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交游考(谨以此纪念钱锺书先生逝世20周年)(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谢泳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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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交游考(谨以此纪念钱锺书先生逝世20周年)试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太原与常风先生闲坐，经常听他说三十年代北平文坛旧事，也时时涉及他当年清华前辈及旧友，如周作人、冯友兰、朱光潜、沈从文、萧乾、钱锺书、罗念生、毕树棠、吴兴华诸位。对毕树棠先生，常先生言谈间总流露着特殊的敬意，因为毕先生学历不算高，但懂多种语言且涉猎极广，趣味极高。最近龙江兄送我一册他搜集编辑的毕树棠《螺君日记》。读来非常有趣，虽不是系统完整的日记，但也极有史料价值，与浦江清日记、季羡林日记等对读，可见当年清华和北平文坛许多趣事，对判断文学史实和拓展文学史线索很有帮助。有些细节与当年常风先生聊天时的谈论也大体相合，试举一例。

1932年12月5日，毕树棠记：“晚间钱锺书君来访，议论风生，多真知灼见。论文学史，分‘重要’与‘美’两种看法，二者往往为文学史作者所缠夹不清，其说极是。钱君对明清文学特有研究。谓清代之幕府犹如欧洲十七世纪之Salon，细思之，委实相似，惟Salon多贵妇知客，幕府则多青衫，罕见红袖耳。又谓杨晢子之弟杨钧著有《草堂之灵》一书，颇佳。又谓尝与陈石遗相过从，陈有‘黄节之诗才薄如纸’之语云云。”

印象中当年和常风先生聊天时，也曾涉及类似旧事。钱锺书先生对文学史的看法，即评价文学史时“重要”与“美”的关系。有些作品重要，但不“美”；有些“美”，但不重要。在文学史中如何处理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各时代文学史中都有这样的现象。比如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刘心武《班主任》、卢新华《伤痕》等都是重要作品，但这些作品不一定“美”，文学史当如何处理？我个人感觉钱先生是把“美”看得比“重要”为高的，这可能是他文学史观中的一个重要理想。“重要”是历史的，而“美”才是文学的。

这则日记还涉及钱锺书和陈衍的关系，证之后出的《石语》，可一一对证。比如对黄节的评论，对杨钧《草堂之灵》的看法，均在《石语》中出现。《草堂之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岳麓书社曾印行，我读过，是一册有趣的笔记。

隔天毕树棠日记又载：“钱君送来‘秋怀’诗十首，清丽可诵。”《槐聚诗存》没有收入1934年前的诗，但1947诗中有《秋怀》一首。《中书君诗初刊》中写秋天的诗有好几首，但也没有题为《秋怀》的。据钱先生自己讲，《中书君诗初刊》中收录的是他1934年春至1934秋间的诗。这则日记提示研究者，钱先生未入集的旧诗还大量留存世间。虽然钱先生在《槐聚诗存》序中对“搜集弃余，矜诩创获”颇有讥笑之评，但对研究者来说，调笑归调笑，该做的学术工作还得做。||钱锺书的一个妙喻

凡智者，一般均具幽默感，而幽默的核心是比喻，比喻的动力是联想。比喻的最高境界是能将所比之事，与眼前或历史中相类人事建立关系。表面与所欲表达之意越远而含义越近，则比喻越高明。如果字面意思与暗含意义完全相合却表现为无关联的另一事物，则成妙喻。钱锺书讲“喻有两面复具多边”，陈寅恪讲对对子的“正反合”之理，都有这个意思。《中书君诗初刊》中，有几首钱锺书早年绝句，多数咏人，在后出的《槐聚诗存》中删除了。我印象中最早引用《中书君诗初刊》的是李洪岩，可惜引述稍有不完备处。这几首绝句中有一首是钱锺书调侃当时“海派”和“京派”之争的。原诗如下：

亦居魏阕亦江湖，兔窟营三莫守株；

且执两端开别派，断章取义一葫芦。

钱诗古典不难解，直接用成语理解即可：人在江湖，心存魏阙。狡兔三窟。执两用中。首鼠两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今典则是当时的“海派”“京派”之争。

洪岩兄完整引过此诗，但他随后的几句引文似不够完备。查钱锺书原诗集，知此诗完结处有一自注。原文如下：

公超师谈海派京派之争。余言：生从海上来，请言海上事。有马戏班名海京伯者，大观也。我曹执两用中，比于首鼠，便借名定实，拔戟自成一队，可乎？师莞尔。“京派”成员中，清华出身的不少，钱锺书毕业后如果不回上海，在研究者看来，自是“京派”成员无疑。他早期文章多发《大公报·文艺副刊》《新月》《学文》和《文学杂志》这些“京派”重要期刊。

钱锺书在小说《猫》中，有直接讽刺“京派”的言论。他说：“因此当时报纸上闹什么‘京派’，知识分子上溯到‘北京人’为开派祖师，所以北京虽然改名北平，他们不自称‘平派’。京派差不多是南方人。那些南方人对于他们侨居的北平的得意，仿佛犹太人爱他们归化的国家，不住的挂在口头上”。

钱锺书这几首绝句，总题《北游纪事诗》，可能是他毕业后重回北平的感想。他和老师叶公超谈起“海派”“京派”之争，用了“海京伯”比喻。“海京伯”是当时德国来上海演出的一家马戏团名字。周海婴《我与鲁迅七十年》中曾有提及。钱锺书对“海派”“京派”之争向有成见，所以用眼前马戏班“海京伯”来调侃。这首绝句的意思或许是和叶公超开玩笑，意谓我们可以自立门户，另成一队，可左可右，可商可贾，可帮忙可帮闲，“借名定实”，我们这派可称“海京伯”派。“海京伯”为马戏班名称，暗含“海派”“京派”之争，类似马戏班表演，如同一场闹剧，不可当真。“海京伯”字面有“海京”合称意思，而那个“伯”字，既有“老大”之意，更暗含“文章海内伯”意味，表明我们如成一派，马上可盖过“海派”“京派”。可谓明面字字贴切，暗义处处相合，比之于“海京”派之争，确为妙语，所以叶公超才不觉“莞尔”。||李慎之编《钱锺书先生翻译举隅》

人在心情灰暗的时候，总要设法选择一些能平衡自己内心波澜的活动，在中国文人身上，当对现实极度失望时，人们总能发现他们会把原来的热情转移到了其他学术方面，比如鲁迅会抄古碑、收乡贤旧籍或者留意汉画像等，都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态度。1989年6月以后，李慎之先生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编《钱锺书先生翻译举隅》。李慎之先生和钱锺书同为无锡人，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处共事，平时也有交往。在心情灰暗的时候，想到做这样一件事，固然是对钱锺书先生学问的敬佩，但更与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判断相关。当时钱锺书有一首名为《阅世》的旧诗，一度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传颂。二十年过去了，我至今还能记起当时朋友见面提到钱锺书这首诗的情景，真有往事历历在目之感：

阅世迁流两鬓摧，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李慎之先生编《钱锺书先生翻译举隅》，其心情当与这首诗的情绪相通，所以做起一样看似枯燥的事，也就兴味无穷了。

