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丝绸之路的起点(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文明探索系列》编委会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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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丝绸之路的起点试读：

第一章　汉武帝的大一统

文景之治的盛世光环，并不能掩盖潜在的社会矛盾。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兼并之风渐起；汉初分封诸侯王的弊病，仍然威胁中央集权的巩固；匈奴对汉王朝的侵扰愈演愈烈，势不可遏；百家学说纷呈，思想不统一的状态依然。诸多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摆在汉武帝面前。武帝凭借文景时期集聚的巨大物质财富，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对外积极开疆拓土，极大地推动了“大一统”政治体制的基本实现。

1.中央集权的加强

武帝时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得到加强和巩固，以选举制度为标志的文官官僚体制也进一步完善；武帝又着力削弱以丞相为首的朝臣官员的权力，初步建立影响深远的“内朝”制度，专制皇权得以强化。汉武帝像汉武帝（前156～前87），姓刘名彻，景帝子。最初封胶东王，7岁时被立为皇太子，公元前141年即位。

∷推恩令

景帝平定“七国之乱”，虽然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但有的王国仍连城数十，地方千里，对中央政府构成威胁。武帝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采取了许多措施。元朔二年（前127），武帝采纳大臣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所谓推恩，就是诸侯王可将其封地分封给继承王位的嫡长子以外的子弟，建立侯国，并上报朝廷，由皇帝制定侯国名号。按定制，侯国是由郡管理的。这样做的结果，王国的面积不断缩小，再也无力与中央政府抗衡。元狩元年（前122），武帝颁布“左官律”和“附益之法”。前者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其等级低下，压制诸侯王属下官吏的地位，严厉惩罚为诸侯王服务的犯罪官吏；后者严格限制士人、宾客与诸侯王的交往，严禁朝廷官吏依附诸侯王，以防范诸侯王结党营私。自此之后，诸侯王只能衣食租税，不得参与政事；汉初以来诸侯王尾大不掉的局面，得以彻底改变。

∷“内朝”与“外朝”泰山瀑布武帝时期西汉走向极盛，文治武功光耀千古。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东行齐鲁，到泰山封禅。封禅是古代帝王表明自己受命于天所举行的祭祀天地的典礼，一般在泰山举行。古人认为只有立有丰功伟业的帝王才有资格封禅。次年，武帝东巡，又祭祀了泰山。图中是泰山的黑龙潭瀑布。

汉初，丞相均由功臣封侯担任，地位极尊，权力甚重。武帝亲自主持朝政后，有意削弱丞相权力，改变丞相位尊权重的传统。他频繁任免丞相，在位54年间，先后用相12人。除4人在任上正常死亡外，其他的或免职，或有罪自杀，或下狱处死。朝臣对丞相一职，避之唯恐不及；当被封授丞相时，更有痛哭流涕、力辞不任之人。武帝还特意从身份低微的士人中破格选拔人才，给予侍中、常侍等加官，让他们出入宫禁，侍从左右，顾问应对，参议要政。这些近臣，相当于皇帝的宾客、幕僚。皇帝信任的高级将领，如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等，也往往参议机要。相对于以丞相、御史大夫和九卿为首的“外朝”行政机构而言，皇帝左右亲信人员构成的这个班子称为“内朝”。重要政事，先由“内朝”在宫廷内做出决定，然后让“外朝”官员去执行。“内朝”地位日益重要，临驾于“外朝”之上，实际上是皇权的进一步加强。大司马印大司马在西周时就有设立，原为高级军事长官。武帝元狩四年（前119），改为荣誉性的加官号，冠于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前。最初被授予这个官号的都是功勋卓著的大臣，例如卫青为大司马大将军，霍去病为大司马骠骑将军。司隶校尉印司隶校尉是武帝征和四年（前89）设置的官职，最初管理在中央官府服役的徒隶，也领有军队，有权捕治罪犯。后来司隶校尉不再领兵，掌管纠察京都百官和京师附近地区的犯法行为，职权渐重。龙凤纹重环玉佩南越王墓出土。玉佩呈圆形，以圆圈分隔为内外两圈，各透雕一游龙、凤鸟。

∷任酷吏、严刑法这件独角兽，原是彩绘的，形象古朴，刀法简练。木雕独角兽

秦朝信行法家学说，以重刑峻法推行政令、治国理民；但过于严酷，以至百姓无所措其手足，终日兢兢，难以自保。汉初君臣居安思危，反思秦亡的教训，以黄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等宗旨为治国方略，先是“约法三章”，后有萧何定律，以求扭转秦朝法重之弊。至武帝时，汉初以来的“法治”局面发生重大改变，酷吏政治兴起。武帝任用张汤、杜周等为代表的一批执法官吏，借他们之手，来达到加强皇权、推行政令、安定地方等目的。这些人善于揣摩武帝心意，舞文弄法：对于皇帝要释放的人，就法外开恩，为其开脱；对于皇帝要严厉惩罚的人，则严刑逼供，陷之死地。但酷吏政治并非一无是处。在“盗铸钱”问题上，或有奉行法律、严厉打击盗铸行为之吏；在打击强宗豪族方面，其间或有不畏强暴、秉公执法之人。酷吏之弊在于重刑任法，过于血腥残酷。诸多酷吏深文周纳，陷人于死地，甚至广为罗织，株连达数千家之多。所以任酷吏、严刑法势必激化社会矛盾。

∷十三州部刺史

为了有效控制地方，武帝进一步完善秦朝所创的御史监察制度，于元封五年（前106），在全国统治重心三辅（京兆尹、冯翊、扶风）、三河（河南、河内、河东）和弘农以外的各地区设定13个监察区，称为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以监察地方政治，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十三州部，分别是冀州、青州、兖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益州、凉州、幽州、并州、交趾州和朔方州。征和四年（前89）武帝又设立司隶校尉一职，负责督察三辅、三河和弘农郡，职权与部刺史相当。刺史、司隶校尉由中央掌管监察的御史大夫督导，直接听命于皇帝。刺史最初没有固定治所，每年八月巡视所部郡国，考察吏治，打击豪强。刺史秩六百石，位在大县的县令之下，但出巡时却代表朝廷，故职权极重，所到之处，郡国守相及诸侯王无不侧目。刺史制度，因为其“大小相制、内外相维”的长处，有利于中央政令的贯彻执行，也有利于考绩黜陟地方官员。十三刺史部西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除京师附近7郡外，将全国100余郡国分为并州、青州、扬州等十三刺史部，简称“十三部”，也称“十三州”，每部设一刺史，负责巡查境内官吏和强宗豪右。到了东汉以后，十三州逐渐由监察区转变为行政区划，刺史也变成了地方军政长官。大型玉饰汉代文物，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从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玉器，不但制作精细，而且结构和用料都十分讲究，显示了南越文化崇尚玉器的传统特色。

∷察举制度

西汉王朝建立之初，朝廷公卿和地方郡县官员大都从列侯以下的贵族中选任，是典型的“高门政治”。武帝时期，大体完成由“高门政治”向“选贤政治”的转变。武帝通过一系列诏令和措施，革除靠资历出身而取官的陋习，废除列侯拜相之制，削夺丞相的除吏权，建立以察举制为核心、以征辟制等多种途径为辅的选官制度。其实文帝就曾诏令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荐“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武帝即位后，下令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行政长官“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元光元年（前134），他又下诏策试贤良，并明确规定郡国须察举的人数，后又规定郡守不荐举者，论罪免官。对被举荐人的考试方法有对策、射策两种，对策命题，射策抽题。考试内容，儒生学者考经学，官吏考章奏。根据考试成绩的优劣，酌情任用。察举的科目很多，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明经等。察举标准，也就是著名的四科取士：德行、博学、法令练达、刚毅有武略。举孝廉图秦汉选官为察举制，孝廉、茂才等常科和特科成为察举制实践的具体途径。下为汉墓壁画《举孝廉图》。

2.四面出击

武帝时国力强盛，恩威播于异域，解除了周边民族，特别是匈奴对中原王朝的威胁；并采取灵活多样的政策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因地制宜，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狩猎纹骨饰

