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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蒋方舟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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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一年试读：

1989年出生于湖北襄阳。7岁开始写作，9岁写成散文集《打开天窗》。2008年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次年在《人民文学》发表了《审判童年》，“将戏谑的口吻与犀利的质问、游戏的精神与坦诚的剖析熔于一炉”，获得第一届朱自清散文奖。2012年大学毕业后任《新周刊》副主编。代表作：杂文集《正在发育》《邪童正史》《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小说集《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等。蒋方舟的写作展示了对自身和“被时代绑架的一代年轻人”的关切。伊藤王树

1978年出生于日本，纪录片导演，作品曾获艾美奖提名。执导的《15岁离开家乡的歌》（冲绳少女离开故乡的故事）等纪录片陆续在日本上映。

1786年9月3日凌晨三时，37岁的歌德提起行囊，独自一人钻进一辆邮车，逃往了意大利。

那时候的歌德在魏玛已经生活了十几年，身居要职。他出逃并非是因为走投无路，而是他发现自己的人生不知不觉被套上了一个齿轮：白天忙于政务，业余创作一些爱情诗，生活把创作热情压榨得干瘪枯竭。

他有朴素的直觉：这样下去不行，因此抛弃了一切，逃到了他心目中的乌托邦——意大利。他在那里生活了一年零九个月，足迹遍及整个意大利，从城市到农村，喜悦地目睹并且描述着岩石的硬度和空气的弹性。

歌德在意大利完成了《在陶里斯的伊菲格尼亚》，写了《塔索》《浮士德》的部分。意大利拯救了他，把他从成为一个附庸风雅的公务员的命运齿轮上解救了下来。

2016年，我独自一人在东京生活了一年，东京也拯救了我。

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度过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没有目标与意义，每天一睁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充的空白。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把时间拉得很长远，把浓度稀释，才能填充过完一天，所以我必须认真凝视美术馆里每一幅画，认真咀嚼每一口食物，认真地把每一个念想变得绵长。

认真也是孤独的结果。我几乎不会日语，大多数时候面对别人都只能微笑点头，无法建立任何情感联系，更无法在人际交往里投入什么热情。说实话，即便会日语也无助于我缓解孤独。东京是一个人情冷漠的城市，用获得芥川奖的作家、搞笑艺人又吉直树在《火花》里形容的：“东京这个地方，聚集着从各个地方而来的人们。从前在乡下时，从漫画和电视剧里看见的东京，虽然灯火繁华，但人总是很冷漠。上京后我才明白了，那并不是冷漠，而是因为身为外来者的大家都心情紧张。外来者进入东京这个城市，一个个都表现出不要被吃掉的紧张状态，终于成了一个集合体。”

我在东京的生活仿佛在一种看不见的屏障中，无论是走在拥挤的表参道或涩谷，还是被裹挟在人群中去看花火大会，我始终感到人群是幻觉，我在与自己单独交谈。

被迫的认真与被迫的隔离，把我从之前一直在被动加速的跑步机上的生活中解救了下来，重新获得了观察和思考的能力。

这几年我很反感的一句话是：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眼前苟且”与“诗和远方”是一对虚假的对立。我在东京一年的生活表面看是“诗和远方”，生活在迷人的异域，鸡毛蒜皮消失了，可东京的生活同样存在着无奈的人性、琐碎的沟通、窘迫的算计与虚伪的寒暄。另外，网络的发达让“远方”的概念消失了，我身在异国，却时刻关注着国内的人与事，为我触手而不可及的苦难感到悲伤。正是这些并不美好的细节，才构成了生活的全部。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我爱读作家的日记和信件——不仅仅是出于某种窥私癖，更是因为那仿佛是一种反向的摄影。作品是艺术家生命的结晶和照片，我通过日记和信件，把那凝固一瞬的风景在时空上进行扩展，看到了他们完整的艺术生活。

所以我也保留了自己日记里那些絮叨的呓语和局促的社交，全部摊开来，有种“全暴露了”的快感。

1786年11月4日，歌德在罗马给自己的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将变成一个新人回来。”

重获新生的歌德其实并没有变成一个新人，就像在东京度过的一年并没有把我变成一个新人，我们只是更像自己本来该成为的样子。2015.12.16（星期三）

今天中午跟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见了面，送给他们我妈自己画的年画。图案是六子争头，三颗儿童的头，嫁接在六个胖大肥白成人化的身体上。他们大概觉得非常怪异，草率地赞叹了两声就匆匆卷起。

下午，我访问大学的教授介绍了东京大学的一个留学生给我认识，是一个上海女生，在日本已经待了四年，打扮做派已经很像日本女孩，很白，吃惊的时候嘴巴张得很圆。

晚上我请她去了一家评价很高的烤肉店，一份自助套餐13500日元，相当于700多人民币。90分钟内无限量地点海鲜和很好的牛肉。“真是太贵的料理了。”她不停地感慨。

吃饭的时候聊天才知道她和我同龄，是嫁到日本的，她与丈夫是高中同学，一毕业就结了婚。她的婆婆嫁给了日本人，她的丈夫就也来日本生活。后来，她忍受不了丈夫每天打游戏打到早上四五点钟，自己在日本也没有朋友。婆婆让她做很多家务，以一个日本主妇的标准来要求她，她却想要上进，读了东大的研究生，拍纪录片，喜欢结交知识分子和独立纪录片导演。“今天下午刚刚谈完离婚。”她说。还好，并没有立刻流出眼泪。

我恬不知耻地给出很多幼稚的建议，狂想如何嫁给有钱人，如同最幼稚的初中女生，庸俗得连自己都觉得面目可憎。

对于他人生命里悲惨的变故，我又爱听又怕听：爱听当然是出于劣根性，人们喜欢听那种把种种复杂的悲剧总结成三言两语的故事，听者像占了便宜；怕听是因为我总以为自己有劝解的义务——至少在口头上“解决”这件事，就像小学写作文时结尾一定要写“今天真是有意义的一天”，把一切都装进一个光明的尾巴里。可我劝解的能力非常差，如果在旧时的农村，大概是妇女圈里最受排挤的。

她吃了很多很多肉，我都已经吃不下了，她还在一直点。“真是很贵的料理啊。”结完账，她又说了一遍，非常不安，好像吃很贵的牛肉是比离婚更严重的事故。

回住处的时候，我已经学会了怎么坐地铁。

因为喝了点酒，更加开心。因为掌握了新的技能而变得很自信，像第一次放学不用家长接就能回家。人踩着落叶回宿舍，觉得能够这样度过一辈子。

并不清贫的独身女学生，真是一种最理想的生活了。2015.12.17（星期四）

今天在六本木的森美术馆看了村上隆的《五百罗汉图》。森美术馆在六本木Hills的53层，坐电梯上去的时候会有些许耳鸣，里面空间不算太大，只有一层，在美术馆里应该算袖珍的。

村上隆的《五百罗汉图》一共有四幅巨大的画，包括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组图应该是对狩野一信在增上寺的《五百罗汉图》的戏作。村上隆在日本“3·11”大地震之后画的这组画，第一次展出是在多哈，因为卡塔尔是日本震后第一个提出援助的国家。

他画的罗汉鲜艳而斑斓，散落在银河系之外，或开膛破肚，或从身体里长出奇怪的器官来。也许艺术家是想让人们在荒诞的恐怖中获得奇妙的安慰？

我看过村上隆在“3·11”地震后执导的电影《水母看世界》，讲一个小学生获得了一个叫作“水母宝宝”的神秘生物，看得让人回到了童年——智力上。电影制作非常粗滥，故事讲得也勉强。它如何安慰灾后受伤的心灵？大概就像面对一个在葬礼上哭得不能自已的人，忽然指着他身后喊道：“看！UFO!”哀伤的人或许会因为错愕而短暂地停止哭泣。

