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亚瑟·克里斯托弗·本森著,佘卓恒译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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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旅试读：
序 言
1那天，我在卡姆河边散步。这是一条涓涓细流，喜爱狂野和浪漫风景的人是看不上这里的；可在一些男人的眼里，这条河真是太美了，它并不比那些著名的河流差多少。它更像是一条运河，河道较直，缓缓流淌的河水显得是那么的从容——很适合八人的赛艇在这里进行比赛！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而且，无论是出于对以往岁月的记忆，还是出于对宁静本身的喜爱，我的灵魂甚至愿意在这里漫步行走，正如诗人勃朗宁所说，“只要我们的爱还在”。我从城市里的喧嚣中逃了出来，绕过纷乱的郊区，远远躲开高高的、喷着烟雾的烟囱，从发出叮当响声的铁道桥下穿过；一片美景便尽收眼底：广阔的牧场遍布在卡姆河两岸，几排垂垂古柳镶嵌在其中，多节的树干支撑着丛生的柳枝。河的对岸，靠近岸边的垄上坐落着迷人的芬迪顿村庄，村子里有古老的教堂和教区牧师的宅邸，还有一条随意修建的街道，建有红色山形墙的小礼堂则俯视着村庄的谷仓和草垛。沿路而上，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垂柳。在高高的柳树丛中的后边有一座古老的谷仓，被称作杨厅；杨厅旁建有一道小水坝，顺坝而下的溪流穿过一道木制的黑色水闸，发出悦耳的哗哗声；不远处的一栋房子是中世纪时期伊里城的主教隐居的地方。当然，主教是坐着小船来到这里，在骄阳炙烤着平原大地的时候，躲在这里静静地住上几个星期，过着惬意舒适的乡间生活；溪流的下游有一个小村庄，名字叫霍宁西村。在果园和茅草屋之间是一座带有垛墙的教堂和废弃的码头——这个地方与我去过的一些古老的小村庄一样，仿佛让人回到了久远的年代。顺流而下，你会立刻看到漫无边际的沼泽地，连绵数英里，向四处伸展开来；从翠绿的防洪坝高处你可以看见一眼望不到头的河道及远处数十英里外的一片片树林，也许还能看到高耸的伊里塔矗立在地平线上，塔尖之上是蔚蓝的广阔天空。如此开阔的景色，如此葱郁茂盛的田野，如此寂静的村庄，如果说连这儿都算不上是一个美丽的地方，那我就不知道什么是美了！史学家称之为事件之类的事情从未在这里发生过。这个地方会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人们从前古老的生活方式，所不同的只是从前的环礁湖、苇塘、小岛、沼泽地变成了现在宁静的麦田和牧场。除了做生意的小商小贩，几乎没有人来到这里，军队也不曾在这里集结，更没有战争的硝烟炮火。日落时分，火红色的夕阳慢慢隐落到远处的地平线下去了；野鸭掠过水面，在水洼地里栖息，鲜花一年又一年盛开在河道两岸；这个地方宁静而神秘的气氛你可以看得到，也可以留在记忆中，而这种心灵在此祥和、时间在此静止的感觉却是你永远无法言表的。2
来，我们再讲另一个不同场景共同体会一下。
一两个星期前，我一路向北乘火车旅行。在经过的许多车站里到处都是军人，车厢里挤满了士兵，他们看上去非常健康、快乐。他们的友好和善良深深地打动了我；他们彬彬有礼，待人谦恭；他们的行为举止更让人觉得他们只是普通的旅客，而不像我以为的那样：这是一群正准备奔赴前线的、行将面对死亡威胁的士兵。他们生怕给其他乘客添麻烦。他们和蔼可亲地照顾和帮助着其他旅客，搀扶年老体弱的妇女下车，再把包裹递给她；给孩子们巧克力吃，或者和旅客们的聊天。在某个停靠站，一位自豪却又焦虑的父亲强忍泪水为即将奔赴前线的儿子送行。我想，这位父亲本人很可能就是一个老兵吧；而年轻的中尉却显得非常兴奋，一脸快活的表情，亲切地喊着“爸爸”，他在尽可能让自己的父亲振作起精神来。我深为我们的战士感到骄傲，他们是那样纯朴、真诚、善良。我为国家能培育出这么好的战士备感欣慰，几乎忘了他们是即将要投身于残酷的战火里的人。当火车在另一个车站停下来的时候，我看到一伙奇怪的人里面有个年轻的军官，他显然是受了伤，一条腿打上了夹板，脑袋上缠着绷带。他坐在长椅上，两个强壮的士兵紧挨着坐在他的两边。为了让受伤的军官感到些许的安慰，两个士兵的脸上强装出愉快的表情，分别握着军官的左手和右手。一开始我看得并不清楚，因为军官面前还站着另一个士兵，他正在给军官打气，与此同时还用身子挡开过往的人们。等这个士兵走开后，那个年轻的军官抬起了头，我看到了一张憔悴低落的脸庞。他因疼痛而皱起眉头，那充满忧郁的大眼睛里显得失魂落魄，四下里惊恐地张望着。突然，他开始用力地跺地板，并试图从战友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却终因无力而瘫坐在椅子上，愤怒而又绝望地把脑袋埋在胸前。这个悲戚的场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就在火车要开动的时候，一个军官走进我的车厢。落座后，这个军官对我说：“你刚才看到的是令人悲哀的一幕——那个年轻的军官曾是我们最好的战友，被德国人俘虏了；他逃了出来，一路上不知吃了多少苦才回到我们队伍当中。我们把他送进了医院；但是恐惧和焦虑令他几乎崩溃。人们担心他已经变得精神失常，没有恢复的希望了——有关部门正在送他去疗养院，不过我看他很难有机会康复；他不仅腿受了伤，而且头部也受了伤。他曾经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却因战争改变了命运，而且不久前刚刚与一位迷人的姑娘订婚……”3
这个画面让我们不得不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的生活现实，这样的现实完全不同于沼泽地的故事。我不打算对此进行争辩或者讨论，因为顺着线索回到现实生活，你就会无助地陷入一系列可怕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该如何应对生活中出现的灾难，尤其是那些令人极其痛苦、难以忍受的毁灭性的灾难；如何应对现实中的各种冲突和争斗，尤其是那些让所有受牵连的人感到畏惧、唯恐躲之不及、令人厌恶的争斗，因为这样的争斗只能带来许许多多不幸的悲剧。然而，残酷的灾难或者冲突总是不可避免地发生。没有人希望发生战争；所有发动战争的人无一例外都能为自己找到借口，说他们这是为了自卫而在战斗，并坚持声称他们为和平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是，巨大的命运之磨在转动，磨出死亡、耻辱和毁灭。每一个渴望和平的人，还有每一项和平提议，都被淹没在痛苦而又愤怒的喊叫声中。最英明的人不厌其烦、喋喋不休地一再狡辩，说什么这样的战争能为人民带来和平。母亲以无比坚强的力量和勇气把儿子送到前线，最终听到的却是儿子躺在一座无人知晓的坟墓里的消息，而她只能强忍着自己的泪水。多年的劳动成果消耗殆尽，土地荒废，弱势的、无辜的人们得到的只有伤害和欺骗；然而，庞大的战争机器还在轰鸣着向前驶去，留下的是仇恨和恐惧；而人们却一直在祈望上帝的仁慈和怜爱，恳求上帝赐福于他们所拥有的一切。
