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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强恩

出版社：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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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学生运动.第十三卷试读：

王明排挤毛泽东

1933年初，中央电令赣东北苏区主力部队红十军到中央根据地接收改编，准备参加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

受赣东北党的委托，方志纯随邵式平带了材料和赣东北省委的报告随红十军前往瑞金，向中央汇报工作。

方志纯是中国著名共产党员方志敏的弟弟。他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后历任江西省农民协会干事、中共弋阳县支部书记、国民党弋阳县党部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与其兄一道为创建赣东北苏区呕心沥血，功绩卓著。

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中央根据地内，到处洋溢着一派生机勃勃的迷人景象。虽然大敌压境，战争迫在眉睫，但久历战火的苏区军民情绪镇定，斗志高昂。群众高兴地唱着自编的民歌：“英国美国不如兴国，南京北京不如瑞金。”方志纯和邵式平看到这种气氛，大受感染，情绪极好。

当时，是由博古主持中央的工作。方、邵二人向他汇报完工作后，又来到瑞金东面的沙洲坝，拜会了毛泽东同志。

其时，毛泽东已受王明一伙人的排挤，正处于心情冷落状态中。一见到两人心里十分高兴。

他一面给客人倒茶，一面询问道：“方志敏同志现在还好吧？”“还好！”方志纯答了一句。

毛泽东缓缓抽了一口烟，若有所思地说：“方志敏同志我见过两次，一次在广州，一次在武昌。这个同志很能干，又善于结合实际，他创造根据地的方法是正确的。”

1925年5月和1926年1月，方志敏两次到广州参加广东省第一次和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他与毛泽东见过面，并向彭湃同志学习了很多农民运动工作的经验。当时，听了毛泽东的讲课，收益非浅。随后，他在出席武汉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时，又见毛泽东一次。

在这些时间里，方志敏得以多次向毛泽东、彭湃、肖楚女请教、探讨中国革命和中国农民运动的许多问题。

其实，毛、方二人交往并不多，但对对方的印象均相当深刻。这恐怕要归因于他们对中国革命道路、农民运动、根据地创建等关键问题上的共同见解及认识了。可以说，他俩的交往，有点“英雄所见略同”的快乐感。

接着，毛泽东详细询问了赣东北根据地的发展及斗争情况。

方志纯与邵式平娓娓而谈：

1926年，方志敏从武汉回来时，把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带回江西，向江西特别是赣东北农民运动的骨干、领袖作了详尽地传达。中共江西省委开办了江西农民运动训练班，吸收全省农民运动的骨干分子参加，方志敏亲自讲课。

随后，方志敏组织和领导的赣东北地区农民运动，很快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26年秋，他率领30000多名农民协会会员攻占弋阳县城，积极配合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大革命由于种种原因失败后，方志敏像许多卓越的共产党员一样，对之进行了深深地思考。他说：本来，在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江西，革命运动应该彻底进行，但当时共产党中央，被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所统治，离开阶级立场，背叛阶级利益，放弃革命的领导权，阻止工农群众斗争的开展和深入，以致党脱离群众，不能领导群众，不去组织工农的军队，也不去进行国民军中的工作；只是一味向资产阶级妥协，以求其所谓民族联合战线的巩固。这样可耻的机会主义，将第一次大革命，一直领导到失败！“八·七”会议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战斗。

1927年秋，方志敏回到家乡弋阳，放手发动工农，策划武装起义，决心走一条与毛泽东“发动土地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相同的中国式的革命道路。

短短几个月内，方志敏发展了几十个党支部，组织了农民协会和几千人的农民自卫军。

11月25日，方志敏在弋阳窑头村主持召开了历史上有名的赣东北党的窑头村会议，确立了“发动工农，开展土地革命，实行武装暴动，夺取地方政权”的斗争纲领。

继湘赣边秋收起义之后，横峰弋阳暴动进入了创建、发展红军及赣东北根据地的艰苦斗争时期。

到1930年，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正式出现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

听完这段曲折坎坷、惊心动魄的介绍，毛泽东亦十分激动。他说：这就是革命！蒋介石用屠杀给共产党人指明了正确的道路。掩埋好同志的尸体，擦干身上的鲜血，继续战斗。短短几年的摸索，我们党终于摸准了道路。现在的事实已经说明：方志敏是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听了你们的汇报，看来你们那里好得很嘛，以武夷山为中心发展，大有文章可做。

他又问道：“你们主力红军在赣东北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到中央苏区来？”

方志纯惊奇地说道：“是中央调我们来参加第四次反‘围剿’的呀！您不知道吗？”

他们哪里想到，此时毛泽东已受排挤，不再指挥党和军队了。但由于双方冲突尚未公开，基于党的纪律，毛泽东不便点明。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果断地说：“红十军不应该到中央来，而应该加强嘛。主力都调来了，家里还有没有部队？”

这次是邵式平回答的，他说：“我们准备在赤色警卫师的基础上再组织一个军。只不过新组织一个军，武器太少、太差，要是有点大炮就好了。”

毛泽东点点头，说：“这样做是对的。至于装备吗，主要还得从敌人那里夺取。炮、炮弹、枪支都应该支援你们一些，等打完仗再说吧。”

当谈到干部、战士的思想状况时，二人介绍说：“少部分干部、战士还是想回去。”

毛泽东认真地问道：“跟中央说了没有？要服从中央命令。”“还没说呢，只是先跟您谈。”“要跟中央报告。”

方志敏又想到另外一件事，语气中不免忿忿不平：“我们已经就赣东北苏区的情况向博古同志作了报告，但中央有的同志对我们的汇报似乎不很重视。还不问青红皂白地批了我们一顿，说我们太右倾。”

