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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14 06:3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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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丹,洪翱宙,王静

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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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翻译与教学实践

英语翻译与教学实践试读:

前言

现代英语教学内容已被拓展广泛,已不是传统英语教学方式中的单纯英语课堂教学,还包括英语语用、英语翻译课堂互动、汉英互动等实践理解与运用。本书主要介绍了英语翻译与教学实践的相关内容。通过对英语教学理论、设计、方法等教学体系的探讨和分析,以及与课堂互动和语用翻译实践的探索,对英语教学的思维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分析,展现出清晰的英语教学思路和技巧,拓宽了英语教学的思路,同时也丰富了英语教学内容,展现了新颖独特的教学实践方式。第一章语言学第一节语言学概论

语言是伴随着人类社会一起出现的,人类的语言是一个历程长且复杂的发展过程,所有的语言都在不断的演变,其中一些语言已经不再被人使用而消失。保存下来的语言也在各种因素的促使下不断的变化和丰富。人类从很早就开始注意研究语言了,语言学具有悠久的历史,而现代语言学则是一门实证科学,主要研究现代的语言以及口语,是一门通过独立的研究方法针对客观的研究对象,形成系统的学科理论。

语言学,顾名思义,研究语言的科学。它以语言为研究,研究语言的本质、结构和发展规律。语言学的研究以十九世纪形成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为界大致分为两个时期:语文学和语言学。在19世纪末的语言学界,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语言研究已到达顶点,科学的语言研究方法就是历史比较法。20世纪初,语言学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折而进入到现代语言学时期。语言学家曾从多方面寻找影响语言发展变化的因素,如社会发展变化的影响、地理或气候因素的影响、人类发音器官结构变化的影响、使用语言的经济原则的影响、语言类推作用的影响、语言系统内部矛盾的影响、语言系统与语言功能之间的矛盾的影响等,并由此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或学说。迄今为止,虽然还没有哪个语言学家、哪种学说能全面解释语言演变的原因,但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揭示了一些影响语言发展变化的因素。

语言是一种牵涉到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复杂社会现象,它的发展变化,也必然受到多方面原因的制约,不大可能只是某一种或某几种因素的影响。综观人们的研究,语言发展变化的原因主要可从社会、心理和语言自身三个方面来考察。

一、语言概述

在日常的交际活动中,人们所依赖的不是实实在在的事物,而是代表事物的符号。词就是一种符号,它能使听话者意识到他所代表的事物或现象。整个语言就是由这样的符号组成的一个系统。语言是同类生物之间互相沟通而产生的统一编码,它是一种符号系统,人们交流沟通的主要体现方式便是语言,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工具,与其他动物有所不同,只有人类才创造出了真正的语言,一些动物发出的声音,只是表达自己的情感以及在其群体中发出一些信息,无法称之为语言。人类则将语言运用在日常生活中交际,又运用语言将人类的文明保留和传承下去。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独特的语言。全世界约有5651种语言,其中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英语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同时是联合国工作的语言。语言作为一种使用工具,对整个世界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都在不断地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今天的语言分布情况就是它过去发展的结果。

广义的语言,是一套沟通表达和处理规则的符号系统,这种符号除了可以用声音来传递,还包括视觉和触觉等形式。语言系统(狭义的语言)中都是一些记号。我们通常称之为符号。例如本书所记载的,都是一些线条符号。充当符号使用的,一般是声音、笔迹和其他形象(比如荧光屏上的图像和字幕)。可是,这些符号和背后使用符号的人的意识内容如何联结起来?

语言的基本单位是字词(term),即一些单词。当我们把字词串起来,就成了语句(sentence)。进一步,我们亦可以将字词和语句视为一些记号(sign)。人类是通过不同的记号,将内心的意思表达出来,互相沟通。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记号的特性。记号包括人为的记号和自然的记号。人为的记号,人工构成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媒介,例如我们创造文字的线条和声音,将内心的意思表达出来。至于自然的记号,则是人类借用大自然事物的特性作为寄托心意的象征,例如原始人将一块大石头放在洞口,象征其势力范围,假若有他人经过石头与洞口之间附近这段距离时,他就揍人。于是,石头便成为自然记号。我们相信人类是首先运用自然记号,作为表达内心的意识,自然记号渐渐增多,就会出现淡化自然记号的过程,用人工记号记录相类似的事件。比如结绳记事,就是从自然记号过渡到人工记号的例子。

人类语言文字的发展是一个长久而又复杂的过程,除了一些已经不再有人使用的语言之外,每种语言总是在不断发展和演化的。所以,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并不是一套固定不变的符号系统和意义系统。语言在不断使用的过程中充实丰富起来,在这样的过程中,淘汰了那些不再实用的成分。语言的发展和人类所要表达、传播的内容是分不开的,人类的心意方面的拓展,直接影响用以表达此等心意的语言的演变。科学语言的演变,伴随着科学概念与理论的发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语言就广义而言,是一套共同采用的沟通符号、表达方式与处理规则,符号会以视觉、声音或者触觉方式来传递。严格来说,语言是指人类沟通所使用的语言-自然语言。一般人都必须通过学习才能获得语言能力,语言的目的是交流观念、意见、思想等。语言学就是从人类研究语言分类与规则而发展出来的。研究语言的专家被称呼为语言学家。当人类发现了某些动物能够以某种方式沟通,就诞生了动物语言的概念。到了电脑的诞生,人类需要给予电脑指令。这种“单向沟通”就成了电脑语言。

19世纪,欧洲的比较学派研究了世界上近一百种语言,发现有些语言的某些语音、词汇、语法规则之间有对应关系,有些相似之处,他们便把这些语文归为一类,称为同族语言;由于有的族与族之间又有些对应关系,又归在一起,称为同系语言,这就是所谓语言间的谱系关系。世界上主要的语系有七大类:

