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传(周年纪念经典版本)(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央北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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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传(周年纪念经典版本)试读：

对于时间的畏惧，常来源于失去，沧海桑田、斗转星移的变化常常会让人感伤。而当一个人不再畏惧时间，坦然接受一切的时候，这个人就获得了生命的要义，她不再执着于金钱、物质、名利，获得了灵魂的解脱与永生。

撰写杨绛先生传记的时候恰逢春天。西北小镇的春天来得晚，直到四月中旬柳树才伸展开嫩叶，地上的蒲公英也才刚刚冒出头，我惊异于春天来得无声无息，来得这样美丽，这样的美丽在度过漫长的冬季后微小却震撼人心。由此我想到了杨绛先生的一生，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语去形容她，我想不应该是形容词，而应是一个固定的名词——春天。无声无息地来，以淡雅的姿态展现春天一般的温暖与美丽，淡雅素净、宠辱不惊。这百年多的人生，时间对于她而言不会失去，她像是一株永远盛开的兰花，不再向四季起誓。

时间跨过2015年7月时，这位历经沧桑风雨的老人就已经104岁了，百年的人生经历与感悟，让她的智慧影响了一代文学人，让她的爱情坚定了一代痴情人，让她的人生鼓舞了一代失落人。

这些经历与感悟不仅仅从她的人生中可以学习到，她还把这些写成文字，像汉谟拉比法典一样，永存于世。

她著作无数，从译作到散文再到小说、剧本，横跨多个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杨绛先生翻译的《堂•吉诃德》成为西班牙与中国重要的文化交流里程碑，为此，西班牙国王特意为杨绛颁发了“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对西班牙文化传播做出的贡献。都说真正爱上一个人会觉得自卑，我想这所有荣誉与嘉奖不过是为了杨绛先生站在钱钟书身边时不觉得羞赧，但是杨绛先生对这些荣誉并不在意，她情愿低到尘埃里，做一个隐形人。她为了支持丈夫钱钟书写《围城》，甘愿放下那双执笔的手包揽所有家务，同时也是《围城》第一个最忠实的读者。这样心无旁骛的付出，养成了钱钟书的“誉妻癖”。

如何去形容她与钱钟书的爱情呢？

我想舒婷的《致橡树》最为恰当：

你有你的铜枝铁干，

像刀、像剑，

也像戟；

我有我红硕的花朵，

像沉重的叹息，

又像英勇的火炬。

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

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

仿佛永远分离，

却又终身相依。

人这一生一旦拥有了爱情的陪伴，生命就会变长变宽阔。杨绛如同持戟而守的卫士一样，坚定地守护着她与钱钟书的爱情。在这份爱情里，陪伴并不是简单的陪伴，更是坚定地守护。她的荣誉与成就，除了心里真正的爱好外，不过是为了让这份爱情锦上添花。

不用繁茂的枝叶彰显自己，不用丰满的果实装点自己，不用寒冷的风霜隔绝他人，就如平淡却充满生机的春天。这样的秉性使她经历磨难仍旧乐观人生，“二战”的炮火没能折弯她的脊梁，政治风暴没能让她放弃理想，亲人的相继离开没能让她失去对生活的信心。

回顾杨绛先生的一生，最令人动容的是她的心性。藏族有种说法，说人的心里开着一朵莲花。我想每个人的心里都应该有一株花，以过往的人生经历为泥土，从人生的黑暗与磨难中开出灵魂的花朵。

世间难得的不是财富与才华，这些都可以靠努力得来，真正难得的是根植于心底的善良，在这个崇尚物质、精神浮华的年代，读一读杨绛，看一看真善美。  第一章 温馨又蓬勃的家

如果用色彩来形容杨绛的一生，应该是最温暖的橙色，既有黄色的温馨，又有红色的蓬勃。我们仨

北京三里河的一幢三层旧楼，只有一家的阳台没有封起来。房子的主人说：“为了坐在屋里能看见一片蓝天。”主人说这间寓所是“人生的客栈”，一旦被这么定义，似乎连屋前的云卷云舒都淡然起来，一百多载的时间，有时就像是这屋前的阳光，直到那束光从浅黄变成炽白再变成浅黄，才知一天早已过去。难能可贵的是如这一天中的阳光一般，人生最初与最后的色调都是一样的，所谓初心未改。

房子的客厅墙上还挂着“我们仨”的照片，从左至右：杨绛、钱瑗、钱钟书。时间没有拿走一切，至少回忆还在。

一个世纪的风雨，她以瘦小的身影撑起了整个家，也撑住了一代文学人的脊梁。

这座房子的主人，就是杨绛。

你说，回忆有多重？

你说，多少人期望当回忆时可以举重若轻？

你说，当初就是那么一刹那，回忆起来却要用一辈子。

大概所有的回忆都取决于回忆时的心境，清风明月、宋明山水的心，回忆起来往事也就如拂沙一般。温馨又蓬勃的家

杨绛原名杨季康，于1911年7月17日来到这个世界。她出生在北平，书香门第，按她的说法那是个“寒素之家”。

杨绛的父亲是杨荫杭，字补塘，又名虎头，笔名老圃，是当时十分著名的律师，曾先后考入北洋公学、南洋公学，后留学到美国、日本，取得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创办过无锡励志学社和上海律师公会，担任过上海《申报》编辑，学而优则仕，担任过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等职。

杨荫杭是个有知识分子情怀的人，秉性刚正不阿，骨子里带着正气。他曾经在1921年的文章《说俭》中写道：

奢靡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的精神追求。而共和之精神，则力求俭朴，“孟德斯鸠论共和国民之道德，三致意于俭，非故作老生常谈也”，决不能“生活程度高而人格卑”！社会风气奢靡，会直接加剧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歪风邪气！

当时社会奢靡成风，而杨荫杭身居高位却能保持如此心性，现在读来依旧让人身贯正气。

在杨绛回忆父亲的书里，她把这个一辈子刚正不阿的清末民初知识分子，描述成一直坚守自己人生信条的“包公”，为了自己的信念坚持到最后。

杨荫杭于1895年考入北洋大学堂，学习十分努力，却中途被除名，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情，而是因为当时的一些学生闹学潮，遭到了“洋人”的镇压，一个领头的广东人被学校开除了。这件事震慑了其他参与的人，大家纷纷退缩，杨荫杭站出来说“还有我”，于是，就被一起除名了。但事实上，杨荫杭并没有参与这个学潮，他只是看不过大家被“洋人”吓破胆的样子。

杨绛的母亲唐须嫈，杨绛说，母亲这个古里古怪的名字肯定是父亲改的。因为父亲那时任京师高等监察厅检察长，每到元旦要去怀仁堂（中南海主要建筑物之一，原名佛照楼，1911年袁世凯将其改名为怀仁堂，并在此接见外宾、接受元旦朝贺）贺节，去怀仁堂贺节要穿夜礼服，需夫妇同行且还需要夫妇的名片。杨绛的母亲家是生意人，小名细宝，为了贺节之需，父亲给母亲名字改得古雅些，便用了“嫈”字，意为好。

