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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11 17:5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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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鲍靖

出版社: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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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以色列的2000天——一个中国医生的犹太时光

我在以色列的2000天——一个中国医生的犹太时光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我在以色列的2000天——一个中国医生的犹太时光作者:鲍靖排版:汪淼出版社:南京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12-01ISBN:9787553316185本书由南京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总 序

在举国上下纪念和庆祝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中国的犹太学研究界迎来了又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犹太文化研究在中国全面开展20周年纪念日。诚然,从广义上说,中国的犹太学研究之萌芽完全有理由追溯到100年前,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曾有若干关涉犹太文化方面的文章、书籍面世,这在中国可是第一次,是中国学者第一次接触犹太文化并对之产生兴趣。不过,稍加分析便可看出当时的文章书籍主要是个人偶尔之作,或一时之兴所为,很少能够看到这些学者的后续之作,几乎没有任何一位全身心投入犹太文化的系统研究,也没有任何组织机构有计划推进这一研究在国内的开展。30年代后犹太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消退也就十分自然。

30年前在中国开启的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新一代学者对犹太文化的浓厚兴趣,毕竟,西方社会是与犹太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走向世界的中国显然需要了解作为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犹太文化。在这一背景下,犹太文化研究再次在中国开展也就十分自然。不过,严格说,真正有意义的中国犹太文化研究尚只有20年的历史。它起始于80年代末,到了2000年后逐步形成高潮,几乎涉及犹太文化研究的所有方面。回顾历史,中国犹太文化研究在过去20年中取得的成就(也是我们界定犹太文化全面开展的标准)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 专门研究机构组织的出现

专门从事犹太文化研究机构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犹太文化研究的开展和深入。无论是80年代末成立的上海犹太文化研究会,中国犹太文化研究会,还是90年代成立的分布在全国各地,特别是有关高校的犹太文化研究中心,都是这样的机构和组织。很显然,组织机构是事业推进的最有力保障。2. 犹太文化研究成果的大量出版和发表

据不完全统计,20年来,我国已经出版的涉及犹太文化各个方面的书籍在600部之上。国内众多出版社都加入这一出版活动。而已发表的论文更是超过了1,000篇。从核心学术刊物到流行报刊,从综合性的到专业性的,从全国性的到地方性的,从学报到普及性的刊物都有。其中具标志性和有影响的成果有:顾晓鸣主编、上海三联出版社在20世纪90年代陆续出版的近20部的“犹太文化丛书”,徐新、凌继尧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的首部中文版《犹太百科全书》,以及傅有德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在1996年后陆续出版的“汉译犹太文化名著丛书”。出版的书籍和发表的文章在显示我国犹太文化研究取得成就的同时,有力说明了犹太文化研究在国内的普及和提高,以及中国学者对这一学科的了解和把握。3. 犹太文化研究国际交往的增加

迄今为止,中国已经举办了十余次犹太文化研究的国际会议,外出参加国际会议或学术活动的人次更是不胜统计。无论是中国学者的走出去,还是国外学者的请进来,无论是在国内举办国际会议或学术活动,还是到国外参加国际会议或学术活动,这类的国际交往显然体现了中国犹太文化研究取得的进步和成就。4. 犹太文化研究在高校的开展

在高校中开展犹太文化研究和教学是中国犹太研究深入开展和将犹太研究引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众所周知,高质量的研究只能出于专业研究人员之手,高校自然成为犹太文化研究的主力军。到目前为止,有超过三分之二以上研究成果出自高校也就不足为奇了。高校中开展的犹太文化研究还突出地表现在犹太文化课程的开设和犹太文化研究方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招收和培养上。高校中犹太文化课程的开设和人才的培养是确保我国犹太文化研究人才辈出和源头活水不断涌入的根本保证。

90年代初成立的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是国内高校中最早对犹太文化进行系统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同时享有较高国际知名度的文科研究机构。该研究所的建立是为了满足中国学术界日益增长的对犹太文化了解的需要,并推动犹太文化的研究和教学在国内、特别是在高校系统的进一步开展。近20年来,该研究所不间断地开设一系列犹太文化课程,涉及犹太历史、文化、宗教、社会、民族、反犹主义和纳粹屠犹等方面,招收和指导犹太历史文化和犹太教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数十名,有力地促进了犹太文化教学在大学的开展。其自身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成为中国人民了解犹太文化的重要信息和资料来源,被视为中国犹太学研究领域的领跑者。

组织撰写、翻译出版犹太文化研究方面的书籍一直是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先前并没有以系列丛书的形式出版,但是,无论是涉及犹太文化各个方面的大型工具书(200余万字,1995年获得全国图书奖最佳工具书奖)首部中文版《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还是学术专著《反犹主义解析》(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犹太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犹太人的故事》(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或者包括《现代希伯来小说选》(漓江出版社,1992年)、阿格农的《婚礼华盖》(漓江出版社,1995年)、阿尔弗雷德·高乔克的《理性之光——阿哈德·哈姆与犹太精神》(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马丁·吉尔伯特的《犹太史图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丹·巴哈特和本-沙洛姆的《以色列2000年:民族和地域的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雅各·马库斯的《美国犹太人:1585-1990年,一部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拉海尔·伯恩海姆-弗里德曼的《地窖里的耳环》(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沙洛姆·约冉的《抵抗者:一个真实的故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犹太人告白世界——塑造犹太民族性格的22篇演讲辞》(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大卫·格罗斯曼的《狮子蜜》(台湾大块出版社,2007年)、撒母耳·科亨的《犹太教——一种生活之道》(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等在内的译著,都为国人了解犹太文化和推进犹太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纪念犹太文化研究在中国全面开展20周年之际,我们决定组织出版“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文丛”,以实际行动进一步推动我国已开展的犹太文化研究。该文丛的规模初步定在20本上下,作者既有中国学者,也包括国外学者,预计用5年左右的时间出齐。组织出版该文丛的目的是为我国广大学者、读者提供深入了解犹太文化方方面面的书籍。内容不仅包括纯学术性的理论著作,也包括面向普罗大众的读物;既涉及犹太历史、文化、民族,也涉及犹太宗教、思想。所选书目以现当代作者的著作为主,凸显时代关怀,贴近雅俗共赏是我们的出发点和希望实现的目标。

朋友们,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占世界人口不到2%的犹太人能够在世界上享有如此巨大的声望,在科学、经济、医学、农业、哲学领域的研究都遥遥领先?为什么世界23%、全美国36%的诺贝尔奖得主都是犹太人?那么你会在这本书中找到答案。

