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高世鹰,孔德生

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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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试读：

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先进分子。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明显地感觉到，俄国工农大众敢于冲破世界帝国主义阵线，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这表明帝国主义的力量并不是绝对不可战胜的，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不再是孤立无援的。长期饱受帝国主义欺侮而又在反帝斗争中屡遭失败的中国人民，由此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心。正在苦苦探求救国救民真理、对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失望而又茫然无措的中国先进分子，则由此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作用。俄国十月革命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他们从俄国十月革命的启示和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危机中，敏锐地感受到世界历史潮流的深刻变化，并且很快在实践中得出向俄国革命学习、“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一、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开创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正是这条包括“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主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指引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完全彻底的胜利，创建了新中国，并很快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致力完成以强国富民为主要目标的第二大历史任务，开始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一）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科学内涵

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主要是区别于无产阶级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议会斗争、城市武装起义，直接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种革命模式和社会发展模式。它既不同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步到位，而是要分两步走；更不同于西方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二）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两个阶段

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第一阶段，而且是最重要的阶段。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国情特殊，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又脱离中国现实。到底走什么道路？经典著作中没有现成答案可寻，只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就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宝库增添了重要内容，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开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新民主主义理论解决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点是：关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即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以及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理论。

新民主主义这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包括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既密不可分，又有明显的区别。区别在于范畴不同，理论层次不同，回答问题角度不同。新民主主义是大范畴，大概念，带有总体性的宏观理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在中国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实现武装夺取政权的途径，也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必经之路，它是服从和从属于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前者范畴更广，后者是服从服务于前者的需要，范畴窄，理论层次低，属于前者的内涵。

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第二阶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1]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过渡时期是融合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之中，与其同步进行的。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深刻地指出，“整个中国革命是包含着两重任务的”。这两重任务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如何使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对接，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运用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突破了苏联模式的束缚，创造了工业化和改造同时并举的道路，突破了一举过渡的框框，顺利地实现了逐步过渡，使“我们党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2]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起来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在俄国革命的直接影响下发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特别是列宁的民族殖民地学说，对中国革命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但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没有也不可能系统地提出一个完全适合中国革命需要的理论。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农业大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领导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如何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些问题只能靠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去创造性地解决。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正确分析了中国特殊的国情，认清了中国社会性质、主要矛盾，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独特经验，从而在宏观上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方位，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前途是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地把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领导联系起来，使中国民主革命成为无产阶级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新民主主义理论科学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以独创性的内容和鲜明的中国特色，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新课题；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关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以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国家为中间站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构想，解决了经济落后国家在夺取政权后如何建设新国家、以最小的代价和平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难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转变论。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如何进行共产主义运动，如何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为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架起了一座桥梁，打开了一个通道。

如果说新民主主义理论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的问题，那么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则解决了如何取得革命胜利的问题。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批判了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照抄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科学地论证了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且能够走这条道路夺取革命的胜利，形成了完整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这一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突破了俄国十月革命城市中心道路的模式，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农业大国，弱小的无产阶级怎样发动和组织农民这个最大的革命力量，最有效地打击敌人，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增添了新内容。

探寻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历程是极其艰辛的。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克服了党内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排除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干扰，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取得了革命胜利，创建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而真正确立起社会主义新制度，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1]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2]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二、农村包围城市新道路与中国历史新纪元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出发，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渐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探索与奋斗，把处于险境中的中国革命引向通途，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一）农村革命新道路的成功开辟1．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全党为挽救革命、寻找革命新道路而进行的艰苦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人，经过创建、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逐步找到了一条推动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和胜利的道路。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开始创建以宁冈县为中心的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与反动派进行艰苦斗争。毛泽东确定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是因为：党在这个地区的群众基础较好，大革命时期各县曾建立过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并有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地方农民武装在这里坚持斗争，他们愿意同工农革命军相结合；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周围各县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易于部队筹款筹粮；由于地处两省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比较远，加之湘赣两省军阀之间又存在矛盾，敌人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

