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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10 2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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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永良

出版社:山东友谊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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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偶然的寻羊冒险

并非偶然的寻羊冒险试读:

引言

由于受到日本某右翼组织的胁迫,具体地说,是受到该右翼组织的首脑人物“先生”那位穿黑色西服的神秘的秘书的胁迫,与朋友共同经营着一家兼营翻译和广告的小公司的主人公,便不得不在1978年的某一天与其兼做应召女郎和耳模的女友离开东京去寻找一只背部带有褐色星形斑记的羊。

那是一只可以进入人的体内并会使其“宿主”成为一个“优秀的男子汉”的羊。1935年这只羊在中国进入一位去中国东北考察养羊业,被称为“羊博士”的日本军国主义政权的农业官员的体内。1936年这只羊离开被降级使用奉调回国的羊博士,而进入一位被称为“先生”但却正在狱中服刑的右翼组织喽啰的体内,并使其出狱后一跃而成为其实力足可颠覆国家政权的右翼组织的首脑人物。1978年它离开生命垂危的先生进入小说主人公的好友鼠的体内,而鼠则为避免其再进入其他人体内而自缢身亡与其同归于尽。

鼠生前给主人公寄来一张有关那只羊的照片,主人公与其耳模女友便以此为线索到达北海道。在他们入住的札幌市内的一家旅馆里,他们见到了那位羊博士,并根据在此得到的信息而在一个被称为十二泷的小镇的山上找到了鼠的别墅,见到了一周前已经死去的鼠,也了解了那只羊的相关信息。正当主人公为其耳模女友的神秘失踪而神伤,为自己总算可以回家向那个右翼组织交差而庆幸的时候,他发现这一切,也就是自其为寻找那只羊而启程以来一直到来到北海道之后所发生的——包括找到了鼠的别墅,见到了死后的鼠,并获知羊已被鼠迫其同归于尽等等在内的——一切,除见到羊博士令其感到意外之外,都是先生那位神秘的秘书“已经了如指掌”的,是其精心设计并“辛辛苦苦编制出来的程序”。他之所以胁迫主人公启程寻找那只羊,只不过是为了利用主人公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的“自发的自由意志”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已。但这位可以设计精确的程序,甚至可以几乎分毫不差地预知、预测、预言他人的行为和动向的秘书,却未能成功地预测自己的未来和结局,正在他洋洋得意地以为自己已经利用主人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时,他却被死后的鼠设计炸死了。

这便是村上春树所描述的被称为《寻羊冒险记》的故事,这便是该小说所描绘的小说人物,而这一作品则是该小说作者正式开始小说创作以来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二

小说作者笔下的那只羊是神通广大的。它不但可以在进入人的体内后,抹除其宿主迄今为止的意识、记忆、情感、生活理想和价值观念,而且其后还能够使其宿主“本能地”理解和掌握一种“统摄时间,统摄空间,统摄可能性的观念”,从而使其成为一个“优秀的男子汉”。而它则希望借此实现其“使人类和人类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的庞大计划”。

小说作者笔下的那只羊是具有强大的力量的。在它面前,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的价值观念都是脆弱、软弱或者说没有任何力量的。它可以征服任何人,但是首先选择的却是那些“意志软弱”者它可以使它的任何一个宿主都成为一个“优秀的男子汉”,但是,无论是谁,无论与其发生何种性质的关系,这个人便注定再也不会得到幸福和快乐。

显然,这不是一只普通的羊,甚至不是一只具有物质形体的羊它不屑于羊的世界而专注于人类社会,专注于它的改造人类社会的庞大的计划。

正如本书第一章各节所指出,就那只羊可以使其宿主“本能地了解和把握“统摄时间,统摄空间,统摄可能性的观念”来说,它表征着可以由这种观念所涵括的康德的先验哲学;就那只羊所带来的这种观念是一种“意志”而言,它表征着以康德的先验哲学为代表的理性上帝的意志;就其可以对其宿主进行“洗脑”——抹除其宿主的意识、记忆、情感等迄今为止的自我和人格,植入一种新的生活理想和价值观念——这一点来说,它是由康德的先验哲学所表征的积极的——理性的自我导向的、意志自律的——自由;而就其可以使其宿主“走希特勒的道路”,也可以使其宿主走与希特勒不同的“暗中操纵整个社会”的道路,而两者都意味着专制和不允许不同意见存在这一点来说,它是由积极的自由而导致的极权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所谓“优秀的男子汉”则不过是克服了按照最强的欲望行动的“意志软弱”,而按照实践理性的普遍性原理行动的康德的所谓“成熟的人”或者说步入“成熟状态”的人。它那“使人类和人类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的庞大计划”实际上早已实现并且自尼采高呼“上帝死了”以来,一直君临天下,甚至已经给人类社会造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等深重的灾难。

这便是“羊”,这便是那只曾经使“羊博士”满怀希望,使“先生成为右翼组织首脑,允诺主人公的好友鼠成为一个“优秀的男子汉的羊。这同时也是那只使羊博士不得不度过42年地狱般的生活,使先生无法忍受人格分裂的煎熬,使鼠为了保卫自己的天性自我不得不与其同归于尽的羊。

这只羊当然是虚构的,是作者依据其大脑中的各种有关形象,或者说根据其知识储备而虚构的。正如本书第三章第二节“寻求‘人’的尊严的艰难‘冒险’”所指出,小说作者为了塑造这只与众不同的羊利用了各方面的思想资源。具体地说,就其背部带有褐色星形斑记而言,它来自《圣经》中有关耶稣降生的传说,星形斑记是其作为(理性)上帝之子的标志;就其意味着作为“统摄时间,统摄空间,统摄可能性的观念”的某种意志来说,它来自康德哲学并体现为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所论述的那只表征着上帝(自然神)意志的“吃草的羊”;就其可以进入其宿主的体内,与其宿主合二为一这一点来说,它与英国哲学家、经验论的代表人物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所论“米利浦底羊”有关;就其“像是一个可以销铄、吞噬一切的坩埚”,它一旦进入人的体内,其宿主的“一切都会消失”,“不管是其意识还是价值观念,不管是其感情还是痛苦,一切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点而言,它与帕腊塞耳斯的《物性论》所见有关在坩埚中以化合方式制造半人半羊的怪物的记述有关。

