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堡文化研究(2014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建军(主编),吕燕平,张定贵(副主编),张建(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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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堡文化研究(2014卷)试读：

摘要：在今日乌蒙高地的卫所移民社会中，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是其特色，这多彩的移民文化源于移民原乡文化的多元性，且这种多元性是移民祖籍祖源的多元性造就的。乌撒卫所移民的源流中就包含了这种多元性的特征，特别是其蒙古人与色目人的历史人口构成，一直被学界忽略，这反过来屏蔽了对卫所移民文化多样性理解的多维度检视。所以，在今后贵州以至中国卫所移民历史及社会文化的研究中，须从祖籍祖源所代表的原乡文化的多元性作深度挖掘，以期更全面地理解卫所移民的历史及社会文化。

关键词：乌撒卫 归附人 卫所移民 屯堡一 引言

一直以来，学界对乌蒙高地（主要包括今黔西北威宁、毕节，滇东北昭通等地）的区域研究多着眼于少数民族的历史及社会文化，其中对彝族和苗族尤为关注，而作为人口主体的汉、回民的历史及社会文化并没有吸引人们太多的科研兴趣，这或许是国家科研层面偏好“民族”选题的战略导向及学界“潜意识回避”而达成“共识”的结果。无论原因为何，作为当下乌蒙高地人口主体的汉、回民社会，其学术研究意义学界不应该漠然视之。乌蒙高地主体地域中分布着明代两个重要的卫所，分别是乌撒卫和毕节卫，其辖地即是今毕节市区及威宁县大部，而当下该地域的人口主体主要由这两个卫所的军户移民后裔构成，尤以汉、回民为主。因此要理解整个乌蒙高地的历史及社会文化，除了目前成果较为丰富的彝族及苗族研究，还必须求之于卫所移民的相关研究。遗憾的是，当下涉及乌撒卫和毕节卫的卫所移民相关研究甚少，只散见于部分著作及文章中（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志编委会，1997；刘励，2007；李正清，2008；温春来，2008；卯丹，2013，2014a，2014b）。尽管乌撒卫和毕节卫的卫所移民的研究成果单薄，并不代表这两个卫所的相关资料缺乏，虽然正史、方志中的资料较少，但卫所社会中仍存有较丰富的碑刻、谱牒、文书等民间历史文献资料可资利用，这些资料可与正史及方志记载相互印证，再佐之田野调查的资料综合验证，便可对相关历史及社会文化脉络有一通盘的理解。

笔者系乌撒卫军户后裔身份，因曾在厦门大学修习历史/文化人类学的缘故，对故乡的历史及社会文化抱有好奇和探求之心，并常常搜集相关资料，以尝试作一番“我之所以是我”——即形塑威宁人背后社会文化逻辑——的“自我分析”（布尔迪厄，2012）。或许是缘分，2012年5月的一天，位于威宁县草海镇卯家沟卯氏坟山的一座祖墓被盗，墓中出土了两块明代早期墓志的碑刻，现存于威宁县文物保管所。这两块明早期的墓志，是乌撒卫及毕节卫目前已知最早的碑刻，这对卯氏一族乃至乌撒卫的卫所移民历史源流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该墓志清晰表明卯姓先祖是明初陕西六盘山归附的蒙古人，以此为线索，综合正史、方志文献及谱牒、碑刻资料，牵连出了一系列明代乌撒卫归附的蒙古人、色目人与女真人，这为理解乌蒙高地乃至贵州移民史及移民文化的多彩源流提供了历史的想象力。正是出于以上考虑，笔者不揣浅陋，特将此两块墓志碑刻内容作一简要考释，并方志、碑刻、谱牒记载的乌撒卫归附蒙古人与色目人相关资料作一初步分析，向各位方家请教。二 《大明武德将军乌撒卫右千户所正千户卯公墓志》内容浅析

威宁卯家沟卯氏祖墓出土的墓志碑刻有两块（详见图1、图2），时间皆为明景泰三年（1452年），至今已有564年。为行文方便，笔者将这两块墓志统称为《大明武德将军乌撒卫右千户所正千户卯公墓志》。图1 墓志之一

墓志之一为一块近似正方形的碑刻，长42厘米，宽41厘米，厚6厘米。正反面皆较为平整，侧面为凿平的面，其中只正面有字。正碑面文字竖排共5列，每列4字，共20字，文字楷体阴刻描朱，据族人说，刚出土时颜色极为鲜艳，现已氧化暗淡。其文字内容为：

大明武德将军乌撒卫右千户所正千户卯公之墓

墓志之二也是一近似正方形的碑刻，长42厘米，宽41厘米，厚5厘米。正反面皆较为平整，侧面为凿平的面，其中只正面有字。碑面文字竖排共24列，每列24字，除敬语换列抬头以及段尾空白部分，碑文全文共475字，文字皆楷体阴刻描朱，出土时颜色也十分鲜艳，现在被氧化而字迹暗淡。该碑面右上方有一约10厘米的裂纹，右下方有约长12厘米、宽3厘米的不规则缺损，此裂纹及缺损导致墓志有10个字难以辨认，其余碑面虽有细小缺损，但不影响文字的辨认（见图2）。图2 墓志之二

墓志二的文字内容如下：

大明武德将军乌撒卫右所管军正千户□□□□□字廷威，陕西平凉府开城县六盘山蒙古人。□□□□失喇前元宣慰司都元帅，洪武庚戌[2][3]（1370年）归于圣，敕□浴红城子星牧监百户。征进甘肃等处，武功昭著，蒙钦升世袭。敕命洪武辛酉（1381年）随征云南，壬戌（1382年）调守乌撒，以功升武略将军右所世袭副千户，后以年老致政。祖母也者善，封宜人。父讳东，字景阳，承替前职，维居武秩而雅好文术，敦行孝悌，俭约温恭宽猛之适，克合于中，可谓盛矣。永[4]乐年甲辰（1424年）冬以疾卒于官。母宜人高氏，昆陵右族也。惟公癸巳年（1413年）六月三十日生，幼而颖悟，志操卓然。宣德三年（1428年）职继父勋，勤以奉职，信以服众。宣德九年（1434年）[5][6]征进岭表，焯有能声。正统四年（1439年）调征麓川，直抵上江[7]，屡战皆捷，功迹居多，当赏资尤厚，蒙升正千户。正统十三年[8][9]（1448年）四月后征麓川，攻打迤西孟养等寨，功业益隆。正统十四年（1449年）春班师回至云南，因疾沉剧。公长子曙闻而奔骥往，至则公已辞世，哭，曙以号痛绝，而后苏，治棺余以敛，遂护柩而归停于家。公寿止三十有九，于戏，痛哉！所谓边尘未靖，弗果葬焉。曙于景泰二年（1451年）以赴京师，袭授是职，拜命以还。乃奉公之表，择于景泰三年（1452年）秋七月十又一日壬寅葬于乌撒[10][11]城西五里次山之原。公娶本卫蔡明威将军之女，生男四人，长曙也，天资警敏，惠绍先业，事母尽其孝，守职志其公勤，娶本卫李怀远将军之女。次曰皡、晖、暟。女曰一人，淑兰尚幼。