我相信你能从这本书中,通过一个中国医生在以色列2000天的经历,通过一个个栩栩如生的故事,了解以色列的教育观、婚姻观、家庭观、爱情观和友情观。

你会知道以色列并不是像电视新闻上报道的,在加沙地带和兰高地上灰色的土地,破旧的房屋,而是还是《圣经》里所说的“流着奶和蜜”,鲜花盛开、鸟语花香的土地。

你会了解那些新闻报道上常常见到的身着长枪、穿着印有西瓜皮图案军装的以色列年轻男女士兵身后真实的感人故事。

你也会在了解以色列的风土人情的同时,分享犹太人对生活的热诚,分享犹太人的智慧、才能和顽强的精神。

你也一定会体会到三大宗教发源地耶路撒冷的神圣。历史悠久的耶路撒冷位于以色列中部,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共同圣地。这也是一座举世闻名的石头城,所有的楼房都是由大小不等的石头构架成的。每一块灰白色庄严古老的石头,都会向你倾诉自己血腥的故事。《圣经》说上帝把世界上90%的美好都给了耶路撒冷,那么上帝也把90%的苦难给了耶路撒冷。几千年来,这里战争不断,历史、宗教和文化在这里沉淀和升华。到如今她还是中东战争的导火索。在耶路撒冷的伯利恒,耶稣诞生的地方,我看到一对夫妇抱头痛哭,他们告诉我,这是他们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神圣的地方,而他们终于来到了!

你也一定喜欢繁华璀璨的世界都市特拉维夫的浪漫。特拉维夫是以色列的金融和科技中心。如果你在特拉维夫逗留,那细腻的海滩、海岸上自发的民间艺术陈列和音乐舞蹈表演,会让你耳目一新,流连忘返。

你会在象征着犹太人不屈不挠精神的马萨达驻足,为多年前那些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所感动。

你会想亲身去体会气势雄伟、辽阔浩瀚的内盖夫大沙漠,享受那闻名世界的死海——实际是不死之海——的温柔;你也会被以色列红海的秀丽,加利利河的多姿所深深吸引和陶醉。前 言

自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施以后,一股股强烈的春风把中国的莘莘学子吹向了世界的四面八方。自1992年中国和以色列建交以来,这股东风也把极小部分的学子吹向了中东的一个小小的月牙形的国家——以色列。从此,以色列的土地上,除了700万犹太人外,还生活着许许多多被她的高科技所吸引,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留学生,其中包括我们这些黄皮肤的中国人,大多分布在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和以色列其他6所大学里。以色列先进的科学技术、犹太人的热情和友善使我们中国学者在此学有所成,受益匪浅。

去以色列留学,绝不同于去美国或是欧洲国家。中东的分歧,以色列的战火风云,是无人不知的,但对知识的渴望、对科学的向往、对犹太文化的敬仰,时时振奋着我的心扉,使我毅然放弃在国内优厚的待遇和病房主任、主任医师的头衔,去以色列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

闻名遐迩的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坐落在雷霍沃特市,离特拉维夫约24千米。在举世闻名的犹太教授的指导下,我在那儿获得了生物学博士学位,并对癌症领域的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此同时,也接触了以色列文化,结识了一批莫逆之交。

我女儿贝蒂也随我在以色列留学,在那里度过了少女成长期中最重要的阶段:从10岁到14岁。正如她自己所说,“我出生在中国,但在以色列长大。”2002年初夏,她被选入参加以色列儿童音乐天才决赛,与犹太孩子同台演出,她以优美的嗓音和流利的希伯来语,为中以友谊谱写了一曲动人的歌曲,成了人人喜爱的“筷子歌星”。今天,以拯救人类疾苦为己任的贝蒂,酷似一个在以色列土生土长的“萨布拉”(希伯来语仙人掌的意思),外柔内刚,善良勇敢,操着流利的4种语言,救死扶伤,为急需的病人服务。

今天我终于把那段独特美好的以色列旅程记述下来与同胞们分享。

人生之路漫长,但关键只有几步。1996年初,在做了13年的临床医生后,我接到以色列内盖夫·本·古里安大学博士生录取通知书——我终于又可以回到学校学习了!像我的同代人一样,我生来渴望知识,而“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时期剥夺了我童年和少年黄金时代的学习机会。我要把失去的时间夺过来。我忍痛含泪把年仅8岁的女儿留在国内由我的父母照看,决定只身前往以色列留学。第一部做智慧的犹太 教授的学生第1章  我的犹太导师:一个二战幸存者

2006年2月22日晚,以色列内盖尔大沙漠一个叫奥麦尔的小镇的上空,星星低垂,风儿哀鸣。那天夜里,犹太人失去了一个忠实的儿子,一个把一生贡献给科学事业,闻名遐迩的癌症免疫专家。

突来的噩耗震惊了所有知他、识他、敬爱他的人。内盖

夫·本·古里安大学和索偌卡医学中心笼罩在一片悲哀的气氛中。

他就是我的博士学位导师施然嘎(Shraga Segal)教授。一个二战时期希特勒大屠杀的幸存者,以他坚强的意志和非凡的智慧,最终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和卓越的科学界领袖。

当时我正在坐落在Bethesda的美国卫生科学研究院上班,是从本·古里安大学的约翰教授那里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的。他转发给我发自本·古里安大学校长Avishai Braverman先生的电子邮件:

今天,我们全校师生和家属,共同哀悼Shraga Segal的英年早逝。

Shraga Segal是个永远求学不止的人,对癌症免疫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胸怀博大,又极富爱心。他的乐观、信达和对祖国的无限忠诚,深深地打动和感化了无数的人。

现在,他虽然离我们远去了,但他的精神永存,他灿烂的光辉将永远照亮我们前进的步伐。永远的怀念-与导师合影

我被这突然从天边飞来的噩耗惊呆了。我记忆中的施然嘎永远是那么神采飞扬,精神焕发。

我没法相信这个严峻的事实。仅仅两个月前,我还收到导师的电子邮件。那是2005年12月25日,正是圣诞节的那一天。

我最亲爱的靖: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我祝你和你美丽的女儿快乐。并祝你们新年里健康,心想事成!

读到这个邮件的时候,我正在新泽西的好友倩的家里,帮忙布置圣诞树。简短的两行文字像一阵温暖的潮流从我的心头涌过,顿时驱散了冬日的寒冷。那个圣诞节,我过得格外开心和感动。

导师是犹太人,而犹太人是不过圣诞节的。他们也从不对人说“圣诞快乐”。在美国,有些不知情的人对犹太人祝贺圣诞节,很可能会造成不愉快的结局。而犹太人脸上又没有写上“我是犹太人”的字。所以久而久之,为了避免误会,在美国,大家彼此见面时会说“节日愉快”,这样最保险,谁也不会冒犯谁。

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和胸襟,使我的犹太导师在这美丽的圣诞之夜,在日理万机的时日里,竟没忘了给他多年前的学生,现在美国生活的我,发出一个圣诞的问候。他当然知道圣诞节是美国最隆重的节日。而导师的学生满天下,我只是他的几十个博士生之一而已!

然而,没想到整整两个月后,死神就无情地向他招手!

