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树平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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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法学试读：
前言
中医学的诊疗体系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包括辨病论治、辨证论治、对症论治等，治法是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桥梁，是融理、证、药于一体的中医应用体系，亦是提高临床医生辨证论治水平的有效手段和措施之一，对中医学的继承、发扬与创新均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治法是中医独特思维方法与临床经验密切结合的产物，在辨证论治中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理、法、方、药中有法上贯理、下统方药的作用，高度概括了中医治疗学的基本规律与原则。治法是中医辨证论治理论与经验总结的产物，对方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治法指导着方剂的分类，指导着中医临证选方、化裁成方及遣药组方，是制方的理论；同时治法又是从一定数量有关联的方剂中总结提炼出来的共性规律，因此，治法又不断接纳着来自临床实践的辨治经验。
近70年来，中医治法与中医学其他学科一样，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因此，有必要对中医治法的源流、配伍技巧及现代研究情况进行系统的回顾、总结、释义，为现代中医临床实践提供启示、经验，为中医药现代化提供思路。在继承、发扬、创新的思想指导下，笔者多年来在临床、教学、科研工作之余编写了《中医治法学》一书，一是系统梳理历代中医治法学理论，作了溯本求源、阐发提高，并对其源流、概念、外延、内容、应用等进行系统整理与回顾，力求全面系统地介绍历代治法的配伍、应用技巧与规律；二是展示治法的综合运用思路、技巧及临床应用情况，并通过对针对病因、病机、症状而治方法的整理，力求探索出各种治法在临床的具体治疗方法及措施，冀以开阔治疗思路，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进一步提高辨证论治水平和遣法组方技艺；三是遵循中医理论，系统总结中医治疗规律，不但示人以法、示人以方药、由方见法，而且示人以规矩、予人以技巧，让初学者学会一种思辨方法及不断获取知识的能力；四是反映中医治法的现代研究发展现状，力求介绍现代治法的研究方法及思路。《中医治法学》一书主要包括十五种内治大法的临床运用、针对病因而治的方法临床具体运用、针对病机而治的方法临床具体运用、针对主症治疗的方法临床具体运用、针对病而治的方法临床具体运用。本书对中医治法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做一个全面的疏理。过去是基础，从临床实用角度出发溯本求源，对历代文献进行系统梳理、总结、升华，理清有关治法的源流、历代医家的发挥，总结历代遣法组方规律、技巧；现在是重点，全面反映中医治法在临床各领域的发展水平，对中医治法相关领域研究发展现状进行全面阐述，重点介绍现代临床应用情况及配伍思路与技巧，并提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将来是难点，展望中医治法在相关领域的未来发展状况、优势，以及存在的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法与途径。并将古今医家在理论、临床及实验研究中疑惑不清，难以解决、有争论分歧的问题分项列出，介绍最新研究动态及人们关注的研究热点，以启发科研思维，活跃创新意识，促进读者思考，激发研究者选题研究的灵感。
本书内容丰富，深入浅出，切合临床实际，立足实用，适用于从事中医医疗、科研、教学的专业技术人员参考，期望通过对临证治法的探讨进一步提高中医辨证论治、临床立法、遣药组方技艺与水平。
2008年1月在编写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规划教材《中医儿科临床研究》“儿科治法及现代研究”一章时萌生此想法，后得到卫生部教材办编辑的支持，得到前辈汪受传教授、朱锦善教授、俞景茂教授、翟文生教授、丛丽教授、李燕宁教授等的鼓励，亦得到了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编辑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才得以顺利完成，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同时也感谢诸多有关治法、方药方面学者们为本书的编写所奠定的良好基础。
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中医临床治法学是这个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限于作者学识水平有限，虽历经六载，六易其稿，但本书的体例结构、学术内容等方面有待完善、充实，疏漏、不足、错误在所难免，尚需广大读者、同道和各位专家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加以修正、提高。同时希望本书能成为促进中医治法学发展的一种探索，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期望为同道的深入研究提供借鉴，让我们共同努力，在深入挖掘、整理中医治法学的基础上，加以提高，为临床治疗学服务。侯树平2014年12月于冰城哈尔滨
内容提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历代中医治法学理论，对汗法、和法、下法、利法、化湿法、清法、温法、活血法、补法、吐法、固涩法、驱虫法、祛痰法、理气法、消导法等15个大法溯本求源，阐发提高，并对其源流、概念、外延、内容、应用等进行系统整理与回顾，力求全面系统地介绍历代治法的配伍、应用技巧与规律；展示了治法的综合运用思路、技巧及临床应用情况，并通过对针对病因、病机、症状而治的方法的整理，展示了各种治法在临床的具体治疗方法，冀以开阔治疗思路，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进一步提高辨证论治水平和遣法组方技艺；同时本书遵循中医理论，系统总结中医治疗规律，不但示人以法、示人以方药、由方见法，而且示人以规矩、予人以技巧。本书始终贯穿以法为纲、由方见法的编写思路。
本书内容丰富，体例新颖，思路清晰，内容翔实，重点突出，深入浅出，切合临床实际，立足实用，可供高等中医药院校师生、中医学研究生，以及从事中医医疗、科研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参考。第一章中医治法学概论
