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伶伶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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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界泰斗：杨宪益传试读：
小引
民国时期从西方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在人们的印象中，形成了一种群体形象，他们有着强烈的民族身份感与民族自尊心，虽然祖国处于贫弱混乱之中，他们仍然像对待母亲那样不嫌弃她，对她的今天不消极，对她的明天不丧失信心，不把自己的命运与她的命运分开考虑，不去考虑自己留在一个和平安宁文明现代的环境享受适意高雅快乐的生活，而是怀着一颗“理所当然”的心归来，安心地生活在愚昧落后的社会环境中，遭遇挫折不快也不大会有出走之意。
他们思想解放，视野开阔，追求民主，精神自由独立。他们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改造社会的积极性；他们有历史使命感，有天降任于己而应成就事业的意识；他们有信仰，有理想，追求光明与进步，较少把物质追求放在第一位；他们有是非界限，有嫉恶之心，有批判社会的意识，平日一团和气，一旦遇有大恶大非，敢怒敢言。
这一群人身上的这些优点，杨宪益差不多也都具备，甚至于有些优点更加突出。比如民国前期归来的知识分子，在抗战之前的二十年里，除了学而优则仕的不算，单是安身于大学教席的，也多有过物质生活优裕、社会地位甚高的黄金岁月，而杨宪益归来于抗战烽火正炽、民众流离转徙之时，他说：“我知道，回到中国，我不会有机会过平静的书斋生活。我是中国人，我知道自己必须回去为中国效力。如果我……留在国外，我将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羞耻。……即使在中日战争改变了一切以后，我的心也没变。”思想境界当然不一样。
虽然杨宪益回国以后仍可算是生活在象牙塔里，可是那塔早已非同以往，它千疮百孔，四面透风，甚或摇摇欲坠，可杨宪益这样一个少爷出身的人，一个享受过西方物质文明的人，身在其中，却能安之若素。他也时有埋怨，但从未真正埋怨过自然环境与生活待遇，他所不能忍受的，是缺少相知相得朋友的环境。
国民党政府是被杨宪益唾弃了的，1949年他拒绝跟随去台湾，至死也不后悔当时的决定。当时他对共产党新中国充满希望，甚至愿意冒着危险为它收集与传递情报，在它打下江山后，又积极为它工作连家也可以不顾。但当它一度出现了病症时，他却也不顾情面地加以斥责，在他的打油诗里、他的自传里，都时有表现。比如在自传里，写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怪状，就有：“那年头，就像现在一样，在中国一名卡车司机可能比一位大学教授更有钱。”还有：“今天的大学教授想下馆子吃饭就难了，尤其是那些有孩子要供养的教授，除非是吃请，或是在北京有官方关系。”尽管这些批评社会的言论有时像是一种牢骚。
杨宪益通常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和气佬，一个好好先生，一个没有脾气的蔼然长者，一个心如止水豁达一切的人。可是事实上并不尽然，甚至于在他逝世的前几年，至少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还时常表现出会被视为情绪化的东西。
他写自传时，也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早该心静如水、气和如风，可他在自传里，臧否人物，往往直言得厉害。比如对罗家伦、对朱延丰、对梁实秋这些去了台湾的人，固然笔下不大客气，对他视为好友的卢冀野，却也并不刻意为说好而说好。如他写道，卢冀野说过，如果重庆陷落，他就要与汪伪政府合作了，因为那里面有他的国民党老朋友。早在1983年，他将他早年出版的两本书《零墨新笺》、《零墨续笺》合并，交由三联书店出《译余偶拾》，他在序言里写到，由卢冀野给起的《零墨新笺》这个书名，自己并不喜欢。
若换了一个人，就不会这么说，至少可以不说。可是杨宪益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老了都还未将棱角磨圆的人，一个弃虚伪如敝屣喜欢讲真话的人。第一章白虎星下凡
杨宪益是天津一个特别富有的银行家的独子，生于1915年。母亲告诉他，在生他之前，她做过一个奇特的梦，梦见一只白虎扑入她的怀里。算命先生说，这孩子克父。真的在他5岁时，父亲就病死了。算命先生的话成了他一辈子的纠结。上中学时，妈妈发现家庭女教师与儿子眉目间有异，等他一毕业，赶紧把他送到国外留学去了。1.官商家族
杨宪益父亲叫杨毓璋，字霁川，出身于一个官宦世家。杨家的故事可以从杨毓璋的曾祖父杨殿邦讲起。虽然可以查到杨殿邦的曾祖父叫杨东明，祖父叫杨世锦，父亲叫杨果亭，但他们的事迹不详。
杨殿邦生于1773年，死于1859年，活了87岁，在一个半世纪以前的时代，这样的岁数可以说是非常长寿的了。在如此漫漫人生中，他所担任过的职衔有记载的就达37项之多，做官从嘉庆十年一直做到咸丰九年，连跨三朝，长达半个多世纪，先后任山西道监察御史、贵州按察使、贵州布政使、贵州巡抚、山西布政使、太仆寺少卿、顺天府府尹、礼部右侍郎、漕运总督等职。
在他的晚年，太平天国运动轰轰烈烈，他曾与太平军交过手，地点在扬州东北面邵伯镇一带。在中国历史上，官军往往不敌“匪军”。杨殿邦在与这帮农民军的较量中，并未显示出特别的军事才能，所以也耻辱地战败了。清廷降罪，将他革职，戴罪留军以观后效，后来就郁闷地死在军中了。
杨殿邦子嗣不旺，只生有一个儿子，而且这个儿子肢体一直有病，因此无法走上仕途。杨鸿弼肢体不良，但躯体没问题，也仿佛是老天有意使他弥补父亲的遗憾，他竟接连生了八个儿子！做不了运动员，就做教练员。他悉心培养儿子们，终使杨家日后出现了“五子登科”的壮观景象。
长子杨士燮是光绪甲午进士，先后在淮安、杭州任知府，还任过浙江巡警道等职；老三杨士晟是光绪壬辰进士，历任无锡、崇明知县、芜湖米厘总办，民国时任芜湖关监督、苏州关监督兼交涉员。1920年春，上海太田商会职员角间孝二等几个日本人到苏州虎丘游玩，在冷香阁午餐，适遇我第五团三营九连士兵十余人也到此用餐，角间孝二看不顺眼，竟用猎枪射杀了新兵胡宗汉，引起社会愤怒，杨士晟曾为此代表江苏地方当局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针对日本驻苏州领事百般抵赖事实、把射杀说成误伤致死，杨士晟也复照予以驳斥。
这一年，杨宪益年方五岁，是个顽皮的孩子，也许他在顽皮中，会听到一点家里人谈三叔公与日本人交涉的事情吧。在他年幼的单纯意识里，可能会印刻下些微对日本人的最初印象。也就在这一年，他的父亲去世了。
