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的天空： 大苏的北京论语2.0(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苏文洋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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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的天空： 大苏的北京论语2.0试读：

自序

我与新华出版社编辑刘志宏未谋一面，他却热心为我编辑一本时评集，并嘱我作篇自序。我知道，从长达4年多时间的1000多篇时评中精选出160多篇，他用了很大的精力和耐心，这是为了对读者负责。

新闻是易碎品。尤其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当下，新闻的发布与更新以分秒计算，其易碎程度可想而知。新闻的孪生兄弟新闻时评，似乎与新闻一样成为易碎品，难逃速朽的命运。作为一个时评作者，传统纸媒的新闻评论员，我从不奢望自己的文章能够藏之名山、传之久远。我的时评文章能与我评论过的大部分新闻一起“速朽”，未尝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有时候，我感到自己很像中国特色煤矿下面的矿工。我在挖煤，在特殊岩层构造的几百米深的地下掘进，希望为祖国和人民奉献“乌金”，为读者带来一点光和热。危险自然是有的，绝不会比真正的矿工兄弟更多而已。因而，每当我产生疲倦或厌倦情绪时，想一想那些随时有可能被瓦斯、透水等说不清名目的矿难事故埋葬井下的矿工兄弟，为了他们和他们的亲人，我也要坚持写下去。

对一个时评作者来说，最高的奖赏莫过于读者的认可。民国诗人吴芳吉有诗云：“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我想，要获得读者拥趸的办法，就是想读者之所想，发读者想要发出的声音。舍此之道，别无他途。收入这本时评集里的时评，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涉及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很有点开杂货铺的味道。走进去的人不会见到时尚华丽的样子货，此店也不卖包治百病的狗皮膏药，但我相信这里大多是居家过日子必不可少的物件。正因为如此，《北京晚报》的读者朋友才喜欢《北京论语》，喜欢我在《北京论语》上面发表的这些千字短文。

要在短短的千字文里表达时评作者的观点和意见，并尽可能提供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思路，对任何人都实为不易。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也不可能对众多新闻事实把握及时和准确。因此，很多文章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挥而就，其实观点和思考已经积累多年，只是在等待一个新闻事实的发生，等待一个立论的由头。比如，我在20多年前当文教跑口记者时，就对七月高考时间产生疑问。后来，我女儿考大学时，我更有了切肤之痛。终于按捺不住写了《请大人们坐三天》的短评。4年后，七月高考终于改为六月高考。我为所有后来高考的孩子们高兴，也为时评的有的放矢和当下的执政者闻过则喜从谏如流而高兴。仔细的读者，在看时评时喜欢保留下来，并且注明发表日期。我自己也喜欢这么做。本书中收集了我对中国房地产这个热门话题的部分时评。读者看下来，不但大体上可以了解中国房地产业的种种丑恶现象、奇谈怪论，更能够看到时评作者的良苦用心，以及有话说在明处和有话说在前面的追求。《好一个居住40年是极限》一文发表两个月后，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在第六届国际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上说，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20亿平方米新建面积，相当于消费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而只能持续(使用)25—30年。现在政府号召房地产开发企业提高建筑质量，将目前30年的建筑平均寿命延长至100年。据资料显示，英国建筑的平均寿命达到132年，美国的建筑平均寿命达74年。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在时评中提出的问题，很快得到国家主管部门领导的回应，而且非常权威、非常翔实。时评文章不应当光是“马后炮”的分析，要做到带有一定的前瞻性、建设性，像水手望到大海里的暗礁并及时报告给水手长。

经常有读者问，你的时评中有很多意见和建议，反映了读者的呼声，为什么不被有关部门采纳？老实说，我以往也并不太注意这个问题，我以为话说出来已经尽到了一个时评作者的职责，采纳与否是政府部门决策者的事情。后来，我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尝试作一些自我改进，那就是有些意见和建议不能过于前瞻，有些意见和建议提出后则要有足够的耐心等待解决问题的时机成熟。一般情况下，很多决策者并不喜欢时评作者指手画脚、品头论足、耳提面命，他们更喜欢计由己出，以体现出决策者的远见卓识，而不是“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不过，文字是个好东西，比结绳记事好千百倍，只要我们说出来、写出来了，自有后来人会听到、看到，我们心中想着明天会更好，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明天。2010.6.18

政治：能否让不称职公务员当“走鬼”

好政府是监督出来的

刚刚闭幕的两会——原谅我没有用“胜利”形容——像今年北京的春天一样，有春风、春雨、春雪，宛如开化的大地，解冻的河流，一切都在传递着春的信息。

代表、委员直面现实，关注民生，会场内外议论风生，有监督、有批评、有议案、有建议，尽管还缺少对一些政府部门工作的质询，尽管还没有对个别不称职官员的弹劾，给人们的感觉仍然是年年花盛开，今年花更好。

今年中外媒体对两会的报道，与代表委员的互动，也是从未有过的开放局面。会上的声音，既没有经过“消音器”，也没有经过“过滤器”，在第一时间“原汁原味”地与全体人民见面。

共和国的总理，中国政府的“大当家的”，温家宝从两会开始，就告诫说：“政府工作人员参加人大、政协会议要多听、少说、负责，这不仅是个民主意识的问题，也是摆正政府自觉接受监督位置的问题。”“贤路当广而不狭，言路当开而不塞”。他坦诚地承认政府工作中的问题，例如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了，例如GDP单位能耗减少4％、主要污染物削减2％这两项环保指标没有完成，等等，这种实事求是的胸襟和作风，特别给全国人民和中外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上周末，一家媒体报道了对一位地方官员的访谈：“媒体监督是保证党委、政府正确决策和科学施政的有效形式，而且作用越来越突出。但我不欢迎过多的负面报道，一般来说，负面报道过多对人民群众情绪的影响都不是正面的，伤害很大。我总觉得，媒体更应该讲大局、讲政治，要对党和政府负责，对社会负责，不能一味片面地追求吸引‘眼球’，应该更多地支持，更多地鼓劲。我做教育的时候讲过一句话，好孩子都是捧出来的，如果大家都赞扬你，慢慢地，你就有很好的自律性。我没管过宣传，但是我觉得搞宣传跟教育孩子一样，好的地方也是捧出来的。”这位官员的话，前面完全正确，只是后面把政府比做孩子，把媒体比做大人，在概念上出了点毛病，结论也就很是值得推敲。

好孩子确实有捧出来的，但也有“捧杀”、宠坏了、惯坏了的孩子。对孩子无论是捧，还是骂，或压，或打，很多时候是因为孩子分辨好坏能力不够，大人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传递成人社会的价值观给孩子。孩子由于价值观的不确定性，用捧的办法有时可以得到好的效果，对政府恐怕是不行的。好政府一定是监督、批评出来的，迄今为止，全世界大概还找不到一个好政府是捧出来的。一个地方，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再好的捧也是外因，而外因是要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谁也不能让石头变鸡蛋。鸡蛋变石头是可能的，变成化石而已。

毛泽东在回答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关于“周期率”的问题时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中国的历史，包括新中国的历史，凡是捧到“到处莺歌燕舞”的时候，大多也是危机四伏的开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府都不例外。胡锦涛总书记让官员们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公仆意识、节俭意识。这三个意识，哪一个靠捧、靠大家都赞扬你很难增强，还是要有监督、批评才行，而且是切实有效的监督和批评。2007.3.19

官员的“心理干预”难于上青天

潘多拉上周在《南方周末》撰文，提出“党委换届工作应当引入心理干预”的建议，也许是放了一个空炮。

不知是哪位专家说的，现在“一正两副”的干部配备新模式会对一些干部的心理造成较大冲击，应当引起足够重视。潘多拉由此受到启发，并旁征博引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统计数据，中国约有3900万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平均每100个中国人中，至少有3人需要接受心理咨询和治疗。他认为，官员也是人，官场竞争的强度与权力运作的烈度，也超过了一些人的承受能力，所以官员群体中的这个比例大约不会更低。

应当说，潘先生的建议是出于关心和爱护我们的干部，动机是好的，只是他和我们现在的很多专家一样，没有考虑操作层面上的具体问题。而且，他可能也没有和真正的心理医生交流过这方面的实际情况。

多年前，我和一位在中国能称得上精神医学专家的杨华渝大夫有过几次长谈(不是看病——郑重声明)。他在德国接受过正规的培训，据说，中国这方面的医生人数非常有限，几乎是屈指可数。在他看来，不是中国“一般人还不习惯看心理医生”，而是中国人根本还看不起心理医生。真正去看心理医生，一是花钱太多，好像国外找律师，按小时收费，非常贵的，且一看要几个疗程，很长时间，不是谈几次话就解决问题了。二是看心理医生的人，是很痛苦的，要揭开自己的心理伤疤，要向医生倾吐自己所有的难言之隐。这也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我问他，中国人有了心理疾病怎么办呢？他严肃地思考半晌，然后严肃地回答了4个字：“凑合活着。”

以我们国家现有的心理医生数量，恐怕很难完成对干部群体进行心理干预的巨大任务。即使有足够数量的心理医生，也存在着这笔可观的医疗费用从什么地方支出的问题。即使医疗费用支出没有问题，恐怕让干部去对医生说出自己的心理问题，也是难于上青天的事情。

潘先生大概很少接触干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不少人的身体疾病属于高度保密，甚至是党和国家机密。如果一个官员自己去看心理医生，自己证明有了心理疾病，等于让他自己宣布结束政治生命，怎么可能呢？不管是上级任命制，还是民主选举制，只要是让一个干部找心理医生看病，结果都可想而知。这就是为什么崔永元的抑郁症一对社会公开，我就判断他这辈子很难在中央电视台担任领导职务了。本来，我还觉得他是一个当领导的材料呢。

我一直感觉我们现在的专家学者，似乎是一群“外星人”，看见什么都是问题，看见什么都敢开方，既不问人家的真正需求，也不管开了方子有没有药。“心理干预”可能在社会很多群体中有需要，唯独在干部群体中没有市场。一般地说，我们的一些干部不是抑郁而是亢奋，过度的自信、自恋、自大、自负，缺少自卑、自嘲、自足、自知。这些问题的解决，恐怕不是心理医生力所能及的，与其让干部去看心理医生，不如让他们多读几遍《论共产党员修养》和《江泽民文选》，多到基层接触一些普通的工人、农民。看看那些在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的情境之下还活着的人们，也许他们的心态就正常了。心态决定心理，心态平和了，心理也就健康了。2007.2.6

种地的人越来越少

2007年元日开笔，本应讨个吉利，不谈天灾，不谈人祸，谈点有趣的社会现象。思来想去，忽地记起去年写过一篇类似寓言的短文，一直压着未发，翻捡出来，略加修正，供读者解颐。

张家湾是一个千人大村。村里就剩下几个人种地了，其余的人都忙着与种地有关的事务，可就是不下地干活。

几套班子，加上班子的秘书、助理以及为班子服务的办公室、机要室、档案室、督导室等等，少说200多人，定编100人。

村里有抓治安的组织，比较庞大，分三个队，一队抓安保，一队抓交通，还有一队抓养狗，前几天有狗咬伤了一个孩子，以人为本，专人专责，大见成效。少说200人，定编100人。

卫生、教育很重要，必须放在与治安同等的地位，也各定编100人，实际上也有100多人。

当然，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研究新品种、新农药，推广新技术，也得按100人编制。

老人200人、孩子100人，有的退出生产第一线，有的是接班人，现在都不在岗上。

剩下100人中，有若干人管电、若干人管水、若干人管种子、若干人管运输、若干人管仓库、若干人管肥料，还有几十人什么都管，又什么都不管，结果种地的人就没几个了。

种地的人越来越少，班子连续开会，发现这是当前十分紧迫的问题。于是，会议决定，让那几十个什么都管又什么都不管的人组成一个质评组，全过程监督种地质量，从播种、出苗到长穗，乃至收获归仓，按ABCDE打分。

为了能让种地的人安心种地，从组织上保证人员不再减少，还特别对种地人定了两条规定：一是35岁就不再提拔任用，二是提拔干部一律从不种地的人里选择。

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种地的人虽然不再减员，但是种地人的时间在明显减少。

质评组不知是从普华永道还是麦肯锡什么地方，学来了一套外国激励机制，让种麦子的、种大萝卜的和种花生的在一起比较，一定分出胜负，然后论功行赏，末位淘汰。结果，弄得种萝卜的强烈要求改种花生，种花生的又坚决要求改种小麦，种小麦的表示种什么都行，就是不种小麦了。这还不算完。所有不种地的人或组织，为了体现管理职能，各自纷纷出台新政，一个办法接着一个措施，没完没了。也难怪他们，上级领导和部门对他们的工作也有考核和要求，他们也只好对不起种地的兄弟们了。

村人事部门和教育部门推出的新政还撞了车：双方都要考核计算机等级，必须买指定教材，上指定辅导班，听够一定课时，还要填写培训档案册。否则，地种多好也是白搭，评选种地能手一看计算机证，二看外语四六级证。

治安队就不像人事、教育部门那么文绉绉了，上来就玩硬的，一队要与种地人签防火防盗保证书，出事抓你；二队要与种地人签交通安全责任书，出事罚你；三队组建时间不长，要求7天给狗做一次体检，一个月打一次针。

最有意思的是村财政管理小组，为了大家合理避税，要求支付薪酬采取报销发票形式。于是乎，种地的人上午种地，下午找票，成了张家湾一景。

种地的人纳闷：还让不让种地？不种地大家都吃什么？2007.1.3

民政局为流浪汉索赔之可疑

近一段时间，江苏法律界专家研讨民政局是否有权为流浪汉索赔，争得面红耳赤。事情的起因，江苏高淳县发生两起流浪汉被撞死的交通案件，主要责任均在肇事司机。县民政局以社会救助机构及流浪汉监护人的身份，将肇事司机和保险公司告上法院，分别索赔18万余元和16万余元。去年12月18日，县人民法院以县民政局不符合原告主体资格、不享有民事索赔请求权为由，一审裁定驳回诉求。上级主管南京市民政局，将支持高淳民政局继续打这场官司。

法律界争论的焦点是，如果肇事者“撞了白撞”，法律还有公平性可言吗？但是，国家机关介入普通民事诉讼，有违国家法律规定的死亡赔偿金的索赔主体应该是也只能是受害者的近亲属，旁人无权索赔。

这个官司的实质，打的是钱。如果没有钱，不知道县民政部门是否还把自己当做流浪汉的“亲人”了。假如这个案子要连带追究监护人的责任，不知道县民政局是否愿意以“监护人的身份”挺身而出。

一些政府部门的一些官员，如今真是掉进钱眼里去了，只要是沾钱的地方，八竿子打不着的地方也要削尖脑袋往里钻。你说流浪汉被撞死了，你“以社会救助机构及监护人的身份”上告索赔，可他们没被撞死之前，你干什么呢？你尽职尽责了吗？你如果尽到职责，他们又怎么会流浪呢？

还有一个问题，流浪汉被撞死了，政府部门以“亲人”的身份索赔，那么，假如流浪汉惹了事情，损坏了别人的财物，或者伤害了他人，别人是否可以起诉民政局承担一部分责任呢？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你总不好意思说只管撞死了索赔，别的一概不管吧？

据说，县民政局为流浪汉出了丧葬费，有专家认为可以作为债权人，向侵权人追偿这部分费用。这个没有多少疑问，肇事司机完全应当承担。不过，我倒想起了一个故事，兴许对高淳县民政局有所启发。很多年前，北京青年湖公园有一“流浪汉”落水而亡。尸体存放和平里医院，每天收费若干元。经过东城警方排查，最终认定不是他杀。公园找不到死者家属，长期存放是一笔开销。主任将此事交给一个职工处理。某日，这位先生满脸通红地报告，事情处理掉了，得金钱若干元，付完医院停尸费后，余额请办案人员吃了一顿火锅，刚刚喝完大酒。原来，他把尸体卖给医学院供解剖用了。

有消息说，“高淳民政局替死亡流浪汉讨说法”一案，已被列为2006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案件评选中的候选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日前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也表示在我国现行救助体系存在法律盲点的情况下，此案是影响2006年中国法治进程的重大事件之一。我建议在研讨此案时，也把是否可以由民政局把流浪汉尸体卖给医学院以行使监护人及债权人的权利，同时也为民政局增加一些收入作为一个问题或者子课题。现在，一些地方民政局基本上垄断了死人生意，去年有报道老百姓“死不起”的新闻。我估计，公园卖流浪汉尸体的故事，可能会让那些掉进钱眼的部门或人感兴趣。2007.1.30

考量赦免“原罪”的具体操作

十几天前，和君创业总裁给国家立法机构写了一封公开信，建议赦免民企“原罪”。本版摘要刊发了他的观点。在此前后，也有一些官员对民企“原罪”发表谈话，把是否赦免民企“原罪”上纲到对改革开放的态度者有之，上纲到和谐社会的构建者有之，上线到反腐大业的成败者也有之。

所谓民企“原罪”，一般是指“第一桶金”的进路而言。这是借助了基督教的一个观念，因为这个教相信原罪，相信人是生而有罪的，人在伊甸乐园偷吃了智慧之果，亚当、夏娃被赶出去时，还弄了个简易的丁字裤，“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钱钟书语)。既然人生而有罪，基督教还认为那就应该忏悔，应该重视精神生活超过物质生活。

我们的一些民企要求赦免“原罪”，只是要求法律对他们网开一面，并不是表示自己有了忏悔之心，更不代表他们今后要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这些几乎没有信仰的人对“原罪”的理解，与信仰基督、忏悔原罪的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民企的“原罪”可否赦免，估计是个一时半会儿争论不清的问题。假定争论清楚，可以赦免，如何赦免恐怕也不是由某个人说了算，或谁官大谁标准，这其中还要走漫长的司法程序，依法办事。

我们不妨考量一下赦免“原罪”的具体操作问题，也许对正确认识民企“原罪”及其找到解决办法有所帮助。改革开放今年进入第29个年头，如果赦免“原罪”的法律出台，第一个操作问题就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划定“原罪”，是第一个年头，第五个年头，还是以去年12月31日的午夜钟声为准。这是司法实践中不容回避的问题，涉及法律的公正，绕不过去。凭什么改革开放第一年发生的“原罪”可以赦免，而去年发生的“原罪”不能赦免，总要给出一个合理的必要的解释。第二个操作问题是什么性质的“原罪”可以赦免，什么性质的不能赦免。比如说，倒卖大葱或倒卖钢材，过去按“投机倒把罪”论处，现在没有这个罪名了，“大葱原罪”或“钢材原罪”似乎都可以一风吹了，法律不予追究也说得过去。但是，如果这里面有权钱交易、官商勾结、行贿受贿，不但民企从中获得“第一桶金”，贪官污吏也从中获得“第一桶金”，并以贪腐的“第一桶金”买官升至高位，他们的“原罪”如何赦免，恐怕就给司法实践出了难题。

由第二个操作问题引出的第三个问题是要给29年来始终如一奉公守法的公民一个公平的交代。你胆大了，你“原罪”了，你发财了，你三妻四妾、花天酒地、作威作福，法律还得赦免你，那些胆小的、没有“原罪”的、没有发财的、现有还在面朝黄土背朝天老实巴交撅着屁股干活的老百姓能够心理平衡吗？这些奉公守法且什么时期、什么时代都守法的老百姓，难道就不是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一部分人群吗？一个“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社会能够和谐吗？

