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明武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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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勃生机：企业改革从放权让利到全面承包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探索出路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给大家鼓劲：“干好了，闯出条路子；干不好，我做检查。”
●李先念说“哪些事情应由中央和地方部门管，哪些应由企业自己做主，还需要认真调查研究。”
●田纪云笑着对国家财政部的同志说：“水涨船高，发大财的还是国家嘛！”
邓小平提出企业要改革
1978年，这是在新中国历史上非常关键的一年，此时，在神州大地上的各行各业，都在渴望着一个字，那就是“变”。
而已经在共和国历史上，存在了20多年的国有企业，对“变”的呼声更高。
原来，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经过3年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以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7年，我国初步建立了以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
这种高度集权式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建立，在很多方面借鉴了苏联的经验，然而更主要的，它是从解放初期我们所面临的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出发的。
在当时，这种经济体制的建立，对于集中全国有限的财力、物力，迅速恢复凋敝的国民经济，抑制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局面，应付抗美援朝的巨大开支，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同时，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体制的建立，也是最大限度地积累资金，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最有效的方法。
我国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统一财经，以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任务，并通过粮食的统购统销等措施，顺利地展开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然而，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扩展，这种体制的问题和弊端就日益暴露出来了。
在这种经济体制下，全国的经济活动都纳入中央的计划，人、财、物和产、供、销都由中央各有关部门统管，地方和企业几乎没有任何自主权，这既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又助长了严重的官僚主义。
此后，虽然国家又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过几次尝试，但大都是在“放权”与“收权”的范围内打圈子，要么由中央管，要么由地方管，要么双重管，最终形成一种“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又统”的恶性循环，生产力的发展依然受到极大限制。
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开始主持中央工作。在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支持和帮助下，邓小平抓住时机，大刀阔斧地开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
在此次整顿中，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中心，邓小平明确提出：
要对企业在责任制等体制方面的问题进行整顿，进行改革。
经过全党上下的共同努力，这次整顿对于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建设，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实际成为后来的全面改革的先导。
邓小平在整顿中提出的要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要实行对外开放等思想以及一系列的相应措施，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和实行改革开放的一次预演和尝试。
1976年以后，我们党开始逐步着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了。在此情况下，党中央也开始了对改革开放方针的探索和酝酿。
1978年9月，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
要勇敢地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应该改革计划体制、财政体制、物资体制、企业管理体制和内外贸体制，建立起现代化的经济组织、科研组织、教育组织和管理制度。
中央决定扩大企业自主权
1978年10月11日，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在此次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词。
邓小平在致辞中说：
进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既然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