理、法、方、药之中，法是中间环节，法上贯理、下统方药，高度概括总结了中医治疗学的基本规律，是中医药学独特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治法是中医辨证论治理论与经验的总结，是中医独特思维方法与临床经验密切结合的产物，是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桥梁，对提高临床疗效具有重要的意义。《黄帝内经》虽未明确提出“治法”这一术语，但在《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提到“方制”，张景岳解释为“处方之制”，高士宗解释为“制方之道”，实际上就是指立方之法，即治法。第一节 中医治法的源流与沿革
治法理论是中医学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因而其形成和发展与整个中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同步的，伴随临床实践所形成的治法理论，极大地促进了中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的发展。前人在运用药物、方剂的实践中发现，有时药物、方剂不同却表现出相似的功效。随着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从方剂中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治法理论随之而产生，并随着历代医家遣方用药的临床心得而不断得以充实和发展。一、中医治法理论的初步形成时期
战国秦汉时期奠定了中医治法理论基础，是治法理论的初步形成时期。《黄帝内经》详细、具体地论述了各种治法，为治法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提出了“治病必求于本”“调整阴阳”“三因制宜”等中医治疗学的基本准则，详述了“因势利导”“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指导思想与治疗特点。如：《黄帝内经》中提到的“热者寒之”“寒者热之”，是指清法、温法而言。《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慓悍者按而收之，其实者散而泻之。审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血气，各守其乡。血实宜决之，气虚宜掣引之。”《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缓之，散者收之，损者温之，逸者行之，惊者平之。”其他如：《难经·六十九难》有“虚者补其母，实者泻其子”，《难经·七十五难》有“泻南方，补北方”等虚实补泻治则与五脏治则的重要论述。《神农本草经》开医药结合治法之先河，并载有“疗热以寒药，疗寒以热药”。由此可见，《黄帝内经》提出了诸多治疗原则、治疗大法，而且开创了治法的先河，后经历代医家的不断深化、探索、创新，才发展成为诸多具体的治法，成为治疗的准则。
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建立了六经、脏腑病证治疗体系，将治法与辨证统一起来，指导临证遣药处方，在治法的具体应用、内涵、用药时机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围绕病证阐述了综合运用、灵活应用各种治疗方法的思路与技巧，并结合病情进行具体病证的辨证论治，创研了多种治法的代表方剂，创造性地使抽象治法与具体方证融为一体，给后世以启示，至此治法已初具规模。如张睿在《医学阶梯》中评价说：“汉·张仲景立方定法，又开今古之医门。”“仲景用方惟在用法，乃法在方之先，方又在法之后，而方法相合，如鼓之应桴也。”二、中医治法理论的充实、发展时期
魏晋隋唐时期中医治法理论得到充实与发展，如：《备急千金要方》在《伤寒论》的基础上，将伤寒治则、治法条理化，同时汲取前人论治杂病的有关治则、治法，并加以汇集，还融入个人的临床心得；王冰在注释《黄帝内经》时提出了“治病求本，本于阴阳”“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引火归原”等著名论点，为治疗阴虚证、阳虚证拟定了具体的治疗方法与措施。因此，这一时期经众医家的实践，使治法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完善和丰富。
宋代以前，对经验方的积累始终是中医学的一个热点问题，之后才从经验用方转向理论组方，从理法方药相脱节转向理法方药相结合，突出了治法在方剂、临床治疗中的地位与价值。
宋金元时期中医治则治法理论渐趋完善，中医方剂上出现了主要在金元四大家理论指导下的新方、新法创制高潮，标志着临床方剂由经验用方到理论指导组方、立法的转变，正因为治法理论与实践的逐渐结合使用方的精确度与准确度较前有了大幅的提高。如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立“芳香化浊”“避秽除瘟”“开窍醒脑”等法，成无己对“和法”进行了释义、辨析，使和法内涵、外延明确，对和法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金元时期学术气氛活跃，创立了不同的治法流派，对治法多有建树。金元时期的新法创制高潮表现为刘河间主火对清法别有发挥，提出用寒凉法组方、解表清里法配伍用方；张从正提出了攻邪已病的治则理论，并提出了汗、吐、下攻邪三法，积累了汗、吐、下三法丰富的经验；李东垣创立了益气升阳法、甘温除热法，创研了补中益气汤、生脉散诸方；朱丹溪力倡“阴常不足、阳常有余”，确立了滋阴降火法，注重滋阴法，并立治气、血、痰、郁的特色法，注重理气法，研制了越鞠丸理气以化痰；王好古善于应用温法等。众多的治疗方法与措施使中医临床对复杂的证候有了更多的应对措施及方案。并且根据特定症状、特定病因病机、特定目的效用立法、组方，突出治法在疾病治疗中的作用与意义。尤其是宋金元时期，中医学上的百家学术争鸣，使中医治法学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在治法的学术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作用。三、中医治法理论的成熟时期
明清时期中医治则治法理论得以迅速发展，李中梓首先明确提出了“治则”一词，专设治则一节，并在阴阳、虚实之真假证候的治疗及对正治、反治的辨析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系统总结了多种疾病的治疗法则；明代薛恺、薛己、赵献可、张景岳重视肾，善于应用温养先天之法；吴又可、叶天士、吴鞠通等人在继承历代医家学术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临证实践经验，创立了温病卫气营血和三焦理论指导下的辨治原则和方法，成为后世临证治疗温病的准绳。清代随着温病学派的发展与成熟，系统总结了清营凉血、镇肝息风、祛暑等法，并形成针对众多病机的治法理论，而且发展了清法、下法，为治法的创新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代张景岳提出“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八略以立法、列“八阵”以制方，开创了以法统方的先河；清代程钟龄在《医学心悟》“首卷”中明确提出“汗、吐、下、和、消、清、温、补”医门八法。治法无论在理论、临床应用，还是概念的内涵、外延等方面都逐渐趋于成熟、完善。