老四杨士骧是光绪丙戌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庶吉士。历任直隶通永道道员、直隶按察使、江西布政使、直隶布政使，接替袁世凯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杨士骧为人随和幽默，生活上不拘小节。有天他赴一个叫马龙标的回族人的宴请，席上都是鸡鸭做的菜肴。酒酣之际，杨士骧对马龙标说，今天这桌酒席可以用“鸡鸭杂”对你的名字。席上众人都大笑不止。
或许杨宪益小时候听说过这个故事，所以日后当他遇到一个在他看来名字有趣的老师的时候，立刻如法炮制。
老五杨士琦是光绪壬午举人，先受李鸿章器重，曾担任李鸿章与八国联军议和中的联络员。李鸿章死后，又受袁世凯重用，任洋务总文案献，是袁世凯的智囊人物，为袁世凯效劳不遗余力，在袁世凯的许多重大政治活动中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甚至袁士凯复辟帝制，据说也是杨士琦的主意。光绪之死，一种说法是被袁世凯下毒，而那剧毒药水是杨子琦花重金从洋人手中购得。后来杨士琦也被自己的小妾小白菜用同样的药水毒死的。他历任农工商部右侍郎、邮传部大臣、钦差大臣、上海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总办、政事堂左丞、参政院参政等职。
老七杨士铨是光绪癸巳举人；老八杨士骢是候补四品京堂，广东补用道，京奉铁路总办，放山西巡盐道，在民国1913—1917年、1922—1924年两次担任国会众议院议员，与袁世凯做了儿女亲家——袁世凯的第三个女儿袁叔祯是杨士骢的儿媳妇。
许是身体生来有亏，后天又操劳过度，杨鸿弼死得太早，不仅死在他父亲杨殿邦前面，也死在他的儿子们都有出息了之前。在杨殿邦身后，杨家开始衰落，身为长孙的杨士燮责无旁贷地负起了持家与照顾弟弟们的责任，一度颇为辛苦，后来当他娶了吴棠的女儿之后，生活才有了转机。
吴棠系晚清封疆大吏，先后任江宁布政使、漕运总督、江苏巡抚、闽浙总督、四川总督等职。早年，杨殿邦对吴棠有知遇之恩。吴棠是安徽盱眙人（当时盱眙属于安徽，1955年划归江苏），杨殿邦本是安徽泗州人，后迁居盱眙，又年长吴棠整整40岁，所以把吴棠视为同乡晚辈，关爱有加。吴棠于道光十五年（1835）参加江南乡试中乙未恩科举人，之后五次赴京参加会试，有三次杨殿邦都叫他住在自己府邸内，照顾饮食起居，予以谆谆教导，帮他复习功课，关怀殷殷，犹如对待子侄。吴棠后来将次女吴述仙许配给杨殿邦的长孙，该有报答师恩的意思。
吴棠一生有两大传奇。一件事是道光年间他在清河县任县令时，湖南道员刘某去世，他的儿子扶棺回原籍，船经清河时，刘儿便派人向父亲故交吴棠报信，吴棠包了三百两银子，派人送去。
谁知此时河上还泊了一条丧船，是两个女儿送她们去世了的皖南道父亲的灵柩回乡。吴棠的仆人一见丧船就上去了，一问，不错，是位道员，就把钱递给了两位姑娘。
仆人回去复命，吴棠觉出事有蹊跷，再派人去打听，这才知道弄错了。于是再包了银子亲自前往刘船祭拜，而后又来到皖南道惠征船上致祭。
姐妹俩原也川资不够，正处困顿之中，收了钱正不知如何感谢，当下见了素昧平生的吴棠，自然感激涕零，表示日后若有机会，定当报答云云。
吴棠听了，也不为意。谁知世事难预料，那位姐姐，后来被选入宫，三弄两弄，竟成了掌握国家命运的“老佛爷”——慈禧太后！吴棠后来官运亨通，无怪人们不生联想。
另一件事发生在咸丰三年（1853），吴棠回任清河知县不久，先后攻破金陵、镇江的太平军，在运河上排列战船，随时沿河北上。淮安府城乡人心惶惶，都在作逃避的打算。吴棠听说以后，率数百人赶到郡城淮安，对众人宣告，官兵大军马上就到了。同时四处张贴告示，要各方准备迎接。众人慌乱的情绪很快安定下来。吴棠随即又招集乡勇，倡办团练，几个月时间里便组织起数万人，彼此呼应，形成联防，声威四传。
太平军探得消息，不知虚实，在镇江、扬州一带徘徊多日，最终不敢冒险而放弃了原计划。吴棠施空城计退强敌，显示了过人的胆量与智慧。
算起来，吴棠该是杨宪益的曾外祖父，杨宪益身上流淌着吴棠八分之一的血液。
父强女不弱。吴述仙嫁给杨士燮后，成为丈夫的有力的贤内助。夫妻俩二心合一，促使弟弟们相继成才入仕。
不仅如此，他们还使杨家香火兴旺，竟也生了八个儿子！
杨鸿弼在九泉之下，应当非常欣慰了。
杨士燮思想颇为开明，他把八个儿子都送出国去“师夷长技”，分别在英、法、美、日等国留学。这几个儿子回国以后，与他们的叔叔们以及叔叔的儿子们一样，在社会上各显身手，演绎出了中国现代史上“杨家班”的无数传奇故事。
杨毓瓒（字瑟君）是杨士铨的儿子，能文能画，画的《村童戏蝶图》、《湖山钓艇图》，都是画中精品。1927年7月起任国务院印铸局局长，次年6月去职。他的堂兄弟杨毓莹，字晴川，1913—1918年担任北洋政府驻纽约总领事。另一位杨毓琤，北京陆军大学第五期毕业，任北京政府参谋部次长、陆军署次长、军政署署长等，1945年2月出任汪伪山东省省长等职，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判刑，1947年病死于狱中。
杨宪益的父亲杨毓璋是杨士燮的长子。杨毓璋曾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习实业、经济、应用科学等，归来先后担任东北电报局局长、奉天海运局局长，杨宪益出生时，他正在天津中国银行行长的任上。
杨毓璋事业顺利，唯独子嗣人丁不旺。父亲在淮安做官时，为他订下当地一个富家女儿，可是这位妻子命中无子——生了儿子也留不住地夭折了，最终只留下两个女儿，杨霁川便理直气壮地买了一个妾回来。这位小妾的肚皮很争气，第一胎就生了个儿子。杨霁川非常高兴，马上把她升为妻子，排第二位。这位小妾就是杨宪益的生母，她生杨宪益时才18岁。
大概徐燕若是因为自己做的也不是人家的第一个妻子，而且生在一个男人可以妻妾并蓄的时代，她对丈夫在日本的风流韵事也就并不讳莫如深，甚至没有恼火妒忌，在他身后，她把他当年写给日本艺妓的旧体情诗保存了多年，甚至还曾拿出来给儿子看过。2.童年丧父少年时代的杨宪益
杨宪益的母亲徐燕若曾告诉他，说她在生他之前，做过一个奇特的梦，梦见一只白虎扑入她的怀里。醒来后梦中情景还很清晰，心怦怦跳。老虎入怀，本已令人惊骇，何况是少见的白虎！自古以来，对于白虎就有种种说法，虽然也有说是瑞兽的，但更多的则说是凶暴之兽；白虎星在民间也被视为灾星、杀星、凶星，遇之不吉。
徐燕若于是去见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的说法也多从凶说，说这个小孩长大后不会有哥哥弟弟，而且克父！不过算命先生也谨慎地给杨母留了一小条“光明的尾巴”，说这个小孩经过种种艰难险阻之后，会成就一番辉煌的事业。
徐燕若怀着一颗忐忑的心来，走的时候心更不安了。她这是头胎，倘若是个男孩，杨家便只有这一个独子；倘若是个女孩，杨家这一支香火岂不就断了？何况还有更要命的克父！至于那“彩虹”也不可期——谁知道他能不能过得了之前的风雨呢？杨宪益与母亲、妹妹的合影
也许徐燕若并不是一个十分迷信的人，或许是那时她已近分娩，胎儿已经发育成熟，算命先生的话似乎并没有对她造成太大的刺激。
杨宪益生于1915年元月10日。这年的2月14日是春节，之前是农历甲寅虎年，之后才进入乙卯兔年，所以杨宪益属虎，他母亲梦见老虎，也应与她想到生个儿子属虎有关。
