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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润

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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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商业史(全四册)试读：

全球商业史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美索不达米亚人遵循商业约定，苏美尔人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做生意的过程中建立起契约精神，连当时的亚述人都遵从合约。腓尼基人和雅典人带着这类商业机制漂洋过海，推动地中海沿岸商人信守契约。不过，公司的发明却属于罗马人，他们还想出部分公司法的原始概念，整合家族资源以合伙方式建立公司，聘用专业人士管理决策。

罗马帝国衰亡后，商业中心转往东方。在此后数百年间，商业史的演进与海权争霸、大国崛起的路径密不可分。哥伦布、麦哲伦、达·伽玛等航海家相继发现新大陆的背后，是东印度公司、莫斯科公司、哈德逊海湾公司、非洲公司、维吉尼亚公司、马萨诸塞公司等商业机构与政府联手掘取财富的雄心，政治家大国崛起和商人富可敌国的梦想高度一致，并同步实现。由此，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通过海战称霸和殖民统治迈入强国之列。

16世纪之后，葡萄牙和西班牙以航海冒险野蛮掠夺率先崛起。信用体系和市场经济健全的荷兰后来居上。法国靠霸道和优雅独领风骚，时尚风潮席卷全球。英国借工业革命和科技创新傲视群雄两个世纪。美国诞生于殖民掠夺之中，却在1776年建国后的两百多年引领全球商业发展。日本称雄的起点是1853年因“黑船事件”被迫开国，由此走上“脱亚入欧”和富民强国之路。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直到1871年才建立，先后两次挑起世界大战，每次都因失败衰落却又迅速复兴，“工业精神”是长盛不衰的基因。

从这个意义来说，世界历史就是一部全球商业史。

纵观当今时势，全球商业引擎还是美国。IBM和惠普的崛起意味着计算机时代到来，此后的互联网浪潮则催生出一批财富新贵，美国人始终以科技创新和商业变革掌控全球经济走向和财富命脉。与此同时，在20世纪80年代，有“亚洲四小龙”之称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经济腾飞震惊全球，中国以改革开放厚积薄发，并与巴西、俄罗斯、印度等新经济体一起飞速增长。这时候，大量跨国企业诞生，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化打破时间和空间界限，万象更新。

共享与多赢成为新时代的商业主流，跨界融合不断增强，爆炸式增长成为常态，大公司以多元化和国际化做大做强的传统路径被颠覆，新型企业以并购换时间，以扩张换空间，其诞生十年的规模和市值往往能超过老牌公司百年的积累，行业巨头轰然坍塌的悲剧与日俱增，王者更替的频率越来越快，许多百年企业盛极而衰，亡也忽焉。

尽管商业思维和经营规则正发生急剧变化，但将视野放大到全球格局与千年长河，有些规律始终未变，比如契约精神、信用体系、创新观念、商业逻辑、管理思想等。商业史如悠悠长河，波涛滚滚向前，时代变局与技术革命不断孕育新的繁荣，也泯灭昔日荣光，兴勃衰亡的故事每日上演。二

全球商业史是一部大公司发展史，也是一部顶级企业家的创业史、成长史。

观察全球千亿美元市值公司的创业、变革史是研究全球商业史的重要方法之一。实际上，这套“全球商业史”系列图书中所讲述的诸多公司及其创始人，都在这全球千亿美元市值企业的研究范围之内。

1366年，一家名叫邓翁的私人啤酒作坊在比利时鲁汶市创办。这一年，意大利的乔凡尼·德·美第奇年仅6岁，31年后美第奇银行横空出世；欧洲最古老的私人公司斯道拉恩索获得瑞典皇家特许权已19年，特权带来的垄断资源令人艳羡。

在那个年头，包括邓翁啤酒、美第奇、斯道拉恩索在内，全球商业的主流是专卖权和特许经营，市值最大的公司都依附于统治权力之下，只是命运各有不同。邓翁啤酒在此后600多年间不断并购、重组、扩张，逐渐发展成拥有300多个品牌、成千上万家酒厂的百威英博公司，2014年以1789亿美元成为全球千亿美元市值企业中历史最久远的一家。

在此期间，1668年诞生的默克公司至今基业长青，弗雷德里克·雅各布·默克收购德国法兰克福南40公里达姆施塔特的“天使药房”是这家企业的开端，后来由制药到化工，历三四百年风雨，市值1696亿美元。

1781年，第一家纯由美国人创办的公司北美银行诞生，3年后，美国银行的前身马萨诸塞州银行创立，到2014年已创下1625亿美元市值。不过，当时最热门的还不是银行业，到1800年全美境内335家商业公司中，从事运河及收费桥梁、公路的运输公司最多，银行业次之，制造与贸易仅占4％。

此后，自1800年至2016年的两百多年里，全球大企业的发展变迁史一共经历过六次大的浪潮。

第一次浪潮出现在1847―1852年。1847年，维尔纳·冯·西门子和机械师约翰·乔治·哈尔斯克共同创造西门子公司的前身西门子·哈尔斯克电报机制造公司，生产由西门子本人设计的指针式发报机。同一年，菲利普·莫里斯在伦敦邦德街开办一家出售烟草和卷烟的烟草店，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流转，1919年被美国股东收购，5年后万宝路诞生。1849年，查尔斯·辉瑞向父亲借2500美元，与表哥查尔斯·厄哈特在纽约曼哈顿一座红砖小楼里建立查尔斯·辉瑞公司，生产碘酒制剂、柠檬酸及驱虫塔糖等。三年之后，亨利·威尔斯及威廉姆·法高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创办威尔斯法高银行（富国银行），从事速递服务和银行业务。

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到19世纪40年代基本完成，但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的诞生与此并无关联，倒是能侧面反映鸦片战争的时代因由。西门子诞生时，法拉第提出发电机理论基础已有16年，尽管以电力广泛运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尚未到来，但德国正处在技术革新和发明狂热的社会变革期。包括默克公司在内的全球最早的制药领先企业都诞生于莱茵河流域，辉瑞两位创始人生于德国，19世纪40年代初期到美国发展，制药技术和商品化能力都是优势。富国银行成立于美国淘金热时期，安全可靠的运送和方便快捷的汇兑是发迹重要原因。总体而言，四家巨头在五年内密集诞生，并没有明显的共同特征和因由。

第二次浪潮出现在1882―1886年。1882年，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通过多年兼并与收购建立标准石油公司，这是美国乃至全球首家现代托拉斯企业，埃克森美孚公司即脱胎于此。第二年，哥德利布·戴姆勒创办戴姆勒公司，1886年他将发动机安装在四轮马车上获得成功，世界上第一辆四轮汽车因此诞生。1885年12月，美国亚特兰大的药剂师约翰·彭伯顿与三个合伙人成立彭伯顿化学公司，四人享有均等股份，这就是后来的可口可乐公司。1886年，担任过战地医疗工作的罗伯特·伍德·强生将军与两个弟弟一起，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新布鲁斯威克创建强生公司，生产无菌外科敷料。

