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小鸥 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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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拯救——近现代名人与教科书试读：
论教科书（代序）
张楚廷我一直不愿意受命写序，尤其是年轻作者，我总希望他们自己写序。
所谓序，在我看来，就是为一部著述拉开序幕，或者说明一下学作的原委，写作的构思，大致的框架，介绍基本的内容，也许还说到相关的意义和学术价值。
如果自序，这些问题都比较容易说清楚；如果他序，即使仔细阅读过了，也不一定说得到位，很可能不痛不痒，不着边际。这就是我不情愿为他人写序的原因。我努力坚持不写，但有过少数几次失败。这一次，就是吴小鸥了，当她开始提出时，我拒绝了。后来想想，这些年来，她在教科书的研究上，可算是孜孜以求，做了不少的工作。于是，就想赞许一番；又想到，这需要我来赞许吗？所以真的还是很犹豫的。
作序不能喧宾夺主，归根结底，还是靠她的著作本身说话。我仅冒昧在此小议一下教科书及其研究的意义，当然也就认定了吴小鸥工作的意义。
大中小学，乃至研究生阶段，都有教科书的问题。通常，教科书的编制、选用、实施和修订等事项统称为课程建设。这是各级学校的一项基本建设。
课程研究及其建设在教育学研究的整个领域里具有独特的地位。可以作一个比喻，课程研究，在物质世界就相当于基本粒子的研究，在精神世界里就相当于对人的心灵的研究。
古希腊人不一定作了如上的理解，但他们神话般的智慧，让他们在物质世界里就提出了单子的概念，而对此之研究，一直延伸到今日如希格斯这样一些杰出物理学家的研究；而在精神世界，在人的精神方面，则早已有了希腊人关于灵魂学的深刻探求；并且，古希腊人也留下不朽的教科书或课程，至今，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仍是欧美大学生必读的课本，而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几乎为全世界学校所采用，版本方面只有形式上的些微差异，基本内容却恒久不变。
我是学数学出身的，又被迫转向教育学和哲学。我先说一下数学。我国的中小学数学教科书是由哪些人主持制定的呢？他们是华罗庚、吴文俊这样一些世界级的数学家直接领导和参与的。
顺便，我想说一下，大中小学教科书制定的不同特点，由此而进一步说明中小学教科书的特殊困难、特殊意义与作用。
大学里的教科书，尤其是专业性的教科书，大都是教授们自己编制和撰著的，自己开设什么，就写什么，教什么。也就是说，很少有国本课程、地方课程，也没有校本课程。
对于大学教科书的主要要求就是尽可能站在学术最前沿。然而，对于中小学教科书的要求就大不一样了。
中小学教科书至少要思考这样一些问题：那个相关课程的知识领域有多宽？哪些知识是该领域里的根？哪些知识是对青少年持久有用的？哪些知识对他们的未来发展是最重要的？哪些知识是他们时下的心理年龄便于接受的？或者，需要经过怎样的编撰和处理才可能是便于习得的？
由此亦知，只有那些能高屋建瓴、居高俯视的大学者才能比较准确和深入地回答这些问题。
这也就是吴小鸥在研究教科书时竟发现有那么多名家的缘故，这就是在这些编撰者中有严复、蔡元培、胡适、任鸿隽、林语堂、朱家骅等名人的缘故。
换句话说，大学是求得枝繁叶茂的问题，而中小学则是求得知根知底的问题。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根，为何中小学所涉及的根更值得关注呢？
我们知道，中小学里最重要的课程是语文和数学。这里的语文是母语。所有国家的基础教育阶段都必须学好自己的母语，同时，数学可以说是一种世界语言，其基础部分是世界各国学校都必须通过课程而研习的。
最后还简要地说一下教育科学。
人们更多知晓的是，康德这样大智慧的人物的主要贡献在宇宙学和哲学方面，殊不知，他有一部名著就叫《论教育学》，他对教育学也有杰出的贡献。
如果说到教育哲学，其开篇之作也是一位德国人逻逊克兰兹。在中国，最早的则是范寿康等这样一些名人。教科书必然与名人相连。
在作了这样一些只言片语的叙说之后，想必对于吴小鸥在相关工作上取得的成就多有赞美之辞就很自然了。二〇一四年元月六日自 序
一百二十年前的甲午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亡国灭种之危机，激发出一代知识分子强烈的拯救欲。他们从西方发达的科技和昌盛的物质文明中，深感自身的贫穷与落后，从西方自由平等思想和民主制度的盛行中，看到千年封建社会的流弊。在暮色四合的清季天空下，1895年，严复在《直报》上连载《原强》一文，痛言“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民力已困矣”，并完整阐释了“开民智、鼓民力、注1新民德”之说。同年，康有为联络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子们，奋笔疾书一万余言的《上清帝第二书》（即《公车上书》），呼吁“才智注2之民多则强国，才智之士少则国弱”，后来还提出“欲任天下之注3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的著名论断。1896年，梁启超愤懑于各地幼学教习“蠢陋野悍、迂缪猥贱”，在《变法通义》之《论幼学》中开篇疾呼：“非尽取天下之学究而再教之不可，非尽取注4天下蒙学之书而再编之不可。”此时，朝廷上下对于育才兴学的呼声也不断高涨，如1897年梁启超在倡导创办女子学堂时说：“甲午受注5创，渐知兴学，学校之议，腾于朝庑。”1898年春，张之洞在《劝学篇》（英译为《中国的一线希望》）中深忧“今日之世变，岂特春注6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他认为“窃惟古来世注7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并且明确意识到注8“西国之强，强以学校”，强调坚守“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注9其祖也，”同时呼吁“沧海横流，外侮洊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注101901年12月，清廷在《为切实举办大学堂谕》中开篇指明：“兴注11注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且兴办教育“全以教科书为胜败”。12其实，早在戊戌变法前，管学大臣孙家鼐在奏请译书局编纂各书时注13就提出：“学堂教育人才，首以书籍为要。”1902年正月，另一位管学大臣张百熙在《奏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中明确强调：“故学注14堂又以编辑课本为第一要事。”于是，近代历史重大的变革关头，全社会寄希望于教育，教育寄希望于全新的教科书，编写出版教科书成为当时表达危机思想的一个方式，教科书被赋予了救亡图存、复兴民族的刻不容缓的神圣伟大使命。