为便于理解，笔者先概述墓志内容大意，再逐一详解其中关键内容。此墓志大意是说这位卯姓（名实考）字廷威的墓主人的祖籍及祖源是明初陕西省平凉府开城县六盘山的蒙古人。其祖父原是元朝的宣慰使司都元帅卯失喇，后归附明军，初被任为监管军马的百户，后因功升为世袭百户，在随征云南后调守乌撒升乌撒卫右所世袭副千户。其父是袭替卯失喇副千户职的卯东，后卯东病逝于任上，且无子嗣。故墓主人以子侄袭继副千户职，在第一次麓川平叛战斗中立有战功被晋升为世袭正千户，后在第二次麓川平叛战斗中患病，其长子卯曙闻父病危往见，不料见到时已去世于云南。接着卯曙护其灵柩回乌撒，待卯曙去京城向兵部陈述其父去世并核对军籍等事实，袭替正千户职，之后择吉日安葬于乌撒卫城西的卯家沟。文中交代了墓主人的妻子是乌撒卫蔡姓明威将军的女儿，并进一步介绍其育有四子一女，然后罗列了其子女的姓名及现状。其中卯曙已娶乌撒卫李姓怀远将军的女儿。墓志虽只短短数百字，但包含的历史知识背景却较为复杂且丰富，既有明初蒙古人归附的历史事件的记录，也有卫所武官袭替的陈述，还有乌撒卫所军队参与麓川之役的史实，再有祖籍祖源这类家族历史的记载。由于该墓志内容对理解乌撒卫归附人较为重要，故下文将对墓志关键文句作详细分析。

墓志中所提乌撒卫，其辖地主要在今贵州省威宁、赫章县大部，云南宣威市大部。据明万历《贵州通志》载：“皇明洪武初改为乌撒军民府，十五年（1382）增置乌撒卫，初隶属云南都司，永乐十二年（1414）改属贵州都司，领千户所五：内左右中前四所、外沾益州后一所。掌印指挥一员、管屯指挥一员、掌操指挥一员、捕盗指挥一员、经历一员、镇抚一员，五千户所各掌印千户一员、掌操千户一员、所镇抚一员、管军屯印百户十员，儒学教授一员、训导一员”（王耒贤等，1991：205，209）。另据民国《威宁县志》载：“中[12][13]所，附城；前所，即七星关一带；后所，即宣威，今隶云南；[14][15]左所，在城西四十里左所塘；右所，在城东五十五里结里”（苗勃然，1996：183）。

墓志所言之开城县，即今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明孝宗实录》卷187“弘治十五年（1502）五月丙申”条载：“升陕西开成县为固原州”（1962：3454）。而墓志所提到的六盘山，即固原市之六盘山，蒙元时为蒙古军队南征四川、云南及其他中原地区的重要军队驻地。目前的研究表明，蒙元时期六盘山是成吉思汗、蒙哥及忽必烈三位大汗驻军的大本营，后开城安西王府设立于六盘山下，并大举迁徙蒙古人及中亚各部族的色目人在六盘山驻军及屯田；当时的安西王即是穆斯林，所以伊斯兰教在上层的支持下得以在六盘山及整个开城地区广泛传播（马建军、海梅，2008：68-72）。

该墓志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提及了乌蒙高地卯姓的先祖卯失喇，这与卯姓族人长久相传的信息是一致的。一直以来，卯姓族人只知先祖姓名的读音曰“卯石钠”，具体为何字没有统一的意见，也只传说其为“东方鞑靼回”，碑刻记载其是明初“陕西平凉府人”，并没有其他具体实物证据佐证之。此两块墓志的出土，验证了卯姓祖源的口述史及碑刻记载是有证可依的。此外，明万历《贵州通志》卷十《乌撒卫》“职官”条载：“卯失喇，陕西开城县人；洪武十九年（1386）升副千户，五世孙暶成化四年（1468）升指挥佥事，调本卫，沿有光袭”（王耒贤，1990：209），民国《威宁县志》的“卫指挥”的名录里也载有“卯有光、卯启荣”（苗勃然，1996：38）二人名字，这些记载与墓志及乌蒙高地卯姓的相关记录也是一致的，所以可以肯定卯姓为明初陕西六盘山归附的蒙古人。

墓志中提及卯姓先祖卯失喇未战败归附时，是元朝的宣慰司都元帅。宣慰司系元朝地方官，元时设六道宣慰司，即山东东西道、河东山西道、淮东道、浙东道、荆湘北道、湖南道。其官职为宣慰使，从二品。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天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臧云浦等，1987：120）。这证明卯失喇在未归附时是一位阶不低的元军武官。在1370年即洪武庚戌年，徐达征北大军征伐至六盘山，即在这一年，有大批蒙古军队战败归附明军，对此《明史纪事本末》卷十《故元遗兵》（谷应泰，1977：127-150）有较佳的概括性记述，此处不再絮言，只提及一个事实，即归附的蒙古军队多被安置于当时的京师南京或安插于各边地的卫所军队中，且这些归附的蒙古军队主要由蒙古人及色目人构成，其家属或就地安置，或安置于南京。其中，被安置于南京的包含大量武官及家属的蒙古军队，又被朱元璋二次安置于内地各卫所中。这种安置方式造成后来大量卫所归附人的籍贯是南直隶特别是南京的说法，为后世研究卫所移民文化时设置了层层障碍。这是蒙古人、色目人与女真人的武官们在填写记录军籍的《武职选簿》的黄册时，多选择安置地或出征地的缘故。

墓志中还提及卯失喇是“年老致政”，即年满退休。有明一代，卫所军人皆由卫所军户构成，且世代世袭。在明代军户世袭制度中，退休制度初拟定为50岁，但未满60而致仕者，可“依原卫所升等署事，以半禄给之”［详见《明太祖实录》卷一七四、卷一九二，以及台湾中研院于志嘉教授的《明代军户世袭制度》之“武官的世袭与武选”相关部分（1987：145）］。另明代军户世袭制度中，15岁可袭替父职，但亦有16岁袭替父职的情况。《会议王禄军粮及内府收纳疏》曰：“永乐初，令洪武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奉天征讨获功升职者为新官，子孙年十六出幼，袭替免比试。三十一年以前为旧官，子弟年十五出幼，袭替俱比试。永乐元年以后获功，出幼、比试与旧官同”（转引自于志嘉，1987：144）。正因为世袭武官至少要15岁，所以墓主卯廷威在卯东去世还未满15岁，四年后年满才袭继副千户职位。