母亲是无锡人，与父亲同乡，两人同岁，二十岁时结的婚，恰是郎才女貌的年纪。母亲在上海女子中学务本女中上过学，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女性。她面容清秀，端庄大方，虽然接受过西式教育，但身上依旧有着中国传统女性的优点，贤良淑德，结婚以后安稳持家，是德行并举的贤妻良母。

杨绛出生时上面已经有寿康、同康、闰康三个姐姐。按说，再得一个女儿应该不会受宠，但大概是因为这是父亲逃亡海外、留学美国归来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加之家里的姐姐们都不在父母身边，所以杨绛得到了独女的宠爱。小杨绛有时候哭闹，父亲就抱着她来回踱步，嘴里哼唱着摇篮曲，这可是兄弟姐妹中独享的殊荣。

父亲为她取名季康，小名阿季。

如果用色彩来形容杨绛的一生，应该是最温暖的橙色，既有黄色的温馨，又有红色的蓬勃。那些童年的趣事就像是这片橙色中的星辰，辉光闪烁。

趣事之一，是与吃有关。

父亲喜欢吃冰淇淋，杨绛出生那年，家里买了一只制冰淇淋的桶，杨绛出生那天家里恰好做了一桶的冰淇淋，小杨绛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那桶冰淇淋，全家都觉得这是贪吃的小娃。二姑妈给她尝了一点，小嘴都冻僵了，依旧在吧嗒吧嗒地舔，回味一般的大人举动逗乐了大家。

趣事之二，是与穿有关。

四岁时，杨绛随父亲到北平。她第一次见到了满族人，这个人是他们的房东，是个梳着“二把头”、穿着旗袍、脚蹬高底鞋的满族女人。杨绛只见过上海女人穿的那种高跟鞋，未曾见过这种鞋跟在鞋底中央的鞋子。满族女人穿起这种鞋子走起路来，婀娜多姿，摇曳顾盼，杨绛出神地盯着看了很久，甚至不自觉地模仿起那女人走路的姿态。父亲在后看见笑着问：“你长大了想不想穿这样的鞋子？”小小的杨绛琢磨了下说：“想。”

随着年纪渐长，脱离了幼儿时期的懵懂，开始懂得人情世故与家庭温暖，在兄弟姐妹的陪伴下与父母的关怀中，杨绛一点点地感受着家庭的温暖。

父亲喜欢看饭后孩子们围在一起吃甜食，好不热闹。他把这样的家庭聚会叫“放放焰口”。“放焰口”是从盂兰盆会（中元节）借来的词儿，在杨家的意思就是爸爸请客，孩子们在这时可以问爸爸要吃的、用的、玩的。“放焰口”时举家欢乐，父享膝下欢闹，子享抚顶关怀，好不温馨。很多年后，杨家的孩子还是会要求父亲“放焰口”，吃什么或者玩什么都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人还在一起，心也在一起。

所有的兄弟姐妹里，只有杨绛最懂父亲的心，也最能照顾好父亲。

孩子们一般会在午饭后“放焰口”结束后自动散去，好让父亲午休。有一次父亲叫住阿季，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阿季从此就乖乖地陪在一旁看书，一点声音也不出，像一只乖巧的猫。冬天家里只有父亲屋里生了火炉，孩子们都用烧炭的手炉、脚炉取暖。火炉须不时加煤，阿季手巧动作也轻，加炭时打扰不到父亲休息，姐姐和弟弟妹妹们都佩服她能加炭不出声。

在整个大家庭里杨绛最听父亲的话，其次最听三姑母的话，虽然三姑母是个严厉而刻板的人。

阿季六岁时，从第一蒙养学院学前班毕业，入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那时她的三姑母荫榆在女高师任“学监”。三姑母说的话杨绛从小就听。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中，写道：“我还是她所喜欢的孩子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小学生正在饭堂吃饭，她带了几位来宾进饭堂参观。顿时全饭堂肃然，大家都专心吃饭。我背门而坐，饭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儿。三姑母走过，附耳说了我一句，我赶紧把米粒儿捡在嘴里吃了。后来我在家听见三姑母和我父亲形容我们那一群小女孩儿，背后看去都和我相像，一个个白脖子，两撅小短辫儿；她们看见我捡吃了米粒儿，一个个都把桌上掉的米粒儿捡来吃了。她讲的时候笑出了细酒窝儿，好像对我们那一群小学生都很喜欢似的。那时候的三姑母还一点不怪癖。”缘分已在冥冥之中

幸福与快乐一定是要以苦难与悲伤来描边的，唯有经历难以攀爬的险峻高山才能看见最美的天空。我们在人生这条道路上，总要忍受着刺痛来握紧玫瑰，要痛过方知玫瑰艳丽的珍贵。

1917年5月初，交通部总长许世英涉嫌贪污巨款，时任京师高等检察长的杨荫杭传讯交通部总长，同时搜查证据，一切严格依法进行。杨荫杭将贪污巨款的总长拘捕扣押了一个晚上，那个晚上，杨家电话一夜不断。天亮之后，杨荫杭就被停职了。此前，司法总长张耀曾出面干预，不顾媒体揭露，议会质问，意欲停止调查此案，杨荫杭不予理会。没承想，在搜查证据时，司法部以检察官“违背职务”为名将杨荫杭停职。虽然杨荫杭停职时间不长，但精研法律、热衷法制的杨荫杭已经心灰意冷，对官官相护的北洋政府失望透顶，再无意做官，于是辞职南归。

1919年，当火车的汽笛声响起时，一家人知道要与这座北方的城市告别了。那时阿季不过八岁，只是个好奇而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她在火车上问父亲：“这火车上座椅的扶手怎么还包着丝绒、镶着花边？”父亲告诉她，这是头等舱。而火车车厢的另一端阿季看见方形的车厢，没有座椅，像是客厅，有桌子，还有汽水，还有沙发。她问父亲：“那是几等车厢？”父亲没好气地回答：“二等！”她那时还不明白为何二等（车厢）怎么比头等车厢还要好，父亲为何会如此没好气，当然也就无法知晓父亲对于在华洋人特权的反感了。

火车汽笛声远去，一家人又上了轮船，船上又脏又乱，一家人互相照应着挤在一起。三姐说还没看过海上的日出，并跟阿季约定，早上要记得叫醒三姐去看日出。最后还是三姐叫醒了阿季，两人人生第一次看见了海上日出：日轮一点点融化地平线，从海平面上冒出头来，光线奔涌而出，跳跃在不断波动的海水上，闪着朝阳独有的光芒。阿季那时还不知道如何形容这样的壮阔，只是说：“好看极了！”后来忆及此事，杨绛觉得，只要是一家人在一起，哪怕船脏路远也是温馨有趣的。

而后又乘坐“拖船”，等到无锡老家时，一家人已经筋疲力尽。当时杨荫杭已经预先租下一所裘姓宅院，可又不满意，亲友便介绍了流苏声巷的一处旧宅，父母带着杨绛去看。那个房子不是别人的，正巧是钱钟书家的。当时两家人并不认识，两个孩子自然也不认识，后来两人成为夫妻，聊起的时候才发现冥冥之中已经有了擦肩的缘分。

