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趋势与科技创新案例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朱晓明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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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趋势与科技创新案例集试读：

长期以来，朱晓明教授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致力于创新领域的前沿探索。他是中欧的“全天候院长和教授”，他的工作时间不分上班下班、工作日抑或节假日。他内容翔实、充满激情的授课，也令他成为中欧人气最高的教授之一。在继《支付革命》《精准创新》《数字化时代的十大商业趋势》等专著、译著之后，朱晓明教授又推出了这本凝聚了中国本土企业创新经验成果的案例集。其中的许多案例，例如《思路迪：抗肿瘤个体化精准药物研发平台》《阿里：十年金融路》《应势而变：高德地图的“自主导航”》，以及《数字化时代的中国工商银行》等，都是朱晓明教授近两三年来在课堂案例教学中一直援引并持续更新、提炼的经典案例。其中一以贯之的是在大数据、云计算、平台经济和移动互联网发展大背景下之一产、二产和三产的创业和创新之道。书中除了鲜活的案例复盘，更配以相关领域学者和EMBA学员的解读和点评，从多个视角引导读者深层次地思考案例的内涵，大有裨益。

我很欣慰地看到，中欧作为领跑中国管理教育二十年的商学院，在历任学院领导和全体师生员工的努力下，始终保持了在“中国深度，全球广度”的目标之下的开拓和创新精神。在中国企业面向未来的创新道路上，中欧将与大家同行。

是为序。2015年10月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序二中国企业创新案例研究迈出的重要一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欧方院长、成为基金创业学教席教授佩德罗•雷诺（Pedro Nueno）博士

本案例集收录了朱晓明博士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学员教授数字化互联网时代的“商业趋势与科技创新”课程而配写的中国企业的实践案例，这在构建高质量的中国企业创新研究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案例教学一直是复杂的教学模式。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推崇管理学教授应该开发自己的理论框架来解决自己所感兴趣的实际管理问题。案例既是将真实世界带入课堂的载体，同时也是发展应用型管理新知的一种途径。

在中国，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不遗余力地倡导案例写作，并在本学院开设于世界各地的各类课程中使用这些案例。我们主张管理学科是一门全球性学科，无论在美国课堂、欧洲课堂，还是中国课堂，这门学科均须相同。这就意味着全球商学院应该讨论发生在欧洲、美国、中国，或是世界上其他各地各类管理问题的案例。

本书旨在填补世界企业界、管理学界对中国的浓厚兴趣同中国创新案例有限的数量之间的差距。另外，在移动互联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中国掀起一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潮，不同企业面临转型难题和众多经营模式变迁带来的不曾面临过的实际问题。朱晓明教授这些案例的新鲜出炉，为这些企业带来了很好的示范和问题解读。

如果没有来自不同企业的管理者的慷慨协作，要完成本书辑录的这些案例是不可能的。这些管理者奉献出宝贵时间，并为案例作者提供各类相关信息。通过这样的协作，这些企业与案例作者、此书出版者分享了他们最为宝贵的贡献所产生的价值。另外，我们要对中欧参与此书点评的EMBA学生以及众多其他院校的创新、创业教授表示敬意，他们对于案例的解读拉近了案例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2015年9月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自序爬梳剔抉，础润而雨，历久弥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原院长（2006.6—2015.3）朱晓明博士

2014—2015年之交，译著《精准创新》与专著《数字化时代的十大商业趋势》出版了。我常以这两本书为主线，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FMBA（金融MBA）开设两天的课程——“商业趋势与科技创新”。学生们喜欢这门课，而且主动配合我编写案例。在中欧五年全职教授的经历，让我在疾笔著书、编制课程的同时，重视案例的择题、调研与撰文。

2015—2016年之交，我的这本《科技创新与商业趋势案例集》出版了。一个月前，当我看到清样时，不由自主地提笔写下了这篇自序，旨在让读者明了：（1）爬梳剔抉揭示的是十大商业趋势有其严谨的构架逻辑；（2）础润而雨寓意的是科技创新有其丰润的前瞻价值；（3）历久弥新既是课堂教学与学术研究的高远目标，也是案例教学的高远目标。（一）爬梳剔抉