那么，如果我们遇上了这样的问题，除了像历经危难仍坚信上帝的约伯那样俯伏在地，痛苦而又绝望，忍受着灾难的打击，还能做些什么呢？在这样一个时刻，面对这个充满战争、杀戮、欺骗的世界，还有什么希望会让我们回到可以让人感到安逸幸福、心情愉快安详而又高雅的社会和不那么烦心的日子呢？本书汇集了我在一段时间内写成的一些东西，而这段时间的记录似乎将当下与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分隔开来。很多时候我们被迫看到混乱和毁灭，当再次面对眼前所展开的古老而和平的画卷，我们还能适应吗？还是说，烧毁以往旧事的记录更为勇敢呢？4
我认为放下当下的不幸、走进昔日那些古老而和谐的生活画卷是正确的，也是审慎的，因为我们能做的、最为靠不住的、最为怯懦的行为就是不再相信生活。然而，昔日那些古老的美景确实还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安静的角落里真实地存在着，而且只要你用心呼唤，它便会再一次真实复现。我们须努力恢复昔日俯拾即是美景的真实生活，我们应该回归这样的生活。我们必须努力重新树立这一信念，而不是脆弱地承认我们迷失了前进的方向。承认我们被邪恶击败，并不能有助于我们彻底驱逐邪恶；我们只有坚持对劳动、秩序、和平的信念，才能征服邪恶。我们必须抵御诱惑，不要过度地从哲理角度解释战争。极少有哪个人的头脑够聪明，够清醒，能掌控并解决所有的问题。我可以不假思索地告诉你，我不相信战争已经扭曲了我们对和平的看法。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和平，我们必须强调和平，我们必须时刻不忘记和平。在我看来，战争就是邪恶势力的爆发；抵制战争，最好的办法不是对战争进行思考，而是追求快乐和健康。中世纪给欧洲带来巨大灾难的那场瘟疫并不是靠哲学战胜的，而是凭借着人们改善居住环境的愿望，讲究卫生、健康生活的理念战胜的。这种本能不是哪一种哲学或者学说创造出来的；而这种本能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出现，并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
对战争进行反思，把时间花在分析战争发生的诸多复杂因素上，在我看来那是未来历史学家的任务。但是，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人，面对可怕的战争，如果可以，就应言简意赅地讲清楚和平的意义，以及人们为什么渴望和平。我并不是说和平就是过着懒散的生活，沉湎于温和的幻想之中。我指的是人们通过辛勤的日常工作，相互的理解，彼此慷慨大方的帮助，为消除疑虑、安慰心灵和振作精神而做出的努力。和平时期也会出现真实的冲突——当然不是指国与国之间派出最优秀、最勇敢的战士相互进行的流血战争——我说的冲突是指人类向罪行、疾病、自私、贪婪和残暴宣战。要进行的斗争还有很多；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与我们人类共同的敌人进行战斗，反而相互削弱应对邪恶的力量呢？战争让我们破坏了最好的人类关系，白白耗费了体力和精力，失去了我们储备起来的财富，却让冷酷的情感找到了发泄的机会。5
不过，在目前的战争中，我从内心深处觉得值得努力奋斗的就是争取自由的希望。很难说清楚什么是自由，因为自由的本质是征服个人欲望。德国人声称只有他们懂得自由的意义，而且他们依靠纪律实现了自由。但是这场战争的苦难却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德国人并不满足于树立有吸引力的道德榜样，这种不满足的结果就是让世界不得不做出选择；否则，如果世界不选择他们的道德观念，他们将付诸暴力和刀剑强迫世界人民接受。正是这一点让我感觉到，战争也许是各个国家一种巨大的抗议，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们在心理上有着对未来的一种占有的欲望，而这种欲望恰恰与可以体现过去生活精神的理论形成抗争。这似乎有点前后矛盾，我认为战争也许是和平希望处于走投无路的困境时的集中反映。如果各个国家能清楚这一点，就不会冒风险采取报复行为，也不会在获得胜利的时候用战利品奖赏自己；如果战争的结局是德国人真诚地让我们确信，他们对权利和公正的概念是因为受到了误导和毒害，而且极不文明、相当野蛮与残酷，那么，作为未来世界安宁的代价，我们所有承受过的苦难或许还不会太沉重；因为许许多多的日日夜夜，人类和平的天空布满了无重拨云见日的阴霾。6
我们无法回避对战争的思考；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这么做。我们也不能求助于梦想，徒然地企盼和平和安全，逃避战争；在这样一个时期，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份报纸、每一本杂志，满篇充斥着的是战争及战争所带来的苦难，肯定也会有一些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会明智地避开战争的话题，以便在情感方面保持自己一如既往的良好精神状态。假如我们默默地沉思着战争，假如我们的头脑里充满着战争意识，尤其是假如我们是无法避免的战乱年代的平民，战争会让我们陷入逐渐恶化的恐怖之中，使我们成为无助而悲惨的人。但是，无论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必须努力，不能让战争使我们变得越来越糟，情绪忧郁，歇斯底里，失去了信念和希望，对生活感到恐慌。这种恐慌与无望才是危害性最大的灾祸。我们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抛弃狭隘的思想，保持比较从容、健康的心态，让我们的精神领域更为宽广。我们知道，一条长时间被拴着的狗，一旦放开就会变得非常凶猛狂暴，满脑子里都是假想的敌人，所以，大多数平和的过路人就有可能成为它的攻击对象。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我一直感觉到天空中弥漫着某种毒气，人们开始倾向于怀疑、好斗，甚至产生了茫然的敌意。如果能够的话，我们必须驱除这种邪恶的精神状态。而且我认为，最好是让我们的头脑回顾一下古老的和平画卷，并坚信我们认为即将到来的和平具有更伟大、更高尚的品质；这样我们也许就能充分意识到我们曾享受过但并未把握得住的幸福；还可以制订出计划来重新把握真正的幸福，其精髓在于人们之间相互的信任，其愿望是共同分享所有美好的东西，而不是把幸福藏匿起来并严加防范。