在提交给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中，此次会议对经济战线提出了必须实行三个转变的要求。
其中，第二个转变，就是要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69名，候补中央委员112名，中央及地方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
此次会议是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一次会议，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关于改革的主要目标，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认为，必须改革现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因为计划是龙头，它不改革，别的体制就不好改。
还有同志说：“现在的计划体制统得过死，用行政办法管理企业，不讲经济核算，不计经济效果，吃‘大锅饭’。管理体制也不合理，制度繁琐，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也提不高办事效率，严重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必须下决心改革。”
改革究竟从何处着手呢？许多同志提出：首先应扩大企业的自主权。现在企业普遍反映苦得很，“婆婆”多，负担太重，精力分散，权力太小，办事困难。
有的同志感慨地说：“是啊，现在1万元以上的建设项目，都得经过上级管理部门的批准，这怎么能有积极性呢？应当按照改革的精神，尽快下放经济管理权，减少层次，简化手续，扩大企业自主权，充分调动和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是体制改革的关键。”
还有的同志认为，现在一方面是计划管得过细、统得过死，另一方面又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分散主义、无政府主义，因此，在下放权力的时候，必须注意克服分散主义倾向，该放的放，该管的要管住。计划管理不能没有，关键是要符合经济规律。
有的同志提出更加详细的建议说：“管理体制的改革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一方面扩大企业权力，使企业的领导和职工在关心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关心自己工厂的产品，即不仅关心自己的福利，而且关心企业的积累，关心企业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利润。另一方面，使各省、市、区都能有必要的物质条件。第二步，按照方便生产、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原则，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进行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
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议的经验教训，比较详细地提出了进行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构想。
邓小平认为：
首先，必须发扬经济民主，扩大地方和基层经济单位的自主权。应该有计划地大胆地下放权力，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以有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即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企业更多的自主权。
其次，必须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做到职责分明，赏罚分明，以便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要使责任制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一是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做到权力到人，各司其职；
二是善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用人的主要政治标准，就是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积极贡献。要发现专家，培养专家，重用专家，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
三是严格考核，根据工作成绩实行赏罚升降，而且必须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
再次，必须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既向懂行的人学习，也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在这方面，可以先从局部做起，逐步推开。上级领导部门应该允许和鼓励这种试验。
同时，邓小平强调指出：
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工作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
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了这个主要的内容，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这些建议和设想，成为我们党实施改革开放战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依据。尤其是此次会议上提出的给国企放权思想，为以后的国企改革，提供了重要条件。
1979年4月，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的改革精神，中共中央于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此次会议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步骤，作了原则规定。
