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英）埃玛·伯恩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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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试读：

蠢、排泄物以及国籍背景的敏感词汇，以求一针见血、振聋

发聩。“爆粗口”是发狠，也是取乐；惹人讨厌，也荒谬可

笑；是口头禅，也是无事生非。——杰弗里·休斯

我在约莫9岁的年纪，因为叫了我弟弟一声“傻屄”（twat）而挨了耳光。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这词原本的含义，只不过当它是“挖苦、嘲笑”（twit）的一个学名。我在那个耳光过后明白了两点：第一，不同的字眼在感情程度上是有差异的；第二，某些感情程度强烈的字眼，要谨慎使用。

当然您看，我终究没能改掉说脏话的毛病，反倒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今步入职业女性道路的我，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脏话跟男同事们打成一片。要知道，作为一名研究人员，对着仪器大喊“该死的狗屎”（fucking piece of shit）往往可以算作某种入团仪式。

总算有一天，我发现学界竟不乏致力于研究脏话的前辈，“脏话有效用”论也并非我独创，我真他妈的松了一口气！真正令我认识到脏话的内涵不止于谈笑或污蔑他人的，是参与主持一项神经科学实验——实验里有67名勇敢的志愿者，一桶冰水，一句脏话，还有一块秒表。就是在那之后，我全力转向了对骂脏话现象的探询：人为什么骂，怎么骂，以及骂脏话揭示了人的哪些本质。

但是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什么是脏话，是什么把脏话跟其他词语区别开来——脏话之“脏”，触动的是视听，还是骂者的心弦？是不是所有语言都有脏话？为什么小孩子骂起人来屡教不改？如今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知能有所进益，从维多利亚时代的外科医师，到现代的神经科学家，都有贡献。只不过碍于脏话的负面形象（这本书在出版阶段也曾在书名上面临过痛苦的抉择），这些知识迟迟不得进入主流社会，只能在学术阅览室里积灰。

再拿先前的例子来说，在工作中骂脏话来拉近与同事的距离，我绝对不是个例。相反，从研究来看，脏话确实具有加强同事之间联系纽带的功效。不论是在工厂车间，还是在戏剧排练场，科学家们都通过对照观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同事之间互用脏字、粗口的团队往往比不用或少用脏字、粗口的团队工作更高效、关系更紧密、业绩更显著——再进一步说，骂脏话在减轻工作压力甚至身体痛感上的效用，胜于任何所谓“团队建设”的活动。全凭酣畅淋漓的一句——“我日！”

脏话研究也帮助神经科学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脏话用于情感测评、量化，在近现代科学研究中经久不衰，已有超过150年的历史。由此我们获得了大量关于人脑结构的事实，包括大脑分为左、右半球，以及特定脑内结构如杏仁体在情绪发生、控制之中的作用。

脏话也向我们透露了不少更高层级的思维过程。比如说，人在用非母语说脏话的时候面临较小的心理压力——这一点指引我们去探寻人在早期教育阶段如何逐步了解情绪和禁忌。又比如，说脏话会使人心率加快并给予大脑暴力的暗示，与此同时却降低了实际使用暴力的概率——真是应了“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俗语。

在集体的语言储备之中，脏话还是异常灵活易变的一环。社会禁忌不断变迁，脏话的面貌也得以代代变异。曾经的指天咒骂能够演化为喜悦之情的流露——足球球迷满口不堪的字眼，众所周知是不限于发泄愤懑与诅咒的。

这就引出了最后一点，是我个人的发现。在一次和伦敦大学同事的研究中，我们调查了数千名足球球迷在比赛期间的脏话行为。对于脏话出现的频率，尤其是像“日”（fuck）、“屎、狗屁”（shit）这样的字词泛滥成灾的情况，我们早有准备。但是两者之间（“日”“屎”）呈现出某种比例关系且能与胜负形势高度吻合，倒是令人始料未及。是这样的：几乎毫无例外，“屎”等粗口对应的是球队失球或其他赛场上不利的状况，而“日”则不区分形势利与不利。另外，脏话连篇的球迷尽管看似鲁莽，其脏话的攻击性却远不及我们想象中的程度——在网络媒体上观测到的球迷骂脏话，几乎全部指向自己支持的球队或球员，而非赛事对方。

这项研究一经发表，着实让我品尝到了当过街老鼠的滋味。最先上门的是英国某著名报社的记者。这家报社我不点名，但对于它雷厉风行的道德急先锋姿态，以及一面披露大幅女星长焦裸照，一面煞有其事地批评其“出位”，可谓老少皆知。两个质问劈头盖脸扔过来：一、浪费了多少钱在这项研究上面；二、可不可以从事一些有用的研究（比如癌症治疗）。我的回答是：第一，统共6.99英镑——研究小组自费的一瓶超市红酒，是我们在制定研究假设的时候喝的；第二，我与另外一位此次项目的负责人都是计算机科学家，在医治肿瘤方面没有丝毫的专长，不得已只能把癌症患者托付给相应的专业人士。之后那家报社便再没回音，舆论风波不久也平息了。虽说如此，脏话研究仍为公共舆论所不齿，确实通过这次事件得到了验证。

尽管您可能对脏话也抱有“稀松平常”“不值一提”的成见，但要知道在科学界，脏话研究却是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神经科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历史学家都对其抱有长久的兴趣，实在是有极好的缘由的：脏话现象看似不值一提，却恰恰能告诉我们人脑、思维以及社会是怎样运转的。

在这本书中，我不把脏话作为单独的现象来剖析。我认为脏话非常“屌”的一点，就在于它的触类旁通、无孔不入，所以写着写着，必然会岔得远一点，甚至在有些章节中不提任何脏字。但是从日语拐弯抹角的语式，到黑猩猩的坐便训练，不管乍看之下再怎么不可思议地离题，我保证“我们是如何骂脏话的”这一点将会贯彻始终。

有人会问：我写这本书，是不是为了宣扬不和谐、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非也。我绝对不希望看到脏话泛滥成灾。况且，脏话之所以还能有脏话的作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情感上的震慑效果。反观过去一百年间主流脏话的变迁，可以轻易发现早先的脏话或消减于社会上的过度使用，或没落于普遍价值观的变革，而新的禁忌又不断被制造出来以填补空缺。与过去以不敬神、没有信仰为根基的脏话咒骂不同，当今社会视种族、性别歧视为大忌，也就因此衍生出了相应的咒骂。到底这是象征了新自由主义“政治正确”的霸权，还是代表了抗击恶毒偏见势力的可喜进步，这点就要留给读者您自己来判断了。什么是脏话？

历史上的脏话往往是以发誓或诅咒的形式出现的。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一类词语中蕴含有某种灵验的效力：恶语既出，可以呼风唤雨，变天降灾。

