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菊池秀明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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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清末·中华民国试读：
推荐序
这本书是一位日本学者对自清末以来到进入全面抗日战争之前中国历史的观察。关于这一阶段的历史，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相当多，国外也有许多学者在关注，而这本书及其作者的特色在哪里呢？
首先，这本书的作者菊池秀明先生是研究中国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为数不多的外国学者。而作为外国学者的菊池先生，在研究太平天国这一问题的时候，并没有拘泥于对现成的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和爬梳，而是同中国的学者一样，曾多次深入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地——广西，同当地的民众接触，谈话、喝酒、交朋友，亲自把握生动的第一手的口述史料。我曾多次听菊池先生介绍他在太平天国发生地的实地考察活动，对他满怀深情地回忆与当地民众交往过程时的表情记忆犹新。这样的经历使他能够建立起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认识。所以，这本书将其叙述的、从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中期到中日战争开始前的1936年的历史归结为“复兴中华的尝试”。从近代中国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意义上看，这一归纳不无道理。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并不少见，但能够深入中国内地进行深入调查，并能够从社会的基层了解和理解近代中国追求的外国学者则不是很多，菊池秀明先生是其中之一。
作者在本书的开头提出了一个颇有意思的论断，那就是：“近代以前，中国历史上的新风气往往兴起于北部边境……承担这一使命的是从北方进入的各游牧民族”，而“宣告新时代的南来之风从真正意义上席卷中国大地，可以说是从本书所论及的近代开始的”。所以，他发现“洪秀全、孙文以及其后继者蒋介石等本书中的出场人物，皆以南方边地为出发点”，“而从南方农村根据地兴起的毛泽东的边区革命也是朝着黄土高原的延安一路撒下了新时代的种子”，所以认为“近代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南方开始复兴之路的时代”，因此他也“想做一个尝试，即以南方边地吹来的新时代之风的视角，来剪影这一时代。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都兴起自南方大地，而后向北发展。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等改革运动以及新思想、新文化的接受与创造，亦多由南省出身的人物担任骨干，或以在此时代发展起来的南方边地城市作为其衍生发展的舞台”。地方文化的差异与联系，是文化史研究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之一。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文化特征复杂的国家来说，是否可以以“南方”与“北方”加以区分呢？读者不妨对作者的这一论断进行评价。
其次，这本书尽管照顾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但基本还是以政治史的叙述作为主要线索。然而，正是在政治史的叙述上，中国与外国学者，特别是有意无意地以西方为中心思考问题的学者在认识上往往有相当大的差异。而本书作者因为一方面可能是出身于东亚，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其研究中国历史的背景有关，所以并没有完全依照某些西方研究中国近代史学者的叙述模式。针对具体问题，作者往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于中国学者的认识，当然也带有日本学者立场的印记。不过，对于近年来重视历史认识跨越国境的学术界来说，这种看法也许距离历史更近一些。
就以清末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进行的改革活动来说，当时的许多有识之士皆以日本明治维新的改革为楷模，期待中国的“改制”与“变革”，中国的洋务派曾提出“中体西用”的口号，有人认为那相当于幕府末期日本提出的“和魂洋才”，将当时中国改革的努力比拟于日本的明治维新。而作者认为“历史上的近代化，并不意味着就是明治时期日本选择的‘西洋化’”，他认为需要注意的是：“洋务派体现出的保守主义倾向，给洋务运动带来了日本明治维新无法想象的困难。”
但是，作者也坦率地指出：尽管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们热衷于学习日本，甚至在日俄战争中支持日本，但是“日本人反应冷淡傲慢，很多留学生因此受到伤害”。所以发生了“留学生来的时候是亲日派，回国的时候是反日派”的现象。他还特别指出了表面上自称为孙文的朋友、对孙文的革命活动予以支持的一部分人，其“意图在于利用他（孙文）侵略大陆”。
第三，作者在全书的叙述中，对文化予以特别的关注，用较多的笔墨描写了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包括与日本有密切联系的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纳。而作者尤其重视在推动中日文化交流中起到了特殊作用的那些人，特别是鲁迅，这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众所周知，鲁迅有过留学日本的经历，一方面受到指导教授藤野严九郎的悉心教导，终生都尊敬藤野先生。鲁迅回国后在从事文学创作与文化战线的斗争时，又得到了日本人内山完造的帮助。所以他认为，“日本人的长处是对一件事情名副其实地拼命，就是那种认真劲儿。我承认他们最近有些相反的举动，但是必须承认他们的认真。中国可以排斥日本的一切东西，但是不能排斥日本人认真的优点。不管发生什么事，必须学习这一点”。这的确是一针见血的认识。但是，作者也不吝笔墨地描写鲁迅强烈批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与侵略者进行不懈斗争的精神。
正是在这样的描写后，作者提出：“21世纪的日本将和中国保持什么样的关系？会像本书中所描写的一百年前的日本那样，对迅速成长的中国感到威胁并敌视它吗？还是能和不随波逐流、加深与中国人交流的那些日本人一样，拼命地认真地从平等的角度去构筑两者的关系呢？了解日本和中国的历史，从中学习，不拘泥于任何偏见和既成的观念，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真实的中国——我们面临着许多的课题要解决，而中国确实是一个充满了魅力的社会。”我想，这也是对所有日本人提出的应思考的问题吧！而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了解这样的日本学者的历史认识，也是很有意义的吧。
