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毅夫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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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润园观点试读：
林张论战与朗润园精神（代序）
2016年11月9日下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了一场“产业政策思辨会”，院里的两位教授林毅夫、张维迎同台交锋。虽然经济学家之间有不同的观点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但同一个单位的两位经济学家在几百名现场观众和数十万名网民面前公开辩论一个经济政策问题，应该是第一次。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讨论应该被写入中国经济学的历史。
辩论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大概并不指望一次这样的讨论就能统一对于产业政策问题的看法。在1932年2月的伦敦开始的那场在凯恩斯和哈耶克之间的争论，到今天也还没有结束。其实，林毅夫和张维迎之间的这场争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凯恩斯和哈耶克之间的那场争论的继续。虽然事后有学者评论说，林张对产业政策的定义并不一致，但毕竟通过这场讨论，他们观点的异同之处已经亮在了明处。
应该说，举办这样一场公开辩论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倡导朗润园一直在坚持践行的“和而不同”的学术风气。林张短兵相接的争论，甚至一些激烈的语言，可能已经在很多观众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其实还有公众不容易看到的另一个画面，在2015年年末朗润园的新年联欢晚会上，林张并肩而坐，一起观看节目，一起开怀大笑。只有把这两个画面放在一起，才能完整地反映朗润园的精神风貌。
这次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并不是林张之间的第一次交锋，在1995年的“北大交火事件”中，他们就国企改革的方向发生了争论。在2014年，他们再次就政府定位和后发优势问题展开辩论。而这次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始于2016年暑假期间，8月21日，林毅夫老师在上海的一个研讨会上发表了“经济发展有产业政策才能成功”的报告。四天之后，张维迎老师在西安的一个论坛上做了“为什么产业政策会失败”的演讲。
由此开启了一场关于产业政策问题的全民大讨论。一时间，关于产业政策的各种观点充斥几乎所有的论坛、微信群和媒体平台，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和社会大众纷纷发表各自的观感，有的支持林老师，有的赞成张老师，有的则各打五十大板。林张也间接地通过媒体渠道交了几次手。
但隔空打炮，无论对辩论双方还是“吃瓜群众”来说，都难免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于是，我建议二位面对面地坐下来做一次讨论，他们均表示愿意参与。原本的设想是做一次闭门研讨，主要是担心不准确的媒体报道误导公众，但院长姚洋认为，公开辩论更能体现朗润园和而不同的精神。出乎意料的是，两位老师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就这样，一场轰动全国的政策辩论便隆重登场。后面的故事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辩论会之后，有不少朋友问我对这场争论的看法，赞同林还是支持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这主要是因为我并不研究产业政策，无论说什么，都可能会有不专业之处。但如果问我的经济学直觉，在这个问题上，我可能就是典型的“一方面和另一方面”型学者。对于两位的立场，我都有赞同与保留之处。
从提出政策建议的目的出发，我赞同林老师关于经济发展需要产业政策的主张，这对于面临产业升级压力的国家尤其如此。但其实我也很担心，倘若没有适当的制度约束，“有为政府”很容易演变成“乱为政府”。正如林老师所说，世界上的大部分产业政策都不成功。因此，我又同意张老师的主张，如果不能保证政府做好事，不如让政府少做事。但对张老师的“产业政策就是穿了马甲的计划经济”和“不存在市场失灵”这样一些判断，我尚留有很大的疑问。
但这些并不影响我对二位的尊敬。在我的心目中，林老师是一位勤奋的经济学家，在努力地尝试着为发展中国家探寻一条走向繁荣的道路。而张老师则更像是一位执着的意见领袖，时刻提醒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失败的后果要比市场失灵严重许多。
根据他们对政府与市场的不同定位，公众很容易把林张看作分处中国经济学家光谱两端的代表人物。但如果做更进一步的了解，会发现他们其实有很多共同之处。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中央政府的智库成员，他们都已经活跃在政策分析的第一线。他们都曾留学海外，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们也都在对现代经济学做深刻的反思。后来他们作为联合创始人，一起建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力于推进现代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
朗润园“和而不同”的精神，是由创始人和早期加入的学者一起共同倡导并发展起来的。用姚洋院长的话说，朗润园的精神传承，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风云一时的发展所和体改所，以及在20世纪90年代处于鼎盛时期的留美经济学会。朗润园早期的一些骨干老师几乎都来自于这几个机构，他们既脚踏中国经济的现实，又手握现代经济学的原理。在学术问题上，不强求思想统一，而追求“百花齐放”与“和而不同”。
过去20多年来，朗润园的老师们一直在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关于经济改革问题的公共讨论。最近发生的这场林张论战，不是朗润园学者之间的第一次交锋，当然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第一部分 产业政策与制度产业政策与我国经济的发展：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林毅夫
许多国家的产业政策失败，但是尚未见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和保持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产业政策之所以需要，是因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既要有企业家的个人努力，也需要有政府帮助企业家解决企业家自身难以克服的外部性和相应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所能使用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不能对所有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提供帮助，因此，只能策略性地使用其有限资源，优先帮助能对经济持续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产业。这种有选择性地使用资源帮助某些产业的企业家克服外部性和协调问题的措施就是产业政策。经济学家不能因为怕产业政策失败而对产业政策一概反对，也不能因为产业政策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就无条件地支持一切产业政策，而是要研究清楚产业政策成功和失败的道理，以帮助政府在使用产业政策时，减少失败，提高成功的概率。