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光炜,周进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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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抗战：20位抗日老兵口述试读：
敬礼，老兵
这些陌生而苍老的面孔，不知是谁家的至亲，藏着怎样的荣耀与沧桑。今天，我们感念他们，不是因为熟悉，而是因为陌生——77年前的7月7日，北京卢沟桥畔的抗争，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大幕。是他们挺身而出，横刀立马，从此枪林弹雨，舍生忘死逐日寇。于是，才有了今天，我们脚下这自由的国度，我们怀中这从容的幸福。
历史太过久远，老兵渐被淡忘。但是这样的一个敬礼，一个耄耋老兵的敬礼，却足可把时光拽回到77年前。77年前开始的那场战争不仅空前残暴，而且将中华民族置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这些老兵不分党派，不问民族，他们本没打算做英雄，举枪，只为不做亡国奴！他们多是默默无名，仿若大地上的一粒尘埃。但正是这些“尘埃”铸就的血肉长城，用八年血战，为壮美山河留住了伟大的尊严。
与抗日老兵对望，就是与历史对望，与舍身赴难的380多万伤亡官兵对望，与铁蹄践踏下的3500万伤亡民众对望。不知你是否能从我们的笔尖和镜头里，看到被历史裹挟的命运，被国仇家恨镌刻着的时光。不知你是否能从老兵的讲述中，感知他们对平静生活的渴望，对战友亲人的浓浓思念。
如今，闯过枪林弹雨有幸活下来的抗日老兵，已风烛残年，独自走在离去的路上——生命如此坚强，又如此脆弱。趁一切还来得及，让我们也能“有幸”接受抗日老兵的检阅。让我们怀着最真诚的敬意和感恩，向这些久存于历史暗室中的老兵，致敬！让这段渐渐远去的历史，让书写这段历史的人，重回我们温暖的注视。
今后，如果有机会，仍然愿意搬一把椅子，坐在这些老人身边，再听他们聊一聊当年的金戈铁马或热血青春，让听者知道自己的生命有所凭依，民族的精神有所传承。北京晨报 崔红第一部分我的抗战吴江平：大刀砍出重围老兵档案吴江平，原名吴文燕，1913年12月出生，1933年考入南京中央国术馆。1936年9月参加29军军事训练团，期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7月28日亲历南苑战斗，随小部队成功突围；后在训练团第三大队特种兵第十中队炮兵科学习，并被提为中尉分队长。1938年被派遣去延安抗大学习，又到敌后晋察冀边区参加抗战。1943年经习仲勋亲自批准在延安入党。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体委工作。5岁习武 20岁投靠打日本的队伍
我的家乡在山东省濮县十字坡南西牛桥村，因为临近水浒梁山泊，受尚武之风熏陶，5岁就开始练武，启蒙师父陈在显要求非常严格，每天都要压腿、劈叉、打拳，刻苦练习。之后我又师从近代武林泰斗王兆林、窦来庚，不仅增长知识强健体格，还培养了正直勇敢的品德。
15岁那年我在济南读书，身经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济南、屠杀中国同胞的“五三惨案”，尤其眼看着一个小伙伴被开枪打死，心里对侵略者满是仇恨，我发誓一定要抗日救国，为惨死的父老乡亲们报仇。
1933年到南京考飞行员却因为色盲落榜，所以我拿着窦来庚师父的亲笔推荐信去中央国术馆拜见了馆长张之江和教育长杨松山，在此求学两年后又撞到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1936年过完暑假，我和姐夫段君毅一起离家，路上他说一个有志青年应该投身到抗日大潮中去，劝我“谁打日本人就去投靠谁”。所以我决定投奔部队，回学校请求退学没被批准，干脆不辞而别，冬天就到北平，通过考试成了二十九军军事训练团的一名学员。
入团后首先要接受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和三个月的步兵训练，生活紧张而艰苦。为了培养严格的组织纪律性，教官们甚至不近人情，比如有人想上厕所，获得批准后要跑步前往，路上有单杠、双杠，来回路上必须完成规定动作，如果完成不了，连厕所都不能上。
很快到了卢沟桥事变那天，侵略者无理挑衅的打响第一枪，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将军命令坚决应战。当时我们军事训练团和二十九军部分官兵正驻扎在南苑，南苑是北平的南大门，得知消息后大家都义愤填膺，希望立刻去参战，就在这时军部下达战前命令，让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击退来犯之敌。
虽然刚刚进行实际操作训练，但我并不害怕也不惊恐，只是有些遗憾，心想如果再给我多一个月时间，就可以更熟练地掌握大炮的操作要领，让炮弹准准地落到敌人头上，不过想想我背上还有大刀，干脆用它和拳脚打死几个鬼子。激战半天 南苑战斗损失惨重
大战在即，军事训练团的官兵们停止正常训练，没日没夜地战前准备。军营外面四周都是庄稼地，时值七月，玉米、高粱长得非常茂盛，已经形成青纱帐，对我方防守不利，所以我们把庄稼砍了，开出一道200米宽的开阔地，挖战壕做掩体，以及准备枪炮子弹。
为了抵御日寇，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将军亲自坐镇南苑，并急调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将军前来指挥。7月28日黎明，南苑战斗打响。日军没有马上开展地面进攻，而是利用武器上的优势，先派出几十架飞机轮番轰炸军营，我们没有防空炮火，只能听任鬼子的炸弹倾泻，大部分营房、工事和重型武器都被炸坏，之后步兵才叫喊着冲上来，兵分两路从东南角和西北角夹击。与此同时，驻扎在丰台的主力也向南苑进发支援，要切断二十九军退路。而我们南苑驻军只有特务旅的两个团、三十八师一一四旅的两个团、师部特务团、骑兵第九师三个团，以及高炮营、装甲汽车大队等共计两万人左右，在日军包围下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因为通信设备被炸毁，联络中断造成指挥失灵，各部只能各自为战。驻扎南苑的二十九军兵营
我长这么大，第一回遇到这样激烈的战斗场面，到处都是枪炮声和硝烟战火，起初还有些不知所措，但是看到身边战友被炸死，副班长被击中临终前还念叨“打日本，杀鬼子”，我已经忘了害怕，就想和鬼子拼到底，又想起济南惨案的情景，现在敌人就在眼前，报仇的时候到了。