总之,小说作者是在采摭诸家相关学说,充分利用其现有知识储备,杂合其头脑中储存的上述信息和形象的情况下,虚构了那只背部带有褐色星形斑记的羊,并以这只羊喻指以康德的先验哲学为代表的西方理性主义的、自我导向的主体主义哲学。这只羊以一个“洗脑者”的形象来到人世,它要通过倡导积极的自由,以极权主义的形式,以人的自我导向的理性改变每个人的自我和人格,从而实现其“使人类和人类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的庞大计划”。

如后所述,村上春树笔下的小说人物的生活世界虽然其支配原理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却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决定论(宿命论)的世界。由于小说作者本人不但像其《1973年的弹子球》的主人公那样是熟悉或者通晓康德的先验哲学的,同时,如后所述,他大约还是熟悉和通晓英国近代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又译“穆勒”)的功利主义的幸福理论,并如本书作者即将出版的另一部拙著《并非可逆的“世界尽头”》所指出,是熟悉和通晓英国当代哲学家、政治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的个人自由主义学说的。因此,这些小说人物除了身处强硬的决定论或者宿命论的威胁之中以外,还由于其塑造者深知先验的自我和积极的自由与天性的自我和消极的自由的根本区别,而必须像《寻羊冒险记》中的鼠那样,不得不考虑在以羊为其表征的积极的自由和极权主义的威胁中,如何维护和捍卫自己的消极的自由及其在迄今为止的生活环境中所自然形成的自我和人格的问题。三

作为小说作者,村上春树大约对特修斯之船、薛定谔的猫、拉普拉斯式的精灵、麦克斯韦小妖等自然、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领域的各种假想的“思想实验”是相当熟悉或者精通的。如后所述,这种熟悉或者精通则使他自其《小镇与其不确切的墙》以来所创作的大多数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带有验证或解释某种原理和学说的思想实验的性质。

我们知道,所谓假想的“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是自然、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各个学科的学者们为了提出问题,揭示真理,诠释原理,验证假说和判定真伪而“在心灵的实验室里进行的”、“可视觉化的”实验,是这些学者们“在头脑中设计和构造出的一套纯粹理想化的实验程序”。这种实验虽然都“不是真正的实验”,并因此而“没有经验数据支撑”,但却都“基于科学的事实和根据”,都是“用已有的原理和知识设计”出来的。不过,尽管这种思想实验因其极具“启发价值”,并“有助于解释或检验思想、情景、问题”,甚至具有“检验物理规律或预测物理现象”的功能,从而可以用来取代那些或者由于技术条件限制,或者由于在原则上根本就不可能实际进行的真实的实验,但却由于其“核心是仅仅通过思考我们就能把握本质”,因此,这种思想实验毕竟不过是“一种模拟行为”,是“以一个简化的微型实验世界来模拟更复杂的物理世界的行为过程”。正是因为如此,虽然由于人们能够在“众多思想实验中领略到伟大天才的独特智慧”,“世界各大顶级名校”“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也因此而“无不以‘思想实验’作为引子或者讲授主题”,而学子们则能够“在思想实验所带来的头脑风暴中做出顶尖的科学研究,创立顶尖的学术理论”,但究其根本,这种思想实验则不过是人们“用来考察事物本质的想象手段”,而其“实验中的仪器设备、实验对象、操作步骤等”则“都可能是在现实的基础上虚构出来的”,并因此而没有一般的、实际的科学实验所具有的积累数据、观察变化、确立关系、概括定律等等功能。这意味着这种实验虽然并非任意的想入非非,但“想象”却是其根本所在并因此而颇多虚构成分,是各个学科的学者们在其头脑中“设计和构造”的虚构的故事。事实、原理和想象、虚构的有机结合,丰富的学术知识、严谨的学术理论与奔放不羁的遐想和狂想的合二为一,是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成千上万的此类实验的本质特征,也是其令人心醉、令人神往的魅力所在。

由于具有诗意性质,含有虚构成分,并且又诉诸人们的想象力因此,假想的“思想实验”的构造和描述便与文学创作不无共通之处而村上春树则由于其大部分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明显地显示了其思想实验性质,从而表明他是一位敏锐地觉察到此类实验的本质特征和魅力所在,自觉地运用其构造方式创作小说,并因此而取得了艺术上的成功,也因此而受到读者欢迎的小说家。

在村上春树为数众多的文学作品中,最初显露了其思想实验性质的,是其发表在月刊《文学界》1980年第9期上的中篇小说《小镇与其不确切的墙》。后来被改造为《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的“世界尽头”部分的村上春树的这一小说所描述的是,一对青年男女因不满他们在“影子的国度”的“痛苦”生活,而根据其意愿和理想凭借其语言和想象力创造了一个可以得到内心“平和的生活”的“想象的小镇”,但却由于他们在这个“想象的世界”中的实际体验而发现了其生活的不尽如人意,同时也发现了在这个可以满足自己的所有愿望的世界中其实并没有其“真实的我”,其男主人公及其影子由此而不得不重返“影子的国度”的故事。

在该小说的第15章中,主人公的女友明确声明,她对于自己在那个“没有任何可以被称为实体的东西”的“想象的小镇”中的生活并不感到意外,也“并不后悔”,她之所以留在小镇上只不过是想确认一下那里的事实与自己所设想的是否一致。按照她的说法,“这就像正在读一本推理小说,有时也翻到最后一页,以确认其结果一样。”据此不难理解,这篇小说所描述的,实际上是一个可以概括为主人公走进另外一个可能世界,亲身体验其中的生活并确认其结果的故事。而类似故事,也可见于德国近代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又译“莱布尼兹”)所构造的一个假想的思想实验。

在论及其可能世界理论时,莱布尼茨虚构了一个朱庇特令大司祭忒奥多鲁斯到雅典娜的宫殿做客并受到其欢迎的情节,同时还借朱庇特的这位女儿之口说:

你在这里所看到的是在我守护之下的生命之宫。它里面所展示的不仅是一切真正发生者,而且也有一切可能者。朱庇特在现存世界开始之前便审视了这里的一切,考虑了一切可能世界并从中选择了这最好的一个。……我只须吩咐一下,我们便会看到我的父亲可能创造出的一个世界,其中包含着人们可能要求的一切;人们也可以以这种方式经验此一或彼一可能性存在时将会发生的事。

在雅典娜的“生命之宫”里展示着“一切真正发生者”和“一切可能者”,朱庇特令忒奥多鲁斯到此做客的目的,便是让其亲身体验那里的一切。实际上,朱庇特也可以随时创造一个人们所愿意看到的、完全符合人们的愿望的世界,并请他们到那里“经验”其中“将会发生的事”。莱布尼茨之所以虚构这一故事,其目的在于说明现实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其他世界虽然可能更多地,甚至是完全满足人们的一切愿望,但却都不如朱庇特选择的这一个好。