文化是一个民族与国家的标志，是一个社会制度存在的根基，是人们安身立命、身心和谐的基本。教科书作为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课程实施的载体、拥有全国最大受众市场的读本，从本质特性上说，是按照一定目的，以文化信息为基本载体，有意识地确立文注15化标准的文本。文化的种类有很多划分方式，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将同一社会内部的文化分为主导文化、残余文化及突生文化。“主导文化代表着在社会发展中的某一时刻，拥有最大权力的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和价值。残余文化是指过去形成的经验、意义和价值，在过去通常是作为主导文化而存在着的文化，虽然现在已经不属于主导文化的一部分，但仍然是被体验和实践着。残余文化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主要是因为过去的社会或文化制度依然存在。突生文化是指与主导文化相对立的新的意义和价值，它们构成了注16文化的未来取向。”一般而言，教科书在过程演变中常常选择主导文化及突生文化为标准，在主动介入中需要利用技术手段处理原初文化信息，在现实情境中通过教学实践理解与创新文化标准。正因为如此，教科书自身便具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化价值规范与模铸人思想、制约人行为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教科书的话语实践本身就是历史文化事件，其对于后世的影响比某些战争更加深远。梁漱溟曾说，“百年前的中国社会，如一般所公认是沿秦汉以来两千年未曾大变过的。我常说它是人于盘旋不进状态，已不可能有本质上之变，注17因此论‘百年以前’差不多就等于论‘两千年以来’。”这种“未曾大变”显然是与传统封闭社会中由“三、百、千”进而“四书五经”等传统教学用书所确立的文化标准相联系。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一个忧思中国现状、叩问中国文化、设计中国未来的时代。各界普遍感受到了民族存亡与文化存亡的关系,认为文化危机是更本质、更深刻的民族危机。于是，在那些伴随着紧迫的民族危机感与焦灼的救亡意识的特殊时空里，传统的启蒙读本已经远远滞后于社会时代发展的注18步伐而“不宜教科”时，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以深沉的历史感和高瞻远瞩的自觉意识，用激情与灵感及我们难以想象的热诚，将自己对历史、对世界、对人生的总体理解和把握熔铸在一本本小小的教科书中，确立新的文化支点和标准。例如，1912年《教育杂志》第四卷第一期刊登了商务印书馆《编辑共和国小学教科书的缘起》一文，阐述了这套教科书的编辑要点，现抄录如下：
一、 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
一、 注重表彰中华固有之国粹特色，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
一、 注重国体政体及一切政法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
一、 注重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主义，以巩固统一民国之基础。
一、 注重博爱主义，推及待外人爱生物等事，以扩充国民之德量。
一、 注重体育及军事上之知识，以发挥尚武之精神。
一、 注重国民生活上之知识技能，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
一、 联络各科教材，以期获得教授上之统一。
一、 各科教材俱先选择分配，再行编辑成书，知识完全，详略得宜。
一、 各科均按照学生程度，循序渐进，绝无躐等之弊。
一、 关于时令之材料，依阳历编次。
一、 各书均编有详备之教授法，以期活用。
一、 书中附图及五彩画，便与文字相引证，并以引起学生兴趣而启发其审美之观念。
一、 初等科兼收女子材料，以便男女同校之用。注19
凝重的印记，铭刻了多少天翻地覆的沧桑，传递着遥远而清晰的信息。中国近现代教科书从《国文》到《国语》、《作文》，从《修身》到《社会》、《公民》，从《理科》到《自然》、《常识》，从《体操》到《体育》，从《唱歌》到《音乐》，从《手工》到《公用艺术》，从《图画》到《形象艺术》……《卫生》、《社会问题》、《人生地理》、《人生哲学》、《科学方法》、《公民生物》、《医学常识》、《论理学》、《心理学》……“科学”、“文明”、“自由”、“民主”、“议会”、“法律”、“国家”、“人民”、“电报”、“电话”、“留声机”、“显微镜”、“交易所”、“托拉斯”、“银行”、“证券”、“图书馆”、“博览会”……不论是教科书的名称变化还是名词术语的更新，不论是教科书的内容选择还是编排体例，抑或一幅幅插图、一个个符号，都以别开生面的原创力和果敢精神，在启蒙的地平线上撒播现代文明，进行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构筑从现代人到现代中国生机勃勃的发展空间，拯救危亡中的民族。
任何形式的聚焦，都是为了凸显历史场景中不同社会生活历程、人物的生存状态，勾勒出悠长岁月中民众记忆里的中国社会图景。在对百年中国教科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常常凝视着教科书版权信息上的一个又一个熟悉的、陌生的名字，想着他们与教科书之间的种种联系，并希望将其呈现给读者，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中，在人生的悲欢与离合、奋斗与彷徨、幻灭与执着、成功与失败中，艰难而又坚定地进行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使命担当及人格魅力。他们是一个时代的智者群体，其中很多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风云人物、学界大师，也有很多因时过境迁、资料缺乏等各种原因，生平资料至今无从查找，甚至在各类研究中均未留下只言片语。我在附录中列举了其中一部分，而无法把他们全部呈现，因为随着一本又一本遗散在民间的教科书的发现，可能会增加更多的名字。他们是岚飘雾绕的苍莽群山，不论是在清季的天空下还是民国的烽火中，伴随着无数个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以其学养、眼界追随新知，以一种特有的气质与风范，开创先河、引领风骚，创造了令人追慕称羡的辉煌。他们为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发展默默努力与奉献，每一个人都是令我们回望的山峰。
