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系列丛书》编写组
出版社：航空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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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培德传试读：
总序
20世纪是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伟大时代。千百万先烈前贤用鲜血和生命争得了百年巨变、民族复兴，推翻了帝制，肇始了共和，击败了外侮，建立了新中国，独立于世界，赢得了尊严，不再受辱。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科教兴国，生产力大发展，告别了饥寒，实现了小康。工业化雷鸣电掣，现代化指日可待。巨潮洪流，不容阻抑。
忆百年前之清末，从慈禧太后到满朝文武开始感到科学技术的重要，办“洋务”，派留学，改教育。但时机瞬逝，清廷被辛亥革命推翻。五四运动，民情激昂，吁求“德、赛”升堂，民主治国，科教兴邦。接踵而来的，是18年内战、8年抗日和3年解放战争。恃科学救国的青年学子，负笈留学或寒窗苦读，多数未遇机会，辜负了碧血丹心。
1928年6月9日，蔡元培主持建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国立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设理化实业研究所、地质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和观象台4个研究机构，标志着国家建制科研机构的诞生。20年后，1948年3月26日遴选出81位院士（理工53位，人文28位），几乎都是20世纪初留学海外、卓有成就的科学家。
中国科技事业的大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11月1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郭沫若任院长。1950—1960年有2500多名留学海外的科学家、工程师回到祖国，成为大规模发展中国科技事业的第一批领导骨干。国家按计划向苏联、东欧各国派遣1.8万名各类科技人员留学，全都按期回国，成为建立科研和现代工业的骨干力量。高等学校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0所增加到600多所，年招生增至28万人。到21世纪初，大学有2263所，年招生600多万人，科技人力总资源量超过5000万人，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才达1600万人，已接近最发达国家水平。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从一穷二白成长为科技大国。年产钢铁从1949年的15万吨增加到2011年的粗钢6.8亿吨、钢材8.8亿吨，几乎是8个最发达国家（G8）总年产量的2倍，20世纪50年代钢铁超英赶美的梦想终于成真。水泥年产20亿吨，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总产量。中国已是粮、棉、肉、蛋、水产、化肥等世界第一生产大国，保障了13亿人口的食品和穿衣安全。制造业、土木、水利、电力、交通、运输、电子通信、超级计算机等领域正迅速逼近世界前沿。“两弹一星”、高峡平湖、南水北调、高公高铁、航空航天等伟大工程的成功实施，无可争议地表明了中国科技事业的进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全国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速实现工业化是当务之急。大规模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大科学工程、国防工程等是工业化社会的命脉，是数十年、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务。中国科学院张光斗、王大珩、师昌绪、张维、侯祥麟、罗沛霖等学部委员（院士）认为，为了顺利完成中华民族这项历史性任务，必须提高工程科学的地位，加速培养更多的工程科技人才。中国科学院原设的技术科学部已不能满足工程科学发展的时代需要。他们于1992年致书党中央、国务院，建议建立“中国工程科学技术院”，选举那些在工程科学中做出重大创造性成就和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院士，授予终身荣誉，赋予科研和建设任务，指导学科发展，培养人才，对国家重大工程科学问题提出咨询建议。中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于1993年决定建立中国工程院，聘请30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遴选66名院士共96名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1994年6月3日，召开了中国工程院成立大会，选举朱光亚院士为首任院长。中国工程院成立后，全体院士紧密团结全国工程科技界共同奋斗，在各条战线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新的贡献。
中国的现代科技事业比欧美落后了200年，虽然在20世纪有了巨大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祖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任重道远，还需要数代人的持续奋斗才能完成。况且，世界在进步，科学无止境，社会无终态。欲把中国建设成科技强国，屹立于世界，必须持续培养造就数代以千万计的优秀科学家和工程师，服膺接力，担当使命，开拓创新，更立新功。
中国工程院决定组织出版《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系列丛书》，以记录他们对祖国和社会的丰功伟绩，传承他们治学为人的高尚品德、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他们是科技战线的功臣、民族振兴的脊梁。我们相信，这套传记的出版，能为史书增添新章，成为史乘中宝贵的科学财富，俾后人传承前贤筚路蓝缕的创业勇气、魄力和为国家、人民舍身奋斗的奉献精神。这就是中国前进的路。
冯培德院士简介
