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265935: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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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故事（上）试读：
简介
历史简单的概括就是：发生在以前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事，那历史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就是在这些事件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了。漫谈古今中外史，一览上下五千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青楼名妓秦淮风月。
第一章 秦始皇秘闻
统一六国创皇帝之号
秦王政扫灭六国，统一天下，结束了西周末年以来诸侯长期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自称皇帝，追庄襄王为太上皇。
秦始皇于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赵国邯郸，有人说他是秦庄襄王与吕不韦的姬妾所生，为吕不韦之子。出生后，姓赵。公元前247年，庄襄王死，嬴政即秦王位，时年13岁。相国吕不韦掌握实权。
公元前238年，22岁的秦王政加冕亲政。这年，宦官嫪毒发动宫廷政变，秦始皇派昌平君、昌文君率兵围剿长信侯嫪毒，并悬赏说：“有生得毐，赐钱百万；杀之，五十万。”（《史记·秦始皇本纪》）。将把叛乱者一网打尽。第二年，又借嫪毒事件，免去“仲父”吕不韦的相国职务，把朝政大权收回到自己手中。又听从李斯之议，继续重用客卿，定下金帛利诱与武力打击相结合的方略，加快兼并六国的战争步伐。
秦王政十一年（前236），乘赵攻燕之机，遣军由南北两路攻赵，夺占赵国大片地区。十三年，桓齮攻赵国平阳，杀赵将扈辄，斩首10万。十四年，再攻平阳，取宜安，破赵军，杀赵将。桓齮定平阳、武城。十七年，派内史腾灭韩，俘韩王安。将韩国设为三川郡。
十八年，用计离间赵国君臣，除去曾两次大败秦军的赵国良将李牧。十九年三月，王翦军乘势猛攻，一举击败赵军，杀赵葱，占东阳（太行山以东）。颜聚惧逃。十月，王翦、羌瘣军攻破邯郸，俘虏赵王迁。赵公子嘉带领宗族数百人逃代（今河北蔚县四北），自立为王。但此时赵国已名存实亡，秦于赵地设邯郸郡。代地赵军与燕军联合驻上谷易水（今河北怀来西北），企图阻止秦军继续北进。二十一年（前227年）又为秦军击败。至二十五年（前222年），王贲率军在攻灭燕赵残余势力后，破代，俘代王嘉，赵彻底灭亡。
二十年，燕国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被秦王发现，将荆轲体解。秦王派王翦、辛胜攻燕。燕、代出兵攻秦军，秦军在易水之西破燕军。二十一年，王贲攻蓟（今北京西南），破燕太子军，夺取蓟城。燕王喜及太子丹率公室卫军逃辽东（今辽宁辽阳）。秦将李信带兵乘胜追击至衍水（今辽宁太子河），再败太子丹军，消灭了燕军主力。燕王杀太子丹向秦求和，秦国未允。但鉴于燕、赵的残余势力已不足为患，为集中兵力攻魏、楚，故暂停进攻。
二十二年，秦王遣王贲攻魏国，魏军依托城防工事，拼死防守。秦军强攻无效，遂引黄河、鸿沟之水灌城。三个月后，大梁城坏，魏王假出降，魏亡。秦在魏东部地区设置砀郡。
同年，秦将李信和蒙武在楚国被楚将项燕打败，遭到重创。二十三年，秦王亲自登名将王翦之门谢过，请其出征。王翦和蒙武率领60万大军再攻楚国，在蕲（今安徽宿州东南）南大败楚军，杀死楚将项燕。秦军乘势攻取了楚国的许多城邑。二十四年（前223年），王翦、蒙武率领秦军继续向楚国纵深进攻，一举攻破楚都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俘楚王负刍，楚亡。王翦继续进军江南，占领楚国全部土地。秦在楚地设立楚郡，不久，又分为九江郡、长河郡和会稽郡。
同年，在灭楚、魏之后，秦王派王贲率军进攻辽东，俘燕王喜，燕亡。秦在燕地设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及辽东郡等。
二十六年，秦王以齐国拒绝秦国使者访齐为由，避开了齐国西部主力，命王贲率领秦军由原燕国南部（今河北北部）南下进攻齐都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北）。齐军士气本不旺盛，对秦军突然从北攻来，更是措手不及。迅速土崩瓦解。秦军一举攻占临淄，俘齐王建，齐亡。秦王在齐设置齐郡和琅邪郡。
自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灭韩、魏、楚、燕、赵、齐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
创“皇帝”之号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包五帝”，于是决定保留“皇”（“皇”在金文中是光辉、美丽、伟大的意思）字，兼用古帝位的称号，将古代传说中最尊贵的神和人——三皇五帝的称号，合而为一，号称“皇帝”。秦始皇自称始皇帝，宣布子孙称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代代承袭。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对名称也做了规定：皇帝自称用“朕”，皇帝的命称为“制”，令称为“诏”。皇帝的印信专门用玉做成，叫做玉玺。而且只有皇帝的印信才能叫做玺。同时，皇帝的妻子称“皇后”，父亲称“太上皇”，母亲称“皇太后”。
秦始皇后宫之迷（上）
（一），秦二世与他的母亲1，世上有无始皇后？秦始皇的一生，迷雾重重。重重迷雾当中，隐藏得最深的疑案之一，就是他的后宫是谁？
中国历代王朝的皇帝，后宫都有记载，特别是皇后，那是母仪天下的第一夫人，在制度上有专门的规定，是必须大书特书，树碑列传的。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她的皇后，也就是始皇后是谁，史书上却完全没有记载，两千年来没有人知道，这就不能不说是有点奇怪了。
奇怪的事情还没有完。如果说秦始皇的皇后，也就是始皇后是谁，史书上忘了记载，或者出于某种原因，没有写也就罢了，更奇怪的是，除了始皇后而外，有关秦始皇所有后宫的消息，在史书中也几乎都没有记载，两千年来也没有人知道。这就不仅仅是奇怪的事情，而是一桩非正常的历史之谜了，对于历史侦探来说，也就成为一桩有待破解的历史疑案了。
2007年3月，我得到秦始皇的祖母夏太后的墓葬被发掘的消息，于是专程再次前往西安，就与秦始皇有关的女性的遗迹作了考察。我去秦东陵，查访了秦始皇的祖父孝文王与养祖母华阳太后、父亲庄襄王与母亲帝太后的墓葬，秦王与王后，都是夫妇合葬一地，阴阳相配，合于人情，合于制度。亲祖母夏太后与高祖母宣太后的墓，也是规模宏大，不过，因为两位太后都是侧室而不是正妻，所以葬地选在别的地方。一切都井井有条，合于传统，合于礼制。唯有秦始皇陵，孤零零一座大墓，没有皇后之墓相伴。那种孤单独立的景象，实实在在地将谁是始皇后的历史疑案，卷入了考古实物当中。究竟有没有始皇后墓？如果有，始皇后墓在哪里？
越是深查，疑虑越深。面对疑虑，当事实不清、真相不明的时候，各种流言蜚语，猜测遐想就应运而生。
有人猜想说，秦始皇大概是没有立皇后，之所以没有立，是因为后宫太多，看花了眼，定不下来。不过，动动脑筋就可以知道，后宫多少，秦与历代一样，自有制度，自有规定，与立不立皇后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立后是为了王位继承的秩序，也是为了后宫的秩序，与是否花了眼倒是关系不大，这个说法太不专业，拿不上桌面。
也有人猜想说，秦始皇信方士追求长生不老，这种厚望的特殊要求延迟了他立后的进程云云。不过，查查史书就可以知道，秦始皇信方士追求长生不老，都是统一天下后濒近晚年的事情，以秦国的传统和制度而言，秦王正式立后当在亲政后不久，大概都在二十多岁的青壮年代，怎么也等不到四十五十岁。待到年老体衰才来考虑立后的事情，不仅祖宗们不允许，臣下们也怕早就吵翻了天。这种猜想也说不通。
又有人猜想说，秦始皇的母亲私生活不检点，养面首，生有两位私生子。这件事对秦始皇影响甚大，他驱逐母亲出京，由怨恨母亲发展到仇恨女人，成为一种心理障碍，使他迟迟未能立后。不错，秦始皇的母亲确是养了面首嫪毐，养了私生子，秦始皇也确是怨恨过他的母亲，将她驱逐出京。不过，嫪毐的事情，直接关系到他的母亲与养祖母华阳太后间的政治斗争，当他事后听了策士的劝告后，出于稳定政权和安定继承关系的考虑，迅速迎回母亲，恢复了秦王与太后的正常母子关系。秦始皇是第一流的政治人物，他的为人行事，首先是从政治的角度考虑的。
况且，在秦国历史上，太后养面首生孩子的事情多的是。他的高祖母宣太后与来秦的外国义渠王生有两位儿子。宣太后的儿子，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王不但知道这件事情，还与母亲合谋，利用这桩私情，刺杀义渠王，将义渠王的国土并入秦国，解决了一桩多年威胁秦国西北边境的心腹大患。秦昭王早早在宣太后的主持下娶妻立后，后宫不少，子女也多，不但没有看到什么心理上的障碍，看到的反而是实利人情浓厚、道德约束淡薄的边风古情。可以说，在太后的私生活与秦王立不立后之间，实在是找不出可信的联系。这种猜想，好听是好听，也难以说通。
所以我们说，上述的这些猜想，都只是勉强的臆测，因为找不到破解的门道，只有接受现状，再做一点粉饰性的涂抹而已，并不能连接到具体的史实，做有理有据的破解。那么，破解的门道在哪里呢？
2，唯一的线索
破案的关键，要有线索。历史疑案的破解，需要找到能够作为线索的史料。我将史书中所有有关秦始皇后宫的史料都筛选了一遍，结果只找到一条，现在提供给大家。这条史料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三十七年条：
九月，葬始皇帝骊山……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
这条史料非常重要，必须做一个详细的解释。秦始皇三十七年，就是公元前210年，这一年七月，秦始皇在第五次巡游天下的旅途中生了病。车驾抵达沙丘宫平台（今河北广宗西北大平台）时，秦始皇病情急遽恶化，突然不治身亡，享年五十岁。随后的事情，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沙丘之谋。沙丘之谋的主谋是赵高，他是秦始皇的幼子胡亥的老师，秦始皇的贴身车马班长——中车府令，他引诱胡亥，说动丞相李斯，三人结成政治同盟，伪造遗书，逼迫皇长子扶苏自杀，拥立胡亥即位，建立起二世政权。
九月，二世新政府在咸阳举行盛大的葬礼，将秦始皇安葬于骊山，就是现在的秦始皇陵。在安葬秦始皇的时候，二世皇帝下了这道处置秦始皇后宫的命令。这道命令说：“先帝的后宫当中没有子女的人，不宜外放出宫。”根据这道命令，于是将她们全部殉葬从死，死者的数量相当多。
那么，从这条史料当中，我们可以读取到有关秦始皇后宫的哪些信息呢？
一，秦始皇后宫的数量不少，具体的数量不详。不过，秦的后宫，自有严格的制度。根据继承了秦国制度的汉朝初年的情况来看，秦始皇应有正夫人一人，称号为皇后。侧室多人，都称夫人。夫人们的称号分别有美人、良人、八子（比如秦始皇的高祖母宣太后，她是惠文王的侧室，称夫人，正式的称号是八子）、七子、长使、少使等数种，她们地位的高低，比照政府官员的秩禄，也都有规定。所以我们可以说，真正有名分，可以被称为秦始皇后宫的人，最多十来人左右。世上盛传秦始皇的后宫在列女在万人以上，都是后世的传闻和文学的夸张，是不能作为信史来看的。
二，这些数量有限的后宫们，分成了两大类，一类是生有子女的，另一类是没有生子女的。
三，凡是没有子女的后宫，都按照二世皇帝的命令殉葬，被埋在临潼的秦始皇陵里面了。
四，凡是有子女的后宫，免于殉死，在秦始皇死后，与他们的子女一道，还继续活在人世上。
据我所知，上面这条史料是史书中有关秦始皇后宫的唯一的一条史料，我们从中能够读取的信息大概也就是以上四点了。情况介绍到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我们知道秦始皇的后宫有些什么人，我们知道秦始皇的皇后是谁了吗？”“不知道。”
可以想像得到，大家肯定会如此异口同声地回答。“为什么？”“从这条史料看不出来。”“那怎么办？”如果我继续追问。
这一来，大家恐怕会为难，不便回答了。不过我想像，个别人也许会说：“那就没有办法了。没有证据，总不能瞎猜乱说嘛。”
说得对，的确是这样的。历史学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或者说是一种基本的训练，叫作根据证据说话。能够尊重证据，根据史实说话，才能算是入了历史学之门。
不过，入了门还得能出门。你入门经过学习以后还得出门，出门自立门户，出门博采百家，出门活学活用，也可以出门做历史侦探。我们今天的课题是破解疑案。现实中破解疑案的专家，当然是刑警侦探了，最有名的代言人，当然是福尔摩斯、波罗，还有黑猫警长了。作为破解历史疑案的历史侦探，我们也不妨出门向破案的侦探们取经，学习他们破案的方法。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向刑警侦探们学习些什么，我们将如何活用他们的方法来破解我们的疑案呢？
3，不幸的儿女们
在侦探破案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刑警们追捕犯人，犯人逃脱，不知去向。这时候，刑警们并没有绝望，他们们回到警察局开会，调查和搜寻所有与犯人有关的人，制作出一张关系网表，依据这张表，经过仔细地分析，从中筛选出犯人可能前往投靠的关系人。然后，刑警们转而跟踪这个关系人，结果，犯人的身影出现在这个人身边，刑警们果断出击，一举抓获了犯人。在侦探学上，这个方法叫作吊线跟踪。
今天，我们把这种方法借用到历史学当中，尝试能不能用这种吊线跟踪的方法破解秦始皇后宫的疑案。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有关秦始皇后宫的史料只有一条，而解读这条唯一史料的结果似乎是走入了绝路，追踪的对象——秦始皇的后宫们的身影消失了。不过，如果我们转换一下思路，学习刑警们的作法，将后宫们的关系网作一番整理的话，我们将不难发现，与后宫们关系最为密切的人，除了秦始皇而外，就是她们的子女了。通过调查子女们的行踪，寻找母亲的下落，可以说是一种可行的方案。出于这种思路，我们暂时停止对秦始皇后宫去向的追踪，转过头来考察秦始皇的子女们。
这样一来，前景就豁然开阔了。秦始皇有近二十位子女，长子扶苏，幼子胡亥，中间知道姓名的还有公子将闾和公子高，我们可以对他们逐一吊线跟踪。为了便于追查，我们先列出一张线索人的名单来。
第一线索人：公子将闾兄弟
第二线索人：公子高
第三线索人：诸公子公主
第四线索人：幼子胡亥
第五线索人：长子扶苏
按照这个名单，首先追查第一线索人公子将闾兄弟，看看能否找到有关他们母亲的线索。公子将闾一共兄弟三人，他们出现在史书上，是在二世即位以后，当时，他们共同面临着被诛杀的危险。
我们已经讲过，秦始皇死后，即位的二世皇帝胡亥是幼子，他本来不应当继承皇位，受老师赵高的引诱，得到丞相李斯的协助，伪造遗诏，逼死长兄扶苏，篡夺了皇位。即位后的胡亥，内心不安，对比他年长的兄弟姐妹们，都心怀猜疑，担心他们危及自己的地位。在赵高的怂恿下，二世决定将在世的公子公主们都处死，以消除他们对于皇位的潜在威胁。
史书上说，在这场清洗运动中，公子将闾兄弟三人被软禁在宫内，最终被定以“不臣”之罪判处死刑。所谓“不臣”，就是失臣下之礼义，引申出去就是对主上的不敬，再引申就是妄图谋反了。这种作法，我们今天叫作无限上纲上线。
公子将闾最是谨慎重礼的人，他实在是冤屈不服，他对传达判决的使者申辩道：“朝廷的礼节，我从来不敢不服从；朝廷的序位，我从来不敢不遵守；接受皇上的命令应对回答的时候，我也从来不曾有过失辞欠礼，何以叫作不臣？我只求明了自己的罪名而死。”执行命令的使者无情，说自己是奉诏书行事，催促将闾立即服罪自裁。可怜公子将闾兄弟三人呼天不应，被迫含冤引剑自杀。
在史书有关公子将闾兄弟的简短记载中，我们没有发现有关他们母亲的直接线索。根据公子将闾的为人，根据他重礼仪，守规矩，行为谨慎，言辞得体的形象，我们推断他的母亲也当是谨慎而对子女管教严格的人。此时的她，或许已经不在人世了？
其次，我们来考察第二线索人公子高。
在秦二世杀戮兄弟姐妹的恐怖之中，公子高曾经打算逃亡，但他担心因为自己的逃亡而株连家族，走投无路之下，他上书二世请求让自己为父亲殉葬。二世十分高兴，同意了公子高的请求，赐钱十万筑墓，让他陪葬于始皇帝陵园内，于是就没有株连公子高的家族。
史书上记载公子高上二世皇帝书说：“先帝无恙的时候，臣下入内则被赐与饮食，出外则使乘坐车马；御府的衣物，中厩的宝马，臣下都有受领。先帝仙逝，臣下应当从死而未能速行，这是身为人子而不孝，身为人臣而不忠。不孝不忠，无以立名于世，臣下请求从死，愿意陪葬在骊山脚下。切切恳求，愿主上恩幸，哀怜准许。”被送上断头台的皇子王孙，那种无辜无奈、日暮途穷的哀鸣，至今读史尚回荡在耳边。
在对公子高的考察中，我们也没有发现有关他母亲的直接线索。从公子高的上书来看，他深受父亲的喜爱，忠孝之心非常浓厚，以此推测，他的母亲应当也是重大义的人。公子高有想法有决断，曾经考虑逃亡，但是，为了保护家族，最后决定以身殉葬。想来，他的母亲，或许还在人世，儿子走后的家族，由她来孤苦支撑？