岁月悠悠、时光浸染。本书选取十六位人们熟知的中国近现代名人，他们中有七十高龄亲自编撰教科书，首次在课文中呈现“体育、德育、智育”思想，以及“科学”概念和学科体系的张之洞；有译述震撼青少年学子，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成为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启蒙精神实质的新式教科书编译、规划、审定者严复；有引领商务印书馆成为中国近现代教科书编撰出版龙头，促进教科书“黄金二十年”发展，第一位将中国教科书带上世界博览会舞台的现代教科书之父张元济；有编译、参阅多种中小学教科书，并以其全新的教育改革思想及国家教育政策引发教科书变革的蔡元培；有编译、编纂、校订过文学、理化、生物、矿物、博物、哲学等诸多学科教科书，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教科书史上编辑教科书种类与数目最多的杜亚泉；有中国第一本新式学堂自编教科书的参与者，并以其编写的作品唱响晚清浩荡的学堂乐歌运动的沈心工；有以一人之力，在20—21岁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速度编撰国学教科书5种19册，在22岁又编撰乡土教科书6种的刘师培；有编撰、校订多种教科书，且以超凡的胆略和气魄创建中华书局、推动教科书编撰出版激烈竞争新局面的陆费逵；有早期编撰地理、英语教科书，并力倡白话文使得教科书文化语境得以转型的陈独秀；有从小接受新式教科书启蒙，积极推动新文化运动、促成1922年新学制变革且著述中学教科书的胡适；有中国近现代高中教科书唯一的女性编撰者陈衡哲，及校订小学常识教科书、调查研究中学理科教科书、大胆撰文质疑中小学党化教科书的任鸿隽；有因编撰畅销英语教科书获得丰厚版税，卷入民国教科书第一案的林语堂；有在烽火岁月中将党义课改为公民课，创立国立编译馆编审教科书、并将签有大名的教育部许可证印在各类教科书版权页上的朱家骅；有八年抗战中六年担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主编公民及童子军教科书，推出国定本教科书及推动边疆、华侨教科书发展的陈立夫；有从民国到新中国潜心编撰中小学国文、国语、语文教科书，历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主持新中国教科书的编审和出版工作，且二十一世纪后其编写的小学教科书影印并脱销的叶圣陶。
虽然时代的不断变迁决定了中心与边缘、强势与弱势，当我们再次与这些近现代名人“邂逅”于教科书时，常常不由自主地踏上他们亦真亦幻的生命旅途，一次又一次感受他们的人生梦想、他们的年少轻狂、他们充满阳光的青春时光，以及他们历经艰难却依旧不肯更改的坚持，这是除了政治、财富力量以外，独立不倚、卓尔不群的品格修养的“我们”存在。所以，希望通过一些平常意味的描述，呈现他们与中小学教科书或密切或偶然的一些联系，以管窥大动荡大变革时代知识分子“会通以求超胜”的文化传承与创新，诚如胡适在《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中强调，“用科学成果来增进人生的幸福，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生活程度，用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来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我们中国人在今日必须认清世界文化的大注20趋势，我们必须选定我们自己应该走的方向。”无论岁月的尘埃如何起落飞扬，在晚清民国教科书飘逸的书卷气息中，在文字与插图中跳跃着的温情中，我们至今还可以感受到他们小心守护着一本本小小教科书的价值关怀。穿越岁月的风雨、动荡喧嚣与浮华，小小教科书以相对凝定的视角标示出一个时代智者群体对特定生活世界的文化的深邃反省、思索和忠实记录，发黄的纸张、灵动的文字以及依旧精美的插图，仿佛陈年酒香淡淡地弥漫在文化的空间，释放着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气质及风雅，也昭示着现代人所需要的清澈宁静的启蒙情怀。吴小鸥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宁波大学至善楼张之洞：古稀之年的新锐视野张之洞（1837—1909）
教体育 第一桩 卫生先使民强壮
教德育 先蒙养 人人爱国民善良
孝父母 尊君上 更须公德联四方
教智育 开愚氓 普通知识破天荒——摘自《张相国新撰唱歌教科书》第1页
张之洞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人生跨度越咸、同、光、宣诸注21朝。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这位“短身巨髯，风仪峻整”的实干注22家曾被伊藤博文誉为“中国第一能办事之人”。他不仅在政治上颇有作为，在教育上更具卓识眼光，是推动中国启蒙教育坐标从“科举”到“科学”位移的关键人物。他撰写的《劝学篇》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他积极参与订定的《奏定学堂章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实施的现代学制。他在湖北创造了中国区域现代教育的典范，在师范教育、方言教育、派遣留日学生等方面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最为难得的是，张之洞以其特定的视野与身份，古稀之年披挂上阵，以一代儒臣对皇权与时俱进的忠诚，亲自撰写《张相国新撰唱歌教科书》，不仅第一次在教科书中提倡“体育”、“德育”、“智育”全面发展，而且汇聚了“科学”、“文明”、“中国”、“人民”、“知识”、“读书”、“理想”、“思想”、“自由”、“法律”、“民权”、“革命”，甚至“西装”、“贸易”等大量的现代词汇，这本以官方力量推行的教科书，极富新锐思想与视界，为幽暗时空的中国社会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成为唱响在晚清的别样教科书。从“科举”到“科学”
1837年8月，张之洞出生于贵州兴义府官宦之家，祖籍是直隶南皮（今属河北）。童年的张之洞非常勤勉，且喜欢晚上学习，九岁时读书就“非获解不辍，髯灯思索，每至夜分，倦则伏案而睡，既醒复注23思，必得解乃已”。在十一二岁时，在父亲挚友胡林翼和韩超教授下，这位留着长辫子、穿着小马褂，目光里满是懵懂和羞怯的少年在科举路上渐露锋芒，十三岁考取秀才，十五岁中举人第一名，“一注24时才名噪都下”。消息传到贵州，两位老师为这位得意门生而高兴非常，胡林翼致书张之洞的父亲说：“得令郎领解之讯，与南溪注25（韩超号）开口而笑者累日。”后胡林翼逝世于湖北巡抚任上，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后多次到“胡祠”凭吊，并写道：“二老当年开口笑，注26九原今日反身悲，敢云驽钝能为役，差幸心源早得师。”1864年，张之洞参加了会试、殿试，中一甲第三名，考取进士，成为了众人瞩目的“探花”郎，授翰林院编修，从此步入政坛。【资料卡】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湖南益阳县泉交河人。1836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他是湘军重要首领，至湖北巡抚，与曾国藩、左宗棠被史学家并称为“中兴三名臣”。曾多次推荐左宗棠、李鸿章、阎敬铭等，为时人所称道。蒋介石特别崇拜胡林翼的军事才能，把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军用兵之道编成《曾胡兵法》，作为黄埔军校学生的必读教材，并签名题词赠给学生。青年时代的毛泽东，阅读了《胡林翼遗集》，也十分钦佩胡林翼的文韬武略和做人为官之道，遂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毛润之。【资料卡】