明清时期，唐容川、王清任等医家在继承前人瘀血理论基础上，使活血化瘀的理论及其治法得到了提升。王清任确立了活血化瘀的治疗原则，为后世医家所推崇；唐容川提出了止血、宁血、消瘀、补血的治血四法；王泰林总结出治肝三十法，丰富了中医肝病的治疗手段；张山雷提出了中风治疗八法；特别是以叶天士、雷少逸为代表提出了一方体现一法的研究思路。
清代医家亦在历代医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理气、消食、祛痰、固涩、祛虫、止血、安神诸法。四、中医治法理论的现代化起步时期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及中医事业的振兴，中医治法理论的研究也得到了新的发展，尤其是国家成立中医药高等教育机构，运用现代科学的方法与手段对中医防治学理论和治法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使中医治法学增添了新的内容，从而使中医治法理论研究进入到理性化高层次的发展及现代化研究阶段。通过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方法与理论阐明治法的实质，对促进中医药学现代化、提高临床疗效、丰富世界医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虽然治则、治法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尚有不足，现阶段中医治法的研究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传统治法的理论研究，对历代治法理论与临证经验进行全面整理、总结、归纳，即文献的整理研究，不仅从临床角度加以整理研究，而且注重从理论上对治法进行探讨，对中医治法的含义、具体内容和范畴，与病因病机、方药的关系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与研究，理清治法学科发展的层次脉络，探求治法历史沿革的内在规律，对于准确把握治法的立法、组方原则与配伍技巧，深入认识治法的科学内涵和作用机制，均具有重要的作用与现实意义。并已系统总结出了辛凉透邪、逐秽通里、清热解毒、开窍豁痰、镇肝息风、通阳利湿、生津益肾、清燥养阴之治暑温八法等。
二是临床研究，历代临床医家运用自己十分丰富的临床实践，对相关治法理论予以研究，这是中医治法理论临床研究的主流，更应当是今后研究的主要方向及方法。
通过临床的多中心、大样本的设计与观察，研究代表治法的复方制剂的临床疗效，对其安全性、有效性等进行进一步探讨。
三是随着中医药事业的不断发展，许多有价值的新治法不断产生，对中医新治法的理论、临床实践、实验等方面正在进行深入、客观的研究。
四是实验室研究，较深入地开展了对经典与新的治法作用机制，不同治法比较及治法临床疗效研究，初步探讨了治法的科学内涵、治疗原理。治法的综合性、多层次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这是今后应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
今后应对治法进行规范化、标准化研究，建立治则、治法数据库，从中医药学传承与发展的角度，系统总结立足于中医药学自身的学术内涵和临床优势的治法理论与实践。任何舍理论方、弃法论药、离方择药、去法存药的做法，都会淡化、扭曲中医治法的学术内涵及其辨证应用法则。只有对中医治法等理论与实践信息的全面分析和综合处理，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中医治法的本质特征，把握其临床应用规律，发现其临床新价值。
由此可见，中医治法理论及临床应用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对中医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近年来，通过文献整理、反复临床验证，建立“证”的实验动物模型，以及应用现代先进的研究方法，对治法的科学内涵、作用机制及实验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其临床应用范围也得以不断扩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的治法理论与方法会不断涌现，充分显示出其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显示中医治法学进入了现代化起步的崭新时期，为发明新理论、新疗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相信通过多学科的协作攻关，将在整体调控意义上阐明治法的多层次、多环节、多靶点的作用原理及治疗机制。第二节 治法与治则、辨证、病因病机、处方的关系
辨证论治是中医临证医学体系的核心，是中医方法论的精髓、支柱，是中医治病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之一。治法在辨证论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治法在理、法、方、药中有上贯理、下统方药的作用，高度概括了中医治疗学的基本大法。一、中医治法与治则的关系
治则是治疗疾病时必须遵循的基本治疗原则，它是长期临床实践中，在认识、掌握疾病发生发展普遍规律的基础上逐步总结出来的治疗规律，是在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动态治疗、综合治疗的精神指导下制定的治疗疾病的准绳，对临床的具体立法、处方、用药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素问·移精变气论》称治则为“治之大则”。
治则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概括治疗疾病的总则或为治疗一类病的总则，包括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标本兼治、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扶正祛邪、扶正固本、祛邪扶正、攻补兼施、正治法、反治法、调理阴阳等。一类为各种疾病的治疗原则，包括病因学治疗原则、病机学治疗原则、对症治疗及辨病治疗等原则与方法、措施。
治法是中医辨证论治理论与经验的结晶，是中医独特思维方法与临床经验密切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医根据病、证、症设立的治疗方法与措施，是临床治疗经验的理论化。在中医辨证论治中，治法作为病证和方药的中介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理、法、方、药体系中可上贯理论、下统方药。其形成和发展与方药、病因病机理论及中医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即据证立法、方随法出、由方见法。治法是从一定数量有关联的方剂中总结提炼出来的共性规律，对方剂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指导着方剂的分类，指导着临证治疗，是制方的基础。治法一方面蕴含着病证、病因、病机和制方配伍规律等内容，一方面包含着方-证、方-病相关的内在逻辑性，因此，治法对病、证、方、药具有提纲挈领和逻辑分类的重要作用。
