低。
铁木真、王汗与札木合的友谊并不长久。三者的势力都壮大了之后，铁木真与札木合很快决裂。而后，在札木合的煽动之下，铁木真与王汗也反目成仇。
这件事反映了蒙古草原上的政治现实：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敌人和利益。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他们必须争夺草原上稀缺的水草资源。在过旱或者过寒的气候环境之下，友谊的分量往往比不上一片牧草。
对古代蒙古草原复仇传统的认识，有助于我们理解蒙古人的对外侵略。我们将在后文看到，蒙古人对西夏、金、南宋、日本、伊斯兰世界、基督教世界的征伐，在某种程度上都带有复仇的目的。
无论是生存的逻辑，还是复仇的传统，都要求蒙古人适应战争生活。因此，他们刚出生不久就会被“绳束以板，络之马上，随母出入”，三岁的时候就能自己骑马，跟随大人们一起驰骋，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使用小弓箭和短刀，十五岁长大成人之后，就成了令敌人闻③风丧胆的蒙古骑兵。
同时，蒙古人对地形天生具有很强的记忆力。这是在几千年游牧生活中形成的基因。因为大草原上几乎没有任何路标，而他们却必须在草原上放牧，寻找水源，寻找朋友和敌人，这需要他们培养对地形的敏感度。
另外，无论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还是出于复仇的责任，但凡是对外侵略，都需要很多人参与，尤其是各类人才的参与。铁木真在这方面最有心得。每当征服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铁木真至少会做两件事情：其一，整编被征服者的军队，使其成为蒙古大军的一部分；其二，善用被征服地区的工匠，尤其是制作武器的工匠。关于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本书第二篇将有进一步的阐述。①孛儿帖·赤那在这里仅作人名解，并非实指苍狼。②《元史》卷一，《太祖本纪》。③彭大雅：《黑鞑事略》。第三章天 命
笃信天命，是古人的共同之处。
孔子编撰的《尚书·汤誓篇》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意思是说，夏朝多罪，上天使其灭亡。《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意思是说，商朝取代夏朝，是奉上天之命行事。《庄子·内篇》写道：“受命于天，唯尧、舜独也正，在万物之首。”意思是说，尧舜为帝乃受命于天。
包括铁木真在内，古代蒙古人也笃信天命。他们对上天的“启示”十分重视。《蒙古秘史》记载的一个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遗弃铁木真一家的泰亦赤兀惕人，担心铁木真羽翼丰满之后会来寻仇，于是先下手为强，派兵去追杀他。年少的铁木真躲过敌人的突袭，逃入高山密林之中。泰亦赤兀惕人选择了以逸待劳、守株待兔之策，在密林外看守。铁木真在密林里躲了三天之后，觉得仇人们已经离开，正要牵马出去，马鞍突然脱落了。他心想：“莫非是上天要阻止我出去吗？”于是返回密林里。过了三天，他又打算出去，看见一块巨石堵住了出口，于是再度返回密林。又过了三天，已经九天没有进食的铁木真饥饿难耐，心想：“怎么能无名地死去呢？出去吧！”于是，他牵着马，绕过巨石，出了密林。可是，泰亦赤兀惕人并没有离开。他们捉住了铁木真。族长派人轮流看管他。有一日，轮到一个瘦弱的少年担任看守。铁木真心想，这是上天赐予的逃跑良机。最终，他逮到一个机会，打倒了少年，逃跑了。
引述这个故事的目的，不是为了讨论天命的客观实在性，而是为了说明铁木真的天命观：对于他所认定的上天的启示，他会坚信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如果届时情况仍然不乐观，他会选择勇敢地面对。然而，只要有机会出现，哪怕是极其微弱的机会，他就一定不会放过。
这种天命观贯穿其征伐之路的始终。
天命观在军事征服霸业上的表现，就是充分利用上天赐予的战机。《元史》记载了铁木真之孙蒙哥的一个战例：