某天，一位聪明无私的女人给我写了封信，信里面的话让我永远难以忘怀；她以极大的勇气，毫不畏惧地把自己最心爱的人送上了前线。“无论发生了什么，我们决不能屈服，”她写道，“当全人类处在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时，我们仅仅为自己的财富而担忧简直是毫无意义。”
这就是症结所在！在战争期间，我们绝不能做的就是向其他任何人指出他们的牺牲应该是什么；我们只能而且必须做出自我牺牲；也许，爱好和平、珍惜和平的人并没有做出一点牺牲。即使这样，他也可能试图认识到，生活本身并不相互矛盾；但是生活的组成部分，无论是令人愉悦的还是令人畏惧的，却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相互交织在一起，无人能够逃避。第一章逃 避
正是各式各样的体验才使得生活丰富多彩——劳作与休息、痛苦与解脱、希望与满足、危险与安全。变化的过程令人快乐，让我们懂得了哪些事情可为，哪些事情不可为，从无知到有知，从笨拙到灵巧。
世界上最好的故事只能是现实生活里的事——我们先来说说逃避的故事。从古到今，让我们始终感兴趣的事情就是如何逃避，人类的成长史也是一部逃避的历史。约瑟的故事、奥德赛的故事、浪子的故事、《天路历程》的故事、《丑小鸭》的故事、《小妇人》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太多了，我只是列出了其中的几个，深入的思考后，你会发现这些故事都是有关逃避的故事，与所有的爱情故事一样。古老的谚语说得好，“爱情的道路从来就不是平坦的”，而爱情故事讲述的也无非就是男人和女人如何从爱情的荒漠逃离出来，奔向爱情的避难所。即使像《俄狄浦斯王》和《哈姆雷特》这样的悲剧，从其背景上讲，也有着相同的主题思想。在俄狄浦斯的故事中，年迈并且失明的国王穿着破烂的袍子，无意识地犯下了如此难以形容的罪行，把他的两个女儿和几个侍从丢弃在圣泉旁老梨树和大理石墓碑之间；他以微弱的嗓音说出了最后的爱情箴言，这时空中传来了上帝震颤的声音：“俄狄浦斯，你为什么还在拖延？”
俄狄浦斯立即沉默地走开了，依靠在提修斯的肩膀上，等到在场的人终于敢睁开眼看时，他们看到提修斯远远地离开了，身影孤独，用手遮住自己的双眼，似乎某种强烈的光线太令人感到敬畏，凡人的眼睛不能看到他的目光；但是俄狄浦斯走了，没有悲伤，而是满怀希望和疑惑。即使哈姆雷特死了，轰鸣的炮声响起，也应该祝贺他摆脱了无法忍受的痛苦。生活中也是这样。一些人用双手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的目光落在这样悲哀的故事上，很难见到他们潦草写成或匆匆说出的什么话语，似乎他们进入了沉默或者无知觉的状态！其实不然。那些因灾难而变得疯狂的父亲们和母亲们杀害他们的孩子，希望与他们最心爱的孩子一起逃脱他们无法忍受的苦难；他们意欲与孩子一起飞走，就像圣经故事里的罗得带领妻女逃离即将毁灭的城市一样。自杀的人并不是仇恨生活的人；他非常热爱生活，只是生活中的悲哀和耻辱实在让他无法忍受。他是在努力寻找，试图移居到其他的环境当中；他渴望生活，但又不能就这么生活。正是人类的这种幻想才使得有人寻求死亡；只有动物能够忍受，而满怀希望寻找更好生存环境的人却匆匆离开了这个世界。
如果说到如何应付人力所不能及的事儿，想想吧，人类的想象力是那么虚弱，甚至会让你觉得不可思议。如果一个人想逃避现实生活，无论他怎么做，如何设计，他的能力都很有限。被光线照耀着的圣徒发出令人生厌的吼叫，这样的叫声将中世纪的天堂空想变成了持久的圣歌——这从深度上讲对于渴望新生的个体都没有太多的吸引力，对充满活力的精神心灵也根本没有任何影响力。即使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思想，伟大的思想家不受约束、逆向思索出来的愿景，也只是一种无法说服他人的想法，因为这样的思想所能产生的加工材料实在是太少。
然而，正是各式各样的体验才使得生活丰富多彩——劳作与休息、痛苦与解脱、希望与满足、危险与安全—— 一旦我们将变化无常这样的概念从现实生活中移开，所有生活都会变得单调、乏味、无法令人振奋。变化的过程令人快乐，让我们懂得了哪些事情我们可为，哪些事情不可为，从无知到有知，从笨拙到灵巧。甚至我们与所爱的人的关系也是这样，关系是否密切，那要看我们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什么，是否可以不断在对方的身上发现未知的东西，抑或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他们或者影响他们。从本能上讲，人们不喜欢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生活；在人类的生活当中，如果没有什么可逃避的，没有什么可盼望的、没有什么可学的、没有什么想得到的，坦率地说，这样的生活几乎也是无人能忍受的。
人们为什么怕死，那是因为死亡的阴影似乎游荡在我们熟悉的日常生活之中。什么也不做，仅仅依赖于回顾过去的美好时光是件很可怕的事情。追忆唯一的用途在于可以分散我们对目前处境的注意力，尤其是在我们生活状态不佳的时候。有句话说得好：悲伤的时候回忆快乐的事情是一种最残酷的折磨。
有一次，丁尼生患了重病，他的朋友——英国教士、古典学家周伊特给丁尼生的太太写信，建议丁尼生多回想自己做过的好事，这样也许会感觉舒服一些。但是这种舒服感可不是重病患者想得到的；我们也许妒忌或羡慕一个好人曾做过的诸多好事，但是我们真的不能假定，一个好人能够通过沾沾自喜地默想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来让自己最终感到满足。在很大程度上，一个人往往会想到一些自己本可以完成却没有完成的事业，而且不太可能用这样的想法来折磨自己。
依我看，上了年纪或已退休的人逐渐会使自己平静下来，相当安分，这是真的；但这是垂暮老狗般的宁静，懒洋洋地晒着太阳，打着盹儿，如果有什么动静让他兴奋起来，也只是会摇摆几下尾巴，仍不会离开自己的老窝；如果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到了这种地步，身体越来越差，头脑越来越困倦，那就会默默地怀着感恩图报之心，不再期待着什么了。但是，我能够想象到，不会有人真的希望就这样步入不朽；疲惫厌倦，无精打采，最大的希望就是永远也不会被人打搅。我们绝对不会相信昏昏欲睡，失去忍耐力的精神能构想出人性的真实希望。假如我们相信下一次体验就像远航后归来的水手们那样：
午后（他们）登上了陆地
在这里所有一切似乎总是像午后阳光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无梦的睡眠中默然，这才是人类最好的希望。
就像我已说过的，我们最好还是相信最健康、最有活力的精神愿望，因为所有这些愿望都与逃避的冒险经历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我们的生活道路上有很多敌对的东西：路上不时出现的杂树丛林不仅长得浓密，而且布满荆棘利刺；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神灵不希望人类就这样行走在黑暗里，让阴影尾随着我们的脚步，而且我们能给出的唯一的解释就是，如果希望或者愿望不能促动我们向前，我们就需要让恐惧来刺激一下。我们不得不保持行动，如果我们不是朝着目标跑去，就会选择逃避，并不时回头看几眼让我们感到恐惧的东西。