本文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为何经济发展需要产业政策才能成功，为何多数产业政策失败，以及我国如何才能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人均收入不断增加，其前提是越来越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现有产业中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二是通过产业升级，将现有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配置到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这两者的实现需要“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的共同作用。“有效的市场”的重要性在于，引导企业家按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和产业，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国内市场、国际市场的同类产品中，成本才会最低，才会最有竞争力，企业才能获得最大的利润，整个经济才可以创造最大的剩余和资本积累，使得比较优势从劳动或自然资源密集逐渐向资本密集转变，为现有产业、技术升级到资本更为密集、附加价值更高的新产业、新技术提供物质基础。企业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前提，则是必须有一个能够很好地反映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如果有这样的价格体系，企业为了自己的利润和竞争力，就会按照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合适的技术和产业，这种价格体系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才会存在。所以，按比较优势发展产业、选择技术的前提是，要有一个“有效的市场”。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为的政府”也必不可缺。首先，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资源必须随着要素积累、比较优势变化，不断从现有技术和产业配置到新的效率更高的技术和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的结构变迁过程。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必须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如果没有其他必要的安排，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倘若失败，将承担所有成本，并让后来者知道螃蟹不可吃，不去犯同样的错误。倘若成功了，后来者将会随之涌进，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不会有垄断利润。也就是，如果没有其他必要的安排，对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而言，失败的成本和成功的收益是不对称的；而从社会的角度看，不管失败还是成功都给后来者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因此，政府需要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一定的激励，这样，企业家才会有积极性去冒这个风险。发达国家的专利制度发挥的就是这种功能。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一般是在国际的技术和产业链内部来进行，多数情况下不能给予专利，但是，仍然需要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以必要的激励。当然，这种激励需要找到其他合适的替代方式。
其次，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成功与否，并不完全决定于企业家个人的勇气、智慧和企业家才能。例如，要进入一个新的产业，所要求的从业人员的技能和以往的产业不尽相同，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如果完全靠自己培训员工，后来的企业可以以稍高的工资聘走拥有新技术的员工，而使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蒙受损失。新产业所需的资本规模和风险也通常会比原有的产业大，需要有新的能够动员更多资本、有效分散风险的金融制度安排和其匹配，这也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随着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以及资本密集度和规模经济的提高，市场的范围和交易的价值会不断扩大，交通、电力、港口等硬的基础设施和法律、法规等软的制度环境，也必须随之不断完善，这些完善显然超出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的能力范围。随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技术和产业会越来越接近国际前沿，新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的升级需要与这些新技术和新产业相关的基础科学的突破，基础科学的研发属于公共产品范畴，其发现不能申请专利，企业家不会有积极性持续地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凡此种种困难，均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来协调不同的企业加以克服，或是由政府自己直接提供相应的服务。只有这样，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能顺利进行。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动员和配置的资源有限，不可能满足各种可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所需的外部性补偿，以及完善所有相应条件的要求。因此，和企业一样，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也必须对可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经济和社会回报做出甄别，按“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精神，以“产业政策”集中有限资源，协助企业家从事那些回报最高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最好最快地发展，避免陷入“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同样，发达国家的政府也必须对其企业家所要从事的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和新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基础科研给予支持。由于发达国家可以用来支持基础科研的经费并非无限，因此，也和发展中国家一样，必须根据可能的回报来配置有限的科研资源，这种配置就是一种产业政策。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用产业政策时经常失败，除了执行能力的问题之外，究其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容易出于赶超的目的，而去支持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果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只能靠政府永无止境的保护补贴来生存。成功的产业政策必须是针对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所谓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指的是该产业的要素生产成本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有优势，但是由于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善，交易费用太高，总成本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竞争力的产业。政府若能针对这些产业中的先行企业给予外部性补偿并帮助提供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则这样的产业政策能够使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迅速变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如何在“有效的市场”环境中发挥“有为的政府”的作用，推动产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以及将来从中高端向高端升级，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根据现有产业和国际前沿的差距，可将我国的产业分成五种不同类型，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各有差异。