会议确定：
鉴于在最近几年内，国民经济将以调整为中心，城市改革只能在局部领域进行，认真调查研究，搞好试点。
改革的重点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
要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权限，在中央统一领导下，调动地方管理经济的积极性。对行政机构要实行精简，更好地运用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要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
会后，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组织一批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专门调查研究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负责提出有关改革的方案。
就这样，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就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为内容，逐步地在局部范围内开展起来了。
四川改革试点取得成功
1978年7月至9月，国内很多经济学家纷纷呼吁，我国经济工作要尊重价值规律、引入市场机制，应该赋予企业必要的独立地位。
1978年10月，在中央对改革日益认同和各界的一致要求下，四川省委对四川化工厂、成都无缝钢管厂、宁江机床厂等6家企业实行放权让利，给予企业更多的生产经营权。
四川省“放权让利”的具体做法包括：
给企业定一个增产增收的目标，允许企业实现目标后，提取少量利润留成，可给职工发放奖金。
这种做法在实行3个月后，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1979年，宁江机床厂计划生产机床314台，物资部门分配时，只有50%的产品有销路，其余找不到需要单位，通知该厂削减指标。
实行改革试点后，宁江机床厂上下的积极性都被调动了起来。
6月25日，宁江机床在《人民日报》上，登出“承接国内外用户直接定货”的广告，结果订户盈门，销路大开，相继签订国内外合同1000多台，超过计划3倍。
同时，四川宁江机械厂广告一登，使国内同类厂家受到巨大压力，宁江厂生产的7毫米的自动车床，具有高生产率、高精度和加工稳定、操作简便等特点，出厂价9500元。这迫使上海、辽宁、杭州、西安等地厂家，不得不降价。
当时，西安一个机床厂因降价亏本，无法继续生产。宁江厂广告一登，杭州一个仪表设备厂订户纷纷退货，弄得这个厂无法维持，只得发动职工去推销，产成品销完就关门不干了。上海第十一机床厂，也承认比不上宁江厂，准备转产。
四川宁江机床厂获得自行销售产品权后，4个月便承接了国内外订货1400台机床。该厂1981年资金利润率比1979年增长77%，劳动生产率增长377%。
宁江机床厂的成功，再次证明了企业改革的必要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四川省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探索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和政策的依据。
1979年初，四川省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总结了6个试点企业经验的基础上，经过调查讨论，制定了《关于扩大企业权力，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试点意见》，简称“十四条”。
这个办法的主要内容是首先在分配方面突破，给企业一定的活力。具体办法是：
企业在全面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各项技术经济年度计划指标和供货合同的条件下，可从计划利润中提取一部分利润作为企业基金，最多可达5%；在完成产量、品种、质量、利润四项指标和供货合同的条件下，可按计划利润的3%提取企业基金。
在此基础上，其他指标每多完成一项，增提5%；没有完成四项指标和供货合同的不能提取企业基金。另外，还可从超额利润中提取15%至25%的企业基金，用企业基金进行扩大再生产获得的利润，两年内不上缴，企业还有权多提留固定资产折旧基金，由过去40%提高到60%，主要用于挖潜、革新、改造……
在劳动工资管理和人事管理方面，这个办法规定：
凡是完成国家下达的技术经济指标和供货合同的企业，可按照职工标准工资总额提取10%至20%的奖金；只完成产量、质量、消耗、利润和供货合同的企业，可提取8%～10%的奖金。
此外，企业还可以根据超额完成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的多少提取超额奖金，超额奖不超过职工标准工资总额的5%，得奖人员包括厂长、党委书记等领导干部。
对于那些由于玩忽职守等主观原因，给国家造成损失的职工（包括厂长、党委书记等企业领导干部），企业可以视损失轻重，给予警告、记过、扣工资、撤职、开除等处分。
……
企业中层及其以下干部由企业党委任免，不再报批，企业可以自由向社会招收工人，推行劳动合同制。“十四条”办法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结合了起来，并且决定扩大范围，在100家企业中进行扩权试点。
四川的扩权试点得到了企业的热烈响应，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给大家鼓劲：“干好了，闯出条路子；干不好，我做检查。”
有了省委第一书记的支持，四川全省国企改革的胆子都大了起来。
一时间，四川很多国营企业都动了起来。
当时，四川有一家食品厂，因没有自主经营权，从厂子到个人，大家都没有干劲，企业连年亏损。“十四条”颁布后，该食品厂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厂领导在政策的激励下，带领大家积极为厂里做了发展规划，并制定了新的工人的工资标准和奖励办法。
在新的奖励办法推动下，全厂工人一扫以前磨洋工的恶习，开始干劲十足地忙起了生产。
当年底，该厂不仅扭亏为盈，还历史性地盈利了十几万元。面对改革取得的成就，该厂厂长说：“企业有了自主权就是好啊。”