李慎之先生曾在《胡乔木请钱锺书改诗种种》一文中提到过自己“曾收集过钱先生的译文，油印出来为学者示范”，就是现在这本《钱锺书先生翻译举隅》。我过去留意过这件东西，但一直没有见到，后来北京一位朋友得到了，知道我有此意，就痛快地送了我，我想从中判断李慎之先生当时做这件工作的心情。《钱锺书先生翻译举隅》是油印本，主要收集《谈艺录》和《管锥编》中的英文中译，其他外国文字翻译没有涉及。《钱锺书先生翻译举隅》前面只留有李慎之先生一个简短的“编者前言”：

钱锺书先生当代硕学，其博学多闻，覃思妙虑，并世罕俦。世人咸知先生通多国文字，顾先生鲜有译作，唯于著述中援引外国作家之语类多附注原文，学者于此得所取则。唯零金碎玉检索不易，爰特搜集成册，以便观览。后生末学得窥云中之一鳞，证月印于千江，则此帙之辑为不虚矣。

据陈乐民先生《李慎之先生二三事》回忆，当时李先生还曾有把《谈艺录》《管锥编》中其他国家的文字，也汇辑出来的想法，但最后没有完成。这些东西，李先生也没有打算发表，只是油印若干份给同好者看看。

1998年，当时《万象》杂志出版后，同时还编辑一本《万象译事》，可惜只出了一本卷上，《万象》虽挂名在辽宁教育社出版，但主其事者是北京沈昌文和上海陆灏。《万象译事》中就收有李慎之先生编的《钱锺书先生翻译举隅》，注明是一部分，只是关于《谈艺录》中的内容，是原编的四分之一，因为《管锥编》的内容更丰富。《万象》登载这一部分时，显然经过了李慎之先生的同意，因为“编者前言”前言下特别注意了“李慎之，一九八九年六月”。

一般关于钱锺书的研究史料中，对李慎之先生编辑的这个材料还不太注意，但如果我们理解钱锺书和李慎之当时的交往及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从这件小事中也可以判断当时李慎之先生的心情。这件学术工作中，寄托了李慎之先生对钱锺书先生的敬意，也反映了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时代情绪。因为这个材料并没有完整出版，从保留史料的角度看，应当找机会把它完整印出来，这对以后钱锺书研究也是有好处的。||张芝联译《英国大学》

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过一套“英国文化丛书”，共计十二册，分别是章元善《英国合作运动》、杨绛《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任鸿隽《现代科学发明谈》、张芝联《英国大学》、傅雷《英国绘画》、邵洵美《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诗》、林超《英国土地及其利用》、李国鼎《英国工业》、全增嘏《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小说》、张骏祥《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电影》、蒋复璁《英国图书馆》、王承绪《英国教育》。

出版这套丛书是英国文化委员会在二战后向世界宣传英国文明的一个举措，由英国驻华使馆负责。为出这套丛书，当时还成立了一个“英国文化丛书委员会”，成员有朱经农、林超、钱锺书、萧乾，另外还有两个英国人。朱经农为丛书写有一篇总序，丛书译者均为一时之选。这套丛书，我过去在旧书摊零星见过，买过杨绛、张芝联那两本。对张芝联译的《英国大学》，印象尤深，虽是介绍性工作，但张芝联译笔典雅，是极好的散文。《英国大学》是巴葛爵士（E·Barker）向世界介绍英国大学的一本小册子。张芝联译序一开始就提到，他译这本书，是钱锺书的美意，还在译文结束时说：“书中的拉丁诗句，得钱默存先生的指教，方能译出，特向钱先生致谢。”

这套丛书虽是有目的的文化推广，但选择书目和译者却是一件非常认真的学术工作，朱经农主其事，但具体工作是钱锺书做的。张芝联在上海光华教书时，兼任校长朱经农的英文秘书。他在《从〈通鉴〉到人权研究》一书中，回忆过一件事。1948年3月，有一封南京教育部给朱经农的密件，恰好落在他手中，说该校秘书张芝联秘密领导左倾学生酝酿成立自治会，并借授课时间分析时局，攻击本党且煽动学生退出本党，要求查明具报。张芝联看后大吃一惊，立即去找朱经农。朱经农看完密件后，安慰张芝联说：“不要紧，我去南京向部里说明，不必担心。”由张芝联接受译这本书，可以大体判断他们那一代人的大学观，钱锺书帮他选了这本书，钱锺书的大学观，也不言自明。钱锺书本是大学中人，但1952年后，他再也没有选择在大学里教书，虽然个人职业变动有相当大的偶然性，但似乎也可理解为钱锺书对1949年后中国大学的态度，他对这种机关保持了他一向的独立判断。

巴葛爵士在《英国大学》中，除了介绍英国大学的基本制度外，特别强调大学的自主性。他一上来就说：“英国所有的大学有一个特点，这点十分重要，非马上说明不可。英国的大学没有一个是国立的，它们都是私人组织的团体……现代的英国大学诚然须得国王颁发的宪章后方始正式成立，不过这只是法律上的形式而已；在本质上，所有英国的大学都是独立的机关，即私人组织的团体，行政和财政都是自理的，聘请教职员及学校生活都不受外力干预。固然它们也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补助，但是政府发给补助并不附带严厉的条件，也不以约束为交换。”

巴葛爵士注意到英国大学的一个独特现象，就是“脱离政府而活动同时仍希望政府协助。真奇怪，也不合逻辑，但是就行得通。这就是为什么某一个作家说：英国大学是英国民族的创作，而不是英国政府的创作。整个大英帝国也可以用这句话来解释，而且的确有人说过。大英帝国既不是政府的创作，也不是政府的行动所创立，而是自由团体和这团体的行动所创立的。”巴葛爵士认为：“英国大学根本上是自主的，它们既不受辖于中央政府的教育部，也不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下。牛津剑桥的行政，一向操在学校当局的手中，这些人都是餐于斯寝于斯的。其他大学则恒在双重的管辖之下，一方面是一个董事会，由校外人士及校方代表所组成，掌握校政的大端；另一方面是校务委员会，为教授及一部分教师所组成，管理纯粹的学校教务。董事会往往惟校务委员会的意见是从。在任何大学中，学校施政的方针总为该校教员所左右，不论聘请教授或行政方面都是不受外力干预的。”

巴葛爵士还在书中强调，英国各大学在行政上是自主的，财政的调度也不容外人干预。他说当时英国大学经费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已经过半，但“中央和地方政府决不以控制大学行政为经济援助的条件”，而是将支配经费的权力全权委托给大学当局，“事实证明这样做的效果极好。”

这些年我们从上到下都在讲现代大学制度，但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价值，我们往往避而不谈。在上的人讲现代大学制度，以为政府给了钱，当然就要管大学的事，在下的人则以为吃了人家的就嘴短。殊不知在现代大学制度里，给钱而不干预才是它的关键。不合逻辑，但这才是现代大学制度的独特处，有钱就是老大，那与做买卖有何区别？需知办大学不是做买卖，这就是现代大学制度。

张芝联、钱锺书、储安平他们青年时代有英国生活的经历，对英国大学制度的本质也有自己的理解。在他们那一代人的心中，现代大学制度已是常识，而当时中国大学虽有缺点，但在基本倾向上趋近现代大学制度，比如私立大学的法律地位始终得到保障，而今天所谓私立大学，只是徒有其名。||《闽县李氏硕果亭藏书目录》