我想自己还是无法理解村上隆的“超扁平风格”，包括所谓的“次元文化”——在东京街头，眼睛占了整张脸三分之二的动漫形象让我头晕。这是人们为了逃避吗？逃避成年人的情感，以逃避成年人的责任，面对复杂的情感用一句略带神经质的“哇——”来应付。人为了逃避要面对自己，可以做出一切事来。

逛完后去了美术馆的商店，没有挑中什么。后来在歇脚的地方看到村上隆的纪录片，20年前他还是清秀而挑衅的少年，现在已经显得很胖很邋遢了。时光如此不留情，四五个重要的展览即是一个画家的全部生命，于是又冲回艺术品商店买了一件T恤和一个小画册。

毕竟无法再回头。

六本木满街都是好吃的，我却始终没有进一家店，还是在超市买了一个饭团和一杯牛奶回住处吃。

我还无法克服一个人吃饭的羞涩。2015.12.18（星期五）

今天在表参道的根津美术馆看了《绘物语：从王朝物语到御伽草子》的展览。查了一下，御伽草子指的是日本室町时代的大众文学，画在小册子上。

其中王朝物语的部分是绘在屏风上，印象最深的是一对男女在浮舟上，面色苍白。女人衣冠不整。不知道为什么，屏风上的男女显得鬼头鬼脑，似乎对自己做的事不大自信。《源氏物语》中有个女性角色叫作浮舟，她是在乡下长大的私生女，被匂亲王轻薄玩弄，后来投河自尽，被救起后出家了。不知道她是否是画中的女主角。

屏风都很精美，其中几幅镶金色的更是夺目。可我真正被震慑到的是摆在大厅的北齐和唐的雕塑。

最高大的是一尊白色的北齐佛陀，手已经没了，身形流畅，衣服上的褶皱很优美，最迷人的是他的神情——一种介乎慈悲和满足之间暧昧的神情。我总忍不住朝他脸上望。

还有一尊是唐朝天龙窟第二十一窟的观音像，眼鼻唇秀美极了。我看了一会儿，简直要像谈恋爱一样脸红起来。

根津美术馆有个庭院，修得非常漂亮，一些石刻的展品直接放在庭院中展出。恰好是中午阳光最好的时候，绿植茂盛汹涌，拾阶而下深不见底，觉得再往下走有个高山寺院也不奇怪。在都市最繁华的地方竟然有这样的处所，真是不可思议。

逛完美术馆，我又在街上走了走。表参道商业很繁华，可我现在对买衣服有种怯懦的心态，所以也没有仔细逛。

天开始阴了，心情稍微有点不好，觉得之前饱满的精神状态如同充满气的气球，稍微戳破一个口子就会全部泄气。从咖啡馆的窗户看到里面的人暖和又开心，觉得自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

后来找了一家老字号的炸猪排饭，点了个套餐，一个人吃了三碗米饭，还喝了杯酒。

看到其他人也全是一个人吃饭，像考试一样中间隔一个座位，很害怕交流的样子，每个人都吃得又快又用功。我一下子就被这场景治愈了，东京是一个没有人打搅，也不必打搅别人，就能够活得很好的城市。

从今天开始，我要学会享受不能够以各种形式分享的快乐。2015.12.19（星期六）

今天去参加了“东京中国独立电影展”，看了王超导演的《安阳婴儿》。

电影是2001年的片子，当年得了很多独立影展的奖。故事讲的是名叫“小红”的姑娘把和黑社会大哥生的孩子遗弃在街上，被一个名叫“肖大全”的下岗单身中年工人捡到。小红愿意每个月给工人200元生活费。后来，小红和肖大全互生好感，她在肖大全的家里经营皮肉生意，肖大全抚养孩子，两个人渐渐产生了感情。同时，黑社会大哥得了白血病，想要回孩子。肖大全打了“大哥”，入狱。小红的孩子也被抢走了，她还被送去劳改。

电影开头就是长达十分钟的镜头：一个中年工人在不同的地方走啊走啊，毫无节制地“表达心中的苦闷”，简直看得人对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充满了绝望和恐惧。还好后来的节奏变快，比预期好看。

有两处地方我觉得处理得失败。

第一处是性。电影最大的转折就是肖大全在第二次向小红索要生活费时，提出要把孩子还给小红，小红跟肖大全睡了一觉之后，肖大全态度大变，立刻殷勤地表示要养小红和她的孩子。后来退了一步，让小红在自己家“做生意”。

如片中这种性的饥荒非常老套，基于性饥荒的人性转变显得非常可疑。我总觉得很多男性艺术创作者对于男女关系没有想象力，一旦觉得作品里男女关系缺乏推动力，就用“性”作为万能的解药。

或许他们本质上还是觉得性意味着自己占了便宜，两性关系从此就制衡了。

第二处是电影里的小红形象。中国的男性艺术创作者擅长塑造受苦受难的形象。小红一定是单纯的——骨子里依然存有尚未失落的小女孩般的快乐；善良——同情弱势群体；自我牺牲——不贪图物质享受，而是为了病重的父亲或上学的弟弟；向善——只要生活发生些许转变，随时打算不干，转而从事一份普通的工作。

年中的时候看过一个80后年轻导演的处女作，女主角也是如此。

我在想，为什么男性艺术创作者那么迷恋这一类的女性形象？我猜这大概符合某种懦弱的英雄想象。小红代表了性的精通和开放，可以弥补男性在性方面的羞涩和自卑。而她们饱受苦难的经历让男性觉得自己有解救的使命，况且解救她们并不难。她们深陷暗无天日的沼泽，只需要一点微薄而正常的小恩小惠就可以温暖，是最容易取悦的一类女性。《安阳婴儿》里的小红高大健美，有一幕是她坐在自己的床上发呆，双腿修长，胸部高高耸起，一点赘肉也没有，而下岗的肖大全矮小老瘦。如果女主角不是这种需要“被拯救”的角色，她一辈子都不会爱上他。

好像是格雷厄姆·格林在《文静的美国人》里写过：“她们爱你是为了报答你的体贴，你使她们有了安全感以及你赠予她们的礼物——她们恨你是为了你打她们，或是为了一件待她们不公平的事。她们不知道爱是怎么回事——只是走进一间房去，爱上了一个陌生人。”

且不说小红这种形象的老旧，我甚至觉得这种想象是非现实的。

我见过一个“小姐”——也是我唯一见过的这型的女性。她是我认识的一位男性的“女朋友”，很年轻，叫海藻，才二十岁左右。白嫩圆润，却是瘦小的六边形脸。

海藻和其他同龄女孩没有什么区别，只有一点特别，她猜拳玩得非常好——从最简单的剪刀石头布，到略为复杂的“五—十—十五—二十”。我认识的男性朋友说：“我猜拳很厉害，可只有海藻她一个人能赢我。”语气里有说不尽的骄傲和沉醉。

当然不是这样的。他猜拳并没有很厉害，他女友也不是唯一能胜过他的人。即便能胜过他，也是因为职业的训练。可那位男性朋友并没有意识到这显而易见的常识，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女友是最特别的，智商超群，出淤泥而不染。

后来才知道，他想帮女友赎身，并给她找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女孩却不愿意接受，因为她认为没有比现在的工作更轻松和能挣钱的了。