综上所述，我觉得作为中国的读者，读一读日本学者关于这一段在我们看来似乎是“耳熟能详”的历史的描述，还是很有启示的。
最后，作为历史学者，我对书中经常出现的“以古喻今”或“借古讽（颂）今”的写法则有些不同的看法。当然，研究历史的目的并非就事论事，历史研究的鉴今意义当然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历史与现实并非简单的重复或轮回，其借鉴的意义也并非那样直接。历史学者的责任，第一是要将历史上发生的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第二是从中思考对将来有益的经验与教训，第三则是将诸多的历史现象提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加以分析。如此看来，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不妨思考得更谨慎一些。步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11年12月
中文版自序
本序言执笔于2011年。
3月，日本的东北部遭遇了（观测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地震灾难。温家宝总理在中国全国人大上对地震死难者表示了哀悼，并向日本派遣了救援队。5月，温总理和韩国李明博总统共同访问了地震灾区。台湾地区同胞汇来了超过140亿日元的捐款总额。这些举动让很多日本人真实地感到了东亚各地给予援助的温暖。笔者作为一个日本人首先对这些朋友给予的“给力”的鼓励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一次地震中还发生了福岛原子能发电站事故，给居住在日本的中国人提出了去留的选择题：“回国，还是留在日本？”这已经不仅是躲避核辐射临时避难的问题。对于身处正在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年轻人来说，日本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具有魅力的留学国家，假如去不了欧美，留在中国国内或许才是赢得成功的良策？！加之对于震后迟迟拿不出明确的对应政策的日本政府的失望，让现在居住在日本的很多中国人处在了是去是留的人生道路三岔口。现在拿着本书的读者的亲朋好友中或许就有面临这样局面的人。
那么日本今后在世界上的位置将会有如何的改变？地震后不久历史学者川北稔就指出：曾经引领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在18世纪遭受了地震和海啸，从而决定了其已经开始走向衰落的命运。他提到近代社会持有一种所谓“发展偏执狂”亦即经济发展绝对论的价值观，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就是通过发展近代化事业进而成为东亚经济的领先者。川北认为现在应该是重新审视这个经济发展神话的时候了。在支撑着近代产业的科学技术——原子能导致的这场灾难面前，是日本应该和“一旦经济发展出现停滞就会担心”这种近代文明所强制赋予的价值观诀别的时候了，川北主张即便日本因此会变为“东洋的葡萄牙”，失去领先的地位，也应该在为环保而让步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安定。
在日本，以产业界为中心的人们对于川北的观点进行了反击，批判他“怎么能在日本争取复兴的关键时刻说这种不吉利的话”。而对于在GDP上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认为“将来会是中国的时代”的中国读者来说，或许也会认为川北的观点是一种狭隘而懦弱的“败者之论”吧。
而事实上当今的东亚，正在面临着中国与日本、韩国各自主张自己的优势争夺领导权的局面。此外，各国围绕着政治和历史问题出现利益冲突，以及具有排他性的民族主义高扬的局面还在持续。
然而也正是在这样一个难以预料结果的时代，我们更应该要以史为鉴，吸取历史的教训。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上那些即使在相互冲突、对立、不幸的年代里，也坚持相互尊重、摸索共存之路的勇者们的足迹。其中重要的一例就是1924年孙文在神户进行的“大亚洲主义”的演讲。
在这次演讲中，孙文将倚仗科学和武力让对手屈服的西方文明称为“霸道”，以此呼吁日本应该重新回归以仁义和道德为基础的东洋“王道”。然而遗憾的是当时的日本并没有听取孙文的忠告，走上了侵略大陆的自我毁灭之路。而现在的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近代文明的所谓“发展偏执狂”价值观的危险性，终止为了争夺亚洲第一而进行的具有排他性的争斗。日中韩三国以及朝鲜、东南亚等各国与地区都要在承认彼此的存在、认识到各自的优势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努力去寻求如何更好利用各自长处来尝试构筑一种双赢的关系。如果本书也可以为该尝试做出些许贡献的话，对于笔者来说将是莫大的欣慰。
顺带提到在本书中将19世纪中叶到1936年为止作为一个时代进行叙述，也许这样的时代划分对于将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作为近代史，从五四以后作为现代史进行学习的中国读者们来说会觉得不习惯。此外，本书也提到例如日本人反战同盟等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中日关系史，但对于中日战争的经过特别是南京大屠杀事件笔者没有特意用很大的篇幅进行叙述，也许对一些中国人来说本书的构成似乎会予人一种不愿正视历史的印象吧。
但是，本书只是中国历史十二卷系列中的一卷，本书的下一卷（第十一卷）天儿慧所著的《巨龙的胎动：毛泽东VS邓小平》中将对中日战争有所详述。特别还为南京大屠杀专设了一章，记载了与中国的大学生们一起讨论关于日本战争责任问题的内容。本书就是在这样的编辑方针下写成的，原本的计划是要涵盖1930年代以前的历史，并将之前已经出版的十一卷中没有提及的部分进行补充。非常遗憾的是，听说第十一卷并没有翻译成中文的计划，所以关于日本的中国学者是如何看待中日战争和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天儿慧的著述。菊池秀明2011年序章南来之风——来自边地的复兴中华的尝试近代日本与中国
本书旨在叙说中国的近代历史，笔者想以一个设问作为开端。看到本书的人们，对书名中的“近代”一词会产生何种印象？
多数日本人对“近代”（modern）这一词汇的印象通常是正面的。比如，它可以让日本人联想到明治时代的流行语“文明开化”，联想到那些身着西装披头散发的形象，铁道、砖瓦造的欧式建筑，乃至医疗技术的进步与学校等等。近代日本对欧洲文明的引进与资本主义化的尝试为日本人带来了富裕和舒适的生活。