1954年内蒙古包头市郊出土，以兽骨制成。外壁图案用针状物刻画而成，表现匈奴人射猎的场面。画面上方有飞翔的鸟禽，地面是奔跑的野猪，一个匈奴人手持弯弓，弦满待发。图案刻画技法熟练，造型古朴鲜活，是反映汉代匈奴游牧生活的一件艺术佳作。牛形铜饰

1956年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郊出土，是匈奴族的一件服饰品。牛是匈奴族放牧的主要牲畜之一，与其生活联系密切，也是他们装饰艺术中常见的形象。

∷北抗匈奴

汉初，匈奴铁骑屡侵中原，掳掠不已，延续十多年之久。武帝登基后，出兵抗击，其中影响最大的战役有三次。元朔二年（前127），汉军将领卫青采用远程奔袭战术，发动河南之役，收复秦末陷入匈奴的河南地，解除匈奴对都城长安的威胁。为巩固边防，汉朝在此地设置朔方、五原郡，并修缮长城要塞，募民实边。元狩二年（前121），汉军将领霍去病采用大迂回侧击战术，发动河西之役，一举荡平河西地区的匈奴各部，夺回河西走廊，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匈奴实力大损，与羌人的联系自此终结，而汉朝与西域的通路由此得以打通。汉、匈力量对比，也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元狩四年（前119），卫青、霍去病又采用快速连续攻击战术，发动漠北之役，长驱直入，深入匈奴腹地2000余里，直至狼居胥山。匈奴左贤王部完全被击溃，全军覆没。自战国以来匈奴骑兵肆虐边地，破坏中原北边农耕经济的局面不复存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汉与匈奴冲突的重心地域，也由东而西，转向西域地区。铜于打击乐器。很可能是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的蜀人或巴人遗物。古代蜀人和巴人在四川地区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化。秦汉以后，中原文化对四川影响日深，巴蜀文化逐渐与之融合，但是其独特风格依然有迹可循。提链铜壶越族人使用的盛酒器。越族广泛分布在江南和岭南各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设置郡县对百越加以管理，并向这些地方移民。汉武帝时期这些地方的郡县增加到9个，中原的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也大量传入百越地区。这件铜壶与中原出土的铜壶多有类似之处，是越汉两族杂居，互相影响的反映。

∷南定百越“越人”，又统称“百越”，是广泛分布于南方的少数民族。其支系繁多，各有种姓，互不统属，存在扬越、句吴、闽越、东瓯、南越等支。百越族以越语作为交流语言，小篆已经相当普及。百越人以种植水稻为生，生产方式及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都有本民族的独特风格。武帝建元三年（前138），闽越受人唆使，进攻东瓯。汉朝派军援助，闽越仓惶撤退。东瓯害怕闽越再度进攻，请求内迁。汉朝迁东瓯4万余人于江、淮流域（今安徽庐江一带）。建元六年，闽越王又滋生事端，兴兵出击南越，南越向朝廷告急。汉军未到之前，闽越内部发生内讧，举众请降。元鼎五年（前112），南越国国相吕嘉弑王及太后，另立新君。汉军五路齐发，以武力平定南越。元鼎六年，东越地区又发生叛乱，汉朝平定叛乱后，武帝又迁徙其众于江、淮间，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从此控制了广东、广西大部地区及越南北部和中部。汉武帝以其地及今海南岛分立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等9郡。虎形铜带钩生活在重庆和湖北西部三峡地区的巴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商周时期，已经有关于他们的历史记载。到了汉代，他们仍然有后代居留在这一带地区，擅长渔猎，虎是他们的崇拜物之一。这件出土于湖北秭归县的虎形铜带钩很可能就是他们的遗物。鎏金四人舞俑铜扣饰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出土，佩饰物。这四人身着盛装，头戴高冠，手持的可能是铜铃一类乐器，作舞蹈状。西南地区的民族自古能歌善舞，此扣饰可作佐证。

∷通西南夷

秦汉时，居住在蜀郡西南的各少数民族，史书称为“西南夷”，主要有滇、夜郎等部族。受地理环境阻碍，西南夷与外界几乎隔绝，发展落后，有些部族甚至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建元六年（前135），汉武帝派遣唐蒙出使招抚夜郎，于此地设立犍为郡；后又派遣司马相如招抚邛、笮等地。张骞在西亚的大夏时，见到邛竹杖和蜀布，得知巴蜀地区有通往身毒（今印度）的道路。武帝根据这一发现，于元狩元年（前122）派遣使者从巴蜀出发，试图由此实现同西域的交通。当时，滇人势力强大，在其势力范围之内，各族首领都要向滇王定期朝觐和纳贡。滇王作为部落联盟的最高统治者，傲慢自大。他曾问汉朝使者：“汉孰与我大？”气势之盛、见闻之陋可见一斑。因汉朝使者多次被夷人劫杀，武帝派兵遣将，出击西南夷，在此地区相继设置、越、沈黎、汶山、武都等郡。元封二年（前109），滇王在汉军重压之下归附汉朝，汉置益州郡，并向滇王赐予“滇王之印”，令其统领当地事务。

∷东占朝鲜

秦汉之际，很多中国人因躲避战乱移居朝鲜。燕人卫满率亡命之徒千余人，击破朝鲜王箕准，建都王险城（今平壤），自称朝鲜王。其疆域包括今辽宁东南的一部分与朝鲜半岛的西北部。当时，卫氏朝鲜招诱汉地逃亡人，不向汉政府朝贡，甚至隔绝朝鲜半岛其他族属与汉朝通使。元封二年（前109），汉朝派遣涉何诏谕卫氏，无功而返。归途中，涉何擅杀护送自己的朝鲜使者，邀功请赏。朝鲜王卫右渠盛怒，发兵袭杀涉何。是年秋，汉朝发兵，遣楼船将军杨仆统率水师从齐地渡海，左将军荀彘统率步骑出辽东。两路会师朝鲜，围王险城。次年，朝鲜发生内讧，杀其王右渠，投降汉军。汉朝于此设立乐浪、临屯、真蕃、玄菟四郡。乐浪，以王险城为中心，统治鸭绿江以南、清川江南北地区；临屯，在乐浪郡以东，统治以貉为主体的部落；真蕃，统治乐浪郡以南的真蕃部落；玄菟，统治东临日本海的沃沮部落。朱雀衔环杯河北满城县墓葬出土。一展翅衔环朱雀伫立于匍匐兽背之上，左右各有一高足杯。朱雀通体鎏金，颈、腹镶绿松石，口中所衔玉环可振荡。鎏金兽四足分踏两侧高足杯底座之上，昂首张口。高足杯敞口、粗柄、喇叭形座，内外均饰错金柿蒂纹、云纹，并镶嵌绿松石。出土时杯内尚存朱红色痕迹。

3.文化一统

在文化上，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确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力求以思想的一统维护政治上的统一。董仲舒像（约前179～约前104），西汉广川（在今河北景县）人。青少年时研习《春秋》，景帝时为博士，讲授《公羊春秋》。他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春秋繁露》书影《春秋繁露》是董仲舒的哲学著作汇辑，在此书中，他运用阴阳五行学说系统建立并阐述了他的“天人感应”思想。

∷董仲舒与新儒学

汉初以来的学术思想，继承战国末期诸家综合和总结的趋势向前发展。随着汉王朝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出现，各学派都为建立和巩固统一政权出谋献策。儒学大师董仲舒，以孔孟儒学为思想主导，兼采各家思想之长，融会先秦儒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吸纳法家的集权思想和阴阳家的“五德始终”说，重新解释儒家经典，使儒学适应当时社会的急切需要。通过理论修补，儒学与传统的宗法关系更为密切，使传统的宗法制度更为完备；而儒学的所提倡的“和”的精神与“中庸”学说，也较贴近“人情”，适应农业民族的心理习惯。“大一统”理论的阐发，适应了当时加强君权和防止分裂的政治需要；“天人感应”理论，有助于强化政治迷信，神化王权，粉饰弊政；更为主要的是它利用“仁政”理想，来改良现实政治，也在无形中对统治者的言行形成一定约束。日本人诠注儒家经典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学不仅成为汉家的正统思想，还越出国界，传播到东亚各国。图为日本人冢田虎19世纪初诠注的儒家经典刻本。《春秋公羊传》拓片《春秋公羊传》又称《公羊传》、《春秋公羊》，是《春秋》三传之一，属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是研究战国秦汉时期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西汉董仲舒借以发挥“大一统”，“三世说”政论。此砖草书略带隶意，是当时书法艺术的杰作。