男性自以为的英雄主义落空了。

而我在新闻里看到抛弃孩子的性工作者，大多显得很麻木，眼睛里并没有闪烁着所谓纯洁和向往新生的光。

看潘绥铭教授写的《我在红灯区》，里面讲现在拐卖来或被强迫的“小姐”其实很少。有三个“小姐”合伙找了一个“妈咪”，“妈咪”很累，不仅要站岗放哨，还要筛选客人，客人挑不对还要怪“妈咪”。还有，“（高档卡拉OK厅）墙上贴着大红纸，写着‘纪律’：不许不理客人，不许抢客人的歌唱，不许抢客人的酒喝……不许打骂客人”，说是因为90后的“小姐”都非常凶，对她们来说，钱是其次，主要是为了玩，所以她们凶悍任性，稍有不如意就辞职了。

男艺术家啊，还是太幼稚了。2015.12.20（星期日）

今天换了双人房。空间很大，还有小冰箱。浴室和厕所分离，非常奢侈的空间。但其实我更喜欢小的单人房，所有东西都挨挨挤挤摆放着，得非常小心翼翼地生活。

我住在高密度的东京里密度最低的地方，是城市正中的政治中心，走路到首相官邸只需要五分钟，和住在中南海没什么区别。我住公寓的二楼，大部分时间异常安静，宽阔的马路上偶尔才有汽车经过的声音，让人心惊肉跳。我宁愿住在铁道旁边，能听到规律的噪音，那种没有灵魂的机械声最让人安心。

下午去神保町买旧书，因为是周日，所以很多书店都关了。不懂日文，只能选画册看。翻了翻藤田嗣治的画册，他是法籍日裔画家，他的画虽然有西洋画的画法，可是能非常明显地看出抵抗——画里无论是人还是猫，都有种压抑而低沉的愤怒，十分有趣。

还翻了翻寺院壁画的画册和浮世绘美女的画册，美得太腻了，没有买。

回家看了纪录片《情热大陆》，讲的是一个30岁的日本作家羽田圭介，他从高中时写作出道，几乎每部作品都获得了芥川奖的提名，是日本风头最劲的年轻作家。娃娃脸，下巴很短，但不丑，勉强可以算“美男作家”。

今年，羽田圭介终于获得了芥川奖，不过是和一个搞笑艺人又吉直树平分。

又吉直树是80年内唯一获得芥川奖的艺人，所以非常轰动，地铁的海报上、饮料瓶上都可以看到他的广告。老老实实的羽田圭介关注度少了很多，书店里他的书旁边有个牌子写着：“我也得了芥川奖哟！”非常可怜。

后来羽田圭介也开始参加综艺节目，他有些呆子气，总是扮演被欺负的角色。他在节目上很卖命，知名度上涨了很多，在街上也会被认出来了。纪录片最后的画面是羽田圭介结束了白天的写作之后，晚上到电视台录节目，疲惫得躺在狭小的化妆间里起不来。

我当然很自怜地想到了自己。今年夏天我也参加过一个综艺节目——一档竞技类真人秀，伪装成24小时不间断拍摄，但当然不是。所有起床的镜头都是化妆师化好了妆再躲进被窝，假装惊恐和愤怒地被摄影师叫醒。除了我以外，其他人都是艺人，他们非常善于展示自己讨喜的一面，只有我窘到了极点，几乎所有镜头都是叉着腰一脸尴尬，像是作弊被抓。当第一个被淘汰的时候，我如释重负。摄影师扛着摄像机跟着我很长时间，大概想拍到我哭泣的镜头——哭泣、呕吐、愤怒对电视镜头来说都是宝贵的，结果摄影师再次失望了，只拍到我一个迅速收敛的干笑。放下摄像机的时候，摄影师骂了一句街。

我无法表演“作家”的角色，因为作家表演不出来。在世界上所有的职业里，恐怕只有作家是越清醒才能越优秀的。其他职业的成功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我催眠，鼓励自己克服缺点，战胜脆弱。只有作家不需要，作家住在自身缺点搭建成的监狱里。2015.12.22（星期二）

今天在歌舞伎座看了歌舞伎的表演《妹背山妇女庭训》。

它讲的是个一定会被当今的女权主义者唾弃的故事：飞鸟时代，卖酒家的女儿三轮爱上了隔壁的美男子乌帽子求女（他的真实身份是著名家族藤原家的儿子）。一日，一个穿着橘色华服的美貌少女来找求女，三人僵持不下，少女逃走，美男子求女紧追其后，三轮也跟在他们后面。

橘衣少女逃到山上，被美男子求女追到，两人又是僵持又是温存。这时，三轮也追赶了上来，开始教训橘衣少女没有妇德（也就是剧目的出处）。少女反驳，两人几乎快要厮打起来。

我在台下看得很紧张，以为要有一场打戏。这时，一直在一旁默不吭声的求女终于走到两人中间，牵着两个女人的手，三个人跳起舞来。

看到这一幕，我在台下大笑起来。身边打扮高雅的老太太瞪了我一眼。

台上三角恋的三个人又唱又跳，歌词的内容是给山间的植物取名字：“荆棘像武士，菊花像皇冠，那株高高的红色的花叫作妻子，旁边矮一点的叫作情妇……”

三个人就这样愉快地唱着歌，做出优雅的手势，微微摇摆着身体。男人身穿黑色长袍，下摆有五彩的褶皱。两个少女一人穿橘一人穿绿，橘色华贵，绿色俏丽。三人雪白颀长，摇晃了非常久，脸上都是一脸无奈，瓮声瓮气地像是在和观众怄气：“搞成这个样子，我们也没办法啊。”

第三幕，橘衣少女逃回了宫殿，她是苏我入鹿的妹妹。苏我入鹿是有名的权倾朝野的奸臣，藤原家的敌人。求女随着少女来到宫殿，发现她是仇人家的女儿，要杀了少女。

橘衣少女跪在地上感慨：“你要杀我也是没办法的事，谁叫我爱的人这么强壮。”双手合十摆出祈祷的姿势等待死亡。求女被打动了，说：“我不杀你也可以，但是你得把你哥哥的宝剑偷给我。这样我就可以跟你成亲。”

少女高兴又悲伤，姿态非常卑微，连哭泣都在求女的呵斥下不敢大声。

据说这出戏是日本人听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之后写的。莎士比亚如果看到这个故事估计会气得落泪，他笔下那么浪漫的罗密欧变成了这样一个一言不合就拔刀相向的无情男子。

这时三轮也追到了宫殿，她想见求女，却被宫女百般凌辱戏弄；想要报仇，又怕求女厌恶她仇恨的姿态。最后终于忍无可忍地要冲进宫殿见求女，结果被藤原家的门客一剑刺穿。

门客说，入鹿的母亲曾经喝过公鹿的血，所以拥有超能力。破解超能力需要吹响混杂着嫉妒女人和公鹿的血的笛子（感觉破解超能力的方法非常牵强），这样入鹿就会心性大乱。

血泊中的三轮非常高兴，因为她爱的人原来有着如此高贵的身份，并且自己还能帮爱人立功。她在笛声中不断恳求能再见爱人一面，最后在低声的恳求中死去了。

三轮死去之后，舞台上还要上演其他的剧情。我看到道具人员再次上场，带着一块黑布，饰演三轮的男旦就在这黑布的掩盖下偷偷离场。从黑布后面能看见他小而细碎的步伐，在观众看不见的时候，他依然比女人更窈窕动人，让人生怜。