我由孔夫子旧书网拍得一册《闽县李氏硕果亭藏书目录》，油印线装，按旧式图书分类法，经史子集外加丛书，共为五卷。合众图书馆是上海孤岛时期创办的，发起人是张元济、李拔可等人，后来并入了上海图书馆。这几年，学界较关注李拔可其人，他早年的几本诗集，也合为《李宣龚诗文集》（黄曙辉点校），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李拔可1952年去世，他的藏书留给了合众图书馆，这册藏书目录，是合众图书馆接受李氏藏书的一个工作文件，目录中有条目割除的痕迹，可能是与实物对照后的判断，也可能是抄录错讹或其他原因。有些书标明有两套，显然不是供出版用的书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合众图书馆接受了好几位大藏书家的收藏，都编了书目。《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是张元济编的，《叶氏遐庵藏书目录》是潘承弼和顾廷龙编的。

学界对李拔可发生兴趣，一是对他早年的诗文写作，特别是他和同光诗人的交往，再就是他和钱锺书的关系。钱锺书早年生活中有一个习惯，他喜欢与老辈诗人往来，这不仅因为钱锺书喜欢旧诗，可能与他对同时代文人的判断有关，他更看重传统文人身上体现出的气质、风度以及他们的才华。现代学术评价体制尚未完成时，学者文人间的交往更注重家世、师承、性情和趣味，对学历、供职机关以及何处发表论著那些表面东西，往往不在意。李洪岩早年研究钱锺书，注意观察钱锺书与老辈的交往，是极有学术眼光的，他发现了这个交往中的许多细节，比如钱锺书与卢慎之、李拔可等老辈的关系。

作为个人藏书，就数量说，李氏藏书并不算特别多，善本也有限，因为清以前的书并不多。他的藏书是文人趣味的集中体现，由藏书可观他的性情。李氏藏书最引人注目的是有清一代的别集，也包括民国文人的集子。以我个人极为有限的观察，同类书集在一起，数量相当丰富，而且越往后越可观。原因不外两种，一是个人着意搜集，二是以当时李氏在诗坛的地位，主动赠送诗集的人很多。陈衍诗话中，常讲他案头堆积诗集之多，想来李氏当年也有类似情景。陈衍没有留下藏书目录，而李氏留了下来，这本身也是文学史的宝贵财富。单看这个书目，即可视为清到民国诗歌别集目录汇编，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当时文人诗集，多为私刻，流传有限，正规图书馆保存较少，这个短处，现代学术研究中，通常要以地方文献来补充。今天的研究者如果不遇见实物，而由普通文献中发现的难度是很大的，特别是一些地方诗人刊刻的集子，不能查到，只能遇到。

李氏是福建人，而又居于当时诗坛中心，所以书目中福建地方文献线索很丰富，当时福建每有诗集、乡邦文献刊刻，多数要送给李拔可。

陈声聪《兼于阁诗话》中评价李拔可，说他“主持海上坛坫四十年，爱惜朋友，奖掖后进，不树宗派，无择细流，故能成其大。”这样的人缘，人们当然乐于交接。钱仲联《梦苕庵诗存》、钱锺书《中书君诗初刊》都在这个书目上。《中书君诗初刊》，我见过复印本，上面有“拔可先生诗家吟政后学钱锺书奉”的题识，为钱锺书赠送李拔可无疑。《闽县李氏硕果亭藏书目录》虽是油印，但编目系统完整，刻写相当整洁清晰，如果有机会，出版社可影印出来，以嘉惠学林。||钱基博捐赠文物《说明书》中的人和事

1952年，钱基博将家藏文物两百余件捐赠给当时他供职的单位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博物馆。同年12月，他就这些文物写了一册说明书，全称是《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博物馆赠品说明书》，约有四万余字，刻版油印。

我最早知道钱基博有这本油印书册，是看姜德明先生一篇文章《钱基博的油印小册》，后来在王玉德主编的《钱基博学术研究》中，发现两篇专题论文，也是专门讲这本油印书册的。因为平时较为留意钱锺书的相关史料，我后来在网上一家旧书店偶然买到了这册《说明书》，翻读之后，感觉其中有些人事，以往研究者并没有注意，而这些人事对扩展钱锺书、钱基博史料有帮助。这册《说明书》，目前还没有完整出版，所以有必要将其中的人事梳理出来。

钱基博对每件文物的说明，其实均可看成一则小品，虽多是说明文物实情，但叙述中有感情，也有人事。古代人事，此不备录，只将与钱家有直接关系的人事录出。

钱基博的收藏极富，门类很多。在说明殷墟龟甲时，钱基博说：“海宁王国维始据甲骨文以补正史记；既而郭开贞据甲骨文以研究古代社会，而著书；于是研究之范围，恢而益广以大通四辟矣！”此则材料，可视为钱基博对郭沫若学术活动的一个评价。

钱基博还收藏钱币，尤其重视太平天国的钱币。他介绍了几种，如“太平天国圣宝：面‘太平天国’四字，背‘圣宝’二字，洪秀全铸。余旧得太平天国泉，尚有‘太平天国开元’，背‘武’字；‘天朝通宝’，背‘永’字；‘皇帝通宝’，背‘圣’字。‘太平通宝’，背‘文’字；皆在南京铸。又有‘平靖圣宝’二枚，背‘中’字，一背‘长胜军’三字，从前湖南北多有之，应当日军中铸以作军用货币也。今皆亡之矣；姑识之以待搜求。”

为“唐六角铜粮罂”写说明时，钱基博说“此器儿子钟纬在宝鸡购自一工友，云‘无意发一古墓得之，中有积谷微黑触手成灰。’则为粮罂，粮罂者古人盛米以至死人圹中；北齐颜之推家训终制篇所谓‘明器粮罂’是也。”

介绍“仿古画大铜尺一对”时，钱基博说：“余表兄孙莘农先生所赠，长27.1公分，阔3.7公分，乃北京琉璃厂艺术品。”孙莘农早年做过无锡中学校长，他和钱家的关系，较少为人所知，此线索当引起注意。写完“五彩龙耳扁方尊一对”的说明后，钱基博提示：“余年六十，予季孙卿贻作纪念”，于此可见钱基博、钱孙卿兄弟间的感情。

钱基博藏品中，早期拓片较多。他在“桐城吴廷康问礼庵藏商周礼器拓片横幅”的说明中感慨：“余不敏，添附乡末，性嗜篆籀。博习五十寒暑；虽历沧桑，年逾古稀，犹不时钩榻，摹绘形影，监治成幅；心摹手追，所得已不少矣！所幸各省友好，时以新出吉金，纷以见示，耳目从此益广；临池积熟，升平复睹，眼福益茂；岁月不曾虚度，寝馈犹未艾也。”这是了解钱基博早年学术趣味的极好材料，更是对他书法渊源的明确表白。

钱基博在叙述自己藏品时，时时有对自己人生经历的感慨，也常涉及自己亲朋故旧，这些线索对以后深入理解无锡钱家很有帮助。钱基博叙“西南遗民摩些族象形文残卷两纸”时即提到“此系本系旧同仁徐嘉瑞先生得于云南丽江而以相付。”徐嘉瑞是云南著名学者，他和钱家有往来。钱基博写“大田白方章一对”时提及“吾亲家翁汪星源先生于十年前贻余书，称：‘田黄在清末光宣间，其价已与赤金埒’。今更倍蓰！田白远胜田黄；弱冠时，曾于费屺怀世丈（念慈）处一见，视同拱璧！”。这些材料对以后扩展钱氏家族早年生活史料多有益处。

