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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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档案（下）试读：
简介
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都各有各的气质。乱象纷呈，变乱使一切俱废重组，乱世有一切重新开始的期待。乱世可展示最彻底的人性，乱世中有最多传奇的人与事，乱世更有故事。
第一章 闲话历史
谁让慈禧太后断子绝孙
1875年2月12日，美国《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和《芝加哥每日论坛报》（Chicago Daily Tribune）同时在头版刊发了一则极短的报道，正文只有14个英文单词：“来自中国的电讯表明，这个国家的内战将无法避免。”
次日，这两家报纸又在显要位置刊发了一篇报道，称虽然醇亲王之子（即光绪皇帝载湉）已被选为接班人，但同治皇后阿鲁特却身怀有孕，如果她能诞育一位皇子，则帝位之争必将趋于激烈。报道说，传言皇后已经自尽，但无法得到证实。
此时，距离年仅19岁的同治皇帝驾崩正好一个月，尽管大清国竭力给国民和世界营造一个印象：大清国的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越来越好。但在这大好形势下，西方人似乎并不领情。1月31日，这两家大报的头版上就同样刊登了一则短消息：“传言说，因皇位继承问题，北京已经爆发骚乱。”
有关红墙内阴谋的种种揣测，在西方蔓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年43岁的恭亲王奕？再度站到了风口浪尖。“可怜天子出天花”
同治皇帝的夭折，吸引了西方媒体的高度关注，这无疑是因为中国绝对无可否认的大国（并非强国）地位。《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在得到同治死亡的消息后，发表了一篇题为《英国与中国》（England and China）的文章。文章认为，同治皇帝统治着3亿多的庞大人口（英德当时的一些地理学家甚至估计当时中国人口在亿），远远超过大英帝国（包括所有殖民地）的亿人口，两国人口相加，就等于人类总人口的半数以上，这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事情，中英两国无可争议地是世界上的最大的国家。
如今，这个与英国一般伟大的国家失去了他们的领袖，世界当然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官方公布同治的死因为天花后，一时之间，天花（smallpox）和种痘（vaccination）的基本知识就成为西方各报争先报道的内容之一，以满足读者的强烈需求。天花之外，有很多非官方的史书，认为同治皇帝少年风流，私生活不够检点，沾染了严重的性病。这些疾病与天花协力，摧毁了这个少年天子。而史家们争论不休的，就是谁该对同治皇帝的放荡负责。在这些责任人中，公认的、首当其冲的就是慈禧太后和恭亲王。
慈禧太后被攻击的理由，是因为她过度干预了儿子的房帏秘事。传言她并不喜欢皇后阿鲁特氏，以至于同治皇帝不敢与皇后同房，却也不愿按照慈禧的心意，去临幸她所钟意的慧妃（富察氏），于是，经常独宿养心殿，为了解闷，便开始偷偷溜出宫去寻花问柳。而为了防止被官员们撞上，他还不敢去高级娱乐场所，尽选择那些低档的、官员们不常去的地方，结果沾染了一身的性病。
恭亲王被攻击，则因为正是他儿子载澂，充当了皇帝寻花问柳的伙伴。而恭亲王又以从儿子那里逼问得来的实情，作为向皇帝进谏规劝的砝码，导致与皇帝关系紧张，双方关系搞僵，恭亲王不久被同治皇帝以“无人臣礼”为由，予以“双开”（取消亲王爵位、撤去一切职务），引发轩然大波。
接班人选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同治皇帝终于病倒了。在他病重无法办公的时候，任命了自己的老师李鸿藻代行批答奏章，李鸿藻很谨慎，只敢批示“知道了”、“交该部议”等废话。一周后，在亲王们的请求下，同治皇帝同意，除了汉文奏章让李鸿藻代批外，恭亲王代批满文奏章。慈禧太后则召集军机和御前大臣，发表了重要讲话，谈了一个小时之久，大意就是皇帝如今都无法亲自批阅文件，要大家想想办法。恭亲王带头表示，自然还是要请太后出来掌舵。慈禧指示“此事体大，尔等当先奏明皇帝”。次日，同治在病榻前召见恭亲王，亲自交办该事，“天下事不可一日稍懈，拟求太后代阅折报”，并叮嘱恭亲王“照常好生办事”，“语简而厉”。随后，就发布上谕，由太后批阅裁定折件，恭亲王到手才5天的文件审批权，就又消失了。
比文件审批权更重要的，当然是接班人的问题。
同治皇帝死后，有关其接班人的选择乃至争论过程，在正史中没有任何记载，而在野史中，却存在许多不同的版本。
说法之一，是当时皇后阿鲁特身怀有孕。果如此，当然必须等待她的临产，如果所生是男孩，继承人问题迎刃而解，如果所生是女孩，则再另行挑选接班人。史家经常引用的一段“野史”，说是慈禧当时表示：“皇后虽已有孕，不知何日诞生，皇位不能久悬，宜即议立嗣君。”
恭亲王则认为：“皇后诞生之期已不久，应暂秘不发表，如生皇子，自当嗣立，如所生为女，再议立新帝不迟也。”
其他王公大臣也几乎赞同恭亲王的意见，但慈禧却坚决反对：“现在南方尚未平定，如知朝廷无主，其事极险，恐致动摇国本。”
这个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段子，其实连野史都称不上，其来自两个英国人写的《慈禧外纪》（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而这本初版于1910年、畅销世界数十年的“历史巨著”，已经被无可争辩地确定为“伪书”——一部彻头彻尾的历史小说而已。两位作者创作同治皇后怀孕的灵感，估计就是来自于那与中国御史们一样“风闻报事”的《纽约时报》驻华记者。
说法之二，同治皇帝曾想立孚郡王之子、贝勒载澍为接班人。据说同治已经要求其师傅李鸿藻在病榻前起草这一传位诏书。但这一说法同样源自《慈禧外纪》，被国内大量辗转摘引后，添油加醋，最后说是李鸿藻心中害怕，起草完后就到慈禧那里去汇报，慈禧一看大怒，下令将皇帝“尽断医药饮膳”，活活饿死了这亲生骨肉、少年天子。
说法之三，是同治皇帝选择了自己寻花问柳的哥们、恭亲王之子载澂。据说，因此之故，当同治皇帝驾崩，慈禧召集领导班子商议接班人大事时，恭亲王居然说了句：“我要回避，不能上去。”这一说法，来自陈夔龙的《梦蕉亭杂记》。但日后官至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当时还在老家刻苦攻读迎接高考呢，这当然也是道听途说。
说法之四，则是从下一辈的“溥”字辈选择，这一辈居长的是当时6岁的溥伦（后出任农工商大臣，拥护共和），但溥伦的父亲载治却是从远房过继给隐志郡王奕纬（道光长子，咸丰皇帝和恭亲王的长兄，早夭）的，不是近支亲室，血统不纯。这说法，同样源自于《慈禧外纪》而被广为转载，极不可靠。尽管以上说法的来源都相当不靠谱，但也大致列举了当时可能的接班人选。从各方面衡量下来，载湉（光绪）作为接班人的确是相当合适的，尤其在血统上，他不仅是醇亲王奕譞之子，最纯正的天潢贵胄，而且其生母、醇亲王福晋正是慈禧太后的嫡亲妹妹，也就是说，慈禧太后身兼载湉的伯母和姨妈双重关系，这是其他皇侄们（包括恭亲王的儿子们）所无可比拟的。
绝路皇后
同治皇帝死后不久，皇后阿鲁特便也香消玉殒。
根据官方公布的文件，这位皇后死于悲痛，“毁伤过甚，遂抱沉疴”，官方的评价很高，说她正位中宫后，“淑慎柔嘉，壸仪足式。侍奉两宫皇太后，承颜顺志，孝敬无违。”悲痛是可以想见的，而一个21岁的健康的年轻女子，会因悲痛过度而死亡，则是比较离奇的。也无怪乎后来野史中出现很多段子，来试图重新阐释阿鲁特的离奇死亡。
以《纽约时报》等为代表的西方媒体，乐于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解读皇后之死，而其立足点就是皇后其时身怀有孕，慈禧为了一己的权欲，居然连亲生的孙子（或孙女）都不顾，迫害皇后致死。这种说法，到了《慈禧外纪》出版后，辗转摘引，几乎成了一种定论与共识，尽管其毫无史料支持。
中国本土产的野史，在更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婆媳是天敌”之外，也将焦点聚集在权力斗争上：阿鲁特皇后将是慈禧太后干预政治的竞争对手之一。各种段子综合起来看，基本说的是同治死后，慈禧便有逼死皇后的打算，逐渐断绝了她的饮食供应，皇后无奈，写信给娘家，其父回信只有四字“皇后圣明”。皇后知道娘家也没办法了，只好自杀身亡。关于她的自杀，有说是吞金，有说是绝食。
当后世将所有的指责都指向慈禧时，一个美国学者却发出了惊人之语：所有这些，都可能是恭亲王的阴谋。
凶手就是恭亲王？
美国学者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他那本极为畅销的慈禧传记《龙夫人》（Dragon Lady）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说同治皇帝、皇后、荣安公主的一连串离奇死亡背后有阴谋的话，那最大嫌疑人不是慈禧，而是恭亲王。
西格雷夫首先排除了慈禧太后“作案的动机”：无论如何，阿鲁特能够成为同治的皇后，必定是经过慈禧的首肯；而自己的孙子（如果阿鲁特真怀孕的话）能继位，对慈禧的地位不仅没有伤害，而且还将“给她在下一代中的安全提供保证”。其实，西格雷夫没有提到，作为太皇太后，并不必然丧失自己的权力，清代初期的孝庄太后，就是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在其孙子康熙皇帝的早期，成为执掌实权的摄政者，而不是康熙的生母。太皇太后摄政的难度，并不比皇太后摄政的难度高多少，两者都是同样的权宜之计而已，关键在于政治力量的平衡。
西格雷夫还引用了一个此前没被人关注的细节：就在一连串死亡发生的时候，慈禧本人也身染重病，并且蔓延了8年之久。加拿大华裔学者邝兆江（Luke S.K.Kwong）在其由哈佛大学出版的英文著作《百日维新的碎片》（A M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中，考证了慈禧太后一直患有严重的肝病。而在1875年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发回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明确地说：“（慈禧）太后，两位摄政者中更有权势的一位，也病得很厉害……数月以来，（慈禧）病得如此厉害，以至于街头百姓中每天都有入预期她会死掉，甚至有好几次谣传她已经死了。”
据此，西格雷夫问道：“到底是谁给慈禧所有的直系家庭成员下了毒呢？恭亲王毫无疑问有最强烈的动机，但他并不会弄脏自己的双手。如果真的有必要下狠手的话，自有李鸿章这把老练的解剖刀替他完成这项秘密的外科手术。”而他认为，恭亲王的动机在于，“同治已经给亲王带来了10年的麻烦和阻碍，恭亲王的恼怒可能转嫁到了慈禧头上，怪她没有对儿子采取强硬手段，因而牵涉到了亲王自己的利益……无论是谁做出了这样的安排，总归是有人决心要干掉同治，还有他的皇后、他的母亲和他的异母姐姐，就好像是为下一拨食客匆匆打扫宴会的餐桌。”
恭亲王的性格是绵里藏针的，在阴柔的外表下，却是一种果决，这在其打倒肃顺等“八人帮”及解散阿思本舰队时展露无遗。当他在慈禧身后，高举旗帜、高喊万岁时，慈禧如果真能对他彻底放心，慈禧就不会成其为慈禧了……
哪些古代状元终成大器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自隋朝大业二年（606年）创始，至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4年）结束，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这期间共产生了数以百万计的举人和十多万名进士，而作为这个庞大知识分子群体之“金字塔尖”的状元，则是优中之优，精华之精华（如宋朝每届有40万考生应试，40万人中才能出一个状元），其量屈指可数。据刘继兴考证，自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的第一位科举状元孙伏伽开始，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止，在这1283年间，有文字可考的榜为745榜，共产生了592名状元，加上其他短命政权选考的状元以及各代的武状元，中国历史上总计可考的文武状元为777人。
曾有人著文，说古代状元大多没名气，状元多是样子货云云，实为褊狭之见。因为状元都是由皇帝主考出来的，除了极少数人碰上不负责任的昏君浪得状元虚名外，大多数状元学冠群伦，才华横溢，在当时是一时俊彦。他们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高分低能的“样子货”。据统计，在《二十五史》中列有传记者，共计唐代状元王维等34人，五代至宋代王溥等56人，辽金元郑子聃等9人，明代吴伯宗等36人，清代刘子壮等56人。《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全唐诗》、《全唐文》、《文苑英华》、《唐才子传》、《宋历科状元录》、《宋人轶事汇编》、《浙江通志》等方志的记载，由唐至清，历代状元有作品传世者均有不少。唐代多为单篇诗赋，宋代起则以诗集、文集、专著传世为多。
后人还认为，由于进士科考试只重诗赋、八股等官样文章，真才实学者太少。其实这种认识也是极其片面的。历代状元中不仅出现了大量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思想家，也出现了不少的政治家。
在终成大器的历代状元中
诗画成就最高的是唐开元十九年（731年）辛未科状元王维。他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其诗歌艺术被赞为“自李（白）杜（甫）而下，当为第一”。其绘画被推崇为“南宋绘画之祖”，著名文学家苏东坡称赞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明代著名画家董其昌则称“文人之画，自王右丞（王维）始”。
书法成就最高的是唐元和三年（808年）戊子科状元柳公权。他精于楷书，也擅长行草书，和唐代另一大书法家颜真卿并称“颜柳”，历史上把他和欧阳询、颜真卿、赵孟頫合称为“楷书四大家”。其书碑有《玄秘塔碑》、《金刚经》、《神策军碑》为最著，书迹有《送梨贴题跋》，对后世影响很大。
对中华茶道研究贡献最大的是唐代元和九年（814年）甲午科状元张又新。他所撰《煎茶水记》一卷，评论各种泉水煎茶之优劣，是继陆羽《茶经》之后我国又一部重要的茶道研究著作。他还是“连中三元”（在三次大考中都得第一名，即“解元”、“会元”、“状元”三顶桂冠都摘取了）的科举奇才，历史上“连中三元”者连他在内仅有17人！
史学成就最高的是五代后汉乾祐二年（949年）己酉科状元王溥。他编撰了《唐会要》一百卷，及《五代会要》三十卷。这两套书不仅史料丰富，而且正式建立了会要体分类编纂的体例方法，为后世效仿。这一贡献被《四库提要》称为“厥功甚伟”。
词作成就最高的是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甲戌科状元张孝祥。其词风追踪苏轼，气概凌云，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色彩，与张元干并称南宋初期词坛双璧，对伟大的爱国词人辛弃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最著名的思想家是南宋绍熙四年（1193年）癸丑科状元陈亮。他提出“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的命题，并和朱熹就义和利的关系等问题进行过多次辩论。他的学说自成体系，为“永康学派”的创始人。同时又是著名的文学家。
最为后世敬仰的民族英雄是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丙辰科状元文天祥。他21岁考中状元，后官至丞相。他以崇高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被誉为“状元中的状元”。其代表作有《正气歌》与《过零丁洋》，其“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句，是古诗中传诵率最高者，激励了后世一代又一代的人。
著述最丰的是明代正德六年（1511年）辛未科状元杨慎。他不仅工诗，而且能文、词和曲，并重视民间文学，是颇有成就的文学家和著名学者。其平生著述达四百余种，虽多散佚，仍留存一百多种；现存诗作二千三百首左右，著述之丰，明时推为第一。
植物学成就最高的是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丁丑科状元吴其濬。他一生历任多省巡抚，在任期间十分注重各地丰瘠与民生的关系，并依耳闻目睹，以及辑录古籍中有关植物的文献，写成了我国十九世纪最重要的两部植物学专著《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和《植物名实图考》。
