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小林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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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第2版)试读：
自序
到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2013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出台，打响了五年（2016-2020年）脱贫攻坚战第一枪。《决定》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对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和评价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础。在国家新一轮脱贫攻坚战的影响下，从事精准扶贫的研究者迅速增加，社会各界对《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的需求相应增长。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要求，笔者对《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一书进行了修订，本书作为扶贫领域一名理论工作者和实践者的成果，献给参与脱贫攻坚战的全体战士们！
本次修订主要增补3章（第一版共10章），第二版共13章。增补了“中国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关系”（第六章）。2010年之前，全球贫困测量基本上是以收入/消费贫困线为标准。2010年之后，多维贫困指数的出现，引起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已有40多个国家已经或正在制定多维贫困标准。学术界和政策界争论和讨论的焦点是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关系。本章的目标正是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章的贡献在于，从中文“贫困”一词的定义提出，“贫”是指收入不足以满足基本需要，“困”是个体和家庭由于基本能力不足，陷入难以靠自身力量摆脱的自然、环境、社会等困境。收入贫困标准反映的是“贫”，全球多维贫困指数捕获的是“困”。中国传统文化弘扬“扶贫济困”，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是多维度的，中国到2020年的扶贫目标是“两不愁、三保障”多维度目标。中国今后的贫困标准，应该是既衡量“贫”也测度“困”的多维贫困标准。不能单纯以收入来评价贫困，收入只是满足基本需要的手段，而“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等基本保障的实现才是扶贫开发的真正目的。
本次增补了“中国流动妇女多维贫困分析”（第九章）。我国有2.5亿流动人口。人口流动一方面为农村贫困人口带来在城市以及工业和服务业领域就业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使得精准扶贫变得更为复杂。对于流动妇女这一特殊群体，其贫困应该如何评价？按照中文“贫困”的定义，本章构建了既包括客观福利，也包括主观感受的拓展了的多维贫困分析框架。按照这一逻辑，分析北京市家政服务业流动妇女的贫困状况可以发现，从收入视角衡量，无论是用国家农村扶贫标准，即年人均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还是用流动人口输入地（北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作为贫困标准，流动妇女都已脱贫。但用多维贫困方法评价流动妇女的贫困情况却发现，收入脱贫掩盖了流动妇女的真实贫困。用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社会融入五个维度测量客观的“贫”和主观的“困”发现，家政服务业流动妇女社会融入维度最为贫困，然后依次为生活水平、教育培训、健康和收入。其中，最需改善的主观福利指标为社会关系，然后依次为城市归属感、工作满意度。城乡分解结果表明，农村户籍流动妇女的多维贫困指数、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程度都明显高于城镇户籍流动妇女。按照受教育年限进行分解的结果也显示，受教育年限少的流动妇女在多维贫困发生率、多维贫困指数和多维贫困程度三方面均高于受教育年限多的流动妇女。
本次增补了“中国儿童多维贫困AF方法分析”（第十一章）。消除儿童贫困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而儿童贫困往往不能用收入标准来衡量。本章基于儿童权利公约中规定的儿童所拥有的基本人权，结合《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构建了由儿童生存、健康、保护、发展和参与五个维度构成的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指数，用AF方法进行了测量。结果表明，残疾儿童、受艾滋病影响家庭的儿童、少数民族儿童多维贫困状况尤为突出。
此外，笔者对第一版中的错误进行了修订。对全书的章节编排做了适当的调整，以使全书章节的排列更加符合逻辑。尽管作者做了艰辛的努力，但错误和不足仍在所难免，衷心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希望本书对开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有所帮助。最后，作者衷心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总编辑周丽女士、编辑恽薇女士对本书修订出版给予的全方位支持！作者2016年9月1日于浦东
第一版序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扶贫开发和最低生活保障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不断的科技进步和创新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等政策措施，有效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和减贫成就。同时，也为推动全球减贫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当前，我国农村扶贫开发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切实加强扶贫理论与政策方法的研究，是《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的一个明确任务。与我国扶贫开发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以往这方面的工作显得相对不足。对中国扶贫开发经验的总结，对贫困标准和贫困测量、贫困监测以及反贫困政策和项目的减贫影响评估，对老人、儿童、妇女、残疾人、少数民族等特殊贫困群体等的研究都是需要加强的。