生命是多么脆弱,命运又是何等绝情啊!他没有等到我从美国回以色列探望他,更没有等到我们的“相约在中国”的默契。我的耳畔又响起他的声音:“靖,我还从来没有到过中国。我很想去看看这个神奇而伟大的国家。我也很想你给我当向导!”那天他一脸的真诚,看着我的眼睛充满了期待!

我托好友约翰转递给导师夫人玛扎尔一封唁电:

亲爱的玛扎尔:语言没法表达我对最最敬爱的导师逝世的哀痛。导师是个非凡的伟人,他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他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那晚,回到家里后,失去导师的悲痛使我痛苦异常。透过模糊的眼帘,我将目光投向窗外那深邃的天空。往事像大海的波浪,排山倒海般的涌上心头。如果说父亲的自行车赋予我生存的能力,载着我跨越人生的艰难险阻,那么我的犹太导师施然嘎的谆谆教诲和对科学的追求,把我引入了科学研究的神圣殿堂,并赋予了我一双在西方医学科学世界中翱翔的翅膀。

一切仿佛发生在昨天。

导师对我科学研究的引导是从一本书开始的,这是一本永远陪伴着我,并教我终生难忘的书。我现在的书桌上,一直放着一本比一大块砖还重还厚的英文版的书,书名叫《分子细胞学》。那是导师18年前从以色列寄往珠海我的家,希望我在入学前有所准备。我把它从珠海带去以色列,然后又从以色列带来美国。多少次搬家,我都把它珍藏着。以后这本书又有了几个新的版本,但我却始终珍藏着这个有着历史意义的,已经很老的版本。

记得自从在珠海收到这本书后,每天晚上,晚饭后,我都不顾白天在医院工作的辛劳,抱起这本书就去自己的卧室兼书房,一直学到深夜。那时我的英文水平有限,多亏有一本厚厚的英汉字典做伴。“你能行吗?那么厚的书,又是英文的,你能读懂吗?不行就不要去以色列留学了吧。都这么大年龄了,别把身体弄垮了啊!”母亲在一边小心翼翼地叮嘱我。母亲是一个退了休的小学老师,她深知女儿的习性,学习起来会废寝忘食,不顾一切。做妈妈的,总是看在眼里,疼在心上。

这本越过汪洋大海,从以色列飞到珠海的书伴着我度过了多少个寂静的长夜。是导师对我寄予的谆谆期望,使我慢慢地读懂了这本全英文的、密密麻麻的、深奥的分子生物学书,尤其是有关癌症机理的章节。这也为我后来成功地通过博士课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靖,这个周末,施然嘎要在家里设宴会,专门为你接风!”我到达以色列大约两周后的一天,第米催兴奋地对我说。

第米催是个高高个子,戴着犹太小帽的小伙子,从苏联移民来的学生,他也是施然嘎的博士生。1949年以色列建国后,向全世界的犹太人敞开了大门,欢迎犹太人回归祖国。于是第米催的父母带着他来到了以色列定居。

导师施然嘎是学校免疫系主任,大学医学院的院长,但第米催和其他学生称呼导师都是直呼其名,而导师的姓和他的职位一般是不会被提到的,名字的前面也绝不加上“老师、导师、教授、主任或院长”之类的头衔。在学校里,甚至在大学里,学生和校长同样以他们的名字闻名,而不以地位或官位被知。这也充分说明了犹太教做人的一项原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所有犹太教堂的讲台和观众席位都在同一个高度上,证明说教的人并不比听众高一等。

这也许是我到以色列后的第一个“文化惊讶”吧。因为在我们中国,长幼尊卑是不可跨越的界限。如果你对你的上司称名道姓,或对老师称名道姓,会被严肃的指责为“无礼”或“没有教养”的。“专门为我?在他家里设宴?”我一下子还反应不过来。

我对导师接收我做学生一直感激不尽。要说请客,应该我请他才对,怎么会是他请我呢?

我又在用我在国内的习惯去思忖。我在中国还从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同事相聚,总是在一个饭店,而且,要说请客,应该是学生请老师,或者下级请上级,或下级给上级送礼。但我后来才知道,在西方世界,这种惯例恰恰相反。

在以色列生活了几年才知道,这儿都是导师大方地请学生吃饭,或给学生送礼。每逢过年过节,请他们的学生们来家里过节,招待辛苦学习做实验的学生们。我听说在机关单位里也是一样,都是上级给下级送礼——这跟我在国内的情形完全掉了个个!

我没有汽车,所以第米催受导师委托,专程前来我的住处接我。

导师家住的离学校不远,在一处叫作“沃买尔”的小区内。很多内盖夫·本·古里安大学的教授都住在这个小区。

这是一栋只有一层楼的单独别墅,掩映在一片红花绿草中,并不显眼,但却静谧安详。周围有半人高的篱笆,与邻居家的花园隔开。

记忆中,那时候,我还从来没有到过这样一家像电影里一样令人向往的“小别墅”呢,所以心中非常激动。我从小在大城市的平民区里长大,见多了狭小的过道,黑暗的小屋。这是第一次来到一个西式的小别墅。

当然多年后来到美国,见到了太多这样的“洋房”,有的大的像宫殿一样,内饰和外表都富丽堂皇。每当这时,我总会想起导师和我所有以色列朋友的家——它们虽然平淡,朴实,但却充满了生机和家庭的温暖。其实这种温暖的感觉是我在以色列每到一处,都可以体会到的。而这种温暖,有时并不是仅仅属于屋子的主人或他们的亲戚朋友的。主人们常常把这些家庭的温暖赠予那些远路来的匆匆的过客,或者是朋友的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几乎每一个犹太朋友的家里都会如此热情。我的许多在以色列留学的中国同学也都有过同样的感受。他们每到节假日都会被请到或导师,或朋友的家里。而我和女儿,很少在家里过过以色列重大的节日。

也许,这也是我们如此眷念这个国家的原因之一吧。

而我在以色列的6年中,不知被朋友带到过多少犹太人家里度周末或欢度传统佳节,有时是正式被朋友或同事邀请,有的请客的主人甚至与我素昧平生,从不相识,是朋友或朋友的朋友随机被我“顺带”上的:“靖,要去参加一个晚会,我带你去,你会过得快活的”。而我,也曾带过好几个临时来以色列访问的中国同胞去赴朋友家的宴会。

每一次都得到主人一家由衷的热烈的欢迎,每一次都带回无数美丽的回忆和朋友欢聚的温情。

犹太人是热情好客的,而且他们的心就像他们的家门一样,可以随你进出、畅通无阻。

对这点,在美国生活了多年后,我的体会尤其深刻。在美国,很少有人请你去家里做客。美国人不想让你知道他们的隐私。家是人的一面镜子,他们要保住隐私,就不能让你看见这面镜子。如有客人朋友来了,最多也就是请他们去饭店吃餐饭而已。我没有在美国上过学,但所听所闻,与以色列是不一样的。许多学生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导师住在那里,家里有几口人。