毛泽东听了，十分严肃地说：“这就不对了，你们作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嘛。怎么不理不睬，还受批评呢！”

毛泽东对军队建设特别关心。他详细询问了赣东北红军的产生、成长和发展的情况，问了部队作战的战略战术。

当方、邵二人谈到漆工镇暴动，谈到弋横起义时，毛泽东问：“你们开始暴动时有没有斗争？”“有。困难时有人想把枪埋掉，但方志敏等领导同志坚决不同意，参加暴动的绝大多数农民不同意，才没埋成。”

毛泽东很高兴，点点头说：“对，你们做得对。”

原来就在弋横起义爆发前，受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影响极深的潘云飞、庞先飞、黄浩等人，被国民党的血腥镇压吓破了胆，在窑头会议上，他们坚决主张不要搞武装斗争，把枪埋起来，领导干部躲到白区去。这种“右”的主张，一度造成了干部的思想混乱，给赣东北的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以方志敏、邵式平等同志为代表的赣东北党坚决反对，才使埋枪之事没付诸实行。

在汇报中，毛泽东对赣东北根据地建设中的两条路线斗争非常关心。当谈到立三路线时，毛泽东问：“立三路线叫你们截断长江，你们截断了没有？”“立三路线中央叫我们打九江，我们到了长江边，一看，根本不行，就没有去打。”

毛泽东点点头：“那很好，我们这点力量怎么打得了呢！可就是有这么一些人瞎指挥！”

谈到当时的情况，毛泽东问：“中央现在不是派了一个人去了吗？”“是，派了个曾洪易。”“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是苏联回来的，满嘴新名词，‘左’得很，给根据地带来了很大的损失。”说着，方、邵二人便一五一十地介绍了曾洪易到赣东北后的所作所为：

四中全会后，中央即派万永诚、倪宝树二人到赣东北省委，在葛源召开了县以上干部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由万作政治报告，传达了四中全会的内容。

省委扩大会认为，赣东北党还有立三路线，必须立即改变；同时，党内广泛存在的右倾保守主义、封建地方观念、富农路线、调和主义必须予以彻底地清除。

对于这些无中生有的指责，方志敏十分愤怒，他反驳道：“我以为，中央上述批评，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赣东北党领导赣东北人民创造了工农红军，创建了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成绩有目共睹。如果是右倾保守主义，封建地方观念，路线都错了，又怎样解释这些成绩呢？”

省委扩大会议后，省委立即部分改组。由中央指定万永诚为省委书记，倪宝树为红十军政委，方志敏仍为苏维埃政府主席，邵式平仍为军委主席。由于整个省委组织和红十军的领导没有大的变动，万永诚初到，对各方面情况还不熟悉，故而无法立刻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左”倾路线。

正因为如此，“左”倾中央认定赣东北执行四中全会不彻底，于是于1931年又派曾洪易，以中央特派代表的身份来赣东北。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吕振球、聂洪均、关英等人。

赣东北大抓AB团

曾洪易一到赣东北，便积极推行宗派主义的干部路线，拉一帮，打一帮。

他首先改组了省委领导，仍以万永诚为书记，以聂洪均为组织部长，涂振农为宣传部长。又在省委内组织了一个以万永诚、聂洪均、唐在刚为成员的三人主席团。而原来的省委委员吴先民、黄道、邹秀峰、洪坤元等则被排斥于最高决策机关之外。

曾洪易在政治上全面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赣东北党内继续反所谓立三路线、富农路线、封建地方观念与保守主义。他武断地认为：

同村大姓支部叫做封建地方主义的党；

富农分到些好田，地主分到田是不折不扣的富农路线；

苏区内用于解决难民生活的实验农场是立三路线的过“左”办法；

游击战争中“扎口子，打埋伏，吃补药，围点打援”的战术，是地地道道的保守主义。

就这样，曾洪易完全否定了赣东北党的工作，为他召开省党代会全面控制苏区领导权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1931年9月，赣东北党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葛源开幕。

方志敏、邵式平等人虽然参加了大会的领导，但大会完全由曾洪易及其追随者所把持。会议最后如曾洪易所愿，通过了“左”倾色彩极浓的各种决议草案——《组织问题决议案》、《苏维埃工作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青年团工作决议案》等。

这些决议案的中心议题只有一个，即赣东北苏区存在着严重的右倾错误，必须刻不容缓地予以解决；

指责赣东北党不但是立三路线的执行者，而且是立三路线的发挥者；

说赣东北党的组织大多数不是从斗争中发展的，而是由征服、拉夫、亲族和感情关系相互介绍建立起来的；

党的支部根本不能领导群众，党的组织生活充满着富农意识、官僚主义和悲观、消极、畏缩、动摇等表现和倾向；

赣东北的雇农工会是富农工会；

赤卫队、少先队没有成为群众武装斗争的组织，更谈不上是群众的武装组织力量。

伴随上述指责，省委亦大换血。万永诚为省委书记，唐在刚为组织部长，涂振农为宣传部长，方志敏为省苏维埃主席、党团书记，邵式平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黄道为闽北特委书记，聂洪均为红十军政委，关英为团省委书记，汪金祥为保卫局局长。

这样，赣东北省党的“一大”后，省委与红军便牢牢控制在曾洪易手中了。

此后，曾洪易便从政治上、军事上全面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伴随着军事上的盲动冒险主义和政治上的“左”倾路线的，便是无限制地肃反扩大化运动。