对于卫所军户的实质，于志嘉指出，卫所军户户下人丁依其户役的不同，分作“正军”与“余丁”；“正军”需赴卫所服军役，“余丁”则有帮贴军装、继补军役之责；“余丁”分居卫所与原籍两地，正统元年（1436年）明令规定军丁赴卫所须连同妻小一同起解之前，有不少正军以归骨故里为荣，以为退伍归乡之后的依靠；当时的州县对在卫所的余丁也采取遣返原籍的政策，以确保地方经济的发展；正统以后，明朝厉行卫所军户在卫所生根政策，使卫所与留在原籍的户丁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生活群体。于志嘉将留在卫所的称为“卫所军户”，将卫所军户中附籍在州县的称为“附籍军户”，将留在原籍的称为“原籍军户”；这三个群体起源于明代军户不能分户的规定，目的是要以原籍及附籍军户丁支援卫所军役，确保其兵源不断绝；军户不得分户的规定在嘉靖以后有所松动，但最终并未获得中央政府的认可；所谓“分户”，有时仅是地方官基于徭役改革的需求，对丁产数较多的军户进行台面下的操作，未必就真实反映在官方黄册上。也正因为如此，卯姓入黔的第一代祖先卯失喇和第二代卯东的祖墓一直未在乌撒卫境内找到，当是回原籍之故，而被盗墓出土墓志的卯庭威墓一直是乌蒙高地卯姓公认的最早祖墓。

墓主记载卯失喇之妻也者善、卯东之妻高氏皆是“宜人”，这是一种对官员妻子的封号。《明史》卷七十二“职官”载：“外命妇之号九：公曰某国夫人，侯曰某侯夫人，伯曰某伯夫人。一品曰夫人，后曰一品夫人。二品曰夫人，三品曰淑人，四品曰恭人，五品曰宜人，六品曰安人，七品曰孺人”（张廷玉等，1974：1737）。而卯失喇、卯东皆为副千户职，其妻被称宜人便在情理之中了。

墓主所提卯曙的岳父“本卫李怀远将军”，疑为乌撒卫武官李旺[16]或李成后裔。万历《贵州通志》载：“李旺，直隶安东县人，洪武三十四年功升指挥同知。三世孙福天顺五年升指挥使调本卫。四世孙璘成化七年袭指挥同知。七世孙文龙嘉靖二十九年袭，福建都司佥[17]事”，又“李成，直隶沛县人，洪武十八年升总旗。男仙童二十三年升正千户。三世孙贵三十五年升指挥佥事，调本卫。四世孙雄宣德九年升指挥同知，沿国忠袭”（王耒贤等，1991：209）。因宣德九年（1434年）李成四世孙李雄升任指挥同知，距墓志撰写时间1452年仅18年；而另一武官李旺，洪武三十四年（1401）便是指挥同知，其三世孙李福天顺五年（1461年）方升为指挥使，这说明1452年时李旺后裔仍是指挥同知，若考虑武官间的熟悉程度及李成《李姓家谱多》记载与卯姓通婚的例子来看，李旺是洪武后期调乌撒卫的，关于其后裔记载较少，此处的“本卫李怀远将军”是李成后裔的可能性较大。关于明代卫所武官婚姻的相关研究表明，武官的子女之间通婚的现象是极为普遍的，即使是蒙古武官与汉人武官间的婚姻也是如此（奇文瑛，2011：190-208）。

为了更好地理解乌撒卫卫所军户的相关情况，笔者根据《历代官制·兵制·科举制表释》及正德《云南志》“卷二”相关记载整理了一份明代卫所武官系统的表格，即“明代云南都司及卫所武官的官职、品级、散阶、勋级、俸禄、职田表”，附录于文后供参考。至于为何选择正德《云南志》，而非明代的《贵州通志》，是因为乌撒卫从建卫初一直到永乐十一年（1413年）都隶属云南都司的缘故，故用相关资料更为客观。《大明武德将军乌撒卫右千户所正千户卯公墓志》的出土，有力证明了乌撒卫是朱明王朝安置归附蒙古军队的卫所之一，对研究黔西北威宁移民史，特别是卫所军事移民文化的多元性方面，将开启无限的历史想象力。三 其他资料所见的乌撒卫归附蒙古人与色目人

既然乌撒卫安置了作为前元归附的武官卯失喇，随他一起的蒙古降兵是否也一同归附呢？乌撒卫除安置归附蒙古人外，是否也安置了六盘山蒙古军队中的色目人呢？带着这些问题，笔者仔细检视了乌撒卫相关的方志、碑刻及谱牒，并从中获取了一些极有价值的线索。

今日，威宁明初入黔的姓氏中，回民的马家屯马姓、下坝马姓、蔡家地马姓、松林马姓、陕西籍李姓、撒姓、虎（读mao）姓、张姓、所（锁）姓的祖籍皆为陕西省固原州（刘砺，2007：28-31），且多自称是西域人，即色目人。汉民中目前仅有卯姓祖籍是陕西省固原州六盘山的蒙古人。这些姓氏在明代主要居住的军屯是：马家屯马姓在[18]马家屯，卯姓在卯官屯，下坝马姓和松林马姓在下坝回回军营，撒姓在五里屯，张姓在尚官屯，李姓在海子屯，所姓、虎姓在杨旺屯，这些军屯皆沿乌撒卫城西部排列，互为犄角，相互呼应。

以下根据相关谱牒、碑刻将祖籍为陕西固原州的各姓氏资料记录如下：

据1962年修撰之《马家屯马氏家谱序》曰：“我祖根原，住于近东不花次（应为‘剌’）城，为大教长职，亦在聘请之列，此我族来至中国之始祖也。盘踞于陕西省平凉府固原州柳树湾居焉”。另《马家屯马姓超、越、起三公墓铭》载：“陕甘平凉府固原柳树湾马氏望族也”。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威宁文峰山发现的石坊碑刻《下坝马氏祖茔坊谱记》载：“安麟等远稽鼻祖，原籍陕西固原当日所称太师马家是也”（威宁县人民政府，1985：24）。

乾隆三十年的松林马姓之《马公讳朝珍之墓序》载：“其先祖马能原籍陕西固原寺口子，望族。马氏自洪武年平滇，以军功留乌撒卫”。

撒姓据乾隆年间的《撒之贤墓志》记载：“显考撒公之贤，生于康熙丁丑九月，卒于乾隆戊辰。威宁下坝掌教公之子也，其始祖原籍陕西固原州，望族，明洪武年间奉调南征从戍者，戎平后，籍于黔属威宁”。

张姓据《张氏合族支派家谱总序》曰：“念昔先人，吾族自唐时由西域初来中国，流落陕西平凉府固原州柳树湾人氏”。

据《海子屯李氏家谱》载：“系西域阿拉伯，于唐朝奉诏随贡使抵中国，受赐封安居于西安府长安县仓门口，继迁于平凉府固原州李旺堡。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随军出征滇黔，安居于乌撒卫海子屯”。

所姓据《昭通大蒿地锁姓碑文》载：“鼻祖原冉，唐太宗李世民时由猡唆国请移来陕西长安城内，受唐王钦赐封参将世职，后派往固原府柳树巷白塔面前，后因洪武年间，余祖奉旨调派威宁杨旺桥筲箕凹居住”。