对中国政治局势起过重大影响和作用的是清咸丰六年（1856年）丙辰科状元翁同龢。他一生两为帝师，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积极支持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并最终促成“戊戌变法”，使当时的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外交方面成就最大的是清同治七年（1868年）戊辰科状元洪钧。他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奉命出使俄、德、荷、奥诸国，任外交使臣三年。他还利用西方资料撰著了《元史译文证补》，开创了利用西方著作、资料研究元史的新纪元。
对国家经济贡献最大的是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科状元张謇。他于及第后次年（1895年）即从事实业活动，先后办起数十个企业及大批社会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影响遍及全国，被誉为“中国之大教育家、大实业家”。
历代状元中，唯一由武状元而位至宰相者，是唐代开元初年武举高等（状元）郭子仪。他一生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曾两度担任宰相。同时，他也是历代武状元中军功最为显著者。他力挽狂澜，平定了“安史之乱”，居功至伟，皇帝赞其“再造唐王朝”。
此外，宋代状元宋庠、张九成，元代状元王鄂，明代状元杨慎，清代状元马世俊、戴有祺、汪绎、翁同龢等人，皆领一代文坛风骚。宋代状元苏易简、王十朋、袁甫、刘章，金代状元张行简、杨云翼，明代状元吕楠、罗洪先、焦竑，清代状元彭定求、陆肯堂、潘世恩、毕沅等人，均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唐代状元孙伏伽、宋代状元吕蒙正皆为当朝重臣，为人忠直诚恳，敢于直言上谏，有魏征之风。尤其是吕蒙正，在宋太宗、真宗时期三度为相，知人善任，识富弼于幼龄，荐吕夷简于真宗，后俱为名相。
史上绝版帝国：宰相县令全是太监
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一个绝版的帝国，它的统治集团中除了皇帝，其他所有的管理者上至宰相，下至县令，全部是太监。出现这种现象并非是皇帝极其宠信太监，而是因为这个国家有项基本国策：凡是考上进士的人就要先阉割，再委任官职。为了推行这项国策，当政者还给对专门阉人的技术员进行编制。这个奇怪的帝国名字就式五代时十国之一的南汉。
南汉最初称大越国，为唐朝末年的地方军阀刘隐、刘岩所建，都城在广州番禺（今广东广州），称兴王府。南汉最强大的时候疆域有六十州，大概包括今天广东、广西两省及云南的一部分。历经五代皇帝，前后共计六十七年。刘隐原籍上蔡（今属河南），一云彭城（今江苏徐州）人，迁居泉州。父刘谦，唐末为封州（今广西梧州东南）刺史，拥有上万人的军队和成百的战舰。乾宁元年（894）刘谦卒，不久，刘隐继任封州刺史。公元905年，唐任刘隐为清海军（岭南东道）节度使。后梁开平元年（907）朱温封刘隐为大彭郡王；三年，改封南平王；四年，又进封南海王。
唐朝末年，许多士人南下岭南，有的是为了避战乱，有的是被流放岭南的名臣后裔，还有因战乱阻隔不得北返的任满地方官。刘隐收用这三类士人为辅佐。他遣其弟刘岩率兵平定岭南东西两道诸割据势力，控制了岭南；西与楚争容桂之地，攻占了容、邕两管（今广西西部、南部及广东部分地区）。乾化元年（911）刘隐病逝。刘岩继立，先后改名为陟、龚。后梁贞明三年（917）刘岩称帝于番禺，国号大越，次年改为汉，史称南汉。刘岩有乾亨、白龙、大有三个年号。
建国初期，刘岩尚能兢兢业业治理国家。就拿都城兴王府来说，基本是仿照唐代长安，但与长安又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商业区“市”和住宅区“坊”没有严格地分开，广州自此真正具备了都城特点，城市布局合理，区域分工非常明确，在广州城建史上写下了重要一页。兴王府西部市区居民稠密，万商云集，宝货充盈，十分热闹。这一带人工河交错，风景优美，富豪们修建了不少私家园林，刘氏也在此特辟宫苑，形成了园林化特色。西部市区富人多，广州人把有钱人家的孩子称为“西关大少”、“西关小姐”便是自此开始。南汉在刘岩治理下日渐富强，王夫之的《宋论》称其“坐拥百粤，闭关自擅，而不毒民”，使国家出现“府库充实，政事清明，辑睦四邻，边烽无警”的大治景象，成为堪与吴国、前后蜀等比肩的南方强国。
然而，刘岩犯了封建统治者的通病——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他晚年时自傲自满，不思进取，暴政渐兴，他甚至将毒刑杀人当做游戏取乐：或把人投入大汤锅，或把人放在烧红的铁床上烤炙，或把人开膛破肚屠割，名目繁多不胜枚举。《旧五代史》说：一方之民，若据炉火。其前后反差之大，令人瞠目。史书记载，杀人的时候刘岩还一定要亲自前往观摩。看见受刑人痛苦挣扎，他就嘴里叨叨咕咕，兴奋异常。一边看，一边直流口水。你说他是不是心理变态？当然，更奇怪的是他不知哪根筋出了问题，破天荒地地颁布了前面提到的那项法令：考中进士的人一律先阉掉。此外，没考过进士，但被皇帝器重的官员，也都难逃一刀。南汉一个小小的政权，居然养了两万多个太监，里面自然有不少饱学的纯儒。南汉被灭的时候，光是被杀的阉割技术员就多达五百名。
不过话说回来，皇帝变态，那些读书人应该明事理才对。然而事实恰好相反，这些人天天读“明明德”，读“仁义礼智根於心”，可读到最后，明知要被阉，也忍不住不去作官。古代读书人的官瘾，当真是入于骨髓，无药可救。古代曾有一个笑话，说兄弟俩去参加科举。哥哥中了，弟弟却名落孙山。弟弟郁闷地先回家了，嫂子听说老公中了，欢喜无限。弟弟就造谣诬蔑，说：“你瞎高兴啥？中了的，那花儿都要去了！”嫂子听了以后，如遭青天霹雳，一下子蔫了。等哥哥兴冲冲回来，却看到老婆在哭，就问为什么。老婆把听来的告诉他，他哈哈大笑，声称当今圣明，哪里会有南汉的弊政呢？当下脱了裤子，验明正身，老婆才破涕为笑。哥哥就感慨说：“我这进士，还比不得那花儿值钱！”中国历史上，就是把进士看的比男根更重的人太多，如果反过来的话，中国应该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唐朝“五毒公主”：身边男子沾之即亡
说起高阳公主，那可真是大名鼎鼎。唐朝公主本有一部分人行为不检，但象她这么五毒俱全的还真不多见，骄横跋扈，淫恶纵欲，欺凌家人，干预朝政，外加其蠢无比，前面四条都不算新鲜，第五条都占到才叫“人间极品”，惹得身边倒霉男子个个沾之即亡，其效率之高，堪比鹤顶红。高阳公主，唐太宗的庶出女儿，下嫁房玄龄次子房遗爱，婚后不久就私通和尚辨机。完全可以理解，一个物质生活丰富，精神生活空虚的贵妇，遇上一个精神需求圆满，生理需求饥渴的高僧，正好天雷勾动地火，损有余以补不足。高阳公主前后赏赐给辨机的财物，据说数以亿计（这数字看起来很吓人，折合一下也就几十万贯，够销金客骑鹤下扬州的干活）。然而这样的露水姻缘，不管有多么热烈，最终也是难有任何结果的。更糟糕的是，最后还被人揭发，太宗大怒，腰斩辨机，也斩断了与高阳的父女之情。这段孽缘经过通俗小说和宫廷肥皂剧的重新改造，变成一段《天龙八部》里叶二娘VS玄慈方丈式的苦恋，这倒也罢了，见识过了小绵羊版武则天和小白兔版李世民，我们已经对任何极端扭曲人物性格的作品免疫，不过居然把高阳塑造成倾国倾城人见人爱的万人迷，连被她迫害攻击的房遗直和莫名其妙陪她掉了脑袋的吴王恪都成为她的裙下之臣，就真是有点让人受不了。正应了一条规律：“恶俗而缺乏想象力的作者，表现女猪脚有魅力的唯一方式，就是为她安排面首若干。”可怜的吴王恪，一早远离长安去了他的封地遥远的安州，最后死得不明不白不说，居然还被编排成甘冒乱伦之名爱上高阳这种女人，实在忍不住让人同情。
太宗嫌有高阳这样的女儿丢了他的脸，高阳也恼恨太宗杀了她的和尚情郎，不过太宗在世的时候，她是拿这个老爹一点办法也没有的，高宗登基之后，她才重新活跃起来，大概是看着高宗好欺负，一心想借着打倒高宗来报复太宗。正巧她老公房遗爱因与魏王李泰交往过密，高宗上台之后也是属于失势的一派，这下两夫妻倒是有了共同语言，常和同样不满现状的皇亲国戚如魏王旧党巴陵公主驸马柴令武，坐事被贬的丹阳公主驸马薛万彻，自认为比李治更有资格做皇位的荆王元景等等开小会，说些大逆不道毁谤朝政的话，玩些“假如大变忽起，我辈当××××”之类的架空小说接龙。
这样口没遮拦按律已是死罪，在小圈子里几个人议论一下倒也罢了，偏高阳公主还在不断惹事，对象是她一直看不顺眼的大伯房遗直。房遗直以房玄龄长子的身份继承了爵位，什么都要最好的高阳公主于是对他百般刁难攻击，从太宗时代起就开始告恶状，希望把他整倒让自己老公承袭爵位，次次告状，次次落空，反正她是公主，诬告大不了挨顿骂，久而久之，几乎成为这个无聊少妇乐此不疲的游戏。房遗直的一再忍耐不能收到任何效果，在高阳公主再一次诬告他“无礼”的时候（按后果的严重程度，这个“无礼”大致可以翻译成强奸未遂罪），房遗直终于忍无可忍，你可以质疑他的道德观，但不可以质疑他的审美观，高阳还是比较适合没见过市面的出家人，呵呵，说笑了。其实是担心这对无法无天的小夫妻总有一天会捅出什么篓子连累整个房家了，索性把房遗爱和高阳公主聚众谋反一事揭发了出来。高阳告房遗直谋反不过空口白话，房遗直告高阳却是有凭有据——公主不仅口出怨言，更曾派人占星卜筮窥视宫省。既是谋反大案，犯案的又是金枝玉叶，事情立刻呈报给了长孙无忌。
此时魏王李泰已幽死于均州，房遗爱本来便是李泰的心腹，为助他夺嫡上下奔走颇为卖力，如今胜负已分，竟然还不知趣地意欲重演夺嫡故事，不由得勾起长孙无忌的新仇旧恨，除坐实这对夫妻的谋反之罪以外，更将此事严重化和扩大化，将所有潜在的危险分子陆续罗织进来，一网打尽。头一波打击对象主要针对魏王旧党和不满李治作皇帝的人，其中当世名将丹阳公主驸马薛万彻，巴陵公主及驸马柴令武夫妇为李泰心腹，荆王元景一直觊觎李治皇位，昔日争位失败的太宗庶子吴王恪也被牵涉进来。此案审理结果，房遗爱、柴令武、薛万彻三位驸马均被处斩，元景、李恪二王及高阳、巴陵二公主赐自尽。纵然是金枝玉叶，一旦得罪长孙，下场竟会如此凄惨！就算不相干的旁人，也感觉不寒而栗。
第二章 史海钩沉
揭秘西安事变前中共中央曾收到四封密信
有关中共与西安事变的关系，史学界曾有许多猜测，其无法廓清的争论焦点是：张学良发动事变究竟是一时的冲动之举，还是有过艰难曲折的思想准备过程？中共在事变发生之前是否得到张学良的“通风报信”？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是否参与策划了这场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已经过去了整整70年。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有关中共与西安事变的关系，史学界曾有许多猜测，其无法廓清的争论焦点是：张学良发动事变究竟是一时的冲动之举，还是有过艰难曲折的思想准备过程？中共在事变发生之前是否得到张学良的“通风报信”？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是否参与策划了这场事变？随着西安事变主角张学良与众多参与者的谢世，多年来众说纷纭的历史悬疑，似有必要加以澄清。
笔者以为，除了张学良身后解密的《杂忆随想漫录》之外，最能说明中共在西安事变前是否参与策划西安事变的证据，莫过于不久前解密的四封相关密信了。从目前解密的四封刘鼎给中央的密信中，不难看出张学良在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举行历史性面晤以后的思想变化，以及他在西安事变发生前所进行的一系列准备工作。这其中，刘鼎在洛川化名“择生”发出的四封密信，就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见证。
肤施会谈后，刘鼎最早发现张学良正在酝酿一个“不小的计划”
刘鼎，1903年出生在四川南溪。五四运动时期在四川参加学潮，1920年在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就读，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赴国外留学并结识进步人士孙炳文，不久在柏林担任留德青年团支部书记。1924年，刘鼎经朱德和孙炳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后，他由德国转赴苏俄首都莫斯科的东方大学继续求学。1929年，刘鼎返回国内，奉派前往上海，在周恩来和陈赓领导的中央特科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6年，经党组织派遣由上海秘密前往西安。抵陕后，刘鼎多次在金家巷等处密晤张学良。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延安）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刘鼎也参加了这次会晤。
4月10日，肤施会谈结束后，刘鼎随周恩来等一起返回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中央根据周恩来提议，决定任命刘鼎为驻东北军的正式代表，准备随时充任中共中央与张学良联系沟通的桥梁。刘鼎于4月下旬返回洛川后，具体负责中共中央和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的联络工作。刘鼎在洛川张学良临时行辕期间，不断以密信的方式，把他所了解的张学良思想变化及东北军的近况随时告知党中央。
4月26日，刘鼎回洛川的当晚，在向张学良递交了周恩来的亲笔信后，两人即进行一次彻夜长谈。周恩来给张的信中着重提到：“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订各事。寇深祸急，浑忘珍域，率直之处，诸维鉴察。”
张学良和刘鼎的这次谈话，比肤施会谈前的多次谈话更为亲切，因在肤施天主教堂经张学良提议请刘鼎参加会谈时，周恩来竟能当场叫出刘鼎的名字。一位从中共中央首脑机关赶来会晤张学良的要人，居然与刘鼎早就相识，从而改变了张学良与刘鼎初识时内心深处保留的戒意。刘鼎从瓦窑堡回洛川张学良的临时行辕后，受到了东北军的热烈欢迎。张学良亲切握住刘鼎的手说：“我估计你会回来，也盼望你回来，果然你回来了，好哇，你不再是我们的客人，而是我的助手，真好啊，这要感谢周恩来。”
就在这次长谈的翌日，刘鼎给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即密信中所称的“浓可”）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即密信中的“伯父大人”）写了第一封密信。他在信中写道：
浓可并伯父大人钧鉴：
事情出乎意外，原来人们所想的太短促了。这位老头子昨夜同我见面，他第一给我一个东西，第二表白他的不小的计划。这二者都可见他一日千里地进步着。
当然，不久前的一些补济已经发生效用；同时，春季茂茂的万物，也迫使了他，促使了他。此外，加上他的大老板越发地在他面前显恶，他家大大小小的嘴巴也很厉害，很多人逼他。而且他已感觉到大老板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
你看他的计划，大则要把他家这幢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这边）完全拿过来（东邻一条一路他全圈），小则把他的几个佣人都要练成强干的打手。
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趁这个工夫，要向他邻近的各房本家以及住在他大门口的爱好老蓝布袍子的几个小伙子和严老老等相好去。他已开始用“爱”“抗”的话向内外活动，将使大老板无法公然反对。同时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也可以。
月斋伯暂且留，外边的事，老牧师已答应办了。其余有亲戚开店的事，当然也让他们开了。杨先生出门读书，限于时间，现在彼地还没有回信，此间亦正着急，没法快办。他只等我的信吧。
家中老人病，要找大烟泡子，是找得到的，只是等一等，我送给你吧，烟枪要你自己设法，等老头儿自己出一次，有希望要一根新的（晋货），老头儿也要这套家伙呢。一个即可，训练团两星期后开学，将公开以抗为精神，大约办几届。二十九日，大老板将派人马来陕，老头儿将拒绝之。
我们家北头背后一个人家，长长短短地向别人讲出不少的我家家事，我们自己恐怕不知道，以后当心那边吧。
老头儿今日很兴奋，很热心。上次一夜密谈他很称心，现在他心更雄起来，我已经向他提到两件事要他先筹划一下——彼此交接如何表演，如何训练这些个团；他自己提到的顶好还要一夜，自然要把他策划的事来谈，我想我们家也应该先为他组成策划吧。