冯培德（1941.4—），广东恩平人，飞行器导航、制导、控制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1957年，冯培德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大学三年级时参加了该校和北京航空学院等院校联合承担的国家重要科研项目，从那时起就开始涉足惯导领域。1963年，冯培德大学毕业后考取了南京航空学院的研究生。1967年，冯培德被分配到地处陕西户县李家庄的三机部618所。当时正处在我国航空惯导的起步阶段，冯培德被分派到陀螺导航研究室总体组，参加了我国第一代航空惯导——523惯导的研制工作，担任了惯导初始对准课题的主管技术员。
初始对准是惯导最重要的关键技术之一。20世纪70年代初，在冯培德的带领下，初始对准课题组进行了大量仿真和试验，利用数字滤波技术，有效地克服了各种噪声、滞环和死区的影响，还解决了对陀螺、加速度计的某些关键误差系数的在线标定问题。这些创新性的研究工作使618所在国内处于领先位置，与当时美国、法国等国的方案大体一致。
523惯导于1977年10月29日完成了车载试验，于1977年12月17日—1978年1月11日在北京进行了首轮试飞。共飞行8架次，22.5小时。试飞结果表明，该系统方案可行，精度基本达到预期指标。1978年11月—1979年1月，523惯导又进行了第二轮试飞，共飞行28架次，对系统功能、精度、可靠性及适应性进行了全面考核。1979年8月，三机部三局组织了“523惯性导航技术研究”成果鉴定，鉴定结论是：系统精度为2海里/时（CEP），主要指标达到国内惯导研制的先进水平。在523惯导研究中，冯培德做出了突出贡献，为此他作为618所的代表参加了陕西省科学大会。
在1978年“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一次技术职称评定中，冯培德被评定为工程师。1981年8月—1983年8月，冯培德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田纳西大学进修了两年。1983年，冯培德完成了在田纳西大学的学习任务和研究工作后，谢绝了留在美国参加工作的建议，按期回国。1991年9月10日，冯培德被评为航空航天工业部“有突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员”，1995年被评为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留学回国人员。
1983年8月，冯培德担任了618所惯导系统研究室主任。1983年下半年，他在所领导的支持下，积极推动了采用挠性惯性器件的第二代航空惯导的立项工作。1983年12月8日，航空工业部三局与618所签订了航空惯导预研课题的研制合同，明确规定1985年底研制出3套563S试飞样机，冯培德担任项目负责人。
作为科研带头人，冯培德在这些重大技术攻关中，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如在挠性陀螺设计中，他建议采用最佳气隙和使用斜圆环调节的方法，有效减少了陀螺漂移。针对挠性陀螺的特点，他在平台稳定回路设计中建议研制独特的章动阻尼器和梳齿滤波器。在系统试验中，为隔离陀螺加速度计及量化器误差系数，他提出了采用同位器电桥和相位电压表进行测试的技术。为解决低温性能的问题，他与研制团队一起寻找原因，发现了陷波器电容温度系数大引起工作点偏离，导致平台抖动加大的问题。
1982年9月，618所与603所及172厂签订了歼轰7飞机563A惯导成品技术协议书，把惯导作为歼轰7的备份方案。在冯培德的带领下，赶在歼轰7首飞之前，研制成功563A惯导产品，争取到了装机试飞的机会，使563A惯导由备份转成正式列装设备。
1989年，总参谋部、国防科工委又下达了空中加油工程惯导的研制任务，分别为加、受油机研制563B、563C惯导。1994年，563B、563C惯导设计定型，圆满完成了加、受油机空中大会合任务，同时实现了小批量生产的目标。后来又针对轰6系列飞机要求，研制了“三合一”通用惯导——563E。
鉴于563系列惯导在性能上与国外装机产品仍有一定差距，从1986年开始，上级主管部门就组织了多次对外技术合作的考察和论证，也得到了国外许多公司的积极响应，但都没有获得这些国家技术出口的许可。1989年12月14日，国家计委、总参谋部、国防科工委下文批准573航空通用型惯导立项研制，该项目是当时管理层级最高、经费最多的机载设备研制项目。研制工作于1990年7月正式启动，冯培德担任了项目总设计师和现场总指挥。历经10年的磨砺，经航定委批准，573惯导于1999年设计定型，其水平与当时发达国家已装备的惯导大体相当。
1984年10月，冯培德被任命为618所所长。担任所长以后，冯培德除日常行政工作外，还与全所职工一起完成了搬迁和改革两大任务。面对研究所深化改革的课题，冯培德提出了“航空科研上多型号，试制生产上小批量，预先研究上新水平”的方针，开创了科研生产的新局面，连续十几年经济收入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5%左右，职工的生活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618所步入了快速发展、良性循环的新时期。
20世纪90年代，中俄两国间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冯培德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一机遇，通过对俄合作，取长补短，在第二代惯导走向成熟和新一代激光陀螺的研制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效果，特别是培养了一支在激光陀螺、微机械、电子和微光学领域的设计与制造技术队伍，为后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2002年以后，冯培德作为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在各种场合努力强调航空机载设备的重要地位，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他作为国家大型飞机工程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积极参与大型飞机工程研制中的咨询工作。他还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就“国家建立航空救援体系”、“开放低空空域推动通航发展”以及“未来空中交通管理的对策”等事项组织专题研究，撰写报告，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和好评。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冯培德先后培养硕士生、博士生80人。近年来，他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又建立了一支以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为主体的科研团队，在旋转调制捷联惯导、MEMS器件应用和高精度车载定位定向系统研制方面开展了很多创新性的研究工作，最近他又提出了混合式惯导系统的新技术途径，集成了平台式惯导、捷联式惯导和旋转型惯导的优点，为长航时、高精度、低成本惯导系统的研发另辟新径，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对推动惯性技术发展和培养新一代科技人才和产学研相结合又做出了新的贡献。
