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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虎生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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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记采薇集试读：

代序　铁一号，临街那排砖雕灰楼

至今仍被人大新闻系老学子们称作“铁一号”的张自忠路3号，无疑是首都东城的一个蕴藉深厚的历史性地标。然而，在年逾古稀的我的心目中，它是引导自己一生前行的航标。这里不仅是我从临街那排二层砖雕灰楼走向社会的始发站，而且是我毕业后有幸又在那排灰楼里工作了16个年头的办公地。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无论是化日熏风，抑或是疾风骤雨，耳边总回响着隔墙路上有轨电车那“铛—铛—铛”的叮咛声，心中总牢记着这座学府所给予的熏陶和教诲，从未因境遇变迁而改移初衷。

坦率地说，当初我们由静谧疏阔的北大燕园中文系新闻专业转到地处闹市的“铁一号”人大新闻系时，明显的直觉，倒不是缺失了湖光塔影以及活动空间的局促，而是一种无所不在又一时难以道出的独特气质和精神文化。刚刚经历过严峻的“反右斗争”、“双反运动”的我们，敏感地发现，无论是德高望重的吴玉章校长在周会上的励志演讲，还是系主任安岗上大课时关于“识、学、才”的精彩阐发；无论是甘惜分先生追索新闻真谛的导论，还是方汉奇先生对报刊史的探赜索隐，都凸显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统领学理知识、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循循善诱中透着人文关怀的鲜明特点。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人大师生始终是那样心系国家、情牵人民，始终是党的号召的积极响应者和忠实践行者。迁来不久，举国上下兴起了“大跃进”的热潮，大家争先恐后走出“铁一号”，投身到火热的“三大革命实践”中去。在“社会大学”的广阔天地里，我们得到了很多真知和教益。当“倪钻”发明者、满身油污的倪志福同志不假思索地将稿件上的“倪钻”改为“群钻”时，当京郊花果山的庄户人赞许我们是“人民的大学生”时，这种感动已默默内化为每个人的前进方向和行动准则。一年后，从四面八方返回砖雕灰楼的年轻人，兴奋地畅谈着各自的收获，就像过节一样。

这时，恰好四叔从大连来北京看我，这位早年在“陕北公学”学习过的老革命，饶有兴趣地听我谈收获、谈感受。我汇报说，“上社会大学”同样是获取知识的广阔源泉，在校大学生不应完全“闭门读书”，应当自觉融入社会、走进时代。四叔笑着说：“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这是陕北公学的优秀传统。我很高兴这种传统与精神在继承发扬。你要按着这条路走到底，这是唯一的正道。”

至此，我才深刻领悟到母校独特气质和精神文化的灵魂和精髓，将“志于道”作为自己“座右铭”中的第一条。“听党的话”是对一个人的最高褒奖。大学毕业时，对我的鉴定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沉甸甸的4个字。个人的历史是用自己的全部思想和行为写成的，只有严肃地、踏实地走好每一步，才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大人”。即使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伤害时，我从未颓唐、懈怠，而是有意识地学会在逆境中经受磨砺、获取教益、走向成熟。下放河南省沈丘县“五七干校”3年回京后，我先后从事过国际问题研究、民主法制和党报宣传工作。在各个新的岗位上，随着时光的流逝，越来越深地感念母校的气质和精神对自己的影响，愈发恭谨地恪守“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这个大“道”。

1977年1、2月，当春寒料峭、阴霾尚未驱散之时，我和中联部的战友们在《人民日报》接连发表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第一批战斗檄文。1999年7月，发表于《人民日报》的《从李洪志改生日说起》一文，则成为首篇见诸报端的揭批邪教“法轮功”的“匕首”、“投枪”。“勇担道义、秉笔直书”，去年91岁的甘惜分老师披览我的文章结集后写下的这8个字，不啻是对自己“志于道”的勉励。“勤于业”是自己“座右铭”的第二条。我深知自己并不聪颖，只能以勤奋来补拙。大学时代，我属于苦读的一类；工作以后，我属于苦干的一类。要想让自己成为“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的一员，既需要政治热情，又需要科学精神；既需要敢想敢干，又需要真才实学。处在终身需要学习时代的人们，必须用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知识武装自己。在“铁一号”研究国际问题时，我沿袭大学时代的苦读习惯，除了睡觉之外整天黏在办公室里，同事们戏称自己桌上的台灯是“长明灯”。

调至《人民日报》工作后，我更真切地体会到老前辈萧乾先生对我们讲过的一句名言：“你们选择的是好行当、苦差事。”党中央机关报是我国上层建筑的前沿阵地，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及时、全面、准确地传达中央的声音和人民的意愿的庄严使命。办报的每一天实际上都面临着无法躲避的开卷考试。进报社10年中，除少数休息日外，我几乎吃在报社、睡在报社，大家调侃我连“全托”的孩子都不如。自己只能苦笑着回答“人一我十、笨鸟先飞”。10年中，我在一线参与组织过“两会”、“世妇会”、香港回归、党的十五大、国庆50周年这些重大战役的报道，尽管很苦、很累，尽管留有诸多遗憾，但深感幸运和荣光。60岁生日时，我曾以小诗述怀：“六十初度欲何求，笃信真理不回头。耕耘何须鞭加背，此生原是拓荒牛。”

退下来以后，自己一本“勤于业”的信条和准则，继续在党安排的岗位上默默劳作，总想以苦读、多思、勤耕犁出一方绿地，刈得一束收获，以申葵倾之意，聊表寸草之心。“铁一号”临街那排二层砖雕灰楼，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勉力前行的人生航标，尽管不再有临街那“铛—铛—铛”的叮咛和提醒。（原载《成长的岁月》一书）

壹报苑笔耕

革命风云礼赞——古巴小说《贝尔蒂雄166》读后

小说以古巴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为背景，运用粗犷洗练、大笔勾勒的手法，生动地反映了古巴人民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英勇斗争的一个断面。圣地亚哥是古巴革命的摇篮。1953年7月26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其战友们就是在这里攻打蒙卡达兵营，从而揭开了古巴武装斗争的序幕。在反对亲美独裁政权的斗争中，圣地亚哥人民密切配合马埃斯特腊山区的武装斗争，始终站在最前列。作者选取了这个“古巴最富有战斗性和爱国精神”（卡斯特罗语）的英雄城市，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在黎明前夕革命同反革命殊死斗争的壮烈图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现实生活是炽热纷繁的，充满了矛盾和冲突：有敌对阶级的生死搏斗，有革命者关于真理的辩论探讨，还有极其微妙的家庭争执，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贯穿全书的则是一条红线：在反动统治阶级首先使用了暴力、“把刺刀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革命的人民只有拿起武器坚决反抗。觉悟了的团结战斗的人民，是革命威力的最深厚的源泉。他们不屈不挠的殊死斗争必将战胜貌似强大的敌人，胜利最终属于人民。《贝尔蒂雄166》是一部昭示革命真理的优秀作品，具有足以使“顽者振，懦者立”的思想力量。