也许是杨霁川求子心切，徐燕若生了杨宪益之后便只生女儿了，于是他又找了一个妾回来，希望能像徐燕若那样给杨家添喜，可是希望落空了。
那年他得了伤寒，老话一病不求二医，他也不完全是病急乱投医，只是因为有钱、有地位、有势力，家里今天请来一个名医，明天又请来另一个名医；今天吃这人的药，明天打那人的针，东治西治，七治八治，病越来越重，竟至不治而逝！年方49岁。杨霁川并不是文弱书生，身体相当结实，又注意运动，不是短命之相，所以谁也没有料到竟会中年丧命。
5岁的杨宪益当然不会想到父亲的早逝与他有什么关联，他对父亲的印象不深，只留下一些模糊的生活片断。比如他记得父亲常常在家里的庭院里玩可以致人死伤的飞镖；喜欢在夏秋斗蟋蟀，但蟋蟀并不是他亲自动手四处捉的，而是购买。他每年都要买上几百只蟋蟀，养在精美的陶罐里，并加以训练、筛选，给出类拔萃的蟋蟀命名，有“金颚王子”、“无敌霸王”等；他还嗜好唱京戏。
父亲的故事还有许多是母亲告诉他的，比如父亲在日本不好好读书，而喜欢与日本艺妓在一起消磨时光。当然，母亲也会讲到算命先生说的他们父子相克的预言。
杨宪益在他晚年写的自传中，虽未认定父亲是被自己克死的，但也承认算命先生的推算大致不差。
杨宪益对父亲的印象虽然模糊，并且似乎也不以他为骄傲，但基因的力量是强大的、无孔不入的，在成年后的杨宪益身上，可以找到一些他父亲的影子，比如读书并不是非常用功，带有一种王公贵族特有的闲散气质，对钱财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轻视。
杨霁川虽然过早去世，所幸死之前已攒下丰厚家产，包括银行里的巨额存款、天津的几处地产等，足以使孤儿寡母仍然继续维持锦衣玉食的生活。父亲去世很久后，他的酒柜里还存有洋酒，童年的杨宪益有天拿了一瓶法国白兰地，往花园里的一个金鱼缸里咕咚咚咚倒了许多。金鱼们全都醉死了，洋酒少了大半瓶，家里也无人过问。
杨宪益在回忆录里写到，父亲去世几年后，七八岁的杨宪益还以杨霁川的代表身份出席银行的董事会，“许多年长的董事都是我父亲的老友和同僚，他们直夸我聪明、举止得体。”
在杨霁川死的前一年，北京政府财政部次长苏慕东联合金融界、商业界人士集资创办了大生商业银行，于1919年3月在天津正式开业，第一届董事会由九人组成，杨霁川是其中之一，其余几位是梁士诒、王郅隆、胡笔江、陶湘、苏慕东、潘耀庭，都是当时社会的显赫人物。梁士诒（号燕荪）历任交通银行总理、财政部次长、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王郅隆（字祝三）是天津《大公报》创刊时的第一大股东，后任该报总董、金城银行总董、国务总理段祺瑞任董事的天津裕元纱厂的老板；胡笔江是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陶湘（字兰泉）曾任上海轮船招商局董事兼天津分局经理、天津中国银行经理；潘耀庭曾做过天津商会的会长。
尽管杨霁川身后留下的是一座金山，可是坐吃山空。杨霁川在杨宪益生母之后又娶的那位小妾，倒似一位对爱情有所追求的女子，在丈夫死后，便跟着一个戏班子里的男人走了，把自己的女儿也培养成了一名颇有名气的京剧演员。
杨宪益的嫡母与生母既对银行事务一无所知，对家庭财产也不大懂得如何打理，甚或对数额没有概念，要么以为家财用之不尽，要么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要么习惯使然，家庭日常里仍然维持着奢华的生活。
家财于是就像是漂浮在海上的一座冰山，遭遇了暖流，飞快地融化；又有杨宪益的两个叔叔，哄骗两个寡嫂拿出许多钱来给他们做投机生意，结果都血本无归；小少爷随便倒掉一瓶洋酒家里都没人知道，仆人们便放开胆子大肆偷盗。
日本占领北京和天津后，银行存款被迫兑换成伪币，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伪币不予承认，结果那些钱就成了一堆废纸。加上战后国民政府经济崩溃，杨家银行里的钱已消耗尽了，地产也先后变卖得差不多了。
所幸家财散尽不是在一夜之间，而有一个时间过程。这个珍贵的过程，帮助杨宪益完成了留学学业，而且是舒服地完成的。在他可以自己挣钱之前，没有受金钱困扰，没有陷入经济窘迫，尽情地享受了金钱所带来的生活的快乐与便利，更使他可以一辈子站在比金钱高的位置，可以一辈子在金钱面前保持清高，免做金钱的卑微的奴仆。而这一切，来自于他的父亲，他父亲给他打下与留下的物质基础，他应该感谢父亲。3.中学时代
杨宪益读的中学中文名叫新学书院，英文名直译叫天津英中学院，它是由英国伦敦基督教公理会的传教士创办的。虽然他的学习并不吃力，成绩也相当不错，可是家里许是望子成龙心切，仍然给他请了家教，希望他在学校的成绩能更好。
母亲请了一位三十岁出头的池太太来教杨宪益英文，杨宪益与她很合得来，渐渐的，他对这位比他大不了一旬的老师萌发了一种朦胧的感情，而池太太家庭生活不美满，对这位小弟弟也情愫暗生。母亲发觉情况不妙，赶紧把儿子送到国外留学去了。
那位池太太不姓池，池是夫姓，她自己姓徐，有一个很男性化的名字，叫徐剑生。杨宪益早在十年前，就跟家里请的一位叫魏汝舟的前清老秀才学习赋诗作对，进步神速，很得魏先生赞赏。杨宪益与池太太熟了以后，便常跟她淘气。池太太因为喜欢他，所以也从不生气。有次杨宪益拿她的名字对对子，竟对出“快枪毙”，觉得很好玩，完全没有顾忌，颇有几分他四叔公的秉性。
显然杨宪益与他的徐老师的感情发展得并不神速，当然更未熟透，恰好他从新学书院毕业了，母亲可以自然地妥善安排儿子下一步的求学之路，否则除了辞掉池太太也不大有别的良策，总不至于硬行中断书院的学业去留洋，而即便辞掉池太太也未见得能阻断两人来往。
杨宪益在自传里写道，出国留学并不在他当时的个人计划里。的确如此，他的计划是升学，他属意的都是国内顶尖的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燕大提前招生，而且是教会大学，与杨宪益的新学书院关系特殊，新学书院的优秀学生只需通过英语与数学两门课考试，加上智商测试，就可以入燕大。杨宪益已参加了考试与测试，数学稍为差一些，另两项成绩则非常出色。主考官甚至对他说可以直接从大学二年级读起。而他则还想着要参加清华和北大的考试。
这说明出国留学完全是母亲的意愿，19岁的杨宪益在这件事上，并没有表现出那个年龄的青年通常会有的逆反心理，他完全顺从了母亲的意志。
那是1934年的夏秋，把杨宪益视为得意门生的书院物理教师朗曼，以及他在学校教英国文学的夫人正好要回国度假，当然很愿意带杨宪益同行，加上杨宪益班上有一位叫李亚福的同学也想与杨宪益一同去英国，这才使徐燕若放心下来。从小开始，直到12岁，她都不许杨宪益出门上学，而请先生到家里来，就因为生怕家里这个唯一的儿子会被人绑架，或遇到其他意外。第二章留学，游学
杨宪益出国留学整整六年，六年的时光并非全部花在读书上。那时的中国留学生的留学生涯大多是出国即入校，入校只读书。而杨宪益不是这样的，他的思想很活跃，他的行动很自由——到处走，而他口袋里的钱支持这一切。与其说他是留学，不如说是游学，一游二学。准备出国留学的杨宪益
就在杨宪益优哉游哉的留学生涯中，他结识了一位美丽、聪明、单纯，并且与他同样爱玩的英国小姐，异族之恋继而顺理成章地生发了，开花了，将来还要结果。
