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处机“一言止杀”考(杨讷史学著作四种)(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杨讷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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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处机“一言止杀”考(杨讷史学著作四种)试读：

前 言

这本小书由三篇文章组成，其中两篇讲丘处机“一言止杀”，一篇讲早期全真道与方技，都是以前在《中华文史论丛》上发表过的。

我最早写的一篇讲丘处机“一言止杀”的文章，刊登于2002年出版的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上，篇名即为《丘处机“一言止杀”辨伪》。那篇文章八千字，发表不久我就意识到以这点篇幅是解决不了这样的难题的，酝酿改写。2006年我读了齐鲁书社出版的专著《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其中讲丘处机的章节就达四万字，遂决意改写《辨伪》，这便产生了《再辨伪》。《再辨伪》三万多字，是原来《辨伪》的四倍，足以覆盖《辨伪》的全部内容。现在本书收了《再辨伪》，自然没有必要再收《辨伪》。这次以《丘处机“一言止杀”考》用作本书书名，不便之处，有请读者谅解。作 者2017年6月

丘处机“一言止杀”再辨伪

前 言

在全真道历史上，长春真人丘处机（1148—1227）享有极其崇高的地位，至今人称丘祖。1222年丘处机应召在西域晋谒成吉思汗的事迹，是后世全真道徒津津乐道的话题，也深受近代学者重视。相传丘处机当面向成吉思汗建言止杀，成吉思汗采纳其言，在战争中停止或减少了屠杀。从元至今，全真道徒一直宣扬丘处机这一功绩，清朝的乾隆皇帝还将它概括为“一言止杀”（见乾隆题北京白云观丘祖殿：“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现今有些学者仍不同程度地认为实有其事。我怀疑这段故事的真实性已有多年，曾于2000年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丘处机“一言止杀”[1]辨伪》，发表在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上。我从最早的关于丘处机西行的记载入手，循迹而下，通过史料的排比与分析，揭示这段故事是怎样生成的。我的结论是，所谓“一言止杀”不过是丘处机的后继者们炮制的谎言。文章发表后，本以为自己的抛砖之举或许能引起一点讨论，结果是几乎没有什么反应。那本文集印数甚少，知者寥寥。惟一使我尚感鼓舞的，是牟钟鉴教授在2003年香港举行的一次全真道学术讨论会上提到了我的文章。牟教授是不同意我的观点的，但他中肯地指出，如果我的说法成立，“则一系列全真史料的真实性都要受到怀疑，丘祖的历史评价也要重新改写了。这个问题必须由全[2]真道研究者加以回答，而且必须由史料的考辨入手”。的确，我对全真史料（准确地说，是全真道徒撰写的史料）的真实性的怀疑并非只有我在上篇文章中指出的若干处，我对丘处机的评价也远低于现今有些研究者所作的评价。因此，我在读了牟教授的文章以后，非常盼望读到反驳我的观点的文章，以便深入进行讨论。

半年前我认真拜读了2005年齐鲁书社出版的由牟教授主持编写的《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下简称《全真七子》）。这部书总共四十万字，其中专讲丘处机的章节逾四万字，全面肯定了丘处机西行及其“止杀”的功绩，评价之高远远超出我的预料。惜乎此书并不由史料的考辨入手，甚至任意剪拼史料，以致其证据与结论多有商讨的余地。反过来再看自己几年前发表的那篇文章，明显存在言之过简和征引史料不足的缺点，还有几处笔误。而且，经过近几年的阅读和思考，我对当初把握不定的几个问题也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故而我对原先发表的文章作了修改、订正和补充。原作一万字，经此修订，增至三万字，但文章主旨依旧，结构亦无大的变化。谨以“再辨”的名义发表于此，敬向研究全真道的朋友们讨教。[1] 《揖芬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页523—532。[2] 《全真道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载《全真道传承与开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2003年，页45。

一《长春真人西游记》成书时间

研究丘处机西行事迹，可读的资料不少。首先要读的是丘处机随行弟子李志常（1193—1256）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下简称《西游记》），它是记述西行事迹最完整的第一手资料。但在利用《西游记》之前，先须辨明它的成书时间，因为过去王国维和向达先生曾有误判。

误判是由王国维造成的，他在《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的序文中说：

此记作于长春没后，前有孙锡序，署戊子秋后二日，正当睿宗拖[1]雷监国之岁，而卷末有庚寅七月大葬仙师事，盖书成后所加入。

向先生在校注本耶律楚材《西游录》的前言中引了王国维的判断，接着说：《西游录》成书于一二二八年，刊行于一二二九年。长春真人弟子李志常所著《长春真人西游记》前面有孙锡的序，末署戊子，即一二二八年，与《西游录》成书之年同。但《西游记》末一直记到庚寅即一二三〇年长春之葬。王国维以为《西游记》成于长春没后，卷末一段是书成后所加入。这是执泥于孙锡一序的记年。其实是书还没有[2]写成，先请人作序而已。

向先生与王国维的出发点是一样的。他们都以为《西游记》纪事至“庚寅”年，都想解释有“庚寅”年纪事的书何以会有戊子年的序。而且，他们的解说也只有微小的差别，因为只要承认书中纪事至庚寅年，就可以说书的最终完成是在庚寅年或再后。然而，他们两位都错了，《西游记》纪事仅至戊子年，书中根本没有庚寅年的纪事。

由王国维亲手校注的两卷《西游记》，其纪事仅至戊子年七月。导致王国维误判为庚寅年七月的，是下面这段文字：

戊子春三月朔，清和（尹志平）建议为师构堂于白云观。……自四月上丁除地建址，历戊、己、庚。俄有平阳、太原、坚、代、蔚、应等群道人二百余赍粮助力，肯构是堂，四旬告成。……期以七月九日大葬仙师。六月间霖雨不止，皆虑有妨葬事。既七月初吉，遽报晴[3]霁，人心翕然和悦……（以下具述葬事）

其中所说“历戊、己、庚”，是指戊子年四月第一个丁日以后的戊、己、庚三日。大概是一时疏忽，王国维竟以为“戊、己、庚”是指戊子、己丑、庚寅三年了，以致把丘处机的葬礼错认在庚寅年七月，这便要为孙锡作序的时间找一个说法。向先生没有查核原书，跟着错了。当时纪丘处机葬事的，还有一篇陈时可写的《燕京白云观处顺堂会葬记》（下或简称《会葬记》），其中明确写到尹志平等“以四月丁未除地建址，越四日庚戌，云中、河东道侣数百辈裹赢粮来助，凡四[4]旬成”。可知《西游记》中的“上丁”日为丁未日，“庚”为庚戌日而非王国维说的“庚寅”年。丘处机在戊子年七月九日下葬，《西游记》纪事至“翌日”即七月十日。这年六月二十八日立秋，故知孙锡作序在六月三十日，早葬礼九天而已。想是当时赶着为丘处机葬事献礼，边筹办葬事，边请孙锡为《西游记》作序。序文拿到，葬事即举，李志常随后在书尾再添几笔，最终完成了《西游记》全书。[1] 见《王国维遗书》（13），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83年。[2] 《西游录》前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页3。[3] 《长春真人西游记》（下简称《西游记》）卷下，载《道藏》（34），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1988年，页499上—中。[4] 《甘水仙源录》卷九，载《道藏》（19），页796下。另见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页458。