跟踪追查第一和第二线索人到这里，对于他们母亲的情况，除了一点似是而非的推测外，我们难以得到更多的信息。看来，由公子将闾兄弟和公子高的线索去追踪秦始皇后宫的线路，走不通。走不通的原因，是实有其人其事而可以取证的文献史料不足。文献史料，是从古代辗转流传至今的文字信息，是我们破解古代疑案的重要证据。文献史料不足，我们就束手无策，打退堂鼓了吗？不，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证据来源，这就是考古发掘。考古发掘，是直接到古代遗留中寻找第一手信息，最为可靠。于是，我们将视线投向考古，看能不能找到新的线索。
4，发掘公子公主
自从兵马俑陪葬坑在1974年被发现以来，始皇帝陵园的发掘和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秦始皇一生的种种疑案，由此获得了文献上得不到的种种宝贵线索。在始皇陵园，考古学者曾经发掘过一座甲字形陪葬大墓，规模等同王侯级别，地点靠近始皇帝陵封土。考古学者以为墓主当是皇室宗亲，可能就是公子高的墓。前面我们已经谈过，他自愿殉葬，得赐钱十万，以公子之礼埋葬于始皇陵旁。
在始皇帝陵封土东边大概一里远的地方，有一村落叫作上焦村，在村外的树丛间，有十七座甲字形陪葬墓，坐东向西，南北纵列，面向始皇帝陵展开。其中有八座墓葬已经发掘，在陪藏品中，考古学者发现了秦少府工官制作的御物。少府是专门管理王室宫廷的机构，相当于皇室内务部。一般来说，少府制作的物品，属于皇室用品。这些墓藏中出土的皇室用品，自然使人联想到这些墓主与皇室宫廷之间，可能会有某种关联。那么，这种关联会是什么呢？
为了追查这种关联，我根据考古发掘的报告书，将已经发掘的八座墓葬的材料整理出来，提供给大家如下：
上焦村陪葬墓简况
第7号墓，墓主为男性，年龄在三十岁左右，头、身、四肢分离。
第10号墓，墓主为男性，年龄在三十岁左右，头、身、手、足骨分离，倒置于椁室头厢内。
第11号墓，墓主为女性，年龄在三十岁左右，骨格完整，仰身直肢，上下颌骨左右错动。
第12号墓，墓主为男性，年龄在三十岁左右，头骨置于椁室头厢盖上，肋骨及其他骨骼置于头厢内。
第15号墓，墓主为男性，年龄在三十岁左右，头、身、四肢分离，置于椁室头厢盖上，头骨在椁室外乱土中，头的右颞骨上插有铜镞一支。
第16号墓，墓主为男性，年龄在三十岁左右，上半身尸骨在椁室内，头骨在椁室头厢的盖上，下肢骨在填土中。
第17号墓，墓主为女性，年龄在二十岁左右，头、身、下肢分离，左脚与胫骨分离，两臂伸张作趴伏状。
第18号墓，有铜剑一把，未见人骨。
八座墓中，出土七具尸骨，五男二女中，六人身首四肢分离，显然是被酷刑肢解而死，一人尸骨完整但上下额骨错位，显然是被绳索缢死。这种非正常死亡的遗留现场，究竟向我们传达了古代历史的什么信息呢？
著名考古学家袁仲一先生是八座墓葬的发掘者之一。他由这十七座墓葬，联想到秦二世诛杀诸位公子公主的事情，推断这十七座墓葬可能是被秦二世所诛杀的公子公主们的坟墓。
根据史书的记载，二世即位以后，命令赵高网罗罪名，将秦公子十二人戮死于咸阳，公主十人矺死于杜县，财产一律没收，亲近多被株连。戮死，就是杀死后陈尸受辱。矺死，就是分裂肢体而杀之。诸位公子公主非正常死亡的惨状，与十七座墓葬主人们的零乱遗体情况相当。
根据史书的记载，诸公子和公主被杀的时令，是在二世元年春天，秦历当在一至三月的寒冷时候，发掘中发现有修墓人烤火的炭迹，文献和实物互相得到了印证。
根据史书的记载，长子扶苏接受伪造的的遗诏，被赐剑自杀于上郡。第十八号墓只有铜剑一把，未见人骨，可能是他的衣冠冢。文献和实物不仅有相互的印证，更令人感到神奇而有无穷的回味。
考古发掘，为秦二世屠杀兄弟姐妹的历史惨案提供了实物的证据。这些实物的证据，似乎在向我们诉说，秦始皇的诸位公子公主，都死于骨肉相残，他们都是在非正常死亡后单独埋葬的。由此看来，他们死亡的时候，他们的母亲，也就是秦始皇的有子女的后宫们，或许已经过世，或许还在人世间孤独而悲哀地生活着。至于更详细的情况，我们无法得到更多的线索。看来，追查第三线索人的这条路，也到此不通了。余下的线索，只剩下第四线索人——秦始皇的幼子，二世皇帝胡亥和第五线索人——长子扶苏了。我们先来考察胡亥。
5，废长立幼
秦二世胡亥是排名第四的线索人，我们在着手调查他以前，按照惯例，首先提供一份有关线索人的个人材料，请大家过目。
秦二世胡亥履历表
名 胡亥
性别 男
生年 秦王政十八年
父亲 秦始皇嬴政
母亲？
职业 皇帝
死亡 二世三年
胡亥是秦始皇的幼子，生于秦王政十八年。胡亥第一次出现在史书中，是在秦始皇第五次巡游天下的时候，当时，胡亥二十岁。
秦始皇即位以后，曾经五次巡游天下。第五次巡游，从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十月开始，一直持续到同年七月病死于旅途当中，整整持续了十个月。（按：秦的历法，以十月为岁首，就是每年第一个月是十月，九月是最后一个月，从十月到七月，在同一年度内，正是十个月。）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在开始他人生的最后一次旅行时，做了一个对未来的历史有重大影响的决定，就是带上幼子胡亥同行。那么，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决定对于未来的历史有重大的影响呢？一句话，这个决定直接牵涉到秦始皇究竟想选择谁做自己的继承人的问题。
关于这件事情，史书上只有这么一句简单的记载：“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这句话是说，秦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这一天，始皇帝开始出行巡游天下。政府百官分成两套班子，左丞相李斯带领一套随始皇帝同行，右丞相冯去疾带领另一套留守咸阳。幼子胡亥爱戴父亲，请求同行，始皇帝同意了。仅仅由这句话，我们似乎看不出这件事情与秦始皇选择继承人的事情之间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将有关这个决定的两个背景情况加进来考虑的话，问题就出来了。
第一个背景情况是，这时候的秦始皇已经五十岁了，从他日渐衰弱的身体状况来看，已经是进入垂暮之年了，选立继承人的决定，可以说是刻不容缓的大事。第二个背景情况是，就在一年多以前，秦始皇的长子，皇位第一继承人扶苏，因为与秦始皇政见不合，被贬斥出京，打发到上郡的蒙恬军中出任监军，从而，秦始皇最终将选定谁做继承人的事情，成了一桩悬案。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秦始皇有二十多位儿子，他们都是有皇位继承权的可能接班人。始皇帝这次巡游天下，长期离京在外，部分百官同行，帝国的重大政务都在旅途中处理，或者在车上，或者在行宫中。毫无疑问，秦始皇的巡游，连带着帝国政治中枢的移动，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重大的政治行动。在如此重大的政治行动中，秦始皇选取胡亥同行，意义就非同寻常了。
这种非同寻常的重大的意义是什么呢？一，如果从父子之情来看的话，表明了秦始皇格外宠爱胡亥的亲情；二，如果从皇位继承的政情上来看的话，则是显示了秦始皇有意立胡亥为太子的政治意图。秦始皇有意立胡亥为继承人的事情，是历史上被忽略了的问题，实有其事而被视而不见。今天，我将这件事情作为问题提供给大家考虑，并且出示可能的证据。
秦始皇立胡亥为继承人的考虑，在史书中是有明确的线索可以追寻的。这个明确的线索，有胡亥和蒙毅两人可以作证。
胡亥即位以后，在赵高和李斯的怂恿下，决定杀害亲近扶苏的大将蒙恬和他的弟弟蒙毅。蒙毅长期侍从在秦始皇身边，是秦始皇最为信任的亲信大臣。他熟悉宫廷内幕，秦始皇帝晚年的心境，他是第一知情人。蒙毅死前，二世曾经派遣御史传令指责他说：“先帝曾经打算立朕为太子，而你从中作难。如今丞相参劾你不忠，罪当诛灭宗族。朕不忍，赐你一死，也算恩遇有幸，你自己决断吧。”
蒙毅痛感冤屈，自杀以前为自己申辨说：“如今指责臣下不能得先帝之意，然而，臣下年少就仕宦于先帝，多年蒙恩，幸得信任，直到先帝去世，未曾有所逆迕，可以说是知晓先帝之意了。又指责臣下不知太子之能，然而，先帝巡游天下，独有太子跟从，先帝亲爱太子之情，远较诸位公子深厚绝远，臣下是尽知而无所疑异。先帝举用太子，不是一时之转念而是多年之积虑，臣下何曾敢有过劝谏，何曾敢有过谋虑！臣下决不敢巧饰言辞、强辩夺理以避死，只是担心事情不实而羞累先帝之令名罢了。恳愿使者能够有所考虑，使臣下死得明白。”
在二世的指责和蒙毅的辩解当中，都提到了晚年的秦始皇曾经打算立胡亥为太子的事情。在蒙毅的话中，更是明确透露出，秦始皇废长立幼的打算，不是一时的念头，而是经过数年酝酿的积虑。
看来，秦始皇格外宠爱胡亥，有意立他为太子的事情，应当是可信的事实，那么，秦始皇为什么会格外宠爱胡亥呢？
6，秦始皇为什么宠爱胡亥？
人性本复杂，人心多变化。历来论及身居高位的权势人物，往往专注于政治政略，对于人情人性，多有所忽略。如同始皇帝这样的权势人物，他首先是有生有死、有七情六欲的人。剥去层层外衣的人体，同你我一样，都是由生带来由死带去的赤体；离开权势利害的心情，同你我一样，都是天地间常见的儿女亲情。就始皇帝与胡亥的关系而言，首先是父子亲情。
在家天下的父子继承体制之下，政情由亲情延展生出。帝王的隐私，就是国事的隐情；国家政情的隐秘，常常须要到帝王亲情的隐私处去寻求。顺着这种思路考察始皇帝之所以格外宠爱胡亥的理由，我们可以举出三条来。
一，幼子可爱的人情。
胡亥是始皇帝最小的儿子，他三十一岁生下胡亥之后，大概就没有生育了，可能身体出了毛病，生殖系统有慢性的炎症或者是机能性障碍。俗话说，幺儿幼子最可爱，年少天真无嫌猜。爱幼的人情，不但平民百姓如此，权势在手的人，更是如此。身在高位，逼宫抢班的危险，使人不得不有所提防，首当其冲的提防对象，就是最近的继承人。父子继承的体制下，长大成人的亲骨肉，越是能力强，越是力量大，越是有逼迫的危险，也越是容易成为猜忌的对象。
与此相反，幼子继承的可能性最小，利害上没有逼迫的可能，年幼天真，与父亲的关系多是难得的真情，不仅没有嫌猜，常常滋生格外的爱怜。格外的爱怜，生于平民之家，不过是人间的亲情；生于君王之家，往往衍生成王位继承的政情。历史上，老父爱幼子，废长立幼的事比比皆是，举不胜举，汉高祖刘邦（废长子刘盈立幼子如意失败）、汉武帝刘彻（杀长子刘据立幼子刘弗陵）、曹操（一度想废长子曹丕立幼子曹植，后来放弃）、袁绍（不立长子袁谭立幼子袁尚）、刘表（不立长子刘琦立了幼子刘琮）……简直可以写一部废长立幼的专门史。
二，胡亥顽皮直率的天性。
胡亥之所以格外受到父亲的宠爱，也出于他可爱的性格。胡亥其人，本来是没有政治抱负也没有政治野心的青年，卤莽而顽皮。《新序》中，留下了这样一个战国故事。胡亥还在做王子的时候，始皇帝设酒宴招待群臣，胡亥与诸位兄长一道得到酒食的赏赐，临席完毕，诸位公子纷纷退席。古人席地而座，就象现在日本人坐在榻榻米上一样，入席脱鞋，出来穿上，脱了的鞋都放在门外。胡亥最后一个出来，大概是喝了点酒，又受了宴会高兴劲儿的熏染，很有些兴奋，看见满地摆放着各种各样的鞋子，一时发了猴性，将看起来招眼的鞋，都一一踩上一脚。诸位兄长无不叹息云云。《新序》是西汉末年的学者刘向所编辑整理的古代故事集，而这些古代故事是司马迁编撰《史记》的史料之一。这个故事，《史记》中没有，可能是现有古籍中有关胡亥少年时代的唯一记载。胡亥的诸位兄长，从扶苏、公子高到公子将闾兄弟，都是比较规矩的人，或许与始皇帝对子女的严厉有关，也许与他们母亲的管教有关。胡亥与诸位兄长不同，敢闹事，不时搞点恶作剧。他的这种性格，用贬斥的话来说，是不懂规矩的恶少；用平和的话来说，是调皮捣蛋的顽童。也许，正是因为他个性比较直率莽撞，年纪又最小，才得到了始皇帝格外的喜爱？
三，胡亥没有政治野心。
前面我们讲过，始皇帝突然死于巡游途中，赵高策划沙丘之谋，劝诱胡亥销毁始皇帝的遗诏，取代扶苏，抢班夺权。这件事情，一开始被胡亥一口回绝。胡亥说：“父皇的安排是当然的事情。明君知悉臣下，明父知悉儿子。父皇去世，不言封赏诸子，我作为儿子没有多话的余地。”可谓干脆利落，毫无恋念政治权力的思绪。
胡亥没有政治野心的特点，在他做了皇帝以后仍然没有改变。他即位以后，多次显露出生命苦短、及时行乐的心理倾向，他曾经感叹说过：“人生在世，宛若乘坐六马快车驰过缺隙，转瞬即逝。”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方才二十岁。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为什么产生如此超前的人生迟暮感，实在是一个发人深思的事情。我曾经在《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中解释这件事情说，多年来，胡亥目睹父亲一生汲汲于政务，宛若尧王禹帝般劳苦，而当天下伟业大成时，却面临病痛的折磨，苦于生命的短暂，到处寻药求仙，苦苦期求得不到解脱，终于违愿逆情，突然撒手葬身于暗黑冷彻的地下。正是这种贴近父亲一生真相而早早地生出生命苦短的强烈感受，影响了胡亥的人生观。
胡亥的人生观，是追求人生的享受，满足自然生命的快乐，与政治权力和政治功业完全无缘。也许正是出于这种人生观，相对于父亲辉煌伟大的政绩而言，胡亥更多地关注的是父亲的生命和健康。他的这种关注，出于他的真情本性，直率而不加掩饰。想来，胡亥的这些特点，对于陷身政治旋涡中心的始皇帝来说，是一种难得的抚慰，或许最能使始皇帝感受到父子间的真情，从而对胡亥生出格外的怜爱来？
第二章 秦始皇后宫秘闻
秦始皇后宫之迷（中）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后，却在史书上渺无踪影，这不是非常令人奇怪吗？这桩奇怪的事情，不仅牵连到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幼子胡亥和他们的兄弟姐妹，更牵连到他们的母亲们，那些曾经在秦始皇身边生活过，后来又完全失去了消息的所有后宫……
7，指鹿为马的人性解读
胡亥对始皇帝的爱戴和信赖，近于盲目，也成了他生存的依赖。始皇帝死后，胡亥将对始皇帝的爱戴和信赖，移情转移到了老师赵高身上，最终由此酿成了身死国亡的悲剧。胡亥人性中的这桩隐情，隐藏在一个有名的故事当中，这个故事，就是指鹿为马。
指鹿为马的故事，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故事大概如下：二世皇帝时，丞相赵高想篡位，怕群臣不服，设法预先测试一下。他把一只鹿献给二世说：“这是马。”二世忍不住笑了说：“丞相搞错了吧？把鹿说成了马。”他当即问左右的臣下们，臣下们或者沉默，或者说是马，也有说是鹿的。事后，赵高网罗罪名，将说是鹿的人一一处治。从此以后，群臣都畏惧赵高。
指鹿为马，已经成为汉语的常用成语，比喻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个故事，也广为流传到海外，日语中说傻瓜为“马鹿”，词源就在这里。中文以指鹿为马比喻颠倒黑白，着眼点在于赵高，是基于赵高的行为生出的意义。日语以“马鹿”比喻傻瓜，着眼点在二世，是基于二世的行为生出的意义。这件事情，作为故事来听，非常有趣，傻瓜加骗子，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作为历史来看，非常离奇，难以令人相信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个历史故事究竟可信不可信呢？
我今天的回答是，这个历史故事，是一个有特殊背景的历史故事。这个特殊的背景，就是胡亥与赵高之间的特殊关系。胡亥与赵高之间究竟有什么特殊关系呢？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个问题，赵高为什么敢于在二世面前如此颠倒黑白，二世又为什么在赵高面前如同瞎了眼的傻瓜？
胡亥这个人，不善言辞，不喜欢交往，做事无城府而有些莽撞。他一生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信任的人依赖极深，几乎到了盲信的地步。秦始皇在世时，他对秦始皇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我们前面所讲到的，秦始皇之所以格外宠爱他的原因之一。胡亥的这个特点，在始皇帝去世以后，非常明显地在转移到他与老师赵高的关系上来。
赵高是始皇帝亲自为胡亥选定的老师。始皇帝之所以选中他，首先是出于对他的信任，再就是看重他出类拔萃的才能。赵高早年以优异的成绩进入秦宫担任尚书卒史，相当于秦王的秘书，长期在秦王嬴政身边从事机要工作，后来被嬴政提拔为中车府令兼行玺符令事，就是秦王的御前车马班长兼管秦王的玺印，可谓是得到嬴政绝对信任的心腹内臣。赵高曾经犯有大罪，蒙毅治以死罪，削其宦籍，秦王嬴政怜惜其才，赦免其罪，官复原职，可见嬴政对赵高的器重。
赵高做了胡亥的老师以后，深得胡亥的信任。始皇帝去世以后，胡亥将对始皇帝的爱戴和信任移情于老师赵高，他以后人生中所有的行动，都是在赵高的指导下进行的，可以说是事事听从赵高。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出七件事例来说明。
一，沙丘之谋，二十岁的胡亥之所以上了贼船，伪造遗诏，逼迫长兄扶苏自杀，是听了赵高的劝诱。
二，即位以后，他之所以诛杀兄弟姐妹，断绝了人间的亲情，也是出于赵高的主意。
三，他曾经有意释放蒙毅，重新起用，在赵高的反对下，他放弃了自己的想法。
四，他苦恼生命短暂，想享受人生，知心话只对赵高倾诉，将赵老师视为唯一的密友。
五，他身居宫中，不见群臣，由赵高充当群臣与自己的联络人，将赵老师视为自己唯一的代理人。