现如今我们说脏话，其实打心底里并不相信它有实际的法力。就比如骂某人“日你祖宗”的时候，大概私下里是不会想着让此话一语成谶的吧！虽说天打雷劈、七十二变的神力不存于人间，然而每当脏话出口，我们依然盼望着它能幻化为一道无形的剑气去挫伤对方的锐气。也就是说，恶语也好，咒骂也罢，仍在源源不断地从迷信和禁忌中汲取能量。

但问题又来了：现实生活中的脏话不光被作为攻击和侮辱的武器，而且被用于表达人自身的愤懑不平、亲友间的同仇敌忾，或是亲昵的调笑、逗乐——这点在调查研究中已经得到了反复印证。脏话的功用如此多元，真是像滑溜溜的泥鳅一样令人抓不住要害，该怎么剖析、定义它呢？我在翻阅了数百项相关研究之后，得到了两条学术上通用的脏话定义：第一，情绪激奋的情况下使用的词语；第二，指代普遍禁忌的词语。回想一下您所知道的脏字、脏话，应该全部符合这两点。

要想得到更为确切的脏话定义，我们还得诉诸语言学的研究。首屈一指的脏话语言学专家得属斯德哥尔摩大学的芒努斯·荣（Magnus Ljung）教授——他在2011年发布的《跨文化的脏话语言学研究》（A Cross-Cultural Linguistic Study）中根据数千份调查样本，总结出脏话具有以下共性：· 包括“日”“屎”等禁忌词；· 不指代或预示实际行动；· 大体遵循一定的语式；· 情感性强，具有表现即时情绪的作用。

本杰明·K.伯根（Benjamin K. Bergen）则在他的著作《我肏，什么玩意儿》（What the F）中指出：对比全世界7 000余种语言中的咒骂习语，不论在类型、用法还是使用频率上都存在广泛的差异性。例如，俄语的词形变化繁复，往往能将个别脏字演绎得出神入化——而溯其根本，几乎无不与对方母亲的私德息息相关；又比如，由于日本文化总体缺少“排泄物禁忌”，在日语中不但鲜见与“放屁”“狗屎”对应的脏话字眼，诸如“微笑便便”一类的表情文字还能轻松走红。这并不代表在日本就可以畅所欲言了——就拿“気違い”一词来说，大致可以译为“神经病”或“智障”，属于情节严重的屏蔽词。又如“くたばれ！”（译为“见鬼去吧！”），也必须在广播节目中加以消音。论到“脏话女王”一点上，日语倒是与其他语言不约而同，要把涉及女性隐私部位的词以及它所代表的形象一并封杀（见2014年行为艺术家五十岚惠在东京的个展）。

文化以语言为载体。文化存异，则必导致脏话的式样不同。伯根在他的书中提出了所谓的“老天／日／屎／黑鬼分类法”（Holy Fucking Shit Nigger），即依据各语言中最常见的脏话指代对象，将其归入一类。大多数语言都可归为前三种（宗教类、性交类或排泄物类）之一。以我个人调查的经验而言，似乎世间鲜少有以最后一类——污蔑歧视类——作为脏话语汇之主体的例子，也有个别语言将动物名称归为禁忌的。比方说在德国，将人叫作“蠢牛”（daft cow）会被罚款300至600欧元；叫“昏猪”（old pig）的话，则罚2 500欧元。荷兰语则习惯将疾病划入“不可说”之列——光凭指着警察先生的鼻子咒人家患癌不治（Kankerlijer），就能被判入狱两年。

是否能从词语的表征中得出脏话的某种共性呢？伯根从常用的美式俚语研究开来，发现英语中简明扼要的脏话语式并不适用于法语以及西班牙语。从听觉感官上看来，脏话似乎也不具备恒常的特性。在一国最平常不过的字眼，往往到了另外一国就在不经意间大大地犯了禁忌。“谐音错意”，是早自莎士比亚时代文学就常用的笑料，在莎剧《亨利五世》中“学语”一折即可见一例——嫁给英吉利王的法兰西公主凯瑟琳不耻下问，向婢女艾丽斯讨教英语词句“脚”（pied）和“长衫”（robe），方才学会了“臂弯儿”（elbow）、“脖颈儿”（neck）和“下巴尖儿”（chin）三个词。凯瑟琳：刚刚可不是讲与你听了——“鼻环日”，“脖

刚日”，“哈爸斤日”（d’elbow，de nick，et de sin）！再来

——“手脚”的脚还有罩身的长衫，你们英语里该怎样念？艾丽斯：“脚丫子”（le foot）——您也一道念，夫人

——“长衫”（le count）。

凯瑟琳顿时仪态尽失，连笑不止。艾丽斯将两词照着法语习惯一念，口无遮拦，竟然像极了街头闾巷的鄙人土语：“搞阿姐”“大胯日”，我的老天哟！这样不上台面的污言秽语，下等人私下互相说说也罢了，恁地教我讲给我那无上尊荣的夫君听？嚯！“搞阿姐”“大胯日”！

如此看来，不论字词长短，字形状貌，还是读音特征，都不足以作为我们判别、定义脏话的凭据了。于是有些语言学家另辟蹊径，企图在“局部大脑活动与脏话的关联”一题上大做文章。《话语，一种有关思想的东西》（Language, the stuff of Thought）一书作者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从语言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做出这样的判断：脏话并非“真实意义上的”语言——负责“高层级思维”的大脑皮层是不生产脏话的。脏话真正的诞生地，是皮质下层负责支配行动、情绪以及其他肢体行为的结构。直白地说，人类的脏话行为，应该更近似于原始动物的叫喊，而非正常语言。

鉴于有关方面新近的科研进展，我必须对这样的观点提出质疑。脏话与肢体行动同出一脉，确实不假，但是依照平克先生的定义法，似乎脏话行为理应被斥为原始蒙昧的残余，活该要被进步的人类所摈弃。放眼望去，在当前的学术研究领域大量的结论认为：脏话与我们的个体息息相关，与社会共同生息，实为人类鲜活的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脏话的内涵远不止于野性的嚎叫——它们传达的是复杂的信息、社群性的语言，承载的是个人的情感、集体的文化。！