杨荫杭没有选择这个宅子，因为住在那房子的女眷说，搬进以后，再也没有离开过药罐子，似乎暗示着这是一个晦气的房子。杨家最后还是在沙巷的裘姓宅子里住了下来。阿季不觉得这个房子差，反而觉得还不赖，因为正好有条河从院子里穿过，不用出家门，站在木桥上就看得见河，河上大小船只来来往往，有趣极了。

江南水乡盛产鱼虾，杨荫杭住在这里最爱的一道菜就是“炝虾”。刚从河里捞出来的小虾，鲜活乱蹦，以清水洗净，用葱椒酱油一浇，扣上碗，待小虾在碗里吸足酱料，再掀开碗，便是一道美味。父亲和家里人都爱吃，除了阿季。阿季怕吃活东西，不敢尝鲜。

不知是否是因为吃生食鲜虾不干净，一家人除了阿季都病了。父亲病得最严重，高烧不退，后来竟说起胡话来，病重的时候说满床都是鬼，母亲站在床前，双手做驱逐扫荡状，说鬼都驱走了。父亲是留过洋的人，看病只相信西医，无奈当时无锡只有一个西医，可西医来了只是取了血样和粪样送到上海去化验，没开出一点药。后来母亲怕父亲挺不过去，去请了中医，是位名医，可名医来了只是号了脉，未曾开方子，那时医生不给开方子就意味着没救了。父亲的老友华实甫（著名中医）也来探望，并答应母亲，“死马当活马医”，给开了方子。就这样，中药被母亲伪装成西药，父亲一服一服服下，身体竟有了起色。大概是命运眷顾，又或是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起了作用，父亲的病好了起来，一家人提着的心终于又重新落回了肚子里。

没有人能预见时间这条路上的风景，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安然接受苦难，珍惜遇到的缘分。初识书滋味

搬到无锡之后，母亲便把阿季和弟弟们安排到了家附近的大王庙小学。学校是个不知名的大王的庙改造的，只有一间课堂，十分简陋，小学总共四个班大约八十个学生，全部挤在这间大课堂里，学校除了校长之外只有一位老师。虽然杨绛在大王庙小学只待了半个学期，但对她来说这是段生动的回忆，里面有孙光头的趣事，有校长打学生却发现是自己的儿子的闹剧。在大王庙小学读书，少了正规教育的系统化，但却让这段读书经历顺着生活的枝蔓生长，处处弥漫着生活的气息。

杨荫杭是认定孩子们都要上学的，无论男孩还是女孩，一定要接受最好的正规的教育。不久，杨绛就去了上海启明女校，开始了真正的读书生涯。

启明女校坐落于上海原法租界徐家汇圣母院内。这是法国天主教会1867年在上海专门为非教徒建立的一所著名女子学塾，20世纪20年代后改称女校。随着杨绛就读启明女校，全家人也搬到了上海。

在这里，照顾学生起居，教导学生功课的都是修女，学生们叫她们“姆姆”。学校的作息时间极其严格，每天早上六点打铃，起床梳洗；七点打铃，排队上厕所，然后到饭堂吃早饭；十二点午饭；下午四点半吃点心；六点晚饭。吃饭的时候不准说话，当然节假日会自由一些。晚上还安排有夜课。学校一个月放一天假，住在本地的学生可以由家长接回家。

启明女校严格的作息和学习计划，让杨绛受益匪浅，后来杨绛回忆说，学会判断和自我克制，对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很重要，她感谢启明生活从小给予她这方面的培养和锻炼的机会。

1923年，杨家由上海迁往苏州。这次搬家的原因，是父亲病后身体渐渐复原，重新进入法律行业，可上海社会过于复杂，父亲并不喜欢，遂决定定居苏州。在阿季放假回家时，父亲觉得启明中学是教会学校，害怕教会学校影响孩子的自由思想，所以请杨家的“教育家”（三姑母杨荫榆）为阿季和三姐重新在苏州选定学校，起初选定的是苏州景海女校，后来因为杨荫榆去振华女校做了演讲，觉得振华更好些，所以杨绛最终转入振华读书。

那时的振华条件不好，校舍是振华第一任校长王谢长达先生家的老宅加盖后的简陋建筑，如轿厅成了礼堂，大厅成了课堂，上层连成一片，都是教室。因为是加盖的缘故，房顶常常掉灰，上课的时候也不例外，学生们都笑说像是往馄饨里撒胡椒面。阿季去了振华女校，有一种回到了大王庙学校的感觉。

随着年岁渐长，她不再像年幼时那么贪玩，而开始贪看书了。当时父亲教她一篇《左传》，她自己通读了全文；英文课本选有Ivanhoe《劫后英雄传》的选段，她不满足，暑假里自己借着字典读完了原著；生病时在家就读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后来又读《寄小读者》及苏曼殊的作品，读书成了她最大的爱好。有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父亲又问她：“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说：“一星期都白活了。”

阿季读高中一年级时，国文老师讲诗，也命学生写诗，杨绛的习作被《振华校刊》选登。

斋居书怀

俯视溪中鱼，相彼鸟饮啄。

豪谈仰高人，清兴动濠濮。

世人皆为利，扰扰如逐鹿。

安得遨游此，翛然自脱俗。

当时孙伯南先生批：“仙童好静。”勇敢说不

阿季十六岁那年，还在读高中，北伐战争胜利，学生活动遍地开花，常常上街游行或是开群众大会。杨绛的学校自然也参与了，当时的活动是上街搞宣传，拿个板凳，站在上面向路人演讲，呼吁人们参与革命。阿季也被推选去宣传，但她年纪小面子薄，不想去。当时苏州常有轻薄女孩的事情发生，年轻女孩站在板凳上，说不定会被这些轻薄之人围观。这样的场面，阿季想也不会有人好好听演讲。那时，很多封建人家的小姐只要说家里不同意，就可以推免此事。阿季也想学她们那样，回家给父亲汇报这事，没想到竟被父亲一口拒绝。父亲说：“你不肯去，就别去，别借爸爸来挡。”阿季还不放弃说：“少数得服从多数啊。”父亲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道理，也可以说，去不去在你。”

父亲给阿季讲了一件自己的事情。他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的时候，一位军阀到了上海，当地士绅联名登报欢迎，父亲当时的一名下属未经他同意也把父亲的名字加在了欢迎名单里。父亲当即登报声明，他没有参与欢迎。当时有人劝他：“当作不知道就可以了，声明也可不必了。”父亲说完，问阿季：“你知道林肯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你敢吗？”

不懂得拒绝一事，往往是方便了别人为难了自己，在人生前进的道路上不懂拒绝而背上了许多负累，难免会拖慢脚步。拒绝是守住自己底线的一种方式，更是一种对他人的尊重。勉强去做，总归是做不好，倒不如把这个选择的机会还给别人，别耽误了别人的时间。

阿季明白了父亲的用意，可她并没有什么合适的理由。只能去了学校说，我不赞成，我不去。后来这事被校长得知，校长训斥了阿季，可她依旧没去。后来上街演讲的同学被国民党的军官请去游园吃饭，校长生怕后有文章，这事倒也就此作罢。