有习武多年的功底，我身体比较灵活，蹿蹦跳跃着从一个掩体跑到另一个掩体，拿枪使劲射击，杀红了眼。所有军官和士兵也没有一个人退缩，迎着炮火向前冲杀，虽然我们武器装备简陋，除了三八大盖、捷克步枪，还有近战时才用得上的大刀，但大家士气旺盛，连伤员都在拼死战斗。
打到下午一点，二十九军还在孤军奋战，没有救援之兵，宋哲元将军派人突破重围传令，为保存实力，让佟、赵两位将军率部突围，向大红门地区聚集。佟麟阁将军骑着一匹枣红马亲自断后，等大部队撤退后突然又来了日军飞机，他的战马成为主要目标，头部受伤后佟将军当场殉国，时年45岁。赵登禹将军也在南苑镇北黄亭子公路遭遇伏击壮烈牺牲，英年39岁。700人突围 手刃掩体里的鬼子兵
这一仗，我们军事训练团打得非常英勇，一千余官兵英勇牺牲，全团仅余七百人突围，我们继续向北平方向前进。半路上有个军官报信说日寇在前面设了埋伏，即使我们能再冲破一道封锁线，子弹也快打光了，往北平走就是死路一条，所以训练团的军官们商议后决定改变方向去固安。
夜幕降临时我们走进了一片青纱帐，刚想喘口气又突然听到机关枪扫射的声音，听上去敌人至少有三挺机关枪拦截。我和战友趴在地上观察，枪声过后周围很快恢复平静，但大家都意识到前面还隐藏着危险。
我自告奋勇去查看，摸摸索索没走几步就觉得脚下有异常，当时第一反应是鬼子埋了地雷，停下仔细一看却是一根花色的线绳，顺着绳走过去发现它一头拴在机枪上。我拿刀砍断线绳，再回身往另一头摸去，果然那边有单兵掩体，爬过去探头一瞧，一个鬼子正在里面蹲着，他身边有一挺机枪，手里还拉两根线绳，原来他们是一个人控制三挺机枪，用这个办法封锁我军退路。于是我从后面轻轻举起大刀，猛地跳起来砍下去，那个鬼子人头落地。
有了这个经验，我和战友一起，先砍断绳，再顺着绳找人，消灭了七八个单兵，扫除障碍后整个队伍顺利通过封锁区。长途跋涉到固安做短暂休息，之后队伍在河间整编整训。（撰稿：铁瑾 摄影：吴宁）訾安春：南口石头炸成土老兵档案訾安春，生于1911年12月。1934年入伍，成为国民革命军第13路军89师通讯营的一名通信兵。七七事变发生后，訾安春所在部队接替29军防务，参加了南口战役。此后，随部队南下，参加台儿庄会战、长沙会战等一系列对日作战。新中国成立后，“解甲归田”，成为一名技术工人。
1934年，我背着家人偷偷出来参军。那个时候日本人占了东北三省，我家虽在山东，可耳边整天听的都是反抗侵略的声音，还有就是好男要当兵，好铁要碾钉。我加入的部队是国民革命军第13军89师，全部德式装备。过耳的钢盔和20响的毛瑟枪，这些在欧洲战场并不稀奇的装备在中国仍被视为“神器”。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部队接到命令，要接手29军的防线，在南口挡住来势汹汹的日军。那一年是我参军后的第三年，一直摩拳擦掌想和鬼子过招，这回迎来了我有生以来第一场大仗，一场恶仗。
我是通信兵，任务是在战斗打响前架设好各阵地上的通讯线路，并在战斗中保证通讯畅通。从南口至绥远的长城沿线，有六道关口，我参与了五道关口的线路架设。翻山越岭架线，虽然德国人的皮鞋又厚又结实，但也磨坏了好几双。
当年出现了几次惊险情景。有一次，我们比大部队先到达前沿，当时正在架线，突然枪响起来，子弹在身旁乱飞。开始还以为是日本人打上来了，后来才发现是自己的队伍，原来他们不知道我们先到，当成日本人了，还好没有被误伤。还有一次，我正在山头上架线，突然听到了“伊里哇啦”的说话声，原来敌人都到眼皮底下了。当时我还没有配枪，但从小练武，如果真躲不开了，也敢徒手拼掉几个鬼子。
8月8日，仗终于打起来了，日本人先是用炮轰，然后是飞机轰炸，轰炸机飞得很低，爆炸声把人的耳朵都震聋了，石头都被炸成了土。轰炸之后，日本军队冲上来，但被我们打了下去。当时敌人沿山沟进攻，我们就在山沟两侧伏击。当敌人炮火猛烈时，大家就躲出阵地，待炮火过后再返回。虽然缺少重武器支援，但我们靠着地形优势顽强地与日军周旋。
在敌人坦克开过来时，战友们不顾一切地攀上去，把手榴弹往窗口里丢，把手枪伸进去打，以血肉和钢铁搏斗，最终两个排的战士几乎全部战死，但日军的六辆坦克也开不动了。一天后，又是轰炸，然后日本兵在坦克的掩护下冲上来了。我们还是肉搏，人冲上去，拼命往坦克上爬，不知死了多少人。
战斗残酷不说，天气也不好，都是雨天，战壕里的雨水都淹到大腿根了。我们就站在水里打，好多人的裤裆都被泥水泡烂了。增援部队也上不来，给养也断了，幸亏山上有村民种的玉米，还有不少沙果树。士兵们就啃玉米充饥，吃沙果解渴。可沙果毕竟有限，实在渴急了，就只能喝战壕里的雨水。
我们把日本人钉在了南口，他们被激怒了，连续不断的重炮声盖过了我们的机枪声，甚至还用了催泪弹等毒气弹。阵地上到处散落着士兵的断臂残肢，但没有人后退。伤亡太大了，牺牲的人就在炸出的炮弹坑里就地掩埋。在那样惨烈的战斗中，我们通讯班的班长被大炮震得失去了意识，我就在后面推着班长去巡查线路。
罗芳珪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名字，他是529团团长。529团是抗战初期的四大名团之一。从8月13日至15日，日军源源不断地集结，展开轮番进攻。在击退敌人一次坦克进攻后，529团只剩下100余人。这100余位勇士没有一人退却，最终几乎全部战死。重伤的团长罗芳珪被抬下阵地。几个月后，罗芳珪在台儿庄会战中殉国。
很多士兵之间并不熟识，在那一刻都成了出生入死的兄弟。当兄弟在自己身边倒下时，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就地掩埋他们的尸体。很多时候连他们的姓名和祖籍都不知道。
8月25日，在久攻不下之后，日军一部分迂回到了我们背后，南口正面阵地被敌人包围了，再守下去也没有意义了。8月26日下午，战役指挥官汤恩伯下了撤退的命令，部队开始突围。我在传达突围命令时，因为通讯中断，有一个排没有通知到。这件事也一直让我放心不下。在大部队突围时，这四五十人仍在阵地上与敌人拼杀。后来，听说这一排人只有十几人活着出来了，找到大部队后又投入到新的战斗里。
南口一仗打完不久，来不及休整，我们又在台儿庄和日本人打起来了。那是一场更残酷的战斗，我们的人在里面守着，然后敌人一层，我们又一层，互相包围了好几层。有时候打红了眼，见人就开枪，天亮的时候才发现是自己人……
打了这么多年仗，身边死了那么多人，我却奇迹一样活下来了。只受了一次枪伤，打在腰上，子弹卡在了腰带上，我是捡了一条命。（整理：王歧丰 冯雪利 摄影：吴宁）李建堂：痛心八女投河老兵档案李建堂，1924年8月出生，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担任冀中区蠡县二区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兼区武装委员会副主任。1942年5月1日，由于汉奸出卖，发军鞋手工费时不幸被捕，被敌人送往辽宁抚顺大山坑煤矿做劳工。1944年，返回冀中平原解放区。1948年底，进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1962年，担任劳动保护用品公司书记。1984年，从北京市一商集团离休。