这段时期正是美国的“镀金时代”（1877年到1893年）。南北战争之后，钢铁、铁路、石油等行业都得到井喷式的发展，洛克菲勒的财富狂飙就受益于此。英国医生约瑟夫·李斯特在南北战争时发现手术室内通过空气传播的细菌，这正是罗伯特·伍德·强生创业的理论基础。可口可乐源于古柯葡萄酒，19世纪中期美国开始约束酗酒，彭伯顿为避开禁酒令的限制而改良成糖浆饮料上市销售。戴姆勒是四家公司中唯一的非美国企业，1867年，德国工程师奥托制造出往复活塞式四冲程内燃机，十年后他宣布放弃四冲程内燃机专利，这是戴姆勒诞生的重要契机和德国汽车工业腾飞的历史性事件。

第三次浪潮出现在1909―1912年。1909年，威廉·诺克斯·达西建立英国波斯石油公司，这就是英国石油公司的前身。1911年，华尔街金融家弗林特投资霍列瑞斯的CTR公司，3年后托马斯·约翰·沃森加入，十年后更名为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1912年，中国银行与联邦银行这两大金融机构分别在中国和澳大利亚成立，前者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的改组产物，后者成立后50年间也曾担负中央银行的职能。

与前三次浪潮明显不同，从第四次浪潮开始，千亿美元市值企业每次集中出现都具有明显的行业、国家特征，我们可以据此捕捉到历次浪潮带来的变革与机遇。

第四次浪潮出现在1975―1978年。1975年，比尔·盖茨与保罗·艾伦在华盛顿州的雷德蒙德市创办微软。第二年愚人节那天，史蒂夫·乔布斯与史蒂夫·沃兹尼亚克、龙·韦恩一起创办苹果电脑公司。又一年，拉里·埃里森与鲍勃·迈纳、爱德华·奥茨在硅谷创办软件开发实验室（甲骨文公司前身）。美国连续三年诞生三家全球顶级高科技公司，与以电子计算机发展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密不可分，而1971年纳斯达克资本市场问世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另外，Visa与家得宝分别创办于1976年、1978年，二者所处的金融与零售、快消依然是美国的创业热土。值得注意的是，这五家企业都诞生于美国，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商业史已悄然进入美国称霸的时代。

第五次浪潮接踵而至，出现在1984―1987年，与第四次浪潮之间没有年代分际。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成立，承担起原中国人民银行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同一年，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昂纳德·波萨克和桑德拉·勒纳夫妇创办思科系统公司。第二年7月，52岁的艾文·马克·雅各布与安德鲁·维特比等6位朋友创办高通，在无线通讯领域独步天下。1987年，吉利德科学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诞生，从事药品开发和销售。同年，美国德州仪器公司的三号人物张忠谋回到台湾，在新竹科学园区创办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台积电）。

五家企业有三家是通信、半导体所在的高科技领域，而且分属于美国和中国（包括台湾地区）。1984年后来被称为“中国公司元年”，联想、海尔、万科等一大批大公司都在这一年成立，而美国的思科、戴尔、高通等也诞生于1984年，这似乎预示着中国已赶上全球商业潮流，而且在下一次浪潮到来时会有更大的爆发。

第六次浪潮出现在1998―2000年，这是时间离今天最近、千亿美元市值公司出现最多的一次，两年间有8家公司密集问世。1998年底，腾讯与阿里巴巴先后诞生，中国互联网领域的两大巨头自此笑傲江湖，两个月之前，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租用朋友的车库创办谷歌。1999年、2000年，中国石油与中国移动相继成立，这两家巨型央企都是中国国企改制的时代产物，为2001年中国加入WTO提前布局。1999年，德国的赫司特与法国的罗纳普朗克合并成立赛诺菲-安万特公司。第二年，另一家生物医药公司葛兰素史克由因葛兰素威康与史克合并而成。同一年，美国的贝尔大西洋公司与GTE合并成立威瑞森。

这8家公司，中国企业占据半壁江山，互联网企业又二分其一。美国企业有两家，分别为互联网、通信行业。英法两国各占一家，都是生物医药公司。以此观之，那几年在全球范围流行的“中国崛起”的说法并非毫无根据，敏锐的商业观察家已经洞悉未来世界格局。从商业趋势来看，并购已成为企业做强做大的重要途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

六次浪潮已基本描绘出近几百年间全球商业史的流变曲线，将时代变革、商业趋势和国家实力的沉浮起落速写呈现。不过，浪潮之外，如果将全球大企业发展史与更多权威排行榜数据相联系、对比，还会有更隐秘的商业逻辑浮出水面。三

纵观2014年全球69家千亿美元市值企业，美国以34家独霸榜首，中国以9家位居次席，英、德两国各占5家，瑞士3家，荷兰、法国、澳大利亚各两家，日本、韩国、印度、比利时、丹麦、西班牙、巴西各有一家企业入选。

在全球69家千亿美元市值企业中，诞生于19世纪之前的仅有百威英博、默克、美国银行三家，数百年长盛不衰的秘密与所处行业有莫大关系，这三者所在的零售快消和生物医药以及金融至今仍是热门领域。在千亿美元市值公司榜单中，金融和生物医药、能源矿业、零售快消分别以14家、10家、10家、8家位居前四位行业。这种惊人的一致绝非巧合，背后蕴含的商业法则和经济规律值得探究。

以千亿美元市值企业数量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关联度来看，虽然不是严格对应，但基本相符。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4月8日公布的2013年世界各国GDP排名显示，位列前十位的分别为美国、中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巴西、俄罗斯、意大利和印度。千亿市值企业数量与GDP排名前四位有三个相同，美国、中国、德国，这说明只有经济强国才能造就高市值公司，反之亦然。不过，日本与英国的这两项数据形成较大反差，也说明大量非高市值企业也可以成就经济强国，但市场经济一定发达。俄罗斯、意大利GDP高却无千亿市值企业，而瑞士、荷兰、澳大利亚、韩国等却相反，这与国土面积、人口基数等有直接关系，大国小企和小国大企的现象还将长期存在。

世界500强企业是千亿美元市值企业的摇篮，两者之间的对比或许更能反映各国的经济结构和企业实力。2014年7月7日《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发布，美国有128家企业上榜，中国100家，其后分别为日本57家、法国31家、德国28家、英国27家、韩国17家、瑞士13家、荷兰12家。这项排名与世界GDP排名更吻合，前六位基本一致，只是德国与法国互换位置。与千亿美元市值企业榜单对照，更能体现日本、法国、韩国的世界500强企业多而千亿市值企业少，说明这些国家很多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不高，而瑞士、荷兰更均衡。

从千亿美元市值企业榜单、世界GDP排行以及世界500强排行三项数据对比分析，不难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世界500强越多的国家千亿美元市值企业越多，同样，没有哪个国家企业发展水平低、市值规模小而经济发达，三者之间是互相促进、发展的因果联系。

