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迪·皮考特（著）林淑娟（译）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说故事的人试读：
致 谢
我以西蒙·维森塔尔的《向日葵》当作本书的开端。维森塔尔曾经是纳粹集中营的俘虏，有一天，他被带到了一名垂死的党卫队士兵床前。这个士兵想忏悔，而且想寻求一名犹太人的宽恕。维森塔尔发现，他所面对的这个道德难题，是对于大屠杀受害与加害双方牵涉的众多哲学和道德分析的起点。这让我开始想，如果有人在几十年之后，对一名犹太俘虏的孙女提出同样的要求，情况会如何发展。
要以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违反人权罪为基础来写作小说，是一件让人却步的任务。原因是，就算你写的是虚构小说，但写出的正确细节，俨然是对幸存者以及不幸受害者的敬意。有了下面许多人的协助，我才能够写出活在现在这个世界的塞奇，以及活在过去的敏卡。
我要感谢马丁·菲利普教我如何烘焙，并且让我度过写作事业中最美味的课程。感谢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又一页书店的伊丽莎白·马丁教我如何以最恶毒的意图烘焙。
感谢凯蒂·戴斯蒙德告诉我许多天主教学校的轶事趣闻。感谢艾莉森·索耶教会我许多塔雅在舞蹈时用到的专有名词。感谢苏珊·卡朋特让我知道哀伤辅导小组的成员如何互动。感谢亚历克斯·怀挺，法兰克·莫兰和里斯·格谢特回答我有关基础法律、执法相关，以及战争法庭的问题。
写作这本书的期间，我拍卖了书中一个角色的名字，来为同性恋公民权团体GLAD募款。感谢玛丽·德安吉利斯的慷慨，也感谢她提供她的名字给
塞奇
最好的朋友使用。司法部人权暨特侦小组政策及策略部门的负责人伊莱·罗森鲍姆是真实生活中的纳粹猎人，感谢他在屠杀恶龙之余还抽空提供数据，让我知道他的工作内容，并以他的经验来创造出书中角色。知道仍然有像他这样的人不屈不挠地做这些事，我心中有无限的感激。（而且我要感谢他容许我书中的历史研究员以超乎寻常的速度从国家档案中心取得资料。在真实生活中，这要花好几天时间，而不是几分钟。）
我要感谢为我上了第一堂“第三帝国”课程的保罗·韦译，感谢施特菲·格拉德贝克让我对德国有概略的认识。我尤其要感谢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的资深历史研究员彼得·布莱克博士，他容我提出无数个问题，以超凡的耐心纠正我的错误，帮助我架构出纳粹的养成之路，并且阅读了初稿中的段落，以确定史实的正确性。这是我的肺腑之言，没有他的投入，我不可能写出这本书。
我要感谢艾米丽贝斯特勒图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的皮考特小组成员：卡洛琳·里迪、朱迪恩·科尔、凯特·切特鲁洛、卡洛琳·波特、克莉丝·洛雷达、珍妮·李、加里·尤尔达、丽莎·凯姆、瑞秋·朱格施沃特、迈克尔·塞莱克，以及许多一路上帮助我成长的人。感谢杰出的公关团队：戴维·布朗、瓦莱丽·维尼克斯、卡米尔·麦克达菲、凯瑟琳·卡特·兹雷莱克，你们的表现专业又优秀，让所有的人都和我一样对新书充满了热忱。感谢艾米莉·贝斯特勒，我珍视你的指导、友谊、对我作品的信任，以及你找出最佳购物网站的绝佳能力。
劳拉·格罗斯，祝你周年快乐。感谢你提供的安息日聚会数据，感谢你让塞奇融入你的生活，我特别要感谢你来担任我的私人助理。
感谢我父亲，我们小时候，他真的曾经用唐老鸭的声音来主持逾越节的仪式。而我的母亲，我早知道她非同小可，但没想到在我问她是否可以帮我找到几名大屠杀幸存者之后，她竟然可以在一天之内开出附电话号码的名单。她为我的这本书铺好了路，对此我真心感激。
然而，我最需要感谢的是这些幸存者。在搜集本书资料时，我有机会和这些令人赞叹的大屠杀幸存者谈话，他们在隔离区、乡下、城里，以及集中营里的亲身经历提供了我想象的空间，并且让我创造出敏卡这个角色。尽管敏卡经历了与幸存者和纳粹猎人叙述中相似的恐怖经历，但这个角色并非来自我见过或听闻过的人，而是虚构出来的人物。感谢为我敞开家门和心胸的幸存者，你们愿意和我分享你们的故事，是我的荣幸。感谢你，桑迪·朱克曼，将你母亲的手稿提供给我。感谢西尔维亚·格林提供我大屠杀时期的经历。感谢同为作家的格尔达·韦斯曼·克莱因给我的鼓励和创意。感谢伯尼·舍尔，谢谢你诚实慷慨地把你的故事告诉我。感谢马尼亚·塞林杰，谢谢你的勇气，让我翻索出你生命中的点点滴滴，并且成为我珍视的朋友。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蒂姆、凯尔（你很有远见，在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学了德文）、杰克以及萨曼莎（谢谢你帮我搜集了几个吸血鬼的故事）。你们四个是我生命的故事。献给我的母亲简·皮考特因为你让我学会没有什么是比一个家更重要的，而且至今已过二十年，你又再度验证了这件事。
父亲把葬礼的细节托付给我。“安妮雅，”他说，“我葬礼上不要看到威士忌，要用顶级的黑莓酒。还有，提醒你：记得要大家都别哭，跳舞就好。在他们把我棺木吊进墓穴时，我要喇叭响亮吹奏，还要白色蝴蝶。”我父亲就是这么有个性。他是村里的面包师傅，每天除了为居民烘烤面包，他还会特别帮我烤一个与众不同的面包。他在面团里加入肉桂和浓郁的巧克力，为我烤出这个外形像公主小皇冠的面包。其中的秘密配方，他说，是他对我的爱。他的爱足以让这个面包比我尝过的任何东西都美味。
我们住在村郊，这个村子小到每个居民彼此都认识，叫得出名字。我家主屋的墙壁是以卵石砌成，屋顶用的是干草，而父亲用来烤面包的壁炉同时提供了小茅屋温暖。我在后院的小花园里种了一些豆子，当父亲拉开砖炉小门，把长铲子伸进炉里拉出一条条外皮烤得香酥的面包时，我常坐在厨房桌边剥豆荚，看着炉里红色的余烬勾勒出他汗湿背心下结实的背肌线条。“我不想在夏天办葬礼，安妮雅，”他老爱说，“你千万要让我死在一个吹着清风的凉爽日子里，而且要在候鸟南飞之前，这样，它们才可能为我欢唱。”
我假装记下他的叮嘱。我不介意这类触及死亡的话题，我觉得父亲强壮得很，也不相信他这些愿望真会有实现的一天。村里有些人对于我们父女之间这种互动、拿这种会发生的事实开玩笑，感到有些奇怪。因为我母亲在我襁褓时便已经过世，家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相依为命。