做留学生的时候，他演讲、办报、组织社团，宣传抗日；毕业后，他谢绝留在国外的邀请，毫不犹豫地要回到抗战中的祖国去。他说：我是中国人，如果不回去为中国效力，我会感到羞耻的。1.彩色的生活
看杨宪益在自传里列出的他留学期间曾到过的国家、地区或景点，就像是到了一位朋友家里，主人拿出一抽屉珍藏的宝贝，“哗啦”一下倒在床上，只见五颜六色，美不胜收，每一个小东西都有一段引人入胜的故事，令人无法不生出羡慕之心来。
1934年夏天，杨宪益办好护照，他的目的地是英国，可因同行的朗曼老师夫妇要到美国去看一看，他自然也乐得赴美。他们买的是到加拿大温哥华的船票。船自上海起航。这是杨宪益第一次单独离开天津，而且是出那么远的门，母亲既不放心，也依依不舍，她与池太太以及家里的一个老仆人把儿子由天津一路送到上海。
杨宪益乘坐的是加拿大女皇轮船公司的一艘船，第一站是日本神户，接着是横滨、东京，过了夏威夷后，便到了终点站温哥华。这一程，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船每泊一处，他们就登岸游览一番。
之后一行人直奔美国西雅图，在西雅图住了两天，四处观光；随后去了怀俄明州黄石国家公园、科罗拉多州落基山，又到了伊利诺州的芝加哥。在芝加哥参观了正在那里举行的世界博览会，还到露天剧场去听了一场交响音乐会。去看了纽约州的尼亚加拉大瀑布，而后抵达纽约市。在纽约待了十来天后，乘船越过大西洋来到英国英格兰南岸的城市与大海港南安普敦，而后抵达伦敦。在准备投考牛津大学的日子里，他还去过巴黎。
在等待入学的日子里，他又至少去了巴黎一次，并在那里小住半月；在瑞士的洛桑等地逗留过一个月。其间曾到一个瑞士人家里住过几星期；为了提高法语听力与阅读能力，还曾到洛桑大学去听了几场讲座；去瞻仰了拜伦的长诗《锡庸的囚徒》的诞生地——锡庸古堡；参观了阿尔卑斯山的几个滑雪场。
他还乘旅游班轮到地中海观光一个月，游览了欧洲伊比利亚半岛南端的港口城市直布罗陀、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欧洲大陆的最西端的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地中海最大和人口最稠密的岛屿意大利西西里岛、有“地中海心脏”之称的岛国马耳他、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希腊、地中海东部的大海湾爱琴海、土耳其最大的港口城市伊斯坦布尔、人类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的埃及。
他在阿尔及尔山上观猴，进里斯本的一家有名的赌场玩轮盘，在西西里一家咖啡馆外的树阴下与一位葡萄牙老商人饮酒闲聊，参观了希腊的神庙和港口、伊斯坦布尔的清真寺与博物馆，夜游埃及的金字塔并观看了肚皮舞。
1936年夏，杨宪益还应一位瑞典青年律师朋友的邀请，到瑞典去待了一个月。在那里，他听歌剧，参观历史博物馆，与汉学家会面，品尝精美的瑞典饮食，还去了瑞典西南部海岸著名港口城市哥德堡，到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游乐场闲逛。
就读牛津大学后，假期里，他也总是或者到同学的家里去小住，参观家庭作坊；或者长途徒步旅行。1937年夏，他独自一人到英国西南角康沃尔郡的一个古朴的小渔村，租住在一个家庭旅馆，远离熟人朋友，隐居了一个月。
之后他又与人做伴，去了比利时，游览了首都布鲁塞尔，还到一些著名的洞穴探幽；接着到了荷兰，参观了创建于相当于中国明朝年间的、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的莱顿大学，还观赏了各种式样的风车，并在古朴各异的乡村中穿越。
他们还从德国西部莱茵河畔名城科隆开始作长途徒步，到过海德堡，那里著名的中世纪城堡肯定会吸引他们。他们还参观了与城堡同样古老的、被视为欧洲科学文化中心的海德堡大学；他们到过曾经是古罗马城镇、公元6世纪为法兰克王室驻地的德国西部城市科布伦茨；到过德国首都柏林以及德国文化名城魏玛，那是歌德和席勒创作出许多不朽文学作品的地方。
那时的纳粹德国的狰狞面目尚未完全暴露，这是杨宪益愿意去德国游览的原因。但是德国的土地上，已经到处弥漫着疯狂的景象，那景象使他非常反感。他还在一个露天剧场观剧时，近距离地看到了从入口处走来的希特勒，他没有像在场的许多人那样站起身来以示恭敬。
1940年初夏，空气中已经闻得到硝烟的味道，德国军队以闪电战打到巴黎，与法军联合作战的英国军队从法国靠近比利时边境的港口城市敦刻尔克大规模撤回，杨宪益在焦急中盼到了从巴黎度假回来的女友戴乃迭，两人随即又到剑桥附近一个美丽宁静的乡村待了两周，度过了他留学期间“最后一个田园牧歌式的假期”。
杨宪益在留学期间的休闲与旅游，仿佛是在实践“走万里路”的中国古训。这种阅历对他了解异国社会，体会当地的风土人情，增长见识无疑大有益处，难怪他的同学们都觉得他知识丰富。这也使他成为一个见多识广、谈吐有趣的人。
杨宪益在他的自传里，把留学牛津的生活，写得十分有趣，他毫不讳言地说自己“从来也不是个好学生”。这里所谓的“好”，一是指努力追求优等的成绩；二是遵纪守规。
他多次违反学校规定的返校时间，他常常因此不得不翻墙入校，或从一个运煤通道溜进学校。他与一些同样不守校规的学生做朋友，晚上喝足了啤酒后，在校园里搞一些恶作剧，装神弄鬼吓唬胆小的同学，或用玩具气枪射击路灯，有一次竟差点打到了学院院长的鼻子！后来缴了不少罚金方才过关。
对于成绩，他的同学中，有不少人学习的动力，是为了毕业后能凭着好成绩谋个好工作，而他是肯定要回祖国的，他认为成绩再好对他也没有用，他回国到大学里找个工作不成问题。当然他对此是有底线的，他并不因此就抱着混个文凭回国的打算。在一些时段，他还是认真读书的，加上以他的聪明，他的成绩总还不错。只不过他不是那种传统眼光里的好学生。
杨宪益在国内，对古希腊盲诗人荷马创作的长篇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古希腊悲剧名篇包括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的光明与温暖从天界盗火而被宙斯惩罚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恋母情结下弑父的《俄狄浦斯王》、杀子复仇的《美狄亚》，以及两千年前的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的《罗马史》、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维吉尔的英雄史诗、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与苏格拉底等人的对话等作品颇为着迷，这并不奇怪，这些包含了传奇、悲剧、哲理、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与道德说教的作品，对青少年具有普遍的无穷吸引力。既然母命出国，他便决定到英国去学习西方古典文献，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