∷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武帝时代，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政策，就是确定儒学在诸子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武帝贬斥黄老刑名等百家之学，起用文学儒术之士。齐地儒生公孙弘以精通《春秋》之学，封侯拜相，成为天子信用的重臣，于是“天下之士靡然向风矣”。著名儒学大师董仲舒以贤良文学身份，就武帝提出的命题发表对策，讨论治世策略。他直言不讳，揭露时弊，指出秦朝流毒至今犹存。汉朝自建立迄今，之所以未能“善治”，是因为应当“更化”而不“更化”。他提出“更化”主张时，特别强调“教化”的作用，主张推行文化体制的改革。其文化体制改革理论的核心，是要确立儒学独尊的地位。在他看来，文化的“一统”和政治的“一统”是一致的，而前者又可以为后者奠定深入人心的统治根基。这种观点，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于是确定了“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原则，完成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体制转变。动物纹金牌饰长方形，四周以人字纹为边框，中间立一怪兽，兽头似马，嘴略似鹰喙，颈部鬃毛飘卷，身、爪似虎，腰细如豹，长尾垂地。怪兽上方布满镂空云纹。牌饰背面有麻布印痕及对称二系纽。此器为典型的鄂尔多斯式牌饰，富有浓厚的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特征。坐形白玉人玉人脸型清瘦，长眉短须。束发于脑后，头戴小冠，冠带扎于颔下。身穿右衽长衣，宽袖，腰系方格纹带。凭几而坐，双手置于几上。底座下阴刻铭文五行十字：“维古玉人王公延十九年”。

∷兴立太学

汉代“尊”儒，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将儒家经术作为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基本内容。建元五年（前136），武帝接受丞相公孙弘的拟议，设立《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博士，使得儒学以外的诸子百家之学失去在官学中的合法地位，五经博士几乎独占官学权威。武帝又接受董仲舒的献策，于元朔五年（前124），创建太学，为“五经博士”配置弟子，建立博士弟子员制度。这是汉代官方教育的开始，而儒学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自此确立。太学的兴立，进一步推动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也推动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传播；同时，高门子嗣垄断官位的情形得到改变，中下层家庭的子弟的入仕门径拓宽，而少数寒贱出身的人也得以侪身官场。武帝时，还命令天下郡国都设立学校，初步建立地方教育系统。控制教育和选士，是儒学得以长期维持独尊地位的重要原因。儒学经典的尊崇，是独尊儒术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反映；平帝时追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则开历代王朝尊孔之先河。彩绘三鱼耳杯汉长安城图宋代的程大昌（1123～1195）著《雍录》十卷，考证长安历史地理沿革，共有地图32幅，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长安城历史地图集。

4.经济政策

中央政府收回货币铸造权，统一发行货币，结束了货币流通领域中的混乱问题；并因时因事，通过经济改革，为国家开边、征战活动提供强有力的财富支援。五铢铜范五铢钱是将铜熔化后注入模具后铸成的。上图就是一只用于铸造五铢钱的铜范。汉五铢钱西汉货币承秦制，仍以黄金为上币，单位以斤计；铜钱为二等币，用于民间交易。汉武帝时铸造五铢钱，通行全国，禁止旧币使用。五铢钱大小轻重适中，是中国货币发展史中较成功的一种铸币，延续使用到隋末，长达700余年。

∷统一货币

汉初之际，袭用秦朝的“半两”（12铢）钱，但质量低劣，重量严重不足，有的铸钱甚至薄如榆荚，被称为“榆荚钱”。由于采用减重手段和分散铸币权来提高货币流通速度，致使铸币偷工减料、粗制滥造现象严重，危害经济的正常运行。武帝初年，曾改铸三铢钱，但亦无法杜绝私铸。元狩五年（前118），以五铢钱取代三铢钱，恢复秦始皇时期的货币“重如其文”的制度，但盗铸之风依然不止。据说吏民因为盗铸钱币之罪而被处死的，竟有数十万之多。货币制度混乱，由此可见一斑。除以严酷刑法禁止私铸钱币外，武帝于元鼎四年（前113）下令取消郡国铸币的权力，将铸币权收归中央，并指定专门机构，负责铸造新钱。因为禁令严格，新铸币铸造质量高而实用，盗铸无利可图，货币的统一发行及通用长期稳定，一直通行了700多年。五铢钱之所以影响深远，主要是因为轻重适中，符合古代经济发展状况和价格水平对货币单位的要求。

∷盐铁官营

汉初，面对社会经济凋弊的现实困境，国家开放山林川泽的禁令，允许百姓进行樵采渔猎；又开放盐铁鼓铸的禁令，允许富商大贾冶铁煮盐。这些对改善百姓生活有所帮助。盐铁是百姓日用不可或缺之物，致使工商业主能够轻易获取暴利。为了增加政府收入，武帝采纳张汤“天下盐铁”的建议，于元狩四年（前119）任用熟悉盐铁事务的东郭咸阳和孔仅为大农丞，统领盐铁之事，又起用桑弘羊参与理财。第二年，他们提出盐铁官营的具体措施：中央政府在盐、铁产地设置盐官和铁官，实行统一生产和统一销售，利润为国家所有。盐业方面，在产盐区招募盐户煮盐，由政府供给煮盐用的“牢盆”，产品由政府统一收购发卖；铁业方面，在产铁区设置铁官，就地冶铁铸造，发卖铁器。严厉禁止私煮私铸，违令者处以重罚。盐铁官营，使国家独占关乎国计民、生意义最为重要的手工业和商业利润，民不加赋而国用充裕。但是，盐铁官营又不可避免的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如官盐价高而味苦，铁器农具质量低劣等。大铁铧和装有犁壁的铁铧西汉铁铧为耕犁破土的锋刃，犁壁是耕犁的翻土器。西汉时期耕作技术有很大发展，犁壁与铁铧组合，构成复合装置，能将耕起的士垡破碎和翻转，更适于耕翻土地和开沟作垄。大铁铧硕大沉重，与其配套的犁架必须加大加固，整架耕犁的重量也随之增大，通常需要两头或两头以上壮牛挽拉，用于开沟，也可用来窜垡、活地，是汉代铁器冶铸业和农业生产力提高的一种表现。

∷均输平准

汉代郡国要向朝廷贡献方物，但很多郡国因路途遥远，运费往往超过货物的价格，而且货物长途运输容易损坏变质；而有些贡物并非本地特产，需要从别的地方购买，又增加采运次数，遭受商人盘剥。武帝元鼎二年（前115），桑弘羊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均输法”。所谓“均输法”，就是在中央设置均输令，地方设均输官，专门负责均输事宜，即把征调贡物和官营商业结合起来，凡是各郡国应贡物品，一律改由当地出产、价格低的物品抵充，然后将该贡物运往需要的地区出售，“输者既便而官有利”。作为“均输法”的补充，桑弘羊又提出“平准法”，即：在京师设置平准官，进行官营商业管理，平抑物价，调剂供需，节制市场。在“盐铁论会议”上，桑弘羊坚持认为：上述措施扩大政府财源，是抗击匈奴、消除边患的强力保证，且有益于民生。均输平准，实际上是将富商大贾的致富术变为官营商业的生意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商品收购和转卖，有效调剂物资供应，控制市场。鎏金嵌琉璃乳钉纹壶在西汉青铜加工工艺中，以嵌琉璃的最为少见。此壶形制庄重典雅，为西汉极佳之作。栈车西汉拥有以长安为中心的全国范围的水陆交通网络。交通工具的制作技术也不断改进，种类日渐繁多，这辆栈车模型，是比较简陋的一种轻便小型马车。