我们要脏话确切的定义，何不拿本词典翻翻？可惜，古往今来的词典极少对脏话做直白的注解。1538年托马斯·埃利奥特（Thomas Elyot）爵士在编写词典时，十分确信将有无赖之徒专门为钻研市井的下三烂而来，于是在自序中义正词严地写道：“倘若不事正念，求索丑陋，剥翻典籍，以饱恶俗者，自可另觅他处。”编写《英语大词典》的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听闻两名上流女士对其词典省略“滑稽之言”的赞誉，反倒质问：“汝等岂非遍寻未得乎？”到了维多利亚女皇治下拘束极盛的时期，《牛津英语词典》中连“裤子”（trousers）一词都被归入“不堪言”之列。等到20世纪，渎神以及种族歧视的咒骂已然步入各大词典的庙堂，像“肏”（fuck）、“屄”（cunt）和“撞了邪”（the curse）这样的字眼却仍被拒之门外。说到这里，有个挺有意思的现象：英国的文化关于月经发明了大量的隐晦用语，就比如“撞了邪”，还有“涨红潮”（the crimson tide）、“家里闹仗”（Arsenal playing at home）、“请人刷墙”（having the decorators in），但从没人想过拿它造出些骂人的词来。我所知道的唯一的案例，是牙买加土话中讲的“bloodclaat”或者“rassclaat”。话再说回来——在编写词典的过程之中依礼数之需，擅自脱漏现实生活中脏词的做法，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下半叶。1976年美国《韦氏词典》再版时，刻意简略了“dago”（拉丁大哥）、“kike”（犹太狗）、“wop”（意大利歪泼）、“wog”（瘟鬼，指非白种人族群），并在前言中声明：“切实有害于人种以及民族和谐的恶语语汇，考虑其使用频率在当下确实已呈越发降低的趋势，本词典决定不加以收录及注解。”《韦氏词典》编辑的做法虽说出于善意，却也天真得有点过分。词典中不再收录的用法，不能说在现实中也就一笔勾销了。也许当年的编辑确实看到了种族纠纷就此晏清的希望吧！但是一晃40年过去了，这样的乐观不免令人唏嘘。

那么究竟哪些词句为“脏”、为“俗”，由谁来做判别呢？实际上我们都在做。在各自的社群和文化圈内，我们每个人都有判定语言禁忌的权限——哪些犯忌，哪些不犯忌，哪些犯了忌却可以作为陈情达意的工具。一国之内，往往社会阶层也能纳入某些词句是不是脏话的考量。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在1927年著文《拉尔斯·波尔塞纳，或：脏话何去何从》（Lars Porsena or the Future of Swearing），提到当时“私生子”一词在“被统治阶层”之间一旦出口，足以导致反目成仇；而“同性恋”（bugger）则在他本人所处的阶层中更具威力，以至于几乎通篇皆作为“对反自然恶习的贪恋行为”或“保加利亚的异教陋俗”出现。

他对于这种现象给出了以下说法：“统治阶层对于庶出的子女是宽容得多了的，毕竟再低贱往往也有皇亲贵族的血统；而‘同性恋’则较少冒犯统治阶层，因为他们本身就不避讳同性间的性行为。”此处解说得不免粗劣了一些。他又接着写道：“（然而）30余年前，此词一旦跃上高门会馆的布告，赫然指控某位交游甚广的名流时（指作家王尔德），人群间霎时爆发出一场骇人的躁动，时至今日依然尘埃未定。”

虽然脏话因为人群不同而相异，其语句形式倒像是流水线上模具造出来的一般。光拿英语来讲，不知多少的脏句都可归于数得上来的几个构造法。杰弗里·休斯的作品《英语脏话，咒骂和亵语的社会历史》（Swearing: A Social History of Foul Language, Oaths and Profanity in English）里面就举了个例子：Christ（我主基督），fuck，pity（可怜）和shit这几个词没有别的共性，只是全都能填入for ’s sake（“看在某某的分上”）这个词组中间，达成类似的语意。

我自己又想了想，印象中许多脏话词组虽然合乎语法，却极少在现实中使用——反而像“屌你个头”（cock it）或者“给我屌一边去”（oh do cock off）这样不合逻辑的结构，倒是我经常挂在嘴边的——拿英语里的“shit”来说吧，既可做名词亦可做动词（“屎”或“拉屎”），却没见过谁把“shit it！”或者“shit you”当成完整的句子来骂。看来在当下的用法里，“shit”用在谓语位置上时有一个特殊的语义，也就是恼人或诓人的意思。“You’re shitting me！”（“你在骗我！”）即为一例。习惯上的作答则颇具古风：“I shit younot.”（“非骗也。”）换作“肏”和“鸡奸”（bugger），则是见缝插针、无孔不入——用到任意的什么词组里都行。英式英语中的常用脏话构词

英国电信监管机构Ofcom开展过一次民意调查，旨在了解公众对于广播节目中各式脏话的看法。我将调查结果汇总，绘制成了以下的柱状分布图（图1）。单看英语中的脏话“四巨头”（宗教类、性交类、排泄物类和污蔑歧视类）：宗教类的脏话，一般人认为情节较轻；污蔑歧视特定人群的脏话则程度尤为严重。其中再细分下来，又以针对种族或性取向的最为犯忌。还有一条尚不足为凭据的消息——在一项未发表的研究里，有科学家专门从376名志愿者口中搜集了统共1 000多万单词长度的会话录音，发现不少排斥同性恋和异族的污蔑语已经不再用于日常对话了。图1 各类型脏话中，不同程度（强烈—轻微）词语所占百分比

说到“遗臭万年”的经典骂词，诸如“肏你妈”（fuck you）、“滚鸡巴蛋”（bugger off）这样的老面孔不知源流多么深远，而且在今日仍然生机勃勃，不乏俗众的追捧。话虽如此，要是几代人后这两句话变得跟“我主洒血！”（sblood，或God’s blood，莎士比亚时代的咒骂）和“弄瞎你的眼！”（blast your eyes，19世纪的流氓咒骂）一样地不入流，我想也绝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每当价值观发生变化，新的脏话也就该尾随而至了。脏话的演变

在了解社会现行的忌讳方面，脏话就好比我们的信使、报信鸟——攀不上涵养，信息却总是准的。放在150年前一句“我主基督！”，其重量级约同于今天的“我日”和“狗屁”。而反过来，有些字眼虽配得上以往阿加莎·克里斯蒂和马克·吐温的文采，甚至也能唱进昔日的童谣、摇篮曲中去，拿到今天却无论如何也没法在体面场合说出口了。

总体上社会对脏话的接受程度在不同时期也或有增减。莎士比亚在世时，伦敦戏院有个宫廷游艺总管（Master of the Revels）的官衔，乍听不像严肃的职位，实际上是奉英国皇室之命监督演出风纪、杜绝言语猥亵的。后来《奥赛罗》和《哈姆雷特》传世的折本未见原本中的“我主洒血！”和“扎伤灵体！”（zounds，即“God’s wounds”，同为当时俗用的咒骂话）。热火朝天地清剿了几代人之后，“zounds”一词仅存于纸上的零星遗迹，现实中却讹读为“zaunds”，早先的渊源也就这样在民间失落了。

社会上不容许哪些语言，我们知道标准都是一变再变，删改莎剧的例子还仅仅是沧海一粟。宏观地从语言学和历史学上来看，文艺复兴应当算作欧洲骂史上的一大转型时期。在此前的中世纪，关于个人隐私和贞节方面的观念是很不一样的，这就造成了当时的人把身体器官或功能挂在口头也不甚感到羞耻。然而历经文艺复兴时代，身体发肤的字眼渐渐取代了宗教式的咒骂，最终流入“不堪言”之列。