钱基博这册《说明书》，因是油印，字迹较小，阅读颇难，我粗粗一阅，即发现不少关于钱家早年的传记资料，想以后如果能整理出版，对丰富相关研究，一定大有裨益。||陈寅恪、钱锺书诗同用一典八例

目前已见陈寅恪和钱锺书的旧诗，就数量判断，陈多于钱。陈、钱旧诗中，偶有用典同一现象。除一般旧诗习语，如“蓬莱、青鸟、缁衣、木叶、红妆、海棠、凭栏、夕阳”等等外，陈、钱诗用典同一，在相当大程度上显示他们一般知识系统的范围，阅读趣味以及记忆专注某一事物等特点。试举八例。所据陈、钱诗为三联版《陈寅恪集·诗集》《槐聚诗存》和钱锺书1934年自印本《中书君诗初刊》。解释古典，用广东人民版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不再一一出注。一、舌

钱锺书《北游记事诗》多首，其中一首：“有地卓锥谢故人，行程乍浣染京尘；如何欲话经时别，舌南蛮意未申”。

陈寅恪《客南归述所闻戏作一绝》，最后两句：“可怜舌空相问，不识何方有鉴湖。”

舌，语出《孟子》，一般比喻语言难解，虽不算僻典，但陈钱诗中都用过一次，说明他们对这个比喻有兴趣，趣味上有同一性。二、定庵

钱锺书《北游记事诗》，其中一首：“话到温柔只两三，薄情比勘弥增惭，任情投笔焚书后，注定全身学定庵”。

陈寅恪《蒙自杂诗》两首，第一首：“少年亦喜定庵作，岁月堆胸久忘之。今见元胎新绝句，居然重诵定庵诗。”

定庵即龚自珍，陈、钱诗同用一典，说明他们对龚自珍诗及影响都非常熟悉。三、桑下三宿

钱锺书1933年诗《春尽日雨未已》：“鸡黄驹白过如驰，欲绊余晖计已迟；藏海一身沉亦得，恋桑三宿去安之；茫茫难料愁来日，了了虚传忆小时；却待明朝荐樱笋，送春不与订归期。”另一首《发昆明电报绛》中也有两句：“远矣孤城裹乱山，欲去宁无三宿恋。”

陈寅恪《春尽病起宴广州京剧团并听新谷莺演望江亭所演与张君秋微不同也》第三首中有：“桑下无情三宿了，草间有命几时休”。

桑下三宿，原意为僧人不得在同一桑树下连宿三晚，以免日久留恋。陈寅恪1911年己亥秋日诗也用过此典，句为“三宿凄迷才未尽”。陈、钱诗同选一典，可见表达某一情感时，联想的知识方向有趋同性。四、猧子

钱锺书《无题义山有感云楚天云雨尽堪疑解人当以此意求之》诗，其中两句：“身无羽翼惭飞鸟，门有关防怯吠猧”。

陈寅恪《无题》诗：“猧子吠声情可悯，狙公赋芧意何居”。

猧子是哈巴狗别名，由西域传来，陈寅恪研究元白诗时，曾有详论。钱锺书也用此典，足见二人知识来源和趣味，比喻同一，表明联想造语时向同一方向生发。五、电笑

钱锺书《清音河（La Seine）河上小桥（Le Petit Pont）晚眺》诗：“电光撩眼烂生寒，撤米攒星有是观；但得灯浓任月淡，中天尽好付谁看。”另一首《骤雨》诗：“雷嗔斗醒诸天梦，电笑登开八表昏。”

陈寅恪《咏成都华西坝》诗中有：“雷车乍过浮香雾，电笑微闻送远风。”

电笑即是闪电，西方诗文常用电与笑互喻，钱锺书《管锥编》中认为是绝顶聪明的想象。王培军《钱边缀琐》有详论。此典较僻，陈钱同用，足证对妙喻感觉一致。六、黑甜乡

钱锺书《寓夜》诗：“沉醉温柔商略遍，黑甜可老是吾乡。”

陈寅恪《热不成寐次少老闻停战诗韵》：“欲梦高寒冷肝肺，可怜无路黑甜乡。”

黑甜乡是睡的意思，语出苏东坡《发广州》。陈、钱对妙喻的感受完全相同。七、白雁

钱锺书《故国》诗：“壮图虚语黄龙捣，恶谶真看白雁来。”

陈寅恪《乙未迎春后一日作》诗：“黄莺惊梦啼空苦，白雁随阳倦未归。”

白雁，文辉兄未寻出古典，解为雁的饰词。但陈、钱同用，可能确有出处，期待高人指点。八、食蛤

钱锺书《生日》诗：“聊借令辰招近局，那知许事蛤蜊前。”

陈寅恪《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诗：“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己丑元旦作时居广州康乐九家村》诗：“食蛤那知今日事，买花弥惜去年春。”《乙未阳历元旦作时方笺释钱柳因缘诗未成也》诗：“食蛤那知天下事，然脂犹想柳前春。”《乙未除夕卧病强起与家人共餐感赋检点两年以来著作仅有论再生缘及钱柳因缘诗笺释二文故诗语及之也》诗：“那知明日事，蛤蜊笑盘虚”。

食蛤，一般表示轻蔑和嘲谑之意，典出《淮南子》，是陈诗中重复最多的一典。此典极有机趣，陈钱同用，可见认同此典显示的智慧。

陈、钱诗同用一典，在旧诗中不算特例，因为这些典故在旧诗写作中并不罕见，再寻他人同用事例，似并不困难。但陈、钱在趣味上确有同好似可确定。比如陈、钱对人类行为中秽亵事物的来源均有兴趣。陈寅恪有名文《狐臭与胡臭》，钱锺书在《围城》中也曾用一个细节描写“愠羝”，关注为同一事物，钱锺书对“鸦片”“梅毒”一类事物如何到中国也很感兴趣。

钱锺书曾批评过陈寅恪考证“杨玉环入宫是否处女”问题，其实陈、钱在阅读趣味上极为相似，比如对野史笔记和诗话的兴趣大体在同一方向，而所关注事物也多有重合，这可能是所有大学者气质中的共有行为，即大学者关心秽亵事，此乃学术趣味高雅之表现。||钱锺书、陈寅恪留意古人小名

中国南北习俗，为小孩子健康成长，正名之外，喜以贱名呼之，如阿猫阿狗，橛柄狗蛋一类。《围城》第四章里有个情节：

方鹏图瞧见书上说：“人家小儿要易长育，每以贱名为小名，如犬羊狗马之类”，又知道司马相如小字犬子，桓熙小字石头，范晔小字砖儿，慕容农小字恶奴，元叉小字夜叉，更有什么斑兽、秃头、龟儿、獾郎等等，才知道儿子叫“丑儿”还算有体面的。

栾贵明《小说逸语——钱锺书〈围城〉九段》中说，钱锺书提到的这些奇特丑怪小名，其实都是历史真人的真实小名，斑兽是南朝宋战将刘湛，秃头是晋朝的慕容拔，龟儿是唐代白行简，獾郎是王安石。

陈寅恪著作中提到古人，也喜欢称小名。这个特点凡熟悉陈寅恪著作的人可能都有感觉，他称谢灵运为客儿，庾信为兰成，王导为阿龙等等，如果细检陈书，或可开列一份长长的名单。