印欧语系是最大的语系,下分印度、伊朗、日耳曼、拉丁、斯拉夫、波罗的等语族。印度语族包括梵语、印地语、巴利语等。伊朗语族包括波斯语、库尔德语、普什图语等。日耳曼语族包括英语、德语、荷兰语、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主要语言。拉丁语族包括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罗马尼亚语。斯拉夫语族有俄语、保加利亚语、波兰语。波罗的语族包括拉脱维亚语和立陶宛语。

汉藏语系下分汉语和藏缅、壮侗、苗瑶等语族,包括汉语、藏语、缅甸语、克伦语、壮语、苗语、瑶语等。

阿尔泰语系下分突厥语族、蒙古语族、通古斯语族三个语族。突厥语族包括土耳其语、乌兹别克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阿塞拜疆语和楚瓦什语等,蒙古语族包括蒙古语和达斡尔语等,通古斯语族包括满语、锡伯语及俄罗斯境内的埃文基语。

闪含语系又称亚非语系。下分闪米特语族和含语族。前者包括阿拉伯语、希伯来语等,后者包括古埃及语、豪萨语等。

德拉维达语系又称达罗毗荼语系。印度南部的语言都属于这一语系,包括比哈尔语、泰卢固语、泰米尔语、马拉雅兰语等。

高加索语系这一语系的语言分布在高加索一带,主要的语言有格鲁吉亚语、车臣语等。

乌拉尔语系下分芬兰语族和乌戈尔语族。前者包括芬兰语、爱沙尼亚语等,后者包括匈牙利语、曼西语等。

此外还有一些语系,如非洲的尼日尔—刚果语系、沙里—尼罗语系(尼罗-撒哈拉语系)、科依散语系,美洲的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以及一些印第安语系,大洋洲的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和密克罗尼西亚语系(也有将两者合为南岛语系的),中南半岛的南亚语系。需要指出的是,世界上有些语言,从谱系上看,不属于任何语系,如日语、朝鲜语等,就是独立的语言。

二、语言的科学性

一般说来,语言学研究的科学程序包括以下几个步骤:收集语言数据、根据所得数据建构一个初步规则、通过更多的数据验证初步规则,并作出必要的修正、最后提出一个能够解释或说明有关数据的规则或理论。

与此类似,梅德明就语言研究的科学步骤总结如下:观察语言事实、概括语言事实、提出假设解释语言事实、通过更多的观察检验假设、建构某一个语言理论。

语言学成为一门科学有下列下列要素:穷尽性、一致性、简洁性和客观性。语言学是关于语言的科学,自然应该建立在对语言素材和资料的系统研究上,因为这一研究的宗旨是发现语言的本质特征,挖掘语言的潜在系统。一个语言学家往往是怀着某种语言假设去从事研究的,在研究中不断地检验、证明或推翻自己既有的假设。为了使其分析具有科学性,语言学家的工作遵循上述四条准则。“穷尽性”指语言学家应收集并分析所有既得资料或数据,并给予充分的解释,不能丢三落四。“一致性”指在分析过程中前后观点要一致,至少不能前后矛盾。“简洁性”指字进行复杂的分析或证明当中应力求语言的简洁,不拖泥带水,不冗长乏味。“客观性”指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不凭主观臆断妄加取舍,乱下结论。

三、语言学的划分(一)莱昂斯的区分

1.普通语言学和描写语言学(1)普通语言学

普通语言学又称做“一般语言学”“语言哲学”或“理论语言学”,是对人类语言的看法和研究结果的理论概括,是研究语言的本质、发展和起源以及语言的类型和分类的语言学分支学科。普通语言学以人类所有语言为研究对象,研究人类语言的性质、结构特征和发展规律,着重从理论上探讨人类各种语言所共有的规律以及各种语言在结构上的共同特点,也叫“一般语言学”。普通语言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普通语言学除一般的理论问题外,还包括语音、文字、语法和词汇等问题;而狭义的普通语言学只讨论语言学中的一般性问题。普通语言学再细分,可分为普通语言学、普通词汇学、普通语法学、语义学等。

普通语言学是以人类一般语言的共同性问题为中心,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的。它研究的基本问题是:语言的本质、语言的结构、语言的起源、语言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语言研究的特殊方法、语言学的各个部门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语言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等。

普通语言学把所有具体语言研究的事实和理论综合起来,加以概括,然后再回过头来指导整个语言学的研究。因此有人把它叫做语言哲学或理论语言学。普通语言学的基础是具体语言学。具体语言研究的种类越多、越深入,普通语言学的内容就会越丰富,概括得就会越全面。随着具体语言研究的逐步深入,必将会发现语言学理论没有概括、无法解释的语言事实。为了解释这些问题,必须对普通语言学理论进行探索,总结出新的原理。新的原理又可以指导新的实践,并从中发现以往没发现的东西。以此循环下去,语言学便在这个循环里不断得到新的发展。(2)描写语言学

美国描写语言学实质上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也是结构主义三大流派(布拉格音位学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派)中影响最大的一个。这一流派的创建有它的实践基础——基于美国的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印第安语的长期调查。在对印第安语的长期研究和调查中,萨丕尔、鲍阿斯成了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先驱。他们提出语言研究应依据它本身的语音形式和意义的模式来描写。鲍阿斯更是主张重新探讨描写语言的新方法,而萨丕尔则在实践中特别注意对语言结构的描写。之后,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1887-1949年)异军突起,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研究,最终成了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奠基人和代表人物。由于他对语言学的贡献和他的理论对语言研究的影响,以至于有人将这一时期称作“布龙菲尔德世纪”。如果说萨丕尔和鲍阿斯是从实践中进行了语言描写尝试的话,那么,布龙菲尔德则从理论上建立了描写语言学派。正如冯志伟先生所言:“布龙菲尔德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点则奠定了美国语言学的理论基础,他的《语言论》一书则成了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纲领性著作。”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有它的理论基础,即著名的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结构理论。布龙菲尔德的结构主义观点也主要是受索绪尔影响。此外,描写语言学的分布分析法也主要来源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互补分布理论。在布龙菲尔德之后,又有哈里斯、霍凯特等人对布龙菲尔德的理论或继承、或发展,把这一学派进一步发扬光大。