美国是个商业化的国家,就连待亲接客也都成了商业化。虽然说着、笑着、对视着,但你却不知对方何许人也,让你没法摸透。更不可思议的是,你虽心中疑惑,也决不能肆意发问——问到任何私人问题,人家会认为你粗鲁无礼!见面、拥抱、就座、点菜,然后服务生上菜,吃吃笑笑,然后握手、拥抱、亲吻、再见,非常的虚假和客套。

也许这就是美国和美国的文化。而这种文化让我更加思念我在以色列的生活和我热情开朗的犹太朋友们。

第米催和我到达导师家的时候,大多数人已经到了,导师现在所有的学生,我都认识,也有导师过去的几个学生,我不认识。外加导师的两个儿子。导师的女儿在外地上学,所以没有来。

我在心里暗自算了算,一共有将近40个人,连大人带孩子。在以色列开晚会,都是全家一起被邀请的。几次聚会过后,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了彼此的家庭情况。而且这些学生家属的家属也都成了好朋友。客人都是一对一对夫妇,或带他们的孩子,一般有一个或三个孩子。现代的犹太人很少人有多于三个孩子的。也有几个单身的客人,比如第米催和我。

我看到每一个客人都带着一个大碟子,上面是满满的食物或是自做的甜点。我后来知道以色列很多家庭主妇都是做甜点的能手。我是空手而来的,我那时还住在导师给我安排的旅馆里,没有开始自己做饭呢。即使我有条件做饭,我也什么也不会做。“靖,欢迎欢迎”,导师和夫人前来迎接我的到来。

导师紧紧地拥抱了我以示热情。“我叫玛扎尔,欢迎你——来自最东方的客人。”导师夫人含笑的眼睛把我引到他们的屋内。这是我第一次见导师夫人,不禁多打量了她几眼:中等身材,不胖不瘦,年龄与导师差不多,脸比较瘦削,留着比齐耳略长的短发,而且头发又直又黑,恰像我们东方女性的发式。

导师今天穿了一套深蓝色的粗布便装,上衣肥肥的套在身上,显得慈祥,但却少了威严——我是说,他此时看上去决不像一个世界级教授。唯有那炯炯有神的眼睛,使你只要看他一眼,就会立刻体会到他那非凡的智慧。

彼此寒暄完毕,我看见几乎所有的人,包括客人和主人,都在忙碌着,为晚宴出力。我也想帮忙,但不知从何着手。这种晚宴和我过去所熟悉的生活相差太大了。他们在做什么我一无所知。

我在中国请客的时候,最多请几个朋友回家晚餐,一般不会超过8个人,否则一张桌子不够坐。因为在中国,除了冷盘菜外,所有的主菜都要吃热的。但今天的晚餐有这么多人!

我的眼睛开始四处打量这个不很大,但却柔和可爱的家:推开门,是个小过道,穿过这个过道就到了客厅。一个大大的长椭圆形的餐桌,此刻盖着一层红色的桌布,桌布上摆满了各种开晚会用的食物,有的是主人准备的,有的是客人带来的。

餐厅左边是一套棕色布面的沙发,中间围着一个木质的咖啡桌。此时见到几对久别的朋友在热情地畅谈,时而爆发出欢笑。

其他的人都在里里外外忙碌着。我也很想帮忙,但却无从着手。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晚会,不知如何才会举止得当。“靖,我带你参观我的家好吗?”像是读懂了我的心事,导师笑盈盈地走过来对我说。“这太好了——我当然高兴参观你家,如果不太打搅的话。”我连忙答应道。

导师首先带我走进他的书房——一间很大的房间,排满了不同颜色,不同厚度,不同尺寸的书——书真多呀,好像是一个小型的图书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一个人的藏书会有如此之多。但后来师母告诉我,实际上家里还有好多好多的书,都堆在地下室了,因为书架上实在放不下了。

导师从小就是一个“啃书虫”,师母后来告诉我。而且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很多看过的书,他都过目不忘。“这是我和玛扎尔的卧室”,不知不觉中,导师已经引我跨进了他的卧室。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卧室。一张大大的双人床占据了大约一半的空间。一个衣柜,一个镜台,两把椅子。但立刻,我的眼睛被一个大大的镜框吸引过去:这是一个黑色的镜框,里面有两个女孩并肩站立着,一高一低,但面貌却极其相像,眼睛又黑又亮又大,短短的卷发衬托着她们鹅蛋形稚嫩的小脸蛋。她们穿着一样的短短的飘逸的小裙子,目光投向深远的前方,仿佛在快乐地眺望着未来。这是两个标准的,美丽绝顶的“洋娃娃”,虽然照片是黑白的,但那眼神、头发和裙子与我母亲常常喜欢画的洋娃娃一模一样!

我为这两个女孩迷住了。心想,如果母亲看见这两个女孩一定会非常惊喜。“那是我的两个小姐姐,”导师在一旁轻轻地说道。“她们真是太美了!”我真诚地赞美道。“是的,我记忆中的姐姐们就像天仙一样的美。”导师说道。

记忆中?我心里一怔。“二战时,她们双双死于法西斯的屠刀下。那时,她们一个11岁,一个9岁。那时我们生活在波兰。”

我的心紧缩了。这两朵含苞欲放的小花,竟然就惨遭希特勒的杀戮。这是何等残忍啊。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从导师颤抖的声音里,我仍然感受到他那无限的悲哀。我想这种失去亲人的刺骨的伤痛恐怕是永远不可能愈合的。

从小生长在南京,从爷爷奶奶那里听到过一些战争的残酷,包括南京大屠杀的不堪回首。希特勒在二战中屠杀犹太人的罪行也是天下皆知,但我这还是第一次身临其境,深深地体会着导师的悲伤。

我在这张照片前站立了许久。从此,这两个美丽的女孩就永远地映在了我的记忆深处。“靖,我带你参观我们家的防弹屋吧。”还是导师先打破了沉寂。“防弹屋?”我有些不明白。

我随导师走出他们的卧室。

经过一个又黑又狭小的过道,我们来到了一个大约10平方米,只有一人高的正方形小屋子——其实,这哪里是屋子,就是一个防空洞:四面没有一个窗户,借着从打开的窄窄的门缝,我看到这个防空洞的墙是用水泥堆砌起来的,坑坑洼洼的,随便碰一下就会把皮擦破。

导师告诉我,以色列国家规定,所有建造的房屋都必须有这样的“防空洞”,一旦有警报声响起,每个人都要躲进这些防空洞里。

可以想象,以色列建国后的三次战争,使以色列的犹太人民在这些防弹房内,度过了无数担惊受怕的艰难的日子。

导师最后一个领我参观的,是他家的储藏室。这是一个宽大明亮的房间,墙上挂满了各种奖状、金牌,一看都是部队里发放的奖品。衣柜里挂满了深绿色的军装、枪支、子弹。都是真的家伙。