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2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井冈山军民，利用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发生战争、井冈山地区敌人兵力空虚的大好时机，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逐步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工农革命军首先在边界各县进行打倒土豪劣绅、发动群众的游击暴动，建立县、区、乡各级工农民主政权。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城，成立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谭震林任主席。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2月上旬，打破江西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进剿”。至此，奠定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基础。

从1927年冬到1928年冬，井冈山根据地在发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的基础上，开展分田斗争。1928年夏，宁冈全县，永新、莲花的大部分地区，遂川、酃县的部分地区实行了分田。为加强党对井冈山斗争的领导，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先后派出党员干部，恢复、整顿和发展各县的党组织。到1928年2月，先后成立了宁冈、永新、茶陵、遂川四个县委和酃县特别区委，莲花县也开始建立党的组织。

井冈山的斗争主要是军事斗争。前委十分重视军队建设，注重政治教育，加强对军队的无产阶级思想教育。1927年年底，毛泽东规定部队必须执行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部队执行这三项任务，不仅能够打胜仗，而且广泛发动了群众，解决了经济来源问题，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1928年4月，毛泽东总结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几个月来从事群众工作的经验，规定部队必须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成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提出，对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特别是军民之间的关系，对于团结人民和瓦解敌军，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加强部队建设的同时，前委还对袁文才、王佐的地方农民武装进行改造，并积极帮助湘赣边界各县建立县赤卫队和乡暴动队。这些地方武装不仅配合工农革命军作战，而且是正规军兵员补充的重要来源。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一小部分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1万余人陆续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会师后，毛泽东和朱德所率部队合编，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师（不久改编为四个团）。在这期间，还召开第四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第四军军委，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和朱德所率部队的会师，增强了井冈山地区工农武装的力量，为进一步扩大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5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会议总结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来的经验，明确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指出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会议选举产生湘赣边界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任书记，统一领导湘赣边界红军和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特委成立后，红四军军委书记改由陈毅担任。接着，湘赣边界统一的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袁文才任主席。

红四军成立后，由于南方各省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处于暂时稳定时期，国民党军队继续向井冈山根据地“进剿”。为了打退敌人的“进剿”和发展井冈山根据地，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共同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发展；对敌人力量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割据的局面，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等。与此同时，毛泽东、朱德把红军和赤卫队的作战经验，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十六字诀是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它对红军游击战争起了有效的指导作用。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在同国民党军队八九个团甚至十八个团兵力的战斗中，击破了敌军第二、第三、第四次“进剿”，使割据地区日益扩大。1928年6月23 日取得龙源口战斗的胜利后，井冈山根据地达到全盛时期。

龙源口战斗之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又酝酿对井冈山根据地举行联合“会剿”。6月30日，受盲动主义影响的中共湖南省委派杜修经为巡视员到达井冈山，要求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当晚，毛泽东在永新召开红四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认为当前统治阶级正处于暂时稳定时期，分兵去湘南必将不利于坚持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会议决定报告湖南省委，不能执行向湘南发展的意见。

7月中旬，红四军兵分两路迎击湘赣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会剿”。当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团占领酃县的时候，杜修经不顾永新会议的决定，附和红军中部分宜章籍官兵欲回家乡的情绪，引导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团向湘南冒进，军委也未加以有力的阻止，结果造成红军主力损失很大的“八月失败”。这时，毛泽东正在永新率领红三十一团和地方武装同敌人作战。国民党军队发觉红军主力去湘南后，便向井冈山根据地大举进攻，结果边界各县县城和平原地区均被敌人占领。不久，江西国民党军队发生内讧，围攻井冈山根据地的敌军相继退去。湘赣边界特委根据红四军主力在湘南受挫的困难处境，决定由毛泽东率领红军一部去桂东迎还主力，以另一大部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8月30日，湘赣国民党军队乘红四军主力欲归未归之际，对井冈山地区发动第二次“会剿”。井冈山留守红军在群众支援下，凭险抵抗，打破敌人的“会剿”，取得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9月，毛泽东率部回师井冈山，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收复边界大部分失地，巩固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根据地。