那么本书所叙说的中国又是何种境况呢？汉语里，至少在回顾中国历史时，“近代”一词往往伴随着沉重、消极的印象。因为，对中国历史来说，近代是一个屡受外国侵略、国家民族面临存亡危机的时代。
比如中国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的雏形，最早提出于1975年。当时的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口号，而未采用“近代”一词。其最直接的理由是依据中国官方的时代划分法，即从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为近代史，其后为现代史。而由这种划分就可见，近代史对中国人来说首先是屈辱的历史、是抵抗侵略的历史。
21世纪的今天，中国终于可以一洗近代以来所饱尝的屈辱。鸦片战争后沦为英国殖民地长达一百五十六年之久的香港于1997年回归中国，就是最好的例子。另外，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就如曾经的东京奥运会之于日本一样，成为中国人切身感到新时代来临的纪念碑。
诚然，对过去的清算决非一日之功，至少于现在的中国，其过程还未完结。2001年围绕美化日本侵略行为内容而再度引起关注的教科书问题，2003年于西安、2005年于中国各地发生的反日游行等，这种不时趋于紧张的日中关系揭示了苦难的近代史在今天仍然是大多数中国人所共有的“负面的记忆”。相反的两个中国近代史
本书所叙说的中国近代史具体指从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中期到中日战争开始前的1936年。这一时期的特征若以一言蔽之，可以用“复兴中华的尝试”来概括。但是如何评价这一尝试，中国史学家们的意见一直都不统一。其原因首先要从现代中国数十年来的政治激荡中寻求。
日本真正开始中国近代史研究缘起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当时被称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的诞生给予了一直轻视中国、不愿正视侵略事实的日本人以沉重打击。于是日本人试图从中国的近代史中发现一种可能性，即与经受了1945年战败挫折的日本不同的“近代”。
在此背景下开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重点放在了阐明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研究是在当时日本批判冷战体制下军国主义的复活与推动社会民主化这一政治课题之下开展的。
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偏重于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的革命运动史，往往带有以“对革命作出贡献，或反对革命”为善恶标准的成见，并不注重实证性的分析。另外，由于中日到1972年才恢复邦交，此前的中国对日本来说就仿佛是“从未见面的恋人”，是一种隐藏于面纱之下的神秘存在。因此当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难免流于背离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理念性的研究。
1978年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与中日交流的正式启动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带了巨大变化。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以及“文革”对知识分子迫害等中国现代史的历史问题被公开研究和讨论，以革命胜利为顶点的历史范式受到了极大震撼。进而，亲眼目睹了中国社会“落后”实景的日本人，早已不再把中国视为日本应该学习的近代化的榜样，而是普遍认识到中国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发展中国家。
在这种现实面前，多数日本人眼里的中国不再是革命带来的新社会，而是革命之后依然传承下来的、带有传统特质的社会。另外，由于日本人已然可以长期留在中国进行深入观察和研究，所以，特别是近代史领域里，出现了许多运用了日本所不能见的新史料的研究成果。但是，即便这种重新勾画中国近代历史景象的尝试，现在看来也仍然存在诸多局限性。这些尝试从反对既往的主流的农村革命史出发，把重点从革命与农村转移到了改革史与都市史的研究之上。诚然，诸多历史事实得到了厘清，但其结果也不外乎是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而已。如果苛刻地说，这些不过是毛泽东革命路线转换到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这一政治局势的变化反映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结果。
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尝试针对单个的历史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但却没有提出一个取代以往革命范式的总括性的历史框架。这也是当今所有学术领域的共通问题，由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专门领域的过分细化，因此很难产生能够概括这些领域的具有远见的结论。南方边地吹来的新时代之风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的2003年10月，纽约传来了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士亡故的消息，享年106岁。继张学良在2001年病逝至此，本书所涉及的中国近代史上的主要登场人物均已离世。
时隔半个世纪，张学良在1990年接受NHK的采访中，以精神焕发的面貌再次出现在大众面前，呼吁日本年轻人了解中日之间的不幸历史，这一影像至今依然令我们记忆犹新。在中国虽有“盖棺定论”的说法，但最后的当事人张宋二人的逝世，也正提示我们从现在开始冷静评价这个时代的重要性。
那么如何来描述中国的近代史呢？本书想做一个尝试，即以南方边地吹来的新时代之风的视角，来剪影这一时代。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都兴起自南方大地，而后向北发展。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等改革运动以及新思想、新文化的接受与创造，亦多由南省出身的人物担任骨干，或以在此时代发展起来的南方边地城市作为其衍生发展的舞台。
众所周知，拥有广阔土地的中国，其南北是截然不同的社会。南方为水稻种植区，人们以大米为粮；北方则以小麦、面食为主。而代表北方的北京方言与香港、广州人所讲的广东方言更互不相通，犹如两国语言。延伸到地平线的平原地区、被干燥的黄土地所覆盖的华北大陆，与山川河流密布、地形高低起伏、临海与外国相通的开放的华南地区，遑论风景，甚至人们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也各自相异。或许也可以说两地人的价值观是不同的。