那天正好是我十八岁生日。之前曾经有几个农夫抱怨过，他们出门喂鸡时，看到鸡舍里只剩下一摊摊沾了血的鸡毛，要不就是牛犊被啃得几乎只剩骨头和嗡嗡作响盘旋在上的苍蝇。“是狐狸。”这是巴鲁克·贝勒的看法。他是税务官，他的大宅在村中广场的尽头，宛如皇室贵族佩戴在颈子上的珠宝。“也可能是野猫。上缴积欠的税金，那么你们就能受到保护。”
他在我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来到我家小屋。我所谓的毫无准备，是指我们没拉上门，熄掉炉火，假装自己不在家。当时父亲正忙着把面团揉成心形——他在我生日当天一定会烤心形面包，让全村居民都知道这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巴鲁克·贝勒冲进厨房，举起柱顶镶金的拐杖往工作台上一敲。面粉随着他的动作飘散，像是一朵云，而在粉尘落定之后，我低头看到父亲手中的面团成了破碎的心。“拜托，”我那从来不求人的父亲说，“我知道我保证过，但生意实在不好。如果你再给我一点时间……”“你拖欠税款，艾米，”贝勒说，“我有权扣押处理你这个破烂小地方。”他往前靠上来。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自己的父亲并非举世无敌。“但因为我生性慷慨，是个大好人，所以我愿意宽限你到这个周末。到时候如果你缴不出钱来，嗯，我就不保证会发生什么事了。”他像拿武器一样拿起拐杖，双手握住拐杖两端，“最近发生了不少……不幸的事件。”“所以我们的生意才会那么差，”我嗫嚅地说，“大家不上市场，因为他们怕外头的野兽。”
巴鲁克·贝勒转过头来，仿佛首次发现我的存在。他上下打量我，从我扎成麻花辫的深色头发一路看到我穿着皮靴的双脚；我这双靴子破了好几个洞，用厚厚的法兰绒补了起来。他的目光让我不由自主地打战。警卫队长达米安在我走过村子的广场时也会盯着我看——达米安像只猫，把我当奶油看，但贝勒的目光不同。不，贝勒像是在打量财物，似乎想评估我值多少钱。
他伸手越过我的肩膀，从我背后的网架上拿起一个刚出炉正待冷却的心形面包。他把面包夹在胳膊下，说：“我拿这个当抵押。”接着大剌剌地走出小屋，偏偏不随手关上门。
父亲看着他离开，耸了耸肩。他抓起另一把面粉，又开始揉面团。“别管他。他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总有一天，我会在他的坟上起舞。”他转头看着我，露出微笑，脸色缓和了下来，“这让我想到，安妮雅。我葬礼上要安排列队欢送，先由孩子们沿路撒下玫瑰花瓣，后面跟着一群漂亮女士，让她们打着像温室花朵一样的漂亮阳伞。接着是我的灵车，我要四匹——不——五匹雪白的马来拉车。然后呢，我希望让巴鲁克·贝勒走在队伍的最后面，负责清理马粪。”他仰着头大笑，“当然啦，除非他先死。而且越早越好。”
我父亲把葬礼的细节托付给我……可是到了最后，我却来不及为他办后事。
第一部
在一个不再将人视为人，而且再三证明人已非人的世界中，我什么也不信。——西蒙·维森塔尔，《向日葵》
塞奇
这个月的第二个星期四，邓博斯基太太带着她过世的丈夫来到辅导小组。
时间才刚过下午三点，这时多数人都还拿着纸杯，正要去倒难喝的咖啡。我带来一盘糕点，因为上星期斯图尔特告诉我，他之所以愿意继续回到“伸手助人协会”来参加哀伤辅导疗程，完全是为了我烤的奶油胡桃松糕。就在我摆放糕饼的时候，邓博斯基太太怯生生地朝她抱在手上的瓮子点了个头。“这是贺伯，”她告诉我，“贺伯，这是塞奇，是我向你提过的烘焙师傅。”
我愣愣地站着，低头——这是我的一贯动作——让头发遮住我左侧脸颊。我相信，和某人被火化的另一半打招呼一定有特定礼节，但是我不知该怎么做。我应该说你好？还是握握骨灰坛的把手？“哇。”最后，我终于发出声音。这个小团体的规则虽然不多，但都不容动摇：当个好听众，不要妄下评断，不要为别人的哀伤设定上限。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毕竟，我到这里来也将近三年了。“你带了什么东西过来？”邓博斯基太太问道。这时我才明白她为什么会把丈夫的骨灰坛带过来。小组上次见面时，我们的辅导员玛吉建议大家分享回忆，无论我们失去的是什么都可以。我看到茜拉抓着一双手织的粉红色小袜子，她抓得好紧，连指节都发白。埃塞尔拿的是电视遥控器，而斯图尔特带来——这不是第一次了——在他第一任妻子过世后复制下来留念的青铜面具。这个面具已经在我们这个辅导小组出现过好几次，在这天邓博斯基太太把贺伯带来之前，斯图尔特的青铜面具可说是让我觉得最毛骨悚然的东西。
在我结结巴巴想开口回答之前，玛吉已经召集好了小组的成员。大伙儿各自拉了把折叠椅，围成一圈。座位间隔不远，近到足以让我们可以拍拍某人的肩膀，或是握住对方的手，以表示支持之意。小圈圈的中央放着一盒玛吉每次疗程都会带来的面纸，以备不时之需。
通常玛吉会用大范围的问题来开场，比如：9·11事件发生时，你们在哪里？这样的问题可以引导大家谈论起共有的悲剧，有时候，这么做会让人更容易谈及个人的伤痛。但尽管如此，小组里总有人不开口说话。我甚至曾经在好几个月之后，才听到某个新成员的声音。
然而，玛吉在今天直接聊起我们带来的纪念品。埃塞尔举起手。“这是伯纳德的，”她用拇指摩擦着电视遥控器，“我本来不想让遥控器变成他专用的东西，天知道，我试过至少上千次，想拿开这个遥控器。我连对应的电视都没留下来。但是我好像没办法扔掉这东西。”
埃塞尔的丈夫还活着，但是他罹患阿尔茨海默症，已经不认识她。人会因为各式各样由小至大的失落而痛苦。你会遗失钥匙、眼镜或失去童贞。你可能会昏了头，丧失良心甚或理智。你会搬出自己家，住进可提供协助的机构，会有子女迁居海外，或是，你必须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配偶逐渐进入痴呆的状况。失去，不仅限于死亡，而哀伤是灰暗的情绪，会以各种形态出现。“我丈夫也霸占遥控器不放，”茜拉说，“他说，那是因为女人掌控了遥控器以外的一切。”“其实那是一种本能，”斯图尔特说，“男人大脑里控制领土概念的区块大于女人。我在约翰·泰斯的节目里听来的。”“所以经他这么一说，就成了神圣不可推翻的定论？”乔瑟琳翻了个白眼。她和我年龄相当，都二十来岁。而和我不同的，是她对任何四十岁以上的人都缺乏耐心。“谢谢你和我们分享你的纪念品。”玛吉迅速插话，“塞奇，你今天带了什么东西过来？”