二 《西游记》为何不见长春止杀之语

现在可以确认，《西游记》是1228年问世的，它是记述丘处机西行事迹最早最完整的第一手资料。可是，《西游记》中偏偏没有后世广为流传的“一言止杀”故事。这个问题，晚清的全真道徒陈铭珪（1824—1881）注意到了。陈铭珪字友珊，广东东莞人，咸丰壬子（1852）副贡生，晚学道，为罗浮酥醪观住持，自号酥醪洞主。他在光绪年间著《长春道教源流》八卷，竭力推崇丘处机“一言止杀”的历史功绩，甚至把成吉思汗1224年由西域东返也归因于丘处机进言[1]止杀，说是“当时太祖班师，实因长春劝以止杀使然”。陈铭珪以一个虔诚的道徒作如是说，是不奇怪的；但他并不讳言《西游记》未载丘处机“止杀”之语。他解释说：

或曰：长春止杀之语，此《记》未之载，何耶？曰：此志常之慎也。当长春入对时，与坐者止阿海、阿里鲜、刘仲禄、田镇海四人，而仲禄、镇海必长春请召之乃得入帐。长春守老子成功弗居之训，不言温树，志常未之闻，故不敢载也。然《记》载长春“十年兵火万民愁”一诗，又载“欲罢干戈致太平”一诗，又载长春“奏话期将至，可召太师阿海”，阿海固曾以“止杀掠，应天心”告太祖者。长春之望太祖止杀，《记》固曲传之矣，况元时诸家文集具述之，《元史》[2]亦特纪之乎！

陈铭珪的解释完全出于臆测，不能消除别人的疑问。首先，他忽略了《西游记》是一部集体的游历记录，并非李志常个人著述；李志常只是执笔人而已。当时随丘处机西行的十八（一说十九）弟子，陪同丘处机抵达成吉思汗行在的不过五六人，多数留在了途中。李志常是最早留在途中的一个。据《西游记》卷上，辛巳年（1221）七月二十五日，丘处机等一行抵阿不罕山。次日镇海来见，对丘处机说：“前有大山高峻，广泽沮陷，非车行地。宜减车从，轻骑以进。”处机“用其言，留弟子宋道安辈九人，选地为观”。李志常便是留在阿不罕山的九人之一。王鹗《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道行碑铭》记：

〔辛巳〕秋七月至阿不罕山，距汉地几万里，并山汉人千家，逆师（丘处机）罗拜，以为希世之遇，咸请立观，择人主之。师将行，指公（李志常）坐上语众曰：“此子通明中正，学问该洽，今为汝等[3]留此，其善待之。”因赐公真常子号，额名其观曰栖霞。

李志常、宋道安等就此留在阿不罕山，直到癸未（1223）年五月丘处机东返途经阿不罕山时才与其师会合，时间已过去一年零十个月。《西游记》总共约二万三千字，其中近万字是记丘处机在这一年零十个月里的游历与活动。这一万字的纪事，李志常完全是根据丘处机本人和当时在丘处机身边的几个弟子提供的笔记或口述撰写的。其书完稿前后，必定经掌教尹志平等西行弟子看过。因此，我们必须如实地把《西游记》看作集体的制作。《西游记》未载“一言止杀”故事，原因不在李志常个人慎不慎、闻未闻、敢不敢，而在这个集体无人知晓这个故事。

那么，为什么会无人知晓呢？能不能像陈铭珪那样，把原因归于丘处机“不言温树”（语出《汉书·孔光传》，意谓不言宫禁中事）呢？不能。《西游记》分明讲了1222年四月至1223年三月丘处机多次晋见成吉思汗的情景与对话，讲了丘处机劝成吉思汗在蒙古人中提倡孝道，讲了成吉思汗出猎坠马，丘处机怎么会“不言温树”呢？陈铭珪又说《西游记》“曲传”了丘处机“望太祖止杀”的心愿，可是弟子们撰述《西游记》意在彰显乃师伟绩，“一言止杀”是大好事，如果真有其事，弟子们何不直书，却要“曲传之”呢？而且，从事理讲，李志常必先有所闻，尔后才有敢不敢载的问题。陈铭珪既已断定李志常“未之闻”，怎么能再说他“不敢载”呢？大概陈铭珪也感到自己解释乏力，所以末了搬出元人文集和《元史》，以这些晚出的记载来证明“一言止杀”为实有。他似乎忘了，他自拟的问题是：“长春止杀之语，此《记》未之载，何耶？”能够这样发问的人，十之八九是已知它书有记载的。面对这样的发问者，答以晚出的书有记载，能解决问题吗？

归根到底，陈铭珪拟问的角度就有偏差。如果他能持客观研究的立场，衡量不同记载的出现先后和价值高低，把问题改成“此《记》出于长春随行弟子之手，成书早而言最详，却不见长春建言止杀，《元史》及它书所载究有何据”——循着这样的思路去探索，答案自会不同。但是，陈铭珪囿于他的道徒立场，笃信“止杀”之真有，不思其事之或无，虽然《西游记》中不乏有力的反证，他却不能予以正视，因而作了错误的论断。

不过，话说回来，陈铭珪还是比今天某些研究者要客观一点，他毕竟是承认《西游记》中没有“长春止杀之语”的。[1] 《长春道教源流》卷二，聚德堂丛书本，叶34B。另见《续修四库全书》，1295册（下简称“续修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页364上。[2] 《长春道教源流》卷二，叶34B—35A；另见续修本，页364上—下。[3] 《甘水仙源录》卷三，载《道藏》（19），页745中；另见《道家金石略》，页578。

三 《长春真人本行碑》、《西游录》也不见长春止杀之语

在《西游记》成书三个月以后，1228年十月，陈时可写了《长春真人本行碑》（下简称《本行碑》）。本文第一节引用过陈时可写的《燕京白云观处顺堂会葬记》，《本行碑》写于《会葬记》之前，《长春道教源流》卷三收有此碑。碑文起首说：

戊子之秋，八月丙午，余自山东抵京城，馆于长春宫者六旬。将徙居，清和子尹公谓余曰：“我先师真人既葬矣，当有碑。知先师者君最深，愿得君之词，刻之以示来世。”余再让于耆宿，且以晚涂思涸，不足以发明老仙为解，弗从也。乃命其法弟玄通大师李君浩然状[1]老仙之行，谒文于余曰……