从本系列其他各卷的叙述中可知，近代以前，中国历史上的新风气往往兴起于北部边境。中华文明每遭遇动荡时期，总是通过吸收周边世界焕发的能量实现复兴与扩张，从而得以保住延续数千年的命脉。但是，承担这一使命的是从北方进入的各游牧民族，而外部对中国的文化刺激也大多是经由内陆的贸易通道（丝绸之路）所带来的。
当然，这种情况因蒙古时代的海上贸易以及大航海时代后的世界一体化而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是，宣告新时代的南来之风从真正意义上席卷中国大地，可以说是从本书所论及的近代开始的。洪秀全、孙文以及其后继者蒋介石等本书中的出场人物，皆以南方边地为出发点，倾注热情于被称为“北伐”的北上作战。而从南方农村根据地兴起的毛泽东的边区革命也是朝着黄土高原的延安一路撒下了新时代的种子。由此可见，近代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南方开始复兴之路的时代。
以下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与南来之风一起开始的复兴中华的尝试与苦难的一幕一幕。面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的侵略，从不断的挫折与失败之中，如同凤凰般涅槃的中国，无疑为生活在不透明的时代的我们带来了勇气。第一章“南来之风”的兴起——太平天国运动与列强洪秀全对基督教的接受与拜上帝会探访洪秀全故乡的日本人
在中日关系持续恶化的1930年代的一天，广东省广州市郊外的花县官禄村里有一位特殊的来客。他名叫矢野兴，任职于日本领事馆，却称自己是七十年前生于此村的太平天国领导人洪秀全的后裔。
矢野称，他的祖先在太平天国失败后流亡到了日本。并且矢野对官禄村和洪秀全的往事非常熟悉，“家父告诉我，洪 秀全曾于村塾前埋下一尊石狮”。村民们据此竟然真的挖出了石狮，于是，本来不相信矢野的村民们，因为这一证据也不得不相信了。
随后，中日战争爆发。1939年，日军占领了花县，官禄村最为富丽堂皇的建筑—洪氏先祖的祠堂遭到了破坏。此时又来了一名叫矢崎的日本军官，他也自称是洪秀全的后裔。矢崎命部下修缮祠堂，并宴请官禄村的长者，施与其金钱。其实，矢野与矢崎都是日本派遣的特务，目的是为了笼络官禄村的村民。
而为何日本如此重视洪秀全的故乡呢？太平天国运动是近代中国吹起的第一股“南来之风”，与后来的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国共产党长征一脉相连，是中国革命运动的起点。同时太平天国运动也孕育了中国抵抗列强侵略的民族主义的萌芽。而这一运动的领导人洪秀全的故乡一旦为日军所占领，其祖先的陵庙如果遭到践踏的话，势必会引燃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具有抵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传统的广东人的反日情绪。也就是说，矢野和矢崎是充当着为抵抗日本侵略运动灭火的角色而被派往中国革命震源地官禄村的。
那么太平天国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呢？不妨从洪秀全与“异文化”基督教的一场特殊的相遇说起。洪秀全的幻想与对基督教的接受
洪秀全生于1814年，是居住在官禄村的客家人。客家是汉族的分支，拥有自己的语言客家话，是中国古代为躲避战乱而移民到南方的族群。客家迁入广东时，当地已有原住的汉族人，因此，多数客家人不得不定居在条件恶劣之地。他们被广东人视为异己，过着贫困的生活。但这种自卑情结反而激发了客家人，让他们开始有了“自己才是来自黄河文明发祥地的正统汉民族的后裔”的群体同一认识。1 洪秀全
洪秀全出身自耕农家庭，幼年时父母就对聪明伶俐的他寄予了厚望。成年后，洪秀全一边做私塾先生一边开始准备科举考试。科举是中国传统的选拔官吏的考试制度。取得科举考试的合格，必须要通过从地方上的初级考试（童试）开始到皇帝亲自主考的殿试为止的全部考试。而且准备考试也需花费大量金钱，所以如果不是富家子弟，很难通过考试。
科举考试表面上对所有人开放门户，但考生参加考试必须有同乡仕人作担保，而客家这样的后起移民中读书人少，有时会因为找不到担保人而无法参加科考。另外，1834年广东地区考官营私舞弊的现象频发，受此苦楚的考生有人选择自杀，科考的公正性受到极大动摇。1837年，洪秀全在第三次科考落第后，也终于承受不住巨大打击，一病不起。
就在洪秀全徘徊于生死边缘之时，他做了一个异梦，梦见自己升天并获得重生。后来，据他的表兄洪仁玕对传教士所说，洪秀全梦见他在河边把污浊的身体洗净，而后被剖开身体，挖出五脏六腑，又被放进新的。然后在天上的宫殿里见到一个金发皂袍的老人，老人命他去拯救俗世，并且有一个被他称为兄长的中年男子助他斩杀了魔鬼。
这种我们看来奇异的梦幻体验，其实是中国民间信仰中经常出现的内容。洪秀全梦见的神（老人）也近似于中国道教中地位最高的神祇玉皇大帝。但是，洪秀全却把这个梦和基督教结合在了一起。
洪秀全与基督教的结缘始于一本基督教布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在当时的中国，基督教传教仍被禁止。1807年，伦敦会的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以马来半岛的马六甲为据点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教活动。马礼逊的信徒梁发是出身广东的华侨，他尝试编著的易于中国人理解的小册子，就是《劝世良言》。《劝世良言》对中国传统宗教中的偶像崇拜进行了批判，劝说人们信奉基督教。据说洪秀全是在1833年，从在广州秘密传教的梁发手中得到这本书的。《劝世良言》起初并未引起洪秀全的兴趣。1843年，洪秀全第四次科考失败后重读此书，受到了很大冲击。梁发在《劝世良言》中写道，“即如儒教亦有偏向虚妄也。所以把文昌、魁星二像立之为神而敬之，欲求其保庇睿智广开，快进才能，考试联捷高中之意。然中国之人，大率为儒教读书者，亦必立此二像奉拜之，各人亦都求其保佑中举，中进士，点翰林出身做官治民矣。何故各人都系同拜此两像，而有些自少年读书考试，乃至七十、八十岁，尚不能进黉门为秀才呢？还讲什么高中乎。难道他不是年年亦拜这两个神像么？何故不保佑他高中呵？由此推论之，亦是儒教中人妄想功名之切，遂受惑而拜这两个神像”，这种对中国传统宗教的批判对洪秀全来说是感同身受的。另外，在马礼逊翻译的《圣经》中，为了易于中国人接受，许多词汇的译文都参照了中国的古典文学，比如上帝一词就被译为“皇上帝”。
因此，洪秀全对这种外来文化完全没有感到抵触，他认为基督教不仅仅是欧洲的，而且是太古的中国也曾信仰过的宗教，因而接受了基督教。他自信自己在梦中遇到老人就是基督教之神耶和华，中年男子即耶稣基督，而自己则是耶和华的次子，身负拯救世界之使命。随后，洪秀全自行洗礼，开始了传教活动。而这种从洪秀全对异文化的误解而衍生出的宗教被称为拜上帝教。
但是，洪秀全的传教活动遇到了很多困难。在鸦片战争的爆发地广东，民众对欧洲抱有强烈的反感，战后仍时有冲突事件。虽然与洪秀全为邻的冯云山等几名贫困的客家知识分子对洪的想法产生了共鸣，但多数村民无法接受，洪秀全等人陷入了孤立。1845年，洪秀全与冯云山外出传教，到达广西贵县的亲戚家。洪秀全返回广东后，冯云山利用客家同乡的关系网进入桂平县紫荆山继续进行传教活动。