知人小名，多从读杂书中来，留下记忆，表明有点幽默和调皮，大学者多有此种趣味，可显读书之杂之博，又见机巧和才智。||钱锺书、陈寅恪喜谈秽亵事

钱锺书、陈寅恪喜谈秽亵事。这个判断，凡熟悉钱、陈的人都大体认可。钱锺书《容安馆札记》涉此类事极多。陈寅恪也有这个趣味。记得有则学林掌故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朱延丰参加毕业考试后，陈寅恪问朱延丰考得如何，延丰以为还不错，陈笑曰：“恐不一定。当时还准备一题，后觉恐较难，故未问，即中古时老僧大解后如何洁身。”延丰未作声，另一学生邵循正回答：“据律藏，用布拭净。老僧用后之布，小僧为之洗涤。”陈初闻未语，后深表赞许。虽属学林掌故，但此类事放在陈寅恪身上一般不错。其他如“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也是陈寅恪专门谈过的问题。陈寅恪《论再生缘》起始即说自己少喜读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钱锺书和陈寅恪均是中国大学者中喜读小说之人，而小说叙述最不忌繁杂芜秽，他们共同的趣味可能由此产生。

狐臭的雅称“愠羝”，钱锺书、陈寅恪都专门谈过此事。《围城》里有个细节：

唐小姐坐在苏小姐和沈先生座位中间的一个绣垫上，鸿渐孤零零地近太太坐了。一坐下去，他后悔无及，因为沈太太身上有一股味道，文言里的雅称跟古罗马成语都借羊来比喻：“愠羝”。这暖烘烘的味道，搀了脂粉香和花香，熏得方鸿渐泛胃，又不好意思抽烟解秽。心里想这真是从法国新回来的女人，把巴黎大菜场的“臭味交响曲”都带到中国来了，可见巴黎大而天下小。

钱锺书后来在《容安馆札记》中又多提此事，并引述了许多西文资料。他读马提亚尔（Martial）讽刺诗提到形容薇图斯蒂拉（Vetustilla）丑状时说：“气味类母羊之夫”，并引陶宗仪《辍耕录》卷十七《腋气》条考“狐臭”当作“胡臭”，即《北里志》所谓“愠羝”。还指出胡侍《真珠船》卷六袭之，认为“吾国古人正亦以羝羊为比”。然后引梁山舟《频罗庵遗集》卷十四《直语补证·狐骚》条，标出《山海经·北山经》中曾说：“食之不骄”后的注认为：“或作骚，臭也。”并说梁玉绳《瞥记》卷七也有同样的说法。钱锺书同时又引《杂阿含经》卷四十，天帝释败阿修罗一段中异仙人所说偈言：“今此诸牟尼，出家来日久。腋下流汗臭，莫顺坐风下。千眼可移坐，此臭不可堪。”钱锺书还提到《别译》卷三中有：“我身久出家，腋下有臭气。风吹向汝去，移避就南坐。如此诸臭气，诸天所不堪。”钱锺书同时指出《春渚纪闻》卷一中说黄山谷曾患腋气，还说钱饮光《藏山阁诗存》卷十二《南海竹枝词·之五》有个自注：“粤女多腋气，谓之‘袖儿香’，媒氏以罗巾拭腋送客，验其有无”，同时引俞蛟《潮嘉风月记》说：“纽儿儿肤发光腻，眉目韶秀，惜有腋气。遇燕集酒酣，辄熏满坐，往往有掩鼻去者。独周海庐与昵。余拈《黄金缕》调之曰：‘百合香浓熏莫透，知君爱嗅狐骚臭。’海庐大惭。”钱锺书认为，汗臭最难忍，他再引孔平仲《谈苑》史料：“余靖不修饰，尝盛暑有谏，上入内云：‘被一汗臭汉熏杀，喷唾在吾面上。’”钱锺书最后抄出希腊诗人关于腋气的史料。

1937年，陈寅恪有一篇名文《狐臭与胡臭》。陈寅恪认为，腋气本由西胡人种得名，“迨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后，即在华人之中亦间有此臭者，倘仍以胡为名，自宜有人疑为不合，因其复似野狐之气，遂改‘胡’为‘狐’矣。若所推测者不谬。”陈寅恪最后结论是“胡臭”一名较之“狐臭”更早且正确。他同时指出，考论我国中古时代西胡人种者，止以高鼻深目多须为特征是不够的，还应当注意腋气。

陈寅恪此文一个明显特点是不引常见书中的史料，而专引中国医书，如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杨士瀛《仁斋直指方》和李时珍《本草纲目》。另外涉及崔令钦《教坊记》、何光远《鉴诫录》。《狐臭与胡臭》初刊于1937年，钱锺书1938年由法国归来，按常理推测，钱锺书应该读过陈寅恪此文。《围城》1947年在上海初版，书中提到“愠羝”，后《容安馆札记》中又搜罗相关史料，但没有提到陈寅恪的文章，凡陈文引过的书，钱锺书一概不提，似乎是有意扩充陈文的史料，同时特别指出《辍耕录》卷十七《腋气》条已考“狐臭”当作“胡臭”，此论与陈寅恪看法相同。这个顺手的史料中可能暗含一点对陈文灵感和原创性的评价。||《双照楼诗词稿》的三首题诗

1942年，《双照楼诗词稿》刊行，多人有读后题诗，最著名的是陈寅恪和钱锺书。陈诗诗题《阜昌》，全诗如下：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

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

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钱诗诗题《题某氏集》，全诗如下：

扫叶吞花足胜情，钜公难得此才清。

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

孟德月明忧有绝，元衡日出事还生。

莫将愁苦求诗好，高位从来谶易成。

陈诗和钱诗，胡文辉兄等人均有笺释，古典今事，考证周详。陈、钱二诗虽处处用典，但经文辉兄笺释后，二诗已一目了然。陈、钱二诗在友朋间流传有一相同经历，即原诗题均直书《题双照楼集》。二诗公开流传时，又不约而同改了诗题，改题思路也相同，即诗题表面远离“双照楼主”经历，而诗意切近。因对“双照楼主”流露同情与时论背离，陈、钱均选择用古典寓今意，避开时论表达自己的真实看法。我读旧诗极少，想当时读过《双照楼诗词稿》，题诗表达自己感慨的人，恐不止陈、钱，如留意搜集，或可观察时论的变化。

最近读厦门地方文献时，偶见一册《两藏楼诗》，集内1943年诗中，也有一首《读双照楼诗》，全诗如下：

曾闻匕首诛秦政，披发撄冠作楚囚。

叔世科名羞向北，半生事业付东流。

石衔精卫难填海，月皎哀猿易感秋。

我读君诗还痛苦，不堪回首古神州。

作者洪浩并不知名，只是业余做诗，诗题直书《读双照楼诗》，并无陈、钱那样的顾虑，诗意用“双照楼主”早年经历并一语双关化用“精卫填海”典故，寄寓对“双照楼主”悲剧的同情，可谓直截了当。

陈、钱改诗题，内心还是惧于时论压力，可见对时论的敌人具一点同情之心，在何时都不容易。旧诗用典，过去总被视为短处，现在看来它何尝不是优点？今天防止网络过滤的基本手法，也不外曲笔，典故很可能是人胜电脑的最后一道防线。今天要公开表达陈、钱那样的感想，非旧诗可能找不出第二种形式。||钱锺书文字中的“性”比喻