77年过去，抚今追昔，国人无法忘记77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作为一名抗日战争的亲历者，对于大屠杀、万人坑、家家埋尸骨、村村插白幡的场景历历在目，并且这一天让我永生难忘：1941年6月18日。地下党员被砍头
1938年10月，我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我担任冀中区蠡县二区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兼区武装委员会副主任，主要负责部队的后勤保障之类的工作，如战斗结束后清扫战场、安排联系群众制作军鞋等。
清楚记得1941年6月18日黎明，在汉奸的带领下，敌人突然包围了潴泷河南岸的宋岗村，并召开了未逃脱掉的部分群众大会进行反宣传，企图摧毁地方政权，瓦解八路军部队。由于汉奸告密，公开身份为小学教员的地下党员郭登第被当场杀害。郭老师很有气节，在临死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随后被日本兵将其头直接砍下。鲜血喷薄而出，尸体长时间未倒，屹立在河岸边的大树下，一直到体内血液流尽。
随后，日本兵还把很多群众包围在潴泷河畔，在河堤上挖了一个方坑，一边往群众身上扔土，一边用刺刀乱刺，一共有40多名无辜群众被活埋，许多群众身首分离，分不清楚谁是谁。痛心八女投河
当天下午，敌人临走前，又在群众大会上挑选了八名体态匀称、五官端正的少女，打算送往蠡县城里日本鬼子的驻地供他们玩耍以发泄兽欲。当船行至潴泷河中流时，八位少女齐心一致，先后跳入河中，以生命的代价反抗日本兵的暴行。见此情景，敌人立即开枪扫射，霎时间，鲜血染红了潴泷河水。岸边的群众哭天抢地，为死去的八位少女痛心。
敌人败兴而归后，我立即组织全村的青壮年打捞尸体。河水刚好没过我的鼻子，当天，我们打捞上来七具女尸。第二天早上，最后一名少女的尸体在河的南岸水面出现。
这一天，加上周围村子里死去的百姓，日本兵一共杀害了130多人。
在那个时期，抓妇女的事情时常发生，不但有跳河的，还有跳井的。芦家庄被敌人包围后，日本鬼子追逐一个妇女，妇女往前跑的过程中发现有一口水井。担心被敌人追上，这位妇女便立马跳入水井，以死抗争。发军鞋加工费不幸被捕
1942年，敌人对解放区展开了“五一”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5月25日，我想到埋在肖家杨村武装委员会主任翟小福家群众做军鞋的加工费500多元，是时候发给群众了。于是，在齐村村长家借了一把锄头，化装成一位锄小麦的农民。把款取出后，村长来报信称鬼子来了，赶紧跑。
当我跑出村子二里多地时，村东边跑来了一匹马，我赶紧把500元边区票埋在麦子地里。不过，我还是被他们抓住带到村东进行审问。他们手打疼了用木棍打，木棍打断了又用刺刀对我浑身抽打，最后又用凉水灌，我只有一个信念：咬紧牙关，什么都不承认。
敌人没有办法，把我经安国押运到石家庄劳工教习所，后来又押到抚顺大山坑煤矿。由于我直出虚汗、面黄肌瘦，被运到了隔离所。幸亏好心人帮助，我从死亡线上挣扎出来。随后，一位卖豆腐脑的于大爷在一天夜里把我送出抚顺，经过两三天的路程，我又到了沈阳。直到1944年，我终于回到了阔别两年的家乡，又继续投身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
后来得知，我被捕后，区长邸玉柯叛变，区委书记刘海燕被捕，邸玉柯几次带人到我家，抓我的叔伯弟弟进行拷打，还要抓我的妻子，使她不敢回家。生日改为日本投降日
虽然我没有参加过大规模战斗，但也想方设法对付敌人的进攻。夜里，我带着同志们将道路挖开，破坏交通；为了消耗敌人的子弹，我们把鞭炮装进铁桶里点燃，使之发出啪啪的响声，以诱惑敌人不停地射轻重机枪，敌人几轮机枪扫射之后，又继续点。搞得对方筋疲力尽，又能消耗他们的弹药。
我们也有反宣传活动，日本反战同盟教我唱日文歌，歌词和旋律直到现在仍然会唱，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不要打仗了，赶紧回家吧，你的父母在家等着你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终于结束。然而，日寇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已经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的生日原本是8月23日，但从日本投降之日起，每年的8月15日就成了我的生日，以此提醒我及后代子孙永远不要忘记这段历史。（整理：杨奕 摄影：王巍）方亭：与鬼子狭路相逢老兵档案方亭：1924年出生在北京，曾就读于香山慈幼院。七七事变发生时刚刚结束小学学习。在中学期间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并受到身边老师和同学的影响，于1939年9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1944年1月，在日伪的严密封锁下，毅然奔赴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作为中共派入北平的地下电台译电员，与其他电台工作人员一起，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
七七事变发生后，北平一夜变了天。日本人进城后，老百姓的生活比以前更困难了。学校的伙食变得越来越差，后来只能吃混合面，根本没有大米和白面。偶尔能吃上一顿棒子面的糖窝头，就算改善伙食了。到了冬天，街面上经常能看到冻饿而死的人，北京话叫“倒卧”。那时在校园里，还可以听到“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爱国歌声。我的一位革命启蒙老师也经常讲些抗日前方的情况。《西行漫记》《八月乡村》等书籍也在进步同学中传阅。当年，日文成了必修课，一周六次让人头疼。许多同学都是这耳朵进那耳朵出，日文课考试时互相打小抄。“森赛”日语里是先生、老师的意思，有的同学就读成“孙子（zei）”，以表示抗拒。
在日本人统治下，无心念书，我和有的同学就旷课去北京图书馆，找进步图书读。学校对学生管得还不太严，住校生只要出门时把传达室内自己的名牌扣上，回来再翻开就行了。
我们的学校——北平私立幼稚师范（后改为市立女三中），是一个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它受过一二·九运动的洗礼，在群众抗日运动中也很活跃。日本鬼子来了，学校中一直有地下党的关系。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学校的师生前后有20多人去了抗日根据地，也有同学去了重庆大后方。