小林博士这本《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弥补了我国在贫困测量研究方面的不足。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方法的全面性。该书涵盖了当前国际社会上广泛应用的主要贫困测量方法。作者编写了大量的计算程序，并以住户数据对我国的贫困状况进行了分城乡、多维度、跨年度、多群体的测算。在测量方法上，既包括传统的以收入和消费测量贫困和不公平的方法，也包括贫困的动态分析、多维贫困、主观福利和相对贫困分析方法。此外，还对经济增长的利贫性和包容性进行了评估。
二是方法的前瞻性。书中的多维贫困分析方法、主观福利贫困分析方法、经济增长的利贫性和包容性测量方法，都是当前贫困研究领域的前瞻性方法。作者不仅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分析了中国的贫困情况，还对现有的方法进行了创新和拓展。其中，在多维贫困分析中，将资产维度和指标纳入分析框架，拓展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2010年发布的多维贫困指数。
三是对象的多元性。该书不仅分析了我国的农村贫困，还分析了城市贫困。过去我国的贫困分析主要集中于农村贫困，该书运用大量的住户数据分析了城市贫困，并对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比较。首次运用各种方法分析中国的城市贫困状况，为更加全面认识城市和农村贫困提供了学术研究支持。分析的群体包括少数民族、老年人和儿童。此外，还对主观福利和相对贫困进行了计量分析。这些分析对更加客观地认识我国的贫困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该书通过大量的模型和数据对我国的贫困状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得出的一些结论对贯彻落实《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关于贫困的动态变化研究，十分清楚地反映出1989～2009年我国农村相对贫困经历了一个在1989～2006年不断加剧，并在2006～2009年逐步降低的过程，既客观地描述了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也清晰地表明2006年以来我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专项扶贫开发政策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于缩小发展差距的重要性和正确性。关于多维贫困的测量，明确地得出我国农民在卫生设施、健康保险、耐用消费品、生产性资产和现代燃料五个方面的贫困状况比较严重。为全面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给出了比较清晰的政策干预方向。这种测量方法运用到片区扶贫开发攻坚上，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此外，书中对少数民族贫困、老年人贫困和儿童贫困的分析，对于做好新阶段特殊人群扶贫开发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正是由于这本书对促进我国贫困理论和方法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所得结论也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我十分高兴为本书作序。相信此书对贫困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有益，也希望作者继续在贫困理论研究方面有所建树。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副组长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党组书记主任2012年9月14日
第一版前言
我很早以前就想写一部关于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的书。一则中国在贫困测量方面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严重滞后于扶贫开发实践。1997年我在内蒙古林学院任教时，有幸参加了中国西部扶贫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世行第三期扶贫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主要是协助世界银行专家进行投资估算和成本效益分析。由于首次接触贫困问题研究，迫切希望找到一本测量贫困的读物以补充知识的不足。遗憾的是，只找到了几篇一般性地介绍贫困并讨论反贫困政策的资料。2009年我调入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工作，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印度和孟加拉国这两个贫困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分别诞生了阿马蒂亚·森和穆罕默德·尤努斯两位反贫困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但两国至今未实现大规模的减贫；中国有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但至今没有准确的贫困测量方法，也没有世界著名的贫困研究专家。按照世界银行每天消费低于1.25美元（2005年购买力平价美元）的贫困标准测算，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从1981年的19.38亿减少到2008年的12.89亿，即全球贫困人口减少了6.49亿；同期，中国贫困人口从8.35亿减少到1.73亿，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6.62亿。也就是说，扣除中国的减贫人数，全球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略有增加。与中国巨大的减贫成就不相协调的是，中国在贫困理论的研究方面十分滞后，尤其是在贫困测量方面。这是我想写这么一本书的第一个原因。
再则，中国的减贫进入了必须瞄准穷人并测量贫困状况的阶段。当一个国家从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迈进时，减贫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即由增长来带动减贫。在这一阶段，由于大部分人口处于贫困状态且收入分配比较公平，基本上没有必要进行十分准确的贫困人口瞄准和测量。但是，当一个国家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一般会经历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收入分配对减贫的影响十分重要。减贫不仅要依靠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还取决于收入分配效应。当贫困人口变得比较少时，要通过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共同作用来实现减贫，这时就必须对贫困人口进行准确的测量和瞄准。显然，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已经处于这样一个阶段。这是我想写一部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的著作的第二个原因。