正如本书作者即将出版的拙著《并非可逆的“世界尽头”》所指出,根据村上春树的近作《1Q84》中的相关内容,我们可以确认村上春树是熟读莱布尼茨的《神义论》等相关著述,并熟悉或通晓其哲学思想的。村上春树虚构一个《小镇与其不确切的墙》的故事,是为了“像正在读一本推理小说,有时也翻到最后一页,以确认其结果”,而莱布尼茨构造上述思想实验则是为了“以这种方式经验此一或彼一可能性存在时将会发生的事”。在村上春树虚构的故事里,那个“想象的小镇”中虽然没有任何“实体”,也因此而没有人们那个“真实的我”,但其主人公的三个愿望——即追寻儿时的女友;逃避“影子的国度”的生活痛苦;寻求内心“平和的生活”——却是全都得到了满足和实现的。与此相对应,在莱布尼茨的思想实验中,朱庇特也是可以创造一个“其中包含着人们可能要求的一切”的世界,从而满足人们的所有的愿望的。尽管由于两者一为文学作品,一为哲学和逻辑学上的思想实验,其主旨和论证方式及其结局均有很大不同,但虚构故事,确认结果,验证可能,揭示真理却是两者的共同之处,而这又与前述假想的思想实验的本质特征不谋而合。据此我们不难判断,村上春树《小镇与其不确切的墙》的创作是与其受到莱布尼茨前述思想实验的影响不无关系的。他的这一小说就其主旨而言,实际上就是一个效仿莱布尼茨而验证人们在其所有的愿望都可得到满足的可能世界中,是否能够有意义地生活,如此生活的人们是否还有其真实的自我等问题的假想的思想实验。

由于在创作《小镇与其不确切的墙》的过程中受到莱布尼茨前述思想实验的启发,同时又认识到“科幻小说就是具有高度文学性的思想实验”,于是,像独角兽、小小人、两个月亮的世界等等诸如此类的、被认为是子虚乌有的、虚幻的事物,便以其与传统的神魔、志怪小说、近代的浪漫主义文学、现代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和科幻小说中的虚幻的事物完全不同的形式,堂而皇之地走进了村上春树的小说之中。由于发现了思想实验的构造方式可以转用于小说创作,而像薛定谔的猫等诸如此类的思想实验则只能是“基于科学的事实和根据”,运用“已有的原理和知识”进行的虚构,而不可能,更不需要以现实社会生活为其素材。于是,从《小镇与其不确切的墙》开始,村上春树便找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小说创作方式,而其此后所创作的大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则在不同程度上,甚至是完全拒绝以现实社会生活为其素材,即使在其此类素材较多的少数作品中,这种素材也仅仅是作为其思想实验的故事性因素而并不构成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由此,寓意深刻却晦涩难懂,隐含对困扰人类社会的各种难题的深刻反思与追问却与现实社会几无直接关系便成为其所创作的此类文学作品的本质特征。

正如各种思想实验,因其“核心是仅仅通过思考我们就能把握本质”,并因而只能诉之于人们的逻辑思维和理性反思,而极少人类感性和情感因素作用其中一样,村上春树以近乎此类实验的构造方式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也凝结着对各种哲学难题进行反思和追问的智慧和睿智,并且只能以理论理性和逻辑思维依据相关知识和原理对其进行解析而难以借助现实社会生活背景对其进行诠释。于是,从“具有高度文学性的思想实验”这个角度上我们便不难看到,在村上春树与《小镇与其不确切的墙》同时或在其后创作的文学作品中,《袭击面包店》和《再袭面包店》实际上并非以叙说强盗们的抢劫经历为目的,而是验证了现代人类在其行动的自由和意志的自由方面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寻羊冒险记》和《舞!舞!舞!》并非以讲述主人公的寻羊冒险经历和再访海豚宾馆的传奇故事为目的,而是验证了关于偶然与必然、自由与宿命的二律背反;《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并非以叙述其主人公在两个不同世界的不同遭遇为目的,而是揭示了理想与现实、个体与世界的各种错综复杂但却绝不可逆的形而上的关系。从同一意义上来说,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和《天黑以后》虽然涉及少年的离家出走及其杀父淫母的悲剧和旅日华人的悲惨遭遇,但其主旨却均在于论证人类或者某种神性存在的预言、预知与其无力干涉,也无可改变的事件进程的关系;在《1Q84》中出现的并非臭名昭著的麻原彰晃,该书也无意对其罪恶行径进行价值评判,而是通过据此虚构的故事内容而诠释了个体人类与各种可能世界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验证了伯林的多元主义和莱布尼茨的“前定和谐”原理;甚至其中穿插了许多恋爱故事并多有涉及现实社会内容的《挪威的森林》,也并非专注于青年们的失望和自杀,而是通过那些尚未成年的人们的恋爱和自杀诠释了现代人类的性与爱的分离,验证了作为人类宿命的表征的死的悬临。

虽然因其具有高度的诗意性质而不得不归类为小说家言,但究其根本,却是基于自然、人文和社会三大知识领域的“科学的事实和根据”,利用与此相关的各种知识进行的虚构,并暗合其“已有的原理”;尽管并非绝无取自现实社会生活的素材,但此类素材却只能是作为其提出问题,揭示真理,诠释原理,验证假说和判定真伪的佐证和根据;虽然并非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刻意刻画和描绘,但却无处不在提醒人们注意自己所不得不面对的、涉及全人类的各种带有根本性质的困境和难题。这便是村上春树的文学创作与众不同的鲜明特点之一,也是其此类文学作品不同一般的特质所在。据此我们甚至可以说,村上春树的大多数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所追求的是其作为逻辑命题的真伪,是小说作者对现代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困境和难题的理性刻画和揭示,而并不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再现和反映。而之所以如此,究其根本则除了其近乎逻辑学家和哲学家的睿智和知识结构之外,其近乎思想实验的思维和创作方式则不能不说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四

正如本书作者即将出版的拙著《并非可逆的“世界尽头”》所指出,村上春树《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主人公关于“世界尽头”“是一个可能性的世界,这里什么都有,也什么都没有”之论,说明村上春树无疑是熟悉由德国近代哲学家莱布尼茨首次使用的可能世界概念,并通晓其后出现的、模态逻辑中的可能世界理论的。因此,其笔下所刻画的各种文学世界实际上便是各种不同——有时甚至是根本性质完全不同——的可能世界。而这些可能世界之所以有其基本性质方面的根本不同,则是因为支配这些可能世界的根本原理的不同而导致的。