第一种是追赶型产业。2014年，我国人均GDP为7500美元，同年美国的人均GDP是57101美元，德国是44999美元，日本是38491美元，韩国是24329美元。这种人均GDP的差距反映的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距，代表我国现有产业的技术和附加值水平比发达国家同类产业的水平低，处于追赶阶段。我国的汽车、高端装备业、高端材料即属于这种类型。
对于追赶型产业，我国各地政府和金融机构可以在资金融通和外汇获取上支持所在地的合适企业像吉利汽车、三一重工那样，到海外并购同类产业中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发达国家自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发展乏力，很多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经营不好，低价求售，出现了许多好的并购机会。
在没有合适的并购机会时，各地政府也可以提供方便，支持所在地的企业像华为、中兴那样，到海外设立研发中心，直接利用国外的高端人才来推动技术创新。
另外，各地政府也可以筛选我国每年从发达国家大量进口的高端制造业产品，根据其地区比较优势，创造这些产业所需的基础设施，改善营商环境，到海外招商引资，把那些高端制造业产品的生产企业吸引到国内来设厂生产。我国现在的GDP规模约占世界的14%，在新常态下，每年6.5%以上的增长意味着我国每年对世界贡献将近1个百分点的增长。现在世界每年的经济增长在3个百分点左右，也就是说，我国每年对世界市场容量扩张的贡献率达到30%。如果地方政府能够根据这些高端制造业的需要提供合适的基础设施、人才培训、营商和法制环境，国外许多高端生产企业会有很高的积极性到国内设厂生产，以满足我国不断扩大的需求，并以我国为生产基地，供应世界各地的市场。江苏省太仓市的中德企业合作园区2012年被工信部授予“中德中小企业合作示范区”，到2014年年底吸引了220家德国企业入园，投资总额达20亿美元，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在中高端产业的招商引资上，我国仍处于大有作为的机遇期。
第二种是领先型产业。我国作为中等偏上国家，有些产业，像白色家电、高铁、造船等，其产品和技术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或已接近国际最高水平。领先型产业必须自主研发新产品、新技术，这样才能继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
自主研发包括两种不同性质的活动：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以及新产品、新技术开发所需的“基础科研的突破”。企业开发的新产品、新技术可以申请专利，这类活动理当由企业自己来进行。但是，基础科研不仅投入大、风险高，而且其产品是“论文”，属于社会公共知识，企业没有从事基础科研的积极性。
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绝大多数产业属于领先型产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所需的基础研究，绝大多数是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高校，或是由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等政府支持的科研机构来进行，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或地区也以政府的资金支持类似的机构来进行这方面的基础研究。我国自然也必须采取同样的方式来支持领先型产业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所需的基础科研。
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用财政拨款设立科研基金，支持所在地领先型产业的企业与科研院校协作进行基础科研，支持企业开发新产品、新技术。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可以以资金支持相关行业的企业组成共用技术研发平台，攻关突破共用技术瓶颈，在此突破的基础上再各自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在企业新技术和产品开发取得突破后，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可以通过采购，帮助企业较快地形成规模化生产，以降低单位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领先型产业需要到世界各地建立销售、加工生产、售后服务等网络，以开发市场，中央和各地政府也需要在人才培训、资金、法律、领事保护、投资保护上给予相关企业海外拓展必要的支持。
第三种是退出型产业。这类产业有两种类型，一类是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另一类是在我国还有比较优势，但是产能有富余的产业。
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是最典型的第一类产业。这类产业最主要的成本是工资成本。目前，我国一线工人的月工资是3000~4000元人民币，相当于500~600美元。到2020年“十三五”结束，实现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目标，加上人民币升值，普通工人的月工资至少会上升到1000美元。这类产业在我国失掉比较优势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面对这种挑战，我国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中的一部分企业可以升级到品牌、研发、品管、市场渠道管理等高附加值的微笑曲线两端。从事生产加工的多数企业则只能像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和20世纪80年代以后亚洲四小龙的同类产业中的企业那样，利用其技术、管理、市场渠道的优势，转移到海外工资水平较低的地方去创造第二春，把我国的GDP变为GNP，否则必然会因竞争力丧失、海外订单流失而被淘汰掉。这些加工企业在海外的成功也将给我国相关产业中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中间部件和机器设备的生产企业提供海外市场，成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拉动力。
我国各种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绝大多数在一些市县形成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可以采取以下两种因势利导的政策：一是提供设计、营销方面的人才培训、展销平台等，鼓励一部分有能力的企业转向“微笑曲线”的两端，经营品牌的企业则可以对其新产品开发的费用给予和高新产业研发费用一样在税前扣除的待遇；二是协助所在地加工企业抱团出海，提供信息、海外经营人才培训、资金支持，以及和承接地政府合作设立出口加工园区等，帮助企业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资源优势来提高竞争力，创造企业的第二春。