爬梳剔抉一词出自《宋史•律历志》，如今解释为“选择，整理”。

在数字化互联网时代，用户思维、迭代思维、平台思维、免费思维、分享思维大行其道；开放包容、去结构化、去中间化兴起勃发；车库文化、咖啡馆文化、草根文化此起彼伏。

在这些纷繁芜杂的商业趋势中，哪些才是根本的、深层次的、提纲挈领的？依我之见，通过抽丝剥茧、爬梳剔抉，您将彻悟商业趋势有着严谨的架构逻辑：在《数字化时代的十大商业趋势》一书中，趋势一至趋势四，即“大、云、平、移”，是基础设施变化的趋势；趋势五“软件定义一切”是生产力变化的趋势；趋势六“外包、众包”是生产组织变化的趋势；趋势七“需求驱动”是经济驱动方式变化的趋势；趋势八“长尾经济”是市场竞争格局变化的趋势；趋势九“数字金融”是金融服务主体、金融服务技术变化的趋势；趋势十“协同”是运营模式变化的趋势。

您要在市场搏击中骁勇善战，见招拆招，本案例集中的案例五《阿里：十年金融路》和案例六《应势而变：高德地图的“自主导航”》，值得细细一读。

数字化互联网时代，“未来趋势”强过“原有优势”成了常态，这让那些固步自封、囿于狭小躯壳中的守旧者们悔恨自己还未及“SWOT”分析，就自叹“是我OUT了”！（二）础润而雨

础润而雨一词出自西汉刘安的《淮南子•说林训》：“山云蒸，柱础润。”意即柱子的基石润湿了，就是要下雨的征候。如今比喻见到一点迹象，就能知道它的发展方向。

商业重启的大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敞开过。时下，科技预测显得十分珍贵。世界著名科技咨询公司Gartner每年都会发布技术成熟度曲线（Hype Cycle），凭借全球科技前沿的发展迹象向世人昭示科技发展的方向。

本案例集中的那些企业家体验了础润而雨的意味深长。案例一《思路迪：抗肿瘤个体化精准药物研发平台》、案例二《微平台，大创新：微信打造创新生态》、案例三《上海通用：通往智能制造的路》、案例四《机器人也能养鸡？正大打造四位一体模式实现产业化养鸡》、案例七《数字化时代的中国工商银行》等，见证了“谁能占领科技创新的先机并持续创新，谁就能获取久盛不衰的动力”这一原理。

从编撰单个案例发展到编制案例数据库，是我们案例教学中的一种新的尝试。在教授科技创新这一课程时，我把Hype Cycle的五个周期——技术萌芽期、期望膨胀期、泡沫破裂期、稳步爬升期、生产高峰期与IPO的五个节点——天使轮投资、A轮融资、B/C/D轮融资、Pre-IPO、IPO组合起来，形成了“5×5表”。很多同学认为：（1）他们的创业过程都曾处在这“5×5表”某一个或某几个section中，对“5×5表”有相见恨晚的感觉；（2）创业者在创业之初就应该通过培训等方式，深刻领会“5×5表”的重要性，但凡创业投资，都要把项目的评估前移到科技创新这个环节，倘若错失对科技创新的认知，也许会输在创业的起跑线上；（3）“5×5表”是一个具有高应用价值的“创业创新投资指南”，一些行业协会、咨询公司、投资银行告诉我们，他们有兴趣与中欧商学院合作，丰富“5×5表”的案例数据库，回赠给广大投资者与企业家。（三）历久弥新

这两年来，我们正在探索从纸质案例的编撰走向音视频融合、图文并茂的案例编制，这需要教授熟谙新媒体技术，实现从教授到“教授＋编导”的华丽转身。比如，前不久我们为FMBA授课的时候，曾经用3ds Max制作了“6M竞争力钻石模型”，进行案例教育，收效甚好。建议教授们可以采用iMovie、Final Cut Pro、Premiere、Flash、Screen Flow等软件，编制可视化的新型案例。

十分荣幸，《精准创新》已被列为《解放日报》2015年推荐书单的十本书之一，《数字化时代十大商业趋势》已荣获第四届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优秀学术著作一等奖。不过我们始终认为，授课与研究不可弃离案例教学，因为前者只有不断吮吸后者的鲜活养份，才能历久弥新。*   *   *