这些试点企业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发生较大的变化，主要原因是通过企业扩权试点，允许企业自产自销一部分产品和实行利润留成，为企业创造了一定的独立经营和自主发展的条件。
由于企业经营的好坏直接同利润留成挂钩，这就促使企业积极改善经营管理，努力把生产和销售等环节搞活。
重庆中南橡胶厂，1979年国家下达的产值计划只有4200万元，比1978年减少34%。
面对这种情况，重庆中南橡胶厂就派人分赴4个省、两个市、5个专区的154个重点企业、单位进行市场调查，接揽任务。很快，他们就在国家计划之外签订供货合同324万元，承接来料加工2103万元，使工厂从“吃不饱”变成“吃不了”，结果当年完成的工业总产值达到6627万元，比1978年增长39.7%，利润增长1倍。
同时，通过企业扩权试点，橡胶厂也为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企业技术素质打开了一条新路。
重庆中南橡胶厂由于给企业留有一定的利润，企业有了自有资金，可以用于技术改造。特别是明确规定企业用自有资金进，行技术改造所增收的这部分利润，在两年内不上缴，可以由企业继续用于发展生产，因而大大调动了企业搞技术改造的积极性。
据对重庆第二针织厂、重庆第三印刷厂等10个扩权企业的调查统计，在1979年至1981年的3年中，它们用企业自有资金改造和新增的设备，相当于1978年末固定资产原值的50%。
其中，重庆第二针织厂用自有资金282万元，更新改造了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的陈旧设备，使全厂40%以上的设备达到了70年代的水平，扩权3年的税利总额达到1800多万元，比扩权前3年的税利总额增长了66.73%。
四川省的这些试点，为中央决策和在全国推行企业扩权试点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在四川进行国企改革试点的同时，其他省市如云南省、广西柳州等地，也仿效四川开始扩权试点。
中央确定改革具体措施
1979年初，国内各界纷纷呼吁，要对企业进行改革。
当时，《人民日报》专门发表社论，明确提出：改革的“当务之急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
同时，许多经济学家都对这项改革寄予希望。经济学家廖季立认为，改革的中心是围绕扩大企业自主权，来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周叔莲、吴敬琏、汪海波等人提出，关键是必须使社会主义企业自动化，时时刻刻发挥企业的主动性，首先必须承认它在经济利益上的独立性。
与理论界的呼吁相呼应，四川、云南等地企业改革试点的成功，也给中央做出决策提供了重要经验。在这种环境下，中央也加快了对企业改革的推动工作。
1979年初，李先念找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袁宝华谈，要求国家经委认真研究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问题。在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之后，国家经委研究室搞出“扩权十条”。
3月13日至20日，国家经委在北京召开企业管理改革试点座谈会，与会的企业代表，对“扩权十条”都热烈拥护。
4月5日，“扩权十条”被提交到中央工作会议，予以讨论。
在此次中央会议上，李先念作主题讲话。他提出，要把扩大企业自主权列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四个“原则和方向”问题之一，要把企业经营好坏与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企业办得好，职工收入可以高一些，集体福利和奖金可以多一些，更好地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于是，会议在企业是否扩权问题上，各方面的意见比较一致，但在扩权的限度上有分歧。
接着，李先念说，哪些事情应由中央和地方部门管，哪些应由企业自己做主，还需要认真调查研究。
最后，“扩权十条”在会上得到了认可，并予以原则通过。
1979年5月25日，国家经委财政部、外贸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物资总局、国家劳动总局6个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在京、津、沪三市的8个企业进行企业管理改革试点的通知》。
该“通知”确定了在首都钢铁公司、北京内燃机总厂、北京清河毛纺厂、天津自行车厂、天津动力机厂、上海汽轮机厂、上海柴油机厂、上海彭浦机器厂8家企业进行企业改革试点。
在具体改革措施上，“通知”提出，改革企业管理，首先必须扩大企业经营管理的自主权。
此次由国家六大主管经济的部委，联合发文提出改革，可见中央对企业改革的重视。
通过试点改革，对于调动企业增产增收的积极性，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在这些试点的带动下，许多地方和部门管辖的企业，也仿照这8个试点企业和四川省的经验，自定办法进行试点。
1979年7月9日至13日，全国工交会议在四川成都隆重召开。
此次会议由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主持，财政部长吴波，专程到会听取意见。
成都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最后通过的5个文件，即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等。
其实，这5个文件已在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原则通过，又在6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征求过意见。
但尽管如此，在这次会上，围绕这5个文件，仍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企业代表、四川和云南省代表，与财政部代表争论了好几个小时。
争论的焦点是：扩大企业自主权，会不会影响国家财政收入？
此次争论是由云南省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引起的。在当时，云南省先后有两批50个工厂开始试点，其中省属各系统的30个，地、州、市属的20个。