作者在不算很长的篇幅里塑造了一系列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罗兰多和卡洛斯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7月26日运动”革命组织的热血青年。共同的理想信念把他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他们一心只想着自由。为了争取自由，他们不惜在断头台上抛掉自己的头颅。为了争取自由，他们不惜让自己的鲜血流成大海。”然而他们又各自具有不同的性格和遭遇，形成鲜明的对比。罗兰多是一个满腔热血、头脑冷静的青年，缘于他对革命的深入理解，在对敌斗争中表现得勇敢坚定；而卡洛斯呢，却是一只在革命暴风雨中锻炼成长的雏鹰，作者给他安排了一条可信的人生道路。起初，当他打死一个巴蒂斯塔的凶顽爪牙时，激动得几乎不能自制。他特地跑到教授的家里，只是为着问：“您相信我能经受得住吗？”寥寥数笔，一个纯真而又稚嫩的青年战士形象跃然纸上。在此后的斗争中他逐渐成熟起来，待至他被捕后刽子手严刑逼问是谁给他的炸弹时，他昂然挺立，淡定地说：“这颗炸弹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给我的。”平平道来，却孕育着不可摧折的力量。

奇科则是另一类人，革命风暴使他吓破了胆，他离开了战斗的队列，希望过一种安逸的生活。然而在严酷的斗争中，哪里有旁观者躲藏的洞穴？拿奇科自己的话说：“我什么事都不闻不问，可还是得不到安宁。”即使像这样一个软骨病患者，作者也没有简单化地描述他，除了着力凸现他一再懦弱退缩以外，也从他一家被敌人无辜凶杀中揭示了他所走道路给世人的教训。

简繁得当、粗中有细是整个作品的特色。小说作者以饱满的战斗热情泼墨挥洒，勾勒出一幅幅传神的速写画面。由于作者熟悉他所反映的对象，因此能从纷纭繁复的现实生活中准确地选择出那些最能反映本质的人和事，着墨不多却能传神地再现古巴革命撼人心魄的风貌。作者曾是圣地亚哥地下斗争的亲历者，对这个城市的一草一木、一街一巷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因而呈现在读者视野里的钟楼、街灯、房舍都被赋予一种特有的生命力，浑然构成小说不可或缺的凝重背景。

工人出身的青年作家何塞·索来尔·普依格在他的处女作《贝尔蒂雄166》中展示了他的创作才能。他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感人的作品，首先因为他是一个积极投身火热斗争的战士，抱着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去观察、把握和反映现实斗争的作家。（原载《人民日报》1962年12月19日）

巍巍周总理　粪土“四人帮”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一年来总理的光辉形象依然激励着亿万人民同“四人帮”进行了不懈斗争。今天，举国欢腾，群情激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彻底粉碎“四人帮”的伟大历史性胜利告祭总理的英灵。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几十年来，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周总理以非凡气魄和高度智慧，以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和坚强毅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为加强国际进步力量的团结，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进行了难以估量的极其繁重的工作，建树了不朽的历史功勋，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在全世界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英名和业绩，是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每一个重要里程、每一项重大胜利血肉相连的。因此拥护还是反对周总理，绝不是对周总理个人的态度问题，而是事关党和国家安危兴衰的大是大非问题。

在毛主席和周总理健在时，“四人帮”为了实现全面篡夺党政军领导权的野心，装出一副“最拥护”毛主席的样子。历史经验证明，那些阴谋篡夺最高权力的野心家、阴谋家，往往打着拥护最高领导者的旗号，首先集中火力拼命攻击最高领导者的忠实助手，力图搞掉真正拥护最高领导者的力量，以便为他们的篡权活动扫清障碍。“四人帮”正是把毛主席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周总理看作巨大障碍，疯狂反对周总理，必欲除之而后快。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就同林彪一伙沆瀣一气，掀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拼凑“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妄言这场殊死较量是“新文革与旧政府之间的斗争”，一再围攻周总理，狂吠要“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

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利用窃取的高位，加紧反对周总理，分裂党中央。1974年1月24日、25日，他们背着毛主席、也不经政治局讨论，借“批林批孔”为名，两次召开万人大会，肆无忌惮地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对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实行突然袭击的同时，又请出吕雉、武后、慈禧这班历史亡灵为他们黄袍加身大造舆论，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露骨演习。毛主席严肃指出“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四人帮”对抗毛主席的批评，继续以个人名义写信、抓点、送材料，导演了一出又一出揪“大儒”、“批周公”的闹剧。他们捧自己、整总理，其卑劣行径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义愤。

在中央准备召开四届全国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期间，“四人帮”认为这是又一次“权力再分配”的大好机会，他们背着政治局，两次私派王洪文去见毛主席，诬告周总理，妄图夺总理的权，组织他们的“内阁”，遭到毛主席的痛斥。毛主席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给阴谋篡党窃国的“四人帮”以迎头痛击。“四人帮”阴谋未逞，贼心不死。1975年春，他们又大肆鼓吹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把反经验主义“当作纲”。反经验主义的妖风一时甚嚣尘上。他们这样造势的祸心，就是要打倒周总理，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