以下，陈时可全引李浩然撰写的《行状》，约一千三百字，然后说：

呜呼！浩然君能述其父师之道行若是昭昭然，可谓能子矣，又岂[2]待鄙夫文之而后著耶。

陈时可字秀玉，燕人，号寂通居士，在金为翰林，后来在窝阔台时期任燕京课税官员。本人奉佛，但与丘处机交游久，常有诗倡和。在一篇碑文中照录《行状》全文，实在罕见。原因陈时可已经讲了，是怕自己“不足以发明老仙”。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两人不属一教，虽是至友也难完全相通，不如直接引用《行状》。李浩然即《西游记》撰述人李志常，浩然是其字。《行状》记西行事仅数十字：

壬午之四月，甫达印度，见皇帝于大雪山之阳。问以长生药，师但举卫生之经以对。他日又数论仁孝。皇帝以其实，嘉之。癸未之三[3]月，车驾至赛蓝，诏许师东归。

与《西游记》相比，《行状》的叙述太简短了，但它仍出于李志常之手，撰写时间仅晚《西游记》数月，又经尹志平、陈时可过目认可，不能因其简短而忽视。就“一言止杀”故事而言，《行状》（也就是《本行碑》）同样有个“未之载”的问题。陈铭珪收录了《本行碑》，但不再讨论这个问题。

也是在戊子年，耶律楚材（1190—1244）写了《西游录》。耶律楚材从1219年起扈从成吉思汗西征，比丘处机早抵寻思干（这是《西游录》用的译名，《西游记》译作邪米思干，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两年。1220年三月丘处机在燕京上表陈情，请求推迟行期，等成吉思汗东归后再往晋谒，当时奉命草诏“欲其速致”的就是耶律楚

[4]材。楚材崇奉儒、释，不赞成全真道，但在丘处机生前两人的私交不错。丘处机在西域时，楚材以宾主礼待之，常与联句和诗，其后续有书简往来。处机去世后，楚材方吐露对全真道的不满。六千多字的《西游录》，竟有四千字是批评丘处机的。楚材称全真为“老氏之邪”，说自己对丘是“友其身也，不友其心也”，“面待而心轻之”，[5]还列举自己“不许丘公之事”十件。透过《西游录》，可以窥见丘处机在西域的若干行为，并无一丝进言止杀的痕迹。孤立地看，或许有理由怀疑这是楚材有意掩埋丘处机救人济世的盛德；但与同年问世的《西游记》、《本行碑》放在一块看，恐怕只能打消这种怀疑。事实是直到1228年根本没有丘处机进言止杀的说法。[1] 《长春道教源流》卷三，叶3B—4A；另见续修本，页367下—368上。[2] 《长春道教源流》卷三，叶6B；另见续修本，页369上。[3] 《长春道教源流》卷三，叶5A；另见续修本，页368下。[4] 《西游录》，页14。[5] 《西游录》，页15—16。

四 关于《玄风庆会录》的三个问题

在1228年以前，还存在一卷丘处机对成吉思汗讲道内容的真实记录，名《玄风庆会录》（下或简称《庆会录》）。但是，那时它尚秘藏宫禁，鲜为人知。按我本人的想法，《庆会录》原可放在《本行碑》与《西游录》之前讲。但前人的种种说法给《庆会录》蒙上了层层烟雾，不吹散这些烟雾，对《庆会录》的引用就会遭人怀疑。而要吹散这些烟雾，必须借助《西游记》、《本行碑》和《西游录》。所以我把《庆会录》放到这里来讲。《玄风庆会录》是一卷非常特殊的书，收在《正统道藏·洞真部·谱录类》。其书署“元侍臣昭武大将军尚书礼部侍郎移剌楚才（材）[1]奉敕编录”。书前有一篇近二百字的“壬辰长至日序”，无序者姓名。正文三千多字，记“壬午之冬十月既望”之夕丘处机对成吉思汗讲道内容。书虽不大，引出的问题不少，前人与今人各有不同的解说。这里且对陈铭珪、向达、王卡和《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的作者四家之说做一点比较和评论。

陈铭珪之说见《长春道教源流》卷八。他先引明代史学家王世贞（1526—1590）的话，指出《庆会录》所署耶律楚材的官衔是错误的，接着说：

李志常《西游记》载，长春两见太祖于大雪山，太师移剌国公（指耶律楚材）俱不在坐，在坐者惟太师阿海。〔庆会录〕云录者移剌楚材，盖志常化后其徒以所闻辑此书，误阿海为楚材，阿海亦移剌[2]氏也。

陈铭珪否认耶律楚材为《庆会录》录者，还算说了一点理由（虽然这理由不能成立）。而他关于该书是1256年李志常卒后其徒根据传闻辑成的论断，却没有说出任何理由，仅用一个“盖”字便下了判语。本文下节将会讲到，陈铭珪在这个问题上为何如此武断。

向达实际上接受了陈铭珪的说法，甚至比陈铭珪推论得更远。在校注本耶律楚材《西游录》中，向达专就《庆会录》写了一个注，注中说：

〔庆会录〕有一篇不署作者姓名的序，序文末作“壬辰长至日”。这一个壬辰不知是元太宗窝阔台的壬辰还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壬辰。前者为公元一二三二年，距丘处机见成吉思汗恰恰十年。后者为公元一二九二年，在会见后七十年，距耶律楚材之死已四十九年。序文说《玄风庆会录》“录而秘之。岁乃逾旬，传之及外，将以刊行于世”。可知壬辰乃是刊行的年岁，颇疑这部书刊于元世祖之时，针对楚材《西游录》而作。……近代陈铭珪以为系李志常的门人所辑。可参看[3]《长春道教源流》卷八。

向达从《庆会录》序文引了十八个字，自称“不知”文末的壬辰是元太宗的壬辰还是元世祖的壬辰。其实，按照序文原文的意思，是推论不到元世祖的壬辰的。序文原文作：

其（长春）往回事迹载于《西游记》中详矣，唯余对上传道玄言奥旨，上令近侍录而秘之。岁乃逾旬，传之及外，将以刊行于世，愿[4]与天下共知玄风庆会一段奇事云。

查《庆会录》正文末尾，有成吉思汗“已命近臣录之简册，朕将[5]亲览”一语。《西游记》卷下也有成吉思汗对左右说的“神仙三说[6]养生之道，我甚入心，使勿泄于外”一段话。两处所记均与序文的“录而秘之”相符。可见“岁乃逾旬”是从“录之简册”之年算起的，因而只能是指元太宗的壬辰年。如果是指元世祖的壬辰年，那就该说“岁逾七旬”了。这一点向达是看到的，但他最终还是往元世祖的壬辰年上想，可见是受了陈铭珪的影响。如果按照陈铭珪和向达的说法，则《庆会录》所署编录者姓名伪，成书时间伪，刊印时间伪，内容亦必然有伪，简直是卷地地道道的伪书。

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胡孚琛主编的《中华道教大辞典》，其中《玄风庆会录》的释文是由王卡写的。释文作：

玄风庆会录，原题“移剌楚材奉敕编录”。移剌楚材即元初著名宰相耶律楚材。一卷。……卷首有元太宗壬辰年（1232）编者自序。……书中所载丘处机与成吉思汗会谈内容，……强调以敬天爱民、好生恶杀为本。其言皆浅近平易。《元史·释老传》记载丘处机西行，劝[7]成吉思汗止戈息杀，与本书旨要大致相符。