这一学派的成熟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即当时语言学研究的大背景。在19世纪的语言学研究中,历史比较语言学占主导地位,在其对语言动态的、历时的研究取得成果之时,也暴露出研究方法上的不足。比如这一学派把一些语言事实当作孤立的单位来处理,忽视了语言的系统性,忽略了语言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在这种大背景下,描写语言学派应运而生,以索绪尔的理论为出发点强调语言的整体性,强调对语言系统进行静态的描写,把语言的声音和意义之间的关系,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看作“语言结构”,并将其视作研究对象。至此,美国描写语言学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语言研究体系。

2.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1)共时语言学

共时语言学是指从某一个历史时段静态的观察和研究语言系统,又称断代语言学。共时语言学又称静态语言学,是由索绪尔创立的一门语言学,为用交叉方法,区别两种语言或语音是否相同,或同语言两种词是否完全相同。此学科的特色,在于坚持在两同阶段语言中,要独立分析,以解决或了解两语言间的同性与差别问题。该学科于20世纪启蒙,其研究遍及各主要语言,主要学派有:描写语言学派、转换生成学派和层次语言学派等等。并为美国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流派”和“行为主义”的产生完成了理论的铺垫。(2)历时语言学

历时语言学(diachronic linguistic)又称演化语言学或历史语言学,是由索绪尔创立的一个语言学分类,指在现代语言学出现之前,大部份语言学者所进行的一种语言的历史性演化的研究,主要研究语言在一定的时间跨度内所经历的种种变化,采用正视法(以文献考证为基础按时间顺序来叙述一种语言的历史)和回顾法(通过比较来重建一种语言)来研究问题。

3.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1)理论语言学

任何对语言的结构状态和演变规律的研究都是理论的研究,可以称为理论语言学。一般把研究某种具体语言的语言学称为具体语言学,如汉语语言学或英语语言学等等,把侧重探索语言本身的特点和规律为目睹的语言学分支称为理论语言学。

理论语言学同语言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一样,是一门十分严谨的科学。理论语言学一般注重考察人类语言的共同规律和普遍特征,而不是学习研究某一门具体语言。这是它与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和现代英语等具体语言课程或学科的重要区别。它所研究的是从具体的语言现象中总结、归纳出普遍的系统的理论和规律,并用这个理论指导各个具体语言的学习研究。它是一门语言学学科的基础理论课。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想要在理论语言学领域有所建树,又必须要学好至少一种语言,尤其是一种印欧语。(2)应用语言学

应用语言学是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解决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产生的问题。19世纪初,语言理论方面的研究和应用方面的研究开始分化。19世纪叶末,J·N·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提出了应用语言学这个概念,但没有得到广泛的注意。20世纪以后,语言科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应用范围空前扩大,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和理论方面的研究明确地区分开来,应用语言学这个名词开始广泛运用,并促成了应用语言学和理论语言学的分化。

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由实践需要来决定,可分为一般应用语言学和机器应用语言学。

一般应用语言学:①语言教学。这是传统意义上的应用语言学。编辑高质量的教材和参考书,研究切合实际的教学方法,一直是语言教学研究中的重大课题。除一般的语言教学外,还有为不同目的和不同对象服务的第二语言教学、科技外语教学、双语制教学、聋哑盲教学。②标准语的建立和规范化,文字的创制和改革。建立通用于各方言区的标准语是很重要的。应用语言学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选好这种标准语的基础方言和标准音。为无文字的语言创制文字时,基础方言和标准音更是重要的依据。文字改革包括文字系统(字母表、正词法和标点符号)的部分改进和彻底更换。标准语的建立只是语言规范化的开始。为了确定语音、语法、词汇规范,需要编出相应的正音词典、规范语法和各种类型的词典。③辞书编纂。词汇是语言中变化最快的部分,新词新义不断涌现。及时、准确地把这些新词新义固定在词典中,指导人们如何运用,这是辞书对语言规范化最有效的影响。④翻译。这是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的综合性创造活动。如何处理好意义的传达和形式的转换,有很多问题要探讨。

机器应用语言学:①实验语音学。运用电子计算机以后,语音实验从音素音节分析扩展到成句成章分析,同时超音段特征成了重要研究对象。除了语音分析,还有语音合成的工作要做。②机器翻译。电子计算机和语言的最早结合开始于机器翻译。它开辟了计算机非数值应用的领域,同时又为许多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及许多技术成果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试验场。不过就已有的成就来看,机译系统的译文质量离终极目标仍相差甚远;而机译质量是机译系统成败的关键。中国数学家、语言学家周海中教授曾在论文《机器翻译五十年》中指出:要提高机译的质量,首先要解决的是语言本身问题而不是程序设计问题;单靠若干程序来做机译系统,肯定是无法提高机译质量的。另外,在人类尚未明了人脑是如何进行语言的模糊识别和逻辑判断的情况下,机译要想达到“信、达、雅”的程度是不可能的。这些都是制约机译质量提高的瓶颈。③情报检索。情报检索中的关键是情报检索语言的建立。这种语言应能准确表达文献主题和提问主题所需的词汇语法,不应产生歧义,并且便于用程序运算方式进行检索。④汉字信息处理。汉字字形繁复,字数庞杂,而且存在大量的一音多字、一字多音现象。这给编码输入带来很多麻烦。为了使编码简单易学、操作方便、输入迅速,需要对汉字进行多方面的研究。机器应用语言学除了以上这些课题外,还涉及自然语言理解,言语统计和少数民族语文的信息处理。

4.微观语言学和宏观语言学(1)微观语言学

微观语言学只研究语言结构本身,而不研究语言与其他现象之间的关系,如语音学、语法学、语义学、历时语言学等,注重研究语言结构状态和内部规律的科学。通常包括语音学、语义学、词汇学、语法学等。语言内部结构的认识,语言学界并不一致。本世纪50年代以前,普遍认为语言结构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50年代以后,尤其是乔姆斯基的学说出现以后,许多人认为语言的内部结构是语音、语义和语法。这样,50年代以前语音学对语音的研究是语言里一个个的音,而现在则主要研究音位的系统。语义学是研究语言所要表达的语义系统。语法学则研究语言单位的组合及其规则。(2)宏观语言学