根据这一思路，我国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应向何处转移？我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第三次工业普查显示，整个制造业的从业人员高达1.25亿人。以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越南、柬埔寨、老挝、孟加拉等国而言，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稍微往那些国家转移，马上就会带动其工资和我国一样迅速上涨，实际上这正是近些年来这些国家出现的情形。
从人口和劳动力供给而言，非洲现在有11亿人口，大量是富余的农村年轻劳动力，和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的状况一样，目前的工资水平仅为我国的1/10~1/4，是承接我国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最合适的地方。但一个地方要成为现代制造业出口加工基地，除了工资水平低以外，当地的生产企业还必须具备比较现代化的管理和技术能力，以及国际买家对当地企业的产品质量和按时交货的信心。非洲国家现在遇到的发展瓶颈是，基础设施薄弱，国际买家对非洲企业的管理、技术、产品质量和按时交货的能力缺乏信心。如果我国中央政府和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在“一带一路”和“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合作框架下，能够帮助非洲国家学习和吸取中国在招商引资方面的经验，设立工业园区，改善基础设施，提供一站式服务，以发展产业集群的方式将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企业吸引过去，非洲也能快速发展起来。
2012年东莞的华坚鞋业在埃塞俄比亚投资设厂迅速获得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华坚在国内的工资占总成本的22%，埃塞俄比亚工人的工资水平只有国内的10%，工人生产效率是国内的70%，工资总额实际上只有国内总成本的3%，下降了19个百分点。华坚所有的原材料来自国内，产品全部出口，物流成本从在国内占总成本的2%增加到8%，扣除物流成本高出的6个百分点，共节省了13个百分点。埃塞俄比亚和许多非洲国家目前处于工业化的早期，大量剩余年轻劳动力滞留在劳动生产率水平极低的农业和服务业，劳动密集加工制造业在未来1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工资水平基本能够维持不变，去的企业多了，生产规模扩大，物流成本将下降。所以，我国企业到那儿投资的利润水平还会随着生产规模扩大而上升。
随着我国国内工资水平的上涨，许多20世纪八九十年代转移到我国大陆的台资、港资以及韩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企业已经转移出去，我国自己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企业则因为不熟悉国外投资环境，缺乏海外经营管理人才而仍滞留国内。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集群所在地的政府，可以给企业提供合适发展出口加工产业的国家信息，和承接地政府做好对接，帮助他们学习中国的招商引资经验，设立工业园区，营造良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会同行业协会因势利导，协助我国的企业抱团到那里投资。我国的商务、外交等中央部门，以及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非基金等金融机构也要在投资保护、签证便利和金融上给予走出去的企业必要的支持。
退出型的第二类产业包含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建材行业。这些产业近些年在我国发展很快，机器设备很新，技术相当先进，生产能力是按满足过去高速增长所需的投资形成的。我国进入新常态以后，增长速度从过去36年年均9.7%的高速回落到现在7.0%左右的中高速，这些产业在国内也就出现了不少过剩产能。但是，这些产业的产品在非洲、南亚、中亚、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地区还严重短缺，我国政府可以像支持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向非洲转移那样，以同样的方式支持这些富余产能产业中的企业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将产能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和我友好、基建投资需求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投资既使这些企业摆脱困境，又帮助那些发展中国家发展，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第四种是“弯道超车型”产业。此类产业的特征是人力资本需求高，研发周期短。相对于一种新药的研发周期可能历时10年以上，成本投入高达10亿美元，信息、通信产业的软件、手机等，研发周期仅为几个月或一年，这些产业属于人力资本需求高、研发周期短的“弯道超车型”新兴产业。在这类产业的发展上，我国拥有国内市场巨大、科技人才多、完备的生产加工能力、能够把概念迅速变成产品等优势，并已经出现了华为、中兴、阿里巴巴、腾讯等成功的企业。各地政府可以针对这类型企业发展的需要，提供孵化基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风险投资，制定优惠的人才和税收政策，支持国内和国外的创新性人才创业，利用我国的优势，推动弯道超车型产业在当地的发展。
第五种是战略型产业。这类产业通常资本非常密集，研发周期长，投入巨大，我国尚不具备比较优势。但是，其发展关系到我国的国防安全，如大飞机、航天、超级计算机产业即属于这种类型。战略型产业有一个特性，即它不能完全依靠市场，需要有政府的保护补贴才能发展起来。过去，政府的保护补贴主要是通过对各种要素价格的扭曲和直接配置来实现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要素价格的人为扭曲将会被消除，今后应由财政直接拨款来补贴这类企业。在美欧等发达国家或地区，不论国防安全型战略产业是民营还是国有，都由政府财政直接拨款来支持其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并以政府采购和推广到其他国家来支持其产品的生产。
对战略型产业的扶持是国家行为，应该由中央而不是由地方财政来承担。但是，这类型产业落户在哪个地方，会间接地促进那个地方军民融合的配套产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所以，各地政府可以支持鼓励配套产业的发展，并改善基础设施、子女教育、生活环境等软硬条件，来争取战略型产业落户当地，以实现战略型产业和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双赢。
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仍然处于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根据各种产业的特征，发挥好“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两只手的作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即使在相对不利的国际外部环境下，我国的经济在“十三五”期间也仍然能够保持6.5%以上的中高速增长，到2020年前后跨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2615美元的门槛，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立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为什么产业政策会失败张维迎一、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