回到广东的洪秀全投入到《原道救世歌》和《原道醒世训》等宣教书籍的创作中。这些书籍是洪秀全利用长期以来从应试学习中所培养的儒学素养，对《劝世良言》做出的重新解读。另外，如《原道醒世训》中写到“大同而今尚可望哉”，洪秀全依循中国古代的乌托邦思想大同思想，提出了《劝世良言》所欠缺的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对理想社会的构想。
1847年，洪秀全造访了在广州的传教士罗孝全（I. J. Roberts），并在其下以数月时间学习了圣经。罗孝全在听过洪秀全的异梦后也认为甚是不可思议。但当洪秀全提出希望受洗时，罗误解他是为了得到经济援助而拒绝了他。自尊心严重受损的洪秀全继科举后再度遭受挫折，离开罗孝全，去了广西。紫荆山的传教活动与偶像破坏运动
此时，在桂平县的紫荆山，冯云山正一步步地推动着传教活动，并发展了众多信徒。该地区自17世纪以来被不断开发，形成移民社会。出身官僚、军人且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的移民豪绅在当地占有大片土地，他们种植稻米卖往发达地区广东，从中获取利润。而广西的主要少数民族壮族则沦为移民富豪进行开垦的劳动力，受他们的支配和压迫。
18世纪，广东地区的客家人也开始移民至此地。但是，作为后来者，他们无法获得平原地区的耕地，只能在紫荆山内从事烧炭等艰苦的劳动。因此，他们仍然像在广东时那样苦于贫困不安的生活。另外，移民豪绅还控制了政治权益，不允许客家和少数民族参加各地庙宇的祭祀活动，使得他们在精神上也备受压抑。
面对这一严酷现实，冯云山在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中又糅合进中国民间宗教所常见的关于现实利益的因素。他创作了一些朴素但反映了切实愿望的祈祷文，如“日日有衣食”、“灾病速退、身体复安”等，劝说群众诵读，取得了很大成效。拜上帝教在客家以及与客家关系紧密的少数民族之间迅速流传了起来。出身藤县大黎乡，后来成为太平天国忠王的李秀成在自述中证明说，“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2 广西桂平金田镇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将领住的木楼（干栏式建筑）
另外，信徒之中还有一些新兴势力，比如紫荆山下金田村的韦昌辉、从广东移居到贵县的石达开、从广东南部信宜县到平南县打工的凌十八等人。他们拥有一定经济实力，却又无法进入到由移民权贵所构成的政治体系，处于被排挤的边缘地位。这一片地区都是客家人的定居地，因此传教活动也通过客家人的同乡网而得以进行。当时仅紫荆山内就有信众达两千人，这一宗教团体被称为拜上帝会。
1847年，重返广西的洪秀全得知冯云山的传教成果后，又增强了信心。他进一步推行《劝世良言》和《摩西十诫》中宣扬的偶像禁止说，把祭祀在庙宇中的神像视为“妖魔”，开始了捣毁神像的偶像破坏运动。这一运动表面上把少数民族信仰的恋爱女神批判为“淫乱之女”等等，但其核心却具有儒教“正统”意识蔑视异文化的压抑本质。不过，那些无法从既有神灵中得到救赎因而期待更强有力的庇护的底层人民，很容易对这一运动产生共鸣，因此拜上帝会的成员越来越多了。
而另一方面，当地的移民权贵正是通过组织寺庙祭祀活动才得以掌握移民社会的领导权，因此偶像破坏运动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对。居住在紫荆山的客家人生员（童试合格者）王作新第一个跳出来，他在1848年初逮捕了冯云山，不仅攻击拜上帝会所宣扬的众神灵，还在暗中以谋反罪向当地政府进行了告发。虽然王作新的密告最终并没有被认可，但以该事件为契机，拜上帝会与移民权贵之间的矛盾加深了。而与传统社会秩序的背离，使得拜上帝会的活动被刻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太平天国起义与攻占南京天父天兄下凡与金田起义
就在冯云山入狱的1848年秋，拜上帝会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住在紫荆山的两名青年会员杨秀清与萧朝贵被“天父（耶和华）”与“天兄（耶稣基督）”附体，开始向会众宣谕神的启示。根据最近在伦敦发现的《天兄圣旨》卷一记载，耶稣基督第一次下凡时说，“朕是耶稣。有人欲来听旨者，通过萧朝贵，在尔面前讲”，接着又问洪秀全，“洪秀全弟，尔认得朕么？”洪秀全答，“小弟认得”，承认附在萧朝贵身上的灵魂即为耶稣基督。
所谓神明附体实际上是当地被称为降僮的一种巫术，本应为拜上帝教的教义所不容。但当时因冯云山被捕，会众中不少人开始动摇，礼拜时常有神明附体者出现。于是洪秀全便把杨秀清、萧朝贵所言认定为“天父天兄下凡”，借以稳定和平复会众的不安心理及会内的混乱局势。结果，拜上帝会与基督教愈行愈远，变质成为一种更为本土化的宗教结社。3 《天兄圣旨》开头部分 下凡的基督耶稣说，“朕是耶稣”
杨秀清与萧朝贵的天父天兄下凡使得拜上帝会的活动由宗教活动转化为了一种在人间建设天国的政治活动。中国自古以来有易姓革命的思想，意即成为新朝的君主乃为奉上天之命。听信了洪秀全异梦说的信徒们认为洪秀全正是中国民间宗教里一直传说的“真神”。另外，萧朝贵也借附体宣谕天兄耶稣的启示：“授予尔权威。尔需率兄弟共同平定天下”，从而把人们的期待具体化。
面对这种变化，洪秀全于1848年开始撰写《原道觉世训》。书中他强烈谴责秦始皇以来的历代皇帝忘记了对皇上帝（耶和华）的信仰，并且妄用只有耶和华才能使用的“皇帝”称号。根据这一理论，他批判当时的清道光皇帝“自甘永远地狱之灾也”。洪秀全主张皇上帝是中国上古时代的神，而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应该回归上古时代的本来状态，为此就必须要推翻清朝统治。这就是洪秀全接受基督教并使其中国化的最终目的。
进入1850年，拜上帝会开始秘密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教众把各自的土地、财产等处理后归入圣库，变为公有财产。当时的中国连年遭遇经济危机和自然灾害，天地会等以失业人员和难民为中心组织的秘密结社运动在各地盛行。特别是广西，鸦片战争后失业的广东士兵组成的武装集团流窜进入广西，与当地的天地会会党结成同盟，联手掠夺物资，与官兵对抗，全省骚然。
另外，在贵县，客家与壮族和汉族的早期移民之间因为细小的争端而引发了激烈的武力争斗（这种土著与移民之间的矛盾被称为土客械斗），失败的客家人走投无路，只得寻求拜上帝会的庇护。在这种混乱局面的掩护下，拜上帝会会众及其家人约一万人集结于金田村，在年底前开始了与清军的战斗。太平军进攻南京及其主张
接到起义消息的清政府意识到了拜上帝会是一种与天地会完全不同的革命团体，因此起用了在鸦片战争中以广州禁烟得名的林则徐去镇压叛军。但是，林则徐在赴任途中病逝，而清军将领的内部纠纷和士兵士气的低落等也使拜上帝会军顺利壮大了势力。1851年，洪秀全即位天王，定国号为太平天国。9月，太平军占领了地处深山的永安州后，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完成了建设新国的雏形。
太平军在永安州撑过了半年之久的笼城战，于1852年4月突破封锁线攻占了当时广西省的省会桂林，进入了湖南南部。此时，太平军虽然损失了约五千人，但由于大批当地的客家人天地会会党和矿山劳工的加入，又发展到了数万人的兵力。同时，在太平军内部就打回洪秀全的故乡广东还是北上产生了分歧。