大家全看过来，我感觉到自己的脸红了。虽然我认识辅导小组里的每一个人，尽管我们围成互信的圆圈，但这样在众人审视的目光下剖析自己，仍然让我痛苦，皮肤上的伤疤，犹如海星般紧攀着我的左眼皮和脸颊，甚至比往常更紧绷了。
我甩动遮住眼睛的刘海，拉出无袖背心下那条挂着我母亲结婚戒指的链子。
母亲过世至今已经三年了，我当然知道为什么我每次想到她，仍然有种被利刃刺进肋间的感觉。也就是因为这样，我成了唯一从开始便留在这个辅导小组里的成员。其他人来这里是为了治愈，而我则是为了惩罚自己。
乔瑟琳举起手。“我对那东西真的有意见。”
我的脸更红了，我以为她指的是我，接着才发现，她一直盯着邓博斯基太太放在腿上的骨灰坛。“太让人反胃了！”乔瑟琳说，“不该带过世的东西出席，我们应该要带的是具有纪念意义的物品。”“他不是东西，他是人。”邓博斯基太太说。“我不想火化，”斯图尔特若有所思地说，“我做过死于火灾的噩梦。”“新闻快报：在你被送进焚化炉之前，你早就死了。”乔瑟琳说。邓博斯基太太哭了出来。
我伸手抽出面纸递给她。玛吉温和但坚定地提醒乔瑟琳，辅导小组是有规矩的，这时候，我起身走向走廊尽头的洗手间。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一直认为“失去”会通向正面的结果。我母亲曾经说过，她就是这样才遇到了一生的至爱。她把皮夹忘在餐厅里，副主厨看到之后，找出了她的联络方式。当他打电话给她时，她不在家，她的室友帮忙留下口信。我母亲回电，接电话的女人找来了我父亲。他为了归还皮夹约她见面，两人见面后，她发现他完全符合她所有的梦想……但她同时也知道，之前，当她打电话找他的时候，接电话的是个女人。
还好，那个女人是他的姐姐。
我十九岁那年，父亲心脏病发过世。三年后我失去了母亲，而唯一能让我自己接受的解释是：她终于能和他相聚了。
我走进洗手间，将盖住脸的头发往后拨开。
到了现在，我脸上凹凸不平的伤疤已经褪成了银色，伤口从我的脸颊一路划到眉毛旁边，像是丝质皮包的开口。只不过我的眼皮下垂，皮肤绷得太紧，一时间，你可能看不出我脸上有什么不对——至少我朋友玛丽是这么说的。但大家都看得出来，只不过太客气而没多说，除非这个人不满四岁又出奇的诚实，才会指着我的脸问他们的母亲，这位女士的脸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虽然创伤已经褪色，但是我眼里看到的仍然是意外刚过之后的模样：一道猩红扭曲、犹如闪电般的伤口撕裂我对称的脸孔。就这点而言，我猜，我和得了厌食症的女孩一样，体重不到四十五公斤，却觉得镜子里有个胖女人在回瞪自己。事实上这对我不仅仅只是个伤疤，还是地图，从这里开始，我的人生开始步入歧途。
走出洗手间时，我差点撞倒一个老人。我个子高，看得到他头上一圈白发当中的粉红色秃顶。“我又迟到了，”他说话带着浓浓的英国腔，“我走失了。”
我们大概都一样吧。所以我们才会来到这里，和失去的事物拴在一起。
这个老人是辅导小组的新成员，才刚来两个星期。到目前为止，未曾在任何聚会里发言。然而我第一次看到他就认出了他，只是不记得为什么。
现在我想起来了，是面包店。他经常带他的腊肠狗光顾面包店，而且永远点新鲜的奶油餐包和黑咖啡，然后花好几个小时在黑色小记事本上写字，小狗乖乖睡在他脚边。
当我们走进会议室时，乔瑟琳正在分享她的纪念品，看起来像根扭曲毁损的骨头。“这是罗拉的，”她说，双手拿着牛皮骨头轻轻转动，“在我们让它安乐死之后，我在沙发下面捡到的。”“你为什么到这里来？”斯图尔特说，“那不过是只该死的狗而已！”
乔瑟琳眯起双眼。“至少我没帮它做个青铜面具。”
他们吵了起来，我和老人在这时候坐进了圆圈里。玛吉利用这个机会分散大家的注意力。“韦伯先生，”她说，“欢迎你加入。乔瑟琳正要告诉我们她的宠物对她意义非凡。你有没有养过宠物呢？”
我想起他带到面包店来的狗，他总是和它对半分享奶油面包。
但是他没说话。他低着头，仿佛有人将他压在座位上。我认得这个姿势——他希望自己能消失。“对宠物的爱有可能胜过爱一个人。”我突然发言，连自己也吓了一跳。大家都转头看着我，因为我和别人不同，极少主动开口让自己成为焦点。“重点不在于你心里为了什么才会有个洞、有个遗憾，而是在于缺口确实存在。”
老人缓缓抬起眼睛。即使透过遮住脸的头发，我仍然可以感受到他炽热的目光。“韦伯先生，”玛吉也注意到了，她说，“你今天是不是也带了什么纪念品来和大家分享……”
他摇摇头，蓝眸的目光淡定，看不出任何情绪。
玛吉没插话，让沉默的片刻成为祭坛上的献品。我能了解，因为有些人来这里是为了发言，而有些人只是想聆听。但宁静无声却仿佛心跳的节拍，震耳欲聋。
失去，就是这么自相矛盾，已经不在的事物怎么会让我们感觉到如此的沉重？
时间临近尾声，玛吉感谢所有成员的参与，大伙儿收起折叠椅，回收纸盘和餐巾。我把没吃完的松糕全送给了斯图尔特。把糕点带回面包店就好像把一桶水倒进尼加拉瓜瀑布。接着，我走出去，准备回去工作。
如果你在新罕布什尔州住了一辈子，就像我，那么，你也嗅得出天气的变化。这天虽然热到难以忍受，但是天空中仿佛有人用无色墨水写了雷雨将至。“打扰一下。”
听到韦伯先生的声音，我转过头。他背对着我们刚才聚会的圣公会教堂站着，虽然外头的温度至少有三十度，但他仍然穿着长袖衬衫，扣子一路扣到领口，还系着窄版领带。“你刚才真体贴，为那个女孩说话。”
他讲话有个腔调，会带出字尾本该无声的子音。
我移开视线。“谢谢。”“你叫作塞奇？”[1]
嗯，这是什么高深难解的问题吗？对，我叫塞奇，但是我一向有愧于这个名字。在这一生中，我曾经太多次差点走岔路，情绪对我的牵动远胜过理智。“对。”我说。
让人尴尬的静默宛如面团一样慢慢发酵。“这个辅导小组……你参加很久了吗？”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该有所防备。“对。”“这么说，你觉得辅导小组有所帮助？”
若真有帮助，我也不会一直来到这里。“大家都是好人，真的。只是，有时候，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承受的哀痛比任何人都沉重。”“你的话不多，”韦伯先生若有所思地说，“可是你一开口……你是个诗人。”
我摇摇头。“我是烘焙师傅。”“难道一个人不能兼具双重身份吗？”他问道。接着，他慢慢地走开了。
我脸红气喘地跑回面包店，看到我的老板正挂在天花板下方。“对不起，我迟到了，”我说，“圣母圣坛挤满了人，而且某个开休旅车来的笨蛋还占了我的位置。”