如后所述,在村上春树的近作《1Q84》中,作为日本某宗教团体的领袖人物的深田保在论及其所谓“善恶平衡”原理时声称:“不论是在哪个世界,这个原理都不会改变。”这说明在小说作者的心目中,其笔下的任何可能世界都是由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的、普适的原理所支配的。而作为这种普适的原理之一,在村上春树的小说中首先出现的是因果规律。

如本书第二章第二节“寻‘羊’冒险的偶然与宿命”所指出,在村上春树的《寻羊冒险记》中,在论及其构造的关于偶然和必然、自由与宿命的二律背反时,该小说的主人公就其二律背反中的(b)命题说:

我们是被身后已经过去的“一切”和还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眼前的“零”夹在中间的瞬间性的存在。在这里,既没有偶然,也没有可能性。

这里的所谓“眼前的‘零’”与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有关,指的是当下的感觉。而其所谓“身后已经过去的‘一切’”则与因果规律有关。关于这一点法国近代著名物理学家拉普拉斯认为:

我们应该把宇宙的目前状态视为其先前状态的结果和继后状态的原因。在某个给定的时刻,一位精灵把握了驱动自然界的所有的力和构成自然界的所有物体的状态,如果他的智慧大到足以对这一切资料进行分析,他就能够将宇宙中最为庞大的物体的运动和最为轻微的原子的运动囊括进同一组公式中。对于这样一个精灵,没有什么东西是不确定的,未来像过去一样,都将呈现在他的眼前。人类的心灵,就它迄今在天文学上表现的完美性而言,只是稍微展示了这个精灵的能力。

而我国学者也据此指出:

任何充分的原因都使得其结果必然发生。

这个原因包括两个要素:一个事件之前的世界的(有关)状态或者简称“过去“和恒定不变的自然规律。该论证(指物理、因果、科学决定论论证——引者)的一个中间结论是,由于过去是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也是不可变更的,两者合起来就把现在(以及未来)确定下来。这蕴含着,任何一个人在做某个行为时,他只能做这个行为,不可能有其他可供选择的行为。

据此可知,《寻羊冒险记》主人公所谓我们“身后已经过去的‘一切’”,实际上是指“一个事件之前的世界的(有关)状态”或“先前状态”,其所谓“还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眼前的‘零’”,则是指“目前状态”、“继后状态”,也就是“现在(以及未来)”,而该主人公之所以说“在这里,既没有偶然,也没有可能性”则是指“现在(以及未来)”的状态都是已经根据过去的状态和因果规律而确定的,是没有任何疑义的。而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其所谓“身后已经过去的‘一切’”像我国学者所谓“一个事件之前的世界的(有关)状态”或拉普拉斯所谓“先前状态”一样,是作为“还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眼前的‘零’”的原因而出现的,“身后已经过去的‘一切’”加上因果规律便决定了当前和今后的一切,当前和今后将发生什么或者不发生什么都是确定的、无可怀疑的,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就“既没有偶然,也没有可能性”了。

显而易见,像拉普拉斯的前引引文被认为是有关强硬的因果决定论的经典表述一样,《寻羊冒险记》的主人公在这里所表述的也是有关强硬的因果决定论的内容。这说明,这位主人公所生活的世界有可能是一个由因果规律所支配的世界,而如后所述,这位主人公的寻羊冒险的结局―其所有的行动和结果都是被一个异己的外在力量所“已经了如指掌”的―则无疑是以其实际的行动历程而证实了这一点。

在村上春树的小说中,此类世界是经常出现的。其《再袭面包店》的主人公之所以说“说了的事情就是已经说了,因此而发生了的事件就是已经发生了的事件,如果从其他人眼里看来,那一事件有些奇妙的话,我认为其原因是应该而且能够在包合了事件的总体性状况存在中找到的”;其《天黑以后》的叙事者之所以说“在我们周围,原因和结果相互拉手,整合与解体保持均衡。归根结底,一切都是在无从触及的深壑那样的场所展开的”,并因此而是“我们的原理全然无能为力的”,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小说人物的生活世界是一个由因果规律所支配的强硬的决定论的世界的缘故。

我们知道,虽然同属物理世界,但热力学所描述的世界与动力学所描述的世界是不同的,而两者之所以不同就在于支配热学世界的自然规律与支配经典物理学世界的自然规律是不同的。而两类自然规律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以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增定律―为代表的热学规律是揭示一切事物的自发变化过程的不可逆性质的,而在该定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耗散结构理论则是揭橥世界的演化、发展及其偶然性的。

在村上春树的小说中,第一次明确出现由热学规律所支配的世界,是在其《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该小说主人公的影子在论及“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根本性质的不同时,提出了他对“世界尽头”的最大质疑。他说:“熵是恒增的,而这个小镇究竟将其排放到什么地方去呢?”正如本书作者即将出版的拙著《并非可逆的“世界尽头”》所指出,据其诘问可知,村上春树及其笔下的小说人物是熟悉并通晓热学规律和热学理论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这两个可能世界的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前者是由熵增定律所支配但不适用耗散结构理论的,而后者则不但受熵增定律支配,同时还是适用耗散结构理论的;前者是僵化、静止、停滞不前,有可能并实际上正在走向“热寂”的,而后者则是演化、发展、生生不息,但同时又是按照“熵增序减”规律而逐渐走向无序的。

除自然规律之外,村上春树笔下的另外一种支配原理是只能适用于人类社会并支配人类的社会生活的。从不能同时支配物理世界和人类社会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甚至可以称此类原理为“人文原理”,而这就是其所谓“善恶平衡”原理。

我们知道,关于善恶的相对性和善恶平衡的观点,是在村上春树的近作《1Q84》中出现并招致颇多非议的。在该小说中,那位作为日本某宗教团体的领袖人物而出现的深田保,在面对预谋行刺的女主人公青豆时,发表了涉及许多重要哲学问题的长篇演说,而关于善恶平衡的问题便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关于这一问题,深田保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善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不断改变所处的场所和立场。一个善,在下一瞬间也许就转换成了恶,反之亦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描写的,正是这样一个世界。重要的是,要维持转换不停的善与恶的平衡。一旦向某一方过度倾斜,就会难以维持现实中的道德。……平衡本身就是善。我为了保持平衡必须死去,便是基于这样的意义。