治法是从属于一定治则的具体治疗大法、措施与手段，其针对性及可操作性较强，较为具体而灵活，对临证运用方剂、遣药组方具有重要价值。治法是中医根据病证设立的治疗方法，是临床治疗经验基础上的理论升华，其形成和发展与方药和病因病机理论有密切关系。
中医治法有明显的整体观，是对机体多因素、多层次的综合概括，并随疾病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治法内容非常丰富，根据其抽象程度及其在临床中的地位、作用，治法在临床上具体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一般治疗大法，属于“八法”范畴，如汗、和、下、消、吐、清、温、补等法，其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基本涵盖了临床所有治法，为临床治疗疾病的基本法则。
一类是针对病证的病因、病机、主症进行治疗的具体治法，如针对虫证之杀虫法、安虫法，祛邪之祛风、祛湿、祛寒、祛暑、清热、祛燥、解毒诸法，病机治疗之疏利肝胆、开肺、疏通经络、疏通气机、解表、透疹、助膀胱气化，以及对症治疗之解热、止咳、化痰、平喘、止血、止泻、止呕、止带、止汗、止遗、固脱、安神、回阳救逆等，其亦涉及各种治疗大法的综合应用，既能提供整体性原则，又能提供具体的治疗方法。
一类是针对具体证而定的制方配伍法，即各种治疗大法、治疗措施的综合运用，或以一法为主而他法辅佐，或多种治法并进，其具有标本兼顾、综合考虑、治防兼顾的特点，如针对气陷证、气道挛急证、气虚不固证、风热郁肺证、痰热壅肺证等制定的具体治疗方法，既是治则的具体化，又可直接落实到方剂应用、药物配伍上。在临床中只有准确地把握具体治法，才能保证具体病证在治疗中有较强的针对性、可靠性。二、中医治法与辨证的关系
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精华，证是病因、病机、病位、病性、病势以及人体各方面因素的集中体现，是对疾病现象与本质的高度概括，是立法、处方、用药的基础与依据。
立法与处方的目的是为了治病，而治病就必须辨证，辨得越精细准确，治法、处方、用药就越有把握。《临证指南医案》凡例中华岫云云：“医道在乎识证、立法、用方，此为三大关键。”“然三者之中，识证尤为紧要。”吴鞠通在《温病条辨》凡例中亦有“俾学者知先识证，而后有治病之法，先知有治病之法，而后择用何方”之论。
一般来说，宏观上先辨病后辨证，单因性疾病主要辨邪正消长盛衰；多因性疾病先辨病因，后辨邪正消长盛衰。辨证的目的在于探求、识别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机、病性及当前所处阶段，论治针对辨证的结果采取相应的治疗原则、措施、方法，针对病因采取病因学治疗方法，针对病机采取病机学治疗方法，针对突出主症采取对症治疗方法。可见要想使组方用药持之有据、配伍严密、疗效可靠，必须辨证准确精密，立法严谨精当。
临证立法时亦有针对病因、病机治疗的法则，突出治法在病机、辨证论治中的重要作用及意义，治法与辨证是密不可分的。三、中医治法与方剂的关系
方是历代医家针对不同疾病而创制的，具有个性特点；法是在长期方药运用的基础上逐步总结而成的，是从一定数量有关联的方剂中总结、提炼出来的共性规律，是在方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是临证遣药组方和运用成方的指导原则；方又是以证为核心的。
方剂与治法是相互依存的，治法是制方的理论依据，方剂是治法的具体体现，治法指导着方剂的配伍规律与思路。方是以治法为指导的，法是以证为依据的，治法是应用成方和遣药组方的指南，是制方的理论，而方是治法的具体体现，即“辨证求因，审因论治，依法选方，据方议药”“方从法出，法随证立”。方剂组成以后，其功用、主治必须而且一定与治法相一致。只有在治法的指导下选药组方，才能组成配伍严谨、疗效确切的良方。方剂与治法之间的关系即历代医家所强调的“以法组方”“以法用方”“以法统方”“以法类方”“以法释方”，以及“由方见法”“方即是法”等。
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检验理论，故辨证立法又反过来受方剂的检验，辨证是基础，是临床治疗的依据，治则以其原则性、规范性表述的是治疗疾病决策中的战略，治法以其艺术性、灵活性表述的是治疗疾病决策中的战术与具体步骤。辨证、治则、治法、方剂的综合应用正是辨证论治的具体步骤，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治法是中医学独特的理论，是中医根据病、证设立的治疗方法与治疗措施，是临床治疗经验的理论化、思维化、概括化，其形成和发展与方药、病因病机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治法作为辨证论治体系中病证和方药的中介，使中医辨证论治所包含的脉、因、证、法与理、法、方、药诸环节与内容构成联系的整体，具有提纲挈领和逻辑分类的重要作用，治法与方剂的关系不仅可以据证立法、方随法用，而且还可以由方见法。四、中医治法与病因病机、方药的关系
辨证论治的原则集中体现在临证过程中理、法、方、药的有机统一，处方用药是以治法为指导的，治法是以辨证为依据的，辨证的目的则在于辨别病因病机及当前所处的病理环节。治法是应用成方和临证遣药组方的指南，是制方的依据，而方剂是辨证论治成败的关键之一，是治法的具体体现。因此，理、法、方、药统一的实质就是病因病机、辨证、治法、处方用药的前后相贯。
症、证、病是中医临床诊断学最基本的概念，“症”是诊病和辨证的主要依据，“证”和“病”是对疾病本质的认识，“证”主要揭示病变当前的主要矛盾，“病”体现疾病全过程的根本矛盾。临床上既要辨证，又要辨病，更应重视症，这样才能使诊断更全面、更正确，治疗更有针对性。（一）针对病证立法、组方
每一种病证都有各自的病因、病机、规律、治法和预后，因此，中医学历来就重视病名的诊断，而且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也积累了针对某些病证的具有一定专属性的有效治法与方药。如少阳病用柴胡汤类，阳明经病用白虎汤类方，阳明腑实病用承气汤类方，百合病用百合类方，郁病用逍遥散，脏躁用甘麦大枣汤，蛔厥用乌梅丸，消瘿用海藻、昆布，治疟疾用常山，治痢疾用黄连、白头翁、鸦胆子等。（二）针对病因拟定治法、组方
首先，在辨证上要辨别病因的性质、病情的轻重及邪犯部位，是否有内生之邪，以及外邪致发后自身性质转变的可能性，然后审因立法，拟定针对性的治疗原则、方法及措施，最后依法遣药组方。治法中病因学治疗的目的在于消除病因，清除病灶，以达到不伤或少伤正气之目的，有利于疾病康复，同时强调“因势引导”“顺其生机”“顺应脏腑之势”，注重病因学治疗的方法与措施的合理运用。
针对病因组方用药，隋唐时期已有明示，如治疟疾针对病因用常山，治痢疾用黄连、白头翁、马齿苋等。
如引起痄腮的邪气为外感时行邪毒，其性为热兼风，故病因学治疗当选用清热解毒法及疏风法，又因外邪壅滞少阳经络，故又当选用清胆经之热法，祛邪途径除直接清除外，尚有从肌表祛邪外出、从二便祛邪而出等途径。