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批中共党员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从事着地下工作。通过地下交通站进行联络，传送消息，转移人员。当时有许多爱国热血青年，还包括一些国际友人就是在地下交通站的帮助下，历经艰险来到了抗日根据地。
根据记载，中共北平秘密交通线早在1939年就建立了。当时，从平、津进入平西根据地一共有四条秘密的交通线。第一条，就是从前门出发，经过卢沟桥、长辛店然后奔房山，从良乡转到张坊、十渡，再由那里过封锁沟到片上村，这样就到了平西根据地。这是一号线。二号线，就是从海淀经颐和园到西北旺，由西北旺再经温泉、北安河上妙峰山，翻过山以后，到山里头进入平西根据地，这是南线。北线是从西北旺到六里屯，然后到永丰屯，到前白虎涧、后白虎涧这两个村子翻山，到门头沟的淤泥坑，进入平西根据地。三号线，就是由北平到门头沟，这走的是京西古道，由那儿往西过三家店爬山进入平西抗日根据地。这几条路线是以二号线发挥的作用最大。他们都是由中共平西站领导的。
由于前几条交通线路途长、危险大、屡遭敌人破坏，1942年起建立了四号线，先坐火车到保定，从保定出城到满城，经过水碾头和小车，再到蛮子营。由蛮子营翻过封锁沟就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一分区。北平通往各根据地秘密交通线示意图
1944年初，我和同学通过地下党组织的介绍，奔赴抗日根据地。那时走的就是新开辟的四号交通线。坐火车在保定车站下车后，按照约定，我们去找接头的人。这个人我们谁也没见过，最后在一家商店门前看到一位推着自行车的人，车把上挂着一个咸菜篓子，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的暗号。他推着车走在前面，我们拉开一段距离跟在后面，出了保定市西关，去往满城，途中正赶上集日，集上有日伪军，我们躲在一个关系户家，等集市散后，随着引路人到了他的家——大车村，他叫于田，是该村伪村长，也是一位共产党员。他家就是一处秘密联络点。
我们在于田家住下，第二天突然有日伪军来“清乡”，全村的男人都躲了起来。当时，两三名伪军、两名日本兵和一个翻译突然闯了进来，看见我们三个城里人顿时怀疑，于田的老妈和孩子吓得缩在炕角里发抖。这是我第一次直面日本兵，我们拿出良民证让他们查。于田妈妈说她曾在北平城内我们家中做过女仆，过春节了特意到乡下来看看。我们中的一个同学会几句日语，和日本兵支应着，幸亏翻译替我们美言几句，他告诉日本兵，我们就是串门儿的。临走时，那两个伪军推走了于田的自行车，还把家里准备过年的半扇生猪砍走了一半。
出了这档子事，来接我们的地下交通员决定，当天就去离这里七八里的蛮子营村秘密集合地，那里还有几个也从北平、天津来的学生，县大队连夜来接我们过封锁沟，日本人为了切断根据地与外面的交通，挖了两丈深、一丈多宽的壕沟，隔三五里地设一个岗楼。我们从蛮子营动身，在黑夜里走了四十多里地，过封锁沟时，全靠县大队的士兵把我们拉上扶下。爬过壕沟后不久，天才蒙蒙亮。忽然护送我们的队伍中响起了雄壮的歌声，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的我们，精神马上为之一振，终于从游击区进入了根据地。
在根据地，我体会到了边区人民生活的艰难。根据地不断遭到日本侵略军的疯狂“扫荡”。敌人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穷凶极恶地企图毁灭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1943年秋天，日寇纠集四万兵力对晋察冀北岳区，也就是当时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进行了历史最久、空前残酷的大“扫荡”。从9月16日一直到12月15日，整整三个月才结束。我们较早来边区的同学参加了这次反“扫荡”。那时对敌作战的方针就是：保存自己，坚壁起来，活着就是胜利！（整理：王歧丰 乔克）洛林：死里逃生被当“鬼”老兵档案洛林，1924年生于北平。1933年失去双亲，被亲友送入香山慈幼院读书，从小学一直到初中。1939年，加入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同年秋，进入平西抗日根据地，先是分配到宛平县，任县妇救会宣传部长。1942年调华北联大文学系学习。1943年进入晋察冀四分区火线剧社，在战火中开展抗日宣传。1949年调华北局党校（中共中央党校前身）学习，后留校任教。
我的童年十分坎坷——短短18个月内父母、兄弟四人因病相继去世，我和妹妹沦为孤儿，无依无靠。不幸的遭遇一次又一次地灼伤了我的幼小心灵，使我很早就体会到人世间的冷酷无情，我不禁为自己将来会沦为乞丐的命运而悲哀。
我的童年又非常幸运——姑姑把我送入香山慈幼院，从此我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七月七日对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那是香山慈幼院的“回家节”。回家节就是香慈毕业的老校友回到母校团聚。我是一个孤儿，每年的回家节是我最快乐的日子。可是1937年7月7日后，一切都被改变了，我们过不了回家节了，这一天让我认识到了民族大义，要为抗击侵略者去战斗。
若说当亡国奴，自1937年7月底日军侵占北平起，我们北平人就已经当上亡国奴了。但是，当时我们生活在西郊静宜园的香山慈幼院内，那里离北平市区很远，仿佛是世外桃源，听不到外面的消息，见不到日本人及日本兵，心情没有受到更多刺激。
可是在北平市区，在位于城里历代帝王庙香山慈幼院幼稚师范学校，各种各样的消息沸沸扬扬，充斥于耳。例如听说广安门外，日本人把我们的一位五六岁小孩子拉到一辆坦克车底下碾死了。只因为小孩子喊了一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消息传来，全校同学都气得不愿上课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谁叫我们是亡国奴呢？这种政治环境真令人悲愤不已，度日如年。
还记得，当抗日战争波及我们国家的首都——南京时，听说南京沦陷了，继而武汉也失守了，大家心情难过得无以言状！可是，校方在伪政权的威逼下还常常要组织全体师生去市里游行或去开什么庆祝日本人胜利的大会。这种亡国奴生活可怎么过呀！