第三幕里扮演三轮的男旦是赫赫有名的坂东玉三郎。他的确和前两幕里的三轮不大一样，说话更自然轻快，没有太多的歌舞伎腔调。前两幕里的三轮娇艳中有种刁蛮，坂东玉三郎扮演的三轮则是再自然不过的少女。

坂东玉三郎是个世袭称号，世世代代传下来，如今已经是第五代。他年轻时患过小儿麻痹，后来靠着强大的意志力成为最负盛名的男旦。

三岛由纪夫曾经看过他初次登台，当时他演的就是《妹背山妇女庭训》里的三轮。三岛由纪夫感慨他是“从天而降的象牙精雕的花旦，反时代的魅惑”。那时候的坂东玉三郎应该还不到20岁，那种天真而可怜的风韵只能靠想象了。

歌舞伎的宿命是要不断地传承——他的儿子也注定要从事歌舞伎的工作。日本国宝级的能剧演员野村万斋不到4岁开始登台，和父亲一起出演。他的儿子同样不到4岁初登台，演一只小狐狸。野村万斋在台上对儿子念台词，宣告他的宿命：“汝之一生将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哪怕落入黄泉，亦不得解脱……”说着，就落下泪来。

坂东玉三郎的宿命要更悲凉一些吧，天生就要继承这么脆弱而容易衰败的命运。

晚上回家，重新看了一遍三岛由纪夫的短篇小说《旦角》，他写道：“增山从万菊那温柔、婀娜、优雅、纤细以及集种种女性魅力的舞台身姿中，感觉到有一种犹如暗泉般的东西涌现出来。居然增山无法把握那究竟是什么，但他却曾认为那是舞台俳优最大魅力的莫名之恶，是那种诱惑人心，让人们沉溺于瞬间美之中的优美之恶，这才是那暗泉的真面目。”

三岛由纪夫被坂东玉三郎激起的“暗泉”，恐怕是性欲吧。

作为女性，我看到比女人更娇弱动人的男性，并没感觉到任何的嫉妒和保护欲，只是觉得有点难过。世事艰险，连男人都变得不像男人，更不需要什么男花旦的点缀了。2015.12.30（星期三）

下午去成田机场接爸爸妈妈。

从来没有去过成田机场，没想到那么远，离市区大概60公里。我坐错了一趟车——本来应该坐京成本线的急行线一直到头，看到周围人都下车了，我也就跟着下了车，路上又换普通车，短短一路停了二十几站，越走越心慌。

飞机落地妈妈给我打电话，我还在荒凉的小站站台等下一班车，站台外的城市很寂寞。放假，饭馆都没开，招牌上激昂而夸张的文字显得更冷清了，像停留在20年前。泡沫经济前的日本，充满着干劲，男人头上系着白色的汗巾。几个穿着足球队服的中学生也在站台等车，他们也像是20年前电视剧里的人。

终于重新坐上了正确的车，手里紧紧握着手机，页面上谷歌地图的小蓝点一点点移动，慢得没有头。

比预计时间晚了一个小时才接到爸爸妈妈，他们打扮得很精神。妈妈穿着淡金色的羽绒服，爸爸穿着蓝色的小羽绒服，还戴了我从法国给他买的帽子，两个人都尽可能地体面。

带爸妈坐了漫长的电车到了市区，住进我订的宾馆。房间非常小，几乎只容得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连一把椅子都摆不开。厕所也很小，浴缸小得只能蜷缩着躺。没办法，这是我能订到离我宿舍最近的房间——虽然价格高得离谱。

爸妈累得不行，说吃碗泡面就行了，可我还是粗暴地坚持带他们出去吃饭。由于过新年的缘故，很多饭馆都已经关了。找到一家还开着的餐厅，点了很多菜，甚至还点了一直不敢尝试的马肉刺身。味道却很一般，带着血的马肉，太鲜活了，似乎能尝到它生前奔跑时的味道。爸妈的赞扬都很勉强。2015.12.31（星期四）

早起去宾馆接爸妈出去玩。按照最浅薄的游客指南，给他们安排了一天的行程：浅草寺、筑地市场、东京塔、银座、明治神宫。

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就迅速地找标志物拍照，然后催促：“快去下一个景点。”中午不到，就逛完了我安排的所有景点，我也没好声气地说：“不逛了，没有景点了。”

到了吃饭的点儿，我想找一家看起来不错的餐厅，挑选了半天，父母总是觉得贵，到了门口又把我拉走。三番五次地，我便心底生出一层灰来：怎么会这样，变得这样滴水难渗？我担心自己老了也会成这样，因为弱势，反而偏要将自己身上生出一层角质来抵御想象中的“欺负”与“歧视”，把别人撞得头破血流。

三个人气鼓鼓地坐在长椅上，也不讲话，同行却一点也不同心。想到自己小说中的一句话，“爱想象中的人很容易，可当他们来到你的面前，爱他们就变成了一件困难的事”。

最终找了一家北海道风味的餐厅，我跟年轻的女服务员说英文，她说：“你们可以说中文。”

原来是女留学生。和父母感慨了一番留学生生活的不易，算是终于化解了一上午的不快。

晚上把父母送回了宾馆。我自己在住处写稿，是杂志社的一篇约稿——《年轻的老干部》，说是现在流行的男偶像类型是禁欲系的老干部型。我想，这恐怕和前两年流行热爱“扑倒大叔”是一个原理，都是叶公好龙，爱的不是大叔，是老了的小生：岁月没让他们沾染一点点市侩俗气，他们增加的只是风情万种的眼角笑纹。如果真有一个摊煎饼或者开出租的大叔反扑过来，估计“大叔控”们跑得比谁都快。爱“老干部”也一样，爱的是年轻面容同老式做派的反差，真遇到爱做古体诗并高声朗读的老干部，谁还爱得起来？

你愿意和老灵魂相遇吗？

20世纪30年代，两个聪明绝顶的年轻人弗雷德里克·丹奈和曼弗里德·李开始合写侦探小说，他们很快就创造出了自己的侦探形象，不是什么身手矫健、风流倜傥的中年贵族，而是一个老人——哲瑞·雷恩。那是一个退了休的莎士比亚剧男演员，一个稍微有点矫情又有点骄傲的老傻瓜，耳朵全聋，说话却滔滔不绝，声音富有意蕴且耐人寻味。

哲瑞·雷恩或许是迄今为止最杰出的侦探，他从不急躁，富有同情心，偶尔流露的脆弱和感伤能触动读者心中最温柔的部分。在哲瑞·雷恩探案系列第一部《X的悲剧》一书中，哲瑞在遇到挫折时，沮丧地几乎光着身体躺在一张熊皮上。作者贪婪地描述着读者眼前看到的场景：“他斜躺在那儿，除了靠下腹部有淡金色的体毛之外，全身光滑发亮。古铜色的皮肤、结实的肌肉和修长平滑的身体，说明这个人仍处于生命的顶峰时刻。”

仅仅此段描写，就可以看出作者——这对表兄弟对这个老人的角色倾注的爱与温柔，他们把一切理想的品质加诸这个角色身上：拥有老年的睿智、青年的好奇，最重要的是——穿衣显瘦，脱衣有肉。

与其说哲瑞·雷恩老年人的皮囊下隐藏着两颗年轻跃动的心，倒不如说哲瑞·雷恩的形象是作者胸腔中无法按捺的老灵魂幻化成了形。

与哲瑞·雷恩形象相对的，侦探小说史上还有一个让人难忘的女性形象，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马普尔小姐，她第一次出现在小说《寓所谜案》中的时候已经六七十岁（那时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刚刚四十岁），有织不完的毛衣，年纪老到仿佛不会再增加任何岁数。