1237年某月，蒙哥正在征伐欧亚大陆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钦察部。因为抵挡不住蒙古人的进攻，钦察部首领八赤蛮逃到距离里海沿岸不远的岛上。蒙哥率大军赶到的时候，正好遇上退潮，“其浅可渡”。蒙哥高兴地说：“此天开道于我也！”于是一鼓作气，率军登岛，①最终几乎将岛上的钦察人全部屠尽，并生擒八赤蛮。
不难从这个故事中看出，在笃信天命的蒙古大汗眼里，任何机会都是“上天赐予的机会”。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处在蒙昧时代的大汗们来说，将机会赋予“神性”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但这种行为在客观上会起到心理暗示的效果，使他们相信自己是上天的选择。而这个信念无疑又将加倍激发征服者的斗志。
更加重要的一层逻辑是，既然机会是上天赐予的，就绝对不允许浪费，必须充分地加以利用，因为浪费天赐的机会将遭到天弃。正如②西汉刘向所言：“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迎，反受其殃”。认识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蒙古对外侵略的彻底性：在对外侵略——无论其目的如何——的过程中，如果蒙古人发现对手比较弱，就必然会一举将其吞没。
这种天命观在宗教上的表现是，尽管绝大多数蒙古人信仰萨满教，敬“腾格里”（长生天）为最高之神，但他们对其他宗教并不排斥。事实上，在蒙古对外发起大规模侵略之前，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等宗教，在蒙古草原都有一定程度的传播。
比如，在蒙古草原最西面的乃蛮部，以及与乃蛮部毗邻的克烈部——前面提到过的王汗所在的部落，基督教的聂斯托里派（Nestorianism，即景教）颇有根基。再比如，铁木真本人是虔诚的萨满教徒，但他与全真教——道教的分支——掌门丘处机私交颇③密，因为他希望能从丘处机那里得到长生的秘诀。
蒙古人不排斥其他宗教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们长年在大自然中讨生活，对“上天”怀有强烈的敬畏心。他们不想因为排斥其他宗教而得罪其他天神。另外一个原因在于，由于自己能生产的产品十分有限，蒙古人非常重视商业贸易，在逐水草而居的过程中，他们经常要和不同地方的人做交易，因而有很多机会接触其他宗教文化。
根据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记载，元世祖忽必烈曾经这样说过：天上有先知，他们受人供奉，每个人都敬畏他们。基督徒说，他们的先知是耶稣基督；撒拉逊人（中世纪对阿拉伯人的称谓）说，他们的先知是穆罕默德；犹太人说，他们的先知是摩西；佛教徒说，他们的先知是释迦牟尼。我尊敬和敬畏所有这四位先知，敬畏天上最伟大的④神，我祈祷得到天神的保佑。
读者将在后文看到，蒙古人在宗教上的这种“混沌”态度，是如何影响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教世界对其侵略意图的判断的。①《元史》卷三，《宪宗本纪》。②刘向：《说苑》，卷第十六。③丘处机（1148—1227年），字通密，号长春子，登州栖霞人（今属山东）人，全真教的掌教，曾应成吉思汗之邀，同游西域。他的弟子李志常将其游历西域的过程写成《长春真人西游记》。这部著作成为研究蒙古历史的重要史料。④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年），威尼斯商人，世界著名的旅行家。据说1275—1292年，他在中国停留17年之久，深得元朝皇帝忽必烈的信任。不过，关于马可·波罗其人其事，学界仍有争议。正文所引忽必烈说的话，译自Morris Rossabi, The Mongols in World History, from Asia Topics in World History, Columbia University.第四章家族恩怨
由于本书并非采用编年体的形式，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交代不严格依照年代的前后次序进行，因此，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后面章节内容，有必要在这里对几位重要人物做一番简要介绍。