人类会犯好多错误，人类能够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具有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中国古话“吃一堑长一智”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但在我看来，我们经常是只吃堑，不长智。计划经济在全球都失败了，但计划经济的精神仍然保留了下来，人们对产业政策的推崇就是一个例子。实际上，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当然，产业政策并不是一个新东西。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实行产业政策最早的国家，也是产业政策连续时间最长的国家，这个产业政策就是汉武帝开创的重农抑商。重农抑商政策抑制了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阻碍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现在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不再搞重农抑商，但过去几十年里政府还是不断推出各种各样的产业政策，这些产业政策同样阻碍了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回过头来看，产业政策成功的案例凤毛麟角，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举例来说，2009年推行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政府对光伏产业的支持使得这个新兴产业很快陷入危机。但我们并没有认真地总结这些教训。时至今日，我们不少的经济学家、政府官员，甚至一些企业家，仍然在不断地呼吁政府制定产业政策。产业政策的失败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产业政策为什么注定会失败？大概归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第二个原因是激励机制的扭曲。我要特别强调，认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励机制扭曲更为根本。让我先谈一下认知能力的限制。二、创新是不可预见的
拥护产业政策的人一般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技术进步和新产业是可以事先预见的，因而是可以计划的。但这个假设是完全错误的。新产业来自创新。纵观人类的产业发展史就会发现，创新和新产业都是不可预见的，我们现在讲到某一个时期某一个产业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全部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总结。30年前没人预料到今天的新兴产业，甚至20年前也没人预料到；同样，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预见20年、30年之后哪些产业、哪些技术是最为重要的。为什么新技术和新产业难以预见？因为创新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的过程充满一系列的不确定性，这与科学上的发现很类似。不确定性与我们通常讲的风险不同，风险可以用统计规律来找出它的概率分布，不确定性没有任何统计规律可循。创新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没有办法计算其成功或失败的概率。并且，一个创新能否成功，常常取决于后续的其他创新是否出现，因而面临的是一系列的不确定性，而不是一个单独的不确定性。创新的不确定性使得我们没有办法预见求索的结果，然后制定一个目标，再按这个目标寻找一个路径。我们其实既不知道目标在哪里，也不知道路径在哪里，我们只能在不断的试错当中行进。
让我举几个例子。在人类过去200多年的历史中出现的具有重要影响的技术，像蒸汽机、火车、汽车、飞机、电力、无线电、计算机、激光、互联网等，都是没有预料到的。蒸汽机在它最初出现的时候，就是用于煤矿井下抽水，没多少人认为它有多么广阔的用途，所以瓦特改进蒸汽机时找不到钱，只有一个叫罗巴克的英国企业家资助他，结果把罗巴克搞破产了。后来博尔顿接手了罗巴克与瓦特的合同，但失败和巨额的资金需求还是给博尔顿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你可以想象一下，那时候，能够使得蒸汽机后来大有用武之地的很多技术都没有出现，比如火车不存在，轮船也不存在，而火车和轮船的出现又依赖于一系列其他的发明创造，包括钢铁质量的改进、机械设备等。
计算机是IBM公司于1945年发明的，当时没认为它有多大的商业价值，所以迟迟没有投入市场。当时计算机必须用真空管，不仅成本高，而且速度低。计算机真正成为具有商业价值的产品是由于十几年后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的出现，而这一重大发明在1945年是不可能预料到的。
再看看激光的例子。今天，激光技术可以说无处不在，我们开会进门的时候身份验证要激光扫码，我们听的音乐是激光唱片，图书出版要激光排版，去医院检查身体要激光，不少手术也变成了激光手术，等等。事实上，最重要的是，所有现在的信息通信都是基于激光技术才能实现的。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贝尔实验室发明激光技术之后，一开始甚至不准备申请专利，因为“激光技术对通信来讲没有多大意义”。为什么以后变得有意义了？因为出现了纤维光学技术，只有纤维光学技术和激光结合起来，才彻底改变了通信信息传输方式，后来才不仅能够传输语音，而且传输数据，现在传输音像。激光技术的巨大价值依赖于一系列应用技术的发明，在后来这些技术出现之前，人们很难认识到激光技术的价值。
我特别想举两个企业的例子。一个是思科公司。思科公司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的一对夫妇创办的，需要投资的时候他们去找风投，找了72家风投没有一家愿意给钱，因为都不看好它，到了第73家才拿到一笔钱。风险投资家是些非常聪明的人，削尖脑袋找有利可图的项目，但也经常眼拙！另外一个例子是腾讯的马化腾。我遇到过一位风险投资家，他曾在饭桌上对我说，现在一想起马化腾就想扇自己两耳光。我问为什么，他说当初马化腾就想要50万美元，他愣没看上。最后，一个南非的风投给了钱，腾讯公司现在最大的股东不是马化腾，而是南非的那家投资公司。
我举这些例子，就是想说明一个道理：所有重要的创新，所有因创新而成功的新企业，更进一步，所有新产业的出现，都是不可预见的，因为创新过程充满一系列的不确定性。新技术的价值最初是无法预料的，只有在一系列相关的应用技术出现之后，它才能显示出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对新产业、对创新做任何规划，实现创新的唯一途径是经济试验的自由，而不是通过所谓的产业政策将自己锁定在预定的路径上。这也正是我们需要企业家的原因。也可以说，如果技术和创新是可以预料的，我们不需要企业家，我们只需要政府官员和科技干部。我们需要企业家就因为创新是不可预料的，所以需要企业家的警觉、想象力、判断力，需要企业家不断试错，市场竞争决定谁成功、谁失败。成功的创新被别人模仿，在市场上不断扩散，推动了人类进步，也给创新者带来利润，失败了创新者就自然消亡。扼杀了企业家精神就阻塞了创新之路。三、产业政策是豪赌
产业政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要把有限的资源（人力的、物质的）投在政府选定的优先目标上，这实际上是一种豪赌，连盲人摸象都谈不上。不能想象政府官员对未来技术和产业的判断比企业家更敏锐，当然我知道一些政府官员确实很有企业家精神，但总体来讲政府官员要比企业家在创新方面更为迟钝。当政府官员认识到某种技术的重要性的时候，这种技术基本上已经过时了，比如说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机厂家只搞组装，没有核心技术——彩色显像管，所以，政府花数十亿美元进口了几十条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结果显像管生产线还没装配好，技术就过时了。因为我们进入了数字时代，显像管被淘汰了。
能不能靠专家制定产业政策呢？也不行，虽然专家可能有硬知识，但没有创新所必需的企业家的敏锐性和软知识。如果要依靠专家的话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多数专家认为正确的东西很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像我刚才举的思科公司的例子，如果找73个人一起投票的话，72个人投反对票，只有1个人投赞成票，这个项目肯定得不到支持。所以说专家也是不可靠的，更何况有些专家说某个技术重要，其实是为了多得到科研经费。