我并不主张清算“原罪”，即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的一部分“原罪”比当年的地主资本家还厉害，我也不主张再采取革命时代的斗争方式解决问题。但我更反对得了“便宜”卖乖，反对把“原罪”说成“非罪”，反对把有罪说成无罪，尤其反对敲锣打鼓地通知他们“平安无事喽”。在“原罪”问题上，仅仅是考量其具体操作，也还是以少争论、不赦免、逮住算为佳。“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因为“疏”，中小“原罪”客观上势必放过去了，大“原罪”没漏过去被逮住也势所必然。当然，我还反对忏悔无门，赞成有“原罪”者自己对自己实行心灵“双规”：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对自己的“原罪”不断地忏悔，通过知罪、认罪、悔罪、赎罪而达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境界。2007.1.8

抓赌死人有违公安目标

春节前本应到处莺歌燕舞，一派祥和气氛。然而，广东清远高桥营顶村却是另外的景象。2月7日下午，6名民警带领5名治安队员在这里查处二三十人聚众赌博时，一位民警被人用石头殴打致重伤，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新华社在报道“疯狂的石头”时，没有回避让石头疯狂的一个原因。参赌人员从竹林里四散逃走时，有人慌不择路，跳进附近水塘，民警救起一人，另一名参赌嫌疑人被营救上来时，其已溺水死亡。“部分参赌嫌疑人借机围攻殴打现场值勤民警，并煽动不明真相的村民参与。”

抓赌民警遇袭牺牲，我们表示沉痛哀悼。村民逃窜溺水身亡，也令人哀其不幸。人命关天。两条人命转瞬即逝，接下来的是还有人要为民警牺牲而偿命，或坐牢。几个人呢，目前还不知道，有待法院审判。有一点已经十分清楚，这个地方的一些家庭，今年的春节过不好了。

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村民之死，在一些人眼里自然是轻于鸿毛。而民警之死，又有些似乎不够重于泰山。去年某地一位城管干部在查抄摊贩时，不幸被扎身亡，与清远民警的牺牲异曲同工。他们面对的原本不是杀人恶魔，往宏伟庄严处说，是共和国公民，往低微平凡处说，是草根小民，顶多也就是有赌博行为或影响市容行为，这在所有的违法犯罪里，一般来说，对社会危害并不十分严重。包括卖淫嫖娼，也更多的是道德危害大于社会危害。类似这种违法活动，在执法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最后导致出现了有人家破人亡、有人遇袭牺牲的结果，从什么角度说，都有值得认真检讨的必要。

平心而论，赌关乎人性的弱点，只要有人的地方，就免不了这些东西。管理水平低下，好东西也走了样。抓赌和整顿市容，谁能说不好呢？可是一抓就死人，谁又好意思说这么抓好呢？

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开放式管理博彩业，一年到头，很少听说发生死人的案件，治安管理之好是我亲眼所见，谁也别跟我抬杠。但是，谁若想以考察为名，花公款去这些地方学习管理经验，我也是坚决反对的。我的用意，只有一个：在管理社会问题时，尽一切可能避免死人。提倡和谐社会，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一个家庭为这些不值当的事情死人，甚至是时常发生这种因为操作不当造成的死人事故，实在是有违我们的公共安全目标。春节将至，我们应以清远抓赌牺牲为例，开展一次和谐社会的教育，其实是有利于多少家庭多少人的大事。2007.2.14

胡星案再现官商本是一家人

云南严查房地产领域腐败，涉案的省交通厅副厅长、昆明市原副市长胡星在“双规”后畏罪潜逃，随着公安部A级通缉令发出和媒体的跟进报道，让人们看到又一个不仅仅是官商勾结，而且官商本是一家人的腐败典型。

胡星案发源于“金碧阳光”楼盘。其三弟胡彬(父亲去世后改随母姓，叫李彬)出资98万与另一位出资412万的人成立公司，通过胡星从中运作，拿到昆明最繁华地段土地，开发经营价值23亿的楼盘。胡星曾任市规划局局长，他出逃前，他的前任局长李德昭因受贿23家房地产公司被判无期，他的继任局长曾华也被“双规”。李德昭的儿子也开了房地产公司，李退休后本以为“平安着陆”，被捕前正帮着儿子打点公司事务。

上海的陈良宇案，一般称社保基金案，这是从资金来源上说，实质上是他的儿子和身边工作人员搞房地产开发。今年1月，温总理亲自通报的郑筱萸案，郑的妻子和儿子也涉案，据报道其妻、其子在药品和医疗器械进口代理中有违法行为，郑的亲属中有多人从事药品生意。自去年以来，各地一批贪官相继落马，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多与房地产开发有关，二是其亲属子女多在贪官权势的荫庇下从事商业活动，明显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

全国人大常委、国家统计局前副局长贺铿曾直言，若不解决地方房地产市场中的官商勾结问题，中央的调控政策收效不大。我们补充一点，比官商勾结更为严重的事实是官商本是一家人，某些掌权者早已经沦为家族企业在党内、政府内的“代理人”。这些人根本没有记住胡总书记的教诲，他们权为自家所用，情为妻儿所系，利为家族所谋。

现在，官商本是一家人的现象，大有日渐发展之势。根本用不着大胆假设，很多人耳濡目染的事实，就是某些官员在某个领域掌权，其亲属子女就在某个领域经商，甚至公然地违法经营。我们不妨查一查娱乐场所，有没有当地公安人员的亲属子女背景？查一查城建开发、市政建设，有没有主管官员亲属开办的公司？查一查小煤矿、查一查石油、查一查钢铁　几乎所有权力垄断的部门，见不到官员亲属子女身影的公司，少乎哉？少也。前几天，某地一位监狱官员告诉我，犯人入监要拍几张不同角度的照片，大概每人6张吧，连这个活儿都有“专人承接”，不是轻易能改变的。一位老板更是直言不讳地说，从规划到开发建设，房地产每一个环节都要盖章，每一个章后面都有利益。比如说，规划批准建设，但你的设计图纸必须到“指定”的设计公司去设计，市场上一平方米设计费50元，“指定”公司100元，你不找“指定”公司，图纸就通不过。权力寻租，无孔不入，花样百出，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公平的市场竞争路漫漫其修远兮，路上有太多太多的腐败官员及其亲属子女设置重重障碍。近些年来，中央出台了数十个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运用了信贷、税收等诸多经济手段。但是，在那些官商本是一家人的地方，博弈的结果不是中央的政策被抵制，就是变调，甚至于成了某些地方官员打击异己、排斥竞争的机会。“屁股决定脑袋”。坐在家族企业的沙发上，他们绝不会和中央的政策一条心。2007.2.13

邱晓华重婚无人能见与无人报告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被“双开”，除了收受不法企业主所送现金，而且“生活腐化堕落，涉嫌重婚犯罪”。(据1月23日新华社)有评论说，这是官员情妇现象的“最高表现”。诚哉斯言。上周末《南方周末》有人提出：不把政府“装进透明的笼子”监管，官员就容易把情妇“拥进黑暗的被窝”暖和。邱晓华的“道德能见度”如果高一点、透明一点，再加上官员任免的“能见度”高一点、透明一点，还会有刚上任没几个月就下台的尴尬吗？

因为不能知道邱晓华涉嫌重婚罪的全部事实，估计网上会有一些未经证实的消息，不能作为论据使用，我就只好“想当然耳”地发表一点关于邱晓华重婚能见度的不同看法。

依我的猜想，邱晓华涉嫌重婚不是几个月的事情，甚至也不是三四年了。要知道，他的工作单位虽然不是国家保密局，可是统计局也都是搞调查的，我就不太相信，邱局长的重婚保密到滴水不漏，周围同事无一知晓。重婚对象也是一个大活人呀，也是有社会关系的人呀。还有邱晓华的大奶(原配)，居然也一点没有察觉到蛛丝马迹？还是其为了保持老大的地位不变，采取了忍气吞声的鸵鸟政策？根据我三十年的办公室工作经验，上至领导，下至员工，不要说重婚，稍微谁对谁有点好感，都逃不过广大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当然，邱局长的重婚对象肯定是局外人，大家掌握情报有一定难度。但如果到了天下无一人知晓，那他也许真就该当保密局长了。

将来有条件的时候，不妨请记者作一个调查，看一看究竟是邱局长的保密工作世界一流，还是统计局的同志们都属于“沉默的大多数”？

邱晓华的倒台，和大多数贪官的倒台一样，也是“拔出萝卜带出泥”。因为上海社保基金出事了，才带出了他的贪腐，才带出了他的涉嫌重婚。假如他不倒台，他的涉嫌重婚犯罪从何查处呢？他会按照《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自行申报重婚或包养情妇吗？他周围的人会举报“领导的个人生活问题”吗？在官员养情妇问题上，由官员主动申报是靠不住的。真有主动申报自己养情妇的官员，没准倒让纪检的同志受到惊吓。由秘书、同僚或下级举报，有效，但也有限。不管举报成功与否，举报人的麻烦都不会小，不成功的后果则更加严重。由上级监管下级是否包养情妇，也不太现实，一是上级忙不过来，非累死不可，二是万一上级也包养情妇，就不太好意思监管下级。据说，有些地方官员包养情妇，上下级都互相知道，谁没有还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情。前些日子，安徽一个副省长贪官与小舅子贪官通用一个情妇，那是更加离谱了。

解决官员养情妇包二奶的问题，还有两个办法，一是被动的，一是主动的。被动的是等待“二奶”起义，堡垒从内部攻破。一般地说，情妇群体是一群最不稳定、易于变化的人，任何一点不满都有可能让她们背叛情夫。主动的则是社会监督、舆论监督。迄今为止，我们对官员的道德监督，不是个能见度的问题，而是见了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官员的不道德行为，并非神不知鬼不觉，只是他们知道，在当今社会，仅仅是个道德问题，还真不太容易把他拉下马。这是因为不是社会监督官员，而是官员监督社会，不是舆论监督他们，而是他们监督舆论。

2007.2.9

郑筱萸们的风险依然存在

据知情人士称，今天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退休官员“说清问题”的最后期限。而纪检部门给全局现职处级以上官员规定的“说清问题”的最后期限是1月31日。自去年12月29日全局干部会以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究竟有多少干部“说清问题”了，上上下下都十分关注。不过，人们更应当关注的是原局长郑筱萸、原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原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等一批官员落马后，药监制度安排有了哪些变革。倘若还是照方抓药，或换汤不换药，谁在这个位置上都有可能出问题。“除了劫道的，就是卖药的。”这是老北京人人皆知的老话儿。如今，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和大工业生产，恐怕是要倒过来说：“除了卖药的，就是劫道的。”药品的利润之大，足以让卖药的人付得起行贿的成本，而现行药品审批的权力之大，又难以让药监官员抵抗如此巨大的诱惑。一位业内人士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简称FDA)所面对的不过是200多家企业，每年审批几十种新药。在中国负责注册审批的几个人要面对几千家制药企业的上千次诱惑，在缺乏必要监督的情况下，不腐败才怪。”

我们现在似乎在走入一个个死胡同：凡是问题丛生的地方，都是监管不力，于是在权力部门之上，设立一个监管部门，于是就有了银监、保监、证监、安监、药监、土(地)监(察)等等，这还不算审计、纪检、反贪部门。估计很快要有社保监、住房公积金监、医药费监等部门。监来监去，“谁来监督监督者”就成了最终需要解决而又必须解决的难题。监督者没有人监督，就像药监局一样，同样面临腐败的风险。

当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就向毛主席提出过如何跳出“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宠”的周期率问题，毛主席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主席虽然讲了“民主”，讲了“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讲了“人人起来负责”，终其一生，探索新路如何走，但他老人家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今天，所有问题归根结底仍然是一个“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问题，而且是要从制度安排上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提出过河的任务，还要找到过河的桥或船。“民主”也好，“让人民来监督”也好，只有落实到一个个政府部门，落实到一项项具体制度，落实到一个个官员头上，才不会变成一句空话，才能收到监督的实效。

郑筱萸腐败窝案其实是一个重新审视和变革药监制度的良机，就像在职审计总不如离任审计更加彻底、全面一样。人民发自内心地期望，不再有人在药监的位置上倒下去。因此，我们就希望看到药监新政，看到药监走上新路，看到药监拿出一套不给权力寻租留下空间的审批制度，而且让广大人民都知道。

前几天，公安部发出A级通缉令，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逃跑了。人们一直奇怪，为什么许多地方的交通厅官员总是出事，甚至是一任、二任、三任连续出事。原因就是新一任上马后，没有人关注出事的前任到底有多少制度漏洞，继任者对制度漏洞的变革做了哪些努力。郑筱萸等人留下一个个高风险的位置，继任者除了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还要有杨子荣打虎上山的智谋，人民拥护你们，人民更要监督你们。2007.2.5

官员要有宪法意识

除夕那天，广东省物价局公布了全国首部针对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行为的监管法规——《广东省价格监督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网上公开征集意见，直至4月1日。

到愚人节为止的征求意见，只是一种巧合。但是，条例中透露出一些愚人信息，窃以为不是巧合，而是有意为之。比如，条例中规定：“新闻媒体有权进行价格舆论监督。”一个地方价格监督管理条例，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小规定，沾点法的边而已，可是，它就能够把舆论监督权包括进去，未免显得滑稽。

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法规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把国家根本大法早已赋予人民的权利，轻则纳入自己的小法小规，重则进行肢解、各取所需地为我所用。这些小法小规的制定者，如果不是一种无知加自大，就是不懂得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是管什么的，头脑里没有一点宪法意识。

舆论监督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全体公民的言论自由中的一部分权利，并非是新闻媒体所特有的权利，新闻媒体不过是也仅仅是社会舆论监督的表达工具之一，众多载体之一。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除了言论自由之外，其他自由也都可以是舆论监督、表达民意的载体或工具。这些自由一经载入宪法，什么样的地方、部门法规都不能凌驾之上，也不允许采用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偷梁换柱办法进行消解。不管你是用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表述方式。条例表面上看似给了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权，实质上却阉割了全体公民的言论自由权。

长期以来，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被一些地方、部门的小法小规重新诠释后，变得面目全非，得不到根本的保障。这和一些官员没有宪法意识有最为直接的关系。重庆“彭水诗案”的主要责任人、县委书记蓝庆华在免职不到两个月后，调任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此前，重庆市人大代表提出议案说，如此重大违宪和侵犯人权的事件，地方政府滥用公权和司法的相关责任人没有得到应有惩罚和相关责任追究，议案建议进行行政问责，要对相关官员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追究，而不是异地调动或者一赔了事。违宪官员得不到追究，人大代表维护宪法的议案再次落空，折射出的是全社会特别是一些地方、部门对践踏宪法的行为表现出过分的宽容，宪法正在被“空巢”化。

我郑重建议，今后新任命的政府官员，必须让他们至少拿出一天时间不去“理万机”，而是认真学习宪法，同时进行一次比考交通法规要严格的考试，然后集体面对宪法向人民宣誓，电视、网络进行现场直播。对官员来说，这不失为是一种必要的遵守宪法的教育形式，或许有助于增强宪法意识。不久前落马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前局长郑萸，曾经在一次通话中，对起诉人高纯咆哮：“你有什么资格起诉我？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斗？我代表国家行使职权!”我想，郑局长当年如果认真学习过宪法第四十一条，也可能就不会这样对待一位共和国公民，他也许就会明白一个道理：正因为你代表国家行使职权，人民才会起诉你，也有资格跟你斗。2007.3.2

药监局向人民道个歉吧

药监系统日前有传言郑萸已经畏罪自杀。有记者向国家药监局一位官员求证，他没有正面回答：“造了多少孽，郑萸自己心里清楚。”郑萸将以何种方式向国人谢罪，除了自杀之外，都已经交给法律作出最后的审判。媒体可以少安毋躁，等待结果。但是，还有一件事令人民期待，那就是国家药监局的道歉。

郑萸的犯罪是一种职务犯罪。他不同于杀人犯、放火犯、抢劫犯的个人犯罪行为，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代表国家行使职权。”所以，属于他个人的账要由他个人承担，属于他所主持、主管部门的账，这个部门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一码归一码，应当检讨清楚。

长期以来，我们的传统习惯是一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出了问题，逮起来一判了事。而这个部门的工作失误，不仅不用再有其他任何人承担责任，甚至连向人民道个歉、说声“对不起”也一笔勾销，所谓集体负责，一旦出事，就成为一人负责。

郑萸倒了，国家药监局还在，仍然在代表国家行使自己的职权。对于自己机构的曾经出现的腐败，对于自己的部门从局长郑萸到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等多位官员的职务犯罪行为，对于自己滥用职权、滥批新药给人民造成的吃贵药、吃瞎药、吃不起药等种种后果，一个有良知、有道德、知荣明耻的政府部门，难道不应当向人民表示一种诚恳的歉意吗？

对自己的工作过失道歉，既是政府部门应有的道德感与责任心，也是现代民主社会、现代政治文明的起码要求。在这方面，我们也不需要与国际接轨。一般地说，除了油价我们愿意与国际接轨，除了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我们愿意与国际接轨，其余的统统免谈接轨。谁谈谁就是不懂得中国国情。可是，我们自己与自己在这方面接轨总还可以吧，让国家药监局与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接轨，学一学松花江污染事件中的省长代表政府道歉，不能算是过分的要求吧？

向人民道歉，并非是西方政治所特有的“专利”，就像民主、人权、平等、自由、现代化等好东西，全人类都喜欢，与东方、西方没什么关系。小平同志晚年留给中国人民的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之一，就是教育我们科学地、辩证地认识一切人类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走出教条主义的泥淖。他说的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让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变得更加自信、更加聪明。

其实，向人民道歉，中国自古有之。历史上，不止一位皇帝下过《罪己诏》，公开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的罪行。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皇帝罪己当然是一种政治秀，欺骗人民，麻痹人民，给人民吃点头丸。假如我们摘掉传统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来看《罪己诏》，至少可以认为这是缓和社会矛盾、维持封建统治的明智之举，是明君所为，不是个政治上的糊涂虫。封建社会虽然不像电视上演得那么好，但肯于并敢于罪己的皇帝总比那些肉都烂了嘴还硬着的鸭子皇帝进步得多，开明得多。不管是西方的，还是封建社会的，只要是人类的智慧，对人民有利，我们都不妨“拿来”，推陈出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今天所用。我们相信，药监局作为人民政府的一个部门，于情于理都应当胜于封建帝王，何况道歉比罪己还是更为现代的认错方式。2007.3.5

提供廉租房是政府的职责

今年以来，有关廉租房的消息如春风拂面，一阵阵吹进老百姓的心里。

2月15日，建设部明确要求，全国所有市县年底前必须建立廉租房制度。

2月18日，建设部公布最新数据，截至2006年底，全国累计用于廉租房制度的资金为70.8亿元。其中，仅去年一年就达到23.4亿元，占1999年以来累计筹集资金的1/3。