英语脏话至今仍在演进着，只不过擎着“可耻”旗帜的“带头大哥”已经换作种族和性取向方面的污蔑语——紧随其后的是抹黑残障者的词语。促成这样变化的成分之一，大概是我们集体上已经认识到“排他”之思维定式的恶果。所谓“排他”，这里是指人类从猿类祖先那里继承来的一种思维习惯，即不自觉地发掘彼此的异处，以此将人群划分为“类己”与“异己”（或“他者”）。往往我们亲善并较为厚待类己，于是类聚群分，不同族群之间恃强凌弱，任意倾轧——过去数百年间尤其不乏惨痛的案例。而且既已占优的一方，又总忍不住对弱者继续采取言语上的碾轧。相互间的仇视和隔离，由此得到进一步的激发。就像史蒂文·平克以一位白人男性的立场在《新共和报》中所写的：“听到‘黑鬼’一词，仿佛片刻间被套上一件思想的外衣，当真地思忖起非洲裔美国人的可鄙来。”

这件“外衣”套上身是什么感受，又要依照各人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而定。这就好比拿天神赌咒发誓到底属不属于亵渎，也要看各人信不信神。说我是受身份背景的限制也行——我就是一名普普通通、四十出头、出身中产的《卫报》读者，但对我而言，拿种族和性取向方面的外号骂人就是比“肏你妈屄”和“狗屎”听来刺耳得多。我倒真心希望脏话的源泉能够重归于我们的身体——没有性生活人类就不得繁衍，茅房运动中也蕴藏有世界文明的大同。正如绘本大师五味太郎的名言：“大家都便便。”何人、何故骂脏话？

我得坦白地说，碰到对我口味的脏话，效果一定屡试不爽。我一开骂，大家都能被我逗乐，夸我有女侠的风范——也说明在场的都是铁哥们儿。抑或是身上什么地方疼得紧了，心烦意乱得很，这时用下流的幽默为自己打打气，同样也告诫别人不要惹我动武。我二十出头刚搬到法国的时候，有一天夜里被流氓堵截在回家路上，眼见一只手要伸进我裙子底下去。我张口要骂退他——那阵子我压根还没研习过法语的脏话，结果出口竟然出奇地老练，骂的大意是：有鸡巴堵你自个儿屁眼去，你个婊子养的（go fuck himself in the arse，the son of a whore）。最后我能吓走街头流氓，其实全凭短短几个星期法国电视节目的耳濡目染。

我这个人并非有什么特别之处。虽说总有个别人坚称自己口不沾污，但如果真要逼到紧要关头，几乎每个人都能爆发出脏话的潜能（确实有极少数的脑卒中患者不具备爆脏字的能力——他们的案例可供我们做有关情绪和大脑结构的研究）。根据我们目前的认识，女性骂脏话不如男性频繁，这倒确有其事，不过两性在此处的差距正逐年递减。我们还了解到，网络上的左倾民众比右倾者更爱骂脏话；以及，骂脏话的多少并不能反映一个人的词汇水平。

进入正题，有时您会看到我把骂脏话行为分为两种类型：指向型（propositional swearing）和非指向型（non-propositional swearing）。这是科学和语言学上都喜欢用的分类法。指向型的脏话主要由大脑左半球进行酝酿，其构词、声韵、语义都出自有意的考量；非指向型的脏话则多源于大脑的情绪区域，是应激状态下不经意的流露和爆发。有些人会大而化之地理解成指向型脏话对应大脑左半球，非指向型脏话对应大脑右半球——这是不恰当的。脑内结构协作开展与脏话相关的行为，其过程相当复杂难测，我们的研究也只不过是毛皮而已。

我们许多人平日志向高洁，有意地规避脏话，然而时不时地仍能被激出一两个不中听的字眼。但是一旦进入研究环境，往往研究的是指向型的脏话。不是我们心系职业道德，不忍心把我们的研究对象激到狗急跳墙，口吐污秽——仅仅是使人有意地骂脏话，更易取得配合罢了。跨洋脏话研究案例：不见屌和尻

写这本书时我还碰到一个难题，即“同文异俗”。脏话研究的结果多出自北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地——虽说语言相通，但是各地的骂人习俗却大相径庭。

纵观英语世界，大抵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爱尔兰可算关系密切。这些地区颇以诙谐和调侃权势的打诨为自豪，脏话的传统十分悠久。美国和加拿大则不一样。在那里有相当一部分阶层是极度忌讳脏话的，对言语上稍微多一点荤腥都难以忍受。

维多利亚时代崇尚贞洁而正直的老处女，其实这样的时尚在20世纪的英语世界依旧存在。丘吉尔曾经自述用餐期间被一位美国的上流贵妇人教训，只因为在上鸡肉时他要胸脯的部分。他引用那贵妇人的话道：“在我们这里，应当问要吃白肉还是红肉。”事后丘吉尔献了一朵兰花以表失礼，但还是忍不住附上了一张个人风范十足的字条：“要是您把这花别在您的白肉前，我将不胜荣幸。”

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说英国就未曾在脏话上束手束脚过了，只是英美文化的分野注定了大洋两岸的脏词常常无法对应。一个英国人如果说“can I bum a fag”，无非是想摁灭手上的一根香烟，而不是像一名美国恶汉要“拿个娘娘腔耍耍”；而反过来，在英国要是说“fanny pack”，就是直言不讳地在做妇科的讨论了。英国的cockerel渡过大洋，摇身一变成了“rooster”；英国人若不清楚底细，就该认为美国人所说的“roach”是去了势的“小强”了。然而您的ass（屁股）要是在英国遭受了不测，好心的路人定会建议去牲口保护基地，而非就近的急诊室。

美国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英国人得知美国脏话怎么骂法也就一点不稀奇了。反过来讲，让美国人了解英式的脏话，则不见得那么容易。美国人熟悉的英国广播剧《唐顿庄园》和《神秘博士》，在英国人看来都是阳春白雪，哪里能反映平常的交流习惯。我和北美地区的同事谈天的时候，要几次三番地大费口舌才能将某些“乡曲所好”解释清楚。我发现有三个词最生僻难解释：“打鸟的”（tosser），“撸鸡巴的”（wanker）和“傻屄”（twat），此处容我为广大读者们指点迷津。

首先讲讲在英国下酒馆，需要遵循哪样的礼仪风俗。朋友之间习惯“轮酒”，也就是一人破费为全体买单，斟满一轮酒；干完一轮，再由下一人继续买单。如此轮请完毕，每一轮都要一齐饮酒，这就是为何英国人往往成群结队地喝成醉泥鳅——都是看在朋友间的礼数嘛！不愿意和人一道混酒场的嘛，说不合群算是轻的。反正想要礼貌地回绝与人轮酒，是压根没有的事情（要回绝也要待到喝吐了之后）。规矩讲明白了，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三位——姑且叫他们亚当、巴里和克里斯吧。亚当晚上参加酒局，忘了带钱包。他问人借钱才请了大