首先当然是成吉思汗。
根据《蒙古秘史》的记载，1189年，铁木真被蒙古草原上几个①部族推举为可汗之时，即有“成吉思汗”的称号。而依《元史》记载，在1206年统一蒙古各部之后，铁木真才得到“成吉思汗”的称
②号。第二种说法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可。
成吉思汗的出生时间也是一个谜。目前存在三种说法：1161年、1162年和1167年。认为是1162年的学者居多。
至于其死亡时间，《元史》的记载是，“二十二年……秋七月……乙丑”（1227年8月25日），成吉思汗在今甘肃清水附近去世，“寿六十六。葬起辇谷（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境内）”。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在他下葬时，有40名童女和40匹战马陪葬。而且为了保密起见，他的坟冢被马蹄踏平了。不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蒙古史专家罗茂锐（Morris Rossabi）支持以下说法，成吉思汗死后可能是天葬，因为那个时候的蒙古社会还没有发展起墓葬文化；也就是③说，他的尸体很可能被动物吃了。
成吉思汗无疑极具领袖气质和战略智慧。即便是投降的军队也愿意服从他的命令，为他攻城略地，因为他能真正做到慷慨无私，赏罚分明。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有别于历史上其他游牧民族领袖。
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成吉思汗最大的成就是统一蒙古，而不是统一之后的军事成功。事实上，只有在各部统一之后，蒙古才具备大规模对外侵略的能力。成吉思汗去世之时，蒙古帝国的版图已经横跨欧亚大陆。
成吉思汗对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都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在蒙古帝国时代，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升。1204年，成吉思汗委托一名畏兀儿人设计了一套蒙古文字。
成吉思汗有40多名后妃，以正妻孛儿帖地位最高。孛儿帖所生四子即朮赤、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继承了成吉思汗的事业。
根据13世纪波斯历史学家志费尼（Al-Juwayni）的记载，成吉思汗去世之前，将庞大的蒙古帝国版图分成了五个部分：他把契丹境内的土地分给他的兄弟及其子孙们；从海押
立〔今科帕尔〕和花剌子模地区〔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
斯坦部分地区〕，伸延到撒哈辛〔位于伏尔加河下游〕及布
加里亚国〔今喀山附近〕的边境地区，赐予长子朮赤；从畏
兀儿〔今新疆〕起，至撒马尔罕和不花剌〔今称布哈拉〕，
是察合台的封地；窝阔台的封地在今俄罗斯境内的叶密立河④
流域和霍博地区；拖雷的封地在蒙古本部。
朮赤于1227年初去世之后，封地由他的儿子拔都继承。
成吉思汗分封领地的主要影响是，它激发了成吉思汗家族的积极性，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帝国版图，但它同时也为帝国日后的分裂埋下了种子。正是在这些封地的基础之上，朮赤家族建立起金帐汗国，察合台家族建立起察合台汗国，窝阔台家族建立起窝阔台汗国，拖雷家族则建立起元朝。
成吉思汗去世之后，在1227年至1229年之间，蒙古帝国处于权力真空期。而后，窝阔台登上大汗之位（1229—1241年在位）。继承窝阔台大汗之位的是他的长子贵由（1246—1248年在位）。1242年至1246年，窝阔台的妻子乃马真皇后把持了蒙古帝国的国政。
蒙古帝国之所以会出现权力真空期，之所以会出现皇后摄政的现象，是因为它奉行“民主推选”大汗的制度。这里所谓的“民主推选”，是指在蒙古亲王主持的“库里台大会”上，由全体亲王和贵族推举大汗。在这种选举制度之下，如果“选民”分歧很大，大到彼此不肯让步，无法协调，就可能无法推举出大汗。