从刘鼎这封多用隐语写成、让人难以一眼看懂的信中，可以看出张学良在与周恩来会晤后跃跃欲试的抗日激情。刘鼎在密信中以“老头子”为代号暗示张学良，以“我们家”来暗喻整个东北军。“原来人们所想的太短促了”，其实这是一句反话，刘鼎的意思是，此前他和许多人一样，都关心张学良是否会有立竿见影的抗日行动，而刘鼎从瓦窑堡回到洛川以后，26日夜里与张学良的一席谈话，让他顿时感到振奋。因为张学良急于和中共联合并有一个“不小的计划”，在刘鼎看来这不仅是“事情出乎意外”，而且张学良即将实施的“计划”，至少在刘鼎看来是“一日千里”的剧变。
刘鼎称：“不久前的一些补济已经发生效用”，并非指经济上的补济，而是指周恩来和张学良在肤施彻夜长谈中所给予张学良的精神启迪和思想上的教诲。至于“春季茂茂的万物，也迫使了他，促使了他”，则是刘鼎的隐晦性比喻，暗指当时全国风起云涌的抗日浪潮，宛若春天“茂茂的万物”一样。事实上，张学良也确在国内日益高涨的反蒋抗日呼声中，受到了心灵上的强烈震撼。从而才有张学良冒险赴上海，秘密寻找中共地下党组织，渴求与中共领导人面晤等一系列行动。
刘鼎在密信中所说“加上他的大老板越发地在他面前显恶”，只要把当时张学良在西北所处的政治环境加以对照，就不难发现这样的现实：蒋介石（即信中的“大老板”）对张学良在西北“剿匪”越来越不满意，而张氏在西安与中共人士的秘密接触，也有军统特务不时给南京的蒋介石打小报告，从而引起了蒋介石对张学良的疑心与猜测。因而，蒋介石不断以电报向张学良“轰炸”，同时还以当面指责等方式加速了彼此的冲突，蒋、张两人的矛盾已趋白热化。刘鼎称蒋氏在张学良面前“显恶”，也不为过也！
刘鼎信中说：“他家大大小小的嘴巴也很厉害，很多人逼他。”其中“他家”，当然系指国民党南京政府。“大大小小的嘴巴”，无疑是那些与张学良素有恩怨的国民党军政大员以及专在西安刺探张氏行踪的军统特务。也许正因为张学良身边有这些来自国民党上下的“厉害”“嘴巴”在“逼他”，才有张学良真诚投靠中共，并且自与周恩来密晤以来正在暗中积极酝酿一个日后可让世人震惊的“大计划”。
至于张学良的“计划”，刘鼎将它形象化地加以比喻，他称张氏的“计划”为“大则要把他家这幢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这边）完全拿过来（东邻一条一路他全圈），小则把他的几个佣人都要练成强干的打手”。刘鼎用一幢“房子”来暗喻国民党统治的中国，不可不称其奇妙。而他称张学良要把“靠他住的这边”的“大房屋的一角”完全拿过来，显然系指张学良要把陕北地区彻底变成民主抗日的阵营或根据地。说到“小则把他的几个佣人都要练成强干的打手”，当然是指东北军中的骨干分子，不要忘记那时张学良为了积蓄抗日的实力，正在距西安不远的地方——王曲，紧张地训练着东北军内部的精悍力量。毋庸置疑，刘鼎信中所言，已让中央看到了东北军正在走向抗日坦途的辉煌前景。
刘鼎信中还说：“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趁这个工夫，要向他邻近的各房本家以及住在他大门口的爱好老蓝布袍子的几个小伙子和严老老等相好去。”系指张学良为了实现他抗日救国、打回东北老家去的夙愿，除秘密联合陕北的中共之外，还想去西安附近地区去做其他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思想工作，刘鼎把张学良将要去的甘肃等地，比喻为“邻近的各房本家”；“大门口的爱好老蓝布袍子的几个小伙子”，应为张学良想联合的一些国民党实力派将领，如傅作义、马步芳等人；至于“严老老”，显然就是张学良极希望得到其支持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无疑了。
密信中，“他已开始用‘爱’‘抗’的话向内外活动，将使大老板无法公然反对。同时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也可以”等语，并没有任何费解之处，只是他有意把“抗日”的“日”字、“爱国”的“国”字空缺而已。张学良之所以对自己联共抗日的思想如此不加避讳，用刘鼎的话说，那是张随时准备“硬干”，并有和蒋介石“打一架”的思想准备了。应该说，刘鼎的信在当年4月下旬就已经预见到西安事变的发生了。只是那时的刘鼎尚不能明确了解张学良究竟会以何种形式实现他的“大计划”罢了。
刘鼎信中所说的“月斋伯”和“老牧师”，均为中央委托刘鼎回西安后所办事宜时涉及到的当事人的化名。刘鼎说：“亲戚开店的事”，应指中央在西安将要设立的秘密联络站。至于信中所说“杨先生出门读书”等语，系指中央授意刘鼎加紧联络的西北军主要将领杨虎城将军。所谓“出门读书”，只是托词，“彼地还没有回信”乃是刘鼎刚刚返回东北军的驻地洛川，尚未能与杨虎城将军取得联系，“限于时间”四字已能说明问题。“此间亦正着急，没法快办”说明刘鼎与中央当时的心情同样是非常迫切的。“家中老人病，要找大烟泡子，是找得到的，只是等一等”，刘鼎信中使用暗语交代的“大烟泡子”，应理解为当时党中央为军事需要急于通过东北军购买的大炮等重要军火。刘鼎从肤施回洛川后经与张学良商研，显然已经得到了张学良的首肯。所以这封密信寄出后不久，张学良果有行动，曾派员前往山西太原协助中共购买火炮等军事器械，这便是历史的明证。刘鼎信中所说的“烟枪”，应为当时较为先进的步枪。而张学良还同意给中共解决晋产的步枪数千支，这信中所说的“一支”，似应理解为一种枪械的种类。
刘鼎信中谈道：“我们家北头背后一个人家，长长短短地向别人讲出不少的我家家事，我们自己恐怕不知道，以后当心那边吧。”此语当指中国北部的苏联，当时的共产国际宣传机构，难免报道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以后的种种动态，而张学良和刘鼎的夜谈中，很可能张学良把他掌握的情况告诉了刘鼎，因为张学良当时所担心的是，自己在肤施与周恩来等秘密会晤的绝密消息，会不会也被苏联宣传机构获悉并当作宣传的资料，从而将其秘密联共抗日的机密暴露给蒋介石。刘鼎在此向中央提醒此事，意在传达张学良的某种担心。“老头儿今日很兴奋，很热心。上次一夜密谈他很称心，现在他心更雄起来，我已经向他提到两件事要他先筹划一下——彼此交接如何表演……他自己提到的顶好还要一夜，自然要把他策划的事来谈，我想我们家也应该先为他组成策划吧。”刘鼎4月27日给中央的密信，最重要的部分恰在此处，即：张学良对他与周恩来“上一次夜谈”十分满意。张希望与周恩来等人“顶好还要一夜”，也就是说，刘鼎代表张学良向中共中央转达了他渴望与周恩来举行第二次秘密会晤的意向。而张则希望与周恩来继续会谈的问题有两个，其中重要的“彼此交接如何表演”。这句话翻译过来，应该是“东北军与红军联合抗日应该如何进行”。而张学良认为如果真正实现东北军和红军的联合，至少还需要他和周恩来再举行一次会晤才行。也就是说，当周恩来刚从肤施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不久，张学良就在迫切地希望与周有再一次会晤的念头了。如此高涨的抗日激情在东北军少帅的胸中奔涌，无疑就是张学良西安事变发动前的真实心态。这种心态无疑决定了张学良在当年年底发动西安事变的必然性。
张学良主张“十一月”的“大活动”，让刘鼎感到“时间太危急了”
刘鼎作为中共中央派往东北军的唯一代表，他知道这一时期东北军内部的任何波动，都可能引起一连串的军事行动。为了让中央更加理解张学良，刘鼎在第一封密信发出两天后，在洛川再次通过秘密渠道寄出了第二封信。刘鼎说：
病是很重的，已经超过原来情况的极点了。性质和范围显然没大变动，而数量上已经到了极点。如果再下去，就会超过第三期以上，人就受不了。并且据来人说，已经产生枝节，陷入不浅。
这枝节之病，医生说可即到制止，彼前来诊知。
此间我当然要找到老头儿设法应付。一般来说，他总算有心望好，他一方面不愿意远在外边的子孙们抓的疲水的就回来省亲，那是对前途不大妙。同时，他也不愿有皇地的生急。各方面他还要暂时与大老板周旋，趁此做最低限度的准备，同时还要提防大老板先下他的毒手。
据老头儿提出：“牵延到十一月就（会）起变化。这当中一（方）面对内亲外友做抗的大活动，另一方面（要）捧大老板登峰造极。只要有半年工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干到底！”
我已提出时间太危急了，谁能担保此不生不死之状态到半年之久呢？为机警计，安得不有所准备以应付明日之遭遇吗？我提出姑且先以一月为期，一方面保持旧病状态，不使加剧；另一方面把一切后事之准备赶紧地先告一段落；如此，才进可以不畏一切，不进也可再作深切之筹备。彼不以为然，不过，唯一月之期，伊则尚未敢定，而加速一切动作已成议。
刘鼎信中所说“病是很重的”，应指当时东北军内部越来越紧张的政治形势。而称“据来人说，已经产生枝节，陷入不浅”，可以肯定刘鼎对西安军事的紧张形势已有所了解，并非来自于张学良，而“来人”很可能是东北军方面的中共地下党人。刘鼎所说的“枝节之病”并且“数量上已经到了极点”、甚至“超过第三期以上，人就受不了”。这种来自东北军中下层官兵的极端厌战情绪，已非张学良所能控制。所以刘鼎认为如果这种“枝节之病”不能早日医治，很可能会坏了大事。
面对东北军部分人的急躁厌战情绪，刘鼎准备“要找到老头儿设法应付”。他认为张学良对这种不安定的军内状况“总算有心望好”，这是因为张学良“不愿意远在外边的子孙们”，也就是因“九一八”事变逃亡关内的东北军旧部将士，在没有充分把握的时候就盲目地杀回东北去。这就是刘鼎暗喻的“抓的疲水的就回来省亲，那是对前途不大妙”。因为他知道张学良当时“各方面他还要暂时与大老板周旋”，更为重要的是，张学良“还要提防大老板先下他的毒手”。刘鼎的这封密信既向中央报告了东北军当时的形势，同时也分析了张学良在动荡的东北军中可能采取的应急手段。应该说刘鼎这封信是他长期观察和了解东北军后才作出的理智判断。
刘鼎说：“据老头儿提出：牵延到十一月就（会）起变化。这当中一（方）面对内亲外友做抗的大活动，另一方面（要）捧大老板登峰造极。只要有半年工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干到底！”应该说，这是张学良对中共的一次郑重表态，也是他和周恩来肤施会谈后对一个重要“计划”的具体实施步骤。而张氏所谓的“到十一月就（会）起变化”，恰好与历史上将要发生的西安事变时间极相接近。不能不说刘鼎已经在事前获悉了张学良“要干就干到底”的“计划”！只是他当时还无法了解这一“计划”的内容。
刘鼎在第一封信中已经说明，他对张学良肤施会谈后的急剧变化感到是“一日千里”的速度，简直让他无法接受。这次张氏又提出“半年工夫”“大事可济”，刘鼎仍然感到“时间太危急了”。可是，张学良为什么忽然变得如此急切，想在西北图谋一个大“计划”呢？其中奥妙，刘鼎当时又如何能够得知？
本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会晤中，双方达成的国共联合七项条件，张学良是准备伺机向蒋介石汇报的。张学良和周恩来当初的共识是，争取蒋介石共同抗日。张学良也曾表示：只要蒋介石不投降日本，他就不会背叛他。然而，后来的形势发展，肤施共识很难实现，特别是争取蒋介石放弃“剿共”，举国一致抗战的主张，实施起来让张学良一筹莫展。当张学良想把他和周恩来在肤施达成的七项条件向蒋面陈报告的时候，竟然发生了阴差阳错的变故。
据张学良回忆发动西安事变的经过时说：他在与周会晤后“曾去南京，思觅机会，惜属未得尽言。而因粤变，更致无缘陈请，迨蒋委员长避寿至洛阳，适又有阎百川等会聚，我想这是最好的机会，可以提出来讨论，不意，蒋委员长在阅兵训话时，严厉斥责共匪为最大的汉奸，一般人愚昧，不明共匪之居心险测，妄言容共，实皆为共匪之张本。我聆听之下，希望落空”。张学良本无暗中与中共私合并悍然捉蒋的初衷，他当时只想一件事，就是如何率东北军抵抗日本，以酬他杀回东北，一血前仇的夙愿。没有想到蒋介石非但听不进他的肺腑之言，反而把所有主张联共的将士，一概斥之为“为共匪张本”。正因为如此，才为当年西安事变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有过“恋新又舍不得旧”的茫然徘徊
1936年5月1日，刘鼎在洛川接到肤施的来信后，当日又化名“择生”，写了一封密信，寄回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他在信中写道：
你三十日来信，关大五台事，顶糟了，看不明白。如果你不懂得大五台，双台何意，请问王先生，他同我约的名目，八月公开。
CSR有人说听不见，大概同大的一个毛病，也须得要他们麻烦一下，多搬运番吧。少坤不管他人事，大概另行找一找新闻而已，我想他数目，内可开开。
孙明哲的老弟（十八九岁），初中将毕业，想到我家来读书，我答应以或送到我家或送到孩子处（M）均可，你以为如何？
无生好像一个混蛋皇帝，被一个何凤他的狗熊，他做了傀儡，何先生大出其风头，原来的一般文化学士大受其贬责，损失还不小。我看，他吃不开。他时常大吹牛，自称当部长、中委，事情弄僵了，他反而说反动的太多了。
刘鼎在这封信中所说的多为暗语。所谓“大五台”和“双台”，均系东北军与中共新设电台代号。“王先生”，为时任中共中央机要机关的负责人王铮，刘鼎在肤施期间，曾就东北军设立秘密电台事，与王铮有过具体的商洽，并且商定所有电台呼号等，需要在当年8月才能使用。而“大五台”则为东北军的电台，当时为王以哲部所辖，中共发给张学良的电报，一般要通过“大五台”，然后再转张氏亲阅。至于信中所说的“CSR”，应为中共中央宣传机构和红军传媒的代称，“孙明哲的老弟”，应为东北军部将的子弟，希望投奔抗日的大本营——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学校继续读书。至于信下面所说的事情，显然与张学良及东北军无关。
刘鼎发出这封信的翌日，又从洛川再次发出一封信，也是他在追随张学良返回西安之前给中央写的最后一封密信。刘鼎在这封信中说：
她本来就在歧路间，又是恋新又舍不得旧。这个矛盾变化得虽然快，究竟离终点还远，还有些难关哩！现在已经变到这样，所谓舍不得旧，还想最后从他家得到一些最后的钱财，来同新爱人度岁月。她想把此痴人梦延到十一月去，即是到十一月才宣布新的同居。一方面在这几个月中去进行欺骗，另方面似乎到十一月时可以得到新爱人的老亲们的表示。不过她自己已经觉到了少许，恐事不由人愿。因此，我尽朋友之谊，也应该把她再一次提醒，下一次苦口，“欺骗”是痴人做梦，新爱人方面可由爱情上获得一切，徘徊是损失。
她……拟于（最）近的将来送我到省城她家中住。
我想她如此徘徊，究（竟）应如何应付，顶好找那算八字算得顶好的胡子和瞎子一同来给她再算一算。不过她现在为了这矛盾连八字先生都有些难见，终于她是想算一算，这问题留后决吧。
将来我母亲见她时，以至于同居时，我想母亲也会喜欢她。她的好处还不止于某些人所言传而已。她并且深觉人类的善恶，深觉人群中孰优孰劣、孰曲孰乖，期待社会有极好之统系——不私有、则小夫妇、小家庭。此次恋爱之结果，大且伟矣！
刘鼎的第四封信仍像第一次写信时那样，语言多隐晦难懂。他仍然担心此信在传送途中发生意外的丢失，所以还是以家中人、家中事的书写方法，尽量把这封重要的情报信变成一封在外人眼里纯属私人的家书。这样刘鼎便将张学良故意写成了“她”。不过刘鼎报告的却是张学良让人忧虑的新变化。刘鼎回到洛川后的第一封信，是以欣喜的语气来描述肤施会晤后张氏恨不得马上高举抗日义旗的言行，然而事情仅过了几天，张学良的亢奋过后又出现了让刘鼎堪忧的徘徊。这就是此信中首次出现的“歧路”和张学良“恋新又舍不得旧”等语的来由。张氏“恋新”当然系指与中共的联合已初见成效；“舍不得旧”则是指张在决定自己作出惊天之举之后，无疑他将要面临和蒋介石分道扬镳的严峻现实。不过，张学良纵有一腔抗日的热血，但他毕竟和蒋介石是有着契兄契弟的前缘，轻易忘掉蒋介石几乎是不可能的。
刘鼎虽然承认张学良和蒋介石在抗日这一原则问题上，思想裂痕已经无法弥补，但是他仍然表示：“这个矛盾变化得虽然快，究竟离终点还远。”刘鼎在密信中还分析了张的复杂心境，他认为张学良不会马上与蒋决裂的主因，是张学良“还想最后从他家得到一些最后的钱财，来同新爱人度岁月”。这里所说的“钱财”，可理解为张氏想从南京索要到最后一笔东北军的军饷，以此来应付重大的军事嬗变。
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张学良左右徘徊，既想联合中共一道高举抗战义旗，同时又难以马上与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彻底决裂，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张学良抗日主张屡遭蒋的无情拒绝后，他曾经作过种种消极的反抗。张学良在回忆事变前后的痛苦心路历程时说：“因而愤恨消极，思谋引退，为僚属所反对，讥我不负责任，不体念部属，动辄抛弃他们。而我自心又念到国难家仇，如何图报？我遂请求，图将东北军调动，离开剿匪任务。又恳请派我随孔庸之为贺英使节，皆未蒙允准。彷徨午夜，不知如何是好。曾对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谈及此事，彼此为同情，劝我不可消极……”
尽管张学良仍然处于左右摇摆的彷徨状态，不过刘鼎坚定地认为：她（张学良）“想把此痴人梦延到十一月去，即是到十一月才宣布新的同居”。当年11月张学良很可能举事，此乃刘鼎回洛川见张后便有的直观判断，证明刘鼎当时的分析和判断是正确的。刘鼎据此向中央进一步分析张氏的思想轨迹，称张学良这样的行事方法是：“一方面在这几个月中去进行欺骗，另方面似乎到十一月时可以得到新爱人的老亲们的表示。”刘鼎信中所说的“欺骗”，当然系指张学良为了实现当年11月的“计划”，必须要和蒋介石及其在西安的党羽特务们虚与委蛇，否则东北军的政治动向将会引起南京的怀疑。