父亲对于杨绛的影响远不止于此，父亲就像是一盏灯一样，在繁复的人情世故与道理纲常上，为她照亮一条路，让她自小就懂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有一次，父亲带着家眷去看望朋友，时任高官的父亲很少带着家眷拜访朋友，那一次出访家里人印象深刻。因为父亲的朋友是专门开着小汽车来接杨家一家人的。那个年代，汽车很少，而杨绛是第一次坐汽车。到了父亲的朋友家，发现汽车只是个开端，那家有着体面的仆人、芬芳的花园，还有富丽堂皇的别墅。一家人赞叹这家生活的奢华，父亲在旁淡淡说了句：“生活起居够用就好，何必浪费。”

即便大权在手，父亲也未曾奢华一点，这句话父亲常挂在嘴边，他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像他一样，在这个充满诱惑的繁华世间，能做到束身自修，做个“好人”。

杨荫杭在对儿女的教育上也有独到之处，那就是尊重儿女的观点，从不强迫儿女去接受自己的理念。哪怕是功课不好，也不会责备，而是让他们顺其自然地成长，从不呆板说教。高中的时候，杨绛还不会分辨平仄声，父亲就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果然，不久杨绛就能把四声分辨出来了。这样放任自由的教育方式，想来只不过是对家庭教育氛围的自信，父母为榜样，儿女会差到哪里去，何须说教？父亲正派的作风让家里人都觉得父亲“凝重有威”，孩子们都怕他，不过怕也不是真怕，却跟父亲亲近，父亲的爱藏得深，但儿女们都看得见。

杨绛嗜书如命也是得到了父亲的遗传，更多的是父亲的督促。当杨绛对某本书很感兴趣的时候，父亲便把书放在她的书桌上。但如果杨绛长期不读，这书又会被收回来，相当于一种谴责。杨绛怕父亲收回书去，几乎每本父亲放的书都读了。

振华女校的学习经历为杨绛的一生打下了牢固的根基，她说：“我虽然初入振华，感觉处处不如启明，校舍简陋，程度浅，同学们小心眼儿，排斥我；作为一个敏感的女孩，有过失落感，不开心。不过慢慢就开窍了，逐渐发现和体会振华办学的特点和长处，觉察自己的任性和无知。校舍虽然简陋，学生人数少，大家挤在一起，像是家庭的聚会。教学水平其实不低，很有一批优秀教师，可惜我那时太孩子气、调皮，错过了向名师求教的机会。另外，通过课外活动，学到很多本领，学会克服困难，学会做事。”

回忆是个很神奇的东西，时间、心境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中年时，回首童年少年是羡慕与怀念，老年时回首童年少年是淡然与甜蜜。多少人在回忆时祈求一种举重若轻的心境，生怕跌入回忆，人这一生往前走，会看脚下、看前方的灯，但更重要的也许是回头看看曾经。

对于杨绛来说，学业繁重的学生生涯，断然不能少了趣味，可有些趣味却是以自己的尴尬为代价的。其中《记章先生谈典故》一文趣味横生。事情是这样的：杨绛就读的高中，常会请一些名人来讲座。有一次校长吩咐杨绛做记录，杨绛同大姐一起去，可大姐打扮时间太长，到了礼堂时已经迟了。杨绛作为记录人员只好坐在前台，章先生方言极重，讲的话杨绛听不懂，可她又不好意思不动笔记录，生怕章先生以为她听得不认真。杨绛这样写道：

章太炎先生谈的掌故，不知是什么时候，也不知谈的是何人何事。且别说他那一口杭州官话我听不懂，即使他说的是我家乡话，我也一句不懂。掌故岂是人人能懂的！国文课上老师讲课文上的典故，我若能好好听，就够我学习的了。上课不好好听讲，倒赶来听章太炎先生谈掌故！真是典型的名人崇拜，也该说是无识学子的势利眼吧。

我那几位老师和太老师的座位都偏后，唯独我的座位在讲台前边，最突出。众目睽睽之下，我的一举一动都无法掩藏。我拿起笔又放下。听不懂，怎么记？坐在记录席上不会记，怎么办？假装着乱写吧，交卷时怎么交代？况且乱写写也得写得很快，才像。冒充张天师画符吧，我又从没画过符。连连地画圈圈、竖杠杠，难免给台下人识破。罢了，还是老老实实吧。我放下笔，干脆不记，且悉心听讲。

我专心一意地听，还是一句不懂。说的是什么人什么事呢？完全不知道。我只好光睁着眼睛看章太炎先生谈——使劲地看，恨不得把他讲的话都看到眼里，这样把他的掌故记住。

我挨章太炎先生最近。看，倒是看得仔细，也许可说，全场唯我看得最清楚。

到了最后，听章先生讲课成了看章先生讲座。可这也透露出杨绛先生宁愿丢人也不愿意弄虚作假，看着章先生讲座虽略显奇怪，总归也是摆正了态度坐在那儿。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 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 人家就懂了。

这是木心先生写的《从前慢》，从前的人慢而真，现今的人快而假，若是一切都能如同写书或是回忆那般慢下来，世间倒也不再缺乏爱了。

爱与珍贵的品格都是时间里的蚕丝，快了是看不见、抓不住的。  第二章 一路书香

一个人的眼睛总归是有限的，一个人的生命也总归是有限的，书本恰好提供了更多的无限。初上大学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与书的相会，对于杨绛先生而言不仅仅是课业所需，更是如同约会一般的愉悦。

在振华上学的时间，是一家人相聚最多的时间，在家庭的相聚中不仅仅能有家的温暖，更能常与父母交流对话，对于杨绛来说这是一生最为珍贵的时间。在振华读书的时候，住校时，每周都可以回家，走读的那一两个学期更是可以常常与家人相聚。那时的杨绛，已经不是小女孩，得益于良好的家庭氛围，她已经能同父母亲平等对话，做较深层次的交流，体会他们的心情。父亲刚正不阿、正直自律的处世态度，与母亲温婉敦厚的性格，对杨绛的性格形成和为人处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她说：“我曾设想，如果当年一直在启明读下去，我就会像大姐、二姐一样，受学校的影响大于家庭，与家人多少有些隔膜，不会似现在这样亲。”

杨绛是家中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她用了五年时间修完了六年的中学课程，1928年从苏州振华女校提前毕业。按理说提前应该是件好事，可以把富足的一年留给以后的人生，可就这提前的一年让杨绛错过了心心念念的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

回头去看当初的选择，才发现选择并无对错，所有的选择不过是为了下一次选择做准备。

当时杨绛考下了两所大学，一是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二是苏州东吴大学。东吴大学的入学考试，杨绛初试是第一，复试是第二。因为杨绛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成了家庭的焦点，所有人都关心她应该上哪所大学，大家都提出意见。上女校，太闭塞，单一的性别交往不利于性格的发展；进东吴大学，可以多结交一些朋友。