由于家族封地在俄罗斯境内，窝阔台大汗掌权期间，蒙古帝国的战略重心，不仅仅只在中国的中原地区，更在罗斯诸公国（今俄罗斯西部地区）、匈牙利、波兰等欧洲国家，以及中亚和西亚地区。
在这个过程中，窝阔台成功地团结了朮赤家族的势力。如上所述，朮赤家族的封地也在欧亚大陆的中西部地区。毫无疑问，朝欧亚大陆西部和西南部扩张，符合窝阔台家族和朮赤家族的利益。但窝阔台去世之后，这两个家族之间的关系恶化了，因为窝阔台的长子贵由与朮赤的次子拔都之间很早就出现了矛盾。《蒙古秘史》记载了他们二人结怨的过程：窝阔台当政时期，贵由、拔都以及察合台的孙子不里等
人一起西征里海东面的钦察部。某日，他们举行了庆功宴。
在宴会上，年长的拔都先于贵由饮了几杯酒。这让贵由和不
里十分不满，他们二人马上离开宴会，骑马而去。临走的时候，不里说：“拔都与我们一样，岂能先饮！
他与有胡须的老太婆们等量齐观，我要用脚后跟踹他，用脚
面来踏他。”贵由说：“我们打那些带弓箭的老妇人们〔指拔都家族
的人〕的胸脯吧！”拔都将这件事报告了窝阔台。窝阔台大汗异常震怒。他
不准贵由谒见，骂道：“这下贱的东西，受谁挑唆，竟敢满
口对兄长胡说！〔贵由〕还不过是个混蛋，竟敢在兄长面前
放肆！”最后，贵由、不里等人都受到惩罚。
不过，饮酒这件事只是贵由与拔都结怨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根本原因或许有二：其一，拔都体内流淌的并非成吉思汗家族的鲜血，如前文所言，其父朮赤是篾儿乞人的后代；其二，窝阔台当上大汗之后，将家族封地留给了贵由，而窝阔台家族的封地又与朮赤家族的封地毗邻，因此，作为窝阔台家族封地继承人的贵由，与作为朮赤家族封地继承人的拔都之间，很可能因为领土纠纷而经常发生矛盾。
显然，在对“饮酒事件”的处理上，窝阔台至少表面上持公正的态度，使得贵由与拔都之间的私人恩怨不至于影响帝国扩张的大局。然而，我们将会在后面发现，窝阔台去世之后，无论是乃马真皇后摄政时期，还是贵由当政时期，蒙古帝国往欧亚大陆西部和西南部扩张的势头明显放缓。
1248年，贵由去世。1248至1251年之间，因为“库里台大会”在大汗人选上存在严重分歧，蒙古帝国又经历了一段权力真空期。
尽管遭到窝阔台家族的抵制，1251年，得到拔都家族大力支持的拖雷长子蒙哥被“库里台大会”推举为大汗。蒙哥当政期间（1251—1259），窝阔台家族的封地被分割成小块，由窝阔台的儿子合丹、灭里，以及孙子脱脱、海都等人分别继承。这样做的结果是窝阔台家族的势力被极大削弱。
与此同时，在蒙哥大汗的支持下，他的同母弟弟忽必烈（1215—1294年）和旭烈兀（1217—1265年）则分别在中原和西亚壮大了自己的势力。
1256年，旭烈兀在西亚建立起伊儿汗国。作为蒙古帝国的一部分，伊儿汗国的领土范围包括今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土库曼斯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土耳其等国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巴基斯坦的西部。
四年之后，也就是1260年，忽必烈继承了蒙哥的大汗之位。不过，他不像他的兄长蒙哥一样，在有全体宗亲参与的“库里台大会”被推举为大汗，而是在只有自己人参加的“库里台大会”上登位，因此，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蒙古帝国大汗。
换言之，至少在法律意义上，蒙古帝国已在这一年解体。自此之后，几大汗国各自为政。伊儿汗国与金帐汗国之间甚至长期处于敌对的状态。不过，伊儿汗国与忽必烈治下的大蒙古国（1271年后改国号为“大元”）之间则一直关系良好。
值得一提的是，忽必烈和旭烈兀的母亲唆鲁禾帖尼别吉是基督教聂斯托里派教徒，因此，无论是忽必烈建立的元朝，还是旭烈兀建立的伊儿汗国，都引起基督教世界，尤其是罗马教皇的极大兴趣。从13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基督教世界一直试图与这两个国家建立联盟关系，以对抗伊斯兰世界。后文将详述这个方面的内容。①札奇斯钦：《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②《元史》卷一，《太祖本纪》。③Morris Rossabi, The Mongols in World History, from Asia Topics in World History, Columbia University.④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二篇 军 事其骑射，则孩时绳束以板，络之马上，随母出入；三岁