但2001～2005年这一阶段，随着国家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推行，以及集体经济农村公共服务筹资制度的瓦解，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极不匹配，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亟须推进。我感到还有比这一部书更重要的。于是，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工作的三年中，集中精力写了一本《结构转型中的农村公共服务与公共财政政策》。2006年，我的工作发生变动，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社会发展处从事儿童预算研究工作，用半年的时间与梅鸿合作完成了《中国预算体制以及儿童教育和卫生服务筹资》一书。2006年下半年，我调入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工作。时值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大改革，我将主要精力用在了医改方案、妇幼保健服务包和筹资制度、孤儿补贴制度的研究上。2001～2008年间，虽然我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的课题支持下，断断续续地从事贫困方面的研究，但是由于时间难以保障，农户层面的数据获得困难，《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一书一直存在于大脑之中，其实质性的写作一直未能如愿。
2009年上半年我有幸进入由著名贫困研究专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发起创建的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访问工作，跟从萨比娜·阿尔基尔（Sabina Alkire）博士进行人类发展与多维贫困测量研究。有机会在牛津大学系统地阅读了人类发展与贫困测量方面的大量理论著作，为本书的写作打下了理论基础。我从牛津大学访问工作回来之后，立即参与了好友曹洪民博士组织的“阿坝州连片特困地区千村万户农户调查”。这次调查覆盖了阿坝州13个县共1351个村，获得了进行贫困测量的第一手农户数据。如果说，贫困测量的理论和方法是开展测量的第一要素，那么数据的可获得性就是第二要素。2009年下半年，时任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主任的吴忠博士邀请我加入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专职从事贫困研究。这无疑为撰写此书提供了一个最佳的平台。以献身于全球减贫事业的心态进入这个专业性的减贫机构之后，我接受的第一项研究任务是国务院扶贫办范小建主任批示的世界各国贫困标准研究。在从事这项研究时，我通过文献综述发现中国不仅在贫困测量的研究方面十分薄弱，在贫困标准的研究方面更加滞后，于是把精力投向贫困标准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另一个重大问题，即我们缺少一支专业的研究队伍。仅凭一两人是难以支撑起总结、传播中国减贫经验，借鉴学习他国减贫经验的重任的。于是我们花了近三年的时间培养和建立了一个小小的研究团队。如今这个团队初见雏形，学术论文能够在国际和国内知名学术刊物上发表，缩小了我国在这一领域与国际上的差距。在这一过程中，也逐步地向原来的目标——写这本书——靠近。从各种途径收集数据，建立模型，编写程序，计算分析。
2011年是中国扶贫开发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年。中国政府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新纲要的目标之一是缩小发展差距。在新纲要的编制过程中，以及在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编制过程中，范小建主任、郑文凯副主任多次指示，要加强贫困理论研究，因为中国的贫困理论研究跟不上工作的需要。这对于我来说，既是压力也是动力。针对新纲要的实施，结合目前中国贫困研究现状，发现有两个方面亟须加强。一是贫困测量，二是扶贫项目的减贫影响评估。本书的写作初步弥补了贫困测量的不足。随着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的打响，更多的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源将投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都需要知道扶贫项目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影响。而这一领域既是国际上减贫研究的前沿领域，也是国内减贫研究需要加强的领域。
2012年上半年，根据国务院扶贫办党组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的安排，我十分荣幸地参加了中央党校国家机关分校的处级干部研修班。在这三个月里，既有机会系统地学习党的理论，也能够安心读书编程，分析数据。如此复杂而大量的计算，是一项耗时耗力的研究。如今本书付梓，如释重负，完成了一个多年的夙愿。就在本书即将完稿之际，获知本书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正式列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鼓励。
全书共10章，第一章至第八章按照贫困概念的演进、贫困标准的确定以及贫困状况的测量这一逻辑编排。第一章和第二章阐述了贫困概念的演进和贫困标准的确定。第三章至第八章，从不同的视角对中国的贫困状况进行了比较客观和系统的测量。在测量方法上包括从收入和消费视角进行的贫困、不公平测量以及贫困的动态测量、多维贫困测量、相对贫困和主观福利贫困测量。在测量的对象上，既包括农村居民也包括城镇居民。在测量的群体上，覆盖了少数民族、老年人和儿童。第九章和第十章，不是对贫困人口的测量，而是专门对经济增长的利贫性（pro-poor）和包容性（inclusive）进行了测量。利贫性强调贫困人口在增长中的受益情况，即强调结果；包容性强调贫困人口公平地获得发展机会，即强调开始。一个社会若能让贫困人口有公平的发展机会，并让贫困人口在增长中更多地获益，其经济增长被认为是包容的和利贫的。
第一章，贫困概念的演进。从经济学、社会学、发展学、政治学四个学科视角分析了贫困概念的演进。人类对贫困的认识是一个随着人类发展而不断演进的过程。经济学视角认为，贫困是福祉被剥夺，即个人或家庭没有足够的收入满足其基本需要。因而，收入支持政策是反贫困政策的主要工具。社会学视角认为，贫困是一种社会排斥现象。强调个体与群体的割裂，特别是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没有充足的公民权利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因而，社会包容政策是反贫困政策的主要工具。发展学视角认为，以收入定义贫困，强调了收入的工具性作用，而忽视了促进人类发展的真正目的。发展是拓展人类有理由珍视的真实自由。贫困的原因是由于个体或家庭的基本可行能力不足。基本可行能力包括公平地获得就业、教育、健康、社会保障、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等促进人类体面地生活的基本需要，甚至包括主观感受。因而，从多维度视角促进人的能力提升是反贫困政策的核心内容。政治学视角，主要有两类典型观点：一类是马克思的阶段理论，贫困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夺。消除贫困的核心思想是无产阶级革命。另一类是森的权利理论。贫困是由生产、交易、流动等基本权利缺乏造成的，反贫困政策的核心应该是赋予公民权利。