虎姓据威宁《虎龙山祖碑序》载：“余始祖系西域国人，自唐贞观□□入陕西西安固原。……洪武间，由固原迁威宁”。

从上述各姓氏祖籍为“陕西固原”的相关资料，可知其多为元朝陕西开城六盘山的蒙古军人，而且只要是色目人，其历史记载里就有意回避了兵败徐达归附朱明王朝的史实，这是有明一朝两百余年生存策略的选择。尽管刘志伟在《移民：户籍制下的神话》一文中告诫须区分普通军户附籍武官的现象（2001：1-2），但威宁回民各姓氏的军屯地各异，其附籍的可能性甚小。那源于陕西开城县卯姓和各源于固原州的回族姓氏之间有什么可能的联系呢？笔者认为他们同属驻扎在六盘山的一支蒙古军队，且这支包括蒙古人及色目人（西域人）的蒙古军队在1370年徐达征北时在六盘山败于明军，并归附明军，后被朱元璋派遣随傅友德大军征云南，经历乌撒之役后，傅友德在朱元璋的支持下置乌撒卫，建乌撒卫城于乌龙箐，而这群归附的蒙古人及色目人的军人便被安置于乌撒卫，后被分置于各处屯田，永守边疆。值得一提的是，卫所武官中的指挥佥事专掌屯田，其办公场所多在自己的职田居住点，今日威宁以官屯为名的地名多源于此，如卯官屯、尚官屯、吴官屯等。今日威宁伊斯兰教之始亦源于六盘山的伊斯兰教。

至于为何同是六盘山归附的蒙古人与色目人，至今却被识别为“回族”及“汉族”等民族呢？由于此一问题更为复杂，涉及整个归附蒙古人、色目人的社会文化适应及其现代命运，以后将另文讨论，此处不展开，只简要说明塑造这个民族身份的结果是由这样一系列历史事件造成的，即汉文化中心主义导向下的明初《大明律·蒙古色目[19]人婚姻》的同化规定，归附蒙古人、色目人由政治身份造成的文化区隔，清“改土归流”时伊斯兰势力在威宁的复兴，伊斯兰教对回民社会关系规则的创造，咸同回民起义事件对威宁人口结构及分布的影响，新中国“民族识别”对卫所移民的政治身份再造，等等。

此外，明代乌撒卫还安置六盘山归附以外的蒙古人。据万历《贵州通志》卷十载：“祖整，山后人，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任千户。男贵正统二年升指挥佥事，调本卫。三世孙永成化二年升指挥同知，沿述尧袭”（王耒贤，1991：209）。明洪武时期的山后人即蒙古人，但山指太行山；永乐、宣德以后归附的山后人既包括蒙古人，也包括女真人（奇文瑛，2011：13-23）。所以威宁祖姓也是明代乌撒卫归附的蒙古人。四 结语

在今日乌蒙高地的卫所移民社会中，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是其特色，这多彩的移民文化源于移民原乡文化的多元性，且这种多元性是移民祖籍祖源的多元性造就的。乌撒卫所移民的源流中就包含了这种多元性的特征，特别是其蒙古人与色目人的历史人口构成，一直被学界忽略，这反过来屏蔽了对卫所移民文化多样性理解的多维度检视。所以，在今后贵州以至中国卫所移民历史及社会文化的研究中，须从祖籍祖源所代表的原乡文化的多元性作深度挖掘，以期更全面地理解卫所移民的历史及社会文化。

代表贵州移民主体的卫所军事移民自明代以来便一直同各种不利因素相互对抗、交融、此消彼长、你来我往地反复纠缠着、促进着，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塑造出新的文化，适应着各异的生存环境。要考察这样一个多彩的历史、社会与文化的适应过程，以一个卫所作为研究个案是较佳的选择，而乌撒卫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个案。贵州移民有很丰富的民间文献资料（家谱、碑刻、账簿、科仪书等），且贵州也是一个主要的移民省份，但遗憾的是关于移民历史及其社会文化的研究成果仍然不多，研究方法也较单一，多在各学科内各自为战，更钟情于“少数民族”框架下的耕耘，少有人以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思想史的视野进行综合研究，这或许是今后学人努力的方向。参考文献

［1］王耒贤等：（万历）《贵州通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2］于志嘉：《明代军户世袭制度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87。

［3］于志嘉：《卫所、军户及军役：以明清江西地区为中心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太祖实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5］“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孝宗实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6］马建军、海梅：《蒙元时期六盘山区的蒙古人》，《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68～72页。

［7］〔法〕布尔迪厄：《自我分析纲要》，刘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8］卯丹：《〈大明武德将军乌撒卫右所正千户卯公墓志〉考：兼论其对威宁移民史的启示》，《乌蒙史话》2013年第4期，第76～81页。

［9］卯丹：《黔西北威宁汉人社会中的剃头仪礼：兼论卫所移民文化的移殖与适应》，《乌蒙史话》2014年第1期，第23～33页。

［10］卯丹：《试论明代贵州方志所见的乌撒卫所军户》，《乌蒙史话》2014年第3期，第23～36页。

［11］刘志伟：《移民：户籍制下的神话》，《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2001年第25期，第1～2页。

［12］刘砺：《毕节回族文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

［13］李正清：《昭通回族文化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

［14］余宏模：《滇黔毗邻乌蒙山区回族历史宗教调查》，《黔西北民族调查研究文集》，远方出版社，2001，第20～29页。

［15］谷应泰：《明代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

［16］怀效锋点校：《大明律》，法律出版社，1999。

［17］奇文瑛：《明代卫所归附人研究：以辽东和京畿地区卫所达官为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

［18］周季凤等撰：（正德）《云南志》，云南大学图书馆抄本。

［19］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74。

［20］郭子章：（万历）《黔记》，载《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二册，巴蜀书社，2006，第382页。

［21］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志》，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

［22］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编辑《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地名录》，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1985。

［23］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三联书店，2008。

［24］臧云浦等：《历代官制·兵制·科举制表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附录 明代云南都司及卫所武官的官职、品级、散阶、勋级、俸禄、职田表附录 明代云南都司及卫所武官的官职、品级、散阶、勋级、俸禄、职田表-续表

[1] 卯丹，男，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建设与反贫困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贵州回族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文化/历史人类学、区域历史与社会文化研究。

[2] 即今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黑城镇红城子村。

[3] 牧监百户即掌管牲畜的百户，此处的牲畜主要指军马，其官职源于元时的“典牧监”。此句“星牧监”疑为“典牧监”。

[4] 即昆仑山。

[5] 即岭外、岭南之地，特指化外之地的少数民族地区。

[6] 此处指“麓川之役”，即平云南麓川宣慰司思任发叛乱的战役，此役从正统四（1439）年（1447年）至正统十三年（1448年），持续了整整9年之久，具体情况可详见《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之《麓川之役》记录。