对待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四人帮”阳奉阴违，变本加厉地反对周总理。总理重病期间，他们变本加厉地围攻、迫害周总理，致使敬爱的周总理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噩耗传来，中外齐悼，五洲伤绝。面对亿万人民神驰心往追忆总理教诲的动人情景，面对灵车沿途十里长街送总理的震撼场面，“四人帮”心惊肉跳，切齿痛恨。他们施展种种鬼蜮伎俩，妄图从人民心目中抹去周总理的伟岸形象，千方百计压制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甚至把缅怀周总理的文章诽谤为“反动思潮”，把悼念周总理的同志打成“反革命”。直至覆亡之日，“四人帮”反对周总理的罪恶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他们利用手中把持的舆论工具，呼风唤雨，推波助澜，杀气腾腾地叫嚣“化成灰，也要批判”。这伙“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诽谤反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激起了亿万群众的汹涌怒涛。“四人帮”为什么越反周总理，积怨越深，暴露越彻底，垮得越快？答案是很清楚的。“四人帮”是混入党内的阴谋家、野心家。他们为了篡党夺权就必然要袭用“清君侧”的反革命策略，把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得力助手周总理，作为他们打击的主要目标。但是，他们既然冒天下之大不韪逆历史潮流而动，就不可避免地同人民群众处于尖锐对立的位置，就逃脱不掉“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条铁律的惩罚。

以周总理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是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造就出来的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群众领袖，“是无数先烈的热血浇灌出来的革命的鲜花”。几十年来，在历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政治斗争中，周总理总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总是在关系革命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去完成最重要的任务。周总理在党的十大深刻指出：“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分水岭，是真共产党员和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周总理的一生是立党为公的典范。他几十年如一日，全心全意地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心里装着亿万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我们的总理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哪一天不是工作到东方红。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从总理身上感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巨大温暖和深切关怀。祖国的山山水水，到处都留下了总理的足迹。总理爱人民，人民爱总理；总理同人民共命运，人民同总理心连心。当周总理最后一次抱病主持国庆招待会，缓步走进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时，顿时欢声雷动，四壁增辉，多少人深情凝视那慈祥刚毅的面孔，屏息聆听那铿锵有力的声音，流下了喜悦激动的泪水。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衷心爱戴、崇敬周总理的生动表现。人民群众从斗争中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四人帮”这帮祸国殃民的害人虫，反对对革命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周总理，就是对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彻底背叛。

巍巍周总理，粪土“四人帮”。反周总理者，民必反之。“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疯狂反对周总理，不正起了动员人民起来把他们打倒的作用吗？当前，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狂飙席卷全国。我们一定要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把毛主席、周总理开创并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推向前进。（原载《解放军报》1977年1月10日）

碑　里程碑　墓碑

碑，古已有之。 ，借以纪功颂德，意欲留名青史，传播百世。“四人帮”深知碑的妙用，可谓当代碑癖。张春桥比起他的几个同类又稍胜一筹。譬如江青央求洋人替她作传树史碑，王洪文在他混迹的上海国棉十七厂开“瞻仰圣地”搞“房”碑。姚文元磨秃狼毫自营“书”碑。这些，在张春桥看来，都挺不“气派”。他立意要拼凑一个所谓“张春桥思想”，替自己垒一通“发展了”马列主义的“第四个里程碑”。

其实，这也并非张春桥的“独创”。人们都还记得，就在几年之前，当“四人帮”同林彪反党集团打得火热的时候，林彪一伙就曾吹吹打打鼓噪一时，要给那个不光思想就连语言也酷似林贼的“林二世”，“大树特树”一座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里程碑”。

历史的这种惊人相似，绝非偶然。列宁说过：“修正主义或修改马克思主义是目前资产阶级影响无产阶级的主要表现之一，甚至是最主要的表现。”潜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篡党、夺权、复辟，就必然要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偷运修正主义的私货，首先把理论搞乱。因此，修正马列主义就成为一切机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正如伯恩施坦要“修改”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要“代替”、“补充”、改进列宁主义一样，张春桥竟然也要“发展”毛泽东思想。

摊开张春桥鼓吹叫卖的那套货色，抽掉它那些“革命”的辞藻和标签，明眼人立刻可以看出，所谓“张春桥思想”，是彻头彻尾的歪理邪说：所谓“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全面背叛”的别称。他们嘴上说是“第四个里程碑”，骨子里要树的是“天下第一碑”。请听“四人帮”那班吹鼓手的喧嚣吧：什么张春桥“第一个明确地论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呀，什么张春桥“第一个”提出不管什么样的条件人民公社所有制都可以过渡呀，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既然如此，不把这个“思想”奉为“第一里程碑”，岂不冤哉枉哉？

可悲的是，张春桥的刁钻诡诈、阴谋权术，都无法挽救他遭到历史的无情惩罚。他朝思暮想为自己树一块“里程碑”，到头来却自造了一块丑陋不堪的墓碑，墓碑上镌刻着“四人帮”篡党窃国可耻失败的记录，成为革命人民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原载《人民日报》1977年2月14日）

何塞·马蒂的警告

盗名欺世，是侵略者惯用的伎俩。现今居然有人盗用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的英名，妄图欺骗世人，为他们的丑恶行径辩护。

何塞·马蒂是19世纪下半叶古巴争取独立斗争中的杰出战士和诗人。作为战士，他从16岁就投身于古巴人民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英勇斗争，1895年在同殖民军的浴血奋战中壮烈牺牲。作为诗人，他在戎马倥偬中挥笔写下大量光辉的战斗诗篇，他的作品已经成为拉美以至世界文库中的瑰宝。他理所当然地被古巴人民尊奉为民族英雄。

耐人寻味的是，近来国际上某些居心险恶的势力突然对何塞·马蒂大感兴趣。又是出版何塞·马蒂选集，又是要改建以英雄命名的机场，侈谈“马蒂祖国”同他们的“友谊”，纷纷扰扰、热闹非凡。如此起劲地假借何塞·马蒂的名义大肆鼓噪，究竟是何居心？“凡是为满足野心，奴役其他民族，攫取更多的权力，掠夺其他人民国土的人们都不是英雄，而是罪犯。”熟谙何塞·马蒂这一警语的古巴人民，是不会轻易受人蒙骗，充当居心险恶的罪犯的帮凶的。

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恰恰是何塞·马蒂本人，曾对当年侵略非洲的殖民主义者予以无情的鞭挞。1869年，马蒂曾写过一部以尼罗河上游非洲古国努比亚人民勇敢抗击侵略者为题材的诗剧《阿布达拉》。在这部悲壮的史诗中，诗人热情赞颂非洲人民不畏强暴、抵御外侮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愤怒斥责那些“要求执掌至高无上的权力，要主宰空气、水、火和土地”的入侵者。这位革命者和诗人借剧中主人翁、非洲努比亚人民领袖阿布达之口，义正词严地宣布：“暴君一旦进入努比亚，他就得吻我的双脚，乞求怜悯！”