第二章，贫困标准及全球贫困状况。概括了贫困标准确定的三种主流方法，即收入/消费标准、人类发展指数、多维贫困指数，并介绍了以三种方法测量的全球贫困状况。贫困标准是用于测量和识别贫困人口的重要工具。收入贫困一直是全球使用最为广泛的贫困标准。以收入标准定义的贫困线，一般包括满足家庭基本需要的食物和非食物货币支出。世界银行用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收入贫困线定义了世界贫困标准。收入是实现脱贫的重要工具，是衡量贫困的重要代理变量，但并不能全面反映真实的贫困状况。人类发展指数旨在弥补收入标准的不足。虽然人类发展指数对收入标准作了重要补充，但仍不足以反映人的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夺的情况。为此，基于阿马蒂亚·森的能力方法理论，Alkire和Foster构建了多维贫困指数，更加全面地反映了贫困人口的多维度被剥夺情况。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首次公布了全球104个国家和地区的多维贫困状况。收入/消费标准、人类发展指数和多维贫困指数三种方法，对加强我国贫困监测，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第三章，贫困测量——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例。介绍了贫困和不公平的测量方法以及贫困决定模型。测量结果表明，以藏族聚居为主的西北畜牧经济区的贫困发生率最高，贫困深度也最深。在四个民族中，贫困发生率由高到低为藏族、羌族、汉族和回族。贫困呈明显的民族特征。牧区的贫困发生率高于农区。女性户主的贫困发生率明显高于男性。儿童的贫困发生率明显高于成人，特别是女童的贫困发生率远远高于其他群体。在四个民族中，汉族的不公平最高，羌族最低。不公平的分解结果表明，民族间的不公平对于总体不公平贡献极少，不公平主要来自民族内。同样，牧区和农区间的不公平对总体不公平贡献极少，不公平主要来自牧区和农区内部。贫困决定模型表明，少数民族与汉族相比，陷入贫困的概率要高2.5%。劳动力每增加1人，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就减少1.6%。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就减少0.5%。有农用车的农户比无农用车的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低10.1%。
第四章，中国贫困的动态变化测量。以中国9个省的住户调查数据为依据，分析了1989～2009年城市和农村居民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变化。结果表明，1989～2006年，农村居民相对贫困不断加剧；2006～2009年，农村居民相对贫困发生率下降。城市的情况也类似，2004年之前，相对贫困发生率不断提高，之后，相对贫困减缓。绝对贫困的测量结果表明，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绝对贫困发生率大幅度下降。我国在消除绝对贫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从教育和年龄两个人口学特征视角分析发现，教育程度越高，绝对贫困发生率越低。本书中对16岁以上成人数据的分析表明，年龄与贫困发生率呈现U形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贫困发生率下降，但到达中年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贫困发生率提高。基尼系数表明，在1989～2009年，城市和农村收入不公平在2006年达到高峰，分别为44.35和53.69。2009年略有下降。泰尔L指数的分解表明，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不公平的贡献最大；城乡之间收入分配不公平的贡献较少。基尼系数对贫困发生率的弹性计算结果表明，2009年，若基尼系数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和农村居民贫困发生率分别增加4.24个和5.01个百分点。可见，今后一个阶段，改善收入分配应当作为一个促进减贫的主要政策工具。对增长率曲线的分析表明，1989～2006年，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率低于平均增长率，增长是不利于穷人的，其结果是基尼系数的提高，收入差距的扩大。2006～2009年贫困人口的增长率高于平均增长率，增长是利贫的，有利于降低基尼系数，缩小收入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2006年之后的支农惠农政策、农村扶贫开发政策、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五章，中国多维贫困测量。贫困是人的可行能力在多个维度被剥夺的现象。多维贫困指数测量和反映贫困人口或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以及所遭受的剥夺强度。本章将资产维度纳入了多维贫困分析框架，拓展了多维贫困指数的维度。对2009年《中国营养和健康调查》中9个省的数据用AF方法测量的结果表明，在4个维度10个指标中，同时存在3个指标贫困的发生率（H）为9.1%，剥夺强度为37.0%，多维贫困指数（M）为0.034；城市的贡献率为22.8%，农村的贡献0率为77.2%，多维贫困现象仍以农村为主。对中国多维贫困贡献率最高的5个指标，由高到低依次为卫生设施、健康保险、耐用消费品、生产性资产和现代燃料，该结果为反贫困公共政策提供了明确的优先顺序。
第六章，中国城乡居民的主观福利和相对贫困。中国扶贫开发的主要任务由解决温饱问题转向缩小发展差距，相对贫困成为减贫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观福利是人们对生活满意度和幸福的自我评价，能够反映人们的生活质量。本章对中国城乡居民的主观福利和相对贫困状况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贫困比较突出。与收入贫困状况相比，主观福利评价状况相对较好。农村居民收入贫困发生率明显高于城镇。城镇居民随着年龄的升高，收入贫困发生率下降，主观福利评价差或很差的机会减少；农村居民随着年龄的升高，收入贫困发生率增加，主观福利评价差或很差的机会增加。婚姻状况对主观福利有明显影响，有配偶的居民比单身居民主观福利评价高的机会增加。医疗保障和互联网对城乡居民主观福利评价有正向影响。教育程度越高，主观福利评价好的机会越大。
第七章，中国老年人主观福利及贫困状况研究。从收入贫困的角度看，2006年中国农村老年人收入贫困发生率为9.7%。但是，从主观福利贫困的角度观察，贫困发生率要高得多。农村有16.2%的老年人、城市有11.5%的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评价为差或很差。收入与主观福利成正相关，即收入越高老年人主观福利值越大，但收入对主观福利的影响系数不大。从收入贫困标准来看，是否贫困对老年人主观福利有一定的影响。贫困线以下的老人相对于贫困线以上的老人，收入对于主观福利更为敏感；说明贫困线相当于收入与主观福利函数曲线的一个近似阈值，超过这个阈值，增加收入提高主观福利的概率相对较低。这也用中国的数据验证了收入与主观福利成正相关，但并不是线性关系的假说。女性老年人的主观福利低于男性老年人，农村低于城镇，独居老年人低于有配偶老年人。健康对主观福利贫困是十分敏感的。个人态度对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影响十分明显，增强老年人积极乐观的态度，将会大大提高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度。老年人将成为中国贫困群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在老年人群体中，减贫战略和社会救助政策需要重点关注高龄老年人、农村老年人、女性老年人、受教育水平较低的老年人。在公共政策上，不仅需要养老保险，而且需要提供相应的照料服务。做好当前的扶贫开发工作，将有利于减少未来老年人的收入贫困和主观福利贫困。