与四川不同的是，云南的试点没有得到中央部门的支持。原因是中央认为，云南省《关于扩大企业权利问题的通知》中的规定，对国家财政收入有直接影响。于是，中央财政部门要求云南省予以纠正。
然而，云南省委却顶住压力，没有中断试点。
在会上，云南代表拿事实说明，扩权不但没有影响财政收入，反而增加了收入。据云南与会同志介绍，实行改革后，1979年上半年，云南省的国家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3.3%。
作为同是改革试点的省份，四川也加入支持云南改革的行列。
在此次会上，四川省财政厅长田纪云介绍的四川经验，支持了云南的观点。田纪云说，实行改革后，四川全省工业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17%，而84个试点工厂的利润同期增长却是26%，比全省水平高50%以上。
最后，田纪云笑着对国家财政部的同志说：“水涨船高，发大财的还是国家嘛！”
一位领导人听后，称赞说：“你们把经济工作搞活了，成了一个‘孙悟空’啊！”
田纪云的发言很有力，最终，财政部的代表被说服了。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与会的企业负责人都表示，愿意做试点单位。
为了很快推动改革，国家经委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财政部的意见，5个文件最终得以顺利通过。
1979年7月13日，为了进一步加强和统一领导各地的试点工作，国务院又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关于开征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税的暂行规定》、《关于提高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的规定》、《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的暂行规定》5个文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以指导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
中央的这个5个文件，正式构建起企业实行“放权让利”改革的基本内容。
文件具体措施包括：
1、企业必须保证完成国家下达的各项经济计划；
2、实行企业利润留成；
3、逐步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
4、开征固定资产税，实行固定资产有偿占用制度；
5、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制度；
6、鼓励企业发展新产品；
7、企业有权向中央或地方主管部门申请出口自己的产品，并按国家规定取得利润分成；
8、企业有权按国家劳动计划指标择优录用职工；
9、企业在定员、定额内，有权根据精简和提高效率的原则决定自己的机构设置和任免中层以上干部；
10、减轻企业额外负担。
有了明确的措施，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就开始在全国实行起来了。
随后，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有关部委，根据国务院的要求，选择各自所属国营工交企业组织试点。到1979年底，试点企业扩大到4200个。
试点企业的扩大，表示一场轰轰烈烈的企业改革正式开始。
二、放权让利
●陈威仪说：“石头埋在土里当然冲不出地面，如果是种子，那一定会破土而出。”
●项南铿锵有力地说：“哪个部门思想不通，我们就要做哪个部门的工作。”
●国务院领导对徐有泮说：“你们的经验很好，应该很好地总结和宣传。”
放权让利试点成效显著
1979年以后，中央批准的多个企业改革试点单位，纷纷开始了改革。其中，作为大型钢铁企业，首钢的改革最为引人注目。
首钢始建于1919年，属于中国较早的几个钢铁厂之一，原来叫石景山钢铁厂。新中国成立后，首钢走向快速发展阶段，各项发展指标不断刷新。
然而，到1979年，首钢像其他国有企业一样，都面临一些相同的问题：企业自主权小、工人劳动积极性低等等。
在当时，首钢总经理兼党委书记周冠五虽然管理着20万职工，但他甚至连签字改造一个厕所的权力都没有。
与此同时，企业没有额外自主获取利润的权力，国家下达多少任务就生产多少，职工的积极性也比较低。上班期间喝茶聊天，人浮于事等问题，使这个昔日风光无限的大型企业走入低谷。
因此，为了企业的发展，首钢领导层对企业自主权的追求变得格外迫切。
1979年初，国家对改革表示支持，敏锐的周冠五意识到首钢不改革不行了。于是，他亲自组织报告，送交北京市和冶金部领导，主动请缨，争当改革试点单位。
5月25日，在中央六部委确定了企业改革名单中，首钢作为大型企业，名列这批8个国企改革试点首位。
就这样，周冠五的申请成功了。
当时，国家给这8个企业的权力和活力是很有限的，有人称之为“戴着镣铐跳舞”。
但是，对于周冠五来说，他终于有一种长期被捆、被压、受束缚而得以解脱的感觉。只要有一方可以驰骋的空间，不怕它很小，周冠五也会拓宽它。
1979年下半年，首钢开始进行改革，首先试行利润留成。新的改革提高了工人的积极性，这使改革很快就取得了很好的收益。
1979年12月15日，一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新二高炉顺利投产，并且不到一年半就收回了全部投资。
和首钢一样，当时很多试点企业都取得了巨大成功。
1979年底1980年初，为了了解各试点企业的改革情况，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机构，组织了多次扩权改革试点调查。
1979年10月17日至12月7日，中央办公厅研究室理论组，到四川、安徽、浙江三省调查，和三省七市领导人、有关经济部门负责人，以及20多个企业厂长、经理、党委书记，座谈40多次。
经过调查，中办研究室写出报告说：
我们所调查接触到的人，企业厂长、经理、书记、各经济部门负责人，或省市领导人，积极于改革、致力于试点的都大有人在。尤其许多基层干部，可以说是雄心勃勃、劲头十足。
与此同时，经济界权威薛暮桥也带领中财委体制组，到上海去看经济改革情况。
在调查中薛暮桥发现，地方对扩权改革很热心，最积极的是企业，包括企业管理者和职工。
时任成都量具刃具厂厂长陈威仪说：“石头埋在土里当然冲不出地面，如果是种子，那一定会破土而出。”
合肥无线电厂党委书记说：“搞‘自负盈亏加一长制’，自告奋勇‘组阁’承包。”