玛丽拼凑出一个鹰架，躺在上面画面包店的天花板。“那个笨蛋应该是主教，”她答道，“他上山前路过店里。他说你烤的橄榄面包犹如天赐的美味。这话出自他口中，应该是极高的评价。”
玛丽·德安吉利斯在过去一度是玛丽·罗伯特修女。她对栽培植物特别有天分，在马里兰州的修道院里以精于园艺闻名。某年的复活节，当她听到修士说“救主已复活”时，她从长椅上站了起来，走出教堂大门。她离开教会，把头发染成粉红色，还到阿帕拉契山径远足。在她来到新罕布什尔州白山一带的总统农庄附近时，耶稣基督在她眼前现身，他告诉玛丽，她有太多灵魂等待喂食。
六个月后，玛丽在新罕布什尔州，位于威斯布鲁克的慈悲圣母圣坛山脚下开了家“每日食粮”面包店。慈悲圣母圣坛占地十六英亩，有一处冥思专用的静室，一座和平天使雕像，苦路十四处十字架以及圣梯，另外还有塞满十字架、天主教教义书籍、宗教音乐唱片、圣人纪念章和马槽摆设的商店。但一般来说，来这里参观的人多半是为了看用新罕布什尔州花岗岩圆石打造，以链子串接，而且长达七百五十英尺的玫瑰经念珠。
圣坛只有在天气好的时候才看得到游客，在新英格兰的冬季，到访人数直线下滑。玛丽眼中的卖点就是在这里：还有什么比现烤面包更入世的呢？何不借由可同时吸引信徒和非教友的面包店来提升圣坛的收入？
唯一的困难是她完全不懂烘焙。
于是，我登场了。
父亲在我十九岁时突然过世，也就是在那一年，我开始烘焙。葬礼过后，我回到大学校园，却发现一切都变了。教科书里尽是我看不懂的文字，我爬不起床，没办法去上课，考试一次又一次缺席，不再交作业。某天晚上，我在宿舍醒过来，闻到面粉的味道——而且味道浓到仿佛是我在面粉团里打过滚。我冲了个澡，但仍然摆脱不掉这个气味。这味道让我想起小时候的星期日早晨，在父亲烘烤的贝果和洋葱小面包香味中醒来的感觉。
他一直想教我们几个姐妹如何烘焙，但我们多半不是忙着课业，就是急着到曲棍球场去，或是听男孩子们说话。应该说，我以前真是这么想的，直到有一天，住校的我溜进学校餐厅的厨房里，开始每晚烤面包。
我把一条条面包像弃婴般留在我敬爱的教授的办公室门口，摆在那些脸上微笑足以让我惊叹到哑口无言的男孩的宿舍里。我还会在讲桌上放一排用老面发酵的小面包，将大一点的面包偷偷塞进自助餐厅女服务生的大包包里——她老是说我太瘦，总爱在我的餐盘里加上额外的松饼和培根。在指导老师表示我四门学科中有三门不及格的那天，我无法为自己作任何辩护，只能给她一条加了茴香、苦甜兼备的蜂蜜法国面包。
一天，母亲突然到学校来。她住进了我的宿舍，从小处着手，开始改变我的生活。从确认我是否吃了东西，一直到陪我走到教室，询问我是否有作业。“如果连我都没放弃，”她告诉我，“你也不行。”
我担心自己没法在四年内完成课业，但最后还是毕业了。当我走上讲台接下证书时，我母亲站起来大吹口哨。但接下来，一切却陷入了地狱。
我受了不少折磨。我原来站在世界的最高点，下一刻，却是在岩石脚边爬行。我经历的一切，几乎都能以其他方式解决，而且若我真的那么做，结果一定截然不同。但光是想不能改变任何事实，对吧？所以，事发之后，当我的眼睛仍然充满血丝，太阳穴上仍有科学怪人般的弯曲缝痕，而且脸颊伤疤和棒球缝线一样时，我给母亲的建议，和她当年的话一模一样：如果连我都没放弃，你也不行。
刚开始她的确没有放弃。在这段将近六个月的时间里，她器官功能一个接着一个衰竭。我每天坐在医院里陪着她，晚上才回家休息。只不过我没有真正休息。我又开始烘焙——这对我来说是理所当然的治疗方式。我送手工面包给她的医师，为护士们制作盐味脆饼。而我的母亲呢，我为她做的是她最喜欢的肉桂卷，淋上浓浓的糖霜。我每天做，但是她一口也没吃到。
哀伤辅导小组的辅导员玛吉鼓励我找个工作，建立某种程度的日常规律。她说：“假装你已经做到了，直到你真的做到。”但是我没办法想象自己在大白天里工作，那么一来，大家都会盯着我的脸看。我从前就很害羞，现在更是孤僻。
玛丽说，她会遇见我，是上天的旨意。（她自称修女还俗，但事实上，她放弃的是修女服而不是信仰。）至于我呢，我不相信上帝。听了玛吉的建议——烘焙师傅也在她建议的工作当中，我一翻开分类广告，便看到这个在夜间独自干活，而且可以在顾客走进店里之前就能离开的工作。这纯属运气。面试时，玛丽完全没提起我毫无工作经验，没有值得一提的暑期打工，也没有推荐人。重点是，她看到我的伤疤。她说：“我想，到了你想说的时候，你自然会告诉我。”事情便如此这般决定了。日后我逐渐了解这个人，才明白一件事，她在莳花弄草时看到的不是种籽，而是预先想象植物往后的模样。我猜，她和我见面时，看到的应该也是如此。
在“每日食粮”工作的最大恩典，是我母亲没能活着看到这件事。她和我父亲一样，都是犹太人。我的姐姐派波和莎凡在二十岁时接受了犹太成年礼。虽然面包店里也卖犹太传统的贝果、安息日吃的白面包和十字面包，而且面包店的附属咖啡店还叫作“希伯来”，但是我知道母亲会说：世上面包店这么多，你为什么偏偏要选一家非犹太人开的店工作？
然而，我母亲也会比任何人都早一步告诫我：好人就是好人，与宗教无关。我想，不管母亲现在在哪里，她一定知道玛丽不止一次发现我在厨房里泪流满面，然后先帮着我打起精神，再特意将开店时间往后延。我想母亲应该也知道，玛丽在她过世周年那天，把店里当天的营业所得全捐给了犹太复国组织。唯有在玛丽面前，我不会主动掩饰自己的伤疤。她不只是我的老板，同时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希望，对我母亲而言，这一点比玛丽祈祷的场所更重要。
一大滴紫色油漆滴到我脚边，我抬头往上看。玛丽正在画她的另一个幻影。她经常看到幻影，一年至少三次，而面包店的设置和菜单通常也会随之变动。比如咖啡吧是她的一个幻影，暖房的窗户也是，窗边挂着一排排雅致的兰花，花朵像是一串串珍珠，垂挂在茂密的绿叶之间。一年冬天，她在“每日食粮”办了编织聚会，而另一年则是开了瑜伽课。她不时告诉我，饥饿和肚皮无关，一切都攸关心灵。说实在的，玛丽经营的不是面包店，而是一个小区共同体。
玛丽也在墙上写了几句她的格言：“寻找，必有所获”“偏离正轨的人，并非个个迷途”“生命不在长短，而在于意义”。有时候我难免怀疑，这些陈腔滥调究竟是玛丽自己瞎编的，还是她从印在T恤上的励志文句中抄来的。但我猜这不打紧，因为来店里的客人似乎都对此很欣赏。
今天，玛丽写下她的最新箴言：“你揉出的全是爱（All you knead is love）”。我念了出来。“你觉得怎么样？”她问道。[2]“我觉得小野洋子会告你侵权。”我回答。
店里的咖啡师傅洛可正在擦拭吧台，他说：“列侬太有才。你们[3]请想象，若他还在世。”