如此亡国奴的生活，实际上更激发了自己的爱国热情。我们这些学生岁数虽小，但心里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中国不会亡！我们相互鼓劲要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那时我们整天不出校门，除去上课，课余时间就找同学借些名著，天天如饥似渴地坐在教室里读书。当时，我们都喜欢读巴金、茅盾、鲁迅、丁玲和高尔基的著作，他们的作品是我们的主要精神食粮。
在不断听到前方抗战的消息时，我们心里都盼望能参加抗战。学校里也有不少进步学生和老师，我生活在这样的学校中，虽然要忍受着亡国奴的痛苦，但心情大体是平静的，可以安心地学习。我和同学们就像生活在朝夕相处的大家庭中，经常可以议论国家、民族的前途，追求爱国、进步和光明的日子。我那时年纪还小，但心里总有一种坚定的抗日救亡、誓死不当亡国奴的信念。
一天，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我在姑姑家突然见到了离别多年的亲妹妹，并得知她已在天津老家被伯父许配给人家做童养媳了。我妹妹才12岁，马上就要被逼成婚，我一时真不知如何是好，心乱如麻，心如刀绞，我恨不得马上救妹妹出火坑，但我的力量又是那么薄弱。由于我的情绪异常，被同班同学觉察。经过同学的劝导安慰，我才镇静下来。从此立志坚决地活下去，坚决投身抗日救国，千方百计地寻找抗日组织。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和初中三年级的同学张秀华两人终于找到了介绍我们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领路人。此后便奔赴平西抗日根据地，开始了敌后抗战工作。
我在平西抗日根据地工作有一段时间，曾一度病重不省人事，那是很厉害的传染病。根据地的乡亲们听说我得病，爬山赶远路来看我，大部分是我工作过地方的妇女。医生是绝对不允许他们到我身边的，因为黑热病传染得很厉害，特别是农村，苍蝇、蚊子到处都是。乡亲们站在外屋看我，把带来的鸡蛋、大枣、核桃放在外屋的棺材板上。终于，我死里逃生，从危重的病中被救过来了。
病刚好，我就去之前常去的爨底下村工作。这个村还有我发展的党员，其中杨嫂和我最要好，比我大十来岁，是个寡妇。我病好后自然先去看杨嫂，我太熟悉她家了，直接进了院子，高高兴兴地推开里屋的门，还是习惯动作：手扶着门框，一脚踩在门槛上。满以为我的突然出现，杨嫂会很惊喜，谁知看我踩着门槛还没有迈进屋里，她就被吓坏了。她正在炕上缝衣服，一看见我，立刻丢了针线活儿，往土炕里面爬，还一个劲儿喊：“洛林，我的好妹子，你可别来吓唬嫂子呀！”我说：“我没死，我回来工作了。”
杨嫂后来缩到了炕里面，用被子把自己埋起来说，“好妹子，你一定听我的话，你那只没落地的脚一定不能迈进我门里来！我知道你是野鬼，你没有家，我每月给你烧纸，你赶紧走吧，别吓唬嫂子了。”她脸色苍白，简直就要给我叩头了。
我心想，她是真把我当成鬼了，别把她吓坏了。我大声说：我不进去，我真的被治好了，我要召开全村大会，让全村人看看我是人还是鬼！我直奔村公所，那里有几位男同志，其中一个人壮着胆子摸了摸我的手，热的，他大声说，是真的，她的病治好了，老洛回来啦！他说我们把这个消息告诉乡亲们，就别开大会了，鬼子不断来搜山，把他们引来就麻烦了。
回到县里，我把在村里被当成“鬼”的事和同志们一说，他们都打趣我，说我是活在老百姓心中的“鬼”。（整理：王歧丰 常颖 乔克 摄影：王歧丰）蓝文长：20元边币上路老兵档案蓝文长，1928年10月出生，儿时先后就读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志成中学（今北京市第35中学）和觉生女中。其父亲蓝公武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抗战时期任中国大学教授，多方支援地下党工作。受家庭影响，1945年7月奔赴晋察冀解放区，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华北联合大学政治学院短暂就读后，年底被选为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播音员。北平解放后随组织进城，分配在邮电部管委会工作。丈夫为开国少将段苏权。父亲受欺负 心里极恨日本人
1937年我9岁，正在北平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四年级，这是国立学校，校风好，老师抓得紧，加上校长是教育局局长，表面给伪政权办事，日本人也不去捣乱，所以整个教学秩序很正常。
七七事变我倒记得很清楚，前一天晚上，我和母亲住在舅舅家，早上起床大人告诉我说，夜里日军往城里打炮，炮弹就从房顶上飞过去，但我睡得沉没听到，也没有什么害怕的感觉。母亲却紧张了，带着我去天津找两个姨娘，刚去不久我却得了猩红热，第二年才回北京，继续念书时唯一的变化是英文课被取消了。
临近小学毕业，我原本想考师大女附中，但那段时间痴迷看京戏和武侠小说。西单商场可以租书，交1块钱押金后1毛钱拿一本，我每天去换一次，上课下课都在看，最后没考好，去了志成中学。上初中就开始要求学日文，不过老师们爱国，故意不教我们，在课上瞎侃。
北平沦陷后，我们还经常眼睁睁看着父亲被日本人欺负。有一天，因为鬼子在街上耀武扬威，父亲气不过，抄起铁锹冲出家门，先怒目相对后痛骂日军，于是被一顿暴打，邻居假称他是“疯子”才免于被带走。病愈后，父亲继续在中国大学的课堂上公开宣传抗日，听课的学生太多，窗台上和过道里都挤得满满当当，他告诉学生日本帝国主义必败，次日就被“请”进了宪兵队。这样的事发生过多次。直到1940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宪兵队突然翻墙闯进我家，把父亲从床上拉起来，打了两个嘴巴后戴上手铐逮捕了。在狱中，他不仅被拷打，还遭遇过灌辣椒水、压杆子等酷刑。其实父亲早就和地下党有渊源，比如组织马克思主义读书会，我哥哥蓝铁年会把陆平拉去听课，齐燕铭也曾经把油印机之类的设备藏到我家。
那时年龄小，虽然经过日本宪兵队时看见士兵带着刺刀站岗还挺害怕，只能贴着墙根溜边走，但我心里非常憎恨日本人。同时也恨汉奸，恰好流行巴金的小说，其中暗杀情节对我影响很大，我动不动就想象要像书里写的那样去杀汉奸。奔赴解放区 当上电台播音员
1939年我四姐去了解放区，我也决定将来参加革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45年7月，正是高三暑假，组织上给我买好火车票，这就要奔赴晋察冀根据地了。从北平到定兴县后，一个老太太交通员接应我，发了一身特别肥大的淡蓝色土布衣服，吃了一顿凉开水泡大麦米捞饭，给了20块边币，第二天又上路。
革命年代跟现在不一样，对生活条件不计较，刚从城里出来，我看什么都觉得新鲜。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老乡让我住在房顶上，晚上醒来一睁眼就看到满天的星星，非常新奇。过滹沱河时，交通员又让我把鞋和袜子脱下来光着脚踩着石头走，以前我从没赤脚过河，也觉得很好玩。