家一轮酒。这人就是个打鸟的货。巴里同样忘了带钱包，但他索性没有买单，光顾着蹭酒

喝了。这人是撸鸡巴撸残废了。克里斯赶巧把钱包落在了家里。他不光蹭酒，还想要额

外借几张票子好在回家的路上买烤串。这货便是天生的傻屄。为脏话正名

人人都看到脏话的不登大雅之堂，却不晓得它还有那么多细致的可取之处——只要骂得恰当，粗俗的语言也能演绎出风趣、滑稽、放荡、侮辱等不同的意味；不论亲口说还是听到他人骂脏话，都关联到我们自身一系列奇妙的体脑反应；言语上的不检点，能帮助我们应对疼痛、减缓压力，更能促进同事间的关系，甚至有助于语言的学习；除人类之外，其他的猿、猴之属同样具有各自独特的骂脏话行为，而且这些“非人类”脏话的作用还挺他妈大的——据此我们可以推测：脏话属于最早的语言形式之一。

经常听到有人说：真正的大人物和智者不说脏话，说脏话的人不是词汇贫乏，就是缺乏文化修养。我可以很确定地告诉您：脏话不光能骂出大智慧、大气场，连在日常的社交和情绪活动中也缺它不可。我们研究心理和社会科学少不了脏话，而且要是告诉您我们怎么研究的、研究出来哪些成果——哇靠，您铁定要大吃一惊！

脏话一旦咸鱼翻身，我个人以为定是天大的福音——不仅是从言论自由的原则上这样讲，更是因为骂脏话行为原本就是为我们个人和全体人类服务的。我们以脏话太过激烈为由，理所当然地想要将其淡化。但是科学研究的结论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更加仔细地倾听脏话，因为“败絮”之中往往暗藏玄机。总而言之，我虽不鼓励人们把脏话整天挂在嘴上，但是以后再面对这些语言中的奇葩时，务必请您他妈的放尊重点！

我们对于人类大脑的认识，绝大部分是通过“试错”的方法得来的——重点要放在“错”字上。神经科学上有好些个重大突破都并非借助于什么高明的手段，而是靠在人头上钻一个洞瞧瞧，或跑进一家疯人院看看，当然也少不了满嘴喷脏话。

在归纳大脑的功能和结构方面，神经科学对于我们理解脏话大有裨益。其实这两者算是互惠互利——了解脏话行为的发生与起源，反过来也可供我们用来推测大脑的结构。神经科学在刚起步时期就有一桩著名的案例，恰恰能够说明这一点。

案例的主人公是铁路先驱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 Gage）。1848年9月的一天傍晚，盖奇正参与佛蒙特州腹地的一项岩面爆破工程。在他的亲友看来，此人业务精纯，个性随和，尤其在19世纪40年代美国大兴铁路时颇出了一阵风头。他的上司也看重他的工作效绩，在报告书中赞许道：“干劲十足，勤勉不已。”然而正是这份勤勉和干劲即将整个地改写盖奇的人生轨迹：前一刻还是铁路专家、包工头模范，下一刻就要成为堪称荒诞的医学奇闻。

为了凿通铁路线上的山岩，盖奇的施工队连日施工钻孔。这项作业在安全性上有点赌博的成分——钻出孔后，首先往里填放炸药跟引线；接着用沙土把炸药埋上，以便爆破时向内聚力；最后用1米长、6千克重的铁棒将孔封死。没人清楚那天的作业出了什么岔子，只见盖奇刚刚亲手将铁棒送入孔中，炸药立马引燃，旋即铁棒飞出，直穿盖奇脑颅继而飞出25米开外。

据目击现场的医师爱德华·H. 威廉姆斯（Edward H. Williams）日后回忆，当时盖奇伤势危急，他还未下车就已见其颅中穿孔，因为“大脑搏动清晰可辨”。头上受到如此创伤，伤员即便还有意识，也该偎伏于地，不声不响地自责大意吧？然而医师与在场的几名工友后来一致认定，盖奇受伤后坐在那里、谈笑一如往常，而且还绘声绘色地向旁人叙说事故的经过。

医师的回忆录中还写道：“盖奇先生坚称创口是由棒状物直穿造成的。”起先他并不相信盖奇的说法，认为他必是错认了迎面飞来的土石。然而过了一会儿，盖奇先生“起身呕吐，有约半茶碗体积的脑组织伴随呕吐受压落出”。虽说“半茶碗”算不上严格标准的度量，却也足以使得其时的场面浮现于眼前。如此这番惊悚过后，伤者竟然依旧神志清醒。

盖奇本人得以生还不属此事最为奇异之处，而是消息既出，方兴未艾的脑科研究一时间齐齐聚焦于盖奇其人。要说本案例发生的年代，科学上对大脑的认识还存在着两大阵营，一方将大脑比作层层叠叠的蛋糕，另一方坚称大脑较像奶冻。我们用这两种甜品来命名意见双方：“奶冻派”认为大脑凝成一块，没有分别，这一块组织跟那一块都一个样；“蛋糕派”认为大脑内可以分出不同的部位，这一个部位跟那一个部位各司其职。要是把奶冻挖走1/3，剩下的还是奶冻；如果拿掉蛋糕上面的几层，结果就不一样了。以我们今天对大脑的认识，自然要诧异此等分歧到底意义何在。但要知道在1848年，既没有扫描活体大脑的法子，又极少有脑部受创伤的病例幸存下来以供研究，所以科学家们只得在争吵中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得悉的盖奇案例的许多细节，都来自随后接手治疗的约翰·马丁·哈洛（John Martyn Harlow）医师。他通过临床观察，完成了两篇记录盖奇伤情与伤愈过程的传世之作：首篇恰如其分地名为《头部被铁棒穿通的调查》，续篇也一丝不苟地题为《头部被铁棒穿通后恢复的调查》（简称《恢复》）。

哈洛其人喜欢钻研，不光心理承受能力超强，还不知用什么办法说服了卧床的盖奇允许他直接用手触摸颅内，以便探明颅内创伤的具体状貌。起初他想确保伤口内没有留存骨渣或其他碎屑，这才在事故过去3小时后，决意动用自己的手指。对此他记录道：“我将整根食指探入（颅顶一侧的伤口），没有碰到任何阻碍；另一根食指探入脸颊一侧的伤口，情况亦然。”

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形：哈洛一指钻在盖奇的脸颊里，一指钻在他的头上，好似在玩中式指套子（Chinese finger trap，一种使人两指对伸入一编织小套而无法拔出的把戏）。继此之后他又多次进行研究以求详细资料，包括对盖奇头、面部的测绘，头部石膏模型，以及不可胜数的基准测量。最终哈洛确认：盖奇的左前额叶已遭损毁（即事故现场流出的那“半茶碗”），而右侧保全。