索维之鞍，俾手有所执射，从众驰骋；四五岁挟小弓、短矢；
及其长也，四时业田猎，凡其奔骤也，跂立而不坐，故力在
跗者八九，而在髀者一二。疾如飙至，劲如山压，左旋右折，
如飞翼。故能左顾而射右，不持抹鞦而已。——〔南宋〕彭大雅（《黑鞑事略》）
1271年某月某日，伊儿汗国可汗阿八哈——旭烈兀之子——收到一封来自他的伯父、元朝皇帝忽必烈的书信，后者请他帮忙找几位能够制造石炮的工匠，因为攻打南宋已进入关键时刻，急需加强攻城部队的火力。
读完信后，阿八哈马上派人通知两位制造石炮的大师，一位是木发里（很可能是今土耳其的西尔万地区）的阿老瓦丁，一位是旭烈（很可能是今叙利亚的阿勒颇）的亦思马因，命他们立即启程前去援助忽必烈。于是，两位大师携家带口，乘坐驿站车马，日夜兼程地赶到大都（今北京）。
他们住进了朝廷安排的官舍，很快就造出第一批石炮。这批石炮被安置在大都的五门之前。忽必烈亲自观摩了石炮的试射。他对演习效果非常满意，赏赐了两位大师不少绫罗绸缎。
在元朝攻打南宋的过程中，两位大师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至元十年（1273年），亦思马因曾随元军攻打襄阳。刚开始的时候，石炮的威力没有发挥出来。于是，亦思马因仔细察看地形，然后将石炮安置在城外东南角。据《元史》载：〔石弹〕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
陷，入地七尺。宋安抚吕文焕惧，以城降。既而以功赐银二
百五十两，命为回回炮手总管，佩虎符。十一年〔1274
年〕，〔亦思马因〕以疾卒。
阿老瓦丁也立下了无数军功。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军横渡长江，平章阿里海牙（畏兀儿人）派人寻求回回炮工匠，于是，阿老瓦丁奉命前去支援，“破潭州、静江等郡，悉赖其〔阿老瓦丁〕力”。四年后，忽必烈任命他为宣武将军、管军总管。1285年，忽必①烈再次提拔他为副万户。
上面这些史料皆出自《元史》。读者至少可以从中得出三个结论：其一，蒙古军并非仅由蒙古人组成；其二，蒙古统治者对其统治范围内的军事技术分布状况很熟悉；其三，蒙古统治者唯才是举。
事实上，这三个结论同时说明了一件事，即蒙古统治者在玩一种类似“滚雪球”的游戏，他们在征服某个地区之后，会整合这个地区的军事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技术资源，然后利用这些资源去征服下一个地区，然后又整合并利用下一个被征服地区的军事资源，继续其征服之路。
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所在的伊儿汗国，就是旭烈兀征服西亚后建立的汗国。旭烈兀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拖雷的儿子，是蒙哥和忽必烈的同母弟弟。蒙古统治者征服西亚地区后，就对这个地区的军事资源做了整合，为其后对其他地区的征服提供便利。
值得注意的是，某个地区具有优势的军事资源，尤其是其中的技术资源，往往是吸取了其他地区经验的结果，它意味着，蒙古统治者对某一地区军事资源的整合，实际上是对多个地区的军事资源进行整合。
换句话说，蒙古大军攻打南宋——当然也包括其他地区——所使用的军事资源，并不只是自己的本土资源，而是综合了包括北地汉族、突厥、契丹、女真、党项、畏兀儿、波斯等民族在内的所有被征服者的资源，还包括这些被征服者从其他地区吸收的技术资源，总而言之，蒙古人的军力综合了多种文明的优势。①《元史》卷二〇三，《列传第九〇·方技等》。第五章军力之谜
蒙古帝国的兵力规模一直是个谜。明代学者宋濂等人在编撰《元史》时，也曾被这个问题深深困扰。原因在于，兵籍被视为军机重务，汉臣没有机会接触。即便是在枢密院任职的大臣，专门负责兵籍的官员，也只有少数一两人知道，“故有国百年，而内外兵数之多寡，人莫有知之者”。