宏观语言学(macro linguistics)是相对于微观语言学(micro linguistics)而言的,具有跨学科特性,是研究与语言相关的边缘学科。宏观语言学研究的是与语言有关的现象,这是语言的边缘学科,主要包括社会语言学(socio linguistics)、心理语言学(psycho linguistics)、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计算机语言学(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其他的如实验语音学、神经语言学、数理语言学等。

四、语言学中的重要区别(一)共时和历时研究“共时研究”也称描写语言学,研究语言在某个时期内相对稳定的系统。“历时研究”也称历史语言学,研究语言在不同时期之内的发展和演变。如,谚语研究中的英语发展史,英语词源学等。(二)语言和言语

语言一词指一个社会所有成员所共享的抽象的语言体系,言语(parole)指语言的实际运用,即语言的实现。语言是抽象的,谚语是具体的,是一定时空中的言语事件;语言不是任何社会个体所讲的东西,言语却总是自然的言语事件中的有机成分;语言相对稳定、系统,言语却受个人和情景等因素支配。在索绪尔看来,言语是一堆杂乱无章的言语现象或素材,因此它不适于系统的研究,语言学家的任务应该从言语实例中抽取或提炼出语言来,即寻找和发现支配着所有言语实例的语言规则,并使之成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三)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

根据Chomsky的解释,语言能力是一个理想的语言使用者对其母语的种种规则的了解和掌握,“语言运用”则是这些知识在实际话语行为中的实现。“语言能力”使人说出也能听懂无穷多的句子,并且能够识别语病和歧义。“语言能力”是相对稳定的,而“语言运用”常常受制于心理和社会因素。因此,一个说话者的“语言运用”并非总是与其“语言能力”相等,有时它们之间有较大的差距。(四)口头语和书面语

关于语言(口头语言、言语、语言的语音形式)是第一性的,而文字是第二性的这一条语言大原则,语言学界几乎达成了共识。从历史角度看,语言产生的时间比文字产生的时间要早得多。少儿习得母语过程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先学说在学写。其次,文字符号只不过是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代表或记录口头语言的语音。与口头语言形式相反,文字知识一些书面符号或代码而已。它的重要性当然不可低估。首先可以越过广阔的空间,所以人们相互传递信件。其次,信息可以跨过漫长的时间,所以今天的人们可以读孔孟之道,可以读《史记》。再其次,因为口信经常失真,歪曲,导致间接口头交际的曲解和误解,因此,书信或书面信息更显它的优势。文字材料允许人们反复重视地阅读,而且百读不改其意。大多数现代语言学家都很重视口头语言形式。这一点与上世纪以及那以前的语法学家们把文字材料当作唯一的研究对象的做法是不相同的。(五)语言行为潜势和实际语言行为“语言行为潜势”和“实际语言行为”是英国伦敦学派语言学家、系统功能语法创始人Halliday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他主张从功能的角度研究语言。他发现,一个人在他的生活里有许多事情要做,同样,他有许多话要说,说给许多人听,论及不同的话题,而他每次的语言行为只不过是可供他自由选择的语言项目总库中的一项,这个总体中的每一句话都是潜在的语言行为(即潜势),一旦说出即成为实际语言行为。(六)横组合和纵聚合关系

横组合关系是一种线性关系,指一个单位和同一序列中的其他单位之间的关系,或共现的所有成分间的关系。处于组合关系的词必须满足一些句法和语义条件。纵聚合关系一种垂直关系或选择关系,指在结构的某个特殊位置上彼此可以相互替换的成分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共现的成分与非共现的成分之间的关系。同一聚合关系中的词语只受句法限制,语义因素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处于聚合关系中的词语有共同的句法特征,但是在语义上不能互相替换。组合与聚合关系就像坐标的两根轴,一起决定语言符号的身份。组合关系也叫水平关系或链状关系;聚合关系也叫联想关系或替换关系。(七)言语交际和非言语交际

言语交际主要是通过语言手段进行的交际,而非言语交际主要是通过手势、眼神、微笑、面部表情等非言语手段进行的交际。不同的文化非言语交际的手段不尽相同,如果用错,会导致分歧、误解和交际失败,有时甚至惹怒对方。因此,非言语交际行为和交际手段也不容忽略。(八)描写式和规范式(现代语言学和传统语法)“描述性研究”指语言研究者只是描述和分析语言事实;“规定性研究”只语言研究者为人们的所谓的“正确使用”制定种种规约,换言之,一个语言学者如果告诉我们语言中的情况或人们的言语现象,他是在“描述”,其研究便是“描述性语言学方法;如果他对我们职守划脚地说我们该怎么怎么做,他是在“规定”,其研究采取的是规定性语言学方法。20世纪前的语言研究(传统语法)多半是属规定学派,现代语言学研究大多是描述派。

五、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一)语言学的本体研究

1.19世纪以前的语言学研究

古典语言学起源于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和古代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7世纪的西方古典语言学研究中,定性研究占主导地位,实证研究比较少。此阶段,对语言的研究集中于对“词法和句法范围内的个体语言研究”。在研究某些语言现象时,研究者的哲学理念和主观分析还占主导地位。这些研究方法似乎缺乏科学性,但是正是这些哲学理念促进了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语言这个交际工具的了解。

最初的希腊语法是通过辩论产生的,在对语言进行详细的观察和描述后,他们把语言分成若干句子,然后把词归类,进而探讨了人和自然以及自然界和人类语言的关系。中世纪出现的思辨语法(speculative grammar)开始对句法进行探讨,并对词类的功能进行了描写。

与此相呼应的是我国“语文学”研究阶段,此阶段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定性研究。“中国文学家所从事的考据学作为方法论的总原则,用训诂、勘校和资料收集整理的方法对语言和历史进行考核和例证的归纳,从中得出结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定性研究。”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以规定为主,在推导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方面略有不足。