对艺术创造有热情的人——无论是不是侦探小说家，都是天生敏感多汁的人。要么从小历经坎坷，小小的心灵被迫磨砺得如同成年人一样坚硬粗糙，要么被迫仰望着世间众人千姿百态的面孔长大，被迫看透了生死。因此他们提笔就老，那些超越了年轻的经验汩汩流出。

比如著名的意大利导演保罗·索伦蒂诺，他的父亲是银行家，他本该跟随父亲的脚步去工作，可十七岁的时候，父母在一场事故中双亡，于是一夜十年，瞬间长大。他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电影《绝美之城》，虽然全篇都在美丽且富有活力的罗马拍摄，却时刻笼罩着死亡的阴影。比如他用漫长而精彩的台词来讲述葬礼：“葬礼对于上流社会是最棒的事，你不会忘记出席葬礼时自己站在台上的样子。你必须耐心等候亲友们散开来。此时，你可以向家人致以哀悼，一旦所有宾客就座完毕，你拉起送葬者的手，低声对他们说些安慰的话，也把你的手放在他们肩上，要很可信，比如说：‘从今往后，如果你感到空虚，我想要你知道，可以随时依靠我。’你可以独自退到一个角落里，看起来是沉浸于悲痛。然而，还有一件需要灵活处理的事，你要选择一个看起来孤单，但大家一定都能看见的地方。另外，好演技的要点在于别演过头，所以基本原则就是：绝对不要在葬礼上哭泣，不要盖过了亲人悲痛的风头，那是不行的。”

不知道索伦蒂诺是参加过多少场葬礼才从中提炼出这些苦涩而尖刻的幽默。

还有一种“老灵魂”，并没有经历过什么坎坷，可是天生早慧，当同龄人还沉迷于各种幼稚的游戏时，他们更爱观察老人。老人像是另一个物种，或是另一种形式，当世界是GIF、AVI格式的时候，他们已经提前进入了JPG格式，没有多余的动作，所有的情绪反应也降到最低。

老人反而能看得很远。年轻人看得很近，因为向往未来，恨不得未来的每一分钟都要了解。老人支配未来的额度已经变得很低，只能看回过去，因此他们的视野反而变得很远。广袤无垠的过去的荒原，他们是主人。

张爱玲写自己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摇摇晃晃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诵“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他的泪珠滚下来。这画面给她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早慧的艺术家喜欢顺着老人的目光望出去，视野一下子变得辽远。可危险在于，很轻易地能看到人生的虚无。比如太宰治，年幼时眼睛就看到了虚空，耳朵就听见了死亡的诱人笛声，发觉人生长梦本没有意义，于是年纪轻轻就写下了《人间失格》，同时一次次起身准备自杀，终于成功。

谁不愿意拥有老灵魂？青春之躯下有着一颗沧桑的心，活得自知、克制，生命仿佛是一场漫长的“余生”。

——这也是如今“老干部”大热的原因，“老干部”代表了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禁欲，节俭，热爱养生，情绪起伏小，对一切司空见惯。这对于年轻的女孩来说有致命的吸引力，不仅仅是俊朗的外表和老派举止之间的反差萌，还出于一种经验上的崇拜。“老干部”虽然在年纪上大不了几岁，却仿佛在人生的路上遥遥领先，早有经验，可以带领伴侣一起往前走，遇到沿途险阻或许还会蹦出几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之类的诗句。

可老灵魂也要付出代价，老灵魂永远与世界相背而驰。世人快乐兴奋，老灵魂暗自神伤；别人心灵驿动，老灵魂暗自神伤；世间大兴土木，老灵魂眼里看到的却只有废墟残垣。老灵魂注定孤单一魄，孑然一身。

现在，你愿意和老人交换灵魂吗？2016.1.2（星期六）

昨天带爸妈去了京都。著名的清水寺，人很多，穿和服的大多是香港人，一开口全是粤语。中午找了一家有名的餐厅吃饭，最受欢迎的菜是豆腐火锅和芋头煮的汤，据说是某个古代高僧发明的。我爸失望又生气：“都到国外了，还让我们忆苦思甜，小时候吃芋头都吃怕了。”

又去了以禅宗石庭闻名于世的龙安寺，细砂碎石铺地，没有植物，只放了几块大石头。无论男女老少都按照告示木牌的指示，坐在屋檐下参禅。我和爸妈也坐了一会儿，久了终于觉得不耐烦。我不太相信这样硬生生参禅的效果，我相信生活本身即修行，到了指定的地方才能参透人生的禅意未免太做作。

下午去的贵船神社倒是很惊喜。神社在京都北部鞍马山西麓，坐电车到贵船口，还要步行半小时。走上行的山路，两边是参天大树，浓荫蔽顶，乍阴乍晴的天光成了碎屑，在路上一点点掠过。然后见一排石阶，阶旁是红得鲜艳的献灯。石阶上站满了安静排队的人，是为了新年祈愿。

贵船神社供奉的是水神，有水占卜的特色。买一张占卜符，经神社里的溪水浸过之后便有吉凶浮现出来。我试了一张，“小吉”。人是这样难伺候，是“凶”便恼火不信，是“吉”便怀疑每张都是吉，担心自己被糊弄了。

神社里有块石碑，刻着和歌：“朝思暮想，萤光似吾身。魂牵梦萦，点点均吾玉。”

这是和泉式部曾经在这里祈愿时，忽见漫天萤火虫留下的诗句。

和泉式部是个奇女子。她是平安时代的文人，以写和歌闻名，同写小说《源氏物语》的紫式部及写散文《枕草子》的清少纳言并称三才女。紫式部对她评价很低，说她作为歌人没什么值得自己学习的才华，还语带保留地说：“和泉式部不是一个安分的人。”

紫式部的评价倒并不是因为文人相轻——再加上所有女人都可谓是同行，轻上加轻——比起紫式部来，和泉式部的确算不得专业女文人，而是个恋爱专家。

和泉式部出身于书香门第，18岁结婚，丈夫是权臣幕僚。结婚没几年，丈夫外出工作。新婚甜蜜，她写少女依恋；丈夫出差，就写苦情思念。对于文学爱好者来说，自怨自艾是刺激灵感的“春药”。和泉式部出于孤独写了许多和歌，很有些名气，吸引了美貌的皇室贵族——弹正宫为尊亲王。

和泉式部作为一个已婚妇女，以一首暧昧的和歌回应为尊亲王的求爱：“白浪流，流藻随波动。不为多动，非我本意。”

——进可攻退可守，调情高手。

为尊亲王与和泉式部开始恋爱。因为这桩不伦恋，和泉式部与家庭断绝了联系，一心一意地和恋人在一起。几个月后，为尊亲王暴毙身亡，原因据说是不顾被流行病传染的危险，深夜去拜访和泉式部而染病至死。出轨对于女性来说是罪大恶极，但情郎尊贵，大家不得不敬她三分，可她又害得尊贵的情郎死了，简直十恶不赦。

然而和泉式部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为尊亲王死后十个月，使者为和泉式部带来了一束白色橘花。送花的人是为尊亲王的弟弟——帅宫敦道亲王，风采更甚其兄。一个是尚未习惯孤独的少妇，一个是对声名狼藉的才女嫂嫂充满猎奇心理的小叔子，对于一个爱情故事来说，这并不是多美好的开端。