1928年10月，为总结根据地斗争的经验和确定边界党的任务，毛泽东在江西宁冈茅坪的步云山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讨论并通过毛泽东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选举产生了以谭震林为书记、陈正人为副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二届特委。11月2日，特委和军委收到中央6月4日指示信，信中肯定了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计划。11月6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组织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统辖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并管理地方党组织的工作。11月14日至15日，红四军召开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军委，由中央指定的朱德担任书记。12月11日，彭德怀、滕代远等率领平江起义后组成的红五军七百多人，从湘鄂赣边的平江、浏阳地区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这两支红军的会师，进一步增强了井冈山地区工农武装的力量。2．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形成

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创建根据地一年多来，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红色政权能否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这既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必须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明确的回答。

毛泽东在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在代表红四军前委于1928年11月25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①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半封建的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使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继续不断地发生分裂和战争。这种分裂和战争既然总是继续不断，小块区域的红色政权就能够利用这种矛盾而发生并长期坚持下来。②红色政权之所以在小块地区发生，是和大革命运动的影响有密切关系的。这样的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就是在大革命过程中工农群众曾经发动起来的地方。③小块红色区域能否长期存在，还取决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分裂和战争而必然继续向前发展的，所以红色政权不但能够长期存在，而且还会继续发展。④有相当数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⑤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更是一个要紧的条件。此外，还需要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和能提供足够给养的经济力等。只有阐明工农武装割据局面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才能既同那种怀疑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右倾悲观思想划清界限，又同那种认为可以无条件地在农村发动武装暴动的“左”倾盲动错误划清界限。

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结合起来。

井冈山根据地的各级工农民主政权，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工农大众推翻剥削阶级的旧政权后，建立起来的自己当家做主的新政权。如1928年1月，在毛泽东指导下起草的《遂川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规定，“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贫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凡地主、祠庙、公共机关的田地、山林和一切附属”，分给“贫苦人民和退伍兵士耕种使用”等，集中反映了劳动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给井冈山地区带来崭新的面貌。首先是广大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拥有以前从未有过的政治权利。其次是开展土地革命，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第三是通过革命政权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支援了革命战争。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注意到井冈山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措施。其一，要重视工农兵代表会。他指出，井冈山地区的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虽然普遍建立了，但名不副实，许多地方没有工农兵代表会。一些地方虽然有代表会，但仅认为是对执行委员会负责的临时选举机关；选举完毕，大权归于委员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缺乏对于代表会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同时封建时代独裁专断恶习的影响在群众中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不干净，因而也就不习惯新的民主制度。因此，要制订详细的各级代表会组织法，加强代表会的建设。其二，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毛泽东指出，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直接就处理了，把政权机关搁置在一边，从而造成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权威，政府的权威却差得多。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的工农民主政权思想，是对党正在探索中的根据地政权建设经验的初步总结，既有正确的内容也有历史的局限，但都为以后的根据地政权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3．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提出

在领导红军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艰难的探索，到1930年的上半年逐步地解决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在全党依靠集体奋斗探索这一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在实践上首先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在农村，领导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造性地解决了为坚持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所必须解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而且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了初步的说明。

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过程中，毛泽东明确地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武装斗争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的一种特征，是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反动统治者总是依靠赤裸裸的暴力来维持其统治。在这里，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共产党不可能经过合法斗争来教育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党要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就必须拿起武器进行战斗。

中国革命战争主要是在农村区域进行的。由于敌人十分强大，红军极为弱小，在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内曾有人对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表示怀疑。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作出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断定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游击战争，建立的小块根据地是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要求中国党“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强调要以城市为中心，“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6月，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作报告，仍认为中国党应以城市为中心，反对在农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主张红军走州过府、流动游击。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也主张以城市为中心。

即便是正在农村从事武装斗争的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也是逐步地认识清楚的。在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的实践中，特别是从1929年到1930年，毛泽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此时，农村游击战争已经广泛地发展，并且有力地显示出它在中国革命中所占据的突出地位，而城市斗争则始终处于困难的境地。实践表明，中国革命要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必须把工作中心放在农村。当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还认识不到这一点的时候，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经过探索并总结经验，提出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