2.历史比较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

经过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积累,19世纪语言学研究进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时期。19世纪蓬勃发展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深深地影响了语言学研究。语言学研究不再局限于辩论以及对具体句法和词类功能的描写。受哲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的影响,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逐步“科学化,非宗教化和理性化”。他们试图找出语言的原始结构并且认为人类的语言与生物体一样,有其谱系发展历程。基于这样一种设想,历史比较方法是此时期语言学研究采用较多的方法。很多学者通过对语言的实地调查,搜集了大量资料;系统地研究一种语言的总体结构,而不是具体的几个句子或词汇,来与另一种语言进行比较。通过系统的比较同一种语言的历时发展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异同,画出了语言的谱系分类。在收集了诸多语言的语料基础上,对这些语料进行对比分类,区分出语言的基本类型。

3.现代语言学时期的语言学研究方法

现代语言学时期即指在语言学的发展历史上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到乔姆斯基1957年转换生成语法提出这样一段时间。经过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语言学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1916年《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发表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描写的方法开始在语言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索绪尔之后的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以及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秉承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衣钵,对语言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布拉格学派侧重于语言功能的研究,对语音和音位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归类;哥本哈根学派则侧重于语言结构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美国结构主义学派采用分布和描写的方法对语言的句子进行了详细切分和描写。

4.当代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

1957年,乔姆斯基《句法结构》的发表标志着语言学的研究进入当代语言学时期。乔姆斯基认为对语言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语言的表层结构,而应该专注于其深层结构。乔姆斯基试图采用形式化的方法推导人类大脑语言的产生机制,语言学的研究开始和数学及生物学联系起来。

乔姆斯基一反传统的以归纳为主的研究方法,其对语言机制的研究以演绎为主,所有的研究不是为了描写而是为了解释。他要“通过研究人类语言为人脑的特定结构建立一个解释性的理论模型”。基于构建理论模型的需要,他提出若干转换规则,在此规则上,各种有标记特征的词进行转换和推导。“语言的词汇好像公理系统的初始元”而后在这些初始的基础上进行演算,进而形成公理。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不仅充分使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术语,而且系统运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方法,使语言学的研究更加科学化。“乔姆斯基的具体研究方法主要有:比较归纳法、理想化的方法、形式化的方法。”

比较归纳法(comparison)首先对语言体系中同一句法构建现象进行比较,然后进行归纳。例如首先对谈话者的语言进行观察,而后概括出最简规则。如乔姆斯基通过对语言的观察提出了短语结构规则、转换规则、语素音位规则等。

生成语法的研究还采用了对比研究法(contrast),有一种语言内部的对比研究以及两种或多种语言之间的对比研究。一种语言内部的对比如:

星期天我休息。

我休息星期天。

上述两句话为什么a能说而b不能说?两种语言间的对比如:

What are you doing?

你在干什么?

为什么a句中疑问词提前,而b句没有。生成语法与传统语法不同,生成语法解释上述原因不用描述的方法,而是通过对比揭示其语言表层结构及深层结构的转换生成机制。

理想化的方法(idealized method)则是生成语法认为人类的语言系统有一个完整的普遍语法。通过对理想谈话人的话语进行剖析便能发现。先总结出简单的规则而后逐渐深化,层层逼近,最后达到对普遍语法的全面解释。

形式化的方法(formal method)最初用在逻辑科学中。“在逻辑科学中是指分析、研究思维形式结构的方法。它把各种具有不同内容的思维形式(主要是命题和推理)加以比较,找出其中各个部分相互联结的方式,如命题中包含概念彼此间的联结,推理中则是各个命题之间的联结,抽取出它们共同的形式结构;再引入表达形式结构的符号语言,用符号与符号之间的联系表达命题或推理的形式结构。”形式化的方法在生成语法的研究中运用最为广泛,生成语法学者把语言学的研究成果用专用符号和公式来表达,然后运用数学的基本原理进行验算和推导。

当代语言学时期还有两个重要的流派即为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潜心于语言功能的研究,关注语言的使用,探讨语言和语言使用的关系。系统功能语言学者采用“普通研究、适用研究、实用研究、互补与整合、个别描写与普通描写”的方法对语言学进行了描写,他们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是为实现对意义的普通描写服务的,同时也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普通语言学理论的佐证和保证”。

认知语言学是以认知科学和体验哲学为理论背景,作为对形式语言学的反动而发展出来的一种语言学研究思潮。内省的研究方法为认知语言学中运用较多的一种方法,运用对比和抽象分析的非直接分析法;参证分析方法:诸如别人的内省报告、话语的数据分析跨语言分析、历时分析、语境和文化结构评估、心理语言学的观察与实验技术、神经心理学的实验以及神经科学的一起探查等;其次还运用了类型学方法,如自然类及分类中的分类等。(二)语言学的应用研究

与“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语言本体研究相对应的是语言的应用研究。随着语言学理论和语言学研究的蓬勃发展,出现了一系列以语言运用为基础,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学科,如社会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这些交叉学科发展和丰富了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外语教学在语言学应用研究领域占了很大比例。语言教学的相关研究,一般是根据语言本体理论研究提出的某些教学方法,如视听法,交际法等,在实践当中对其进行考察和研究。研究者在选取这样的教学法后,设计实验方案,而后进行剖析印证。在二语教学和习得中,学习者的差异往往很大,诸如智力上的、生理上的、心理上的因素等等都会对结论产生影响。在相关定性的方法不足以说明问题时,实验的方法往往成为首选。国内学者文秋芳等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在外语教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

在社会语言学研究中,社会语言学者首先会对自己所要调查的范围中进行抽样,如Labov在调查纽约是各个阶层的英语特征时,即用了抽样的方法。然后通过访谈,参与观察法,快速匿名调查法,电话采访,实验法,问卷调查等方法收集资料。资料收集完成后即开始进行定性或者定量研究。

神经语言学采取实验的方法,辅助与影像,医学技术等手段研究失语与失读病例病因及对策。

计算语言学则是把语言学的本体研究和计算机科学技术结合起来。计算语言学通过建立一个形式化的模型,通过研究人类语言,通过计算机对相关数据的分析和处理,使计算机能够具备人类大脑的功能或部分功能,致力于对人工智能的探讨。第二节语言学的发展史