据此可知,在善恶平衡的问题上,深田保的基本观点是善恶的平衡本身就是善。这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平衡,现实生活中的道德观念便难以维持。不过,在深田保看来,就像善恶本身便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样,这种平衡也是据此而必须适时调节的,否则便会“向某一方过度倾斜”,从而造成善恶失衡。至于善恶比例之所以可以得到调节,善恶之所以能够维持平衡,则是因为每当某种力量“肆虐”时,“就一定会有补偿作用产生”,某种存在或者意志“越是运用这种力量,与之抗衡的力量越会自动增强”,世界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保持着微妙的平衡”的。深田保声称“不论是在哪个世界,这个原理都不会改变”,从而将其视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的、普适的原理。

据此不难理解,深田保所论两种力量的抗衡问题虽然并不仅仅限于善恶,但善恶问题却的确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深田保的这些观点涉及哲学史、宗教史和伦理学史上的许多重要观念,无疑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但在这里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则是,其所谓善与恶的不停转换,也即善与恶的动态平衡问题。据前引引文可知,在深田保看来,善与恶是“转换不停”的,而由于善、恶的“转换不停”,它们之间的比例和平衡关系也只能是“转换不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其所谓“微妙的平衡”实际上便是一种动态的平衡。而两种力量之间,或者说善与恶之间的这种平衡,正是英国哲学家、政治思想史家伯林所倡导的。

在论及全球文化的多元性,论及由于文化的多元性而导致的各种价值观念的冲突时,伯林说:

在社会或者政治方面,总会有冲突发生;由于绝对的价值之间必然会有矛盾,这就使得冲突在所难免。然而,我相信,通过促成和保持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状态,这些冲突可以降低到最小;这种不稳定的平衡会不断遭到威胁,也不断需要恢复——而这一点……恰恰就是文明社会的前提,是合乎道德的行为,否则,我们人类就必定会不知所终了。

由于文化是多元的,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善恶观念也是各不相同的。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成长起来的人,其所各自认定的“绝对的价值”是难免发生矛盾和冲突的。要保持文明社会的发展,就需要在各种文化体系、价值体系之间“保持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以便使各种文化体系、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降低到最小”,这是一种“合乎道德的行为”,同时也是“文明社会的前提”。这种平衡之所以是动态的、“不稳定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则是因为它是“会不断遭到威胁,也不断需要恢复”的,而不断对其进行适时调节,以保持和维护这种平衡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我们人类的“最佳选择”。正是由于如此,伯林才屡屡提及并反复强调:“或许我们所能做的最佳选择就是,努力在不同的人类群体的不同渴望之间寻找某种平衡(显然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

将伯林此论与前述《1Q84》中的深田保的善恶平衡论相对照我们不难发现,两者之间不但在将平衡视为一种基本原理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而且在平衡的动态性质及其形成原因、平衡的保持和维护的重要性等方面的认识也是一致的。这就是说,后者所谓“对我们的生活世界来说最重要的,是善与恶的比例保持平衡”,实际上就是前者所谓“促成和保持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状态”“恰恰就是文明社会的前提”;后者所谓“平衡本身就是善”,实际上就是前者所谓平衡是一种“合乎道德的行为”;后者所谓“转换不停的善与恶的平衡”,实际上就是前者所谓“不稳定的平衡状态”。显而易见,后者的这些方面的论述都是据前者而来的。

据此不难理解,作为小说人物,深田保之所以有其善恶相对论和善恶平衡论,其原因尽管不排除小说作者受诺斯替宗教二元论和莱布尼茨“前定和谐”思想以及逻辑实证主义的道德主观主义和道德怀疑论影响的因素,但在前述几个方面却毫无疑问是小说作者受到伯林相关思想影响的结果,而作为支配其笔下的小说人物的生活世界的“善恶平衡”原理便是这样形成的。

正如鉴于热力学和动力学的不同,英国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A·S·Eddington, 1882-1944)不得不把自然规律分为支配单个粒子行为的一级规律和适用于原子和分子的集合的二级规律,并将牛顿运动定律视为前者,而将熵增定律视为后者一样,也正如爱丁顿和爱因斯坦都将熵增定律视为最高层次的自然规律一样(爱丁顿认为:“熵总是增量的原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地位,我认为在自然定律中应该是最高的。”而爱因斯坦也认为:“熵理论,对于整个科学来说是第一法则。”),在村上春树所刻画的各种不同的可能世界中,其迄今为止所出现的,包括因果规律、熵增定律、耗散结构理论和善恶平衡原理等在内的各种支配原理,也都是有其层级和高低之分的。

在村上春树笔下的小说人物所生活的世界中,其最高层级的支配原理是善恶平衡原理。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1Q84》的两位小说人物的相关论述中得到印证。

在论及《1Q84》中尚未转变为宗教团体领袖的深田保的思想和行为时,作为文化人类学者而出现的、该小说中的戎野隆之说:“深田就是要在高岛塾这种体系中追寻乌托邦。……不用说,乌托邦之类的在任何世界里都不存在,就像炼金术和永动机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一样。”而在论及该小说中的“1984”和“1Q84”这两个可能世界的根本不同时,深田保则对青豆说:“原因与结果式的理论方法,在这里(指“1Q84”―引者)是苍白无力的。”据此可知,该小说中的“1984”实际上是一个受因果规律和熵增定律双重制约的可能世界。同时这也说明在转变为宗教团体领袖后的深田保的心目中,受善恶平衡原理支配的“1Q84”是高于“1984”的。而这也意味着在村上春树迄今为止所刻画的各种可能世界中,善恶平衡原理是一个比因果规律和熵增定律具有更高层级的支配原理。

虽然同属人类对于热力学所描述的物理世界的一种认识,但在村上春树所刻画的各种可能世界中,耗散结构理论在层级上却是高于熵增定律的。这一点可在其《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得到明证。

在论及虽然都受熵增定律支配,但却有是否能够适用耗散结构理论之别的“世界尽头”和“冷酷仙境”时,正如本书作者即将出版的另一拙著所指出,《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主人公的影子是根据耗散结构理论而断定“世界尽头”“是不自然的、是错误的”。据此不难确认,在这位小说人物的心目中,无论是熵增定律还是耗散结构理论虽然都是人们对于热学世界的一种认识,但在层级上,耗散结构理论却是高于熵增定律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对无法适用耗散结构理论的“世界尽头”作出上述结论。