与陈铭珪、向达不同，王卡承认《庆会录》的编录者为耶律楚材，明确指出《庆会录》序文写于“元太宗壬辰年”。但是，王卡的释文也引出了一个新问题，即序文是否为编者自序。同时，王卡也重复了一个老话题，即丘处机对成吉思汗“强调以敬天爱民、好生恶杀为本”。这个话题虽老，其中的“好生恶杀”却是《庆会录》没有的。《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没有专讲《庆会录》问题的段落，但它几次以肯定的方式引用《庆会录》，还不加说明地用《庆会录》正文的文字来修正《西游记》（下详），并且把耶律楚材视为《庆会录》[8]序文的作者。可见《全真七子》作者对《庆会录》内容的真实性是确信不疑的。

综合以上四家的看法，可以归纳为四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即：一、《庆会录》刊行于何时？二、《庆会录》是谁编录的？三、《庆会录》的序文是编者自序吗？四、我们从《庆会录》读到了什么？本节讨论前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最大，留待下节讨论。

先说《庆会录》刊行于何时。在这个问题上，陈铭珪、向达显然错了。就我所见，早在1241年以前，丘处机的再传弟子秦志安（1188—1244）就提到了《庆会录》。在秦志安编写的《金莲正宗记·长春丘真人》中有下面这段话：

是时成吉思皇帝方守算端国未下，宣差刘仲禄乃以师（丘处机）见帝。……由是每日召见，即劝之少杀戮，灭嗜欲。前后数千言。耶[9]律晋卿方为侍郎，录其言以为《玄风庆会录》，皇帝皆信而用之。[10]

据元好问《通真子墓碣铭》，秦志安字彦容，中年修道，1234年金亡后师从丘处机弟子宋德方（西行十八门人之一）。自1237年起随宋德方整理道藏。本人撰有《金莲正宗记》、《烟霞录》等。其[11]《金莲正宗记》序文作于辛丑年（1241），故而他的话足以证明《庆会录》刊于太宗年间，不会在1356年李志常卒后，更无可能在世祖壬辰年（1292）。

秦志安的话也证实了《庆会录》的编录者是耶律楚材。1241年耶律楚材还在世，他与秦志安均逝于1244年五月。秦志安不至于当耶律楚材在世的时候就毫无根据地说《庆会录》是耶律楚材编录的。但是，单凭秦志安的话不足以破除陈铭珪的说法，尚需证明丘处机对成吉思汗讲道时耶律楚材在坐。这有证据吗？有的，请看耶律楚材本人的话。

在耶律楚材以答客问的体裁写的《西游录》下卷里，两次谈到丘处机的讲道。一次作：

客曰：丘公进奏谈道之语，可得闻欤？

居士曰：壬午之冬十月，上召丘公以问长生之道。所对皆平平之语言及精神气之事。又举林灵素梦中絜宋徽宗游神霄宫等语。此丘公[12]传道之极致也。

无论上文中的“客”是实有其人还是纯属虚拟，文中的答语均表明楚材是了解丘处机谈道内容的。答语虽然简短，却与《庆会录》内容吻合。1228年《庆会录》尚未刊印，楚材如非亲知，写不出这段答语，也不会拟出这样的问题。

上文稍后，又有一段问答：

客曰：予闻诸行路之人有议子者，以为匿怨而友其人，孔子耻之。君胡为面许而心非也？……

居士曰：予与丘公，友其身也，不友其心也；许其诗也，非许其理也。奏对之际，虽见瑕玼，以彼我之教异，若攻之则成是非，故心[13]非而窃笑之。……

这里楚材明确说出，他在丘处机对成吉思汗讲道时（“奏对之际”）已经看出丘的毛病（“瑕玼”），当时不说是因为怕生是非。这说明，丘处机“奏对之际”，楚材是在场的。当然，楚材怕生是非的说法也不可尽信。那时成吉思汗安排的就是专听丘处机讲道，楚材只是以近臣身份旁听并笔录，哪里有他说话的份儿。

陈铭珪没有注意《西游录》中以上两段问答，也没有准确理解《西游记》的有关记述，便断言丘处机讲道时耶律楚材不在坐。《西游记》原文作：

九月朔，渡航桥而北。……其月望，上设幄斋庄，退侍女左右，灯烛炜煌，唯阇利必镇海、宣差仲禄侍于外。师与太师阿海、阿里鲜入帐坐，奏曰：“仲禄万里周旋，镇海数千里远送，亦可入帐，预闻道话。”于是召二人入。师有所说，即令太师阿海以蒙古语译奏，颇惬圣怀。十有九日清夜，再召师论道，上大悦。二十有三日，又宣师入幄，礼如初。上温颜以听，令左右录之，仍敕志以汉字，意示不忘。[14]谓左右曰：“神仙三说养生之道，我甚入心，使勿泄于外。”

据此，丘处机自九月望日起九天之内三见成吉思汗（陈铭珪说两见，误）。初见这次，《西游记》明言“退侍女左右”。再见时，《西游记》未提左右如何。三见时，有左右人员在场记录。尤其要注意“仍敕志以汉字”一语，其中的“仍”字表明，前两次里至少已有一次是“志以汉字”的，那就必有以汉字笔录的人员在场。其实，即使是“退侍女左右”的一次，也不见得退个干干净净，连备用的译员和记录人员都不留。既有录者，其人为谁？《西游记》说是“左右”，《庆会录》说是“近臣”，正合耶律楚材那时的身份。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说，耶律楚材于1215年归属蒙古，不久便被成吉思汗看中，“雅重其言，处之左右，以备咨访”。1219年扈从西征，[15]“用公日密”。那时耶律楚材地位不高，尚非大臣，但常在成吉思汗身边，无疑为近臣。大汗有事，近臣侍奉左右乃平常事，不似大臣晋见，需要预作安排。丘处机讲晋谒情形，对于大汗身边有谁侍奉，原是不一定要提的。丘处机不提，《西游记》执笔人李志常更不会提，因为李志常那时身在阿不罕山，根本没有到过成吉思汗行在。陈铭珪没有认真揣摩事理，仅据《西游记》所记第一次讲道时的情形，便断言耶律楚材在丘处机讲道时从未在坐，未免过于轻率。秦志安说《庆会录》系耶律楚材所录，我以为是可信的。在这一点上（但也仅仅在这一点上），我与王卡及《全真七子》的作者看法相同，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持论的根据是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讲。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庆会录》那篇序文是否为编录者自序。王卡和《全真七子》作者都说是编录者即耶律楚材自序，我不能同意。这篇序文不足二百字，本文前面引过一部分，现在需要全文引出，以观究竟：