和泉式部写了和歌回应：“若忆故人情，莫去寻花丛，闻得杜鹃啼，其声可相同？”

若以严格的道德标准来看，两人的调情近乎无耻了：以死去的为尊亲王作为调情的媒介，一个借橘花来喻故去的亲王身上的香气，一半吊唁一半勾引；另一个则借杜鹃来邀敦道亲王见面——不知道你的声音是否和你哥哥一样呢？

和泉式部和敦道亲王迅速如胶似漆，甚至搬进了亲王府。四年之后，敦道亲王却也去世了。

一年之后，和泉式部被选入宫中，作为女家教，侍奉宫中的女子。

中国古代也有专门给贵族女子上课的女家教，叫作“闺塾师”。闺塾师的存在或许是对自古提倡的“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种误会最好的回击。在古代，父母并不希望自己的女儿是头脑简单的白痴，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女儿具备诗书才华，能在男性的社交场合应对自如。当然，这种女子教育并不是为了把女人培养成专业才女，而仅仅是为了增加她们在婚姻市场上的资本。

作为专业才女，在活着的时代和死去的历史中面对的挑战是不一样的。

活着的时候，才女要强调自己的忠贞和无瑕才能获得生路。最典型的是明末清初一个叫黄媛介的闺塾师的故事。

黄媛介嫁给一个失意的学者，丈夫无力养家，要靠她卖字画，给人教书。她的丈夫杨世功曾经描述过一个场景：他送黄媛介摆渡过河，倾盆大雨让河水涨满，杨世功送行之后就失去了妻子的踪迹。好一会儿，才看到她蜷缩在破旧驿站里，书和行李散落满地。他是静止的，目睹的，无力的；而她是移动的，吃苦受累的，不能停止的，养家糊口之余还要为自己在文学史上赢得地位而奋斗。

黄媛介的例子不仅颠倒了中国古代的夫妻关系，而且模糊了良与贱的分界。一方面，她作为良家妇女的身份无可挑剔，无论丈夫多穷且无用，她都没有背叛过婚姻；但另一方面，她又像名妓一样活跃于男性交际场合，四处旅行，交游广阔。

黄媛介必须在这个界限之中艰难地维持着平衡，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堕落，努力维系完整稳定的“三从”，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现世的容忍与夸耀。

可当才女们死去，势利的历史却只认得有传奇的才女。女人的传奇多半与男人有关，所以当我们提起那些耳熟能详的才女时，第一反应总是她们绮丽奇特的感情生活，作品不过是串联起她们一段段感情之间薄弱的线索，或是QQ签名一样的点缀。就像林徽因无论留下多少诗篇和建筑论文，她最有名的诗句依然是“你是人间四月天”，这诗歌满足了人们对于一个多情才女暧昧感情生活的想象，可其实是写给她儿子的。

这样看来，一个才女是否忠诚，是否努力地压抑自己的才情而恪守着社会规则，反而没有那么重要了。有才华、勤奋、兼顾家庭的职业妇女被忘记，因为情史暧昧不清而被唾弃的“才女”留了下来。历史还希望她们再奔放些。

说回和泉式部，她后来嫁给了年长自己20岁的藤原保昌，但两人婚姻并不幸福。50多岁时，和泉式部去世。

在日本传统故事里，和泉式部被当作放荡风流女的典型，种种宗教故事总爱编排她，并加以一个道德训诫意味很浓的结尾，表示：看！这样的浪女也能回头！

比如在《净琉璃物语》里，讲和泉式部祈福时知道死去的双亲没有成佛，她立誓要让双亲成佛，付出的代价是要与1000名男人性交。她用了三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与999名男人性交，而最后第1000个男人，全身患病，样貌可怖，和泉式部犹豫再三还是委身于他。原来这个男人是观音为了考验和泉式部的诚心乔装打扮的，最后和泉式部与双亲都得到了救赎。

这有点像鱼玄机的故事，她一生短暂，从小喜欢文学，也因为文学有些名气，后来嫁给年轻的公务员为妾，被正室不容，栖居道观，把道观变成了文化沙龙，后来因为过失杀人被处死。

这个简短到用社会新闻就可以概括的人生，仅仅是因为道观门庭紧闭，所以让旁人生出无限的遐想，畅想她家里是多么酒池肉林、淫乱无序，鱼玄机作为沙龙女主人定然是常年不穿衣服的。于是，鱼玄机成为被历史选择的荡妇。

抛开历史给和泉式部塑造的荡妇形象，真实的她究竟是什么样？

我高中时读过一本《王朝女性日记》，是藤原道纲母、紫式部等贵族女性的日记，其中也有和泉式部的。她的日记以和敦道亲王调情为开始，以住入亲王府，使得亲王妃搬出府邸，自己取得恋爱的胜利为结束。

即便是日记，她写得也过于真实了。那种“真”不见得多么阴暗深刻，不过是女性的一点点自私和虚荣。

比如和泉式部写与敦道亲王第一次见面就睡了觉，然后失去了敦道亲王的音信。她既羞又恼，觉得对已故的为尊亲王有愧，在日记里反省“也许我真的是一个轻浮的女人”。一边愧疚着，一边又让小童给敦道亲王送信，问他今天怎么还不过来。

也因为真，就显得有些无聊。觉得她整日无事可做，就是辗转反侧于恋爱中的小心机。她一会儿哀怨敦道亲王不爱自己了，一会儿以亲王的口吻写日记：“亲王觉得这个女人很懂得风趣……亲王觉得和这女人心有灵犀，实在是出色。”360度远中近景打量自己，简直精神分裂。

这种每天掰着花瓣数“他爱我”“他不爱我”掰得只剩下植物细胞的少女作态，完全不像历史上被渲染出的放荡肉食女。

我要是平安时期爱嚼舌根的女性，估计也会愤愤不平地说：“也不知道敦道亲王看上她什么。”

转念一想，或许敦道亲王爱上和泉式部的地方——并不是她作为声名在外的才女的一面，而是她这种敲锣打鼓的热闹，时而吃醋时而闹别扭，像个女人，而不像个亲王妃。亲王见惯了乌黑冰冷的发丝，低眉顺目的举案齐眉，反而觉得和泉式部这种无事生非的生命力亲近可爱，有种陌生的寻常感。

想起了张爱玲写的杨贵妃，说“杨贵妃的热闹，我想是像一种陶瓷的汤壶，温润如玉的，在脚头，里面的水渐渐冷去的时候，令人感到温柔的惆怅”。2016.1.3（星期日）

带爸妈去了奈良，先是去了每个人都要去的东大寺喂鹿。不同于之前的想象，鹿非常凶，见到人手上有薄饼就横冲直撞地过来，毫无惊慌腼腆的姿态，吓得我吱哇乱叫。鹿且贪婪，见人在石凳上坐着，用鼻子拱开游客的包翻东西吃。让人想到峨眉山的猴子，先被人觉得灵动可爱，后来越来越恼人，从抢游客吃的到翻包，前两年还听说猴子抢包，直接把人推到山坡下。

这有点像从小被夸作活泼聪明的孩子，按照大人的夸奖一路发展下去，恃宠行凶，往往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大人对孩子的自大就是人类对动物的自大，人按照自己对鹿和猴子“淘气亲人”的设定来培养它们，满足自己对它们人设的想象——动物只是我们拍出温馨照片的道具。这样看，动物滑向无节制的粗暴便是可以理解的。