欧洲有这样一个古老而奇特的寓言故事，说是有个人行走在沙漠上，就在他走近一片树林时，他突然意识到有一头狮子顺着他的踪迹跟在后面，而且离他越来越近。为了安全，这个人急忙逃进树丛里。他看到地上被人挖的一个大水塘，四周围着用石头粗糙地砌成的塘坝，坝上长满树丛和花草。他快速地抓着树干爬到了水塘边，紧靠着水塘上方有一处突出的岩石，就在他准备跳上岩石时，他突然看见水里有一条大蜥蜴，张大着嘴，恶狠狠地盯着他。他急忙停下来，紧紧抓住岩石旁一棵树的树杈。就这样他抓着树枝悬在那里，向上爬会遇上狮子，向下跳又会碰上蜥蜴。这时他感觉到树枝在颤抖，抬头望去，在他手够不着的地方有两只小老鼠，一只是黑色的，一只是白色的，正在啃食他抓着的树枝，很快就要把树枝咬断了。他绝望地等待着。就在这期间，他看见眼前的树叶上有几滴蜂蜜。他用舌头舔了舔，然后咽下去，仍然可以品味出蜂蜜的香甜。
无疑，我们可以将小老鼠看作是生活中夜以继日地待在那里的烦恼，而蜂蜜是生活中的香甜美味，即使我们身处生死攸关之际，也可以品尝或津津有味地吃到美味；事实上，人生无常，即使我们抓住不放的绳索就要断了，生活的不稳定性或者存在的危险并不能分散我们对生活乐趣的关注。人生的旅程完全是一次逃避过程中的冒险；即使身处最不安全的境地，我们也完全有可能惊奇地发现其中的甜蜜。
同样，在生活中，如果一个人想要冒险，体验各种冒险的经历很容易，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一场冒险。愚蠢的人们有时认为，除非一个人徘徊在酒吧间门口，或者闲荡在台球室里，或者在船上当水手，或者去山里挖金子，或者到荒野上探险，或者猎杀珍奇的动物，或者在一群喝得醉醺醺地，扯着大嗓门叫骂的人堆里讨价还价，否则就不会有什么冒险的经历。当然啦，经历类似的冒险还是很容易的。我有一个亲戚，他的生活就充满了变数：当过水手、职员、警察、士兵、牧师、农场工、教堂司事。但是这种变化无常、居无定所的生活很适合他：他是一个很随和的人，勇敢、鲁莽、好动；他不在乎生活有多么艰苦，让他按部就班地做事或者静下来安顿一会儿，简直会要了他的命。他不是不喜欢生活。有一次他告诉我，他曾半裸着身子，悬挂在船身一侧，舀取一桶桶水来擦洗船板。而当时的室外天气状况是，把水泼在船板上立时就结冰了。尽管有着各种不同的生活经历，他却没有从中学到任何特别的东西。他总是老样子：性格和善、爱说话、天真幼稚，既不瞻前也不顾后，最喜欢和水手们一起在小酒馆里讲故事。他对大多数陪伴在身边的人感到满意，花起钱来满不在乎；尽管他打心眼里鄙视那种宅在家里、非常保守的生活方式，但他也并没有从他的生活方式中获得什么智慧，也没有培养出什么幽默感，算不上愉快，也算不上独立。
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这样的人，只有少数的人可能这么生活，因为实际上大多数人宁愿待在家里，从事一般性的工作。我的表弟就不喜欢出去工作，不是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他是不会去工作的。这样的人似乎属于古老的阶层，很像四处玩耍的孩子们，无忧无虑地玩着，因为有人工作来为他们提供衣食住行。如果所有人都试图靠别人生活，这个世界就会变成破旧肮脏、悲剧横行的地方。
尽管我敢说，假如我也经历过一点类似的艰苦生活，我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但我也不太可能这样去生活。我很少有过死里逃生的经历，但我也遭遇过许多十分棘手的麻烦事儿，也出现过长时间的焦虑，不过我还是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工作着。我有点像前面讲的寓言故事里的那个人，夹在狮子和蜥蜴之间很多年；就我的性情和财富而言，我也有需要忍耐的事情，而我的那个表弟是从来不会忍受这些的。所以，当一个人的生活得到了庇护，日子过得兴旺之时，往往也是危险、急欲逃脱的、使人不安的恐惧感伴随着出现之日。
你对生活和生活的动机观察得越细致入微，你就越能体会到想象力是改变世界的动力，尤其是那种希望从束缚或限制我们的环境中逃脱出来的想象力。小孩子从来不计划自己长大了做什么，只要能随时吃到美味、自由地玩耍或者可以随意地花钱就会快乐无比；女孩子盘算着怎样通过独立或者结婚摆脱父母对自己的管束；母亲们野心勃勃地望儿成龙、望女成凤；政客们渴望获得权力；作家们则希望能赢得世界的关注——这只是随意举出的几个例子，类似的愿望每天都在驱动着我们，促使我们梦想着拥有更多的财富，更自由的生活，摆脱我们当下无聊而备受限制的处境。这是人类现状的真实写照。虽然有些从容安详的人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足，但是在大多数人的脑海里总还是存在着一点可以让他们骚动的欲望，驱动他们想象着通过某种方式获得更安逸，更自在的生活；还有一些人身心疲惫、心灰意懒，他们对自己所拥有的生活并不满意，但是却在恐惧中默默顺从命运的安排；然而，无论是谁，只要参与了世界的发展，就会为自己或为其他人制定充实的规划，只要有足够的信心和意志力，没有什么可以阻塞或妨碍他对生活的经营和向往。敏感的人们希望看到生活更加和谐美好，健康的人们渴望得到比以往更长的假日，信奉宗教的人们渴望进入神秘的迷幻状态。事实上，为了实现圆满，总会有一个愿望持续不断地在人类的身上起作用。
然而，无论如何，绝大多数的证据向我们表明，成就那些小梦想并不值得渴望，即便很多小愿望得到了实现也根本不能让我们的身心安顿下来。即使我们实现了自己的规划，获得成功，与心爱之人成婚，赚了一大笔钱，过上了舒适休闲的日子，甚至收获了权力，那么很快，更多更大的愿望就会出现在眼前。一次，我在一个政治家发表竞选胜利演说后向他表示祝贺。“是的，”他说，“我不否认，一个人期望一旦得以实现，的确让人欢欣鼓舞，哪怕只有一次。但是随之而来的阴影就是由此产生的恐惧，担忧自己在达到某个高度后，没有能力保持下去。”
对成功的可怕惩罚就是害怕以后出现的失败，这种恐惧感常常萦绕在成功者的心头。更为悲惨的事实还在于，当我们拼命想获得一个结果时，我们往往会失去以前激励我们的目标。与其他事情相比，人们对钱财的追逐最能说明这一点。我就有几个这样的朋友。他们在开始创业的时候，都坦率地承认自己有着相当明确的意图和目的，比如说必须赚取足够的钱，以便让家人过上富庶的生活，过上他们所渴望的日子；比如外出旅游、有时间读书写作，无忧无虑地享受着休闲时光。可是当他们真的完成了自己最初的规划时，他们原有的愿望却消失了。他们不肯放弃自己的工作；他们觉得留有更大的余地、再多赚些钱会更安全些，接下来的日子便会周而复始。他们担忧自己的生活会变得单调，不愿放弃现有的繁华、奢侈，所以不断地结交朋友，而且不希望中断这样的联系；他们必须为自己的家庭提供更多的财富。他们没有察觉到整个计划的实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即使是这样，他们仍然在盘算着逃避一些东西——也许是无聊，也许是焦虑，也许是恐惧。