在本书的自序中，我要深深地叩谢与我长期合作的中欧案例中心的编写者们，感谢提供精彩点评的教授及中欧校友们，并向李铭俊院长、雷诺院长挥毫作序致以崇高的敬意！

一个千帆尽渡、万马奔腾的时代已经拉开了帷幕，数字化互联网时代让每个人的梦想沐浴希望的阳光。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教育家；无论是案例中的事与人，还是案例的编撰人；无论是与瞬息万变的商业趋势同行，还是与疾驰而过的科技创新并肩，锐意进取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只有不懈地超越超越者并超越自我，才能直面未知大于已知的人类历史，义无反顾地去创造知识，创造世界。2015年10月　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海校园案例一思路迪：抗肿瘤个体化精准药物研发平台

2010年，毕业于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熊磊博士，中断了他在瑞士苏黎世大学的博士后工作，与其他五名高学历人才一同创立思路迪，意在彻底改变抗肿瘤药物研发的低有效率与低通过率现状，以及临床肿瘤治疗有效率低的局面。而在思路迪总部所在的上海漕河泾高新技术开发区，140多家生物医药领域的创业者们正在规划事业蓝图，截至2014年5月，已经获得两轮融资的思路迪如何才能实现预期业绩？为了克服新兴产业中的种种创新风险，思路迪应当如何布局人才、市场、资本运营与政策导向，成功应对企业成长期的种种挑战？抗肿瘤药物研发概况

恶性肿瘤（俗称癌症）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2011年全球统计数据显示，每年因恶性肿瘤造成的死亡人数约占全球总死亡人数的13%。而据《中国肿瘤登记年报》统计，2010年中国恶性肿瘤新发病例约为309.3万例，恶性肿瘤死亡病例约为195.6万例。按照中国人均寿命74岁计算，一生中罹患恶性肿瘤的累积机率高达22%。肿瘤的防治已成为现代人不可回避的问题。

随着全球肿瘤发病人数的增多，2010年世界肿瘤治疗市场总规模已达597亿美元，约占全球处方药市场总份额的10%。但不可否认的是，恶性肿瘤依然难以根治。依靠手术切除肿瘤，术后的肿瘤转移、复发十分普遍；而传统的抗肿瘤药物，临床治疗有效率平均仅为20%左右。另一方面，各大制药厂商每年研发的抗肿瘤新药中，95.3%的药物因为有效率达不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要求，而无法通过批准上市，因此导致的研发投入损失每年高达数百亿美元。药物研发历史

虽然开发抗肿瘤药物的尝试在国内外文献中早有记载，但业界一般认为抗肿瘤药物的系统性研究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参见附录1-1：抗肿瘤药物研发历程）。此后全球各地开始了抗肿瘤药物的实验探索，但这些研究还比较分散。直至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NCI）、欧洲肿瘤治疗协作组织（EORTC）等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大规模的肿瘤研究才得以展开。随着分子肿瘤学的发展，人们发现细胞生长周期调控的失衡是细胞癌变的重要原因。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临床中应用的抗肿瘤药物主要是通过干扰细胞的分裂过程而抑制肿瘤的增殖。但这种非特异性地阻断细胞分裂的传统细胞毒类药物，在杀死肿瘤细胞的同时也破坏了人体那些快速分裂的正常细胞，即使能有限延长患者数个月至数年的生命，但往往也带来极大的毒副作用。

在此之后，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的快速发展，逐渐揭示了肿瘤细胞生长、增殖和调控的作用机制，揭示出恶性肿瘤是细胞发生基因突变后异常增殖的结果。基因，又被称为遗传因子，是指携带有遗传信息的DNA序列。基因通过指导蛋白质的合成来表达自己所携带的遗传信息，从而控制生物个体的性状表现。人体细胞的生长和死亡遵循一定规律，但当化学致癌物、辐射和病毒等致癌因素导致基因突变时，局部组织的细胞生长失去控制，异常增殖的结果就是形成肿瘤（参见附录1-2：肿瘤发生机制简图）。

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们陆续发现了一些与肿瘤细胞分化、增殖和死亡相关的关键酶。将这些细胞信号转导通路的关键酶作为药物筛选靶点，可以特异性地抑制肿瘤生长并减少对正常细胞的作用，毒性相对较轻。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抗肿瘤药物的研发重点基本从细胞毒类药物、广谱的细胞周期和DNA代谢抑制剂，转向更具特异性的细胞信号转导通路蛋白抑制剂，即人们常说的“靶向药物”（参见附录1-3：化疗药物与靶向药物作用机制）。靶向药物是针对可能导致细胞癌变的关键环节（主要是原癌基因），从分子水平加以逆转，从而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甚至使其完全消退，按照药物特点可以分为“小分子化合物”和“单克隆抗体”两类。研发上市流程