中午去了唐招提寺。寺庙的交通并不方便，从最近的车站要步行近半小时才能到。道路少有人迹，走得几乎要怀疑自己是否迷路，这才看到唐招提寺的大门。进门之后是一条平坦开阔的道路，铺满细砂。白砂参道直通金堂，金堂屋顶两端有两只鸱尾的雕塑。“天平宝字三年，和尚普照每次到招提寺，都要抬头望望金堂的屋顶，看到他送去的唐氏的鸱尾。”

——这是我在井上靖的《天平之甍》里看到的故事。小说讲的是日本圣武天皇时期（相当于我们的唐玄宗时期），日本第九次派遣唐使来中国学习。当时的奈良仿唐都长安，无论是寺院还是街道，都修建得差不多了，只有高大的伽蓝（僧院）还空荡荡，缺少经书。遣唐使节团中有四个小小的留学僧，他们不仅要来学习佛法，还奉命负责请一位大唐高僧东渡日本去讲学。

当时的东渡不像现在两三个小时的飞行那么简单，渺渺沧海，百无一渡，鉴真和尚却毅然发愿东渡。十一年间他随留学僧六次起行，只有一次成功，到达日本时已是双目失明，垂垂暮年了。

我在历史书上多次看到鉴真和尚的故事，却在井上靖的小说中第一次看到以留学僧的角度来写这段历史。

小说中有四个年龄相仿的留学僧，分别是荣睿、玄朗、戒融、普照。四个留学僧一共在唐朝待了二十多年，其中玄朗娶了唐朝女性，生了一子一女，做了寻常百姓；戒融放弃了研究佛法奥义，成了在街道讲道说法的行脚僧；最聪明坚韧的荣睿随鉴真东渡，病逝于第五次东渡失败之后；只有最木讷寻常、缺乏天分的普照成功地随鉴真到达了奈良。

这部小说对我来说，与其说是一部佛教小说，倒不如说像是一部时间跨度很长的青春小说。高浓度的青春逐渐变得稀薄，是从同伴的不断失落开始。这种失落不一定是失联，抑或是志趣道路发生变化。谈话交心往往陷入对彼此生活选择的不赞同，为了不破坏已经伤痕累累的情感联系，索性变得越来越沉默，终于相对无言。《天平之甍》里，四个留学僧在从日本到中国的船上同心同意，一边被风浪颠簸得呕吐不止，一边还彻夜讨论自己坚持的佛法奥义。而二十年后，却只剩下一人在约定的道路上返程。

改变并不难，换个心境，转个身段，人就软软地就势生存——像娶了唐朝女性的玄朗一样。坚持是最困难的，因为那并不是一条路走到黑的执拗，而是无数次自我动摇、怀疑、否定和否定之否定。

普照一边等着下一次遣唐使回日本的船——他要和鉴真和尚一起随团回奈良，一边抄着经书，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希望有船还是没船。有船，他就可以完成发愿，但意味着九死一生、凶多吉少；没船，他平淡抄经至死，虽未完成使命，但也不负佛法，说服得了自己。在含混矛盾与朦胧中，他等来了遣唐使团回日本的船。

鉴真一行回到奈良之后，去参加大佛殿西戒坛院的落成。准备授戒时，日本以贤璟为首的布衣高僧却不信任鉴真的佛法，认为日本一向是自誓授戒的，要求辩经胜利才能信服鉴真。

鉴真的弟子中有辩才的人不少，但都讲不好日本话，只有天资平庸且讷于表达的普照自告奋勇。激烈的辩经中，普照竟逼得布衣高僧哑口无言。在等待对方回应时，讲堂静得如水底一般，这时，坐在微暗堂内稍稍仰头的普照眼前，忽然浮现出客死他乡的荣睿的面影。

普照不是一个人，他代替旧日聪颖的同学少年辩经，他代替软弱放弃佛法的少年成长，他代替追求自我而放弃使命的少年完成了曾经的誓言。

空荡荡的伽蓝，终于因为鉴真的到来而填满了经书。终于到来的鉴真，已经双目失明，他仅靠记忆制造出了和故国一模一样的寺庙。寺庙金堂建成时，普照望着屋顶，看到他送去的唐式的鸱尾。1200多年之后，我在唐招提寺抬头望见的“天平之甍”，屋顶上的鸱尾已经在几年前被悄然修复，变成了“平成之甍”。

物是人非，终于变成了物非人也非。

从唐招提寺离开之后，和父母去了法隆寺。法隆寺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木制建筑群，我不懂建筑，只觉得造型古朴匀称。看到一尊叫作“百济观音”的国宝级木造塑像时险些落泪，观音的身姿孤高，瘦削高挑，比例奇怪，最动人的是一只垂下的手，那是柔软而毫无力量的手——因为无力，便显得无欲无求。我微微蹲下时，正对着他微微翘起的手指，刹那间，竟觉得所有悲喜都涌上心头。2016.1.6（星期三）

昨天父亲先行回国，临行前最后一顿带他吃了黑泽明的儿女开的餐厅，名叫“黑泽”，在首相官邸附近，店里挂着黑泽明画的分镜头剧本，菜也以黑泽明的电影命名。

黑泽明的老师山本嘉次郎的观点是：连好吃不好吃这种简单评价都说不准的人，没有做人的资格。黑泽明也爱吃，挑食，每天四顿——包括消夜，都是精心准备过的。他尤其爱吃猪肉和牛肉。“黑泽”的主打菜是黑猪肉火锅，每天从鹿儿岛运来的新鲜猪肉樱花般的绯红，入口有甜味，在铜锅里涮完就着黑胡椒吃，非常鲜美。肉吃完之后，在高汤中加入鸡蛋和米饭做杂炊，肚子撑得满满当当。

给我爸点了一碗牛肉的便当，结结实实都是大块牛肉，他吃得很满足。

一路以来，我爸都没有真正吃好饭，面对满满一桌菜，却连下筷子的欲望都没有，还不能表现出来，得说：“这么多菜简直不知道吃哪个好。”这一顿吃了大块的肉，他终于满足了。

送我爸去机场，临走前问他：“你对日本印象怎么样？”

他说：“真干净啊。地上一个烟头都没有。”

他来日本前就预备好了这个答案，决定赞美这里的干净。来了一遭，待了四五天，不过是证明了这个简单的结论，便心满意足地回去了。

父亲离开之后，我和我妈去了箱根，箱根的温泉因为离东京近，成了旅游胜地。入住的酒店前台服务生来自台湾，晚饭时餐厅里全是中国人，还有一桌在我们旁边打牌，而主菜竟然是一道清蒸石斑鱼，恍惚觉得自己出差去了广州。

幸而从酒店房间的落地窗往外看出去的黄昏很漂亮，夕阳把顶层的树林染成橘色，投射出接近紫色的阴影，近处的树林被染成墨绿，由远及近，浓郁得化不开。

第二天白天，和我妈去了箱根的“雕刻之森”，有很多平庸的雕刻艺术品。唯一特别的“卖点”就是建了一个专属毕加索的场馆。

我曾经去过巴黎的毕加索美术馆，有三层楼，每层几十个厅。每个厅都是毕加索在不同时期的美学探索，或者说，更像是挣扎。每个时期他都想超越自己之前的艺术创作。但“雕刻之森”没有搜集到毕加索的重要作品，大部分是毕加索晚年画的盘子——好多好多盘子，有几个明显是闭着眼睛在盘底一涂就算交差。有一张照片是他皱着眉头，对着高高一叠还没画完的盘子，看起来非常烦躁。