刘鼎非常清楚，张学良在西安秘密与共产党人士接触并多次驾机飞往洛川，早已引起西安军统特务的高度注意，蒋介石甚至还将特务检举东北军部将与中共有联系的信电，直接寄给张学良，逼他对此重大问题表态。所以刘鼎作为中共代表，对张学良在重大政治抉择面前采取的左右摇摆措施表示忧虑，也在情理之中。刘鼎因此向中央汇报说：“因此，我尽朋友之谊，也应该把她再一次提醒，下一次苦口，‘欺骗’是痴人做梦，新爱人方面可由爱情上获得一切，徘徊是损失。”
对于张学良一方面暗中和中共中央接触，并已建立起共同抗日的互信；另一方面又对蒋介石寄予许多不切实际的奢想，刘鼎把所有一切都看在眼里，急在心间。这封密信的核心部分就是刘鼎自知很快就要离开洛川，他应该对张学良难以把握的思想状况对中央作一个提醒式的报告。那就是，希望周恩来（那算八字算得顶好的胡子）和李克农（瞎子——暗喻李克农戴着高度近视镜），“一同来给她再算一算”。而周恩来4月9日和张学良在肤施的一夜谈，时间毕竟过于短促了，就对张学良产生的影响而言，似乎在此关键时刻应进一步加强，最好的办法是再来一次肤施会谈。然而刘鼎的这一良好建议，终因种种原因致使周、张第二次会晤未能实现。
刘鼎在信中最后写道：“将来我母亲见她时，以至于同居时，我想母亲也会喜欢她。”刘鼎在这封密信中所说的“母亲”，系指毛泽东。张学良早在第一次与刘鼎在西安会面，以及后来张学良亲赴洛川与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会面时，都提到他想与毛泽东见面的意思。
刘鼎在密信的最后说：“她的好处还不止于某些人所言传而已。她并且深觉人类的善恶，深觉人群中孰优孰劣、孰曲孰乖，期待社会有极好之统系——不私有、则小夫妇、小家庭。此次恋爱之结果，大且伟矣！”刘鼎以肯定的语气再次向中共中央评价了肤施会晤后的张学良，尽管他仍有某种让人担忧的徘徊，可是，张学良向往共产党、渴望与中共联合，以期共同高举抗日救国旗帜的思想主流是不容否定的。正因为刘鼎发现了张学良有“深觉人类的善恶，深觉人群中孰优孰劣、孰曲孰乖，期待社会有极好之统系——不私有、则小夫妇、小家庭”等一系列与中国共产党人极为相近的思想理念，所以后来才有张学良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情发生，尽管由于共产国际的反对，张学良并没实现他入党的愿望，但是刘鼎所认为的“此次恋爱之结果，大且伟矣”，无疑给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天主教堂的会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中共在西安事变前对张学良的兵谏并不知情是毋庸置疑的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的右派人士和他们所控制的舆论，对张学良发出了种种不切实际的指责。有人攻击说张学良发动事变前曾与中共“商量过”，有人甚至说张学良上了共产党的当，等等。总之，这些毫无根据的猜测和非议，都不能掩盖和篡改历史的真实面目。张学良虽然早在事变前几个月就和周恩来有过历史性的肤施会晤，这次会晤也为张学良最终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提供了坚实基础，然而，从刘鼎发自洛川的四封密信中可以看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并不是偶然的，也不像张氏本人事过多年所称这次事变完全是“临时逼出来的”。
事实正如刘鼎在密信中已经说清的一样，早在1936年4月张学良就已经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了，而且从刘鼎的信中还可得知，中共当时对张氏的这个“计划”虽然无法知其全部内容，也不可能知道张氏有兵谏蒋介石并扣押蒋介石的打算，不过从刘鼎信中可知这一“计划”的实施时间约在当年11月间。如果依张学良的愿望，周恩来与他的第二次会晤得以实现，那么，中共中央很可能早一些了解到刘鼎所称“到十一月才宣布新的同居”的内情，然而中共领导人与张学良的第二次会晤毕竟没有实现。所以中共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对张学良的兵谏并不知情是毋庸置疑的。
1989年春天，张学良在台湾会见华裔旅美学者唐德刚的时候，谈到了发动西安事变前是否与中共沟通一事，他说：“西安兵谏，事前我没有同共产党作任何商量，我的部下也没有人向他们通风报信。捉了委员长以后，形势变了，南京大兵压境，内部众说纷纭，有的部队纪律又不好，我彷徨束手，问策无人，这才电请共产党的周先生到了西安。这怎么能说我是上了共产党的当呢？又不是他们撺掇我捉的委员长。我这个人可能什么都不好，但有一条，我不撒谎，不做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事。”
希特勒为何要灭犹太人种族
历史上的排犹、反犹活动以希特勒令人发指的暴行为最，而达登峰造极的程度。希特勒灭绝犹太人的政策导致六百万左右犹太人被屠杀。希特勒之所以要灭绝犹太人是否如通常所说的仅作为其转移国内矛盾、欺骗舆论、搞乱人们的思想、掠夺犹太人财产、为其战争政策提供借口等的手段？甚或如有文认为的是希特勒心理变态的结果呢？笔者认为并非如此。
一、因为犹太人太聪明
犹太人在经济、科学和艺术等方面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几十年来，诺贝尔奖的得主，犹太人所占的比例远比其他民族高。犹太人在智力活动中的优势与他们的家庭教育有很大的关系。（1）丰富的文化底蕴：犹太人虽在长期的民族灾难中背井离乡，分散于世界各地。他们却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文化，同时也吸收了所在国的文化精华。这样就有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加丰富的知识养料。（2）执着的教育追求：国外一位作家写道：“犹太人家庭在学问方面应受到高度评价，在这方面非犹太人的家庭相形见绌。这个因素构成了其他一切差异的基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一次调查表明，在以犹太人为主的以色列，14岁以上的以色列人平均每月读一本书，全国450万人，有100万人办有图书证。（3）理性的思维方式：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犹太人赫伯特·布朗说：“我的祖父常问我，为什么今天与其他日子不同呢？他是让我自己提出问题，自己找理由，然后让我自己知道为什么。我的整个童年时代，父母都鼓励我提出疑问，从不教育我依靠信仰去接受一件事物，而是一切都求之以理。”（4）永恒的探索心境：犹太人家庭不但重视知识，而且更重视才能。他们崇尚创新，认为没有创新的学习只是一种模仿，学习应该以思考为基础，要敢于怀疑敢于发问。看得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对大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当然不能说它不对，但这种思维方式容易造成历史的简单化，因为任何事情的影响都来自方方面面，很难分析清楚。比如犹太人问题，纳粹的反犹（anti-semitism）可能正如各位以前所受教育（及其推论）所言有经济上的原因，但归根结底是宗教上的，没有这方面的背景知识，分析绝对是片面的。有时候分析不清的时候，就采取“利益判别法”，因为有利与不利相对于正义与非正义来说要容易判断得多。
二、历史背景的原因
基督教一直以来都是反犹的，按照微软百科全书（我看得头都大啦）的描述，犹太人因为坚持其犹太教的教义，拒绝承认耶稣作为救世主，从而从4世纪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以来就受到歧视和迫害。圣奥古斯丁认为犹太人应该为此受到惩罚：接受贫穷和羞辱。这一方面是对犹太人的迫害，另一方面却又使犹太人在罗马帝国及其后继很长一段时间免于灭绝。8世纪之后，欧洲的日耳曼君主们（法兰克的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纷纷鼓励犹太人在其疆土的一定位置定居，其原因是犹太人善于经商，而实际上，犹太人不能拥有土地，也无法成为封建主的佃农，因此不会对领主们的权力构成威胁。但这些特权却进一步加深了根源于宗教的怨恨，然而，由于领主们的保护，欧洲的犹太人至少过了两百年生命无碍的日子。十一世纪的十字军运动重新点燃了基督徒们对犹太人的仇恨，Rhineland的犹太人定居点遭到清剿（1096年），在此之后直到文艺复兴（16世纪），西欧、中欧的犹太人一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并不断遭到各地统治者的驱逐。纳粹给犹太人上牌照的做法 古已有之，12世纪的罗马天主教廷就有此规定，并禁止犹太人在复活节等节日中公开露面，也禁止基督徒以犹太人为邻。因为教廷也禁止基督徒之间放贷，因此犹太人碰巧成为这一未来银行业原型的鼻祖。和中国一样，当时不务农的人就是不务正业的人，放贷更不是什么好事。至于犹太人因此有了金融业的“天赋”，实在是因祸得福。这一时期，西欧、中欧很多被驱逐的犹太人都逃到了波兰，并在那里定居下来。至于原因，我没查到，我只知道当时的波兰（包括今天的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地）不是什么好地方。有意思的是，犹太人在当时的伊斯兰世界中所享受的生活远比基督教世界要滋润。在文艺复兴时期，与科技文化同时进步的是“宗教宽容”，波兰以及其他各地的犹太人开始陆续返回西欧。但宽容不等于接受，此时的犹太人并没有获得公民权，人身和经济生活受到很多限制，比如只能生活在拥挤的犹太区中。当时犹太人的地位大概和南北战争前的南方黑奴的地位差不多，需要他们贡献力量，但不能享有平等的权利。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民族主义战胜了宗教区别，自法国开始（1791）到德国（1871），西欧各国都承认了犹太人的公民权，犹太教也随之发生了变革，其中一点就是祈祷中不再包含在巴勒斯坦建国的要求。当然，这些变革受到了传统犹太教徒的敌视。十九末开始的反犹在宗教的基础上更融入了“种族主义”的因素。种族主义也有相当长时间的历史了（至少比马克思主义长），尽管我不同意，但我相信它的出现和相对繁荣肯定有其原因。不管其起因是否合理，它的结果就是犹太人的再次流亡，从反犹最剧烈的俄罗斯到西欧，从西欧又到美洲及其他地方。在巴勒斯坦建国正是此时作为犹太人的对策之一提出来的。二十世纪犹太世界发生了什么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了，因为它和“政治”很相关。说到“政治对历史的奸污”，我不赞同。历史是什么？历史是昨天的现实，而政治则是今天的现实。历史是原作，“政治对历史的奸污”是再创作。其实我们的历史教育过程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基本上忽略了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力，而实际上至少欧洲历史与基督教的联系是千丝万缕、无法分割的。比如欧洲宗教改革，十五、十六世纪欧洲的各次战争基本上都与此有很大关系，这在我们这些长时间在“无神 论”教育（包括儒家的和共产主义的）中熏陶的人中可能很难理解甚至想象。从犹太人的历史我学到了：1.犹太人受迫害和流亡是主流；2.强大的民族通常会自信、而自信的民族通常会宽容（当然，现在这都有反例，不知道该如何解释）；3.有信仰和坚持信仰的人应该得到尊敬（不一定要尊重），而不管其信仰是否合理。至于说反犹来源于犹大，犹大怎么说也是耶稣的门徒，怎么会是信犹太教呢？
三、宗教和经济上的原因
犹太人不信基督的，而是信犹太教，当年就是犹太教的人出卖了耶稣，所以基督徒对于犹太人有着难以化解的历史冤仇。基督徒家庭的孩子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犹太人是邪恶的化身。在经济上，犹太人在寄居的各个国家总是属于比较富有的阶层，其实一些人确实为富不仁，其实现在很多犹太人也是一样，比如搞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金融大鳄索罗斯，虽然极度富有，但是对于同样是犹太人建立的以色列国却一毛都不拔。犹太人的富有和不会做人，造成了民众的普遍厌恶。希特勒当年碰到了经济危机，在无法解决社会矛盾的情况下，把矛头对准犹太人，给所有的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渠道。其实在他之前，其他国家也很讨厌犹太人的，包括代表了正义的英国，事实上在二次大战打起来之前，英国还和德国协调，和犹太复国主义份子一起把很多的德国犹太人强行移民到了巴勒斯坦犹太人区。后来就是在这个地方建立的以色列国，只所以直到现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还是没能和平，祸根从30年代就存在了，那地方本来就是阿拉伯人的地方，硬被英国人打着国联的名义划了一块给犹太人的。后来德国还曾经考虑把所有的欧洲犹太人流放到马达加斯加岛去，让他们自生自灭，后来是发现根本没这么多资源，特别是运输的能力完成，干脆来了个最终解决，才开始真正大规模的杀犹太人的。说穿了，欧洲那些国家几乎都讨厌犹太人，但是希特勒是笨人动了手，其它国家歧视但是没这么杀人，所以就显得高尚一点。这种宗教上的敌视，就象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的仇视，是我们中国人觉得很难理解的，因为我们中国人的宗教从来都不是排他的，无论道教佛教，都不是一个神，虽然有过佛道之争，但起码在百姓看来都是正教，不存在你死我活的问题。但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是这样的，他们都是单神的，上帝就一个，信我的就对，不信我的就是异教徒，非常的不能兼容。历史上十字军东征有记载的大概就有11次的样子，死了N多人，直到18世纪土耳其帝国还围攻过维也纳。现在也有很多阿拉伯人说美国和伊拉克的战争实际就是宗教战争。我想肯定不全是，起码有一些原因是为了石油的，但是宗教因素很难说在现代社会就不起作用了。
四、其他方面的原因
1、希特勒在没有崛起之前，曾经吃了很多犹太人的亏或是受过其奇耻大辱。2、杀鸡儆猴，试想最聪明的民族我都可以杀绝，其他的民族就投降吧。3、个人兴趣，好玩。
希特勒之所有要对犹太人赶尽杀绝，这和他曾受到犹太人白眼有关，这更和整个欧洲20世纪初历史中，德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所受到屈辱有关，而身在德国富裕的犹太人对当时德国濒临破产的经济境况，不闻不问，毫无关心，也为自身在下一次战争中埋下祸根。
独特生活方式 埋下祸根
笔者在一本经济学书上，看到这样一张照片，德国马克在第一次大战后严重贬值，一个德国人用手拉两轮车载着数包用麻包袋装着的马克，这一大堆马克只能买一条面包，时为1928年，马克兑美元从四五马克兑1美元，贬值到1兆马克兑1美元，这样的经历伤害了德国的自尊心。
让犹太人世代相传下来的犹太教，使犹太人没有被其他民族同化，犹太教成为一种理念，即使身处其他国家，居住在别的国家，犹太人也没有忘记，几百年来犹太人一直想复国，赚到钱都保留下来。
为自己民族奋斗
在法国、德国、波兰等欧洲国家居住的犹太人，虽然住在别人的国家，但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的住宅区，有自己的领袖，也没有忘记告诉自己所居住国家的政府，要在他们的护照上印上一个J 字，以示自己的身份，这个J 字却也让不少犹太人逃不过纳粹的大检证。
犹太人长久以来独特的生存方式，以及一直为自己民族奋斗的目标，在二次大战复杂和困苦的政治经济环境中，确实为自己带来杀机。
在1918年世界第一次大战时，犹太人赚大钱，产生犹太富商，垄断了欧洲的经济命脉，包括大企业、银行都是犹太人在经营，基本行业有80%是由犹太人垄断，既有垄断也作出了贡献，这导致其他民族对犹太人反感，例如牛奶供不应求时，犹太人宁愿倒在海中也不要削价出售。
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全球经济受到冲击，德国也是受害的国家，并承受着第一次大战凡尔赛宫条约下不平等的对待，当时的犹太人在德国是富裕的一群，却不愿拿出金钱来资助德国人，在通货膨胀高涨时，德国马克严重贬值，犹太人更未想过要拿出钱来帮助德国重整经济。
希特勒本身在少年时就受过犹太人的白眼，他是很早就对犹太人看不顺眼。
经济危机源头
犹太人垄断经济直到20年代初期，欧洲人还没有对犹太人产生仇恨，但到1929年世界经济衰退冲击欧洲，欧洲人找出经济危机的源头是犹太人，对犹太人的仇恨慢慢升温，这情况跟60年代的印尼排华是一样的。
和珅得宠的三大秘诀
和珅（1750～1799年），字致斋，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和做官期间平步青云，官至宰辅，控制朝政长达20余年。他在职期间，擅权纳贿，贪赃枉法，网罗亲信，迫害异己，祸国害民，这一切均发生在乾隆时期。虽然乾隆并非昏庸之辈，而是一个精明且有作为的皇帝。但是他还是宠信和，那么，和是如何得到乾隆恩宠的呢？