2000年前后，在传统的药物研发模式下，药物从最初的实验室研究到最终摆放到药柜销售，需要经历四个主要阶段（参见附录1-4：现有药物研发和上市流程）。

首先是实验室阶段。制药公司需要确定治疗疾病目标和作用环节。并在选定靶点之后，建立生物学模型，以筛选和评价各种化合物。新化合物实体的发现方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从植物或动物中提取、分子有机合成或分子改造等来源。经过筛选的化合物在得到优化后，需要进行体内外活性评价，循环反馈以获得优良的化合物，生成“候选药物”。

接下来是临床前试验阶段。由制药公司进行实验室和动物研究，以观察候选药物对肿瘤组织生物活性的作用，同时对药物进行安全性评估。这些试验大概需要大约三年时间。在临床前试验完成后，公司要向FDA提出“研发中新药申请”（IND），获得批准后才能开始进行药物的人体试验。

在人体临床试验阶段，按照规模和试验目标不同分为三期。Ⅰ期临床试验需要大约一年时间，由10～100例正常健康志愿者参加。这些试验主要研究药物的安全性，包括安全剂量范围；同时确定了抗肿瘤药物在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过程，以及药物的作用持续时间等。Ⅱ期临床试验需要大约两年时间，由100～500名肿瘤患者参与控制研究，以评价药物的疗效。Ⅲ期临床试验持续约三年时间，通常需要组织医院中的400～5000名患者参与。医生通过对病患的监测，确定疗效和不良反应。通过这三期临床试验，制药公司将分析所有试验数据。如果数据能够成功证明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公司将向FDA提出“新药应用申请”（IDA）。典型的新药申请资料有10万页甚至更多，一般审核周期长达1～2年。只有大约不到10%的新药能通过批准得以上市。

新药上市之后，还要经过第四阶段的新药监视期。制药公司必须继续向FDA提交阶段性报告，包括所有不良反应报告和一些质量控制记录。FDA有可能要求某些药物做进一步研究，以评价药物的长期疗效。

根据罗氏公司的数据，药物从最初的实验室研究到最终摆放到药柜销售，平均要花费12年时间，历经6587个实验、423个研究者参与，最后得到1种成功上市药物，研发成本平均高达12亿美元。全球处于活跃状态的在研新药中，处于临床前期和临床Ⅰ期阶段的，约三分之一为抗肿瘤产品；但到了晚期开发阶段，这一比例逐步下降到9%（参见附录1-5：2013年抗肿瘤药物全球在研产品统计情况），抗肿瘤药物的研发难度可见一斑。生物制药产业链

抗肿瘤药物产业链，从药物产品的形成过程来看，上游主要是关键技术创新和开发阶段，中游主要涉及“物质分离”和“产品加工”，下游则是营销策划、渠道建设和信息反馈等系统建设。由于抗肿瘤药物产品的技术含量高、实验室工作量大，因此前期研发投入较高，而直接生产成本却非常低。制药巨头的研发机构和生物技术公司成为整个产业链的核心。

由于投资和风险巨大，跨国制药巨头之间、生物技术公司和制药公司之间，多以结盟方式联合投资。常用的一种形式是由技术力量雄厚的专家型小生物技术公司进行技术开发与创新，通过合作开发，获得生物药品的生产技术或生产权。另一种是制药公司利用委托外包（CRO），将技术性强的研究开发内容分包给具有研究实力的小型公司完成，从而降低成本、实现专业化和高效率的运作。全球市场潜力分析

由于抗肿瘤新药研发对企业的资金和技术要求极高，原创性新药多为大型跨国制药企业研制，如罗氏、诺华、阿斯利康、赛诺菲、辉瑞等。在2010年全球市场上，前十大抗肿瘤制药企业占据了81%的市场份额。其中，罗氏凭借其丰富的产品种类，在抗肿瘤药物排名前十的企业销售总额中占到42%。

与此同时，大型跨国制药企业也在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据美国药品研究和制造商协会（PhRMA）统计，2010年，美国生物制药公司的新药研发投入达674亿美元。其中，PhRMA会员企业的研发投入相比前一年上涨了6.5%；研发投入占销售总额的比例也上涨至20.5%。2010年之前的十年间，这一比例一直约为19%。中国市场潜力分析