冯培德200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摘自《中国航空工业人物传·专家篇》）
出版说明
中国航空工业的院士群体是航空技术领域的学术权威和资深专家，他们为中国航空工业的振兴和发展建立了卓越功勋，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国航空工业的宝贵财富。
为了弘扬院士群体报效祖国、激情进取、创新图强的精神，2009年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企业文化部开始组织编写《中国航空工业院士丛书》，该丛书记录了院士们的成长足迹，不懈追求科学真理、自强不息、孜孜不倦的奋斗精神，淡泊名利、爱党报国的民族精神，以及为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时任中航工业总经理林左鸣为丛书作序，2010年以后陆续出版。丛书出版以后在全国公开发行，读者反响强烈，受到了广泛好评。
2013年中国工程院下发通知，要求首先为资深院士编写出版院士传记，在2014年6月中国工程院成立20周年之际出版。由于航空工业在这方面的工作走在了前头，中国工程院与我们合作，将《中国航空工业院士丛书》加以改编，纳入《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系列丛书》出版。传记的编写出版得到了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企业文化部的支持，得到了各位院士和院士所在单位、传记作者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中航出版传媒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11月
引子
中国航空机载设备领域的第一位院士冯培德是一位出生在天津的广东人。尽管冯培德早就知道他父亲出生在广东省恩平县莲塘村（现称恩平市牛江镇莲塘村），但他自己在62岁前都没有回过老家。乡亲们原来只知道这个普通的南方水乡曾出过一位大名鼎鼎的中国航空界的先行者——冯如先生，但一个偶然的机会，乡亲们惊喜地发现冯如之后不到百年，冯氏族谱中又出现了另一位中国现代航空界的知名人士冯培德院士。据现任恩平市人大副主席冯惠平先生介绍，冯培德与冯如先生是同村同族，冯如先生比冯培德高一辈，十几代前同出一支。对冯培德来说这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他从步入航空界后就知道冯如先生的大名，但却不知道他们之间还有这一层“特殊关系”。曾经有人称冯培德为冯如的后人，冯培德纠正说“准确来讲我是后来人”。
1909年9月16日、22日，美国皮德蒙地区的一个机场上，年仅25岁的来自中国的冯如驾驶自己设计制作的飞机做了两次成功的短程飞行。冯如于1884年1月12日（清光绪九年农历十二月十五）诞生于广东省江门市所辖恩平的一个农民家庭。他13岁就随亲属赴美半工半读，后来迷上了飞机。他驾机升空的这一年，距1903年12月17日莱特兄弟实现人类第一次有人驾驶机体重于空气的飞行器进行有动力飞行仅6年。
1910年10月，在旧金山举办了“国际航空飞行比赛”。冯如驾驶着自己设计制造的飞机参加比赛，以高度211米、速度105千米/时、飞行32千米的优异成绩，夺得第一名，国际飞行协会发给他优等证书。冯如成为举世公认的飞机设计师、制造者和飞行家。《旧金山观察报》在第一版用大字号标题对此加以报道，标题是《中国人的航空技术超过西方》，报道称冯如为“天才人物”。
在现场观看冯如飞行表演的有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他赞扬冯如爱国图强的精神，并高兴地说：“爱国救国，大有人在！”可惜的是，冯如先生在返回祖国继续他的飞机制造事业时，因一次飞行事故英年早逝，时年仅28岁。
200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许其亮在中国航空百年和空军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的启动仪式上对冯如做了如下评价：“更让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揭开中国航空历史第一页，把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想变成现实的创始人——冯如。他是中国制造动力飞机的第一人，1907年开始研制飞机，两年后制造成功；他也是中国军事航空倡导的第一人，1906年就提出‘飞机已经成为军事上不可缺少的装备’‘足以防御列强的侵略’，他的一些提法比杜黑《制空权》的部分观点早了15年；他更是中国人驾驶自制飞机征服天空的第一人。1909年9月21日，‘冯如1号’飞上蓝天，虽然比莱特兄弟晚了6年，但他飞的时间更长、高度更高、距离更远，迈出了中国航空的第一步。冯如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是中国航空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我认为，把‘中国航空之父’冠名给这位伟大的爱国者、中国航空事业的先行者，是当之无愧的。”
一个世纪过去了，飞机制造的基础——航空科技和与之相关的科学技术取得了飞速发展，现代航空科技工业呈现出多学科先进技术成果综合应用、多系统集成、数字化、智能化和空天一体化等特点。
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社会经历了劫难、坎坷，尽管诸多献身航空事业的有志之士在艰苦奋斗，但中国的航空工业和航空科技还是落后于西方。所幸的是，中国航空再次起飞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正如许其亮司令员所讲：“中国航空事业历经百年，人民空军走过60年光辉历程，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航空事业要展翅高飞，人民空军要实现跨越发展，面临的困难矛盾前所未有，面临的机遇挑战前所未有……”
中国新一代的航空人不甘居于人后，从不气馁，他们发扬伟大先行者冯如的精神，在继续奋斗！
冯如先生去世90年后，广东的《江门日报》在2003年10月22日刊出一篇报道：
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师、飞机制造家、飞行家冯如的故乡——恩平市牛江镇莲塘村又出了一位航空骄子，他就是现任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冯培德。