韩超（1799—1878），字寓中，号南溪，直隶（今河北）昌黎人。1834年的副贡生。沉勇慷慨。胡文忠称为血性奇男子。1842年因在天津办理海防有功，奖叙州判，分发贵州，任独山知州。1851年从胡林翼镇压镇远苗民起义，后累迁署贵州巡抚。
张之洞为官四十余年，先后出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并两度署理两江总督，晚年入军机处，升任大学士，并主管学部。在这其中，张之洞于1881—1883年任山西巡抚，时间虽然不长，但他认识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使他对西学知识及西方教育有所认识，文化思想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资料卡】
李提摩太（1845—1919），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先后就学于斯旺西师范学校和哈佛福韦斯特学院。1870年来华，在山东、山西等地传教。1886年，李提摩太来到北京，主要进行演讲和写书的工作，发表了《七国新学备要》，介绍西方各国的教育情况，并建议清朝政府每年拿出一百万两白银作为教育改革的经费。1890年，他到天津任《时报》主笔，鼓吹维新变法。1891年，任上海同文书会总干事，后任广学会总干事。他与李鸿章、张之洞来往密切，张之洞曾拨款一千两白银资助广学会。他与康有为、梁启超亦关系甚好，戊戌变法失败后曾协助康有为出走。1901年，他建议用庚子赔款设立山西大学堂。1902年任山西大学堂西学书斋总理。清政府赐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代。
张之洞初到山西时，读到李提摩太曾向曾国荃提出的包含“以工代赈”、开矿、兴实业、办学校在内的“西化”山西计划，眼界大开。当他得知李提摩太还深通汉语，精研孔、道、佛三教经典,又有丰富的西学知识时，便聘请李提摩太为顾问。为此，李提摩太专门从伦敦购置了科学书籍和仪器,并在太原组织了演讲社,从1881年到1884年按月在太原向山西官绅进行演讲及试演表演,内容包括天文、历史、地理、声学、电学、光学、机械、医学等科学常识,并表演磁石吸铁、氧气助燃、电可发光等简单实验。这些“泰西新学”虽然只是普通的注科技常识，但让饱读经史的张之洞对现代科学产生了“仰之弥高”27的好感，并对李提摩太的一些思想极为赏识。“他一直在重复我在谈话中提到的一个论点：生存就像博弈，不掌握一定的技巧是无法同掌握了技巧的对手竞争的，看来这在他身上发挥了作用”。并承认，注28“任何国家要繁荣昌盛都必须进行改革。”受李提摩太的启迪，这位精明的晚清大臣，明确了崇尚现代科学知识与现代教育的新锐视野，同时也深刻认识到外语与外交的重要，他写道：“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以储才为先,方今万国盟聘,事变日多,洋务最为当务之急。……查中外交涉事宜,以商务为体,以兵战为用,以条约为章程；以周知各国特产、商情、疆域、政令、学术、兵械、公法律例为根抵；注29以通晓各国语言文字为入门。”在出任山西巡抚期间，张之洞每日“丑正二刻（凌晨两点半）即起，寅初阅（凌晨三点）公犊，辰初注30（晨七点）见客”。夙兴夜寐，废寝忘食。“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
张之洞之名是否出自《庄子·至乐》中的“张之洞庭之野”，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在主政洞庭之北的十七年间，广开新学，创造了中国现代区域教育之典范。1889年冬，张之洞奉命任湖广总督。1890年7月11日的《捷报》有这样的文字：“武昌无疑将成为中国极重要的城市之一，因为自从张之洞调任湖广之后，已将他原来打算在广州进行的一些庞大建设计划全部移到了武昌。”1893年11月29日，张之洞向光绪帝上奏《设立自强学堂片》，指出“自强之道，以教育人才为注31先”，请求创设新学。1893年，张之洞创办湖北自强学堂（有“武汉大学的前身”一说，但存在争议），一改中国传统书院“学不分专门”的旧习，率先实行分门教学、按斋授课的体制及根据学习成绩发放奖学金制，当时影响极大，“一时湖楚教育之盛，甲于全国。四方求学者，闻风縻集。各省派员调查，以便仿办者，亦络绎于道。”注32张之洞门生张继煦亦称：“当清季兴学堂令下，各省考察学制者注33必于鄂，延聘教员者必于鄂，外地学生负笈远来者尤多。”构成了晚清兴学的一道独特的风景。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写道：“格致制造诸学，非终身执业，聚众讲求，不能致精。今除湖北学堂注外，其余诸馆，学业不分斋院，生徒不重专门，其未尽二也”。34《清史稿》第一百七卷中亦记载有：“查京外学堂，办有成效者，注35以湖北自强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为最”。张之洞重视教育，基本做到为官一方，办学一方。如1894年，他曾调署两江总督，在南京设储才学堂、铁路学堂、陆军学堂、水师学堂等。
在不断创办新学的过程中，张之洞敏锐地意识到当时教育的最大问题在于人们对新学与旧知取舍之价值判断的紊乱与迷惘。他极为担心伴随着新学的兴起，人们对传统产生叛逆心理，从而导致国家固有的政体和社会结构、伦常规范崩解。1898年春，被辜鸿铭誉为“最注36后一个儒臣”的张之洞开始修撰平生最重要的著作《劝学篇》（英译为《中国的一线希望》），在《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中明注37确提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著名思想。当时，张之洞对西学的认识已较为全面，认为其包括西史、西艺、西政，其中西艺有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政有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并在《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中指出“西政之刑狱，注38立法最善”，这些都显示其高于一般封建官僚的学术视野。