2月19日，新华社再发消息，截至2006年底，累计已有54.7万户低收入家庭，通过廉租房制度改善了住房条件。

前天，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宣布：今年国务院将投入100亿作为廉租房制度建设基金。

此前，在北京市“两会”上，市委书记刘淇发言透露：北京今年要收购、新建30万平方米廉租房；建设300万平方米中低价住房；200万平方米经济适用房。

种种信息表明，政府已经开始把为百姓提供廉租房当做一件最直接、最现实、最急迫的民生大事来抓。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只要各地政府切切实实地把提供充裕的廉租房当做自己的职责，尽心尽力地解决百姓的安居问题，相信我们的社会可以在三五年之内走出房价虚高的困局。

对中国人来说，盖房子根本就不是什么难事。很多地方，你给他们几个亿、十几个亿去搞高科技，那简直是天方夜谭，没有科技人才，什么科技园区都是纸上谈兵。可是，你让他们盖大楼，到处都是“深圳速度”。有些地方，什么钱都能挪用盖大楼，七叔跑钢材，八姑跑水泥，九婶运沙子，十舅开吊车，一个家族恨不能就是一个建筑企业。遗憾的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光忙着盖自己的办公大楼、培训中心等楼堂馆所，根本没把给老百姓提供廉租房当做一回事儿。假如下令三五年之内不许搞政府的楼堂馆所，要搞只能建设廉租房，我们相信老百姓不会再为买不起房而叫苦，不会再为租不到廉价房而叹息。

政府有职责为百姓提供廉租房，也有能力提供廉租房。因为政府直接掌握土地资源、税收资源。春节前夕，温总理看望辽宁抚顺棚改新区居民。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辽宁在5万平方米以上的连片棚户区盖起了6300多栋新楼房，120多万户居民搬进新居。温总理说：“2004年，我们开始做这项工作。两年多的实践证明，只要下了决心，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

解决群众住房难的问题，中央下了决心，地方也要下决心。除了决心以外，还要真抓实干，各地区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并完成当年建设廉租房的指标。提供廉租房不能作秀，不能搞个“样板楼”给别人看就完事大吉，凡是在廉租房上弄虚作假搞表面文章的，老百姓心明眼亮，蒙不了人。只要一考察当地房价的涨幅，立马就可以一清二楚。

廉租房不仅可以为低收入人群脱贫解困，同时也是政府与黑了心的房地产商博弈房价虚高的利剑。有部电影叫《难忘的战斗》，当年上海刚解放时，不法资本家囤积粮食不卖，政府从外地急调粮食投入市场，平抑粮价，受到人民拥护。现在的政府比起那时候拥有更多的资源条件，不可能控制不住飞涨的房价。关键是政府要担当起政府职责，并且提供廉租房来平抑房市。2007.3.7

管好廉租房也是政府职责

我们丝毫不怀疑政府为百姓提供充裕的廉租房的能力。只要政府下决心了，在“新三座大山”里，住房难是比就医难、上学难更容易解决的问题，昨天我们举了辽宁2年盖起6300多栋楼房改造棚户区的例子。假若什么地方老百姓没有廉租房住，政府的原因只有一个，“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由于种种原因，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好政策，也办了好事，结果却往往不尽如人意，给人们的感觉是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因此，我们在要求政府提供廉租房的同时，也要求政府管好廉租房。正如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生孩子，大多数人都会，不是天大的难事。可是，把孩子教育成人那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摆在我们面前的经济适用房，就是一个最现实、最直接的例子。我们的经济适用房，本来是政府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的房子，政府通过减免税收等措施办了实事，办了好事。可是，这里面的实惠似乎被另外一些人群占有了一部分，有的人一买几套、十几套用来出租，或用来转手倒卖，他们把经济适用房当成投资工具了，使经济适用房的性质从根本上被改变了。

问题十分明显，不把经济适用房的投资性质彻底打消，再盖多少经济适用房，恐怕也很难让低收入人群感受到经济适用。他们买不到，多经济多适用也与他们无关。相反，那些以投资为目的的买房者，只要能够通过种种办法买到房子，越经济越适用，赚得越多，投资回报率越高。

经济适用房的政策与实践，值得我们作一次认真全面的检讨。顺便说一句，一些政府和部门，喜欢不断地出台各种各样的新政策、新规章，却很少有人注意出台后的效果以及随时加以修正的意识。最后的结果是，一个挺好的政策，由于执行中完全走了样子，因为缺失监督批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天天烂下去，等到烂透了，谁都回天乏力，就得另起炉灶重来。廉租房的出台，多少有些是对经济适用房走了样的无奈之举。

检讨经济适用房的政策，其中一条5年允许上市买卖，就是彻底要了命的政策。假如我们的政策制定者自己没有投资，或是亲朋好友投资经济适用房，你都难以想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政策出台。一个让投资经济适用房获利的政策，显然是有违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初衷。只有不许经济适用房随行就市，才能扭转这里面的投资与投机行为。

随着廉租房在全国建设的展开，不能排除那些有投资与投机冲动的人动这个脑筋，我们的政府要管好廉租房，就要及时研究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制定出相关配套的政策法规。比如说，如何防止有人通过官商勾结，搞到若干套廉租房去当“二房东”？如果没有切实有力的政策法规，就一定会有人钻这个空子，比写的还准呢。说不定现有的这点微乎其微的廉租房，里面就已经钻进“房耗子”，当上了“二房东”，只不过我们还不知道，舆论也没有监督到位而已。天底下不管多好的政策法规，都有自身的漏洞。一般地说，执行的漏洞比制定的漏洞大一万倍。政府的任务不仅是要组织大家去歌唱好政策、政策好，更要让大家去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2007.3.8

要有非官方的统计数据

国家税务总局计统司公布我国2006年宏观税负为18％之后，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表示了异议，并公布自己的统计数据：“去年政府财政收入接近3.2万亿元，如果加上1.3万亿元的预算外收费、土地出让金5000亿元、社保8000亿元等预算外收入，我们真实的税负已经达到31％至32％，这种程度的实际税负已经相当高了。”

一个是18％，一个是31％以上，官方与非官方提供的统计数据差距之大，一目了然。统计方法不一样，很难说谁对谁错，但二者之中，必定有一个更接近事实，更反映出生活的真实。

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统计数据，特别是据此制定各项政策时，我认为不能只有一个官方的调查，还要有非官方的调查。古人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只有一面之词，总是容易出错。

事实上，官方的统计数据，有时不仅仅是老百姓不太相信，连政府官员也将信将疑。在今年人代会辽宁代表团的全体会议上，人大代表、省委书记李克强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联系辽宁的情况说：“去年地方(辽宁)统计的数字达到了能耗降低3％，污染排放降低2％的指标。当然，我认为要实事求是地看，这个统计是否准确？统计口径上是否有偏差？或者说我们在污染的监控方面是否保持了持续不间断？我们还不能作这个最后的判断。”

李克强直言怀疑地方上的环保数据，据说，此言一出，会场气氛立时有些变化。辽宁是个工业大省，总理报告坦诚承认GDP单位能耗减少4％，主要污染物削减2％这两项环保指标没有完成，辽宁统计数据却表示自己完成了，难怪头脑十分清醒的李书表示质疑。

官方统计的失误率有多大，可信度有多高，一直没有人来回答。民间的说法是“数字出官”、“数字出政绩”，基本上是比较形象地概括了官方数据失真的原因。记得去年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刚刚倡导幸福指数时，北京的统计部门很快就公布了北京人的幸福指数，结果是郊区农民的幸福指数最高。我估计，市领导没有人相信，城里居民不相信，京郊农民也不相信。新农村建设刚刚破题，农民兄弟的幸福指数就超过城市居民了，未免也太“神笔马良”吧。

有一些官方统计，明显违背了常识，大家一眼就能够识别，类似环保排污指数、幸福指数，更多的官方统计的真伪就不是非专业人士可以判断的了，需要由非官方的专业人士去判断。用非官方的统计数据对官方的加以校正，提供一个参照，甚至提供一个对立面，有助于决策科学和决策正确。仅仅依靠一个方面提供的统计数据，一旦统计数据发生问题，后果不堪设想。这样的亏我们已经吃过不少，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各级领导要使自己不受骗，也不骗人，务必做到既重视官方的统计数据，也不轻视非官方的统计数据。2007.3.22

人民不是鸟 汽车没翅膀

沸沸扬扬的“史上最牛钉子户”新闻，成为媒体正在密切关注的一个焦点。

法院裁定了3月22日24时前为自行搬迁的最后期限，逾期不搬，法院将强制拆迁。然而，已经过了期限，法院还未动手。

通过媒体报道和照片，公众看到重庆轻轨杨家坪站旁的一座二层小楼犹如一座孤岛，被包围在一个深十余米的大坑中。有报道说，男主人杨武为了与小楼共存亡，“用随身携带的双截棍在陡坡上铲了好几个洞，才得以从十多米深的坑底爬进小楼。此后，杨武甚至还用绳子，将食物、水、折叠床，甚至液化气罐，一一拉了上去”。

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杨武不是首届渝州散打擂台赛冠军，没有一身武艺，恐怕还真难自由出入自己的房屋。据说，开发商挖坑断路已经两年多了。

这桩公案的是非曲直，暂且不与评说。单只是开发商的霸道，便值得认真地分析。这是名实相符的霸道行为，给人家四周挖十几米的大坑，还不算霸占道路吗？不管你是否已经征用了周边的土地，但是，在还有百姓的地方断路，侵犯了公民的路权。而断水断电，则是剥夺了公民的生存权。一个路权，一个生存权，都是人的基本权利，开发商这种明目张胆的践踏人权的违宪行为，不知道当地政府和法院何以视而不见。

人民不是鸟，不可能每天“飞”回自己的居所。居者可以有其屋，政府却不一定保证居者有其路。某些开发商深知这一点，用断路这种霸道的办法逼迫拆迁户就范，便是他们常用的拆迁手段之一。昨天，本报第6版中国新闻中刊发照片，广西南宁的一处“最牛钉子户”，去年9月也被人强挖四周断路，并遭断水。这一次，重庆的开发商遇上了能够攀岩走壁的杨武，触了霉头。“鸟人”虽然不能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却引来记者无数，给当地留下了一个侵犯人权的最新记录。上一次闻名全国的侵权记录是“彭水诗案”。

说到开发商逼迫人民变“鸟人”的劣迹，让人不由得想起逼迫汽车长翅膀的事情。上周四，本报刊登了司机丁先生在黄色网状线内“急刹车”被罚，状告交通队的新闻。丁先生说，他在阜内大街国土资源部门口路段，原本将车停在网状线外排队等候，之后随前方车流缓慢跟进，即将驶出网状线时，突然遇到前方车辆猛然刹车，他也急踩刹车，几秒钟后就离开网状线。交管部门依据电脑图像对他处罚，丁先生要求用全过程图像证明自己并非有意违章，而交通队表示其他图像均已删除，无法提供。

开车的人，估计有不少会遇到丁先生的情形，有时在路口跟车缓行，突然前方停车，又遇变灯，在前后左右都有车的时候，只能待在原地，摄像拍下你闯红灯，你是百口莫辩，只能自认倒霉。我常常想，这对汽车厂家倒是一个不错的商机，今后研发出带翅膀的汽车，再遇到类似丁先生这种有理说不清的事情，一摁电钮，汽车腾空而起，即使被拍下来，毕竟没有轧线。除了给汽车安装翅膀这条路，开车人难道还有其他办法可供选择吗？

如果不是前边有车，丁先生把车停在网状线上待着干吗？就是他想没事待会儿，后面的车恐怕也不答应吧？我真搞不明白，因为有了摄像设施，警察会连这么简单的判断能力都丧失了。人有病，天知否？人要变鸟，天知否？车要长翅膀，天知否？2007.3.26

智者的谣言只能止于知者

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在今年的两会上，公开批评包括厉以宁先生在内的四大经济学家股市圈钱，厉先生之子厉伟近日公开在《21世纪经济报道》表态：“对待这些骚扰与威胁，我一概不予回应，因为谣言止于智者。”“谣言止于智者”，似乎是一句不错的古语。我听过成百上千遍后，对此语产生怀疑。根据多年的经验与身边的事实，我的发现是很多“谣言”不是止于智者，而是始于智者。曾经有一个历史时期，“谣言”的别名叫“小道消息”。当时，经常有领导告诉我们：不要轻信、不要传播。过了若干年，几乎所有的“小道消息”都被证实，“小道消息”比“大道消息”更加真实。如今，“小道消息”这个名词不提了，又恢复“谣言止于智者”的传统说法。

其实，任何传言在未经证伪之前，很难说是谣言。不少的事实与真理，在信息无法正常传播时，被逼无奈地主动或被动地穿上谣言的外衣。比如说，有人传某个地区的土地，基本上被三大房地产巨头瓜分完毕，而这三大巨头有名有姓，各自的背景分别是三位领导。你说这是谣言吗？说的人可是指名道姓，有鼻子有眼，传的人也都有头有脑，并非傻子白痴。再比如说，某个地区临着一片湖水，盖了一批高档房屋，西边的分给副局以上的干部，每人都300平方米以上，东边的分给副处以上的干部，每人都200平方米以上。最可笑的是，连已经因腐败入狱的官员也分了一套大房子，表示这里现职的领导没有忘记老领导。你说这是真事吗？新闻没有报道。你说这是谣言吗？街谈巷议，路人皆知，不信到当地，老百姓领你到现场去看。

很多所谓的谣言，的确是智者的杰作。就拿厉伟所指的那篇“谣言”为例。史实明在《有关厉以宁家族暴富的内幕》一文中，罗列了厉以宁家庭成员的工作履历，相关公司的工商注册变更资料，虽然没有具体说明厉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进行过敛财活动以及敛财的具体数目和经过，但该文列示了对厉伟的敛财活动比较了解甚至直接参与的关联人物名单，为记者调查提供了“路线图”。据说，史实明是化名，此人为男性，现年60余岁，曾经和厉伟有过同事经历，由于工作矛盾与厉伟发生冲突。

假如以上情况属实，则可以充分证明谣言始于智者这一观点。“引而不发，跃如也”。既给记者点题，又提供调查线索，事实与结论由调查记者去向公众交代，简直是进可攻、退可守的高明之举。文章标题用“暴富”二字，虽然使人产生某种联想，但由于“暴富”、“敛财”均不是法律语言，你就是抓到作者，告到法院，都难以此给其定为诽谤罪。颇让老少二厉有“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之感。通观这一“谣言”，非有一定的智商者，难以制造得如此“完美”。

特别有意思的是，厉伟似乎着了“谣言”的“道”，说出这样一番话：“厉以宁曾经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他是一个经济学教授和公众人物。迄今为止，没有法律要求中共党员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及其配偶申报财产和子女情况，也没有规定要求社会公众人物申报财产和子女情况。”好啦，厉伟在智者的“谣言”逼迫下，揭出了我们制度的漏洞：全国人大代表特别是常委，要不要申报财产和子女情况？人大常委会委员不同于一般的党员和公众人物，其级别、待遇都参照政府官员，其要求标准是否也要相同？我以为，谣言大多始于智者，却一定止于知者。只要公开、透明，谣言可以不攻自破。智者的谣言，利用的就是人们无法或不能知情。朗朗乾坤，天下大白，何来谣言？2007.4.2

可疑的“地方政府创新奖”

本周一，读报看见一则广告：第四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申请项目征集公告。

给中国地方政府发奖，居然是第四届了。怪哉!什么人搞的呢？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第四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组委会。

公告说：“现开始接受省级以下各级地方政府(包括党委、人大、政府、群团组织等)的创新项目申报。”

这真是一个“创新”的“奖”!地方政府里面竟然包括了党委、人大、群团组织等。如此党政不分，是创新还是倒退？

最可疑的是拿谁的钱来颁奖。公告虽然没说，我们不能不问：获奖的地方政府要不要掏钱？地方政府能否用纳税人的钱来给自己买奖？

主办单位里还有中共中央党校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搞颁奖活动，不可能不花钱。你们的钱从哪来的？这三个单位，都不像是钱多得没处花的部门，花的也都是纳税人的钱。

公告里还说：“每个获奖项目将获得五万元的奖金。”假如地方政府花钱买奖，这笔奖金最后落到谁的手里？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人均分配，还是论功行赏？这不是变相侵吞公共财产吗？应当认真地检查一下前三届的奖金跑到谁的腰包里去了。

现在，各类评奖活动太多太滥，严重地干扰了正常工作。各级政府都需要管一管这件事，尤其是那些以评奖为名、行敛财之实的评奖活动。把地方政府也拖进来参加评奖，大家一起吃果果，简直是天才的创意。2007.4.4

贪官悔过书欠缺新意

我们一直以为，普法教育就是给老百姓上法制课。可是，老百姓不是活在真空的世界，他们身边那些不守法、不畏法的贪官“活教材”，现身说法产生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干巴巴的普法说教。

近日，武汉市对全市218名2006年后新任副局级以上干部“上大课”。《人民日报》5月11日以《贪官悔过书警示新“局座”》为题报道。报道文字不长，涉及的贪官却方方面面，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据报道说，2002年以来，武汉市查处的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违法犯罪案件中，78名涉案人员为部门党政“一把手”，占被查处总人数的44％，其中大部分在提拔后1年内就发生违纪违法行为。

这78名党政“一把手”，在单位开会时，哪一位不是在主席台前排就坐？隐藏得深一点的贪官，坐在台上正气凛然，给人以正人君子的假面，有的根本就是道貌岸然、外强中干，“台上他讲，台下讲他”，老百姓见着他的形象，根本没有听他在说些什么，而是在心里计算着他“东窗事发”的日子还有多长。用贪官坐在主席台上来教育人民，也就必然会产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民众对建设法治国家的信心”。《望》周刊的文章指出，民众把官员腐败与法制建设成效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一语中的的分析。

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会产生贪官污吏，这不是一个新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让贪官在主席台前排就坐的少一些，就坐的时间短一些，这取决于体制的先进与否。我们的政治文明的主攻方向，理应在这方面多下一些力气。现在的交通厅长、建设厅长等一些位子，仿佛是一把魔椅，一任二任连三任，谁坐上去谁垮台。贪官倒台后，当然有的是时间去写悔过书，也当然是一开始一个比一个写得深刻，经过十年二十年，至今已觉不新鲜。悔过书也近似“新闻通稿”，千人一面，万人一腔。过去是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现在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父母妻儿。原因永远是没有防微杜渐、哥们义气外加心理失衡，不是被女人害了，就是被朋友坑了。连腐败悔过书都写得这么腐败糟糕，我们简直是无话可说。也难怪教育部要抓大学语文教育了。

附录五段那些曾经在主席台前排就坐的贪官悔过书，以见其知识化、悔过度之一斑。

武汉市建委原党组书记李永平：我总觉得一年到头互相看望一下，礼尚往来，算不了什么，渐渐习惯了请吃就到，送礼就要。开始是烟、酒、茶，逐步变成2000到3000元的红包，以至上万元的现金。一点点“小意思”，最终成了违纪违法的大问题。