冯培德在纪念冯如先生的活动中曾写到：“冯如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航空之父’，他之于中国航空，如莱特兄弟之于世界航空。他的伟大创举照耀着我国的百年航空史。他展示出的爱国、拼搏、创新精神不仅对今天的航空人，也对当代的中国人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冯如精神已成为不可忘却的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第一章家世与童年父亲
1907年，冯培德的父亲冯容出生在广东省恩平县莲塘村，莲塘村古时是一个驿站。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曾路过并留宿莲塘村。在该村留下《南恩道中》一诗：“恩春少佳树，向北梅花夕；入门问小吏，知是莲塘驿……”据传，汤显祖进入村中，发现该村错落有致、宽窄无常、大小不一，或迥龙九曲状，或迷宫，或断头的巷道。汤显祖对诸葛亮九宫八卦阵的研究甚有心得。他把村中的几眼水井和村周围天然生成的地理环境按“坎、震、巽、离、坤、兑、乾、艮”进行布局后，才知道进入了九宫八卦阵。从此，莲塘村的九宫八卦阵形成了一种“霸气”，隐隐带有慑人的气势（见《江门日报》，2006年12月4日）。
冯培德介绍，父亲的名字最早是“蓉”，后来改为“容”，好像是因为“蓉”一般为女孩子名字用。
从父亲零星的讲述中冯培德了解到他的曾祖父是一个进士，他的祖父是一个商贩，主要经营当地的猪仔和其他农副产品，将其贩运到广州等地。祖父虽然从商，但仍关心后代学业，两个儿子都送出去读书。父亲冯容从莲塘村走出来后，考入了天津南开大学，但由于家境困难，难以承受高昂学费，于是祖父曾给南开大学创办人、校长张伯苓写过一封信。张伯苓先生在一次开学典礼上念了三封信：一封来自国外，一封来自广东（就是祖父的信），一封来自天津本地。由于这封信，父亲得到了校长的特殊照顾，获准免交学费。由此可见张伯苓先生“教育救国”“允公允能”办学思想之伟大，也反映出祖父的睿智和父亲求学的强烈愿望。冯培德与父母
父亲进入南开大学后，就读于化学专业，师从著名化学家、教育家杨石先先生（杨石先：1897年1月8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先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获应用化学硕士、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南开大学任教。1937年任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化学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杨石先任南开大学校长，有机化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1960年3月21日，杨石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5年2月19日病逝于天津）。父亲在南开时的广东籍同学有吴氏三杰，其中吴大任教授后来曾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副校长，与冯家多有交往。父亲在南开的另一位广东远亲就是唐明照同志（曾被我国派驻联合国任副秘书长），抗战胜利后曾来津拜访过父亲，其女唐闻生曾是外交部五朵“金花”之一，近年来与冯培德在同乡会上相识。父亲于1931年毕业后，曾任教两年，后进入创建不久的天津仁立毛纺厂。1939年父亲与朱铭新女士结婚，后在天津成家立业。
父亲进入仁立毛纺厂后，很快得到了工厂高层的认可和赏识，长期担任染整车间主任。1947年，他兼任了工厂的襄理，即总经理助理，协助其工作，对工厂早期发展颇有贡献。
仁立毛纺厂的创始人朱继圣先生在京津两地名声显赫，他清华毕业，1915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工商硕士，解放后曾任天津工商联副主席、民建主席、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他在20世纪30年代创建的仁立毛纺厂是当时英租界有名的华资企业。1954年12月1日，仁立毛纺厂实现公私合营。1956年1月12日，毛泽东主席和陈毅副总理视察了仁立毛纺厂。在这一段时期，工厂有了较快发展。父亲的身份是仁立的资方代理人。据相关档案记载，父亲当时的工资为月薪270元，这是在实行货币工资后远超出工程师系列等级工资的“保留工资”。
据冯培德讲，他对父亲的印象是工作踏踏实实，业余爱好是打网球，在大学期间曾获全国双打冠军，此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都没有放下过网球拍子。解放后，父亲还与当时的天津市市长（老同学的弟弟）一起打过网球。有时开运动会，父亲还曾被邀请去当裁判。除了打球之外，父亲也爱看球。20世纪50年代，父亲经常带冯培德到天津体育馆看篮球、排球比赛，有一次只弄到一张票，还想方设法把冯培德“夹带”进去。总的来说，冯培德的父亲不太过问政治，也不善钻营，但他是爱国的，也是拥护共产党的，解放后政治运动不断，父亲的处境可以想象，然而却没有听到他有任何怨言和牢骚。相反他在分享着“站起来了”的中国人的那份喜悦。父亲曾跟冯培德讲到，30年代有一天他骑自行车上班被后面飞驶而过的洋人汽车撞倒，十几个小时无知觉，洋人却强词夺理，拒不承担责任，后来还是仁立毛纺厂承担了医疗费用。在冯培德的印象中，父亲是个比较随和的人，但每次谈到此事便愤愤不平。这大概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过来的人对新中国、对当家做主的自豪吧。
解放后不久，爆发了朝鲜战争，在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时期，父亲态度鲜明。据全国工商联的史料记录：“1951年6月3日，仁立实业公司总经理朱继圣、副总经理凌其峻代表仁立公司宣布捐献喷气式飞机一架，命名‘仁立’号，这是全国工商界向抗美援朝前线捐献的第一架飞机。”父亲也是七名发起人之一（他是七人领导班子之一）。对于这样一件在当时很轰动的大事，父亲并没有在家人面前渲染。在冯培德的记忆中，只记得著名演员常香玉曾捐献过一架飞机，也记着自己作为小学生参加过“千元运动”（当时的千元就是一角钱），但直到父亲病故后，他才从妹妹那里得知父亲也是捐献飞机的积极参与者。由此可见，父亲政治立场鲜明，爱国之心坚定。