杨宪益初到伦敦，他的朗曼老师给他分别介绍了教他希腊文与拉丁文的私人教师。教希腊文的老师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因此当杨宪益问他牛津与剑桥哪所大学更好时，他便指向了牛津。
杨宪益于是决定报考牛津。但是牛津入学门槛较高，而杨宪益对于希腊文与拉丁文，根本谈不上什么基础。希腊文还是在出国前一年，由一位希腊老商人，总共教过他十几个小时，还只限于现代希腊文；至于拉丁文，他在国内只读过一本拉丁文入门的教材，知道一点语法而已。而牛津每年留给亚洲或非洲学生的名额只有一两个，看起来希望非常渺茫，但杨宪益有的是勇气，有的是自信。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杨宪益
他下决心从头学起，一天里几乎所有时间都花在了用功上，这样刻苦了五个月，居然比较轻松地通过了笔试，可是面试出了问题，而且问题居然还是“非智力因素”。当主考人得知这位亚洲学生学习希腊及拉丁文只花了不到半年时间，就通过了英国学生常常要花七八年时间才能通过的考试时，仿佛杨宪益的轻而易举对主考者形成了一种嘲讽，于是他们借口杨宪益的考试成绩合格是侥幸获得的，并以学校名额有限，杨宪益应进一步打牢基础为由，表示愿意第二年再录取他。
杨宪益入学后，由于功课不是太紧，导师宽容，加上他也不笨，所以尽管他不是那种死啃教科书的学生，而只愿意按照自己的兴趣读书，最终还是顺利地毕业了，拿到了牛津文学学士学位。2.异国之恋
杨宪益进入英国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的第二年，有天他的同班同学伯内德·梅洛带来了一位姓泰勒的英国女生，介绍给杨宪益认识。泰勒小姐刚入牛津不久。梅洛与杨宪益很要好，当时他正在追求泰勒。此后他们三人便常在一起玩。杨宪益在自传里写到一段他们三个人在一起时的情景：
……三个人每天都在一起活动：在牛津大学学生会，在河上撑船，到当地一家名叫“泰姬陵”的印度餐馆就餐，或是到其他地方去吃喝。还有一家幽静、偏僻的“鳟鱼酒店”也是我们时常光顾的地方。有一次我们在“泰姬陵”喝得烂醉，我和伯尼离开时从楼梯滚落下来……
之后发生的事让梅洛始料不及，也一定令他懊悔不迭。
梅洛爱上了泰勒，不代表泰勒也同样会爱他。梅洛追求泰勒，渐渐显得尴尬又无奈，因为每当他邀请她一同出去时，她总是推三阻四；而当他告诉她邀请“尊敬的杨”一起出去，她就总是开心地接受。显然梅洛对此认识不足，还对泰勒抱有幻想。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戴乃迭
泰勒入牛津，起先攻读的是法文，梅洛与杨宪益于是也开始去旁听法文课。仿佛是影视剧里的镜头，他俩一边一个坐在泰勒的左右。
有天导师叫他们现场翻译《罗兰之歌》的片断。《罗兰之歌》是欧洲中世纪的一部伟大史诗，全诗近三百节，长逾四千行，是法国最古老的文学作品之一。此时杨宪益已有一些法文基础，虽然程度不深。他在入牛津之前，就曾购买过法文原版的《儒勒·凡尔纳小说全集》，读过法国作家勒南的《耶稣传》、比埃尔·落蒂的《走向伊斯法罕》。还曾在巴黎游览时，听过几位著名的法国汉学家的讲座。但这次与梅洛前来听课的时间不长，也没有准备，一时难以翻译，只得向导师坦陈他们只是来旁听的。但过后杨宪益还是把《罗兰之歌》译成了中文。
泰勒很吃惊，杨宪益竟能凭如此短时间的法文学习，就译出一千多年前的以当时民间语言罗曼语写成的诗歌！他超强的语言学习能力，他过人的文学才华，令人赞叹。他在译《罗兰之歌》之余，还不忘用法国中世纪古老的语言，给泰勒献上几首他写的诗。泰勒被打动了。
打动姑娘的，还有杨宪益对祖国的热爱。她到他的宿舍去，看见墙上挂着中国历朝历代的疆域图，而且那地图是他亲手绘制的。
在牛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一个学生社团——中国学会，针对中国文化、政治以及社会局势，或邀请中英两国学者演讲，或开会讨论，非常活跃。学会常务由一名主席与一名秘书负责。杨宪益入学当年就任了秘书，第二年做了主席，并且一直做到毕业。他做主席后，泰勒做了秘书，更多地感受到他对祖国的热情。
她对他的祖国也怀有一种近于故国的感情，这并不是单因爱屋及乌，而是她对于中国有过亲身的感受——五四运动那一年，她出生在北京。
这个因素是他们感情发展的酵母。泰勒在中国长到7岁，才被母亲带回英国，那时的她已经到了记事的年龄了。所以她儿童记忆的一部分是中国的。更重要的是，这部分记忆是五颜六色而活泼快乐的，她在晚年写的未完成的回忆录里提到过童年的中国印象：那时候的北京城绚丽多彩，令人眼花缭乱的店铺招牌、富丽堂皇的婚庆队伍、正月十五的花灯、清明节的风筝，还有厂甸活色生香的春节庙会，在那儿花上几个铜子就能买到绝妙的玩具。达官贵人坐着华贵体面的轿子或人力车，一队队的骆驼将煤拉进城来。看见街头宰羊的血流到街沟里，令人害怕又反感，却也够刺激的。就连那铺天盖地的风沙，看着也挺有戏剧性。
城里有些地方臭烘烘的，但街上的铺子和食品挑子上的炉子里还是飘来各种各样诱人的味道。
母亲出于卫生考虑不许子女吃中国食品，又出于安全考虑把女儿带回国，泰勒对于中国的喜好，只是被母亲强行遏制与阻断，并没有泯灭，杨宪益的出现，无疑使她可以旧梦重温。她干脆由法文而改学中文。因为学习轻松，她跟杨宪益一样，也不很用功，只是与她“尊敬的杨”一同享受生活：在水上荡舟，去乡间长途漫步，到电影俱乐部或剧院消磨时光……
当泰勒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这位中国青年，后者对自己也越来越依恋之后，有一天，他俩互相表明了心迹。显然他们没有把这个值得纪念的浪漫时刻放在月下，但不知是不是在花前。
杨宪益马上想到了他的好朋友梅洛。可怜的梅洛一直在热烈地追求泰勒，并且是公开地追求。而泰勒也时常与梅洛在一块儿，所以班上的许多同学都误以为泰勒是梅洛的女友。
果然，当杨宪益把他与泰勒相爱的消息告诉梅洛时，他显得十分伤心，之后便不再与杨宪益及泰勒一同出去了。后来杨宪益在校内宿舍里举行了一次早餐会，邀请了许多年轻的英国朋友参加，在会上宣布他与泰勒订婚的消息。他也邀请了梅洛，可是他没有来。热恋中的杨宪益和戴乃迭
此后直到杨宪益偕泰勒回中国，他都没有见到梅洛。彼此再见面时已是40年后，但梅洛走出失恋的痛苦是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他重又与杨宪益及泰勒开始了联系，显然那时他已经原谅了这两位朋友。
泰勒在回忆录里，只说伯内德·梅洛追求她，而没有说到一点她对他的感情的性质，甚至于不提他的名字，而只用“B”来代称。而杨宪益在自传里，这样说泰勒对梅洛的感情：“实际上她更喜欢的是我”。如果抠起字眼来，那么泰勒也是喜欢梅洛的，只不过程度上弱于她对杨宪益的喜欢，而性质是否相同还不一定。杨宪益在自传里，没有提到那晚他去找梅洛摊牌的细节，也没有提到一点他对梅洛是否有负疚的心情。
杨宪益与泰勒一步步往婚姻的方向走，梅洛不是问题。问题是双方的父母，准确地说，是双方的母亲——杨宪益的父亲早已作古，泰勒的父亲也较为开明和豁达。