国师长春真人昔承宣召，不得已而后起。遂别中土，过流沙，陈道德以致君，止干戈而救物。功成身退，厌世登天。自太上玄元西去之后，寥寥千百载，唯真人一人而已。其往回事迹载于《西游记》中详矣，唯余对上传道玄言奥旨，上令近侍录而秘之。岁乃逾旬，传之及外，将以刊行于世，愿与天下共知玄风庆会一段奇事云。壬辰长至[16]日序。

序文称《庆会录》录者为成吉思汗“近侍”，如果序文真是录者自序，则序文的作者便是近侍本人。一个受命“录而秘之”的近侍，敢公然违背圣命，将自己录下的东西刊行于世吗？因此，无论编录者为谁，序文都不可能是编录者自序。在确认编录者为耶律楚材之后，更不应该认为序文是编录者自序。因为耶律楚材在1228年写的《西游录》中已经公开批评丘处机了，他称全真为“老氏之邪”，怎么会到1232年反过来吹抬丘处机是老子以下“一人而已”呢？而且，序文还用丘处机本人的语言称颂他“止干戈而救物”，这是《庆会录》正文没有的。这也说明，序文必出于全真道徒之手，必非耶律楚材所作。[1] 《道藏》（3），页388上。[2] 《长春道教源流》卷八，叶21B；另见续修本，页474上。[3] 《西游录》，页21注释⑦。[4] 《玄风庆会录序》，载《道藏》（3），页387下。[5] 《玄风庆会录》，页390下。[6] 《西游记》，载《道藏》（34），页492下。[7] 《中华道教大辞典》，页431。[8] 《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页297。[9] 《金莲正宗记》卷四，载《道藏》（3），页360上。[10] 《遗山先生文集》卷三一，四部丛刊本，页314下—315下；另见《道家金石略》，页486—487。[11] 《金莲正宗记序》，页344上。[12] 《西游录》，页14。[13] 《西游录》，页16。[14] 《西游记》卷下，载《道藏》（34），页492下。[15] 《国朝文类》卷五七，四部丛刊本，页633上。另见《全元文》（1），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页170。[16] 《玄风庆会录序》，载《道藏》（3），页387下。

五 从《庆会录》可以读到什么

依据《玄风庆会录》、《长春真人西游记》与《西游录》（足本）的记载，丘处机在与成吉思汗的交往过程中，随处适时进言劝谏，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点：（一）外修阴德，内固精神。《玄风庆会录》言：“陛下修行之法无他，当外修阴德，内固精神耳。恤民保众，使天下怀安，则为外行。省欲保神，为乎内行。”这一点又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内固精神……其二是外修阴德，主旨是止杀乃修德之要。《元史·丘处机传》言：“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又《全真第五代宗师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言：“七月初，师遣阿里鲜奉表谏上止杀、赦叛，上悦。”又言：“一日，上问曰：‘师每言劝朕止杀，何也？’师曰：‘天道好生而恶杀。止杀保民，乃合天心。……’”（二）敬天保民。由于蒙古有尊天敬天的传统，因此，丘处机在为成吉思汗讲道的过程中，往往投其所好，以此进言，……劝其止杀。而丘处机以天来警戒成吉思汗止杀的目的却是为了保民，希望成吉思汗能够以天为诫，改变以蒙古铁蹄踏平中原的想法，从而使中原百姓免于杀戮之苦。所以《元史·丘处机传》言，当成吉思汗问[1]以为治之方时，丘处机答以“敬天爱民为本”。（三）劝孝。……

上面我相当完整地引了《全真七子》谈丘处机建言止杀的文字，仅删去其中无关止杀的百余字，为的是请读者共同来检验《全真七子》引述的丘处机建言止杀的话，究竟有哪句出于《玄风庆会录》（还有《西游记》和《西游录》）。这并非强人所难，而是因为《全真七子》一书自己说它归纳的三点内容是“依据《玄风庆会录》、《长春真人西游记》与《西游录》”。既然这样讲了，总该引几句《庆会录》、《西游记》和《西游录》的话才对，怎么能用丘处机再传弟子李道谦在至元十八年（1281）写的《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详见本文第七节）和明朝初年编的《元史·丘处机传》来顶替呢？这使我想起陈铭珪。陈铭珪最终也是用《元史》和元人文集的记述来证明丘处机有止杀之语，但他毕竟是承认止杀之语《西游记》“未之载”的。《全真七子》却把从别处引来的话语说成是“依据”了《庆会录》、《西游记》和《西游录》。两者相比，陈铭珪要客观一些。我对《庆会录》等三书读过多遍，从来没有读到丘处机建言止杀的内容。这次经《全真七子》提示，我又读了一遍，更加相信我过去没有读漏。但愿《全真七子》作者能引三书的原话来证明他们读对了。

其实，《庆会录》不仅没有进言止杀的内容，相反地倒有称颂成吉思汗征服战争的话语。丘处机对成吉思汗说：

陛下本天人耳。皇天眷命，假手我家，除残去暴，为元元父母，[2]恭行天罚，如代大匠斫，克艰克难，功成限毕，即升天复位。

成吉思汗是“天人”，他进行的战争是“除残去暴”、“恭行天罚”。丘处机话已说到这程度，如何再劝成吉思汗不杀呢？是叫成吉思汗不要再执行天罚吗？

13世纪波斯史学家志费尼（1226—1283）在他的名著《世界征服者史》中记了1220年3月成吉思汗拿下不花剌（布哈拉）以后对当地民众的一段训话。成吉思汗说：

人们啊，须知你们犯了大罪，而且你们当中的大人物犯下这些罪行。如果你们问我，我说这话有何证明，那我说，这因我是上帝之鞭的缘故。你们如不曾犯下大罪，上帝就不会把我作为惩罚施降给你们。[3]

原来成吉思汗早丘处机两年就已宣布自己是恭行天罚了。他无疑会喜欢丘处机的话与自己相符。

或许有人会说，《庆会录》所记“恤民保众，使天下怀安”的话就含有止杀的意思。的确，《庆会录》屡有“恤民保众”、“修福济民”、“治国保民”之类的话，但这些话的含义同我们要讨论的止杀之语是两回事。当丘处机对成吉思汗讲“治国保民”、“恤民”、“济民”时，他是以认同成吉思汗的大蒙古国为前提的。他讲的“国”是大蒙古国，他讲的“民”是已在大蒙古国统治下的民。丘处机说：

余万里之外一召不远而来，修身养命之方既已先言，治国保民之术何为惜口。余前所谓安集山东、河北之事，如差清干官前去，依上[4]措画，必当天心。

可见丘处机的所谓“恤民”、“保民”仅是指对已在大蒙古国统治下的人民的治理，并非劝成吉思汗停止对未下汉地或其他国家的攻伐与进取，并非劝阻蒙古军队在攻城略地之际对敌境民众施行暴力。而从元至清全真道徒们宣扬的丘处机止杀之功，均指丘处机劝阻了成吉思汗对敌境民众的屠杀（详见下文）。