武汉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梁耀源：“无所谓”是我犯错误的重要原因。把逢年过节的礼金，认为是礼尚往来“无所谓”；把打牌送铺底钱，认为是带彩娱乐“无所谓”；出国考察，别人送点外币，也看做“无所谓”　正是自认为的这一个个“无所谓”，年复一年形成了巨大的经济数额，这些钱，自己看到怕、想到怕、留着怕、交也怕，就像“炸药包”，炸药在自己这里，引信却在人家手中。

原武汉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杨世洪：记得1993年，我首次到香港招商，穿的是精心挑选的一套西服，却不想被人耻笑。这事给我极大的刺激，觉得香港人的那种消费层次，无论如何这辈子是要达到的，不然就枉活一世了。后来，在与私营老板的接触中，被一些人“一掷千金”的风度所击倒。这种心理失衡，导致我走向自毁。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周文轩：现在想来，那些朋友只不过把我当成他们牟利的工具。他们用钱换取我手中的权，再去谋取更多的钱。

江汉区原区委书记蔡建明：一旦收了不法商人的钱，这些人就如同象棋中过了河的卒子，横冲直撞，难以控制，不可收拾，最终冲毁我本该辉煌的人生。

武汉机场综合发展总公司原总经理林长峰：我就是哥们义气高于党性原则，太相信所谓的“友”了。2007.5.14

政府不是商人 慎抬价格杠杆

本报昨天刊发消息，繁华区占道停车费上调拟召开听证会，广泛征求意见。关系到民生的事情，本着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原则，多走群众路线，比起采取“关门主义”制定政策是一大进步。

消息中说，现行每半小时停车收费2.5元的繁华区仅有8个，拟扩大范围。因为只提到了CBD、燕莎地区等，所以，我们也不好对某一地区是否应当提价作出判断，只能就整体解决繁华道路停车压力的思路谈点看法。

市场经济中，价格杠杆的作用的确很明显。只要一提价，立马就会起到限制作用；一降价，也立刻会产生相反的作用。但是，这个杠杆如果不是由政府来把握，而是在充分竞争的领域由市场调节，一般地说，问题还不太大。假如握在政府手里，这个杠杆使用不当，比如只升不降，有时就会变成只为有钱人服务的工具。

上调占道停车收费标准的理由之一，是引导车辆停在路外和地下，缓解这些地区的道路压力，同时提高地下车位的利用率。

现在繁华地段地下车位的利用率不高，显然与道路停车收费比地下停车收费低且方便有直接关系。解决这一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当然是提高路面收费。上调到2.5元半小时，与地下停车拉平，那肯定会挤对一部分车入地下。你要提高到5元半小时，就像国贸中国大饭店门前，基本上就剩下豪华车、公车了，它那里1小时10元，经常有空位。不过，这个酒店本身就是为有钱人服务的，酒店自己的停车位价格高低都是一种商业行为，无可指责。

但是，不上调地面停车费，让地下停车位的价格下调，也是可以缓解地面压力和提高地下车位利用率。对于政府来说，杠杆在手，往上抬还是往下扳，都是解决问题，区别在于一个得民心，一个失民心。这样的例子很多，前些日子政府投入公交降价，老百姓一片叫好，那就是社会的和谐之声，大得民心之举。反面的例子之一就是择校费，把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弄成谁有钱谁上学、谁行贿谁上学(据我所知，一些地方除了交择校费还要给校长行贿，才能择校成功。30个择校名额，50个人想上，收谁不收谁，行贿说了算)，这也可以解释成为缓解一部分人的升学压力，只不过缓解的是有钱人的压力，穷人的压力并没有解决。

再说占道收费半小时2.5元、1小时5元是个什么概念。1天24小时，就是说路边停车那么一小块地方，从理论上说，一天可以收费120元，1个月按30天算(中国人民银行的标准)可收3600元。咱们也别说公共道路，是开车人交了养路费建设的，将来有一天费改税(也不知道将来哪一天，能拖一天是一天)，也还是开车人花钱养护。按谁花钱谁使用的公平原则，开车人在路边停会儿车就不应当收费，繁华地段适当交点也还说得过去，非要收到地下停车场一个价，你凭什么？你投入了什么？一个三星级酒店的一个房间，一天也不过二百多元吧，人家要给客人提供多少服务，一个房间至少也要两个停车位大吧？凡事都怕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开酒店的不如站马路收费的，这合适吗？相当一批收取路边停车费的公司都是私企，几乎做的是无本买卖，有什么背景咱们不清楚，这些收费地点应当“招拍挂”，引进竞争打破垄断倒是值得讨论的。2007.5.15

破解中国式社会管理怪圈

中国历史上的潜规则，经吴思先生的研究，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但是，中国历史上的怪圈，似乎还没有人作较为深入、全面的研究，有待破题。我受近日一些新闻的启发，偶然想到了这个问题。

稍微有点近现代史知识的读者，大约都还记得清末以降，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个怪圈是政府的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而老百姓怕官。自1949年以后，这个怪圈就彻底打破了。

今天，我们的政府的官儿们不大怕洋人了，这是否与越来越多的官员吃过洋面包，情感上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有关，还需要详查。但是，一些官员越来越害怕老百姓，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5月10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咸阳市政府有条“秘道”，“专供”一些干部情急时离开机关大楼使用。咸阳市市长张立勇为了躲避上访群众，曾经两次从“秘道”脱身。人民政府的官员怕见人民群众，居然怕成这样，岂非咄咄怪事？专修“秘道”潜遁，令人匪夷所思。过去，我们只是从电影里看过南霸天从“秘道”里逃走，从京剧里知道座山雕打算从“秘道”里逃走，想不到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们的地方政府官员也需要“秘道”这东西，这是怎么演变的呢？

当然，“秘道”还是太土了，有钱的话，弄个直升机停在楼顶上，遇有“突发事件”从天上走，方显出现代气息。

据5月14日出版的《望》周刊报道，中央领导日前指出，各级政府要多研究社会管理政策，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管理体制。据悉，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已专门成立了社会研究局这一新机构，负责社会管理领域的政策研究。

当前的社会管理，确实问题诸多。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年起成为财政全额拨款单位这一事件，我看出一个中国式社会管理的怪圈。社会问题增多了，政府增加管理部门，管理部门自身制造出问题，再增加管理部门来管理管理部门(有点绕口令似的，事情就是这么弯弯绕的)，养活这么多的管理部门，就需要多从企业和老百姓身上收钱。企业被收的钱太多了，只能从坑蒙拐骗、以次充好或涨价上找出路，制造出更多更新的社会问题。老百姓就不用说了，奉公守法、胆小怕事的忍气吞声，脾气火暴的就聚众闹事，暴力抗法或去堵政府的大门。市长走不了大门，就要修“秘道”，还是企业或老百姓花钱，结果负担反而更加重了。一个社会管理的怪圈，差不多就这样形成了。

同是5月14日的《望》披露，从1986年到2005年中国人均负担的行政管理费用由20.5元上升到498元，增长23倍，远高于同期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水平。这组数据大概可以给我发现的社会管理怪圈做一个注脚。

这里还要特别补充一点的事实是，企业和老百姓的社会管理负担，绝不是统计局公布的每年上交国库的各种税费。无法统计而又客观存在的各种费用，比如一些基层的公务员对企业的吃拿卡要，企业老板逢年过节“意思意思”的“人情往来”，简直如同稻田里的蚂蟥一样，数不胜数，多如牛毛。一个中消协，一年又让老百姓背上750万的负担。一个小小的牙防组，既不是政府，又不是社团，就那么几个人，政府把他们弄来忘了把他们解散，他们就从社会上弄走成百上千万财富。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都是老百姓埋单。研究当今中国老百姓的负担，切不可只看到国库收上来的那些税费。仅仅据此制定社会管理政策，那是会出大乱子的，那就又走入了另一个历史上的怪圈。2007.5.17

官员职称也该规范了

浙江的老百姓，做梦都想不到，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里那小小的食盐包装袋，也能养肥一批贪官。一只食盐包装袋，官员要吃5厘回扣。这5厘钱，居然让全省十几个盐务局局长、副局长落马。他们之中有杭州市盐务局长及领导班子、杭州市萧山区盐务局局长、湖州市盐务局局长、湖州市所属的一些县的盐务局局长等。

对贪官落马的消息，人们看到、听到太多太多，至今已觉不新鲜。我对这则消息感兴趣，是因为一直在寻找一个由头，谈点关于官员职务名称的问题。

全省十几个局长落马，听着挺邪乎的。其实，他们虽然都是局长，有的是局级局长，有的是处级局长，有的只是科级局长。在中国，局长是界限很不清楚的官称。不少地方的县级主要领导才是处级，下面的各个职能部门，这个局、那个局的，听着挺唬人。而那些也就是科级干部的局长们，整天被人“局长、局长”地叫着，心里可能也美滋滋的。老百姓所谓“官不大，架子不小”，估计多半是批评这些科级局长们。

新中国成立初期，科级下面还有股级，设有股长。现在，除了炒股的人喜欢股长，恐怕不会有人把股长当回事了。最小也得当个主任科员吧。

我建议中央有关部门研究一下这个问题，给全国的局正名，省市自治区的相关部门为局，下一级为处，再下一级为科，如浙江省盐务局(司、厅)，到了杭州市就应为盐务处，再到萧山区就称盐务科。

改变全国各地“局长满天飞”的状况，应当成为整顿吏治、消除官场混乱的第一步。它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让所有处级、科级甚至股级局长大人们，不要别人一叫“局长”就飘飘然，自我膨胀，记住自己并不是真正的局长呢，大架子收着点。二是可以防止“衙门”越盖越大，你一个处级单位、科级单位，盖那么大办公楼干啥？现在这种一律称“局”的做法，无形中是鼓励一些小单位盖大楼。称“萧山区盐务局”，“局长”就有盖大楼的冲动，叫你“萧山区盐务科”，你还好意思盖大楼吗？自己先就泄了三分气。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将来科级、处级干部出了问题了，不用在媒体上总是“××局长”，仿佛中国的局长这一级最出贪官似的。2007.6.22

未来5年农村势将大变化

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已经开始了。未来5年，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一定会大大地加快，一些大城市很快可能发展到见不到农村了，一些城市正在进行“城乡一体化”的试验，更多的地方则在探索建设什么样的新农村。

10月15日，中共中央党校主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登党国英先生《中国的新农村应该是这样的》一文，其中谈到：农民须充分就业、农业要保持竞争性、民主自治可有不同方式、允许农村保守、耕地可让农户所有、拆并村庄不能一刀切等。我知道党先生是这方面的专家，因为我不但认识他，还读过他的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文章。

新农村建设，不仅关系到几亿农民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几亿城市人的直接或间接利益。比如说，粮食、副食的供给，这是直接的利益。享受优美的田园风光，是既直接又间接的利益。因此，每个城市人也都关心着新农村的建设。我作为一个城市人，又曾经在京郊平谷王辛庄插过队，在北京日报社农村部当过记者，对新农村建设的关注是不言而喻的。

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新农村建设的“粮草”，除了国家给政策、给资金外，还有一条就是帮助规划、设计。有了好的规划、好的设计，可以少走弯路、不走弯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与给政策、给资金同等重要。

中国人对“新”有一个误区，以为“新”就是旧的统统不要，或者自己的统统不要，把外国的东西搬来就是“新”的。更有甚者，连名字都改成外国的，罗马花园、温莎大道之类。这些年，城市开发中的这种败笔比比皆是，我真担心这股风吹到农村去，王辛庄变成王尔德庄园之类。

当务之急是培养一大批新农村规划师、设计师，对县乡村进行规划、设计，根据当地的人文地理、自然环境，做出不失当地特色的蓝图。这个蓝图既要得到当地农民的认可，还要经得住历史的检验。千万不要照搬照抄、千篇一律，也不要不中不西、不伦不类。我看到某些地方的所谓新农村，楼房一排一排的，比兵营还整齐，新则新矣，惜乎不是农村，也不是城市。老话形容人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建筑这东西，真正是“百年身”。一个乡村规划好了，几十年、几百年就这样生活下去。十年二十年就拆掉，浪费太大，谁也承受不起。

现在，一些农村的干部到以色列、韩国考察农业或新农村建设。有条件的情况下，看一看人家是怎样因地制宜搞发展的，肯定比闭门造车好，开阔眼界，打开思路。但是，可以借鉴，不可以抄袭。限于我国农村的经济条件，不可能派大批的农村干部出国考察，补救的办法是电视台派一些记者，去一些国家，拍一批国外乡村建设的纪录片播放，也可以制成光盘发给县乡村三级干部观看。这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办法，相信电视台的同志很乐于承担这项工作。

新农村建设的高潮到来之际，我们充满了喜悦之情，十二万分地为农民兄弟高兴。我们祝福你们建设自己的新家园，建设成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农村。2007.10.16

再论枪是吃人的家伙

本周二，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在向部分市人大代表汇报为民办实事的情况时说，今后，属于政府各部门分内的工作，原则上将不再列入政府每年为民拟办的“实事”项目。看到这个报道，不由得想起我在1994年3月11日本报《观潮说》栏目，写过一篇《办实事不必凑“十”》的600字短文，其中特别谈到“有些单位把单位的一些很平常的本职工作，也算在干了10件实事的账上”，“这些都是他们本职范围内的事，应当应分的，做到了不值得吹，没做到就要处分”。13年后，政府部门分内的事不再列入“实事”成为一个原则，很是让人高兴，这算有幸言中了罢。

也有不幸言中的事。今年9月20日，我在本版《今日快评》以《警官村干、交警持枪及其他》为题，对重庆交警首次持枪实弹上路执行公务表示担忧：“交警佩枪、实弹上街也非常不职业化，枪这东西不是烧火棍，装上子弹更是吃人的家伙，本来路上有交警的地方交通流速就自然放缓，广大司机一旦挂念着交警手中的钢枪，心中可能增加了安全感，脚下恐怕是紧张得哆嗦，谁知道他们专业培训过没有，万一擦枪走火，吾命休矣，且比鸿毛还轻。”

距我的担忧不到两个月，本周二凌晨，广州珠江医院副教授尹方明被警察“鸣枪”致死。尽管“鸣枪”的警察也许不是交警，可事件发生的原因按照警方的通报是“盘查可疑车辆过程中遇到阻挠”并“被迫鸣枪”。目前，我们不知道“被迫鸣枪”的警察是否有过专业培训。从一枪毙命来看，应当是受过专业训练。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云南老山前线打过手枪，因为没有受过训练，自己都不知道子弹飞到哪里去了。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被迫鸣枪”，似乎又不应当是“近距离”、“子弹是俯射的角度”(医生语)而一枪致死。这个疑点是个悖论，估计假如将来打官司，这会是法庭上辩控双方的一个重点。

不管怎么说，尹副教授此命休矣，且比鸿毛重不了多少。枪这东西从来就不是吃素的玩意儿，而是吃人的家伙。带枪的人如果没有一种不到万不得已决不开枪、开枪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致人死命的自律精神，也就是西方的“最小动用武力原则”，而是谁招了老子、谁不服从老子，老子一枪崩了他，那社会就该出大乱子了。

作家刘震云近日在谈到自己的新作《我是刘跃进》时，一再强调“我发现不是因为生活感动了我我才写作，而是生活拧巴了我。一天十件事，有八件是拧巴的。我们大到观察一个民族，小到观察一个人，全是这样。我试图把骨头缝里散发的拧巴通过写作再把它拧巴回来”。我理解他所谓“拧巴”，就是我们常说的“悖论”，只不过他的更通俗、形象、生动而已，不像我们这些写评论的人装腔作势、装模作样。这次“鸣枪”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拧巴。一方面，我们国家把死刑终审判决权收回到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各地法院不能对罪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了，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对人的生命权的尊重。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又把枪弹发给警察，甚至是交警，他们拥有了对他人生命的“自由裁量权”，还有地方领导鼓励他们“敢于开枪”。这边收权、那边放权，难道不是拧巴了吗？这种拧巴通过几篇文章很难拧巴回来，只有通过更高的权力部门来拧巴。但愿不要用13年时间，不要像政府部门分内事不再列入“实事”那么难以拧巴，或许尹副教授的血就流得有点价值了。2007.11.16

年假好制度 还须配年薪

一锅粥式的调整黄金周大讨论，上周草草收场。再讨论下去，还是一锅粥。始作俑者的目的，应当不是要让这场讨论变成一锅粥，用上海话讲叫“拎勿清”。

不知道国务院法制办的《职工带薪年休假规定(草案)(征求意见稿)》与国家发改委的国家法定节假日调整方案为何同一时间出笼，也许是不谋而合。结果是，本来应当一个一个研究的问题，搅和在一起，弄成了猴吃麻花——满拧。很多人没搞明白，职工带薪年休假是一部分人的休假，是上班族的假，是有薪一族的假，这个假可能与多一半中国人没关系。比如，与所有的学生没关系，与所有的离退休人员、下岗职工没关系，当然，与8亿农民更没关系。与1亿多农民工有多大关系，姑且存疑，估计落到实处也没多大的关系。国家法定节假日则不然，那是按人论的，不是按薪论的，大人、孩子都有一份，托儿所、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有这个节假日。

黄金周的事情不说了。话说三遍淡如水，已经写过两篇文章，再写了无新意。唯一值得记录下来的，是有一个清华大学假日制度改革课题组，多少人研究这个课题不知道，花了纳税人多少钱也不知道，目前只知道他们花了好几年时间弄出这锅粥，无非也就是取消五一黄金周，让十一的黄金周交通、旅游压力更大，政府有关部门解了一个小套，入了一个大套而已，把老百姓刚刚适应的生活、工作规律搅乱了，从头再来。

需要认真研讨一下的是带薪休年假的问题。百分百的人会拥护这一制度，不像取消五一黄金周遭到那么多人的反对。有人担心，由于目前劳动市场供大于求，就业困难，加之缺乏法律保障，这一制度实际上会名存实亡。我的担心更进一步，即使有了法律保障，带薪休年假也依然会被广大工薪阶层“主动放弃”，类似于华为7000员工“主动辞职”。在资本为王的时代，一切唯资本意志行事的企业，员工连工作都会“主动辞职”，他们还在乎“主动放弃”带薪休年假吗？

带薪休年假的最大受益者可能是公务员和管理阶层人员，他们的薪酬基本上是相对固定的月薪、年薪加奖金。对于相对多的计件工资劳动者来说，基本工资已经微乎其微，奖金和各种贴补占了大头，你休年假了，假如这个大头统统没了，你愿意休年假吗？

国外的带薪休年假制度能够得到保障，除了法制健全外，我猜想与实行年薪制度有关。每年谈好个人全年薪水，每周发放或每月发放相对固定，你休假了也不会减薪。咱们这里大多数人每个月收入都是浮动的，且基本工资多年不动，你能带着什么样的薪水休假？老板也许让你休假，但肯定让你带着那块少得可怜的基本薪水休假，让你的带薪休年假和短期下岗没有多大差异。这样的带薪休年假，你躺在北戴河的沙滩上，晒上两天太阳，第三天就“主动放弃”回来上班了。

带薪休假是个好制度，就像公有制一样好。大家都能享受到才是真正的好制度，只有少数人尽情享受的好制度，那就还有待完善了。要实行带薪休年假，离不开年薪制的配套。2007.11.19