正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谜，它引起中外许多学者的关注。美国历史学家梅天穆（Timothy May）对此专门做过考证，但仍然无法得出确切的数字。其中的原因在于，蒙古人的扩张步伐太快，兵力因征战而频繁增减，同时，人口数量情况——估算兵力的基础——也因为战乱而没作统计。
而且，由于史料过于庞杂，且编著者背景各不相同，对同一史实的记载有时也会有出入。比如，《元史·朮赤台列传》记载，“朔方既定，举六十五人为千夫长”，而据《蒙古秘史》记载：“将所有蒙古人民整编之后，成吉思可汗降下圣旨，任命一同参与建立国家的人们，来做按照以千为单位所组成的千户的那颜们……他们成为成吉思可汗所指明的蒙古人的九十五个千户的那颜们。”
尽管《蒙古秘史》更为权威，后人以它的记载为准，但这种记录上的差异性，无疑会影响后人的判断。不过，虽然我们无法了解蒙古帝国各个时期的兵力情况，却大致能了解几个关键时期的兵力情况。
如以《蒙古秘史》的记载为准，则在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的时候，麾下有95个千户，即兵力大概是9.5万。而据梅天穆的考证，到了13世纪50年代，即蒙哥大汗攻打南宋之时，麾下有90个万户。同期的伊儿汗国和金帐汗国各有22个和43个万户。察合台汗国的兵力不详。
不过，按照梅天穆的说法，并非所有兵力都能投入战斗。万户的实际兵力只能算六成，也就是说，在13世纪50年代，蒙古帝国——不包括察合台汗国——的实际兵力约为93万。如果算上察合台汗国，则肯定超过百万。也就是说，蒙古帝国的兵力在半个世纪的时间①里增长了至少10倍。
蒙古帝国的兵力迅速增长的原因，与其征兵政策有很大关系。蒙古大军征服一个地区后，往往会做三件事，其一是屠杀平民，其二是转移工匠，其三是整编被征服的军队。对于前两件事，后文将会有具体解释。
先解释第三件事。与兵力之谜一样，13世纪初的蒙古到底有多少人口，也是困扰学者的一个问题。之所以这也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蒙古并无立国经验可循，统治者又忙于征战，故并不经常做人口统计。综合学者们的估计，1206年前后，蒙古人口在70万至250万之间。这个差距极大的数字，无碍于我们得出这样一个判断，即仅仅靠本族的力量，成吉思汗无法实现自己的帝国野心。
于是，成吉思汗实行了整编敌军的政策。毫无疑问，这是其整编蒙古各部族军队政策的延伸。按照《元史》的记载：“初有蒙古军、探马赤军。蒙古军皆国人，探马赤军则诸部族也……既平中原，发民为卒，是为汉军……其继得宋兵，号新附军。又有辽东之乣军契丹军、②女直军、高丽军，云南之寸白军，福建之畲军。”
不过，辽东、云南、福建等地收编的军队都是“乡兵”，即地方军队，不跟随蒙古统治者“出戍他方”。“整编敌军”的好处在于，它能迅速扩充自己的兵力，能够集合敌军中的人才，能够将敌军的优势化为自己的优势。至于如何集中敌军人才、如何化敌人优势为自己优势，后文将有进一步阐述。总之，这是蒙古帝国的兵力呈指数级增长的重要原因。当然，这种整编政策也有消极的一面。出于对蒙古人侵犯本国或本民族的敌意，出于对蒙古人屠杀本国或本族人的愤怒，被整编者的军事态度往往十分消极。我们将在后文中看到，这个政策的消极面是蒙古大军入侵日本失败的原因之一。
在整编敌军的同时，蒙古统治者在其领土范围内，还根据实际的需要，实行标准不同的征兵政策。
比如，由蒙古草原各部族组成的探马赤军，其征兵制度是，每家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男子，不管多少都征发为兵。又比如，在窝阔台当政的第八年，即1236年，征发宣德、太原、陕西等五路百姓当兵，每20名成年男子征1名士兵。在忽必烈当政的第十一年，即1270年，中原地区每10名成年男子出1名士兵。
在伊儿汗国所在的中东地区，蒙古统治者出台的征兵政策，也是每10名成年男子征兵1名。根据亚美尼亚——伊儿汗国附庸国——编年史记录者格里戈（Grigor of Akanc）的记载，当地所有十五岁到六③十岁的男子都被要求服兵役。
除了征兵，蒙古统治者还有“征匠政策”。比如，窝阔台于1236年颁发的指令中，除了在宣德、太原等五路征兵，还要“征匠”，除了纺织工匠以及在哈剌和林建造宫殿的工匠，都要被征用。
按照元朝政府颁布的征兵条例，凡因病死于戍守地的人，100天之后，由其家中的第二名成年男子当兵；战死的人，免其家兵役一年；极其贫穷的，以及老而无子者，从兵籍上除去他们的名字；家中人口死光了，另用别人补上；获得人身自由的奴隶，要为原先的主人贴军。