这些东西我都只有从电影上看到过,从来没有在现实中看过这些。

我不禁纳闷了:“为什么有这些武器和子弹在家里呢?”“我是坦克部队的军官,每年要去军队一个月的时间。”见我流露出不解的眼光,导师向我解释。“以色列是个小国家,又随时有战争的危险。所以,不仅每一个年轻人高中毕业后都要服兵役,服2年或3年的兵役,根据男女不同,男孩三年,女孩两年。以色列是个小国家,又被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包围,所以我们国家是全民皆兵,每一个公民都逃不了这个保卫国家的责任。服完兵役后,这些人每年还要去部队一个月,这叫‘后备兵役’。”“所以,对于我们这些科学家来说,我们的生活情景经常是这样的:第一天我们去国际大会进行学术交流,第二天赶回学校教学或辅导学生,然后当天下午也许会穿上军装,背上枪支,去到军营。对我来说,我是坦克部队军官,所以我就会站在坦克上培训指挥士兵。”

我当时听得有些懵懵懂懂的,不知导师说的是什么意思:每个人都要服兵役?在我长大的中国,我从小就羡慕穿军装的女孩,那些穿军装、戴军帽的女孩,又精神,又漂亮,但只有那些在部队出身的高干子弟,才有可能当兵。而我,只是有一次在云南旅行时,花了5元钱,借了一套军装和军帽,拍了一张照片而已。

而且,在我对生活的理解里,教授就是教授,士兵就是士兵,军官就是军官,我实在没有办法把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职业和拥有这些职业的人,合二为一。

但那天,我没有时间慢慢消化导师的解释,只是知道了一点,这些军装、军帽、枪支和这么多的奖牌、奖杯,都是属于导师的。而且,他每年大约一个月的时间,要去坦克部队,站在坦克上培训新兵。

又有客人来了,师母走来轻轻地提醒导师去招待客人。我去帮助导师的小儿子瑞霓,在一个烧炭的大炉子上,烧烤一串串准备好的鸡胸肉。

此时,太阳已经西下,火红的夕阳把花园、屋顶、屋里和屋外所有忙碌的人的身上,都镶嵌上了一道美丽的金边。

又过了一会儿,太阳的光环褪尽后,天渐渐黑了下来,这时晚会的一切也已经准备完毕。月亮从一个远处的小山坡后升起,漫天的繁星一个接着一个跳跃到天空上,对我们快乐地眨着眼睛。

晚餐是在花园里进行的,一桌子丰盛的食物——我都记不清是什么了,只记得样样菜肴又新鲜又好吃,是典型的中东食品,没有一样是我曾经熟悉的中国菜。

花园里,半人高的栅栏上挂满了用绿色电线串起来的小灯泡,闪烁的灯光把桌上的一道道美餐照耀得若影若幻。

大家一起围坐在长长的,临时在院子里搭成的餐桌前就座。导师示意让我坐在他的身边。然后,他举杯祝酒:“今天,我们的研究小组终于迎来了靖,一个优秀的传染病医院专科医生,她来自遥远而伟大的中国。我和玛扎尔真诚地期望她在以色列生活愉快,事业有成!我也借此机会感谢你们对她的关照和帮助。”

导师说完了后,给我倒上一杯酒:“靖,让我们为你美好的前途,为我们中以两国人民的友谊干杯!”

大家一起举杯——我激动地喝下了导师亲自为我斟的红葡萄酒。

几个星期之后的一天,导师通知我们实验室的所有人一起去他的办公室。他刚刚读到一篇新的有关癌症机理的文章,想把他的理解和今后的研究设想与他的学生们交流。导师那时是内盖夫·本·古里安大学的医学院院长。在以色列,所有的院长、系主任都是由知名的专家担任的。我听说,因为不是临床医生,他在竞选时并不占优势。但他却得到众多的投票,因为他的人缘极好,并德高望重,有口皆碑。

导师的院长办公室设置在一个高楼里。窗户很大,正对着另一幢楼的楼顶,那是一个直升飞机的停车场。

我早就听说导师具有非凡的记忆力,给学生讲课从来不用讲稿,而且非常幽默风趣,经常能在学生的笑声中把知识灌输给学生。所以选他的课程的学生很多,有时学生要排队登记才能修到他的课。

作为他的博士生,我当然是要修他的“分子免疫学”的课程。

在本·古里安大学,大部分的课程都是用希伯来文教授的,因为学生大多数是犹太人。有趣的是,学生用的教材则是英文的,往往教科书是不翻译成希伯来文的。所以,学生们用希伯来语听课,做笔记,在课堂交流,但回到家却要读英文的书。

我当然不会希伯来文了。当时有几个在本·古里安的中国学生会说一口希伯来语,但我当时英文都很费力,更别说去学另一门陌生的语言。我那时虽然懂英文,但用英文学习基础学科的课程还是很有难度。

为了我一个人,导师开始用英文讲课。我听说有些学生很有意见,但导师也不管不顾。本来嘛,他们都会英文,而我则不会希伯来文。而且,当今科学的语言是英文,所以用英文讲课对大家都有利!

我更是很得意,知道自己在导师的心目中很特殊。

那天,导师自然是用英文给我们阐述他刚刚从杂志上读到的文章。

我们7个人,围坐在导师办公室候客厅内的沙发上,听导师慷慨激昂的演讲。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对科学充满激情的科学家。

突然,远处传来隆隆的声音,像是直升飞机的声音。那声音越来越近,很快,就像是在我们的窗外轰响一样,震耳欲聋。

这时,导师已经停止了讲课。他早已停止了那慷慨激昂的演讲,表情沉重,目光紧闭。然后,他起身向窗户走去。大家也都从沙发上站起,随着导师向窗前走去,往外看:

一辆军用直升飞机正在对面的楼上落下,机翼还在飞速旋转。几个荷枪实弹的军人正往下搬运一个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头部包着雪白绷带的伤员。因为距离很近,我看见绷带上渗出的殷红的血。

许多身着白大褂的医生护士向着担架快速地跑过来,把伤员接走,然后又快速跑着进了楼房。

然后,直升飞机又开始转动翅膀,升起,然后消失在空中。也许是去接下一个伤员吧?

大家心情沉重地目送着直升飞机在下午的天空中消失,然后,转身走向各自原来坐的地方。没有人说一句话。静得能听到彼此激烈的心跳。

我随大家一起坐下,虽也一言不发,但为这突如其来的境况震惊了。我还从没有看过这般场景!