像鼓励贪官检举一样鼓励举报

我在本周一的评论中，曾举过星志国在羁押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周正毅有立功表现获得减刑的例子。我们不能说，群众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举报热情还不如贪官。假如反思的结果是贪官比群众更痛恨腐败，觉悟更高，岂不是逻辑混乱了。

认真地反思一下，问题大概出在我们的反腐败斗争的政策和策略方面。具体地说，就是对贪官检举的鼓励与对群众的鼓励不对称，风险与收益极为不一致。贪官检举可以保命，或者减刑，而且是认真兑现的。在如此巨大的利益面前，只有花岗岩脑袋的贪官才会选择顽抗到底，99%以上的贪官都会检举他人。重赏之下不但有勇夫，也有贪夫。

举报腐败的群众能够得到多少个人利益呢？正面激励不多，反面激励不少。许多举报人轻则可能受到打击报复，重则导致家破人亡。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年出台的《人民检察院信访工作规定》明确要求，检察机关既要保护举报人，严禁把控告、举报材料及有关情况泄露给被控告人、被举报人，又要防止举报线索积压，强化法律监督。比较而言，群众的举报线索被积压了，也就是举报热情受点影响，群众个人的生命安全和利益损失不大。一旦控告、举报材料被泄露了，影响的可就不是举报热情了。

在社会生活中，群众举报即使成功，作为一个个体的群众在单位里如何生存，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有哪一级组织、哪一个领导非常愿意把自己单位的反腐斗士提拔起来？不打进十八层地狱，也得打入冷宫。一个部门的反腐斗士，差不多就相当于这个部门的“害群之马”。这已经成为官场的一个潜规则。避之唯恐不及，还会重用你，活见鬼了。

记得20多年前，我在会上给当时的单位领导提了点工作上的意见——绝对不是反腐败的，会后就有好心的同事问：你是不是不准备干，要调动工作走人了。过去，领导鼓励讲真话时，总是号召“五不怕”：不怕开除、不怕丢官、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讲真话的代价未免也太大了吧。不用说过去，就说现在，娶个老婆容易吗？为了说句真话就离了？找个工作、升个一官半职也不比找老婆容易，有多少人愿意为说真话丢掉呢？说真话难，举报腐败比说真话还难一万倍。真正鼓励群众举报热情，仅仅是有一些保护措施还不够，必须要有让举报人没有后顾之忧的奖励措施。比如说，举报一经查实，举报人可以不参加外语考试也可评职称，购买经适房优先，上调两级工资，按追回或罚没腐败分子财产的50%甚至100%奖励给个人，等等。依我之见，要想加大反腐力度，除了严惩腐败分子，就是重奖举报人。在一个特定时期，对举报人的重奖要大于对贪官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奖励。当年，解放军打淮海战役时，几十万民工推着小车支援前线。《智取威虎山》里，李勇奇热情参军，加入小分队剿匪，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另一方面是给老百姓分田分地。父母送儿女、妻子送丈夫参军，为了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让群众共享反腐败的胜利果实，“有腐败、无举报”的反常情状就会逐渐消失。2007.12.7

人大代表说出人民心里话

正在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牵动了亿万人民的神经。根据个人所得税修正案草案，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将由目前的每月1600元提高至2000元。昨天，新闻媒体纷纷在主要版面大篇幅地报道了这一消息，特别是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列席会议的人大代表的审议意见。

从报道中，我们看到委员和代表的意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个税起征点过低，二是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太频繁。后一个意见，指向也是第一个问题，因为起征点过低，所以才造成人大立法两年一改的局面。

按照1600元计算，工薪阶层纳税人数占全国职工总数的50%左右。调高到2000元后，降为30%左右。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南振中说，纵观中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调整轨迹，1981年职工平均月工资约为60元，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为800元，约为月平均工资的13倍。这意味着，20多年前个人所得税主要向少数高收入者征收，工薪阶层并非征收主体(现在)不要说13倍，即使按照2倍测算，也是3500元。

在今日中国，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工薪阶层占到全国职工总数的70%，这是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作草案说明时披露的数字。另一个数字是，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人数为1.93人。也就是说，70%的职工家庭，人均1000元左右，就要纳个人所得税。个人税负之重，由此可见。

吴明楼代表提出，草案没有把家庭总收入考虑进来，比如一个家庭一个人拿4000元工资养活三口人，与一个家庭三口人全挣4000元，也许是交一样的税。个税调整应将纳税人供养人口数这个因素考虑在内。他的这个意见，是就个税负担的公平性而言。我估计，这一次修正案，很难把这一应当采纳的意见吸收进来。操作起来，难度相当的大。

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标准究竟是2000元、3000元，还是4000元、5000元？关键在于收这个税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为了增加税收，标准不变也完全可以。假若是为了调节收入差距，防止贫富差距过大，就要确定月收入几千元是高收入人群。调节收入差距，理应是把收入高的通过税收拉下一块来，而不是高中低一起往下来拉。其实，我们可以参照公务员的薪酬标准，确定个税起征点。比如说，处级干部算高收入，还是局级干部算高收入？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很容易确定下来。今后个税税率浮动，可以此为参照，不必与CPI挂钩，那样做的话，太麻烦了。

很多委员、代表都对个人所得税频繁修改提出意见，认为两年一改有损于法律的严肃性。现在的法律越来越多，修改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个税法修正大概是破纪录了。时代发展快，法律与时俱进，固然是一种进步。但是，快到两年一变，大家的思想、工作又得跟着新法变化，至少说明立法时考虑不周。两年前修改个税法时，还开了全国人大成立以来的首个立法听证会。这一次，尽管没有召开立法听证会，但是，人民代表的意见，的确代表了人民，说出了人民的心里话，值得有关部门高度重视。2007.12.25

强征“小姐税”是“逼良为娼”

2007年的岁末，个人所得税成为举国上下热议的话题。在人民大会堂里，财政部长谢旭人受国务院委托就个人所得税法修正草案进行了说明，围绕着草案中提及的2000元个税起征点问题，出席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的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畅所欲言。

会场外，群议汹汹。除了个税起征点的主话题外，还多了一个福建安溪地税局强收小姐个人所得税(当地俗称“小姐税”)的子话题，使被委员、代表们批评为一两年一变“显得不够严肃”的个税更加“不够严肃”。

据《市场报》报道，不管酒店有无“小姐”，都需按照床位数、KTV包间数、桑拿按摩室数，以一定比例来“核定”小姐数量，并按照每月每名小姐340元的额度向酒店征收。新加坡商人王泉成斥资亿元兴建的明园大酒店，被地税局“核定”出18名小姐，并以此缴纳87380元“小姐税”。后来，王先生认为中国内地不允许“小姐”服务，拒绝再缴该税。由于对“小姐税”等征收项目存在争议，地税局以不卖发票制裁酒店，致酒店难以正常经营。

安溪县地税局征收“小姐税”，有泉州市地税局的文件为依据，称之为“酒店一些高收入服务人员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从文件上看，地税局比公安局更尊重“小姐”，他们把“小姐”的收入当做一种“服务人员劳务报酬”。在中国内地，各地方的“小姐”普遍都是高收入也是事实。比如，城市里的小姐每天坐台，收入低的二三百元，高的五六百元。改革开放30年，始终没收“小姐税”，大量税收流失是不容置疑的。国家坚持不收这个税，法学专家认为是缺乏法律依据，我认为是缺乏理论依据。理论上界定不清，才导致了法律上的空白。现在的问题，安溪地税要收这个税，文件说得也有一定道理，如何收法还是值得探讨。他们按“核定”人数的办法收税，非但不科学，还有“逼良为娼”之嫌。酒店本来没有“小姐”，收了这个税，酒店如果不安排“小姐”，显然商家的利益受到损害。商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或是抗税不缴，或是招收“小姐”。招收“小姐”的后果，肯定是招来公安局三天两头的扫黄罚款，酒店难以正常经营。抗税不缴，地税局除了“执法大检查”，还有断发票之“创意”，同样让你无法经营。你想清清白白做人、奉公守法经营，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这两天，本人供职的单位员工也在热议缴税。我们这里不缴“小姐税”，可缴“死人税”。一位36岁的同事，因病早逝，孩子才4个月，实在可怜。单位打算一次性救济补助8万元，需要扣除企业税和个人所得税6.9万元，我回家一说此事，女儿脑筋转得还算不慢，脱口问：“干吗不分成几个月给，个税不是能少缴点嘛。”看来，个税不光是个起征点太低的问题，还有许多问题夹杂其中，包括“小姐税”、“死人税”等。

有代表提议个税起征点提至3000元，也有提议与消费价格指数(CPI)挂钩上下浮动。我反复考虑，大概还是与各地区的职工平均工资挂钩相对合理。CPI指数总给人少报的感觉，职工平均工资又给人多报的感觉。与平均工资挂钩，统计数字一定会精确起来。虚高的话，个税就收得少了。2007.12.28

更加相信群众 更加相信党

这几天，全国人民都时刻关注着抗震救灾的新闻报道。央视24小时的滚动播出，报纸、网络大量的报道、评论，巨细无遗地织成一张新闻网，最大限度、客观真实地将新闻在第一时间向公众传播。

人们最容易从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实中感受到社会进步。我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从央视、凤凰卫视等播出的镜头中，看到主持人随时连线战斗在一线的部队官兵，采访各级官员，有的全盘托出次日的飞行计划，有的即时报告伤亡情况，有的说明目前的困难，有的要求后方支援水、粮食和医药

正是来自方方面面的信息，牵动了亿万人民的心，也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寻找自己在抗震救灾中的最佳位置，作出最有利于支援一线的行动。我甚至想到，由于有了媒体的即时报道，对一线抢救人员也是一种激励，他们知道党和人民在祈盼什么，在等待一个个生命通过他们的行动得到拯救。党和人民赞赏、期许的目光，或许比抗震救灾结束后的庆功表彰更让前方将士感到肩上沉重的分量。

通过不间断的开放式新闻报道，我们看到了大地震瞬间造成的破坏和伤害，更看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更看到了十万大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天上地下立体行动，更看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同胞血浓于水　新闻的力量，在抗灾中所产生的激励、鼓舞、动员乃至监督的作用，如何评价都不过分。

有两个假设，我在看新闻时经常自问。

第一：假如我是汶川人，假如我被地震废墟埋在下面，在渴望生命时会想到什么？我想，我一定想到党和人民会来救我，想到人民子弟兵会来救我。

第二：假如我们不能即时看到抗震救灾的新闻报道，结果会是如何？或许只有等待电话通知、上级命令才能行动。那么，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就难以兑现。

每一个人对这场抗震救灾的感受可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我们更加相信群众，更加相信党。早在50多年前，毛泽东说过：“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尽管地震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我们始终坚信：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为什么呢？因为经过30年改革开放，我们的党更加相信群众，我们的群众更加相信党，这两条根本的原理一丝一毫也没有动摇，反而经受住了这场特大灾难的检验，得到更有事实、更有说服力的证明。

让媒体在第一时间把信息告诉群众，把灾难告诉群众，把困难告诉群众，把问题告诉群众，不藏不掩，不遮不盖，天不但塌不下来，倒是人民群众用双手把地陷填上。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我们党才能够带领群众战胜任何困难，克服各种险阻，建设一个更加强大、更加繁荣、更加幸福的现代国家。2008.5.17

看英雄 想城管

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三位航天英雄甫一亮相，他们的生活经历、成长过程、兴趣爱好以及个人性格特点，立即成为媒体密集报道的新闻材料，也成为公众的热议话题。

三位英雄的共同特点是都来自农村，小时候家里都很贫穷。三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经历过改革开放以前生活的中国人，大都对那个时代的贫穷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就是今天，我国农村的很多地方，农民也只是刚刚温饱，还在奔小康呢，谈不上富裕。

首先说说三人中的指令长翟志刚，他小时候和父母、5个兄姐一起，在齐齐哈尔市龙江县边缘的十道街过着清苦的生活。长他10岁的三姐翟凤兰说：“小刚小时候挺苦的，我妈那时候岁数也大了，没有奶水给他，家里也没钱买奶粉，他是喝棒子面粥长大的。”天下的事情真说不清，喝棒子面粥的孩子也能身体棒棒的，还走向太空。放在今天，万一家里有点钱，给他买了三鹿奶粉喝，又万一肾结石了，还能不能成为太空人，倒要留一个大大的问号。

闲话少说，回到正题。为什么看英雄，想城管呢？因为我发现，英雄成长中离不开有人性的城管帮助。翟志刚的母亲为了供家里几个孩子读书，在龙江县剧院门口卖瓜子挣钱。一茶缸瓜子才卖一毛钱，翟母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带回家一沓沓皱巴巴的毛票，给翟志刚和兄姐们交学费。翟志刚从小就会各种农活，铲草锄地都是一把好手，而且还很会炒瓜子。“不糊、很香。”他大哥志强夸老弟好手艺。我看到这里，情不自禁地赞叹当时当地的城管，没有把翟母赶走、瓜子没收(或自己吃)。倘若遇上恶城管，翟母卖不成瓜子，兴许翟志刚就上不了学，也就一辈子当农民了。城管或许无意中的积德行善，竟也对中国航天事业有一份功劳。

景海鹏家乡的城管也有功劳。景家住在山西省运城市杨家卓村。景海鹏的父亲为供孩子读书，每年秋天高粱成熟后，拉着平板车走一天一夜远走他乡收点高粱穗，回家坐在小西屋猫着腰扎笤帚。“一个笤帚成本不到一毛吧，但拉到市里能卖三四毛。”老景说自己每天能扎十几个，凑够了100个便拉到城里走街串巷叫卖。“父亲的腰完全是累弯的。”说起小时候的事情，景海鹏的弟弟海龙泣不成声。看来，天下城管好人多。运城市的城管也放了景老汉一马，给了他一个卖笤帚为孩子交学费的机会。

今天，齐齐哈尔市和运城市一定会为航天英雄从自己的城市和乡村里走向太空而骄傲。他们有太多太多的理由值得高兴，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这里的城管挺人性，非常善良，没有把进城卖货的农民商贩赶尽杀绝，从而让翟志刚、景海鹏的父母亲能够赚取一点微薄的学费，供孩子上学读书，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英雄。我这里替两位英雄的父母亲代笔，谢谢你们，人民的好城管。2008.9.26

绝不能使国企成为家族企业

国企高管的天价薪酬问题，由国泰君安的高薪事件引爆。当全球经济不景气，市场上到处充斥着企业倒闭、裁员、减薪、就业困难的消息时，我们的国企高管天价薪酬自然格外刺激民众。退潮时，我们岂止看到了是谁在裸游，还看到了是谁在穿着黄金铸就的泳衣醉卧沙滩。不久前，我在爱慕内衣公司看到一款纯黄金制造的比基尼，它的价格昂贵，或许只有拿天价薪酬的高管才能穿用。

除了国企高管的天价薪酬问题一直为人诟病，国企员工招聘问题也同样惹人关注。昨天，第一财经日报的新闻人物专刊，介绍两个月前从南航董事长任上空降东航任董事长的刘绍勇。文章中说：“以前像南航、东航等国有民航企业每年都从员工子女中招收员工，刘绍勇在一次工作会议上直接指出，南航的赢利能力脆弱，人工成本很高，再这样公司迟早要垮，搞垮了公司，最终受害的还是员工。随后他就建议在近两年南航招工上采取“休克疗法”，不是非得要进的人一般不进，绝不能使企业成为家族企业。据南航一位中层透露，刘绍勇在南航的四年多，他自己的亲戚也没有一个在南航系统工作。”“绝不能使企业成为家族企业。”刘绍勇说这番话的背景，当然是他看到国企里的裙带关系、近亲繁殖相当严重了。否则的话，何言“家族企业”？据我所知，民航、铁路、交通、电力、银行、石油等垄断行业的国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从员工子女中招工的问题。

按道理讲，这些国企每年仅仅是员工退休，也应当向社会招聘相应数量的员工补充。然而，我们只是偶尔听到某些国企面向社会或海外招聘高管，却极少见到他们公开向社会招聘员工。去年，河南某铁路机务段招聘员工子女，为了防止非直系亲属顶替，正式下文件要求亲子鉴定，惹得职工一片反对之声。我原本以为职工反对亲子鉴定，是怕查出子女是别人帮忙生的影响家庭和谐，后来经高人点拨才知道是做一次鉴定要花三五千元，职工经济负担太重。

刘绍勇看到了国企成为家族企业的危险，在南航董事长任上干脆来个“休克疗法”。但是，他离开南航以后，会不会“人走政息”，招收员工子女的老办法又死灰复燃？由此观之，防止国企演变成家族企业的根本办法，不在于让每个国企董事长都成为“刘绍勇”，而在于让国企面向社会招工成为一项制度，如同录用公务员一样，经过严格的考核，让全国人民监督。

国企30年的改革，成绩是主流。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有一条始终不能动摇，就是国企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性质不能改变。不管怎么改，也不应当改成一部分人下岗失业，另一部分人却几百万、上千万地从中获取天价薪酬。我们的社会主义国企，不是一部分人成为大富翁的社会主义国企，也不是一部分人的家族企业。昨天各报刊发消息，去年央企23万多名各级负责人对持股、投资和兼职取酬情况进行了自查登记，并进行了整改。央企自查了，各地国企要不要自查？自查之后，他查如何跟上？制度建设如何跟上？摸着石头过河30年了，类似国企高管薪酬发放、员工招聘这些基本的制度安排，应当有个子丑寅卯，给拥有国企的全体国民一个交代。2009.2.10

“躲猫猫”真相还在“躲猫猫”

万众瞩目的“躲猫猫”事件网民调查团，在网上网下一片质疑声中谢幕。“躲猫猫”的真相还在“躲猫猫”。

网民调查团以正剧的形式开幕，以悲剧的形式谢幕。他们成为活着的“李荞明”。当然他们不是被抓进去的，是为了调查李荞明死于“躲猫猫”事件真相被云南省委宣传部恭请进去的，又被云南警方礼送出来。这中间，警方以法律的名义和他们玩了一回“躲猫猫”。他们在调查报告中说：在听取了晋宁县公安局副局长闫国栋的情况通报后，“在民警带领下，委员们沿着平时民警巡视的通道观察了整个监所，民警向我们指点出李荞明‘躲猫猫’时的位置，调查团可通过监控窗口仔细查看案发的9号监舍。”网民调查团冠以“调查”之名，就像今日中国的许多“调查”一样，其实说破天去也就是一个网民参观团。当他们再次提出要会见并询问导致李荞明死亡的普某以及与李当时同舍的其他人，提出要看监控录像时，被当地检方与警方以“不妥当”为名拒绝。

中医了解病情，传统的方式是“望闻问切”，这是在没有科技手段检查的时代。网民调查委员15人，年龄层次不一，社会职业各异，对一桩发生在狱中的死亡案件，只能望望监舍、听听通报，他们连闻闻味道都做不到，这算哪门子真相调查？一场游戏而已，“逗你玩”而已，“躲猫猫”的又一版本而已。