此时，军事上的最高领袖东王杨秀清坚持“已经骑上虎背，不能再打退堂鼓”，确定了大军继续北上的方针。太平军趁清军未做好防御准备之隙，一举攻入湖北，1853年1月攻陷了省会武昌。随后太平军乘胜水陆并进，以二十余万兵力东下长江，3月就占领了仅次于北京的重要城市南京，并改南京为天京，正式开始了政权的建立。
这样，太平天国在不足一年之内已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而其得以如此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造成赋税繁重和社会严重不公的清朝统治已经走到了尽头。清代的土地税原则上征收白银，人们把日常使用的铜钱兑换为银两纳税。兑换的汇率约为银一两换钱一千文。但是，19世纪开始的鸦片贸易使得白银大量流失，出现了“银贵钱贱”即银价飞涨的现象，一两白银涨到两千文钱以上，这实际上加重了人民的赋税。
另外，受鸦片战争的军费和赔款所困的清政府，只能通过在富裕的东南沿海地区征收比以往高出数倍之多的税金来解决财政困难。但是，这一负担全都落到了没有官职和未通过科考的普通百姓身上。鸦片战争的惨败使得清朝统治的权威受到了动摇，或拒绝纳税或袭击腐败官员的抗粮暴动时有发生。在大地主居多的江南地区则兴起了拒绝向地主纳粮的抗租风潮。4 太平天国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示意图（根据山川出版社的《世界各国史3·中国史》制作）
太平天国在利用人们不满情绪的同时，提出了比较明确的政治目标，从而实现了迅速发展。1852年，东王杨秀清与西王萧朝贵联名发表奉天讨清檄文：“天下者中国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号召打倒满人建立的清王朝，以显示太平天国政权的正统性。太平天国还在各地宣传免除三年赋税，在占领区推行没收地主财产的“打先锋”运动，得到了底层人民的支持。
满人入主中原建立清王朝时，强迫汉人削发留辫。太平天国在起义后，拒绝留辫发而改蓄长发。这种“长毛”的形象不仅仅是太平军的特征，更成为反清的鲜明标志，其后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也学习太平天国以剪辫子来表示打倒清朝的意志。
另外，受北方民族影响而形成的新方言北京话（即现在的普通话）也为太平天国所批判，认为“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本来客家人就认为自己才是正统的大汉末裔，因此就更热衷于维护传统的习俗与语言。特别是他们所使用的客家话被认为是保留了大量古代汉语的特征。因此，这种接受了外来宗教同时又主张回归中国传统的太平天国的思想，可以说是以固守中国文化传统的客家习俗为基础而发展出来的。太平军的宣传活动及其纪律
太平天国一般通过在高坛上击鼓鸣锣聚集群众，以讲道理的形式宣传其主张。定都南京后，设立印刷所，刊行了大量用于政策宣传的出版物。为了庆祝南京入城，还举行了与新朝之主相般配的盛大的游行活动。诸王的旗帜皆以太平天国的标志性颜色黄色为心，分别镶有红、白、黑、绿、蓝边，寓意是诸王在皇上帝的庇护之下，分别管制东西南北各方。兵将的军服使用代表高贵和喜庆的黄色或红色，胸前绣着“太平”二字。
但是太平天国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还是太平军极为严明的纪律，而其雏形是金田起义时颁布的五项军纪。五项军纪中的第三条“秋毫无犯”又被收入进1852年制定的十条《行营规矩》之中。这些条规中不仅禁止无故杀害平民、滥役民夫、掳掠、烧毁房屋等行为，还包含了不得擅入民宅等更为具体的内容。
当代中国的历史学家对太平军的军纪与共产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非常类似之事不甚赞同。但是随着研究的推进业已证明，就连当时与太平天国敌对的人也感服于太平军严格的纪律，认为太平军的掠夺远远少于龙蛇混杂的清朝正规军。李秀成也曾证实，东王在统率军队时采用了“擅入民房者，右脚进砍右脚”的严惩主义政策。实际上，杨秀清经常借天父下凡对违反军规者和里通清军者处以死刑。也就是说，太平军出于对触犯天父的恐惧，而实现了领先于时代的高度的道德水准。地上天国的现实与湘军的登场太平天国北伐及失败
定都南京后的太平天国为了巩固政权，开始了新的军事行动。1853年5月，丞相林凤祥、李开芳等率领两万精锐部队以进攻北京为目标出发，即开始了其后也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被反复尝试的北伐。
太平天国北伐军没有选择沿大运河北上的最短路线，而是向西北进军，试图寻机渡过黄河。途中遇到清军抵抗后进入山西，从山西迂回向北京所在的直隶地区（河北）挺进。随后太平军大败清军逼近保定，致使北京城内陷入一片混乱。官僚与商人纷纷出逃，北京一度成为被遗弃的城市。
清政府急忙派蒙古族猛将僧格林沁巩固北京防守，而北伐军则向东进军，于10月占领了距北京仅一百余公里的天津郊外。但是，疲于远征的北伐军无力攻下天津城，又遭遇严冬。出身南方的太平军，甚至未经历过下雪，不堪受冻，且苦于小麦产地的北方没有南方人习惯的米食。
无奈北伐军开始退兵，却被困于河北山东交界之地。1854年2月，在终于得知北伐军苦战的情况后，天京当局派出了援军。但援军在山东临清败于清军，未能与北伐军汇合便溃散了。结果，至1855年5月，林凤祥与李开芳皆被俘，被处以死刑。北伐军被全面歼灭。5 太平军禁止士兵掠夺的告示（1856年）
北伐军的失败，致使太平天国丧失了大批有作战经验的勇将，从而失去了统一全国的可能。但另一方面，由于清廷全力投入北京防卫，包围太平天国的清军的力量减弱了，因此太平天国也减轻了被围的压力。另外，在北伐军途经过后的华北，白莲教等民间宗教结社和捻军等流民组织逐渐盛行，对清政府统治形成了威胁。上海也于1853年9月爆发了以水手、船员和走私商人为中心的小刀会起义。上海小刀会属于天地会支派结社，起义后向天京派出使者，试图与太平天国合作。天京的建设与《天朝田亩制度》
此时，天京正在进行着新国家体制的建设。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由清朝地方官府衙门改造而成的天王府。天王府内城被称为金龙城，外墙为金色的豪华宫殿群。洪秀全自搬进宫殿后便深居简出，不再直接与外界社会接触。代替他主持政务的是东王杨秀清。杨秀清在天京城西修建了足以匹敌天王府的规模宏大的东王府。其他诸王必须时常到东王府拜会杨秀清，听从东王的指示。
在东王的专权下，天京的社会结构和秩序被彻底重构。居民财产被没收，纳入圣库。除老人和病人外所有男女必须男居男馆，女居女馆。这种隔离男女和废除家庭的政策是太平天国的一大特征，它即源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与儒教的“男女七岁不同席”思想，也是出于作战上的需要。6 太平军作战图 见《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11页
壮年男子大多数要作为士兵从军，有木工、印刷、烹饪等专门技艺者则被分别编入百工衙或工匠营，各行其责。十五岁以下少年或进入被称为童子军的少年军队，或在名为育才馆的学校读书。也有少年做了太平军将领的义子或童仆。
太平天国还下达放脚令，废止女性裹小脚的缠足习惯。妇女们在作战时，或在后方摇旗呐喊、充当疑兵，或承担物资运输和修建战壕的工作。因为按照客家的风俗，女性没有缠足习惯，而是与男性一起从事农业劳动。但是，对于习惯在家织布绣花的江南女子来说，缠足的禁止与野外劳作则是非常痛苦之事。