从行业分布来看，全球69家千亿美元市值企业中，金融以14家位居第一，能源矿业与生物医药各以10家并列第二，其后是零售快消8家，互联网、通信各5家，多元制造、汽车各3家，消费电子、软件服务、半导体、传媒、烟草各2家，化工1家。将这组数据结合时代变迁来看，在过去六七百年间，金融、能源矿业、生物医药、零售快消四大领域长盛不衰，因为流动性、同质性高，容易形成寡头地位，形成高溢价。互联网、通信两大新兴产业因后来居上，汽车等制造业有所下滑，传媒、烟草、化工等传统产业已今非昔比。

2014年世界500强榜单也印证了这一点，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业55家，炼油企业40家，车辆与零部件33家，其后分别是采矿、原油生产、食品店和杂货店以及人寿与健康保险、电信等，半导体、软件等行业位居末席。虽然行业划分标准略有不同，但金融、能源矿业、零售快消、生物医药依然是强势行业。因此，世界500强与千亿美元市值公司的主要行业没有太大变化。

与GDP排名和世界500强排行榜一样，千亿美元市值企业发展史也是商业潮流和经济趋势、投资方向的晴雨表、风向标，真实反映国家经济实力和产业分布格局。如果延伸到更长远的历史跨度去考量，这就是一张近代全球商业史最珍贵的底片。

同样，以史为鉴，思辨得失，总结规律，这正是“全球商业史”系列图书的首要意义和价值所在。陈润2017年1月18日凌晨于北京序言“最熟悉的陌生人”

整个2015年，有499万中国大陆游客前往日本，消费约794亿元人民币，比2014年增加两倍以上。而2015年前往日本的海外游客为1973万人次，消费约1953亿元人民币。换句话说，每四位前往日本的游客中就有一位中国人，他们的消费能力是同行各国游客平均水平的1.6倍。更惊人的数据是，2011年访日中国游客只有45万人，4年间增长11倍多。

有日本媒体人士对比评论道：“以前他们（中国游客）进商店会说，除了这个、那个要，别的不要；现在他们说，除了这个、那个不要，其他全要！”2015年，“去日本买只马桶盖”现象引发中日产品品质大讨论，事后发现产自中国杭州。其实，日本的电饭锅、空气清新剂、指甲剪、剃须刀等产品许多都是由中国厂家代工，日元贬值、消费退税、极致服务、品牌口碑等是中国游客赴日“疯抢”日货的原因。

与中国游客赴日游玩、爆买的火热场面相比，日本人到中国旅游的数量并无明显变化，最近三年始终保持在260万人次左右的规模。与此同时，中日贸易额开始下降，2015年降至约3033亿美元，同比减少11.8％，6年来首次降低两位数。更严峻的是，2014年日本对华投资减少38.8％，2015年再度下降29％。

除了中日两国关系趋冷之外，日本经济增长乏力也是经济交往低迷的重要原因。过去三年半时间，日本GDP从517.4万亿日元增长至530.2万亿日元，累计增长2.5％，年均增幅仅为0.7％。日本央行公布的2015年一季度企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日本企业信心几乎降至三年来最低。这一点在最近三年的世界500强榜单中有所体现，从2014―2016年日本上榜企业数量分别为57家、54家、52家，逐年下降，除了几家汽车厂商排名比较稳定之外，索尼、松下、东芝等老牌日企排名都出现大幅度下滑。

在经历长达20多年的经济通缩之后，没有人知道这个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世界500强公司数量全球第三的国家能否扭转颓势，从停滞状态中走出困境。

即便寒风凛冽、满目萧瑟，日本经济还远未到崩溃的时刻。紧随美国、中国之后，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强国，日本依然在世界商业版图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全球范围内，丰田、本田、日产、日立、索尼、松下、东芝、软银、三菱、富士通、永旺、普利司通、三井住友等日本品牌依然拥有广泛影响力，这些公司也是世界500强榜单的常客。在中国，许多日企都是改革开放之初就进入中国市场的最早一批外资企业，至今仍为国人所熟知。

一份被中国媒体忽视的榜单从侧面反映出日本企业的生命力。在汤森路透发布的《2015全球创新企业百强》榜单中，日本以40家公司入围高居榜首，美国以35家排名第二，而中国内地公司榜上无名。毫无疑问，日本和美国依然是这个星球最具创新力的两个国家，它们在化学、半导体、电子元件以及汽车领域的创新正在建立竞争优势。

另外，欧盟委员会旗下调研机构IRI发布的《2014欧盟企业研发投入排行榜》显示，在全球研发投入最多的2500家企业中，美国有807家企业，欧盟有633家，日本有387家，中国有199家。2015年这份榜单的经济体排名依然未变，只是数量有变化：美国829家，欧盟608家，日本360家，中国301家。如果按照国家排名，美国与日本始终排名前两位。

不过，消费者对日本产品的创新力还缺乏感知，甚至产生日本企业衰败的错觉，原因在于大部分日本厂商隐居幕后，由以往的B2C模式转向B2B模式。尽管苹果公司打败了日本手机品牌，但iPhone6和iPhone6Plus配备的1300个电子部件中有大约700个为日本制造，超过一半。全球计算机硬盘驱动器马达有大约75％由日本电产掌控，调整汽车后视镜的微型电机有90％左右由万宝至垄断，用于制造液晶显示屏的蚀刻器有80％由东京电子生产，电动机碳刷市场70％由Covalent材料公司制造，三菱化工几乎垄断生产LED灯泡的红磷光材料市场，京瓷称霸全球集成电路部件领域。村田公司占据全球电容器市场40％的份额，再加上东京电气化学工业公司和太阳诱电公司的规模，日本企业在电容领域的全球市场占有率高达80％。无处不在的日本制造不仅重新划分全球制造格局，还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人们的生活。《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作者――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先生”傅高义教授曾说过：“中国在经济上的飞速发展令世界瞩目，并已经取代日本成为GDP‘世界老二’。尽管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日本，但中国仍然应该学习日本在发展过程中‘做得比美国好的地方’，而非‘学美国不好的地方’。”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之间的交往、认知并非从现在开始，但日本企业于我们而言，的确又是“最熟悉的陌生人”。重新认识日本，先从浩荡壮阔的日本商业500年历史开始。日本商业史的七大阶段

在地理位置上，日本与英国相似，都是孤悬海外的岛国，英国是最先实现工业现代化的西方国家，而地处欧亚大陆东北端的日本是最早实现工业现代化的东方国家，这并非巧合。在商业环境上，日本与近邻韩国相似，多灾多难，韩国多战乱、政变、危机等动荡，日本经常遭受地震、火山、台风的侵袭，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浓厚，财阀的力量比韩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商业文化上，日本与德国相近，重视科技创新，崇尚工匠精神，超过90％都是中小企业，许多都是员工人数在十人以下的小公司，却拥有生产日本航天工程零部件的高超技艺，令人震惊。另外，日本国土面积约37.77万平方公里，与德国的35.7万平方公里亦非常接近。