毛泽东阐明中国革命只能走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道路。他在1930年给林彪的信中指出，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指出，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由此就发生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现象，有了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有了在四周白色政权中小块红色区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也就是在局部地区内的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并且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他批评把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与发挥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对立起来的观点，重申1929年4月红四军前委复中央信中提出的中国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思想。他总结各地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指出执行“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必须采取“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他着重指明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的意义，认为“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瓦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这些论述，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

毛泽东阐明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学说的重大发展。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完全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必须把工作重心首先放在乡村，不仅是由于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所在的广大农村应当成为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主要战略基地，而且是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由此也就决定了必须在反革命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建立根据地，以积蓄、锻炼和发展革命力量，经过长期的斗争，逐步地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创造。它反映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

为了反对党和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在1930年5月写下一篇题为《调查工作》的文章，深刻地阐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的重要性。毛泽东强调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为了洗刷唯心精神，他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

认识来源于实践，而实践的主体是群众。因此，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同坚持依靠群众的工作路线是一致的。中国革命需要学习他国革命的经验，但这种学习并不是要求人们去照抄书本上的个别词句或他国革命的具体公式。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为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必须认真地调查研究中国的情况，独立地思考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題。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因为坚持了这样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善于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新鲜经验，所以才能够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表现出革命的首创精神，显示出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从而为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唯一正确的道路。4．农村革命新道路的思想内涵与现实依据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发展战略思想，主要体现在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国家政权的实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就为哪个阶级服务。因此，一切革命的政党，最重要的问题是夺取政权。列宁指出，不弄清这个问题，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可见，中国共产党如果不能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政权，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不能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的革命发展道路。由于国家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政权的性质，关系哪个阶级的根本利益，剥削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决不肯自动放权。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帝国主义者，还是军阀主义者，都是被推倒的，从没有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历史表明，要使政权从剥削阶级转移到人民手里，就必须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彻底砸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政权。

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创新理论，是在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其主要思想内容由两个部分构成：

首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道路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毛泽东深刻地论述了中国是若干帝国主义宰割的以地方农业经济为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现实。毛泽东指出：“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矛盾和斗争，影响到中国的不统一。当时敌人的力量远远超过人民革命力量。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建立了全国性的国家政权，实行法西斯专政，国外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国内城市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农村的封建地主阶级，是国民党政权的两大主要支柱。国民党政权还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驻扎在各中心城市。这支军队同中国历代王朝和旧军阀的军队不同，在装备上基本上是现代化的，在军需供应和后勤保障上及编制数量上都大大超过过去。城市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敌我力量悬殊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

广大农村是反动统治薄弱地域，远离中心城市，地广人稀，交通闭塞。农村是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聚居的地方，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可靠同盟军，是人民军队的主要兵源。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质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特别是两湖地区经过一次农民大革命风暴的洗礼。大革命时期，配合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进军，中国共产党以国民党的旗帜（当时的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以两湖为中心发动了农村大革命，广大农民受到民主革命的影响，为工农革命军力量的壮大和较为良好的群众基础做好了准备。

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地主豪绅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只有扎根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才能开展土地革命。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才能发动农民、武装农民，壮大革命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

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发沿京汉铁路北上，经长沙、抵武昌、汉口，从城市到城市，共产党没有独立领导自己的军队，一旦大资产阶级叛变，国民党反动派占据中心城市，对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进行血腥屠杀，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白色恐怖笼罩中心城市和大江南北。在城市共产党组织站不住脚，没有可供活动的空间，只好被迫由城市转入农村、 山区，组建人民军队，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走与俄国相反的道路。

帝国主义的分裂剥削政策和地方农业经济导致的白色政权间长期的分裂和战争，是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若干小块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客观的基本条件和主要原因。1928年，毛泽东针对党和红军内有些人存在“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顾虑和悲观情绪，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性质的特点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明确指出，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的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现象，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这种怪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这主要是由于“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从而导致军阀间的矛盾和冲突，酿成白色政权间的长期分裂与战争。这就为小块红色政权可以利用敌人间的矛盾和内战空隙，建立小块红色政权并得以坚持与发展。同时，地方农业经济同资本主义社会城乡关系不同，农村可以不依赖城市而独立生存，因为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就为农村根据地的存在，在经济上提供了可能，并可以长期存在发展。