综上所述不难理解,除关于耗散结构理论与善恶平衡原理之间的关系,关于善恶平衡原理是否高于耗散结构理论或者恰恰与此相反,因其在村上春树的小说中未见述及,并因将善恶平衡视为世界的支配原理这一点为村上春树小说所独见,从而无法据其他资料推导尚不得而知之外,在迄今为止出现在村上春树小说中的各种支配世界的根本原理中,我们可以确认层级最高的是善恶平衡原理,其次则是熵增定律和因果规律。由于熵增定律高于因果规律这一点,可根据前述爱丁顿和爱因斯坦所论而约略推知,因此,在村上春树的小说中,在层级上高于熵增定律的耗散结构理论也自然高于因果规律。

如前所述,村上春树笔下的《天黑以后》的叙事者是认为,“在我们周围,原因和结果相互拉手,整合与解体保持均衡”的,在这种支配原理面前,作为人类内在尺度的“我们的原理”——也即人们的需要、欲望和目的——是“全然无能为力的”。正因为如此,在其笔下的小说人物看来,是否符合其生活世界的支配原理就不但是他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同时也是他们判断其行动是否会成功的根据。这正像《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主人公的影子根据耗散结构理论而断定“世界尽头”“是不自然的、是错误的”一样。

正如本书第三章第三节“塑造个人生活的强烈愿望与冷酷无情的卡夫卡式的宿命”所指出,在村上春树的笔下,其小说人物有许多是有着足以改变其人生轨迹和生活现状,实现其生活愿望和生活理想的天赋和才能的。《1Q84》中的天吾在数学、柔道、音乐等方面有着极高的天赋,其数学才能甚至在其儿时便已显露出来并因此而被称为神童;青豆则不但擅长体育,对人体结构了如指掌,而且甚至能够通过一种不留任何痕迹的方法轻而易举地置人于死地;而牛河则更是精于逻辑推理,作为一个出色的侦探,他甚至有着他人所无法企及的敏锐的直觉能力和判断能力。但是,尽管如此,其结果却正如《1Q84》的叙事者所指出,在川奈天吾所生活的世界中,“纵然细微的事实多少会变更,但说到底,天吾这个人走到哪里都只能是天吾”,也正如意识到自己无法改变,也无力改变其人生轨迹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主人公所慨叹:“我自身无处可去,我自身待在这里,总是等待着我的归来。”

我们知道,像《1Q84》中的深田保甚至可以知悉青豆极为私密的心理活动,并能阻止其某些肌体运动一样,在村上春树的笔下,又有许多小说人物是有着某种可以预知、预测、预言他人行动及其结果的特殊能力和“自然智慧”的。但是,正如本书第三章第四节“比人类理性更高的智慧与无可改变的宿命”所指出,无论是《寻羊冒险记》主人公的耳模女友,还是《舞!舞!舞!》中的阿雪,无论是《1Q84》中的深田绘理子,还是其父深田保却都是无力干涉事件的进程,也无力改变自己和他人的命运的。他们的那种预知、预测、预言能力,不但印证着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决定论的世界,同时也印证着由其生活世界的支配原理所决定的人们的命运是无可改变的,即使是具有比人类理性更高的智慧和能力的某种神性存在,对于这种原理的支配和统治也是无能为力的。

之所以如此,则如莱布尼茨所指出:“一切都是预先肯定和确定的”,“一切都按此一方式排定了秩序”。这就是说,当某种规律、原理已经形成,当世界已经基于这种规律和原理而被“排定了秩序”的时候,即使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也是“当然不可能对世界作任何改变”的。显而易见,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到莱布尼茨和法国近代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 1596-1650,又译“勒奈·笛卡儿”)对小说作者的强烈影响。这是因为正是笛卡尔认为一个世界中的所有物体都服从其所谓“上帝”创造物质和世界时赋予物质的机械运动规律,由于“上帝创造的就是一个有规律的世界”,因此上帝在“创造之后不但不任意改变,而且永远协助这个世界遵循其规律运动”。而莱布尼茨则认为:“上帝的创造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使可能变为现实”,上帝并不是“从虚无中任意创造世界,而是根据最佳原则,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选择最佳者,并使之产生”。当上帝从无数的可能世界中选择他认为最好的并使之实现出来成为现实世界时,“在这个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一切及其作用和结果已经包含在这同一个作为可能的世界之世界的观念之中了”。这就是说,上帝已经以其智慧预见到,并以其善良意志容许这个现实世界中所可能发生的一切。因此,莱布尼茨认为,“现实世界被创造出来之后,上帝没有必要,而且具有最高智慧的上帝也不会干扰世界的秩序和和谐”,而是让世界按照他所赋予的规律和法则运行。这似乎又与上帝的权能不无关系,这是因为在莱布尼茨看来,“上帝的权能是受限制的,虽然他能创造奇迹,但他并不能改变一切,更不能做那种不可想象的事情。”

世界一经选择或创造,便是“上帝”也无从改变的;事物一旦发生变化,事件的进程便是最高的智慧也无力干涉的。在村上春树笔下的可能世界中生活的人们,自然更是无法以其有限的理性去干涉和改变这一切的,尽管有时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比人类理性更高的智慧、更强有力的能力。于是,虽然不无塑造自己个人生活的强烈愿望,但却由于在支配其生活世界的根本原理面前他们最终只能俯首帖耳,唯唯诺诺,因此,如后所述,村上春树自其《寻羊冒险记》之后所塑造的各类小说人物,便不但失去了他们的能动性和可能性,同时也失去了其作为一个人类成员所赖以自立的、“超越于一切价值之上,没有等价物可代替”的尊严。五

正如本书第三章第一节“追问‘我是谁’的漫长旅途”所述,《寻羊冒险记》的主人公及其前妻关于人体细胞的讨论,与罗马帝国时代的普鲁塔克于公元75年所构造的思想实验“特修斯之船”一样,其所追问和反思的其实是一个事物在其不断变化过程中的自身同一性问题。这显示该小说也是小说作者利用某种近乎假想的思想实验的构造方式而创作的。实际上,如前所述,也正如本书第三章第二节“寻求‘人’的尊严的艰难‘冒险’”所指出,该小说以其主人公等小说人物的一切行踪都是可以被一个异己的、更高的智慧所预知、预测、预言的形式,证明了这位主人公所构造的那组二律背反中反映意志自由论者观点的(a)命题的不能成立,同时也证明了其中的(b)命题,也就是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的“笼子找鸟”式的宿命论的正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该小说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以虚构故事,提出问题,确认结果,验证可能,揭示真理为目的,并“对当下问题模拟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的、近乎大型的思想实验的“叙事模拟”。