∷算缗告缗

武帝还采取“算缗”和“告缗”等直接打击富商大贾的政策。元狩四年（前119），开始推行“算缗钱”，规定商人、兼营手工业的商人及高利贷者，必须向政府申报财产。每2000钱纳税一算，即120钱；自产自销的手工业品，每4000钱一算；轺车一车一算，商人拥有的轺车则加倍；船5丈以上一算。商人有资产而不申报或申报不实的，被罚戍边一年，财产予以没收。元鼎四年（前114），武帝又下令实行“告缗”，鼓励民间相互揭发违反“算缗”令的行为。如果情况查实，则将被告发者资产的一半奖励给告发者。由于“告缗”令的推行，政府没收了数以亿计的财产和成千上万的奴婢，没收的私有田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皆破”，受到沉重打击，而政府府库因而得以大大充实。洛惠渠龙首坝洛惠渠是在汉代龙首渠的基础上，由我国近代水利专家李仪祉于1933年开始兴建，直到本世纪50年代才建成通水的大型渠道。龙首渠大约建于汉武帝元朔到元狩年间（前128～前117），因在施工中掘出恐龙化石而得名。图为洛惠渠龙首坝。

第二章　汉通西域与丝绸之路

秦汉时代，中国与周边及域外各民族和国家进行广泛的交往。西域诸国为了自身的生存需要，向外进行民间贸易往来，实际上构成丝绸之路的雏形；而汉朝政府的对西域的开发及苦心经营，对丝绸之路的开通和畅顺至关重要。各国使节的频繁往来，随之而来的商旅、僧侣络绎不绝，终于实现了东、西方连接的梦想。中国、印度、希腊、罗马等独特而又各具特色的文明，在中西交通的中间地带——西域地区汇合、交融，从而缔造了举世瞩目的西域文明。

1.西汉初通西域

西域是见诸中国史籍的一个地理概念，泛指甘肃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历史上狭义的西域指今敦煌以西到新疆全部；广义的西域则可远至中亚、西亚、印度半岛、北非以及东欧部分地区。骑士猎鹿扣饰图中鹿作夺命狂奔状，骑士也作挥臂斥马急追状。见此画面，不禁也使观者产生紧张之感。驼虎咬斗纹铜牌两件纹饰相同，但一正一反，刚好配成一对饰牌。驼俯首咬住虎的腿，而虎则咬住驼的脖子。造型生动，富有情趣。

∷史前西域

汉代以前直至远古时期的新疆地区，基本没有确切系统的文献记载，故称“史前西域”。西域一带的地理环境特征分明：以天山为界，天山以北的地区属于温带干旱半荒漠和荒漠气候。冬长夏短，气温低寒，降水量稍多，气候也较湿润，利于森林和草场的生长发育，适合畜牧业的生产经营，当地居民多具有游牧民族的特点。天山以南地区属于暖温带极干旱荒漠气候。冬短夏长，气温高热，虽少雨干燥，但由于高山雪水消融，形成诸多河流，流量比较稳定，存在许多绿州，且日照时间长，热量丰富，很适合农作物生长，灌溉农业发达，当地居民多具有定居民族的特点。由于西域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因而人种成分复杂多样：既有欧洲人种，也有蒙古人种，同时还有欧洲人和蒙古人种的混杂型。从整体上看，欧洲人种占主要优势，且类型较多。西域地区的史前文化，既有显著的地域特色，又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呈现丰富多彩的面貌。玻璃谷纹璧西汉时外国制造玻璃的技术从西亚的两河流域经中亚传入甘肃，在平凉、天水等地就出土了战国时代的铅钡玻璃珠。这件玻璃谷纹璧，是汉代时流行的样式，表明汉王朝已经制作较大的玻璃器。三人缚牛铜扣饰

∷西域文明

西域独特的地理环境及其在丝绸贸易中的居停地位，使得西域文化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又因受诸如希腊、波斯等文化的影响，而呈现出荟萃、交融的特色。天山以北，是典型的游牧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国家，被称为“行国”，其中又以乌孙较为突出。乌孙极盛之时，是一个有10多万人口的骑马游牧部落，畜牧马、牛、骆驼、羊等，又以羊居多。“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简明概括了乌孙人的饮食起居。天山以南，则多且定居特色，这里的国家称为“城郭之国”。各个绿洲上的国家情况有所不同，或以畜牧为主，兼营农耕，如鄯善等，因为仰仗邻国粮食，故而也称为“寄田仰谷”；或以农耕为主兼有畜牧，如于阗等。它们所使用的语言文字也不尽相同。伴随着汉朝统治在西域的确立，绿洲诸国的文化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化。统治阶级上层或借用葱领以西的线形文字（如祛卢文等），但与汉朝交往时则使用汉字。佛教也缓慢传入西域地区，影响日渐扩大。

∷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像张骞（？～前114），西汉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人。曾两次出使西域，加强了中原和西域各民族的联系，促进了汉朝与中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敦煌壁画《张骞出使西域辞别汉武帝图》图中表现的是汉武帝带领群臣到长安郊外为出使西域的张骞送行的场景，持笏跪地辞行的是张骞。

武帝听说西迁的大月氏与匈奴有仇，为了寻找讨伐匈奴的同盟军，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建元二年（前139），张骞一行100余人从长安出发，但不久就被匈奴捕获，并押送到漠北的单于庭，扣留十多年。后逃离匈奴，继续西行。历尽辛苦，才辗转到大月氏。但大月氏人居地肥沃，安居乐业，不再考虑向匈奴复仇之事。张骞在大月氏逗留一年多，始终没有说服大月氏。然而，张骞带回的中原汉人闻所未闻而又丰富的西域知识，大大开拓了人们的视野。河西一役，汉军打通河西通道。在此形势下，张骞建议武帝与乌孙结盟，共同打击匈奴。元狩四年（前119），张骞再次奉命西行，企图招引乌孙东归。此时的乌孙，国家分裂，国王年老，既对汉朝缺乏了解，又惧怕匈奴，张骞再次未能如愿。但乌孙使者随张骞来到汉朝，“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从而开启两国交通往来。而张骞派遣出使大宛、大月氏、康居等国副使，几年后多与出使之国的使臣回到汉朝，“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张骞出使西域路线示意图

∷攻打大宛

大宛是位于费尔干纳盆地的西域小国，也是汉代西境的门户。张骞能够顺利出使，与大宛的帮助密不可分。但不久之后，匈奴控制大宛及西域诸国，大宛与汉政府的关系逐渐恶化。为了打破匈奴对西域诸国的控制和获得大宛所产“汗血”宝马，宣扬声威，汉武帝派遣使者带着丰厚的礼品出使大宛。汉朝的要求遭拒绝，使者遇害，财物也被抢劫。武帝盛怒，于太初元年（前104），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大宛。汉军长途跋涉，粮草缺乏，而西域诸小国又畏惧匈奴而坚守城池，不肯接应。汉军接连战败，人困马乏，损失严重。败归的汉军行至敦煌时，几乎全军覆没。武帝听到消息后，更为恼怒。他力排众议，调集兵士6万余人，并且组织强大的粮草运输队伍，于太初三年命令李广利率军再次西征大宛。汉军兵多人众，西域沿途诸小国不仅供给粮草，而且主动充当汉军的向导，行进得非常顺利。最终汉军包围大宛城，断绝其水源，而后攻破外城，俘获其将领。大宛贵人迫于形势，诛杀大宛王，归降汉朝。汉军挑选大宛良马，拥立亲汉的大宛贵人为大宛王，与大宛结盟而罢兵。鎏金飞马纹铜牌这对铜牌上的鎏金大部已经脱落，马生双翼，奋蹄前奔，造型生动。卧羊形金带饰在卧羊形带饰上，羊安详静卧，羊头明显凸起，纹饰精致优美。带饰背部原有铁质带扣。这是目前所见凸纹法工艺最早的实物。

2.经营西域

西域归属汉朝统治以后，汉军在这里驻扎屯田，设置机构，做好了长期留守的打算。到了两汉之际，由于政局的改变与动荡，中原对西域的保护变得无力，匈奴乘虚而入，于是有了东汉班超的再通西域。

∷西域都护府汉西域诸国图

张骞出使西域后，汉朝每年都要向西域派遣使团，以求建立外交和通商关系。但这些使团，或受到匈奴的侵扰，或遭受西域小国的劫持，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宣帝神爵二年（前60），为了加强对西域的控制，汉朝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作为汉朝管理西域的最高行政军事机构，以监护西域南、北两道的安全畅通。西域都护相当于内地郡守，下设副校尉、丞、司马等属吏，有统率的军队。郑吉是首任西域都护，他设立幕府，治所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以后成为常制。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西域正式归属中央政权，对于加强汉朝对西域的控制和军事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对西域屯田的顺利进行和过往商旅的正常往来。伴随中原王朝的治乱和国力的兴衰，西域或归附汉朝，或臣服于匈奴；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或紧或疏，甚至完全断绝。东汉时期，西域都护府或设或撤，最终为西域长史所取代。北庭故城遗址汉戊己校尉耿恭在此屯戍，唐时置北庭都护府，元设别失八里元帅府。它是屯田制度留下的历史见证。