除基本的客观条件外，还需要有主观条件才能使客观提供的可能性变为现实。这主要是正式的红军存在和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以及其政策的正确。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有力地证明了这一论断。

小块红色政权是夺取全国政权的基地和立足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把建立小块红色政权同夺取全国政权联系起来，先有农村的革命根据地，小块红色政权才能使党和人民军队有立足之地，站稳脚跟，发展组织，扩大队伍，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逐渐形成燎原之势，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前者是基地和摇篮，后者是前者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必然结果。

其次，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一个新事物，需要有基本要素构成。

正如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根据毛泽东的论述确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必须具备四大要素：①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开展武装斗争；②以根据地为依托；③以工农民主专政政权为杠杆；④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几个方面互为联系，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其一，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毛泽东明确指出，武装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斗争的最高形式。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军团，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没有一支人民军队，就不可能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不开展武装斗争，就不足以保卫和扩大根据地，就不足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夺取全国政权。

其二，农村革命根据地是建立人民军队，开展武装斗争的依托。建立人民军队必须有充足的兵源，红军兵源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广大的贫苦青年农民，二是从敌军俘虏或起义过来的国民党军。而主要的是根据地的农民。没有根据地为依托，红军就没有足够的兵源。建立一支正式的人民军队，开展武装斗争，必须有必要的军需和后勤保障；军队作战需要必要的休整、培训；实行人民战争方针必须有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配合参战、支前等，这一切都离不开根据地。只有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才能实行土地革命。

其三，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要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全国政权，必须首先砸碎小块白色政权，建立小块红色政权。工农民主政权是组织建立红军，动员群众，支援革命战争，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培养、输送干部的权力机构；是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权力机构；是人民当家做主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没有根据地无从谈起建设政权，不建设政权，革命根据地是不能巩固和持久发展的。

其四，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封建土地制度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买办阶级统治人民的经济基础，摧毁封建土地制度，是消灭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广大被压迫被剥削农民和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的根本前提，是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工农民主政权的基础。

坚持这四个基本要素，农村革命根据地才得以巩固和逐步形成星星之火燎原之势。毛泽东是以战略家的眼光，从夺取全国政权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的高度认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小块红色政权的极端重要性及其伟大意义。他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规划的，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壮大人民革命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发展战略，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与革命原理和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理论，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特殊国情，特别是抓住了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争夺殖民地的矛盾和斗争及军阀间的分裂与战争；抓住了地方农业经济这两个相互结合的特点，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柱，是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的这一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唯一可行道路。（二） 农村革命星火燎原

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用革命的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国民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启动中国革命航船，复兴中国革命大业，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一次历史性抉择。1．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艰辛实践

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革命胜利，马克思列宁著作中没有现成答案。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斗争中，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逐步将所在地区党的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之后，正确地分析了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果断地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部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进军。起义部队于10月下旬到达井冈山地区，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这就从实践上解决了在革命处于低潮形势下，如何把革命退却与进攻有机结合起来的问题，解决了党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策略方针和问题；同时，它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从实践上开辟了一条在农村重新积聚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发展的新道路，并成功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战略转变。

随后，各地共产党人领导红军充分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主动出击，扩大红色区域，发展工农武装，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顿成燎原之势。其中比较著名的农村根据地有：

赣南闽西根据地。1929年1月，为打破湘赣敌人对井冈山的“会剿”和解决红军给养问题，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主动出击赣南，转战赣南、闽西，与地方党和地方武装相配合，开辟了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后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根据地。

湘鄂赣根据地。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领导平江起义后建立红五军。同年10月，红五军向井冈山转移，与红四军会师。1929年年初，红五军又撤离井冈山，转至赣南，并北上恢复发展了湘鄂赣区，开辟了湘鄂赣根据地，包括三省交界10多个县的大部或一部，并成立了苏维埃政府。