又如引起水痘的邪气为外感时行邪毒，其性为热兼湿、风，治热当采用清热解毒法，治湿当采用祛湿法（以清化为主，佐以分利），治风当采用疏风清热法，并根据邪毒性质轻重，以清热解毒（清）法为主，兼以清化、分利湿浊，佐以疏风（辛凉解表）法。如清法选用金银花、连翘、重楼，清化选用黄芩、黄连，分利选用滑石、车前子、竹叶，疏风法选用薄荷、蝉蜕、荆芥。
他如脾虚夹湿泻，其病因一系脾虚，一系内生湿邪，故病因学治疗当用健脾益气、利湿法，常选用四君子汤之类以治病因，又选茯苓、白扁豆、薏苡仁等淡渗分利之品，既可利湿从小便而出，又有一定程度的健脾作用。（三）针对病机拟定治法、组方《黄帝内经》提出并倡导的“审机定治”诊疗模式，概括了中医临证治疗思路的要领，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历代先贤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探索，补充、完善该诊疗模式，针对发病机制及病理改变进行遣药组方，以体现中医治疗精髓。病机是一个综合性的病理概念，从横向看，它包括了病邪、病性、病势、病位等要素；从纵向看，它以正邪斗争为主线，反映了疾病从发生、发展到传变及结局整个病程的动态变化规律。唐代医家孙思邈提出：“夫欲理病，先察其源，候其病机。”现代名医岳美中先生在《岳美中医案集》中亦提出：“见症状要进一步追求疾病的本质，不可仅仅停留在寒热虚实的表面上……务期细密，才能丝丝入扣，恰合病机。”
临证首先要详细分析四诊材料，洞察该病的发病机制及病理改变，然后审机拟定治疗原则、治疗措施及方法，最后据法遣药组方。
如水湿泄泻的主要病机是脾虚失运，水湿浸肠导致功能障碍，故病机学治疗当渗透水湿，首选李中梓提出治泻九法之一——淡渗分利法，因淡渗分利法通过强化小肠泌别功能，使水液归于膀胱，即强化“水液由此而渗入前”的作用，使留于或渗于肠的水液减少；利法通过去其肠内之壅滞，通过分利下行，使脾升胃降正常，从而达到渗湿止泻之目的。对暴泻伤阴之证，虽利法夺气耗津，但调整泌别势在必行，宜微利，常用白芍。对于泄泻实证，其泌别紊乱，津液偏渗于肠内，或湿热胶结炽盛，不强化泌别则有津枯气衰、热势猖獗之患，故当主以分利，其一强化泌别功能，其二又达到止泻存阴护气、利湿退热之功。而脾虚引起的泄泻，其机制为脾虚运化失司，水谷不运，内留于肠，枢机不利，胃虚则不能腐熟，小肠虚则泌别失司、清浊不分，大肠虚则不聚，故辨证当首辨其虚位（脾、胃、肠），次辨虚性，再辨有无乘侮。其病机学治疗除健脾和胃助运外，主要针对水谷不化、精华之气不能输布拟定治法。
脾虚致厌食其机制为运弱所致，治疗除选用健脾益气等病因学治疗的方法、药物外，病机学治疗主要为助运、醒胃以恢复脾胃的正常生理功能，助运除用健脾益气外，尚可选运脾法（如苍术、白蔻仁等）减轻脾胃负担利于脾运，多选用淡渗分利、消食、下气诸法，常用茯苓、薏苡仁、白扁豆、白术、焦山楂、神曲、麦芽、陈皮、槟榔片、枳实，以及醒脾开胃法（如砂仁等）。
痄腮的病机系外感时行邪毒壅滞少阳经脉，郁而不散，与气血相搏，循胆经外发，蕴结耳下腮部。针对痄腮的主要病机拟定病机学治疗措施为清胆经邪热及疏通少阳经络，疏通少阳经络可采用疏肝解郁、理气散郁、活血散郁、通络散郁诸法来实现，如用柴胡、夏枯草、郁金等属疏肝解郁法，青皮、陈皮、厚朴等属理气散郁法，赤芍、莪术等属活血散郁法，干地龙、僵蚕等属通络散郁法，用龙胆草、青黛、夏枯草、黄芩等属清胆经邪热法。
又如外感急惊风心肝客热、气机逆升、气血湿浊上壅之证，隋唐时期已认识到清心泄肝、降泄气机等病机学治疗措施，如《备急千金要方》千金龙胆汤中用龙胆草、黄芩等清解在心肝之邪热，茯苓利水祛湿浊、大黄泄有升不降之气机，合茯苓使热邪、湿浊得以从二便而去，通过运用分利、通下诸具体治法以降泄气机，达到降浊降气、止痉开窍之目的。
肺气郁闭为肺炎喘嗽的主要病理机制，故肺炎喘嗽的病机学治疗措施主要是开肺（即开其肺闭），临证处方用药时须针对引起肺气郁闭的主要病理因素考虑开肺的形式（途径、方法），除选用病因学治疗方法外，亦应灵活选择宣肺、肃肺、分利、通下、下气、行气、化瘀、通络、化痰诸法，如常用桔梗、炙麻黄、杏仁等宣肺，前胡、制半夏、葶苈子等肃肺，桑白皮等泄肺，厚朴、陈皮等理气，大黄、芒硝等通下，车前子、茯苓、泽泻等分利，莪术、地龙、赤芍等化瘀通络，瓜蒌、胆南星、桑白皮等清化，以及制半夏、款冬花、橘红等温化治痰法以开其肺闭，达到病机学治疗目的。（四）针对邪正消长情况立法、组方
邪正斗争不仅关系到疾病是否发生，而且贯穿外感病证的始终，损害与抗损害、破坏与修复、失调与协调、邪气对正气的伤害与正气的能动性是同时进行的。邪正消长的一般规律是先为邪盛阶段，而后进入正复阶段，或有后遗阶段。
邪盛阶段分初期和极期，初期邪气初盛，正气少耗，可分卫表证、表里兼证、里证；极期分中期和邪盛正衰期，中期邪（外感、内生）可客脏腑，可客气、营、血，邪胜正衰期邪气鸱张，可在同一部位、同一阶段，又可在不同部位、不同阶段，可有不同性质、种类的衰败。正复阶段邪气逐渐减弱至消退，正气由耗虚逐渐恢复正常，分邪减正虚、邪去正虚、正虚邪恋三期。后遗阶段有邪气留伏，或正气伤损不复。
邪盛阶段初期、极期正伤不著，以祛邪法为主，必要时适当结合扶正之法；正复阶段多以扶正为主，并视病邪的多少而佐以祛邪，改变邪正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利于疾病向痊愈方向发展。
总之，祛邪时不能忽略正气的状态，必要时可佐以扶正、补益之法；在扶正时不能忽视邪气的存在，有邪可佐以祛邪之法。在遣药组方时，必须时刻注意邪正消长盛衰情况，并针对其具体变化不断调整治疗方案，处处以维护正气、扶助正气、兼顾正气为根本。
另外，邪正消长盛衰所处阶段不同，祛邪方法亦不同，如风寒之邪初客肺卫肌表，当采用疏风散寒（辛温解表）法，羌活、荆芥、防风、豆豉等药为常选；邪盛极期风寒客表、肺寒内盛，当采用温肺散寒等病因学治疗方法，常选干姜、细辛等药物。（五）针对突出症状拟定治法、组方
症状不仅是辨证与诊病的主要依据，也是患者最痛苦的主诉，有的还成为病变中诊疗的关键，而且疾病发展过程中还会出现某些兼症及并发症。症状是疾病本质的外现，也是临证认识疾病的突破口。因此，临证在制定治法及组方时在对因、对机治疗优先的前提下，在总的治法及处方中针对患者的突出症状，用一些以减轻患者痛苦为目的的治疗方法及药物是非常必要的。
针对突出症状处方用药亦具有应急性，对于喘促、高热、尿闭、神昏、抽搐等危急重症时，当急者为先，佐以或主以治标的方法以解决紧急情况，其不同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思路，而且针对突出症状组方亦有一定的灵活性、针对性和实用性。这要求医者理清治法、药物、方剂中涉及对症治疗方面的经验与方法，分门别类地进行归纳、整理、研究，使其系统化。
中医临床上已发现了许多丰富的针对症状的有效方法和药物，如《备急千金要方》对外感发热，不仅从病机方面用辛凉清热法（汗、清），而用淋浴、灌肠等方法，不仅从体表降热、挥发散热，又可从二便降热（利、下法）。《神农本草经》有“柴胡退热”“半夏止呕”“青蒿退热”。他如止泻、止腹痛用诃子，止腹痛用莨菪子，止咳化痰用麻黄、五味子，夜啼用龙骨、珍珠等，内容繁多。
如咳喘患儿的突出症状是咳嗽，临证组方时可灵活选用宣肺止咳、下气止咳、化痰止咳、通络止咳（赤芍、莪术）、息风止咳（干地龙、钩藤、蝉蜕、僵蚕）、镇咳（郁金、龙骨）等治疗方法与措施。
如痄腮的突出症状系耳下腮部漫肿，临证处方用药时须根据病情佐以散结消肿之法，除选用疏肝解郁、理气散郁、活血散郁、通络散郁诸病机学治疗方法外，尚有软坚散结、化痰散结、理气散结等具体治疗方法与措施，如临床用昆布、海藻、牡蛎等软坚散结及浙贝母、炙百部等化痰散结之品，以达缓解症状的治疗目的。他如脾虚泻的突出症状仍是泄泻，故在针对病因病机拟定治法、方药的基础上，对症治疗主要是止泻，止泻法除选用收涩止泻法（如芡实、乌梅、赤石脂、禹余粮、石榴皮等）外，还可通过利小便实大便的方法（通过分利以强化小肠的泌别功能，使留于或渗于肠中水液减少），如使用茯苓、白扁豆、薏苡仁等。五、中医治法与临证选方或变化成方的关系