靠企业家制定产业政策又如何呢？我想也不成，因为有资格被邀请参与政策制定的企业家一定是已经成功的企业家，但过去的成功不代表未来的成功，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创新通常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创业者，而不是功成名就的商界领袖。不妨设想一下，1990年如果美国政府组织一个产业政策委员会，由比尔·盖茨任主席，互联网时代就不会这么快到来，因为比尔·盖茨当时根本不看好互联网，只看好PC。同样，如果2000年左右中国组织一个企业家主导的产业政策委员会，由CCTV投票选出来的十大年度经济人物组成，并且由柳传志和张瑞敏担任联席主席，我想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可能不会像今天这么好，更可能的是计算机行业和家电行业的产能过剩。像我刚才讲的，好多创新就是名不见经传的人做出来的，成功之后我们好多判断就变得失误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一代一代新的企业家在替代老的企业家。这是认知方面的原因。四、不搞砸绝不罢手
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除了认知方面的原因，还有激励机制方面的问题。政府官员的激励和企业家很不一样，企业家试错，失败了，损失是自己的，成功了，收益也是自己的。但政府官员做事，成功了，没有与此对应的货币收益，失败了，反倒可能要承担一定的职业风险（尽管并不总是如此）。所以，政府官员考虑更多的是怎么回避个人责任。回避个人责任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听取专家的意见，这样任何政策出问题以后都可以说事先征求过专家的意见。第二个办法就是忠实执行上级政府的政策，中央号召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或者“跟风”，别人（其他地区）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比如别人做动漫，我也做动漫，别人做太阳能，我也做太阳能。这样即使最后失败了，大家都失败了，又不是我一个人失败了，我个人当然也就没有责任。光伏产业的情况就是这样，中央决定发展光伏产业，全国都这么搞，我也这么搞，各地都这么搞，最后就搞成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一旦政府鼓励某个产业，这个产业一定会变得产能过剩。
上海交通大学一位教授曾拿了上亿元的政府资金，搞了个所谓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汉芯一号”，后来被揭露他不过是把摩托罗拉芯片买过来磨掉人家的商标而已。自由市场上，如果一个企业家犯错误，第一，他没有积极性掩盖，因为越掩盖亏损越多；第二，他也没有权力掩盖，因为有竞争对手存在，谁也没有办法阻止别人证明自己的错误。你搞一个技术，人家也搞一个技术，人家搞成功了就打垮你了。产业政策还带来寻租行为和腐败。产业政策通过对不同产业在市场准入、税收和补贴、融资和信贷、土地优惠、进出口许可等方面的区别对待，创造出权力租金。有些企业家不具有创新能力，但是具有寻租的本事，热衷于搞寻租活动。现在一些所谓的新技术公司账面有利润，一检查利润都来自政府的补贴。不难理解，大量从政府拿钱的企业根本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创新企业。五、企业家要争取的是普遍的权利，而不是特权
总结一下，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事实上，产业政策只能阻碍创新，而不可能激励创新。跟着政府的产业政策走的企业家，我想不可能是真正的创新型企业家。为了创新，为了把我们国家变成一个真正的创新型国家，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而不是什么产业政策的扶植。所以，我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企业、任何行业任何特殊的政策，真正的企业家不应该有这个奢望。任何特权都是对他人的歧视，会扭曲企业家精神。我要特别呼吁一下，企业家应该争取的是每个人的平等的权利，而不是给自己的特权。但我很遗憾地发现，现在一些企业家向政府所争的是给自己的特权，而不是给所有企业家、所有个人平等的权利。我们应该记住哈耶克在几十年前提出的警告，他说：许多假装捍卫“自由企业”的人，实际上是一群捍卫他们自己特权的卫道士和要求政府采取有利于他们的行动的鼓吹者，而非一切特权的反对者。他认为，除非反对国家控制运动的领导人以身作则，随时准备用他们要求大众接受的竞争市场节律来约束自己，否则我们就无望达成一个较为自由的制度。怎样才算好的产业政策黄益平
政府是否应该采取产业政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这是关注经济发展的学者经常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产业政策问题的提出，最初可能跟“市场失灵”问题有关。比如，创新成本高、风险大，收益却无法完全内部化，所以发展新兴产业比较难。如果政府采取一些政策措施，也许可以帮助克服市场失灵。但这种干预到底是否有效，学界并无明确的结论。成功的案例当然有，但绝大部分产业政策不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支持的“幼稚产业”，历经几十年还没有成长起来。因此，有学者质疑产业政策的价值：难道政府比市场更聪明？
所谓产业政策，是指政府对特定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所采取的政策干预。这种干预，既可以是各种形式的补贴，也可以是特定的行政与监管手段。总之，要帮助消除新兴产业发展的瓶颈。我不是研究产业政策问题的专家，不过，最近一直在思考我国如何实现产业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我是从克服市场失灵的角度来理解产业政策的逻辑的，市场能做的还是尽量留给市场。但有效的产业政策究竟什么样？回答可能见仁见智。我关注的是如下五个方面：顺应市场、不限制竞争、谨慎干预、有退出机制和做事后评估。如果做不到这些，实行产业政策很可能会事倍功半，甚至弊大于利。一、产业政策的必要性
对产业政策的作用有争议，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理念的因素，也有执行的问题。有时候，对同样的产业政策和结果，评价也不一致。比如，对于产业政策对“东亚奇迹”贡献的评价，就存在分歧。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认为主要是产业政策提升了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而希瑟·史密斯（Heather Smith）通过对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研究，发现主要是市场开放而非产业政策的贡献。另外，我国香港地区崇尚自由市场，而新加坡强调政府干预。到底哪一个更好？好像也没有共识。甚至在不同的时期，大家的结论也不一样。
国内一些学者对产业政策抱持怀疑的态度，这比较容易理解。我国每年都有产业政策，比如在2016年，政府决定要继续扶持节能环保、软件、云计算、装备制造和光伏等产业。但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成功的产业政策很少。最早的产业政策可能是计划经济年代以钢铁产业为核心的重工业化战略，林毅夫、蔡昉和李周认为这个政策的问题，在于违背了比较优势的原则。当时我国人多、资本少，发展重工业很难。即便以举国之力建立起来了，也无法在成本和质量两个方面实现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产业政策似乎依然乏善可陈。要么浪费很多资源，不了了之；要么一窝蜂，在短时间内造成全行业过剩。前者的例子是现在各地方政府响应中央倡导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纷纷开办创业孵化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产业引导基金。各地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千差万别，却要走同一条独木桥，运动式地搞创新，很难避免资源浪费。后者的例子是光伏产业，产能过剩问题已经十分突出。现在中国已成全球最大的光伏生产国和使用国。但如果没有政府补贴，绝大多数光伏企业仍然无法自负盈亏。我现在有点担心新能源汽车可能会重蹈光伏的覆辙。
产业政策容易导致两极化的结果，可能跟我国的经济体制有关。中央出一个政策，上上下下都跟着跑。产业政策的边界不清晰，实际变成了举国体制的产物。不光地方政府很上心，银行也非常积极。很多银行根本不认真做尽职调查，看国家的产业目录放贷款。更重要的是，有些官员考虑的是要有看得见、摸得到的举措，效果如何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产业政策很少做事后评估，成功也好，失败也罢，决策官员不需要承担责任。