野史记载说，是因为和珅举止合度，颇似当年乾隆心仪的已故雍正妃子马佳氏。乾隆想要把欠马佳氏的情，一古脑地还到和身上，造就了和一生的荣华富贵。当然，这不足为据，和之所以能得到乾隆的恩宠，他是下了大力气的。
秘诀一：把准龙脉，练好内功
和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武官家庭，但他与弟弟和琳从小都受到较好的教育，十来岁时被选入咸安宫官学，接受儒学经典和满、汉、蒙古文字教育。和天资聪颖，勤奋努力，成绩突出，因而得到老师吴省兰等人的器重。
乾隆三十四年，20岁的和珅继承祖上三等轻车都尉的爵位。第二年，参加顺天府科举乡试，没有考中举人。不过，没有功名的和珅，后来却因颇有才学主管了许多文化、教育事业。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23岁的和珅被任命为三等侍卫（正五品），这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作为皇帝的一名普通侍卫，和珅靠什么得到乾隆的赏识呢？这主要靠和珅精到的溜须拍马之术，乾隆博学多才，和珅和想要拍马屁就要恰到好处，才能使龙颜大乐，得到赏识。和珅博学多才，善于古玩鉴赏，而且文笔非常好，这都是他得宠的重要原因。和珅的另一手腕就是投其所好。乾隆一生喜爱诗词书法，和为了迎合乾隆，在这些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乾隆的书法很见功力，和的字酷似乾隆，可能是他刻意模仿的，乾隆后期的有些诗匾干脆交由和代笔，挂在北京故宫崇敬殿的御制诗匾，据考证就是由和珅代笔的。
和珅对付同僚的手段非常高明，讨好皇上更是与众不同。从当时朝鲜的《李朝实录》中可以看到来华朝鲜使臣的描述：和珅虽贵为大学士军机大臣，每当皇帝吐痰时，他就马上端个盆子去接，这就是和得意官场的原因。
秘诀二：结亲皇家，背靠大树好乘凉《和珅列传》中记载，乾隆四十五年正月（1780年），31岁的和珅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与刑部侍郎喀宁阿一起远赴云南，查办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
由于办案出色，和珅在回京的途中，就被提升为户部尚书。时隔一个月，乾隆给和6岁的儿子赐名丰绅殷德，又将自己最宠爱的小女儿和孝公主许配给丰绅殷德，两人于乾隆五十四年结婚。这门亲事，既给和珅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又使和在政治上得到了不可估量的好处。和珅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即使做错了什么事，也不会受到处分。据史料记载，和珅从继承三等轻车都尉，直至他获罪前后的29年中，重要的封官就有47次之多。以至于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时，就曾听说“许多中国人私下称和为二皇帝”。
秘诀三：狐假虎威，扯虎皮做大旗
乾隆在晚年时生活奢华，大兴土木，他六次南巡，沿途建造了30个行宫；在圆明园和避暑山庄，仿造江南风景，建造娱乐场所；80岁时举行万寿大典；这些都需要大量的银子。当时国库已枯竭，银子从哪里来？在这种情况下，乾隆非常需要和来搜刮钱财，因为和珅深谙此道，他在不大动用国库的情况下，就想方设法满足乾隆的需要。
皇帝80大寿时，和珅命外省三品以上大员都要进献，在京各部长官要捐出工资，淮南淮北的盐商要捐银400万两。和珅还创立了议罪银制度，就是准许有过失的官员交罚款代替处分，少则数千两银子，多则数万两、数十万两。这种议罪银直接交到内务府，入了皇帝的私人腰包，许多督抚大员都受到过这种敲诈。和多方搜刮勒索，使得原来入不敷出的内务府，没用几年的时间就扭亏为盈，乾隆对此十分高兴，对和珅也就更加依赖。
和珅还通过各种方法搜刮大量银两与珍宝。他在填满乾隆皇帝腰包的同时，也在毫不含糊地往自己怀里装银子。凡是外省进贡皇上的礼物，都要经过他这一关，有时交一两件给皇上，其余的都落在和珅的手里，这些珠宝分别藏在许多地方，在当年和珅的住宅，有一部分珠宝就藏在特制的夹墙里。
这种事情，打着效忠皇上的旗号，自然不容易被人发现，即使被发现，也没有人敢说三道四，和珅认准了这样一条经验：只要讨得皇帝欢心，其他什么都好办，哪怕是犯了什么过失或是顺便也给自己搂钱，皇帝也不会在意。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89岁的乾隆寿终正寝，和珅的靠山倒了。嘉庆即位后不久，就将和珅革职查办，和珅和的家产值白银8亿两，是清王朝十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嘉庆帝本要将和珅凌迟处死，但由于作为和儿媳妇的和孝公主求情，并且参考了董诰、刘墉诸大臣的建议，改为赐和珅狱中自尽。为避免政坛风波，嘉庆帝宣布对能弃恶从善的和珅余党一律免于追究。经查抄，和珅财产的三分之一，价值二亿二千三百万两白银，玉器珠宝、西洋奇器无法胜数，有些珍品比皇宫甚之。民间谚语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第三章 宫廷秘闻
姑姑侄女“三女同嫁”皇太极为何娶了俩寡妇
根据史籍记载，清太宗皇太极有名号的后妃共有十五人，在这十五位后妃中，有七位来自蒙古草原。其中地位最为尊贵的“崇德五宫后妃”，全部是蒙古族女子，并且有两位是寡妇。那么，贵为天子的皇太极干吗娶俩寡妇呢？这不得不从清初的满蒙政治联姻说起。
十八年婚盟之战埋葬“叶赫老女”
首先，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努尔哈赤的婚姻状况。
努尔哈赤的妻妾见于史籍记载的共有十四人。这十四个人中，有七位妻妾的纳娶，是政治联盟的结果。而其余的妻妾，也大多来自不同的部落。从中可以看出，在统一女真部落的过程中，努尔哈赤的婚姻作为政治联盟的手段，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明万历五年，十九岁的努尔哈赤遵父母之命与佟佳氏成婚，开始自立门户。万历十二年吞并建州女真的栋鄂部、苏克素护河部后，先后纳庶妃钮祜禄氏、兆佳氏、伊尔根觉罗氏为妾。明末时期，建州女真异军突起，成为当时女真族最为强盛的三大部落之一，努尔哈赤的统一事业达到了第一个高峰期。同在三大部落之列的哈达部、叶赫部为了各自的利益，先后与努尔哈赤联姻。万历十四年四月，哈达部首领歹商将妹妹阿敏格格嫁给努尔哈赤，这就是努尔哈赤的侧妃哈达纳喇氏。万历十六年九月，叶赫部首领纳林布禄将妹妹孟古姐姐送往建州，与努尔哈赤完婚，这是皇太极的生母，当时贵为大福晋。
万历二十五年，努尔哈赤的统一事业达到了第二个高峰期。这年春天，海西四部与努尔哈赤结成婚盟。这次会盟，叶赫部首领布扬古表示愿将自己的妹妹东哥（孟古姐姐的侄女）许配给努尔哈赤。东哥就是史上著名的“叶赫老女”。她的美貌被亲生兄长当作筹码，在这次会盟中赠给了努尔哈赤。可是会盟过后，布扬古却迟迟不送妹成婚。几年过后，布扬古竟将东哥又许给乌拉部首领布占泰，在遭到婉言谢绝后，再次将东哥许给喀尔喀蒙古贝哈达尔汉贝勒之子莽古尔代。后在万历四十三年，将已经三十三岁的东哥嫁给莽古尔代。
东哥在这场长达十八年的婚盟之战中耗尽了青春，出嫁一年后便病故。而努尔哈赤视布扬古的毁婚为奇耻大辱，从此与叶赫部势同水火。
皇太极后妃一半是蒙古女子
明代后期，漠南蒙古的林丹汗和炒花等，与明朝缔结了共同抵御后金的盟约，从地理位置看，漠南蒙古位于后金右翼，对后金进入辽沈地区有牵制的作用。努尔哈赤利用漠南蒙古各部的分裂和内讧，以武力征伐和征抚并用，先后逐一征抚漠南蒙古。而漠南蒙古的科尔沁部，成为努尔哈赤最先征抚的对象。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科尔沁部撤兵请盟，联姻结好。
万历四十年正月，努尔哈赤以科尔沁蒙古贝勒明安之女“颇有丰姿”为名，“遣使欲娶之”，明安贝勒于是不惜与其女先许之婿悔婚，而将女送来给太祖。努尔哈赤以礼亲迎，大宴成婚。于是明安贝勒成为蒙古王公中第一个与建州联姻的人，这使科尔沁蒙古更加倾向建州女真。
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又娶科尔沁郡王孔果尔之女博尔济吉特氏为妃。努尔哈赤不仅自己娶科尔沁两贝勒的女儿为妻，同时命令他的儿子们纳蒙古王公的女儿做妻子。仅万历四十二年，努尔哈赤的次子代善娶扎鲁特部钟嫩贝勒女为妻，第五子莽古尔泰娶扎鲁特部纳齐贝勒妹为妻，第八子皇太极娶科尔沁部莽古思贝勒女为妻，第十子德格类娶扎鲁特部额尔济格贝勒女为妻。
尔后，第十二子阿济格娶科尔沁部孔果尔女为妻，第十四子多尔衮娶阿尔寨台吉女为妻。成为贯穿清王朝始终的满蒙联姻的开端。
据《清皇室四谱》第二卷记载，太宗皇太极有蒙古妻七人，占其后妃总数的一半左右；世祖福临有蒙古妻六人，占其后妃总数的三分之一。
莽古思一门三女同嫁皇太极
由于蒙古科尔沁部归附后金最早，因此博尔济吉特氏与爱新觉罗氏世为懿亲。清太祖、太宗、世祖和圣祖先后有四后、十三妃出自科尔沁等部。皇太极的女儿中，有四位下嫁到科尔沁部。科尔沁的王公台吉，为满洲额驸者多达十三人。
根据史籍记载，清太宗皇太极有名号的后妃共有十五人，在这十五位后妃中，有七位来自蒙古草原。而地位最为尊贵的“崇德五宫后妃”，全部是蒙古族女子，更有三位出自科尔沁部。
科尔沁部左翼首领、明安贝勒之兄莽古思于公元1614年将女儿送与皇太极为妻，这就是皇太极的中宫皇后孝端文皇后，也称为哲哲皇后。
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起兵征明，科尔沁部二十三位贝勒率领部众追随，为击败明军立下战功；天聪五年，科尔沁部随皇太极攻打大凌河，大败明将祖大寿。满蒙军事联盟不断加强，而与此相伴随的是满蒙贵族更为频繁地缔结婚约。
天命十年，科尔沁贝勒宰桑之子吴克善送妹与皇太极为妃，此女即庄妃。宰桑贝勒是莽古思之子、中宫皇后的兄弟，因此庄妃是皇太极中宫皇后的亲侄女。
天聪八年，吴克善又送一妹至沈阳与皇太极为妃，这次送来的是庄妃的胞姐海兰珠，被皇太极纳为宸妃。这样一来，形成了莽古思一门姑姑侄女三人同嫁一夫的局面。而这之后，皇太极将他与庄妃所生之女又回嫁给吴克善之子，这也是满族早期婚俗中不论辈分和近亲结婚的表现。
努尔哈赤的奋斗史
不管怎么说，努尔哈赤活了下来。活人就得做活人该做的事情。努尔哈赤没有抱头痛哭、一蹶不振。相反，他抓住了这个这个最有利起兵的借口，开始了自己的征战生涯。虽然他曾经的“贵人”李成梁杀了他的父、祖二人，努尔哈赤还是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知道，如果现在与老李为敌，无异于以卵击石，他既然连努尔哈赤的老爸和爷爷都干掉了，也不差他这一个。于是，他找到了一个最佳的替罪羊，就是我们前文中提到的长舌男尼堪外兰，老尼如今也是今非昔比啊，由于给总兵老李带路剿灭叛贼立下大功，朝廷似乎有意栽培他做女真族的领袖。这下他可就不可一世，本来就是靠张嘴巴吃饭的。他立马就到处去宣传自己的“丰功伟绩”和“光明前途”，殊不知死亡的气息正在慢慢逼近。
努尔哈赤的处境就差多了，老李感觉误杀努尔哈赤的父、祖，内心很愧疚，把他们的尸体送了回来，还送来了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给了个建州左卫都指挥使的虚衔，又将都督敕书也一并给了他。努尔哈赤心里和明镜似的，哼，你杀了我父、祖，此仇不共戴天，但是现在还没有实力反抗，暂时先把有用的东西留下了。于是努尔哈赤接受了明廷的敕封。
这位指挥使将军的军队实在是少的可怜，连盔甲也只有祖先留下来的十三副，十三副就十三副吧，总比没有强啊，不管如何，先宰了尼堪外兰这个畜生再说。这一年，努尔哈赤25岁，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少年真的敢和女真“未来领袖”尼堪外兰叫板？
万事开头难，努尔哈赤终于下定了决心，如果不起兵，就只能一辈子被人看不起。在他的心里，失去权力和自尊比死亡更痛苦。与其窝囊的活着，不如拿命去搏一搏，死就死吧。尼堪外兰，我定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努尔哈赤开始清点自己的兵马，这是一项毫不费力的工作，他骑着自己的马儿在队列前走了一遭，对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当然，这个时候他也得到了额亦都等人的支持，带领这百十号人，努尔哈赤开始了平生的第一次征战。
有了这个头号目标，他的方向便也非常清晰。带着起兵仅有的一百多号人就去为围攻尼堪外兰的老巢——图伦城。将领作战，有敌人来攻，得看看来势如何，若是小打小闹，可能只需坚壁清野，敌人收不到好处自然也就离去，这也是明朝边城对抢劫者的一贯做法。但是，这次这个女真“未来领袖”的举措却让人大跌眼镜。他连敌人的血腥味还没闻见呢，就像“伊拉克敢死队”一样跑掉了。努尔哈赤初战告捷，得到了一座城堡，至少可以扩充一下装备吧，这次的小试牛刀，让努尔哈赤尝到了甜头。但是他知道这仅仅是万里长城的第一砖。路，还很远。（一）、努尔哈赤的奋斗史（4）
努尔哈赤知道，尼堪外兰根本不足为惧，杀之如捻蚁耳。但是他也知道只有真正的将女真族人团结在一起，才能获得更大的力量。孤胆英雄无论多么天下无敌，都比不上千军万马和权势金银。万历十二年（1584），他攻占了兆佳城和玛尔墩寨，降服了董鄂部；万历十三年（1585）率领部族进攻界凡寨，击败了界凡、巴尔达、萨尔浒、加哈、托漠河无补联军八百人，征服了浑河部。同年，又攻破安土瓜尔佳城，杀城主诺漠尼；万历十四年（1586），攻克鄂勒珲城，终于处决了他的仇人尼堪外兰，控制了苏克苏浒部。接下来的两年有先后收服哲陈部、完颜部。
从万历十二年到万历十六年这五年的时间里，努尔哈赤极力扩张，收兵买马，实力大增。今非昔比啊，所以大多数人都愿意归顺他。谁愿意放着光明大道不走，非要去撞枪口呢。然而此时，却有更大的敌人在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弱肉强食是自古以来的生存法则，越是强大的人便越容易遭人妒恨，敌人也就会越来越多。努尔哈赤在这一方面都是深谙此道。他深知树大招风，所以在对女真内部用兵时，对周边邻居却是相当友好的。南有明廷，他恭顺的表示自己永远是大明的臣子，并且每年都像明廷进贡朝贺；西有内蒙，努尔哈赤知道，这是马背上的民族，目前他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对其进行比较大的军事行动，于是他便用金银财帛和联姻的方式对其进行拉拢；东有朝鲜，他也采用一系列友好措施与其称兄道弟，大家都愿意多一个朋友啊，只要不威胁到自己的利益，何必大动干戈呢？此时的明廷也大大地看好努尔哈赤，万历十七年（1589）封他做都督佥事，从此他也对明廷表示愿意履行地方官的职务，帮助明廷打理女真。然而，努尔哈赤的崛起还是让有些人犯了红眼病。
这就是海西女真。女真部共分为东海女真，海西女真，黑龙江女真和建州女真。其中以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的实力最为强大。其他的两个只是两边倒，哪个强一点就依附哪个。建州女真的发展壮大严重威胁到了海西女真的实力。哼，小子，现在别看你翅膀硬了，那好，我就先来教训教训你。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这场战争终于来了。
海西女真采用的还是先礼后兵的老法子。毕竟打仗不是过家家，那是要死人的。于是海西女真的叶赫部的首领就派人去和努尔哈赤谈判。来使很是骄狂，不把努尔哈赤放在眼里，说：“你们要将额尔敏或者扎库木的地区给我们叶赫！”这真是气死人了，我又不欠你的，干嘛给你啊。努尔哈赤就说：“土地又不是牛马，怎么能说给就给呢？”这个使臣也知道这种吃亏的事情谁也不会干，可是仗着主人叶赫的威风，他还是扯着嗓子大声说：“如果我们两国打起仗来，我能进入你的境地，你难道还能到我的土地上践踏吗？”努尔哈赤一听，顿时火冒三丈，立马抽刀断案，厉声说道：你们这些个叶赫的贝勒大臣，什么时候亲临阵前、骑马上阵杀过敌呢？
好吧，谈判破裂。那就打吧，一场大战在所难免。这年九月叶赫贝勒布寨、纳林布禄纠集了哈达、乌拉、辉发、科尔沁、锡伯、瓜尔佳、朱舍里、讷殷九部，号称三万联军，浩浩荡荡向努尔哈赤杀来。这下努尔哈赤的部下慌了。议论纷纷：“要是他当时答应人家条件现在就没这档子事了，这回玩完了。”大家一听说三万大军，顿时闻之色变。因为当时努尔哈赤仅有不足万人，顶多就凑个八九千人，除非他的兵能以一敌三，不然这仗，可真不知怎么打。
朱元璋当皇帝后为何听不得别人说“则”字？
中国人避皇帝或长辈的名讳，不知从何时起。不过直到今天，对长者、尊者直呼其名都是不礼貌的。农村小孩之间骂架，互相指着鼻子叫对方父母的名字，便是一种侮辱对方的精神胜利法。过去的人在自己文章中不得以需要祖辈、师长的名字时，总是称“讳某某”。不过屈原在他的《离骚》中说到：“朕皇考曰伯庸”，而不说“讳伯庸”，他也不用像林黛玉那样，写母亲的名字“敏”时，故意缺笔。是否当时名讳之规矩还不是很盛行？
也许，在古人的心目中，名字和生辰八字有着特殊的魔力，和这个人的生命状况息息相关，所以巫师作法，诅咒一个人，就会做一个小人，写着那人的名字和生辰，然后恶毒地行法，比如《红楼梦》中的马道婆受赵姨娘委托，如此来对付王熙凤和贾宝玉。