艺术家该如何度过自己的暮年？更具体地问，当创作已经逐渐变成比生命更大的存在，该如何面对创作欲望和热情都已减退的老年？我开始想这个问题。

寿多则辱，这句话对于艺术家来说尤甚。

写《八百万种死法》的著名侦探小说家劳伦斯·布洛克曾经描述过他创作欲望的减退：他不再写书，不锻炼，阅读无法引起他强烈的反应，吸引他的故事越来越少，他对虚构世界的热情也越来越少。他强逼自己创作新的短篇，抑郁却不断自我更新。

或许应该像塞林格那样？写完几部重要的作品，被认为是二战后美国最重要的作家，然后就隐居50多年，不写作——至少没有公开发表的作品，不接受采访，不允许《麦田里的守望者》封皮上印自己的照片，命令经纪人烧掉所有粉丝的信件。

无论是笔耕不辍到老死，还是只写几年，艺术史只截取作家创作生命的很小一截，而其他时间和大部分作品都被记入了“等等”。可大多数人没有塞林格那样精准的自觉——所有的创作与艺术史截取的部分刚好相等，不多出一分一毫。

于是还是闷头写吧——像毕加索那样闭眼画吧，然后等待艺术史的裁决。

中午爬了半天山路，去了小涌园车站附近的冈田美术馆。我妈查资料，听说那是一个“收藏碗的博物馆”，以为是某个退休的日本老爷爷没事干搜集了几百只瓷碗。走到面前才震惊，是一个庞大而美丽的建筑，外观有巨大的金色壁画。

后来才知道那是亚洲最大的民营美术馆，门票很贵，不仅不能摄影，还要把手机和摄像机寄存起来。美术馆里除了我们母女没看见其他人。现代人没有了手机如同在裸体闲逛，脆弱得不得了。然而脆弱或许是面对艺术最好的状态，没有镜头来掩盖自己的失措，不靠照片来让记忆偷懒，只能完全地暴露自己，把画面铭记在脑海里，然后绝望地看那画面一点点褪色。

我和我妈在第一个展厅就被震住了，惊艳的唐三彩，没见过那样生动的，是一尊打马球的唐女，勃勃生机与无邪，一下子知道聂隐娘是什么样子了。2016.1.13（星期三）

基金会的野口小姐介绍在日本媒体工作的S先生和我认识。

约在基金会对面的酒店大堂，只有我们一桌。S先生是日本人，会说中文，但语速很慢，经常说到一半就像是放弃了继续的打算，双手抱臂兀自点头。我转动着奶茶杯子，满室只有瓷器碰撞的声音。

尴尬沉默的时刻，S先生忽然拿出我去年出版的一本短篇小说集，翻到第一篇，指着其中一个出场不过两三百字的配角——女主角偶遇的一个画家，问我：“你写的是×××吗？”他说出一个名字，吓了我一跳，那并不是一个多么大名鼎鼎的画家，他竟一下子说准。

S先生说：“我看过你主持的访谈节目，刚好是你采访这个画家。”

我大学刚毕业时做过半年访谈节目主持人，采访各种“高端人士”，那画家是我的采访对象。他画的是一种耗时不太久的画——类似酒店大堂挂的那种装饰画。他得意地自称每天早上六点起床之后先用两小时画价值两百万的画，再做别的事。采访结尾我问他的梦想是什么，他说是在八十岁之前画的价格超过毕加索。

采访结束之后，画家请包括我在内的摄制组吃饭。他左右两边各坐了五六个年轻貌美的学绘画的姑娘，异口同声如环绕立体声一般赞美这位画家。看到人如此不遮掩地展示财富带来的权力，总会让我觉得尴尬。他们单薄的人性就像戏剧舞台上的丑角脸谱，鼻子上被涂抹了一大块白粉。“能看出你很不喜欢那个画家。”S先生说。

我以为采访中自己对画家的态度掩饰得很好，不断赞美他的远见，夸他为国争光。原来这么容易就露出了马脚。2016.1.16（星期六）

一个朋友得知我在东京，约我见面。他是个年轻的话剧导演，这次来东京是参加一个戏剧的交流项目，为期两个月。

约在葛西海滨公园。我们坐在海边的草坪上，他带了本《红楼梦》，我带了本《斯通纳》，两人相对看书，像是到了异国他乡上自习。夕阳西下时，海变得很美，少男少女跑步的剪影像来自日剧的片尾曲。

朋友说自己改变了生活方式，断绝了互联网，不用微博、微信等社交工具，只每日检查邮件和短信沟通事务。这样生活了一段时间，发觉自己能读大部头，且越来越能体会到经典的好。我说自己好像也丧失了在社交网络上表达自己的冲动。

产生了一个反乌托邦小说的想法：对社交网络的痴迷，并不是窥阴癖——对他人隐私的好奇，而是“请不要让我消失”的焦虑。在社交网络的世界里，如果在任何平台上都不出现，几个月后，是否就“被消失”了呢？

设计一个社会。一个人的现实生活不再属于自己，所有的消费、生活必需品都依托于一个个相互关联的链接，最后统一到一个账号上。一个人的言论、想法、生活轨迹必须定期曝光在社交网络上，接受众人的审阅和审查。如果不愿意在社交网络上暴露自己，就会“被消失”，永远地丧失了发声的机会，消失于表达的深渊中。

在太阳落山前看完了《斯通纳》，觉得是一部被过誉的小说。小说讲一个平淡的大学文学系教授威廉·斯通纳平淡的一生。虽然外部世界经历了“一战”，但斯通纳始终把自己困在象牙塔里，困在那比起战争来说微不足道的知识搭建起的保护层里。

我的很多朋友看了《斯通纳》觉得好，因为在其中看到了自己。我想这大概是文科生才能体会到的软弱。我们害怕外界世界——无论是战火纷飞还是满地黄金，因为我们无用。我们宁愿把自己困在知识的小小牢房里，一旦走出去，就会丧失自己身上的美德，而这美德是唯一支撑自己活下去的心力来源。

就像小说中斯通纳教授的朋友所说：“即便像我们这样不堪，也比外面那些人强，满身污秽，比外面那些世界的浑蛋强。我们不做坏事，我们心口一致，我们为此得到报偿，这是一种天然美德的胜利，或者快他妈的接近了吧。”

可同样的题材，我却更喜欢纳博科夫写的《普宁》，小说内容相似，讲一个在美国教书的俄罗斯教授普宁的一生，他和斯通纳一样学术平庸，婚姻失败。《普宁》让我的共鸣更甚，因为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和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像。中国“知识分子”借用日文的“知识（chishiki）”，和西方的“intellectual”并不一样。自古中国的知识分子学习是为了读圣贤书，读圣贤书是为了考学，考学是为了做官，做官才可以改变自己的家族以及改变社会。不同于西方满足于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像是“契诃夫式的俄罗斯知识分子”。

纳博科夫笔下契诃夫式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一类人：他集高贵情操和软弱无能于一身，这种情操到达人类所能及的最深层次，而同时他又无力将其理想与原则付诸行动，简直无能到了近乎荒谬的地步。他投身于道德的美善、人民的幸福、宇宙的安宁，但个人生活上却做不出任何有用的事情。他在模糊的乌托邦梦想中耗费着自己乡村的生命。他明知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但同时又越来越陷入平凡的泥淖。

我们不是威廉·斯通纳，“斯通纳们”生活在洁白的象牙塔中，把世界拒之门外，并且企图阻止一切属于这个世界的灰尘、细菌进来；相反地，我们一直生活在鸽灰色的天空下、凄黯的风景里、泥泞的道路旁，我们并不排斥这个世界，而是日复一日地筹划建造一个我们不能建造的世界。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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