∷西域屯田

汉武帝时，为了完成开通西域的大业，在西域地区驻军屯田。但最初的屯田规模较小，仅是为了解决驻军口粮和过往官吏的供给。昭帝时期，在轮台、渠犁地区展开大规模屯田。昭帝天凤四年（前77），汉王朝又应楼兰王的请求，派遣司马1人，吏士40人，屯田伊循（今米兰），中原的农业技术在南道得到推广。牛耕铁犁技术的传入，井渠的开凿，灌溉设施的发展，对于耕地面积有限且水利资源极少的绿洲诸国而言，无疑推动了农业生产大幅度提高。汉代的军事屯田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的，中原的密集型灌溉农业因之传到西域。由于农业经济水平的大幅增长，西域绿洲诸国在两汉时代出现了人口爆炸，居民数量平均增长数倍，如于阗人口，《汉书》所记为3300户，而《后汉书》所记则为32000户。不可否认，汉朝在西域的屯田主观上是为了解决驻防部队的给养，从而加强对西域诸国的有效控制；但从实际效果上对西域特别是南道绿洲诸国的农业发展，推动当地文明的历史进程，有着划时代的意义。鎏金镶玉饰这对金玉饰物，五瓣玉花巧妙地镶嵌于金属空隙之中，黄白等色交融映衬，视觉效果极好。白玉经过细腻雕琢，与金色花纹搭配和谐。

3.东汉复通西域

西域与中原的关系，在王莽时期中断，匈奴势力乘虚而入，重新控制西域。光武帝初年，西域诸国无法忍受匈奴的沉重赋敛，相继遣使要求内属，请求汉朝派遣都护。刘秀考虑到天下初定，无暇西顾，予以拒绝。明帝时，汉朝政局安定，经济有所发展，反击匈奴、恢复中央政府在西域的统治已成为可能。毂纹玉璧玉璧是古代王公贵族用以祭祀天地、祖先的礼器，还用作佩玉用。此璧玉料呈青色，璧身布满突起的乳钉纹，两侧及顶部镂雕龙、螭，做工极为精美，是汉代玉璧的精品。

∷班超再通西域立马此马作站立状，张口露齿，翘鼻，巨目微凸，竖耳直立，腰圆体壮，四肢矫健，造型雄健威武。口、鼻、眼表现手法夸张，生动地表现了马的嘶鸣之状和充沛的生命力。

永平十六年（73），班超投笔从戎，跟随窦固出击匈奴，建立战功，崭露头角，受窦固器重，因此被派遣出使西域南道诸国，以争取他们与汉军联合，共同抗击匈奴。班超一行走南道，至鄯善。他因时行事，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豪迈气魄斩杀匈奴使者，安抚鄯善，威震于阗，靖定疏勒。明帝去世，汉朝尽撤西域屯兵，班超决定率部返回中原。疏勒等国害怕匈奴卷土重来，苦苦请求班超留驻西域，于阗王甚至抱住马腿，说：“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班超因而决定留驻西域。他在南道一带历尽艰险，苦心经营，使南道保持畅通。和帝之时，班超击败月氏，讨伐焉耆，使焉耆降服汉朝，重新开通北道，“于是西域五十余国皆纳质内属焉”。班超在西域的军事外交实践，使这一地区和中原的联系空前密切，也为东西文化交流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班超再通并经营西域之功，其意义决不亚于张骞初通西域之举。

∷耿恭坚守疏勒城玉辟邪青白色玉料圆雕而成。辟邪昂首挺胸，双眼前视，张口露齿，头两侧有耳，顶有独角，颌下长须垂于胸前，长尾蜷曲垂于地，前足生有肉翅，作半卧半起状。圆润流畅的线条，白色的玉料和原有的紫红色玉皮，增加了玉辟邪的光彩。俑像与墓葬制度联系紧密的俑像，是两汉时期雕塑艺术中的重要门类，汉代俑像种类众多，数量大的是陶俑，另外还有金属铸造的铜俑，和不同材料制成的玉俑、石俑、木俑等。西汉早期俑像，多沿袭秦俑的风格，造型比较呆板。渐至东汉，人物形象转为侍从乐舞和农牧耕作的农夫部曲，俑像的艺术造型也从呆板变为活泼生动。汉代尤其是东汉俑像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面貌，俑像朴拙的风格，奔放的气势构成它独特的艺术魅力。

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汉军将领耿恭与窦固等攻破车师，任戊己校尉，屯驻金蒲城（今新疆奇台北）。他与西域都护陈睦共同抚定西域。次年，明帝去世，焉耆以为汉朝大丧，便乘机攻杀西域都护陈睦。当时，北匈奴进攻车师，耿恭派遣300士兵救援，但被匈奴人击溃。救兵不到，车师投降匈奴，并与匈奴合兵围攻金蒲城。耿恭兵将虽少，但坚守城池，斗志顽强。后来，耿恭移守距离水源较近的疏勒城。匈奴兵再次进攻，切断城中水源。他率士卒在城中掘井，深至15丈仍不见水，兵士口干以致榨挤马粪汁解渴。城中粮草用尽，汉军将士饥饿，甚至煮铠甲弓弩上的筋革充饥。士卒誓同生死，终无二心。相传正当匈奴人得意之时，井水如泉涌出，守城汉军故意扬水给匈奴兵看，匈奴以为汉军有天神相助，退兵而去。耿恭的求救文书到达长安后，司徒鲍昱力排众议，陈述利害，于是章帝决定派兵救援耿恭，迎回戊己校尉。他的旧部将范羌率兵2000，雪地行军，历尽艰险，才与耿恭会合。紧接着，他们撤出疏勒城，踏上返归故土的路程，边战边退。兵士饱受饥寒，等到返回玉门关之时，只剩下13人，衣衫褴褛，形容枯槁。蓝琉璃碗这只碗是迄今中国出土最早的罗马玻璃器皿。它模制而成，内壁呈深蓝紫色，外壁及口沿经过打磨，很像公元前1世纪地中海南岸的罗马玻璃中心的产品。

∷甘英出使大秦

永元九年（97），西域都护班超派遣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的东部地区。甘英抵达条支海滨（今波斯湾），当他准备乘船渡海时，安息西界的船人告诉他航海的艰辛与威胁，“数有死亡者”，甘英踌躇不前，放弃原先的计划，无功而返。即便如此，此行“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加深了汉人对沿途各地的情况了解，也开阔了汉人的视野。永元十二年（100），一个罗马商人使团到达洛阳，惊动了宫廷。这是中国与欧洲有据可寻的首次交往。范晔的《后汉书》与古罗马推罗城作家马林《地理学导论》都记录了这次神秘的中国之行。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派遣使者从海路辗转来到洛阳，敬献象牙、犀角等礼物，中西才开始了有明确历史纪年的官方交往。

4.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开通，并不是一人一时之力的结果，而是各民族长久以来不断交往的必然。作为中西文明交通的大动脉，丝绸之路在当时及此后的千余年间，一直发挥着无以替代的重要作用，是中西友好交往的历史象征。商旅图此幅壁画见于敦煌莫高窟第296窟，表现的是商旅在干旱的丝绸之路上到达驿站水井时的活跃场景，反映了丝绸古道上东西交往的风貌。