泰勒的父亲J.B.泰勒是个理想主义者，在大学毕业后做出了一个决定，要做一名传教士，于是参加了伦敦传教士会社，到古老神秘、贫穷落后、社会动荡的中国来传教，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戴乐仁。他曾在杨宪益就读的新学书院执教，当然是在杨宪益入学之前；后来到北京大学的前身燕京大学做教师，教授化学、物理、经济学等课程。在抗战爆发之前，他还与费边社（成立于1884年，由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社会主义”团体，倡导建立互助互爱的社会服务）的几位英国年轻人成立了一个“工业合作化组织”，选择在当时相当贫困的甘肃的山丹县，亲自到那里去教授并训练当地的穷苦孤儿一些实用的知识和技能，颇有成效。戴乐仁在日本投降后离开中国，不久就逝世了。可以说，他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一个陌生的、与他的祖国毫不相干的国度——中国。
戴乐仁对中国的爱颇为彻底，否则他不会把他的家安在中国，不会把妻子与孩子们都带到中国生活。在女儿泰勒之前，他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泰勒之后，他还生了一个儿子。在泰勒的印象里，戴乐仁是位和蔼可亲的父亲，不要说从来没有打过孩子，就连大声呵斥也没有过。戴乃迭的父母
泰勒的母亲塞利娜与丈夫一样，也是传道的教师，但相比于她的丈夫，她对待中国的一切，严格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显得理性和冷静，而且保持着戒备。比如她认为中国的饭菜不卫生，所以只让孩子们吃单调乏味的英式牛肉和大米布丁，毫不理会孩子们对街头各种小吃的垂涎，就连由家里的厨子包顿饺子也不大允许；她不让孩子们学习中国话，也不许他们跟中国孩子玩，认为后者身上带有病菌；她专门让一位英国老小姐负责照料泰勒姊妹俩的起居，虽然家里有一位中国女佣，但女主人不让她与她们有更多的接触。
有天泰勒与她的姐姐各自骑着童车去上幼儿园，在路上遇到一队士兵，他们觉得这一对外国小孩很好玩，便围上来问长问短，其实他们并无恶意，但事后塞利娜从女儿嘴里得知这件事后，非常紧张，认为是“军阀的部队拦截了她的女儿！”甚而由此决定把她的女儿提前送回英国去了。
当塞利娜得知小女儿要嫁给一个中国青年时，自然极力反对。尽管丈夫认为夫妻双方只要精神和谐就可以白头偕老，但塞利娜完全听不进去。泰勒被爱情迷住了心窍，母亲的沉痛警告对她也不起任何作用。
泰勒自知说服不了母亲，于是就等时间，等她过了21岁生日到了自主年龄，便就与杨宪益订婚了。她也并没有只顾追求自己的幸福而不惜与母亲闹翻，也许是为了宽慰母亲，她向母亲保证，她会先到中国生活半年，看是否适应那里的生活，再决定是否与杨宪益结婚。事已至此，塞利娜也无可奈何了。
杨宪益的母亲因为鞭长莫及，反对儿子娶洋媳妇的力度，要比她的洋亲家小得多。说是她反对这门亲事，不如说只是一种担忧。当她听到这一个使她震惊的消息时，她也只能哭泣，并且因为忧虑，生了一场病。后来见了泰勒的面，她的心才放了下来。
徐燕若见到泰勒时，泰勒已经有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戴乃迭。徐燕若很快接受洋儿媳，当然未必与此有关，但很有可能与取名背后的某种东西有关，而那种东西使徐燕若感到亲切，消除了她原以为会有的隔阂，比如戴乃迭对异邦中国的认同、亲近与融入。
可不要小看名字所挟裹的信息。在对中国的感情上，显然戴乃迭的父亲要比她的母亲要投入，而前者就有一个中国名字而后者则没有呢。
杨宪益与戴乃迭的姻缘，似乎也是命中注定。杨宪益在等待入学牛津的日子里，曾经到地中海游览。在埃及，有天他骑着高大的阿拉伯马，雇了一名向导，在月光下夜游金字塔。在途中，向导说，只要给他一个银币，在他手心里做一个神秘的记号，他就可以看到杨宪益的未来。他说他看到的是大西洋的景象，那里有一位美丽的英国金发少女，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他们很快就会见面。向导所指，似乎正是戴乃迭。而此时，杨宪益与她还不认识呢！
杨宪益从长相到性格，给人的印象都是松弛的，无可无不可的，甚至有点漫不经心的，当然不是不认真，只是不紧张，不作严重状。谈恋爱这种事，在别人往往如临大敌，如负重负，他却仍然不改稀松平常的秉性。
直到晚年，朋友到他家去，还经常听到戴乃迭佯嗔，说这个老头子太不像话了。当年在伦敦时，有一个晚上戴乃迭肚子疼，叫杨宪益去买药，可他这一去，竟然如同消失了一样，许久不见踪影。戴乃迭强忍腹痛，还要担心杨宪益出了什么意外。三个小时后，杨宪益终于回来了，戴乃迭问他干什么了，他说去看了电影《007》，就把买药的事忘了。
听到妻子说他，杨宪益就嘿嘿傻笑，不好意思道：“是的，我看到了电影海报，就进去看了。”3.爱国情怀
1937年暑假还剩些日子，杨宪益决定到欧洲大陆去走一走，他想到了意大利。早在上中学的时候，他就对意大利充满了向往。然而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对阿比西尼亚的侵略，使他联想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7月29日、30日日军接连攻陷北平与天津，所以他在英国下了决心：“只要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还在执政，我就不到意大利去。”
杨宪益热衷于旅游，并不是出于对自然山水的沉溺而逃避社会人文，他善于交际，很容易交上朋友，对社会活动也很有兴趣。他在入学牛津之前，参加了一位英国人类学家组织的称作“群众性观察活动”的社会调查，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走访了威尔士、康沃尔等地许多贫困家庭，与居民交谈，收集民间传说与神话，加深了对英国社会的了解。
杨宪益关注社会，热心参与集体活动，对自己的祖国尤为关心。抗日战争爆发后，担任中国学会主席一职的杨宪益，召开会议，邀请了许多汉学家及对中国感兴趣的学者与会，讨论中国的前途。学者们以中日两国军事力量的悬殊，认为中国不可能战胜日本。杨宪益则以军事以外的因素诸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相争论，表明中国必胜的观点，并且以英国女作家弗丽达·厄特莱的《日本的泥足》里的观点作为他的论据，赢得了在场许多人的赞赏。
他又针对牛津的“日本学会”，开动脑筋，通过举办有关中国文明等各种内容的活动，把原本参加日本学会活动的英国籍会员吸引过来，使中国学会在短短的一两个月时间内，会员翻了十倍，从一百来人猛增到一千余人，使日本学生大为恼怒。
除了中国学会的工作外，杨宪益还积极从事其他反日宣传，并成为学生活动的领导人之一。他们与当地工会或人道机构联系，组织集会，争取英国友好人士对中国的支持；他也在大会上做过无数次慷慨激昂的演讲，向众人宣传中国对日本的殊死抗战。
经过了解，杨宪益得知，附近及周边地带，居住着大约800名中国人，他们大多从事餐饮、洗衣等工作，他们英文程度不高，几乎不看英文报纸。杨宪益于是产生了为这些中国人办一份中国报纸的念头，以使他们能及时了解祖国的战争形势。