成方是前人的处方用药经过实践证明有效后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是前人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又经历代医家验证的有效治疗方剂，其在立法、配伍及运用等方面的严谨法度和技巧堪值效仿。
从临证思维的角度来看，临证选用成方实际上是医者根据对当前病证的认识，在治法的指导下，选择与其相近功用的方剂的过程，而且为使所拟方药与当前病证具有很好的契合性，需要对所选成方进行适当化裁。法是制方的理论基础，方是法的具体体现，方是法的实体，法是方的精髓，抽象的治法只有通过方才能成为可实施的治病措施。方与法密不可分，临证选用成方的思路即是依法立方、依法用方。
临证选用成方是以深入了解成方所主病证的病机和对成方方药配伍关系的理解为前提的。临证选用或加减成方的思路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据法选方思路
现有的大多数方剂是以治法分类的，因此，当临床病证辨识清楚，其治法一经确立，就可以针对性选用成方。
如感冒风寒袭表证立辛温解表（疏风散寒解表）法后，首先应考虑从辛温解表类方剂中选方，邪微证轻者选用葱豉汤，邪重证重者选用荆防败毒散，当立法辛温解表、宣肺化痰时，则从三拗汤、杏苏散、宣消散等具有辛温宣肺作用的方剂中选出。
风寒袭表、肺气不宣之咳嗽，初起邪客卫表，肺气不宣选用金沸草散，中期里证兼蕴痰饮者选用小青龙汤、冷嗽干姜汤、寒咳散、杏子汤（兼寒痰肺弱），后期外邪将尽，肺气不利者，选用止嗽散等方剂进行治疗。又如外邪引起肺热证，应考虑从桑菊饮、清气化毒饮、化痰清肺散、清金化痰汤、千金苇茎汤等方中选用，而内伤引起的肺热证，应从清宁散、泻白散、加味泻白散、桑白皮汤等方中选用。
又如黄疸、胎黄等病证，若湿热郁于里而兼表证者，可选麻黄连翘赤小豆汤解表退黄；湿热熏蒸于阳明、肝胆者，可选茵陈蒿汤、茵陈五苓散、黄连解毒汤；若湿热内盛而兼里实者，可选栀子大黄汤、大黄硝石汤等通下退黄；寒湿阻滞者，可选茵陈附子干姜汤；湿热阻于少阳者，可选小柴胡汤和解退黄；瘀血阻滞者，可选抵当汤、血府逐瘀汤逐瘀退黄；虚黄者，可选小建中汤补虚退黄。这样把治疗黄疸的方剂归纳在汗、下、利、清、温、消、补等法之内，就可以把握治方全貌，有利于根据不同证候进行选方。
因此，辨证立法是应用成方的依据，而据法选方是以立法明确和掌握一定数量的成方以及对成方配伍、主治、功用的深刻把握为前提的，并根据具体病证的特点进行适应性化裁。（二）据方证病机选方思路
成方主治病证的病机（方证病机）与所治病证当前病机之间的吻合、相近是直接选用该方或进行适当加减的条件。疾病是不断变化的，需要结合方证特点，按疾病发生、发展规律将有关成方依序联系，串成一条线，以满足疾病不同阶段治疗的需要。
如以肺脏为中心，按由表及里、邪实正虚的病机演变，将银翘散（风热犯表）、桑菊饮（风热初犯肺卫）、麻杏甘石汤（风热犯肺）、清气化毒饮（风热客肺，肺热炽盛）、清金化痰汤（肺热壅盛、痰热炽盛）、千金苇茎汤（外邪渐去，痰热未尽）、六君子汤（气虚痰阻）、沙参麦冬汤（肺阴虚）等依序排列，可呈现不同阶段的治法变化规律，便于临证直接选用适合病情需要的成方。
如春温邪在气分，根据邪热所盛部位不同选择不同成方。邪热郁于胆腑，胆火上扰，可选黄芩汤加豆豉玄参方。热郁胸膈，里热未炽，津液未伤，可选用栀子豉汤。邪热炽盛于胸膈，腑气不通，可选用凉膈散。如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儿科协定处方加减升降散之主治病机为热盛于里、热结阳明、夹痰夹惊，故对于外感热病胃肠热结，阳明腑实，里热炽盛之热厥、抽搐等证均可选用；百咳散主治病机为外感湿热之邪客犯肺卫、膀胱、小肠，因此，对于浊壅肺气、湿热淋、湿热泻均可选用，对于痰热咳嗽亦可化裁选用。（三）按常见病证代表方选方思路
通过方剂学及临床专业课程的学习，临证时在辨证清楚的情况下，可按“对号入座”方式选择，并根据病情做适当加减。
如瘅病类疾病中肺瘅的代表方为麻杏甘石汤，肝瘅代表方为茵陈蒿汤，胆瘅代表方为大柴胡汤，肾瘅代表方为八正散等。又如泄泻之伤食泻的代表方为消乳散、保和散，风寒泻代表方为藿香正气散，湿热泻代表方为葛根芩连汤等。六、临证治疗立法思路
历代先贤都致力研究立法、制方的方法与措施，力求掌握立法、遣药组方的客观规律，使治法、处方准确无误。对所治病证病因病机（病位、病性、病理、转机等）的辨识、对制方原则以及对成方或药物配伍规律的认识是临床立法、组方的基础。（一）治法是辨证论治的核心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体系的核心，是中医方法论的精髓、支柱，是中医诊断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方法，也是中医治疗的全过程，包含收集病情资料、辨病识证、确定治疗原则、据法遣药组方，是理、法、方、药的集中体现和具体实施过程。
辨证包括辨病是认识疾病的过程，论治是确定治疗方法的过程，为中医理论在临床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体现，是在辨证清楚的基础上，对该病确定恰当的治疗原则（病因学治疗、病机学治疗、对症治疗），并针对该病证的现阶段证候，确定具体的治法，在治法的指导下选用适宜的药物组成方剂。辨证以理论为指导，医疗实践为基础，又为医疗实践所检验。四诊是辨证的前提，辨证是治疗的依据，治法是处方的指南，而疗效是检验辨证正确与否的标准。辨证论治是根据患者所表现的各种病情资料，在中医学理论及正确思维方法的指导下，进行分析、综合，概括出病名和证名，从而拟出治疗方针与原则以及具体治疗的措施与手段，予以适当的药物治疗（内服、外用）、针灸治疗、推拿疗法，以解除患者痛苦。
总之，中医学对于疾病的认识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辨证论治规律，几千年来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治法是在治则指导下制订的针对疾病与证候的具体治疗方法，是中医辨证论治理论与临床经验的总结，是中医独特思维方法与临床经验密切相结合的产物，治法是联系辨证理论和遣药组方的纽带，并有效地指导着中医临床实践。（二）辨证论治模式与思路
完整的辨证论治模式包括搜集临床资料、辨病识证、确定合理的治疗方案、验证和随访等过程。
1.搜集临床资料 临床资料是辨证和治疗的依据，必须全面、真实可靠，客观反映患者的实际情况。要达到这一要求，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全面、完整、真实、客观地去搜集临床资料。临床资料包括病史、症状、体征及现代理化检查结果等。
2.辨病识证 从收集病情资料，到作出病、证诊断，是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是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是医学理论知识和科学思维的综合运用。在辨病识证时，一定要独立思考，认真细致分析病情，自觉地应用辩证法，同时要调动、发挥多种思维方式（顺向思维、排除法思维）进行思考。总之，辨病识证是临证思维过程中的中心环节，也是临床医师的基本功。