翰林院侍读学士黄绍箕将《劝学篇》进呈，光绪帝赞其“持论平正通达，注39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乃下令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注40部，以“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又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排印三百部，俨然成为钦定开官智的“教科书”。《劝学篇》（1898年两湖书院刊本）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还提出著名的“游学日本说”，他写道：“至于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注41功倍，无过于此。”1898年8月2日，光绪帝谕军机大臣：“东洋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各部院如有讲求时务愿往游学人注42员，亦一并咨送，均毋延缓。”清政府把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正式作为一种国策确定下来。据《日本留学中国学生题名录》统计，1898年在日中国留学生为77人，1899年为143人，1900年为159人，1901年为266人，1902年达到了727人，1903年11月为1243人，1904注43年11月为2557人，1905年猛增到8000余人。1905年到1906年，留学日本达到最高潮，不仅东南沿海的学子们出现了“父遣其子，兄注44勉其弟，航东负笈，络绎不绝”的壮观场面，四川、贵州、云南等边远省份，也有许多人到日本留学。王国维在1906年所撰《教育小言十二则》中描述为：“留学生之数之多，如我中国之今日，实古注45今中外之所未闻也。”费正清指出：“这可能是到此时为止的世界注46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这些在力图避免亡国灭种、救亡图强的征程中漂洋过海的热血青年，秉承着“他日立中国强固之根基，建中国伟大之事业，以光辉于二十世纪之历史者，必我留学生也”注47之信念，面对国内新式学堂急需大量新式教科书，各以其所学专长编译（撰）教科书，成为一支活跃于中国现代教科书发展舞台的重要力量。以湖北自强学堂留日学生戢翼翚为例，他在日本求学时，与同学唐宝锷合著出版《东语正规》，被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誉为“空前的”、“划时代的日语教科书”、“中国人第一部科学地研究日语的注48书”。1902年，戢翼翚与日本女子贵族学校校长下田歌子合作创设“作新社”，出版了大量的新式教科书。笔者初步统计晚清留日学注49生编译的教科书有241种。这些教科书不仅从门类到体系规范了知识构建，而且补充大量的中学政法、数学及音、体、美、卫生、手工等类别教科书。这些教科书还尝试从文言到白话的语境变通、注重认知策略及编排方法、开启现代装帧及版权保护等等，提供了现代教科书编写出版的范例，对中国现代教科书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
1901年1月，慈禧太后颁布实行变法的谕旨，令各大臣条议新政。1901年7月12日、19日、20日，湖广总督张之洞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连续上呈三封奏折（即著名的“江楚会奏三疏”），拟议变法。在第一疏《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中，张之洞等把兴学育才和用人制度的改革作为图治的首要任务，提出了人才培养的“道艺兼通、注50文武兼通、中西兼通”的原则，设文武学堂、停罢武科、奖励游学等建议，以及教科书官定颁发、通国一律等构想。例如，他将学校分为蒙学、小学、中学、高等学堂与京师大学堂五级，明确规定各级入学年龄、修业年限，中学以前为普通教育，高等学堂起为分科专业教育，三年期满后必须实习一年方可毕业，大学教育则是高等学校分科专业教育的深化提高。鉴于张之洞此时关于新式教育体制的构想已趋完备，管学大臣张百熙在《奏请添派张之洞会商学务折》中称赞张注51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
1903年，张之洞奉旨入京，与张百熙、荣庆一起修改1902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经过数月不分昼夜、困惫已极的磋商修改，《奏定学堂章程》于1904年1月13日由清政府正式颁布并实施。这是中国第一个正式实施的现代学制，纵向分为三段七级，即蒙养院（四年）——初等小学堂（五年）——高等小学堂（四年）——中学堂（五年）——高等学堂或大学预备科（三年）——分科大学堂（三—四年）——通儒院（五年），横向构建了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三驾并驱的模式。《奏定学堂章程》确立了全新的注52课程设置、组织管理、行政体制，不仅首次出现“义务教育”字样，还突破性地将教学系统与教育行政系统分离。
1905年9月，袁世凯、张之洞等人奏请停止科举，以兴学校。清廷诏准，自翌年始，所有乡试、会试及各省岁考一律停止，一切士子皆由学堂出身，结束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
随着学制的颁布和科举的废除，全国各地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据清学部总务司1907年《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1908年《第二次教育统计图表》、1909年《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显示，这三年国内学堂分别是37672所、47532所、58896所，学生数分别是1013571人、1284965人、1626720人。一位在辛亥革命前夕来到中国的美国学者罗斯（E.A.Ross）目睹了举国上下的兴学热潮，带着兴奋的口吻在1911年英文版《变化中的中国人》中写下这样的文字：“对新式教育的激情像野火一样迅速传开。一个人一个小房间的考试制度被废除了，大学的大教室修建起来了。一些学校设立在寺庙里，今天在很高的圆柱屋顶下能看到一些小学生排列地站着，在面目狰狞注53的战神和慈善和蔼的观世音面前背诵课文……”张之洞以其非凡的智慧，参与构建中国现代学校教育制度，为中国现代意义教科书的产生与蓬勃兴起奠定了基础。【资料卡】
鸦片战争以前，没有近代的普通学校，只有启蒙教育和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私塾和书院，初学《三字经》、《百家姓》，进而读四书五经，不存在现代学校所备的教科书。石鸥教授认为现代意义的教科书应该满足如下条件：第一，产生了现代学制，根据学制，依学年学期而编写出版；第二，有与之配套的教授书（教授法、教学法）或教学参考书，教授书内容要包括分课教学建议，每课有教学时间建议等；第三，依据教学计划规定的学科分门别类的编写和出版。伴随着新式教育的出现，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教科书”是中国第一套现代意义的中小学教科书。别样的《张相国新撰唱歌教科书》