第八章，中国儿童多维贫困分析。儿童贫困表现在很多方面，如较高的营养不良比例、儿童死亡率，因贫困而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排斥，严重的自卑心理等。儿童阶段的贫困削弱了其个人发展机会，使贫困发生代际转移，形成一种“贫困的陷阱”，进而使暂时性贫困转为长期性贫困。消除儿童贫困不仅是打破贫困代际传递链条的关键环节，也是实现社会发展公平、公正的主要内容。本章基于阿玛蒂亚·森的能力方法，以《儿童权利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确定的儿童生存权、健康权、保护权、发展权和参与权等基本权利为框架，从5个维度进行儿童多维贫困评估。使用的数据为2010年中国五省（区）儿童福利服务示范区基线调查数据。在5个示范省中，28%的儿童生活在贫困家庭中，2.42%的儿童吃不饱饭，50%的儿童不能饮用自来水，19.16%的儿童会受到老师打骂，2.49%的儿童受到社会上的暴力侵犯。
第九章，中国经济增长的利贫性测量。贫困人口在经济增长中受益的程度，既受增长的影响，也受分配的影响。本章用3种不同的测量方法，对中国1989～2009年经济增长的利贫性进行了测量。3种方法得到的一致性结论是2006～2009年的增长更有利于穷人。这与第四章相对贫困的测量结果是一致的。2006年之后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和专项扶贫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的利贫性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十章，中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测量。本章首先对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内涵进行了综述，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套由4个维度、7个领域、13个指标组成的包容性增长指数；然后对评价指标赋予权重，形成了一套包容性增长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最后，运用该指标体系对1990～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进行了测量，并根据测量结果提出了建议。测量结果发现，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上呈现包容性趋势，经济增长迅速并且带来了就业增长，提高了人的基本能力和基础社会保障水平，但是中国包容性增长整体水平比较低，并且发展缓慢，收入不平等越来越显著，成为中国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巨大障碍。因此，应该从实现机会平等角度设计政策，追求经济增长的包容性。
本书第三章至第十章，大部分使用Stata软件编程计算。每章都分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内容，各章自成体系，每章都是一篇完整的学术论文。这样编排，方便读者根据需要而阅读其中的任意一章。
本书的写作基于大量的住户调查数据，编程和运算量相当大，尽管笔者进行了艰辛的努力，但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本书的读者群定位于专业的减贫研究人士，可以作为理论工作者，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参考读物，对于政策制定者和减贫实践者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的同事们对笔者的研究工作给予了积极的支持，这是笔者能够坚持完成写作这本书的最大动力，衷心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第一章贫困概念的演进一 引言
消除或者减少贫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发展就是“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在西方发展理论中，发展就是让[1]社会所有成员受益，穷人需要我们的特别关注。实质上，人类寻求发展的过程，就是反贫困的历程。《英国大百科全书》将“贫困”定义为，一个人缺乏一定量的或社会可接受的物质财富或货币的状态。这个概念实质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社会可接受的”，表明贫困是一个具有时间和空间变化的概念，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同时期社会可接受的物质财富或货币的状态的衡量标准在变化；二是购买一定量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体现在一定量的货币或拥有的物质财富。在汉语中，《说文解字》将“贫”定义为“财分少也”；《新华字典》将“贫”定义为“收入少，生活困难”。“困”定义为“陷在艰难痛苦或无法摆脱的环境中”。“困”是指一种处境。那么“贫困”主要指收入或财分过少，而使人陷在艰难痛苦或无法摆脱的环境中。
由于人类对贫困概念的认识，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因而发展的议题也就在不断深化，促进人类发展和减贫的政策工具也在不断深化。当前，我国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达到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收入差距和社会矛盾比较突出。从理论上回顾人类对贫困的认识，对审视我国当前的发展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战略意义。下文从经济学、发展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四个学科视角对贫困概念进行讨论。图1-1概括了贫困在不同学科领域的定义特征以及相应的反贫困措施。图1-1 贫困概念演进图示二 经济学视角的基本需要理论（一）基本需要
贫困是在人们缺乏满足其基本需要（basic needs）的手段（财分过少）时发生。在这一定义下，要确定一个人是否处于贫困状态，则首先需要确定构成“基本需要”的是什么。那么到底什么是“基本需要”？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讲了一个梵文经典小故事（《奥义书》）：公元前8世纪，玛翠伊问她丈夫，假如整个世界的财富都属于她一个人，她能否通过财富实现长生不老？她丈夫说：“不可能！”“你的生活会像别的富人的生活一样，但是别指望通过财富实现长生不老。”玛翠伊说：“那我要那些不能让我长生不老的财[2]富干什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个人的财富增长和经济的增长本身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真实目的。人类发展的真实目的是追求生活质量的改善和幸福，而不单单是收入或财富的增长，收入或财富的增长只是生活质量改善的手段。