六，当赵高干政日甚，李斯和老臣们上书请求罢免赵高时，胡亥完全不能接受，他在给李斯的复信中，极力为赵高辩护说：你们说赵高有擅权生变的危险，这句话从何谈起！“赵高是仕宦于宫中多年的旧臣，心志不以安稳而松懈，不以危难而变易，行为廉洁，处事干练，凭借自身的努力，以忠诚上进升迁，以信义称职守位。朕甚为看重他，而丞相甚为怀疑他，究竟为何如此？”
在表示了自己对赵高的信任以后，胡亥用几乎近于哀求的语调请求李斯等大臣不要对赵高多疑，他说：“朕年少时痛失先人，人事上识知甚少，行事上不习治理，丞相年老，来日不多，不知何日撒手人世，朕不属依赵君，还有谁人可以托靠？赵君为人，精廉强力，下知世事人情，上能尊君适朕，丞相不要多疑。”他把赵高视为始皇帝死后的唯一依靠，几乎赋予了儿子对父亲的信赖。
正是出于这种信赖，当李斯等老臣坚持清除赵高、劝谏休养息民时，二世选择了站在赵高一边，他将消息通报给赵高，下令将以李斯为首的老臣们逮捕下狱，交由赵高审理处置。赵高罗织罪名，将李斯屈打成招，赵高将结果报告二世时，二世高兴地说：“如果没有赵老师，我几乎被丞相出卖了。”
七，陈胜吴广起兵，天下大乱，巨鹿之战，秦军主力被项羽消灭，刘邦军逼近关中。赵高见大势已去，发动政变，命令弟弟郎中令赵成（宫廷警卫大臣）和女婿咸阳令阎乐（首都咸阳市长）领军攻入望夷宫中，逼迫二世自杀。临死之前，二世与阎乐之间有一段对话，最可以看出二世与赵高的关系。
二世说：“能否见丞相一面？”阎乐回答说：“不可以。”
二世说：“希望得到一郡之地为王。”阎乐仍然回答不可以。
二世又说：“请求得到一万户的封地为侯。”又被拒绝。
二世尚存一线希望说：“愿意与妻子一道做庶人百姓，待遇比况诸位公子。”
阎乐无意再听下去，说道：“臣下接受丞相的命令，为天下诛除足下。无论足下如何多说，臣下也不敢答应。”于是阎乐指挥部下逼近二世，迫使二世自杀。
俗话说，死前吐真言。二世一生，看重的是个人生命；死前，他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活下去。二世一生，信任的是老师赵高，死前，他的第一个愿望，就是见赵高一面。他知道发动政变、逼迫自己自杀的人就是赵高，竟然无怨无恨，只求见一面，他对赵高的依赖，至死也没有改变。
身为历史学者，我每读史书到这里，总感到惊奇。胡亥与赵高的关系，上朝是君臣，下朝是师生，私下里是亲友，情结上宛若父子。胡亥对赵高的信赖，几乎是不可动摇的事情。在这种绝对的信赖中，胡亥已经变成了盲目的傻子，不但失去了政治上的判断力，甚至失去了常识上的判断力。如果我们明了这种历史和心理的背景，指鹿为马的故事大概就可以得到理解了，胡亥为什么会得到始皇帝格外宠爱的原因，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了解。
不过，始皇帝之所以格外宠爱胡亥，可能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可能与他的母亲有关。
8，胡亥的母亲是谁？
不管是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中看，如同始皇帝这样的权势高位者宠爱幼子，常常还有一个重大的理由，就是在众多的妻妾中，幼子的母亲往往是年轻貌美，最得老夫欢心。妻是新人美，娇妻幼子好，爱屋及乌的人情，古往今来如此。关于胡亥的母亲，史书上完全没有只言片语提到，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不得不要多说几句。
在古代中国，特别是秦汉体制的政治格局中，王后或者皇后往往比较低调，对政治干预较少。待到夫君过世，儿子做了皇上，自己做了太后以后，不但备受尊崇，高调出头，往往权高位重，积极干政。特别是在儿子年幼即位的时候，太后常常成了施政的中心，太后的亲属们也形成一大政治集团，这就是我们不时耳闻的母后干政和外戚擅权。母后干政和外戚擅权，是世袭王政体制下的制度性产物。
秦国历史上，始皇帝的高祖母宣太后、养祖母华阳太后、母亲帝太后都曾经擅权一时。二世皇帝的母亲，在胡亥即位以前默默无名，这可以理解，然而，二世即位以后，也没有听说过有关她的任何活动，她的名字也完全不见于任何记载，这就不但奇怪，而且异常了。
我常常说，古史的记载，只有万分之零点零零一，九千九百九十九点九九九都没有记载，都是空白。在如此巨大的空白中，我们往往需要作合理的推想，尽可能地树立一些识别性的标杆，既提示可能的方向和背景，也留待新的研究和发现来证实、填补、修正和证伪。对于胡亥的母亲，我们不妨由此作一点合理的推想。
我们前面讲过，胡亥绝对信赖赵高，他收到以李斯为首的老臣请求清除赵高的上书后，曾经回信请求老臣们不要怀疑和加害老师赵高。胡亥在回信中把赵高视为始皇帝死后自己唯一的依靠，赋予了儿子对父亲的信赖。这封信见于《史记·李斯列传》，原话是这样的：“朕少失先人，无所识知，不惜治民，而君又老，恐与天下绝矣。朕非属赵君，当谁任哉？”
在这里，胡亥提到自己“少失先人”。胡亥所说的“少失先人”，首先应当理解为父亲始皇帝的过世；不过，胡亥“少失先人”，也可能包括他的母亲更早就已经过世。不然的话，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如果他的母亲还健在的话，应当成为太后，母系一族，也应当为他提供支持和援助，不至于除了老师赵高而外，几乎是举目无亲，流露出如此巨大的孤独感。也许，正是因为胡亥的母亲早逝，在始皇帝去世以前就已经早早过世，所以，始皇帝爱屋及乌，将对早逝娇妻的爱怜转移到胡亥身上。也正是因为如此，历史上没有留下她参与政治的记录。
爱屋及乌的秦始皇，特意为胡亥选定了老师赵高。秦始皇之所以选定赵高，当然是看重他出类拔萃的能力，赵高是第一流的书法家和法律专家，也是车技高强的武士和干炼的能吏。另一方面，赵高是赵国人，出身于赵国的王族，他的赵国出身，可能也是秦始皇选他做胡亥老师的原因之一。为什么这样说呢？
战国时代，各国语言文化差异较大，同一国家出生的人之间，交流更为方便。比如始皇帝的母亲是赵国人，吕不韦为他找的面首嫪毐也是赵国人。秦始皇选用赵国出身的赵高作为胡亥的老师，或许是因为胡亥从小熟悉赵国的语言文化，选用赵国出身的赵高更为方便？
胡亥生于秦王政十八年，当时，他的祖母帝太后赵姬还在，赵姬是赵国人，这可能是胡亥与赵国关系密切的因素之一。不过，在胡亥与赵姬之间还有一位人物，这就是胡亥的母亲。胡亥的母亲，或许出身于赵国？她的赵国出身，正可以将赵姬、胡亥、赵高等赵国元素连接起来，为扑朔迷离的历史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
追踪疑案到了这里，我们对于秦始皇为什么格外宠爱胡亥，为什么考虑选取他为继承人的问题，可以说有了大致的了解，对于谁是胡亥母亲的问题，虽然也可以说是树立起了几个识别性的标杆，然而，详细的真相，仍然深藏在历史的汪洋大海中，无法找到可以引导我们继续深入下去的线索。对于破解谁是秦始皇的皇后、秦始皇的后宫究竟是些什么人的疑案，我们剩下的最后线索，就是长子扶苏了，我们将继续追查下去。（二）扶苏与他的母亲
1，秦始皇为什么不立太子？
在秦始皇的多位儿子当中，长子扶苏，能力最强，声望最高，也最为秦始皇所看重，是帝国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看好的接班人。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秦始皇始终没有正式册立他为太子，由此导致幼子胡亥篡位，种下了亡秦的祸根。这件事，成为秦始皇迷雾重重的生涯中，又一桩难解的秘密。
秦国的王位继承制度，很早就已经确立。在位的秦王，正式册立王太子，王太子的继承人，也预先确立。秦王去世，太子继承，太子继承人成为王太子，一切按部就班，井井有序，在制度上保证了秦国政权的长期稳定。以我们讲过的秦始皇曾祖父秦昭王为例，他还在位时，秦始皇的祖父安国君嬴柱就被册立为太子，同时，秦始皇的父亲嬴异被确立为王太子继承人。秦昭王去世，安国君嬴柱即位，嬴柱去世，嬴异即位，嬴异去世，嬴政即位。尽管有种种不测和意外，比如安国君即位三天就死去，嬴异在位也只有三年时间，但都没有出现继承人的纷争。由此我们可以说，秦始皇没有立太子一事，不但在政治上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也是一桩不合秦国制度的事情，不能不说是异常。
异常的事情，往往有之所以异常的原因。这个异常的原因，需要到当时当地的环境和人物中寻找线索。要找这个线索，首先得从扶苏入手，因为他是距离皇太子位置最近的人。我也请大家不要忘了，扶苏是皇长子，他的母亲也可能是距离始皇后最近的人，我们期待着一箭双雕。
按照我们的惯例，着手调查某人之前，我首先为大家提供有关该人的的个人材料。下面的这份关于扶苏的材料，请大家过目。
扶苏履历表
名 扶苏
性别 男
父亲 秦始皇
母亲？
身份 皇长子
职业 上郡北部军监军
死亡 秦始皇三十七年
扶苏第一次在史书上出现，是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这一年，始皇帝四十八岁，扶苏大概不到三十岁。扶苏的出现，与一桩著名的历史事件相关，这就是所谓的坑儒事件。请大家注意我的用语，“所谓的坑儒”。“所谓的”，就是被说成是这样子的。我之所以用“所谓的”这个词，是想要指出所谓的坑儒事件，与历史事实之间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2，反对“坑儒”
所谓的坑儒事件，发生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当时，秦始皇已经步入了疾病的晚年。晚年的秦始皇，因为惧怕死亡，他的主要心思，都放在追求长生不老上。在古代中国，修炼长生不老之术，提炼仙丹仙药的人，被称为方士。他们是古代的气功师，也是古代的化学家，在思想流派上与道家息息相关。迎合始皇帝的需要，大量的方士被召集到咸阳来，在始皇帝的身边进进出出，数量有三百人以上。侯生和卢生是有名的方士，他们受始皇帝礼遇厚赏，为始皇帝寻求不老的仙药。
仙药哪里找得到？找不到仙药的理由却找得到。找不到仙药的卢生等人对始皇帝说：“我们为陛下寻找灵芝、仙药和仙人，经常遇不到碰不上，看来是有恶鬼在从中阻拦。为了避开恶鬼，请陛下外出时秘密行踪。行踪秘密以后，恶鬼消失，真人才能到来。神灵的真人，入水不湿身，入火不感热，高居于云气之上，与天地共长久，要求仙药，首先要与真人相通。如今陛下治理天下，未能恬淡隐逸，自然不能通于真人。所以，希望陛下不要将居住停留的宫室居所让任何人知道，只有这样，真人才会出现，不死之药才有可能得到。”
始皇帝求药心切，真信进去了。他宣布说，我仰慕真人，从此以后，我就自称“真人”，不再称“朕”了。“朕”是皇帝专用的自称，是始皇帝统一天下以后制定的法定称谓。“真人”，是道家方士对仙人的称谓。始皇帝废“朕”称“真人”的事情，打个比喻说，正如在任的克林顿放弃总统的称号，自称摇滚乐手一般，执迷而近于荒唐。在始皇帝晚年的心境里，生命比权力更紧要，神仙比皇帝更迷人，他的行踪，从此成为绝密，有敢泄漏者，以死罪论处。
始皇帝是严厉认真的人，他按你卢生的话办了，你卢生的话可信不可信，真人来不来得了，仙药找不找得到，就得拿事实来说，要你兑现了。秦是法制国家，重视实践实效，对待奇物方士，“不得兼方，不验，辄死”。该法规定，凡有方术特技，不得模棱两可，经检验不灵验者，以死罪论处。卢生等一帮方士们，实在是有些玩儿不转了，于是串通起来，一齐大逃亡。始皇帝大怒，将此案交由御史台追究刑事责任。在追查审讯的过程中，在咸阳的各种方士奇技者、部分言论文学者都被牵连进去，最后的结果，判定其中四百六十余人有罪，被活埋于咸阳东郊。
所谓坑儒这件事情，本来不是坑儒，主要是活埋了方士。方士与道家关系密切，因此，这件事情，准确地讲，应当是“坑方士”的事件，以思想流派来说，应当是“坑道”。至于事件的受害者如何由方士变成了儒生，秦始皇也由此成了儒生的攻击对象，又是历史上一桩有趣的物事变形的例子，详细的真相只有留待将来再来细说了。
我今天想要说的是，秦始皇坑埋方士的决定，引发了另一桩历史事件，这就是始皇帝贬斥皇长子扶苏出京。那么，始皇帝坑埋方士，又是如何牵连到扶苏的呢？
3，黄牌警告
方士们找不到仙药而集体大逃亡，引得始皇帝大怒，他下令坑埋方士诸生。对于这件事情，扶苏有不同的看法，他出于政治安定的考虑，站出来劝谏始皇帝说：“天下初定，远方的百姓尚未能安集，诸生都是诵读孔子、因循守礼的人，父皇以重法严惩，儿臣恐怕天下不安，望父皇明察。”
扶苏这句话，是一句掐头去尾的话。为什么这样说呢？“坑儒”的事件，主要坑的是方士，扶苏的劝谏自然应当是从方士和求药求仙谈起，都被省略了，只留下诸生诵读孔子、因循守礼的话，实在是有意图地剪裁历史的结果。这个意图，就是后来的儒生们想要抢风头，将自己打扮成暴政的牺牲品以求道义上的同情。掐头去尾的引语，是史书的通病，这个话题先打住，只说这个时候的始皇帝；大概是因为服用了方士们进献的仙药，又修炼神奇的方术的缘故，性格变得暴躁，他当即大怒，发落扶苏出京，到上郡（今陕西榆林南部一带）蒙恬所统领的北部方面军中出任监军。
始皇帝贬斥扶苏出京，毫无疑问是对扶苏的一种惩罚和警告，相当于亮了黄牌。不过，黄牌不是红牌，贬斥出京并不等于废黜。这件事情，只是一个信号，显示了始皇帝在继承人问题上出现了犹豫和摇摆，表示他还想继续观望和考察。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至少可以举出两个理由。
第一，上郡地区的重要性。上郡在陕西省北部，包括现在的延安、榆林以北地区，紧邻秦帝国的首都内史地区，是秦帝国北部军的总部所在地。秦帝国的北部军，是大将蒙恬所统领的三十万精锐部队。这支军队，在蒙恬的统领下，击败匈奴，占领河套地区，修筑连接长城，在秦帝国的北部构筑起坚固的防线。北部军的任务，首先是防御匈奴，警戒匈奴的骑兵军团南下入侵。同时，北部军的总部设在上郡，上郡是首都的北部防区，所以，北部军又是拱卫首都的外围部队，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军区。北部军统帅蒙恬兼任首都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内史，完全掌控着首都和北部的军政大权，其地位之重要，非同寻常。始皇帝将扶苏派到这里来作监军，不能不说是怒中有爱，贬斥中有重用。
第二，扶苏到上郡以后形成的局势。扶苏善于取信于人，也善于与人相处，他到上郡出任监军以后，与大将蒙恬共事，关系融洽，合作得非常和谐。前面提到，蒙恬的弟弟蒙毅受宠于始皇帝，多年以来，一直在始皇帝的身边担当枢要重职，我推测可能是出任郎中令，相当于宫廷内卫大臣。扶苏是皇长子，众望所归的皇位继承人；蒙恬是帝国北部军统帅，兼任首都地区的军政长官；蒙毅是内廷中枢政要，始皇帝最亲信的侍从大臣。扶苏与蒙恬共事，内有蒙毅的支持，皇长子与蒙氏兄弟在政治上携手联盟，事实上成为始皇帝之下最大的政治势力。
我在整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感到晚年的秦始皇虽然暴躁，却不糊涂。从他一生的为人行事来看，他是一个决断敢行的人，为了最大目标的实现，不惜承担巨大的风险。他性格鲜明，处理事情果断而急切，怒气之下常常有过激的举动，一旦省悟又马上更正，决无优柔寡断，也不拖泥带水。唯有在继承人问题的处理上，秦始皇的所作所为，处处显示出矛盾和彷徨。他贬斥扶苏出京，当然是明确的政治态度，表示他有意对继承人问题作重新考虑，表示了警告性的的惩罚意图。然而，出京不远到上郡，让扶苏就近掌控了秦帝国最重大的军权，又是一种温存的布局，事实上为扶苏造成一种实力继承的态势。看得出来，始皇帝明显地犹豫于两可之间。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晚年的始皇帝偏爱幼子胡亥，曾经考虑立胡亥为太子，他犹豫于两可之间，就是在扶苏和胡亥之间矛盾彷徨，犹豫于立长子还是立幼子。始皇帝将如何做出自己最后的决定呢。
4，召回扶苏
三十七年，秦始皇开始第五次巡游天下。这次巡游，始皇帝带上幼子胡亥同行。在当时的形势下，始皇帝的这项举动，无疑有明显的政治意图，这个政治意图，就是向百官和天下显示可能立胡亥为继承人。这个意图，可以说是公开的意图。
始皇帝这次巡游，还有另一个意图，这个意图是比较隐蔽的。那么，这个隐蔽的意图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始皇帝第五次巡游天下，从三十七年十月开始，持续了整整十个月之久，在这十个月里，秦帝国的大臣们分成两套班子，以右丞相冯劫为首的一帮大臣留守首都咸阳，以左丞相李斯为首的另一帮大臣随同出行，政府的种种政务，主要在行旅途中处理。这种安排的结果，就是将帝国的政治中枢转移到车马行宫中，在这种安排之下，始皇帝将胡亥带在身边，也是有意要在巡游途中对他做实实在在的考察，考察他是否能够胜任未来皇帝的重任。那么，这次考察的结果如何呢？一句话，不合格。这个不合格的结论，是始皇帝经过十个月的考察后，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做出来的。这个不合格的结论在哪里呢？就在始皇帝临终留下的遗诏当中。下面，我们就来考察临终的始皇帝与这份遗诏。
三十七年七月，巡游天下的始皇帝在之罘（今山东烟台）乘船射杀了大鱼以后，沿海西行，踏上了归返咸阳的回程。车驾一行抵达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境内），始皇帝突然染病。卜卦的结果，有北方的山鬼作祟。始皇帝紧急派遣心腹大臣蒙毅前往代县（今河北蔚县）一带，替代自己去祭祀名山大神，祈求消灾除病。
车驾渡过黄河抵达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境内）时，始皇帝病情急遽恶化，不得不停驻下来。始皇帝预感不详，紧急在病榻前口授遗诏，安排后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始皇帝遗诏，又是一桩聚讼纷纭的历史疑案。这件事，《史记·秦始皇本纪》是这样记载的：