放在今天来看，哈洛的描述是完全切中要害的。2004年，在波士顿布列根和妇女医院的医师们根据盖奇的头骨三维模型（盖奇的家人在其逝世后将其遗骨赠予哈洛医师，现藏于此院），得知异物穿颅的轨迹与哈洛所记完全吻合，依此彻底验证了百余年前的诊断。

哈洛观察之严密，极大程度上使我们对大脑构造的认识由朦胧变得清晰。当年事发后，盖奇的身体痊愈了，而整个人却变了样。1849年他再谋包工头的职位时，原先称他“干劲十足，勤勉不已”的领导对其现况均大失所望，不予聘用。事故12年后盖奇方才离世——死前他只得在田地里做杂活。原来盖奇在此前死里逃生的后遗症之一，即为不自制地骂人。哈洛医师在《恢复》一篇中便提及盖奇“躁动不安，口无遮拦，时常无端使用极猥亵的词语（与其过往言行形成反差）”。

正是因为有这等古怪，盖奇一事终于升格为“甜品之争”的核心证据。假使实际情况如“奶冻派”所言，盖奇的大脑在部分残损后不该有整体功能上的缺失，而应当以略小的体积，承担同于往日的职责。但是无论怎样看来，盖奇在人格上确实是完全变了样——要是说一个人被6千克的铁棒扎破了脑壳，其心理上的后遗症似乎既不该深广如性格突变，却又不该仅仅局限于此吧？哈洛也同样惊讶道：“以往处于此人理智与动物本能之间的平衡，或者可以说是某种协调关系，似乎是在此番打击之后失落了。”换言之，盖奇在智力、记忆力和技能上均未受损伤，唯独丢掉了自控能力。莫名其妙地有了用“极猥亵的词语”的习惯——或许这是暗示我们：掌握盖奇性格特征的某种要素，原本恰巧藏于他残损的左前额叶之中。！

原本主张“大脑有结构分层”的人，在观念上也不完全苟同于今日之所见——当时所谓的“结构理论学派”说白了，十有八九依然属于骨相学，也就是说，摸摸脑袋上的骨突，就可以测出一个人的性格来。

作为一种时尚的“科普知识”，骨相学风靡一时，报纸杂志上的文章也常常引以为刑事案件中的“证据”。于是在当时的几篇新闻报道中，骨相学与盖奇一案狭路相逢，例如事故发生当年佛蒙特州丹维尔镇的《北辰》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大难不死，仅差半碗》。此篇文章的作者认为，盖奇的状况恰可由骨相学得到解释：“异物自颧下侧入，于颅顶刺出，其间所行恰逢骨相术所称之‘恭敬之脏器’。”1851年《美国骨相学报》以《一桩最显著的案例》为题进一步阐释说，事故造成仁爱和恭敬的器官一并遭到了损害，这就解释了“彼之渎灵，以及礼数和良善之缺乏”。这还仅仅是开头——之后的150年间，不论哪种神经科学理论占了上风，都要拿此事做一番文章。

时至今日，骨相学早已被正确地归为伪科学——因为其中理论实在经不起证据的推敲。不过且不论好歹，至少这些琢磨气质和行为特征的术士为我们确立了“大脑有结构分工”这一事实。以此为基础，医学上开始密切关注脑损伤及其相应的后果。系统建立大脑结构与行为之间关系的工程正式开张了，而“奶冻派”的理论再也没能成为热门。随着骨相学转衰，科学家们开始怀疑，是否穿颅的铁棒带走了某种更加基础的东西。问题有一部分在维多利亚治下的英格兰得到了解答，而解题的关键则在于研究脏话。维多利亚神经科学的起源

在19世纪后期，凡是诊为“精神失常”的病号，全归精神病看护所负责——一个“精神失常”里，包含有癫、抑郁症、精神分裂症，以及脑卒中的后遗症。在19世纪中叶，像在伦敦臭名昭著的疯人院（Bedlam）仅关了不过有1万人；到了19世纪90年代，此地不但监管人数上升至10万，还常常将病号缚以枷锁、镣铐，且不问病因，进院皆先注射溴化物的镇静剂。

约翰·休林斯·杰克逊（John Hughlings Jackson）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家，也是神经科学的学科奠基人之一。他1835年出生于哈罗盖特地带的一户小地主家庭，青年时期赴伦敦以及圣安德鲁斯攻读医学。在校期间，他与周遭新派的医者一道，志在用演绎推理的思维来革新医药。日后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爵士正是受到此番革新思潮的启发，从而塑造了他笔下大名鼎鼎的演绎推理家福尔摩斯。

精神病看护所当时对外开放，自是要以病患作为奇观、笑柄，夺人眼球。当时的人去参观疯人院这样的地方，为的是看惊悚和滑稽的戏码，而同去的杰克逊却认真地研究起了“精神失常”。他要搞清楚病患间某些固定的、重复出现的癫到底是什么来由。就靠这种研究精神，他突破了不少科学上对大脑的成见。比如他注意到癫患者症状发作时，经常是脑损伤部位的身体对侧受到更强烈的牵动。这就引出了现在广为人知的一点：大脑的左侧控制着身体的右侧，反之亦然。

此外他还证明了大脑的各部分之间存在相互协调。例如，凭借对痉挛在体内扩散方式（从手指或脚趾一直到脸部）的观察，可以推演出神经传递运动信号的脉络。

翻阅杰克逊的癫研究笔记，可以看见有关另一种特殊病例的奇异记录——失语症。许多疯人院等地收容的病患，都因脑损伤而或多或少地遗失了说话的能力。患上失语症的人，不能重复他们在被问及时所说的话，无法将他们所说的内容描述明白，而且说完一句话接不上第二句来。以维多利亚时代人们普遍的崇尚文藻、爱一惊一乍的性格，大多数医生都易将这些患者报道为完全不能说话——毕竟病名顾名思义就是这个意思嘛。杰克逊却不喜欢“失语”一词。他嫌这个说法既在某些方面过于具体，又在另外一些方面上失于笼统。失语症并未完全从肌体上遏制说话。此症真正从患者处夺走的，是用言语以及肢体动作传达信息的能力。大多数失语症患者并非不能说话，再不济也能蹦出零星的词语来，只不过根本不能用这些词语表达出任何意思。

杰克逊认为，失语症患者表面上所使用的词句、短语，实际不过是言语上的抽风。就好比人总要眨眼睛，这些词语由于扎入病人的意识极深，因此止不住地要冒出来。最常见的“抽风”话包括赌咒发誓、亵渎神明之语。此外还有一位病人，只是整天孩子气地嚷嚷着“㞎㞎！”（Poo！）。像这样类型的失语症患者受到的真是两倍于其他病患的糟心。说话不能自主，无法求助，无力传达美好的情愫，与此同时还陷于翻来覆去几句台词的囹圄。