英国是较早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国家。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1942年发表了《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他总结了阻碍战后重建之路的“五大恶”（five giants）：匮乏、疾病、无知、肮脏和闲散。这“五大恶”有利于我们理解到底什么是“基本需要”。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规定了促进人类发展的8个目标。其中前7个目标是人类发展的基本目标，可以说是被世界各国基本接受的“基本需要”清单。第8个目标“全球合作促进发展”是实现前7个目标的国际治理手段。我们将贝弗里奇报告的“五大恶”和千年发展目标[3]的前7个基本目标结合起来讨论什么是“基本需要”。图1-2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官网（http：//www.undp.org）。
第一个目标是“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对应贝弗里奇的第一恶“匮乏”。首先当指食物的匮乏，如果再扩展一点点，人走在大街上应该有块遮羞布。也就是说，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食物和衣着理当是基本需要的首要组成部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确定的扶贫目标是“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即“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是最基本的需要。
第二个目标是“实现普及初等教育”，对应贝弗里奇的第三恶“无知”。教育是用来对付无知的。基本的文化教育水平被广泛认为是经济生产力和个人生活质量的基础，也是形成人力资本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基础。试想在当今信息和网络时代，一个文盲的生活质量是多么糟糕。另外，第三个目标是“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利”中的第一个子目标也是关于教育的，“最好到2005年消除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中的两性差距，并至迟于2015年消除所有各级教育中的这种差距”。中国扶贫开发把保障义务教育作为对贫困人口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之一。
第四至第六个目标是“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产妇保健，与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做斗争”，对应贝弗里奇的第二恶“疾病”。提供专业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就是对付“疾病”的。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已经被国际社会认为是经济生产力和个人生活质量的另一基本需要。因此，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把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医疗作为“三保障”之一。
第七个目标是“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对应贝弗里奇的第四恶“肮脏”。它要求解决以下两点：一是人类需要栖身之所，二是人类需要一个适合居住的当地环境。联合国提出，“到2020年使至少1亿贫民窟居民的生活有明显改善”。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城市贫民窟越来越多。据估计，全球有10亿名贫民窟居民，而且这个数字到2030年将会翻一番。在发展中国家，[4]超过40%的城市人口居住在官方界定的贫民窟中。中国到2020年前要对1000万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移民搬迁，对600多万户居住在危房的贫困户进行危房改造。
另外，在第一个目标“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下的子目标中，包含着促进就业的关键信息，“使所有人包括妇女和青年人都享有充分的生产就业和体面工作”。事实上，就业对付的是贝弗里奇的“闲散”。
我们比较一下千年发展目标和贝弗里奇报告的“五大恶”，初步可以确定一个“基本需要”清单：食物、衣着、住房、健康、教育。在这五大基本需要中，最难解决的是住房问题。贝弗里奇指出，“这是因为，住房需要土地，而土地往往与权力联系在一起。而且，在资[5]本主义社会，土地成为一种值钱因而也是昂贵的商品”。
中共中央2011年10号文件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纲要》的总体目标为，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这可以认定为中国政府确定的定义贫困的“基本需要”清单，这个清单有其时限性，是衡量中国农村居民2011～2020年的基本需要。2015年1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总体目标为，“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二）收入/消费贫困
有了贫困的定义，要转化为减贫政策工具，首要工作是将贫困的概念转化为测量贫困的标准，即贫困线。
朗特里（Benjamin Seebohm Rowntree）在其1901年的著作《贫穷：对城市生活的研究》中，按照“获得维持体力的最低需要”的“购物篮子”（shopping basket）所需要的货币预算，对英国约克市的贫困线进行估计，一家六口人，一周最低的食品预算为15先令；加上一定的住房、衣着、燃料和其他杂物，测算出一个六口之家一周[6]26先令的贫困线，当时约克市的贫困发生率约为10%。这是最早的按照食物和非食物两部分，对贫困进行货币量化的方法。之后，这一方法或多或少地被应用到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1950年之后，英国建立起现代福利国家，到1979年废除了“购物篮子”，将贫困定义为“家庭收入低于中位数收入的60%”，中位数收入是指处于中位数收入分配阶层的家庭所获得的税后收入。英国的贫困线是按照家庭结构分别计算的，例如，2007年一对夫妇和两个14岁以下孩子的家庭，贫困线为每周270英镑；没有抚养子女的夫妻家庭，贫困线为每周193英镑。按照这一标准，英国2007年贫困发生率为13.2%（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课题组，2009）。2014年，英国绝对贫困人口为109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6%。
1963年，美国经济学家欧桑斯基（Mollie Orshansky）根据满足最低基本需要的食物和非食物部分，测算了美国的贫困线。食物贫困线是根据不同家庭规模，满足最低热量需要购买的各类食物的货币支出；非食物支出按照家庭消费支出的2/3估计。1964年约翰逊总统提出“向贫困宣战”的政治口号，欧桑斯基的方法就被用于确定美国的国家贫困线。直到2015年，美国仍然用这一方法调整和公布国家贫困线。2015年，美国一个四口之家，贫困标准为家庭年收入低于24250美元，相当于每人每天17美元。2014年，美国绝对贫困人口4700万人，贫困发生率约15%。经济学家曼昆（N.Gregory Mankiw）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批评道，“虽然收入分配和贫困率数据有助于我们了解我们社会不平等的程度，但解释这些数据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这些数据是根据家庭年收入，但人们所关心的并不是他们的收[7]入，而是他们维持良好生活水平的能力”。