洛可今年二十九岁，辫子头上有过早出现的白发，重点是，他只用俳句般的诗句说话。这是他的风格，他应征时就告诉过玛丽。但由于洛可在拿铁、玛奇雅朵的奶泡拉花上有惊人的天分和创意，玛丽决定放过他在谈吐上的惯性顿挫。他不但有办法在奶泡上画出蕨叶、爱心、独角兽、女神卡卡和蜘蛛网，还曾经在玛丽生日时，为她画出教宗本笃十六世的肖像。而我呢，我则是因为洛可说话风格之外的另一个特色喜欢他：他从不直视别人的双眼。他说：“一个人的灵魂可能会在四目相望时被偷走。”
对此，我只能说：阿门，感谢主。“长棍面包销售一空。”洛可告诉我，“顾客气冲冲，咖啡免费送。”他顿了一下，思索诗句字数是否正确，“今晚多做点。”
玛丽慢慢垂吊而下。“聚会如何？”“和往常一样。今天一整天都这么安静，没有客人吗？”
她碰到了地板，发出“咚”的一声轻响。“才不是，家长送孩子们上学之前忙了一阵子，午餐时间也是。”她站稳身子，在牛仔裤上擦了擦手，然后跟我走进厨房，“还有，撒旦来过电话了。”她说。“我猜猜看。他要帮乌干达游击队的头子约瑟夫·孔尼订制一个生日蛋糕？”“我说的撒旦，”玛丽仿佛没听到我的话，“指的是亚当。”
亚当是我的男朋友。但称不上我真正的男朋友，因为他已经是别人的丈夫了。“亚当没那么糟。”“他很浮躁，塞奇，而且他在感情上的杀伤力太大。如果你觉得这么做真的没错……”玛丽耸耸肩，“我要上圣坛去除草，让洛可当家。”圣坛虽然没聘请她，但似乎没有人会介意让一个精通园艺的前任修女去整理花草。拿铲子挖土、扯草根、拖树枝等让人汗流浃背的园艺工作，是玛丽的舒压方式。有时候我觉得她根本不用睡觉，而是和她心爱的植物一样，进行光合作用就够了。她似乎比我们这些凡人更有精力，行动更敏捷，和她相比，“小飞侠”里的小叮当简直像树懒。“玉簪花闹革命了。”“祝你玩得开心。”我一边说，一边系上围裙，把注意力放在这天晚上的工作上。
我的烘焙室配备了大型螺旋搅拌机，因为我会同时烘烤几种面包。我准备了一些在不同温度下预先发酵的面种，装在贴有标志的罐子里。我用计算机程序计算烘焙材料百分比，但错乱的计算功能总会加出超过百分之百的比例。然而，我最喜欢的烘焙方式是拿出容器和木勺，加上四种材料：面粉、水、酵母和盐。接着，一切就靠时间来决定了。
烤面包是场运动，你不仅要在烘焙室的几个工作台之间迅速走动，检查面团膨胀程度，加入材料搅拌，使劲拿起搅拌机的容器，还得花一番力气搅揉，让面筋加速形成。就算分不清新面种和预发酵面种有什么不同的人，也知道你得动手揉，在工作台上有节奏地推开再卷起来，推平再折好。如果你的动作正确，称之为面筋的蛋白质会随之出现，产生二氧化碳，形成大小不一的气孔。经过七或八分钟之后——这段时间足够你决定家中琐事的先后顺序，或是在脑子里回放自己稍早和另一半的对话，思索对方的弦外之音——面团会变得平滑柔韧。
到了这时候，你必须放下手上的面团。把面包当人看实在好笑，但是我就是喜欢面团必须静置，从碰触、噪音和戏剧化过程中恢复过来之后，才能再进化。
我不得不承认，我自己经常有这种感觉。
烘焙师傅的工作时间会对大脑带来奇特的影响。如果你每天从下午五点开始，工作到隔天凌晨，你也会听到烤箱定时器跳动的声音，会看到藏在阴影下的动静。你辨认不出自己说话时的回音，会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是世上最后的幸存者。谋杀案之所以多半发生在夜里，我深信其中一定有其原因。对我们这些天黑后才活过来的人而言，这个世界完全不同，比平时更脆弱，更虚幻，是个复制品，是让我们模仿其他人居住的地方。
我日夜颠倒了太久，所以，要我在日升时上床睡觉，日落时开始工作，已经不算难事。在多数日子里，这表示我大概可以睡六个小时，再回到“每日食粮”重新开始工作。然而，当个烘焙师傅表示你能接受边缘人的生活，而我对此则是敞开双臂欢迎。我可能遇见的人只有便利商店员工、甜甜圈店驾车外带窗口收银员和换班的护士。另外，当然就是玛丽和洛可，他们在我抵达之后负责面包店的打烊工作。他们把我锁在店里，好比《格林童话》中成了皇后的女郎。只不过，我不是被关在里头数谷粒，而是在第二天变身成摆放在架上和玻璃橱窗里的糕点面包。
我一向不爱与人群接触，但到了现在，我更喜欢独处。这个安排再恰当不过：我独自工作，玛丽负责站在第一线和顾客聊天，吸引他们再次光顾。而我躲在后面。
对我来说，烘焙是沉思的方式。在我切下一大块面团放到磅秤上，看到上面出现了完美手工面包所需的数字时，喜悦油然而生。我爱极了搓揉法式长棍面包时面团在我掌心的震动；我喜欢穿着宽头厨师鞋蜷起脚趾，喜欢左右摆头松松筋骨。我就是喜欢这样：知道电话不会响，没有干扰。
我每晚进度到了完成半百公斤的面包时，我听到玛丽从山上的花园回到店里打烊。我在工业用水槽里洗了手，脱下工作时包住头发的厨师帽，走到前头的店面。洛可正要拉上摩托车夹克的拉链。透过厚厚的橱窗玻璃，我看到闪电如虹，划过阴暗的天际。“明天见，”洛可说，“除非我们死于睡梦中。这死法未免绝妙。”
我听到一声狗叫，这才发现面包店里还有别人。这唯一的顾客是和我参加同一个哀伤辅导小组的韦伯先生，他牵着他的小狗。玛丽坐在他身边，双手捧着一杯茶。
看到我，他忙着站起来，朝我笨拙地点个头。“又见面了。”“你认识约瑟夫？”玛丽问我。
哀伤辅导小组和戒酒无名会一样，除非得到同意，否则你不会“泄漏”某个人的身份。“我们见过面。”我回答，将头发往前甩，遮住脸。
他牵着的腊肠狗朝我走近了些，想舔沾在我裤子上的面粉。“爱娃，”他斥喝它，“守规矩！”“没关系。”我告诉他，随后蹲下来拍拍他的狗，总算松了一口气。动物不会瞪着你看。
韦伯先生把牵狗绳的拉环套在手腕上，站了起来。“我害你不能下班。”他带着歉意对玛丽说。“别这么说，有你陪着，我很高兴。”她低头看老先生八分满的杯子。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开口，毕竟，我手边还有很多事要做。但这时外头已经下起了暴雨。停车场里只剩下玛丽的哈雷机车和洛可的丰田，这表示韦伯先生要不就走路回家，要不就要等巴士。“你可以留在这里等巴士。”我告诉他。“喔，不，”韦伯先生说，“这样太麻烦你们了。”“一定要。”玛丽附和我。
他感激地点点头，又坐了回去。他双手握住咖啡杯，爱娃在他的左脚边躺了下来，闭上眼睛。“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玛丽对我说，“烘出你的心型小面包。”