晚清时期，张之洞看到日本明治之后教育的兴盛，对于中小学开设唱歌课颇有兴趣。日本学校唱歌活动是在日本政府的倡导和监督之下从1872年开始进行的，目的在于强调忠君爱国精神的养成。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举国战云密布，军歌之声甚嚣尘上。《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后，年近古稀的张之洞不辞劳苦，颇富创意的编成《张相国新撰唱歌教科书》。《张相国新撰唱歌教科书》（一）《张相国新撰唱歌教科书》内容由“学堂歌浅释、中国大地形势歌、军歌”三部分组成。1904年12月《札学务处发学歌、军歌（附学堂歌、军歌）》中指出：“前由本部堂自撰《学堂歌》及《军歌》各一通，饬发各学堂学生、各营兵勇，令其熟读歌唱，以期感发其忠爱之忱，鼓励其自强之志，详加体察各学生、各兵勇于唱歌之际，大足以振奋精神，发皇志气，实属大有裨益，亟应广为刊布，遍发湖北通省各学堂、各军营，一体歌诵，以助训士训兵之用。除军歌另行饬发刊刻外，合行札发，该处即便遵照将发去学堂歌五千份，并附发军歌一百份查收，先行分发省城各学堂，散给各学生，令其熟读歌唱，以资感发，务须人给一纸，不可遗漏。一面仍将《学堂歌》迅速放大字样，工写精刊，用好纸刷印一万本，装订成册，呈解来辕听候酌发注54省外各学堂，勿稍延缓。”1904年12月4日的上海《时报》，登载有张之洞撰写的《中国大地形势歌》。《张相国新撰唱歌教科书》让我们看到了张之洞放眼世界、励精图治培养新锐人才的努力，又深深感受到其身为朝廷重臣，殚精竭虑、力图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的“卫道”忠诚。
教体育 第一桩 卫生先使民强壮
教德育 先蒙养 人人爱国民善良注55
教智育 开愚氓 普通知识破天荒
张之洞以“圣天子图自强除却兴学无别方”作为《学堂歌浅释》开篇，第一次在中国的中小学教科书“课文”中呈现“体德智”三育之观点。受日本军国民教育影响，张之洞将体操认定是第一紧要的事，并强调讲究卫生是强身健体的基础；提倡全国人民从小养成爱国心，从孝父母到尊君上，由私德到公德；智育在于学习新知识，摆脱愚昧，由此才能明白事物发展的规律，精通技艺，富国富民。【资料卡】
教育学中“全面发展”的观念，最先是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32）提出来的。他认为人的身体和灵魂不可分离地存在着，灵魂有植物的灵魂、动物的灵魂、理性的灵魂，与这三种灵魂相适应的有体育、德育、智育。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使体德智和谐发展。1901年，南洋公学的《新订蒙学课本》二编之“编辑大意”写道：“泰西教育之学，其旨万端，而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纲。德育者，修身之事也；智育者，致知格物之事也；体育者，卫生之事也。蒙养之道，于斯为备。”第一次在教科书的“编辑大意”中出现“德智体”观点。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张之洞打破传统经史教育的狭隘内容，认为普通学堂每日上课六点钟，课程从读经开始，涵盖修身学、历史学、地理学、算数学、几何学、博物学、理化学、图画学、政法学、陆军学、体操学。张之洞是第一个在教科书的课文中将所有学科以“科学”冠名，并对“科学”知识进行系统归纳与说明的教科书编撰者。
说科学 须兼长 一日六钟并不忙
读五经 诵勿忘 先讲大义后精详
修身学 重伦常 孝弟爱众尊师长
历史学 知已往 世界变迁弱变强
地理学 先本乡 由近及远分方向
中国外 由列强 勿学井蛙拘坳堂
算数学 简为上 比例代数捷非常
八线表 不用想 能通几何包九章
博物学 穷天壤 卫生益智心开朗
理化学 原质详 配化制造通阴阳
辨炭酸 分硫养 火药全仗硝磺镪
电矿汽 力声光 理化门门有专长
图画学 摹物状 先用毛笔后尺量
政法学 治国方 后生浅学莫躁妄
陆军学 分两堂 战术计划戒鲁莽
沟垒速 地形相 火器测准马善养注56
体操学 关衰旺 人人胜兵其国昌
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发端于秦汉,形成于隋唐,完善于明清,并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分类形式得到最后确定。在西学大潮冲击下,四部之学不断解体与分化,逐渐被西方以近代学科分类标准建构起来之“七科之学”（文、理、法、农、工、商、医）新知识系统所替代，“七科”之内的现代意义上自然科学各学术门类（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等）及人文社会科学各学术门类（文艺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逻辑学等）相继创立。张之洞在此强调“科学”统领下现代学科门类的划分及论述，体现了他在现代学术转型及学科整合中的认知。【资料卡】
科学（science）一词源于拉丁语词scientia，即学问或知识。自19世纪以来，科学被定义为一种系统化的知识，将之视为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在中国，古代虽然有发达的科学技术发明，但是没有“科学”一词。《礼记·大学》中有“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之说。最先用“格致”来指称西方科学技术的是利玛窦。中文第一次出现“科学”一词是康有为译自日文。1903年，文明书局高举“科学”的大旗出版了“蒙学科学全书”28种新式教科书，“科学”二字出现在整套教科书的广告中，并未出现在课文里。
为强调科学的重要性，张之洞在《军歌》中打破人们认为军人只要习武的刻板印象，从外国武官学识比文官高，强调作为军人，要懂得算学、物理、化学等科学知识，才能胜任其职责，否则连“枪药炮药白药”都会分不清楚。
莫说武夫学问难通晓 外国武官学比文官高
枪炮线路须知算学妙 应敌安营先将地图描
物理化学亦须略知道 钢铁涨缩拉力细推敲注57
无烟药净不比炸药暴 枪药炮药白药莫混淆
在各学科知识学习中，张之洞从实用的角度出发，详细介绍了不同外国语言的功能，如学英文可以了解各类商务，学日文便于转译西书，学法文可以多了解条约公牍，学德文在于了解武备化学医学矿学，等等。
小学成 知识亮 改业谋生并无妨
学国文 文理畅 方解经史古文章
学英文 用处广 英国商务遍华洋
学日文 近我邦 转译西书供采访
学法文 各国尚 条约公牍须磋商
学德文 武备详 专门字义皆确当
学俄文 交界长 教习虽难也须讲注58
蜡丁文 古义藏 随意学习不勉强
张之洞不仅十分强调科学的重要性，还认为在反抗外来压迫和寻求自强独立的过程中需要反省与改造传统，要扫除“鸦片、缠足、风水”等生活陋习，以及民间仇视外国人及传教士的不好习惯，中国才有可能发扬光大。