正是在这种征兵制度之下，蒙古帝国得以维持其兵力。
然而，兵力并不等同于战斗力。战斗力，或者说军事效率，还与指挥结构、兵种构成、情报系统、武器装备、作战训练、战略战术、后勤保障等有极大关系。后五项留待后文交代，这里先交代前两项。
蒙古军队的指挥结构，以十进制为基础。万户之下设千户，千户之下设百户，百户之下设十户。万户长只需对大汗负责，千户长只需对万户长负责，百户长只需对千户长负责，十户长只需对百户长负责。换句话说，每一位指挥官只需指挥10个人，由此极大提高了指挥效率。
这种指挥结构并非蒙古人首创。《尚书·牧誓》有云：“千夫长，百夫长。”可见，早在西周时期就存在这种“军衔”。契丹人和女真人也采用了这种指挥结构。
正是通过这种制度，成吉思汗将比较大的部族分而化之，打破各部族之间的界限。在这种指挥结构之下，士兵无法对原先部族的首领效忠，只能对其所在的“户长”效忠，最终表现为只对大汗效忠。
作为这种制度的补充，依《元史》载，万户长佩戴金虎符，千户长佩戴金符，“万户、千户死阵者，子孙袭爵，死病则降一等”。通过建立世袭制，确保万户、千户们对大汗的忠诚。
同时，为了确保下属对上级忠诚，成吉思汗还规定：人们只能留在指定的十户、百户或千户内，不得转移到另一单位去，也不得到别的地方寻求庇护。违反此令，迁移者要当着军士被处死，收容者也要④受严惩。
按照波斯历史学家志费尼的说法，这种制度在提高指挥效率的同时，还体现了一种“真正平等的精神”，因为无论各级长官的钱财和官爵如何，每个人的劳动都和其他人一般多，彼此没有差别。
再交代一下蒙古帝国的兵种。与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朝代一样，并非所有蒙古帝国的士兵都会上前线。
按照《元史》的分类标准，蒙古兵可依职能不同而分为宿卫、镇戍、牧马军、屯田军、站赤军、弓手、急递铺兵、鹰房捕猎。实际上，除了前两者，其余都不算真正的兵。
宿卫是“天子之禁兵也”，也就是皇帝的禁卫军，其职能包括警戒宫廷重地、外交仪仗、守护皇家府库、押运地方向中央缴纳的物资等。他们随时听候皇帝诏令，在皇帝出巡之时，作为扈从军护卫。成吉思汗麾下的四大功臣，被称为“四杰”的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以及赤老温，即掌管宿卫军。
镇戍军的职能是镇守四方。按《元史·兵志》的说法，“元初以武功定天下，四方镇戍之兵亦重矣”。成吉思汗定下的制度是：边远的军事及交通要地由宗王们镇守；河洛、山东等地处国家的内地中心，由蒙古军、探马赤军等重要军事机构驻守；淮河、江南以南地区，由汉军和新附军戍守。
美国历史学家布伊尔（Paul D. Buell）认为，镇戍军对蒙古帝国的扩张十分重要：“镇戍军是一支特别的军队，它由精选的千户组成，⑤他们负责镇守被征服的地区，如有机会，他们会继续征战。”《元史》的作者宋濂等人则如此评论：“宿卫诸军在内，而镇戍诸军在外，内外相维，以制轻重之势，亦一代之良法哉！”
诸兵种中，最具蒙古帝国特色的，当属牧马军。这是因为他们兴起于北方草原，以骑马射箭为习俗，并且“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在古代与农耕文明对峙的战场之上，凭借战马提供的反应速度，蒙古人有着决定性的战术优势，比如，他们可以对汉族村落采取“掠了就跑”的战术，他们可以迅速返回草原，躲避不那么迅捷的汉族军队的进攻。蒙古牧马军也设有千户、百户之职。
至于屯田军，汉、魏以来都有设置，是“养兵息民之要道也”。蒙古大军在征伐之时，每每遇到防守坚固的城池，就一定会实行屯田来与之相持。在征服并接管郡县之后，蒙古统治者会在郡县中设置弓手，其职责是防范盗贼、负责巡逻、抓捕罪犯，官府有物资过境时，则承担接引护送的工作。鹰房捕猎也是具有蒙古特色的兵种，在蒙古语中，他们被称为“昔宝赤”，是为皇帝和宗王豢养鹰隼的人。
至于站赤军和急递铺兵，将在下一章中作具体介绍。①Timothy May, The Mongol Art of War, Westholme Publishing, 2007.②《元史》卷九十八，《兵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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