当时东吴大学最好的两个专业是医学预科和法学预科，前者三年毕业可直升北京协和医学院，后者可直接升入上海东吴大学法科。

在振华读书时，杨绛听了南丁格尔的故事，深受感动，想学护士，父亲告诉杨绛，学护士不如学医。小时候上生物实验课，要求学生剥掉螃蟹的壳观察螃蟹的心脏，别的同学都剥掉了螃蟹的壳，只有杨绛迟迟不敢动手，她一剥螃蟹的壳螃蟹就开始挣扎，她替螃蟹疼得手都软了，更不敢剥下螃蟹壳了。大学时还抱着读医学的梦想，那时杨绛与美国人陶乐珊是好朋友，陶乐珊的父亲是名医生，当时陶乐珊的父亲要做一台大手术，陶乐珊问杨绛是否有兴趣去看。杨绛表示感兴趣，陶乐珊替杨绛穿上护士服带她混进了手术室。手术是为患者插一根皮管子到胃里，因为患者喉部堵塞，无法饮食。手术时陶乐珊与杨绛站在不妨碍人的近旁，怕杨绛承受不了，陶乐珊说：“假如你晕倒，我抱你出去。”杨绛倒是没有晕倒，完完整整看完了整台手术，但是足足两个星期不想吃肉。此后杨绛更加觉得自己不适合读医科，那只剩下法科可以选了。想到父亲是法科出身，杨绛去问父亲的意见。父亲坚决反对她去做女律师，鼓励她选自己喜欢的学科，无奈当时东吴大学没有文学系，杨绛只能选读了政治系，可她对政治没多大兴趣，只能每日去图书馆饱览文学书目，填补自己内心的失落。

真正开始到东吴大学上学时，杨绛欣喜之外，更多的是娇羞。杨先生说：“我初到东吴，还比较害羞，面皮太嫩，不够大方。有人为我作了十首旧体诗，是振华初一的老同学费孝通偷给我看的。现在还记得一句‘最是看君倚淑姊，鬓丝初乱颊初红’。这也是我最初不大方的写照。”那时的杨绛正值花样年华，那一点的娇羞就像是含苞待放的花朵透露出的那一点点微香。“淑姊”是杨绛的室友，两人常在一起，就出现了诗句里的场景。

杨绛入校头一年，东吴女生宿舍还没建成，女生也不多，大家住在一座小洋楼里。那本是一位美国教授的房子，在当时，这条件已很优渥。起初，杨绛同四五个女生一起住在一间大房子里，后才与淑姐住到了小房间，这里的淑姐便是“淑姊”了。

窗外草木葳蕤，墙上布满了绿油油的爬山虎，空气清新得就像是水里洗过一般，若不是窗外偶尔的鸟鸣和过往的学生提醒着她，她常会觉得这是一处世外桃源。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学校的书本隔绝了世俗的烟尘，时间一笔一画认认真真地在这里写下“青春”二字。

杨绛天生肌肤莹润，江南的水像流进了皮肤里一般，白里透红，仿若有桃花的光泽。刚进大学时，因为梳了个娃娃头，加上那桃花似的面容，杨绛被同学们称为“洋囡囡”，因此而闻名全校。有同学甚至在球赛的记分牌上画了杨绛的简笔肖像，到最后竟成了球队的吉祥物。起初杨先生对这个名字很反感，觉得大家把自己当个玩具，是种耻辱。后来得知同学们不但没有恶意，甚至可以理解为一种喜欢，也就大大方方地跟同学们相处起来。

有人说，这样年轻优秀的姑娘，肯定情书不断。但杨绛从不认为自己是美女，也不在意自己的容貌，曾经有人为钱钟书写传记，写到她时她还特意写信声明：“我绝非美女，一中年妇女，夏志清见过我，不信去问他。情人眼里则是另一回事。”腹有诗书气自华，何况她还是个有着桃花面容的雅致女子。面对这些追求者，杨绛反应很冷淡，只自顾读书，男同学们也懂了，写信来都是说：“你还小，当读书，不要交朋友。”

不过总会有堂•吉诃德式的勇士，想要闯一闯难关。那时的大学，因为书香浓厚，萌动的爱情也都质朴纯洁，男女同学约会都是去阅读室，藏在一隅，说些小情话。杨绛晚上常一人独坐一端，顾着读书，没人来打扰。只有一次，倾慕杨绛已久的男同学，假装喝醉了，塞给杨绛一封信。杨绛没收下信，那时她已在东吴大学待了三年，对于这种事情早已不像当初那般害羞了，懂得如何处理。她说：“你喝酒了，醉了？信还给你，省得你明天后悔。”第二天这个人见到杨绛，向她道歉，还说了谢谢。大学生活

在东吴大学读书时，杨绛最好的朋友是周芬。周芬是从苏州女中考入东吴大学的，学医。她朴素安静，读书用功，各方面都很优秀，曾经获得苏州全市演讲第一名。周芬身材高挑，面容娟秀，与杨绛站在一起，一高一矮，都是气质非凡。两人在大学里同进同出，谈天说地，很是契合。周芬家在北京，她其实与杨绛很早前就见过面，那时杨绛还在北京。周芬的母亲在北京女师大附中任教，学校有个女生因为分数低自杀了，周芬母亲特来杨家找当时担任女师大学监的杨荫榆商谈，来的时候带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孩是周芬的哥哥，女孩自然就是周芬了。

杨绛和周芬都喜欢音乐，周芬会吹笙，而杨绛会吹箫，几个要好的女孩子约到一起在课余活动时合奏民乐，曲子都是当时流行的。几个人合作熟悉了，都能互相配合上，曲子一天比一天好听，还一起参加了东吴民乐队的演出。

杨绛和周芬不仅仅擅长演奏乐器，也会唱，唱的不是歌曲而是昆曲。杨绛小时候家里请了一位拍曲先生，按照杨荫杭的意思，先生本是要懂音韵之学，可拍曲先生不懂音韵，便教了一家人唱昆曲。杨绛唱小生。周芬也唱昆曲。两个人不仅唱能唱到一起，聊天时还用“说白”的调子，这怪怪的说话方式，俏皮又幽默，常常被对方逗得哈哈大笑。

东吴大学是所教会大学，要求自然比其他大学要严格一些。东吴大学规定，男生下午四时以后可以出校门溜达，女生却不让。女生哪里乐意，几番争取，先是允许女生由女佣买点心送过来，而后又允许四年级下午四时以后可以出校门，但是最远不能超过博习医院。那时校方的说法是，校园大，多暗处，怕女生有意外，实则是担心男女同学在暗处谈情说爱。

杨绛与周芬没有男朋友，门禁对于她俩来说很是苦恼，杨绛就找舍监说理，为何不让女生散步。舍监无奈，只能由着她们去。不过舍监晚上增加了查房，但明面上不说是查房，只是端一盘杏脯请大家一人吃一个。

杨绛与周芬倒是不管查房的事情，依旧得空就出去，夜里也不例外。不过，自从杨绛与周芬后来在校园里散步时遇到了两个追求她们的男生，两人狼狈逃回宿舍后，再也不敢夜间出去。

大学里充满着生机与力量，是谈感情最美好的时间，也是读书学习最佳的时间。杨绛是好读书的人，也是会读书的人，在东吴大学里英文与国文都是全校一等一的，东吴大学1928年英文级史就出自她的笔下，1929年中文级史也是出自她，当时因为害羞，她用了笔名“含真”。