∷命名由来

19世纪后期，德国地理学家李西霍芬第一次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通向西方的贸易通道，从今天的西安出发，经新疆分南北两路，越过葱岭，到达中亚、西亚各国，再由这些国家转道至欧州。其实，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向外输出的物品远不止丝绸一宗，但以丝绸最为有名。从公元前2世纪起以后的千余年间，中国的丝绸通过大宛，源源不断地经由这条商路远销地中海世界，成为国际市场上闻名遐尔的畅销商品，此路故而得名。早在张骞通西域前，西域绿洲诸国为了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必须谋求各个绿洲之间的合作，互通有无，无形中沟通了绿洲之间的交通路线，形成相对稳定的商道，奠定了丝绸之路的雏形。张骞通西域，使绿洲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东西方间的联系又借汉朝的政治力量进一步加强，使丝绸之路得到实质性开发。东西方彼此间物质、技术、文化的互相需要，是丝绸之路得以开通的根本性原因。各国商旅的贸易往来，使节的频繁交通，都对丝绸之路的实质性进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帕米尔高原帕米尔高原古称葱岭，是西域之路上的险峻要地。张骞及唐代的玄奘、元代的马可·波罗都曾在此留下足迹。

∷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沟通了东西方的贸易往来。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及其他手工艺品输入西方；中亚和西亚的一些植物品种，如葡萄、苜蓿、石榴、胡桃等，盛产于康居等国皮毛，月氏、安息、大秦的毛织品及各种珍奇异兽，如琉璃、琥珀等也输入中国。精通天文、农业、水利、冶金的各种技术人才移居西域地区，对于推动当地生产技术和科学进步，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西域地区的具有波斯、印度风格的乐舞、美术、生活用品，如胡坐（靠椅）、胡床（折叠椅）等，一时间也引起都城皇室、贵胄、官僚的竞相效仿，风行一时。西域南北两道城郭诸国在丝路贸易中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丝绸之路的开通，也使得欧亚大陆的主要文明频繁接触，交流持续不断，而西域则成为各个文明交汇融合之地。汉代，不仅有陆路丝绸之路的开放，几乎同时也有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东南沿海擅长航海的百越民族，沿着大陆边缘的海岸，经过长途航行，到达东西方海上交通的汇聚地南印度洋海岸，进行各种物品主要是奢侈品的交易。随着历史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丝绸之路路线图

∷佛教东传驮队这是一幅刻在野外岩石上的岩画，作者已不可考。石上有两匹骆驼清晰可辨，背上驮有货物；中间有一赶驮人，似乎正在呼喝引导驮队，他身后一犬正在奔走于驮队之间。

两汉之际，产生于印度的佛教辗转传入中国。相传东汉永平年间，明帝梦见一位神人，身上发出金色霞光，在朝殿中现身，而后又向西飞去。明帝询问群臣，一位官员解释说：“天竺国有得道高僧‘佛’，可在天空飞行，身有神光。皇上所见的，可能就是‘佛’。”明帝于是派遣中郎蔡、羽林郎秦景等12人前往西域求佛法，在大月氏抄写佛经。或说永平十年（67），蔡等人于大月氏遇见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人，并得到佛像经卷，因而用白马驮回洛阳。为了接待天竺客人，明帝令人仿照天竺园精舍，特为他们建立住所，是为白马寺。据说，他们在寺中翻译佛经《四十二章经》—中国最早的汉译佛经。江苏连云港东汉佛教摩崖造像的发现，则证明佛教也可能是从海路传入。佛教传入内地后，最早的信奉者多是王公贵族，如楚王刘英等。佛教东传，佛经的翻译成为当务之急。只有把梵文、西域文佛经译成汉文，实现天竺智慧形式的汉化转换，才能推动佛教的传播。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安息僧人安世高到达洛阳。在此后的20多年间，他翻译佛经30余部。佛经的翻译，极大地推动了佛教的传播，到了桓帝、灵帝时期，“佛学在我国成为道法一大家”。献帝初平四年（193），丹阳人笮融建造佛祠，铸造佛像，广招信徒，这是史籍中关于佛教造像立寺的最早记载。白马寺大佛殿白马寺位于今河南洛阳老城东13公里处，北依邙山，南临洛水，主要建筑有山门、天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接引殿和毗卢殿等，山门左右各有一对石马、石狮。白马寺中的佛像白马寺的佛像被安置于白马寺第三重大雄宝殿中。殿中间巨大的木雕贴金双层佛龛下为“三世佛像”，两边站立着的是韦驮、韦力两位天将。佛像栩栩如生，制作精细传神，线条流畅自然。这些佛像与佛龛虽然年代久远，色彩斑驳，但制作上的超群绝伦之处依然一目了然。

第三章　汉与匈奴的战和

两汉时代，帝国周边的少数民族不断向中原地区发展。汉朝中央政府基于实力的强弱，或采取和亲政策；或采用军事手段，积极拓展疆域，加强对民族地区的控制，力求实现国家的“大一统”。战争与和平并存，交流与融合共生，从而形成了中国文明的显著特征—多民族、多样化的统一局面。在众多的民族中，匈奴与秦汉王朝的对抗最为激烈，引发的战争竟绵延数百年之久。

1.匈奴概说

匈奴具有悠久的历史，是过着“逐水草而居”生活的游牧民族。匈奴人吃苦耐劳、骁勇善战。“单于天降”瓦当“单于天降”一词体现了单于对天的崇拜。“单于天降”瓦当，在阴山南麓出土，是呼韩邪单于入塞归汉后在塞内居住的馆驿的建筑构件。

∷匈奴的历史溯源和政权结构

匈奴作为中国北方一支强大的民族，始见于《史记·匈奴列传》，是匈奴对本族人的自称，例如匈奴首领单于曾派遣使者致书汉文帝，书中有“天所立大匈奴单于，敬问皇帝无恙”等语。匈奴人又自称为“胡”，《汉书》曾记载匈奴单于致书汉武帝，书中有“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的话语。因为匈奴人自称为胡，所以，临近各族也称其为“胡”。秦汉时期，“胡”为匈奴的专称，“匈奴”可能为“胡”的转音。匈奴古墓壁画杂技，可以说是中国自古即有的娱乐项目。自汉以来，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原许多新的表演形式，这些形式被融合进中原地区的传统技艺，形成了多姿多彩、风格各异的杂技艺术。匈奴人狩猎岩画这幅岩画发现于阴山西段的狼山中。在这幅狩猎图中，两人正操弓射一匹野马，旁边还画有协助的人，应是准备捉野马的。

匈奴政权结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军制与政制的结合，是游牧性质的军事政权。单于是部落联盟的最高首脑，总揽军政及外交大权，由左、右骨都侯辅政。诸大臣由贵族担任，世代相袭为官。左、右贤王是匈奴政权在地方上的最高长官。因为匈奴尚左，所以左贤王是单于的继承人，经常让太子担任。左、右贤王之下有左、右谷蠡王和左、右大将等，他们既是部族首领，也是军事将领。部族首领之下，又有千长（千骑长）、百长（百骑长）、什长等中下级带兵长官，分领数量不等的骑兵，指挥作战。匈奴最强盛的时候，军队由二十四部族组成，各部族的兵力，多者万人，少则千骑，总计有骑兵30万。这种军事编制使匈奴兵民合一，聚结大量人马，随时可以举国出征。其对外掠夺和压迫邻近各族，统治被征服地区；对内则保护贵族的私有财产，维护社会秩序。匈奴铜棍豆这是匈奴人用为执法兵器的权杖，到南匈奴建庭于西河之美稷（今准格尔旗）后，匈奴贵族集中于鄂尔多斯高原，故此地出土此类器物也较多。这种棍棒头在后代发展成兵器中的“骨朵”。

∷匈奴的社会生活

匈奴人“随畜牧而转移”，过着游牧生活。为求得丰盛的水草，匈奴族随着畜群四处迁徙，居无定所。其衣食住行，大多也仰给于畜牧及相关产品。匈奴族的食物，以畜肉、乳浆和奶酪为主。他们以皮、革、裘等为衣，以毡毯为帐幕住处，其它物品，如铠甲等，也多用皮革制成。除畜牧业外，狩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也占一席之地；也有一小部分匈奴人从事农业，生产粮食。匈奴人这种以游牧业为主的经济，对自然环境有较强的依赖。如果遇到大的自然灾害，往往畜死人亡。这也决定了匈奴人长期游徙不定，力量时强时弱，部族“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匈奴人在战国中晚期进入铁器时代，掌握冶铁技术，生产铁制工具，冶铁业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有相当规模的手工业部门。从出土刀、剑与汉式刀剑相似性来看，匈奴是从中原地区那里接受了铁器文化。匈奴人非常重视与汉人互通“关市”，交换有无，以满足自身生产和生活需要。带链双鹿纹铜牌铜牌带链全长15.5厘米，双鹿作交配状，反映了匈奴民族的生育崇拜。生育崇拜是早期社会的普遍现象，目的是祈求人丁兴旺，子孙繁衍。