关于这些病人，杰克逊还注意到两件事。第一，语言能力本身与理解所说的内容无关。他如此写道：“尽管由于大脑左半部的疾病，语言能力彻底丧失，患者依然能够完全理解我们所说的内容，只要内容相对直白明了。”此观察看似不很出奇，却揭示了一项基本的事实：口述和理解语言不是同一回事，也并非源于大脑的同一部分。如果把人的语言比作音乐，那么它必不是一个乐器的独奏，而是一部交响乐。

第二，杰克逊注意到，脑损伤患者情况再严重，往往也能用所剩极少的言辞外加语气转折表达情感。他记录道：“病人词语反复，然而一时加以此种语气，一时更变以别种，皆以表达心中的烦恼、愉悦，等等。”又记录道：“正如前文记录过的，他在兴奋时可能会骂脏话。”由此可见，失语症病人虽说谈不上言语流畅，可也远未到说不出话来的地步。

要不是杰克逊不顾世俗地记录病人骂脏话这一历史真相，大概也不会有第二个人来替这些病人辩护了吧！从这点来看，我们这位医师真可称得上奇人了。即便按照当今一些医疗界人士的说法，脏话都不应该算作“真正的语言”——相反，拿脏话咒骂反映的是野兽的行为，像动物的嚎叫多于文明人的言谈。回到当时，上流社会间不屑于骂脏话，在疯人院任职看护的医生也多自诩为典雅，自然忽视了病患身上如此普遍的行为。但杰克逊医师完全没有在脏话面前端起架子，而是悉心记录，因此至于19世纪80年代，根深蒂固的骂脏话行为终于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杰克逊关于不文明用语的观察是超前的，但笔记完成近一个世纪之后，对于失语症患者仅存的那一点脏话以及这些不文明的残余印迹究竟怎样益于沟通，科学家们始终缺乏真正的重视。为什么脏话的生命力如此顽强，我们也才刚刚有一点点头绪。

于是乎，脏话研究上就此出现了历时近百年的空白期。当时科学家们正对性别、死亡和疾病方面的新研究摩拳擦掌，也不清楚怎么就没有几位来沾沾脏话的边。即便今天，我还看到不少相关论文在开头要为“非礼”致歉。照我想，大概脏话在大多数人看来还属于小节，不屑蹚这趟浑水。

这种对研究骂脏话行为的蔑视和鄙夷，终于导致20世纪80年代前几乎不再有认真从事此项研究的人员了。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学风急转，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遍地开花的脑损伤患者研究纷纷证实，除却个例，失语症患者普遍存在有谩骂习惯。不过此项研究领域初开，大部分作者都心照不宣地避过了病人使用的不文明用语，令人读来颇为失望。看不到最基本的数据，让人怎么判断哪些词语是容易得到留存的呢？

千呼万唤始出来——终于在1999年，两位美国加州的神经科学家迪亚娜·范朗克（Diana Van Lancker）及杰弗里·卡明斯（Jeffrey Cummings）教授冲破了禁忌。他们观察到并列举失语症患者常用的敏感词句如“见他妈的鬼”（bloody hell）、“顶你个肺”（bloody hell bugger）、“日日日，日你妈蛋”（fuck fuck fuck，fuck off）、“哟，你爱搞屁眼是吧”（oh you bugger），另外还包括一系列高频的短语，如“我知道的”（well I know）、“等一等”（wait a minute），或“别难过”（don’t be sad）。

研究对象中有一名不幸的病人——我们暂且叫他查尔斯，此君的整个左侧大脑都不得已遭到了摘除。术后结果，即为查尔斯再也不能说出物件的名字，例如曲别针、卷尺、手表和钟。曲别针他会报成“sood”，而其他的几样则根本说不出来。乃至要求复述词语时，也总冒出许多差错来：让他说“记住”（remember），他有时说成“十一月”（November），有时说成“三明治”（sandwich）；要读“宪法”（constitution），却说成“小维金”（regent-lich）。

然而此君在骂人方面却不见退步。在一条5分钟的录音档案里，研究员向他问及所示物品的名称，然后要求其复述短语，结果全程得到7次“该死”（Goddamn it）的答复，以及“老天”（God）、“狗屎”各一次。范朗克教授还留意到，查尔斯骂脏话之轻松，远过于令其推敲日常短语。他骂出的脏话流利且易懂，而说任何其他的话都免不了含糊、艰辛。还有一次研究员向查尔斯出示了美国前总统里根的照片，竟然收获奇效——总统的名字在一连串出奇流利的脏话后顺利说出。原来此患者不仅政见鲜明，还不乏直陈胸臆的胆略，而脏话在其中恰巧就起到了润滑的效果。简而言之，给予适当的条件，病人即可借助脏话的渠道，实现别种形式的沟通。

范朗克同卡明斯于是打算进一步研究，但首先就碰上了数据量化的问题，因为即便今日也不存在什么骂人水平的临床测验；类似的测验倒也有，不过是评估幽默水平的（下文会提及）。尽管已经有证据表明骂脏话对心理的益处，终究大家还是认为脏话“不可说，不可说”。因此两位科学家在研究报告中不无叹惋地写道：“在恢复过程中，通常不鼓励患者使用脏话，似乎必须装作不懂得脏话有助于治疗的原理。”

更为可惜的是，两人开创的研究线索因久久得不到支持，最后便没有了下文。大众对于脏话的排斥态度，自此又添了一个牺牲品。对许多身心横遭劫难的病人来说，这意味着更加持久的灰暗：原本脏话就是他们所剩无几的与世界交流的方式之一，如今我们非但不许他们讲那唯一的一点话，还要令他们管住自己的嘴巴。强迫失语病人走入更深的沉默，不过是因为我们自己听不得一点激烈的词语罢了！

丧失大部分语言功能的病人到底为什么还能如此执着地骂脏话呢？虽然我们没有明确的答案，但至少我们知道脏话的功用是多样的——它可以挑衅、可以威吓、可以加强语气，也可以用来逗乐。正因如此，脏话深深关联着大脑中的许多部位，而与处理情绪的区域又格外地亲密。这其中的好些部位实为生命的基石，完全可以带我们追溯人类种族开化之前的岁月。何为左？何为右？

坊间流传着不少有关左、右脑的“科普知识”，其中瞎诌的是大多数，要不就是在删繁就简的过程中全失本来意义。但是论及脏话乃至语言，这其中的道理的确也较为直白。

如果一个人受损或移除的是大脑左侧，那么是相当有可能发展出失语症的。因为语言官能所需的组织，一般位于左脑。失语症能给患者的沟通能力带来特别显著的影响，因此稍加留意即能观察到许多左脑半球运作的机制。研究右脑损伤则比较困难，症候隐蔽且不易孤立开来观测的情况都较左脑为多。