1958年4月，父亲被调往天津毛蔴纺织研究所、天津和平羊绒厂（两单位合一）工作，他的工作得到了组织和群众的认可，从档案上可以见到他曾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据冯培德记忆，20世纪60年代，仁立毛纺厂的王书记被调到克勤毛纺厂，到了那里后，他感到该厂技术力量偏弱，就向上级提出把父亲也调到克勤毛纺厂。1966年，这个厂更名为红旗毛纺厂。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冯培德在南京航空学院（现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简称南航）念研究生，家中那时也遭遇抄家，抄走网球拍、麻将牌、首饰、家具等“四旧”。但父亲没遭遇过重点批斗，只“享受”过陪斗，后来就下放到染整车间跟班参加劳动。也许是由于父亲懂技术，做事认真，所以他带班干活期间，从来没有出过质量方面的问题，工人师傅对他评价还不错。父亲下放劳动一年左右，就又返回科室，恢复待遇。后来父亲又被调到另一个厂，在天津机场附近，离家很远，每天要换好几趟车，天天早上6点就要起床去上班，这对于一个60岁出头的老人来说非常不容易。但即使天天这样辛苦，他也毫无怨言。好在没多久，父亲又调回纺织工业局当顾问，同时在河北工业大学兼课。70岁后，父亲退休。1988年，父亲去世，享年81岁。母亲
冯培德的母亲朱铭新女士出身于名门望族。
母亲的祖父朱庆澜是民国时期的知名人士。朱庆澜老先生，字子桥，祖籍浙江绍兴，出生在山东长清。自幼孤贫，但勤奋好学，投军后受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赏识，随后赴川，1910年升任陆军十七镇统制管，因同情、支持辛亥革命被推为四川大汉军政府副都督。1912年调任总统府军事顾问部，陆军中将。1916年后任广东省省长，拥护孙中山先生，将省长亲军30营交孙中山，被孙中山称之为“难能可贵的朋友”“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1922年，朱庆澜出任中东铁路护国总司令，兼东三省特别区行政长官。抗战后组织“后援会”，支持冯玉祥、宋哲元抗战。晚年从事慈善工作，1928—1930年陕西大旱，四处募捐百万元，亲自押运灾粮赴西安，以至于于右任先生面谢朱将军称“我等陕西子子孙孙永远不会忘记您”。
在近代文化文物保护方面，朱庆澜功绩卓著。北至黑龙江省的哈尔滨有他修建的极乐寺；南到上海，有他保护的静安古寺。陕西塔寺林立，古迹遍布，朱庆澜建树甚多。1937年，朱庆澜还为重修法门寺开展广泛募捐经费的义赈活动，这是1609年法门寺建成后328年第一次大规模整修。为了妥善保管文物，朱庆澜专门成立了文物保管委员会，制定了极其严格的制度，以便相互监督和制约。
1987年，法门寺地宫考古发掘，发现唐代珍品藏于铁皮盒中，盒右方竖刻“子桥委员长救济灾童纪念”，左方竖刻“武威童幼所长方炎率四百十三名灾童敬献”字样。据当事人回忆，维修时曾见塔下有井，井下有物，鉴于当时时局动乱，朱庆澜指示，原样修砌，妥加存藏。此即后来震惊中外的法门寺唐代地宫，四枚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一枚灵骨，三枚影骨）等国宝级文物之所以能完整保存，与朱庆澜的修葺保护密不可分。
朱庆澜先生还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者。20世纪30年代初，曾支持韩朝爱国志士反日斗争，为表彰其在朝鲜人民争取民主独立运动中做出的巨大贡献，1968年，韩国总统朴正熙为远在中国但早已作古的朱庆澜将军颁发了两枚建国勋章和一张奖状：建国勋章证
中华民国故朱庆澜
于我国自主独立运动中，于物质、精神两方面给予积极之支援，对建国做出巨大贡献，为此，根据宪法赋予总统之权限，授予建国勋章和奖状。总统 朴正熙国务总理 郑一权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此证记本第390000建国勋章国民账本总务处长官李赐清印
朱庆澜一生淡泊名利，胸怀宽广，爱人救人，一时传为佳话。他在陕西10余年间，拯救灾民，兴办教育，保护文物古迹，拓荒垦植，奔走呼号，终因积劳成疾，咯血不治，1941年卒于西安灾童教养院，终年67岁。西安各界将其公葬于长安县杜曲乡东韦村。
当时陕西省奉命下半旗致哀，国民政府在重庆召开追悼大会，冯玉祥还曾写下《哭朱将军》的悼文：“朱子桥，老将军，我民国，大伟人，一生最清廉，行兼智仁勇，只知有国，不知有身，公而忘私，识远器深……大仁大义，一片慈心，全国人民记在心中……”
1991年，陕西省政协组织了辛亥革命80周年暨追念朱庆澜先生爱国精神的活动，冯培德随九叔公朱权作为朱庆澜先生后人参加了座谈会。
冯培德自幼从长辈那里还听说过一些关于外曾祖父的事情，对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冯培德自述：“我母亲曾给我们讲过《论语》中的一句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外曾祖父有一次带我母亲等人去南京鸡鸣寺见冯玉祥将军。见到母亲她们这些孩子，冯玉祥就给每人写一点鼓励的话，送给母亲的就是这句话，写在了她的本子上。
母亲跟我讲，冯玉祥这个人朋友很多，为人很正，之所以能做到这样，就是懂得怎样做人。
当时我对这句话也不太理解，甚至觉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风格也不算太高。比起毛主席号召的‘向雷锋同志学习’，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差很远。现在看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一个做人的基本理念，要真能做到也不容易。”
冯培德的母亲朱铭新出生于1914年。其父朱榕，字望溪，1891年生，毕业于“东北讲武堂”，后在吉林省督军孙占鳌部下任职，很快升为团长，驻防吉林省延吉、珲春一带。“九一八”事变时，朱榕以“维持社会治安”自诩，身陷敌营，被迫在伪“满洲国”任职，随后妻女家人逃进关内。此事发生后，朱庆澜在天津《益世报》上登了同朱榕脱离父子关系的声明。
当时，日本方面先后组织伪满军政要员去日本参观，拜见天皇。1940年4月，日本方面要朱榕去日本，朱榕对家人说他决不拜见天皇；如果非要他去，他就跳海自杀。后来他果然实践诺言，当时的国民政府得知此事后，于民国三十年6月2日发布渝字第367号《国民政府令》，写到：
朱榕为赈济委员会故常务委员朱庆澜之长子，教秉义方，效忠党国。曾任陆军旅长驻守关外，沈阳事变，身陷敌营，去秋寇拟舰送东京，中途乘隙蹈海以死，志节凛然，殊堪矜式，应予明令褒扬，并准入祀绍兴县忠烈祠，以彰忠孝而示来兹。
在外祖父朱榕携家辗转东北的时候，母亲朱铭新与二姨朱又新住在天津三叔家。母亲的三叔曾去美国留学学机械，回来后在开滦煤矿当“高级员师”（可能相当于现在的研究员级高工）。
母亲曾就读于天津南开女中。这是张伯苓校长1923年在天津创办的第一所女子中学。
在冯培德的记忆中，母亲通情达理，见过世面，会讲英文。婚后主持家务，担负培养和教育子女的任务，是家里名副其实的“领导”。1958年，在大跃进的热潮中，母亲曾有一段短暂的工作经历——在街道办的工厂工作，担任这个小厂的负责人，为中天电机厂生产配套零件。1960年初，工厂停产，母亲仍做些居民委员会工作。母亲对冯培德的影响很大，是他的启蒙老师。据冯培德回忆：“上小学以前，母亲就在家教我识字、学算术。1948年，7岁时的我和年龄小我一岁半的妹妹一起上小学，妹妹上一年级，我上三年级。这样我上学应该是早了一年。1950年夏，从四友小学转到耀华小学六年级。随后升耀华中学（一度更名十六中，‘文化大革命’后恢复原名）。”