由于军事指挥上的失误，赣东北红军在战场上连连失利，苏区形势日趋艰难，群心动摇，红军广大指战员难免口出怨言，态度消极。曾洪易认为，这准是潜藏的反革命分子所为，遂决心大规模肃反。

此时，适逢中共中央来信指示，要开展肃反运动，并指责赣东北肃反工作开展不力。

1932年3月间，鄂豫皖肃反文件传到赣东北，曾洪易看后大受启发，便大肆宣称“以肃反胜利争取红军胜利。”

正不知从何下手呢！恰好，这时有人偏偏不失时机地向曾洪易报告了一件事：

原来，来自上海的何东桥、罗子华、潘务行三人在闲谈中提倡健康、良好的生活习惯，说经常洗脚、爬山有益身体。

曾洪易一听，大喜若狂。原来这三人早不满曾及省委的领导，引起了曾洪易的怀疑。这还了得，它不是以“伊朗会”的名义进行改组派活动么？逮捕！审讯！

莫名其妙地，潘务行、何东桥、罗子华便成了肃反的首要牺牲品。

红十军政治部主任吴先民因不满曾洪易的错误领导，大发牢骚，也成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口实而锒铛入狱。

于是，惨痛的赣东北肃反就迅速在地方和红军中蔓延开来。

肃反刚开始时，方志敏、邵式平表示反对，说反革命是有，但没有这么多，吴先民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忠诚党员，决不会是反革命。

但曾洪易岂会听这些！他马上利用手中的权力，给方志敏、邵式平扣上对肃反动摇的帽子，加以隔离，强制二人写检讨书，公布于众。

大名鼎鼎的方志敏尚且挨批，余者谁还敢反对肃反？从此，肃反越搞越凶。

从赣东北到闽北，从军队到地方，由上级到下级，由机关到农村，到处弥漫着肃反扩大化的狂热情绪。

在肃反中，既不相信同志，又不调查研究，只是滥加罪名，严刑拷打，指名逼供，乱捕乱杀。

无数革命群众、干部和红军将领，都在这种错误的肃反下含冤致死：红十军政治部主任吴先民、地方暴动领袖黄镇中、团省委宣传部长汪明、闽北党的创始人陈耿、徐福元、舒翼、兰广平、徐跃……。

他们致死的罪名，均是子虚乌有的“AB团”、“改组派”、“第三党”。

当时，县、团级干部中的知识分子大部分被杀掉；弋阳、德兴、东平的整个县、区、乡村干部也大部分被处死。

甚至于，肃反委员会把在白区工作的一些干部和交通员也调来苏区，再予以处决。有的起义官兵携妻带子前来投奔革命，也被认为是反革命派来的，将其杀掉。

据当时的人回忆，仅弋阳一县，就设有监狱17所，关押所谓“AB团”分子1100多人，被杀害的达300多人。弋阳全县九个区委书记杀得只剩一个。该次肃反范围之广，为祸之烈，由此可见一斑。

听到这儿，毛泽东再也忍不住了，他激动地站起来，说：“哪里有那么多的AB团，改组派！乱弹琴！”

送方志纯、邵式平两人出门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与其它地方不同。有机会我是要为你们作宣传的。我们这点力量，我们这点根据地，来之不易。秋收暴动后，我们选来选去，才选到了罗霄山脉……。”

方志纯插话道：“我们暴动后，也选了好久，最后选到弋横这块地方，地势好，有群众基础。”

毛泽东点点头：“那地方好，以武夷山为中心发展。打完仗后，还是回去，巩固这一方面。”

但方、邵二人后来没能回去，红十军也没能回去。1934年10月18日，国民党第二十一师占领了赣东北苏区的首府——葛源镇。

一片红色沃土化为敌军马蹄下的荒原。

1935年6月，国民党某监狱一间阴暗的牢房里。

满身伤痕、憔翠不堪的方志敏同志趴在床上，艰难地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东西。

这是一篇关于赣东北苏区历史的文章，方志敏曾附记道：“因为是叙述事实，我只要忠实地写下来就得了，绝用不着一点铺张和夸耀，我写的态度是十分诚实的。”

在这篇未完成的手稿中，方志敏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沉重地总结了赣东北苏区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和教训。他写道：肃反工作的扩大化，就是认为一切工作的毛病，都是反革命在其中捣鬼，肃清了反革命，一切工作自然都会好了；就是认为反革命在苏区已经有了庞大的组织，雄厚的力量，到处都有了反革命的混入和活动，到处疑神疑鬼！这是夸大反革命的力量，过低估计党和苏维埃的力量，因为党和苏维埃的领导威信，群众的阶级性及其组织力量，以及反革命派不能如共产党员一样不畏艰苦危险的深入下层工作的关系，在苏区内，反革命派决不能很容易地大规模地发展起来，这是极明显的道理。当时肃反工作就忽视了这一点，没有指示全党要清楚地分出哪些是政治上或行动上的错误，那些才真是反革命的阴谋。“你这错误不是简单的，我要用肃反眼光来观察你。”这是几句普遍流行话，表现出肃反工作扩大化的精神来。我们固然要反对缺乏无产阶级的警觉性，使反革命派能藏在苏区活动。同时，也要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张惶失措，怀疑过多，这不但不能团结干部，而且会引起“人人自危”的恐慌。肃反工作简单化，就是不注意侦察技术，收集确证，而只凭口供捉人，这往往会乱供乱捉，牵连无辜！这次肃反，不能说没有乱捉了人，而且还有错办了人的。放走一个反革命派，固然是革命的损失，错办了一个同志，又何尝不是革命的损失！我们丝毫不能放松肃反工作，我们要经常提醒党员和群众，对肃反工作的注意，不让反革命派来阴谋破坏我们的革命事业。但是，肃反工作不是一切问题的中心，革命战争才是目前中心的中心，肃反工作只是帮助达到战争胜利的一种重要工作，绝不能把肃反工作扩大化、简单化，错办革命群众和同志。我现在肯定地说，赣东北和闽北的肃反工作，是有错误的，使革命受了不少的损失！应该用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来揭发过去肃反中的错误，以作今后的教训，一切畏怕自我批评，庞然自大的以为自己什么都是正确的，没有错误，这正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正足以损害革命的胜利！