杨宪益从英国报纸上摘取各种有关中国战争的报道，加以编排和评论，创办了一份简报式的报纸，取名《抗日时报》，为此他还专门买了一架油印机。这是一份“日报”，每天晚上出报后，就由王礼锡与他的作家夫人陆晶清以及另几位朋友到中国人居住区散发，800份发完为止，很受那些中国人的欢迎。
除了报纸，杨宪益还办过一份名叫《再生》的小型英文杂志，一共出过三期。每期只有一二十页，印数也少，只有三四十份。杨宪益集编辑、作者、发行于一身，杂志油印出来后，也不出售，只是把它分别邮寄给一些友好机构。他甚至还给日军驻天津的卫戍司令部也寄过，想气气那帮侵略者。他还以八路军伏击日军的平型关大捷为题材创作了一部英文独幕剧。
留学期间，杨宪益未下苦功于功课，并不是因为耽于游乐，而他一度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抗日宣传，以至于对功课，对学术研究一时都失去了兴趣。尽管以他的聪明，重拾荒疏的学业并不是件十分费劲的事。
1940年夏天，杨宪益从牛津大学毕业。早在这年春天，他就接到了一位曾在默顿学院修读研究生课程的同学从美国哈佛大学写来的信，说哈佛可以聘杨宪益去那里当助教。换了一个人，也许会大喜过望，因为这种机会求之不得。但杨宪益却回信谢绝了。他在信里说：“我在国外住得够长的了，我觉得自己必须回中国去工作。”
在他的自传里，至少有两处写到他决定回国的真实思想：
我知道，回到中国，我不会有机会过平静的书斋生活。我是中国人，我知道自己必须回去为中国效力。如果我放弃中国国籍，留在国外，我将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羞耻。
我始终明白，等我在牛津大学完成学业，我将返回中国。对此我从未产生过任何疑问，即使在中日战争改变了一切以后，我的心也没变。
这几句话，杨宪益是当做寻常的话来说的，却表现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宝贵的品质与崇高的精神。
杨宪益在中学时代，一度对李维所著《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很感兴趣，该书特点之一即充满爱国思想。杨宪益的爱国思想来源，可能与此有关。他浓厚的爱国情怀、民族意识，的确不是到了国外以后，伴随着思国念家的情绪而产生的。
杨宪益早在上初中时，就为纪念英国巡捕在租界枪杀工人学生的五卅惨案，领头组织同学罢课，拒绝听英国教员的课，使学校的教学一度瘫痪，惹得英国传教士校长哈特博士非常恼怒，宣称要将闹事的学生统统开除！可最终他却手软了下来，因为本该第一个要开除的，是天津名门豪富人家的子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杨宪益与许多有血性的中国人一样，对侵略者充满了仇恨，对政府充满了鄙视，恨不能马上拿起刀枪与日本人面对面地战斗。整整一个冬天，他与班上几十个同学自发地进行军事训练，他们自己出钱请来一位退役军官来做教官，每天早晨上课前在学校操场上进行操练。
随着时间的推移，参加操练的同学越来越少，以至于不得不终止，而他是坚持到最后的一个。除此以外，他还与同学、老师给北方的抗日游击队捐过款。
次年上海爆发的淞沪抗战，又使杨宪益热血沸腾。随着战事的发展，他时而欢呼，时而愤慨。
杨宪益上高中时，黄佐临曾替代哈特，当了一年校长。在他上任不久，杨宪益即在学校领导了一次纪念国耻日的罢课活动。黄校长出面干预，责令学生停止罢课，否则后果由自己承担。杨宪益没有被吓倒，当面顶撞校长。后因了解到黄校长并不是一个不爱国的官僚，这才停止罢课。第三章与权贵相疏
杨宪益的父亲去世得早，对儿子的未来自然来不及规划；杨宪益的母亲或因她自己的人生没有什么遗憾，对儿子前途的选择也就没有什么太多意见。不像如今的许多家长，满心期望子女做这做那以弥补自己的缺憾、完成自己未实现的夙愿。所以杨宪益喜欢文学，就尽由他去，并不逼着他继承他那银行行长父亲的衣钵，也不想着利用现成的父执亲友的人脉，鼓动他往仕途上走。
杨宪益虽然生在一个与权贵有着千丝万缕密切关系的家庭，他与权贵却仿佛有着天然的距离，这当然与他做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选择有关。1.罗家伦及中央大学
杨宪益对父亲的职业似乎完全没有兴趣，似乎也没有经济方面的天分。他的妹妹就说他连数钱的方式都很拙劣。杨宪益的工作目标很明确，打算牛津大学毕业回国后，就到一所大学去执教。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全面展开，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教育精华不被日本侵略者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院校纷纷迁往祖国的腹地西南。抗战八年间，仅迁入云南省的高校就有十余所，其中最著名的，是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与私立南开大学联合而成的西南联合大学。
杨宪益在哈佛大学向他发出邀请的同时，就收到了来自祖国西南联合大学的邀请，推荐人是时任该校中文系教授的沈从文，另一位是该校外文系教授吴宓。
杨宪益的小妹杨苡及其未婚夫赵瑞蕻是沈从文的学生，沈从文由此了解杨宪益。也许是他联系吴宓一同向校方推荐杨宪益的，而吴宓竟然也读过杨宪益上高中时写的一些诗歌，并留有深刻印象。其实也不奇怪，高中生的杨宪益写诗，是他在学术副刊上看到吴宓发表的一些所谓“旧瓶装新酒”的五言古诗，觉得很合心意，于是开始学写的。
所以吴宓与杨宪益虽然从未见过面，但也不算完全陌生。他二人推荐杨宪益，也不都是出于关系，当时国内尚无研究希腊、拉丁学问的学者，学校当然需要杨宪益这样的人才。
1940年秋的一天，杨宪益登上了归国之途。当他作别美丽古老的牛津大学，环顾校园，对数年丰富多彩的异国留学生活一朝结束，并没有多少留恋。20年前，徐志摩作别剑桥大学时，“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因而感慨良多。而今杨宪益带走的何止是云彩，他带走的是牛津，是伦敦，因为英国的女儿他的未婚妻戴乃迭与他同行。
戴乃迭大概也不会有多少离乡别国的伤感，一是跟着心上人走，永远不会有天涯海角的感觉；二是所要去的是她自小生长后又一直怀念的地方；三是她的父亲当时还在中国工作呢。
杨宪益与戴乃迭从伦敦乘坐了一小时火车，来到英格兰南岸的大海港南安普敦，然后从那里乘船前往加拿大，再从加拿大乘船经上海到香港，从香港乘飞机抵达陪都重庆。
杨宪益未回国时，他的母亲徐燕若就已与大女儿杨敏如一道从天津来到重庆，住在市郊一个叫小龙坎的地方。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在那里有一幢别墅，许是战时他也不经济阔绰，所以一家人住在楼上，而把楼下出租。徐燕若即把楼下租下来。