在宏观上，首要辨病，次要辨证。单因性疾病主要辨邪正消长盛衰，多因性疾病先辨病因及其性质，再辨邪正消长盛衰。辨证的目的是探求、识别病因病机，确定病性、病位、病期。
3.确定治法 病证已经辨识清楚，在辨病、辨证的基础上，按照中医理论拟定相应的治疗方法。治疗既有原则及对因、对机、对症等有效方法，又要有具体步骤、方法、措施。
4.拟定治疗方案 得到及时正确的治疗是患者就诊的最终目的。如果病证已经辨识清楚，就可以按照中医理论确定相应的治法和方药，这时的基本思维方式应该是依理立法，依法选用适宜的药物组成方剂，即理、法、方、药贯通一致。
成方是前人的处方用药经过实践检验后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必须加以重视。临床用药组方时，必须掌握处方原则，根据病情对方剂进行灵活加减变化，还可师其组方大意，另外选药组方。
5.验证和随访 疾病是多种多样的，病情是错综复杂的，兼之医师对疾病往往认识不足或经验不足，对每一种疾病的认识和处理未必能做到百分之百正确或万无一失，因此，在对患者进行初步处理之后，还有一个进一步验证和再认识的过程。同时，疾病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特别是经过治疗后，机体对治疗也会产生不同的反应，因此，辨证治疗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随时修正和调整自己的认识和治疗方法。（三）中医临证治疗思路
中医临证治疗思路是指临床医师对疾病进行分析、判断，进而提出合理治疗方案的思维过程，是中医临床治疗中总的思维轨迹。
中医学是一个非常广博的医学理论体系，是以整体即以活着的人体为实践与研究的对象，但是亦把人体看作是自然界整体中的一部分，把人体放在自然界的整体运动和动态平衡之中来进行探讨与研究，因此，要进行正确的临证治疗，除了要有渊博的中医学知识、掌握中医学临证思维方法和尽可能多的临床实践经验外，还要掌握和遵循一些基本原则。
1.整体论治与局部施治相结合 临证治疗思路的整体观原则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医学理论体系非常重视人体自身的统一性、完整性及其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以五脏为中心，配以六腑，通过经络系统“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体”的作用，形成了人体的整体统一性。因此，在进行临证思维时，必须从整体出发，全方位地观察、分析临床资料，从整体上探讨疾病的病因及其性质、发病机制、病理改变，重视局部病变所引起的整体病理反应，重视邪正相争所引起的整体反应性。二是指在立法遣药组方等思维时，既要注意局部，更须重视整体，通过整体调节以促进局部病变的恢复，并从天时、地理、体质等方面通盘考虑。总之，中医学主要从宏观的角度，用辩证的方法，从整体上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进行研究。中医学对于疾病治疗原则和方法的确立，亦遵循整体观原则，如历代医家的“从阳引阴”“从阴引阳”“上病下取”“下病上取”等有关治法的观点，皆是中医整体观念在临床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2.抓住疾病的主要矛盾 中医学认为，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对立统一体，在“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相对动态平衡中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一旦这种平衡遭到破坏，又不能自行调节时，疾病就会发生。中医治疗疾病，本着“治病必求于本”的原则，解决疾病过程中的主要矛盾，调整其机体内在的不平衡，使其在新的基础上恢复相对平衡状态，正所谓“澄其源而流自清，灌其根而枝乃茂，无非求本之道”（《类经·治病必求于本》）。中医治疗思路贯穿着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体现“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标本兼治的治疗思路与见解。
3.以平为期 疾病的发生是由人体正常的平衡状态被破坏造成的，疾病的各种征象是人体内部环境或人体内外环境稳态失调的具体表现。从整体来看，所谓治病就是协调人体内在环境及其与外界环境的关系，以求新的平衡。因此，在治疗过程中，无论是病因学治疗、病机学治疗及对症治疗等方法，还是治疗措施、手段，都必须“以平为期”，充分发挥机体的内在调节功能，以恢复机体的生理平衡为治疗目的，即“以平为期而不可过”（《素问·六元正纪大论》）。
4.动态调治原则 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包括人体在内）都是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中，人体的生命现象也是在一刻不停地运动变化着，在内外环境的相互影响下，生理病理的斗争也在时刻进行变化，疾病不是孤立、静止不变的，而是始终处在不断的运动、发展变化之中。因此，在进行临证治疗时必须用发展的、动态的眼光去观察和分析病情，了解证候的演变转化，追踪观察药后反应，尤其注意邪正消长的动态变化，根据病情的发展变化，及时改变或调整治疗思路。因此，要以发展变化的动态观去认识疾病的过程，重视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邪正消长盛衰变化，在把握疾病全貌的同时，注重分期、分阶段治疗。
5.综合治疗思路 疾病的多样性、病情的复杂性和中医治疗的多维性等特点，决定了临床医师的治疗思维亦具有多元化、综合化的特点，包括治疗原则的综合运用（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原则，以及对因、对机、对症治疗的统一）、多种治法的综合运用、多种治疗措施的联合应用。
总之，一位临床医师其思维方法是否正确、科学，对于临床治疗的效果有决定性的影响。要提高中医临床诊治水平，不仅要全面掌握中医理论、知识、技术，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还要掌握自然辩证法、医学辩证法等有关思维科学，更需注重思维能力、思维方法、思维形式的锻炼和培养。（四）临证立法组方的基础及思路
立法遣药组方古称制方，历代先贤都致力于研究立法、制方的方法与思路，力求掌握立法、遣药组方的客观规律，使立法、处方准确无误。对所治病证病因病机（病位、病性、病理、转机等）的辨识，对立法思路、制方原则以及成方或药物配伍规律的认识是临床立法、组方的基础。临证立法、处方，必须以准确的辨证为依据，如华岫云在《临证指南医案》凡例中指出：“盖先生立法之所在，即理之所在，不遵其法，则治不循理矣。”
1.临证立法依据 中医临证治法的确立，依据辨证的结果。对疾病或证的病因、病机、邪正等情况辨别清楚、细致，以制订各种针对性治疗方法、措施、思路。
中医临证治疗的方法、措施、手段，必须以四诊为依据，运用辨证理论与思路，分析其致病原因、病变部位、病机变化、邪正消长等情况，明确当前的证候，从而制订相应的治疗原则，综合运用各种治法，选用相应的方药，以祛除病邪，调整功能，扶助正气，促进疾病向愈。