在古人的心目中，人的地位越高，权力越大，他的名讳越是碰不得，而那些没什么势力的老百姓，除了自家孩子，别人直呼其名他也无可奈何。皇帝富有四海，全国百姓都是他的子民，因此避皇帝的名讳范围最广，皇帝的名字，简直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历朝历代，最大的敏感字眼，便是皇帝的名字。除此之外，其他的敏感字、敏感词并不多，秀才们做文章时，只要留心别去碰圣上名讳这个大地雷，不用煞费苦心给更多的词找一个替身。
可是到了明代，就不一样了。出身贫苦的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忌讳就格外多了起来。除皇帝的名讳外，许多词也是犯大忌的，那些舞文弄墨的人搞不好就会掉脑袋。
朱元璋早年参加郭子兴的队伍，靠杀人放火而起家，因此特别忌讳人家拐着弯子骂他是“贼”，他对“贼”字的警惕简直到了神经过敏的地步。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给人当枪手，写上表叩谢圣恩，中有“作则垂宪”。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提按察使撰贺冬表，文中有“仪则天下”。常州府学正孟清也是替上司捉刀，贺表中有“圣德做则”。这洪武皇帝大概当时讲的老家濠州方言，“贼”和“则”同音，怀疑是讽刺他做过贼，便将这些拍马屁的人全部杀死。他年轻时当过和尚，因此也忌讳别人提起他这段自认为不光彩的历史，臣民们的上表中不许有和“僧”音相近的字，否则就会龙颜大怒，杀意顿起。因此那时候连“医生”都改成了“医士”。而且他这种忌讳扩大得让人摸不到边，一个人上表中有“取法象魏”，他念成“去发”，去发不是当和尚吗？又是讽刺老子龙潜时当和尚那段经历，没说的，让人把这人推出去“咔嚓”一声砍掉。
说白了，朱元璋这心理和阿Q没什么区别，因为自卑、因为不自信，总怀疑别人瞧不起他，哪怕打下了花花江山。阿Q因为头上有癞疮疤，便忌讳别人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直至忌讳说“光”、“亮”。别人犯了他的讳，力气小的他就打，口拙的他就骂。可这样一个流浪汉，一般的人不把他放在眼里，连王胡、小D这样的人也敢公然冒犯他的忌讳，他只能肚子里骂娘。要是他和朱元璋一样当上皇帝，有无限的权力，估计王胡、小D之流都得死。
朱元璋的忌讳太多，多得连老百姓取名，都不能用某些字，如“天、国、君、臣、圣”等等，甚至“博士、大官、太医”也在禁止取名的范围之内。这么多的敏感词可把那些做大臣的吓坏了，这拍马屁风险太大了，搞不好把身家性命丢了。可马屁文章又不能不做。礼部官员斗胆恳求皇上，下一道表式，规定哪些字、词不能用，让臣民心中有数，便于遵守。这洪武帝还不算太混账，便让翰林学士设计了一份谢恩表的格式，颁布给各有关部门，以后要上表谢恩，就照着这份填空就行了。这下文武百官心头的石头落了地，拍马屁的风险一下子就降低了。
真正蒙冤‘陈世美’，竟是南宫一老乡
京剧《铡美案》、评剧《秦香莲》在我国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剧中述说的故事，后被改编成多种戏剧和说唱材料。大致情节为：陈世美中了状元，又当了驸马。原妻秦香莲带领子女入京寻夫，陈不认，反使家将韩琪追杀她们母子灭口。秦哭告实情，韩自刎于三官堂。秦到包拯处控告，包设计召来附马，与秦对质。陈自以为国戚，强词狡辩。包欲铡之。太后、皇姑前来劝阻，包不顾，铡死陈世美。
世世代代的无数观众，对那个喜新厌旧、杀妻灭子的状元驸马无不切齿痛骂。在民间俗语中，“陈世美”三个字简直成了“负心汉”的代名词。可是，经好事者对野史研究考察发现，状元驸马陈世美是子虚乌有的，真正的陈世美为直隶（河北）南宫人，原名陈年谷，又名熟美。取名之意来自孟子：“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巳矣”。陈年谷可能想到，自己名叫年谷，而谷子熟了才美，于是就自称号熟美。
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他欲进京会试，但因囊中羞涩难以成行。幸亏仇梦麟和胡梦蝶等同科好友帮其提供了盘缠和马匹。结果，陈熟美荣登榜首，而资助他的三位好心人却名落孙山。不久，陈熟美以头名进士身份先补县令，后任知府，很快又升任学政。不论在哪任上，陈世美俱有清名。同窗好友仇梦麟与胡梦蝶到京都找陈世美求官做，被他讲明道理后婉言拒绝了。
施恩图报的举子感到非常失望，连同他们的家人也都斥骂这个忘恩负义的陈世美。于是，他们决定编戏骂他。他们挖空心思地编撰，把戏剧《琵琶记》的情节加以改造，把忘恩负义的男主人公换成了他们怨恨的陈熟美，为遮人耳目，熟和世读音又相近，编了一出赛过《琵琶记》的新戏——《秦香莲抱琵琶》。他们有意把“不葬二老、攀附权贵、杀妻灭子”等令人痛恨的罪名，罗织在陈世美的头上。待陈熟美发现此事，该戏已经上演一年有余了。看戏之人骂声载道。陈世美有口难辩、欲禁不能，最后“含冤”气死。
相传后来一剧团某地演出此戏时，陈的一个后人看了，气得当场吐血，陈世美第八代孙还组织家族众人，当场砸了该剧团衣箱，并殴打演员死伤数人，演出被迫停止。因此那里留下“北门街不唱陈世美，秦家楼不唱秦香莲”的俗话。
清代陈世美又怎么会被宋朝的包公铡了呢？这事情更是蹊跷。据传，清朝某年正月十六，有一个戏班子演《秦香莲抱琵琶》，看戏的人格外多，他们嫌戏文太短了，唱不到半天，不肯散去。掌班的没办法，只好在正戏前头加个《陈州放粮》的短戏。戏唱到中午，陈世美的家将韩琪受命追杀秦香莲，又放走秦香莲，韩琪自刎，秦香莲拉着儿女倒在血泊中……又是到此煞戏了。看戏的不肯走，大家齐声吼：“杀了陈世美！”砖头瓦块齐向戏台上打来。掌班的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团团乱转，不敢在前台露头，赶紧溜到后台。这时，唱《陈州放粮》的“包公”还未下装，他问：“台下怎么啦？出了什么事？”掌班的一见“包公”，忽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推着他说：“快，快到前台接着往下唱。”“包公”说：“你急糊涂啦！我在宋朝，陈世美在清朝，相隔几百年，咋能同台唱戏？”“哎呀，事到这般时候，管他同朝不同朝呢！”掌班的说，陈世美那么大的驸马官，谁敢杀他？只有你“包黑子”铁面无私可以把他铡了，给老百姓出出气，就算煞戏了。黑脸包公只得重新整衣，带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一班人马上场了。唱到他将陈世美一铡，台下欢呼起来。从那以后，小戏《秦香莲抱琵琶》就变成大戏《铡美案》，红遍大江南北。
文学终究不是科学，倘如陈世美纯属被“冤枉”，那也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文学艺术本身就充满创作提炼的成分，我们无法指责其是否完全与历史真相一致，更不能苛求其半点不差。就这个意义看，铁面无私的包拯不留情面、不惧权势，怒铡陈世美，演绎的是民众心中正义战胜邪恶、法律斗败权势的心理期盼与反腐希望，还是具有进步影响力的。
戏曲《秦香莲》、《铡美案》，体现了古代人们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渴望，更展示了我们今天法律原则的不可动摇与一视同仁。在我们大力提倡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惩治贪官、弘扬正义，依然是很长一段时期里的主旋律，任重而道远。能够在反腐倡廉中起到积极作用，我不怀疑，即使历史中的陈熟美是真正的清官，他的灵魂也会因此含笑九泉的。
我们无需为陈世美翻什么案，因为它只不过是虚构的戏剧中的人物。我们也无需为陈熟美平反，因为陈熟美一生磊落，无需人们为他操这份心。
第四章 古代秘闻
“求福不回”的晏子
读《晏子春秋》，对晏子其人深为敬佩，这位生活在2500多年前的齐国大夫，体恤百姓，居官清廉，刚正不阿，他身上焕发出来的人格魅力，至今还熠熠生辉，为人们称颂不绝。
且说周灵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49年）夏五月，齐国发生了一场内乱，右卿崔杼设计杀死了国君齐庄公、立景公，自封为右相，又命将军庆封为左相，专权一时。为了显示自己的威权，崔杼伙同庆封，胁迫晏子和其他将军大夫们向他举行效忠盟誓。据《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五》记载，崔杼在太庙的地穴边，“为坛三仞，坎其下，以甲千列环其内外，盟者皆脱剑而入”。摆下这样的阵势可不是闹着玩的，崔杼筑了一个二三丈高的土坛，下面又挖了一个坑，周围布满了上千名荷戟佩剑的甲士，如临大敌，一派阴森肃然的气氛。崔杼拟定的誓词是：“不与崔庆，而与公室者，受其不祥。”意思是说，不肯亲附我崔杼和庆封二人，却一心向着朝廷的，都要遭到“不祥”（祸殃）。什么样的“不祥”呢？崔杼言道：“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颈，剑承其心。”慑于崔杼淫威，群臣不寒而栗，不得不一个个俯首听命。
轮到晏子表态，晏子捧着一杯血，仰天叹曰：“呜呼！崔子为无道……不与公室而与崔庆者，受此不祥！”崔杼大怒，威胁道：“你若把你说的誓词改过来，我让你和我共同执掌齐国；你若不照着我说的发誓，就等着戟穿你颈、剑刺你心，你看着办吧！”面对崔杼的威逼利诱，晏子从容回答说：“难道你没有听到《诗》中有这句话吗？《诗》云：‘莫莫葛藟，施于条枚，岂弟君子，求福不回。’（见《诗经·旱麓》，意思是说，茂盛的葛藤，蜿蜒地蔓生，和乐的君子，求福不走邪道）纵然曲刃钩颈，直剑穿心，我也决不改变我的誓言。”崔杼听了十分恼怒，本想杀掉晏子，转而想到晏子素有民望，杀之将失去民心，只好悻悻作罢。
对一般阿谀之徒而言，如果讲几句恭维和效忠的话就能换得“齐国吾与子共之”的大实惠，怕是连良心、人格、尊严都卖了也心甘情愿，然而，晏子却不顾生死，他没有“回而求福”，而是坚守了“求福不回”的原则，其精神品格显得多么可贵。
晏子不顾生死，他没有“回而求福”，而是坚守了“求福不回”的原则，其精神品格显得多么可贵。
尤其值得一说的是，此时晏子的身份不过一介平民。原来，齐庄公在位时“好勇而恶贤”，他在卿、大夫、士的爵位之外，另设“勇爵”一项，凡能力举千斤、射穿七层甲者皆可入选，同时享受与大夫一样的待遇。庄公养了许多勇士，天天把他们召进宫中，以骑马、射箭、击刺为乐，全不顾念民生多艰。作为大夫的晏子，曾经多次进谏，批评庄公“奋乎勇力，不顾于行义”，庄公很不高兴。有一次，庄公饮酒时召见晏子，等晏子一进宫门，他叫乐人唱着“已哉已哉，寡人不能悦也，尔何来为”的歌来羞辱他，意思是说，停下来站住吧，我不喜欢你，你来干什么呢？晏子既不为庄公所用，也就辞官不做，躬耕于东边海滨，过着清贫淡泊的生活。而现在庄公已死，眼看“复出”的机会来了，权力财富唾手可得，但是晏子却不为所动，断然拒绝与崔杼们拉帮结派、同流合污，始终坚持“求福不回”，这样的人格气节真值得大书一笔。
从古至今，福历来是人们向往和追求的目标。然而，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正当的方法）得之，不处也（不接受）。”（《论语·里仁》）又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利懂得走适宜的正路，小人却为一己之利而走邪道。如今环顾四周，为了求福而回，贪污受贿、诈骗盗窃、杀人越货者流，弄得枷锁囚身甚至丢掉自己性命的，难道还少吗？看来，晏子信奉的“求福不回”，当可作为人们的座右铭。
努尔哈赤何故要迁都沈阳？
后金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大军以锐不可挡之势攻占了沈阳，进而一鼓作气攻下明朝辽东军政中心——辽阳，并将都城从赫图阿拉迁至辽阳，设为东京，大兴土木，修筑宫室。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初三早朝时，努尔哈赤突然召集众臣和贝勒议事，提出要迁都沈阳。虽然王公、贝勒竭力反对，但努尔哈赤君意已决。祭过父祖之后，即刻率领大军经过一天一夜的行军，迁进沈阳城。
努尔哈赤从以其父的13副遗甲起兵，至建立后金政权并不断强大，曾先后4次迁都：从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在费阿拉称王；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迁都至赫图阿拉，并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后金；萨尔浒之战胜利后，又将行宫移至界凡；攻陷辽阳后，又在辽阳建东京城；建东京城仅4年，又迁都沈阳。每一次迁都都是迁往经济相对发达、人口相对众多、土地更加肥美、地理位置更加优越的地方。但最后一次迁都却要从作为明代辽东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商业中心的东北第一大城辽阳，迁往规模不及其一半的沈阳，沈阳又有什么得天独厚的都城优势？既然没打算久居辽阳，为何还要大兴土木，在宫殿刚刚建好，官员尚未安居之时，又匆忙迁至沈阳？史学家对此有各种解释，民间也有各种传说。
历代王朝选定都城，都不外出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考虑，因此史学家在讨论后金的迁都原因时，首先就要从这几方面去寻找证据。
辽阳虽然在当时是辽东的军政中心，但因明廷的腐败，其经济已开始下降，而沈阳的经济正处于上升阶段。沈阳地势平坦开阔，粮食出产富足，有林有兽，有水有草，符合满族人狩猎的生活条件。从当时的政治形势上看，辽阳城因长期满汉杂居，民族矛盾激化；而沈阳只是一个中等城市，人口便于管理。从地理位置来讲，沈阳一直是一个军事要地，是所谓的“形胜之地”，进可攻、退可守，既便于护卫新宾老家和铁岭、开原等国土，又便于西征、北伐。这是史学家们比较辽阳与沈阳条件优劣，对努尔哈赤为何迁都沈阳做出的结论。其依据，主要是《清太祖实录》和《满文老档》的有关记载。
努尔哈赤提出迁都沈阳，诸王、贝勒、大臣不了解老汗王的意图，一致表示反对。据《清太祖实录》记载：“帝聚诸王臣，议欲迁都沈阳，诸王臣谏曰：‘东京城新筑，宫廨方成，民之居室未备，今欲迁移，恐食用不足，力役繁兴，民不堪苦矣。’帝不允曰：‘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从都儿鼻渡辽河，路直且近；沈阳浑河通苏苏河，于苏苏河源头处伐木，顺流而下，材木不可胜用，出游打猎山近兽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这条记载一直成为论述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原因的依据。按《满文老档》天命十年（1625年）记载：“三月初三，汗向沈阳迁移，在辰刻从东京城出发。给他的父祖坟墓供杭细绸，在二衙门杀牛5头，烧了纸钱，随后向沈阳去，在虎皮驿住宿。”“初四……在未刻入城。”以上两条是《满文老档》有关努尔哈赤迁都沈阳的全部记载。
其实，《清太祖实录》是努尔哈赤之子、清太宗皇太极在天聪九年（1635年）下令编修的。《清太祖实录》中所记载的关于努尔哈赤对迁都沈阳的一番议论，正是皇太极继承汗位后之所为，即南征消除毛文龙在辽南的骚扰；北征解除了后顾之忧；西修都儿鼻城，渡辽河征明，并出兵宣大长城沿线。这已是皇太极继承汗位时的情况了。从《清太祖实录》的记载可以看出，努尔哈赤迁都的理由，并不符合他迁都后的实际行动。《清太祖实录》载：“（天命十一年）正月乙巳朔。戊午上统兵征明，庚辰次东昌堡，翌日渡辽河，旌旗剑戟如林，大军至宁远……”（《清太祖实录》卷十）。这里记载的是努尔哈赤攻打宁远城时的进军路线。这次进军是从海城牛庄一带的东昌堡渡辽河，并没有采取如《清太祖实录》记载努尔哈赤计议迁都沈阳时所说的“西征大明，从都儿鼻渡辽河，路直且近”的路线。因此，《清太祖实录》记载努尔哈赤关于迁都沈阳原因的一番议论，是不可尽信的。
努尔哈赤迁都沈阳还有另一种说法：努尔哈赤认定沈阳是“凤落龙潜”的风水宝地。
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努尔哈赤在建都东京时，按照风水先生的指点，在当时的东京城西南角修建娘娘庙；在东门里修建弥陀寺；在风岭山下修建千佛寺，想用3座庙把神龙压住，以保龙脉王气。但是，3座庙宇只压住了龙头、龙爪和龙尾，城里的龙脊梁并没被压住。于是，龙一拱腰就飞腾而去，一直向北飞到浑河北岸。努尔哈赤正为此郁闷之时，忽一日有人来报，说是他家附近的树林落下一只凤凰。努尔哈赤急忙带众臣前去观看，刚刚走近，凤凰突然腾空而起，直向沈阳方向飞去。努尔哈赤深知凤凰不落无宝之地，就请风水先生到沈阳察看，发现沈阳真是一个龙兴宝地，于是，当即下决心迁都沈阳。
这个传说似乎过于神奇，也不能作为努尔哈赤突然迁都沈阳的合理解释。但历朝历代，帝王将相建都建城，都把风水放在首位，这却是事实。