导师又站回到他讲课的地方。他望着我惊讶的眼神,一字一句地对我说:

靖,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我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

接着,导师那激扬的声音又重新响起:“癌细胞的转移是没有规则的,转移到哪里,并在那里如何生存和扩展,要看他们细胞表面抗原基因的表达——”

现在,多少年过去了,那触目惊心的一幕还清晰地留在我脑际。

由我导师担任院长的这个索然卡医疗中心是以色列南方最早最大的医疗中心,它拥有以色列一流的医疗资源,不仅担任着救治所有南方地区的居民的任务,这些居民包括犹太人,阿拉伯人和游牧民族,而且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加沙地带和与埃及边缘驻军的医疗任务都由该中心担任。加沙地带和与埃及边缘所有的伤员也都往这里送。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被索然卡医疗中心抢救的伤员里,不仅有犹太士兵,也时常有阿拉伯人,甚至是行凶作案的歹徒。但这里是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场所,所以医护人员对送来的伤员一视同仁。

运输伤员的事想必是非常平常的事,不然怎么会第一次就让我碰上了呢?

多灾多难的以色列啊,什么时候和平才能来到这块国土呢?

但就是在这个弹丸之地,在枪林弹雨的威胁下,以色列的犹太人坚强地生活着,而且孕育了一批对世界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的科学家、思想家。

诺贝尔的获得者中,有百分之二十是犹太人,而犹太人口在全世界只占了不到百分之二!

从小被剥夺了学习资格的我,对书声琅琅的校园生活有着一种说不出的亲近和神往。但我不得不客观地承认,作为一个中国的临床医生,我们当时在医学院学习的基础医学课程太少了。虽然我们在医学院苦学了整整5年,但当医生后整日忙碌于日常事务,所以虽然练就了一身实际治疗和抢救病人的本领,但对于免疫学,尤其是分子免疫学,以及疾病发生原理和治疗方案的来源,却所知甚少。正如所谓中国的老话,在浩瀚的医学领域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这也是我从医学院毕业13年后,情愿离开被人艳羡的高级医生工作,放弃人人尊称的“主任”头衔,心甘情愿去当学生的原因吧。然而,导师在我不会培养细胞,不懂一些最普通的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实验室技术的时候,相信我,给我鼓励和安慰:“不用担心,靖,如果你能成为一个好的中国医生,你就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的科学家。”

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望着我,语气十分自信。他甚至比我自己还相信我!

在沙漠城市贝尔谢巴生活了一年后,我从本·古里安大学转学到了魏茨曼研究院,因为那里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官方语言是英语。这个鲜花盛开的世界级研究院就像一个美丽的森林大公园。至今为止,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世界上的哪一个高等学府能与之相媲美的。我于5年后在这所举世闻名、对人类科学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研究院获得了博士文凭,在全世界顶级的生物学期刊上发表了好几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其中的一篇被“自然癌症综述”评为“最最重要的癌症机理研究发现之一”。博士毕业后,在考虑去那里做博士后的时候,我发出了5封申请信,其中4个美国的教授很快给我回信:欢迎你来我的实验室继续你的科研。他们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旧金山大学基础医学院、安德森癌症研究所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癌症研究所。我最后决定接受坐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区的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邀请。

离开以色列前我专程去贝尔谢巴向导师道别。

那是个周末的下午,导师一身短衣短裤,像是在家里与一个旧友重逢,一下子解除了我所有的紧张和拘束。导师年轻时在美国生活多年,先后在加州的斯坦福大学,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从事癌症科研。他开始给我讲美国的生活和工作的经历。

几个小时很快过去了。我起身告辞。“你在中国的家里人好吗?你父母,姊妹,都好吗?”他问道。“很好。他们都很好,”我答道。“中国是个我一直都向往的国家。我曾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但还没有到过中国呢。但我现在太忙了,过几年吧,我一定要去中国参观访问,而且希望你能给我当向导!”“你是我的唯一的中国学生,你也是我了解中国,对中国向往的动力之一!”导师又深情地追加道。

我的手被握在他那有力的手心里,一股暖流从手心涌遍全身。“一定,我期盼着这一天早日来到!”我答应着。没曾想,那天的分别,竟成了天人永诀。导师和我共同许下的夙愿未了,就蓦然撒手人寰,遽然地离开了这个他如此热爱,又如此眷念着他的世界。

我于2002年4月带着女儿离开以色列。来到美国后,生活的节奏更快了,整天忙于工作和生计,没有半点闲暇。直到将近2年后,我才坐在台灯下给他写信。我先用英文把信写好,然后用淡蓝色的纸把信打出来,用邮件寄到了他的办公室。他那时是索冉卡医学中心的总管。

我带着激情和思念,把我对导师,对以色列,对我难忘的以色列朋友的一腔激情,在信里一泻无余。

没想到等了整整三年,才收到导师的回信:

我最亲爱的靖:首先,请接收我真诚的道歉。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请求你的谅解,因为我这么长时间没有给你回信。

不管你是否相信,我的工作任务很繁重,一边要领导一个大学,在这个艰难的境况下;一边要指导学生,不断发展和继续我的科学研究领域。这些年申请研究经费不易,但感谢上帝,我的实验室能够继续生存并有卓越的发现。

我早已收到你的来信,信中的真情描述使我深受感动。我承认,我一直为你离开本·古里安,而去魏茨曼继续你的博士研究深感遗憾,但我理解你,也相信你在那儿会学业成功。

自从你离开后,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和你的微笑。我永远记住,我有一个聪明的中国医生学生,而且,你是我唯一的中国学生。

是的,每次当听说或想起中国的时候,我就想起你和你的微笑。如果我去华盛顿,我一定去看你。也希望你再回以色列。愿你和你可爱的女儿永远平安快乐。

现实生活每每不能如人愿。我一拖再拖,一直没有重返以色列。总觉得来日方长。没想到一切竟在等待中永远地失去了!

前面提到的那年的圣诞之夜,我收到了导师的第二封信。

导师去世3年后,我才第一次重返以色列。

到达这个一直令我梦魂缭绕的土地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师母。

那天下午,我久久地站在这个曾经是如此亲切,又如此熟悉的花园簇拥的小别墅的栅栏外,心潮起伏。

一切依旧,花园里依旧鲜花盛开,绿树常荫。

真正又是应了那句中国的土话:“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师母玛扎尔给我开门。我们俩紧紧地、长长地拥抱着。

一切尽在不言中。

才几年不见,师母玛扎尔明显地老多了。想必失去心爱的丈夫的悲痛造成的吧。屋里的家具、沙发、书柜,仍然放在原来的位置。只是再也见不到导师慈祥的笑脸,再也听不到他风趣的智慧的声音。

然后玛扎尔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向客厅的长椭圆形的餐桌前。我这才注意到,桌子上琳琅满目,摆满了各种蛋糕和水果。蛋糕的颜色还真好看:有深棕色的巧克力蛋糕,浅黄柠檬色的奶酪蛋糕,还有上面布满密密厚厚的红色草莓的栗色的香蕉蛋糕。