但是我没和韦伯先生一起留在店里，而是跟着玛丽走向后面她放机车雨具的房间。“他走了以后，我不负责清理。”“没关系。”玛丽雨裤穿到一半，停下来说。“我不招呼客人的。”事实上，当我在早上七点踩着疲惫的步伐离开烘焙室，看到店里挤满了来买贝果的上班族和正要把一条条小麦面包塞进自备购物袋的家庭主妇，我总是有些惊讶地想起：原来，我的烘焙室外头还有个世界。我猜想，如果哪个病人在监视器上的心跳本来已经呈一条直线，而在经过电击，心脏恢复跳动，重返忙碌嘈杂的人世间之后，一定也会有同感——一下子涌进太多信息，感官知觉皆负荷不起。“开口请他留下来的人是你。”玛丽提醒我。“我一点也不了解这个人。万一他想抢劫或有更糟的企图怎么办？”“塞奇，他九十岁都不止。你觉得他可能用假牙咬断你的喉咙吗？”玛丽摇摇头，“在你有生之年，约瑟夫·韦伯很有可能封圣。威斯布鲁克没有人不认识他。他当过孩子的棒球教练，组织过义工队清理河口公园，在高中教了几百万年的德文。他是所有人心中最亲切的祖父。我不认为他会溜进厨房，趁你转身时，拿面包刀往你背后刺。”“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我喃喃地说。“那是因为你躲在井底。”玛丽说。“应该说是躲在厨房里。”如果你白天睡觉晚上工作，你不可能有闲暇读报纸或看电视。本·拉登死后三天，我才知道这个消息。“晚安。”她很快地拥抱我一下，“约瑟夫不会伤害人，真的。顶多是话多到足以烦死你。”
我看着她拉开面包店的后门，冲向滂沱的大雨中，头也不回地挥了挥手。她出门之后，我拉紧门上锁。
当我回到面包店的餐饮区时，韦伯先生的杯子已经见底，他将小狗抱在腿上。“对不起，”我说，“店里的事。”“你不必招呼我。我知道你要忙。”
我要揉出上百个面包，要煮贝果，要捏洋葱面包。没错，我的确要忙。然而我却讶异地听到自己说：“没差那几分钟。”
韦伯先生指指玛丽刚刚坐的位置。“那么，请坐。”
我是坐下了没错，但我也看了看手表。定时器再过三分钟会响，到时候我得回烘焙室。“呃，”我说，“天气真坏。”“我们老是遇到坏天气。”韦伯先生回答。他这串话太精准。“可是今天晚上我们不是因为天气不好才来的。”他抬起眼睛看着我，问，“你为什么会参加辅导小组？”
我直盯着他的双眼。辅导小组有个规矩，如果成员心理还没做好准备，还不想吐露心事，旁人就不能施压。韦伯先生本身当然还没准备好，由他来质问连他自己都不愿回答的话，这似乎失礼。但是话说回来，我们现在也不是在辅导小组的聚会当中。“是我母亲，”我把聚会时不愿对任何人说的话告诉他，“癌症。”
他同情地点点头。“我为你感到难过。”他生硬地说。“你呢？”我问道。
他摇了摇头。“太多了，数不完。”
我不知该如何回应。从前我奶奶经常说，到了她的年纪，朋友一个个陨落，好比往下掉的苍蝇。我试着站在韦伯先生的角度看，我奶奶说的没错。“你当烘焙师傅很久了吗？”“有好几年了。”我回答。“年轻女人会选择这个行业很奇怪。社交机会不太多。”
他难道没看到我的模样？“很适合我。”“你的手艺很好。”“任何人都可以烤出好吃的面包。”
厨房里传来定时器的声音，被吵醒的爱娃开始吠。几乎在同一时间，巴士正要停进路口的巴士站，由远而近的灯光照进面包店橱窗。“谢谢你让我留下来等车。”他说。“不客气，韦伯先生。”
他的脸色柔和，说：“请你叫我约瑟夫。”
我看着他把爱娃藏进大衣里，撑开雨伞。“改天再来。”我说。因为我知道玛丽会希望我这么说。“就明天吧。”他宣布时间的方式，好像我们订下了约定。他走出面包店，斜斜地朝巴士大灯的方向走过去。
我刚刚虽然告诉玛丽我不会清理善后，但是我仍然动手收拾脏杯子和盘子，而且发现韦伯先生——约瑟夫——忘了拿他的黑色小本子，每当他坐在店里，总是会打开日志写东西。他用松紧绳圈住日志。
我抓起本子便冲进风雨中，一脚踩进了大水坑，鞋子完全浸湿。“约瑟夫！”我不顾湿发贴在头上，大声喊他。他转过身来，爱娃睁着珠子般的眼睛从他风衣前襟里往外看。“你忘了拿这个。”
我高举黑本子，朝他走过去。“谢谢，”他把日志好好地放回口袋里，说，“少了这东西，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斜拿着伞，好遮住我。“你打算写一本美国畅销小说？”我猜。自从玛丽在店里设置了无线网络之后，这地方常有未来的作家出没。
他似乎很惊讶。“喔，不是。只是记录自己的想法，否则我老是忘东忘西的。比如说，假如我不记下我喜欢你做的凯撒面包，下次来的时候就会忘记点。”“我想，大多数的人都会需要这样的本子。”
巴士司机按了两下喇叭。我们同时朝着声音来源看过去。强光扫过我的脸，我不禁为之退缩。
约瑟夫拍拍口袋。“要记得去‘记住’。”他说。
在我们相识之初，亚当就说我很漂亮。我早该拿这句话当作第一个线索，来判断他的确是个骗子。
在我这辈子最痛苦的日子——也就是我母亲过世当天，我认识了亚当。我姐姐派波联络了殡仪馆，他是殡仪馆经理。我依稀记得他向我们解释流程，带我们挑选棺木。但是我第一次真正注意到他，是当我在母亲葬礼上出丑的那一刻。
我们姐妹都知道母亲最喜欢的歌曲是《彩虹彼端》。派波和莎凡想雇个专业歌手在葬礼上献唱，但是我另有计划。母亲爱的不只是歌曲本身，也爱茱蒂·嘉兰的诠释。而且我答应过母亲，茱蒂·嘉兰会在葬礼上献唱。“最新快报，塞奇，”派波说，“除非你是灵媒，否则你没办法和茱蒂·嘉兰约时间。”
但最后她们还是让我如愿，主要的原因，是我把这件事解释为母亲的遗愿。我必须把CD交给殡仪馆经理，也就是亚当。我把《绿野仙踪》电影原声带里收录的《彩虹彼端》下载到iTunes，让他在葬礼开始时透过播音系统放送。
糟的是，那首曲子不是《彩虹彼端》，而是电影中小矮人唱的另一首《呦喝！巫婆死了！》。
派波哭了出来，莎凡太难过，只好先行离席。
而我，竟然咯咯发笑。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笑声就从我口中蹿了出来，宛如迸溅的火花。突然间，礼堂里的每个人都向我瞪来，用愤怒炽热的眼神，将我的脸和我口中冒出的不合时宜的笑声一分为二。“天哪，塞奇，”派波怒气冲冲地说，“你怎么做得出这种事？”
我惊慌失措，感觉自己被逼进绝路，从前排座位上站了起来，往前走两步便晕了过去。
我在亚当的办公室里醒了过来。他跪在沙发旁边，拿着打湿的毛巾压在我的伤疤上。我立刻缩着身子躲开，用手遮住自己的左脸。“知道吗，”他说话的方式，仿佛我们正好聊到一半，“我这行没有任何秘密。我知道谁做过美容，谁经历过乳房切除手术。我晓得哪个人开过盲肠或疝气手术。这些人身上有伤疤，但是他们各有各的故事。再说，”他说，“我第一次看到你也不是因为你的伤疤。”“讲得像真的一样。”
他伸手搭着我的肩膀。“当时我就觉得，”他说，“你很漂亮。”