当时，还有一些长期在经济管理部门工作的人员，也积极支持改革。
时任安徽省经委副主任的倪则庚，从新中国成立起就在工交战线工作。面对改革带来的竞争，倪则庚自信地对大家说：“对竞争忧心忡忡是没有必要的，我们会越争越兴旺。”
四川省一位主要领导人也高兴地说：“四川当前是想通过试点走出一条路子来。”
社会各界对企业改革的支持和企业改革为何会取得巨大成功，其原因单从企业职工的转变就可以发现端倪。
企业职工的态度，显然是与其切身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扩大企业自主权最直接的好处，就是企业有了财力，解决职工迫切的“三子”问题。
多年来，工人最关心的“三子”问题，即一是儿子，二是房子，三是票子。
当时，“儿子问题”，就是工人上山下乡的儿女，要求返城就业。“房子问题”，就是十几年没盖宿舍。很多年青人结婚没分房子，生了两个孩子还在打游击。有的地方三世同堂，最多的五世同堂。“票子问题”，就是十几年没加工资，物价多少涨了一点，实际工资略有下降。
在扩大自主权后，“三子”问题逐步解决。
关于“儿子问题”，各地省委主要领导出了个点子，用老工厂的废旧车间、闲置旧机器办起大集体，把子弟吸收进来。
这样一来，上山下乡的子女都可以回来。老子帮儿子，供销科帮大集体跑市场，结果办起来的大集体，不但不亏本，还赚了钱。
关于“房子问题”，企业改革后，企业基金中公共福利部分，首先用于建房子。
当时，四川自贡等地都盖了新工人宿舍，要求住房的解决了三分之一，没分到房子的也看到了希望。“票子问题”的解决更为明显。实行放权让利改革后，企业的自主权增加了，工人的奖金也相应提高了，票子也就多了起来。“三子”问题解决了，工人的积极性也提高了。与工人积极性提高相伴随的，就是企业效益得到了提高。
1979年，全国实行经济调整前，一些企业陷于生产任务不足的严重困境，特别是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面临的压力更大。
然而，对于试点改革的单位，却没有出现这种局面，主管部门让企业自己想办法，依靠市场救活自己。
当时，重庆钢铁厂年生产能力为60多万吨钢材，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只有55万吨，还有5万吨的产量没有了销路。
为此，重钢自找市场，先后同省内外200多个单位签订供货合同，自销钢材近13万吨，占钢材销售总额的19%，钢材年产量比1978年反而增长了12%。
和重庆钢铁厂一样，重庆中南橡胶厂在实行改革后，也开始积极寻找市场。他们组织了几十个小组，到云南、贵州及全国各地跑。
很多企业都感慨地形容说：
从前是采购人员满天飞，现在是推销员满天飞。
试点企业改革除了提高了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外，还有了一定的扩大生产的动力和资金能力，有了资金，企业就可以扩大生产了。
1979年2月，重庆第二针织厂用提留的企业基金6万元，买回20台织袜机。
设备增加了，企业的产量和利润都上升了，1979年上半年，重庆第二针织厂就获利13.8万元。
接着，重庆第二针织厂用这笔资金，又买回织袜机60台，到年底共获利63万元。
企业试点改革的成功，引起了其他企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注意，从此以后，企业改革全面展开了。
中央决定把改革推向全国
1979年，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在全国很快展开，形势很好。
就在试点的当年，试点企业的产量、产值、上缴利润增长幅度都超过试点前的水平，也高于非试点企业的水平。总的来看都实现了“三多”，即国家多收、企业多留、职工多得。
当时扩大企业自主权虽然仅仅是试点，但给企业放权让利，已显示了它的政策威力，给企业带来了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
袁宝华后来在回忆企业放权改革的好处时总结道：
一是企业有了一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和独立的经济效益，开始成为一个具有内在动力的经济单位。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促进了生产发展。
二是企业开始重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普遍增强了经营观念、市场观念、服务观念和竞争观念。
三是企业有了一定的发展生产的资金，可以用于挖、革、改，做到花钱少，收效快。
四是涌现出一批有才干的经营管理干部。
五是企业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了职工生活。许多试点企业在职工宿舍、食堂、澡堂、幼儿园等集体福利设施方面，都有所改善。
正如袁宝华所说，企业放权改革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1979年，很多企业都发了相当于两个半月左右标准工资的奖金，这更加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随着企业放权让利的试点工作的成功，当时，国家领导人和理论界都在寻求新的突破。
1980年，国务院主要领导强调指出，要把研究解决扩权改革以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上日程。
为此，这位领导人提出，对于改革和经济搞活以后出现的问题，既不要一有风吹草动就走回头路，也不要放任自流。
当时，国务院主要领导的基本思路是，在还不能骤然进行大改大革的情况下，要寻求具体的改善措施，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以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
在国务院的推动下，国家有关部门加快了对扩大企业放权让利政策的制定工作。
1980年4月9日至19日，国家经委在江苏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工交会议。
此次会议确定了继续搞好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并把地方企业扩权试点的审批权下放给各省、市、自治区，特别要求选择少数矿山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
同时，会议还提出要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进一步搞好市场调节，协调好工业、商业、外贸、财政、银行、物价、物资等各方面的相互关系。