第一戒 抛灯枪 壮夫志气皆销亡
少行动 多卧床 百岁光阴灯畔荒
第二戒 缠足放 则刑残废也相仿
不耐劳 娇惰养 生下子女定不强
第三戒 风水妄 不敢开山与通江
美富多 五金矿 任地抛弃在山冈
第四戒 惹祸殃 切莫闹教起风浪
胶州澳 属外邦 旅顺广湾都照样
拳匪乱 惊庙堂 赔九百兆本利长
第五戒 鄙外洋 切莫自大学夜郎注59
顽固见 须扫荡 中国方可望发扬《张相国新撰唱歌教科书》（二）
作为晚清重臣，张之洞展现其殚精竭虑地对皇权的维护。如他以“维新党多躁狂奉劝少年须安详”为开端，两次连用四个“莫”字，旁征博引，期望学生不误听乱言，不要和朝廷作对，等等。他还指出文明自由是法律范围内的自由，而不是借自由二字耸动天下，那其实是一种野蛮的自由，指出法国人卢梭的民约论主张民权，而不是暴乱肇事来获民权，劝诫学生要能够“知本”、“守本”等。他劝诫学生不要随便谈论革命的话题，如果入外国籍，则遗产归公。还指出维新党强调男女平权，但实质上外国的女人是不入议院等观点。
自由字 莫误讲 法律范围各国章
民权字 莫狂妄 法主暴虐乱民张
我伦理 莫踰荡 外国爱亲尊君王
我圣教 莫抛荒 文明国粹保久长
革命话 莫鸱张 悖逆之名不可当
入外籍 莫炎凉 身后遗产归公帑
女平权 莫改常 外国议院无女妆注60
叛逆报 莫受诳 此辈甘作会匪党
张之洞从小受到了系统而严格的儒学教育，他大力称赞“我伦理 莫踰荡 外国爱亲尊君王”，及“我圣教 莫抛荒 文明国粹保久长”，认为不仅清朝开国以来靠儒家思想维持，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也是这种思想的延续。“我同学 生此方 切莫辜负好时光”，激发学生的主人翁意识。《中国大地形势歌》以“中国大势如指掌 金汤巩固祝吾皇”为结束语，《军歌》中也明确提出“保国保种必须保孔教”。张之洞千辛万苦的支撑着已经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始终没有放弃对儒学及其所宣扬的皇道的忠诚，全书以“圣人在上万年长 有道忠孝为本 方是真英豪”为结束语。《张相国新撰唱歌教科书》是至今为止唯一以官职命名的教科书，且因为官方的推行，在湖北乃至全国的影响都较大。根据颁布《学堂歌》的湖广总督饬令，“散给各学生，令其熟读歌唱，以资感发。”并规定，“凡学生整列入学时，放学时，整列移动时，出队操演时，行步俱以歌为节，上六字缓读，每一字一步，此六字略一停顿，注61下七字急读，七字共四步”。冯友兰晚年在回忆录里记录当时的情形，“我们这些小孩也学唱这个歌，其实也无所谓唱，因为本来没注62有谱子，只要大声念，再把腔拉长一点，就算是唱了。”民国之后，此书改名为《绘图蒙学唱歌教科书》，其中与清朝皇帝相关的内容均已换成民国后的人与事，但其他内容基本未动。《张相国新撰唱歌教科书》（三）题字《音注华英蒙学图说》
鸦片战争之后，由于洋务运动的影响和外交需要，同文馆等官方教育机构视外国语为政治及国防之必须，开设有英文、日文、法文等课程。随着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等五口对外开放，对那些无法进入同文馆等官方语言机构学习的人们来说，外国语同许多其他技能一样，是他们寻找新职业和谋生的一种新手段。由此，借助于汉字来描述和拼读英语读音的“洋泾浜英语”在民间十分盛行。【资料卡】
清代，在上海县城北郊有一条叫洋泾浜的小河，它是黄浦江的支流，它引黄浦江水向西并入周泾（今西藏南路），全长不足一公里。1845年中国与英国领事签订《上海租地章程》，规定洋泾浜以北作为英国人的居留地；1849年法国领事敏体尼也从上海道手中取得建立上海法租界的权力，规定洋泾浜南岸到护城河之间的土地为法租界。这样，洋泾浜就成了英租界和法租界的分界河。租界的经济和市政建设发展很快，仅几年后在洋泾浜两岸就出现了许多全新的建筑群，形成了与老城很不协调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于是“洋泾浜”也被上海人作为上海旧城北面租界的代名词。
这种中文注音的英语在最初多以广东方言的发音为准，随着大批宁波商人赴上海经商谋生，宁波籍商人成为上海商界的主流群体，洋泾浜英语逐步以宁波方言发音来注音。虽然洋泾浜英语在发音方面与真正的英语有相当的距离，随着说洋泾浜英语的人越来越多，一般人也开始接受这种中英混合语言。因此，一些以中文读音注音的英文读本开始出现。如1860年宁波商人冯泽夫及宁波籍人士张宝楚、冯对山、尹紫芳、郑久也、姜敦五共同出资出版了《英话注解》，使用的汉字发音为宁波方言。后来，洋泾浜英语逐渐变为英语、上海话、宁波话的混合形式为标准，各种出版物也越来越多，成为当时被广泛使用的中英商业语言。如在当时上海等地比较流行的洋泾浜英语顺口溜：“来叫‘克姆’（come）去叫‘谷’（go）；是叫‘也司’（yes）勿讲‘拿’（no）；一元洋钿‘温得拉’（one dollar）；廿四铜钿‘吞的福’（twenty-four）；‘翘梯翘梯’喝杯茶（have tea）；‘雪堂学堂’请侬坐注63（sit down）……”
1875年7月25日的《纽约时报》上发表一篇题为《清国人发明的“洋泾浜英语”》的新闻稿写道：“‘洋泾浜英语’是清国人用来代替‘商业英语’的最直接的方法。在大清国，英国商人和买办把这种‘洋泾浜英语’应用于处理同当地清国人的业务联系。因此，当我们说‘谈生意’（talk business）时，其实我们就是在说‘洋泾浜英语’注64了，而在整个业务过程中诸如此类的话全都是‘洋泾浜英语’”。《音注华英蒙学图说》（1901年苏城华英养正书馆校刊，一）
1901年出版的《音注华英蒙学图说》就是一本洋泾浜英语的启蒙教科书，身为两湖总督的张之洞为这本英文教科书题写书名。书中英文对照及汉字注音，收录了中英文各三百个单词。每个字的内容呈现为三个部分，首先是大写的书写体汉字，下面是图画，再下面就是英文单词和音注。英文单词字母全部为大写，音注则是以上海、宁波一带的方言和发音语音标注，如let注音为“来脱”、boy注音为“爬哀”、man注音为“蜜”、wife注音为“坏哀夫”、head注音为“海特夫哀史”。第1页“人伦”开篇为“父、母、兄、弟”四个大字，“父，FATHER，法自欧”、“母，MOTHER，末自欧”、“兄，ELDER BROTHER,哀而潭孛而老自欧”、“弟，YOUNGER BROTHER,形掰欧孛而老自欧”。颇为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汉语词语阅读顺序为从右向左念，而用以标注英文单词读音的汉字阅读顺序则遵循了英文字母的阅读顺序，改为从左向右念，且文字横排，十分罕见。《音注华英蒙学图说》（1901年苏城华英养正书馆校刊，二）《音注华英蒙学图说》的作者是唐翼修，名彪，浙江兰溪人，历任会稽、长兴、仁和等地训导官，所撰还有《人生必读书》、《读书作文谱》、《父子善诱法》等。对于为何编写《音注华英蒙学图说》，他在“自序”中写道：
壬午寒露节后第九日，余以粗识西文随西师伟烈先生游学欧美，道经黄歇浦，同人饮余于福州路之海棠香社。同座闽中魏玉如孝廉，好西文，嘱辑中英蒙学本，云将音注图绘，广印行世。世社主人逐亲近纸笔，絮聒不已。余重违雅意，就灯下手录中英文各三百字付之，并谢潦草之过。非敢曰童蒙求我或亦我求童蒙之一法云尔质之。孝廉以为然否。
光绪二十七年春夜翼修醉草于红袖添香室注65