这种似是而非的景象恰好说明日本商业史的丰富庞杂。过去500年间，在政变、战争、技术革命、国际贸易、商业浪潮等因素内外交织的影响下，日本商业史精彩纷呈、兴衰沉浮的故事绵延不断。梳理发展脉络，归纳商业特征，大致可以分为七大阶段。

第一阶段，从1600年到1852年，萌芽生长。从1185年“源平合战”结束到1867年幕府倒台，日本先后经历了镰仓、室町、德川三个幕府、长达682年的幕府统治时期。不过，日本商业直到17世纪初的德川幕府时期才渐渐萌芽，住友小次郎政友、鸿池善右卫门以及三井高俊父子都是那个时期飞黄腾达的商业代表。彼时商人还是日本社会的末流阶层，但是到18世纪初，“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诸侯惊惧”的说法家喻户晓。到幕府晚期，田中久重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发家，伊藤忠兵卫以时靠跨国贸易建立商业帝国，外贸兴盛，商人阶层已经崛起。

第二阶段，从1853年到1913年，开放与启蒙。1853年，“黑船事件”打破日本闭关锁国的政策，开放港口贸易。1868年年初，标志日本开放的明治维新拉开序幕。岩崎弥太郎获得国家支持，以船运起家创立三菱；安田善次郎靠帮助政府发行“太政官札”纸币，成立安田银行；中上川彦次郎受政府之命接管三井银行，带领三井财阀进入中兴盛世。在此期间，“日本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不仅辞官下海，践行“实业救国”理想，还在70岁之后写就日本商业启蒙读物《论语与算盘》，这本书以“义利合一”改变日本国民经商不道德的价值观，对日本商业、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第三阶段，从1914年到1945年，经济危机与战争。1914年前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丰田佐吉、早川德次、小平浪平、铃木道雄等发明家纷纷创业，日后的丰田、夏普、日立、铃木等享誉全球的品牌由此起步。不过，他们将在随后30年间经受战火与经济危机的洗礼。1914年、1939年先后爆发两次世界大战，其间日本还经历1923年关东大地震、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创伤，丰田、松下、夏普、三菱、三井等所有日本公司的命运都伴随时局盛衰起落，在悬崖边缘生存的考验令这些未来之星浴火重生，生机焕发。

第四阶段，从1946年到1970年，崛起复兴。战后的日本满目疮痍，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带来复苏机会，美军庞大的战备物资需求拉动日本经济发展，超过千亿日元的滞销商品一售而空，日本工业部门拿到的采购订单高达1134亿日元。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每年GDP增长率都保持在9％左右，成为世界上增速最快的国家。稻盛和夫以阿米巴哲学和“关爱、利他”思想管理京瓷；《阿信》电视剧原型和田加津以坚韧勤劳经营八佰伴；土光敏夫以“挑战式经营”的理念重振东芝；佐川清凭“脚夫精神”创办佐川捷运。日本企业家在精神文化和哲学思想层面百花齐放，以东西方融合的文化经营企业。同时，索尼、本田、三洋、日清食品、YKK拉链等企业开始在全球市场开疆拓土，大张旗鼓地走上国际化道路。

第五阶段，从1971年到1989年，顺势腾飞。经过战后30年的发展和积累，日本知名企业已发展壮大，中东石油危机导致国内经济不景气，一些企业深陷破产倒闭的境地，并购、扩张、国际化的风潮盛行，日本企业开始腾飞。京瓷通过并购实现电子技术与陶瓷技术的跨界整合，东邦相互银行将32家处于绝境的银行收归麾下。同时，丰田汽车在美国市场独占鳌头，任天堂成为全球游戏娱乐业巨头，八佰伴在东南亚及巴西等发展中国家遍地开花。遗憾的是，1993年和田加津去世，4年后八佰伴破产，留给世人无限回忆和商界深刻反思。

第六阶段，从1990年到2000年，逆风飞扬。其实准确而言，这十年通常被称作“沉默的十年”或者“消失的十年”。1990年，日元、股票、债券同时贬值，日本进入漫长的低增长时代，1990―2000年，日本GDP年均增长率1.6％，美国为3.1％，而中国高达10.15％。不过，正是在这段时期，一些日本企业抓住机会逆风飞扬。在经历1980―1987年的倒闭危机之后，吉野家于1990年挂牌上市，插上资本翅膀起飞；软银在1994年上市，1995年因投资雅虎一战成名；同一年，优衣库上市，柳井正触底反弹；索尼在1989年收购美国哥伦比亚等电影公司，此后陷入亏损泥潭，新任CEO出井伸之启动改革计划；几乎同一时期，丰田也开始变革，公司上下重回创业状态，业绩持续增长。

第七阶段，从2001―2015年，互联网时代与全球化。在一片悲歌之中，索尼、松下、夏普、东芝等老牌家电企业逐渐淡化“家电”标签，转型到医疗、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业务转向2B市场。与此同时，柳井正、孙正义等中生代企业家凭借互联网机遇和全球化战略而不断成功，三木谷浩史、田中良和两位中生代则分别通过电子商务、社交网络成为财富新贵。日本商业史已经进入无相无形阶段，商业模式多样，公司文化多元，互联网与全球化已打破商业的时间、空间界限，一切规则被重构，商业思想被颠覆，新的轮回由此开启。

回望500年日本商业史，地处海陆之间，文化东西方交融，既受到外部各种潮流冲击，也由此快速完成现代化进程。尽管饱受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侵袭，并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处于战争阴霾的非正常状态之中，但日本却在二三十年间脱颖而出，快速崛起，此后一直繁荣昌盛，与世界经济强国逐渐抗衡的实力使其成为全球经济强国。这种举世瞩目的现象确实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而日本企业家精神及其背后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也值得关注。日本企业家精神

放眼全球商界，如果要研究基业长青的长寿基因，非日本企业莫属。

韩国银行在2008年5月14日发布的《日本企业长寿的秘密及启示》报告书显示，在全球41个国家中有5586家企业寿命超过200年，日本以3146家居全球首位，其中有7家企业历史超过1000年，超过500年的有39家。紧随其后，德国有837家，荷兰有222家，法国有196家，中国大陆仅有9家。另外，今天世界上最长寿的企业前三位都在日本：“金刚组”排第一，创办于公元578年；“甲州西山温泉庆云馆”排第二，创业于公元705年；“千年之汤古”位居第三，创业于公元717年。几乎都诞生于“飞鸟时代”，存活时间超过1300年。

这份报告还分析出，在日本200年以上的长寿公司中，员工人数不超过300人的中小企业占89.4％，大部分为制作食品、料理、酒类、药品以及与传统文化相关的行业。报告总结出日本企业长寿的五大原因：重视本业；诚信经营；透彻的匠人精神；超越血缘关系选择继承人；保守的企业经营作风。无论世界风云变幻，商业趋势流变，日本长寿企业始终牢记经验和教训，坚守初心。