不过,如后所述,与此相比更为重要的则是,通过该小说的创作村上春树找到了一个可以据此持续不断地进行文学创作的主题,也找到了一条可以贯穿于其此后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中的主线,从而使其《寻羊冒险记》与其此后所创作的大部分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都明显地带有一种相通的思想倾向。

正如本书第三章第三节“塑造个人生活的强烈愿望与冷酷无情的卡夫卡式的宿命”所指出,尽管几乎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同时也存在着是否愿意改变其迄今为止业已形成的自我和人格的区别,但无论是《寻羊冒险记》的主人公及其好友鼠,还是《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主人公,抑或其近作《1Q84》中的天吾、青豆、牛河等村上春树笔下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中的主要小说人物,却都是有其期冀毫无障碍地发展自己的天性,希望能够能动地塑造其个人生活的强烈愿望的。

他们或者像《寻羊冒险记》中的鼠一样,“喜欢浪迹萍踪”,以期在不改变自己的天性自我的情况下实现其生活愿望;或者像《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主人公那样曾经“进行过变革自我的训练”,以便使自己能够“度过与我自身的自我相适相符的有益人生”。其极端者,如《海边的卡夫卡》的少年主人公和中田老人、星野青年以及《舞!舞!舞!》中的五反田,其所追求和向往的则只不过或者是加入普通人的行列,“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成为普普通通的中田君”,或者是渴望像普通人一样得到“爱,以及平和安稳、美满的家庭,单纯的人生”。如前所述,在这些小说人物之中,有些人―如《寻羊冒险记》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主人公、《舞!舞!舞!》中的五反田、《1Q84》中的天吾、青豆、牛河―是有着足以改变其人生轨迹和生活现状,实现其生活愿望的天赋和才能的。而另外一些人―如《寻羊冒险记》主人公的耳模女友、《舞!舞!舞!》中的阿雪、《1Q84》中的深田保父女―更是有着某种高于人类理性推导能力的“自然智慧”,从而可以未卜先知,能够预知、预测、预言他人的行动及其结果。同时,不管其能力如何,不管其对世界和未来的认识与态度如何,他们都是希望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实现其生活愿望和生活理想的。

然而,愿望尽管可以是炽热的,期冀也可以是强烈的,才能和天赋也尽管可以是充分的,但是,对于村上春树笔下的那些主要小说人物来说,他们的这种渴望却是无法实现的,他们的期冀也是不可能不落空的。《寻羊冒险记》中的鼠,在该小说所描绘的那只羊进入其体内并试图抹杀他的天性及其独特的人格时自杀了。他的自杀印证了在其生活的世界中,他绝不会找到可以满足自己的愿望的道路,也绝不会有实现自己的生活理想的任何可能性。而《海边的卡夫卡》的少年主人公也像鼠一样始终无从找到生活的意义;学识丰富的大岛当然不可能看到生活中的正义和公正;至于中田老人和星野青年则或者在其尚未成为“普通人”时便已去世,或者仍在一如既往地为生活而奔波……

由于愿望的无法实现,由于人生只能如此,《1Q84》中的川奈天吾最后只能对自己妄自菲薄,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没有价值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是我自己毁了自己”。而《舞!舞!舞!》中的五反田则根据其“真正希望的却得不到”的实际情况,终于像该小说中的阿雪意识到自己总是被“某种非常巨大的东西所捉弄”一样,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一个木偶而已”。

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小说人物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决定论的世界,甚至是一个关于决定论问题的强硬的决定论者所看到的世界。如后所述,在这样的世界中虽然其支配原理可能会有所不同——或者是因果法则,或者是熵增定律,或者是“善恶平衡”原理,但无论由何种原理所支配,在其生活的世界中,人们却都是没有其自由意志,也没有其选择的自由的,而这决定了此类世界中的那些小说人物的人生,是一种被某种“非常巨大的东西”,被某种无形的、巨大的力量所规定、所左右的人生。如前所述,这正如《1Q84》的叙事者所指出,在川奈天吾所生活的世界中,“纵然细微的事实多少会变更,但说到底,天吾这个人走到哪里都只能是天吾”,也正如意识到自己无法改变,也无力改变其人生轨迹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主人公所慨叹:“我自身无处可去,我自身待在这里,总是等待着我的归来。”实际上,他们也都像这位主人公所描绘的那条船舵弯曲了的小船一样,虽然努力前行,但最终却总是确定无疑地回到其原来出发的地方。

我们知道,所谓决定论,其“一般概念是:世界的未来是在一个不可避免的模式中确定下来的”。而强硬的决定论者则认为:“世界是决定论的,自由与决定论不相容,因而人类的决策和行动都是不自由的”。不难理解,我国学者所说的这种决策的自由便是意志的自由,而按照“意志自由论者”的定义,意志的自由涉及两个基本要素,这就是:“自我决定和可供取舍的可能性。”这说明,一个人们无法根据自己的意志做出任何决策和决定,没有进行自由选择的任何可能性的世界便是一个决定论的世界,是一个没有人的尊严,没有人的能动性的强硬的决定论的世界。

正如本书第三章第三节“塑造个人生活的强烈愿望与冷酷无情的卡夫卡式的宿命”所指出,村上春树笔下的许多小说人物,都是像找到鼠在山中的别墅后的《寻羊冒险记》的主人公一样,是希望能够“放声大哭一场”的。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他们都已经意识到其所有的选择、决定和行动都是被他人所“已经了如指掌”的,是可以被他人以其某种“自然智慧”或者精心设计并“辛辛苦苦编制出来的程序”所能够精确地预测、预知、预言的。这说明,从其心理活动和实际行动都具有这一特点来说,他们的生活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在某种“模式中确定下来的”、必然的、决定论的世界,这正如伯林所指出:“如果X能预测Y的全部行为,而Y能预测X的全部行为(而他们并不相互告知他们的预测),这就是决定论所要求的一切。”

在论及自由选择时,我国学者曾经指出:“有限的选择对人来说,拥有极为可怕的强迫性。”而这种强迫性之所以“可怕”,则在于它夺去了人们的能动性,更夺去了人们所赖以自立的尊严。村上春树笔下的小说人物之所以大多失去了其“可供取舍的可能性”,其原因就在于小说作者本人清醒地意识到了自由选择的重要性。