也就是说，唐翼修撰写《音注华英蒙学图说》是因魏孝廉之托，但他们与张之洞是何种关系，使得张之洞为此书题写书名，还有待进一步探寻。但张之洞一直就很重视外国语言，他不仅从外交层面考虑学习外国语言之重要，还十分强调不学习泰西方言，要探格致与商务之精微便不可能。如张之洞在1891年8月25日《札铁政局修算学、方言、商务各学堂并拟章程》中就指出：“至方言、商务，亦为今日自注66强要图”。《音注华英蒙学图说》的字类目录依次为人伦、天文、形体、地理、宫室、器用、饮食、衣饰、果品、鳞介、走兽、昆虫、飞禽、花木、武备、乐律等，不但初步训练了汉语及英语的读写能力，同时最为重要的是还接受了伦理道德、社会、历史、生活知识的教育，这些非常契合张之洞的文化标准。而且，当时从民间到朝廷英文学习的热潮高涨，就连光绪皇帝也“屈尊”学习英国语言，“一时间，宫里掀起了一股学英语的热潮，王爷和大臣们都一窝蜂地去寻注67找英语读本和教员”。张之洞为一本小小的课本题词也就不足为怪了。军机大臣张之洞
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说：“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注68张之洞出生于鸦片战争前三年，辞世于辛亥革命前两年，一生基本上是与中国近代史相始终。《清史稿》对于张之洞一生总结为：“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爱才好客，名流文士争趋之。注69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田一亩云。”辞世之后，四川总督赵尔巽在奏请为之设祠的奏折中，特别赞誉他为教育做出的贡献：“其生平精神所寄，尤在振兴教育，储养人才，以备国家缓急之需，注70而救当世空疏之习。”当年张之洞在四川尊经书院时推荐的第一名学生杨锐是戊戌变法运动被杀的六君子之一，他对此深感痛惜。特别是他一手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方言学堂的毕业生中，有三十多人成为辛亥革命志士。清廷史官恽毓鼎认为清朝自导灭亡的原因一是派东洋留学生、二是编练新军、三是推行立宪，而其“罪魁祸首，则在注71张之洞”。孙中山认为：“以南皮造成楚才，颠覆满祚，可谓为不注72言革命之大革命家。”而辜鸿铭更是坦言：“民国成立，系孙中山注73与张香涛（张之洞，号香涛）的合作”。一转身，已是百年后。当人们在探寻“一位总督、一座城市、一场革命”之密切关联时，或许还可以从“一篇劝学文章、一次学制改革、一本唱歌教科书”中展开进一步的思考。严 复：一代大师的启蒙情怀严复（1854—1921）
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天择者，物争为而独存，则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于天之分。……天择者择于自然，虽择而莫之择，犹物竞之无所争，而实天下之至争也。斯宾塞尔曰，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摘自《赫胥黎天演论》第3—4页
严复是清末最有影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在风云激荡的中国近代历史上，他放眼世界，寻找智慧，给中国知识界奉献了一笔无法估量的宝贵财富。他因翻译《赫胥黎天演论》（简称《天演论》）而被赞为“中国西学第一人”（康有为语），他的译作被推崇为“可压倒东亚”（吴汝纶语），被认为是那个时代“中学西学为我国第一流”（梁启超语）。不仅如此，他还被称为“思想家”（孙中山语）、“十九世末最敏感的人”（鲁迅语），且“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语）。这位曾经担任过马尾船政学堂教习、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京师大学堂编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的著名学者，不仅其所翻译的西学著作成为当时影响最为深远的教科书，并以其卓越的启蒙思想，积极致力于中小学教科书的编译及编审，为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指明了方向。学习“轮船驾驶”
严复是福建侯官人，父亲医术高明，有一定的国学根底，祖父中过举人，在县里做过训导（学官）。严复七岁开始求师受业，十岁时父亲聘请同邑名儒黄少岩到家中教授“四书五经”，课余还讲述明代东林党掌故等历史故事，培育严复关怀时世的使命感。一年后，黄少岩感染时瘟去世，弥留之际将严复托付给当时已是拔贡的儿子黄增来继续培养。后因严复的父亲在救治时瘟中去世，家境贫苦，严复不得已辍学。【资料卡】
黄少岩，著有《闽方言》等书。虽未获功名，但为学汉宋并重，既重视清代的考据学，也不废宋明义理之学。
1866年，福州街头一夜间贴满了船政学堂的招生广告，这是闽浙总督左宗棠奏请福州马尾设厂造船后，为其培养后备人员而创建的洋务学堂。严复看着广告上说学生不要学费、住宿费，每个月还发四个银圆补助，他心动了，以“严宗光”报名应试。虽然船政学堂教授的科目以西学为主，但入学考试仍然按照旧学进行。严复凭借良好的古文训练，出色创作《大孝终生慕父母》一文，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学习英文与驭船术。
马尾船政学堂作为洋务学堂，其课程设置与传统的私塾完全不一样。当时，左宗棠认为：“艺局之设，必学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精研算学，乃能依书绘图，深明制造之法，并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注74学法文，是因为当时造船的技术，以法国为最好；学英文，是因为当时驭船的学问，以英国为最好。法文班称“前学堂”，开设法文、算术、几何、代数、三角、天文、地理、航行等课程。英文班称“后学堂”，开设英文、算术、几何、画图、机械图说、机械操作等课程。此外，还读《圣谕广训》、《孝经》兼策论等。严复在马尾船政学堂接受较为系统的西学启蒙，1871年以最优等成绩毕业，并到“伏波”、“扬武”、“建威”舰上实习。 1875年4月，在“扬武”舰上实习的严复被沈葆桢选派与刘步蟾、林泰曾等赴英法等国游历。11月，丁日昌提出三点船政改革意见，第二条是“派生徒留洋，习造船驾驶注75之法”。1877年1月，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吴赞诚联名上奏清廷，请求批准遣派福州船政学堂的优秀学生出国留学。李鸿章在致总理衙门函中认为：“闽局选派学生赴英法学造船驶船，洵属探本之注76论”。1877年3月，二十三岁的严复与刘步蟾、萨镇冰等三十二位船政学堂的毕业生作为第一批官派欧洲留学生，由福州马尾搭“济安”号轮船启程赴英留学。【资料卡】
幼童赴美留学。1872年到1875年间，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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