到了根据地，大家都先在城工部上课，停留一段时间再决定去向。组织建议改名，有利于保密，我叫“徐夫”，这名字听着奇怪，它的来历是，我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姐母亲姓徐，她们到根据地后都改姓徐，我也和她们保持一致，而我又喜欢《北京人》戏里那个叫元元的小女孩，结果把“徐元”写在纸上之后被看错了，从此就成了“徐夫”。我们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的时候更有意思，为了防止身份暴露，听课时每个人的周围都有一个布帘把自己遮住，彼此之间谁也看不到谁，上完课大家各自走各自的，互相之间也不交流，走路还拿毛巾挡住脸。
我在根据地一共住了大概十天，解放区的人提出让我留下别回城了，之后给我送到华北联合大学政治班，1945年底，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缺人，到联大招人，因为我是高中生，一口普通话说得标准，被选去当播音员了。
电台呼号XGNC，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晋察冀军区通讯联合处的，另一部分人是新华社的，我们播音科科长丁一岚是邓拓的爱人，是我参加革命后的第一个领导，我从她的身上学到不少知识。当时电台用的都是伪蒙疆政府留下的设备，在张家口市里有个前置放大器，放送所设在宁远，有个10千瓦的发射机，以前天空比较干净，没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信号，10千瓦的功率已经算很大了。
播音分早中晚三个时段，早上一个多小时主要播新闻，中午就加入一些节目，晚上时间最长，有两三个小时，内容包括社论、生活、文艺等。中间过渡的时间，比如两三分钟的节目间隙，我们就放点唱片，有时京戏有时歌曲，还挺洋气的，连开始曲和结束曲也从一大堆的唱片里面选，比延安电台丰富。我另外还负责一项工作，是在播音结束后念加密数码，张家口和延安电台约好，每天都要进行交流，把晋察冀的一些情况汇报过去，一个字由四个数字组成，我只把人家写好的照念，具体内容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再后来，我们台还有了英文广播。北平城解放转行管理电信局
1946年10月10日，傅作义的军队轰炸张家口，电台准备撤离。我们留下少数人值班，其余同志都出去防空，因为有经验，大家躲在屋檐下，不仅没有人员伤亡，期间还坚持不间断播音，而一些老百姓听到炮声吓得到处乱跑，反而被炸死不少。
从防空地点回到电台，已经接到上级命令，所以每个人都负责随身带一些设备和唱片，宁远放送所所长亲自开一辆大卡车来接，我们那拨一共走了十几个人，卡车行出十多里后，我们回头还能看到“十三里营房”陆军医院燃烧的火光。等转出十八盘时，天刚蒙蒙亮，国民党的飞机又临空扫射，大家暂时下车躲避，好在飞机很快就飞走了，我们的车没有遭到破坏，于是继续前进。天亮后到了蔚县西合营，先撤出的同志在那里等待，我们住了一个月左右又转移到阜平。
到了阜平以后，我们住在栗园庄，把广播台设在山上。由于电源工作情况不好，组织让我出去为电台找动力。我先到岳飞牌烟厂借了一匹马，骑马到边区政府所在地广安找姚依林同志求援，他说他们那有个日本技术师可以帮助我们，但是要过几天才到。几天后技术师来了，在胭脂河边设计了一个水电站，把一个汽车发动机安放在河边上就能发电，但我们这个电台最终没有维持多久，因为设备不够完善，播音质量也不太好。
等到北平解放，我就随组织进了城，分配在邮电部管委会工作。进城之前还有一段学习经历，是在华北电专（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1948年成立）念书，学制相当于大专，我所在的电信工程班里全是高中以上学历，还有一个东北流亡大学生，一共14个学生，除2个留校外，其余12个都调出来了，6个去天津，6个进北平，我是在中央军委三局的队伍开过来接应之后，跟着队伍走到良乡，等着北平宣布解放后进城。
进城后三局负责接管国民党第七区电信管理局，这个管理局下设七个电话局，其中最小的七分局由我接管，它是一个人工局，有很多接线生，虽然我懂有线电、无线电这些技术理论，但是真正管理一个电话局还是摸不着门，好在也能跟主管工会的老罗同志学习。在这里我待了一个多月时间，就随中央去了香山劳动大学，接手八大处三局彭润田的工作之前，我先当接线生，有时也装电话，借着借装电话机的机会，还有幸见到了朱德和任弼时两位首长。（撰文：铁瑾 冯雪利 陈丽红）范润：我是第一机枪手老兵档案范润，1920年3月出生，1938年10月参加昌平抗日游击特务队。1939年2月调入平西，编入36大队。1940年春节前后回平北，参加开辟平北抗日根据地。曾经随平北部队转战延庆、怀来、赤城、龙关、热河、宣化等地，参加过胡庄战斗等多次战斗，在八宝山下配合百团大战。随后参加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
1939年，我成了八路军第四纵队第36大队的第一位机枪手，这让我十分意外，也倍感荣幸。一天最多三次仗
1938年春，刚满18岁我就报名参加革命，最初被安排守城墙，主要负责昌平东南段城墙的守卫工作。持续了1个多月的时间，又被安排到自卫团，主要负责防匪。随后跟随部队到平西，编入了36大队。
刚进入抗日游击队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爬山头，几乎每天都是在山里来回穿梭。得知附近有敌军部队时，只要有时机就对其进行偷袭。按照上级指示，保存实力为首要任务，不打无把握之仗。能打即打，非特殊指示，无胜算的仗不需强攻，主要目的就是不让敌军消停。我记得一天最多的时候要打三次仗，会将天快亮的时候选为最佳进攻时机。
记得有一次，得到通知有一支兄弟部队要从附近一座山下经过，我们必须担负起保障任务，事先占领这个山头，以使兄弟部队顺利通行。我在部队中年龄较小，各方面综合素质较强，每次拔山头时都是首当其冲，跑在最前面。当我独自一人跑到半山腰时，突然山顶发出一枚信号弹，原来敌军抢先一步将山头占领。幸好山下的部队发现了这一情况，立即给我发出信号，让我赶紧向下撤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最终我跟随部队一同安全下山，所幸兄弟部队也没有中敌人埋伏，改道后安全到达目的地。意外接触机枪
1939年，由于生病感冒，我没有与部队一起出发去延庆，被留在营地养病。此时，钟辉琨带领的部队恰好前来，见到兄弟部队的战友们，自然开心不已。不过，更让我惊喜的是，生平第一次近距离见到了机枪，万万没想到，日后它会融入我的生命，与我结下不解之缘。