有位名为戴维的患者，在他身上就能找到此种复杂的症状。这位患者的右脑在脑卒中后重度受损。他75岁，脑卒中前后都能讲流利的希伯来语和法语。根据他的医生的说法，戴维是一个文化修养高，口才极好的人——脑卒中之后依旧如此，只不过说话上变得有点奇怪。平常对话的时候还觉察不出什么异样，时间久了，才发现他把许多讲了一辈子的习语都给忘掉了。例如，他从小就会背的犹太教颂词、祷告、祝福语，现在统统都记不起来了。想要从一数到二十，也不能十分流利。原来，只要是他曾经熟记于心的内容，都已如石沉大海般捞不出了。

光丢掉了熟语和经文还不算。原本戴维就不太爱说脏话，脑卒中之后他说自己连想骂一句的冲动都没有。研究人员问他在各种场合习惯上用哪些不文明的词语，他一个都想不出；拿写下来一半的骂人话给他，他却填不出“你妈”中的空档。

戴维的状况确实特殊，但也不是孤例。右脑半球受损伤的人，总是容易变得“不近人情”，说话也习惯直来直去。这些患者很难理解笑话和打比方，包括俗语。即便以往脏话连篇的患者，多半也不自觉地“从良”了。要是确实有项脏话水平测试的话，放在这里必是有用的。

不过话说回来，临床上倒的确有一项幽默水平的测试，叫作“幽默风格量表”。李·布隆德尔（Lee Blonder）医师和罗宾·希思（Robin Heath）医师就将此量表用在了脑卒中后右脑损伤患者的身上。他们发现，这些患者虽然能够理解身边人所讲笑话的内涵，但是他们笑不出来，连会心一笑也没有。若要让他们自己开个玩笑，通常不是不合时宜，就是干巴巴的，没有笑料。大概是他们无法对常人的捧腹大笑感同身受吧！

不论讲笑话，还是听得懂笑话，从情感上而言都有极其复杂的工序。我们首先要能模拟出段子中人物的所思所想，以及推测周围听众或者讲笑话者本人可能做何反应。看不到笑点，有可能意味着大脑情绪官能的匮乏。对患者幽默水准的标准化测量之一，即为“完形填空”——这里先读一个场景，然后请在以下选项选择一个适当的笑点。

一人在周日正午时分挨家挨户地借什么东西。到了史密斯先生家门前，他问道：“史密斯，你下午可要用割草机？”史密斯有点警觉地答：“是呀，我要用的。”接着那位借东西的邻居说：1. “哎呀！”因为他刚巧踏到了钉耙上，钉耙把呼到了

他脸上。2. “这么说，估计你也用不上高尔夫球杆了——借我

用用吧！”3. “好吧，你用完了再借给我用好吗？”4. “老是有鸟儿来吃我的草籽。”

这不是什么高明的笑话，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选项2明显优胜。多伦多大学的唐纳德·斯塔斯（Donald Stuss）博士发现，右脑半球前方受损的患者在此类测试中的错误率为没有脑损伤患者的12倍。即便左脑半球受同等损伤的患者，其测试结果仍然较优。

还有，右脑半球损伤的患者对幽默风趣不会做任何外在的反应。负责讲笑话的研究助手也是可怜，专门要费功夫在一群笑不出来的听众上。娱乐的目的自然是落空了，然而多亏了这些百折不挠的尝试，我们总算能够设想为什么右脑损伤患者不能骂脏话，而左脑损伤则会造成相反的症状。至少当我们把人群限定为惯用右手而讲英语的个体时，像这样的实验表明：左脑半球大致容纳的是负责“循规蹈矩”语言的部分，而右脑半球则包含了大量帮助我们处理情绪的部分。

左右脑存在差异的线索最早浮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之间，当时吉多·加伊诺蒂（Guido Gainotti）教授（后任职于罗马天主教大学）研究了患有一侧大脑损伤的病人。受伤范围不超过左侧的患者，在面对提问时变得情绪激动、焦躁易怒。孤立来看这种情况本来也在预料之中，应当能够理解。然而，在右侧脑受伤的情况下，加伊诺蒂教授发觉病人反应冷漠，好像没有什么能让这些患者产生一点轻微的情绪——终日饱受残障之苦，他们似乎依然无动于衷。加伊诺蒂教授依此得出了看似合理的结论：右脑半球是情绪的“领地”。脑损伤只要未波及右脑，那么患者就会对自己的病情显现出合乎情理的反应——例如愤怒、烦闷和抑郁；右脑半球受损的患者，情绪上做不出合乎情理的反应，是“不自然的”。

在常人看来，对于自己的残疾若能像瓦坎人（《星际迷航》一剧中极端理性的物种）一样冷静处置，岂不算是某种福气？但是情绪与我们的思维密不可分，一旦失掉它是会造成认知障碍的。情绪运作起来如同电光火石，供人在刹那间感觉到可能造成威胁或提供快感的事物，并依此行动。在极端情况下，它可以使人尽快逃离危险的境地。情感思维主管速度，不顾周全。在大脑的意识反应过来之前，它会快速对哪怕一闪即逝、模棱两可的刺激做出应对。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阿尔内·厄曼（Arne Öhman）与其同事做了一项实验，其中展示给实验对象一组蛇和蜘蛛的图像。结果仅需将图像放在眼前少于1/300秒，就足以使多数人掌心出汗。快到什么程度呢？一般人的大脑需要大约半秒时间，才能够分辨看到的视觉信息。而参与实验的个体做出反应仅用了不到其1/10的时间，也就是说，反应领先了感知。而人的反应能够如此神速，就是因为情绪对潜意识暗中施加的影响。

如此说来，右脑受损导致情绪反应的疏离，这一点也许就可以帮助我们解开脏话的产生与缘由的谜题。最明显的一个结论，就是脏话行为跟情绪是拧成一道的。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具体设想右脑伤残是怎样造成无法说脏话的。其一，我们可以解释为患者自身失去了骂脏话的动机。如果将脏话定义为情绪激奋时使用的语言，一个人感受不到这些情绪，自然也就找不到骂脏话的理由。这一点可以概括成“脑中自无情，口齿复清净”。

其二，往精深一点的方面讲，脏话是一种技术与情感性兼备的语言，需要骂人者超越直觉，构建自己与听众的心智模型。以我个人的观点（这第二条论点肯定更为贴切），要是一个人缺失了右脑，就推测不出脏话出口会造成情绪上怎样的反应。就和听、讲笑话一样，想要骂人却捉摸不到情感的图式，就像蒙了眼睛在陌生的房间里寻物。

根据第二条论点，我们还可以说明左脑伤残的病患怎么会变得只骂脏话。他们情绪一如既往，考虑到伤残所致的诸多不便，这点还会只增不减。然而由于语言功能受损，这些情绪必得寻求仅存的发泄口——恰好脏话就包含在幸存的语言之中。因为不文明用语与大脑多方面存在关联。一方面它依仗人脑开化最前沿的部分，指桑骂槐，妙语连珠；另一面它也利用开化前的部分来处理琐碎的情绪。凭借着这种狡兔三窟式的劳动分配，脏话得以成为人类语言中打不死的“小强”。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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