由上一段话再往下读，可以看到丘处机向成吉思汗进献了一个怎样的“治国保民”良方：

初金国之得天下，以创起东土，中原人情尚未谙悉，封刘豫于东[5]平，经略八年，然后取之。此亦开创良策也，愿加意焉。

刘豫（1073—1143或1146）是什么人？他原是宋朝官员，南宋初降金。1130年金朝出于统治汉地的需要，册封刘豫为“大齐皇帝”，建都大名，两年后迁都汴梁。刘豫对金须“世修子礼”，其政权是十足的傀儡政权。他在位期间多次出兵攻宋，境内民怨沸腾。1137年金废刘豫，改封为王，这就是丘处机说的“经略八年，然后取之”。这是怎样的“开创良策”呢？

丘处机的政治理念如此低下，他的宗教追求亦复可悲。他对成吉思汗说：

昔宋上皇本天人也，有神仙林灵素者挈之神游上天，入所居宫，题其额曰“神霄”。不饥不渴，不寒不暑，逍遥无事，快乐自在。欲久居之，无复往人间之意。林灵素劝之曰：“陛下天命人世，有天子功限未毕，岂得居此？”遂下人间。自后女真国兴，太祖皇帝之将娄[6]失虏上皇北归，久而老终于上京。由是知上天之乐何啻万倍人间！

宋徽宗与林灵素，一个是佞道昏君，一个是道门骗子。他们狼狈为奸，诈欺世人，祸国殃民，在政和、宣和之际（1118年前后）合演了中国政治史和道教史上丑恶的一幕，为世人痛恶。金、元有识之士多有抨击宋徽宗、林灵素罪行的。1233年元好问撰《紫微观记》，讲到杜光庭（850—933）在西蜀大搞神仙官府，“虚荒诞幻，莫可致[7]诘”，接着便说：“二三百年之间，至宣政之季，而其敝极。”王恽（1227—1304）说：“自汉以降，处士素隐，方士诞夸，飞升炼化之术，祭醮禳禁之科，皆属之道家，稽之于古，事亦多矣。徇末以遗其[8]本，凌迟至于宣和极矣。”吴澄（1249—1333）直指宋徽宗、林灵[9]素“乃前代亡国君臣”。就我所见，金、元之世颂扬宋徽宗、林灵素欺世之术的，惟丘处机一人。他尊宋徽宗为天人，林灵素为神仙，把他们的秽行作为本教的光荣与神奇来夸说，适足以反映他本人在宗教上追求的是什么。难怪全真道在丘处机掌教时期恢复了许多道教历史上的积弊。

上面引的丘处机关于刘豫、林灵素的话，都是《庆会录》中不可忽略的内容，对研究丘处机的政治理念和宗教追求至关重要，但《全真七子》作者视若未见，均未提及。避开如此重要的实例来谈丘处机[10]“悲天悯人”的宗教家“情怀”，如何能使人信服呢？《全真七子》特别推崇丘处机的“实”，说：“长春之‘实’，一是平实之实，不用方术神异欺骗世人；二是诚实之实，待人以诚，远离[11]虚伪；三是实用之实，兴教救世，有益民众。”长春真是如此之实吗？当他对成吉思汗夸说林灵素挈宋徽宗神游天宫的时候，他是真心信仰林灵素实有其事呢，还是蓄意说谎欺骗成吉思汗呢？我们知道，对于宗教信仰上彼岸世界的许多事情是不必穷诘究竟的。但是，宋徽宗、林灵素是人，不是神；他们在人世间做的事是实实在在祸害民众的。对此，以“济世救人”为己任的丘处机能不知道吗？如果他是知道的，还对成吉思汗那样说，岂非蓄意欺骗？如果他连宋徽宗、林灵素祸害民众都不知道，还侈谈什么救世益民？《庆会录》中讲了一件事，是很可以说明丘处机的“诚实”的。丘处机说：

昔金国世宗皇帝即位之十年，色欲过节，不胜衰惫。每朝会，二人掖行之。自是博访高道，求保养之方，亦尝请余问修真之道，余如[12]前说。自后身体康强，行步如故，凡在位三十年升遐。

这段话，我和《全真七子》作者都注意到了。《全真七子》页287从正面引了这段话，显然以为这段话真实可信。单看这段话，人们会以为金世宗即位十年身体就不行了，其后听了丘处机的修真之道，身体转弱为强，得以在位三十年。然而，丘处机讲的是谎话。金世宗直到大定二十八年（1188）春天才召见丘处机，那时世宗已经当了二十七年皇帝，并且以勤政贤明著称。当年八月，丘处机离京返终南。次年正月，世宗就去世了，距丘处机离京仅五个月。丘处机与金世宗接触的这段经过，《全真七子》也讲了，同我讲的一样。差别仅在于《全真七子》没有用这段经过来比对丘处机上一段话。读者不妨比对一下，看看丘处机的话是否诚实。《庆会录》可谈的内容尚多，有的问题一时也难弄清楚。例如，丘处机对成吉思汗讲道的时间，《庆会录》仅记“壬午之冬十月既[13]望”之夕，似乎是一夜讲完的。《西游录》则讲“壬午之冬十月”，[14]月份与《庆会录》一致，没有记讲了多少次。《西游记》作九月望[15]日、十九日、二十三日三次，未记十月既望有召见。何者为是，恐怕不好解决。《全真七子》说：“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这三次问道的时间分别是十月十五日、十月十九日与十月二十三日。”又说：[16]“《玄风庆会录》对于三次讲道的内容，都有详细的记录。”这两段话与《西游记》、《庆会录》原文不符。我不知两书是否有新发现的版本，使《全真七子》的作者作出如是的结论，猜想这是他们径直糅合两书的结果，即兼采《庆会录》的月份和《西游记》的日期与次数构成的。在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这也算一种处理办法，但总以向读者交代一下为好。

在月份上，我倾向于采信《庆会录》，因为既然承认《庆会录》是当时耶律楚材奉敕编录，就应以它为准。而且《西游录》也作十月，两书一致，出错的可能性较小。《西游记》虽然在九月前有八月二十七日的纪事，九月后有十月朔的纪事，看起来首尾完整，似乎也不易出错，但执笔人李志常和1228年的掌教尹志平在1222年都未抵行在，《西游记》是后来整理出来的。就这点而言，《西游记》不如《庆会录》。不过，《庆会录》三千余字，是简练的文言，丘处机原话肯定长多了，内容那么玄奥，还要译为蒙语，成吉思汗一夕之间能否听懂听完，确实让人生疑。据虞集（1272—1348）说，大德（1297—1307）年间成宗曾使人将《庆会录》译为蒙文，竟不能达意，只[17]好命吴全节简述其要义，然后由译者上奏。可见《庆会录》是不易译述的。当初丘处机讲道，恐怕非止一夕。这个问题不好解决，但不影响我们对《庆会录》内容的解析。