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
这就是古代史记载的问题，关系帝国命运的如此大事，聊聊数语，而且语焉不详。这封后来被称为遗诏的“赐公子扶苏玺书”，竟然只有七个字“与丧会咸阳而葬”。从上面这段记事的字面上，我们只知道始皇帝身前厌恶谈死，也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谈有关死的事情。他一直怀着不死的期望，不懈地与死神搏斗，他对身后的事情，长期没有明确的交代。不过，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终于认输，向死神低头，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死期来临。他从不死的幻想中省悟过来，决定安排自己的后事。他将后事托付给长子扶苏，诏令扶苏从上郡回到咸阳，主持丧葬等一切事宜。
始皇帝口授遗诏时，幼子胡亥是唯一在身边的儿子，也是他有意立为继承人的爱子。然而，事到临头，在最后的决定关头，他并没有将后事交代给近在身边的胡亥，而是交代给了远在上郡的扶苏。对于这件舍近求远、终于酿下了秦帝国灭亡祸根的事情，我们只能作这样的解释，经过十个月的亲自考察，始皇帝最终认为胡亥不适合做自己的继承人，他从扶苏摇摆到胡亥的心，又从胡亥摆回到了扶苏。
始皇帝口授遗诏时，在场有三位重要人物，胡亥、李斯和赵高。我们已经谈到过，胡亥本来是没有政治能力也没有政治野心的年轻人，他坦然接受父亲的决定，没有多余的遐想。但是，胡亥的老师赵高却另有想法。当时，赵高的官职是中车府令兼行玺符令事，始皇帝的遗诏笔录下来以后，要由他加盖皇帝玺印，封口送出。他扣留了遗诏，说动胡亥和丞相李斯，销毁了遗诏的原本，另外伪造了一份新的遗诏，诏令长子扶苏自杀，立幼子胡亥为继承人。这件事，史称沙丘之谋。
沙丘之谋的关键，是遗诏问题。始皇帝临终之前真的留有遗诏吗？这个遗诏究竟写了些什么内容？这个遗诏真的先被赵高扣留，后来被换了包吗？
这个有关始皇帝遗诏的问题，千百年来，不断地被提起，也不断地被质疑。实际上，不仅限于始皇帝的遗诏，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遗诏就是一个不断地出现而又始终说不清的复杂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所谓遗诏，因为是先帝的临终之言，留言人已经死去，死无对证；接受遗诏的人，往往只有先帝临终前围绕在病榻边的聊聊数人，他们都是深深卷入政治旋涡中心的枢要人物，当然会根据自己的利益处置先帝遗留的种种问题，也包括所谓的遗诏问题。那么，这些人将如何处理遗诏问题呢？
从历代的事例来看，所谓遗诏问题，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本无遗诏，后来出现的所谓遗诏，是由处理临终事宜的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制作出来的。据我们现在所知，明代的遗诏多是如此。二，本有遗诏，遗诏的内容也符合处理临终事宜的人的利益，于是遗诏被宣扬，被执行。汉武帝死前托付幼子与霍光等人的事情，应当属于这一类。三，本有遗诏，但是，其内容不合于处理临终事宜的人的利益，于是遗诏被销毁隐瞒，再伪造出一个新的来。那么，始皇帝的遗诏问题，究竟应当属哪一类呢？我们不妨根据上述三种情况来作一个判断。
看来，秦始皇的遗诏问题属于第三类。《史记》的处理是比较合于史事和情理的。突然死亡的始皇帝临终前匆匆留言，将后事托付与长子扶苏，由于笔录下来的遗言已经被销毁，所以只留下一句意向性的证言：“与丧会咸阳而葬。”
与，参与。丧，丧礼。会，会合。扶苏是长子，他参与丧事就是主持丧葬仪式。秦始皇死在巨鹿郡沙丘，遗体将运回咸阳，扶苏在上郡，所以召回他到咸阳，与灵柩会合，为父亲送终。
这句意向性的证言究竟是谁留下的，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了。不过，始皇帝赐书扶苏的重大政治意义，当事人之一的赵高曾经作过一个比较明确的解释，这个解释见于《史记·李斯列传》，文中叙述赵高扣留了始皇帝的遗诏以后，直接来见胡亥说：“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长子至，即立为皇帝，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奈何？”
这句话说：“皇上过世，没有诏书封赐诸位王子，只有一封书信单独赐予长子扶苏，长子扶苏到了咸阳以后，当即立为皇帝，而公子您则连尺寸的封土都没有，如此一来您怎么办？”赵高所说的“赐长子书”就是被销毁的遗诏，内容尽管不清，扶苏将由此即位成为皇帝的事情却是明白无误的。
秦始皇后宫之迷（下）
5，一招险棋
通观古往今来有关遗诏的种种事情，可以用一句话来加以总结：所谓的遗诏问题，都是活人借死人的口说话，体现的都是活人的利益。死人说得好，活人接着说；死人没有说，活人代他说；死人说得不好，活人修改重新说。
历史上遗诏的真伪，因为活人利益的介入，大多难以鉴别，我们也不必在这个问题上花费过多的精力。不过，也正是因为活人利益的介入，先帝死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遗诏，却是可以预测得到的，它一定符合临终前围绕在病榻周围的人的利益。换句话说，在历史学看来，遗诏的真伪固然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在历史上真正发挥了作用的遗诏。在秦末的历史上，在历史上真正发挥了作用的遗诏，是赵高等人制作的遗诏，这份遗诏导致了长子扶苏自杀，幼子胡亥即位，最终酿下了秦帝国突然崩溃的祸根。
那么，赵高等人究竟制造了什么样的遗诏，长子扶苏为什么会因此而自杀呢？这又牵涉到秦末历史上种种难解的谜团。
赵高和李斯等人制造的遗诏，《史记·李斯列传》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这段记载说，胡亥、赵高、李斯等人经过商量以后，诈称丞相李斯接受了始皇帝的遗诏，立胡亥为太子继承皇帝大位，另外制作了一份赐予长子扶苏的信。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如下：“朕巡游天下，祷祀名山众神，以求延年益寿。令扶苏与将军蒙恬领军数十万屯驻边疆，十余年间，不能进取向前，士卒损耗甚大，尺寸之功皆无。不仅如此，反而多次上书诽谤朕之所作所为，因为不能回归京城成为太子，日夜怨望不已。扶苏身为人子不孝，赐剑自裁。将军蒙恬在外辅佐扶苏，知其心思谋怨而不能匡正，为人臣不忠，赐死。属下军队，交由副将王离统领。”
这份书信封口加盖皇帝玺印后，由李斯手下的亲信舍人和胡亥手下的门客共同持送上郡。从当时的形势上看，李斯赵高等人制造遗诏，送这封书信到上郡去，实在是一招险棋。为什么这样说呢？
之所以说这样说，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实力上的。扶苏与蒙恬在上郡，统领着帝国北部军三十万精锐部队，控制着首都咸阳的北部外围防区。他们如果怀疑遗诏的真伪，拒绝接受的话，胡亥、赵高和李斯是没有实力可以同扶苏和蒙恬对抗的。
第二个理由是时间上的，如果扶苏和蒙恬怀疑遗诏的真伪，请求再次复核的话，胡亥、赵高和李斯将无法继续隐瞒秦始皇已经过世的消息。
关于第二点，我要特别提到蒙恬的弟弟蒙毅。蒙毅是秦始皇最信任的内卫大臣。史书上说：秦始皇“亲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秦始皇外出时，蒙毅同车侍候，秦始皇在朝内处理政务时，蒙毅在御前侍候，他是从来不离秦始皇左右的心腹。秦始皇第五次巡游天下，蒙毅是一直跟随在身边的。不过，前面已经提到，秦始皇在平原津染病，占卜打卦，以为是有恶鬼作祟，临时派遣蒙毅到代县一带，代替自己向山川之神祈祷。从而，秦始皇在沙丘平台突然死去时，蒙毅恰巧不在身边，这就给赵高留下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请大家一起来联想一下当时的形势，蒙毅临时外出祈祷，一旦祈祷完毕将回来向秦始皇复命汇报。以路途距离而论，从沙丘到代郡近，从沙丘到到上郡远。如果身在上郡的扶苏和蒙恬对遗诏产生怀疑，请求复核皇帝书信的话，使者一来一去之间，蒙毅就可能祈祷完毕归来。蒙毅一旦归来，秦始皇已经死去的事情就将无法隐瞒。也就是说，时间每拖延一天，伪造遗诏的事情被暴露的危险就增大一点。
那么，扶苏和蒙恬接到遗诏后作何反应，蒙毅能否及时归来呢？而赵高等人又能否确保始皇帝已经死去的消息不被泄漏呢？
6，不可理喻的自杀
始皇帝突然死去，在场的只有胡亥、李斯、赵高和在始皇帝身边服务的数名宦者。胡亥、赵高和李斯结盟定约，送走了送信的使者以后，严密封锁了始皇帝已经去世的消息，将始皇帝的尸体置于通风良好的辒辌车中，由始皇帝的近幸宦者驾御，定时奉献饮食，让百官如同往常一样请示奏事。饮食的摄取，政事的处理，都由隐藏在车中的宦者秘密代行，一切完全如同始皇帝在世时一样。
始皇帝死时，正值夏天，天气炎热，遗体极易腐烂发臭。以常情而论，胡亥等人应当急速护送始皇帝遗体从沙丘直接往西去，回到首都咸阳，入土埋葬，也便于安排夺权即位的后事。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做出了一项出人意料的决定，宣称始皇帝继续巡游，北上视察帝国北部边防。
始皇帝死在沙丘，沙丘在秦的巨鹿郡南部，地方在今天的河北省广宗县。继续巡幸的车马由沙丘出发，往东北方向进入恒山郡（今河北石家庄一带），由井陉关进入太原郡（今山西太原西南一带），再由太原郡北上，经过雁门郡（今山西大同西部一带）进入云中郡（今内蒙呼和浩特西南一带），一直往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一带）方向西去。
这就是说，胡亥等人大夏天车载始皇帝的尸体，不远千里，北上绕道环行。途中，当遗体腐烂发臭时，他们命令在辒辌车上装载百余斤干咸鱼，用来扰乱尸体的臭味，避免让人生疑。看来，胡亥等人不仅煞费苦心隐瞒始皇帝的死讯，而且不想马上回到咸阳去，他们敢冒如此巨大的政治和道德上的风险，采取这项不可思议的行动，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原来，扶苏与蒙恬统领三十万北部军防卫帝国的北疆，九原、云中、雁门以东一直到辽东，都是北部军的防区。北部军司令部设在上郡，李斯的舍人和胡亥的门客携带伪造的皇帝诏书已经前往上郡；为了配合诏书的发送，胡亥等人有意制造始皇帝继续出巡北疆的假象，一方面镇抚北部军将士，一方面威慑在上郡的扶苏和蒙恬，使他们相信诏书没有任何疑问，皇帝正在前来的途中。
赵高、李斯送走携带皇帝书信的使者以后，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是一步险棋，在得到上郡方面确实的消息以前，他们不敢回到咸阳，他们担心诏书被怀疑。而事情的发展，一开始也正如赵高和李斯所担心的，诏书的真伪被怀疑，被大将蒙恬怀疑。
胡亥和李斯的使者抵达上郡，宣读了始皇帝的诏令。扶苏接旨受命，开封读始皇帝赐书，他当即悲痛落泪，进入内舍准备自杀。这时候，蒙恬站出来劝阻扶苏说：“陛下在外巡游，没有册立太子，派遣臣下统领三十万大军镇守边疆，委任公子为监军，这些都是关系到天下安危、国本稳定的重大决定。眼下有使者携书前来，要公子和在下马上自杀，何以知道是真是假？希望公子上书请求复核，复核无误后再遵旨自杀，也为时不晚。”
蒙恬受始皇帝信任重托，是多年统兵在外的大将，凭他对当前政治局势的了解，对皇帝赐书的真伪有相当的怀疑。当年魏国公子信陵君窃符救赵，杀大将晋鄙夺军权，正是使用使者诈称王命的手段，这是无人不知的事情，可谓是前车之鉴；如今皇帝高龄多病在外，突然有诏书使者来，要皇长子和大将自杀交出兵权，实在蹊跷。蒙恬的判断和劝告，合情合理而又明智。然而，我们永远难以理解的是，扶苏竟然没有因蒙恬的劝告而有所省悟，他当即自杀了，留下了一句“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的话。
成败决定于一念之差，悔恨铸成于瞬间之误。对于身处高位、左右国政的人来说，瞬间的选择，往往决定了历史的动向。扶苏自杀事件，是一件深刻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如果扶苏不自杀，不管是再请复核，还是抗命拖延，秦帝国的命运将完全改观，历史将转向另一个方向。
扶苏自杀的事件，实在是一件让人难以理解的事件。他在这件事情当中的行动，根本不像一位政治人物在面临重大政治危机时的正常行动。对于扶苏不听蒙恬劝谏自杀的事情，后来有人说他是出于仁孝，也有人批评他过于懦弱，我最初推想他的性格可能过于刚烈自负，遇事不能曲折委婉，认为他不是能够在政治上周旋驰骋的人物。现在，当我对秦始皇的历史做了更深入的考察后，觉得事情也许并非如此简单，在个人性格品德的因素之外，可能还另有不为人知的隐秘，另有更为深沉的历史背景，隐现在不可理喻的史实后面？这桩历史的隐秘究竟是什么呢？
点滴的消息，终于在一年以后透露出来了。
7，扶苏的复活
扶苏死后不到一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发动起义，天下大乱，秦帝国在不到三年时间里，就崩溃灭亡了。不可思议的是，在陈胜吴广起义时，扶苏再一次复活了。
陈胜吴广起义，不但是导致秦帝国崩溃的大事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民众暴动，意义非同寻常。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兵时，有一句响亮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千古传颂，被历代史家认为是新的平民社会取代远古以来贵族社会的标志，现代的史观派史家更以这句话作为规范秦末之乱的性质为阶级斗争的有力依据。
然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古往今来的史家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件重要的史实，陈胜吴广大泽乡起兵时，另有一项意义重大的标志性行动：“诈称公子扶苏、项燕”，就是假称秦国公子扶苏，楚国大将项燕还在人世，宣称起义是在他们二人的领导之下发动的。
这件事，《史记·陈涉世家》是这样记载的。大泽乡起兵时，陈涉号令众戍卒说：“‘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徒属皆曰：‘敬受命。’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这段记事非常清楚，陈胜吴广起兵时既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也顺从民望而“诈称公子扶苏、项燕”，可以算是同时并举的另一句口号。
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秦帝国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在皇位争夺中失败自杀。项燕呢？他也是一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项燕是项羽的祖父，战国末年楚国的大将。秦始皇二十三年，秦始皇为了统一天下，派遣六十万大军进攻楚国。项燕统领楚国军队保家卫国，殊死抗击秦军，最后军败自杀，楚国也由此灭亡。陈胜吴广起义，是在楚国地区由楚国人民所发动的反秦起义，在他们的口号中同时出现秦国皇长子扶苏和楚国大将项燕的名字，这就难免使我们感到有些奇怪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两个理由。
一，以身份地位而论，不管是扶苏还是项燕，都是第一等的贵族，陈胜吴广以他们作为起兵的号召，可以说与平民意识和农民革命的性质正好相反，与上述对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解释也完全不合。这个问题，我们将来有机会再来细说。
二，陈胜吴广起义的目的，是诛灭秦国，复兴楚国。项燕是统领楚军抗秦的大将，当年就战死在大泽乡所在的蕲县地区，复楚的起义军以他的名义号召楚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是秦帝国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反秦的起义军将他的名字与项燕并列以为号召，如果没有特殊的理由，怕就解释不通了。也就是说，扶苏和项燕两人秦楚两国的出身，与陈胜吴广起兵反秦复楚的目的之间，表面上看是不协调的。
破解历史疑案，首先需要搞清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清楚以后，对于史实间的关系，还需要作合理的解释。那么，我们如何来解释扶苏和项燕同时出现在起义军口号中的疑问呢？
8，藤田教授的推测