以往研究认为，男女平等是太平天国的特征之一。但最近这一评价受到了质疑。确实，在当初参加起义的广西妇女到达南京后，被册封为高官，她们骑着高头大马、昂首巡街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1853年，太平天国还开设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女性科举，考取状元的傅善祥作为东王的秘书活跃一时。但这些绝非女性普遍的生活状态。就像教育青少年的《幼学诗》中所提倡的“妻道在三从”那样，太平天国的女性被灌输了幼时从父、结婚从夫、老后从子的家长式伦理道德。
另外，天王洪秀全作为权力的象征纳有八十八妃，东王以下的各级官员也都妻妾成群。而太平天国封王的共有两千七百人，其中亦无一名女性。也就是说，太平天国一边倡导天父之下人人平等，同时仍奉行以男尊女卑为前提的诸王特权等诸多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最终，使家庭离散的男馆、女馆越来越引起人们的不满，终于在1855年被废止。
把天京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作为太平天国社会的整体规划而加以详细描述的是《天朝田亩制度》。该册子一直公开出版至1854年，其中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无处不均、无人不饱”体现了洪秀全在以往著述中所主张的实现中国自古以来的“大同”乌托邦的目标。《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把全国耕地平均分配，农作物和产品除各自所需以外全部上交国库，禁止一切私有行为。
后来，中国共产党曾把太平天国定位为自身的先驱，把《天朝田亩制度》视为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革命性纲领。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与人民公社的基本精神和平均分配政策也与《天朝田亩制度》有相通之处。但是，“文革”结束后，人们开始对过去政治运动所导致的劳动热情丧失、农业减产与大饥荒进行反省。因此，多数声音开始批评《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理想乌托邦只能招致平均主义与社会的停滞不前。
实际上，《天朝田亩制度》作为一种批判性的理论具有一定影响，但是其复古性的内容并没有成为有效的社会建设的纲领。首先它规定太平天国军队化组织中的大小将校代表的“官”统率“农”，即承认官僚与人民属于身份不同的上下关系。而且当时的太平天国迫于与清军苦斗，也缺少实现这些理想政策的条件。而事实上，为确保粮食，太平天国占领地区照旧保存原有的土地关系，采取的是征收土地税的方法。
另外，太平天国占领区还发生了多起农民抗租和少交地租的运动。特别在1860年以后，在太平军出入的江南地区这一倾向尤为明显。太平天国虽然保证减免土地税的10%，但同时又任命当地的乡绅地主为地方官，任他们征收地租以确保税收。其结果导致发生了大批农民袭击太平天国地方政府的事件。也就是说，太平天国未能充分满足底层人民对它的期待。曾国藩与湘军的创建
就在太平天国推进新王朝的建设之时，在中国另外一个省份湖南，出现了一支新式军队—由参加科举中进士出身的儒家学者曾国藩率领的湘军。7 曾国藩
曾国藩生于1811年，比洪秀全年长三岁。他的故乡湖南省湘乡县紧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的故乡湘潭县。曾国藩的家族属于以往没有出过登科入仕者的新兴势力，所以他必须不惜余力以振兴家业。曾国藩重视儒学为本的家庭教育，主张“居官以不要钱为本”，因为官清廉而备受尊重。互为竞争对手的毛泽东与蒋介石都十分推崇他的著述。
1852年，曾国藩因母丧返乡守制。适逢太平军进攻湖南，清政府命其在湖南办团练，对抗太平军。认识到清军战斗力低下是由腐败致使，为避免重蹈正规军节节败退的覆辙，曾国藩创办了一种以弟子为中心，通过师徒关系来制约军队的强有力的义勇军编制。军中士兵皆为从偏远山村选拔出来的朴素青年，将官亦从同乡中选拔，命其担任指挥。因湖南别名为湘，故曾国藩组建的义勇军被称为湘军。湘军逐渐壮大，最终发展为太平军的主要对手。湘军与太平军都属于居住在华南边地的人们结成的同乡组织，虽然两军实际上处于势不两立的敌对双方，但也可以被同视为从中国南部吹来的时代新风。
1854年，湘军迎战太平军。行前，曾国藩发布了《讨粤匪檄》，对打着基督教旗号的太平天国的偶像破坏运动予以了批判，“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号召儒学知识分子起来捍卫传统秩序。另外，檄文还通过挑拨太平军中两广出身者和其他地方出身者的关系，通过煽动有产阶级对天京实施的共产主义式政策的恐惧等方式，把一些原本对清政府心存不满的人拉拢到自己的阵营。
实际上，此时的太平天国已经停止了《圣经》的出版，并且开始对外国传教士和基督教教义进行批判，以强化洪秀全和杨秀清的权威。对曾经焚毁过的儒家经典也加以修改，重新出版，用于新王朝的建设。也就是说，太平天国自身已经发生转变，曾国藩对太平天国借基督教攻击儒学的批判是不能成立的。即便如此，《讨粤匪檄》还是成功地集结起了反对异端宗教的保守势力。
1854年4月，湘军在湖南取得了与太平军交战的首捷，随后又相继在湖北、江西获胜，天京受到威胁。太平天国派儒将翼王石达开率精锐部队前往九江。1855年1月，两军在九江展开激战。石达开将湘军水师巧诱至长江沿岸的鄱阳湖，并封锁湖口。湘军战船陷于湖内，无法动弹，被太平军逐一击破，受到毁灭性打击。太平军还缴获了曾国藩的坐船。曾国藩在逃亡途中，不能忍受惨败的打击，欲寻自尽，侥幸被救。太平军再度攻陷武昌，扩大了占领区域。1856年，太平军又消灭了围攻天京的清军，从此天京迎来了建国以来最为安定的时期。8 攻破清军骑兵的太平军 清朝咸丰四年底（1855），太平军在江西湖口粉碎清军水陆进攻，是扭转西征战局的关键一战。（选自呤唎（Lindley）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天京事变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内部的分裂
中国人常喜欢讲一个故事。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日本人用木桶抬水。日本人一次只能勉强抬一桶水，而中国人力气大，用扁担一次就能抬两大桶水。如果换作三个中国人和三个日本人抬水，三个日本人互相配合可以抬很多桶水，但三个中国人则处理不好关系，最后一桶水也抬不成。日本人善于发挥集体的力量，而中国人个人能力很强，形成集体后反而无法发挥力量。
上则故事揭示出生存在竞争激烈的科举社会中的中国人个性强势、不易团结的特征。然而这则故事的现实版悲剧，就在新王朝建设刚刚步入轨道的1856年夏天发生了。太平天国内部发生分裂酿成天京事变。
前文已经提到，天王洪秀全自从到南京以后就隐居深宫，政治权力实际上掌握在东王杨秀清手里。永安封王的五人之中，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已在进攻南京的途中战死。在剩下的二王之间，位于东王之下的北王韦昌辉受到杨秀清的猜忌和压制。杨秀清甚至假托天父耶和华传令，杖打北王，以致其不能站立。起义以来很多将士官员也多对东王的专权心怀不满，杨秀清则对不满者轻则处罚、重则斩首示众。