对任何人来说，从理论上找出上述问题的症结并不容易。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工作与世界的发展其实没有多少关系，但是对我们自身却关系重大，我们必须从事某种工作，让自己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去。这一点上，我们人类似乎非常弱智或者愚笨。我们总是不断地受到幻想的贿赂和诱惑。在我认识的朋友当中，有些人年轻时干劲十足，到了中年也是充满活力。他们具有很强的自我价值实现观念，非常关注自己的事业成功与否。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事业成功了，价值观也逐渐改变了。他们真的变了，变得做事迟缓，遇事常与别人商议，表面上装出一副恭顺的样子；他们也许还会变得格外细致，更富有同情心，直面无可奈何的现状；他们已经感觉到自己的使命似乎已经完成，权利和影响力已经落到了年轻人手里。但是他们永远不会失去这样的感觉，即他们存在的重要性。我认识一位年过八旬的牧师，有一次他当面向我宣称，那些说老年人已经失去了处理事务能力的人真是可笑。“为什么，”他说，“只是到了最近几年我才觉得自己真的对工作得心应手。我现在完成一项工作所花费的时间比以前少多了，可效率却很高、很有方法。”其实这位老牧师这种感觉并不准确，因为实际上整个工作几乎全都是他的同事做的，需要他动手做的事情没有多少，除非纯粹的礼节性事务。
我们没有能力面对这种现状，而且我们还根本不满足于认识到这样一个基本道理，那就是让我们从事的工作并不是出于对工作内在价值的考虑，大部分时间只是因为工作是我们谋生的一种手段和方式。这确实让人觉得可悲。
确实如此，管理世界的秘密似乎会被并无恶意的嘲弄所揭穿。控制我们的力量似乎在提示我们注意，我们必须就像孩子们那样，爱惜每一次被准许跑出去玩耍的机会，努力做事，否则我们会被人忽视——这还是在寻求那种“我是否很重要”的感觉。举个例子，慈祥的父亲正在整理账单，为了让孩子安静，他让一个孩子拿着记事簿，另一个孩子拿着墨水瓶，这样一来，孩子就会相信他们在帮父亲的忙，殊不知这是父亲怕他们捣乱。
奇怪的逃避感，能够驱使我们精力充沛地行动起来，但这并不是说这样就可以实现我们生活的终极目标，事实是在许多目标实现之后，你会发现它们多半没有什么价值，空洞虚伪得很，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为了获得善行的效果，需要细细去品味生活的点滴。由作家和艺术家设计并规划出来的乌托邦或理想国均告失败，其原因在于缺乏至上的力量来引导和揭示实现的路径并维系可持续性，无病无灾、无忧无虑、过着幸福生活的人们将如何让合理而又充满激情的生活继续下去呢，因为一切都那么美好，所有的疾病都可以治好，所有的困难都能克服，没有什么需要人们努力改善的了。实际上，英国诗人、社会主义联盟的组织者威廉·莫里斯在其《乌有乡消息》中，借他笔下的人物之口坦白，如果那样，就几乎也不存在什么令人愉快的工作了，例如晒干草、架桥、修路、木工制作，人们所能做的就是逍遥地四处闲逛。而且莫里斯描绘的生活场景完全没有私有的概念：进了商店你想要什么就可以拿什么，不必付钱；在宾馆里，老式而别致的卡拉夫酒瓶装着浅黄色的葡萄酒，饰有蓝色条纹的灰色陶制盘子盛着美味佳肴，还有激情四射的舞会、美女的爱抚，唯独没有上了年纪的女人。最初我们或许还会为其所描述的场景激动不已，可是细细回味，我们就会突然生出十分奇特的厌倦感和空虚感，因为莫里斯这种乌托邦的生活毁掉了人类兴趣的来源，并把所有人统归到同一种类型。作为当今社会制度的一种对照，乌托邦构想足以让人感到新鲜，但是从整体上看，却非常乏味。除非生活中出现了某种非常积极的精神，否则这样的社会还不足以除掉世界上那些好斗的、贪婪的、粗俗的成分。莫里斯本人认定，艺术可以弥补缺失的力量，但是艺术并不具备交际性。真正的艺术往往是一种孤独的行为，既有空闲又喜欢相互吹捧对方作品的艺术家并不多见。
更令人沮丧的是英国哲学家J.S.穆勒的梦想。在一次聚会上，有人问这位实证论者和功利主义者，如果人类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规划进行了完美的改造后，还应该做些什么呢。踌躇了很长时间后，这位哲学家才勉为其难地答道，人们也许可以通过阅读桂冠诗人华兹华斯的诗来获得满足。但是华兹华斯的诗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诗人的思维方式比较新颖，与世界常规思想模式形成了反差，令人耳目一新，任何人只要采取了不同的生活观点都能写出类似的诗篇，仅此而已。
所以，暂且不管怎样，我们必须意识到，想象力为我们提供的仅仅是一种动机，而不是目的；不错，我们应当竭尽全力地努力清除生活里卑劣的成分，这确实非常重要，然而我们也须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承认，我们最大的幸福正是来自我们与生活中那些不和谐音符的“搏斗”过程中。
英国作家爱德华·菲茨杰拉德曾讲过，现代写作的毛病在于试图把太多的美好事物压缩在一页纸上，他们的目标偏差太大，完全没有注意到人与人之间那种原始的距离。我们不能试图把我们的生活变成一场永不散席的盛宴，至少我们不能有这么做的企图。我们必须做生活的强者，而不是可耻的逃兵；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即生活中的素材即是原始的，也是有缺陷的。如果我们有能力的话，我们就能意识到，幸福总是与人们摆脱不可能避免的恶劣环境的努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年轻时，我们心中充满激情，我们会认为这是个乏味的决策；但是，如同所有伟大的真理一样，我们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领悟到努力生活的意义。等我们从人生的“山上”跑下来，我们就会理解平原有多么广袤、多么复杂、多么精致，一块块田地、一片片树林、一座座村庄、一条条河流都是那么富有诗意和内涵；如果到了中年我们能模糊地意识到，生活的实际真理要比我们年轻时认识的更广泛，更美妙，那我们就是幸福的男人和女人了，因为年轻时我们缺乏耐性，对生活充满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当然，年轻时沉湎于自己美好的梦想当中也不是坏事，只是，如果当初就能了解人生真实的宏伟蓝图，那该多么好啊！
在《天路历程》里，就要启程的时候，福音使者问基督徒为什么站在那里不动。基督徒答道：“因为我不知道向何处去。”
福音使者以某种黑色幽默的方式，当即给了基督徒一卷羊皮纸。你不要以为那是一幅地图或者行程指南，因为上面写的全部内容就是一句话：“在惩罚到来之前赶紧逃掉！”