我在《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中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我说，凡举事，须有名目。举大事国事，须有大义名分。陈胜，虽说是出身下层贫民，但从他为举事所策划的大义名分来看，他不但对当时的政治局势有密切的关注，而且有相当的政治头脑。始皇帝以暴力灭亡六国，统一天下，秦政长期失于苛暴。始皇帝死，百姓曾经有所期待，盼望主张温和路线的公子扶苏即位，暴政得到缓和。殊不知扶苏不明不白自杀，少子胡亥即位，暴政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是变本加厉，有过之而无不及。高压困苦之下，借助于对于仁者的怀念，对暴君作隐喻的抗争，正是民意国情所在。以扶苏的名义举事，反暴政而不反秦政，不仅顺应举国民情，而且利于对于秦政府和秦军的动摇瓦解。
以上所讲，尽管是一种道理，总是有些不尽人意。面对矛盾的史实，难免不生疑问，在被陈胜吴广起义同时并举、诈称为领袖的两位人物身后，会不会有某种隐秘的联系呢？
同样的问题，也被研究同一段历史的外国史家所关注。不久前，我读到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藤田胜久先生的新著《项羽与刘邦的时代——秦汉帝国兴亡史》（讲谈社选书，2006年9月），眼睛豁然一亮。藤田先生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该书第三章叙述陈胜吴广起义时，对扶苏和项燕同时出现在起义军口号中的矛盾史实作了一个大胆的推测。藤田先生以为，扶苏之所以在这里与项燕一道出现，或许是因为他的母系的关系。扶苏的母亲可能是出身于楚国的王女，因为母亲的关系，扶苏与楚国就有了血缘上的关联，扶苏冤死于二世皇帝之手，楚人同情扶苏，复兴楚国的起义军以扶苏的名义为号召，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了。
进而，藤田先生以为，扶苏与项燕的名字之所以同时并举，其间有一个连接二者的关键人物，这个人就是昌平君。昌平君是长期活跃在秦国政权中枢的楚国公子，他可能是护送扶苏的母亲——楚国的王女到秦国来的使者，后来一直留在秦国，成为秦王嬴政的亲信重臣。然而，就在秦王嬴政派遣大军进攻楚国，楚国即将灭亡的紧急关头，他出于爱恋祖国的情感，背叛秦国，与楚军大将项燕一道联手反秦，受项燕的拥戴，成为最后一代楚王。在昌平君和项燕的领导下，楚军在大泽乡所在的蕲县与王翦所统领的秦军决战，结果楚军战败，楚王昌平君死去，大将项燕自杀，时间、地点、事情都在一起。
藤田先生的推测，是基于战国以来秦楚两国非常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做出来的，有相当的合理性。特别是藤田先生找到昌平君这个人物，由此将扶苏、项燕和隐藏在其背后的楚夫人连接起来，这就不仅解通了陈胜吴广起义将扶苏和项燕同时并举，将他们作为号召楚国民众的精神领袖的疑难，同时也为破解扶苏自杀之谜打开了一条新的通道，更为破解秦始皇的后宫之谜，解明始皇后是谁的疑案提供了开启的钥匙。
9，谁是王后？
藤田胜久教授推测扶苏的母亲可能是楚夫人，也就是出身于楚国王室的夫人，我深表赞同。藤田教授进而推测联结楚夫人、扶苏和项燕的关键人物是昌平君，我大受启发。进而，关于昌平君与楚夫人之间的具体关联，藤田先生推测说，在嫪毐之乱爆发前，秦王嬴政迎娶楚夫人，昌平君由楚国护送楚夫人来秦，所以有后来紧急受命平叛之事。想来，在藤田先生作这个推测的时候，对昌平君生在秦国，长期活跃在秦国政坛中枢的身世尚不清楚，所以用楚公子出使秦国的假设，来解释他突然出现在嫪毐之乱中这件异常的事情。
这种解释有一个难以克服的弱点，一位临时出使秦国的楚国使者，怎么会突然受命统领秦军平定秦国政权中枢的叛乱，秦国的大臣将军们到哪里去了？他如何能够指挥得动秦国的军队？这种不合常情常理的事情，怕是很难得到合理的说明。所以，关于昌平君与楚夫人的具体关联，我们需要到别的地方去寻找。
秦始皇的后宫之迷与亡国之因
秦始皇的一生，迷雾重重。重重迷雾当中，隐藏得最深的疑案之一，就是他的后宫是谁？特别是他诸多后宫中的正妻，也就是秦王时代的王后，作了始皇帝以后的皇后究竟是谁，更是扑朔迷离，似有似无而难寻踪影。
我们知道，秦始皇有近二十位子女，长子扶苏，幼子胡亥，中间知道姓名的还有公子将闾和公子高。然而，这二十多位子女的母亲是谁，史书上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近年以来，随着兵马俑的发现，始皇陵的发掘调查有了相当的进展，不过，我们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有关秦始皇后宫的任何消息。去年，我得到秦始皇的祖母夏太后的墓葬发掘的消息。今年三月，我专程再访西安，由夏太后墓开始，追踪考察与秦始皇有关的女性的墓葬，所闻所见，种种触发之余，觉得似乎可以对秦始皇的后宫之谜，作一迂回曲折的破解了。
历史学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叫作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然而，证据是说了话的史料，史料才是重构史实的原始依据。对于没有直接证据的史实疑案，我们不妨寻找可以作为间接证据的史料，然后根据间接的证据，作合理的推测，求得一种近似的解答。近似的解胜于无解，也可以成为再求新解的基础。本文沿用这种方式，从秦始皇身边的一位神秘人物——楚国公子昌平君的身世入手，逼近谁是秦始皇的皇后这桩疑案的真相。
一 秦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楚系母亲的背后关联？
秦始皇死后不到一年，陈胜吴广之乱爆发，天下大乱。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兵，有一句响亮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千古传颂，被历代史家认为是新的平民社会取代远古以来的贵族社会的标志，现代的史观派史家更以这句话作为规范秦末之乱的性质为阶级斗争的有力依据。然而，史家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件重要的史实，陈胜吴广大泽乡起兵时，另有一项重大的标志性行动：“诈称公子扶苏、项燕”，就是假称秦国公子扶苏，楚国大将项燕还在人世，宣称起义是在他们二人的领导之下发动的。
这件事，《史记·陈涉世家》是这样记载的。大泽乡起兵时，陈涉号令众戍卒说：“‘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徒属皆曰：‘敬受命。’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这段记事非常清楚，陈胜吴广起兵时既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口号，也顺从民望“诈称公子扶苏、项燕”，可以算是同时并举的另一句口号。
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秦帝国皇位的第一继承人，被二世冤杀。项燕是项羽的祖父，曾经率领楚军抗击秦始皇灭楚的大将。由于这两位人物大名的出现，我们现有的对于秦末历史的理解出现了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一，以身分地位而论，不管是扶苏还是项燕，都是第一等的贵族，陈胜吴广以他们作为起兵的号召，可以说与平民意识和农民革命的性质正相反，与上述对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解释也完全不合。这个矛盾，牵扯到有关秦末之乱的性质和时代背景被根本误解的重大问题，笔者打算将来细说。这里，笔者只想作一结论性的提示：秦末之乱的性质是六国复兴，时代特点是后战国时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原始意义是哀王孙，同情六国旧贵族悲惨不幸的命运，其正确的解释，应当是被嬴秦一家所残酷摧毁了的各国各姓旧贵族，如今还有其种（后代）可以寻找得到乎？这种意义，才是在原文的语境和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的原义。至于陈胜其人，固然曾经“与人慵耕”，做过雇农的工作，但雇农决非天生，他为什么沦落到如此地步，成为赤贫的“闾左”，怕也是须要追究的问题。对此，我另有专文论述，就不在这里多说了。
由于扶苏和项燕的同时出现而引起的另一个难以解释的矛盾，则是二人秦楚两国的出身与陈胜吴广起兵反秦复楚的目的之间的不协调。陈胜吴广起义的目的，是诛灭暴秦，复兴楚国。项燕是统领楚军抗秦的大将，当年就战死在大泽乡所在的蕲县地区，复楚的起义军以他的名义号召楚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是秦帝国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反秦的起义军将他的名字与项燕并列以为号召，怎么也有使人感到难以理解的地方。我在写作《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时，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在该书“陈胜吴广反了”的章节中我解释说，“以扶苏的名义起事，反暴政而不反秦政，不仅顺应举国民情，而且有利于秦政府和秦军的瓦解。”尽管是一种道理，总是有些牵强而不尽人意。
最近，我拜读了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藤田胜久先生的新著《项羽与刘邦的时代——秦汉帝国兴亡史-》（讲谈社选书，2006年9月），有豁然开朗之感。藤田先生在该书第三章叙述陈胜吴广起义时，对扶苏和项燕同时出现在起义军口号中的历史隐情作了一个大胆而合理的推测。藤田先生以为，扶苏之所以在这里与项燕一道出现，或许是因为他的生母的关系。扶苏的母亲可能是出身于楚国的王女，因为母亲的关系，扶苏与楚国就有了血缘上的关联，扶苏冤死于二世之手，楚人同情扶苏，复兴楚国的起义军以扶苏的名义为号召，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进而，藤田先生以为，扶苏与项燕的名字之所以同时并举，其间有一连接二者的关键人物，这就是昌平君。昌平君是楚国的公子，在确立秦王嬴政亲政的重大历史事件——嫪毐之乱中曾经发挥过重大的作用，他可能就是护送扶苏的母亲到秦国的使者。藤田先生的意见，当然是没有直接证据的推测，不过，这种推测是基于战国以来秦楚两国非常密切而复杂的关系作出来的，有相当的合理性。据我所知，藤田先生的这个推测，曾经受到田余庆先生解明秦楚关系的著名论文《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的启发，有关昌平君的事迹，主要见于田先生的文章。
历史学是累积渐进的学科，历史之密的破解，常常是专家学者们前仆后继的结果，有两位先生的开启，我感到与秦始皇的后宫有关的一系列问题的解决，笼罩在秦始皇身上重重迷雾的开拨，似乎已经条件成熟，于是不揣冒昧，由昌平君入手，尝试一一破解谜底。
二 末代楚王昌平君：连接秦楚两国王室的神秘人物？
昌平君，是长期活跃于战国末年秦国政权中枢的神秘人物，也是最后一代楚王。关于这位神秘人物的真相，千百年来模糊不清。
昌平君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是在秦王政九年，也就是公元前238年。这一年，秦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嫪毐之乱。嫪毐是秦始皇的母亲帝太后的面首，与帝太后生有两位儿子，受宠爱权倾一时，被封为长信侯。我们知道，秦王政13岁即位，由于年纪幼小，政权由太后和大臣们代摄。这一年，秦王政年满22岁，到咸阳西边的雍城（今陕西宝鸡）祖庙举行了带剑着冠的成人礼，将要亲自执掌政权。在帝太后庇护下擅权的嫪毐感到危机，在首都咸阳发动军事政变，拥立自己与帝太后的儿子为新的秦王。
远在雍城的秦王嬴政得到消息，当即命令相国吕不韦、昌平君和昌文君领军镇压。经过激烈的战斗，叛乱军溃败，嫪毐被生擒处死，他与帝太后所生的两位儿子以及参与叛乱的大臣们也都被处死，秦王嬴政安全渡过一生中最大的政治危机，正式开始亲政治国。
吕不韦是拥立秦王嬴政的父亲孝文王的大功臣，秦王嬴政即位后，被尊为仲父，委以国事，在嫪毐之乱中，他受命平叛，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不过，吕不韦是商人出身，长于算计谋划，积极倡导文化发展，是第一流的政治家和文化保护者，却不曾有过领军作战的经历，也无军功阀阅。在嫪毐之乱中真正领军作战，击败叛乱军的功臣，应当是昌平君和昌文君二人。昌平君和昌文君，能够与相国吕不韦一道被委以镇压嫪毐之乱的重任，亲自统领秦军攻入咸阳结束内战，可见他们与秦国王室和秦王嬴政的关系非同寻常，不但亲密忠诚，而且在秦国政权核心拥有相当的力量。
遗憾的是，出于某种原因，史书上没有留下昌平君和昌文君的姓名，我们只知道他们出身于楚国，被称为“楚公子”，至于这两位楚国公子为何会在秦王嬴政面临一生中最大的政治危机时受命出来收拾局面，一举安定政局，史书中更是完全没有提及，留下难解的遗憾。嫪毐之乱以后，立有大功的昌平君和昌文君从秦国政坛的记载中完全销声匿迹。直到十二年后，在楚国即将被秦国灭亡之际，昌平君才再一次出现在历史记载中。不过，这次不是拥立秦王的功臣，而是抗秦称王的反臣。《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有关记载如下：
秦王政二十一年，“新郑反，昌平君徙于郢。”
秦王政二十三年，“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
秦王政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
秦王政二十一年，已经被灭亡了的韩国旧都新郑（今河南新郑）发生了反秦叛乱，连接于此，昌平君离开秦国首都咸阳，被迁徙到紧邻新郑的楚国旧都郢陈（今河南淮阳）。两年后，昌平君被楚军大将项燕拥立为楚王，统领楚国军民抵抗秦军的进攻。又一年后，楚军被王翦军击破，楚王昌平君死，大将项燕自杀。
聊聊数语的简单记事，处处都是历史的缺环。尽管过于简略，我们依然大体可以看出，随着秦统一天下步伐的加速，长期居于秦国政权中枢的昌平君的命运，突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韩国新郑发生叛乱的时候，他被贬斥出京，迁徙到郢陈。在楚国即将灭亡的危急关头，楚国王族出身的昌平君出于某种原因，与楚将项燕联手反秦，成为最后一代楚王，为拯救楚国而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至于其中的详情隐秘，几乎是毫无消息，留下了千古的历史之密。
第三章 史海杂谈
破解秦始皇生父之谜
一 层层加码的糊涂账——秦始皇的历史形象
在中国的历史人物当中，秦始皇可以说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位，他是两千年大一统中华帝国的象征和形象代言人。在世界历史舞台，能够与秦始皇齐名并举的人物，大概只有希腊的亚历山大，罗马的凯撒和法国的拿破仑了。
秦始皇的知名度是如此之高，他的象征意义是如此之重要，他在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存在感，不管是对于肯定他的人还是否定他的人来说，都是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对秦始皇的肯定和否定，对秦始皇的崇敬和仇恨，对秦始皇的批评和赞美，牵连到评论者的时代、看法和寄托，自然会有种种的差异。然而，历史人物的评价，历史功过的盖棺论定，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基于历史事实。真实才能客观，真实才能长久，真实就是力量。没有史实基础的讲述，只是评书式的戏说，没有史实基础的评论，只是八卦般的臆说，都不过是流沙上的飘摇建筑，气流中的海市蜃楼，热闹一下而已，转瞬即逝。
近年来，我为写作《历史的复活：秦帝国的崩溃》一书，将秦始皇的一生作了一次系统的清理，几乎将所能找到的有关秦始皇的史料和著作都过了目。我惊奇而羞愧地发现，有关秦始皇这位伟大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竟然是笼罩在云山雾海之中，不明不白、似是而非的事情比比皆是，又有历代的误解、篡改和捏造掺入其间，搅乱着历史的真相。至于秦帝国建立以前及其崩溃前后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精神，更是被整体性地误解，一笔层层加码的糊涂账，二千年来因循至今。
按照原定的计划，我是从秦始皇开始写的，由于没有解决的问题太多，涉及面太广，我中途不得不放弃原计划，改从秦始皇的同时代人——汉高祖刘邦开始。关于秦始皇的种种疑难，只在书中作了有限的涉及，大部分问题，都不得不暂时放置。最近，《秦帝国的崩溃》一书脱稿，我腾出手来为媒体整理一份关于秦始皇的讲稿，再次回到与秦始皇时代的历史对话当中。前两天，“21世纪经济报道”编辑来信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将要播放连续剧《秦始皇》，约我写稿，于是应命写成此文，从秦始皇的出生谈起。