他有一头黄棕色的头发和蜜棕色的眼睛。他温暖的掌心贴着我的皮肤。我未曾美丽过，事发之前没有，事发后更不必说。我摇摇头，想推开这个想法。“我早上没吃东西……”我说，“我得回里头去——”“放轻松。我刚才建议大家先休息十五分钟再开始。”亚当犹豫了一下，“也许你会想从我的iPod里找另一首曲子来替代。”“我可以发誓，我下载的是正确的曲子。我姐姐一定恨死我了。”“我见过更糟糕的场面。”亚当回答。“我怀疑。”“我见过喝醉的情妇爬进死者的棺材，最后是遗孀把她拉出来，还把她打得半死。”
我瞪大了眼睛。“真的吗？”“是啊。所以这次……”他耸耸肩，“算不上什么。”“可是我笑了出来。”“很多人会在葬礼上笑，”亚当说，“那是因为我们无法坦然面对死亡，笑是一种反射反应。而且我敢说，你母亲宁愿知道你以笑声庆祝她的生命，而不是以泪眼相看。”“我母亲会觉得好笑。”我轻声说。“来。”亚当把放在套子里的CD交给我。
我摇摇头。“你留下来好了。说不定娜奥米·坎贝尔会成为你的客户。”
亚当咧嘴一笑。“我猜也是，我敢说你母亲一定会觉得好笑。”他说。
一星期过后，他打电话来关心我。我觉得这有点奇怪，一来，我从没听说殡仪馆也提供售后服务；二来，当初决定找他的是派波，不是我。听到他的关心慰问，我在感动之余，为他烤了一个波兰式海绵蛋糕，在某天上班途中，绕道拿去殡仪馆送给他。我本来想留下蛋糕就好，不必和他碰面，没想到他也在公司里。
他问我是否有空一起喝杯咖啡。
要知道，即使在那天，他仍然戴着婚戒。换句话说，我很清楚自己走进了什么局面。我唯一的辩词是我从来没想到会有男人看上我，尤其在我出事之后。没想到亚当出现了——有魅力而且事业有成——我竟然会吸引这种人。我的每一丝道德神经都在说：亚当属于另一个人。但是我脑中压倒性的低语则说：乞丐没资格挑三拣四；能得到的就收下，否则，还有谁会爱上像你这样的人？
我知道自己不该和已婚男人发展任何关系，但是这没能阻止我爱上他或希冀他的爱。我重新调适过自己的生活，为的是独自生活、工作，孤单走完自己的后半辈子。就算我曾经找到声称无视我左脸疤痕的人，我又怎么能知道对方是爱我或是可怜我？这些人都很像，而我一向不擅看人。亚当和我之间的关系暗不见光，躲在关闭的门后。换句话说，正好是我的安全地带。
在你开始表示意见，说让一个处理尸体的人来碰触你未免让人毛骨悚然之前，让我先说句话：你错得太离谱。任何逝者——包括我母亲在内——若能在亚当这么温柔的手下获得最后的修饰，都是幸运的。他是唯一能真正欣赏生者躯体之美的人。在我们温存时，他总是会爱抚我的颈侧、腕际、膝窝这些脉搏跳动的位置。
亚当如果来我的住处找我，我会牺牲一两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来换取他的陪伴。他的工作性质必须二十四小时待命，但他也几乎随时能溜班。也就是这样，他的妻子既没发现也没起疑。“夏侬好像知道了。”这天当我躺在亚当怀里时他这么告诉我。“真的吗？”我努力抗拒他这句话带给我的感受，我就像搭着云霄飞车来到顶点，再也看不到前方的轨道。“今天早上，我车子的保险杠上多了一张新的贴纸，上面写的是‘我爱妻子’。”“你怎么知道是她贴的？”“因为不是我贴的。”亚当说。
我想了一下。“保险杠贴纸不见得是嘲讽，说不定是一种幸福的无知。”
亚当的妻子是他高中女友，到了大学期间还一直在一起。他工作的殡仪馆是妻家的事业，有五十年的历史。他一星期至少会告诉我两次，表示他会离开夏侬，但我知道这不是真话。首先，他这么一来等于放弃自己的事业，再者，他要放下的也不止夏侬，还要加上葛丽丝和布莱恩这对双胞胎。当他提起这对子女时，音调完全不同。我希望他也会用这样的语气说起我。
然而，他应该不可能说起我。我是说，他会对谁说起自己的外遇对象？我只向玛丽一个人说过这件事，然而她没把这件事当作亚当和我的共同错误，依照她的反应来看，更觉得是亚当勾引了我。“我们这个周末去度个假吧。”我提议。
我星期日不必工作，面包店每星期一公休。我们可以失踪宝贵的二十四小时，而不是躲在我的卧室里，拉下窗帘遮挡阳光和他停在转角处中国餐厅停车场里的车——外加保险杠上的新贴纸。
夏侬曾经来过面包店。我透过隔开烘焙室和店面的窗口看到她。我认得出夏侬，因为我在亚当的脸书上看到过她的照片。我以为她是来找我算账的，然而她买了几个黑面包之后就离开了。之后，玛丽走进烘焙室，看到我松了一口气，无力地坐在地上。当我把亚当的事情说出来时，她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你爱他吗？”
我说：“爱。”“不，你不爱他。”玛丽说，“你无法自拔地爱上了躲躲藏藏的感觉。”
亚当轻抚我脸上的疤。尽管过了这么久，而且医学上也不可能成立，但我的皮肤仍然会刺痛。“你想离开。”他重复我的话，“你想和我在阳光下走在马路上，让每个人都看到我们在一起。”
听他这么说，我明白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我想和他躲进白山国家公园的豪华旅馆，或是关在蒙大拿的小木屋内。但是我不想让他知道正确的，所以我说：“说不定就是这样。”“好，”亚当用手指卷绕我的头发，“去马尔代夫。”
我撑起手肘。“我不是开玩笑。”
亚当看着我。“塞奇，你连镜子都不肯照。”“我上网搜寻了东南航空公司的航班，到堪萨斯市的机票只要四十九美金。”
亚当用指头上上下下划过我的肋骨。“我们为什么要去堪萨斯市？”
我推开他的手。“别让我分心，”我说，“因为堪萨斯市不是这里。”
他翻个身，趴在我身上。“订票吧。”“真的吗？”“真的。”“如果有人找你呢？”我问道。“反正人死都死了。”亚当实事求是地说。
我的心跳乱了节拍。公开出现在大众面前——这个想法太诱人了。如果我和一个明显想陪伴我的英俊男人手牵手走在一起，我是否会因此变得“正常”？“你要怎么向夏侬解释？”“就说我疯狂地爱上你。”
我常常想，倘若我早点遇到亚当，一切会有什么转变？我们念的是同一所高中，但前后差了十届。我们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都独自作业，工作时间和别人都不一样，一般人绝对不会选择这样的行业。“说我没办法不想你，”亚当又补了一句，他轻咬我的耳垂，“说我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你。”
我必须说，我最爱亚当的就是他无法和我朝夕相处。当他爱一个人的时候，他会贯注所有感情，全心全意地投入。他对他的双胞胎儿女就是如此，他每天晚上都在家里听葛丽丝的生物考试成绩，或听布莱恩报告他如何打球队本季的第一支全垒打。“你认识约瑟夫·韦伯吗？”我突然想起玛丽的话。