1856年8月，杨秀清以天父下凡名义传洪秀全至东王府。洪秀全至东王府时，杨秀清高坐于上，假装天父附体，命令洪秀全“天父在此，跪下”。并责问洪：“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亦即逼洪秀全封自己为万岁。在中国万岁向来是历代皇帝的称号，太平天国中也只有洪秀全可以被称为万岁。杨秀清为自己独裁所招致的不满心存恐惧，因此想借得到与天王同等的地位来压制洪秀全对他的不满。但他的这一行动反而激怒了洪秀全。
天王至东王府之后的第十八天，9月2日清晨，天京的街道被炮火声和恐怖气氛包围了。接到洪秀全“诛杨秀清”密令的北王韦昌辉率兵攻进东王府。杨秀清被斩首，韦昌辉为防止东王余党复仇，将东王麾下的数千兵将屠杀殆尽。韦昌辉还命人对天京的所有居民进行了调查，凡与东王有牵连者先后被杀。
事变生六周后，冀王石达开赶回天京城。石达开谴责韦昌辉的滥杀行为，“独杀东王及其亲随即可，何杀众多兄弟？”两人发生口角，韦昌辉骂石达开，石达开怒曰“今日之残局，汝自行解决，与我无关”，遂甩手而去。当晚，韦昌辉欲杀石达开，预感到危机的石达开仅带数名随从逃出天京。而韦昌辉将留在天京城的石达开家人及部属全部杀害。数月之间，韦昌辉竟杀了四万余人。
幸免于难的石达开召集前线的太平军，要求天王洪秀全处决韦昌辉，否则将起兵进攻天京。结果，洪秀全杀韦昌辉，被盐腌过的韦的首级被送到石达开阵前。接受这一处置的石达开返回天京，受到被屠杀所恐吓的人们的欢迎，开始承担辅政重任。
但是经历杨秀清前车之鉴的洪秀全，并不信任石达开。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洪秀全来原本就与冷静的现实主义者石达开脾气不合。洪秀全重用自己的两个哥哥，以此排挤石达开。不堪忍受的石达开于1857年离开了天京。自出走天京一直到1863年兵败四川大渡河，石达开举着太平天国的旗帜，实际上则是作为一个单独的集团在行动。天京事变之后，起义之初的五王全部离开太平天国，原本有利的战局也转为暗淡。因松懈所导致的内讧给太平天国带了致命打击。第二次鸦片战争与清王朝
我们再来看一看围绕太平天国所发生的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当时居于清朝皇位的是二十余岁的咸丰皇帝。即位后即遭遇太平天国起义的咸丰帝，为图重整政务，首先罢免了先帝道光朝专权乱政的元凶军机大臣穆彰阿。随后提拔皇族出身的肃顺为亲信，并采取了任用曾国藩等有能力的汉人官僚的政策。
但是，1856年10月，发生了一件令咸丰帝烦恼的事件。清朝官员以海盗嫌疑为由，对停靠在广州的鸦片走私船“亚罗号”登船检查，并逮捕了船员。日后成为驻日公使的英国领事巴夏礼认为中方把香港籍“亚罗号”上的英国国旗降下来，是对英国的侮辱，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巴夏礼的抗议不过是挑起战争的借口。
英国本来就厌恶清朝的中华思想，即把中国视为世界中心、把周边诸国作为属国的骄傲态度。而清朝仅与遵守这种世界秩序的国家进行贸易的朝贡贸易体制，也是英国力图打破的。经过1840年的鸦片战争，被称为“行商”的中国商人的特权地位被动摇，英国开始相信可以和清朝进行对等的自由贸易。
但是，当时的清政府并没有认识到鸦片战争后，中国被编入了自由贸易体制，更没有认识到不平等条约使得中国加入到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之中。对于清朝来说，战败是为了怀柔“夷狄”即野蛮人而做出的让步，不过是对以往的朝贡体制做了修正而已。把对片面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的承认解释为大国中国对下等对手欧洲的优待，把上海等五港口的开放也解释为是重开以往当地作为外国船只停靠港口的先例。
也就是说，鸦片战争所带来的“西洋的冲击”被传统的“中华世界”的秩序消化了。英国所期待的棉制品的对华出口并没有实现增长。欧洲各国也未能按照近代条约体系的常识，向北京派设常驻公使。曾在鸦片战争时担任外相的英国首相帕尔姆斯顿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企图用军事压力来大幅度修改条约。英国动员拿破仑三世治下的法国联合出兵，第二次鸦片战争（亚罗战争）爆发了。9 天津条约的缔结（1858年）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攻占广州。翌年1月，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后解往加尔各答。接着，英法联军为给清朝中央政府施加压力，沿海路北上，1858年5月占领了天津附近的大沽炮台。这时，惊惶失措的清政府不得不进行和平交涉，6月在天津签下了《天津条约》。
但是，英法退兵后，清政府再度变得强硬，1859年发生了天津驶往北京的英国舰队被清军击退的事件。愤怒的英法两国为了报复，于1860年派出了由两万兵力和两百只军舰组成的大远征军。10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北京郊外有一座清初康熙皇帝建造的美丽的皇家宫苑圆明园。英法联军冲入圆明园，大肆掠夺珍宝。同时，为掩盖他们的掠夺行为，竟彻底烧毁了圆明园。太平天国的外交与《北京条约》
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后，在基督教传教士中间出现了对中国诞生基督教国家的欢呼声。1853年4月，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兼香港总督文翰以对太平天国进行实地调查为名访问了天京。英方表示了不干涉的立场，同时要求太平天国承认《南京条约》，并且探问太平天国是否有意进攻贸易港口上海。
当时，太平天国把外国使节称为“洋兄弟”，对他们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许可外国人在领土内自由通行和进行商业活动（鸦片交易是被禁止的）。不过，太平天国的这些措施从根本是由于把同为基督教徒的欧洲人看做了受耶和华之命的“天下万国真主”的天王洪秀全的“臣民”。太平天国实际上仍然继承了“中国是世界中心”的中华思想，只不过他们对“华夷”即文明与野蛮的判别，不是基于儒家的礼教而是看是否有基督教的信仰。
太平天国的外交思想仍然没有脱离传统的朝贡体制框架，他们并不理解主权国家以对等立场签署条约的近代欧洲的外交概念。列强初始对此强烈反对，后来则放弃与棘手的新兴势力太平天国的交往，一面伪装中立态度，一面向清朝施加压力，以图维持和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两国也并没有给清朝以致命打击，而是试图通过改变清政府从而使交涉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咸丰皇帝逃往热河避暑山庄。留在北京负责交涉的恭亲王奕（咸丰帝之弟），主张与英法议和，他认为太平天国才是朝廷致命的“心腹大患”，应该暂与列强妥协，优先镇压太平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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