一、传统语言学(一)古希腊语言学

对于文字记载的语言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当时的语言研究是在哲学研究的范围内展开的,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就对语言问题进行过两场有名的大论战。第一场论战是在“自然发生派”和“约定俗成派”之间展开的。论战的焦点集中在语言的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上。“自然发生派”认为,单词的形式反映了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事物的名称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他们以语言中的象声词为依据,得出语言是自然发生的结论。“约定俗成派”则认为,事物的命名是人们在实践中互相约定的,和事物的性质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语言中的象声词是极少数,即使没有它们也不会影响语言交际。由此,他们认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产物。这场论战持续了很久。虽然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但它促进了对词源的研究,对词的各种关系的分类产生了兴趣,可以说是在哲学这个总的框架中研究语法领域开创了的先河。

第二场论战与第一场论战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在“变则派”与“类推派”之间展开的。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语法结构是否规则这一问题上。“变则派”认为,由于语言是自然发生的,所以也是不规则的,并以语言中许多不规则现象作为立论的依据。“类推派”则认为宇宙间日月的运行、四季的轮转是有规律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受法则支配的,语言也不例外。它虽然有不规则的现象,但总体来说还是规则的。由于希腊语既有规则的成分,也有不规则的因素,所以论战的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但双方都对语法理论的产生有较大的贡献。“变则派”的贡献在于他们辨别出了主要的语法范畴;“类推派”的贡献则在于他们确定了主要的屈折变化形式。

早期的希腊学者对语言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词源学、语音学和语法学三个方面。其中语法学所取得的成绩最为突出,对传统语言学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8-348年)在“自然发生派”和“约定俗成派”的论战中持中立态度。他认为,有些词直接反映了事物的本质;但有许多词,其语音形式与意义之间究竟有些什么联系是无法判断的。他在分析单词与意义的关系时,把词分为主词和述词两大类(大致相当于名词和动词),是西方语言学史上第一个对词进行分类的学者。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年)是位坚定的“约定俗成论”者。他认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是有规则可循的。他在柏拉图的词类两分法的基础上把那些既不属于主词又不属于述词的词自成一类(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连词)。他还注意到名词有格的变化、动词有时态变化等这样一些结构上的特征,并第一次给词下了定义。

后来的“变则论”者斯多葛学派(The Stoic School)又在亚里斯多德的词类三分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词分为冠词、名词、动词和连词。后来又把名词分为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他们还对动词的时态和名词的格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认为名词有主格、宾格、与格、所有格和呼格之分。

在古希腊时期,对传统语言学作出较大贡献的是亚历山大里亚学派(The Alexandrian School)的特拉克斯(约公元前一世纪)。他在名为《读写技巧》的只有15页的小册子中,把词分为名词、动词、分词、冠词、代词、介词、副词和连词八大类。这本小册子对后世影响很大,在此后将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欧洲的语法学家在分析其它语言时,仍将词分为八大类,尽管所用的术语略有不同。

特拉克斯对语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词法上。最早对希腊语句法进行全面描写和分析的是公元二世纪在亚历山大里亚从事著述的狄斯考鲁。他名词与动词之间的关系入手,再分析描写其它词类与名词和动词的关系。同时,对动词与名词或代词在人称和数的一致关系、对一类词代替另一类词的替换关系等问题也进行了研究。他的句法分析和描写为后来区分主语和宾语、区别主从结构等奠定了基础。(二)古罗马语言学

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希腊的统治地位逐渐由罗马帝国所代替。到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的统治已相当稳固。在罗马帝国统治西方文明世界的年代里,研究语言的空气比较活跃,并已经了解到古希腊的两次有名的大论战,也了解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和斯多葛学派对语言问题的看法和他们的成果。瓦罗(公元前116-27年)曾对“变则派”和“类推派”的观点进行过详细地叙述和说明,同时也对拉丁语法作过大量的分析。他把语言研究划分为词源学、形态学和句法学三大部分。在西方语言学史上是他首次把派生结构和屈折结构区分开来,并发现拉丁语的名词除了有希腊语名词的五个格之外,还有一个夺格。

昆提利安(公元35-95年)是一位对教育比较关心的学者,在语法方面也有过一些论述。他认为语言的正确运用应合乎推理、应仿效权威和引经据典。在词汇的发展过程中,意义比其形式重要得多,因此词汇的选用应遵循自然逻辑和类推这一基本原则,即应合乎推理。要判断现行的用法是否正确,则应求助于那些受过教育的权威人士,看是否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如果学者之间对某一用法意见不统一,就应在古代的经典中查找证据。这些主张无疑对后来的传统语言学家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在制定语法规则、对某一用法进行硬性规定时,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到这些原则。

在所有的拉丁语法学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当属多纳图斯(约公元四世纪)和普里斯基安(约公元五世纪)。普里斯基安所著的一套18卷的语法书可视为拉丁语法的代表作。在这部巨著中,普里斯基安运用特拉克斯和阿波洛纽斯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对拉丁语法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描写。他基本上全盘借用了希腊学者的语法体系,只是由于拉丁语没有冠词而将其改为叹词,甚至连瓦罗区分开的派生结构和屈折结构也没有被他接受。总的来说,绝大多数的拉丁语法学家都同普里斯基安一样,注重用希腊语法的模式来分析拉丁语法,而对语法理论少有建树。他们对语言学的最大贡献就是建立了拉丁语法。

普里斯基安的拉丁语法虽然没有什么独特的见解,但它对传统语法的传播却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后来的好几个世纪中,拉丁语法一直袭用这一模式。在中世纪,其它语言的语法书相继问世,12世纪中叶就已经有希伯来语语法、阿拉伯语语法、古爱尔兰语语法等。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都有了自己的语法。但所有这些语法都是以希腊语法或拉丁语法为模式的。