最近，我正在读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作家马原的《细读精典》。他感叹小说在“今天已经不那么重要，这是我们这些做小说人的真正悲哀。今天的生活真正地丰富多彩了，人们终于可以没有小说也会舒展自如乐趣多多。”不敢说世界，至少在中国，小说的不那么重要，确实是因为今天的现实生活比小说还要丰富多彩。“躲猫猫”事件如果到了柯南道尔或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是否会比《福尔摩斯探案集》、《东方列车谋杀案》还要精彩？我们的小说家，如果以《9号监舍》或《东方监狱死亡案》为题，只要还原“躲猫猫”事件真相，是否会成为一部不朽的悬疑小说？

一个21世纪的中国边陲小城，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一个县看守所，一个24岁的年轻人因盗伐林木被抓。1月30日被关押，2月8日因重伤入院，12日因“重度颅脑损伤”不治身亡。警方先称其受伤的原因是放风时和狱友躲猫猫撞在墙上。警方和检方后来在介绍事件经过时透露新的细节，“墙”改为“铁门框”：晋宁县看守所第9号监室内共关押11名犯罪嫌疑人。2月8日17时50分许，在押人员李荞明和普某、李某、余某等6人趁民警巡视后，在放风间内擅自玩起“瞎子摸鱼”游戏。6人以黑白手的方式，决定由李荞明先蒙住眼睛，摸其余5人。在游戏过程中，普某首先被李荞明摸到。李某拉着普某的手要求换人。普某认为游戏还未开始，与李发生争执，普用脚踢李的胸腹部，又一拳打在李头部左侧，致使蒙住眼睛未能防备的李荞明头部猛撞在监室铁门框上受伤。

这是一个看似合情合理而又破绽百出的故事。犯人可以在看守所玩捉迷藏，仿佛回到了天真无邪的童年时代，仿佛生活在天堂一般，这超出了任何正常人的想象，比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还要幸福，“上帝假小说家之手”恐怕也编不出这么离奇的情节。刚进号子的嫌疑犯有这个心情吗？不被“杀威棒”教训，已经是老天有眼，还有“前辈”组织你玩游戏？你以为他们都是穿着白大褂的幼儿园阿姨？是小李同胞(未判刑前，疑罪从无)太傻太稚嫩，还是监狱很黑很暴力？与人吵架，又被脚踢又被拳打，还要蒙住自己的眼睛，这合乎逻辑吗？这是生活的常识吗？生活中的离奇故事是有的，不被布条蒙住双眼的人也可能自己走路遇难，昨天本报刊登女演员在家中自己不慎滑倒撞上鱼缸被割破动脉死亡的消息，就是证明。倘若她是蒙着眼睛走路，反而倒令人起疑。一块布条，可能正是某些人给自己设下的“蛇足”。当年美国的辛普森，就由于警方添了一副辛普森无法戴上的手套而使案情大逆转。

中国网民最可令人敬佩的是他们对真相的不懈追求。今日中国，“躲猫猫”的故事太多，大的有政府投资项目工程款去向不够透明，小的有蒙牛特仑苏OMP说法前后不一，包括去年的“周老虎”事件，李荞明之死只是不大不小的一例。探究每一个“躲猫猫”真相，无疑要付出惊人的成本。但是，面对那些喜欢玩“躲猫猫”的部门和企业，所有寻找真相的代价都是必须付出的，这是中国法治进行时的无奈选择。2009.2.23

与民争利 祸害大焉

本周一，《北京日报·理论周刊》用几乎整版篇幅，刊发长文诠释《国民党何以失败，共产党何以胜利》。文中说，国民党在军事上失败的同时，在经济上也陷入了空前的危机，其突出表现就是恶性通货膨胀。从1946年12月起，在国民党统治区兴起的广大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也日益高涨。这一斗争，迅速得到了工人、教员和其他劳动群众的支持和响应。以青年学生为主体，有各阶层人民群众参加，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条战线，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崩溃。

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人们在回顾历史时，都提到当年新旧政权交替、国共两党兴衰的重要原因之一：民心向背。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何以短短三四年时间就民心丧尽、退守台湾、结束了其在大陆22年的短暂统治呢？昨天出版的《东方望周刊》有一篇文章，非常值得一读。文章主题《冀朝鼎：经济学家在“潜伏”》，副题《他给国民政府的这些“祸国”建议很简单：与民争利》。

冀朝鼎与其弟冀朝铸在当代中国大名鼎鼎，冀朝铸曾任周总理的翻译，上世纪90年代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他说：“大哥是跟国民党走的，我自己则是一心向往革命的。”他不知道，冀朝鼎也是革命的共产党人，1949年以前他唯一的上级是周恩来。1963年8月13日，任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的冀朝鼎突发脑溢血逝世，正在外地的周总理赶回北京亲自参加他的追悼会，并在审阅悼词时，亲笔加上一句：“尤其在秘密工作时期，他能出淤泥而不染。”

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在近500页的《成败之鉴》回忆录中，专有一个章节：“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1941年，冀以私人秘书身份，随拥有中将军衔的国民政府大本营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光甫从美国归国，后“潜伏”在财政部长孔祥熙身边，任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掌管1亿美元，影响国民政府货币政策。陈立夫说：“孔(祥熙)、宋(子文)两人都认为冀很能干，结果冀为共产党在我方参与财政方针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他举例说：抗战结束后，宋子文主政的财政部提出以200元伪币兑换1元法币。结果国民政府尽收沦陷区的财富，却尽失人心。陈立夫痛心疾首地感慨，这些政策是“经过中央会议决定的，竟把我们赶出大陆了。因为那时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极了，心想换一个政府看看，或许还有希望，这种心理就帮助了共产党成功。”抗战胜利后，民族资本家们纷纷要求拿回被日伪侵占的实业资产，但国民政府以大兴国营事业之名，将接收的庞大敌伪资产改组为一系列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工业垄断组织，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石油公司等。官僚资本以国营面目得以形成垄断。著名民族资本家荣德生上书国民政府：“日本纱厂接收后，全部改成国营，亦是与民争利，以后民营纱厂恐更将不易为也。”

据陈立夫回忆，国民政府发行黄金储蓄券按六折还本，发行美元储蓄券到期不予兑现以及用金圆券强制收兑法币，特别是金银及外币，“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坏主意”，“从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扫地”。长期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评价：冀朝鼎在40年代初受命回国，他建议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使其爆发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崩溃，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

国民政府与民争利，丧失民心，固然有冀朝鼎建议之“功劳”，但也确实切合了执政者的心态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才得以施行。重温这一段历史，可以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谁与民争利，谁就是祸国殃民。那些拼命与民争利的垄断企业，也应当想一想他们埋下的将是什么样的隐患。2009.8.26

想做清官，还是想做贪官？

吉林省组织5100多名正处级领导干部参加“廉政考试”。据吉林省纪委透露，此次考试成绩将与干部的提拔任用挂钩，作为提拔任用干部的必要条件，不参加测试、不合格者将影响其职位晋升。

这些年，各地纪检部门为了教育官员廉政，可谓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彩。各种法规、条例作为硬性规定，多如牛毛。正面教育，有廉政典型、廉政先进人物事迹报告，有大量廉政读本，古今中外廉政格言；反面教育，请贪官现身说法，组织官员进监狱参观，组织官员家属进监狱参观。反映清官、贪官的电视剧从未断过。有的地方对官员要求8小时以外随时接受监督，有的地方要求官员家里红白喜事请客吃饭办几桌酒席收多少礼金事先申请批准。从本人到家属、从秘书到司机、从出差到出国、从吃饭到睡觉、从用人到用车、从收礼到受贿，从“小金库”到“大金库”。总之，几乎方方面面，都有具体要求，真让组织操碎了心。除了申报个人财产这项工作推而不动，其他廉政措施基本上应有尽有。应当说，在廉政教育、廉政规定方面，中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达到世界一流水准。至于效果如何，那是另外的问题。“廉政考试”又是一个新的创举。尽管清官与贪官都不是“考试”所能够“考”出来的，考试满分的未必就是廉政官员，考试不及格的也未必就是大贪官，但“廉政考试”成绩不佳，确实影响个人升迁。就这一条，没有官员敢于对“廉政考试”掉以轻心。

不知道“廉政考试”都出一些什么问题，假如有一道“想做什么官”的问答题，我相信5100多名干部的答案肯定是一致的：清官。大概不会有人公开在答案中写上“做贪官”，哪怕他是一个还未落马的贪官。只有童言无忌的小学生，才敢于面对电视摄像镜头，公开声明：“长大想做贪官。”

今年9月1日开学这一天，记者到广州一所小学采访刚入学的新生，每个孩子都在镜头前说出自己长大了想做什么，一个6岁的小女孩回答说想做官，记者问做什么样的官，女孩说：“做贪官，因为贪官有很多东西。”这段采访视频上网后，吸引了很多网民的解读和热议。事后记者证明，孩子之所以说出“因为贪官有很多东西”，是在家听妈妈说到过贪官的事情。孩子是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贪官的故事吗？

回答要当清官的官员未必就是清官，要当贪官的孩子不一定长大就是贪官。我们的学校教育，绝不可能从小教育孩子要做贪官。家庭教育，也不会把孩子往贪官的方向培养。现在，有“富二代”、“贫二代”之说，还没有“贪二代”之说。“贪官”传到“二代”的还是极个别情况，阜阳“白宫”书记似乎是“爷儿俩贪”，他们家的东西的确是不少。教育孩子长大不做贪官，廉政教育进学校，也很有必要。教育内容无非就是不属于你的东西你不要拿，不属于你的钱财你不要装。这么简单的道理，一个人活了几十年当了官员还记不住，恐怕就不是教育的问题了。2009.9.8

向保护费说不 向黑恶势力说不

本周一，本报世界新闻版刊发新华社特稿，报道意大利西西里岛一群勇敢的年轻女性联合当地商户在5年前建起一个名为“再见，保护费”的组织，奋起抵抗臭名昭著的黑手党。据披露，黑手党通常要向商户抽取10%的保护费，一家酒吧每月需缴费约200美元，大一点的酒店要缴1500美元。不论停车场还是冷饮店，都逃不过黑手党的魔掌。黑手党每年在“老家”西西里岛向当地商户勒索约2.14亿美元“保护费”，作为主要经费来源之一。“再见，保护费”组织者之一、28岁的佩莱格里诺估计，当地有80%的商户向黑手党的施压低头。她说，“不少警察不站在我们这边，因为他们被黑手党收买了。”另一名负责人塞尔维莱拉的叔叔是警察，由于拒收黑手党贿赂被汽车炸弹杀死，她母亲也受到过威胁。

当地官员、警察站在人民一边，还是站在黑恶势力一边，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新华社主办的《望》周刊近日呼吁：警惕我国黑恶犯罪“升级”危险。文中说，重庆市近来打掉一大批黑恶团伙，同时查明上百名党政干部、政法干警涉黑，有些成为黑恶势力的骨干。个别黑恶势力人员甚至直接遥控区县级党委政府，插手人事调整。黑恶势力的触角已渗透到民生的各个领域。从建筑、客运、物流、采矿、娱乐、餐饮等行业，到生猪、肉类、海产品、蔬菜、酒类批发等市场，都成为黑恶团伙觊觎的对象。

腐败官员与黑恶势力是一根藤上的“瓜”，都是危害市场经济的“恶之花”结的果。凡是黑恶势力猖獗的地方，一定有腐败的官员。只要官员腐败，黑恶势力必然做大做强。

西西里岛的一群年轻女子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奋起反抗黑手党的保护费，她们的反抗行动是悲壮的。那里的政府、那里的警察不能保护人民的利益，甚至那里的男人也不能保护女人，才有了年轻女子们的自我保护行动。按道理说，人民向政府缴税，其中一部分就是用来保护公共安全的。黑手党向当地商户勒索保护费，实质上是当地人民的税白白缴纳了。当地人民缴税养了政府和警察，而政府和警察却不站在人民这一边，这是怎样的悲哀？我们对那里的人民深表同情，也为“再见，保护费”组织已经取得的实质性进展感到高兴。“谁说女子不如男”？西西里岛的女人们值得为自己感到骄傲。

尽管《望》周刊文章中说“我国的黑社会性质犯罪正进入一个新的‘高级’阶段”，但就整体而言，我以为：中国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大多处于“动物凶猛”的初级阶段。与已经走向海外的黑手党相比，还是乡村级别的“小泥鳅”，小巫见大巫。从他们赤裸裸地勾结官员、公开收买官员、公开实施暴力等犯罪手段看，这些黑恶势力基本上不懂得“为黑之道”，正在黑暗中摸索。有些人摸到了“以红护黑”乃至“由黑变红”的门道，但还保留着又粗又黑的尾巴，很容易让人们一眼识破。我们只要抓住他们的尾巴，就能够掌握打黑除恶的主动权。2009.9.24

国家公务员考试值得关注

有消息说，去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录取比例达到78比1。今年，专家预测报名人数将继续增长，录取比例有可能达到100比1，这意味着报考人数将达到150万人。

国家公务员考试是值得每一个国人关注的事情。在我看来，除了高考之外，这是与所有人切身利益有关的一项考试。从录取比例上讲，百里挑一，其选择人才范围之大、空间之大、难度之大，远远胜过高考。闭着眼睛想一想吧，如今有多少职位能够达到百里挑一？选对象大概多数人也不会百里挑一吧？可以想见，2009年录取的国家公务员，个个都是百里挑一的栋梁之材，该有多棒啊!

国家公务员考什么？值得关注。怎么考？值得关注。谁考上了？值得关注。因此，“国考”之后，应当把考试题目、何人录取以及分数，统统公布，告知国人。

最近，有一些国家和地方法规、政策的草案或征求意见稿出台，引起人们热议。如果可能的话，应当作为考试题目，考一考这些未来的国家公务员，看一看他们是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比如说，国务院法制办日前公布《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央行随后透露，今后个人的水、电、气缴费情况及欠税情况等都将纳入信用记录。公安部《关于修改酒后驾驶有关法律规定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已下发至全国各级交管部门。《意见》规定，同乘者如不劝阻、不制止酒驾司机，将面临罚款处罚。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公布《山东省义务教育条例(草案)》，公开征求各界意见。其中，有一条规定“在职教师不得从事有偿家教活动”。

以上几条法规、政策，关系到全体公民的切身利益，完全可以当做考试题，让那些准备当国家公务员的考生回答。我一把年纪，曾经想试着对上面的法规、政策写几条意见，忽然看到有150万考生报考国家公务员的消息，觉得还是留给这些考生来回答，或许能通过他们的答案以及录取情况，了解一些未来国家公务员的制定法规、政策的水平。

老实说，对上述法规、政策制定者的水平，我实在是不敢恭维。既然是征求意见稿或草案，当然可以议论一番。但是，我认为，与其一条一条地加以议论，不如在选择国家公务员上下点工夫，使今后的法规、政策在征求意见稿或草案上就减少明显的漏洞。

今年百里挑一选拔出来的国家公务员，有的若干年后或许就要参与或主持法规、政策的制定。他们的头脑清楚，懂政治，有水平，就可以让公众少操点心，少费点力。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如同家里找保姆，公务员就是“公仆”嘛。有的人家找保姆很是挑剔，恨不得要求达到“英式管家”的水平。有的人家好说话，不挑不拣，保姆来了好吃懒做，啥都不会还得现教，有的教也教不会，脾气还很大，自己不讲诚信，要求主人讲诚信，甚至给主人立各种规矩，工资不由主人说了算，自己想拿多少拿多少，这哪是花钱雇保姆呀，简直是家里请一个“大爷”。保姆找不好随时可以辞，“公仆”找不好，想辞不那么容易。所以，对国家公务员考试必须全程关注，要拿出比家里请保姆还认真的态度。2009.10.20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

本周有两条铁路方面的重要新闻。

其一：武(汉)广(州)客运专线9日运行成功。广州至武汉3小时可直达，试运行期间最高时速394公里，创造了世界铁路运营速度奇迹。

新华社记者体验“陆地飞行”，这样描写道：“记者挤进驾驶室，听到列车司机不断地大喊：372、389、392　一边报着最新的速度，一边大喊‘弯道注意’‘隧道注意’，提醒自己，显得非常亢奋。”事后，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告诉记者，其实现在的动车组运行都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中国高速列车自动控制系统来操控。早在前一天，司机就根据线路情况，把9日试运行中动车组在各个不同路段的速度输入了这个系统，由电脑指挥动车组运行。司机并不能控制动车组的运行速度，他大喊大叫就是为了让自己时刻保持清醒。

其二：本周一，12月7日是副部级官员、最年轻的铁道部原政治部主任何洪达最后一天上诉期，他没有上诉，在秦城监狱开始了自己的14年有期徒刑。

何曾任哈尔滨铁路局局长。今年“双规”后，他安排爱人主动上缴了160多万元赃款。此后，办案机关又先后从何洪达及其亲戚家中检获一些现金和存单，总价值1000万元。

庭审时，对近400万来源不明的资产较有争议。何洪达解释称，哈尔滨铁路系统有潜规则，逢事必奖，逢长(领导)必奖，逢奖必发上级领导。他曾先后担任牡丹江铁路分局、哈尔滨铁路局的主要领导，在此期间，刨除其200多万合法收入、190万受贿金额外，还接受下属各部门、单位以各种名义发放的奖金，大约为三四百万。

何洪达案侦查阶段的律师李晓斌、邱新提交了一份统计材料：2000年前，铁路部门最多时发放单项奖和综合奖100多项。2000年铁道部门整顿后，仍保留单项奖和综合奖70项左右。何洪达向律师表示，2006年，铁道部做过全路局党政班子人员年收入统计：最高的七十多万元，哈局局长年均五六十万元，并不算多。

有关报道说，目前来看，判决没有采纳何洪达及其律师们的辩解。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何洪达犯罪时的最高刑期为5年，何被顶格判刑。

过去，人们常说：“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现在的动车，电脑指挥，司机都不能控制运行速度，车头上的司机大喊大叫“弯道注意”“隧道注意”，就是为了让自己时刻保持清醒。

何洪达身为铁道部政治部主任，相当于全国铁路的“司机”之一，他就没有时刻保持清醒，忘记了对自己大喊大叫“弯道注意”“隧道注意”，结果，自己出轨了，身败名裂。

铁路局政企不分、政商合一，巨额的资金出入，相对封闭的内部监管环境，某些路局又有“逢事必奖，逢领导必奖，发谁不发谁，领导说了算”的潜规则，这就在创造世界铁路速度奇迹的同时，也产生了外人难得一见的“奖金”奇迹——70项左右单项奖和综合奖。何主任的“腐败跑得快，全凭奖金带”，把自己带进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前车之鉴，发人深省。2009.12.11

两次赴京调解未果的教训

这两天，上海警方公布杨佳袭警案案发原因和经过后，人们关注的焦点锁定在警方曾两次赴京调解未果直至案发这一点上，力图从中找到或许可以避免惨剧发生的教训。

据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江宪法说：(杨佳去年10月6日返回北京)此后，杨佳向公安部门投诉，要求公安机关开除有关民警，并赔偿其精神损失。为了平息此事，闸北公安分局督察支队先后两次派人赴京进行调解。2007年10月16日，督察支队赴京走访杨佳及其母亲时，两人要求公安机关给予1万元精神赔偿费；2008年3月15日，督察支队继续做杨佳工作，直至案发，杨佳及其母亲没有再向公安机关提出赔偿要求。另有媒体报道，据杨的家人表示，第二次上海警方曾表示愿给杨佳1500元，但不承认有错，被杨佳拒绝，之后双方有过几次电话沟通，都没有效果。