秦始皇姓嬴名政，出生于战国时代的赵国首都邯郸（今河北邯郸市）。他的父亲子异，是在邯郸作人质的秦国公子。他的母亲是出身于邯郸豪门大户的舞姬，史书上没有留下她的名字，只称她为赵姬。子异和赵姬的相遇结合，其间有一位第三者介入。这位第三者，就是吕不韦，在邯郸经商的大富豪。正是由于吕不韦介入子异和赵姬之间的缘故，嬴政出生以后，他的生父究竟是谁，是子异还是吕不韦？也就成为一桩说不明白的事情。生父不明，对于一般的庶民百姓而言，是一桩难言的家事，对于家天下的皇室而言，可就是一桩关系王朝命运的国事了。这关系到六百余年世代承继的秦国政权，究竟还姓不姓嬴，秦国是否在秦王嬴政即位时，就已易姓革了命？因为如此事关重大，秦始皇的生父究竟是谁的问题，不但成为秦国历史上一桩迷雾重重的迷，也成为历史学上一桩千古聚讼的公案，更成为二千年来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考究事情的来龙去脉，这桩公案起源于《史记》，换句话说，都是司马迁惹的祸。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叙述秦始皇的身世说：秦始皇是秦庄襄王子异的儿子。庄襄王作为人质在赵国时，在吕不韦家见到赵姬，一见钟情娶以为妻，生下了秦始皇。出生的时间是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出生地是邯郸。
然而，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里叙秦始皇的出生时说：吕不韦与绝色善舞的邯郸美人赵姬同居，知道赵姬有了身孕。子异到吕不韦家作客宴饮，见到赵姬而一见钟情，起身敬酒，请求吕不韦将赵姬送与自己。吕不韦开始非常生气，后来考虑到自己已经为子异的政治前途投入了大部分财产，为了“钓奇”获取投资的成功，他不得不顺水推舟，将赵姬送与子异。赵姬隐瞒了自己已有身孕，嫁与子异如期生下了嬴政。子异于是立赵姬为自己的夫人。
同一《史记》的不同篇章当中，对于同一事情有不同的记事，这就是谁是秦始皇父亲之问题的由来，宛若司马迁为我们布下的迷魂阵。那么，这两种不同的记事，究竟哪一个对，哪一个错？哪一个是历史的真相，哪一个是人为的虚构呢？
二 审视嫌疑人之一——父亲子异的态度
从嬴政的出生开始，一直到嬴政继承王位为止，子异从来没有对嬴政是自己的儿子有过任何怀疑，他始终一贯地承认他是自己的长子。
俗话说，两占不定。算命打卦，一卦凶一卦吉，你无法拿定主意。正如我们现在有疑难争议时，一半人赞成，一半人反对，定不下来。基于这种常识，仅仅依据司马迁的这两处不同记事，我们无法决定哪一处谁对哪一处错，也就是说，无法判定秦始皇的父亲究竟是子异还是吕不韦。
俗话又说，三占从二。再算一卦，不管是吉还是凶，可以依据第三卦的结果决定。历史学不能算命打卦，却可以比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三证从二，再找新的证据。于是，历史学家们开足马力，发动机器，四处去寻找新的证据。千百年来，那种辛苦景况，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先生的打趣调侃，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遗憾的是，至今没有找到任何新的史料和证据。如此一来，究竟谁是秦始皇的父亲这一问题，势将作为学术公案继续苦恼着历史学家，也将作为历史之谜语继续迷惑世人。问题似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困境。
不过，问题的解决尚没有绝望，历史学还有一种可以运用的方法——理断。就是在直接的证据不足，或者在直接的证据相迕时，首先迂回搜寻有关旁证，然后，再基于旁证依据情理做出判断。理断要求判断者，不只要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勤奋，还要加上费心用脑的识见。这种费心用脑的识见，用史学界的行话来说，就是史识。理断是解决疑难问题的一种有力武器，我们不妨尝试用理断来判定秦始皇的生父究竟是谁。
于是，我们暂时将断定秦始皇的生父究竟是子异还是吕不韦的问题放下，先来搜寻旁证，着眼于事件的当事人，看看他们对这件事持什么态度，有什么直接的利害关系，由此或许可以获得有益的线索和信息。毫无疑问，有关秦始皇的父亲是谁的疑案，最直接的当事人就是子异和吕不韦了。
我们首先来考察子异。子异是秦国第32代王孝文王嬴柱的儿子，名子异，字子楚。子异出生于他的祖父秦昭王在位的第27年，相当于公元前280年。他后来继承王位，作了秦国第33代王，谥号庄襄王。
大概是在子异18岁时，也就是秦昭王四十三年左右，秦国和赵国定约和好，互相交换王室子弟以为人质，子异以王孙的身份来到赵国首都邯郸作人质，被称为质子。子异在邯郸时，正是长平之战爆发前夜，秦赵两国为了争夺一统天下的主导权，表面定约言和，背地里扩军备战，准备决一死战，从而，子异在邯郸的处境非常窘困。子异与吕不韦结识，大概是在到邯郸后的二三年间，他从吕不韦那里得到赵姬同居，是在秦昭王四十七年三月以前。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嬴政出生。当时，子异23岁。
就在赵姬怀嬴政的当年，也就是秦昭王四十七年，秦赵长平之战爆发，赵国大败，四十万赵国降军被秦将白起活埋，邯郸恐慌震惊。次年，秦军乘胜攻入赵国境内。秦昭王四十九年，秦军开始长期围困邯郸。嬴政在战乱中出生以后，子异一家陷入赵人仇恨的汪洋大海中，随时有不测的危险。秦昭王五十年，吕不韦和子异冒险脱出围城邯郸，回到秦国，赵姬和三岁的嬴政留在邯郸，被赵人仇恨追捕，九死一生，依靠赵姬家人的掩藏，得以幸免于难。回到秦国的子异，正式作了王太子安国君的继承人，另外娶妻生下了二男——长安君成虫乔。成虫乔出生时，大概是在秦昭王五十一年。当时，嬴政四岁，与母亲一道隐藏在邯郸，音信不明。
昭王五十六年，秦昭王去世，嬴政的祖父安国君即位作了秦王，是为孝文王。以此为契机，秦国与赵国和解，赵国将赵姬和嬴政送还秦国。子异与赵姬和嬴政母子离别六年重逢，夫妻父子间生离死别的感动，依人情不难想见。已经正式作了王太子的子异，以赵姬为太子正妻，以嬴政为太子继承人，对发妻和长子，作了不忘本的交代。当时，嬴政9岁。
孝文王即位时已经五十多岁，正式即位三天就去世了。子异接替王位作了秦王，是为庄襄王。庄襄王即位以后，赵姬成为王后，11岁的嬴政成为王太子，吕不韦被任命为丞相。三年以后，庄襄王死去，13岁的嬴政继承王位，赵姬成为王太后，吕不韦继续留任丞相。由于嬴政尚未成年，政权由母后和吕不韦摄理。
通过以上的简单条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嬴政的出生开始，一直到嬴政继承王位为止，子异从来没有对嬴政是自己的儿子有过任何怀疑，反倒是在历经了长期的生离死别，另外娶妻生子以后，对赵姬和嬴政厚爱有加，始终一贯地承认他们是自己的正妻和长子。在复杂的秦国王室和政府内部，在王室联姻的敌友各国之间，也都不见有任何质疑的动静，听不到任何流言蜚语。时至此时为止，秦国的国事，秦王的家事，一切井井有条，顺理成章。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秦国王政和父亲子异的角度来加以考察的话，直到嬴政即位成为第34代秦王为止，谁是秦始皇的父亲的问题，在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
三 审视嫌疑人之二——仲父吕不韦的动机
吕不韦不但没有作案的动机，他只有避嫌唯恐不急的谨慎。所谓献有孕之姬以钓奇的风闻，只能是坊间的留言，后世添加的花絮。
吕不韦被秦始皇尊为仲父，也就是仅次于父亲的父辈，他是涉嫌谁是秦始皇生父的另一位嫌疑人。如果我们历史地考察吕不韦的一生，并不难看出他与嬴政的关系来。吕不韦是濮阳人，濮阳是当时卫国的首都，故址在现在的河南省濮阳市南。吕不韦出身商贾世家，从事国际贸易大获成功，被称为阳翟大贾。阳翟在今天的河南省禹县，是韩国的旧都。所谓阳翟大贾，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总部在阳翟的商界大颚。吕不韦到赵国首都邯郸做生意遇见子异，马上以商人精明的眼光，敏锐地察觉出子异特殊的商品价值，以为奇货可居。经过深思熟虑和周密地计划，吕不韦大胆地做了事业和人生转型的决断。他毅然决然将生意清盘兑现，整个地投资于子异的政治前途，他包装打造子异，公关游说安国君的正妻华阳夫人，目的在于使子异成为王太子安国君的继承人，将来继承王位，可谓是最高风险的投资。
如果说吕不韦视子异为奇货可居的金蛋，在他那无已伦比的商业眼光里，华阳夫人就是孵蛋器。吕不韦投资子异以后，华阳夫人成为他的公关对象。华阳夫人出身于秦国最有权势的芈氏外戚家族，她的祖父，是秦昭王的舅舅，被封为华阳君的权臣芈戎，华阳夫人的称号，就是直接从华阳君继承下来的。华阳君芈戎的姐姐是秦昭王的母亲，安国君的祖母，也就是多年秉持秦国国政的宣太后，一位秦国的慈僖太后。华阳夫人嫁与安国君，是亲上加亲的政治婚姻，安国君之所以能够被立为王太子，多多仰仗了宣太后和芈氏家族的力量。芈氏家族出身于楚国的王族，是秦楚两国王室联姻的产物，芈氏家族的巨大政治势力，从秦昭王时代一直持续秦始皇时代，对于秦国政局影响之大，远远超出我们现有的认识。这个话题，我另有专文论述，此不赘言。
华阳夫人不仅出身高贵，而且年轻貌美，聪明而善解人意。她受家庭的影响，也继承了宣太后的遗传基因，对于政治问题多有留心，有见识，有主张，有活动能力。安国君本来不是王位继承人，没有什么政治抱负，多年来沉醉于酒色，妻妾儿女多，政治活动少，因为长兄去世，借助芈氏家族的力量作了王太子后，对于华阳夫人，可以说是言听计从。然而，世上的事物总是不完美。非常遗憾的是，华阳夫人与安国君之间没有子女，从安国君日渐衰弱的身体状况来看，再生儿育女怕也是困难。正因为此，安国君的继承人，必须在已有的儿子当中选取，二十多位儿子当中，究竟选取谁，直接牵连到他们的母亲们，也就是安国君众多妻妾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红受宠的正夫人——华阳夫人和她身后的芈氏家族的意向，将是一语定乾坤。
以后的事态发展，一步步都在吕不韦的预计和操控当中。吕不韦以质子子异之使者的身份，携珠宝重金来到咸阳，首先买通说动华阳夫人的兄弟姐妹，通过他们的协作疏通，游说华阳夫人成功。华阳夫人认领子异为自己的养子，再枕边吹风，使安国君正式立子异为王太子继承人。
限于篇幅，我无法在本文中就吕不韦的思路和行动作详细的叙述，只能将我仔细考察的结果作一提纲挈领的概述：一，吕不韦成功地将互惠互补，双赢共利的商业原则运用于政治，通过连环套式的投资计划，促成了子异与华阳夫人联手合作，在王权争夺中胜出，最终取得秦国政权。二，吕不韦游说华阳夫人使子异成为王太子继承人的历史事件，表面上看来复杂而富有戏剧性，其实质是嬴姓某系王子与芈氏外戚之间再次缔结政治同盟。三，子异的王室血统问题，是整个事件的关键。在吕不韦看来，子异的投资价值，全在于他的王室血脉。吕不韦游说华阳夫人，他的买点也全在子异的王室血统。
吕不韦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等的智慧人物。他将自己的所有财产和整个人生都投资到子异的政治前途上。吕不韦的行动，宛若孤注一掷的豪赌，全部赌注都压在子异所独有的秦王王室的血统之上。血统，秦王的血统，正是奇货可居的本质，也是决定吕不韦行动的根本利害所在。对于吕不韦来说，维护秦王血统的纯正和可信，是他不敢有稍许怠慢的死活问题。
历史人物的活动，自有其当时当地的动机。在我们将谁是秦始皇的父亲之问题作为一桩历史公案来审理的时候，如果我们视吕不韦为嫌疑人的话，可以说，他不但没有作案的动机，他只有避嫌唯恐不急的谨慎。所谓献有孕之姬以钓奇的风闻，只能是坊间的留言，后世添加的花絮，不但与一位大商人，大政治家的行为完全不符，而且毫无实现的可能。
以上，我们通过对于可能是秦始皇父亲的两位嫌疑人的审查，大体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从嬴政的出生一直到他即位，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他是否是子异的儿子。也就是说，谁是秦始皇的父亲之怀疑，从秦始皇的出生一直到他即位，是不存在的问题。不仅不存在，而且没有存在的理由，因而不是原貌的历史，只能是后世添加的流言。至于这个流言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又是怎样出现的呢？这已经是另一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则须要借助另一种理论分析工具了。
四 破解谜底——解读《史记》记事的隐语《秦始皇本纪》的记事，基于最可信的史料撰写，是司马迁确信的所在，嬴政的父亲是秦庄襄王子异。
顾颉刚先生曾经提出层累地形成的古代史之理论。顾先生以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古代史，是经过漫长而复杂的流传过程而形成的，不是它的原貌。原貌的古代史，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地被修改和添加，而每次的修改和添加，往往自有其当时当地的理由。顾先生的这个思想，用现代科学的术语来说明的话，就是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失真问题，其中所涉及的修改和添加问题，用法理性的术语来说明的话，就是伪造和伪造的动机问题。顾先生这个天才的思想，为我们解决谁是秦始皇的父亲这桩流言蜚语的产生和传布提供了可能的方向，关于这个问题的具体探讨，我将在另外的场合进行，此不赘述。
行文到这里，我们不妨再次回到这个问题的开始，即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于同一件事情的不同记载上来。首先，我们来看《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引用原文如下：
秦始皇者，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
庄襄王就是子异，行文用追述的笔法，用死后的谥号庄襄王称呼他。这段记事，简洁明了，将秦始皇的身世交代得清清楚楚，明言他是子异和赵姬所生的儿子，并没有对他的出生置疑。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引用原文如下：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子楚，是子异的字。根据这段记事，秦始皇的母亲赵姬本是吕不韦的情人，她与吕不韦同居有身孕以后，才由吕不韦送与子异，成为子异的夫人。赵姬隐匿身孕嫁给子异以后，“至大期时”生下的儿子嬴政，实际上是吕不韦的儿子。
司马迁在《史记》的不同篇章中对于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记载，我们应当如何来理解这种叙事笔法呢？
司马迁是东方史学之父，是纪传体史学的开创人，当他大量地阅览和考察各种不同来源的史料，着手编撰《史记》时，他面临了一个难以处理的棘手问题：对于同一事情，不同的史料有不同的记载，应当如何取舍？这个问题，是史学史和司马迁研究中的一个专门问题，我不能在这里作详细的论述，只能根据学术界现有的研究结果，作一个结论性的简短介绍。一，司马迁是非常严肃的历史学家，他视史实的可信为《史记》的生命，对于史料的取舍有严格的标准，凡是他认为不可信的史料，都在判定后作了删除。二，对于可信程度不高，但又有保存价值的史料，他在史记中以异闻和异说的形式作了保存。三，最可信的史料，多用于本纪和表的撰述，信用度较低的史料，保留于列传当中，有时甚至将相互矛盾的史料并列一处，留下让人思考和回味的隐语。关于这一点，限于篇幅，我也只有留待将来了。
明白于此，对于谁是秦始皇的父亲这一问题的由来，以及司马迁为什么会在《史记》的不同篇章当中对于同一事情作不同记载的原因，自然就一目了然了。《秦始皇本纪》的记事，基于最可信的史料撰写，是司马迁确信的所在，嬴政的父亲是秦庄襄王子异。《吕不韦列传》的记载，采用了坊间的传闻趣事，尽管信用度低，删去又可惜，于是用隐喻和矛盾的笔法，以异闻异事的形式将不同来源的史料保存下来，飨与好奇者。一句调侃，太史公逗你玩儿，冷不丁巧布迷阵，教你仔细读书，用心体会《史记》编撰的苦心和不易。
五 评点秦始皇——乱世英雄又英雄乱世
秦昭王时代的人事遗留和政治遗产，深刻而久远地影响了秦始皇的一生，也深刻而久远地影响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的过程，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秦末，甚至直接影响到秦帝国的崩溃。
编辑约我写此稿时，希望我对秦始皇作出历史学家的评价。然而，正如我在文章开头就已经提到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历史功过的盖棺而论，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基于历史事实。没有史实基础的评论，不过是臆想的空谈，飘摇于流沙上的建筑。这些年来，关于秦始皇的作品出了不少，过目之下，多是些急就篇的应景之作，陈陈相因，粗制滥造。如此景况之中不难想象，对于秦始皇这样一位伟大而复杂的历史人物，如果我们对他个人身世和功业行迹的基本情况都不清楚的话，如何谈得上历史评价。