∷匈奴的艺术、信仰及习俗红绿釉桃都树

根据文献记载，匈奴人只有本民族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文字，即“毋文书，以语言为约束”。匈奴人流行的乐器是胡笳，诚如《胡笳十八拍》中所言，“胡笳本自出胡中”。后来，胡笳传入中原地区，深受汉人喜爱。匈奴人的艺术，在题材上反映了他们的游牧和狩猎生活，例如出土的匈奴物品中，纹饰多以草原常见的动物为主题图案，或鹿纹，或马型等等。匈奴人相信死后灵魂不灭，对于一些无法解释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都认为是鬼神在起作用。其祭祀天、地、日、月，系自然崇拜，是为了求得天地、祖先、鬼神的护佑，避祸祈福。他们尚“左衽”，多“披发”。一夫多妻的现象在匈奴贵族中很普遍，而收继婚即所谓的“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的习俗也还保留着。

2.和与战

因为气候条件的变化和对中原财富的觊觎，匈奴向南迁移，侵扰汉朝的控制区域；汉为了保护农业文明区域，进而实现天下一统，也积极向周边地区扩张。双方战争与和平并存，交流与融合共生。“汉匈奴粟借温禺”铜印这是汉朝颁给南匈奴温禺的印信。

∷匈奴崛起

秦末之际，群雄逐鹿，争斗不已。此时此刻，长城以北的匈奴，也出现了王位更替。冒顿原是单于头曼指定的王位继承人，但后来头曼单于又有子嗣，所以想废掉冒顿，立少子为继承人。于是头曼单于便送冒顿到大月氏作人质，紧接着发兵攻打月氏，想激怒月氏，杀掉冒顿。冒顿在紧急关头逃归匈奴，头曼单于见他身材强壮，杀了可惜，于是就任命他为万骑将领。冒顿当上万骑将领后，平时练兵，便以鸣镝为号令，规定“鸣镝所射，不射者斩之”。他鸣镝射自己的马，将不服从命令的将士统统斩杀；后来他又鸣镝射自己最宠爱的妃子，又将不服从命令的将士全部杀掉。这样，没有人敢不听从号令、不服从指挥了。秦二世元年（前209），冒顿在跟随父亲头曼单于狩猎的时候，忽然鸣镝射向头曼单于，众将士不敢抗命，头曼单于顿时被乱箭射死，冒顿遂自立为单于。他率众东征西伐，灭东胡，驱月氏，降服楼烦等部，控制河西、西域诸国，并占领河套地区，建立了一个东自辽东，西逾葱岭，北达贝加尔湖，南抵长城的强大草原汗国。

∷白登之围汉武帝茂陵旁的霍去病墓霍去病，西汉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他是武帝卫皇后的姐姐少儿和霍仲孺的非婚生子，其舅父卫青是抗击匈奴的名将。元朔六年（前123），年仅18岁的霍去病以校尉的身份，跟随卫青出征。他率领800骑兵长途奔袭，斩获匈奴2000余人，战功冠于全军，被汉武帝封为冠军侯。在元狩二年（前121），元狩四年（前119）与匈奴军的战斗中，霍去病显露出杰出的军事才能，共斩俘匈奴10万余人。元狩六年（前117），年仅24岁的霍去病猝然去世。武帝十分痛惜，在自己将来的陵墓茂陵旁边为他修建了一座状如祁连山的坟墓，用以表彰他抗击匈奴的卓著功绩。李广像李广（？～前119），西汉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北）人。他前后与匈奴多次作战，以骁勇善骑射著称，被称为“飞将军”。李广一生美名远扬，威震匈奴，但汉武帝始终未给他封侯，因此唐代王勃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诗句。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刻石

汉朝初年，强盛的匈奴不断攻扰汉朝北方郡县，掠夺人口和财物。汉高祖七年（前200），刘邦借着平定投降匈奴的韩王信叛乱的余威，亲率大军征伐匈奴。当时，刘邦听说冒顿在代谷（今山西代县雁门山北）驻扎，想乘胜进军，于是先派人侦察匈奴虚实。冒顿单于将精锐士兵、肥牛壮马隐藏起来，以老弱病残之人和少量牲畜为诱饵。刘邦不听谋臣劝说，刚愎自用，贸然脱离主力率军前行，结果被匈奴40万精锐骑兵围困于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达7天之久。后来，刘邦听从陈平计策，用重金贿赂冒顿的阏氏（相当于皇后），才得以脱身，至平城与汉军会合。经此一役，刘邦认识到还没有实力可抗击匈奴，只能忍辱含垢，等待时机。他采用娄敬的建议，与匈奴和亲，把宗室之女当公主嫁给匈奴单于，每年馈赠大量的丝织品、酒食给匈奴，并与匈奴互通关市，以减少其侵扰。但“和亲”政策的作用不大，匈奴仍是不断侵扰，有时烽火警报竟逼近首都长安城。

∷马邑之谋苏武牧羊图苏武（？～前60），西汉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武帝天汉元年（前100），受命出使匈奴，结果被扣留，流放到荒凉的北海（今贝加尔湖），以牧羊为生。苏武前后19年秉持汉节，坚不投降，到昭帝始元六年（前81）才得以回到长安。此画取材于苏武牧羊的历史故事，图中苏武胡须花白，面容憔悴，但严重透露出不辱使命的坚定信念。

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修养生息，汉朝国家实力大大增强。没有天灾人祸时，百姓家给人足，官府仓廪充实。同时，由于诸侯国势力的削弱和中央集权的加强，使得汉政府能够有余力对外反击匈奴。汉武帝即位几年后，认为再也不能执行屈辱的和亲政策，必须以武力对付匈奴，才能一劳永逸的解除北部边患，求得边境的安定。元光二年（前133），汉军于马邑（今山西朔州）附近设下埋伏，企图一举歼灭入侵匈奴。匈奴人发觉汉军计谋，中途撤退，汉军无功而返。自此，汉朝与匈奴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在汉军与匈奴作战的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卓越的军事将领，如“飞将军”李广、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等等。他们精忠报国，留名青史，广为后人所传颂。

∷昭君出塞昭君塑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现有昭君纪念馆，这是纪念馆前的昭君石雕像。“单于和亲”瓦当西汉王朝不能与压制匈奴之患时，往往采取和亲的笼络羁縻政策。汉朝初期的高祖、文帝都曾采取与匈奴和亲的政策，和亲之事以元帝时宫女王昭君远嫁匈奴最为有名。这件瓦当是西汉与匈奴和亲的实物反映。

王嫱，字昭君，南郡秭归人（今湖北秭归）。元帝时，昭君以良家女选入宫中。相传入宫后女子，很少能见到皇帝，而由画师画出她们的相貌，备皇帝挑选，所以宫女都竞相贿赂画师，让他把自己画得漂亮一些。昭君不肯行贿，画师竟生报复心理，不如实画出昭君的本来容貌。昭君因而迟迟不受赏识，未曾见过皇帝一面。竟宁元年（前33），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请求和亲。宫女们都不愿背井离乡，远嫁匈奴。昭君前思后想，决定嫁给单于。单于见昭君年轻貌美，楚楚动人，心里欢喜无限。昭君在汉朝和匈奴官员的护送下离开长安，冒着刺骨寒风和扑面风沙，千里迢迢，出塞和亲，做了呼韩邪单于的“宁胡”阏氏。汉朝为了庆祝汉匈和亲，将这一年的年号改为“竟宁”，取边境安宁的意思。昭君出塞，极大地推动了汉文化在匈奴的传播；此后匈奴与汉在很长时期内维持和好相处的局面，汉朝边境得以安定，以至于“三世无犬吠之声，庶黎无干戈之役”。昭君墓昭君墓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南部，大黑河之滨。这一带地势平坦，墓身巍然矗立，远望墓表黛色朦朦，“若泼浓墨”，因而又有“青冢”之名。