母亲为了当好“教员”，还请父亲去买辅导教材，她说没有辅导材料她可能比不上学校的老师。除此之外，她还安排冯培德到附近一位专门教授英语的老太太处学习。老太太挺喜欢这个六七岁的小孩子，但同学看他年纪小总要欺负他，致使冯培德去过两次就不愿再去了。
在冯培德上学后，母亲觉得光在学校里念书不够，于是要求他在课外时间多念点古文，多学一点数学，为此，母亲还请过两位家教。
冯培德记得给他讲古文的是一位姓易的老太太——冯培德称她易先生。那时他上小学六年级，易先生开始给他讲的是《孟子》。半个多世纪以后，冯培德还能记得《孟子见梁惠王》中写道：“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冯培德说：“当时我非常讨厌背这些内容，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读了一两个月后，10岁的冯培德向家长、老师提出异议，不愿意继续念《孟子》。后来改为讲《古文观止》等。冯培德觉得《古文观止》要稍好一点，韩愈的《师说》、柳宗元的《五柳先生传》，还有孟尝君、信陵君等，比较容易懂，也没要求一定得背下来，易于接受。后来学校的语文课也增加了古典文学内容。
现在回忆这一段读“古文”的经历，冯培德感到有值得回味的地方。中国是文明古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蕴藏有极丰富的文化瑰宝。要批判地继承，不学是不行的。小时候，即使不能深刻理解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提倡“仁义礼智信”“尊师重道”“中庸之道”“和为贵”，反对“苛政”“竭泽而渔”等，这些都是经验总结和至理名言。现在看来，这些论述对人的世界观形成有重要影响。冯培德深有体会地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斗争经验和光荣传统，加上西方近代文明及管理经验是一个人人生观、世界观形成和管理思想发展的三个重要源泉。现在一些年轻人不学历史，不学古典文学，甚至连汉字都慢慢不会写了，这是很危险的！”
冯培德一生中很突出的性格特点，是具有独立见解并敢于提出自己的主张，这种气质的形成，与他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以及母亲和老师的影响熏陶有直接的关系。
母亲还与父亲商量，由父亲的一位同学推荐一位很有名的数学老师给冯培德辅导。经老师摸底，认为冯培德代数不需要辅导，重点要辅导的是几何。这位数学老师采取的是启发式教育，冯培德印象较深的是解几何题如何添加辅助线。回想起来，冯培德觉得这位老师的二三十次辅导，“与其说是教我做题，不如说是激发起我对数学的浓厚兴趣。此后，我自己去买数学通报、数学通讯杂志（有时不买，光到书店去抄题），自己做国外数学竞赛题。学校教的那点内容、考试的那些题目就不在话下了。这就是50年代上的‘奥数’”。
在冯培德的记忆中，他一生只被母亲打过一次。他说：“母亲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我小的时候很少受处罚，应该说还是比较听话的孩子。但是我也曾和母亲顶撞过一次，为此挨过一次打。那时候我们住的小区采取轮流值日的办法，就是楼前面一直到大门口的地要各家轮流去扫。有一次母亲叫我跟她一块去扫地，我顶撞了她，说别人家的小孩都不去扫，你干嘛非得叫我去扫？母亲狠狠地教育了我，她说你多做点事没坏处，特别是集体的事，你别觉得好像多做点事就像是吃了多大亏一样！”
1957年，16岁的冯培德考取了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母亲并没有因为年龄小而娇惯他，让他自己背铺盖卷，母亲则帮着拎一只装衣物的小皮箱，送他到天津东站，便完成了送行。到了学校后，同学们都各顾各的，冯培德便只好央求报到处的老师帮他照看一下铺盖，自己分两次把行李运到28斋4楼住处。当时都是这样，后来听说北大季羡林教授还曾被一位新来的同学要求看了半小时行李。
上大学后，就有了生活费标准的问题，冯培德属家境富裕的，据他回忆：“家里原准备每月给我30块钱生活费，后来得知学校每月伙食费12.5元左右，享受国家一等助学金的水平为每月16.5元时，我就主动提出将标准降至每月20元。母亲听了以后很高兴，认为年轻人还是养成节省的习惯好。此标准比别的同学还要略高，只要自己花钱仔细一点应该也够了，特殊了影响不好。其实，后来我在花钱上的‘特殊’也就是比其他同学买书稍微‘宽松’一些。从年轻时养成的节约习惯到618所和到中航工业科技委后，周围人对我有议论，说老冯没有富家子弟大手大脚的习气，但这不是指‘捐款’，而是指不愿瞎花钱。”
2005年，冯培德母亲去世，享年91岁。
冯培德在与笔者谈及父母对自己的养育和影响时，尤其怀念父母博大深厚的慈爱、高尚的品德以及严格、精心的培养，而自己却因忙于公务，难尽孝心，待到有心有力回报时父母均已不在。年近古稀的冯培德对父母的思念之情，溢于言表，动情之时竟至潸然泪下。母系亲属
冯培德的二姨解放后不久即病逝。
四姨朱友石在其父死后更加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中学毕业后，朱友石从东北进关寻找机会参加抗日。1943年春，她辗转天津（曾到冯家，但冯培德那时太小没印象）、上海，经地下党组织介绍，于1944年1月投奔新四军。一年半以后，朱友石在新四军四师政治部敌工部参加了共产党。解放后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工作，其丈夫陈健曾任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院长，冶金部外事局局长，曾主管宝钢技术引进工作。
1949年东北解放，七姨朱傲石在东北参加革命，曾任冶金部办公厅副主任，其丈夫袁宝华曾任原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经委主任。
八舅朱国纲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曾任郑州某单位党委书记，教授级高工，现已退休，曾是国务院长江三峡枢纽工程验收专家组成员。
冯培德在回忆这些母系长辈对他的影响时说道：“四姨对我最关心，对我影响最大。从1957年开始上大学就得到她的帮助与教育，特别是谈到‘家庭影响’问题。我后来想到她虽是老革命，但对此事恐怕也深有‘体会’。
我的这些母系长辈都是早年投身革命。四姨父陈健跟我讲，他离开南开中学就辗转去延安，在延安一条街上修鞋时，突然有人拍他肩膀，一看是他姐姐，他们谁都没跟谁通气，但是都跑到延安来了。这使我想到延安这块红色根据地有多么吸引人，也认识到共产党这样一个大熔炉又多么能锻炼人。