西北苏区的危机

刘志丹是西北红军和西北苏区的最早创始人之一，中共给他的权威性评价是“在建军、建党、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其方针策略，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之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之斗争。”

在陕北，刘志丹更被誉为“民族英雄”而为人民所广泛传颂。

正因为如此，王明的追随者们视他为眼中钉，是他们推行六届四中全会路线的最大障碍，欲拔之而后快。

当时的实际情形确实如此。当中央驻北方代表推行“左”倾路线，朱理治开展反“右”倾斗争时，刘志丹曾坚决地抵制过。

在朱理治等人来西北苏区之前，刘志丹从实际出发，总结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及工作方法。但在朱理治等人的眼睛里，刘志丹工作的每一方面，无不带上了“右”的色调：

在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是明显的富农路线；

红军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是梢山主义；

在统战工作中，团结改造哥老会，是确确实实的投降主义。如此等等。

于是，在与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座谈时，朱理治就“已开始怀疑刘志丹”有问题，不过手头没证据，还没有说刘志丹就是“右派反革命”。刘志丹冤案的产生，在很大原因上是逼供信的结果。

正因为朱理治、戴季英等感觉到刘志丹有问题，因此肃反运动开始后，戴季英就抱着这一成见指名逼供。张文华、蔡子伟受刑不过，供出了刘志丹是“右派”。之后凡是被捕的人，都严刑逼供，指明要招出刘志丹是“右派反革命的首领。”

不利于刘志丹的口供愈来愈多。其中一份口供最为具体，说张秀山是由蔡子伟介绍加入右派，并任右派前委书记，张走后由刘志丹代理，曾在一个庙上开会。

对此，朱理治等人深信不疑，决定调刘志丹回来，予以审讯。

劳山战役获胜后，朱理治、戴季英马上写信给前方，令前方立即逮捕刘志丹等人。

关于这段经过，当时的前方肃反主持者聂洪均后来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劳山战役后的第三天，收到省委的来信，说后方永坪镇已经逮捕了几个人，根据他们的口供，揭出刘志丹、高岗、杨森、习仲勋、刘景范等很多高级领导干部都是右派反革命，并有很大的阴谋准备活动。省委指令我们在前方立即逮捕刘、高等人。对于省委来信所言，我相信是有可能的，但事关重大，未敢马上逮捕。我们感到：既然省委来信，就该执行，但考虑事态严重，“乱子”太大，不敢轻举。而且我们从缴获的敌人的文电中得知，中央红军已经到达秦川，为避免万一弄错，最好还是请中央来到后解决。我们决定出兵环县，迎接中央红军。随即召开军团会议讨论，一致同意红十五军团出击庆阳、环县一带，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并报省委。送出报告后，省委紧急来信，严令停止红十五军团出击庆环的行动，并要我们正确地估计到这个行动“可能发生事变，造成罪过”，最后强调指出：“刘、高等右派反革命问题，省委已有严密的考虑与决定，不日将派郭洪涛来前方传达，并协同解决。”我们去信催郭速来，结果来的不是郭洪涛而是程子华。经过反复商量，最后确定：分开刘志丹、高岗，将刘志丹调到后方主持军委工作，以防变乱，并便考查。不想，刘一到后方即遭逮捕。尔后，在省委的督促和指责之下，我和程子华等都感到，事已到此，刘既已被捕，前方如不立即采取行动，就有发生事故的危险。随即，按照后方提出的名单，逮捕了高岗、杨森、习仲勋、刘景范等许多陕甘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负责干部。此后人心惶惶，危险局面可以想象，陕北严重的错误肃反事件。

刘志丹是一个胸怀大局、品格高尚的优秀红军高级将领。他在接到调令后，当然会想到这是一个不利于他的调虎离山计，但仍处之泰然。

在交待了手头的工作后，刘志丹带领警卫员骑马驰向后方。在安塞的真武洞，他们碰到了从后方瓦窑堡来的通信员。

通信员见是刘志丹，便把一封给军团领导人的信交给他。拆封一看，原来是逮捕刘志丹和红七十八师营以上军政指挥员，以及陕甘边党、政县以上干部80余人的名单。

刘志丹看后，把信退给通信员，说：“你赶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去，就说我去瓦窑堡了。”

然后，又叫自己的警卫员和通信员一起回部队中去。自己立即奔赴瓦窑堡，想说服朱理治等人停止这样的错误肃反。

刘志丹刚到西北军委，就被西北代表团叫去，不容分说地秘密关押在保卫局。

刘志丹冤案产生了。

刘志丹冤案的产生标志着西北苏区错误肃反发展到了顶峰，同时也是肃反运动转入低潮的开始。

刘志丹被秘密逮捕后，朱理治等人开始有所醒悟。特别是刘志丹被扣的第二天，朱理治亲自提审张秀山。张秀山大哭，翻来覆去只重复一句话：“我死不要紧，只可惜了红二十六军。”