沈阳处在浑河之阳，上通辽河，辽河又通大海，又有辉山做依背，山水交融。据《盛京通志》载，沈阳的辉山有“包罗万象、跨驭八荒之势。辽水右回，浑河左绕，佳气轮囷葱郁，万年帝业非偶然也”。又称其山源出长白西麓，由长白而永陵起运（在新宾县境内），由起运山而福陵天柱山（沈阳东陵），由天柱山而昭陵隆业山，一脉相承，直到沈阳以西塔湾而止，是为“龙脉”，也称“龙岗”。努尔哈赤的老巢赫图阿拉城，祖陵永陵，以及沈阳的故宫、福陵和昭陵，都建在这条“龙岗”上。对“龙岗”一说，史书记载很多。《盛京通志》载：“启运山，兴京城西北十里永陵在焉，自长白山西麓一干绵延折至此，重峦环拱，众水朝宗，万世鸿基实肇于此。”《清史稿地理志》载：“启运山在平岭南麓，永陵之桥山在焉，所谓龙岗之正脉也。”对于东陵所在天柱山，《长白山征存录》载：“启运山西二百四十里为天柱山，太祖高皇帝之陵寝在焉，名曰福陵，距奉天四十余里。又西越奉天城西北十里许，为隆业山，太宗文皇帝之陵寝在焉，名曰昭陵，距长白山一千七百余里，土人统呼为龙岗。”相传努尔哈赤在为其父祖选择陵址时，曾请风水先生指点，风水先生指着祖坟上面的山说：这座山形似条龙，南面那座山形似凤凰，中间平原上有一条河（苏子河），这是龙凤夹一杠，后辈必当皇上。于是，努尔哈赤就在这里建了祖坟，是为永陵，并将这祖坟里的祖宗们追封为皇帝，建陵谒拜。干隆皇帝在东巡拜谒永陵时，曾作《恭瞻启运山作歌》：“长白龙干西南来，灵山启运神堂开。原运流长绵奕世，骈蕃褆祉皇图培……”可见，直到100多年后，努尔哈赤的子孙们对龙脉一说也是深信不疑的。
从沈阳的自然地理状况上看，从东陵山地经过旧城向西至沈阳站，确有一条自然的岗脊，在旧城处且有较高的突起，这便是人们常说的“龙岗”，它是市区南北地表迳流和浅层地下迳流的分水岭。稍加注意人们会发现，小南门的地势高于小南边门，小西门的地势高于小西边门，小北门的地势高于小北边门，其他大南、大西、大北也都是城门地势高于边门地势。老沈阳人也一定知道，从东陵山咀子起，经毛君屯、文官屯、北陵，西至塔湾，也有一条绵亘北部市区的黄土岗。对于这条黄土岗，人们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沿黄河大街或长江街向北，过了新开河就开始上坡。这就是先人所说的又一条“龙岗”。这两条缓慢起伏的被现代科学称之为褶皱的地貌，恰巧合了古代的风水之说。
可见，说努尔哈赤认定沈阳是龙兴之地，因而在建东京城仅4年后，就执意迁都沈阳，也不是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努尔哈赤当年迁都沈阳内心中最大的秘密，也许就是发现了浑河与天柱山结合的沈阳宝地，发现了相交理气的山之龙脉，水之龙脉。所以，他力排众议，决定后即匆忙带领八旗大军和家眷迅速迁都沈阳。
努尔哈赤这次迁都的原因，肯定有其政治、经济、交通等战略上的考虑，但不可否认也有“风水说”的影响。若说战略，那就证明了努尔哈赤的雄才大略、深谋远虑；若说“风水”，沈阳也确实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种地理优势，古人将其附会演化成神秘的“风水说”，不仅努尔哈赤信以为真，就是普通百姓也深信不疑。但不管努尔哈赤是出于何种考虑，他的这次迁都，对后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其子孙的进一步南进，做了必要的准备。也正是他这次迁都，使沈阳成为了后金最后的都城和清王朝开国的京师，也为沈阳现代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晚清著名立宪奏摺被传讹了半世纪
五大臣出洋考察明明发生于1906年啊！
五大臣出洋考察的史实是这样的：载泽、戴鸿慈、端方、徐世昌、绍英此五大臣本已在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公历1905年9月24日）启程出洋，因在北京火车站遇刺，才推迟行程。到年底就换了人马分成两批出行：十一月二十日（1905年12月16日）戴鸿慈、端方等到达上海，于十一月二十四日（1905年12月20日）乘美国公司西伯利亚轮船“放洋”，十二月二十九日（1906年1月23日）抵华盛顿；对美、德、丹麦、瑞典、挪威、奥地利、匈牙利、俄罗斯、荷兰、比利时、瑞士、意大利等国进行考察，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三十日（1906年6月21日）启程回国；十二月二十日（1906年1月14日）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等乘坐法国公司轮船离开吴淞口，二十二日（1906年1月16日）抵日本神户，而后往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十九日（1906年6月10日）启程回国。这份出行时间表是笔者根据《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所录载泽和戴鸿慈在考察过程中“报告行程”的奏摺整理而成。
其实，只要稍具阅读古文的能力，就可知道《出使各国大臣奏请宣布立宪摺》不可能出自五大臣笔底。奏摺第一句话：“窃臣等伏读谕旨，特派亲贵大臣，分赴东西各国考求政治。”如果这份奏摺是载泽等大臣写的，第一句话就读不通——臣载泽等伏地读谕旨，知晓皇太后皇上将特派亲贵大臣出国考察政治——自己称自己“亲贵大臣”，中国文人怎可能写出这样文章！？
事实是，清政府各国驻外使臣在乙巳年（1905年）八月二十日接到军机处电传“上谕”：“前有旨，派载泽等分赴各国考察政治，该大臣等各至一国，著各该驻使大臣，会同博采，悉心考证，以资详密。钦此。”对于这份给各“驻使大臣”的上谕，“驻使大臣”当然要回奏摺，不仅要表明自己会与前来的考察大臣密切配合，更要阐述自己对“立宪”的主张和看法，这才有了在当时就震撼无比的《出使各国大臣奏请宣布立宪摺》！说其震撼，是这些驻外使臣为了尽早立宪，“敢不避斧诛，合词吁恳”，他们建议皇室当下要做的工作是“宜先举行者三事”：第一宣示立宪大纲宗旨，第二实行地方自治制度，第三定集会、言论、出版之法律，并“迅即颁行”。以上三者，实宪政之津髓（原文是“津髓”），而富强之纲纽，因此，即使肝脑涂地也要奏请皇太后皇上知道：“臣等待罪海外，见闻较切，受恩深重，缄默难安，用敢不避斧诛，合词吁恳，伏愿我皇太后、皇上宸衷独断，特降纶音，期以五年改行立宪政体。”并请皇太后、皇上“饬下考察政治大臣”（命令考察政治大臣），与各国宪政名家商讨出一个立宪文本，破格选用良臣编制宪法颁行天下，同时“将臣等所陈三端”（即“宜先举行者三事”）实行起来，“以树基础”。如果这样做了，“从此南针有定，歧路不迷我，圣清国祚，垂于无穷。”《出使各国大臣奏请宣布立宪摺》的原貌就是如此，这是一份驻外使馆人员写的奏摺。如果要说是有人“代笔”，也未尝不可。毕竟这份奏摺是哪些驻外使臣参与写的，连当时出版的《宪政初纲》也未能告诉我们。但这决不是“载泽等”出洋考察大臣所写，这是铁板钉钉的史实，所以，即使“代笔”，也不是代“载泽等”出洋考察大臣之笔。所谓“梁启超为出洋五大臣做枪手”更是危言耸听（2008年11月《南方周末》登载有夏晓红《从新发现手稿看梁启超为出洋五大臣做枪手真相》一文，断认“梁启超做五大臣枪手”一案“足以成为定谳”，“坐实了梁启超为出洋大臣起草考察报告的说法”。李华兴与吴嘉勋合编的《梁启超选集》中有《代五大臣考察宪政报告》一篇，但该篇明显不是“代五大臣而言”的语气。）《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载泽等奏请以五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摺》是引用得很热门的有关近代立宪的史料，引用得热门却未见人发现其显而易见的错误，相反以讹传讹，不断将“讹”发扬光大，以致传讹了五十多年，但愿这则史料不要再传讹下去，这样的传讹真是中国大陆史学界的大不幸。当然，也是中国大陆学界的大不幸——人云亦云、不求甚解、“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已经成了中国大陆学界的通病！
被湮没的辛亥元勋
历史学家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课本里的陈炯明，是以一个乱臣贼子的面目出现的，作为反动孙中山的可耻下场，来教育一代代天真的小孩。无论国民党史还是共产党史，都将陈炯明描绘成一个军阀，一个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背叛者，一个炮轰总统府的刽子手，他的所谓贡献，总是被一笔草草带过。
不过，折戟沉沙铁未销，时间总能磨洗出一些真相，将近一百年过去了，随着史料的发现，以及意识形态的松动，陈炯明对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他的自治理想与实验，他与孙中山的恩怨是非，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人们才发现，这是又一位被湮没的辛亥元勋。
陈炯明中秀才时，科举制度已是日薄西山，虽然远不如父辈那么风光，但仍不失为一件快事，至少证明自己的本事，不逊于他人，没有给祖宗丢脸。“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这两句豪言壮语，我们早已耳熟能详，遗憾的是耳闻目睹的事实，往往与之背道而驰。那么中国的当政人物中有没有人真的曾付诸实行呢？尽管凤毛麟角，但还是有的。曾任广东都督、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的陈炯明就是突出例子。
1919年9月，他在漳州发布《振兴教育令》，把改良县教育行政和学校教育，积极办理义务教育、社会教育和职业教育，列为当务之急。在聘请钟荣光为国民教育高等顾问的同时，陈炯明还任命梁冰弦为教育局长，执行“一乡一校”计划，在农村普遍设立现代学校。陈炯明不惜经费，宣布禁绝私塾，改而设立从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到工读学校、平民夜校、妇女家政讲习所在内的门类齐全的学校。
困难重重，仍然坚持教育建设
1919年12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报道了闽南护法区的教育：“计龙溪一邑，学生数约有12000余人，较去年又增加三倍”。1920年4月13日再报道：“以龙溪一邑为例，本年（1920年）增加国民学校47所，高等小学以及乙种农业5所，添办工读学校1所，女子师范讲习所、女子工读学校各1所，又设立半夜学校90余所。”。
陈炯明一直谋求在华南创办一所高水平的大学，当时粤军驻屯闽南，受到窃据广东的桂系军阀的排斥，又受到福建皖系军阀的压迫，经济十分困难，但他仍表示粤军愿意节衣缩食，筹集5万元，作为筹办西南大学的经费，希望能带动西南其他各省。（民国时期，“西南”一语不仅仅以方位界定，也以政治形势为分野，因此所谓“西南”往往包括广东。）
1920年，窃据广东的桂系军阀大举进攻闽南护法区，双方实力对比十分悬殊，粤军拼死反击，竟然扫荡强敌，一举收复广东。12月，刚刚回到广州、兼任广东省长的陈炯明，马上礼聘陈独秀来广东主持教育，厉行革新，广东教育进入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
自治理想：
陈炯明于1878年生于广东海丰，原名捷，字赞之，又字竞存。陈炯明出生的当天，恰逢其父陈曦庭乡试中榜的捷报亦到，父亲遂为儿子起名为陈捷。
陈炯明3岁，自幼顽劣异常，但少年时期性情大变，发奋苦学，且温文有礼，20岁的时候中了清朝的秀才，成为一个书生。但当时的大清朝气运已尽，帝国的大厦正在倾覆之中，维新思想、革命风潮在广东正在流行。受新思潮的影响，1906年，28岁的陈炯明到了广州，求学于广东法政学堂，成为第一届学院，两年后以“最优等生”的成绩毕业。
1916年，陈炯明回到广东发动起义，参加讨袁的护法运动，任闽粤军总司令，占领了闽西南的漳州、汀州等地，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在这个不大的地盘上，陈炯明开始了他自治实验，那是中国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乌托邦中的一个。
漳州新政：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陈炯明流亡香港，结识了比自己小6岁的精神导师，就是信仰安那其主义的刘师复。安那其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宗旨是无政府、无宗教、无家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老有所养、幼有所依，百姓互助合作，没有贫穷，也没有剥削。刘师复的描绘，也成为漳州新政的根本思想。在那位刘师复的影响下，陈炯明构筑了他的“自治”“联省”“联邦”三大步骤，他以后的政治生涯，都是围绕这三大步骤紧密相关，他与孙中山的决裂，也源于“自治还是革命”这一路线的冲突。在陈炯明卓绝的努力之下，漳州成了全国的首善之区，闽南26县成为“模范小中国”，被时人誉为“闽南的苏俄”。陈炯明也声名远播，成为中国的政治明星，也成为广东百姓的翘首盼望的救星。因此，陈炯明才能以弱胜强，一举荡平广东全境。
被赞是“东方一颗明星”
在苦苦探求之后，一条漫长而充满叵测的道路，渐渐地浮现出来了：陈炯明试图以“自治”、“联省”、“联邦”为三大步骤，以“建国”、“建亚”、“建世”为三大目标，构筑自己的安那琪人生，安那琪世界。
1920年8月31日，在发往华盛顿的一份报告里，美国驻厦门领事凯利顿（A.S.Carleton）以复杂心情，高度夸赞陈炯明在漳州的两年政绩：“陈氏……施行各种市政改革，他用的手段，近乎革命；但成效极佳，结果人民都感满意。这令中国人看到，事可办成，不必需要过度辛劳和重税”（美国外交部文件，4091号）
在凯利顿看来，陈炯明统治下的闽南二十六县，堪称“模范小中国”；而不久前访问漳州的美国驻华使馆武官艾利森也注意到，“漳州到处可见到建设的显象……道路拓宽，新屋不少；街道清洁，治安良好。美国侨民对陈之施政，也均引以为荣”。他并特别强调了几大市政工程：公园、公共菜市场、屠宰场、河堤、漳厦公路……
又何止是视“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的西方人？这一年，在游历漳州之后，一小群北大学生以无比激动的语气，宣称他们看到了一个“闽南的俄罗斯”；他们并且认为，陈炯明的新政手笔，“共产时代亦当不过如此”。而持左倾观点的一份德国报纸，更夸张地赞叹说，“东方一颗明星，正在发出光芒”……
第五章 探秘历史
史上最无耻的官场“不倒翁”
五代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最频繁最昏暗的一个时期。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这个时代是“中国古代最无耻的时代”。
也就是这个“无耻时代”出了一位官场“不倒翁”。这位“仙家”在频繁的政权更迭中总能立于不败之地，这位厉害的角色叫冯道。
在五代十国，改朝换代比老百姓换衣服还勤快，短短五六十年的光景里共换了五个朝代出了五姓皇帝。而冯道不管主子是汉人、沙陀人还是西夷人，也不管他们是创业还是守成之主；他都能够怡然做宰相，左右逢源。有人说他是明哲保身、不忠不义的奸臣；有人说他是乱世英雄、治世能臣。不管怎么说，冯道做到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李存勖称帝建立后唐，升冯道为郎中、翰林学士，又授户部侍郎。不久冯道父亲去世，按当时法律规定，要暂时辞官回乡守孝。守孝期满他回到京城，这时庄宗李存勖被杀，皇帝已经是明宗李嗣源了，李嗣源赏识冯道便升他为宰相。
明宗李嗣源死后，李从厚继位，冯道还是这个李家王朝的宰相。
李从珂起兵造反，他率领百官迎接，并献上请李从珂当皇上的劝进文书。但李皇帝不喜欢圆滑的冯道，把他放任京城外去做官。后来觉得过意不去，又把他调回京城安排了没多大实权的司空之职。
石敬唐从李从珂手里抢了金銮殿，冯道仍是官运亨通，当了后晋宰相。之后出使契丹，有机会当了奴才的奴才，哄得耶律德光高兴。回来后还被加授司徒、太尉之职，并先后封为鲁国公和燕国公。
后晋被契丹（即辽）消灭后，冯道又改事契丹。辽太宗问他“为什么改事我朝？”冯道回答，“我侍奉的主子不成材，在他那没法混了，城也破了，兵也败了，我不到您这来不得饿死耶？”又说自己是“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辽太宗听后十分高兴，就封他做了太傅，他跟从辽太宗来到常山（今正定）。
耶律德光北走，刘知远入洛阳建立后汉，拜冯道为太师。
郭威带兵攻入汴京后，冯道又使出看家本领——率百官迎接新主子，从而又当上后周宰相。
郭威死后，柴荣继位为周世宗。刘崇借契丹兵企图恢复后汉。冯道有些看不起周世宗，在世宗出征时言语上大不敬，他判断这回后周还得玩完，心里大概已经做好恭迎新主子的准备了。结果被世宗发放去守陵。本来很有政治投机眼光的冯道，这把真的看走了眼。他没想到柴绍能击败北汉和契丹联军。周世宗凯旋回朝没过多久冯道郁闷而终。
至此，这位“时势英雄”演出的这场亘古未有空前绝后的滑稽剧终于收了场。
事实证明，后周没坚持多久就灭亡了。柴绍死后，赵匡胤篡位建立大宋。冯道对后周的灭亡作了比较准确的预测，只不过提前了10来年而已。如果冯道能坚持活到到宋朝，混个开国宰相当当不是没有可能的。
根据冯道自己写的《长乐老自叙》记载，他在五代时期历任中央和地方官职为：幽州节度巡官、河东节度巡官、掌书记、摄幽府参军、试大理评事、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集贤殿大学士、检校尚书祠部郎中兼侍御史、检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检校太师兼侍中、检校太师兼中书令、行台中书舍人、户部侍郎，转兵部侍郎、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右仆射、司空、在中书、司徒兼侍中、太尉兼侍中、太傅、太师等等达四十余种之多。