长寿的秘诀看似与经营管理相关，实际是一种精神传承。

日本在上千年的历史中一直受中国文化影响，但近代被美国打开国门并在实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制度逐渐西化，完成武士道精神向企业精神转型，不过东方文化仍有所保留。涩泽荣一就主张“现代企业应建立在《论语》与算盘的基础上”。

虽然都尊崇儒学，熟读《论语》，但日本与中国却有不同，著名社会学家森岛通夫曾说：“如果一个人将德川时代的日本同当时的中国相比，他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是一个文官的儒教国家，日本是一个军人的儒教国家。”他进一步分析说：“以‘仁’为主要美德的中国儒教非常适合中国的统治体制。根据日本的儒教，‘忠’即是为主人献身，是它的主要美德，这是和武士统治相一致的。因此，每个国家的统治体制是和各自的思想体系一致的。”中国从儒学到“仁”，日本却更强调“忠”，前者走向人道主义，后者拥抱民族主义。这种区别也体现在企业家精神上，日本企业家都有威权主义色彩，喜欢家长式管理风格，而且都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家国情怀。

与西方的骑士不同，日本的武士实为家臣，没有领地。在日本经济“起飞”进程中，政府将企业赠予武士，因此日本企业家并未将企业看成个人私产，尽管武士成为企业家，并以西方管理思想经营企业，但日本企业家精神与欧美国家的企业家精神存在本质差异。一直以来，日本政府和企业家都是利益共同体，财阀因此成为日本商业典型特色。尤其是1880年以后，政府将官办企业以低廉价格转给私人，财阀由此飞黄腾达。在财阀垄断体制中，日本企业界建立起年功序列制及终身雇佣制，并且完成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代管理制度。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财阀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几百年之前。当然，财阀对经济的负面作用亦不可忽视。

日本“忠”的思想体系还积淀出工匠精神。无论匠人还是农夫、商贾，人们都认为本职工作是“天职”，必须对天忠诚，用心工作。500年来，日本经历战争、动荡、变革，可民间“荣辱、贵贱、信誉”的主流价值观始终未变。工匠们将产品视作人格和信誉，商贾将服务品质和店铺招牌视作生命，他们不论富贵，不看地位，倾力在喜欢的行业不断修行，日渐精进，将“荣辱、贵贱、信誉”视作人生最宝贵的财富和遗产。日本中小企业遍布，很多小店都有几百年历史，还别无分店，只因秉承工匠精神，全心投入，持之以恒，精益求精，这正是日本企业长盛不衰的秘诀。

当然，工匠精神既离不开文化土壤的滋养，也依靠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在日本，蓝领工人与白领一样受尊重，甚至收入更高，日本蓝领工人在全世界都处于很高的薪资水平，一名高级技术工人的月薪足够支撑全家开支。而且技校毕业生就业率远高于大学生，达到98％以上。尽管在学前和学校教育体系中不会教给学生职业技能，但教育部门会培养学生的匠人精神，激发他们钻研技术的兴趣。

事实上，工匠精神不仅依靠文化和制度，也无法短期形成，需要几代人的传承和发扬。无论在日本的工厂还是商场，不管是产品还是服务，都能感受到日本人专注如一、出类拔萃、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工匠精神是日本企业家精神的核心，也是日本现代商业的灵魂。

当今世界人心浮动，机会遍地，“把企业当猪养”的论调甚嚣尘上，许多企业家、创业者追求快速成功，融资、上市的浪潮风起云涌。少有人关注基业长青、长盛不衰的话题，反而习惯性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的优秀公司打上传统企业烙印，冷眼视之。其实，我们正稀缺专注如一、持之以恒、毫不动摇的精神。

这正是重读日本商业史、感悟日本企业家精神的价值与意义。第1章幕府时期的“非主流”商人

1185年，日本历史上有名的“源平合战”结束，这场战争由贵族之间的争权夺利引发，激战厮杀之后，武将源赖朝打败各派势力，逼死战功显赫的兄弟源义经，登上权力巅峰。1192年，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日本由中央贵族掌权的时代就此终结，在贵族时代地位卑微的武士站到政治舞台的中心，成为政权主宰。

在1185―1867年长达683年的时间里，日本一直处于封建政权的统治之下。跟中国封建王朝不同的是，日本的实际权力不是由皇家独揽，而是旁落幕府手中，以武士阶层的代表“征夷大将军”为首，天皇这个名义上的君主只是一种象征。

在这漫长的700年里，日本文化经过洗礼、融合、升华。当权的武士们鄙视贵族阶层的奢靡享乐之风，他们推崇“忠君、节义、廉耻、勇武、坚忍”等精神，这种思想结合儒学、佛教、禅宗、神道等各种思想，慢慢形成独具日本特色的“武士道”精神，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日本的未来。

日本历史上经历了镰仓幕府（源氏幕府）、室町幕府（足利幕府）和江户幕府（德川幕府）三个幕府时代的更迭。到德川幕府时代，作为德川将军们掌控权力的手段，日本的阶级分化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在阶级结构的顶端有两个人，一是天皇，二是将军，他们分别是名义上的君主和实际统治者。其余人口划分为四个阶级：士（武士、士兵）、农（农夫、农民）、工（手艺人、制造者）、商（商人）。商人处于社会阶层的最底层，地位比没有身份的“非人”“贱民”稍微高一丁点儿。

这是一种被意识形态和政治强权重压形成的卑贱地位，日本商人积蓄的力量，如同被挤压到极致的弹簧，随时都可能反弹出令人震撼的威力。“非主流”时代，商业变局暗流奔涌，商人命运跌宕起伏。

住友小次郎政友生于1585年，此时日本正处于动乱的战国时代。1573年，织田信长高举起义大旗，结束了室町幕府的统治，日本陷入全面的战乱之中，各路豪杰四处攻城略地，德川家康最终胜出，1603年上任征夷大将军，日本局势得以稳定。在战乱烽火中，住友小次郎政友出生成长于武士家庭，还不至于遭受普通民众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的命运，却亲眼看着至亲的伯伯、叔叔、哥哥在战争中流血丧命，听到一个又一个死亡噩耗。住友小次郎政友内心深处充满恐惧，他一次又一次地梦到自己披甲上阵，迎面是敌人手中亮闪闪、带着血腥味的屠刀。

内心的恐惧令住友小次郎政友长期处于精神萎靡之中，他长到十几岁仍然身材瘦弱，而且毫无人生目标，整天在街头游荡。冥冥之中似有天意，有一天，住友小次郎政友结识“涅槃宗”的空源和尚，“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常住无有变易”的佛经让住友小次郎政友醍醐灌顶，瞬时顿悟。他与空源一见如故，每天朝夕相处，探讨佛法，树立信仰，住友小次郎政友重获新生。