钱锺书写作，特别喜欢用“比喻”，这早已为人熟悉。《谈艺录》和《管锥编》中专门讲比喻原理的例子也很多。钱锺书自己有一个看法，他在《读〈拉奥孔〉》中说：“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特点……比喻是文学语言的擅长。”钱锺书认为，比喻的性质和情感价值，在于“如”而不“是”，不“是”而“如”。也就是说比喻的道理是相反相成。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没法合拢，它们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全不合，不能相比，两者全不分，无须相比。钱锺书说：“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钱锺书指出古罗马修辞学上的一个定理：相比的事物间距离愈大，比喻的效果愈新奇创辟。后来钱锺书提出了“比喻有两柄复具多边”的原理。

在所有的比喻中，钱锺书特别喜欢用“性”比喻。韩石山曾注意到钱锺书的这个写作习惯，他写过一篇《钱锺书的“淫喻”》。韩石山认为，钱锺书的许多精妙的比喻都与男女之事有关，他指出这个特点与“取喻者的心性有关联”。其实善用“性”比喻是一切幽默的前提，很难设想一个幽默的人而不善用“性”比喻，文学中的机智和风趣通常都与“性”比喻相关，因为“性”是成人间的常识，属于人人感兴趣，但人人不能明说的困境中，最高级的选择就是明话暗说，直说则无趣味，最后形成了修辞学上的一个基本原理，就心理和社会习俗判断，“性”比喻一般是中年人的专利，尤其中年男性，青年人的兴趣相对要弱，这其中包括了对“性”的经验与期待以及相对的力不从心，是一种情感的外泄方式，这也是“无色情”即无民间文艺的道理所在。

钱锺书在小说《猫》中写了一位陈侠君，他在李太太爱默的客厅中高谈阔论，其中有一段是：“我们上半世已过的人，假如此心不死，就不能那样苛求。不但对相貌要放低标准，并且在情感方面也不能责备求全。十年前我最瞧不起眼开眼闭的老头子，明知他们的姨太太胡背了自己胡闹，装傻不管。现在我渐渐了解他们，同情他们。除非你容忍她们对旁人的爱，你别梦想她们会容忍你对他们的爱。……打仗？我们太老啦！可是还不够老，只怕征兵轮到我们。恋爱？我们太老啦！可是也不够老，只怕做情人轮不到我们。”

钱锺书写小说的时候，正是渐近中年的时期，所以在他这一时期的文字中，少有不涉“性”比喻的，甚至在钱锺书的所有小说中，“性”都是一个突出主题，钱锺书在《围城》的序言中认为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这个看法来源于柏拉图，钱锺书在《一个偏见》中引过“人者，无羽毛之两足动物也。”认为这句话“客观极了”。在同一文中，钱锺书还引了博马舍剧本中一个丑角的话：“人是不渴而饮，四季有性欲的动物。”我个人理解，在钱锺书看来，这个“基本根性”中最重要的就是“性”，理解了这个问题，再来观察钱锺书的所有文字，我们就不会单纯把钱锺书文字中的“性”比喻只从修辞的意义上来理解，而是要从人性的角度来评判。“性”比喻是成人宣汇情感的一种主要方式，古今中外道理相同。但善于用此喻者，必是聪明绝顶之人。因为在言谈和行文中，用“性”为比，必须做到表面正经而含义深刻，表面言语与所谈深义距离越远，效果越好，也就是说，越是“黄色”的比喻，在表面上越不能涉“黄”。这个深义建立在成人的人生知识和经验上。钱锺书在《管锥编》中多有讲“云雨”之事的文字，在他看来男女之事不是不能言不能说，而是须与亵词相区别，艺术含蓄地表达，中外不约而同以云雨取辟，是因为人类反禁欲而又知羞耻之旨趣相通的缘故。而这一切则建立在“男女之事乃天地之大义”的判断上，钱锺书在《管锥编》中也经常谈到“人欲论”，性即是生，趋利逐势，追求享乐，乃人力可为人心所向，但又有不可违抗的命运在无形中主宰，所以人要知命安时。有一次在清华校园的咖啡馆里，曹禺对吴祖缃说：“钱锺书坐在那里，还不叫他给你开示几本英文淫书？”吴祖缃让钱锺书开三本，钱锺书随手拿过一张纸，当下写满正反两面，开录出四十几本，包括作者的姓名和书的内容。

黄裳回忆钱锺书时说：“当他听说我到琉璃厂去逛书店，只买了一小册抄本的《痴婆子传》时，大笑了。这就是他赠我一联的上半，‘遍求善本痴婆子’的本事。”

钱锺书在《管锥编》曾专门提到过《金瓶梅》第六十七回温秀才的话：“自古言：不亵不笑”。钱锺书说，不知其言何出，“亦尚中笑理”。然后钱锺书引了古罗马诗人的一句话来证明在这个问题上的中外同理：“不亵则不能使人欢笑，此游戏诗中之金科玉律也。”

小说《猫》中：

建侯错过了少年时期，没有冒冒失失写书写文章，现在把著作看得太严重了，有中年妇女要养头胎那样的担心。

李太太明知道在这个年头儿，不收女人的学校正像收留女人的和尚寺一样的没有品。

有一位中年不嫁的女科学家听他演讲电磁现象，在满场欢笑声中，羞得面红耳赤，因为他把阴阳间的吸引说得俨然是科学方法核准的两性恋爱。

他伯父还有许多女弟子，大半是富商财主的外室；这些财翁白天忙着赚钱，怕小公馆里的情妇长日无聊，要不安分，常常叫他们学点玩艺儿消遣。

咱们人到中年，食色两个基本欲望里，只要任何一个还强烈，人就还不算衰老。这两种欲望彼此相通，根据一个人饮食的嗜好，我们往往可以推断他恋爱时的脾气——。

那时候的漂亮男女，都行得把肚子凸出——法国话好像叫Panserons——鼓得愈高愈好，跟现代女人的束紧前面腹部而耸起后面臀部，正是相反。

颐谷没有准备李太太为自己的名字去了外罩，上不带姓，下不带“先生”，名字赤裸裸的，好象初进按摩浴室的人没有料到侍女会为他脱光衣服。《灵感》中：

文学毕竟和生育孩子不同，难产并未断送他的性命，而多产只增加了读者们的负担。

文人讲恋爱，大半出于虚荣，好教旁人惊叹天才吸引异性的魔力。文人的情妇只比阔人的好几辆汽车，好几所洋房，不过为了引起企羡，并非出于实际的需要。

书里一个角色哑声问：“司长说的是‘性灵和生活’？还是‘性生活’？我没有听清楚。假如那青年作家注重在后者，岂不太便宜了我们这个公敌？”

青年人急智生，恍然大悟，要写处女作，何不向处女身上去找。《窗》：

一个钻窗子进来的人，不管是偷东西还是偷情，早已决心来替你做个暂时的主人，顾不到你的欢迎和拒绝了。

有句妙语，略谓父亲开了门，请了物质上的丈夫，但是理想的爱人，总是从窗子出进的。换句话说，从前门进来的，只是形式上的女婿，虽然经丈人看中，还待博取小姐自己的欢心；要是从后窗进来的，才是女郎们把灵魂肉体完全交托的真正情人。《吃饭》：

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老的小姐，宗旨倒不在女人。《释文盲》：

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

专做文字学的功夫，好比向小姐求爱不遂，只能找丫头来替。不幸得很，最招惹不得的是丫头，你一抬举她，她就想盖过了一千金小姐。

至于一般文人，老实说，对于文学并不爱好，并无擅长。他们弄文学，仿佛旧小说里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据说是出于不得已，无可奈何。只要有机会让他们跳出火坑，此等可造之才无不废书投笔，改行从良。