据《中国医药市场发展蓝皮书》显示，2010年，中国医院用药总规模为4520亿元，同比增长22.5%；药品零售市场规模约为1739亿元，同比增长17%；社区医院市场和农村市场规模为1297亿元，同比增长27.9%。由于人口结构老龄化、新医改“全民医保”以及国民综合支付能力的提高，中国有望在202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药品市场。

在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之下，跨国制药巨头不断加大在华投入。2007年3月，阿斯利康宣布于上海成立中国创新中心，致力于肿瘤领域的转化科学研究，包括开发一系列潜在产品以治疗肝癌、胃癌和肺癌等亚洲高发疾病。同年10月，罗氏在上海成立药品开发中国中心，作为中国首个全功能临床药品开发中心，它具备了进行临床开发过程所需的全部功能，致力于与中国专家学者和专业人才协作开发创新治疗方案。2008年10月，礼来宣布全球研发中国总部于上海正式成立，在进行科研管理和风险投资的同时，将积极探索与中国研发机构或科学专家的合作。2009年4月，强生宣布，将位于上海的强生制药中国研发中心升格为亚太区研发中心，特别关注亚洲地区肿瘤、传染病和代谢性疾病的新药研发，并通过与各高校、研究机构构建协作网络，实现开放式创新模式。同年11月，诺华也宣布将于未来五年增加约10亿美元的投资，在上海建立诺华中国生物医学研究中心，药物研发方向主要针对中国及亚洲地区高发的癌症（如胃癌、肝癌等）及肝病（如肝炎、肝纤维化等）。

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药企进入中国，本土制药厂商面临了更大的压力。由于国内药企规模偏小，研发资金投入不足，抗癌药物仍以仿制药为主，对进口抗癌新药的竞争力有限。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所长丁健表示，国外药企销售收入的20%左右能投入新药研发上，国内则平均不到2%。原因一方面在于，药品定价调控降低了本土医药企业的利润，使其无法承担高额的研发经费和巨大风险；另一方面，新药的审评速度过慢，也影响了本土制药厂商的竞争力。总之，技术能力相对不足、产业发展滞后等因素制约着中国本土制药企业的新药研发能力；即使是仿制药研发，质量与国际先进水平也存在较大差距。针对这一现状，国家食品及药品监管总局从2013年7月开始，逐步开展完成75个仿制药的一致性评价，目标是全面提升药品的质量和安全标准。随着仿制药质量一致性评价、鼓励首仿药等政策的出台，一批质量低下、重复率高的仿制药将被市场淘汰，本土制药企业不得不面临转向改进式仿制甚至自主研发新药的挑战。创业决定早年知识积累

熊磊博士曾就读于中科院上海生化所，自2000年开始从事肿瘤发生机制研究。博士毕业后，他加入了刚刚创立的艾比玛特（AbMART）公司，担任第一任商务发展部经理。2006年成立于中国上海的艾比玛特，是一家由留美生物学家孟逊博士和斯坦福大学教授陈长征博士共同创办的生物技术公司，主要从事单克隆抗体开发和生产。熊磊加入艾比玛特之后，负责公司的客户服务、技术支持、销售和市场工作，并在任期内带领团队完成了150%的销售额增长。

经过短暂的工作之后，2008年，希望继续从事科研的熊磊离开了艾比玛特，前往瑞士苏黎世大学开始博士后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是利用RNA干扰技术进行高通量靶点筛选，也就是通过“系统生物学”策略指导药物靶点的开发和确认。在瑞士留学期间，熊磊还于瑞士洛桑理工学院完成了MBA短期培训课程。市场趋势预测

2009年，正在瑞士从事博士后研究的熊磊通过一次偶然机会，听到美国应用生物系统公司（ABI）的报告，报告分析并预测未来五年内，个人全基因组的测序成本会降到1000美元左右，而当时熊磊所在的研究所实际采购成本约为10万欧元。这个预测数字并没有让熊磊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在2006年读博士期间就曾听说过这个口号，也一直在与国内外从事相关领域的几个朋友保持交流。随着计算与存储技术的持续发展，熊磊和朋友们更加确信，大数据技术支持的“精准治疗”时代即将到来：“因为做研究的人是要看未来的，不是看过去或现在。我们做商业有时是看现在，做研究是要做前瞻的，你要看最前沿的东西。当时的思维方式训练得我们总是向未来看，所以我们就说，假设五六年后（人类基因组的测序成本）降到1000美元，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一想这个事情就觉得很激动。”