5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国家经委关于全国工交工作会议的报告，并指出：
各地区、各部门要继续搞好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把市场调节进一步搞开，把企业和经济搞活。
随后，扩权改革试点进一步扩大。到1980年6月，发展到6600个，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数的16%左右，产值占60%左右，利润占70%左右。其中，上海、天津试点企业利润已达到80%以上，北京已达到94%。
8月9日，国家经委给国务院写了一个《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9月2日，“报告”获得国务院批准。“报告”比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一年来全国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情况，并对下一阶段的试点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报告”决定：
批准从1981年起，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开，使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等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在此之后，放权让利的改革开始在全国推行。
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又发出《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进一步下放了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产品价格、物资设置、人事劳动管理、工资奖金、联合经营等方面的权力，有效地解决了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进一步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搞活了经济，提高了企业素质，提高了经济效益。
部分地区率先推行放权
1984年，在中央决定加大放开企业的改革力度后，福建省55名厂长、经理要求“松绑”的呼声，在福建省引起强烈的反响。
为此，《福建日报》开辟了“勇于改革，支持‘松绑’，搞活企业”的专栏，对此进行连续报道。
4月17日，福州市委、市府给国营工交企业下达十条决定：
企业有权决定中层干部的任免和企业机构设置；企业有权决定在本市、本区、本县范围内的企业与企业之间调进调出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只要双方企业同意即可；企业有权通过考核，择优录用或辞退合同工；企业实行“联税浮动发奖制”，有权决定实行浮动工资、浮动升级和职务补贴等多种形式的工资制度和奖惩办法……
同时，福州市委、市政府还明确表示：今后省里下放给企业的一切权力，市里坚决照放，坚决不当“新婆婆”。
当时，永安县积极相应放权政策，县委、县政府领导人带着计委、财委、组织、税务等部门的负责人，从4月6日起，用9天时间，到15家企业听取了企业领导人的打算、困难和要求。随后，县委、县政府做出一系列放权决定，扩大了企业的人权、财权和经营管理权。
与此同时，龙溪地区商业局还主动为基层放权，提出改革批发体制、实行价格松动、大搞议价经营三条改革办法。
对于福建省各地给企业的放权，福建省委更是大力支持。
4月21日，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在一次会议上说：“‘松绑’问题不能登了报就完事，要抓落实，抓出成效来。”
为此，福建省委省政府决定，5月中旬再一次召开55个厂长、经理会议，对“松绑”、“放权”进行检查，重点解决如下问题：到底有哪些权没有放下去？还有哪几条“绳索”没有解开？是谁把着权不放？是谁不给“松绑”？哪些单位“放权”、“松绑”搞得好？
为了鼓励各地政府积极推进企业改革，项南铿锵有力地说：“哪个部门思想不通，我们就要做哪个部门的工作。”
和福建一样，四川省重庆市也在积极支持给企业放权的改革，排除一些行政性公司争权争利的阻力，把企业自主权真正落实到工厂。
当时，国务院的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公布以后，在重庆市工业公司和工厂之间曾引起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公司算不算企业？应不应该享有自主权？
对此，有些人认为，公司对指导和参与所属工厂的产、供、销，管人、财、物，不仅具备了企业的特征，而且发挥着比单个工厂更大的作用，因此，企业自主权首先应扩给公司。
有些厂长们说，许多公司实际上是行政机构，而工厂直接从事生产经营，对国家承担经济责任，行政管理机构如果争利争权，会影响工厂的积极性。
经过争论，人们的认识一致了。重庆市当时的60多个工业公司，多数属于行政机构，有的只是原来的主管局换了牌子，有的是隶属于局的一个行政机构，有的集权过多，严重影响了工厂职工的积极性，应该向工厂还权还利。
重庆市委、市政府负责人认真听取了讨论意见。6月中旬，重庆市人民政府做出决定，明确指出“扩大自主权的国营工业企业，是指直接从事工业生产经营，实行独立核算，对国家承担纳税义务和经济责任，具有法人资格的国营工业企业”。
按照这条规定，市政府对企业性公司，要求它们继续发挥经济实体的作用，充分运用企业自主权，搞活生产经营，提高企业素质。
接到重庆市政府的文件后，很多企业性的公司为了发挥好这种作用，就抓紧建立健全内部经济责任制，对所属厂矿也采取层层放权的措施。
当时，重庆钢铁公司为了求得全公司最佳的经济效益，提出在运用企业自主权，在生产经营、工资奖金、人事管理等方面实行一系列改革。
其具体做法是，由公司经理任命厂（矿）长，实行技术项目承包、超目标利润经济承包、经营承包等多种形式的承包制，落实经济责任，因而调动了上上下下的积极性。
实施承包后，公司的效益得到了提高。实施承包后的两个月内，这个公司实现的利润，接连突破历史最高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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