读《伊索寓言》：

鸡愈吃愈肥，不下蛋了，所以戒之在贪。伊索错了！他该说：“大胖子往往是小心眼。”

有本传记中说，钱先生一九七九年访美归来，将英制烟斗赠予友人，“我自来不吸烟，好比阉官为皇帝选宫女，不知合用否？”于此或许可以看出，这样的妙喻，钱先生平日也是“曲不离口”的。《围城》中的“性”比喻：

有人叫她“熟食铺子”（Charcuterie），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

他说孙先生在法国这许多年，全不知道法国人的迷信：太太不忠实，偷人，丈夫做了乌龟，买彩票准中头奖，财钱准赢。所以，男人赌钱输了，该引以自慰。

方鸿渐洗了澡，回到舱里，躺下又坐起来，打消已起的念头仿佛跟女人怀孕要打胎一样的难受。

那记录的女生涨红脸停笔不写，仿佛听了鸿渐最后的一句，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丧失贞操。

方老先生因为拒绝了本县汉奸的引诱，有家难归，而政府并没给他什么名义，觉得他爱国而国不爱他，大有青年守节的孀妇不见宠于姑翁的怨抑。

上海是个暴发都市，没有山水花柳作为春的安顿处。公园和住宅花园里的草木，好比动物园里铁笼子关住的野兽，拘束、孤独、不够春光尽情的发泄。春来了只有向人的身心里寄寓，添了疾病和传染，添了奸情和酗酒打架的案件，添了孕妇。最后一桩倒不失为好现象，战时人口正该补充。

大家庭里做媳妇的女人平时吃饭的肚子要小，受气的肚子要大；

一有了胎，肚子真大了，那时吃饭的肚子可以放大，受气的肚子可以缩小。

掌柜写账的桌子边坐个胖女人坦白地摊开白而不坦的胸膛，喂孩子吃奶；奶是孩子的饭，所以也该在饭堂里吃，证明这旅馆是科学管理的。

孙小姐说：“这咖啡糖里没有牛奶成分，怎么叫牛奶咖啡，一定另外把奶粉调进去的。”鸿渐向那位胖女人歪歪嘴道：“只要不是她的奶，什么都行。”

旁边一碟馒头，远看也象玷污了清白的闺女，全是黑斑点。

鱼肝油丸当然比仁丹贵，但已打开的药瓶，好比嫁过的女人，减低了市价。

不幸的是，科学家跟科学大不相同，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

假使一个犯校规的女学生长得非常漂亮，高校长只要她向自己求情认错，也许会不尽本于教育精神从宽处理。这证明这位科学家还不老。

谁知道没有枪杆的人，胡子也不像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边，像新式标事业里的逗号，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我年青的时候，是有名的规矩人，从来不胡闹。”汪太太轻藐地哼一声：“你年青的时候？我——我就相信你年青过。”汪处厚脸色一红。“我在华阳大学的时候，他们有这么一比，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鸿渐听得笑起来——这一字之差不可以道理计。丫头收房做姨太太，是很普通——至少在以前很普通的事，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是干犯纲常名教，做不得的。||《围城》的五个索隐问题一、徐志摩

钱锺书和徐志摩有无交往？在一般的两人传记中都没有涉及，细部的考察我不好妄下结论，但大体可以判断为钱、徐之间没有直接交往。我查了陆文虎编的《管锥编谈艺录索引》，没有提到过徐志摩，但在《管锥编》第三册谈论“血声”时，提到《十日谈》《意大利人自述》《涡堤孩》等小说，钱锺书虽然注释说明是从原文引述，但按习惯，应该也了解《涡堤孩》的翻译情况。本书徐志摩译过，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我的朋友范世涛后来告诉我，《钱锺书英文文集》中有早年钱锺书评论吴宓诗时提到徐志摩的一段话：

Mr.Wu has twice compared himself to the late Mr.Hsu Tse-mo in his pomes.As an artist,Mr.Wu Mi is far too slovenly to be compared to that accomplished writer of charming if somewhat mincing verse.But as a character,Mr.Wu Mi is much more interesting and-the-word must out-grand.Hsu Tse-mo,for all his aestheticism and artiness,is still a baby who can enjoy innocently the pleasures of life;his first of unhappiness are those of a spoiled child who wails either because he has not got enough of sweets to eat or because he has eaten more than is good for his stomach.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吴宓先生曾两次在他的诗作中将自己与已故的徐志摩相比。作为一个艺术家，吴宓先生不很入流，根本无法与功成名就的、迷人的诗人相比，尽管诗人不乏矫揉造作的诗品，但从个性上讲，吴宓比徐志摩更有趣，甚至必须指出，（或恕我直言）也更自负。从他的审美和艺术气质上看，徐志摩仍好像处在孩童般天真地享受美好生活的阶段；他主要的忧怨，就如同一个被宠坏的孩童，要么为了吃不够糖果、要么吃得太多肚子不舒服而闹腾。

钱锺书对徐志摩诗歌的评价显然不是太高。徐志摩去世的时候，钱锺书还在清华读书，徐志摩大概不知道有钱锺书，但钱锺书肯定是知道徐志摩的。注意钱、徐的关系，有可能帮助我们理解钱锺书对新诗的判断，这个判断大体可以理解为钱锺书对新诗的评价不高，而钱锺书的这个态度，虽然我们一时见不到直接材料，但可以从钱锺书父亲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中推测出来，钱氏父子的文学观，相同处多于相异处，比如钱锺书对《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批评，与他父亲的看法基本相同，我们甚至可以猜测钱基博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有许多是受到了钱锺书的影响。

钱锺书写《围城》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把自己的文艺见解和对人物的评价，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出来，这是熟读《围城》者基本认同的一个看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围城》是钱锺书的自传。而《围城》中有两处提到徐志摩。

第一次是方鸿渐刚从国外回家省亲，在当地学校里演讲“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方鸿渐的观点是“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关于梅毒，方鸿渐说假如没有机会见到外国原本书，诸位“只要看徐志摩先生译的法国小说《戆第德》，就可略知梅毒的渊源。”这个细节完全真实。

第二次是在苏文纨家，诗人董斜川和方鸿渐、苏小姐谈到近代的诗人。董斜川提到“我那年在庐山跟我们那位老世伯陈散原先生聊天，偶尔谈起白话诗，老头子居然看过一两首新诗，他说还算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可是只相当于明初杨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怜了”。这个细节取材于1935年钱锺书在苏州和陈衍的谈话经历，不过那次臧否的多是近代文人。《围城》第一次提到徐志摩，有点讽刺意味，第二次提到就基本是一个评价性的判断了，这也大体可以理解为钱锺书对徐志摩的评价。

1932年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时，曾多次提及徐志摩，凡涉及对徐志摩的评价，基本与《围城》里的判断在一个层面上，也就是肯定中的否定。钱基博对中国新文学的评价不是很高，虽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较为系统地叙述了新文学运动初期的作家，但语气中时常流露否定的判断，钱基博著书的习惯是多引别人的见解为自己的断识。一次在引述了章士钊对新文学的评价后叙述到：“纵有徐志摩之富于玄想，郭沫若之回肠荡气，谢冰心之亲切动人，王统照之尽情欢笑”，但钱基博再引旁人的话为自己的判断：“中国新诗，至今未上轨道”。