在东吴大学，因为读的系不是自己感兴趣的，杨绛常去阅读室如饥似渴地读书，不仅仅是中文书，还有很多外文书，东吴大学非常重视外语，阅读室里有很多书籍都是原版的英文书。在看了大量的原版英文书后，杨绛的外语水平越来越高，这为她日后做翻译打下了良好基础。

杨绛读书从来不是死读书，属于真正会读书的人，能从书中得到乐趣。因为记性强、悟性好，读书也未曾耽误了她的青春年华，该玩的是一样也没落下。

大学时，杨绛对体育颇感兴趣，那个时候大学里的女生还是很少，杨绛在排球功夫渐长之后，参加了校里的女子排球队。

第一次排球比赛是与邻校的球队，杨绛的球队占了主场的优势。球赛打得相当激烈，第一次上场的杨绛，沉住气，鼓足劲，作为发球手时远距离发球，球在空中划出一个漂亮的弧线，绕过对方接球手径直砸到了地上，顺利得了一分。球赛以东吴大学获胜而圆满结束。

往事虽已过去，当初那份兴奋而欣喜的心境却保留了下来。当初比赛的胜利是团队的胜利，但对于第一次上场的杨绛而言，能得一分意义非凡。杨绛回忆起这件事还是兴高采烈，每次看排球赛，她都会对旁人说，我也得过一分。

也许是因为杨绛成长的环境一直到读东吴大学都是安逸而单纯的，保留了她性格中天真童趣的一面。在东吴读书的时候，杨绛还是像个孩子一样顽皮。那时早饭是馒头，杨绛就把馒头搓成虫子的模样，放在书上佯装害怕，等到好友周芬看见了，她就拈起那条“虫子”佯装吃掉，借此来吓唬周芬，谁知道周芬不上当，反而识破了她，追着她满屋子“报仇”。

1931年，杨绛升入大学四年级，当时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因为蒋介石下令不抵抗，全国很多学生先后奔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满腔热血的学生，充满了报国的理想。

东吴大学也不例外，有学生到南京请愿。而后学潮越来越凶，政府接管了东吴大学，改教会大学为国立大学。学生由几个激进分子领导，不许上课也不许去图书馆读书，所有学生亦不许离校，每天排练军操。

振华的校长知道东吴大学的情况就打电话给杨绛的母亲，让杨绛的母亲去学校接杨绛回家。杨绛与周芬同住，不好丢下周芬一人，杨绛的母亲先带着她和周芬的书本离开学校，等到下午四点学校允许学生出校门的时候杨绛与周芬再一起溜回家。

此番变故也预示着杨绛在东吴大学的生活将告一段落了，而另一段大学生活也在向她招手。惊觉父已老

杨绛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振华女校的校长为她申请到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这是一个出国深造的好机会，但奖学金只够负担学费，生活费等还需要自己出。当时父亲已经答应承担这部分费用，可是一家人生活的开支都压在父亲身上，杨绛不忍心，这是其一；其二，杨绛是一直心心念念要去读文学系的，这倒不是说外国的大学不好，而是就文学而言还是自己祖国教得更好，那么首选就是杨绛一直想进入的清华大学。这两点原因让杨绛放弃了留学的机会。

后来杨绛的大弟弟因病去世，对父母打击颇大，杨绛庆幸自己当初没选择出国，否则又会给父母添加压力，他们此时此刻已经心神俱疲了。

在北平求学的第一个暑假，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父亲忽然放下碗筷，略带深沉地调侃自己说，阿季，爸爸最近闹了个笑话。

杨绛察觉气氛不对，继续听父亲讲，原来是一次开庭时，轮到父亲发言时，他开不了口，全场静默等了许久，他依旧开不了口，最后案子不得不推迟开庭。

其实杨荫杭是得了“中风”，一时说不出话来。杨绛听父亲讲完这件事情，心里酸楚难抑。伟岸而严肃的父亲，正在用病痛调侃自己不中用了，好似一瞬间父亲发上就飘了雪，一下就白了。不知不觉中父亲已经老了，杨绛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父亲赶忙安慰她说已经好了，不需要担心。

那次生病之后，父亲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了。案子也不再接了，结束了自己经营半生的律师生涯。在结束律师生涯时，父亲手里还有一件案子没办完，需要写个状子，之前杨绛好多次都想帮父亲分担工作写状子，可是父亲不放心，不让她写，这次却简单交代了几句就交给杨绛写，杨绛写好后交由父亲看，父亲只是改了几个字就交了上去。

父母与子女之间就像是有一根绳子，起初父母在前面牵着子女走，后来子女在前面走，牵着父母。时间应该是仁慈的吧，总会把当初父母身上的重担一点点交给子女，让子女自己体悟爱的深重这回事。杨绛能帮父亲写状子，既高兴又心酸，高兴的是自己终于能帮到家里了，心酸的是父亲就这么老了。杨绛写的状子换了三百元钱的酬劳，后来作为小弟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的学费。清华园中初相见

东吴大学因为学潮越闹越凶，开学时间无限延期。杨绛是毕业班的学生，不能坐等，最后通过孙令衔办理了燕京大学的借读手续。父亲起初是不同意女儿北上读书的，提出了条件，要她约上男女同学各三人方可去读书。1932年，杨绛与周芬、孙令衔等人一同北上读书，到了火车站，一位女生突然变卦不去了，最后只得六人走。

费孝通来接他们。杨绛一考完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就迫不及待去清华大学看望自己的老友蒋恩钿。名为去看老友，实则是带着对清华园的向往去的，毕竟杨绛当初一心一意想上的是清华外文系。与杨绛同去清华的还有孙令衔，孙令衔是去清华找表兄，两人约好晚上在清华女生宿舍“古月堂”见面，接杨绛一起回去。

蒋恩钿看见杨绛高兴得不得了，听说杨绛来燕京大学借读，当即就问杨绛为何不来清华借读。虽然杨绛已然办理好燕京大学的借读手续，可还是去打听在清华大学借读的事情。

当晚，孙令衔会过表兄，来古月堂接杨绛同回燕京，孙令衔的表兄也来了。这位表兄就是钱钟书。

两人于清华园中初见，晚霞已落，暮色刚起。一切都是寂静而不喧闹的开始，如参天之树的破土，只是在千万人中说了句你好，命运之盘便开始旋转，过去独自走的每一步似乎从那句问候开始有了意义。一旦近了，一旦开始了，一旦拥有了，梦也就开始做了。

蒋恩钿很快为杨绛办好了清华借读的手续，那时清华入学并不像燕京大学需要考试，只要在清华中有个住处就能借读。而蒋恩钿的舍友得了肺病，住进了医院，恰好腾出一张床位给杨绛。杨绛顺利借读清华园。

与杨绛一同来京读书的还有周芬，现在两人分居两校，杨绛心里过意不去，觉得两人本应在一校就读，互相有个照应，现在自己却换了学校。周芬却不在意这件事，她性格随和又肯努力，很快便适应了燕京大学的生活，况且两校邻近，串门也方便。