[7] 上江即今日云南省怒江州泸水县上江乡一带。

[8] 即今日大理、丽江以西。

[9] 即今日缅甸入莫、开泰以北。

[10] 即今日卯家沟。

[11] 明威将军，正四品，卫指挥佥事，疑为乌撒卫名宦蔡礼裔孙。

[12] 今威宁县城附近。

[13] 今毕节市七星关区。

[14] 今威宁县双龙镇左所塘。

[15] 今威宁县炉山镇结里。

[16] 今辽宁安东县；此处“直隶”亦是“北直隶”。

[17] 今江苏沛县；此处“直隶”为“南直隶”。

[18] 万历《贵州通志》的卷十《乌撒卫·学校》中在记载学田的情况时记载“（学田）一段在回回营下坝，每年纳荞租九成，银六两，以供春秋二祭”（王耒贤，1991：208），修撰于同时期的万历《黔记》卷十七《学校志·下》也记载“（学田）一段在回回营下坝，每年纳荞租九成，银六两，以供春秋二祭”，这证实当时乌撒卫的下坝已经驻有大批回民军士。

[19] 其曰：“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务要两相情愿。不需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限”（怀效锋，1998：65）。贵阳乌当明代卫所屯堡及其文化初考[1]罗登宜

摘要：明初，贵州都司曾在省城东北通往水东的要道，即今贵阳市乌当区羊昌镇、新场乡境内建贵州前卫左千户所及10个百户所；在乌当区东风镇境内建贵州卫后千户所及乌一堡、乌八堡、洛湾堡、陇落堡、大堡、小屯堡等若干个屯堡。此外，在乌当区水田镇、新堡布依族乡等境内也建有屯堡。至今，留下较为丰富的文物古迹及屯堡文化资源，值得研究、开发和利用。

关键词：乌当区 贵州前卫 贵州卫 屯堡缘起

一提到屯堡及屯堡文化，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贵州安顺的天龙屯古镇和地戏。似乎在贵州，只有安顺的天龙屯古镇，才有屯堡及屯堡文化，别的地方就没有屯堡及屯堡文化了。

读乌当区作协顾问、贵州省知名作家韩进先生《乌当区羊昌文化圈历史文化初探》，韩进先生在文章中提出“羊昌文化圈厚重的屯堡文化”这一观点，给了笔者很大的启发。笔者先是撰写《马堡——明代贵州省城贵阳东北的军事重镇》一文发表于《贵阳文史》2014年第3期。该文发表后，引起安顺学院屯堡文化研究中心吕燕平老师的关注。2014年10月，吕老师两次登门，一起深入羊昌镇小寨村马堡实地考察，认为乌当区的屯堡文化很有价值，很值得研究。告别时，他赠予笔者四本屯堡文化研究的著作，并嘱笔者写一篇关于乌当区屯堡的文章。

笔者通过查阅史料、实地考察，初步证实：明代，贵州都指挥使司曾经在今乌当区羊昌镇、新场乡境内，建贵州前卫左千户所及10个百户所。贵州卫在今乌当区东风镇境内建后千户所及乌一堡、乌八堡、洛湾堡、陇落堡、大堡、小堡等若干个屯堡，在水田镇、新堡布依族乡等境内也建有屯堡，并留下较为丰富的文物古迹及屯堡文化资源，有待研究、开发和利用。《贵阳通史》载：“总计贵阳地区，明代共设屯堡250余处。”“在今乌当区者共十七堡。”经初步考察，明代“调北征南”进入乌当区境内驻军屯垦的军户大多来自安徽、浙江、江西等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随着“调北征南”军户的入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儒家文化、农耕文化及宗教文化，有力地推进了明清时期乌当区境内屯堡区域及周边土著民族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及农业生产的发展，加快了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的进程。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采纳刘基的建议，以卫、所为单位，将军队布防在全国各地，三分戍守，七分屯种。从洪武四年开始，相继在贵州设立24卫和两个直隶千户所。按照当时的军事编制，每卫额定5600人，下置前、后、左、右、中五个千户所，每所1120人，每个千户所又分成10个百户所，以百户所为基本单位分屯置堡。

明朝卫、所官兵一律注入军籍，世代袭替。称为军户。每一军户有一名“正军”充役，户下一人辅助正军佐理生活，称为“军余”或“余军”。为了保证军队兵源不绝、稳定官兵安心服役，规定正军和军余都随军携带家室，一人在军全家随往。《大明会典》记载：“有妻在籍者，就于结领内备开妻室氏姓年龄，著令原籍新属送去完聚。”没有妻室的，则由政府予以婚配。因他们大多居住在屯堡之中，世称“屯堡人”。一 贵州前卫

据道光《贵阳府志》、《贵阳市乌当区地名志》、《贵阳汪氏宗谱》、《张氏家谱》记载：明代洪武年间，贵州前卫在今贵阳市乌当区羊昌镇、新场乡境内曾建立过“三大堡十街”。“三大堡”即三个较大的屯堡——马堡、羊场堡、谷溪堡；“十街”，即马一、马五、马八、马十、羊六、羊七、羊九、谷二、谷三、谷四等十街，这里的十街，就是10个百户所，隶属贵州前卫左千户所。而且，贵州前卫左千户所驻地就在马堡（今乌当区羊昌镇小寨村马堡）。《贵阳府志》载：“马堡，即明贵州前卫左所，分为马一、马五、马八、马十四寨，在城东北九十里。居民四百余户，有场。”“羊场堡（今羊昌镇驻地），堡分羊六、羊七、羊九三寨，皆在城东八十里。居民四五百户。”“谷溪堡，堡分谷二、谷三、谷四三寨，在城东北九十里。居民六百余户。”

以上记载告诉我们，明代洪武年间的马堡，是贵州前卫左千户所驻地，屯驻有马一、马五、马八、马十4个百户所，屯驻军户400余户；羊场堡，屯驻有羊六、羊七、羊九3个百户所，屯驻军户四五百户；谷溪堡，屯驻有谷二、谷三、谷四3个百户所，屯驻军户600余户。

按照明代军队编制，比千户所低一级的军事机构则是“堡”，又称“屯”或“屯堡”。堡的屯军、家属及其防地内居民（军户）多则数百户，少则数十户不等。比“堡”和“屯”低的军队编制称为“旗”和“哨”。明代军队编制50人为“总旗”，10人为“小旗”。《明史·兵志二》：“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从卫、所到屯堡、百户所、总旗、小旗，都有严密的组织机构与领导职数编制。

万历《黔记》载：“贵州前卫指挥使司，掌印指挥一员，管马指挥一员，佥书管屯指挥一员，管操兼管局指挥一员，捕盗指挥一员，经历司经历一员，镇抚司镇抚一员。左、右、中、前、后五所，各掌印千户一员，佥书管操千户一员，所镇抚一员，管军屯五百户十员。”