二、历史比较语言学(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形成

讨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成就与发展,我们不能忽视古印度语言研究在历史比较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古印度的语言研究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就已蓬勃发展,富有成效。巴尼尼(约公元前四世纪)的梵语语法《八章书》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讨论问题的深入程度、自身的系统性以及表述的简练性是其他语法书无法比拟的。在巴尼尼之后,古印度的语言研究更加兴旺,先后出现了十多种语法派别,尽管它们或多或少都打上了巴尼尼语法著作的烙印。古印度的语言研究有两个方面是西方传统语言学望尘莫及的:一是对语音问题研究;二是对单词内部结构的研究。虽然直到18世纪末西方学者才开始大量接触到古印度学者的语言研究成果,但正是因为古印度学者对梵语语音所作的准确详尽的描写才使得梵语同拉丁语、希腊语和其它日耳曼语言的比较成其为可能。

虽然语言学界公认19世纪是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时期,但早在12世纪,冰岛一位姓名不明的学者就根据词形的类似来确定冰岛语与英语的关系,进行了语言的比较研究。14世纪初,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的《俗语论》问世。虽然这是一本讨论方言问题的著作,但也涉及到了语言的起源问题:不同语言是同一源语言经过时间的推移和说话人的移居而造成的。16世纪的斯卡利格(1540-1609年)和17世纪的莱布尼茨(1646-1716年),都对语言的起源问题感兴趣,并试图将语言分成不同的语系。到了18世纪,已经有人收集有助于比较研究的各种语言材料,如德国人帕拉斯的《世界语言比较词汇》就是一例。18世纪末,西方学者开始接触并掌握古印度语——梵语。通过比较研究,他们发现梵语和欧洲的几种主要语言在某些词汇层次和语法结构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其中,英国学者W。琼斯爵士(1746-1794年)在1786年举行的亚洲学会上宣读的论文影响最为显著。在这篇论文中,他根据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的相似性断言,这三种语言源于同一源语言。从而正式揭开了语言学史的新的一页。(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历史比较语言学指的是采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对语言之间的系统对应现象进行解释,从而揭示语言的历史渊源、语言的演变规律及其亲缘关系。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工作最初是由在东印度公司任职的英国学者琼斯(W·Jones)开始的。琼斯在1786年首先提出了梵语同欧洲古希腊语、拉丁语有着共同的来源这一观点,但他并没能找出它们之间的语音对应规律。因此,他的研究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历史比较语言学。一般认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人是19世纪丹麦的拉斯克(R·Rash)、德国的葆朴(F·Bopp)和格林(J·Grimm)。这三位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先驱广泛地调查了一大批诸如梵语、希腊语、拉丁语、冰岛语、立陶宛语、峨特语等古代和现代语言,对它们的词形作了系统的比较,找出了其中的语音对应规律;由此确定了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另一位影响较大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是德国的施来赫尔(A·Schleicher)。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致力于古印欧语的重建工作,并提出了所谓谱系树理论(Family Tree Theory)。该理论认为,一个语系就好像一棵树,亲语是树干,子语是树枝,构成一个谱系树。谱系树理论的提出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大进展。一个语系从假设的原始母语逐步演变到各种语言的历史过程一目了然地展现了出来。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以保罗(H·Paul)等人为代表的新语法学派(Neogram marians),该学派的出现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又推进了一大步。新语法学派认为,历史比较语言学不应该只是对语言变化做单纯的描写,而应该联系语言的使用者探讨语言变化的本质。他们把语言变化的规律归纳为两条极其重要的原则:一是语音规则无例外论,二是类比原则。随着科学的发展和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些局限性,如孤立地研究语言单位而忽视了语言的体系性、强调对语言现象的历史比较而忽视了语言的整体性等,便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到了20世纪初,语言的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酝酿着一场重大的变革。19世纪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世纪。1808年,施勒格尔(1772-1829年)发表了题为《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的学术论文。他强调语言内部结构方面的研究,指出梵语和拉丁语、希腊语、日耳曼语等在词汇及语法关系方面有着亲缘关系,并首次使用了“比较语法”这一术语。19世纪初从事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学者中,最著名是丹麦的拉斯克(1787-1832年)与德国的格里木(1785-1863年)和葆朴(1791-1867年)。拉斯克在1811年出版了一本讨论古北欧语的语法书,1830年又出版了一本讨论古英语的语法书。在这两部书中他首次使用语音对应关系来比较不同语言中的词源形式。后来的“格里木定律”中的各种对应关系实际上是由拉斯克首先提出并用例子加以证明的。格里木1822年出版的《德语语法》(第二版),用较大的篇幅来讨论字母,阐述了德语与其它印欧语言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他所发现的这些语音对应规律被后人称为“格里木定律”。葆朴的语言研究目的是为了找出语言的原始语法结构。他在《比较语法》一书中宣称,他的目的在于对有关语言进行比较描写,探索支配这些语言的规律及其屈折变化的起源。就是在探索原始语法结构的过程中,他发现了比较语法的原理。有人在评价他发现比较语法原理时认为他的发现可以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相媲美。

19世纪中叶的语言学家几乎都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语言,其中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是施莱歇尔(1821-1868年)。在他众多的著述中,最主要的当属《印度日耳曼语言比较语法纲要》。该书于1861年出版,后来曾再版过四次,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施莱歇尔根据语言的共有特点而将其分为不同的语族,并用谱系树形图来表示语言的历史渊源和体系。他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认为语言的生命同动植物的生命一样,都有成长期和衰老期,因此语音的变化是严格按照规律进行的,这些规律与自然规律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语言发展史,研究语音的变化规律。在《印度日耳曼语言比较语法纲要》中,他用了约三分之一的篇幅来研究语音。他的这种观点对后来的青年语法学派的影响尤为明显。(三)青年语法学派