钟辉琨的部队在宣化作战时，从敌人手中缴获了一挺机枪，便将其带来。虽然大家都知道机枪的威力，但当时在整个队伍中，大家对机枪的构造、使用方法一无所知，没有人使用过这一“高级”武器。好不容易得到一挺机枪，部队对其非常重视，提出需要安排人对枪每天进行擦拭。19岁的我，对所有的新鲜事物都感到新奇，也很爱钻研。我得到消息后立即报名申请擦拭机枪。
正是在一次次的擦拭过程中，我开始慢慢摸索。为了能早日让机枪在战场上发挥作用，领导还特意找到一本介绍机枪相关知识的书。我如饥似渴，每天参照着书，一点点研究，探索着机枪的奥秘。直到有一天，我把这挺机枪全部拆开，又重新组装完毕。晚上抱着机枪睡觉
有了对机枪各个零部件的熟练掌握和深入了解，我又开始训练瞄准射击。这是一个重要而艰巨的任务，由于没有多余的子弹来练习射击，我只有端着机枪，空瞄周围物体。当时的我跟着了魔似的，每天端着枪四处“扫射”，所有物体都被我当做瞄准的对象，想象着眼前物体被我一个个击中，内心充满了快感。
终于有一天，支队长提出要“检验”我的训练成果，“见识”一下我的枪法。他把自己的茶缸放在距离我300米开外的地方，问我是否能击中。终于得到实弹演习的机会，欣喜万分，虽然没有实战经验，我却毫不示弱，一口应允。子弹对于部队来说弥足珍贵，我采用了点发，每次只发两枚子弹。“嗒嗒、嗒嗒”，四枚子弹发射完毕。我一个箭步冲过去，小心翼翼端起茶缸。看到茶缸上的两个窟窿，我的心快跳到了嗓子眼儿。通过了测验，我终于可以拿着机枪上战场杀鬼子了。
就这样，我成了36大队的第一名机枪手，机枪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绝不会让它离开我的视线。有时，其他战友出于好奇，提出也想试一试，我就会站在旁边一直盯着，生怕他们乱动任何一个部件。甚至每天晚上睡觉时，我都要抱着机枪。我的射击技术在部队屈指可数，敌人一旦被我发现，几乎无法逃脱我的子弹。敌人偷袭被反歼
抗日战争时期，我负过一次重伤。1940年冬，部队驻扎在八宝山半山腰上。记得那里有几间矿工遗留下来的房子和一个破旧的教堂，每次开大会，就会选择在教堂集合。
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日本鬼子在汉奸的带领下悄悄爬上山，我们的部队不幸遭到偷袭。那时，恰好我的机枪坏了，无法正常使用。仍记得当时敌人冲着我打了十几梭子弹，左躲右闪，我的左腿膝盖不幸被打中，头上戴的小羊羔皮制作的帽子也被打了好几个窟窿。
听到我们与敌人交战的枪声，驻扎在邻村的两支兄弟部队匆忙赶来救援。听从组织的安排，我和几位受伤的战士被送往阎家坪。在山上，我亲眼看到敌人全部被咱们部队包围。后来得到消息，当天来偷袭的敌人共有105人，最后剩下了不到5人，其余全部被歼灭，带敌人上山的3名汉奸也全部被抓获。这一次，我军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整理：杨奕 乔克 摄影：王巍）叶于良：刺杀川岛芳子老兵档案叶于良，1922年出生，15岁开始从学校的军事课程中了解枪是什么东西，萌生抗日救国念头。1938年暑假，从天津到北平考取辅仁大学。1939年夏天，加入北平抗日杀奸团，不就被编入行动组，多次参与和实施对汉奸的制裁，刺杀对象包括川岛芳子、周作人、吴菊痴、陈辋子，甚至日军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多田骏。1940年被捕，1945年9月3日重获自由，后在故宫太和殿参加北平日军受降仪式。加入抗团，那有什么不敢？
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我正在南京过暑假，因为没法回家，在福州寄读了半年。那时全国已掀起抗日救国的热潮，学校普遍有军事课程，我第一次了解枪是个什么东西。
当时回北平，先得从香港坐船到天津，1937年7月底天津就被占领，日本兵在码头上巡逻都拿着枪。买了票上车，人多都在挤，突然就有个鬼子踹了我一脚，我当时心里就不痛快，你凭什么这么横，很想拽住他理论，但旁边人把我拦住了，说现在是日本人的统治区，他们随便杀人，咱们惹不起，忍忍吧。那个年代的青年学生都怀着抗日救国的思想，等回到家，我们家人也痛恨日本鬼子，但不能说也不能有行动，不然就会被特务或者宪兵队抓走。
正当我考虑去内地上大学的时候，有个亲戚问我敢不敢加入抗日杀奸团。最早在天津的抗团被破获之后，一些中学生又来北平招兵买马成立抗团，如果被逮到肯定枪毙，所以他很明确地告诉这事可是要命的，让我好好考虑。我说那有什么不敢参加，别看小日本现在这么猖狂，最终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1939年夏天，北平抗团的负责人李振英约我到中山公园，算是举办入团仪式。其实非常简单，宣誓书就一张纸，写着“抗日杀奸，报仇雪恨，同心同德，克敌致果”，念完得立即烧掉，还要保证保守秘密，如果违反就自愿接受严厉惩处。我们的成员不都是穷苦学生，很多家世不错。
起初半年一边学习一边实践，我的任务主要是搞侦查，需要经常去汉奸家周围转悠，打听他的上下班时间和家里情况。借着两个同学家里跟汉奸有些关联，我说咱们去你家玩玩呗，就趁机摸底。之后被编入行动组，才真正开始制裁汉奸。近身暗杀，汉奸闻风丧胆
川岛芳子过生日那天，我们准备实施暗杀。我记得很清楚，那天言菊朋父女同台演出，她包下了戏院二楼，但一楼还正常对公众开放。们买票混了进去，可戏都开锣了好一会也没见她来。后来突然一阵闹闹哄哄，川岛芳子穿着长袍马褂，戴墨镜，被人们前呼后拥地上楼坐在正中前排，我们一扭头就能看到。我们在等机会，结果还没散戏，也就不到半个小时吧，她突然起身走了。我一听哗啦哗啦人走的声音就赶快追下去，但追下去已经晚了，她已经上了汽车跑了，刺杀行动没搞成。
另一次是1940年7月7日，日伪组织举办“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庆祝会，《新民报》的社长兼总编吴菊痴和副总编陈辋子在台上不仅辱骂抗日军民，还喊“皇军万岁”。当时我们行动组的冯运修气得不行，说直接掏枪打死他们算了。我劝他沉住气，现在打了跑不了，到处都是汉奸、特务，得等他们出来，到僻静的地方再动手。散会之后，他们坐上黄包车去同和轩赴饭局，我们就骑自行车尾随，一直走到西华门外大街一带时正赶上一个出殡的队伍，吹吹打打声音很大。冯运修就趁这个机会跑上去冲着吴菊痴的太阳穴打了两枪，吴当场毙命。但为了不暴露，李振英让我撤，别再继续打陈辋子了，所以他逃过一劫。
我们行动组还刺杀过周作人，以学生请教的名义敲门进去，可惜他命大，两枪都打在纽扣上没中要害。甚至为刺杀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多田骏，我还在家里藏了四颗手榴弹作准备，不过最后也没用上。我亲手干掉过的有当时建设总署的署长，是在别人冲背后开枪没打中之后我上前冲心脏补了汉奸两下。我们刺杀一般都是要求近身开枪，基本在两三米内，有时更近，位置首选太阳穴。所以汉奸知道有这么一群人专杀他们，其实是很害怕的。日伪特务在报纸上干脆称抗团为“匪徒”，很自然也就盯上我们了。