不过，我们现在害怕的不再是这个，不是地狱之火，不是大风暴！世界背后的至上力量有比这更好的礼物，可是我们仍然还得逃跑，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能够，就尽快地逃跑；当我们跑过一大段昏暗的路程，所经之处总有美妙的事物，我们越过了可怕的洪水，我们会发现——至少这是我的希望，不设防的上帝之城，到了这里我们也许不再想着出去，但是，在前方更开阔的田野和高地上又出现了一条路，那里有着更多的美妙和奇特且不被人知的事物正等待着我们去发现。第二章文学与生活
作家的声音是从心灵深处向读者心灵深处发出的呼唤作家给人启示，让人产生灵感，刺激人们积极向上；作家表达思想的方式是那样的美妙，所创作的是能满足人们精神需要、值得人们敬重的作品。
在某些作家中存在着一种很不好的倾向，我绝对不是说那些伟大的作家，而是说那些所谓的文学追随者。如果他们知道如何去创作，本可以让自己成为名家，可他们却偏偏喜欢模仿著名思想家或者艺术家。一说到写作，他们就认为这是神圣的行业，应大力地颂扬；他们还认为文学写作是超然而又神秘的事情，需要高人指引才能理解，绝不是庸俗的平民百姓所能从事的工作。我对此始终非常怀疑。在我看来，这是在装腔作势，目的在于引起社会公众对作家的羡慕和尊敬。这与男巫的“道具”有着相同的预设作用，例如男巫的长袍和魔杖，填充的鳄鱼，还有角落里的骷髅，因为锁上一个箱子或者给箱子加上两道锁，就会引起人们的骚动，从而引发人们的猜测，很想知道箱子里是否装着什么特别的物件。小的时候，我有个哥哥特别喜欢把他私藏的宝贝锁进盒子里，然后拿出盒子向我们炫耀，打开盒子上的锁，微笑着朝盒子里瞥上一眼，再轻轻地盖上，故作神秘地锁好，期待着我们能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可是后来经过“侦查”，我才知道他的盒子里面并没有装着什么宝贝，无非是些羊毛、干瘪的蚕豆和子弹壳而已。
所以，我也清楚地知道，有些作家和艺术家把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神秘化，表现出了一种虔诚，似乎需要想象力的写作行当和艺术创作是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不能向普通百姓解释，所有权只能归属于某个同业协会。这样就出现了各种派系和圈子。如果他们的作品没有得到世界的承认或者喝彩，圈子里的人就会相互赞赏，相互告慰，试图通过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抵消公众的冷漠。
这也不适用于那些对艺术真正感兴趣的群体。对艺术（无论何种艺术）有着浓厚兴趣的人们会形成一个趣味相同的圈子，坦诚而又热情地讨论各种创作方法，以及他们所喜爱的书、思想见解、绘画和音乐。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他的事情，是一种不易受到外界影响的浓厚兴趣。为了排斥而排斥的欲望就会致使这样的热情变得低劣并出现病态；沉湎于孤独的痴迷，希望自己的声音被人听到；眼睛留意着公众的反应；试图让别人困惑不解；利用人类好奇的本能，这可是人类天生的欲望，都想知道某个群体内部的事情，似乎其内部有着什么令人兴奋的交易。
例如，拉斐尔前派画家就是一个团体，而不是一个排外性的小集团。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当中，享受着艺术创作的乐趣，留心寻觅艺术的发展前途，欢迎并赞美某种类的作品，就像女诗人罗塞蒂认为的“那种使人深感震惊和绝妙作品”。他们对自己的领域很有把握。这个兄弟会及其创办的刊物《萌芽》，还有神秘的首字母签名，组成的是一个庞大队伍；他们团结一致，因为他们希望像刺杀暴君那样深入批判时下伤感的庸俗艺术。当然，他们的影响力还不足以掀起一场革命，只不过是流动的河水所泛起的涟漪，而且他们内部很快就出现了分歧，大多数成员另起炉灶，以他们自己的行为方式继续创作。这场运动所体现的力量不过是他们对艺术如饥似渴的追求，对美的大声呼唤，就像切斯特顿先生说的那样，如同普通人对啤酒的喜爱。但是他们的目标不是把艺术神秘化，也不是扩大他们自身的重要性，而是引导同化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从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性格里有种气质。总体来说，这种性格气质让他们不适宜运动或参加群体活动；维多利亚时代文学艺术界的伟大人物也都是孤独的人，与传统规范显得格格不入，他们都有着极强的个性，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创作，不太顾及流派和常规。盎格鲁–撒克逊人虽惯于顺从，但是不喜欢仿效别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做事，脑子里充满着奇思妙想。就拿华兹华斯、济慈、雪莱、拜伦这四位同时代的伟大诗人来说，他们的作品相互受到的影响就很小。想一想司各特在总结自己的艺术信条时说的话吧，他说自己已经获得了成功，而他获得成功的程度在于自己能够坦率真诚的进行快速创作，他这么说的意图是为了取悦年轻而又热切的人们。确实，华兹华斯对自己的作品保持着庄重的权威，承担着类似于祭司的职责，从来不反对招待热情的来访者，愿意向来访者讲述自己的创作过程，并向他们介绍某些作品是在什么地方写出来的。但是华兹华斯，就像菲茨杰拉德真实描绘的那样，非常骄傲，不是自负——骄傲得就像高高飘浮在天上的云或者孤傲的山。他需要的不是获得称赞或者喝彩，他需要的是完成自己作为诗人的责任并渴望他人的理解。
以后来的伟大诗人为例，丁尼生喜欢写一些宏伟壮丽的诗篇，像孩子般的自我陶醉。他曾说过，公众渴望了解艺术家生活的私密细节，但是这种好奇是最有辱人格、最低俗的行为，说到这里时，他叹了口气接着补充说，关于对他声誉的赞美最近一段时间好像减少了；好些日子了，他居然没有收到赞美自己的信件！
勃朗宁则是另一种情况。他严格地把自己的痴迷和写作进展对外封锁起来。他似乎从未向别人透露自己是如何构思或写诗的。他对自己的职业就像很有修养的股票经纪人一样谨慎，轻易不会开口说什么。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人留下完美绅士的印象，高雅又不失传统，闲聊一些不那么非常有趣的奇闻逸事，尽可能表明自己是个普通人。的确，在18世纪与文学这一领域相关的工作还不是那么特别受人重视，我相信这个观念一直让勃朗宁苦恼着。还有，就像格雷那样，勃朗宁也希望被人视为一位隐居的绅士，写作只是他个人的乐趣罢了。后来的几年里他经常外出度假，目的不是私下里找个地方沉思，而是为了摆脱令他疲惫的社交活动，恢复自己的精神状态。这方面，勃朗宁确实是文学界里最神秘的人物之一，因为他内在的诗人生活完全远离了他外在的聚会吃饭、喝茶聊天的生活。他的内心里，常常是翻江倒海。他高度赞扬人类激情的价值，积极投身于揭露可耻灵魂的秘密，然后从自己的写作状态中脱身而出，摇身一变又成了谦恭有礼、举止得体的绅士，他的外表看上去像是一个退休的外交官，他的谈吐像是一位睿智的商人——只要有机会，他便如此这般地表现自己，他似乎希望自己是一个与大家一样有幽默感的人。