朱理治大为震动，心里开始对肃反本身发生了怀疑，觉得聂洪均在前线肃反时埋人未免太过火，而肃反中的审讯方法也大成问题。

于是，朱理治连夜写了一个指示信，指出肃反时，不得指名逼供，不得用肉刑，不得把党内党外问题混淆起来，不得乱杀人等，以期纠正肃反中的失误。

但是，这场错误的大清洗运动发展到这一步，已不是朱理治个人所能控制得住的了。在前方，聂洪均仍坚决认定，刘志丹、高岗等就是右派反革命；在后方，戴季英也始终认定，刘、高的右派罪名确切无疑，不容推翻。就在刘志丹被捕后的第三天，戴季英还说军委里的朱子修、高朗亭等五人计划举行反革命的武装暴动，将五人扣押，严加审讯。无论后方，还是前方，还是下寺湾，捕人、杀人、埋人的惨剧继续上演。

当时，西北苏区和红军内弥漫着人人自危、互相疑惧的恐怖气氛。反革命分子乘机大造谣言，引发普遍的群众反水及游击队叛乱事件。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对西北的第三次“围剿”还没被打破，更使苏区陷入了一场极大的危机之中。

一场错误的肃反已到了不可收拾，无法解脱的地步。连朱理治后来也不得不承认：“如果中央不来，事情就没法结束。”

刘志丹蒙冤得救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党中央率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西北苏区的吴起镇，与红二十五军会师了。

正当毛泽东紧张地布署直罗镇战役时，吴起镇工农民主政府的几个干部和保安游击队支队长张明科找到毛泽东，向他反映了一个严重的情况：一个多月来，刘志丹、习仲勋、高岗等大批负责同志被捕，有的甚至被杀害了，广大干部群众无比义愤，希望党中央公道处理。

毛泽东仔细地倾听了他们的介绍，立即指出要赶快停止捕人，刀下留人。他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请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的。

随后，毛泽东与周恩来交换了一下看法，均觉事情很严重，弄不好，会导致根据地的剧变。于是，立即派李维汉、贾拓夫两人携带电台，作为先遣队去寻找西北代表团及陕甘晋省委。

与此同时，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听说中央到后，也迅速派程子华、郭洪涛为代表，前往吴起镇方向迎接。

在甘泉下寺湾，双方相遇。李维汉和贾拓夫等人从郭洪涛处，得知西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原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等主要领导人确已被捕，立即电告中央。这样西北苏区肃反问题进一步得到证实。

亲眼目睹过中央苏区血腥大清洗的毛泽东收到电报后，立刻下令：停止捕人，停止审讯被捕的同志，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10月底，党中央、毛泽东到达下寺湾，听取了郭洪涛的汇报。

党中央在下寺湾召开会议，决定张闻天、博古、刘少奇、邓发、董必武和李维汉率中央各机关移驻瓦窑堡办公，处理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规定的各项事宜。同时，命王首道、刘约三等立刻奔赴瓦窑堡，全速查处西北苏区的肃反问题。

临行前，毛泽东特地找来王首道等人，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查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王首道等赶到瓦窑堡，立即接管了由戴季英控制的西北政治保卫局，把事态控制下来，以免进一步恶化。然后，代表党中央审阅了戴季英提供的案卷，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大量的事实证明，刘志丹等同志绝不是什么“右派反革命”。所谓的“罪状”，也只能证明刘志丹等同志坚持了正确路线；所谓的“口供”，除极少数是坏人故意捏造事实，蓄谋破坏外，其余都是逼、供、信的结果。

当时中央提名组成在博古指导下的五人“党务委员会”负责审理此案。11月中旬，直罗镇战役胜利后，党中央、毛主席来到瓦窑堡。王首道立即将审查“刘志丹案件”的情况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详细的汇报。

党中央、毛主席肯定了王首道的结论，并严肃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

过了几天，首批释放了受诬陷被捕的刘志丹、习仲勋、杨森、杨琪、张秀山、刘景范、任浪华、孔令甫、高锦纯、赵启民、胡彦英、黄罗斌、郭宝珊、高朗亭、朱奎、王据德、王佳娃、高岗共18人。

当天下午，召开会议，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员会当众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立即释放！