可惜好景不长。1616年，德川家康将军决定继续打压天皇的影响力，因为天皇是涅槃宗的忠实信徒，德川家康选择向涅槃宗下手。政治斗争永远充满野蛮和暴力，德川家康的部下冲进寺庙，把和尚们赶到郊区，一番迫害之后，和尚要存活只有一条出路：将涅槃宗归入天台宗，取消涅槃宗的门户。对于信徒来说，精神上的摧毁无异于戕害性命，空源和尚一怒之下撒手西去。失去恩师，失去门户，住友小次郎政友只有黯然还俗。

可是他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不能靠手艺生存，对政治当局还满腹怨恨，也不可能从政。后来他决定做点小本生意，找姐夫苏我理右卫门借钱开书店。住友小次郎政友虽然经商，却是个很另类的商人。武士家庭的影响加上出家期间的思悟，使得他对“利益”的看法与一般商人截然不同，他认为凡事务求根本，绝不可以投机取巧或者非法牟利。没想到，他这种在当时看来很“傻”的理念，却能将书店经营得很红火，赚了不少钱。住友小次郎政友心怀济世救人的理念，又开了一家药店，生意同样兴旺。

闲暇时间，住友小次郎政友仍然坚持修习佛法，他把佛教中的很多理念与经商结合在一起，在每日迎来送往的生意中对佛法又有了更深的领悟。同时，他把佛学的很多积极思想灵活转化到生意中，独创一套先进、有特色的商业伦理观念。

住友小次郎政友有个外甥名叫住友友以，是姐姐和掌控着“拔银术”的苏我理右卫门的儿子。苏我理右卫门慧眼识才，早在住友小次郎政友一无所有的时候，他就觉得小舅子不是凡人，所以住友小次郎政友提出要做生意，他毫不犹豫地拿出一笔钱全力支持。看到小舅子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又恰巧没有儿子，他干脆亲上加亲，将儿子入赘到住友家。这样住友友以既是外甥，又是女婿，还是养子，住友小次郎政友对他视同己出，非常器重。15岁时，住友友以就当上住友家的大当家，而且他还继承亲生父亲苏我理右卫门的拔银术，逐步接手父亲铜精制、铜细工的“泉屋”工作，生意兴隆。

国家安定，天下太平，日本商业逐渐繁盛起来，不过京都作为天皇的居住地，被德川幕府虎视眈眈地控制、防范，形同圈禁，许多将军、士族都不敢靠近，商业发展受到限制。与此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阪已发展成为日本数一数二的商业物资集散地，住友家族的商业要想获得更大发展，必须进军大阪市场。

作为外地人，住友友以举步维艰，刚开始他尝试给大阪商界的重要人物送礼，结果被人家毫不留情地赶出来。一筹莫展之际，住友友以想起住友小次郎政友的话：经商一定要讲诚信，不能唯利是图，要坚持仁爱之心；做人须宁静致远、淡泊名利，方可成大器。住友友以不敢确定是否领悟，又好似抓住某种改变现状的关键方法。

他诚惶诚恐地找父亲苏我理右卫门如实诉说烦恼：“要想融入大阪的环境之中，必须给当地商人些好处。”

父亲轻轻点头：“那就给他们吧！”

住友友以猛然抬起头：“可那是父亲您的秘密啊，是我们家安身立民的根本啊！”

父亲追问道：“没有了这个秘密，你就没有信心了吗！跟同行站在同一个平台上，你有没有信心凭借你的实力胜出呢？”“我有信心，我有！”住友友以猛然站起，握紧拳头。“那就去做吧！”苏我理右卫门满意地点了点头。“住友家愿意倾囊相授拔银术了。”第二天，大阪所有商人都喜出望外，奔走相告这个石破天惊的消息。他们满怀期待地欢迎住友友以进入大阪，恨不得立刻从铜矿石中提炼出白花花的银子。可是，不管他们多么急迫，在技术、人才、服务等方面一直无法超越“泉屋”，住友友以仅用了几年时间，就把住友家族发展成为矿山大鳄，占据日本铜矿1/3的市场份额。

成为铜矿领域的霸主之后，住友家族开始同心多元化扩张，在煤矿、冶炼、机械、金属、化工等重工业领域全方位进军，成为那一时期日本声名显赫的财阀之一。

住友小次郎政友生长于战国乱世，后潜心于佛法研究，他的经商理念是佛教和儒家的经典智慧，对于初入商界的年轻养子住友友以而言如璀璨的指路明灯。经过后世传承和发扬，住友小次郎政友的思想被总结成住友精神――不追逐浮利，绝不为了金钱而丧失真善美的本性，凡从事违反国益、公益乃至社会的商业行为，无论会获利多少也不可放手去做。违背社会大众的意愿，追求不正当得利的企业是很难持久的，这成为住友家族立业的根本，正是住友精神的推动和佑护，住友家族才得以在四百年的商业风雨中基业长青，大而不倒。

在日本幕府时代，武士是享受高官厚禄、万人敬仰的贵族，而商人排在最末，位于社会最底层，饱受歧视和打压。凡有志之人都想尽方法跻身士族阶层，三井高俊却逆势而为，可谓“自我沉沦”。1602年，他郑重发布声明：从今天起，我退出武士身份，正式成为商人。

目睹战火纷飞的乱世凄苦，三井高俊极度厌恶战争，武士手里的刀剑带来的只有杀戮和毁灭，这让他极其反感，他认为唯有经商在为大众真正谋福利。在众人的冷嘲热讽中，三井高俊选择酒、味噌酿造行业，投入大，不过收益高。经过几年苦心经营，他的“越后屋”远近闻名，后来又开当铺，生意也很兴旺。

三井高俊的儿子三井高利从14岁开始帮助父亲打理生意，虽然有诸多艰辛，但“越后屋”的发展一直非常顺利。不过，三井高利的志向比父亲更高远宏大，他不满足每天安逸自在的生活，更不愿偏居一隅，内心深处渴望更广阔的天地。1673年，三井高利离开家乡伊势松坂，只身来到江户。

在江户，三井高利创立一家布料店，仍旧取名“越后屋”，以贩卖布料为主，可生意一直不温不火，很长时间都不见起色。正当他准备关门收手之际，前路柳暗花明。有一天，三井高利去澡堂泡澡。日本的澡堂文化很早就形成，对日本人来说，清洁身体是澡堂最基本的功能，其次是社交，大家在这里赤裸相见，敞开心扉，高谈阔论。所以，澡堂是释放压力、传递资讯、搭建人脉的最好场所。满腹心事的三井高利独自一人泡在水里，突然，洗澡一角传来喧嚣嘈杂声。

有人发问：“两天后的庙会，你知道吗？”

旁人道：“知道啊，一年才有一次的庙会，一定要去参加啊。”

有人提议：“这么重大的庙会，我想去做一条新丁字裤（兜裆布），要不要一起做啊？”