永乐二年（1404年）规定，各处卫所，凡屯军100名以上的屯堡，委以百户长1名，屯军300名以上的委以千户长（又称千总）1员，500名以上的屯堡委以指挥1员。每个百户所，除了设百户长1员，还设有总旗2员，每个总旗管50户；小旗10员，每个小旗管10户。屯田的基层组织为屯田百户所，往往合数屯为一堡。二 贵州前卫左千户所

按照明永乐二年（1404年）的规定，马堡屯军400余户，而且是左千户所驻地，应委以千总1员，百总4员，总旗8员，小旗40员；羊场堡屯军四五百户，应委以千总1员，百总3员，总旗6员，小旗30员；谷溪堡屯军600余户，应委以卫指挥1员，百总3员，总旗6员，小旗30员。

羊昌镇马场村《贵阳汪氏宗谱》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调北征南来黔者，初次汪进、汪辉、汪聚，二次汪六、天注，三次汪胜德，二年一换班回祖籍。第七十六世祖胜保公，字祖荫，绳祖公子也。原籍生于南京徽州歙县亩柴村二十四都五图八甲。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公（汪胜保）奉文随西平侯沐英由南路辰、沅二州征进，直抵贵州城（今贵阳），擒梁王部下平章安瓒，遂克贵州（今贵阳），复征普安，至普定（今安顺），仡佬悉降，会侯（沐英）兵往征云南，留公（汪胜保）镇守普定卫，以军功题叙授都督同知，子孙荫袭指挥，遂住籍贵州（今贵阳），为贵筑属马伍堡之始祖也。”“汪昱，字发祥，胜保公子也。荫袭指挥（为卫、所一级最高军事长官，秩正三品），调办前卫左所，遂居马场堡（今乌当区羊昌镇小寨村马堡），卒，葬汪家墓。”“二世祖祯祥（汪祯祥），胜德（汪胜德）公次子，因父亡故袭职，奉文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与堂叔胜保公随西平侯沐英由南路辰、沅二州征进，直抵贵州（今贵阳），擒贼有功，叨封百户总，即住省垣南京街（今贵阳中华北路一段），年余，移居底窝坝杨汪寨（今开阳县杨黄寨），三年后迁马场堡（即马堡）第一街居住，是为贵州马一街第二代祖也。”

根据《贵阳汪氏宗谱》记载，汪姓入黔始祖汪胜保随西平侯沐英调北征南来黔镇守普定卫，因军功授予都督同知、贵州前卫指挥。汪胜保去世后，其子汪昱袭任指挥，调办贵州前卫左所，遂居马场堡（今马堡）。随汪胜保一道入黔的还有堂兄汪胜德之子汪祯祥，因“擒贼有功，叨封百户总”，也居住在马堡一街。永历三年（1649年）五月，袭任贵州前卫左所五百户下军马堡总旗的还有汪承恩之子汪宗。后以军功授予守备（明代镇守边防的军官，位次于游击将军，无品级，无定员，因事增置，统兵戍守）之职。

与汪姓入黔始祖汪胜保一同入黔并屯军马堡定居的还有张姓入黔一世祖张德祥等。《张氏重修族谱序》载：“马堡张氏入黔一世祖张公德祥，原籍本江南徽州府歙县张家村。于大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壬戌调北征南，以二年如期而代。二十一年（1388年）应三次调换，公以进义校尉随西平侯沐英由辰、沅二州征进，直抵程番（即今贵阳），擒梁王部下平章安瓒，遂定程番（今惠水）。复征普安、普定（今安顺），仡佬尽降，侯（即西平侯沐英）又勒兵征定滇南，令公（张德祥）及汪公胜保等镇守普定卫（今安顺）。至（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建贵州省城，令北来者实城而居，因名其所止（址）曰南京街，志不忘旧也。后复分屯设堡，使就屯田。而公（张德祥）素与汪公（汪胜保）友善，不啻同胞，乃皆来金筑东下里马堡之第五街而家焉，此来黔寓堡之所本也。”《贵阳汪氏宗谱》记载告诉我们，明代的马堡，按照军队的编制，虽然只是一个“堡”，但它是贵州前卫左所的驻地，而且，“卫”的最高军事长官“指挥”就住在马堡，可见其军事地位的重要。《张氏重修族谱序》的记载告诉我们：贵阳南京街（今中华北路一段）的得名，是因明朝调北征南初到贵阳城内今中华北路一带屯军的军户多是南京徽州歙县人，为不忘其祖籍，便将其最初的屯军之地称为“南京街”。

经过实地调查、走访发现，今贵阳市乌当区羊昌镇小寨村的马堡、羊场堡（今羊昌镇政府驻地），新场乡境内的谷溪堡（今谷溪村），至今仍残存着明代修建屯堡时遗留下来的庙宇、道观、祠堂、古井等遗址，碑刻，古城门（寨门）、古石墙、古甬道以及大量的明代瓦砾、陶瓷碎片。走访中，当地60岁以上的老人，对于每一座古寺庙、道观、祠堂的旧址，每一道城门、每一条街道的具体位置，都能脚踏手指，如数家珍。而且，时至今日，当地百姓仍称他们所居住的村子为“街”（即明代的百户所驻地）。

马堡左千户所，仅是贵州前卫所领5个千户所之一。据《贵阳通史》记载，明代，在今贵阳市及乌当区境内，除马堡左千户所辖的“三大堡十街”外，还有贵州卫、贵州前卫右千户所辖的其他屯堡。《贵阳通史》载：“在今乌当区者共十七堡。”除金华镇、朱昌镇、野鸭乡外，今乌当区境内的屯堡有：洛湾堡（在今乌当区东风镇洛湾村）、李子园堡（在今乌当区水田镇李资村）、瓮蓬堡（在今乌当区水田镇瓮蓬村）、张家堡（在今乌当区水田镇李资村境内）、洪边堡（在今新添寨北衙村洪边寨）、桥头堡（在今乌当区东风镇后所村）、乌一堡（即乌当头堡，在今乌当区东风镇头堡村）、乌八堡（即乌当场，今东风镇人民政府驻地）、小屯堡（即小堡，今东风镇洛湾村小堡寨）、新堡（又称新堡子，今乌当区新堡布依族乡人民政府驻地）、瓮仰堡（在今乌当区羊昌镇甲岗村），上卡堡、下卡堡（在今乌当区下坝镇谷金村）。新场乡境内，除贵州前卫左千户所辖的谷溪堡外，还有属贵州卫所辖的“四小屯”——新场堡、王坝堡、打鼓（今达古）堡、猪场堡。三 贵州前卫后千户所