闽浙赣根据地。1928年1月方志敏等领导赣东北弋横起义后转战磨盘山区，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江西独立团。是年冬，共产党又领导了闽北崇安农民起义，组成闽北红军独立团。后闽北独立团开赴赣东北，与江西独立团合并，开辟了包括20多个县的闽浙赣根据地。

鄂豫皖根据地。1927年11月，潘忠汝等人领导鄂东北黄麻起义后，转战豫南，在光山县柴山堡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后扩大割据地区，建立鄂东北根据地。1929年共产党又在河南商城和安徽六安、霍山发动起义，创建豫东南和皖西根据地。1930年3月，三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鄂豫皖根据地，全盛时达20余县350万人口。

洪湖湘鄂西根据地。1927年冬、1928年春，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开始在洪湖和湘鄂西的桑植、鹤峰一带发动农民武装斗争，组织工农革命军。1929年春、1930年春，贺龙、段德昌分别开辟了湘鄂西根据地和洪湖根据地。后两个根据地联成一片，全盛时达20多个县。

广西右江根据地。1929年12月，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国民党广西警备部队一部和当地农军在百色起义，成立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开辟了右江根据地。

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已建立大小10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革命武装约10万人，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10多个省份。其中，闽浙赣、赣南闽西和湘鄂赣三个根据地几乎呈半圆形对南昌地区形成包围之势；洪湖、湘鄂赣和湘赣三个根据地则呈弧形对长沙地区形成包围之势。但这些根据地多处于边界地区或远离中心城市的偏僻山区，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低下。群众中大多数人不识字，封建的家族组织和迷信习俗很普遍。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条件，既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同时又使它的存在和发展遇到很多不易克服的困难。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展武装斗争，创建红色政权，经过艰苦的战斗，使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和巩固起来的。

中国革命说到底是农民革命，而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实施“耕者有其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在根据地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最主要的社会变革就是土地革命。在井冈山、赣东北、鄂豫皖、湘鄂赣、广西的右江和广东的琼崖等地区，土地革命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并形成了一套比较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和方法，如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土地制度的变革，导致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社会大变动，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都发生根本变化。1930年10月，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写道：“贫农在十二个方面得到利益：第一，分了田，这是根本利益。第二，分了山。第三，分了地主及反革命富农的谷子。第四，革命以前的债一概不还。第五，吃便宜米。第六，过去讨老婆非钱不行，现在完全没有这个困难了。第七，死了人不要用钱了。第八，牛价便宜。第九，应酬废弃，迷信破除，两项的用费也不要了。第十，没有烟赌，也没有盗贼。第十一，自己也可以吃肉了。第十二，最主要的就是取得了政权。”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普遍高涨，反封建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极大的震惊。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立即调集重兵，向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重点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央红军。从1930年冬至1931年秋，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进行了三次胜利的反“围剿”战争。与此同时，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赣东北等根据地的红军，也英勇反击了蒋介石军队的多次“围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土地革命的深入和反“围剿”作战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农村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分别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赣东北、湘赣等苏区和红军部队，以及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共610余人。大会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瞿秋白等63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1931年12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第1号《布告》，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群众建立全国性质政权的一次伟大尝试。它标志着在中国领土之内已存在两种不同政权的对立，一个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反革命政权；一个是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民主政权。它反映了当时党和人民迫切要求建立自己的政权，推进革命发展的普遍愿望。它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管理国家的初步尝试。在其后几年时间里，进行了政权、军队、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使根据地发生了很大变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对于后来抗日战争时期党建立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都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2．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1937年7月7日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拉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从此，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时期，中国革命也由国内战争转变为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抗日战争，创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坚强堡垒。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布署，1937年8月，改编后的八路军首先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在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同时，在敌人后方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太原失守以后至1938年4月，八路军各部在晋察冀、晋东南、晋西北和晋西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并开始建立根据地。1938年4月至武汉失守，八路军实行大幅度分兵，向河北、豫北平原、山东、冀热边和绥远等华北广大敌后区域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

在华中，新四军军部于1938年1月由汉口迁至南昌后，随即指挥各部进入长江南北的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