这么多蛋糕,足够20个人的晚会用餐。我环顾四周,这个不大的小别墅里,除了玛扎尔和我,没有别人啊。“你说好了要下午来我家,所以我没准备午饭。我想你一定吃过了,所以就想给你做个蛋糕吧。但又不知你爱吃什么样的蛋糕。我先做了两样,香蕉蛋糕和奶酪蛋糕,但我女儿正好回来了,她告诉我中国人不爱吃奶酪蛋糕。来不及重新做了,所以我又赶紧开上车去市场买来了巧克力蛋糕。都放在这里了,你爱吃那种就吃那种吧。”看见我纳闷地眼神,师母轻言轻语地向我解释。

我心里一阵感动。阔别多年的师母,对我还是这样,又热情又真诚,使我又有了一种到“家”的感觉。

其实我平时并不爱吃蛋糕,但这些蛋糕实在太诱人了,而且盛情难却。就着一杯清香爽口的薄荷茶,我把三种蛋糕都尝遍了,并细细地咀嚼着——每一种蛋糕都有它独特的滋味,都美美地深深地侵入了我的心田,令我永难忘怀。

师母费了这么多心思,为的是想让我有所选择,即使是在这个小小的事情上。多么像我在中国的慈祥的母亲,在费尽心思,迎接她久别的孩子!

在以色列生活的那段时间,曾经见过几次师母,但从没有深谈过。记忆中的师母是那种温柔依顺的女人。她总是轻声细语,沉默寡言的。我几次来访,她都是微笑着陪伴在导师身边。那天的晚会,她也是忙前忙后,很少与人聊天。

师母见我喜欢这些蛋糕,脸上浮现出了淡淡的,欣慰的笑容。

然后我们走到客厅的沙发上,面对面地坐下。

轻轻地,师母对我讲述了导师去世的详情:“那天,是一个最最平常的日子:施然嘎照例很晚回来。晚饭后,照例去他的书房工作到深夜。我先在看电视,然后在厨房里做家务,准备第二天的早餐。突然,我听到一声呼唤:‘快来,亲爱的,我心里不舒服——’我赶紧跑向书房,只见施然嘎站在书桌旁,面色惨白,正摇摇欲倒。我立刻上前托住了他。他一下就倒在我怀里,再也没有睁开眼睛。大大的书桌上,还放着他学生的毕业论文初稿。”

导师的逝去,尽管使师母撕心裂肺,但值得慰藉的是,导师是在他相濡以沫,恩恩爱爱近50个春秋的爱妻的怀里去世的。也许,这会是师母在没有他的日日夜夜里一个小小的安慰吧。

一个女人,能够找到与自己心心相印的另一半,此生足矣。所以,从她那悲凉的双眼中,我看到有一丝淡淡的光芒闪过。

我把目光投向我右前方的书房,一切照旧,上千册书籍和杂志静静的肃立着,等待着他们智慧的主人的光临、抚慰。导师夫人亲手做一桌蛋糕

随着师母轻柔的、低缓的声音,我仿佛看到了导师怎样从一个二战的幸存儿,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以他的才华和博识,对人类的癌症领域的研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导师于1939年四月出生于欧洲的荷兰。二战中两个姐姐被法西斯残害死亡后,他母亲带着他逃往苏联。在那里他们度过了几年艰难的难民生活。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在各国流浪的犹太人民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园。导师的母亲带着他来到了以色列,与久别的,一直在荷兰部队里的父亲见面。

但是,两个如花似玉的姐姐的悲惨命运和六百万犹太人被虐杀的事实,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重的创伤。

这时我的眼前又浮现出导师卧室里的大幅黑框照片。

也许正是二战中自身的创伤和民族的灾难,使他成了一个奋发图强、极富同情心的人。后来又从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创建了本·古里安免疫系,并成为系主任,然后又成为以色列第二大医疗中心的主任——一个领导上万人的职务。他以民族的兴旺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

多少个日子,他白天为医疗中心的事务操劳,晚上在灯光下读科学期刊,写学术论文或修改学生的稿件。

他实在是太累太累了。

导师从小酷爱读书,从小就爱探索生活的密码。白天帮父亲工作,养家糊口,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看书。他什么书都爱看,尤其是描述自然科学的书籍。

值得欣慰的是,导师和师母有三个优秀的儿女:大女儿是一个中学教师,大儿子是一个部队军官,小儿子长的酷似父亲,已经从医学院毕业了,在做临床医生,也准备从事癌症的基础研究,也许是希望继承父亲的足迹吧。他目前正在申请美国的访问学者。看来他是想继续父亲的足迹。

不知过了多久,窗外柔和的阳光从沙发上移到屋子的角落,然后又黯淡下去,最后消失了。不知不觉中,屋里屋外变得一片黑暗。我们仍然静静地坐着,谁也不想打破这片温馨的沉寂。我们都沉浸在对导师无尽的思念中。

导师活得太辛苦了,夜以继日地操劳,为他深爱的学生,为索冉卡医学中心,后来又为整个内盖夫·本·古里安大学。离开以色列之前,我又再次拜访了师母,再次在那个鲜花盛开的花园里留恋地徘徊。

我也和师母、他们那个与导师酷似的小儿子,在家门前合影留念。虽然我一再告诉瑞霓到了美国一定要找我,但天高路远,真的不知今后何时再见。

导师对癌症免疫学卓越的贡献是我从医学杂志《癌症转移》1990年其中一期摘录的。《癌症转移》用整整的一期奉献给导师。文章的作者是导师早期的一个学生,后来又成为同事和挚友的瑞霓·爱皮尔,现任以导师名字命名的内盖夫·本·古里安大学免疫遗传基因研究系主任。

瑞霓真切的语言,描述了导师的一生和他对科学的杰出贡献:

今天,我们失去了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导师和朋友。我们要继承他的遗志,以他为先驱和榜样。他将永远活在我们所有有幸结识他的人的心里。

内盖夫·本·古里安大学为了更好地缅怀导师对医学事业、对内盖夫·本·古里安大学的贡献,把他所创建的内盖夫·本·古里安大学免疫系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为“Shraga-Segal免疫遗传基因研究系”。

这种以学科系的创建者而命名的大学,在以色列学术界还是绝无仅有的。

施然嘎去世四年的时候,本·古里安大学为了纪念他的贡献,为他在校园里建立了一个“Shraga Segal”广场,由著名雕塑家Paula Ovala创作。广场的中间是一个大型的火炬型石头雕塑。白天,纯白色的大理石雕塑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夜晚,在天上的点点星光和迷离的万家灯火的映衬下,耀眼的灯光从火炬的中心和广场发出,把四周的天地照的通亮。多么独出心裁又新颖别致的设计啊,寓意着施然嘎的精神和他的对犹太人民、世界人民的贡献将世世代代照耀着我们的道路。