经初步考察认定，贵州前卫后千户所驻地应在今乌当区东风镇头堡村境内。

为什么说贵州前卫后千户所驻地就在今乌当区东风镇头堡村境内呢？按照惯例，千户所辖的第一个和第十个百户所一般都建在千户所驻地。如，马堡左千户所的马一街、马十街都建在马堡。因乌当一堡、乌当八堡，乌九寨、乌十寨都在乌当区东风镇头堡村境内，由此可以得出，贵州前卫后千户所驻地应在今乌当区东风镇头堡村境内。另外，马勋将军墓，位于东风镇头堡（即乌一堡）村马松清住宅后院内。墓碑中刻“明授封左军统翼安德将军马公讳勋墓”，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立。殷德将军墓，位于东风镇头堡村平地山之山腰处。墓碑中刻“明授右军统翼威武将军殷公讳德之墓”，清光绪二年（1876年）立。马勋、殷德二位将军都是明初“调北征南”随颍川侯傅友德大将军入黔征战的屯军首领，战乱平息后都住在乌当头堡，死后又葬于乌当头堡。墓碑虽为马勋、殷德二位将军清代后裔所立，但已明确死者系明代率兵出征的将军（武散官）。而且，《乌当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专辑》明确记载：“马勋，字琼枝，名勋，祖籍江苏省赣榆县大水塘马家大湾人氏。明洪武初期，随傅友德大将军任左翼统军入黔征战，戍守于头堡。”“殷德，祖籍系江西彭泽驿人，于明洪武初期奉命统兵来黔，官封右翼威武将军。入黔后，朝廷对民众进行安抚，无战乱，屯垦定居于乌当头堡。”从两位将军生前驻乌当头堡（今东风镇头堡村）、死后也葬于乌当头堡可以得出，当时的乌当头堡乃贵州前卫屯军军事重地——后千户所驻地。

还有至今保存于头堡村的“地界碑”，也是一个有力的物证。乌当头堡地界碑，位于乌当区东风镇头堡村戏楼西墙角。碑文内容为：

奉批示 垂碑，为本堡烧山吃水永远为据。官山□□□□。贵州前卫正堂谭世风、贵州布政使司刘、贵州提刑按察司梅、云贵总督绥远将军戴、贵州巡抚都察院慕。东至塘报二坡山，系本卫管辖抵县界；南至响水洞，系州卫地界；北至金家路抵县地界；西至大南门桥，系本卫地界。本堡乡长马良材。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立

这是一块以贵州前卫、贵州布政使司、贵州提刑按察司、云贵总督绥远将军、贵州巡抚都察院及头堡乡联合行文的地界碑，其行政级别为省级，并加“云贵总督绥远将军”衔，可见其规格之高。且碑文中明确头堡为贵州前卫亲辖地，行政级别如此之高的界碑，当立于乌当古屯堡军事、政治、文化的中心——千户所驻地，绝不会立于无关紧要的百户所驻地。界碑中的“官山”，即清政府明确规定为封山育林的公山，不许任何人在山上开荒种植或放牧。羊昌镇马堡左千户所也建有“官山碑记”。由此可见，早在清朝康熙年间，政府就对封山育林、生态环境保护有明确的认识，并采取行政措施加以保护。

通过查阅史料与实地考察还发现，明清时期的乌当屯堡地区，宗教文化活动及民间文化艺术活动十分活跃。仅羊昌镇马堡境内，明清时期就建有文庙、武庙、汪公庙、五显庙等寺庙、道观19座，还有演唱花灯戏的戏楼。在羊昌堡、谷溪堡境内就建有孔圣庙、文昌阁、汪公庙等24座寺庙和道观。在东风镇境内的头堡（乌一堡）、乌八堡、洛湾堡等境内，建有协天宫、祖师庙、万松阁、洛湾阁、方经寺、来仙阁等寺庙及道观，还建有戏楼、字库（惜字塔）等人文景观。这些屯堡境内不但儒、佛、道三教齐全，而且民间文化活动内容比较丰富。如：羊昌、新场地区的背汪公、抬汪公、舞龙、跳花灯戏等，东风镇乌当村、头堡村的玩“七子灯”、文琴坐唱等，从明朝洪武年间就一直传承至今。它们，都是屯堡文化的瑰宝。

以上事实告诉我们，在今贵阳市乌当区境内，不但有古老的民族文化、洪边宋氏土司文化、北衙高家廉政文化、水田镇唐家成山文化、红军长征过乌当留下的红色文化，还有明代屯军及其后裔们世代相传、传承至今较为丰富厚重的屯堡文化资源，有待于我们去发掘、研究，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及旅游事业的发展。

[1] 罗登宜，贵阳市乌当区史志办原主任。明清时期的凯里军屯[1]熊贵伦

摘要：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在黔东南地区持续推行军屯制度，对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作为苗疆首府的凯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发，社会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凯里的军屯史，也是凯里的发展史。

关键词：凯里 军屯 屯堡

凯里市，系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宋及宋以前，虽已被列入某行政区域，如春秋属南蛮牂牁国，战国属夜郎国，汉属牂牁郡，隋唐属牂州等，但其疆界并无截然可指，也无具体的地方机构。因此，宋以前历代王朝对这块土地都没有达到有效的实质性统治。元统一贵州后才开始设治，今炉山、万潮、大风洞一带以及1941年划入麻江县的“三堡”（隆昌堡、拔茅堡、淑里堡）属麻峡（江）县，隶属湖广行省；龙场、旁海、凯里一带属播州，隶属四川行省。至此，凯里市才初步形成，并正式接受中央的统辖。明统一中国后，凯里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凯里的发展，自明初起，至今共计640多年。明、清两代王朝，根据当时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实际情况，大力推行军屯制，使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凯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发，社会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因此，凯里的军屯史，也是凯里的发展史。一 明代的军屯

军屯，始于汉代，盛于明代，重点在边境地区实行。凯里地处西南边陲，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当属重点实施地区之列。

所谓军屯，就是统治阶级将土地直接分给驻军屯种，以兵养兵，无事屯田，有事则战。如刘崑在《南中杂记》中说：“明太祖以天下大定，兵多无用，故设卫所以分之，号曰：‘屯丁’，查元朝逆产及荒芜民田，籍设官田以给之，号曰：‘屯田’……所谓养兵百万不费民间斗粮也。”明朝政府规定，边地驻军，三分戍守，七分屯种；内地驻军，二分戍守，八分屯种。就是说，军队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农业生产。

军屯是明朝的军事制度，卫所是军屯的组织机构，是兵制的编制单位，在京师和各地均有设置。根据实际情况，一个县或几个县划为一个防区，防区设卫，卫下设千户所，千户所下设百户所，故称卫所。卫所的驻军人数，卫一般5600人，千户所一般1120人，百户所一般120人。明初（1370年前后），全国有卫329个，守御千户所65个。明成祖即位（1403年）以后，卫多达493个，总兵额达270余万人。其长官，卫称指挥使，千户所称千户，百户所称百户。卫所军士均编入军籍，大部分从事屯田，小部分驻防。军饷主要由屯田收入支给。兵士及其家属的户籍属于军府，称为军户。军户子孙，世袭为兵。由于执行的效果较好，军屯的规模不断扩大，从边疆到内地，遍及全国。《明史·食货志》记载：“于时（永乐年间），东到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矣”。