我七姨是她们姐妹中体质较差的一位，‘文化大革命’时，在冶金部系统工作，被安排到云南个旧下放锻炼。家人都担心她身体吃不消，但她还写信给我，鼓励我要克服困难，经得起考验（当时我已分配到户县）。后来她回京后一度在远郊工作，每天上下班要跑三四个小时，但仍默默坚持，难怪冶金部的同事都说她是‘好人’。
七姨父早年在北京大学读地质学专业，‘一二·九’运动后到延安，开始在中组部组织科工作。他是所有亲戚中‘官’当得最大的，还是诗人，尤其是他的态度十分和蔼，穿戴十分朴素，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在北京大学念书后，每年游行后都到他们家吃顿饭。有一次姨父开了一瓶茅台酒，我也不懂，喝了一杯，睡了一下午。
当时，姨和姨父们经常问及我在学校的学习与生活情况。在困难时期那几年，我便很少去他们两家吃饭了，因为他们家里那几个小伙子能不能吃饱还不知道呢！到了70年代，我开始懂一些政治经济学了，与姨父们交谈时常常提到计划经济。七姨父说‘文化大革命’那几年他就是个大调度，煤、电、粮、棉、油处处告急，忙得不可开交。我说连火柴都得凭票买卖怎么行，他说，总理曾谈到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也存在阴暗面，得想办法解决。这件事使我隐隐感到共产党内也有一批人在实事求是地思考问题，而不是仅仅去喊革命口号。终于，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顺乎民意，顺乎党意，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心里想，共产党厉害就厉害在这一点上，它有能力自己纠正错误。
我的这一批母系长辈们应该说都是出身旧官僚或者相对富裕的家庭。他们都是不到20岁就投身革命，经历过革命战争的艰苦考验，为革命和建设事业费尽心血。他们在革命队伍中也曾受过这样那样的委屈，但当他们回首往事时，总是那么坚强乐观。他们对我的教育和影响不是表现为某一句话而是他们奋斗的一生。”妹妹
冯培德有一个妹妹——冯培英，比他小一岁半，由于兄妹二人在母亲的启蒙教育中一起长大，冯培德与妹妹的感情很深。冯培德曾经回忆起小学时期的一件事：“妹妹冯培英跟我关系很好。我在学校里只打过一次架。那是在四友小学时，刚上学不久，有位同学有些‘欺生’，为了点小事情，争吵之后，居然和我动手。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和这位同学在教室外面的楼道里‘武斗’，因年纪小，稍占下风，但妹妹闻讯后马上跑来‘支援’，才扭转了局面。后来老师制止了打架，并责令我们二人在上课时罚站20分钟。
这件事情虽不大，但她那时只有7岁，在我‘危难’时毫不犹豫地‘拔刀相助’，这种情谊一直延续了60年。”
冯培英后来也升入耀华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入天津化工学院高分子系。大学毕业后即进入天津近代化学厂。这个厂是由天津知名民营企业家王光英创办的，王光英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冯培英工作能力很强，人缘很好，她在厂里任副厂长主管技术，在国际合作方面成绩显著。20世纪80年代，冯培英参加民主建国会，曾任民主建国会天津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天津市政府参事室参事、和平区人大副主任，同时她还是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曾有多个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时，冯培英不再连任政协委员，但新增了哥哥冯培德。冯培德开玩笑说：“我是在她退了以后进的全国政协。我曾对她说，如果我早一点进去，兄妹两个都在政协里多好，也能给记者们增加一点话题。”
冯培德对妹妹十分尊重，也十分感激。从16岁离开家后，冯培德便很少回天津，对父母的照顾几乎都由妹妹承担，包括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妹妹当时承担了很大压力，同时也遭遇了不少挫折，但她依然如此豁达，如此坚强，如此奋进，这是难能可贵的。第二章自觉磨炼初露锋芒
1948年，7岁的冯培德入读天津四友小学。面试时老师对他十分满意，同意他直接上三年级，这样他比大多数同班同学都小一岁。
他在这个学校里读了两年。开始有些不适应，第一学期仅考了第7名，后来经过努力，第二学期上升到第2名，之后学习变得越来越轻松。四年级结束时，当听说同班同学赵克正（曾任天津市卫生局局长）要转学到耀华小学并跳一级时，冯培德受到启发，并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他决定效法赵克正，也跳一级，进入耀华小学六年级，后来，梦想成真。一年后，冯培德直接升入耀华中学（曾一度改名天津十六中）。
从1951年到1957年，冯培德在耀华中学读完了初中、高中。在这期间，他的学习成绩始终在全年级名列前茅。
年少的冯培德聪明、好学，尤其对数学、物理学科的兴趣浓厚，经常找些难题做。对于冯培德来说，化学似乎比较简单。有一次新学期刚开始，化学课本刚发下来两天，冯培德就浏览完了课本内容并完成了所有习题。由于难度太低，化学似乎总勾不起他的兴趣。
由于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内容远远不能满足冯培德的求知欲，于是他主动拓展学习范围，收集大量书本以外的难题，如饥似渴地学习更多的知识。在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中，冯培德的自学能力得到很大提高，进而对课堂上老师的要求感到更不费力，有时数学老师在黑板上刚写完题目，他就已经做完了。据冯培德回忆：“有一次几何老师在课堂上讲九点共圆问题时突然卡壳，我居然在关键时刻给她当了一回助教。”
耀华中学是天津市很有名的学校，这个学校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包括政界精英郑必坚（原中央党校副校长）、周南（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等，还有14名两院院士，其中包括国家最高奖获得者金怡濂，两弹元勋——核物理学家于敏，还有冯培德以前就认识的著名航天控制专家梁思礼院士和著名材料专家周尧和院士。冯培德与梁思礼院士交往较多，不仅因为他们曾两次同车去天津参加校友会，还因为他们两人都是广东江门的同乡。梁院士是清末“康梁”变法的大思想家梁启超先生的幼子，他和冯培德一样都是出生在天津的广东人。2003年，去江门开会时有十几名院士出席，但只有他们两人不会说广东话，于是交谈较多。此行中，梁院士谈起他70岁高龄时曾有一次晚上散步掉进路面的下水管道里，居然无大碍。冯培德闻后，心中暗道：此老兄真神人也。冯培德曾与于敏、金怡濂、梁思礼等工作在国防科技战线上的院士一起参加过母校的一场与青年学子的交流会，会后北方网报道了冯培德讲话的内容：
对任何人来说，中学的学习和生活对其后来的人生道路有着深刻的影响，总是令人难忘的，而耀华这座天津的名校对我的熏陶更是使我终生受益……