这项建议立即获得积极响应，人声鼎沸。不过，现场只凑够六个人，还需两个人参与，才能凑足一匹布的用量。

三井高利欣喜若狂，他一下就明白突破困境的出路所在。在当时的商业环境下，所有产品和服务都围绕贵族展开，他们买布都是成匹购买，所以布料市场都是以匹为单位。可是普通老百姓要做丁字裤这样的小衣服，所用布料很少，通常做法就是团购，凑够一定的人数，然后共同买回一匹漂白布，再各自裁剪分配。不过，人数往往不容易凑齐，很多人想买又嫌麻烦。“小块布料的需求其实很大，我为什么不满足他们呢？”三井高利第一次把目光聚焦到普通大众身上。第二天，三井高利在店门口贴出一张布告：“本店布匹可以零卖。”布告贴出后，店里所有的漂白布当天一售而空。

通过这件事，三井高利领悟到：“倾听顾客心声是生意成功的根本。”他把吃饭的时间都节省下来，站在店门口接待顾客，用心倾听顾客的每一句话。有一次，他招待一对母女，女儿要出嫁，母亲带她采购嫁妆，进店之后，三井高利注意到母女两人一脸疲态，他就上前询问：“你们从哪里来？走了很多路吗？怎么会风尘仆仆？”

母亲回答：“女儿结婚的日子定得特别匆忙，采办嫁妆的时间只有三天，可需要采办的东西又太多，服装、衣柜、梳子、簪子、鞋子……我们要到西边来买衣服，到东边去买鞋子，来回奔波，所以才会这么疲惫。”三井高利一听，为什么不给顾客提供一站式购物的便利环境呢？他因势利导，逐渐把各种商品引入，将布料店发展成日本第一家百货公司――“三越百货”。

1676年，三井高利亲自为三井设计商标，这是三井的第一个商标，图案由三个部分组成，外面一个圆圈，里面一个“井”字，中间是一个“三”字，三井高利通过这个商标表达对三井未来的美好期盼：三井家族要像一个永远没有终点的圆，不断发展壮大。

在三井高利手中，“越后屋”保持年均5倍的增长速度，迅速累积资本。1683年前后，为了更好地管理资金，三井高利借鉴父亲的成功经验，开设一家从事货币兑换业务的“两替屋”，名为“三井银两兑换店”。尝到金融行业的甜头之后，他越来越不满足商业流通所获取的利润。此时日本已经进入德川幕府时代，商业兴盛，资金流动速度非常快，三井高利干脆把“两替屋”开到京都、江户等大城市，做起汇票交易的生意，逐渐发展成日本最早的有组织的金融企业。

在此之前，幕府每年都要费尽心思把大阪金库聚集的银两送到江户的金库，每趟至少动用三四十人，通常要花费三四个月时间，路上还有可能遭遇抢劫、地震、洪灾等意外风险。跟三井合作之后，只需几张小小的汇票就可以完成资金转移，无须跋山涉水就能让金钱进入江户。幕府越来越依赖三井家族，后者由此成为政府的御用商人。到1688年，三井家族已经在江户、京都、大阪三地拥有11家店铺，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横跨三都”的富商。这一年，三井高利已经66岁，他自知年事已高，精力有限，是该把三井交到下一代手里了。

三井高利膝下共有11个儿子和5个女儿，其中有4个早逝，1个是养子。子嗣多，想法各有千秋，这让三井高利很纠结。他想起了父亲三井高俊的教诲，如果父亲在世会如何决断呢？想到这里，三井高利把父亲生前留下的只言片语都翻出来，一本未写完的厚册子《三井氏家规》让他眼前一亮，读着父亲留下的每一个字，三井高利如同又一次听到父亲的谆谆教导，受益匪浅：父辈用一生的经历总结出的人生教诲才是留给子孙的最大财产。直到1694年去世，三井高利投入很大精力，完成父亲留下的未竟的《三井氏家规》，里面内容包括：

一、一根树枝易折，许多树枝捆在一处则难断，汝等必须和睦相处，巩固家运。

二、各公司营业所得的总收入，必须扣减一定金额的公积金以后，才能分配给各公司。

三、由各公司推选一位年长老人，成为大家的首领，各司的负责人都必须服从他的指挥。

四、同族绝不可互相斗争。

五、严禁奢侈，厉行节约。

六、名将之下无弱兵，必须重视启用贤能的人，应该避免部属有牢骚和怨言。

七、家族统领者必须仔细地了解整个家族的大小事情。

八、同族的少主，某一时期应和店员一样待遇，让他在掌柜和大伙手下做苦工，而完全不以主人对待。

九、要有买卖不一定能成功的觉悟。

十、应该到岛崎或外国去做交易。

……

三井高利在家规中体现了父亲和他几十年经商积累下来的经验，这些思想结晶直到今天仍不过时。最幸运的是，三井高利的子女们很好地遵守了父亲的遗训。三井高利去世后，下一代完全遵照祖训：“在兄弟们的有生之年，家族财产将永不分割，全做企业发展之用。兄弟当中，如对事业资产有所要求时，则根据长子三井高平的判断予以处置。”这份“分家不分业”的规定确保家族生意完整，为三井财团后来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础。《三井氏家规》在三井家族内部代代相传，每一代三井人都奉为圭臬，并依照家规艰苦创业，以“家”为重，这成为三井家族历时三百年而不衰不败的力量源泉。现在，《三井氏家规》被保存在东京大学，成为研究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工商管理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

可能是受父亲影响，三井高利在别人只顾抬头仰望贵族喜好的时候，他首先低下头去倾听民众的心声，这才有了“越后屋”的崛起，并推动三井银行的诞生、发展，赢得政府的信任和尊重，最终获得贵族阶层的认可。世事就是这样有趣，三井高利以一种特立独行的方式打开了三井商业王国的大门，然后留下比金钱更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后辈铺平未来发展的道路。

住友小次郎政友求佛不成，为生计考虑，走上经商之路。三井高俊则是因为对武士阶层的厌恶，对普通民众的关注而创业。他们的创业初衷看似偶然，其实必然。在幕府时代后期，资本主义开始在日本萌芽，商人阶层凭借经济上的掌控力不断提升社会地位，“非主流”商人开始逐渐形成影响力，崛起为举足轻重的新贵族阶层。

幕府时期，战乱后的民众得以休养生息，农业经济迅速发展，耕种面积逐渐扩大，产量不断提高，更多的经济作物开始出现，榨油业、调料业、酿酒业和食品加工业等农产品加工相关行业迅速发展。鸿池善右卫门的财富机会到来，一个新的财阀即将崛起。

1600年，鸿池家族的始祖鸿池善右卫门开始经营米酒生意。当时米酒刚从中国传入日本，跟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很多米酒一样呈浑浊状。有一天，鸿池善右卫门与仆人因为一件琐事吵了几句，仆人心存恨意，当天晚上伺机报复，暗中装了一袋子炉灰，悄悄倒进盛放米酒的桶里，他认为这批米酒加入炉灰之后肯定卖不出去，根本没法儿喝。主人遭受这样的损失肯定椎心刺痛，怒发冲冠。干完坏事之后，仆人就拎着包袱逃之夭夭。