何塞·马蒂这些犀利的诗句，是今天假惺惺地掀起一股马蒂热的先生们所百般避忌的。然而事实是，一切殖民主义者都逃脱不了这个下场。这些利剑似的诗句今天也正是对妄图称霸全球的新殖民主义的严厉警告。（原载《人民日报》1978年3月27日）

“人权卫士”何以自处

美国报纸近日披露，美国联邦调查局曾对从未踏上美国土地的毕加索“监视”达25年之久，累积档案材料长达187页，到头来却没有找出一条能证明这位画家可能对美国造成危害的佐证。毕加索早已谢世。大抵因为过时而获准曝光的这则迟到信息，倒给世人提供了一份识破“人权卫士”伪善面目的绝好教材。

如今50岁开外的人，想必难以忘却毕加索老人的那羽象征进步人类理想和追求的，至今仍然鼓舞着各种肤色的人民为维护人权、捍卫和平而奋斗的《和平鸽》。毕加索曾是这支宏大队伍中的一员。他以画家特有的敏锐目光洞察到，那些高唱“和平、民主、自由”、戴着自造的“人权卫士”冠冕的当权者，实际上是野蛮地毁灭种族、推动战争、扼杀人权的祸首。早在40年代，他就挥动如椽画笔绘制出巨幅壁画《格尔尼卡》，无情鞭挞了佛朗哥政权勾结纳粹狂轰滥炸故国无辜平民的血腥暴行。50年代，他又以鲜明的笔触创作了《和平》、《战争》、《朝鲜战争》等多幅名画，对美国悍然发动侵朝战争进行了强烈谴责。饱经磨砺的毕加索认识到：“艺术家同时也是一个政治人物，他应该关注悲欢激烈的事件，从各个方面做出反映。”为着“增强民主力量，让鸽子在反对军备竞赛的旗帜上飞翔”，他毅然加入法国共产党，并郑重声明这是他“整个生活和全部工作的必然结果”。然而，正是这样一位笃志力行保卫和平和人类权利尊严的无畏斗士，竟然成了号称“人权卫士”国家当局跟踪盯梢的对象，而且居然长达四分之一世纪！

其实，只要细读美国报纸缝隙中透出的所谓监视缘由，人民便可看清这些“人权卫士”的本相是何等卑劣。编造的理由之一是：怀疑这个长期蛰居法国的西班牙公民，可能对美国“安全与幸福”构成威胁，何况他还是共产党员。这真可谓十足的荒唐。一个远在万里之外的文弱画家，怎么会威胁到庞然大物美国的“安全与幸福”？美国又有什么权利以“莫须有”的罪名肆意侵犯别国公民的人权？一个身居异域的外国人尚且逃不脱人权被侵的厄运，那么，美国一些人侈谈的“人身不受侵犯”、公民有“信仰自由”、“结社自由”之类的堂皇字眼，究竟还有多少价值？编造的理由之二是：包括毕加索在内的一批作家、艺术家、新闻工作者，在30年代曾发表过反对佛朗哥叛军的言论，佛朗哥何许人也？一个在德意法西斯支持下发动叛乱夺权上台的刽子手。那时，各国真正的自由战士，包括美国的进步人士，曾经组成志愿军为保卫西班牙的民主自由而浴血战斗。不知“人权卫士”们是否想过，对佛朗哥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独裁者如此钟爱庇护，岂不把你们谈论（更不要说实际维护）人权的资格都自我剥夺殆尽了吗？如果你们真像标榜的那样热衷维护人权，为何不对这种摧残人权的行径反躬自问？揭去五彩斑斓的假面，人们倒是看清了原来“人权卫士”们鼓噪的“人权”，是专为镇压群众、干涉别人的，而对于资产阶级的专权、金元帝国妄图维持的霸权，那是唯恐稍有懈怠、维护不及的。

不难看出，“人权卫士”叫嚷的“人权”和进步人士真正要维护的人权完全是两码事。奉劝那些挑着“人权”幌子却操持“反人权”营生的先生们，还是别再充当“人权”的教师爷为好，对别的国家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注定是要碰壁的，还是先把自己的事管好吧！不过本性难改，“人权卫士”们既然觉得自己的人权已无问题，那么他们吃饱了饭，不对着别人喧闹一番，又叫他们干什么呢？（原载《人民日报》1990年12月23日）

塞林格和洛朗如是说——读《海湾战争·秘密档案》

1月17日，即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实施大规模轰炸伊始，美国前白宫发言人塞林格和法国名记者洛朗合著的《海湾战争·秘密档案》一书便付梓问世。因为两人都是深谙中东问题的专家，掌握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和第一手材料”，所以该书一出版就被赫然列为非文学类新书的第一畅销书。尽管作者的思想倾向是显而易见的，但披览全书仍不难看出：伊拉克武装入侵和吞并科威特的原因何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什么要对伊拉克如此兴师动众、大动干戈，中东不少国家又是如何被拖入战争的。为着不失作者率直的风格，本文基本采取摘引原文的方法，只在必要时略加钩校。

伊拉克粗暴践踏国际关系准则，悍然武装侵吞科威特的底里何在？作者在列举人民熟知的诸如占领科威特的鲁迈拉特大油田和两个岛屿取得出海口，取消两伊战争期间积欠的巨额外债以及“想成为阿拉伯世界的真正主宰”等理由外，还毫不隐晦地指出：“从（两伊）战争摇身脱出，变得空前地接近西方的伊拉克，使得美国将赌注押在它身上，把它看作该地区的一个强大和稳定的因素。”伊拉克领导人则“利用西方民主国家的仁慈和姑息来制订好战争的计划”，并且得到西方200多家公司提供的武器装备。因此，当伊拉克重兵入侵科威特时，白宫要员才最终打消了伊拉克仅仅是“显示实力为了压科威特通过谈判做出让步”的错觉。