对当时的新文学，钱基博先述胡适对白话文的提倡，再评价鲁迅的文体，他认为鲁迅的文体是“以欧化国语为建设”，钱基博引述周作人的观点来叙述：“中国散文，适之、仲甫，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平伯、废名，涩如青果。志摩、冰心，流丽清脆。”钱基博对新文学的总体评价是“一时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树人以小说，徐志摩以诗，最为魁能冠伦以自名家。而树人著小说，工为写实，每于琐细见精神，读之者哭笑不得。志摩为诗，则喜堆砌，讲节奏，尤贵震动，多用叠句排句，自谓本之希腊；而欣赏自然，富有玄想，亦差似之；一时有诗哲之目。树人善写实，志摩喜玄想，取径不同，而皆揭‘平民文学’四字以张大。后生小子始读之而喜，继而疑，终而诋曰‘此小资产阶级文学也，非真正民众也。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志摩华靡，何当于民众。志摩沉溺小己之享乐，漠视民之惨沮，唯心而非唯物者也。”钱基博的结论是“而周树人、徐志摩，则以文艺之右倾，而失热血青年之希望。”

1932年，就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出版前后，钱基博给钱锺书的信中曾有“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的告诫，对于父亲的告诫，钱锺书虽然未必完全认同，但这个判断在事实上影响了钱锺书的一生。钱锺书后来无论是写《人·兽·鬼》还是《围城》，他的主要讽刺对象基本是“新月”和“京派”文人群体，钱锺书的这个习惯有他真实的生活感受，但也可能与他对当时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评价有关，这就涉及钱锺书对自由主义思想的认同问题，他似乎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始终保持一种警惕，注意这个视角，对于深入研究钱锺书可能有所帮助。二、郭沫若

研究钱锺书的人，现在还没有特别注意到他和郭沫若的关系，一是因为直接的材料极难见到，二是间接的材料需要解释，在事实上不容易令人信服。因为凡解释出的事实，必有解释者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在其中，而见仁见智是学术研究的常态。

关于钱锺书和郭沫若的关系，我有自己的一点理解。我曾注意过钱锺书和鲁迅的关系，也是取这种间接理解方式，不一定处处坐实，但在整体判断上，对于理解他们的关系还不能说完全没有帮助。我过去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有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压力下为寻求自保，写文章批判别人极为常见，在知名知识分子中，陈寅恪和钱锺书是我常提到的反例。但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材料，是绿原的一个回忆，说在批判胡风运动中，钱锺书也写了文章，还是在《人民日报》上，但绿原因为记忆原因，没有给出原文出处，提示这个材料的人也没有给出。现在《人民日报》有电子版，如果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想来不是太难，我没有使用过电子版的《人民日报》，不知绿原的回忆是否有误？但在一般批判胡风的材料中，我确实没有看到过钱锺书的文章，这方面的材料我有相当的搜集，包括一些当时地方上编辑的批判胡风的材料。

我曾引过傅璇宗先生在《缅怀钱锺书先生》一文中回忆的事实。1984年，傅璇宗先生出版《李德裕年谱》后，给钱锺书送去一本。钱锺书对傅璇宗先生说：“拙著四二八页借大著增重，又四一六页称吕诚之丈遗著，道及时贤，惟此两处。”钱锺书在新版《谈艺录》中提到了傅璇宗的《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和吕思勉的《读史札记》。从钱锺书“道及时贤，惟此两处”，可以理解为是他对中国当代学者的一个态度，后来有人指出钱锺书提到的“时贤”，事实上并不止这两处，但再多出来，也不影响我们理解钱锺书对当代中国学者的基本判断。《容安馆札记》中有没有提到过郭沫若？我没有细查，因为原书是手迹影印，一般的查阅很难发现，大连范旭仑先生专研此书，希望他以后能在这方面有所发现，或者他已有发现而我还没有见到。

钱锺书1949年后和郭沫若在同一单位供职，郭沫若是科学院院长，钱锺书是科学院下属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以郭沫若当时的社会声望，钱锺书注意郭沫的言行，在逻辑上，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很少发现钱锺书对他的直接评价。

1979年，钱锺书访问美国，曾见到夏志清。夏志清的《重会钱锺书纪实》中有一个细节，夏志清奇怪，郭沫若“为什么要写贬杜扬李的书？”钱锺书回答：“毛泽东读唐诗，最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反不喜‘人民诗人’杜甫，郭沫若就听从圣旨写了此书。”后来虽然有人指出，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是他早年的学术趣味，并不一定是投别人所好，但这个判断即使成立，也改变不了钱锺书对郭沫若的评价，而钱锺书的这个态度，可能并不是1949年后才产生的。

我们来看《围城》第七章中的一个细节描写：“何况汪处厚虽然做官，骨子里只是个文人，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周年逝世纪念’和‘三百年祭’，一样的好题目。”

这段文字最见钱锺书讽刺风格，如果说其他文字还算一般叙述，我们不大可能索引出具体所指，但这个“三百年祭”，显然是指郭沫若的名文《甲申三百年祭》，因为“三百年”并非约定成说，钱锺书不用“二百年、四百年、五百年”，特别用了“三百年祭”，一定略有深意，至少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妄断钱锺书的心理，这个理解在学术上也可以成立，因为巧合也是写作时记忆的反映。《围城》写于1946年，而《甲申三百年祭》写于1944年，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四天，并很快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曾被列为整风文件之一，在延安和当时共产党控制地区大量发行。《围城》的叙事，凡具体事件、书名及当时风尚，皆有真实所指，而这个讽刺，也可以理解为是钱锺书对一篇名文的态度，其中可能包含了他对文章作者人格和学术的评价，不知这个理解有无道理？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台湾周锦的《〈围城〉研究》，后来李洪岩在《智者的心路历程》中专门提示过。三、曹禺《围城》里有两个细节与曹禺有关：

第一次提到：这位褚慎明原名褚家宝，成名以后嫌“家宝”这名字不合哲学家身份，据斯宾诺沙改名的先例，换称“慎明”。

第二次提到：辛楣问她怎样消遣，她说爱看话剧，问辛楣爱看不爱看。辛楣说：“我很喜欢话剧，可惜我没有看过——呃——多少。”范小姐问曹禺如何。辛楣瞎猜道：“我认为他是最——呃——最伟大的戏剧家。”范小姐快乐地拍手掌道：“赵先生，我真高兴，你的意见跟我完全相同。你觉得他什么一个戏最好？”辛楣没料到毕业考试以后，会有这一次的考试。十几年小考大考训练成一套虚虚实实、模棱两可的回答本领，现在全荒疏了，冒失地说：“他是不是写过一本——呃——‘这不过是’——”范小姐的惊骇表情阻止他说出来是“春天”“夏天”“秋天”还是“冬天”。……辛楣承认无知胡说，她向他讲解说“李健吾”并非曹禺用的化名，真有其人，更说辛楣要看剧本，她那儿有。

这段话中，涉及了两个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有名的剧作家。一个是曹禺，一个是李健吾。他们和钱锺书同出一校一系。李健吾1925年入清华，后留校任教，当时任外文系系主任的王文显的助授。

钱锺书这个比喻肯定有深意，不是随便用的，从比喻中可以判断这是对两个剧作家的评价。1981年版的《围城》在这段话下面没有注释。但1991年再版的《围城》有一个注释：“《这不过是春天》是李健吾的剧本，在上海公演过。”在《围城》中赵辛楣的身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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