母子久别重逢，徐燕若当然异常欢喜，可当她听儿子说过几天就要动身去昆明工作，马上又转喜为悲，以至于哭哭啼啼，一是舍不得与儿子才相聚又分离，二是担心昆明不安全。杨宪益显然是个孝顺的儿子，见母亲如此，心下不忍。罗家伦也下楼来劝杨宪益，希望他改到他的大学去工作，说学校的英语系缺教授。
中央大学西迁，在沙坪坝地属重庆大学校区的一个小山丘安家。嘉陵江从坡下蜿蜒而过。1939年秋，因学生人数增加，校舍不够，于是在嘉陵江上游的对岸一个叫“磐溪”的地方建立分校。
后来许多人在回忆中，都把中大分校的地名称作“柏溪”，杨宪益也不例外，可能是与四川宜宾市的柏溪镇弄混，也可能是因为“柏”与“磐”音相近而产生的误读。在中央大学的档案里，有一纸校长办公室1939年9月4日发给“总务处事处组”的《通知》，写明是在磐溪建立分校。杨宪益的小妹夫、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赵瑞蕻，也来到该分校教书，五六十年后写回忆文章，写的也是“柏溪”：柏溪离沙坪坝北面约20里，在嘉陵江东岸，原是一个只有二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村。中大在那里征得约150亩土地，创办了分校，可以容纳一千多学生。那里丘陵起伏，环山临江，有茂密的树林，潺潺的流泉，自然环境很不错，是一个教学读书的好地方。从码头往上沿山腰有一条石板路（也算是村里唯一的一条街吧），弯弯曲曲，直通分校大门口，两旁有茅舍和小瓦房、小商店、小饭馆。分校整个校舍分布在一座山谷里较宽敞的地方，高高低低，一层一层，学生教职员宿舍、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大操场、游泳池等等，都安排在绿树掩映着的山谷平台间。我特别喜欢那里有一股清泉，从深谷流涌出来，沿山坡直入嘉陵江中。冬天水少，春夏间，尤其是暴雨时，那溪水便哗啦啦地奔流着了。我一到柏溪就住在分校最高点教师第五宿舍，真是运气，登高远眺，可以欣赏江上风帆、隔岸山色。从宿舍东头走出去，是一条幽径，有丛丛竹子；三月里油菜花开时，一片金黄色，香气四溢，真是美得很。在抗战艰苦的时期，生活困顿中，能在这个幽静的地方住下来，教学外还能从事写作和翻译，真有意外之喜。
杨宪益听从了罗家伦的建议，他立即给西南联合大学写了一封道歉信，实话实说，说母亲的缘故他们不能前往应聘了。
杨戴二人是在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英语系工作，赵瑞蕻是在文学院外国语文系。初到柏溪任助教的赵瑞蕻在那里如鱼得水，心情好极了。在他笔下，中大分校不仅自然环境优美，人文环境也很好：系领导目光远大，有思想，有气魄，有胸怀，爱护人才；同事们也都积极工作，相处和睦。
杨宪益与戴乃迭在中大分校待了不到一年就离开了，原因是他们在那里生活得很不愉快，他们眼里所看到的景象、感受与妹夫完全相反。
首先是校方以杨宪益缺乏教学经验为由，只聘他为副教授；戴乃迭的英文虽然比学校的所有教授都好，但也因没有英国语言文学的学位，只被以讲师聘用。
其次是杨宪益、戴乃迭与学生们相处很融洽，他俩从学生们那里了解了许多国内的政治局势，包括激烈的国共斗争；得知本校的学生中既有共产党员，也有政府的耳目。一般师生的活动都处于特务的监视之下，而他与戴乃迭竟也很快便领教了。
他们因新从国外回来，行事与说话自由惯了，不免被学校当局视为危险的自由主义者。有次学生问戴乃迭对三青团的看法，戴乃迭竟直言不讳道，她从来就不喜欢这类组织，因为这使她想起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
这话传到校当局耳中，戴乃迭立刻被视为反政府分子，加上人们早就对她这样一个英国小姐怎么会嫁给中国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起疑，这下等于是找到答案了！戴乃迭是英国共产党间谍的流言在学校里不胫而走，事实上是戴乃迭真的被校方认定为英国共产党员。
杨宪益关心时局，觉得官方的《中央日报》的报道和观点只有一面之词，于是订阅了共产党的《新华日报》想加以参照，不料又被视为异类。学校里经常有可能是共产党员的学生或失踪或横死的消息传来，这既使杨戴对政府的行径反感，同时又切实感到人身安全所受到的威胁。
中央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十分密切，校长都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蒋介石甚至还一度亲自兼任过该校校长，杨宪益因此在心里对中大有些不以为然。
杨宪益的系主任叫张沅长，是校长罗家伦的内弟，比杨宪益年长整整十岁，复旦大学毕业后，留学于美国，获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大学任教，在莎士比亚研究等方面颇有建树，后来也是储安平任主编的被视作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旗帜的杂志《观察》的撰稿人之一。
可是他与政府走得很近，不，是直接走进政府，他于1943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专门委员会主任，1944年后任外交部专门委员、机要秘书、情报司司长等职，后去台湾。
杨宪益在回忆录中谈起张沅长，虽然相隔了半个世纪，笔下还是充满了鄙视。他把他与罗家伦都称为“国民党官僚”，甚至罕见地在笔下不避人身攻击之嫌：张教授毕业于美国的一所大学。他的长相像鼬鼠，像狐狸，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在暗中监视学生，对于共产党嫌疑犯，他的嗅觉灵敏得很。罗校长……转而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同情者，一心往上爬，想登上国民党官员的高位。他身材矮胖，长着两条短粗的腿，很像是一只熊。“鼬鼠”和“熊”表面上和我们是朋友，但当他们发现我们和学生的关系过分密切时，决定到学年结束就把我俩排挤出学校。
在同一个环境下，杨宪益与小妹夫的感受完全不同，这自然与他的立场与好恶有关，他在厌恶国民党政府及其追随者的同时，与共产党发生了关系。他的大妹夫、电子学家罗沛霖是中共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1937年南京沦陷后，罗沛霖决心跟共产党走，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接见了他，并欢迎他到延安。1938年春，罗沛霖进入中共中央军委第三局，参与创建延安通信材料厂，次年受党组织派遣来到重庆，按董必武的指示在党外做统一战线工作。杨宪益就是在他的引荐下，见到了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宣传委员会秘书兼文化组组长徐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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