秦始皇一生的最大功业，在于统一中国，然而，秦统一中国的过程，基本上就是秦由一个偏处西方的小国发展成为统一帝国的历史，经历了六百多年漫长的岁月。在这个漫长的统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有三个时代。一，秦孝公和商鞅变法的时代。这个时代，通过长期而彻底的改革，从制度上奠定了统一天下的基础，秦国顺利进入国势蒸蒸日上的大国发展轨道，正式迈出了统一天下的步伐。二，秦昭王和白起征伐的时代。这个时代，基于商鞅变法所获得的强大国力，在宣太后和秦昭王坚强有力的领导下，秦军由名将白起统领，彻底地摧毁了韩、魏、楚、赵诸国可以抗衡秦国的军事力量，成为天下唯一的超级大国，统一天下的形势，已经形成，统一天下者，已经非秦莫属。三，秦始皇完成统一的时代。秦始皇继承了天下唯一超级大国的政治遗产，知人善任，逐一击破各国的抵抗，营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正因秦统一天下的历史有如此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要想正确地评价秦始皇的统一功业，首先必须要清理秦国发展的历史，特别是清理秦正式开始统一天下的三个时期的历史。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对于秦孝公和商鞅变法的时代，对于秦始皇完成统一的时代，研究较多也了解得多一些，而对于历时五十六年之久的秦昭王时代，几乎没有作深入的研究而了解甚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于秦统一天下的过程，对于秦始皇功业的评价，不能不说是陷入一种不实的断裂状态。
从王系时代上讲，秦昭王之后是孝文王，孝文王之后是庄襄王，然后才是秦王嬴政，连接到秦始皇时代，这种以王系命名时代的历史分期法，很容易使人产生历经数代时间漫长的印象。实际上，孝文王正式即位三天就死去，庄襄王在位也仅仅只有三年，从时间上讲，从秦昭王时代到秦始皇时代，其间只有三年的时间差。从而我们可以说，秦昭王时代几乎是紧连着秦始皇时代的。秦始皇出生于秦昭王时代，有关他身世中的种种疑难，多发生于同一时代。不仅如此，汉高祖刘邦也出生于秦昭王时代，那位被曲解为宦阉的文武全才——留着胡须的男子汉赵高也出生在这个时代。最后一代秦王“子婴”，两千年来身世不明，实际上，他的父亲——秦始皇的弟弟成虫乔，也是出生在秦昭王时代。事情再深沉遥远一点，秦末陈胜吴广造反时那句有名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真意，也隐藏在秦昭王时代的迷雾中……可以说，秦昭王时代的人事遗留和政治遗产，深刻而久远地影响了秦始皇的一生，也深刻而久远地影响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的过程，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秦末，甚至直接影响到秦帝国的崩溃。凡此种种重大的历史背景，多年来几乎都被我们所忽视，其后果就是我在文章的开头所感慨的：有关秦始皇这位伟大历史人物的身平事迹，竟然是笼罩在云山雾海之中，不明不白、似是而非的事情比比皆是，又有历代的误解、篡改和捏造掺入其间，搅乱着历史的真相。至于秦帝国建立以前和秦帝国崩溃前后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精神，更是被整体性地误解，一笔层层加码的糊涂帐，二千年来因循至今。
我清理秦始皇的一生宛如进入历史的迷宫，当我追本溯源进入秦昭王时代后，拨开若干迷雾，方才看清个大概，理解到这位伟人的历史是何等复杂动人，他的历史背景是何等奥妙。当我出于写作的安排，不得不绕开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大业先写《秦帝国的崩溃》时，我也不得不将对于秦始皇盖棺论定的历史评价留待将来。不过，经过我最近的初步清理，以我现在所能看清的大概而言，我对秦始皇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似乎可以作一个类型式的评语：乱世英雄，英雄乱世。乱世英雄秦始皇知人善任，结束战国，营造了一个伟大的统一帝国，秦始皇又英雄乱世，他狂妄执迷，又把自己所营造的伟大帝国带到了毁灭的边缘。千秋功罪，其详叙细说，只有留待将来。
后记：本文所涉及的部分内容，已写入《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中华书局即将出版）中，请参看。本文所涉及的多种学术问题之论述，不久将在专业学会上发表。关于秦始皇出生之迷的详细讲述，已经写成讲稿，不久也将公布。
正说清朝十二王恭亲王奕
爱新觉罗·奕，清宣宗（道光帝）第六子，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生（1833年1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去世（1898年5月29日），是第一代和硕恭亲王。
在道光帝的诸皇子中，奕资质最佳且最受父皇宠爱，但“聪明反为聪明误”，他却无缘皇位。这一历史的“偶然”，注定他以后从政道路的大起大落。奕经历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几度执政，又几度被黜。最终，他不得不拜服在慈禧太后的淫威之下。
奕集智慧、机敏、才略、雄心于一身，唯一缺乏的是权术和心计。他一生的政治挫折，多与此有关。
不过，奕因创造了一系列第一而名垂青史。他是晚清诸王中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长期主持“洋务”，创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同文馆”，前者是外交部的前身，后者是外语学院的雏形。
奕生逢乱世，锐意革新，提倡“自强”，推动“洋务”，使衰落中的清王朝一度呈现“中兴”的气象。因此被尊为“贤王”，死后赐谥号“忠”。
皇位之争与兄弟失和
中国古代有“龙生九子”之说。一为蒲牢，好鸣叫，为钟上钮鼻；二为囚牛，好音乐，为胡琴头上刻兽；三为睚眦（yázì），好杀，为刀剑上吞口；四为嘲风，好历险，为殿阁走兽；五为狻猊（suānní），好坐，为佛座骑像；六为霸下，好负重，为碑碣石蚨；七为狴犴（bì’àn），好诉讼，为监狱门口的镇压之物；八为屃（bìxì），好文章，为石碑两旁蜿蜒饰物；九为蚩吻，好吞噬，为殿脊兽头。以上九子，形态无一像龙，爱好也大相径庭。
道光帝恰好也是九个“龙子”：长子奕纬、二子奕纲、三子奕继、四子奕詝、五子奕誴、六子奕、七子奕譞、八子奕詥、九子奕譓。他们的性格、旨趣、相貌，乃至命运也各不相同。二子奕纲只活了2岁，追封顺郡王；三子奕继只活了一个多月，追封质郡王。长子奕纬好不容易活到24岁，又突然死去。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说：诸皇子（阿哥）的师傅教读甚严，他告诉大阿哥奕纬要好好读书，将来好当皇上。奕纬却说：“我做了皇上，先杀了你！”师傅将这话转奏给道光帝。皇帝大怒，把大阿哥叫来。他刚跪下请安，皇帝上去就踢了他一脚，正好伤了裆部要害，没过几天就死了。道光帝很后悔，追封他为隐郡王。
三个皇子相继死去，使爱新觉罗家族内部弥漫着一股不祥之气。尤其是道光十一年（1831）四月长子奕纬的猝死，几乎令道光帝有些绝望。将来的大清王朝该由谁继承？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奕纬死后不久，皇四子奕詝和五子奕誴就相继降生了。
奕詝和奕誴年龄相仿，奕詝生于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奕誴生于同年同月十五日。据说，奕誴生母祥贵人妊娠本在奕詝生母之前，应先产，结果却迟了6天才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皇宫内，在皇后以下，有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等，分住12宫。皇上住养心殿，每晚让值更太监唤某妃至。管理很严，敬事房有记载，某年某月某日某妃来，以便查考。奕詝生母全贵妃（后封孝全成皇后）时年23岁，工于心计。她从太监处得知祥贵人妊娠在前，非常着急。她知道皇帝选任大阿哥虽然是以贤不以嫡，但年齿在前的阿哥显然占有一定优势。所以每当御医诊察时，全贵妃总问大夫是否可以早生。御医说：可以早生，但恐寿命不长。她就授意说：我想让他早生，你不妨一试，如果生了大阿哥，我必重赏。于是御医用了保胎催生的药，奕詝未足月就呱呱落地，比奕誴整整早产了6天。但因为是早产儿，他一生多病，寿命不长。
奕詝和奕誴的诞生，令道光帝旻宁龙颜大喜，宫廷中也洋溢着一片欢庆的气氛。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弟弟奕誴很快就在父皇面前失宠了。综合一些记载，大概有如下原因：其一，奕詝生得眉清目秀，奕誴却长得面貌粗丑；其二，奕詝的生母全贵妃，地位高于奕誴生母祥贵人；因她在旻宁诸妃中最受宠爱，所以很快就晋封全皇贵妃乃至孝全成皇后；其三，奕詝为人沉稳，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奕誴却毛毛燥燥；其四，奕詝好学，有一定文才，奕誴却大大咧咧，流于粗俗。有一次，旻宁召见诸皇子应对，奕詝、奕的回答都很令他称心。轮到奕誴对答，却吞吞吐吐，不知所云。旻宁越听越气，不禁高声骂道：“竖子（小子）不可教也！”说罢操起一个茶盂砸了过去。不巧，正好打在奕誴的颧骨上，一时鲜血直流。他连怕带痛，当即倒地昏厥过去。诸皇子乱作一团，旻宁也后悔不迭。但事情过后，奕誴仍是很难得到父亲的夸赞。
道光二十六年（1846），旻宁已65岁，到了必须考虑储君的时候。此时，在几个皇子中，奕詝（四子）和奕誴（五子）都是16岁多，奕（六子）14岁多，其余诸子或庶出或为幼童。这一年，奕誴被过继给嘉庆皇帝的第三子敦亲王绵恺。这意味着不为父皇所喜的奕誴已退出了皇位竞争。这样，皇位继承人只有在奕詝和奕两兄弟之间选择。
奕詝与奕自幼关系密切。奕詝的生母孝全成皇后死时，他才10岁，由奕生母静贵妃抚养。因此，两兄弟朝夕相处，感情融洽。
奕6岁入上书房，与奕詝共同学习。据说他在武艺和知识方面均优于奕詝。奕曾创制枪法28势，刀法18势，道光帝赐以美名，枪法曰“棣华协力”，刀法曰“宝锷宣威”，并把白虹刀赐给他。
道光帝在选定嗣君时颇费踌躇。如按照中国历代汉族王朝“立嫡不立长，立长不立贤”的立嗣规则，奕詝顺理成章应继承皇位。奕詝2岁时，道光帝的孝慎皇后去世，生母全贵妃晋封全皇贵妃，统摄六宫，第二年又被立为孝全皇后。所以，奕詝实际居有嫡长子地位。但满族继嗣传统有别于汉族，是“立贤不立嫡”，才能是选拔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果在崇尚武功的开国时代，像奕那样精于骑射、聪敏过人的皇子理应是更佳人选。但道光帝反复斟酌的结果，最终选定的还是奕詝。
道光二十六年（1846）六月，道光帝写下预立皇储密旨：“皇四子詝立为皇太子，皇六子奕封为亲王。”在清朝秘密立储的朱谕上，同时写入两人的，仅此一例。说明道光帝在定四子奕詝嗣位时，对六子奕仍格外器重。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衰迈的道光帝病势加重，又写下一道谕旨：“皇四子奕詝著立为皇太子，尔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赞辅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特谕。”十四日，令诸王公大臣到正大光明殿匾额后取下鐍（jué）匣，宣示朱谕，即道光二十六年的建储密旨，同时把刚写好的朱谕颁示给诸大臣。
道光帝为什么最终选定了奕詝？清朝官书中当然不会有记载，而在稗官野史中却又众说纷纭：
其一，道光帝曾预先写好立储朱谕，置正大光明匾后。书写时有太监在阶下窥视，见末笔拉得很长，猜想写的是奕的字，而不是字。这件事渐渐传出，道光帝知道后很不高兴，便改立了奕詝。
其二，奕排行老六，天资聪颖，道光帝很喜欢他，几次想放弃嫡长子奕詝而立他为皇储。道光帝临终时，忽命内侍召见他。恰像巧奕詝入宫请安，听说这个消息感到很惶惑，急忙到父皇身边。道光帝见到他轻声叹息了一声就昏迷过去，嘴里还在问：“六阿哥来了没有？”等奕赶到，父皇已驾崩，奕詝已经即位了。
其三，奕詝的生母孝全皇后与孝和睿皇太后（道光帝的母后）婆媳不和。她由贵妃晋升皇后不久，就暴崩了。《清宫词》有云：如意多因少小怜，蚁杯鸩毒兆当筵。温成贵宠伤盘水，天语亲褒有孝全。
这首诗的原注说：奕詝生母孝全成皇后当初由皇贵妃统摄六宫，随即立为皇后，数年后暴崩，似有隐情。但当时孝和睿皇太后还在世，家法森严，道光帝也不敢深究。所以赐谥号曰“全”。道光帝为此十分悲痛，决定不立其他妃嫔的皇子而立奕詝，想以此告慰皇后亡灵。孝全成皇后33岁突然崩逝，是否为太后所加害，目前无从确认。但道光帝与孝全皇后感情深笃是可以肯定的。皇后死后，道光帝再未立中宫。
把三种说法归纳起来分析，奕的优势在于天资聪颖，有才华。奕詝的优势在于嫡出、年长，加之其母暴死似有冤抑，道光帝感到内疚，爱屋及乌，想在奕詝身上作些补偿，似乎也不无道理。
道光帝先后两次写下两道立储朱谕，这在清朝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所谓被太监看破底细，大概只是一种说辞，真正的原因应该还是他对两个皇子宠爱有加，难于取舍。
相比之下，奕詝虽有一定优势，但劣势也很明显，即身有残疾。清朝历代皇帝为了保持八旗子弟的武功，一直强调骑射技术，并身体力行地加以表率和提倡。据说道光帝的骑术至精。奕詝尽管体弱，骑术也很娴熟。为皇子时，从猎南苑，驰逐野兽时，不慎坠马伤股。经骨医治疗后，终生行路不便。咸丰初年，在京师市井传有“跛龙病凤掌朝堂”之谣。跛龙，指咸丰帝奕詝，病凤指慈安皇后体弱多病。尽管有此不利条件，奕詝终得皇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他的师傅杜受田的谋划分不开的。
杜受田，道光三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他入值上书房教授奕詝时，已49岁，通籍典而熟世故，老谋深算。奕詝6岁入学，师从杜受田10年之久。据说旻宁晚年衰病，一日召两皇子入对，借以决定储位。两皇子各请命于师。奕的老师卓秉恬讲：如果皇上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卓秉恬曾任大学士，官居一品，是一位才德兼备的老臣。但他为人坦率，常在亲贵主持的会议上发表异议，以致不为当权者所喜。卓秉恬这种直率的性格在言传身教中极大地影响了弟子奕。杜受田虽职位较低（当时只是从二品，担任上书房总师傅），但在处事与揣摩道光帝心思方面却胜过卓秉恬。杜受田告诉奕詝：阿哥如条陈时政，知识远不敌六爷（六皇子奕）。惟有一策，皇上如自言老病，将不久于位，阿哥只是伏地流涕，以表忠孝之心就成了。两皇子都按师傅的主意行事，旻宁认为奕詝仁孝，储位的事于是决定下来。
关于杜受田的授意，还另有一种版本，载在《清史稿·杜受田传》：“宣宗（道光帝）晚年，以文宗（奕詝）长且贤，想把国家大业托付给他，犹豫未决。适值南苑狩猎，诸皇子都随从前往。恭亲王（奕）猎获禽兽最多，文宗却未发一箭。道光帝问他缘故，回答说：‘时下刚到春天，鸟兽生息，不忍伤生以干犯上天的和谐。’道光帝闻言大喜，感慨道：‘这真是帝王之言啊！’于是密定立储人选。这都是受益于杜受田的辅导。”
以上两种说法的可信程度无从确定。比较起来，后一说的可信程度更差一些。满族人早在入关前就有按照一定节气组织狩猎的传统，奕詝在行围狩猎开始后才提出“鸟兽生育”、“不忍伤生”，未免造作，且有悖常理。但不管内幕如何，奕詝得位受益于杜受田的谋划应是大致不错的。奕詝即位后，晋升他的老师为太子太傅，调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杜受田病故时，奕詝如丧考妣（父母），以致手抚着棺材放声痛哭。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传言。
道光帝在位整整三十年（1821—1850），过失不少，选定奕詝、放弃奕就是一个重大的失策。道光帝本不是一个识人明君，他当政时重用的大臣多是庸碌之辈。他选定奕詝看重的是虚伪的仁孝，而不是实际的才能。这一点不能不给晚清政局的变化埋下深深的隐患。
就奕詝、奕二人的人品与资质而言，奕在哪方面都比奕詝强许多。这可以从二人后来的作为上看得一清二楚。奕才具优长，思想敏捷，锐意创新，敢于直言，虽生逢衰世，仍获“贤王”之称。而奕詝做了皇帝不久，就在内忧外患的交相煎熬下消极颓唐，沉溺酒色，不思进取，终因酒色戕身，31岁就撒手尘寰，把日益残破的河山留给了年幼的独子载淳，徒然为野心勃勃的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提供了机会。道光帝误立奕詝，使清朝走上了一条更屈辱更坎坷的道路。
咸丰元年（1851），未满20岁的奕詝即位，封奕恭亲王。几乎与奕詝即位同时，洪秀全等人在广西金田发动了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迅速壮大，由广西而湖南，由湖南而湖北，很快攻入长江流域的武汉并进取南京。咸丰三年（1853）四月，林凤祥、李开芳率太平军精锐北伐，兵锋直抵直隶，迫近北京。清廷震动，咸丰命奕成立京师巡防处。同年稍晚，又受命他担任军机大臣。从此，奕开始了历经咸、同、光三朝的政治生涯。
在这段时期，兄弟两人的关系还比较和睦。但是，随着奕生母孝静成皇后的去世，他们的关系变得疏远了。