明洪武元年（1368年），为“屯田定边”，朱元璋在镇远地区建立清浪、梅溪、相见、柳塘等4个堡，贵州开始纳入全国推行的军屯范围。洪武十三年（1380年）置平溪、清浪、镇远、偏桥等卫，后又置乌撒、毕节等卫，军屯在全省铺开。至嘉靖三十年（1552年），全省屯田达39万亩，至天启元年（1621年），增加到93万亩。

凯里的军屯也同时开展，但仅在炉山、大风洞、万潮一带和“三堡”（隆昌堡、拔茅堡、淑里堡）地区进行，不在龙场、旁海、凯里一带的东部区实施。主要原因是东部地区不属贵州，而属四川。舟溪水泥厂西北侧有处摩崖可以说明。明代这里是舟溪、麻江来往的必经之地，也是四川和贵州的交界处，即东面是四川，往西进入麻江是贵州，因此舟溪一带时称此处为“省门”。明嘉靖九年（1530年），舟溪人士吴春并为此在其路坎石壁上镌刻“川贵连方”四个大字。今附近的石青村，苗语称“生猛”（Hsenb menx），汉语称“石猛”，均系“省门”的谐音。该摩崖1976年修建水泥厂后被毁。

军屯的任务，一是屯田，二是戍守。戍守的对象无疑是人，就黔东南来而言，就是“苗蛮”（苗蛮是当时统治阶级对各少数民族的统称）。当时住在这一片区的“苗蛮”主要是木佬（已入仫佬族）和革家。

木佬是最早在凯里境内定居的居民，是夜郎国部族后裔之一。大风洞乡都蓬村有座古墓，碑刻“故祖王桥墓，二十五世孙，光绪三十三年立”。据此推算，木佬人在凯里境内休养生息，至少已有700多年。境内的各个民族，最早见于史书上的，也是木佬人。《贵州通志·前事志》记述：“延祐四年丁巳（1317），黄平蛮卢奔叛，新部黎鲁亦啸劫聚乱，诏杨汉英宣抚之”。至元泰定三年乙丑（1326）“秋七月，播州凯黎苗叛”。据考证，黎鲁是木佬人，“凯黎苗”指的是其首领黎平爱，也是木佬人。不但如此，“凯黎”还是“凯里”的地名之始。其后有的称“凯离”，明洪武五年（1372年）正式称凯里。革家，也是个十分古老的居民，元代迁入境内。宋末，曾配合元军参与搜剿宋军残部行动，因此至今革家妇女头饰还保留了部分蒙古族头饰特征。明初，木佬人和革家人也在东部区的凯里、旁海一带生活，苗族人大量涌入后，才被迫迁往炉山一带。现在的东部区，除舟溪的大中、漫洞有少量木佬人外，只留有他们的一些活动遗迹，特别是地名，如羊卡（vanglkad）、卡东（Kad diongl）、仿两卡（fangx langx kad）、羊亚（vangl yad）等。开怀街道龙井村还有革家寨遗址，1970年该村在开展土变田时，还发现革家妇女的头部银饰银簪子。

贵州纳入全国军屯范围第五年，即洪武五年（1372年），凯里始设清平堡于五里桥江西坡（又名旧城坡），隶属平越（今福泉）卫，不久撤销。洪武十四年（1381年），复设清平堡于炉山城北石仙山，隶属都匀府。清平堡设守备1名，卫千总1名，把总2名，外委3名，千户6名。清平堡是当时境内唯一的军事机构，其上司又远在天边，因此安置的长官数量较多，规格较高。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六月，裁清平堡，以其地置清平卫，首任指挥使司铎，领左、中、右、前、后5个守备千户所及炉山（香炉山）、草塘（瓮安县属）等12哨。当年朝廷发给清平卫屯军耕牛560余头。后根据形势需要，又增置炉山千户所于香炉山上，俗称香炉山千户所。左、中、右、前、后守备千户所具体情况，资料缺乏，不得而知。洪武十六年（1383年），置三江百户所，首任百户孙寿（正六品），浙江绍兴人，今鸭塘街道三江村和炉山镇城关村、大田村、开怀街道悦来堡村、挂丁村、龙场镇箐口村、郭家坪村等不吃狗肉的孙氏家族均为其后裔。今炉山片区还有若干与屯堡有关的地名，但是不是明代所设，是不是清平卫管理，有待进一步考察。主要有炉山镇平初堡、洛绵堡、上堡村上堡（顾家寨）、金银洞村下堡、关田村上堡、新堡村堡上，万潮镇小堡村小堡、垛上村堡子，龙场镇中花堡（原名中华堡），以及已于1941年划给麻江县的隆昌堡、拔茅堡、淑里堡等。

清平卫长官，除最高长官指挥使外，还有卫指挥同知（指挥使副手），千户，管理行政的卫指挥佥事，管理文书的清平卫经历等。清平卫从成立到消失，历时200余年，发现有名录的长官计70余名（见表1）。表1 清平卫、所长官名录表1 清平卫、所长官名录-续表1表1 清平卫、所长官名录-续表2

清平卫、堡均筑有城堡（军事设施）。清平堡的城堡建于炉山城北石仙山，今存遗址和部分墙、壕。

香炉山千户所城堡，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平县城绅士李若星捐资募集数百民众于香炉山二屯崖修建。《重刊清平县志》称，时于此“聚而居者百余户”。建有石拱城门，尚存。今仍是登香炉山的第一道隘口。石拱城门门楣上镌刻“是一保障”四个大字，门两侧阴刻楹联一副，上联楷书“一障保名区雉堞山城千载固”，下联草书“云崖开胜境蜃楼海市两重盘”。拱门上方原建有楼阁，已毁。过拱门登11级台阶处建有魁星阁，三间二层，木结构建筑。明间（中间）为通道，左次间置土地菩萨，右次间置财神菩萨，二楼中间置魁星点斗菩萨。阁东北约50米处建有七层香炉塔，占地约36平方米，高约20米，四角攒尖顶木质建筑。上盖小青瓦，飞檐翘角，悬吊风铃。各层均有楼板，四面装棂窗，由底层旋梯而上。明清时期，香炉塔既是战时的瞭望台，又是战斗的指挥所，已毁。

清平卫城，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始建，土墙，设东南西北四城门，东称“通明”，南称“通远”，西称“道北”，北称“镇安”。万历初（1574年前后），贵州巡抚罗瑶委参将侯之胄在原城墙基础上改建为石城，长663丈（1989米），高1丈（3.33米），有四门。弘治七年（1494年）改清平长官司为清平县，从此，县与卫同城，仍称卫城。清康熙十年（1671年）撤卫入县，改称县城。雍正十三年（1735年），苗族义军攻破清平，城毁。乾隆四年（1739年），知县刘樵请款重修石城，耗银1.582万两，周长744丈（2232米），仍有4门。咸丰五年（1855年），苗族义军再次攻占清平，县城再次被毁。同治十一年（1872年），下游善后道员曾纪凤奉令照旧复修，增建石拱门一孔，称小北门。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炉山县政府下令拆除城墙，以作县城公路用料，城墙基本拆尽。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现仅存零星城墙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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