杨绛终于来到了清华大学的外文系，选修了朱自清先生的散文习作课。当时在清华大学能选修到朱自清先生的课是件很幸运的事情。那时朱自清先生已经显赫文坛，其散文真切动人，行文朴实，所有来听朱自清先生讲课的学生都希望从先生这里学到些写作的诀窍。

朱自清讲授的第一堂散文习作课，就留了作业：写一篇散文《收脚印》。“收脚印”按照江南地方的解释就是人死前会把生前的路再走一遍，意为回望与缅怀。杨绛写完《收脚印》后拿给朱自清先生看，先生觉得写得好，赞赏一番同时推荐给了《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沈从文，并于1933年12月30日刊登出来，成了杨绛的处女作，署名杨季康。

散文中这样写道：

每当夕阳西下，黄昏星闪闪发亮的时候，西山一抹浅绛，渐渐晕成橘红，晕成蛋黄，晕成浅湖色……风是凉了，地上的影儿也淡了。幽僻处，树下，墙阴，影儿绰绰的，这就是鬼魂收脚印的时候了。

……

层层叠叠的脚印，刻画着多少不同的心情。可是捉不住的已往，比星、比月亮都远，只能在水底见到些儿模糊的倒影，好像是很近很近的，可是又这样远啊！

杨绛所写，是刻画了一个魂灵在山水间重走了一遍人生路，缅怀、感伤的情绪氤氲其间，夜的背景也写得极为细腻，好似这夜也如同魂灵一般有了情绪，字句间弥漫着欲去还留的不舍之情，可见当时杨绛的笔力。

文章发表后，《大公报》给了五元的稿费，虽不多但意义非凡，肯定了杨绛的文字，为她日后走上文坛开了头。杨绛很珍惜这五元稿费，思来想去，给母亲买了一条围巾，还买了些咖啡糖。围巾连同咖啡糖一同寄回了家里，咖啡糖是留给妹妹吃的。杨绛的散文发表后，如种子破土了一般，朱自清又推荐了她的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到《大公报•文艺副刊》。

借读清华大学后，图书馆便是她常去的地方了。对于杨绛来说，图书馆就是宝藏的集聚地，每一本书都能带给她欣喜与快乐。清华的图书馆比起东吴大学自然要好很多，杨绛专门写了篇《我爱清华图书馆》来赞美这里：“地，是木头铺的，没有漆，因为是软木吧？我真想摸摸软木有多软，可是怕人笑话；捺下心伺得机会，乘人不见，蹲下去摸摸地板，轻轻用指甲掐掐，原来是掐不动的木头，不是做瓶塞的软木。据说，用软木铺地，人来人往，没有脚步声。我跟她上楼，楼梯是什么样儿，我全忘了，只记得我上楼梯，只敢轻轻走，因为走在玻璃上。”

杨绛先生还把读书比作“串门”，书籍本来就是作者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人生沉淀，你打开书本的那一刻就像是有位老翁或是老妪坐在火炉旁，对你说，你来了，然后一页一页给你讲述他或她这些年的人生沉淀。况且这串门与讲述还不收费，只是不备茶水，即便如此还是赚了便宜，单单一本书就读了一个人的思想，打开了另外一种看世界的角度。

在名师云集、课程丰富、学术自由的清华园，杨绛犹如跌进了蜜罐里，她自称当时“呒清头”，既选了西洋政治史、政治经济史、人类学、散文习作课等分量不轻的课程，还加选了英国浪漫诗人。

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辈子干自己喜欢的事情，最难的事情也是一辈子干自己喜欢的事情。虽然波折不断，可杨绛还是入读了清华大学，圆了当初的梦，更重要的是她对于书本的渴望从未消减，反而与日俱增。

可终归还是有遗憾的。杨绛先生曾叹息：“我生平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上清华本科（那时的清华外文系处于全盛时期）。家人和亲友郑重其事为我选大学，恰恰选了一所对我不合适的大学。我屡想转清华，终究不成，命也夫！”  第三章 梦归清华，牵手百年

世间有些人从不相信一见钟情，相比偶然一次的巧合相遇，他们更愿意相信时间，因为时间总能验证巧合是否能成为相濡以沫或是心有灵犀。彼此挂念

一见倾心，一见钟情。所谓一见钟情，大概也就是那么一眼觉得世间所有的光芒都被她攫了去，万丈光芒化成一个点，而她心里又伸出一座长长的桥来。有的人幸运地走上了那座桥，也有的人还没踏上去就跌了下去。毕竟一见钟情的后话还需要两相情愿。可世间偏偏还有些人从不相信一见钟情，相比偶然一次的巧遇，他们更愿意相信时间，因为时间总能验证巧合是否能成为相濡以沫或是心有灵犀。

见一面不难，难的是见了又见抑或是见了还想见。

古月堂匆匆一别后，钱钟书与杨绛都还挂念着彼此。那时钱钟书已经订婚，订婚的对象叶崇范，是孙令衔远房姑妈的女儿，这位远房的姑妈是叶恭绰的夫人，而叶崇范是她的养女。叶太太看中钱钟书，曾经带着女儿到钱家去，想招钱钟书为女婿。两家觉得家室相符且年纪相当，当即赞同。钱钟书一直不同意，可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理由，直至他遇见了杨绛。一见钟情后，他终于明白自己紧守的心门钥匙其实早就在他人手里了。而叶崇范也不同意这门亲事，她已经有了男朋友，在钱钟书遇见杨绛后不久，叶崇范跟着自己的男友私奔了。

钱钟书对杨绛一见钟情后，孙令衔想起远房的姑姑，便提醒钱钟书他已经订婚了，同时还告诉钱钟书杨绛已经有男朋友了，这样的一见钟情恐怕是一厢情愿。

杨绛的男朋友是费孝通，费孝通与孙令衔是好友，而费孝通喜欢杨绛已久，孙令衔自然知道。

若说一厢情愿，到头来还是费孝通一厢情愿，杨绛与钱钟书相见后不久就成了男女朋友。杨绛给费孝通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有男朋友了。

费孝通接到信后赶来清华想找杨绛说清楚，当时是在古月堂前，杨绛、蒋恩钿、袁震三人接谈的费孝通。费孝通已与杨绛相识多年，觉得自己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可任何一份感情的重量不是以时间作为衡量标准的。费孝通在转学燕京大学前曾问杨绛，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杨绛回他：“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而不是过程，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男朋友，我不是你女朋友。”

一颗心只要认准了方向，哪怕风急雨骤，哪怕流言蜚语漫天。钱钟书一定要找杨绛说清楚，他心里认定了一定要跟杨绛在一起。他写了封信约杨绛相见。

爱情是一根心箭，目标准确，不留后路。删掉所有的虚与委蛇，删掉所有的哺糟啜醨，删掉所有的口是心非。

钱钟书说，我没有订婚。

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

几句简单的言语打散了彼此的疑虑。但此后的爱情篇章并不像是现在电子时代的恋爱，显得急不可耐。杨绛与钱钟书开始了长期的书信来往。相思悟相爱

两个书香气浓厚的人谈起恋爱来也是书香味。不过是你介绍我看些什么书，我再介绍你看些什么书。

钱钟书信写得比杨绛勤快，几乎每天一封，一纸信笺，白纸黑字，似乎只有这样写下来了，才能表述出那颗骚动的心。写信就像是绣花一般，描谱绘图，字字珠玉刻画出一份爱恋的模样。清华园本就有邮筒，一封信寄出去还是会送到宿舍。因为少了见面，少了矜持与害羞，很多话可以在信里说，可说得多了，两个人见面反而不知道说什么，只能在路上散步，两人话语很少，可即便静默，这风、这树、这叶也有着柔情。