3.匈奴西迁

匈奴在汉王朝联合其他民族的打击下，处境日蹙。到了东汉，内部又发生分裂，出现南、北匈奴二部。南匈奴归附汉朝，北匈奴在汉朝强大军事压力下，向西迁徙，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消失。汉朝的弩机安徽舒城出土，弩机上有刻度线，可作瞄准器。

∷第一次分裂

自第三次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结束后，武帝适时调整国防战略，不再大规模出击，而是在保持军事压力的态势下，采取稳守边塞、和战结合的方针：在经济上封锁困窘匈奴，在外交上尽可能的孤立匈奴，在政治上则拉拢分化匈奴。双方在西域激烈争夺，展开较量；而西域门户楼兰、车师等地，是双方争夺的关键。汉与匈奴曾数次交战，互有胜负。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汉朝大军与乌孙军队联合夹击匈奴。汉军虽然无功而返，但乌孙获得胜利。恼羞成怒的匈奴不顾一切，在当年冬发兵征讨乌孙。乌孙坚壁清野，避而不战。匈奴求战不得，求和不能，又遭遇雪灾，匈奴军队饥寒交迫，人畜死亡严重。乌孙趁机联合丁零、乌桓，而汉军也及时出兵助战，对匈奴形成包围之势。匈奴遭此打击，人员死亡严重，牲畜损失竟过半，国力大衰。随着部族的衰落，匈奴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为争夺单于之位内讧不断，相互厮杀。西汉五凤元年（前57），匈奴终于分裂为东、西两部。匈奴分裂之后，东匈奴在呼韩邪单于的率领下，归附汉朝，向南迁徙至长城一带，汉政府对之优待有加。

∷第二次分裂鸡鹿塞遗址东汉军击北匈奴的出发地，在今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磴口境。

王莽当政，对匈奴实行错误的贬抑政策，汉朝与匈奴关系恶化。两汉交替之际，匈奴侵扰频繁，并且勾结、支持中原的一些地方割据势力，又一次成为汉王朝的严重威胁。东汉初建，经济破坏严重，对匈奴只能采取守势。当时由于匈奴也遭受连年旱蝗灾害，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亡大半；又由于匈奴贵族内部争权夺利，内讧不断；同时匈奴面临东方乌桓势力的逼迫。单于蒲奴害怕汉朝乘其疲敝而出兵进攻，在建武二十二年（46），命令日逐王比遣使至渔阳郡（今北京密云西南）请求和亲，企图缓和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比暗中派人奉匈奴地图到河西太守那里，请求内附。结果事情泄露，比于是率其所统辖的南边部众四五千人投奔汉朝。建武二十四年（48），匈奴南边八部大人商议，拥立比为呼韩邪单于，遣使至五原塞（今内蒙古河套北），向东汉王朝表示“愿永为藩蔽，御北虏”。汉廷正苦于应付匈奴连年之侵扰，接受了他的请求。同年冬，比自称呼韩邪单于，匈奴于是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边境得以安定，而原来内徙的边郡居民多陆续返回。南匈奴人入塞居住，缓慢内迁，与汉人杂居，逐步向定居和农耕生活过渡。双羊铜饰

1967年河北省张家口市出口，南匈奴车饰。东汉初年，匈奴族分裂为南、北两部。北匈奴雄踞大漠，不时骚扰东汉边境，后在东汉军队的强大攻势下西迁。南匈奴则与汉朝和解，南迁入居边郡，成为汉帝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并逐渐与汉族融合。“汉并天下”瓦当“汉并天下”瓦当是汉高祖刘邦为纪念战胜项羽，统一天下、建立汉朝而作。汉代宫廷、官署使用的这种建筑瓦当，多刻写有文字，并形成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瓦当文。

∷燕然勒石

东汉和帝年幼即位，窦太后临朝听政，窦氏家族势力膨胀。窦宪凭借外戚辅政之机，仗势欺人，诛杀无辜。罪行被人揭露后，窦宪害怕被太后处置，故上书请求出击北匈奴以赎罪过。当时，北匈奴大乱，又遭遇干旱、蝗灾，部众、牲畜死亡严重。南匈奴也想乘机吞并北匈奴，上书请求汉朝出兵助战，窦太后遂决定讨伐北匈奴。永元元年（89），窦宪、耿秉率兵出征，会合南匈奴，与北匈奴战于稽落山，大败匈奴，斩首众多，俘获牲畜百万余头，北匈奴归降者约20余万人。窦宪与耿秉出塞3000余里，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令班固写铭，刻石颂功而返。次年，汉军又击败伊吾地区的匈奴。窦宪想乘北匈奴衰落之机，一举歼灭之，于永元三年（91）派军出居延塞，围击北匈奴单于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终于彻底击溃北匈奴。自此之后，北匈奴余部或降附汉朝，或归附鲜卑，其余大部则离开故地而走上西迁路程。延续数百年的汉、匈战争至此基本结束。

∷匈奴西迁

北匈奴大败之后，北单于逃亡，不知所终。西迁的匈奴人，历经厮杀血战，先到达西域地区，后又迁往中亚、西欧。大约从公元4世纪中后期起，匈奴人开始出现在欧洲大地上，时间是公元374年。罗马史学家阿密阿那斯的《历史》，是最早记录匈奴人的西方史学著作。他说：匈人从顿河以东向阿兰人展开进攻，遭遇坚强抵抗，双方激战于顿河之上。阿兰人以战车为主力，但敌不过勇敢善战的匈人骑兵，结果大败，国王被杀，民众降服。阿兰人被征服的消息传到东欧国家和罗马，这是它们第一次听到“匈人”这个名称，对其骤然来临感到陌生和恐慌，对匈人掠夺破坏的行为更是心惊胆战。匈人占领匈牙利平原后，逐渐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匈奴帝国，特别是在匈奴王阿提拉时代，积极向外扩张，席卷欧洲大部。直到18世纪后期，法国学者才根据中国的历史记载，指出“匈人”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匈奴”。直到今天，大多数匈牙利人还认为自己是匈奴人的后裔。匈奴西迁，由此引起欧洲持久的“民族大迁徙”，也加速了东、西罗马帝国的衰落与灭亡，改写了欧洲历史的进程。北匈奴西迁及南匈奴入塞路线图

第四章　经济与社会生活

汉朝是传统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传统经济政策确立的时期。重农抑商政策的实行，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工商业的发展虽因之受制，但由于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也出现了繁荣。经济重心，逐渐由“山东”向“山西”移动；江南的开发，是推动经济重心转移的重要条件。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的日渐兴盛，对东汉中后期的历史产生深远影响。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百姓生活相对安定，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民俗生活的丰富兴盛。

1.经济要说

汉朝各地的经济发展不是齐头并进的。西汉时期关中是最为发达的地区，到了东汉，关东稳步发展，有超越关中之势。而江南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成为物产丰饶之地。

∷生态环境的改变十五连盏灯此灯由3只双身虎各口衔一圆环支撑灯座，灯座中间插由15盏高低错落圆形灯盘组成的灯体，灯柱可拆为8节。8只嬉戏小猴，2只啼鸣小鸟穿插其间，底座上立两人在抛食戏猴，灯信上有一盘龙。

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的载体之一。气候变化与人为因素，对生态环境的变化影响最为巨大。秦汉时代，气候是比较温和的，两汉之际，发生了由暖向寒的转变。气候变化，对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中国而言影响重大。关中地区，西汉时曾种植适宜“暑湿”气候条件的稻米，后来种植不择地力、易于生长，足以防备灾荒的大豆；黄河流域的主要食粮，起先是大豆和粟并重，后来大豆则有逐步成为主要粮食的趋势；移民方向发生由西北向东南的转变，出现中原人向江南地区移民热潮——这些转变，恰恰是以气候由温湿向干冷的转化为背景的。王景治理黄河后，黄河长期安流，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气候转为干燥寒冷，河水流量相对减少，水患减轻。人为因素对北方环境的变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黄河最初并不以“黄”相称，至西汉初年才有“黄河”名称，这是与森林砍伐、过量开荒等密切相关的。泥沙流量增多，不仅造成严重水患，而且使北方诸多的湖泊淤积堙涸、消失。移民实边，屯田耕种，使得原先植被遭到破坏，与蒙古地区沙漠地区的形成是有直接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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