我关心产业政策问题，主要是因为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产业升级的挑战。近年经济增速持续下行，背后有周期性和趋势性因素的作用，但最大的变化是过去长期支持经济增长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源型重工业失去了活力，现在迫切需要培养和发展新的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支持下一个阶段的经济增长。所以，现在迫切需要做的，一方面是让已经失去竞争力的旧的产业转型、升级或者退出，另一方面是让新兴产业更快地形成并发展。但世界上绝大部分中等收入国家无法晋身高收入经济的现实，也表明产业升级之路十分艰难。
产业政策能不能发挥一些积极的作用？我理解产业政策的目的，主要还是通过克服“市场失灵”，帮助化解新兴产业发展的瓶颈。当前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的障碍有很多，一是技术门槛。无论是新能源还是大数据，新技术研发的成本非常高，单个企业突破的难度很大。二是行业门槛。我国政府对很多产业实行严格的准入标准，特别是在医疗、文化和教育等领域，一般企业很难进入。三是退出门槛。有很多企业已经失去了竞争力，甚至已经沦为僵尸企业，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退不出。僵尸企业不退出，继续占用大量的资源，也是遏制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产业政策要从降低这些门槛入手，不同的新兴产业所需要的产业政策可能也不一样。
目前全国有四个城市的创新、创业做得有特色：北京、杭州、贵阳和深圳，在这些地方的创新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所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在北京的中关村，高校、科研机构云集，发展高新产业有先天优势，政府主要是鼓励科技成果转化。杭州的创新、创业的热潮主要是阿里巴巴的成功带动起来的，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创新生态圈。贵阳发展大数据产业则主要是贵阳市政府推动的结果，贵阳除了电价便宜，本身并不具备突出的优势。到目前为止最成功应该数深圳，已经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中国的创新重镇，成就了一批诸如腾讯、华为和华大基因等全球领先的公司，靠的主要是有效的市场机制。二、互联网金融的经历
近年来，我国的一些新兴产业发展很快，比如生物医药和智能机器，个别企业甚至达到了国际前沿水平。但如果要说已经全球领先的新兴行业，可能只有互联网金融。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曾经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一个产品通常会经历研发、生产、成熟、退出这样几个阶段。我国企业生产的大多数产品都是从发达国家引进来的，互联网金融可能是个例外。2004年支付宝上线，2005年宜信成立，我国的互联网金融迄今已经走过了十几个年头。从机构数量、业务种类、交易规模和客户群体看，我国的互联网金融已经在全球占绝对领先的地位。可以说，互联网金融给中国提供了第一次引领全球行业发展的机会。
如今蚂蚁金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金融公司，支付宝已经有3亿用户，而且已经在120个国家落地。在互联网金融的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了一批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比如，第三方支付领域除了支付宝，还有微信支付。网络贷款领域有个体网络贷款（P2P）形式的拍拍贷、宜人贷和人人贷，有微贷形式的蚂蚁微贷和微粒贷。网络投资领域有投资理财平台陆金所、招财宝和铜宝街，众筹平台有点名时间和天使汇。唯独在网络货币领域尚未出现有影响力的公司，但从央行到企业，大家都在积极探索区块链的实际应用，包括创造新型数字货币的可能性。“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表明，自2013年1月以来，全国的互联网金融业务一直保持环比接近6%的增长速度，大致一年翻一番。目前看，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地区性差异十分明显，沿海地区比内陆地区发达许多。地级市的数据显示，杭州是我国互联网金融的中心城市，离杭州越远，发展水平越低。但这两年趋同的势头也很明显，即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增长更快。另外，从年龄段看，推动互联网金融增长的主要是年轻人，特别是出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群体。
互联网金融并不是在政府的主动扶持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是市场自发行为的结果。关于互联网金融究竟是真实的创新还是虚假的泡沫的争论远未结束，不过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得到了两个逻辑因素的支持。一是解决了市场的一个痛点。支付宝横空出世，是因为当时淘宝使用银行的支付系统，但费事、耗力，还容易出差错。而P2P平台受到热烈追捧，一方面是因为老百姓缺乏好的投资机会，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人根本不可能从银行获得贷款。我国有60%~70%的中小企业和个人没有获得良好的金融服务。互联网金融弥补了这一块市场空白。
二是互联网为解决金融难题提供了一种可能性。金融的本质是资金的融通，最大的困难是风险定价。互联网技术的核心工具是移动终端和大数据分析，前者可以帮助获客，后者能够协助尽职调查。而且互联网技术具有长尾效应的特征，一旦系统建立，服务新的客户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所以，与传统金融形态相比，互联网在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方面的优势更加突出。
互联网金融行业为我们思考产业政策提供了一个案例。政府没有为这个行业的发展提供补贴，但监管部门相对容忍的立场提供了宽松的发展环境，否则互联网金融也不会有今天的局面。但反过来，近年来，互联网金融特别是P2P行业风险频发，也跟监管缺位有关。P2P行业发展近10年，至今还没有一个监管框架，导致很多平台或者在黑暗中摸索，或者浑水摸鱼，甚至劣币驱良币，好公司反而活不下去。假如有监管的话，像e租宝这样的高风险平台应该是可以被剔除出去的。而现在监管部门突然要求所有P2P平台在短期内从信用中介转为信息中介，这给行业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所以，加强新兴产业的行业规范与健康发展，特别是平衡创新与风险，也应该成为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三、有效产业政策的条件
我国在改革开放期间其实有一项非常成功的产业政策，那就是支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的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业改革的成功不仅提高了农民的收入，还产生了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政府首先在南方开设了经济特区，对外国投资企业提供税收、资金、能源和土地方面的优惠，后来还一度把这样的政策推广到内资企业和全国各地。这项政策非常成功，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在全球劳动密集型出口市场上的份额已经达到1/4。在加入WTO之后，中国很快就变成了全球制造业中心。因此，说这项产业政策成就了“中国奇迹”，也并不为过。
既然绝大部分的产业政策都不成功，那么，如果过去的做法不改变，新的产业政策获得好的结果的可能性也不大，甚至有产业政策还不如没有产业政策。所以，无论是学者还是官员，在考虑制定新的产业政策之前，都应该对过去的不成功的做法进行很好的总结和反思，提出一些切实有效的改进办法，把小概率事件变成大概率事件。产业政策怎样做才能变得有效？我想到五个方面的要素：