世界银行将“贫困”定义为“贫困是福祉（well-being）被剥夺[8]的现象”。因此，对贫困的定义就取决于如何测量福祉被剥夺。世界银行的方法认为，福祉被剥夺是当人们缺乏满足其基本需要（basic needs）的手段时发生的。这个手段通常用收入衡量。因此，世界银行按照基本需要成本方法（cost of basic needs approach）定义和测量贫困。基本需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为满足充足的营养而获得一定量的食物需要，大多按照每人每天摄取热量2100卡路里计算；另一部分是衣着、住房等非食物基本需要（World Bank，2009）。事实上，这一方法传承了朗特里1901年的方法。
20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拉瓦雷（Martin Ravallion）等收集了86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980～1990年的消费数据，发现人均最低消费为22美元/月（1985年购买力平价美元），十分接近印度当时23美元/月的贫困线。其中，8个低收入国家（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尼泊尔、肯尼亚、坦桑尼亚、摩洛哥、菲律宾和巴基斯坦）的绝对贫困线是31美元/月，更具有绝对贫困线的[9]代表性。世界银行据此确定了1美元/天的第一个绝对贫困线。
2008年拉瓦雷、陈少华等对“1美元/天”的贫困线进行了修订。选择了75个发展中国家（含转型国家），其中15个最穷国家的平均贫困线为37.98美元/月（1.25美元/天），中位数是38.51美元/月。这75个国家的中位数贫困线是60.81美元/月（2005年购买力平价美元），[10]相当于2美元/天。这就是当前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中广泛使用的1.25美元/天和2美元/天贫困线的来源。
国际比较项目发布了2011年国际购买力平价之后，世界银行对1.25美元/天和2美元/天贫困线进行了更新调整。对1.25美元/天贫困线的更新，测算的国家范围仍然沿用了当时测算1.25美元贫困线的15个最穷国家，测算方法是将15国的国家贫困线调整为这些国家2011年的居民消费价格，再用2011年国际购买力平价将本国货币表示的国家贫困线转换为以购买力平价美元表示的国家贫困线，最后计算出的平均值为1.88美元/天，据此将1.25美元/天贫困线更新为1.9美元/天。并将2美元/天贫困线更新调整为3.1美元/天。
由于满足“基本需要”的“购物篮子”，在不同社会的不同时期的质量要求不同，一般而言，随着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收入或消费贫困的标准在提高。拉瓦雷等1991年用36个国家样本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均消费每提高10%，官方贫困标准提高7.1%。基于收入和消费贫困，世界各国的反贫困政策主要集中于收入支持和收入分配。因而，从收入或消费贫困视角来看，反贫困战略主要是增加收入和改善分配。笔者用64个国家2007年的数据对贫困发生率、人均GDP和基尼系数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人均GDP每提高1个百分点，贫困发生率下降0.3个百分点；而基尼系数每降低1个百分点，贫困发生率减少1个百分点。可见提[11]高增长和改善分配确实对减贫十分重要。（三）资产贫困
由于从消费/收入的视角定义和测量贫困存在诸多不足，一些学者提出“资产贫困”（asset poverty）的概念和测量方法，试图弥补消费/收入贫困的不足。1995年，美国社会政策专家梅尔文·奥利弗（Melvin Oliver）和托马斯·夏皮罗（Thomas Shapiro）出版了《白人的财富，黑人的财富——种族不平等的一个新视角》一书。这本书的出版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2006年出版了十周年纪念版。该书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按照传统的收入贫困测量方法，美国黑人和白人的收入差距缩小了，但是从资产的视角来看情况却大不相同。平均而言，如果一个白人拥有1美元的资产，一个黑人仅仅拥有10美分的资产。这揭示了美国社会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巨大财富差距。1995年，美国学者罗伯特·哈夫曼（Robert Haveman）和爱德华·伍尔夫（Edward N.Wolff）对资产贫困进行了定义，并对1983～2001年美国的资产贫困进行了测量。
哈夫曼和伍尔夫认为，贫困取决于一个家庭可以控制的“经济资源”（economic resources）和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的“基本需要”（basic needs）。收入贫困测量方法，捕获到了“基本需要”这一重[12]要方面，而忽视了“经济资源”这一重要方面。事实上，收入贫困反映的是家庭当年的经济所得，而不能反映过去的财富积累或存量。财富积累或存量是一个家庭应对风险打击、避免陷入贫困的重要经济资源。一个家庭避免陷入贫困的“安全网缓冲”包括劳动和经营所得、政府的转移支付以及资产。如果在家庭“安全网缓冲”构成中，没有资产或者资产所占的比例较低，其经济状况将处于比较脆弱的状态。这是因为，如果在替代性收入支持资源，如劳务和家庭经营收入、政府转移支付等出现困难的情况下，只有资产可以使家庭避免陷入贫困。
一个家庭在一定时期内没有充足的资产满足“基本需要”，就被视为资产贫困。这个概念没有考虑家庭的年度收入流，因此可以作为测量贫困的一个补充概念。如果综合考虑收入和资产，则可将贫困定义为没有足够的资产和收入以满足“基本需要”。为了能够测量资产贫困，我们需要明确三个概念：一定时期、资产和“基本需要”。下面我们以哈夫曼和伍尔夫（2001）的方法论述如何定义资产贫困。
首先，定义资产贫困依然回到定义贫困的老问题——“基本需要”。2001年，美国将一定量的食物、衣着、住房以及家庭设施、个人照料和非工作相关的交通支出等日常需要，定义为基本需要。据此，确定2001年的贫困线约为家庭年收入17960美元。一对夫妇和两个孩子的家庭的贫困线为17653美元。
其次，需要确定的问题是，资产用于满足“基本需要”的时期。哈夫曼和伍尔夫建议，在没有其他资源的情况下，资产应该可以满足一个家庭3个月的基本需要，即一年贫困线的25%。据此，哈夫曼和伍尔夫确定2001年美国的资产贫困线约为4413美元（＝17653美元×25%），即一个四口之家的净资产低于4414美元时，确定为资产贫困。
最后，需要确定资产的定义。这里的资产当指净资产。我们知道家庭资产有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如果从应对三个月的基本需要来看，用流动资产更加合适。这是因为，流动资产更容易变现。另外，从道义的角度来看，也不能让一个家庭因为当年的临时贫困而卖掉房产等持久性资产。因此，哈夫曼和伍尔夫建议，以净流动资产来定义资产贫困更加合理。按照这一方法，他们测量了美国1983～2001年的资产贫困状况。
用资产来测量贫困与用收入测量贫困相比，有几个好处。一是资产反映了一个家庭多年的收入积累和消费平滑后的财富状况，它更能准确地反映一个家庭的长期贫困或持久性贫困（chronic poverty）。而收入或消费贫困反映的是一个家庭当年的贫困状态。二是资产可以通过继承、转让、转移等多种形式获得，它更能反映一个家庭或个人所处的社会状态。三是测量资产的不平等，更能准确地反映一个家庭或个人的真实不平等。在经济财富方面，人与人之间总是有差别的。贫困有许多原因，一些人贫困，是因为他们缺乏资源和机会；另一些人贫困，是因为他们受到制度、政策和习俗上的歧视。迪尼托（Diana M.Dinitto，2011）认为，公共政策关注的是不平等导致的贫困。