在华南，1938年广州失陷后，中共广东党组织积极领导人民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

从1938年冬到1940年的两年多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牵制和抗击了大量侵华日军。敌后游击战争，通过在广大地区内以无数小的战斗对日军进行袭击，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使人民抗日力量在战斗中成长壮大起来。到1940年年底，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由5万多人发展到50万人，还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在华北、 华中、华南创建了16块抗日根据地，加上陕甘宁边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拥有1亿人口，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

为了坚持长期抗战，不仅需要根据地的扩大，更重要的还在于根据地的巩固。所以，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中，首先是政权建设。陕甘宁边区的政权是各级政权的模范。1939年1月中旬至2月初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首届参议会，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规定抗日民主政权是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这种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根据抗日民主政权的这一特点，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提出抗日根据地政权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在政权机构中，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阶级各占三分之一的份额。三三制政权的建立和健全，进一步团结了各抗日阶级和阶层，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势力，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中共中央还实行了以减租减息为核心的土地政策，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总方针的财政经济政策，以及诸多卓有成效的文化教育政策等，大大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同根据地人民的血肉联系，使群众更加信任党，信任人民军队，这对在极端困难环境下坚持敌后抗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在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军连续大规模的疯狂“扫荡”，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活动的猖獗，以及华北各地连续数年发生天灾，导致抗日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为着战胜困难，坚持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先后制定和实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风运动、审查干部、时事教育等，调动了人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保证了军需民用，促进了抗日根据地的发展。至抗战胜利前夕，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根据地面积迅速扩大。八路军发展到100多万人，新四军发展到近27万人，民兵达260多万人。根据地的地域包含了19个省份，总面积达95万平方公里，拥有1亿人口。根据地不断发展，人民武装日益增强，不仅为抗战胜利提供了保证，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3．解放区的迅速扩大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完满实现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抗战胜利后抗日根据地逐步变为成熟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的解放区，分布在全国。但这种全面开花的状况很难在全国各地区都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而当时革命根据地的重心和主力是在西北和华北地区。因此在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适时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明确规定在南方作出让步，收缩南部防线；巩固华北及华东、华中解放区；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集中力量争取控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地区。为此，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等为委员的东北局，率领11万大军和2万余名干部挺进东北，在东满、北满、西满、南满建立了巩固的农村根据地，这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了如何分块分片完成农村包围城市并夺取城市的问题，为日后中共中央先在西北、华北和东北实现农村包围城市并夺取城市，并使这些地区连成一片，在北方形成作为南下西进解放全中国的强大战略基地，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科学地分析了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的严峻形势，明确指出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蒋介石。8月，毛泽东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从理论上武装了全党，坚定了全国人民打败美蒋反动派的信心。同年7月和9月，中共中央又先后提出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政治方针和军事原则。从1946年7月到1947年2月，人民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从1947年3月到7月，又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为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奠定了基础。

1947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原大别山区为战略进攻方向，并制定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部署。三军配合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区，陈赓、谢富治兵团挺进豫西，陈毅、粟裕率华东解放军主力南下豫皖苏。三军呈“品”字态势，密切协同，相机歼敌。两翼牵制是：东边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在胶东展开攻势，把敌人引向渤海；西边西北野战军出榆林，调敌北上，从而掩护我军主力在中原地区的战略展开。

为充分保证战略进攻的顺利进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解放区进行了建党、建军、建政和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新的探索。其中，在党的建设方面，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阐明了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的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纲领和政策，统一了全党思想和认识。从1947年至1948年又开展了整风运动，以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中心，加强了党的队伍建设。

在政权建设方面，主要是实行土改，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土地改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从1946年5月到1948年秋，解放区已有1亿多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势力，巩固了工农联盟，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了农业生产，为解放战争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物质基础和充分的人力资源。

在军队建设方面，1947年冬至第二年春，人民解放军开展了大规模的新式整军运动，即用诉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以及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的方法，提高广大指战员的觉悟、斗志和纪律性，大大增强了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

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解放区在土改中注意保护工商业，保存富农经济，争取团结教育地主和富农中赞成反美反蒋、赞成民主和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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