2.临证立法思路 要想准确立法、遣药组方，不仅要掌握组织方剂与运用治法的方法，而且要提高辨证论治水平，明确处方与辨证、辨证与治法、治法与处方的关系，故辨证立法、依法制方是临证立法、遣药、组方时必须遵循的原则。（1）掌握临证辨证的方法、模式：明确辨病的目的在于识别该病的病因病机，辨证的目的在于辨别病因的性质、邪正消长情况及当前所处阶段的主要病理环节。
病名是中医学在长期临床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重要概念，病名是中医学学术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临证辨病的目的除确定所患疾病的病名外，更重要的是认识该病的病因病机及变化规律，从而针对该病的病因病机确定针对性的审因论治、审机定治的方法与措施。
辨证的过程就是应用中医理论，辨证思维、技巧和方法，分析、认识疾病现阶段的病理本质，从而针对证而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方法与措施。（2）据辨证、辨病的结果确定合理的治疗方法及措施：根据辨病结果确定合理的病因学、病机学治疗方法，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合理的针对现阶段发病机制及病理改变的对证与对症治疗方法。（3）明确各种常用治疗大法在临证中的具体应用原则、方法与途径：对临证治疗的具体治疗大法从多方面进行探索与研究，明确各种治法的作用、临床综合运用方法及在方剂中的配伍方法与形式。
如利法是通过利小便的方法达到治疗目的一种疗法，主要作用于小肠、膀胱、肝胆、三焦、心、肺、脾、肾，利法具有祛除湿浊、调整泌别、调整气机、导热下行、利助脾健、助膀胱气化、疏利肝胆等治疗作用。利法在外感高热治疗中具有退热作用，系先导出小肠、心之大热，继而缓导其他脏腑之热下出，从而减轻或缓解热势，如银翘散之用竹叶，甘露消毒丹之用木通、滑石、茵陈，新加香薷饮之用白扁豆等；利法在咳喘治疗中具有降气化痰的作用，通过增加小便排出湿浊及滋生之痰浊而达到化痰之目的，又通过分利下行、调整肺之升降功能达到降气之目的，如百咳散中用四苓散，三仁汤中薏苡仁、滑石、通草、竹叶，王氏连朴饮、桑白皮汤之栀子，清金化痰汤之栀子、茯苓，清宁散之赤茯苓、车前子；利法在实证口疮、鹅口疮治疗中有祛除秽浊、清心泻热作用，如清热泻脾散之栀子、赤茯苓，凉膈散之竹叶、栀子，泻心导赤散之竹叶、木通；利法在泄泻治疗中不仅有病因学治疗作用，又有调整泌别、升清降浊、调整气机等病机治疗作用，既能导热下行，又能利前阴实后阴，对症治疗；利法在厌食、食滞治疗中有利助脾健作用，祛除水湿以减轻脾胃之运化负担，使脾无湿困之苦，故利法有助于脾之振奋和强健，如逍遥散之茯苓，调脾散之佩兰、苍术，保和丸之茯苓等；利法在淋证中既有祛因、助膀胱气化之功，又有止淋之用，如导赤散之木通、竹叶等。（4）综合辨病、辨证、辨症的结果，提出具体的治疗措施：综合应用对因、对机、对证、对症治疗方法，确定具体的治疗手段。
得到及时正确的治疗是患者就诊的主要目的。在辨病与辨证清楚、准确的前提下，依理立法、依法选方或遣药组方，根据辨病的结果拟定病因学治疗、病机学治疗的方法、途径与措施，据辨证的结果拟定对证治疗、对症治疗的方法与措施。根据辨证的结果，确立主证、兼夹证，提出符合临床实际需要的针对具体证的病因学、病机学、对症治疗的方法与措施。
总之，根据辨病、辨证的结果确定治法时，既要有原则及对因、对机、对症等有效疗法，又要有具体步骤、方法与措施。
对于薄厥心肝客热、气机逆乱、气血痰浊皆随气而升之证，隋唐时期已认识到了降泄气机等病机学治疗的具体措施，如《备急千金要方》立“千金龙胆汤”用龙胆草、黄芩清泄肝心之火热，配合通下、分利诸法，以达降泄气机之治疗目的。
如肝热病患者，症见胁肋胀痛，身目发黄，身热不扬，小便短赤，胁下痞块坚硬，舌红，苔黄腻，脉弦数，据辨病可知该病系湿热疫毒之邪侵及肝胆、中焦，客阻或（和）伤损肝胆，疏泄失健或失司所致，据辨证可知该证属湿热郁阻夹气滞血瘀。根据辨病结果确定病因学治疗为祛除湿热之邪，病机学治疗为疏利肝胆、健脾益肝；据辨证结果确定对证治疗为清热化湿、疏利肝胆，对症治疗为退黄、散结。综合辨病、辨证论治的结果，确定祛除湿热、疏利肝胆、退黄散结等具体治法，然后再根据具体治法确定针对性的治疗措施及手段，祛除湿热选用清热解毒之清法、燥湿解毒之化湿法、利湿化湿之利法等具体治疗措施，疏利肝胆主要采用分利疏利、化浊疏利、疏肝疏利、行气疏利、活血疏利、消导疏利、通下疏利诸法，退黄主要选用分利法、通下法、汗法，散结主要选用疏肝散结、活血散结、理气散结、涤痰散结、消导散结、软坚散结诸法。
如尿床肾虚心实证系禀赋不足、调护不当、病损药伤，致肾脾肺虚弱，心窍痹阻，摄控失健。肾虚心实证除尿床外，多表现为困寐不醒，酣睡不醒，或虽醒仍神志模糊，或旋即入睡，不易唤醒，此缘痰湿、痰热蕴心，痹阻心神，入夜不能振奋所致。肾虚心实证在治疗时，除常规选用补肾止遗（方、药、法）以治因外，尚需灵活应用各种治疗方法与措施以达病机学治疗目的，常选菖蒲、麻黄、郁金等以开心窍，半夏、陈皮、胆南星等以化痰开窍醒神，黄连、莲子心、竹叶等以清泻心火。若尿床次数频繁者，加牡蛎、乌药、龙骨以固涩下焦；如尿次多而尿量少，加黄芪、升麻、柴胡以升举阳气，以达对症治疗之目的。（5）明确治法是组方的依据：中医学的诊疗体系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包括辨病论治、辨证论治、对症论治、审因论治、审机论治等。治则是指在治疗疾病时必须遵循的基本治疗原则，对临床的具体立法、处方、用药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治法是中医辨证论治理论与经验的总结，是从一定数量有关联的方剂中总结提炼出的共性规律，对指导中医临证遣药组方、提高临床疗效具有重要意义。处方用药与治法的关系十分密切，治法是组方用药的依据，处方用药是治法的具体体现；要针对辨病、辨证结果确定的具体治疗方法及措施进行遣药组方。（6）把握制方原则、配伍特点与脏腑关系：即要把握制方原则、制宜反佐，明确君、臣、佐、使的含义及在组方中的作用，明确处方中药物配伍特点与脏腑或脏腑间的病理生理关系。临证在具体制方立法时，应重视脏腑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脏腑的生理病理特点，确定相应的治疗措施与途径。
如从肝的病理和生理特性认识辛凉疏泄之桑叶、菊花在羚角钩藤汤中的配伍意义，从肝在脏腑气机升降（心肾相交）中的作用认识桑螵蛸散用人参的机制。又如四逆汤中加大附子用量而成通脉四逆汤；理中汤中减干姜用量增人参量，则引起原方中佐药与君药互易而变为健脾益气、温中扶阳之剂。
临证立法组方，强调制宜反佐，综合运用开、阖、升、降诸法，是中医临床立法、组方、用药的思维方法之一。广义的开是指发表、宣散、温通、调气、活血、化痰、分利等攻逐邪气为主要目的的治法，广义的阖是指收敛、固涩、补益等固护正气为主要目的的治法，升是指升散、升清、升陷等治法，降是指润下、下气、通腑、降逆、分利的治法。临证在审因、审机论治时应根据开阖相成、升降相因之理，在开法中少佐阖法或阖法中少佐开法，在升法中少佐降法或降法中少佐升法，以启动升降开阖之枢纽，制约药物之偏性，收相反相成、辅助向导之用。《王氏医存·古方用药之妙》云：“古人立方之妙，多是以药制药，以药引药，非谓君臣佐使各效其能不相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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