另一方面，熊磊认为中国市场的发展充满机遇。在阅读了约翰•奈斯比特（JOhNNAIsbITT）所著的《中国大趋势》之后，熊磊深受启发，甚至买来分享给几位好友。书中判断未来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成为真正发达的国家，并详细分析了这个趋势形成的原因。

经过讨论，熊磊和他的朋友们相信医药行业一定也会遵循这个趋势：“不可能未来的中国成为那样发达的国家，医药行业还像现在一样，天天做仿制药，或者说某些方面天天用人家的技术，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一定会出现这样的（创新企业），无非是谁来做的问题。我们可能是第一波想参与到这个浪潮当中的人，能不能一直站在前面我们不知道，但我们要参与，这样我们至少就不会遗憾。”启动回国计划

2009年12月24日，在这个圣诞节前夜，身处瑞士苏黎世的熊磊做出决定——启动回国创业计划。他希望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临床肿瘤资源，通过系统生物学的手段将其转化为个性化药物开发的平台，使得中国药物开发实现“弯道超车”。

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熊磊依照基因组信息指导的药物开发产业链组建团队，为形成完整的药物靶点筛选和基因功能研究积累了资源，也为生物医学数据库的构建做了准备。

2010年11月26日，熊磊中断博士后工作，正式回国创业。创业思路个体化精准治疗

传统抗肿瘤药物治疗多是基于肿瘤发生部位来选择化疗方案。然而，由于肿瘤的形成是基因突变的结果，突变位点又是随机发生的进而通过进化选择得以保留下来，所以不同的个体就有不同的突变类型。因此，即使是对同种组织类型的肿瘤，应用相同的靶向药物，甚至相同的剂量和治疗方案，肿瘤患者个体取得的临床疗效和毒副反应都可能有天壤之别——这被业界认为是传统抗肿瘤药物有效率不足30%的主要原因。

自2003年《人类基因组图谱》绘制完成以来，人们对于基因的了解逐渐深入，将基因变异与药物疗效联系起来的“药物基因组学”逐渐受到广泛关注。但传统的“药物基因组学”研究，主要是讨论不同个体血液中的遗传基因多态性对药物代谢效率的影响。对于肿瘤而言，因为肿瘤组织拥有一套独特的充满突变位点的体细胞基因组，因此需要针对肿瘤基因组的体细胞突变寻找其对药物的影响。

熊磊与其他研究人员一样，开始思考能否根据每位肿瘤患者不同的致病基因，选择不同的药物治疗方案，即实现“个体化精准治疗”。大规模药物筛选模型

要想在未来实现“个体化精准治疗”，市场上的抗肿瘤药物种类需要大大扩展。而由于传统的药物开发机制是对各种基因型的肿瘤患者随机进行临床Ⅱ期试验，这导致那些只针对一小群基因型（比如5%人群）的抗肿瘤药物必然无法达到超过20%的有效率，也就无法通过FDA批准上市。制药企业只有在大规模开展临床试验前，找到药物针对的肿瘤患者人群，把他们作为受试者，才能大幅提高临床试验有效率。例如某肺癌药物预计对5%的人群有效，而Ⅱ期临床实验要入组100个人，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临床用药诊断检测从5000个人中筛选出来这100个人，这一做法也逐渐被FDA认可并大力提倡。FDA甚至为此类具有潜在高有效率的药物临床试验专门给与特殊通道，即“突破性治疗”，一旦被赋予突破性治疗称号，则该药物临床试验将进入优先加速审批的通道。

为了找到药物针对的肿瘤患者人群，就要建立肿瘤药物筛选模型，找到“基因药物”的配对关系，这也是药物前期开发中的核心环节。通常，研发人员使用肿瘤细胞系来寻找基因标志物，但由于肿瘤细胞系的建立极其困难，成功率极低，因此需要消耗大量的肿瘤样本资源，这对跨国制药巨头来讲都是一个成本难题。但中国拥有丰富的临床肿瘤资源，如果加以充分使用，可以将“死的组织样本库”转化为“活的细胞样本库”，从而用于高通量药物筛选，积累海量的“药物基因”数据，为寻找药物标志物（药物基因配对关系）提供第一手的大数据。下一代基因测序