冯道无疑是倍受争议而又十分离奇的的人物，后世人为他冠上“官场不倒翁”“政治流氓”“官场大滑头”“官场常青树”“毫无风骨”“武林高手”“反复无常，见风使舵”甚至“忍辱偷生，妇人不如也”“如倚门市之接过客”等等帽子，反正好的不多，就是有也早淹没在讨伐声中了。
骂的最有分量最为引人瞩目的评语是这几条：欧阳修评其“不知廉耻”。司马光贬其为“奸臣之尤”。王夫之说“道之恶浮于纣，祸烈于跖”。詈骂得如此激烈，将冯道指为十恶不赦的罪人。《旧五代史》却有另一番评价，说他“道之履行，郁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礼”。但对他“事多朝”也颇有微词，说他“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
姑且不看这些评语，探求一下冯道为什么能在官场上如此如鱼得水。首先冯道深谙“顺势者昌”这话含义。完全不要讲什么人格气节，一旦国难临头，赶紧顺应潮流，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冯道把这点练到了了炉火纯青独步天下之地步。冯道所以能当不倒翁，还有一个秘诀，就是不顾脸面。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王朝，一句话：全部通吃。冯先生之无节，“有奶便是娘”“弃暗投明”当家常便饭。正是靠了这个不顾脸面，冯道才能“久叨禄位”，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混下去而不倒，颇有些大隐隐于朝的大佬样子。真可谓千古独此一人耳！
冯道为什么挨骂？几千年来人们敬重的是忠贞不二、守节不移的臣子，而冯道不仅颠覆道德，让人难堪，更是对“忠臣不侍二主”天大的嘲讽。人们厌恶的是二三其德、朝秦暮楚的软骨头。不允许背叛自己国家，帮助敌人灭掉自己国家，然后再做敌国的开国功勋。而冯道又恰恰总是拿出卖国家利益来换取个人荣华富贵。
骂冯道的话如滔滔江水，不舍昼夜，已经够多了，这里就省了吧。
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当“立宪”这个舶来的名词第一次涌入国人视野的时候，风雨飘摇的大清国沸腾了，各行各业的人们依稀看到一剂救世良药，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立宪请愿运动中去。第一次请愿失败了正常，第二次请愿失败了辛酸，然而，在所有的信念失去支撑的刹那，还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呢？
立宪，大清中兴的末班车
公元1906年9月初，暑热渐渐褪去，多舛的中华大地在暂时的宁静中迎来了秋天。与北方吹来的阵阵凉风相反，来自京城的一条消息，及时地给压抑沉闷的空气中注入一阵兴奋和躁动。《宣示预备立宪谕》随着电报这个新鲜玩意儿，迅速传遍当时的十八行省衙门。未几，从衙门、会所、学校直至街头巷尾，不少人都在激烈地议论这条上谕。自日本在中国东北击败俄国后，不知是哪位高人得出的结论，反正国人从上到下都认为：日本胜，实际上是立宪之胜。两年来，不知有多少怀揣济世救国梦想的有识之士、甚至王公大臣奔走呼号，要求朝廷采纳民意，实行立宪。呼声如同风声，越刮越紧，越来越密。不出两年，“立宪派”竟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支庞大力量。
立宪，大势所趋。但立宪，又谈何容易。大清王朝几百年来，有谁听说过立宪这玩意儿？谁愿担这改变祖制的风险？两年了，任你奔走呼号，上书朝廷甚至进京请愿，更有极端者欲自裁明志，但朝廷始终不接招，只是把太极打得呼呼作响。
但此时的中国已经觉醒，不懈的努力终于换来了这道上谕。可强扭的瓜能甜么？被动中发布的立宪谕走的下去么？
甲午战争后的中国，就如一个沉疴附身的老人，病弱交加，从主权、领土到尊严，集体沦丧。割地，赔款，开放口岸，各种纷至沓来的不平等条约，让曾经的天朝上国尝遍了屈辱。从慈禧到平头百姓，失败和自卑已弥漫得无处不在。
20世纪初原本就是一个让中国人无法原谅的时代。
从这个世纪的第一个年头开始，战火与动荡就像膏药似的紧紧地贴着这个古老而又饱受磨难的民族，而且，还大有一种让人看不到尽头的趋势。
对于在这个全新世纪打拼的老百姓来说，除了不断地被有钱的有权的同胞欺压之外，他们也“有幸”赶上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自然享受到比祖祖辈辈们更高一级的盘剥。苛捐杂税，名目越来越多，该交的不该交的到时候自动找上门。一些重要的港口，各式各样的军舰不请自来，没准儿哪天一发炮弹就会落到家门口。
这日子还能再水深火热一些吗？
清政府一脸茫然，要是他们知道怎么去浇灭这一场将要燃起的熊熊烈火，这段历史必将以另外一种方式收场。
可是，他们又很淡定。庚子年，八国联军集体出动，不是照样也没动慈禧老佛爷一根头发吗？只要大权在握，敢割地赔款，别的什么困难都是浮云。
满族的统治者们可以很坦然，底层的老百姓却找不到一丝轻松的理由。原因很简单，最后的单得由他们的血汗来买。后来，不单是这些接近一无所有的百姓，就连那些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甚至一部分达官贵人，都恨不得把坐在龙椅上的那个小屁孩拽下来踹两脚。当然，要说清政府什么事儿都没做，整天也不琢磨一点儿有用的东西，那也有些过了。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覆灭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错误的积累也使后人难以说清谁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乾隆爷何等圣明，却是闭关锁国的始作俑者。满清从他之后便开始一路下滑。直到公元1840年，英国人刺耳的枪炮声打破了华夏大地的静谧。之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的连番洗劫，将炎黄子孙的尊严一层层地剥离、撕裂，那虎门的炮坑和圆明园的断壁残垣至今依然屹立在那里，让人无法也不能忘却中华民族这段灾难深重的岁月。
在那个阴霾密布的时代里，每一个脚印都渗透了无数人的血泪。
有人疾呼，有人呐喊，有人痛心不已，有人报国无门。然而，那个叫慈禧的统治者和她的奴才们仍不为所动，乐此不疲地编织“天朝上国”的童话。
直到1904年，清政府腾出场地，日本和沙俄出兵、出军火，在中国的土地上热火朝天地上演让炮弹飞。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千年小徒弟日本居然打得时任世界头号大地主的沙皇俄国跪地求饶。
在主场观战的中国人看得心惊肉跳，看完后又回味不已：小日本是凭借什么法宝打垮了不可一世的俄国老毛子？
远在北京的王公大臣们也开始绞尽脑汁，试图挖掘出日本人的成功经验。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让一些人发现了日本的高明与先进之处：“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立宪”，如获至宝，一定要好好学啊！
学习就得有个目标，慈禧也不再把眼光只囿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而是做出一个让众人激动不已的决定：派几个人出洋考察。目的地嘛，就定在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奥匈帝国、比利时这几个发达国家。
大臣们很拥护这一决定。一千多年前，一个叫玄奘的和尚跑了一趟天竺，回来后立即成为千年典范，这样的机会打着灯笼也难找哪。虽然启程前因义士吴樾的刺杀行动而出现一点儿小波折，可出洋考察方案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而且，弄得好像还挺成功。以镇国公载泽领衔的出国考察团浩浩荡荡斗志昂扬地奔赴东西各国，一年后，背着一包包的经书信心百倍地归来。
在工作报告会上，载泽等人慷慨陈词：立宪的好处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官场油条载泽考虑得面面俱到，为打消领导的顾虑，甚至提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日本于明治十四年宣布宪政，二十二年始开国会，已然之效，可仿而行也”。
载泽的权宜之计确实挠到了领导的痒处，却为日后埋下了大的隐患。
掌门人慈禧听得心花怒放，从她执掌权力那一刻起，内忧外患没有一天真正消停过，洋人、革命党、不安分的农民、那些居心叵测的投机分子，时不时的出一些有挑战性的难题。朝廷上下一边承受着洋人带来的屈辱，一遍挨着老百姓的痛骂。内忧外患，堂堂朝廷受这样的夹板气，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立宪，看起来这是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
1906年9月1日绝对是个有标志意义的日子。这一天，《宣示预备立宪谕》出炉，清政府正式吹响改革的号角。上谕清晰明白地表示：“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以及筹备财用，经划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兼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
有人欢喜有人愁
此前，无论“洋务运动”还是“新政”，都红红火火了好一阵子，也让好多人跟着澎湃不已。可惜，一切不过是过眼烟云。甲午海战，证明了当时号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不过是一堆漂浮在海上的钢铁废物。五年后，欧美日诸国军队蜂拥而至，更是以严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收场。
中国人的心都碎了。
有些人对清政府的表现实在失望到家，觉得只有武力行动才能解决问题。遗憾的是，属于他们的时代并没有到来，所以只能在外围活动，或者冷不丁的组织一场起义。
许多人，这时对清政府依然抱有幻想，以为法制层面的变革就是根治种种顽疾的良药。今日立宪正当其时。所以，他们格外地拥护实施宪政，尤其是“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这依稀让不少人看到权力整合所带来的机遇。
一时间，立宪运动风靡全国，和立宪派没有任何联系的人走在大街上都不好意思和人家打招呼。上海、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各式各样的立宪团体蓬勃发展，甚至跑到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借此发力。1907年2月，康有为将保皇会改组为国民宪政会。半年多以后，梁启超与蒋智由在东京组成政闻社，声势大振。
1906年清政府设立考察政治馆，次年又改建为宪政编查馆，作为预备立宪筹备与办事机构，咨议局和筹建资政院也陆续成立。到了1908年8月，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23条，将预备立宪的期限定为9年。然而，在召开国会等关键议题上，清廷的脚步明显与立宪派的期望值有很大的差距。
立宪派人士一致认为，国会的早日召开对促进立宪运动的发展最为有利。可是，朝廷方面却坚持“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涂师空文，何以封国民而昭大信”。饭要一口口地吃，立宪这事儿更不能急躁，得一步步的来。
其实，慈禧以及后来的实际发言人载沣（宣统皇帝溥仪的亲爹），在立宪一事上想必都十分纠结。
孔夫子那套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学说市场份额不断降低，不推行宪政，世界人民都不会答应。不过，想与满族的统治者们分享他们手中的权力，还不如问葛朗台先生借钱，看看他同不同意。最理想的结果是，宪政推行了，权力基础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大家一团和气，国家欣欣向荣，自此该当皇帝的继续坐龙椅，该打工的照旧安分守己拿工资——问题是，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吗？
主导这场改革的和呼唤这场改革的，对国外君主立宪制的意义和操作方式都缺乏真正的了解，但他们搞起来又格外的红火，不出乱子，说出来都没人相信。
果然，在“预备立宪”这出戏刚登台不久，就有人明确地表示，这事儿交给清政府去办理，够悬。
这个高瞻远瞩的人，叫杨度，该公头衔之一就是清末“宪政专家”。1907年，又是这位杨先生带头整了份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书（附带一些热血青年和有名望人士签名版），很严肃地说：召开国会这样的事儿，赶早不赶晚，最好一两年能就能实施，免得夜长梦多，拖个三年五载，变故丛生。
什么叫高瞻远瞩？看，这就是高瞻远瞩，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确实也就再生存了三四年的时间。
当然，这是后话。在当时，杨度等张罗的这份请愿书，真是一枚重磅炸弹，让人开眼界了：世上还有“请愿书”这玩意儿。
新鲜的事物往往能引起大家的极大兴趣，召开国会成为第一热门话题。京官、绅商、知名人士、国外留学生、华侨纷纷采取行动，活动能力强的就直接跑到北京写封信交上去，路途远的拍份电报。宗旨只有一个：赶快召开国会吧，我们等得心发痒了。
1908年真是热闹的一年。
5月，社会活动家张謇以预备立宪公会名义致函湖南宪政公会、湖北宪政筹备会、广东自治会及河南、直隶、山西、安徽、四川、贵州等省立宪派头面人物，商约齐集北京，恳请清廷速开国会，连最后期限都设定好了：两年！
这年夏天，康有为领导的中华帝国宪政会以海外二百余埠华侨名义上书，请开国会；梁启超领导的政闻社致电宪政编查馆，提出三年内召开国会的具体要求。
海外动起来了，中国国内同样不甘落后。北京工商各界1000余人，公推电灯公司经理冯公度领衔，派孙毓文等递交请愿书，要求“定期三年，召集国会”；满族八旗1600余人以旗人“世受国恩，身经国难，对于国事有应尽之天职”，由恒钧领衔，派常文、黄容惠递交请愿书，提出“三年召开国会”；直隶派温世霖、孙洪伊等递交请愿书，共1000余人签名；吉林《要求国会启》4668人签名；山东请愿书1000余人签名，稍后登州、莱州、青州各处又有数千人签名，拟作第二次上书；浙江省请愿书8000余人签名，其中800多为老年人，还有500多为天主教徒；广东省请愿书11000余人签名；山西请愿书20000余人签名……
立宪派、非立宪派好像对召开国会都挺感兴趣的，争着往队伍里挤。这把火越烧越恐怖，连一些地方大员和驻外使节居然也按捺不住，上奏“请速定年限”，召开国会。
火烧大了。
清政府慌了神，变着法子进行反击。7月份在《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中规定：咨议局通过的议案得到所在省的督抚认可后才能生效，如果“所决事件有轻蔑朝廷情形者”，“有妨碍国家治安者”，“督抚有权奏请解散咨议局”。
清政府在立宪、召开国会的问题上，本能地又站在了对立面。
不得不承认，20世纪初的中国要比闭关锁国的过去进步许多。
到了1909年，相当一部分立宪派人士有了“咨议局议员”这件合法外衣，一边吃着皇粮，一边继续捣蛋，将国会请愿运动进行到底。
还是张謇（这时已经是江苏咨议局议长）通电各省咨议局，约请共同发动速开国会请愿运动。
张先生的号召力还是蛮强的，11月，16省咨议局代表55人齐集上海，举行“请愿国会代表团谈话会”，正式推定各省咨议局赴京代表，组成国会请愿代表团。12月18日其余代表也陆续抵达，开会商议请愿速开国会。一个月后，“国会请愿代表团”33人在直隶代表孙洪伊的率领下，向都察院呈递由林长民起草、张謇修改定稿的请愿书，提出：内外危机重重，非速开国会不足救急，强烈要求朝廷“速降谕旨，颁布议院法及选举法，期以一年之内召集国会”。
现在，该讨个说法了吧？
也不想想，这么多年了，都察院什么时候是个能说理的地方？这些老古董们对什么时候召开国会真会感冒？
辛辛苦苦的代表们只好继续求爷爷告奶奶，鞠躬作揖拉选票。
有人帮忙说话不一定会成功，没有人帮忙说话却一定不会成功。代表们是很明白这个道理的。
月底，有了答复。照例先是一堆废话，对代表们的爱国热情感到很欣慰，要嘉奖一番，同时保证宪政会有的，议院也会开的。而对于召开国会一事，很委婉地表示“国家幅员辽阔，国民智识不一，邃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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