奕詝即位后，曾封奕的生母即自己的养母为康慈皇贵太妃。奕希望尊她为皇太后，奕詝却不同意。奕不愿善罢甘休，几次奏请为生母加封。奕詝却认为，康慈皇贵太妃虽然抚养了自己，但不是生母，按例，不应封为皇太后。咸丰五年（1855），康慈皇贵太妃病重，奕与奕詝每日问安。一日，奕詝往寿康宫探视太妃，太妃神情恍惚，见床前人影晃动，以为是奕，就拉着他的手流泪说：“当年阿玛（满语呼父亲之词，这里指道光帝）实欲传位于你，想不到被四阿哥（奕詝）得去，我现将此事告诉你。”奕詝知道她认错了人，忙呼：“额娘！”太妃一看是他，仍翻身向墙，一言不语。奕詝心中不悦，记恨太妃对奕的偏爱和泄露了内情。奕却对此一无所知。不久太妃病危，奕詝入内问安，恰遇奕自内而出，奕詝问太妃病情，奕跪泣说：“病已经很重了。我想她是等着得到封号才能阖眼吧。”奕詝仓促中未置可否，随口敷衍：“哦！哦！”奕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把这理解为奕詝已同意晋封，立即到军机处传达他的旨意。礼部奏请尊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事已至此，奕詝不能不准奏。事后，他却十分恼怒，认为是奕故意要挟自己。
康慈皇太后尸骨未寒，咸丰帝就以奕办理皇太后丧仪多有疏漏为借口，免去他的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正黄旗满洲都统等职务。同时警告他“自知敬慎，勿再蹈愆（qiān）尤（勿再犯错误）”。从此，兄弟感情破裂。后来，虽然又授予奕都统、内大臣等职务，但终咸丰一朝，他再也没有得到信任和重用。
兄弟失和这件事，反映出奕詝心胸狭窄，为人刻薄。而奕年轻气盛，对已经做了皇帝的哥哥敬重不够，也是一个原因。
叔嫂合谋与三次被黜
咸丰末年，在政坛上蛰伏多年的恭亲王奕连续办了两件大事，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权要。
第一件大事，临危受命，与英法联军议和。咸丰十年（1860）六月，英法联军再次出现在天津，要为上一年在大沽口遭受的失败雪耻。联军攻占大沽、天津后，快速北进，连破清军僧格林沁部，逼近北京。咸丰帝把与联军议和的任务交给怡亲王载垣。载垣下令扣留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谈判代表38人，又奉奕詝之命处决了其中26人。此事刺激了联军，继续向北京进攻。僧格林沁部在京郊张家湾、八里桥（均在今通州区）连遭重挫，联军进抵北京。奕詝惊恐万状，从圆明园逃往热河。临行前，他授权28岁的奕作为全权大臣负责与联军议和。
联军进入北京，肆意施虐，焚烧了圆明园。当时，奕处境危险，手下无将无兵，只有几名官员相助。更重要的是，他从未与“外夷”（洋人）打过交道，不能不担心会遭到后者的报复或侮辱。通过谈判，奕对洋人有了更多了解。以前他对洋人抱着蔑视态度，并掺杂着仇恨与恐惧。但是在与英、法、俄等国签订了屈辱的《北京条约》（1860）后，他的态度发生明显转变。
在鸦片战争（1840）以前，清朝认为同外国关系仅是“理藩（藩属）而已，无所谓外交”。俄国使臣来华，照例由理藩院接待，其他各国使臣由礼部接待办理。鸦片战争后，由两广总督专办与欧美国家的交涉，特加钦差大臣头衔，称“五口通商大臣”。与列强签订《北京条约》后，奕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奏请创立一个主管外交事务的机构，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理衙门的权限日益扩展，综理所谓“洋务”的一切方面，包括邦交、条约、通商、传教、办工厂、修铁路、开矿山、购买外国船炮、引进外国技术、造船、造兵器、训练新军、办学校、派留学生。总理衙门的权力越来越大，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总理衙门存在的40年中，奕任首席大臣28年，庆亲王奕劻（kuānɡ）任首席大臣12年。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据《辛丑条约》第12款规定，改为外务部，仍列六部之前。
奕是清朝诸王中第一个放眼看世界的人。在通州八里桥战役中，八旗最精锐的骑兵部队，在英法联军的现代化武器面前，不堪一击，一败涂地，给了他极大的震撼。他的思想由原先的“攘（消灭）夷”转变为“师（学习）夷”。“师夷”的目的是“自强”，自强的目的是御侮，前提是实现军事近代化，首先就是练兵。他在北京设立同文馆，选八旗子弟学习外语，以及天文、化学、数学。派遣幼童出国学习，这成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先声。他还提出按照西式训练八旗军队；在各地建立制造局，造船厂；建立总税务司，聘用外国人管理海关。这些举措，在当时都是空谷足音的新鲜事。以此为标志，中国进入以“自强”为中心口号的洋务运动时期，奕也成为清廷洋务派的总代表。
第二件大事，与两宫皇太后联手，发动“辛酉政变”。咸丰帝死后两月，内阁曾为东宫皇太后钮祜禄氏加上徽号慈安，对西宫皇太后叶赫那拉氏加号慈禧。这一年，恭亲王奕30岁，慈安太后25岁，慈禧太后26岁。因两宫皇太后是奕之嫂，所以这次政变又被称为“叔嫂合谋”。
关于政变过程，前面已述（见《郑亲王济尔哈朗》），这里不再重复。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以往一般史书往往突出兄嫂首先是慈禧太后在政变中的作用，却忽略了小叔子奕的作用。这主要是基于此后近半个世纪中慈禧太后对清朝的统治。实际上，离开恭亲王奕在军事、行政上的支持，深居宫闱的两太后绝对无法击败位高权重的顾命八大臣。这场政变，可以认为是奕一生中对历史影响最大的一个事件。
这次政变，对晚清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
其一，幼帝即位。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初九日小皇帝载淳在太和殿即皇帝位，举行大典。同日颁谕，称奉皇太后懿旨：“现在一切政务均蒙两宫皇太后躬亲裁决，谕令议政王、军机大臣遵行，惟缮拟谕旨仍作为朕意宣示中外。”此后谕旨，仍用“朕”字，实际体现的是两宫的意志，而朝野却难以指责。
其二，重建年号。咸丰帝死后，顾命大臣曾为新皇帝拟定年号祺祥，于七月二十九日颁行。载淳即帝位的次日，改年号同治，以明年（1862）为同治元年。祺祥成为清朝最短命的年号。
其三，太后垂帘听政。垂帘听政的仪制是，两宫皇太后和小皇帝在养心殿召见群臣。太后面前垂帘（纱缦或纱屏），小皇帝坐于帘前。官员的任免升调由议政王、军机大臣呈递名单。太后审定钤印发下缮旨。名为“听政”，实则一切事务都由两太后亲自裁决。
叶赫那拉氏（慈禧皇太后）原是一个宫女，由于怀孕生子，升为贵妃，儿子载淳是咸丰帝独子，后来当了皇帝，母以子贵，她又成了太后。但按照清朝皇室家法，皇后无权控掌朝政。如清太宗皇太极病逝，皇子福临年方6岁，由同姓贵族睿亲王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世祖福临病没，嗣君玄烨年方8岁，由异姓贵族鳌拜、索尼等辅政。从未闻有太后听政的先例。当时载淳也是6岁，本有前例可以遵循。所以会造成太后“垂帘”的局面，主要是宗室诸王争权夺势的结果。
其四，亲王辅政。两太后得恭亲王奕之助，政变得以成功，实施垂帘听政，也不能不依靠奕辅佐。于是晋升奕为议政王，领班军机大臣，综理朝政。但奕的议政王，不同于清初多尔衮的摄政王。“议政”的前提，是两宫太后亲操权柄，奕只能辅佐她们处理政务，却不能代行朝政。议政与摄政，一字之差，差别是很明显的。
奕自咸丰五年（1855）退出军机处，直到奕詝病故，前后历时6年，未能参与国家大政。辛酉政变，使他一跃成为宗室诸王中一言九鼎的关键人物。同时，他还获得领取亲王双俸、生母康慈皇太后追加尊谥并升祔太庙、长女赏封固伦公主等殊荣。
在诸王中，奕的见识才干首屈一指。他执掌枢要后，继续重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族大臣，使萎靡的朝政一时有所振作。同治三年（1864），清廷因剿灭太平天国论功行赏，以奕功居首位，赏加三级军功，加授其长子辅国公载澄贝勒衔（时年7岁），封其三子载濬辅国公（生仅一个月）、次子载滢（4岁）不入八分辅国公。奕的宠荣和权势达于极盛。然而，随着国家的内忧外患有所缓解，慈禧太后对他的防范也在加强。
奕出身皇族最显赫的家庭，一向自视甚高，功高位尊，也不免骄盈。何况他敢于据理直言，对太后懿旨常有异议，难免引起后者不悦。兄嫂二人由当初的同舟共济到貌合神离，矛盾逐渐显现。
奕政治生涯中受过四次打击，第一次在咸丰五年（1855），已见前述。在慈禧太后擅权时期，他又前后三次遭到罢黜。
第一次：同治四年（1865）二月，翰林院编修蔡寿祺上疏弹劾议政王揽权徇私。慈禧太后召见奕，说“有人弹劾你”。奕不谢罪，追问是什么人。后答：蔡寿祺。奕顶撞说“蔡寿祺不是好人”，欲加逮问。慈禧太后大怒，以同治皇帝的名义亲拟诏旨，斥责奕“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宣布撤去他议政王、军机大臣等一切职任。消息传出，朝野震惊。在王公大臣的一再奏请开恩录用下，慈禧太后恢复了他的领班军机大臣，但取消议政王称号。奕入宫谢罪，在太后面前伏地痛哭，无以自容。这次轩然大波，慈禧太后不过略施手段，就使奕充分领教了她的厉害。
此后数年，奕与太后相安无事。但他不是那种八面玲珑的性格，主持枢要，判断是非，又不可能处处依从太后心愿。接着就发生了惩治太后宠监安德海的一段插曲。
慈禧太后平日深居内宫，诸事依赖身边太监，太监对她曲尽谄媚之能事，两者关系非同一般。太监安德海依仗慈禧太后的宠信，在宫内外作威作福，甚至欺负到同治帝头上。小皇帝曾在宫中用泥巴塑了一个小人，早晚用剑砍泥人脑袋，一边砍一边喊：“杀小安子。”朝野之士对安德海多有反感，奕对他更是恨之入骨。有一次，安德海在朝房里夸耀自己官帽上的翎子精美，一些大臣不敢得罪他，只好连声附和。奕实在忍不住自己的厌恶，冷笑着哼了一声，说：“你的翎子再好，怕也护不住后脖子。”说明对他已动了杀机。
同治八年（1869）夏，慈禧太后授意安德海前往苏州采办龙袍。安德海出京沿运河南下，船上遍插“奉旨钦差采办龙袍”字样大旗。沿途雇觅妇女，唱曲作乐。船抵山东德州，适逢他的生日，随从男女给他设宴祝寿，大事招摇，两岸观者如堵。山东巡抚丁宝桢得到密禀，以安姓太监“自称奉旨差遣，招摇煽惑，真伪不辨”，迅速奏闻朝廷。适逢慈禧太后正在生病（一说正在观戏），奕等人授意军机大臣拟旨，命山东督抚迅速派委干员，将安德海严密查拿，无须审讯，就地正法。安德海被押送省城济南，经丁宝桢亲自审讯后下令处死。
安德海伏法，人心大快。丁宝桢因办理此案，竟一时成为风云人物。奕处理此案，相当巧妙。慈禧太后迫于舆论，不敢为安德海公开开脱。她对奕等人虽有不满，却也无可奈何。
第二次：同治十二年（1873），18岁的载淳宣布亲政。他提出重修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圆明园，给归政后的慈禧太后居住。同治十三年七月，奕联合一些朝廷重臣拟定奏疏，以“西陲未靖，外侮方殷”为理由，谏阻修园。同治帝召见群臣，只阅奏折数行，便说：“我停工何如！尔等还有何饶舌？”奕回奏：“臣等所奏尚多，不止停工一事，容臣宣诵。”随即取出折底，逐条讲读。同治帝恼羞成怒说：“我这个位子让给你如何？”奕不敢再奏。
数日后，同治帝召见奕，追问所奏微服出行事，是听谁说的。奕答：“臣子载澄。”同治帝大怒，怨恨载澄。接着，同治帝以“召对时言语失仪”为由，宣布革去奕一切职务，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因遭到众大臣反对，改为革去亲王，降为郡王；并谕载澄革去郡王衔贝勒，以示惩儆。不过到了次日，载淳的胡闹就受到太后的干预。慈禧太后虽支持重修圆明园，但对载淳的轻躁妄动，还是不赞成的。大事小事，轻重缓急，她心里分得很清楚。据记载，慈禧太后把载淳召入弘德殿，垂泪对跪在下面的载淳教训说：“十年以来，无恭邸（恭亲王）何以有今日？皇上少未更事（年少不懂事），昨谕著即撤销。”同治帝再颁谕旨，赏还奕亲王世袭罔替，载澄郡王衔贝勒。这场风波只闹了数日，就告平息。
这年十二月，同治帝久病不起，一命呜呼，年仅19岁。关于载淳的病因，外间传说纷纭，难以确指。但少年天子，纵欲伤身，当是事实。载淳一死，清朝皇室再次面临继统问题。清朝皇帝近支子弟，以康熙、乾隆两朝为最多。康熙帝有35男，乾隆帝有17男。到了咸丰帝，就只有独子。此后，同治、光绪、宣统三个皇帝连生育能力都没有。三朝前后50年（1862—1911），宫中不闻儿啼声，当时称为“国统三绝”。同治帝病死而无嗣子，按照祖制，应从近支晚辈中选立皇太子。如果这样的话，恭亲王奕的子孙可能性最大。但这样一来，慈禧就成了“太皇太后”，再也不能“垂帘听政”。因此，她未给儿子载淳立嗣，却决定立自己的妹夫醇亲王奕譞的4岁儿子载湉为帝（清德宗光绪帝）。
慈禧太后再一次立幼童为帝，使她有更充裕的时间加强自己的权力。奕虽然继续主持军机处长达九年之久，他的职权却逐步被削弱。光绪六年（1880），慈禧太后偏听太监诬陷守门护军的一面之词，欲置护军于死罪。奕率领全体枢臣“力争不奉诏”，引起太后的恼怒，大声质问：“你事事与我为难，你到底算什么人？”奕毫不示弱，昂然道：“臣是宣宗（道光帝）第六子。”太后说：“我革了你的爵！”奕回答：“你能革臣的爵，却革不了臣的皇子。”奕等人的抗辩，终使护军从轻发落。此事虽小，却加剧了慈禧太后对奕的不满。
第三次：光绪十年（1884），法国侵略越南。奕及其主持下的军机处不想轻易开启战端，引起朝臣交章弹劾。适值清军在前线溃败，慈禧太后同醇亲王奕譞合作，以“委靡因循”的罪名，将以奕为首的军机大臣全部罢黜，停奕亲王双俸，命他“家居养疾”。又命礼亲王世铎主持军机处，庆郡王奕劻主持总理衙门，并命遇有重大事件，先与醇亲王商办。奕譞为幼帝生父，照例不能主持朝政，但有“商办”之名，实际隐操枢府大权。慈禧太后这次改组军机处，因发生在甲申年，史称“甲申易枢”。奕劻、奕譞、世铎的行政能力远不如奕，所以时人把这次中枢机构的大换班比喻为：
易中枢以驽马，代芦服以柴胡。
驽马即笨马，柴胡是比芦苇价高的一味中药，以讽刺这些新进王公的庸懦。后者的共同特点是对太后无不惟命是从。所以，“甲申易枢”后，太后的权势进一步扩大，实际标志着她专权统治的确立。
第四章 清代历史
光绪皇帝到底是不是被慈禧毒死的？
据清人野史《十叶野乘》中记载，1908年七月的一个傍晚，天色渐暗，有个名叫赵士敬的士人和一群朋友吃完了饭，大家正坐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时候，突然窗外有大光亮，同时空中还伴有隆隆霍霍的响声，似雷非雷，似鸟飞鸟。这时，院子外面的仆人大叫：“呀，这么大的一个流星啊！”赵士敬等人听后，都急忙出屋观看。大家出来后，只见天上真有一颗大流星从西北掠过，声音如雷，尾长数十丈，极为耀眼，且速度很慢。伴着爆裂的声响，这颗大流星飞向东南方向陨落。由于持续时间长，当时看见这颗大流星的人很多，大家在一起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紫微星堕落，恐怕这年要出大事了。
果不其然，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的傍晚，年仅三十八岁的光绪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黯然离开人世。那天早晨，御医周景焘曾入内看脉，据他说，当时看见“光绪仰卧在床上，瞪目指口，大概是想吃东西，而那时身边一个太监都没有。就连寝宫里的器皿，也都被太监们盗窃殆尽，只剩下一个玉鼎”。颇为凄惨的是，光绪临终前，没有一名亲属及大臣在身旁，等到被人发现的时候，早已死去多时了。
而据《清光绪外传》中说，十月初十是慈禧太后的生日，身体虚弱的光绪前去给慈禧太后贺寿。进门前，有值班的太监窥见光绪正扶着近侍的肩膀，在做疏松筋骨的动作，大概他担心给慈禧太后跪拜的时候爬不起来了。但正要进去的时候，太监传来慈禧的懿旨说：“皇帝卧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礼，取消贺拜仪式。”
原来，慈禧太后当时也快不行了，她当时患有痢疾，拉肚子已经有一两个月。慈禧太后毕竟年事已高，经这么一折腾，也已是日薄西山，奄奄一息。听到这个消息后，光绪便返回知己寝宫，心情似乎还不错。于是便有太监跑去密告慈禧太后说，皇上听说太后病重，脸有喜色。
慈禧太后听后勃然大怒：“我不能死在你前头！”随后的几天，慈禧太后和光绪的病情都无任何好转的迹象，太监和宫女们个个脸色阴沉，整个皇宫一片悚然。七月十八日，庆亲王奕劻奉慈禧太后之命，前往普陀峪的陵区视察寿宫，也不知道当时是慈禧估计自己不行了，还是觉得光绪不行了，或者觉得两个人都不行了。
七月十九日，皇宫禁门开始增加卫兵，凡是出入宫的人都要检查，当时都传慈禧太后和光绪都随时可能挂掉，宫中气氛非常紧张。二十一日，隆裕皇后去寝宫看光绪的时候，光绪早已死去多时，当时竟然无人知道。隆裕皇后心里害怕，大哭而出，奔到慈禧太后那里告知光绪已死。慈禧太后听后，也只是长叹一声——这次她又比光绪稍胜一筹。
随后，光绪的遗体被早已准备好的吉祥轿抬到乾清宫，由于光绪死前没人在身边，当时也没有换寿衣，正当隆裕皇后指挥那些太监七手八脚的安顿光绪遗体时，一太监急匆匆的赶过来说，慈禧太后也已经不行了，隆裕皇后慌得不行，又丢下光绪的遗体，带着太监们急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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