那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又为什么要联手对付昔日“稳定的朋友”——伊拉克？作者自然要花费相当的笔墨为多国部队“反对侵略”、“主持正义”进行辩解。然而，却也透露出若干令人惊讶的奥秘。书中说“五角大楼战略家们把世界分为若干军事干涉区，从肯尼亚到巴基斯坦的2600平方公里由‘中央司令部’负责，（诺曼·施瓦茨科普夫）这位粗暴而乐观的四星上将管辖的地区，拥有世界上79%的石油储备。”素有“世界油库”之称的海湾地区恰好是“中央司令部”严加看管的重点。“美国的使命是确保中东安全尤其是石油供应”，作者引用白宫一位高级幕僚的话说：“占领科威特本身并不是对美国利益的一种威胁。真正的威胁是伊拉克因此而掌握了这样的权利：占有世界上20%的石油资源，控制石油输出国组织，统治中东，威胁以色列。”正因如此，“10年来，人们一直在考虑军事干预波斯湾的可能性。1979年华盛顿即制订了代号90-1002号的秘密计划。然而这项计划只考虑到同苏联在海湾地区的对抗。”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副国务卿直言不讳地承认：“从杜鲁门政府开始，我们就在这个地区保持了海军力量，因为它的稳定符合我们的利益。”

但是，作者说，由于美国及其盟国同海湾各国没有防务协定，要在海湾动武并非易事。五角大楼的一位将军提醒说：“没有政治目标，就不能合法地使用军事力量。”作者翔实而具体地叙述了华盛顿当局紧张策划军事选择的过程。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翌日，书中写道：“美国决策者们围坐在会议桌前。在海湾危机这场拼图游戏中，他们手里可用的拼板很多，比如联合国和北约的支持。但缺少的是军事选择和阿拉伯世界的赞同。”于是，临时委任的各种特使和密使在各国之间穿梭游说，美国“战时内阁”通过世界各地的热线电话昼夜忙碌。控制石油资源和战略要地的共同利益，暂时把各有打算的西方大国集结了起来。经过折冲樽俎，纵横捭阖，终于使安理会通过了授权对伊拉克动武的决议。作者这样写道，这个决议的通过使美国“拥有了两张王牌：使它能够在军事上自由行动，同时也使它能够进行任何谈判而不被看作是虚弱。”“反伊联盟”既定的“要么对抗，要么卡死”的战略，势必一步步引向战争。

正如作者估计的那样：如何把阿拉伯国家拖入战争，是困扰美国及其盟友的最大难题，因为中东各国领导人“谁都没有搞错，酝酿中的冲突首先是美国和伊拉克之间的一场决斗，而阿拉伯世界仅仅是在扮演担保人的角色”。为了拉住“担保人”，白宫利用阿拉伯世界的内部矛盾，运用各种权术机变，经过5个多月的“外交战”和“心理战”，终于“把多数阿拉伯国家和欧洲盟国集结在自己的麾下”，全世界人民不愿看到的战争爆发了。“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还没有出动过如此规模的兵力，也还没有如此惊天动地地炫耀过其军事力量。”作者在书末这样评论。想来在这本书匆忙刊行之时，塞林格和洛朗已经收听到1月16日白宫发出的声音：在军事进攻得手以后，“我们将得到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真正机会。”（原载《人民日报》1991年3月20日）

共同推进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的纲领

在来自亚非拉美41个国家代表的共同努力和密切配合下，我国政府发起的“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已于昨天圆满结束。这次盛会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会议通过的《北京宣言》中。宣言阐明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解决全球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原则立场和基本观点，表达了大家保护环境、谋求发展的共同愿望，是一个从发展中国家角度推动国际环境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北京宣言》的通过，无疑是对1992年将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做出的具有实质意义的贡献，必将对全球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公正合理解决，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环境与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全球性环境恶化越来越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实威胁。如何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实现持续稳定发展的目标，是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人类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实践表明，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整体。保护环境是持续稳定地发展经济的必要条件，发展经济则是保护环境的物质基础。既不能不顾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盲目追求发展，也不能离开发展片面强调保护和改善环境。特别是对于肩负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双重任务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在参加全球环境保护的同时，确保经济的不断发展，从本国国情出发，开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进行的新路子。会议认为，环境方面的努力不得妨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否则将加剧贫困，导致更严重的环境退化。这是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的总结。只有通过发展民族经济摆脱贫困和落后，发展中国家才能摆脱无力保护环境的困境。

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是人类共同利益之所在，也是人类的共同责任。当前有条件更有必要在这个关系人类命运的重要领域形成新的国际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必须建立在主权国家平等的基础上，国家不论大小贫弱都有权参与国际环保和发展事务。各国对其自然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是各国的内部事务。决不允许以保护环境为由干涉别国内政，也不允许成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款、贷款的附加条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发达国家理应在国际环境和发展的合作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它们应在保证现有发展援助资金的前提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额外环保资金，优惠转让先进的环境无害技术。这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好地履行保护全球环境的崇高使命。我们相信，只要世界各国加强相互了解，照顾彼此利益就能协调一致地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球，使子孙后代能够有一个永续利用和安居乐业的“诺亚方舟”。

在研究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时，还必须对发展中国家更为紧迫的环境问题给以应有的重视。《北京宣言》强调，土地退化与沙漠化、水旱灾害、淡水质量下降与供应短缺、水土流失、森林毁坏等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重问题，也应列入全球环境保护的议程。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与解决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应在国际社会的统一协调行动中给予有力支持。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将它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努力实行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方针，我国地广人众，尽力做好中国的环保工作，本身就是在承担改善全球环境的职责。对国际环境和发展事务，中国政府一向持积极态度，愿承担合理的国际义务，并愿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寻求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有效途径。我们认为，建立新的国际环境合作，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建立公正的国家新秩序，改善国际经济环境，才能从根本上增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环境和发展合作能力。发展经济，保护环境，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致力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是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和改善全球环境的必要条件。中国政府将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与世界各国一道，坚持不懈地为建立国际新秩序、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而努力。“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的胜利闭幕和《北京宣言》的通过，是在环境和发展领域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南北对话的重大实际步骤。我们相信，会议和宣言所表现出的积极务实的合作态度，定会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和有力支持。（原载《人民日报》1991年6月20日）

逆理背时　智者不为

近来，美国国会山上沸沸扬扬，围绕所谓“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辩论得火红火绿。7月10日，众院先后通过两项决议，阻挠布什总统关于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决定。估计参院将于本周就这项决定进行辩论和表决。据透露，这出程式烦琐的“戏”要演到8月方能收场。