我的母校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直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做个“读书匠”，这对我的人生道路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在学习方面，母校的老师一直教育我们不能偏科，只对数理化感兴趣是不行的，语文、政治、历史、地理也不能忽视。念高中时，我的语文水平在王斗瞻和陶继安两位老师的指导下有了明显的提高，思考深度、概括能力和写作水平进步很大。这其实也是一项极重要的素质，我参加工作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后获益匪浅。我经常亲自动笔写请示、汇报材料、对外谈判预案和工作报告，这对项目的立项、经费的获取、谈判的成功和成果的被认可都有很大的帮助。
在思想品德教育方面，学校培养我们关心国家大事和爱集体、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遵守纪律等基本做人的素质，这对青年人的健康成长无疑是重要的。因为一个自私的人，一个吃不了苦的人，走到哪里都不受欢迎。
德、智、体全面发展，这是冯培德对中学生的忠告，也是对自己中学时代的总结。他对数学兴趣极大，学习成绩很好，但没有偏科。语文、历史、政治、外语学得也都很不错。他在参加工作以后，更深切地体会到了语文，尤其是文字表达能力极为重要。同时他对政治思想方面的学习也很重视，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冯培德受父亲的影响，十分爱好体育运动。在耀华中学读书时，他每天早晚都坚持锻炼身体。他是学校田径队的队员，也爱好各种球类运动，包括篮球、足球、排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冰球等。他在中学读书时没敢跟家长讲偷着去学游泳，后来在南航读书时曾参[1]加过12华里顺游长江。冯培德说：“现在很多中小学生把体育活动和兴趣爱好、玩儿连在一起，踢球好玩，打乒乓球好玩，这其实是不对的。我们念书时，马约翰教授曾提出‘健康为祖国工作五十年’的倡议，这使我提高了对体育的认识。体育锻炼不只为了好玩而是为了身体好，长跑最累但能磨炼人，它一点都不好玩。我听父亲讲他在南开大学读书时曾参加过天津的万米长跑，我也见过他的纪念奖牌。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也咬牙参加了万米长跑，虽然没有好成绩，但能锻炼人。我的强项是短跑，虽然身高仅1.66米，但14岁时百米能跑12秒2（此成绩是当时天津市中学生运动会少年组第三名）。400米接力赛我总是跑第一棒，起跑反应快，发令枪一响，冲出去从不会吃亏。参加工作后我曾代表618所参加过足球比赛，同时也是研究室篮球、乒乓球、象棋队员，直到50多岁还参加乒乓球赛。”工作之余参加排球比赛选择北大
1957年，冯培德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学毕业。
母亲和老师曾建议冯培德选择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该系于1956年正式建立，目的是为我国原子能科学技术事业培养理工结合的新型人才，名气很大。但自幼便具有很强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冯培德并没有按照母亲和老师的意见办，他选择的是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当时只有16岁的冯培德觉得：“清华大学的工程物理系是学原子能、核工程技术的。我当时也不太懂，母亲和老师恐怕也是道听途说。我自己选的是力学。我喜欢数学，但是我觉得纯数学没意思，最好能够解决点实际问题，当时就是这么个思想。
1956年，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报纸、广播总在宣传苏联卫星上天、图-104飞机、洲际导弹等，我的兴趣是飞行器，希望在航空领域做事情。当时在这个领域有钱学森、钱伟长、郭永怀等知名科学家，从国外回来的，做得非常好。钱学森在空气动力学方面很强，控制理论也很强。虽然不知道他们具体做的事情，但大体上知道这个方向，所以我当时选的力学还是朝着这个方向走，就是有数学基础，但又要解决实际问题。”
现在每年的高考前后，各地都会举办高招咨询会，火爆场面令人咋舌。有媒体报道：几乎每一个参加过高招咨询会的考生和家长都会觉得特别累。咨询的考生和家长将招生老师围得严严实实。好不容易排到招生老师面前，也只能问一两个问题，因为后面的家长催得很紧。有的考生和家长会四处打探，拿了一大堆资料，但是结果却更茫然。绝大多数家长只是为了孩子能够上一所合适的大学，而对于那些青年学子来说，兴趣、志向、前途等，只能是一个梦。
如何在中学阶段发现和培养学生的兴趣，如何在高等教育阶段最大限度地让学生按照自己的志趣选择大学和专业，对于青年一代的成长、成才至关重要。冯培德选择专业时首先考虑国家未来发展的需要，再结合个人的基础与兴趣，经过独立思考后选择志愿，应该说这种做法是值得肯定的。此外，一旦选定方向后就不轻易摇摆，这也是冯培德后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实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干一行爱一行是必要的，见异思迁则是要不得的。力学为本
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冯培德学的是“一般力学”专业，研究的是机械运动及物体间相互作用的一般规律，其理论基础是牛顿运动定律，所以也有人称之为牛顿力学。
1743年，法国科学家达朗贝尔提出：理论力学必须建立在显然正确的公理上；其次，力学的结论都应有数学证明。这一主张构成了理论力学的框架。
经过此后200多年的发展，理论力学成为大部分工程科学技术的理论基础之一，冯培德谈到他在北京大学所学专业时说：“我在北京大学读的是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该专业一般分为流体力学、固体力学和一般力学。我学的是一般力学。流体力学就是顾总（歼8型飞机总设计师顾诵芬院士）他们搞的空气动力学，还有水动力学等；固体力学就是结构强度、弹缩性等方面的研究。一般力学，也叫理论力学。从数学角度来看，流体力学和固体力学都是连续介质力学，一般力学讨论的是有限自由度的力学。场是具有连续无穷维自由度的系统，场就没有几个自由度的问题。我们研究的是有限自由度的运动体的规律，比如说天体力学中的二体问题、三体问题摄动理论，振动的问题、控制理论、陀螺动力学，也都属于一般力学范畴。我在北京大学学习的方向是陀螺动力学。”
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陀螺（Gyroscope）和陀螺动力学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