即使有了足够的肿瘤细胞样本，要想发现药物和基因的配对关系也并非易事，原因主要在于数据量的相对庞大。人类的体细胞中有23对染色体，每条染色体上都线性排列着一定数量的基因。多国科学家对人类基因组图谱的初步分析表明，人体共有约2万～2.5万个基因。以2.5万个基因计算，如果两两组合有超过3亿种组合，三三组合超过2.6万亿种组合，所以破解“基因疾病关联”的难度犹如在复杂电路图中发现开关（参见附录1-6：药物疾病关系破解难度）。

这导致鉴定一群肿瘤标志物通常需要数年的研究，花费巨额资金——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基因组测序曾耗资约30亿美元，大概用了10年时间，依靠6个国家共同完成。即使利用美国454生命科学公司于2005年年底推出的新一代测序仪，也只能将一个人的基因组测序成本降低到几百万人民币左右。

随着全球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新诞生的下一代测序技术对传统测序带来了革命性改变。所谓下一代测序技术，是相对传统药敏测序技术来说的，具有大规模、高通量的特点。下一代测序技术利用自动化操作系统、灵敏快速的检测仪器和高速数据分析计算机，能够一次对几十万到几百万条DNA分子进行测序，使测序的人力和物力成本得以直线下降。大数据处理

高通量仪器可以在短时间内检测到DNA分子的精确改变，因此产生多种类的大量信息。例如，全基因组测序仪IlluminaHiSeq2500能在一天内完成对整个基因组的测序。它在27小时内会产生120GB的数据，或在标准运行中产生600GB的数据，这远远超过了几年前年平均测序的输出量。高通量方法产生了数量庞大的“大数据”，这就要求相应地处理这种“大数据”的能力。通过整合肿瘤基因组数据和高通量药物数据，才能寻找到“药物-基因”关系。

2010年前后，随着云计算和云存储技术的出现，人们有了能够处理这些巨大信息的能力。熊磊的计划就是将肿瘤基因组学、复杂数据计算平台和高通量药物筛选技术整合起来，解决抗肿瘤个体化精准药物的研发和应用难题（参见附录1-7：生物医学大数据流程图）。创业过程公司成立

理清思路之后，2011年，熊磊以自有的全部50万元人民币积蓄，注册成立了思路迪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思路迪”是英文“three D”的音译，分别取自三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即Diagnostics（诊断学）、Drug（药物）和Development（开发）。

因为起步资金有限，公司最初并没有自有的实验室，只在远离上海市区数十公里的金山租用实验室，每周往返市区进行业务拓展。通过半年的科研服务外包业务，公司积累了第一桶金，于2011年7月在上海徐汇区的聚科生物园区租用了150平方米的厂房，建设自有实验室，并开始陆续购买自有的仪器设备。之后经历过两年的发展，公司扩大规模，搬迁至上海漕河泾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浦江高科技园，这是一个以新能源、电子信息和生物医疗等行业为核心支柱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在这片产业园区中，思路迪拥有了2400平方米的实验室。创业团队

公司成立之初，共有八个人组成（参见附录1-8：思路迪创业初期团队）。除担任首席执行官的熊磊之外，技术总监谢正华和基因功能部经理李风庆也是毕业于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博士；数据库事业部经理张轻舟硕士毕业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曾供职于熊磊工作过的艾比玛特公司；而销售经理李华光和商务发展部经理方强毅，则是分别博士毕业于中科院中德共建马普实验室及中科院上海生物工程中心的博士。稍后加入团队的安颖慧和李小方，则分别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分别曾经在艾比玛特公司和中科院跟随熊磊从事过销售和科学研究。附录1-8：思路迪创业初期团队（2011—2012年）核心团队（目前已发生较大调整）熊磊，首席执行官。博士毕业于中科院上海生化所，从事肿瘤耐药和信号通路研究，在肿瘤发生机制领域有长达14年的研究经验；在艾比玛特公司担当第一任商务发展部经理，负责公司客户服务、技术支持、销售和市场，并在任内带领团队完成150%的销售额增长；博士后于瑞士苏黎世大学从事高通量筛选，系统掌握了高通量RNAi筛选技术，主要领域集中在细胞凋亡、细胞自噬、内吞和衰老；留学瑞士期间，在瑞士洛桑理工学院完成了MBA短期课程培训。企业成立初期负责公司战略制定、企业文化建设、基因关联数据库产品设计、日常运营管理。谢正华，技术总监。博士毕业于中科院上海生化所，从事表观遗传学研究。博士后于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系统掌握了转基因小鼠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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