第一，顺应市场。产业政策应该顺势而为，而不应逆水行舟。如果新兴产业不能符合比较优势或者不能解决市场的痛点，即便把产业建立起来了，也无法发展。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建立的重工业，就不符合当时的比较优势。但这可能是很多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的一个通病，既然是发展新兴产业，都想一步迈到世界前列去。林毅夫、鞠建东和王勇在最近的研究中提出发展新兴产业也必须顺应比较优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思想。支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政策为什么成功？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它符合当时的比较优势。当然，如何适当超前地选择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作为扶持对象，仍然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第二，不限制竞争。国家扶持的是特定的产业，而不应是特定的企业，政府补贴某一个创新环节，应该让任何做得好的企业都有机会获得。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应该在同一个市场上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过去国家采取产业政策支持家电和汽车等行业的发展，不但选定重点支持企业，还不许其他企业进入，这是很糟糕的做法。政府选择优胜者，自然容易引发对公平性的怀疑。现实中也有不少企业为了获得政府政策的支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政府公关而不是研发创新上。张晓波和合作者的研究就发现，我国政府的大部分创新补贴流向了创新比较少的国有企业，这就说明关系比创新重要。
第三，谨慎干预。干预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消解产业形成和发展的瓶颈。政府干预一个产业的手段有很多，可以选择补贴，也可以选择管理准入门槛，补贴也可以选择不同的环节。比如现在支持新能源汽车，政府的选择是撒胡椒面式地补贴后端的消费者。这当然可以让生产商有利可图，继续投入研发活动，但这可能不是最佳的政策选择。新能源汽车的技术瓶颈在电池，一是成本，二是寿命，三是安全性。我国的新能源汽车能不能形成国际竞争力，关键还是看电池技术能否获得突破性的进展。国家应该把资金和科研力量集中起来支持前端的电池研发，也许这比分散地支持所有的汽车企业各自为政搞开发更加有效。
第四，有退出机制。我国支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政策能够获得成功，除了符合比较优势和不限制竞争之外，就是及时退出。产业政策是临时帮助新兴产业形成的，不是长期支持它们发展的。很多国家的“幼稚产业”一直成长不起来，就是因为政府把这些重点企业保护了起来。保护政策一直不退出，这些所谓的“创新企业”也就变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可以躺在国家政策的身上讨生活，哪里还会有创新的动力和能力？所以，在制定任何一个产业政策的时候，都必须同时设计一个退出机制。过了一段时期，如果新兴产业还是没能发展起来，就应该果断放弃，不应该让它变成国家长期的负担。
第五，做事后评估。地方执行产业政策，要么大家都跟着中央跑，中央倡导发展新技术产业，各地不顾当地的实际情况，全国都下同一盘棋；要么换一茬官员就改一套思路，没有一套方案能够坚持到底。说到底，还是干部评价体系出了问题，决策者并不承担政策后果。以工信部出台政策支持婴儿奶粉为例，最后国家的钱是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打了水漂还是进了特定个人或是机构的腰包，反正我是无从得知。所以，要执行产业政策，首先应该设立评估制度，特别是请第三方机构对每一项产业政策的效果做独立评估。决策官员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国企混改、债转股可以一箭三雕姚洋
2016年10月10日，国务院于发布了《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债转股必须循市场化的方向而动，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应该说，这也是对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做出部署。一、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周期性因素
中国经济目前的形势是增长减速，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这种态势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我认为需要强调的是周期性原因，认识到这个原因对我们的判断非常重要。现在市场上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情绪，而认识到减速跟周期有着相当大的关系，我们就不用那么悲观。
在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问题中，企业负债和国企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将混合所有制确立为新时期国企改革的方向。国企拥有先进的技术、设备以及丰厚的人才储备，一些企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当前，中国一些国企存在的问题是没有建立起一套现代企业治理制度，因而在资金和人才使用方面存在缺陷。混改的目的是通过引进民间资本改造国企的治理结构，提升国企的效率。几年来，各地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进展并不尽如人意。其中的原因很多，但国企的高额负债是最重要的。
截至2016年6月末，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总额为126万亿元，负债总额为83.5万亿元，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6.3%，比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高约15个百分点。许多国企有很好的产品，销售业绩也很好，但利润却无法弥补高额的利息支出。沉重的负债已经成为掣肘国企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国企的高额负债不是一日之间形成的，而是我国宏观经济周期的产物。一般而言，当经济处于宏观景气上行期时，企业的资金运转速度加快，负债率下降；而当经济处于宏观景气下行期时，企业订单下降，资金运转速度下降，负债率上升。我国经济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进入长达近十年的景气上升期，企业负债率发生较大幅度的下降，国企也不例外。但自2012年之后，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景气下行期，企业部门的负债率不再下降，而国企的负债率发生较大幅度的上升。二、以债转股为企业减负有成功经验可循
去杠杆是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6年确定的重点经济工作之一，但是，关于如何去杠杆，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学者都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许多人认为，控制货币发行是去杠杆的关键。然而，1929年大萧条告诉我们的一条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是，在经济下行期过度地控制货币发行将导致经济进一步下行。另外，控制货币增量并不能解决存量问题，特别是不能解决显性和潜在的银行坏账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国企债务上升并不是第一次发生。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经济进入长达六七年的景气下行期，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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