在结束本节前，我想再说几句陈铭珪。在上一节里，我曾指出陈铭珪的武断：他仅用一个“盖”字就把《庆会录》说成是李志常殁后其徒据传闻所为，不说任何理由。现在我要说，他不能不武断，原因在于《庆会录》有些内容是他根本不能接受的。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丘处机对宋徽宗和林灵素极其推崇和向往，陈铭珪则持完全不同的态度。在讲到北魏道士寇谦之的时候，陈铭珪说：

谦之所为，盖后世斋醮科仪符箓摄召及服食金丹之所由始。此栾大、柳泌、林灵素、陶仲文之流以之诳惑人主，觊取富贵者，岂长春之比乎！

又说：

林灵素借斋醮上章一事，肆为诞妄，以诳徽宗，卒召北辕之祸。[18]

陈铭珪绝对不会相信，他所崇敬的丘祖丘处机竟是宋徽宗、林灵素的崇拜者。不仅如此，陈铭珪是读过《金史》的，他与元明清许多儒生一样鄙视刘豫，称刘豫傀儡政权为“废齐”。他坚决反对王重阳[19]曾应废齐武举之说，力辩王重阳为“有宋之忠义”。他怎么能相信丘处机曾向成吉思汗提出在河北、山东再建废齐式政权呢？再有，陈铭珪对金世宗是很敬佩的，他称世宗为“贤主”，又引史书称世宗为[20]“小尧舜”。他也了解世宗在去世前一两年先后召见王处一、丘处机的时间与经过。他怎么能相信《庆会录》中那段使世宗恢复康强的谎言真是出于丘处机之口呢？还有，陈铭珪是坚信丘处机“一言止杀”故事的，他怎么能接受不载止杀之言的《庆会录》是当年丘处机讲道内容的实录呢？总之，陈铭珪脑海中早已形成了一个高大的丘处机形象，而《庆会录》有太多的东西与这形象不符，所以陈铭珪必须毅然决然地将《庆会录》推掉。陈铭珪读过秦志安的《金莲正宗记》，[21]他应该知道秦志安在1241年已经提到《玄风庆会录》，但他还是把《庆会录》说成是1256年以后的作品。可见，要一个全真道徒在涉及本教历史的问题上坚持学术研究的客观性，是非常困难的。[1] 《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页295。[2] 《玄风庆会录》，载《道藏》（3），页388中—下。[3] 《世界征服者史》上册，何高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页114。[4] 《玄风庆会录》，载《道藏》（3），页390中。[5] 《玄风庆会录》，载《道藏》（3），页390中。[6] 《玄风庆会录》，载《道藏》（3），页389下。[7] 《遗山先生文集》卷三五，页366上；另见《道家金石略》，页474。[8] 《大元奉圣州新建永昌观碑铭并序》，《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八，四部丛刊本，页589下；另见《道家金石略》，页694。[9] 《复崇仁申县尹书》，《吴文正集》卷一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97册，页143上；另见《全元文》（14），页34。[10] 《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页293。[11] 《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页25。[12] 《玄风庆会录》，载《道藏》（3），页390中—下。[13] 《玄风庆会录》，载《道藏》（3），页388上。[14] 《西游录》，页14。[15] 《西游记》卷下，载《道藏》（34），页492下。[16] 《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页294。[17] 《河图仙坛之碑》，《道园学古录》卷二五，四部丛刊本，页227上；另见《道家金石略》，页965—966。[18] 《长春道教源流》卷三，叶10B，26A；另见续修本，页371上，379上。[19] 《长春道教源流》卷一，叶25A；另见续修本，页338下。[20] 《长春道教源流》卷二，叶3B；另见续修本，页348下。[21] 《长春道教源流》卷一，页10B；另见续修本，页331上。

六 故事初编：《长春真人成道碑》

上文业已说明，在《西游记》、《本行碑》、《西游录》陆续问世的1228年，并不存在“一言止杀”故事。“一言止杀”故事出现在窝阔台时期，它在姬志真（1192—1267）撰写的《长春真人成道碑》（下简称《成道碑》）中有比较完整的叙述。《成道碑》云：

己卯冬十月，上遣便宜刘仲禄率轻骑数十，搀枪开道，径及海滨，奉召征师。真人以天意所存，不辞而发轫。侍行者一十八人，皆丛林之杰出者。指程西北，跋涉艰虞，万里龙沙，继及行在。上嘉来远之诚，重慰劳之。一日，问以长生之药，真人曰：“有卫生之经，无长生之药。”上嘉其诚。每召就坐，即劝以少杀戮，减嗜欲及慈孝之说，命史录之。……

曩者国朝初兴，天兵暂试，血流川谷，肉厌丘原，黄钺一麾，伏尸万里，马蹄之所及无余地，兵刃之所临无遗民，玉石俱焚，金汤虀粉。幸我真人，应召行在，微言再奏，天意方回，许顺命者不诛，指降城而获免，谕将帅以愍物，勉豪杰以济人。在急者拯以多方，遇俘者出以赀购。婢仆之亡，从道者皆恕；卑贱之役，进善则放良。救人于涂炭之中，夺命于锋镝之下。使悛恶而从善，皆道化之弘敷也。天下之受庇者多矣，亦有不知其然者。

碑文最后说：

李公大师不远而来，命纪真迹之崖略，将刊诸石，以寿其传，亦[1]报本尊师，礼也。义不敢辞，辄从是说，谨斋沐而直书。

姬志真是盘山栖云真人王志谨在1234年收的徒弟，为七真之一的郝大通的再传弟子，本人没有跟从过丘处机。《成道碑》未署撰写年月，但姬志真讲了，他是奉“李公大师”之命写的。这个“李公大师”不是别人，就是《西游记》述者、被陈时可称为玄通大师的李浩然即李志常，这就为判断碑文的撰写年限提供了线索。李志常在戊戌年（太宗十年，1238）正月接替尹志平为全真掌教，三月朝命加玄[2]门正派嗣法演教真常真人，此后教内例以掌教真人、宗师称之。姬[3]志真在戊戌年以后写的文章，也循例称李志常为“嗣教宗师”、[4][5]“掌教真常真人”、“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这篇《长春真人成道碑》称李志常为“大师”而非掌教真人、宗师，其撰写时间必在1234年至1238年正月之间，上距李志常撰写《西游记》和《行状》的戊子年至多不过九年。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先前已经有了陈时可撰写的《本行碑》（内含《行状》），为什么又要姬志真撰写《成道碑》？从教门的角度看，丘处机的“本行”不就是“成道”吗？莫非《本行碑》缺了什么，需要增添？比较两碑，立刻可以看出，《本行碑》缺的正是丘处机劝成吉思汗“少杀戮”的故事。显然，撰写新碑的目的就是要添加这段故事，并由这段故事引出对丘处机救人济世功绩的颂扬。

应该指出，这一故事未必始创于《成道碑》。宗教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许多宗教人物的故事在写成文字以前可能先有一个口耳相传的阶段。丘处机“一言止杀”的故事最早大概也是口头宣讲的。元好问在甲午年（太宗六年，1234）六月居聊城时写了一篇《清真观记》，后来收入《遗山先生文集》卷三五，文中说：