关于刘志丹冤案的平反经过，王首道在回忆录里记述详尽：当时，直接审理刘志丹同志案件的是戴季英，他当时任后方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陕甘边区保卫局的局长。我们一到瓦窑堡，他就拿出许多案卷来，作为刘志丹等同志是“右派”、“反革命”的“证据”。我们按照毛主席要“慎重处理”的方针，并不轻信这些案卷，立即进行调查访问。据调查了解，刘志丹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委派到广州黄埔军校学习，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他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领导了陕西渭南、华县的武装暴动，后来又到陕北开展游击战争。“九·一八”事变后，志丹同志曾先后担任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的领导职务。他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在他和谢子长等同志的领导下，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使这块根据地有了迅速的发展。1935年9月，原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到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改编为红十五军团，刘志丹同志与徐海东等同志共同指挥作战，在甘泉的劳山、富县的榆林桥打了两个大胜仗，消灭了敌人一个师和四个营，给“围剿”根据地的敌人以沉重打击，为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创造了条件。从他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看，志丹同志一贯是坚定不移、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像这样一位同志，怎能说成是“右派”、“反革命”呢？我们又了解到，志丹同志和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对陕北许多村子有多少人家、多少窑洞，都记得一清二楚。他处处关心群众生活，不管斗争多么艰苦，总是教育干部和群众不要拿群众一针一线。他在陕北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人们亲切地称他“老刘”，千方百计地给“老刘”的部队以支持和掩护。正因为有了这种鱼水相依的关系，陕北根据地才能在艰难困苦中建立和巩固下来。我们一到陕北，就听到了当地流传的一首民歌：“正月里，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队伍上横山，一心要共产……”这首民歌充分体现了陕北人民对志丹同志的高度信任和无比热爱。一个深受广大人民拥护和爱戴的群众领导，又怎能是一个“右派”和“反革命”呢？我们又进一步调查了志丹同志被捕的经过。……这里，刘志丹同志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光明磊落的气概。在掌握了大量事实之后，我们就向戴季英提出：如果刘志丹他们这批干部都是反革命，那么这块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里的对敌斗争是怎样坚持下来的？对于这些问题，他都答不上来。但他仍顽固地坚持有案卷、口供为据。我们仔细地阅读了那些案卷，发觉其中所列举志丹同志的“罪状”都是不能成立的。所谓刘志丹执行“富农路线”，是指他在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所谓“梢山主义”，是指他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所谓“投降主义”，是指他在统战工作中团结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等等。显然，这些“罪状”，只能证明刘志丹等同志坚持了正确的路线。我们还继续提问了几个所谓“犯人”，当他们知道我们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时候，就敢讲真话了。经过再三审查，证明所谓“口供”中，除极少数是坏人故意捏造事实，蓄谋破坏外，其余都是逼供信所造成的结果。同干部本人谈话，是了解干部的重要途径之一。志丹同志被捕时，戴季英没有让他说一句话，就将他关押起来了。我们亲自访问了志丹同志，他是“首犯”，带着手铐，还钉了脚镣。他说：“我承认是有错误的，组织审查是应该的。但我是光明磊落的。红二十五军来到了陕北，对我们帮助很大，现在中央又派人来，我非常高兴。”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残酷迫害下，志丹同志丝毫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和安危，而是一心想着党的事业。

刘志丹等获释的消息迅速传遍了陕北。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

一场巨大的内部危机迅速消弥于无形。

志丹同志出狱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接见了他，并详细询问了他的健康情况。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志丹同志，你受委屈了！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是一种考验，又是一种休息。”

周恩来在旁风趣地说道：“‘左’字号的监狱，也‘左’得出奇哪！”

毛泽东接着又补充道：“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都是从这里闹起革命的。这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

刘志丹听了，喜悦万分。他汇报了陕北的工作，并表示，要坚决跟党走，将革命进行到底！

不久，毛主席、党中央任命刘志丹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和红二十八军军长。1936年初，刘志丹率部渡河东征，取得了许多战斗的胜利。4月中旬，在围攻山西中阳三交镇的战争中，不幸中弹牺牲，为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代名将，终于实践了他捐躯沙场、马革裹尸还的诺言。

在释放了刘志丹等一大批陕甘边党、政、军负责人之后，为彻底制止肃反中的乱捕乱杀现象，11月26日，中共西北中央局颁布《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指出：陕甘晋省委个别领导同志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这种错误混淆了斗争的目标，分散了斗争的力量，以致在某些地方党内与部队内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派。各级党政机关必须立即改组过去的政治保卫局，纠正肃反工作中的“极左主义”与“疯狂病”，加强党对保卫局的领导，健全保卫局的组织与工作，调选政治立场坚定的从群众斗争中出来的干部，担任保卫局的负责工作。

同时，为严明党纪，11月30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作出了《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边区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议》，决定给直接执行肃反扩大化的戴季英，聂洪均以纪律处分。

决议指出：西北苏区肃反错误的主要责任，应由当时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当时的保卫局长），及在前方主持肃反工作的聂洪均（当时的军委主席）二同志负责之。戴季英同志在保卫局工作上还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本应受到党的最严重的处分，因考虑到他长期参加国内战争，为党工作很久，特决议从轻给予他以最后警告，对聂洪均同志以严重警告。

争取张国焘北上

6月16日2时，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张闻天联名发出《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给四方面军电》，其内容为：（甲）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乙）目前计划兄弟部队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丙）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上策。（丁）我野战军十二号已全部通过天全、芦山之线，十八号主力及中央机关可集中懋功，因粮食极少，不能休息，约月底全军可集中理番地区，并准备渡岷江。

电文所示：“赤化以四川为中心的川陕甘三省广大地区，是此后野战军与四方面军的共同行动的基本任务。”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此时的意见就是如此。

但是，张国焘却反对这一北上方针。其原因如徐向前所指：“作为第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张国焘，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故意夸大向东向北发展的困难，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他看不到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对当时的形势做出极端悲观的估计，认为革命处于‘总退却’阶段。因此，他主张‘卷起苏维埃旗帜’，向我国荒僻的西部地区青海、新疆或川康等地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苟安一隅，逃避斗争。”因此，6月17日，张国焘复电党中央，反对向东、向北发展的方针，认为川北地区地形、给养条件不利，红军没有粮食吃，敌已有准备，不宜过岷江东打。提出应向川西北，经阿坝集中主力向青海、新疆打。如有困难，暂时向南进攻。

6月18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到达懋功。在这里，毛泽东见到了当时属四方面军的李先念。他仔细地询问了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并征求李先念的意见：能不能打回川陕苏区？反复考虑着两大红军主力会师后的下一步行动。毛泽东把一幅军用地图铺在地上，向李先念等详尽地分析了目前形势，指出：“全国抗日高潮正在到来，整个形势对我们很有利，一、四方面军要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相互学习，亲密团结，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还说：“今后一、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