最惠国待遇，实质上是一种平等的非歧视性待遇。它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之上，既不是特殊照顾，更不是单方面的施舍。既然如此，如果一方以取消对方的最惠国待遇相要挟，不啻是耍弄架在脖颈上的双刃剑，既会伤害对方，也难逃自戕的厄运。美国朝野许多有识之士很明了这一显见的事理。他们指出，支持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是根本不了解中国这个国家。倘若果真采取了逆理背时的“倒退行动”，将“使20年来稳步发展的双边商业关系一夜之间遭到破坏”，“最惠国待遇是美中关系中的基石。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实际上就是终止了两国各个方面的关系”。5月29日，布什总统在正式递交国会的报告中也表示：“给中国最惠国关税待遇是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内容，为两国经济和商业关系的较大发展提供了基础”，“虽然在目前的情况下美中关系仍然不能恢复正常，但是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将会损害美国的切身利益。”

按理说，那些发誓效忠美国利益的议员先生应当深知利害，择善而从。可惜的是其中一些人对总统乃至各界人士的严肃忠告采取了极不严肃的态度。为了反对给中国最惠国待遇，某些议员先生不惜在庄重的讲坛上喋喋不休地谈论那些实难成立的话题，什么中国的人权状况呀，什么计划生育呀，武器贸易呀，贸易顺差呀，甚至纯系子虚乌有的“袜子问题”等等。你今天给他们摆事实，讲道理，说明一个问题，明天他们又会编造一个问题出来嚷嚷一阵。这种闹剧近两年成为一年一度推出的“保留节目”。正如路透社披露的那样：每年春天当提出是否使中国继续享有最惠国待遇时，华盛顿总是要强迫北京做出一些变化，就像超级大国核武库中的一件核武器一样，取消最惠国待遇似乎已成为美国手中对付中国的一种常备武器。但是，这件武器“不会使中国发生更大变化”。

智以利昏，识由情屈。在近现代史上，美国由于错误判断做出的悖逆中国人民意志的事够多的了。姑且不谈美国当权者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对中国实行包围、封锁、遏制政策等等陈年老账，无一不是由于错误判断形势遭挫折后做出的蠢举。就以中美双方于1979年开始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而言，自双方实行最惠国待遇以来，双边经济和商业关系获得了长足发展。1988年两国贸易总额达100亿美元，比1978年增加了9倍多。美国虽是当今世界的首富，但中国市场上的生意对美国来说，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买卖。何况在中美之间并不只是需要发展经济关系。全面发展中美关系，这无疑是符合两国利益的，也有利于世界和平，是深得人心的好事。那么，为什么在1989年以后，互惠而顺畅的最惠国待遇突然间成了美国政坛唇枪舌剑的一大“问题”？明眼人一眼便可看清缘由。德国一家报纸近日发表的评论说，美国一些人所以要在1989年以来对中国“予以惩罚”，根源就在于“某些美国人认为，中国的精英们将会接受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国的人民民主会“迅速变成带有西方标记的公开民主”，但他们“希望破灭”了，“感到非常痛苦”。于是某些先生由失算而恼怒进而在最惠国待遇上重施制裁的故伎，忘掉了历史的教训。历史是铁面无私的法官，嘲弄历史者必受惩罚。话说回来，指望国会山上的某些先生懂得历史发展规律，恐怕是一种苛求，我们只希望他们面对现实，审时度势，不可一误再误。

其实，国会山上关于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吵闹，也并非都是忠于美国的价值观念。议员先生们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态度，还有不便明说的诸多原因，其中就掩盖着美国朝野两党的尖锐斗争。一位深谙美国政情的评论家一针见血地指出：某些议员“来势汹汹，其主要的攻击对象，实际是共和党，中国的特惠税问题，仅是他们的借口”。明年美国即将举行大选。在临近大选前，当某些先生捶胸顿足叫嚷要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之时，心里念兹在兹的却往往是如何能更奏效地攻讦和取代本集团的政敌。

中国古训曰：逆理背时，智者不为。凡有起码常识的人都应懂得，当双边经贸交流和合作受到来自单方面的损害时，必然影响两国的政治、外交关系。任何干涉中国内政、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做法，不可避免地导致中美关系的严重倒退。我们将继续向好的方向努力，同时也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奉劝某些固执地要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先生，能够冷静下来，权衡利弊得失，再仔细掂量一下后果，做出明智的选择。中国的主权和尊严一旦受到损害，它就会毅然决然地站出来，绝不拿原则做交易。（原载《人民日报》1991年7月15日）

羡鱼　买鱼　钓鱼

50年代中期有幸考入北京大学，在大家称之为“大饭厅”的学生食堂，我终于开始了吃鱼的历史。每周提供一两次干炸或红烧的三四块带鱼，足可以多下一搪瓷缸饭。毕业后留京工作，居家过日子讲究“年年有余（鱼）”。为图个吉庆，每逢年节总是带着孩子起早赶到朝内菜市场，先把他安顿在一支队伍里叮咛清楚，自己再匆忙去排另一个队伍。买鱼的“长龙”总要逶迤到菜场外好远，一个挨着一个，手里还握着热心人发放的自制票号，然而那票号常常不为售货员或别的人所认可。最难受的莫过于站了一两个钟点，好容易挨到柜台前鱼却售罄，那扫兴伤心的劲头真难以名状。后来实行凭证供应，也是尽早买回家，担心买晚了不是断档就是不再供应。差不多十几年中，对于一个“爬格子”的我来说，要买和能买的只是干带鱼，少数几个水池或帆布围栏里游动的鲤鱼、胖头鱼，连问津的念头都没闪过。

教人打心底惊喜的是，改革开放15年来，不知是怎样一种神奇的魔力，不单把“生猛海鲜”召唤到鳞次栉比的饭店酒楼，而且把各色各样的鲜鱼送到寻常百姓家的餐桌上。逢年过节必有鱼自不待说，平时也隔三差五有盘鱼做主菜。查一下权威部门公布的3个数字，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种历史性的变化：1949年中国捕鱼量仅45万吨，1978年为466万吨，1993年达1826万吨。大河有水小河满，只有国家繁荣昌盛才有每个家庭和个人的物质和精神不断富有。我这个曾经不沾鱼腥的“老西”呢，也在友人的怂恿和鼓励下，居然成了钓鱼的业余爱好者。鱼塘老板挺精明，鱼价稍高于市面，钓上来的鱼还不许放生，因而每次都是满载而归。钓过几次，孩子们就抗议了，嚷着冰箱里全是鱼，吃不动。