从杨佳10月5日夜至凌晨接受警方6个小时的讯问，到10月16日警方督察第一次赴京调解，中间只有短短10天，说明上海警方还是很重视杨佳的投诉。有媒体报道，回京后，杨佳多次通过信访件、电子邮件等形式，向公安部、上海市公安局和闸北公安分局督察部门投诉，认为自己不该受到盘查，且遭到警方殴打，提出开除相关民警公职、赔偿其精神损失费和当时电话费1万元的要求。

因为缺乏有关两次调解过程的相关详细经过报道，我们只能据事后案发的结果来判断：两次调解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应当说，作为一个公民，杨佳直到行凶报复杀人袭警之前，还是先“礼”后凶，正常行使了一个公民所拥有的权力的。问题是，从去年10月5日遭查到今年7月1日行凶，杨佳从一个守法公民变为一个犯罪嫌疑人，这中间经过警方两次赴京调解，事情的结果丝毫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这就留给人们一长串思索。

是否因为杨佳提出的1万元赔偿及其他要求过高？还是今年3月15日赴京调解之后，再也没有让他感到事情有经过官方妥善处理的希望？我们不知道上海警方对类似情况调解无效后是如何处置的，很有可能是采取“冷处理”，拖延战术。按道理说，很多矛盾是可以拖着不办的。拖着拖着就不用办了。但是，事情也有另外的一面，时间拖得越长，积怨越深，一旦总爆发就难以收拾。既然警方认为需要调解，并专程赴京，又了解当事人孤儿寡母的窘况以及性格执拗的特点，就没有理由任其调解无效，“迫使”一个公民作出最坏的选择。

一家媒体在报道袭警案过程时，有意无意地披露了这样一个情节：“有人听到，杨佳在一层行凶时曾大声喝问督察办公室在哪，得到了‘在楼上’的说法。杨佳随即穿过了设在一层的对外办公大厅，趁乱又进入了南侧的消防楼梯。”这个细节告诉人们：一是有人在危难时刻出卖了自己的督察民警同志，二是杨佳对督察有深仇大恨，督察以往对他的调解连起码的情感都未能沟通。

调解是一门艺术，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好的调解，说服对手放下武器。坏的调解，则是让公民成为罪犯。我猜想，上海警方的两次赴京调解无效，教训可能在原则性过强，而灵活性欠缺。从民警6死4伤的结果看以及罪犯最终也要以命抵命，总共是7条人命，如果当时1万元赔偿额即使高了一些也接受了，或许可能避免这次惊天血案。我们在调解人民内部矛盾时，始终有一个误区：总担心当事人得寸进尺，漫天要价，而采取能省则省、能免则免的办法，往往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因小而失大。2008.7.9

没收的贪官不动产如何处置

被人戏称为“浦东新地主”、“炒房区长”的上海浦东新区原副区长康慧军，1月3日被上海一中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从新华社报道中看到：法院认定康慧军受贿590万余元，另有1211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法院查明，截至2007年六七月间案发，康的总资产为3856万余元。他的家底中包括14套房产，总价1420万余元；其妻王孝琴控制的1410万余元股票；银行账户内存款449万余元。“浦东新地主”的戏称，来自他担任副区长后，分管的多个地区区位优越，土地资源丰厚。“炒房区长”则是除了案发时所持房产达14处外，案发前还转手销售数套房屋以及由于利害关系退还了几套房屋，经康氏夫妇过手的房产超过20套。令康某人东窗事发的那套价值近1000万元的房产，面积320余平方米、处于浦东新区陆家嘴核心地段的豪华楼盘“仁恒滨江园”内，他利用职务之便仅花270余万元就巧取到手。

近些年落马的贪官，有两大带有共性的特点：一是拥有若干房产；二是拥有若干情妇。贪官倒台后，有的情妇随之锒铛入狱，有的远走他乡，有的另栖高枝，不一而足，一言难尽。网上近日热炒的所谓“上海贪官最美的情妇”，据说早已躲到国外去了。这些属于贪官的“动产”，姑且不去说。本文要探究的是那些贪官的不动产，比如说康某人的14处房产，最终如何处置。

从公布的案情看，康某人的个人财产被全部没收，至少应当包括大部分房产。遗憾的是，报道中没有明示其去向，不知这个细节是法院的疏忽，还是记者的笔漏。

贪官的那些巧取豪夺来的不动产，最终流向何方，非常值得人们关注。从法理上说，属于利用职务之便贪赃枉法所得的不义之财，不管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一律应当予以没收，断乎没有把那些不动产统统留给贪官的可能或必要。倘若那些罚没的不动产统统上缴国库，国库又当如何处置呢？将这些不动产拍卖后，将拍卖款上缴国库，这是我们以为最为妥当的处置方式。如果将这些没收的不动产又返还给贪官，或是分配给其他官员，窃以为就大大地处置不当。

这个问题之所以令人关注，在于我们看到这些年各地应当没收了相当数量的不动产，除了贪官的，还有其他罪犯的，但几乎很少看到公开拍卖。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些不动产一直在闲置，未经拍卖，造成国有资产的浪费；另一种可能是内部处理掉了，即使走一个“拍卖”的形式，也已经被“自己人”所得。如果是前一种情形，随着这些年房价暴涨，国资还变相升值，只是一种闲置的浪费。而后一种情形，则完全是一种更大的腐败，明目张胆的腐败。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凡是罚没的各种不动产，只要未经向社会公布并公开拍卖，必有贪腐之弊，一查一个准。各地应当对所有没收的不动产进行彻查，并向人民公告其处置情况。这是司法本身公平正义的需要，也是依法治政的题中应有之义。2009.2.5

能否让不称职公务员当“走鬼”

新华社2月24日报道：河北省将围绕三鹿奶粉事件、蔚县李家洼煤矿特大矿难瞒报等事件，严惩“不作为、乱作为”现象。省委书记张云川在全省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动员大会上说，据有关部门调查，房地产开发商办理一个房地产项目手续，在有的省份只需要不超过10天时间，而在河北则要用1年多甚至3年时间，盖166枚公章。有的地方巧立名目、滥设收费项目，甚至在公共场所节日摆花、树木打药、垃圾站建设等都对企业硬性收费，连办结婚证登记不送礼都要拖延。个别重要部门和关键岗位的少数公务员，倚仗职权吃拿卡要。

巧立名目、滥设收费项目、吃拿卡要等问题，过去我们叫“不正之风”，反对了很多年。我不敢说越反对越多，仅就河北省而言，要开展“全省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可见问题已经相当严重。

新闻报道中说，2008年发生的三鹿奶粉事件、蔚县李家洼煤矿特大矿难瞒报事件等给群众生命安全以及河北形象造成了极大损害。对此，我深有同感。我的祖籍在河北枣强县杨苏村，有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的小说《平原枪声》，故事发生地和主人公就在我们村。我以前自我介绍，喜欢说自己是河北人。去年碰到一位河南朋友，他听我说是河北人，愤愤不平地说：三鹿要是发生在我们河南，全国人民还不知怎么说呢!的确，我深感全国人民给了河北人民挺大的面子，尽管三鹿奶粉、红心鸭蛋等事件坏得出圈儿了，可是河北形象还未彻底跌入深谷。真心地希望河北省通过严惩“不作为、乱作为”改变受到严重损害的形象。河北省准备如何严惩“不作为、乱作为”呢？这些年，河北省已经严惩过一批贪官污吏了。从张书记的讲话看，过去的严惩对个别重要部门和关键岗位的少数公务员似乎触动不大。这一次，严惩能否真见成效，还要“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近日，广东省政协常委、九三学社广东副主委温洋建议，政府可为有心做小生意的大学生开一些跳蚤市场，大学生也不妨转变观念做“走鬼”——当个体户、小商贩。“走鬼”是粤港一带无牌流动小贩的代名词。大学生就业难，据说今年全国有700万的高校毕业生需要就业。各级政府、各界人士都在为大学生就业而开动脑筋，献计献策。建议大学生当“走鬼”，这是一种“眼睛向下”的低级建议。我的建议正好相反，我建议全国各地向河北省学习，严惩那些“不作为、乱作为”的公务员，把这些人的岗位腾出来，给那些年轻有为、品学兼优的大学生。

中国目前的一大社会弊病，就是这些年公务员队伍膨胀过快，有相当一部分人素质过低，或是“占着茅坑不拉屎”，或是“占着茅坑乱拉屎”。由于考核不严，那些不适合公务员岗位的人没有被及时清理出去。公务员队伍也应当“吐故纳新”，每年按一定比例末位淘汰，让优秀的大学生补充进去。若干年之后，公务员队伍将得到整体提高。淘汰下来的公务员，不妨当当个体户、小商贩。老实说，让不合格的公务员当“走鬼”，他们也未必合格，至少跑起来体能就比不上“走鬼”。2009.2.16

为谁服务是去行政化核心问题

高校去行政化的呼声，从“两会”前响起，一直响到“两会”上，相信“两会”后还会继续响下去。不只是高校存在严重的行政化，社会上很多部门、单位都存在这个问题。中小学没有去行政化问题吗？科研院所没有这个问题吗？新闻出版单位没有这个问题吗？行政化问题，相当于我们过去几十年前常说的“官僚主义”。反过几十年官僚主义，结果不但反不掉，反而越反越严重，有演变为全社会官僚化的趋势。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我采访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先生，他告诉我：当年的地质调查所，翁文灏先生当所长，全所就有一个工友，负责打开水、清洁，从所长到实习生全是科研人员。上班就在门口处签到簿签个名字。现在的单位，行政、后勤人员有多少？科研人员又占多少？大学里的行政、后勤人员，大概比一线讲课教师多吧？三年前的1月3日，我在今日快评里，以《种地的人越来越少》为题，用寓言的形式讽刺过这种社会现象。我当然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篇小文不可能触动坚如磐石的行政化。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两会”上对记者说：“中国高校已有了几十年的行政化历史，现在高校里很多人都已被行政权力固化了。包括我们的很多教授，实际上都已是行政官员了，而且，很多高校的行政官员也都当上教授了。如果你再强调什么教授治校，那不还是他们治校？”“所以，只有一代又一代的人更替了，一种新的文化生长出来了，中国大学才可能真正去行政化，才可能真正自治。”

去行政化，并非是不要行政人员或与行政人员过不去，而是要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学校是为谁服务的？如果大家的共识是为学生服务的，所谓教书育人吧，那么，从校长到各级领导、行政后勤人员统统都要为教师服务，教师不为杂事分心，心无旁骛，认真备课、授课，整个学校就是为学生服务了。邓小平同志曾经讲过，要当科学家的“后勤部长”，就是行政人员为科学家服务，让科学家专心搞好科研。倘若倒过来，教师、科研人员要为各级行政人员服务，各级行政人员为各级领导服务，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北京一所大学的教师对我说，他们学校财会人员占了整整两层大楼，光是各种报销的规章制度就烦琐至极。搞一个课题研究，不但要自己找经费，经费的百分之多少留给学校奖励行政后勤人员，而且为了报账，每周至少用一天时间，跑几趟才能达标。有时候，自己实在没有时间，只能派他妈去办理。我说，你们学校还不错，大多数单位恐怕你妈去了还不给办呢。你想，教师、科研人员不是财务专家，术业有专攻，一年有几十天时间花在报账上，难道不影响工作吗？全校各级行政部门都给一线教师找点麻烦、派点事情，他们还能教好课吗？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无用功占去了过多的精力和时间，教学质量、科研水平肯定上不去。这就是经济学教科书所讲的，大炮多了，黄油就少了，道理就这么简单。一个人不可能既用大量精力和时间钻研业务，又有大量精力和时间往领导办公室跑，为领导服务，拍领导马屁。有些领导总是埋怨教学、科研水平上不去，而没有找一找严重的行政化阻碍了生产力发展这个原因。日趋严重的行政化是全社会带有共性的问题，只有大家都明确了为谁服务，这个问题才可能解决。2010.3.10

民选业委会成员的两个假设

上周三上午，也就是1月20日，在经历了一年多的波折后，建外SOHO东区的业主们终于宣告业委会筹备组成立。21名业主通过公开演讲，竞选业委会换届工作组成员。最终，一直参与维权的退休老人张红旌等10名业主高票当选，其中正式成员7名，候补成员3名。据有关新闻说，本月24日，工作组组织召开业主大会并启动业主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我一直关注各地业委会的民选情况，因为这是中国城市最基层民主的一种训练活动。在没有上级组织给定调子、划框子、提名候选人的条件下，能否真正根据民意“海选”出业委会成员，实际上是对我国城市最基层民主能力的一种检验。

孙中山先生说过，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业委会成员应当也是一种从政活动，管理一个物业的众人之事。选好业委会成员，直接关系到整个物业所有居住者的生活质量和未来物业的价格高低。

选举业委会成员，我以为离不开两个假设。其一：假设所有参选者都是好人。大家住在一起，职业不同，党派不同，信仰不同，只要年满18岁而又没有被警察逮走，我们就应当承认他的参选资格。在对参选人不了解、不认识的情况下，只有通过竞选的演说来决定把票投给谁。这有点像搞对象，双方总得见个面，说说我嫁给你，财产交给你管理，甭管三年五年，你好歹也要告诉我你准备今后怎么对待我，让我听听是否合我心意，能否让我称心如意。一帮人都来求婚，谁能让我称心如意当然就嫁谁。过去，包办婚姻，父母之命，剥夺了个人选择权，那是专制，不是民主。其二：假设所有参选者都是“坏人”。包办婚姻也能碰上好人，自主婚姻也不一定就能找到好人。民主选举就一定会选出最好的人？没有那么一回事。希特勒当年也是德国人通过民主方式选出来的，结果选错了，选出了一个世界上最残暴的坏蛋。民选只是从假设的坏人里选一个比较不那么坏的人，矬子里拔将军而已。但民选的一个好处是，就像自主婚姻，即使选错了，也是我选的，不是别人硬塞给我的，错了也不能埋怨别人，只能自艾自怨。硬塞的人，最大的问题是不会对我有情有意，只会讨别人的欢心。

选错了人其实也不要紧。过去的人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其实，只要有离婚权，发现自己选了个大骗子，随时离掉就是了。真正可怕的是不准离婚，一选定终身，只要你选了他，你就得和他过一辈子。所以，仅仅有选择权没有离婚权的婚姻，只能说是“半截子民主”。假设所有参选人都是好人，针对选人过程而言。假设所有参选人都是“坏人”，针对用人过程而言。依我之见，在一般情况下，宁可丧失选择权，也不能丧失离婚权。否则，这一辈子就彻底完了，连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一个物业管理的好坏，首先取决于全体业主选出的业主委员会成员的好坏。“听其言，观其行”，称心如意，就支持他们工作下去，甚至可以让其连任；口蜜腹剑，说一套做一套，可以随时罢免他们。中国城市最基层的民主，必将从一个个物业破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2010.1.29

豪赌比包二奶更恶劣

几乎每个贪官的背后都站着一个或一群情妇。多年来，贪官包二奶一直是官场经常抓、反复抓却怎么也抓不完的问题。广州中院日前开庭审理广东增城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邱伙胜受贿105万元一案，邱伙胜在庭审中表示其曾经含泪索贿、受贿全因被情妇韩某勒索，其中98万元的赃款全部落入情妇口袋。有网友戏称，邱太可爱了，太会撒娇了，拿个奶瓶给他吧。

且不说贪官索贿是含泪还是含笑，但有一个基本的事实不容置疑：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美事是没有的，甘心当免费二奶的情妇也是没有的。老话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现在的二奶们直奔主题就是一个字：钱。没钱谁会给你当二奶？有钱给你做十八姨太也无所谓。最可笑的是，《望》杂志今年1月25日第4期的一则新闻：某地副秘书长为了“进步”，向一位自称是书记情妇的女性“意思”了180万元。这位自称是书记情妇的女性，经查实是一个刚出狱不久的骗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自封情妇也能让贪官把钱拿出来，这简直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女人学坏就有钱”，这句话一点不假。不过，“男人有钱就学坏”，还是“男人有权就学坏”，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始终令人费解。但是，我们十分清楚的是：官员豪赌比包二奶更为恶劣。官员包二奶是生活腐化，官员豪赌则完全是祸国殃民。

最新的例子，中煤集团副总经理张宝山在澳门赌场贵宾室豪赌，被相关部门发现后已于2009年12月被检察机关正式批捕。聂绀弩有诗云：“逮捕证上先签字，两手骈伸就铐牢。”据《重庆晚报》消息说，张宝山落马后，由中煤出资30亿元控股的山西金海洋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高靖海也被控制。据悉，为张宝山汇入巨额赌资者，正是金海洋集团。有人分析张宝山豪赌的原因，2008年10月，中煤公司董事长经天亮辞职，董事长职责暂由张宝山履行。彼时，张距全面掌控中国第二国有煤企仅一步之遥。但最终，神华集团神东煤炭分公司总经理王安出任了中煤集团的总经理一职。一位与张相熟的老干部透露，张宝山在此次人事调整中大受打击，“从此心灰意冷，破罐子破摔”。

我们都知道，他最后真正摔出去的可不是自己的“破罐子”。如果没有30亿控股资金，谁会为他汇入巨额赌资？羊毛出在羊身上，他赌亏掉的所有钱，肯定是由中煤集团埋单。一个人抱着“破罐子破摔”的态度去工作，这个工作不可能干好。倘若是抱着这种态度去豪赌，乖乖，除了输光赔净，舍此之外，还能够会有更美妙的结局吗？问题是他是国企老板，赌的不是个人身家性命，即使他连自己的一条命都搭上去，又值几个钱？我们全体人民的财富由着他往赌场里扔，这怎么得了？

如果说贪官包二奶流失的国民财富还只是涓涓细流，而且“肥水未流外人田”，那么，官员豪赌流失的国民财富则是滔天大水。闸门一旦打开，太可怕了!国资委考察国企官员不仅要看他是否包二奶、养情妇，更要严格监管他们是否涉足赌场。凡是涉赌官员一律立马拿下，才有可能让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2010.2.1

“有没有男朋友”不是个问题

山东新泰市几个80后小青年升迁为副科级的副局长、副院长和啥啥长，惹得全社会一片热议。北京电台的新闻天天谈，邀请我也凑个热闹，直抒己见。

有质疑声音说：23岁副局长王然与当地组织部官员的儿子正谈恋爱。在接受新华社记者访谈时，王然断然否认，称“我还没有男朋友”，质疑者“很可笑”。有网友找出“王然”与一男子的亲密照片传到网上，指其在公然说谎，并从此前的新闻报道中找出“证据”加以论证。2月24日下午，新泰官方新闻发言人否认照片的当事人是王然。

我的看法是：年龄不是个问题，有没有男朋友也不是问题，男朋友的爹娘即未来的准公公、准婆婆是不是组织部官员更不是个问题。只要符合国家公务员任免的条件和标准，公事公办就是了。