在谈到自己的生活处境时,《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主人公声称他按照自己的意志而选择的,“只有两件事:原谅了博士,未同其孙女睡觉。”而《舞!舞!舞!》中的五反田则不无愤懑地说:“我是没有选择自由的,什么也选择不了。”至于《1Q84》中的川奈天吾,则在其观察到夜空中有两个月亮,意识到世界已经转换时,认识到自己之所以有如此身世和遭遇,其原因就在于“眼前的新的世界,不管由来如何,自己恐怕都必须默默接受,绝无选择的余地。即使是在那个从前有过的世界里,也没有选择的余地”。不言而喻,如果说,“自由不仅在本体论上要求‘可供取舍的可能性’(alternative possibilities),也要求我们在那种类型的可能性中进行有效选择的能力”,那么,这些小说人物的没有任何可供取舍的可能性的前述生活处境,也无疑印证着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必然的世界,是一个没有人的尊严和任何“选择的余地”可言的强硬的决定论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如前所述,也正如《天黑以后》的叙事者所指出的:“在我们周围,原因和结果相互拉手,整合与解体保持均衡。归根结底,一切都是在无从触及的深壑那样的场所展开的”,并因此而是“我们的原理全然无能为力的”。

由于意识到其生活世界的根本性质是决定论的,而这种决定论又是与人们的行动自由和意志自由不相容的。因此,在村上春树的笔下,其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中的主要小说人物又大都是否认人类有其行动的自由和意志的自由的。《海边的卡夫卡》的少年主人公,在离家出走感受到了难得的自由时,却不得不满怀疑虑地自问:“孤身一人住在陌生的地方,如丢了指南针丢了地图的孤独探险家。莫非这就是自由的含义?”而《1Q84》的女主人公青豆则常常自问:“人获得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少年主人公的疑问,在《海边的卡夫卡》中,是那位满腹经纶的大岛为其指点迷津的,她说:“一切都是幻想。假如真给予自由,人们十有八九不知所措。这点记住好了:人们实际上喜欢不自由。”而《1Q84》中的青豆在其深思熟虑之后得出的结论却是“(自由)就是从一个牢笼里巧妙地逃出来,其实只是置身于另一个更大的牢笼”之中罢了。

显而易见,在一个没有任何可以能动地进行自由选择的世界中,在一个表面上虽可选择,但其行动及其结果却均可被他人所精确地预测、预知、预言的,必然的世界中,村上春树笔下的主要小说人物自然不可能实现他们的生活愿望,同时也只能像《舞!舞!舞!》中的五反田所已经清醒地意识到的那样,是一些失去了人的尊严而任凭某种无形的外在力量所任意摆布的“木偶”,这正如伯林所指出:“木偶们也许会意识到这是一个他在其中被分配有角色的不可避免的过程,并愉快地认同于这个过程:但它依然是不可避免的,而他们仍然是牵线木偶。”

这一切都是从村上春树的《寻羊冒险记》开始的,是从该小说的主人公效仿康德而构造了其涉及偶然与必然、自由与宿命的二律背反开始的。

正如本书第二章第一节“偶然大地的卡夫卡式的彷徨”所述,在迫于黑暗势力的淫威而不得不踏上寻羊冒险的旅途之际,该小说的主人公就其使用了那只背部带有褐色星形斑记的羊的照片一事,构造了一组由反映意志自由论者的观点的(a)命题和论证卡夫卡原罪式的宿命论观点的(b)命题所构成的二律背反。而正如本书第三章第二节“寻求‘人’的尊严的艰难‘冒险’”所指出,当该小说的主人公在其耳模女友引导下据其智慧和自由意志,历经千辛万苦,风尘仆仆地到达他的目的地时,他才发现这一切竟然都没有超出一个异己的力量所精心设计并“辛辛苦苦编制出来的程序”的演算范围。于是,主人公所构造的那一组二律背反,通过该小说的这一结局而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和说明,但其结果却显示(a)命题,即所谓“和平的世界中的和平的偶然”是不能成立的,只有(b)命题,即所谓某种东西一直在“等着我”这种“一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式的宿命论,才是符合小说主人公那寻寻觅觅的“实践”的。

我们知道,人类的行动并不影响事件的进程,人们无论如何努力其最终结局都是相同的这种认识是一种典型的宿命论观点,这正如伯林所指出:“宿命论的含义(或暗示)是这样一种观点:人类所做的决定仅仅是一种副产品、附带现象,无法影响独立于人的愿望且遵循其自身不可更改的进程的事件。”也正如我国学者所指出:“任何努力都无法改变最终的结果,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宿命论的结论。”据此不难理解,无论是卡夫卡的“笼子”找“鸟”,还是村上春树的某种东西一直在“等着我”之类命题都是指无论人们如何行动,其结果都是相同的,其结局都是早就被准备好了的。这无疑是一种宿命论的观点,是一种有命定的自由等类似于原罪的因素干预其中的宿命论观点。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如前所述,也正如本书第二章第二节“寻‘羊’冒险的偶然与宿命”所指出,《寻羊冒险记》主人公所构造的(b)命题虽然与卡夫卡笼子找鸟式的宿命论有关,但其关于该命题的前提说明,即其所谓“我们乃是被身后的‘一切’和眼前的‘零’夹在中间的瞬间存在。既无偶然性,又无可能性”这一论述却是源于拉普拉斯的决定论的,是针对强硬的因果(物理、科学)决定论而言的。

在论及宿命论与决定论的关系时,伯林指出:“宿命论只是无数决定论中的一种,并且不是最合理的一种。”据此可知,虽然决定论与宿命论并非毫无关系,但严格说来宿命论并不等于决定论。村上春树在其《寻羊冒险记》中,虽然通过该小说的主人公构造了一个反映宿命论观点的(b)命题,但其前提说明却是针对因果决定论的,而该小说主人公通过其寻羊冒险历程所证明的,如前所述,也是一个决定论的结论。由此不难看出,在村上春树的心目中,决定论和宿命论是被视为同一种观念的,这说明他对于这两种观念并无意进行明确界定,或者说在其思想上是有其并不严格区分决定论和宿命论之别的倾向的。

在论及人们的自由和幸福时,密尔曾经深刻地指出:“自由就是一个人随心所欲地塑造个人生活的权利,去创造他们尽可能丰富多样地(如果有必要的话,尽可能离奇古怪地)发展他们天性的环境。”相对于此,在村上春树的笔下,《寻羊冒险记》中的鼠是喜欢自己的“软弱”,“也喜欢自己的痛苦和烦恼”,同时也愿意“作为有着我自身的记忆和我自身的懦弱的我自身”,“作为原原本本的我”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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