第二天早上，鸿池善右卫门开门营业，打开酒桶后立刻惊呆了，酒桶里原本呈现米灰色的混浊米酒竟然变得清亮透彻。他试着尝了一口，这种清亮米酒的口感更加爽口。满腹狐疑之际，鸿池善右卫门发现桶底有一层炉灰，再加上他刚刚得知“昨天训斥的学徒逃走了”，很快猜中到底发生什么事。他意识到炉灰能过滤掉米酒中的浊质，使酒变清，味道更加纯净。他立即着手试验、研究，经过无数次改进之后，他终于找到使米酒变清的办法，有日本“国酒”之称的清酒就这样诞生了。

这个时期，日本全国划分成两百多个藩，大名在自己的藩内实行独立治理。由于地理、气候等原因，各个藩国的农业种植作物各具特色，为了互通有无，相互之间就需要彼此交换、密切经济往来，日本的金融和借贷业务慢慢发展起来。

鸿池家族通过清酒贸易积累雄厚实力，随着资金的不断积累和市场的逐步成熟，到1675年前后，第二代的鸿池善右卫门逐步把经营重点改到钱庄上。他们的贷款对象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做买卖的商人，他们在经商过程中难免出现资金短缺，鸿池家族就会把资金贷给他们，商人先去购买货物，等出售以后再还贷，同时缴纳一定的利息。二是大名、武士等贵族，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贵族阶层的生活也日益腐化奢侈，收入远远不够挥霍，被逼无奈，他们不得不向商人借债。商人贷款给大名的利息一般比较高，月利1％，年利12％，堪称暴利。在1688―1703年，鸿池善右卫门的贷款对象中已经有超过20多家大名，贷款数额高达14875贯，逐年翻番的利息收入使他们手中积累起大量财富。

毫无节制的放贷潮流终于引来灾祸。很多大名为了追求奢华生活，不断向商人贷款。到19世纪中期，大阪商人给大名的贷款总额达到6000万两黄金，光利息就有300万石大米。实力雄厚的商人逐渐凭借财力迫使一些诸侯大名听候他们的差遣，进而控制和影响藩政，“藩政凋弊，权落商人”的局面逐渐形成。幕府对这种状况感到恐慌。1789年，幕府开始打压商人，“捐弃令”的政策被颁布，幕府宣布1784年以前“旗本”“御家人”等向商人借的钱都不用偿还，算作商人捐给国家做贡献。这种毫无信用可言的粗暴霸道行为令大商人、大高利贷者极为不满，一股野火在荒野积蓄能量，最终在倒幕运动中形成燎原之势。

发展到第十代，鸿池善右卫门家族的商业版图已拓展到钱庄、海运、建筑等多个领域。1877年，他们创立第十三国立银行，之后又创办日本生命保险，成为日本金融和贸易行业的领导者。

即便富甲一方，鸿池家族仍然发扬勤俭节约之风。有一天，第十代家长鸿池善右卫门独自一人驾着马车路过大阪繁华商业区心斋桥，他平时不大出门，立刻被道路两旁琳琅满目的商品所吸引。他走进一家商店，看每件东西都很精致、很喜欢，就都拿了下来，到结账的时候共计花费350元，可当时口袋里只有30元。鸿池家规中明确规定了每位家族成员每月可以支取的零花钱，其中也包括家长鸿池善右卫门。他有点后悔，想把东西放回去。店员眼很尖，认出了他，就很热情地表示，他们可以把东西送到府上，到时再付钱就可以了。鸿池善右卫门实在喜欢手里的东西，又不想丢面子，就答应了。

鸿池善右卫门前脚到家，商品马上就送到。店家跟着鸿池善右卫门到账房管家手中拿钱，没想到被一口回绝：“鸿池家法中有规定，任何人不得购买用于游玩的商品，哪怕是家长也不能例外。”鸿池善右卫门脸上挂不住，他恐吓威胁，账房管家无动于衷。他苦苦哀求，管家还是不答应，只好眼睁睁看着商家把东西又装上车拉了回去。

从17世纪末开始，为解决财政资金和生活支出，各幕藩开始实行专卖制，并经营地方性特色手工业，农村手工业开始发展起来，逐渐形成规模，并且各具特色。京都西阵、九州博多以丝织业闻名，大阪附近的棉织业极其发达，越前、美浓则以造纸业为发展重点，池田、伊丹的酿酒业方兴未艾……

百业兴旺之际，善于发明创造的天才田中久重大放异彩。

田中久重是日本江户时代末期至明治时代初期的著名发明家，1799年生于筑后国久留米（今福冈县久留米市），父亲是一名手艺人，受其影响，他从小就展现出机械制造方面的天赋。

田中久重具有极强的好奇心和创新欲望，20多岁时，他就创造出闻名于世的“弓曳童子”机关人偶。启动开关，一个栩栩如生的男童偶人，自动拉弓射箭，接连四次才会停止，整个过程没有任何迟钝，动作流畅，就像真人一样。为了提高娱乐性，田中久重特意在箭筒里放了一支没有羽毛的箭，玩偶射箭时会不时出差错，这个巧妙的安排让观众忍俊不禁。这种机关人偶极具观赏性，因为它的工艺性和艺术性，被奉为江户时代机关人偶的巅峰之作。

田中久重的发明才华得到时任摄政大臣鹰司政通的赏识，赐予他“仪右卫门”的名号，并且邀请他到京都学习机械制造学和天文学。在京都这个人才济济的广阔平台上，田中久重如饥似渴地汲取日本最前沿的知识，并且全身心投入到研发中。1851年，田中久重制作出“万年自鸣钟”，它既可以精准显示时间，还可以显示二十四节气、干支、太阳和月亮沿轨道运行的状况等。这一发明推出后广受赞誉，一夜之间，田中久重在京都家喻户晓。

一举成名天下知。政府向田中久重抛出橄榄枝，他由此参与政府的蒸汽机械、船舶、枪炮等军事装备的制造和研发。值得一提的是，田中久重很早就意识到实验的关键不在“创新”而是“应用”，他很注重创新技术的实用性。1853年，田中久重推出日本首批供车辆和船舶用的蒸汽发动机，日本蒸汽船就此问世，此后得到大规模应用。

1875年，田中久重已经76岁，本是颐养天年的年龄，可他没有停下不断挑战自我的脚步。这一年，他在东京创立田中制造所（东芝公司的前身），以公司的形式继续致力于电信设备的制造和研发。田中制造所创立之初，田中久重的目标非常明确，他希望通过工作给社会带来惊喜的产品，并为改善人们的生活做出贡献。

在日本从一个封建落后的手工业社会转变为开放先进的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田中久重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在机械、蒸汽乃至电子技术等基本技术方面的创新为日本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助力，为日本专有技术和制造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认为，后进国家利用先进国家的最新技术，所以才能处于有利地位。这种理念拥有很大一批支持者，他们一致认为后来日本经济的腾飞得益于站在美国的肩膀上，巧妙运用欧美先进技术快速崛起。其实，从田中久重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技术创新的影子，客观来说，后来日本引进外来技术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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