青年语法学派产生于19世纪末叶,并在当时的语言学界占统治地位。其代表人物有雷斯琴(1840-1916年)、奥斯特霍夫(1847-1909年)、勃鲁格曼(1849-1919年)、维尔纳(1846-1896年)、德尔勃吕克(1842-1922年)等人19世纪70年代德国莱比锡大学K.布鲁格曼、H.奥斯特霍夫、B·德尔布吕克(1842-1922)、A·莱斯金、H·保罗等人建立。因为他们对梵语与古希腊语的关系提出了新见解,老一辈语言学家如G·库尔蒂乌斯等深为不满,称他们为“青年语法学派”,含有揶揄之意。但是他们欣然接受了这个名称,后来人们也就沿用下来。在语言学界,现在一般叫做“新语法学派”。新语法学派的材料和思想,导源于19世纪前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J·格林和中期的A·施莱歇尔等人。这个学派指出,梵语有些词形比古希腊语距离原始印欧语原状更远,原始印欧语词根并不都是单音节的等等。新语法学派强调两点:一是语音演变规律无例外,二是语音变化中的类推作用。远在1822年,格林就提出了语音演变规律,人们也曾看到有些例外情况,1875年K·维尔纳提出了补充说明。新语法学派因此觉得历史音变已得到了充分解释。1878年,布鲁格曼和奥斯特霍夫在一篇文章中宣称,语音变化按规律进行,没有例外,跟自然科学一样,有其严格的规律。他们说,人类语言变化的因素不外乎心理、生理两种,可是语音变化是缓慢的,不自觉的,所以“语音定律的活动完全是盲目的,依照自然的盲目需要而进行。”他们没有注意到,语言演变是社会历史现象。语言不是脱离说话人而存在的实体,语音演变要受社会和历史两方面的制约。语言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有预见性,不能预言有什么音变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在类推作用中,新语法学派看到了语音演变的心理因素。类推作用是以某些词或形式为标准,改变另一些词或形式来与之看齐。如果这样,就会产生不遵循语音演变规律的现象。例如拉丁语变为古法语,按规律a音应有两种新发展:非重音的a保留原状,如“爱”的不定式由拉丁语amare变为古法语amer,但是在m或n之前的重音a都变成ai,如拉丁语“我爱”amo变成古法语aim,拉丁语“你爱“amas变成古法语aimes,拉丁语“他爱“amat变成古法语aime(t)。这样,在拉丁语中,同是一个“爱“的词根,在古法语就有am-和aim-两种不同的形式。后来法语以aim-为标准进行类推,结果变成现代法语的aimer、aime、aimes和aime、am-这个词根形式就消失了。这样讲类推作用,能说明许多音变现象,但是语音演变是复杂的,有的音变并非由于类推,而由于其他原因,例如避免产生同音词,避免与忌讳名称发音相似,或者对词源有所误解等等。只讲类推作用,仍然不能把一切例外都讲清楚。新语法学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影响很大。除德国人外,其他国家的语言学家,如丹麦的V·L·P·汤姆逊和维尔纳、俄国的Ф.Ф。福尔图纳托夫等都自称属于这一派。新语法学派提倡研究方言,但受到方言地理学家H·舒哈特和J·吉耶龙(1854-1926)等人的强烈反对,他们经过实地调查之后,认为语音在空间和时间方面的情况复杂而且变动不居,不能像新语法学派那样划出清楚的界线,说什么地区的方言在什么时候总是发什么音,毫无例外。

三、现代语言学

在19世纪末的语言学界,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语言研究已到达顶点,科学的语言研究方法就是历史比较法。20世纪初,语言学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折而进入到现代语言学时期。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1857-1913年),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尽管索绪尔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特别是在印欧比较语言学中作出重大贡献而在语言学界崭露头角,但真正使他享有“现代语言学之父”这一美称的却是他在1906年至1911年期间为日内瓦大学的学生开设的“普通语言学”课程。1913年他去世之后,他的两位同事根据学生所作的笔记和他所留下来的讲稿整理出了《普通语言学教程》这部不朽的著作,并于1916年出版。索绪尔主张把语言和言语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分开来。他认为语言是抽象的语法规则系统和词汇系统,它潜存于人们的意识之中,是社会产物,不从属于某一个人。言语是说出来的话或写出来的文章,因此运用同一语言的人很少有同样的言语。言语是由个人通过运用语法规则将语言单位组织起来的结果,因此言语是语言的具体体现,而语言则是对言语的抽象。虽然言语是可以直接接触到的素材,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却应是语言。他主张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区别开来。他虽然承认社会史、文明史等因素与语言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但认为这些因素不会触动语言的内部系统。研究语言内部系统的内部语言学完全没有必要知道语言是在什么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在他看来,语言学就是一门研究语言内部系统的科学。他主张将共时性的研究同历时性的研究区分开来。在他之前,人们研究语言往往是纵向地追溯语言的历史,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语言现象,甚至有人认为唯有历时性的研究才是科学的。索绪尔认为对语言进行共时性的研究,即对语言作出静态描写也是一门科学,而且还优于历时性的研究,因为对说话的大众来说,历史变化是很少在考虑之列的。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在构成关系系统时存在于两种关系之中,即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之中。组合关系与语言成分的线性排列次序是一致的,而聚合关系则是以语言项目中一定成分的选择为条件的。索绪尔认为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也就是说语言是一套规则体系,而不是具体的材料。规则体系是相对固定的,约定俗成的,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索绪尔对现代语言学的贡献还在于他确立了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所必需的特点。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结尾处指出:“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就是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虽然这段结论性的话语的后半部分在语言学界尚有争议,但它确定了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和相应的研究方法,明确了语言学成为一门学科所需的特点。索绪尔对共时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来涌现出的各种学说和流派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他的这些观点的影响。

四、当代语言学(一)乔姆斯基与转换生成语言学

本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1928年-)的《句法结构》问世在语言学界掀起了一场新的革命,并由此而产生了一个新的学派——转换生成派。转换生成派在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的土壤上产生,并在同结构主义决裂和挑战的过程中成长起来。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研究应致力于探索人的内在的语言能力,不应满足于对言语行为这种表面现象的观察和描写。结构主义研究语言的目的是为了对语言进行分类描写,而在乔姆斯基看来,语言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套形式化的演绎系统,一套有限的语法规则。这套规则既能生成出无限合乎语法的句子,又能解释各种句子内部的语法关系和语义上的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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