同一天，毛泽东等致电张国焘，重申了北上方针的正确，不同意张国焘提出的向大西北或向南发展的错误方针，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以后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的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6月20日，毛泽东等再电张国焘，又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有利。”并要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6月24日，毛泽东等和军委纵队一起到达懋功县两河口。为了欢迎张国焘，总政治部在两河口镇外通向虹桥山方向的一小块平地上，搭起了欢迎会场。第二天，张国焘骑马在三十多名骑兵卫队的护送下，匆匆赶来。毛泽东、朱德等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冒着大雨欢迎张的到来。张国焘态度傲慢，在讲话中说什么“这里有着广大的弱小民族——藏族，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大局面的更好条件”，公开宣布了同党中央北上方针相反的错误主张。

为了消除分歧，统一认识，6月26日，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和军委作报告，分析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指出在岷江西岸的懋功、松潘、理番地区不宜建立根据地，向大西北，向东、向南进攻，均不可能，今后的战略方针应是向北发展，在岷山山脉以北地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红军应迅速前进，在松潘与胡宗南作战，首先占领甘南。张国焘反对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也不同意先打松潘向甘南发展，理由是南有雪山草地，气候严寒，行动不利，部队长途行军，减员必大；北面有胡宗南部二十余团兵力，即便到了甘南也站不住脚。主张依托懋功地区，避开胡宗南部，先向南打成都，然后向川、康边发展。

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毛泽东再次指出，我们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的建立是依靠进攻的。我们过山战胜胡宗南，占领甘东南，打退敌人后建立根据地。他说，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有它的好处：把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并要求“在四方面军应作解释，因为他们是打成都”。他主张红军必须高度机动，集中兵力，迅速的打破胡敌向前。他特别强调：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地区条件太坏，后退不利，应力争在6月底突破岷江以北地区，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

与会人员都同意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张国焘陷于孤立，只好表示赞成。张国焘在其时也不得不承认：两河口会议上“大多数表示支持毛的主张”。

6月28日，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主要内容是：（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这样，中央政治局从党的组织原则上，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正式确定了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对于这场北上与南下之争，张国焘在1938年5月6日发表的《敬告国人书》中有一段话，虽然美化其自己，但也佐证了这场争论的确实性。“民国二十四年夏毛泽东领导之一方面军与本人所领导之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当时曾发生不同意见，毛泽东等估计长征是胜利，主张应北出陕西，形成川陕甘根据地，重建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本人彼时估计长征是失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前途早成过去，吾人应在川西和西康地区或甘肃西北部之甘凉肃一带，首先求得与中央军休战，再图举国一致抗日方针之实现，因为两种主张未能一致，遂至形成中共之分裂。”

两河口会议后，中央政治局考虑到，必须尽快解决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问题，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

但张国焘回到杂谷脑红四方面军总部后，即对两河口会议决定采取了阳奉阴违、口是心非的态度。6月30日，竟又致电中央，公然违反他刚刚举手赞成的两河口会议决定，重新提出退却方针，主张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一部向西康发展，一、四方面军就地向北稍微扩张一些。同时，进一步向党中央伸手要权。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再次拒绝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同时本着大敌当前、革命利益为重的精神，7月18日，中央军委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对此，彭德怀在其《自述》中说“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在黑水寺开中央会议时，张国焘要当总政委，洛甫提议把总书记交给张国焘，毛主席不同意。宁愿交出总政委，不能交总书记。张国焘当时不要总书记，他说，总书记你们当吧，现在是打仗吗。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

7月底，毛泽东和红军总部来到毛儿盖地区。这时，由于张国焘的拖延，已经失去了进取松潘的有利时机。8月初，毛泽东等军委成员举行会议，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改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即以红军主力出阿坝，北进夏河地区，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争取在洮河流域灭敌主力，创造甘南根据地为作战目的。

军委关于夏洮战役的计划确定后，张国焘又节外生枝，要求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于是，中央8月4日至6日在毛儿盖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的议程有两项：（1）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2）组织问题。

在会上，针对张国焘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观点，会议重申了遵义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结论，即中央的政治总路线是正确的，没有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经遵义会议已得到了纠正。同在遵义会议上的态度一样，毛泽东仍不主张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线，因为军事问题具有最紧迫的意义。政治路线的错误，待时机成熟时再予解决。

8月5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驳斥了张国焘悲观主义的形势估计，指出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更进一步侵略中国，白区群众的革命斗争继续前进，许多老根据地仍在坚持斗争，“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发展极大胜利的前途。一切这些，证明中国革命形势的依然存在，证明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决议再次否定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主义，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战略方针的正确性。明确指出：“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红军基本的严重的责任，就是在川陕甘及广大西北地区创造出这样一个根据地。”针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决议突出强调“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指出“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

会议决议最后指出：“必须在部队中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这种动摇是由于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夸大敌人的力量，看不到敌人内部力量的削弱，而同时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所产生的。”这种动摇具体表现在：“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现怀疑”，“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对于一、四方面军的力量不信任”，“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等。“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明显的在部队中存在着，而且部分的生长着”，“是最大的危险，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目前中心任务之一。”

这个决议没有点张国焘的名，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并为了团结他一直北上。同时，会议同意在红四方面军工作的一些同志补为候补中央委员，或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

沙窝会议后，为了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全军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右路军由党中央、毛泽东直接率领，由徐向前、陈昌浩指挥；左路军由朱德指挥，实际上由张国焘率领。但张国焘一离开沙窝，便又公然违反会议决议，提出要西出阿坝，北占夏河，向青海、甘肃边远地区退却的错误主张，拖延主力红军的北上行动。