永别了,我敬爱的导师。与师母玛扎尔在家中合影

在中国,医生是被称为“Doctor”的,而“Doctor”在西方国家是“博士”的意思。只有拿到了博士学位的人才可以被称作“Doctor”,而所有要攻读博士学位的人,只能被称作“博士学位候选人”。而我因为在中国已经获得了医学院毕业文凭,而且是个资深的医生,我在以色列的同事朋友们有时也会尊敬的称呼我“鲍博士——Doctor鲍”。

飞机在香港的上空起飞,很快就进入了无边的天空。看着窗外灯火辉煌的不夜城香港,想象着此时的女儿已经放学回家,不知何时才能看到妈妈回家来,不禁一阵心伤。我边上的座位没有人,读了会儿书,我就躺下,疲劳过度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

朦朦胧胧中,觉得脸上有什么东西在轻轻浮动,那么轻柔,那么温暖。慢慢睁开眼睛,看见眼前是一张美丽的笑脸——那是只有在电影上才看过的、年轻美丽的西方姑娘的笑脸,又黑又亮的眼睛,又粗又密的眉毛,只见她那青春红润的嘴唇正轻柔的蠕动着,用英文对我说:“good morning”(早上好)。她左手端了个盘子,右手拿着一个长夹子,用夹子尖从托盘里拎起一块雪白的方巾。她正在用这块方巾的一个角轻轻地在我脸上挪过。那一瞬间,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在第2章  从“医生”到“博士”从“医生”到“博士生”

梦中还是已经醒来。那条雪白而湿润的毛巾,那个年轻的浓眉大眼的外国姑娘,那一脸温柔的笑容,像蜜一样顿时在我的心中弥散。

那种天籁般的美妙的感觉真的是很难忘怀的。

我慢慢地醒来,也立刻清醒的回忆起,我已经登上了前往以色列的航班,远离了生养我的祖国。这个仙女般美丽的空中犹太小姐,把我从梦中唤醒,带我进入了一个伟大而神秘的国度,一片给我留下无数美丽回忆的土地。从那以后,在以色列度过的每时每刻,所遇到的每人每事,她的山山水水、花草树木都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的心,从此,我与这片国土和在这片国土上生活的犹太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

昨天,在新建的珠海码头上,父母双亲前来为我送行。我要先乘轮渡从珠海码头到香港码头,然后从香港乘飞机到特拉维夫。从珠海到香港要乘坐一小时的轮渡。那时每周只有两次从香港去本·古里安机场的航班。父母亲没有证件去香港,所以只能在珠海的码头与我告别。我看到母亲频频的用纸巾擦拭眼泪,父亲湿润的眼睛充满了怜爱和担心。到了以色列后才看到亲人朋友间拥抱亲吻,但在我成长的年代,我们是不会有这种肉体的亲近的,像这种天涯海角离别的场合亲人们也只是用含泪的眼光互相告别。

我没有让女儿前来为我送行,我借故让邻居小韩把她早早地送去了学校。我怕自己没法忍受离别的悲伤。

以色列飞机安检的严格和规范是全世界闻名的,这也是他们在几十年来从未有过与劫机有关的案件的原因。在飞机场排队,托运行李,换登机牌。“你好,有人叫你带什么东西了没有?”一个和蔼可亲,但又严肃认真的安检小伙子问我。“没有啊。”我答道。但是,一秒钟后,我突然想起了我的朋友、我在珠海的英语角认识的一个女教师,瑞望达,让我给她在以色列北方城市海法的女儿和儿子带封信。所以我告诉他们:“想起来了,我一个朋友让我给她带封信给她家里人。”“那么,把信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安检小伙子告诉我。我解开了我所有的行李,从箱子底部取出了那封信,递给了他。我万万没想到,这封个人的书信也要通过安检。“我们需要把这封信打开看一看,可以吗?”这个英俊的安检小伙子对我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说“不”,否则的话,也许他们会不让我上飞机的。于是他打开了信封,但是没想到信不是用中文,也不是用希伯来文,而是用伊朗文写的。“对不起,你要在这儿等一下。这封信要拿给专家鉴定一下。”小伙子对我说。

又过了好长好长时间,几乎所有的人都托运完行李上飞机了,我又焦急又不知道如何是好。“不用担心,飞机没有你是不会起飞的。”周围站着的安检犹太姑娘告诉我。最终那个英俊小伙子终于回来了,把那封信交给我,并告诉我下次不要给任何人带任何信件了。我这才如释重负。

飞机在以色列唯一的国际机场本·古里安机场降落。

我的犹太医生朋友,马克前来接我,并把我送到了我导师早已为我安排好了的大学贵宾楼。我一人一个小的套房,很大的窗户,阳光明媚,非常舒适。

第二天我就急不可待地往大学去报道。

刚进本·古里安大学,在校门的左方,可以看到一群独特的大理石雕像,那是一个个面貌衣着不一、年龄不等、性别不一、栩栩如生的人物的雕像。他们一个个背着书包、捧着书本、急急地、充满了激情和渴望地向着学校这个美好园地、向着灿烂的未来走去。象征着犹太人热衷学习、用科学和知识去开创新生活的伟大精神。

我开始了纯粹的学生生涯。整日在充满药剂味的病房里周旋诊治病人的我,突然又重新坐在书声琅琅的教室里,畅游在绿树环抱、油墨芳香的图书馆里,又有闻名世界的科学家做导师,我心中的激动和感慨是难以形容的。从实验室一个个贴着不同标签的试剂瓶,到图书馆一本本显示崭新科学发明的书籍,犹太人在全世界的学术地位不容忽视。我迫切地希望在以色列攻读我的博士学位,明知以色列是全世界最难攻读博士学位的国家之一,对学生的要求都非常严格,一般的生物学博士学位至少要五年时间才可拿到,而花六七年才拿到博士文凭的学生也比比皆是。

我为自己此生能有这样的学习机会而骄傲。但是,思念女儿、家人和同事朋友的痛苦也在煎熬着我的心。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女儿,虽然外公外婆在生活上悉心照顾,但可想而知没有妈妈在身旁的生活有多么艰难无奈。在一个寂静的傍晚,遥望天边漂浮的白云,我写下了一段来自心底的声音《别也是爱》:

没时间想你,又没法不想你无论在堆满试剂的实验室还是在油墨飘香的图书馆无论在微风轻拂的清晨

还是在繁星满天的夜晚

远离祖国,远离你

我是一条饥渴的鱼儿畅游在知识的海洋里又像一块干瘪的海绵贪婪地吸取智慧的源泉

分分秒秒,秒秒分分不畏路途艰险

人类需要科学

科学需要奉献

期待有一天我们再见你会艳羡我心灵的滋润而不怜悯我脸上的皱纹

别也是爱

相信你终会明白

以色列位于地中海的东南岸,西面面临地中海,北与黎巴嫩、叙利亚接壤,东邻约旦,南接埃及,是个狭长的月牙形的国家。面积虽小,却拥有各种地形,有森林茂密的山丘,也有丰饶高产的平原,还有低于海平面的全世界的最低点——死海。但以色列一半的土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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