他们首先截获了一份抗团成员名单。1940年8月，日本华北特高课和北平宪兵队牵头，利用已经掌握的线索开始大逮捕，冯运修首当其冲。当时他也很机警，半夜听到敲门没开，先把东西卷好藏起来。后来他父亲被抓住，特务让冯大爷走在前面为自己挡枪子儿，但还是被打中了腮帮子，于是所有特务跟冯运修枪战，他寡不敌众牺牲了，我们全团也被破获，7日被送去了宪兵队。入狱五年，鬼子终于投降
被抓之后，我们先在军法处看守所被关了一个多月，审判的罪名是“军律违反”，但没当场判决。汉奸大讲“中日亲善”，说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学生不明事理上当了，又过了半个月左右才宣判终身监禁，但我坚信这个牢肯定坐不了一辈子。
当时的监狱有两个，东边一个全由日本人负责，西边一个主要关中国的政治犯，中国人看管，日本人监督，我们是在西边那个。里面伙食虽然可以吃饱，但逐渐从窝头变成豆渣、麦麸子和土豆，数量也越来越少。
1942年，有一个日本翻译官曾找我谈话，他是中国通，知道咱们“忠孝不能两全”的古话，说我为抗日成了不孝子，还不如承认日军侵略。我跟他辩论，坚持说爱国没错，更不后悔抗日。当时看管我们的中国人还替我捏汗，说：“你当着他还这么讲，是不要命了吗！”那我也不怕，心想你要枪毙就枪毙吧，结果倒也没拿我怎么样。大概过了一两年，这个翻译官又来了一次，见到我还很兴奋地和我握手，说我气色比上回好一些。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天皇宣布投降之前，我们在8月10日就听到风声说日本要战败了。真到15日那天，监狱可以说整个炸锅了，连看守所长也大声欢呼，但我骂他“你个汉奸跟着高兴啥”，他怕被打，锁起大门跑了。我们想往外冲，但日军还架着机关枪在外面看守，一想打仗都胜利了，这时候硬拼送命不值得，所以再忍忍，最后到9月3日才正式放出去，重获自由。北平受降大典后抗日杀奸团部分成员与美国参观团等合影
后来有一对美国军官夫妇来华，需要有人接待，我被选去帮忙。他们参观南苑的时候，日军得来保护，那时感觉跟之前一点都不一样，小日本在中国人脚底下了。等到10月10日那天，华北战区日军受降仪式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我也在现场广场上，全是人。日军代表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向中国受降官孙连仲上将投降，敬礼、缴械、签字，然后空着手退出去，群众都在欢呼万岁，别提有多高兴。我们抗团的成员还拍了纪念合影，2000年我妹妹整理东西时又翻出那张老照片，感慨良多。（整理：铁瑾 冯雪利 摄影：王巍）姚明：气走日语教师老兵档案姚明，1924年出生在北京。中共地下情报联络员姚继鸣之女，师大女附中学生，1941年奔赴抗日根据地，亲历延安整风。在师大女附中读书期间，我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从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炮声，到日本鬼子进城，家家都在惊慌中度过。警察曾通知各家，在玻璃窗上贴上纸条，纸条的间隔不要太大，呈交叉状，防止敌人扔炸弹时震碎玻璃；还要把电灯用黑布罩上，以免敌人飞机发现目标；为防止敌人施放毒气弹，让大家准备一盆黄土，说阿莫西林可以解毒，没有阿莫西林就把小便尿在黄土上，用布包上捂在鼻子上，可以防毒气。
历史课本被迫修改，英文课全部被日文课取代，在那样的背景下，班里没有同学愿意学日文，我们甚至气走了当时的日文女教师。因爱国心而团结在一起
日军进城的头一天夜里，我们听到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传说是二十九军撤退时清除敌人埋的地雷，当时震得玻璃哗啦哗啦地响。日本鬼子进城那天，北平的警察换了便衣，一家一户的通知，说日本人进城了，大家都要注意安全，当时那些警察的表情都很悲愤。以前，有的警察对老百姓很凶，但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国难当头的时刻，除了汉奸以外的中国人，因为一颗爱国的心团结在一起。
北平沦陷之后的一天，学校来人通知，要求学生都去学校报到，如果不去，要追究家长的责任。开学那天，我们学校全体师生在大礼堂开会，场内一片肃穆，那气氛如同开追悼会一般。校领导低沉的讲话声回荡在礼堂上空。我记得校领导讲话的大致内容是说，学校今后会有一些变化，无论如何，希望同学们能够继续安心读书。当时大礼堂里一片抽泣声，很多老师、同学在哭泣，我也在哭泣。姚明（左）和小学同学日文老师被气辞职
回到班里，我们的第一堂课是马芳吾老师的国语课，讲的是《最后一课》，马老师讲课时，有几次摘下眼镜擦眼泪，我们也跟着老师流泪。又过了些天，伪教育局来人说学校今后的历史课本要换新的，英语课也被改为日语课。
在新课本没发下来以前，要在旧课本上涂改。历史课上，老师让我们把书拿出来，并准备了墨盒、毛笔，说到第几页第几行我们就翻到那然后用毛笔划掉，而且要求墨迹要深，要盖住原有的文字。就这样，有关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全部被划掉了，实际上，同学们划过的文字依然依稀可见。还增加了《论语》《大学》《中庸》等课程。姚明（站立者右4）与师大女附中的同学
一开始我们的日语老师是一个从日本回来的中国人，但她似乎已经完全被日化了，鞠躬九十度，走路时腿呈半个O型，在课堂上还挖苦中国人。我们对她都很反感，甚至会在课后议论，她到底还是不是中国人？
记得一次上课，那位日文老师用日语问：“今天的天气好吗？”然后让坐在前排的一位同学回答。她希望得到的答案是诸如“今天天气很好”这一类完整句子，可那同学只用日语回答：是。她只好又问一遍，这位同学仍回答：是。她非常生气，又叫另一位同学回答，仍然得到同样的答案。日语老师越问越生气，把讲台上的粉笔盒重重地往点名册上一摔，扭头走出教室，回到教员休息室哭起来。
后来这位日语老师辞职了，新来了一名男老师，我记得他姓闫，是秃头，同学们给他起绰号叫“闫和尚”。现在回想起来，日语也是人们交往的工具，但在当时，学日语遭到学生抵触和反抗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1938年10月25日，日本人占领了武汉，北平的伪市政府要求各校学生游行庆祝，而且要手持日本和伪满洲国的小旗子，在天安门前集合开大会。在会场上，学生们纷纷把小旗子撕毁或踩在脚下。
那一天，我心里十分难过和气愤，日本人占领了我们的城市，还要强迫我们庆祝，真是不讲理的强盗。我那时非常想知道抗日战场的情况，我有一位同学叫王淑静，不知怎么得到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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