因此，中央政治局于8月20日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以克服张国焘的阻力，贯彻沙窝会议精神。会上，毛泽东首先作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他说：“我们向北行动以后，目前存在着两个方面：一个是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向洮河流域东岸发展；另一个是向黄河以西、青海、新疆、宁夏方向发展。”毛泽东认为，向东是转入反攻，向西是退却。向西去，无论敌情、地理、民族、经济、政治等条件，都对我极为不利。敌人的部署，正是逼迫红军向黄河以西。向东发展，则可以洮河流域作为开创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基础。这一区域，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西北靠黄河，便于作战。同时，又可以黄河以西为退路。因此，红军主力应向黄河以东，支队应向黄河以西去破坏敌人的封锁计划。他指出，洮河作战步骤，极大关系于将来的行动。毛泽东在分析敌我形势之后，提出红军应出敌不意，横跨草地，北出陕甘。

张国焘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与会人员讨论后，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结论，指出：第一，向东还是向西，是全局的关键。向东，积极的方针，我们必须采取这一方针。第二，为配合全国红军、全国革命运动，亦应向东。第三，从洮河左岸或右岸前进，可视情况而定。如有可能，即采取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北出。这一路线，可集中三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条路线。第四，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总之，必须坚决向东打，以岷州、洮河地区为中心向东发展，决不应因遇到一些困难，转而向西。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决定指出：“在目前敌我具体的情况之下，为实现6月28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继续发展之有力的支柱与根据地。”同时也指出：“在目前将我们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

毛儿盖会议后，左、右路军终于又迈上了北上的征途。8月26日，右路军胜利通过草地，并取得包认战斗的胜利，打开了红军向甘南进军的门户。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毛泽东等领导抓住有利时机，制定了北出甘南的行动计划，决定右路军以主力向东推进，待左路军到达后，用小部队向南坪、文县佯动，集中主力从东北方向的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去。9月1日，毛泽东和徐向前、陈昌浩联名把这一计划电告张国焘。

但是，张国焘接到电报后，拒绝执行中央的指示，又提出南下川康边境的计划，要把右路军和左路军全部拖回到天全、芦山、丹巴地区。并且擅自下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强迫已前进到墨洼的五军团返回阿坝。9月3日，张国焘竟以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发电要求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须即决即行。”

张国焘要求南下的错误主张和行动，当然是党中央所不能同意的。毛泽东等“即决即行”，按照预定计划，部队坚决北上，并派前锋一军团于9月4日出发北进俄界。在巴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多次同陈昌浩、徐向前等商谈，争取张国焘北上。9月8日，徐、陈致电张国焘，说明“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进为下策”。

当天，张国焘来电，命令徐、陈率右路军南下。晚上，毛泽东等人即在周恩来驻地开会。因周当时患病未愈，起不了床。会前，毛泽东等已拟好了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会上念了一下，要求徐、陈表态，两人均表示同意电报内容。于是，中央当晚即以毛泽东等7人的名义致电左路军：“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

张国焘不但不听劝告，反又在9月9日密电陈昌浩，命令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当即在周恩来住处开会，即著名的巴西会议。为了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会议决定立即率领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连夜转移，脱离险境。并指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还决定委托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巴西会议一结束，脱离险境的准备工作立即迅速而秘密的进行。夜12时后，部队先后从巴西及其附近出发。三军团在山上警戒，担任后卫。三军团又以红十团为后卫。为了及时处理可能出现的情况，毛泽东和彭德怀随红十团一起在后尾前进。他俩边走边谈，彭德怀问毛泽东：“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毛泽东回答说：“那就只好跟他们南进吧！他们总会要觉悟的。”

9月10日，党中央发表了毛泽东连夜起草，用蜡板刻印的《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

号召红军指战员，“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

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北进后，陈昌浩派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一个骑兵追赶中央，“劝说”中央率军南下。李特把陈昌浩写的一封信送给彭德怀，要他停止北进，回头南下，遭到彭德怀的严词拒绝。毛泽东也来会见李特，对他说了一些很感动人的话，让他转告张国焘、陈昌浩，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川康十分不利。希望能认清形势，率部跟进；如果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中央也欢迎，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有何意见，可随时电商。

9月11日，北上部队陆续到达俄界后，党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令其立刻率部北上。张国焘又一次抗拒中央的命令，并于9月12日直接发电给红一、三军团，攻击北上“将无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会冻死”；还诱令说：“望速归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9月12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等21人出席。会上，毛泽东首先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揭露了张国焘反对北上方针的错误，接着说，不管张国焘等人如何阻挠破坏，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继续向北。他指出，红军总的行动方针是北进，但考虑到目前党中央是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进，力量是削弱了，从当前的敌我形势出发，行动方针应该有所变化，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关于张国焘错误的性质和处理办法，毛泽东指出：“我不同意开除张国焘的党籍的做法。因为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马上就做，因为它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问题。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我们应尽一切可能争取四方面军北上，向南是没有出路的。”

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批评了张国焘向西南地区退却的逃跑主义错误，指出：“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同志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因其分析与态度是悲观的，因而“以至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什维克的方针”；决定还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与反党行为。

会议讨论了北上部队的组织问题，决定把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同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和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

根据俄界会议决定的方针，为了继续争取张国焘北上，9月14日，党中央率领陕甘支队从俄界出发的时候，又致电张国焘，恳切地说明“中央先率领一、三军团北上，只是为着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三十军、四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北上。”再次要求张国焘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服从中央命令、率军北上。9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甘南的哈达铺后，又等待了7天之久，因为张国焘已拉着四方面军南下，才继续北上，并于10月间奠基西北，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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