愕然地听着这种“抗议声”，倒使我浮想联翩：从临锅“羡鱼”到凭证排队买鱼再到悠闲垂钓，这是多么耐人寻味的变化。从这一小小的侧面，也不难看出中华大地走向繁荣、富强、文明的强劲步伐。水底鱼龙乐花雨，世间舜尧扬云帆。在国庆45周年来临之时，谨以拙文祝愿伟大祖国直挂云帆驶向更加辉煌的新世纪。（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94年8月22日）

“郭老铁”新传

在全国60多万筑路大军中，郭长江算得上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京九铁路的建设者们亲切地称他为“郭老铁”。这位高个头粗嗓门的东北大汉，16岁加入铁路施工队伍，一干就是46个春秋。如今，这个已届退役年龄的老兵正率领上万名铁军，在京九线将穿越的大地上日夜奋战，精神抖擞地书写着共和国铁路建设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光荣与虚荣

深嵌在郭长江黧黑的方脸上的道道皱纹，记录着他为国家铁路建设顽强拼搏的不平凡的历程。他指挥过陇海线开封至徐州段129公里复线工程，当年施工当年告捷；他组织过贯通大秦线军都山长大隧道的硬仗，立下了赫赫战功；他率部在京秦新荷等线路上连续苦战，屡战屡胜，赢得了“虎将”的称誉。他拥有一大堆令人炫目的奖章、证书和光荣称号，更拥有同事和部属的敬重和爱戴。而他却说：“老摆忽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人没出息。虚荣的人只盯着自个儿的名字，光荣的人关注的是国家的事业。”

正因如此，京九线决战、1995年要铺通的消息一传来，“郭老铁”就迫不及待地自动请缨：“修了一辈子铁路的人，看着哪里客运、货运都绷得那么紧，寝食不安啊！京九线是铁路建设的重中之重，一生能赶上几次这样干大线的幸运？我一无所争，二无所图，只想在京九线攻坚战中，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给自己这个老铁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其实，上级早已相中他了，因为他是“哪里工程最艰险，领导首先想到他、工人首先看到他”的人。常数和变数

郭长江受命“决战京九，扬起龙头”的重任。北京黄村到河北饶阳是京九钢铁巨龙始发的龙头，河北衡水到河南商丘又是全线最先要形成运输能力的另一个龙头。两个“龙头”能否如期高扬，关系全局。对着施工草图，他的两道浓眉拧成一个结，凭着久经沙场的丰富经验马上做出判断：要铺通两段全长277公里的铁路、完成2500多万土方、架设124座大小桥梁、开凿805座涵洞，如此规模的工程，按常规至少需要5年，而现在下达的总工期只有3年！怎么办？他对着草图苦思冥想了两天两夜。“时间是个常数，但对奋斗者来说，是个变数。”郭长江是一个想通了就干到底的人。紧接着，他拿出一整套会战方案、施工部署和具体措施，经指挥部讨论批准，立即付诸实施。1992年11月1日指挥部正式挂牌，1万多名筑路大军、上千台大型施工机械从17个省市迅速向主战场霸州集结，11月18日在霸州、大兴、固安3个工地同时展开强攻。郭长江提出的“强攻硬上，尊重科学，团结拼搏，创优争先”的“龙头精神”，掀起了建设者们“决战在京九，立功在京九”、“从我做起扬龙头”的劳动竞赛热潮。“困了嚼一根辣椒，累了拄一会铁锹，饿了啃一口面包”，人山人海的工地上，每人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郭老铁”呢，则啃着凉馍跑遍各个工地，布满血丝的双眼让人看了就没得二话甩开膀子干。经过20天的鏖战，终于铺通了黄村至霸州70公里的双线，比铁道部下达工期提前了半年。在中国筑路工人的面前，时间这个常数成了变数。此刻他正挥师南下，在衡（水）商（丘）段展开强攻。铁军们立下的军令状是：3月18日完成山东菏泽至河南商丘87公里的铺路架桥任务，7月1日菏商段形成运输条件，这将比下达工期提前一年半。铁腕与柔肠

立足于快，强攻硬上，安全和质量必须有百分之百的保证。郭长江手里握着白、黄、红、黑4块牌子，在整个土地上拥有绝对的权威。插白牌是提醒注意安全、质量问题；插黄牌则警告限期改正；红牌和黑牌则勒令停止施工和推倒重来。憋足劲要为国家争口气的“铁军”，从心里拥护“郭老铁”想出的这一招，又最怕哪块“耻辱牌”插在自己的工地上。开工至今，郭长江一共插了5次牌，虽说每次都插得让人心悦诚服，但人们一提起来都倒吸一口凉气。固安车站砌好的100米站台墙工程粗糙，不符合国优标准。“郭老铁”二话没说，怒气冲冲地插上黑牌。施工队当即毫不犹豫地推倒重来。溢流洼工地桥头30米路基的密实度未达到国优标准，“郭老铁”又是怒气冲冲地插上黑牌。施工工人含着眼泪挑开路基重新夯实，他们伤心的不是不合格的劳动成果，而是自己不合格的劳动态度。“这是不留情面的一鞭子，抽醒了大伙，够记一辈子的。”

严要求出高质量。铁道部最近组织的近乎苛刻的质量检查中，“铁军”完成工程100%合格，95%达到优良。“郭老铁”笑了。

世上的事有时就那么怪，有“铁腕”之称的郭长江，在更多的时候又表现得那么柔情脉脉。很难想象，他会湿润着眼圈向我们讲述许许多多工人和乡亲们的故事：二处工人接到调令后马上从青岛启程北上，路过家乡衡水时，弟兄们只是抬起车窗朝家属基地招招手，没有一个人下车！“老铁”刘振祥是老关节炎，每天拄着双拐到现场检查质量，后来实在走不动了，就让女儿用自行车驮他准时到岗。山东的父老乡亲像当年支援刘邓大军过黄河一样支援京九建设。为给铁路腾地，沿线老乡忍痛砍掉正在挂果的果树，扒掉世代居住的老宅，甚至迁走亲人的坟茔……“面对这么好的人民，面对这么好的队伍，我呀，只有一种选择：义无反顾，有进无退。”在商丘分手握别之际，“郭老铁”哽咽着这样说，那炯炯有神的双眼里透出的是不可摧折的力量。（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94年4月14日）

五十响礼炮的蕴涵

最大的欢乐往往有泪水伴随。昨天上午，当亿万观众通过荧屏收看首都各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的隆重场面，特别是听到穿云裂石的50响礼炮轰鸣时，无不心血滚沸，泪眼模糊。