丘往赴龙庭之召，亿兆之命悬于好生恶死之一言。诚有之，则虽[6]冯瀛王（冯道）之对辽主不是过。

元好问前一年在金汴京经历了崔立之变。由于崔立杀金守臣降蒙，汴京得免屠城之灾。蒙军入城后虽有杀掠，但死者多为金朝大臣与富[7]民，平民较少遇害，儒释道三教中人又比一般平民受到宽待。其后元好问被蒙古羁管于聊城。那时《成道碑》未必已立，《清真观记》所述可能得自传闻。元好问当然知道，自己能够存活，全赖蒙古有“顺者不诛，降城获免”政策与崔立的降蒙之举；但他那时肯定不知“降城获免”政策始于何时。对社会上既有的丘处机进言止杀的传闻，元好问将信将疑，故用了“诚有之”三字以示。

由《清真观记》再往前，可以追溯到《庆会录》序文。该序撰于1232年，又早《清真观记》两年。序文说丘处机“止干戈而救物，功成身退”，透露出当时可能已有“一言止杀”故事在流传。这大概是今天能找到的最早的文字记载了。1232年为元太宗四年，所以我说此故事出现于窝阔台时期。《成道碑》文采奕奕：“微言再奏，天意方回，许顺命者不诛，[8]指降城而获免。”这样的文句读来非常顺畅。可是，细想一下，这能证明丘处机进言止杀并且取得效果吗？难道此前蒙古实行的是顺也诛、降也杀的政策吗？现今了解蒙古征服史的读者想必知道，成吉思汗在进行征服战争时早就制定了“顺者不诛，降城获免”的政策，这一政策在南侵和西征过程中普遍得到执行。例如，1220年初蒙军占领花剌子模的匝儿讷黑和讷儿两城，两城居民没有反抗，得免屠杀。稍后蒙军抵布哈拉，其外城居民献城投降，未遭屠杀；内城守军拒不[9]投降，城破后男子全被杀害。又如，同年3月成吉思汗在撒马尔罕派者别、速不台往追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他指示两人对所经地区军民“归顺者可予奖励，发给〔保护〕文书，为他们指派长官；流露出不屈服和反抗情绪者一律消灭掉”。者别、速不台在巴里黑、你沙不耳、徒思等所经之地都严格地执行了成吉思汗的指令。波斯史学家拉施特（1247—1318）说：者别、速不台“每到一地，凡出降迎接者[10]获得了赦免；抵抗者全部歼灭”。这不都是“顺者不诛，降城获免”的实例吗？这些实例都发生在丘处机晋见成吉思汗之前，怎么会是丘处机“微言再奏”的结果呢？

抗者诛、顺者免，是成吉思汗制定的蒙古国策，在汉地和西域同样适用，并且为成吉思汗后人所沿袭。宋子贞《耶律公碑》云：“国制，凡敌人拒命，矢石一发，则杀无赦。”这与拉施特讲的是同样的意思。1233年汴京将下之前，还是那个参加西征的速不台，以“此[11]城相抗日久，多杀伤士卒”为由，主张“尽屠”汴京居民。与1220年在西域的蒙军相比，屠城政策没有任何改变。至多三四年后，姬志真就写了《成道碑》，其中的进言止杀故事，经得起检验吗？

姬志真不了解长春西游情形，《成道碑》是按李志常所言写的，故而姬志真自言“义不敢辞，辄从是说，谨斋沐而直书”。这话固然是谦词，但也表明他是从人之说，对事情的真伪有无概不负责，该负责的是李志常。耐人寻味的是，李志常既欲记本师之“真迹”，为什么自己不署名动笔，而要远道找一个不了解其师的姬志真？我想，原因就在他写的《西游记》早已刊行了。《西游记》非但没有写丘处机进言止杀，相反地却写了丘处机对蒙军暴行的无奈：

十有三日，宣差阿里鲜欲往山东招谕，恳求与门弟子尹志平行。师曰：“天意未许，虽往何益？”阿里鲜再拜曰：“若国王（主）临以大军，生灵必遭杀戮，愿父师一言垂慈。”师良久曰：“虽救之不[12]得，犹愈于坐视其死也。”乃令清和同往，即付招谕书二副。

这是1223年七月的事，丘处机已从西域返抵云中（今山西大同）。“国王”，别本作“国主”，即木华黎之子孛鲁。阿里鲜请求丘处机师徒帮助他招谕山东未下诸地归降蒙古，以免蒙军攻占后肆意屠杀，其实也是为蒙古节省兵力。丘处机答以“天意未许”、“救之不得”。因为他知道，按成吉思汗旨意，只有“顺者”才可“不诛”，“降城”方能“获免”；倘若招谕不成，他们师徒只好眼睁睁看着蒙军施暴了。所谓“天意”，实指成吉思汗旨意。李志常既然在1228年已经写了1223年“天意未许”，如果在1234年以后再出面写1222年“天意方回”（“方回”即已回，只是时间还不长），岂不招人质疑？《西游记》、《成道碑》都透露了丘处机在汉地替蒙古招谕劝降的消息。《西游记》还讲到，1223年十一月成吉思汗派人问丘处机：“招谕在下人户得来否？”我们也在弋彀写的尹志平碑铭里读到下面一段记述：

〔尹志平随丘处机〕还及云中，真人（丘处机）闻山东乱，国兵又南下，曰：“彼方生灵命悬砧鼎，非汝（尹志平）莫能救。”遂遣[13]往招慰，闻者乐附，所全活者甚多。

这就是尹志平随阿里鲜招谕山东的结果，他们是拿着丘处机的招谕书去的。很明显，如果说丘处机的确起过止杀的作用，主要是他配合了成吉思汗既有的“顺者不诛，降城获免”政策，参预劝降。劝降若成，杀戮自可减少。但是，这算不得历史功绩。因为丘处机不是劝征服者放下屠刀，而是叫受害者放弃反抗，屈当顺民。如果这也算历史功绩，后来由宋降元的吕文焕也应受到表彰。吕文焕降元后多次向宋朝将官现身说法，劝他们举城降元，那也是减少了杀戮的。

自从《成道碑》问世，“一言止杀”故事不再限于口头传播，著文纪之者日渐增多。本文第四节已经征引过秦志安《金莲正宗记·长春丘真人》中的一段，那是1241年已经写成的，仅晚《成道碑》数载。秦志安提到《庆会录》、《西游记》，但完全不顾两书内容，硬说成吉思汗“每日召见”丘处机，丘处机“即劝之少杀戮”。末了还借别人之口，称说“幸我长春丘仙翁应诏而起，一见而龙颜稍霁，再奏而天意渐回，诏顺命者不诛，许降城而免死，宥驱丁而得赎，放虏口[14]以从良，四百州半获安生，数万里率皆受赐”。不难看出，这一段话直接取自《成道碑》，仅改动了部分文字。

在秦志安以后，称颂丘处机止杀之功的碑刻，列朝不绝。戊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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