战争时期选拔人才与和平时期选拔人才大不一样。打仗时，主要看你能不能打胜仗。总是打败仗，你是谁的儿子也不行。电视剧《历史的天空》里，组织在挑选姜大牙和另一位干部看谁更适合担任领导职务时，李雪健扮演的司令员说：那位同志也不错，但是鬼子不怕他，鬼子怕姜大牙。于是，身上有许多毛病的姜大牙被组织选中了。和平时期选拔人才比较难，难在一个岗位有许多人适合担任，并非只有一个人选。而且，很多岗位又确实有很多人跃跃欲试，都想达到自己的“不称职级”(彼得原理：每个人最终到达自己不称职的岗位)。几年前，一位副局级领导非常诚恳地问我：你说副局级干部和正局级之间的智商差距有多大？问得我哑口无言，至今还没有找出答案。

这几年，网络语言大爆炸，语不惊人死不休。有什么“富二代”、“贫二代”，王然等被划入“官二代”。我认为，“官二代”的说法不够科学。中国古代有“举贤不避亲”的例子，国外也不乏其例。当今世界最大的“官二代”，大概就是老布什和小布什，父子皆当上美国总统。希拉里也差一点当上美国总统，现在是美国国务卿，老公克林顿曾经是美国总统。也没听说美国人说三道四，什么“官二代”、“夫妻店”或“朝里有人好做官”等等。只要符合条件，谁想当总统都可以，不算是野心家，更不是阴谋家，但是要公开竞争，要获得多数投票。咱们这里一个副科级官职，怎么有个组织部门的准公婆就成为大问题了？真有并不是问题，有了说没有倒是大问题，官员对公众撒谎，绝对是不可饶恕的错误。倘若准公婆为准儿媳的升迁做了手脚，也是不允许的。但是，严格地说，这是制度问题，说明制度有漏洞，缺乏公开、透明的选拔人才机制。

好的选拔机制，应当像赛马。设定一个目标，参赛的马谁先跑到目标都可以。有一些地方，人为地指定一些马参赛，取消了大部分马的参赛机会，搞得“万马齐喑究可哀”。很多三四十岁出头的干部，因为不在“后备干部”的范围里，早早地就从赛马场上下来了。23岁的副局长们之所以引起众议，原因之一就是把其他的马挤出赛场，却又不能证明自己是凭实力跑得最快的马。这有些类似吹黑哨、打假球。群众看着不公道，没意思。更主要的是，让众多能跑的马提早退场，虽然可以保证事先预定的马最终跑到终点，实际上对党和国家是一种重大损失。没有万马奔腾的竞技赛场，即使是伯乐相中的马也未必是良驹。2010.2.26

“最权威人士”觉今是而昨非

新年前夕，新华社记者请中国通信行业“最权威人士”吴基传盘点电信热点。吴老是我国唯一既担任过邮电部部长又担任过信息产业部部长的人，亲身经历了中国通信业几十年风风雨雨，目睹了中国通信业从“严重神经衰弱”到进入国际先进行列的全过程。因此，听吴老与记者对话，很让我们感到亲切。

新华社记者：今年(2009年)1月国家发了三张3G牌照，随着竞争加剧，目前“双改单”、漫游费等都已取得实质性进展。但资费下降的速度与幅度和老百姓的预期似乎总有个差距。您一直强调电信业应该微利，双向收费、漫游费还有调整空间吗？

吴基传：国内本地移动电话的收费就应该是单向的。其实现在看来，手机基本上都是单向收费了，应该可以明明白白向老百姓宣布了。不然老百姓买了套餐，享受单向收费了，却感觉被套进去了(不套老百姓叫什么套餐？——引者注)。老百姓不知道国家已经要求运营商单向收费了。

说到漫游费，我认为也应该降。漫游其实赚不了多少钱，还容易被百姓误解。

降低全国漫游费，积极创造条件直至最终取消漫游费，实行单向收费，这样有些公司可能会有点损失，但这是合理的。通信发展到今天，应该更多地回报老百姓。这符合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是电信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我认为监管部门应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企业的公平竞争，不能因为管理存在问题就迁就它不降价。让利于老百姓，也有利于促进企业加强管理。

以上全文照抄新华社2009年12月29日电，一字不少。全文引述的最大好处，可以避免出现断章取义。

对手机单向收费，这些年消费者和媒体一直在不断呼吁。我在2006年3月15日本版时评中，专门就手机双向收费进行理论。2007年8月31日，又在一篇时评中谈道：“国际上一般电信企业的利润是5%至8%，而中国移动的税后利润超过20%。上半年每天赚两个亿的中国移动至少有减少一半利润的空间，用于取消电话月租费和漫游费，降低上网费和停机保号费。”两篇时评，均已收入《白纸黑字》一书，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一读。我其实对手机双向收费、漫游费早已经无话可说。单向收费本就是国际通行的规则，我们还能说什么呢？这些呼声，我相信当时在部长位上的吴先生一定听到了。尽管那个时候没有采纳有种种原因，但从他现在的谈话看，觉今是而昨非，表示了取消漫游费、实行单向收费是“合理的”，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一般地说，官员离任后，最怕否定自己过去的一些做法。吴先生谈话中表示“国内本地移动电话的收费就应该是单向的”，等于告诉消费者自己当年在位时电信运营商搞的双向收费以及漫游费等是不合理的，这种自我否定，实为难得。今天的“合理”源于昨天的“不合理”，能够认识到昨天的“不合理”，过而能改，善莫大焉。2010.1.5

谁来承担出事官员的用人责任

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涉嫌受贿1190万元一案，目前正在本市一中院审理。

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王益，案发前不但有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国开行副行长的耀人光环，而且还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聘为博士生导师，并协助创办了光华EMBA。王益其人，大概是一个“有情有义”、“知恩图报”的人。这一点，从他事发被调查时，让央视美女主播刘芳菲把他让行贿人李涛给刘的200万元购房款还给李涛，并让刘给了李涛4万元利息，成功地“拯救”了一位央视女主持人即自己的前女友，可以得到证明。比起山东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副省级)2007年7月指使亲信在情妇柳某的轿车上安装爆炸物把她当街炸死，以及近日浙江温州瓯海区委书记谢再兴怒杀老下级情妇邵某并抛尸大海，显然，“无情郎”与“有情人”有云泥之别，柳某、邵某只能在阴曹地府自怨自艾遇人不淑，刘芳菲或可额手称庆。

王益更让人“感动”的地方，还是对北大的情义。他从一个“乐盲”突然变得有了“音乐灵感”，创作大型交响乐《神州颂》，并把创作成果归结为6年北大教育给他的影响。一直以来，一个人有了成就，取得成功，都愿意提及学校的影响，或家庭、组织对自己的帮助。而学校、家庭、组织也都乐于“笑纳”，更有具体的师长、亲人或负责人挺身而出，大谈好学生、好丈夫(媳妇)、好同志的成长经历。但是，一旦这个人从好变坏，比如变成正在受审的王益，或已经双规的谢再兴，这些人似乎一下子像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成为无人认领的“失物”。

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有一些人手伸得特别长，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过错归于别人。在我看来，出了一个好人，大家都出来说和自己有关系，出了一个坏蛋，集体失语，这起码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好像已经多年不讲唯物辩证法了，不讲内外因，不讲主客观。不久前，原共青团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市政协常委王亚丽“造假骗官”真相大白。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村大姑娘，竟然能够通过身份、年龄、履历、档案造假，当上地区高官。怎么考察的，谁承担提拔的责任、用人的责任、监督的责任，统统没有下文了。

从王益到谢再兴，无论是大官还是小官，只要是人，就都有犯错误或犯罪的可能。不管是学校或组织，都不能保证自己教育、培养的人一个都不出问题，个个都成为栋梁。但是，我们需要好好研究这些人的问题是怎么出来的，找到防止问题闹到难以收拾的对策和办法。据报道，谢再兴“一直是组织部门重点培养对象”，他当三门县委副书记、代县长、县长时，就和担任团县委副书记、书记的邵某相好，且有七八年时间，在台州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或说是“公开的秘密”。官员出了问题，不能都推给组织部门，谢再兴本人就曾挂职任浙江省委组织部组织处副处长。组织部门也是由具体的一个个人组成的，“重点培养对象”出了问题，也应当有具体的人承担培养责任、用人责任。只有让培养、用人的人都负起责任，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培养、用人失误。2010.4.6

经济：追求“最大化”不如“最优化”

一条通往富豪的“天路”

写这篇小文时，韩红演唱的《天路》主旋律一直在我耳际回响。有兴趣的读者，在看本文时如果能够哼着“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当会获得更多的阅读快感。

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周末新鲜出炉。今年上榜富豪的财富总和为2800亿美元，比去年增加了1640亿美元；富豪榜上中国共有66人身价超过10亿美元，而去年仅有15人达到这一水平，这标志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亿万富豪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富豪的财富一年翻了一番多，富豪人数一年则翻了几番。与胡润的中国富豪榜相同，碧桂园创始人之一杨国强26岁的女儿杨惠妍以1211.5亿人民币的身价成为福布斯富豪榜第一。

过去，人们大概只听过“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今天，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富爸爸。当然，这个富爸爸，一定要是拥有上市公司的富爸爸。

几乎所有中国富豪的财富均通过国内或国外的资本市场获得。这也就是说，公司上市是通向中国富豪榜的“天路”，是让任何一个“穷光蛋”、“小屁孩”一夜暴富的“天路”。

记得20世纪50年代末，有一本歌颂大跃进的《红旗歌谣》，其中有诗云“人民公社是天堂”。而今，人民公社的“天堂”早已化为古迹，资本市场才是“天堂”，上市则是通向“天堂”之路。

这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有人将中国400位富豪和美国400位富豪对比后发现，中国富豪比较年轻，平均年龄为46岁，而美国富豪为64岁;另外，美国富豪中自主创业的占到67%，而中国高达99%。有了上市的天路，财富积累的过程神奇般地缩短了。

这条天路尤为神奇的是，个人财富与公司财富可以根本不与他们为社会创造的实际财富相匹配。今年上榜富豪的财富总和为2800亿美元，比去年增加1640亿美元，难道他们给社会创造的实际财富也翻了一番吗？

上周三，上市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完毕，与去年同期可比的1504家上市公司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加64%。我们能够在不上市的公司里找到利润增加如此之多的企业吗？有报道说，上市公司利润约三成半来自股市投资收益。这些上市公司你买我的股票，我买你的股票，互相拉扯，互相提拔，所谓交叉持股。他们在尝到了用钱生钱比用钱生产的无比快乐后，还开始尝到了营业额减少而利润额上升的另一种快乐，一种新的不劳而获的快乐。国资委上周四发布的数据，前三季度，418家国有重点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9.8%，增速比上年同期略高0.6个百分点;而利润同比增长32.1%，增速比上年同期高13.9个百分点。利润增长速度远超营业收入增速，大概与这里的上市公司的“不务正业”有关。据披露，康佳调集4.5亿元打新股，TCL调出10亿“闲置资金”打新股，海信电器也动用约2.65亿元投身股市。韩国三星今年平板电视销量目标为1200万台，而中国五大彩电巨头的销售目标总和也不过500万台。

股市是干什么的？公司上市是为什么？我本来以为股市的设立，是用社会的资金为有项目缺资金的企业提供一个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平台，谁知却成为个人与公司少数人致富的天路，在让社会上其他行业减少资金的同时，上市公司也并没有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2007.11.5

石油：禁止出口与停止进口

打从2007年11月1日，国家发改委将成品油价格上调了近10%(每吨提高500元)后，中国的石油企业两大巨头——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就在盘算申请政府补贴。中国最赚钱的企业既要涨价，又要补贴，有评论者说：“没有比这更讽刺的事了。”

假如要再找出一些充满讽刺意味的事，就要说石油的出口与进口了。

因为这两家公司最愿意拿与国际接轨说事，先给它们找一根阿根廷的轨看一看。1月7日，阿根廷政府宣布，为缓解国内市场成品油供应不足和价格上涨局面，禁止向国外出口成品油。去年11月，阿根廷政府已将成品油出口税从5%上调至35%，原油出口税从45%调至60%。阿国内原油的价格在每桶42美元左右，由于国内市场汽油价格相对较低，石油企业纷纷靠出口来弥补损失。

限于资料有限，只知道中国的原油出口税是5%，成品油则不太清楚。这么低的出口关税，倘若国内油价较低的话，中国的石油巨头当然愿意出口石油去赚钱，而不是优先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去年上半年，中国出口了182万吨原油和791万吨成品油。估计全年出口原油和成品油的数据，海关很快就可以公布了。当然，到了去年下半年，国内珠三角、中原地区出现油荒时，两大巨头也加大了石油进口。

好日子刚过了几天，本周三，作为主要的柴油供应商，中国石化相关人士和知情人士透露，由于市场供需趋于平稳，他们已经缩减了今年1月份的柴油进口量，2月份则可能暂停柴油进口。

阿根廷政府宣布停止石油出口，中国石化准备暂停柴油进口，也许都是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但是，我很怀疑中国石化准备暂停进口的打算，是否会为下一次油荒埋下了伏笔。

近几年国内市场几乎年年闹油荒，固然有国际油价不断攀升的原因。不过，也不能排除负有保障供给之责的石油巨头的工作缺乏计划性，总是等到油荒出现时才召开紧急会议，加大进口量，减少出口量，加足了马力生产。2008.1.11

一条石油新闻几多油价诡谲

上周四，北京晚报刊发《鲸吞国产原油巨额利润》一文后，不到三天，国内成品油市场油价应声而落。尽管这次汽油价格每吨降低220元，降幅仅为4％，相比同期的国际油价已经下跌近26％略显小气，我们仍对这一19个月来的油价首次下调表示欢迎。

本周一，新华社播发一条来自海关的最新消息，披露我国去年进口原油14518万吨(约1.45亿吨)，成品油进口3638万吨，同时出口原油634万吨、出口成品油1235万吨。

这条买卖石油的新闻，意图在于说明“由于国际油价上涨，进口单价大幅上升，按照2005年的进口平均单价计算，2006年我国进口原油和成品油多支出152.62亿美元”。

有意思的是，虽然报道中突出了国际油价上涨因素造成买油多花钱了，却也无意中透露出了卖油赔钱的信息。

消息说，“进口原油金额664.11亿美元，进口成品油金额155.51亿美元，合计819.62亿美元。其中进口原油平均单价为每吨457.44美元，比2005年每吨上涨了81.14美元。按2005年均价计算，2006年进口原油多支出117.78亿美元。进口成品油每吨上涨95.77美元，多支出34.84美元”。

消息又说，“2006年我国出口了634万吨原油和1235万吨成品油，金额分别为27.37亿美元和70.48亿美元。原油和成品油出口数量分别下降21.4％和11.9％，出口金额分别上升1.9％和9.9％”。

记者在这里故意用了曲笔，没有直接说明出口原油和成品油每吨价格。这种老掉牙的遮羞报道方式，给读者阅读带来不少的麻烦，但也难不住有点数学应用题知识的人。稍加计算，我国出口原油每吨价格为431.7美元，而进口原油每吨457.44美元，平均每吨相差25.74美元。出口成品油与进口成品油的差价，读者不妨当做记者留的家庭作业，自己计算一下。

人们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石油公司跑到国际市场上买涨不买落，这个问题我们去年在本刊曾经指出过，本文不再赘言。新的问题是，为什么同样的国际市场环境下，同样的原油，我们要贵买而贱卖？这种赔本买卖，大概也只能是我们的石油公司干得出来，至于是和什么国际接轨也只有他们心里明白。

上周我们知道了中石化去年生产4000多万吨原油，其中海外产量为450万吨。本周，又获悉中石油去年国产原油1.066亿吨。现在，还不清楚中海油和国内民营公司的国产原油产量。大致估计一下，国产原油数量还是略高于进口原油数量。

国产原油一方面拿到国际市场上贱卖，另一方面又要在国内市场上与国际油价接轨，用国产原油大赚国内消费者的钱，这三大石油巨头到底是搞的什么鬼花活，让国内市场油价变得如此诡谲，非请教业内高人指点不可，不然难以解惑。

国内市场油价刚刚平均每升降低两毛钱，新华社记者立即评论，担心“一些人好不容易被逼出来的节能意识又会随着油价的回落渐渐淡化”。我以为这种担心大可不必，掏自家腰包的老百姓会过日子，总是精打细算。真正值得担心的是让老百姓在家里捡芝麻，而石油巨头去国外丢西瓜。这样的话，用不了多久，少则十几年，多则几十年，祖宗留下的石油家产就会败光，子孙后代会骂我们是败家子。2007.1.16少制造一些廉价劳动力吧!

上周四，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发表报告，题为《中国就业增长与结构变化》。据其研究，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这个转变会带来城乡劳动者工资的上涨。

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资源，目前普遍的说法是我国农村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是剩余的，绝对数大约为1亿到1.5亿。但是，蔡所长认为，这个数字并不准确，目前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只有5212万，这与剩余比例三分之一的说法差距甚大。

剩余劳动力的数字到底是多少？估计也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我对我国的人口数量，从来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宁可信其多，绝不信其少。

记得上小学时，20世纪60年代末期，有一天晚上，红色电波传出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国有7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全城的男女老少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我那时还小，也不知道是庆祝我国有七亿人口了，还是欢呼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了。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国有13亿多人口，差不多翻了一番。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能生育、特别能繁衍的民族。抗日时期，我们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过70年，我们增加了近9亿人口。要知道，近三十年，我们还是实行了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倘若没有这项国策，由着性子生，我们得生多少啊!

我国目前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估计会比蔡所长的统计多一些，因为目前的统计造假太多，漏报太多。统计GDP，大家争着多报；统计人口，一定力争少报。近日，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建设局局长秦怀文超生被曝光。他与妻子生育3个女儿后，又与情人生育两个孩子。名人、富人、官员超生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秦局长一人生5子，14年之内还不断受到组织提拔，估计与没有统计出来有关。他的超生子女也是未来的劳动力，也属于剩余劳动力吧。

近些年，不断有专家鼓吹剩余劳动力与廉价劳动力是我国的国际竞争优势。不错，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是由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制造的。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又是由于剩余劳动力造成的，这是一枚钱币的两面。一般地说，物以稀为贵。劳动力市场上，大概也是以稀为贵吧。人不是商品，但劳动力有商品的属性，是资源的一部分。可是，廉价劳动力这种人力资源非常容易再生，比石油、煤炭这类自然资源更加容易再生。

为劳动力市场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应当说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结果。这对一个国家，或是一个家庭，都是如此。为了求生存，再廉价也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许多矿工冒着生命危险去采煤，完全是就业压力所迫。因此，我们似乎没有必要为我们的廉价劳动力而自豪，更不能把为国际市场提供永久的廉价劳动力当做我们要追求的社会目标。剩余劳动力的日益减少，意味着廉价劳动力的逐步消失，这是一件真正值得高兴的事情。唯一让人担忧的是，有些人以一种不负责的态度不断地为社会制造廉价劳动力，而又有专家不断地松动计划生育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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