亚当翻身躺回去。“我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你，”他重复刚刚的话，“你认识约瑟夫·韦伯吗？对，这个回应一点也不奇怪……”“听说他在高中教书？教德文。”“双胞胎修的是法文……”他突然弹了一下手指，“他是少棒裁判，布莱恩当时应该只有六七岁。我记得当时就觉得那家伙至少有九十岁，主办单位一定是疯了，没想到他精力旺盛得很。”“你对这个人有什么认识？”我侧躺着问他。
亚当用双手抱住我。“韦伯吗？他是个好人。他对球赛了如指掌，一次也没有误判。我只记得这些。你为什么要问这个？”
我露出一丝微笑。“我要离开你，投进他的怀抱。”
他慢慢地、带着爱意地亲吻我。“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你改变心意？”“我想，你一定能想出办法的。”说完我用双手圈住他的脖子。
威斯布鲁克是个小地方，居民的血脉传承多半来自五月花号移民。身为犹太人，我们三姐妹显得特别与众不同，和班上同学相比，我们好像长了一身天蓝色的皮肤。每年，约摸在同学的午餐盒里都会带着复活节白煮蛋的时候，我都会问父亲为什么我们要暂停一星期不吃面包。父亲的回答是：“适度调整钟形曲线。”但没有人因此作弄我，相反，当小学老师教我们除了圣诞节以外的假日时，我和朱里厄斯一起成了名人——他是学校里唯一的非裔美国孩子，而且他祖母[4]庆祝的是宽札节。我会去上希伯来学校，是因为我两个姐姐都去，但将近成年礼时，我便吵着不肯去。我父母不肯，于是我开始绝食。我的家人已经和其他家庭不同了，我不想让自己引来更多不必要的注意。
我的父母都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并没有遵循饮食戒律或宗教仪式（除了在派波和莎凡接受成年礼之前的那几年不得不参加时除外。星期五晚上，我坐在祷告席上听领唱者唱诗歌，不解诗歌为什么多半是小调。就《获选的子民》来说，这些作曲者似乎不太快乐）。然而我父母仍然在赎罪日禁食，并且拒绝摆设圣诞树。
对我而言，他们信仰的似乎是简易版的犹太教，所以，他们凭什么告诉我该如何信仰，或我该信仰什么宗教？这句话是我躲避成年礼的说词。我父亲安静以对。他说：信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你能够去相信。接着他要我进房间去，不准我吃晚饭。这个决定让人震惊，因为我家人一向鼓励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无论会引发多大争议都一样。最后，我母亲溜到楼上，拿了个涂了花生酱和果酱的三明治给我。“你父亲虽然不是犹太教祭司，”她说，“但是他坚信传统，觉得父母应该要把一切都传承给下一代。”“好，”我争辩说，“我可以在七月去买开学要用的文具，在感恩节时准备撒了棉花糖的烤甜番薯。妈，我不是反对传统，我只是不想去上希伯来学校。宗教不是与生俱来的，人不能跟着父母去信仰。”“敏卡奶奶穿毛衣，”我母亲说，“永远都穿着毛衣。”
这句话听起来似乎不着边际。我的奶奶住在备有医疗照护的住宅小区，她在波兰出生，说话时带着浓浓的口音，听来就像在唱歌。还有，没错，就算外头的温度足足有三十二度，敏卡奶奶也永远穿着毛衣，外加过浓的腮红和豹纹花样的衣裤。“许多幸存者都借由外科手术去除掉刺青，但是她说，每天早上看到那个记号，可以让她记得自己赢得了胜利。”
好一会儿之后，我才听懂她的话。我奶奶曾经被关进集中营？我都十二岁了，怎么不知道这件事？为什么我的父母要瞒着我这件事？“她不喜欢提，”母亲简要地说，“她也不喜欢让别人看到她的手臂。”
我们在社会课学过纳粹大屠杀。我实在很难将教科书图片里的活骷髅和我丰腴的奶奶连在一起，她身上有一股紫丁香的气味，绝对不可能错过每星期和发型设计师约定的时间，她公寓的每一个房间里都放着彩色拐杖，方便她走动。她不是历史的一部分。她是我的奶奶。“她不上犹太教堂，”母亲说，“我想，有过那段经历，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会变得相当复杂。但你父亲反而开始上教堂了，这应该是他面对你奶奶遭遇的处理方式。”
为了融入群体，我想尽办法排除我的宗教，结果没想到我是个货真价实的犹太人，而且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我既沮丧又愤怒，而且自私地把头埋进枕头里。“那是爸爸自己的问题，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母亲犹豫了，“如果她没活下来，塞奇，今天也不会有你。”
有关敏卡奶奶的过去，我们只讨论过那么一次。但那年，当我们邀她到家里来共度光明节时，我发现自己仔细端详着她，想在她脸上找出真相的影子。然而她和往常一样，趁我母亲不注意时，偷偷撕掉她不想吃的烤鸡皮；把她皮包里专为我两个姐姐搜集来的香水和化妆品样品拿出来；把电视剧《我的孩子们》里的人物当成她一起喝咖啡的朋友一样批评。如果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待过集中营，当年的她，一定不是今天这个人。
在母亲把奶奶故事告诉我的那晚，我梦到一段自己完全没印象的儿时时光。我坐在敏卡奶奶腿上，她正在翻书，读故事给我听。我现在才发现那个故事不对。书上画的是灰姑娘，但是奶奶脑子里想的是另一个故事，因为她口中的故事是黑暗的森林、怪物，还有用麦片和谷粒铺出来的小径。
我还记得自己不怎么专心，因为我迷恋地看着奶奶手腕上的金镯子。我一直想去摸，不停地拉她的袖子。突然间，她的毛衣袖口往上卷起，刚刚好让我发现她前臂内侧有个褪色的数字。“那是什么？”“我的电话号码。”
前一年还在幼儿园时，我背下了家里的电话号码，如果迷路了，我可以让警察帮忙打电话回家。“如果你搬家怎么办？”我问道。“喔，塞奇，”她笑着说，“我在这地方住定了。”
第二天，当我在烘焙室里烤面包的时候，玛丽走了进来。“昨晚我做了一个梦，”她说，“你和亚当一起烤法式长棍面包。你要他把揉好的面团放进烤箱里，但他却把你的手臂塞进去。我大声尖叫，想把你从火里拉出来，但是我动作不够快。当你离开烤炉边时，你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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