我们又该通过什么来认识狄更斯呢？是他对私人戏剧演出的喜爱，还是他那漂亮的马甲和金表链？是他那感伤的激进主义，还是他那为人直爽、和蔼可亲、饮酒作乐、喜欢社交的生活方式？狄更斯同样痴迷于孤独的写作，他似乎并不喜欢讨论创作思想和方法。后来，为了有利于写出更多作品供读者阅读，也是便于自己赚钱，狄更斯也辞去了工作，专门从事写作。他的这一举动也颇为古怪，值得文学界研究。这一点上，狄更斯与莎士比亚比较相似，也就是说他后期的生活激情似乎用在了实现资产阶级繁荣的理想上。狄更斯似乎把自己的创作一方面视为改造社会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是为了赚钱。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以前的生活穷困潦倒，经历过令他感到耻辱的悲惨境况，这种经历在他内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然而，他的创作活动本身并没有结束，只是他在前进的道路上又发现了新的目标：实现资产阶级的繁荣。
再来说说卡莱尔。这位作家把表达思想放在首位，不太看重自己的职业，只是希望通过写作发表自己的预言。他讨厌文人及其小圈子，更喜欢贵族社会，但与此同时他又总是说，贵族社会那种令人厌倦的气氛无法言表。谁能理解卡莱尔为什么不顾疲劳走上数十英里去参加在公共浴室举行的晚会和酒会，就是因为那里住着阿什伯顿人，还是什么刺激他对贵族社会有了更新的认识？我相信，作为苏格兰小农场主的儿子，处在准贵族阶层的圈子里，有着确定的、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卡莱尔相当无意识地满足了自己的自尊。最终他移居克雷干帕托，而这一举动表明，住在自己的领地里，或者至少是他夫人的领地里，成为一个没有争议的领主，令他备感舒适，因为他有了尊严，对此我并不怀疑。我这么说并不是想贬低卡莱尔或者指责他的势利。他不希望自己以奴性般的顺从缓慢地进入上层社会，他喜欢走进去，并在那里发表自己的见解，不惧怕任何人；这些素质可以说像是一面大镜子，反映出了他自己的独特性。然而，在评论自己的同行时，还没有谁的话说得比卡莱尔更严厉、更猛烈。他把查尔斯·兰姆描述为“一个身体虚弱、喘着粗气、走路不稳、讲话结巴的大傻瓜”。他这么说可有些不近人情！再看看他对华兹华斯的记述——他说华兹华斯不是与他握手，而是向他伸出了“几根麻木的、没有什么反应的手指头”；卡莱尔还说华兹华斯的演讲“啰唆冗长、空洞无物、枯燥乏味”，是他听到过的最糟糕的演讲。他承认华兹华斯“是一个天才，但他又说华兹华斯在本质和非本质两方面都只是一般的天才罢了，他们想唱什么或想说什么就让他们去唱去说吧。”事实上，卡莱尔鄙视自己的职业：作为作家堆里最生动、最健谈的人，他却嘲弄自我表达的欲望。一方面他是演讲次数最多、演讲效果最好的演说者之一，一方面他又称赞和主张沉默的美德。他把自己写成或说成一个想要成为不说废话的实干家；罗斯金则非常尖锐地指出了困扰卡莱尔一生的难题。罗斯金说，在卡莱尔的生活里，他对自己难以承受的工作负担一再抱怨，感到筋疲力尽，常常发出悲叹。然而，当你开始阅读卡莱尔的作品，你会发现里面充满了奔放的、生动的细节，一切都显得那么有活力，从某种程度上看不像是耐心收集起来的素材，倒像是他公开表明自己乐于这么做。另外他的演讲风格也是一个谜。他的演讲一直就是热烈的、雄辩的、感人的、滔滔不绝的高谈阔论；可是卡莱尔却说自己每次走上讲台时都非常犹豫，演讲前一天的晚上经常失眠，感到焦虑不安，需要服用镇静药；他还喜欢说，这个时候他最希望听众做的就是将一个大浴盆倒过来扣在他的身上可是当他在听众的热烈欢呼声中和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走下讲台时，他说，他认为靠四处演讲赚取钱财，这个想法让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个“摸鸡窝”的骗子，一个靠敲诈勒索榨取钱财的人。
布拉德利在担任马尔堡学校校长期间，丁尼生曾与他在一起住过一段时间，他们之间发生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天傍晚，丁尼生认真而又严肃地说他嫉妒布拉德利。他说的是真心话。在他看来，校长的生活是那么真实，让人有成就感，做的都是脚踏实地的工作。丁尼生承认，他有时会对自己的诗进行深入的思考，所有这些煞费苦心写出来的诗到底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与布拉德利相比，究竟谁生活得更好，更愉快呢？
真实情况在于作家们忘记了，完全相同的想法同样困扰着那些忙人。举个例子来说吧，批阅了一天考试卷的人，或者开了一天会的人，如果能经过一番深思，那就有可能自言自语地说：“唉，我就像是个做苦工的忙碌了一天，阅读了一份又一份卷子，或没完没了地讨论着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细节，所有这些工作到底有什么意义？”阿尔弗雷德·莱尔爵士曾说过，如果一个人一旦参与了重大的公共事务，他对文学的看法就会产生变化，这就像乘帆船横渡大西洋的人也许会想到泰晤士河上划船的人一样，彼此可以感同身受。英国上议院大法官利奇菲尔德去世的时候，有件事让大作家约翰逊感到非常恼火。鲍斯威尔对他说，如果当初选择法律作为自己的职业，你约翰逊也许就当上了大法官，可以获得与利奇菲尔德同样的头衔。约翰逊听了这话后特别恼火。他说，这个时候向一个在这一领域相当有潜质却没有任何建树的人提醒这样的事儿不太友善，说得太迟了些吧。
从上面的这些插曲和叙述中，我们可以推断，即使最杰出的作家，他们当中也有些人会感叹，虽然从事着文学创作，也并不觉得那是自己最好的职业选择，而且这样的想法时常会让他们感到痛苦，因为相比在诸如政界这些领域中，政客们所获得的成功往往要实惠得多，也荣耀得多。
但是我们不得不自问一下，从成功的角度看，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到底是什么促使人们有了这样的想法。撇开比较明显的物质方面的优势，例如财富、地位、影响力、名誉等，一个思想深远、视野开阔的人很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想法，那就是一旦有机会走入政界或担任高层公职，通过示范、戒律、影响力和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他会做出些事儿来让自己的思想和宏伟蓝图变成既成事实，进而会对道德的提升和社会的变革施加影响，其本人也会名垂青史。从过往的历史来看，我们不得不说，伟大作家的良好声誉往往是在其死后逐渐形成的，所以我们必须特别谨慎，不要在某个著名作家还健在的时候把他对未来的影响，甚至他对现在的影响，仅仅归功于他的观念。毫无疑问，罗斯金和卡莱尔确实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那个时代的思想潮流。罗斯金在讲授艺术理想时概括了他对美和美的影响力的追求，而卡莱尔则反复灌输一种更有说服力的理论，表明自己积极的正义行为和对伪善之词、惯用套话的仇视。可是罗斯金在随后的几年里深切地感受到了自己的无能，一直生活在失败的阴影里。他认为读者欣赏自己精美的诗句，却嘲笑他的思想；而卡莱尔则觉得自己的大声呼吁是白费力气，因为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舒适安逸，人们专心追求的是物质的享受和虚伪的体面。