钱钟书的文采自然不必说，早就蜚声清华，写的信也是才华横溢，可杨绛却很少回信，钱钟书问她为何，她只答，不爱写信。钱钟书倒也没再说什么，可心里却抱怨着“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后来，钱钟书把这份情绪也写到了《围城》里，唐晓芙也不爱写信。

杨绛回信不多，与钱钟书散步时也不选荷塘窄路，走的都是宽敞的气象台。可无论杨绛跟谁散步，跟钱钟书也好，跟恩钿也好，总会惦念着屋里那封信，似乎那封信就像是那人在等候她回去一样。其后两人越来越像情侣，开始走荷塘窄路，杨绛觉得自己好像爱上钱钟书了。

杨绛在清华大学读完了她的大学第四年，顺利毕业，在借读清华大学的第二学期得到了东吴大学的毕业文凭，还获得了金钥匙奖。结束了这段借读生活后，钱钟书建议她再补习一段时间，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这样两人还能在清华大学相聚相守。学期终了，钱钟书放假回家了，就剩下了杨绛。钱钟书走后杨绛就受了相思之苦，一颗心就像是拴着一根绳子，人一走绳子就被勒紧，心里紧着疼，杨绛觉得自己一定是跌入爱河了，可又转念一想这才认识几个月，岂不是太过造次了？

杨绛回到苏州，钱钟书提出订婚的要求，杨绛拒绝了他。这并不是说杨绛不爱钱钟书，只是她觉得一切还早，她还有好多事情没做，考清华大学研究院需要补习清华本科四年的文学课，这一两个月怎么补得上。杨绛回到苏州后，经亲戚介绍在工部局华德路小学谋得一份小学教员的工作，月薪一百二十元，还有多种福利。这种职位是人人羡慕的金饭碗。

学校的工作并不像杨绛想象得那样简单，自己没做过老师，什么都不懂，只能抓紧时间学习，到了学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了学校的图书馆，把认为有必要的书都看了一遍。

钱钟书一心想和杨绛同学一年，不赞成她放弃本年投考清华大学研究院，可杨绛一是因为教职繁忙，二是因为注射防疫针过敏发了很严重的荨麻疹，她无暇申辩，只能不理睬钱钟书。

钱钟书以为杨绛从此不再理他了，恋爱中那颗敏感脆弱的心更加摇摇欲坠，面又见不到，不能问出个所以然来，只能借由诗文来安慰自己的伤心。钱钟书写了很多伤心的诗，他写道：辛酸一把泪千行。可惜这泪千行没有流到信笺上更没有流到杨绛的心里。分开的思念更加让两人明白自己的心，既然没有真的分别那何来的辛酸泪呢？

旁人劝杨绛解释一二，恰好钱钟书又写信来，信中句句诚恳，满是喷薄而出的思念，杨绛被感动了，又恢复了与钱钟书的通信。两个人历经相识、相知、相思，终于悟到相爱，杨绛在信中让钱钟书来拜见自己的父母。

1933年初，钱钟书来到了苏州，经杨绛介绍见到了杨绛的父亲。杨父与钱钟书单独谈了一场话，想来必然是老丈人审查这位未来的女婿。都说女儿是父亲的宝，父亲对于女儿的终身大事自然是慎之又慎。

单独谈话后，父亲说，人是高明的。除此一句再无其他。杨家的女婿都留过洋，而且工作与职位都是稳定有前途的，可钱钟书大学还未毕业，父亲对女儿未来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钱钟书倒是很机灵，在老丈人那里得到评语“人是高明的”后，不经与杨绛商量，先斩后奏，急急忙忙与父亲一道赶到苏州来拜访杨家，亲自登门求亲，并把媒人也一并带了过来——杨荫杭的老友。杨荫杭对于钱氏父子的正式求亲毫无思想准备，以为是杨绛本人同意的，只能尊重女儿的意思。

虽然两家都是开明的家庭，尊重儿女的意见，且杨绛与钱钟书从相识到相爱都是自由恋爱的结果，但还得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程序办理。同年盛夏，钱钟书从清华大学毕业，钱家要设订婚宴，因为杨荫杭身体不适，诸事从简。钱老先生夫妇由儿子钱钟书和钱老先生的三弟及侄女陪同，从无锡赶往苏州。

订婚宴设在一家普通的饭店，宴请两家的亲朋好友，男女分席。一顿饭吃得简单，但其中的寓意却不简单，一场酒席，昭告天下，此后两人再也不是朋友，更不是同学，亦不是情侣，而是堂堂正正成了未婚夫妻。

订婚宴上钱老先生第一次见到杨绛，但是之前杨绛与钱钟书的通信他大都看了去，除了那些看不懂的英文信。杨绛在信中对钱钟书说：“现在吾两人快活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钱老先生赞曰：“此诚聪明人语。”可见在见到杨绛之前，钱老先生已经有好印象了。钱父后来还专门写信给杨绛，言说把钱钟书彻底交付给杨绛了，他很放心。杨绛收到信不知如何回信，问了钱钟书，钱钟书回道，不必回了。重回清华园

杨绛在钱钟书的指点下，补习外文功课，顺利考取了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言文学部，而此时钱钟书想报考中英庚款资助的公费留学考试。但是考取的条件是，申请人必须要有两年的社会服务经验。钱钟书应上海光华大学之聘，任英语讲师两年，月薪九十元。

两人一个在上海教书，一个要北上读书，又是一场分离，好在婚约已立，恋爱时那颗患得患失的心终于彻底安定下来。钱老先生特地把杨绛介绍给自己的朋友，约定同车北去，一路上照顾好杨绛。

钱钟书送杨绛去车站，两个年轻人，脚下似乎正迈开征服星辰大海的步伐，心里却默默地种下一颗思念爱人的种子，借由这短暂的离别浇灌成一棵相依相扶的连根树。

杨绛在清华大学借读时住在蒋恩钿的宿舍，到了研究院自然不一样了。清华新盖了静斋女生宿舍楼，研究生可以一人一间。杨绛喜欢接近自然，挑了三楼角上的房间，这间屋子恰好临山，透过窗子能看见山峦苍苍，层峦叠嶂，草木葳蕤，日落时是暮霭重辉，日出时是朝霞漫天。杨绛为自己能选到这样一间屋子而暗自庆幸，可到了隆冬，寒风凛冽，尘沙漫天，风卷着沙子从窗缝钻进来盖满了桌椅、床铺，杨绛不得不跟别人同宿。

在清华研究院读书的日子，时间总是紧得很，杨绛自知基础差又选读了很多课程，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恶补”，但自信心还是缺乏，因此对于课业上她也更加努力。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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