那么，资产贫困的概念如何应用于福利政策呢？美国学者谢若登（Michael Sherraden）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提出了“个人发展账户”的概念和政策设计。个人发展账户用于促进未来取向、长远计划、储蓄和投资、个人创新、个人选择和实现生活目标。个人发展账户，立在个人名下，限定于指定用途，有利于穷人积累资产，提高发展能力。政府可以通过配额储蓄、赠款、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促进个人发展账户的积累。谢若登认为，一个更公平和更有效的政策将是创造一个面向所有美国人的普遍的资产积累制度，但其中只给予穷人特别激励。总之，福利政策的设计将在某种程度上鼓励和促进穷人的储蓄和
[13]投资。
我国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来源包括家庭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其中，财产性收入反映了一个家庭将拥有的资产转变为收入的能力。2015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11422元，其中财产性收入252元，仅占2.2%。财产性收入是应对贫困的一个重要经济资源，我国农村居民来自财产的收入比例很低，今后需要加强农村居民的资产建设。
2007年，国务院扶贫办在四川省仪陇县开展“搞好扶贫开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试点，其中一项内容是“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按照“政府向贫困户赠股、为一般贫困户配股、由富裕户购股”的方式，建立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互助合作组织“扶贫互助社”，开展扶贫互助资金试点。采取了农户自己评选贫困户，自己选举管理委员会对资金进行管理；采取“整借零还”的办法，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资金困难。互助资金相当于以股金的形式，给社员设立了“个人发展账户”。如果个人需要资金，可以以贷款的形式使用。此外，年底[15]还可以根据收入分红。这一制度设计的关键在于，对于绝对贫困户，财政资金赠股，作为个人发展资金以股份的形式确定下来，一次性增加了个人资产；对于相对贫困户，通过政府每股500元的赠款，农户自己入股500元，引导农户进行资产积累；对于富裕户，自愿入股，既实现了资产的储备，也为贫困户发展提供了资金来源。
笔者在世界银行TCC5项目“山西经济增长、财政支农减贫政策效应研究”中，进行了资产贫困的多维度测量尝试。将资产贫困分为住房、耐用品、生产性固定资产、耕地4个维度。如果房屋结构为土坯、土窑洞，视为住房贫困；农户家中有彩色电视机、冰箱、电话和摩托车中的任何一种视为耐用品脱贫，否则视为耐用品贫困；农户拥有汽车、大中小型拖拉机、胶轮大车、役畜中的任何一种视为生产性固定资产脱贫，否则视为生产性固定资产贫困；根据当地情况，人均耕地面积小于2亩的农户视为耕地资源贫困。当把4个维度加总后，[16]农户存在任意两个及以上维度的贫困，视为资产贫困户。在我国，由于缺乏像美国那样精准的家庭资产调查数据，因此很难计算家庭净资产，也就难以按照哈夫曼和伍尔夫的方法来测量资产贫困。资产计数的方式，实质上是一个替代性的测量资产贫困的办法。这虽然与哈夫曼和伍尔夫对于资产贫困的定义不一致，但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资产贫困测量方法。三 社会学视角的社会排斥理论
从经济学视角定义贫困，强调了收入的重要性，但是忽视了个体或家庭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不利的社会因素。为了更加充分地理解贫困，社会学家从个人或家庭在社会中处于社会弱势（social disadvantage）的分析角度，将贫困区分为剥夺（deprivation，“missing out”）和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left out”）。剥夺这一概念主要用于识别谁是穷人并帮助设定贫困线，如测量收入贫困。相应的，社会排斥主要用于识别那些被排斥在福利制度之外的人，以[17]及不能够参与到社会和经济活动中的人。社会排斥提供了一个分析贫困的更为广泛的视角，它与制度结构联系更加紧密。
剥夺这个概念主要关注由于资源缺乏而产生的被剥夺。它可以帮助识别谁是穷人，需要多少收入以消除其被剥夺的状态。依据这一思路定义贫困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需要确定哪些商品和服务是必需的，即前文讨论的基本需要；第二步，需要识别谁缺乏这些商品和服务；第三步，需要区分哪些人没有支付能力拥有必需的商品和服务，哪些人有支付能力但不希望拥有。那些没有支付能力拥有必需的商品和服务的人，最终被确定为贫困对象。
社会排斥这一概念较早地在法国出现，强调的是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的断裂（Lenoir，1974）。Lenoir的社会排斥主要指那些没有被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所覆盖的人，如单亲、残疾人、失业者等弱势人群。按照这一概念，20世纪70年代，法国对社会排斥的研究和干预主要关注各种弱势群体。1997年英国首相布莱尔对社会排斥问题十分关注，在首相办公室下设立了“社会排斥局”。“社会排斥局”将社会排斥定义为，“某些人或地区受到的诸如失业、技能缺乏、收入低下、住房困难、罪案高发的环境、丧失健康以及家庭破裂等交织在一起的综合性问题时所发生的现象”（Saunders，2003）。英国政府从资源排斥、劳动力市场排斥、服务排斥和社会关系排斥等多个维度关注社会排斥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排斥概念逐渐被法国以外的欧盟国家所采纳，并逐步传播到了欧盟以外的国家。欧盟认为，社会排斥是一些个体因为贫困或缺乏基本能力和终身学习机会，或者因为歧视而无法完全参与社会，处于社会边缘的过程。这个过程使得这些个体很少获得工作、收入、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无法参与社会和共同体网络以及活动。联合国计划署将“社会排斥”定义为基本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得不到认同（如获得充足医疗、教育和其他非物质形式的福利），以及在存在这些认同的地方，缺乏获得实现[18]这些权利所必需的政治和法律体制的渠道。
社会排斥的维度和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西方学者对社会排斥的定义，本文将社会排斥概括为，个人或群体被排斥在平等获得公共资源，参与劳动力市场，获得基本公共服务，参与社会活动和事务之外的现象。其本质是缺乏平等的公民权利。按照这一概念，当前中国还存在比较明显的被排斥群体。比如，一些偏远农村居民社区，由于银行认为放贷成本高，管理难，而逐步收缩在这些地区的信贷，进而造成这些群体被排斥在信贷市场之外；加之，若非正规信贷是违法的，那么又从制度层面将这部分群体排斥在信贷市场之外。没有正式就业的人口，不能参加社会保险，就将一部分群体排斥在制度之外。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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