如果我们把实干家与作家的名望进行比较，对比的结果真是让人困惑。谁能把最微小的思想与约翰逊所嫉妒的利奇菲尔德这个名人连在一起？以崇拜之心怀念华兹华斯的人里有谁了解戈德里奇子爵这位与华兹华斯同时代的英国首相的任何功绩呢？世界一遍又一遍的读着已逝诗人的自传或回忆录，前往诗人贫穷时生活过的小村庄朝拜，珍惜记载着诗人创作活动的每一点遗迹，收藏相关的任何纪念物。政客和将军的名字逐渐被人们淡忘，只有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们还记得他们，而公众对伟大的小说家和抒情诗人，以及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作家的记忆却在不断地重温，或者得到重新装饰。当济慈临终躺在罗马他那闷热吵杂的房间里，如果他知道一百年之后自己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他随手写下的许多信件，都会被人们以渴求的目光扫描和审视，而很少有哪位历史学家能说出当时掌权的内阁成员的名字，他会怎么想呢？
莫利公爵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他在伦敦自治城市切尔西这个文学艺术界人士聚居地的大街上遇见了拉斐尔前派画家罗塞蒂，当时这里正进行议会大选。相互交谈了几句后，莫利发觉罗塞蒂甚至没有意识到他应该关心下大选。当罗塞蒂得知正在大选，他有些犹豫地说，到底哪一派能获胜无所谓。莫利公爵在讲述这段逸事时说，他本人现在也不记得最后是哪一方入主议会了。由此他得出结论，议会选举的事其实与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关系。
事实上，民众的生活还得继续，而政治家们为其行政管理做出了非常精心的安排。但是这种安排对民众的现实生活却无足轻重。世界上最明智的政治家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民众的生活；政治家只能利用公众舆论的趋势。如果他敢越雷池一步，他很快就会陷入困境；政治家所能做的最大事情也许就是提前六个星期预测民众都在想些什么。然而，作家的声音是从心灵深处向读者心灵深处发出的呼唤；作家给人启示，让人产生灵感，刺激人们积极向上；作家表达思想的方式是那样的美妙，所创作的是能满足人们精神需要、值得人们敬重的作品；时下普通人信仰的事情正是理想主义者半个世纪前所信仰的事情。作家必须利用自己的名望碰碰运气；而他最大的希望就是避免使用那种能暗指对手和听众价值观念的修辞手段，能尽最大的努力透彻而优美地展现他的梦想和愿景是最理想的结果。政治家则不得不去辩论、去抗争、去妥协、去转变，不行的话，就采取强制手段。这是一个卑鄙的行动过程，而政治家在开始的时候必须不顾脸面，也许还要牺牲真理。他可能会说服别人接受他的观点，虽然不是最好的方式，但也可以取得实际的效果。事实上政治家是机会主义者和阴谋家，而且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生活，只能按照他的政治理想去管理社会。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作家要承担的风险更多；他也许会拒绝平凡、实用的工作，而且没有力量为自己插上飞翔的翅膀，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也许碌碌无为，一生毫无建树，最终默默无闻地死去，虽说最初心里想的是两鸟在手，到头来却还是两手空空。作家也许最终成为堂吉诃德式的人，以脸盆做头盔，手执长矛冲向风车；但是他别无选择，与那些为了获得成功而付出代价的人相比，他所付出的代价更为沉重。
把生活与文学创作对立起来也许是完全错误的；人们也许能在吃饭喝酒之间看出区别。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献身于富于想象的创作，献身于对美的洞察和表达，他就必须让自己从其他活动中跳脱出来。想象毕竟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功能，它也完全适用于股票经纪。事实上，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把获取财富视为最显著的生活功能，不仅出于我们的本能，还因为我们的遗传特质。只要一个人忙于获取财富，我们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提问，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的忙碌是合乎道德的，只要他不破坏社会规则；与此同时，如果某个人以不同寻常的手段获取了世界财富的很大份额，我们就会对这个人赞颂备至。确实如此，自原始时代起，我们人类的努力目标和最终目的并没有发生多大改变，而且我们一直有着这样的印象：拥有丰富的资源是成功者的标志。我猜想，休闲作为消遣在美国要比在英国更容易被人怀疑、让人否定；即使在英国，闲散的权势人物也会受到人们的羡慕和妒忌。如果一个人打高尔夫球或打野鸡，过着成功人士的生活，与那些出于娱乐而写诗作画或作曲的人相比，会受到更多的信任和尊重。野外运动足以让人理解；而对艺术的追求就需要做出一些解释，解释的结果往往让人怀疑他们是不是生性柔弱，行为古怪。只有在艺术作品变成了大量的钱财时，这些艺术家才会完全得到敬重。
我有个朋友，不久前刚刚去世。年轻时他曾做过行政管理工作；很有钱，刚过了中年就开始沉溺于休闲生活。他四处旅行，广泛读书，深入社会，享受和朋友在一起的快乐时光。在他去世之后，他被说成是个业余的艺术爱好者，人们称赞他光明正大、行为公正，具备很多优点。甚至他最亲密的朋友也觉得有必要作出解释或找些托辞；说他胆小害羞、说话结巴，不适合进入议会任职；但是我认为，能为自己的朋友做那么多，能让人充分感受到那种最简朴的幸福感，这样的人还真的不多。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你本能地会感觉到他对你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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