9月3日，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全世界人民永远不会忘却的日子。50年前的9月2日，即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19天，曾经骄横一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代表终于乖乖地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至此中国人民历时八年的浴血抗战取得了完全胜利，进步人类履行了把发动有史以来最大一场战争浩劫的元凶统统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使命。在这样一个盛大节日，鸣放礼炮50响，自在情理之中，却又寓意深远，蕴藉丰厚。

这响彻云霄的50响礼炮，难道不是沉重而又辉煌的中华民族近代史的雄浑回声？伫立在浓缩着民族血与火历史的天安门广场烈士纪念碑前，听着连天的声声礼炮，不禁联想起卢沟桥畔抗日将士“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呐喊、平型关英烈的怒吼、百团大战指战员的壮歌以及全国4亿多同胞的咆哮。半个世纪前，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赴国难，用七尺之躯筑成血肉长城，为赢得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洗雪百余年来的国耻，付出了3500万国人伤亡的惨痛代价，付出了最大的民族牺牲。抗战的胜利标志着中华民族由危亡走向振兴。战后50年，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争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进而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的50年，是神州大地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50年。铭记这不寻常50年的50响礼炮，既是欢庆凯旋、祭奠国殇、向老战士致敬的庄严庆典，更以撼人魂魄的声音昭告我们：不要忘记历史，忘记就意味着背叛，忘记就要受到惩罚。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只有以史为鉴，居安思危，奋发图强，我们才能岿然立于不败之地。响彻云霄的50响礼炮，更是激励中华各族儿女弘扬民族精神、振兴中华的万钧雷霆。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以如椽之笔谱写了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全民族圣战的史诗。照黑格尔老人的说法，史诗的创造发轫于“一种民族精神的标本”。中华民族精神在八年抗战中获得了最集中、最充分的体现，其精髓和核心就是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是抗日战争凝聚中华民族之魂，是团结各族人民浴血奋战的光辉旗帜。尽管时代的演进不断为爱国主义注入新的内容，但它始终是全民族坚实强大的精神支柱。这种不畏强暴、自强不息、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光荣爱国传统，已成为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应有的品格。无怪乎一位西方哲人惊叹人类四大古文明中至今硕果仅存的只有中华文明，之所以如此，盖源于这个卓越民族植根于任何力量都无法将其分离的团粒结构土壤。一个奋进中的民族从不沉溺于对往事的缅怀，雷霆般的50响礼炮旨在让历史警悟未来，昭告我们高扬爱国主义旗帜，牢记“落后就要挨打”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众志成城、团结奋斗，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华民族只有团结才能强盛，只有强盛才能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响彻云霄的50响礼炮，也是中国人民决心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有力昭告。饱尝过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掠夺、压迫和屈辱之苦的中国人民，最珍视和平，最懂得和平来之不易，始终不渝地把维护和平，反对战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但是善良不等于软弱，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表明，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任何打着“人权”、“民主”一类幌子妄想干涉我国内政的图谋都必然落空，任何人不要指望中国人民会吞下损害自己祖国主权和尊严的苦果。历史不能忘却，更不容篡改。任何为侵略、干涉、颠覆以至法西斯暴行掩饰罪责的言行，都会极大地伤害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感情，都会给真正做到“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带来障碍。人类已经进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纪元，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应开启平等生活于国际社会、与他国友好相处的“国际智慧”。历史是千金难聘的老师，它宣讲的第一堂必修课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原载《人民日报》1995年9月4日）

小李庄情结

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小李庄，摊开地图很难找到它，而在我心头却无法抹去它。

22年前的仲夏时节，我们全家在村里唯一的土井旁含泪栽下两株核桃树的树苗后，几辆豫东农村特有的挂布帆的架子车便缓缓启动了。拉车的乡亲像一尊尊表情凝重的石雕，房东尊芳和他的妻子紧紧地搂着我们的儿子“扁嘴”和女儿小砺，全村上百口男女老少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把我们送到去县城的路上。

刚回到北京，我曾经措辞谨慎地去过几封信，结果如石沉大海，渺无回音。大概是因为村里识字的人太少。然而，这些年来全家人不知多少遍地念叨过它，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我也不知多少次在梦中重游这块热土。

今年8月，终于盼到了回“第二故乡”的机会。当省委秘书长、中央党校老同学张文彬陪我从洛阳驱车赶到沈丘县城时，已是夜幕四合。县里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这一行“不速之客”，旋即安排在招待所里歇息。翌日，沐浴着熹微晨光，在参观过足以使县里人自豪的东方挂毯厂和金丝猴糖果厂后，便匆匆踏上了去小李庄的路。

22年前，也是在仲夏，我的全家也是打这儿离去的。那条“雨天烂泥摊，晴天大搓板”的熟悉土路消失了，如今铺成了柏油路。路旁原先那几行无精打采的小泡桐已长成绿荫匝地的大树。近几年栽种的大片速生苹果树挂着青里透红的果实，羞怯地躲在泡桐树行后面，窥探着陌生的来客。在下放“五七”干校的3年多里，每天“日出而作”，到十里外的农场干活，晚上常要挨到八九点钟会议结束才能回村。不管是夏日瓢泼大雨的暗夜，还是隆冬朔风呼啸的晚上，临到村口时，总有一盏泛着光晕的灯笼在摇曳，那是尊芳在等待。望着那亲切、柔和的灯光，我们不由得加快了脚步。碰面后，他转身默默领着我们穿过沉寂的村中小道，进入他住的院落。仿佛有一种出奇的灵敏和默契的感应，在院中和衣而眠的尊芳嫂子腾地从铺着秫秸的木床上起身，小心而利索地抱起偎在她身旁的小砺递过来，还是尊芳带路一直送到我家门口。家就安在村头饲养棚角上的一间土房里，原来是放草料的地方。

一阵欢笑声打断了思绪。蓦地抬头，发现乡亲们早已等在村口。尽管阔别多年，彼此很快就能叫得出名字，熟人们都没太显老态。听着一连串关切的发问，我的眼眶湿润了。想当初，安排我这独一户进村时，乡亲们也像现在这样拥在村口，以一种善良、同情、惊异的复杂目光默默望着我们。我内心里无限感激聚居在这小小村落里的三十几户回族乡亲，是他们坦然地容留了我们。过了一段，想来是要“体现政策”吧，让我爱人当上了“赤脚医生”，尽管她只有一个里头插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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